農村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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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民以食為天”，農業安全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是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我國是一個大國，解決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安全問題，必須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我國農村原本從事農業的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向城市和工業領域流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城鎮和工業的發展。2004年發生“民工荒”現象以來，我國勞動力供給持續緊張，農民工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我國正在從“勞動力絕對剩余階段”進入到“勞動力相對剩余階段”。這意味著農地流轉也將面臨新的形勢。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長期以來，普遍認為我國農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是剩余的，絕對數大約有1億到1.5億，農村剩余勞動轉移的任務任重而道遠。然而，2004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不但沒有像預想中那樣很快消失，反而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課題組”2006年對2749個村的調查顯示，74.3%的村認為能夠外出務工的勞動力都已外出。根據蔡（2007）的估算，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余比例僅為10.7%，這同原來剩余比例為三分之一的觀點差距巨大。這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總供給的特征正發生變化——越過了勞動力轉移的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

筆者在廣東河源招元村、長洲村、黃石村等地的調研對上述觀點給予支持。例如：黃石村村委會的該村外出打工情況的數據顯示：2007年該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約占黃石村總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員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戶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戶，只有16戶家中無人外出打工。而家中無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無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廣東龍川縣長洲村進行的為期一周住戶調查亦發現農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兒童留守。因此可以對形勢做出一個基本判別，即作為我國經濟最早起步亦最發達的廣東農村中的可以轉移的勞動力已經基本轉移完畢。

二、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供給方分析

根據二元經濟發展理論預測，勞動力轉移將促進農地集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上升。然而，筆者在廣東的調研顯示實際情況同理論預測大相徑庭。

第一，撂荒現象嚴重并有加劇的趨勢。黃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務工的人員，家庭經濟主要依賴農業的情況已經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農業生產之外。胡靖、張威2007年調研發現，在食物消費得到保障之后，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繼續投入勞動的積極性開始降低，即使是擁有上等的水田，他們耕種的欲望也并不強烈，更不用說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種的田。1989年第二輪承包經營時黃石村水田總面積534.3畝，目前，在七個小組中，有六個的“撂荒率”都超過了10%（其中五個超過15%，1個超過10%）。劉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個低于10%的。而這是由于劉屋是黃石鎮的鎮府所在，學校、機關、工商業用地大部分都要從劉屋征得，因此，劉屋的水田面積是七個村小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況就相應地輕了很多。到2003年，黃石村水田的面積減少到413.78畝，減少量為120畝。

第二，農地承包經營權集中的現象沒有發生。黃石村的水田統計顯示，除上寨小組外的六個村小組，共計246戶，其中除5戶的耕地數量沒有減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這一點在劉屋組表現的最為極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態使得村民們對地權變動的反應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時，村民們一致同意全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調整一次，可見土地按人頭分配是黃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農業生產呈現老人農業的特點。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為青壯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種田務農并帶孫子。目前廣東的家庭農業生產已經由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擔起來了。

應該說目前發生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已經對農業生產帶來了不利影響。具體的影響體現在：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化使得農戶不再重視農業生產，撂荒現象上升；勞動力價格上升使得農業生產成本提高；高素質勞動外流使得農業生產由中老年人承擔起來。主流學者提出必須通過土地流轉將農地集中起來，實現規模經營才能破解目前農業面臨的難題，筆者對此也表示認同。然而葉劍平等（2006）發現鼓勵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第二輪土地承包政策出臺以來，我國并沒有出現如理論界所預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流轉的。筆者2006～2007年間在廣東農村的調研也只觀察到顯著的勞動力外流現象，而沒有發現與之相匹配的農地流轉發生。

顯然，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并不會必然帶來農地流轉。雖然目前我國勞動力緊缺的形勢使得農村勞動力可以較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遠高于務農的收入，但是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并沒有被完全打破的情況下，農民工依然難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擁有的各類保障，無法在城市安家置業，當其老去后唯一的選擇就是返回農村養老。農地在事實上成為農民最后的社會保障，所以黃石村的農民雖然不重視農業生產，卻非常重視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為價值取向、在集體內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為必然的選擇，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為取向的土地流轉和集中經營方式相抵觸。因此，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并解決了養老保障問題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的社會價值，大規模土地流轉不會發生也不能發生，作為土地流轉的土地供給方——外出務工農民不會愿意將其流轉出去。

三、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需求方分析

解決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后，已經轉移的農民會愿意將其土地流轉出去。例如：成都在城鄉統籌的試驗中就采用“雙放棄換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動農民自愿放棄土地經營權，實現了農業的集中規模經營。但是這樣只是解決了土地流轉中的供給方問題，還沒有解決其中的需求方問題，即由誰來承包農民放棄經營的土地，承包后又經營何種項目，就像黃石村中存在大量閑置土地可供免費的短期經營，卻無人愿意耕種。

從目前的農地流轉實踐看，廣東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后主要被企業用于發展優質經濟作物、反季節作物和水產養殖等高附加值農業（張德揚，2004；楊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僅僅從產值上來衡量，這些土地流轉無疑具有較高經濟收益，但是從中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幾乎沒有流轉后的土地是拿來集中生產糧食的。根據中國農業統計年鑒2003～2006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的谷物種植畝均凈利潤大約在150元左右浮動，在所有種植品種中位列倒數第一。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不會主動投資生產利潤率最低的種植品種。因此，任由土地流轉在市場的力量下自發進行的必然結果就是糧食生產萎縮。

既然規模化種植對企業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機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廣東和湖南糧食生產情況的對比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調研發現，在廣東幾乎沒有多少農戶愿意擴大糧食種植規模，一些原本高產的良田都閑置了。胡靖對廣東部分農戶糧食生產的成本與收益微觀分析發現，如果不計算勞動力成本，每畝水田可以凈收入兩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機械化的現狀下，只要將勞動成本計算在內，則不管是上等田還是普通田，被訪的所有農戶都是虧本的。而在機械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湖南地區情況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僅限于不便于生產的低產田或難灌溉田。周異2008年對湖南楊橋村55歲馬姓種糧大戶的調研可以作為典型案例來說明。該戶采用機器來進行耕田與收割，在當地承包了20畝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災的情況下，種植的20畝兩季水稻總收益依然達到一萬元左右。以2個月農忙時間計算，夫妻兩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們對此比較滿意，并表示機械化種田不累，還愿意繼續擴大耕種面積。

可見在勞動力工資普遍上升的今天，務農的機會成本不斷提高，采用機械化替代勞動力是保證糧食種植依然能夠對農民擁有吸引力的關鍵。廣東的經濟發達，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機會多，使得其務農的機會成本要高于次發達地區。而較低的機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較多的勞動力，廣東農戶自然會很理性的將自己的糧食生產萎縮在了自給自足的規模，并且改為家庭中機會成本最低的老人來從事糧食種植。而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降低了農業中的勞動力投入，擴大了規模，農民能夠從中獲得足夠的收益，糧食生產就能夠保持穩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規模經營與機械化并沒有徹底解決農業的產業缺陷。水稻種植的產業缺陷決定種植者在機械化規模種植的情況下，生產周期中的勞動時間同樣是間斷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個月的生產周期來平均，楊橋馬姓種糧大戶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規模化種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農就業相對困難，務農機會成本較低的中老年勞動力，而對可以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同樣缺乏吸引力。糧農會按自己能力的強弱順序，由強到弱依次放棄糧食生產，最后存在的糧農必定是農村能力最差的弱勞動力和半勞動力。政府必須對農業特別是其中產業缺陷最為明顯的糧食生產進行補貼，以彌補農民的機會成本。

四、結論

隨著勞動力外流造成的農村勞動力緊缺現象日趨加劇和勞動力價格的不斷攀升，農業生產已經由農村的中老年人承擔起來了，這無疑給農業安全的未來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集中經營是在未來保證農業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過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第一，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層以公平為導向，而并非效率。給與農民平等的國民待遇，讓他們獲得社會保障，是外出務工農民愿意將其土地流轉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農業項目的機會成本或利益最終在決定著農地的流轉趨勢。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實現土地的集中經營，自然也更容易實現產權的變遷。

第三，勞動力流動使得務農的機會成本不斷提高，采用機械化替代勞動力是保持糧食種植對農民吸引力的關鍵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質勞動力返回農業的話，針對農地流轉的政府補貼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經濟發達地區非農就業容易，有利于擴大土地流轉的供給意愿，但也會提高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導致農戶擴大農業規模、集中經營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經濟發達地區并不天然地易于實現農地集中經營。

參考文獻：

1、蔡昉.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2、葉劍平,蔣妍,豐雷.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調查研究[J].中國農村觀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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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不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家庭暴力都是一個嚴重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1】。我國有關法律文獻將“家庭暴力”定義為:“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它不利社會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

而潮汕地區位于廣東省的東部。由于其獨特的經濟、歷史和文化環境，該地區的家庭暴力情況會呈現自己的特點。但是，綜觀各種文獻，研究家庭暴力資料很多。但是，它們大都把研究的對象放在全國上，很少涉及地方。研究潮汕地區家庭暴力情況的資料基本沒有。而此次研究便是研究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現狀和原因，并提出解決該問題的對策。這既有利于豐富家庭暴力的相關研究理論，也有利于為人們解決該問題提供參考，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2.研究方法

2.1問卷

根據刑法、婚姻法關于家庭暴力的相關法律條文，以及相關的研究文獻，自編家庭暴力調查問卷。

在潮汕地區發放問卷，問卷在市區發放300張，在農村發放300張，一共600張。回收問卷570張，回收率為95%。

2.2統計分析

收集調查數據，運用SPSS12.0進行統計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運用因素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

3.結果

3.1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形式是精神虐待。

根據各因子包含的信息，將因子1命名為“精神虐待”；將因子2命名為“軀體虐待”；將因子3命名為“經濟侵犯”。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精神虐待”這個因子在旋轉后的方差貢獻率為31.266%。可見，精神虐待是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

3.2男女雙方所承受暴力差異很大。

在表2中，精神虐待（P=0.000）、軀體虐待（P=0.001）和經濟侵犯（P=0.018）這三個因子的P值均小于0.05。二者的差異性顯著。可見，潮汕地區男女雙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3.3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在表3中，三個因子精神虐待（P=0.974）、軀體虐待（P=0.261）和經濟侵犯（P=0.494）的P值都大于0.05。城市與農村二者的差異性不大。因此，城市與農村的家庭暴力現象的差別不大。

綜述所述，潮汕地區的家庭暴力現狀呈現一下幾個特點：1.精神虐待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形式。2.男女雙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異很大。3.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4.討論

筆者認為潮汕地區的家庭暴力之所以呈現以上幾個特點，主要是由以下三個原因造成的。

4.1對精神虐待的忽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普遍認為家庭暴力只是表現為對軀體的傷害。因此，人們會比較注意家庭中的軀體傷害事件，而對精神傷害的關注會表較少。這是因為“由于精神暴力很難被外人直接發現,當事人自己也難以表達所遭受的精神傷害,所以這種形式的家庭暴力對家人的傷害更加隱蔽。”【2】另外，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潮汕地區有很好的保存。傳統文化中愛護身體的觀念也深深影響了潮汕人，使他們在侵犯時更多選擇了精神，而不是軀體。這些導致了精神虐待缺乏足夠的制約機制，成為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

4.2重男輕女的觀念

“潮汕地區自古封閉，三面環山，一面向海。”【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或者闖蕩海外謀生，便是潮汕人的出路。而出海、上山這些高危性勞作自然難以由女人勝任，而只有由男人來承擔。因此，自古以來男人便成為了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他們深受傳統觀念，特別是三綱五常的的影響。這就導致了潮汕地區的男權主義極為嚴重。而女性在面對不公平時又選擇了逆來順受。所以，重男輕女的現在在潮汕地區較為普遍。這就造成了男女雙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異很大。

4.3城鄉聯系緊密

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造成了潮汕人與粵北的客家人和珠三角地區廣府人聯系較少，另一方面使得潮汕人之間聯系較多。在潮汕地區，城市與農村在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相互影響，相互聯系。他們在家庭觀念上也極為相近，差異性不大。因此，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5.對策

5.1改變觀念

為了保護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利益，消除家庭暴力的現象，需要改變人們一些錯誤的觀念。

一方面，我們需要改變人們對家庭暴力的傳統觀念。在上文中，我們知道精神虐待之所以成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一般只是關注軀體虐待，而忽視精神虐待。因此，人們應該全面認識家庭暴力，全面的保護自己的權利。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改變人們重男輕女的觀點，提倡男女平等。不僅男性要認識到這一點，女性更要意識到這點的重要性。面對家庭暴力，女性不應該選擇逆來順受，而是要善于保護自己的權益。

5.2完善相關法律

《刑法》、《婚姻法》等法律都對家庭暴力進行了定義和限制。但是，其中的條文大多只是與軀體虐待相關，對精神虐待和經濟侵犯的限制較少。因此，相關部門可以完善相關的法律，對公民的合法權利進行全面的保護。

參考文獻

【1】張亞林.論家庭暴力[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5,14(5):385

【2】何蕾.家庭暴力的狀況[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1（1）：39

【3】馬發騰.潮地婚姻庭觀念剖析[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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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農村金融中存在的問題

2.1財政投入不足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對于農村準公共產品的提供，市場機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政府仍然應發揮主導的作用。但據統計資料顯示，建國以后至2005年，除個別年份外，我國政府的財政支農資金絕對額是增長的，但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財政投入不足10%的水平與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極不相稱。

2.2農村金融服務渠道單一化

雖然經過多年改革，但是農村金融服務渠道單一化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農村金融體系主要由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和農業發展銀行構成，而除了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外，其他銀行機構很少在農村地區發放貸款，大都把資金轉到城市。同時，商業銀行在農村吸收的資金絕大部分流回城市，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實際上也成為農村資金流出的重要渠道。現實中，實際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任只能落在了農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在實際運作中，農村信用社過分看重業績增長，以追求贏利為主要目標，偏離了為社員服務的主要原則，難以達到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目的。

2.3農村金融產品單調，業務單一

由于長期以來農村金融業處于無競爭狀態,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大多缺乏金融服務意識,經營方式粗放,不注意金融產品的需求創新,滿足于坐等顧客上門；農村可選擇的金融產品僅有存款、貸款、保險等，且基本上是城市金融產品的簡單移植，金融機構沒有適時根據農民需求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就是在一些傳統業務上,也缺乏創新。

2.4民間金融組織活躍但缺乏有效監管

正規金融機構缺乏活力，在客觀上為各種民間金融活動提供了發展空間,很多地方民間借貸甚至成為農村資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據調查，民間借貸占整個農村資金市場總量的30%到70%不等，且越是落后的地區民間金融組織越為活躍。雖然民間金融活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資金緊張的壓力,但是，民間金融活動中存在的不規范、風險高、糾紛多、盲目性大等弊端容易造成社會動蕩,很可能會加重農戶及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

3完善農村金融的措施

3.1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要進一步推動政策性金融機構拓展支農金融業務，針對“三農”的特點,在進行農村金融體系設計時,必須加大國家對農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應建立以農業政策性金融為主線,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和農村特點的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同時，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商業性金融是金融體系的主要力量，能夠圍繞農村經濟和生活的發展,及時提供相應的服務供給,滿足農村多樣化的金融需求,這也成為政府支農手段多元化的重要政策選擇。另外，我國還要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使其充分發揮支農主力軍作用。農村信用社是農村現有正規金融的主體,所以必須堅持農信社“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的終極定位，只有農村信用社發展壯大,才有能力支持廣大農戶發展經濟,帶來農村經濟的繁榮。

3.2完善準入、退出制度

壟斷不利于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必須要完善市場準入退出制度，建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要在綜合評估各地農村金融市場容量、條件以及當地風俗的基礎上，在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適當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按照投資主體多元化、堅持產權關系清晰、組織形式多樣化原則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小額信貸組織、村鎮銀行、貸款子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構建真正的農村金融競爭主體。同時，要抓緊健全市場退出機制，這也是強化外部約束、保障農村金融健康可持續發展、促進不斷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重要條件。

3.3規范引導民間金融

盡管民間金融組織不夠規范而且存在許多弊端，但對于現階段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滿足農村資金需求的情況下，民間金融活動對于我國的農業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們要承認和正確對待民間金融,鼓勵其合法發展,使其成為農村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要通過正確的形式對其進行規范和引導，而非簡單、粗暴地取締民間金融組織及其活動，以達到讓其填補目前國家在農村金融方面的空白，推動現階段農村農業正常發展，保證我國農村農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1]劉梓舟.從農村金融需求的視角看農村金融的改革[J].南方農業，2008（1）。

[2]馬君實.完善農村金融支持戰略的幾點思考[J].中國金融,2008(1)。

[3]楊松,顧曉安.創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的有效途徑探討[J].浙江金融，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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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殘缺農村文化建設人才單一、匱乏，目前在農村文化建設過程中主要依靠文化專員來完成，但是在許多農村基層組織中僅僅在名義上存在文化專員，但實際上他們因為缺乏相應的專業底蘊卻并未發揮帶動發展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從事著其他的工作。甚至有些鄉鎮在設置上就缺失文化專員，這對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活躍發展極為不利。農村文化專員在專業素養上的欠缺等原因致使農村精神文化活動無人組織或組織不力，這就造成了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內容匱乏，形式單一，農民不能或不會進行豐富多彩、積極向上的文化活動。

2農村文化建設專項資金的缺乏

也是制約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因素專項資金是展開一系列文化活動的基本保障，但是在基層單位中普遍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對于資金的管理和應用也缺乏相應的設計及監管。有些甚至沒有專項資金，這都大大影響了農村文化活動的開展。

二當前唐山市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狀況問題的對策分析

1解決隊伍建設的問題

這是制約農村精神文化發展的主要問題。農村精神文化活動的開展要有專人來組織引導和參與，這就要求必須有文化專業人員來負責推進。要通過各種培訓提升其綜合素質和文化底蘊。同時又要引進各種人才，如采取有效措施吸引高校畢業生和志愿者參與到農村文化建設中來，為其創造條件，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及各類資源，利用其專業的文化素養和先進的理念來帶動當地的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在此基礎上還要充分利用好當地的有利資源，使其加入到農村文化建設中來。把當地文化素養高的退休教師、文化專員、老黨員及民間藝人、文化能人等組織起來構建一支文化建設的輔助管理隊伍，充分利用其特長及典型示范作用，積極培養農民群眾中的文化骨干分子，以吸引農民積極關注并主動參與到農村文化建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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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有13億人口，其中有9億人口生活在農村。龐大的農村人口數加上傳統的“傳宗接代”意識，使得我國農村地區的計劃生育工作舉步維艱。在過去，我國在農村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其方法無外乎是貼標語、出黑板報、發放計劃生育宣傳資料和組織育齡女性進行計劃生育學習等[1]。不過，近年來，這些傳統計劃生育宣傳方法的弊端逐漸顯露了出來。筆者在工作中發現，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宣傳方式過于簡單，無法起到應有的宣傳效果，甚至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②缺乏實效性。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只注重宣傳，卻不注重宣傳的效果。使得很多計劃生育宣傳工作變得華而不實。③宣傳時間過于固定。目前，我國很多的計劃生育宣傳單位只在每年的幾個固定時間段到農村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卻完全不考慮在這些時間段內農民是否有時間、有意愿去聽取計劃生育宣傳，從而使很多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出現了“有人宣傳無人聽”的情況。

2.改進農村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方法

2.1創新農村計劃生育宣傳的方式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逐漸提高，廣大農民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斷的提高。這使得一些粗俗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已無法得到農民的認可，甚至會引起農民的反感。此外，很多農村地區已經完成變成了現代化的住宅小區，也沒有合適的位置讓計劃生育工作者粘貼標語和出黑板報。針對這些情況，計劃生育工作者應調動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資源，去搶占新的計劃生育宣傳“陣地”。例如，計劃生育工作者可與一些農業技術網站、農產銷售網站聯系，利用他們網頁上的空白處進行計劃生育宣傳。在使用網絡對農民進行計劃生育宣傳時，計劃生育工作者要向農民多宣傳一些新的計劃生育知識，如私自檢查胎兒的性別是違法行為，去醫院進行人工流產需要開具村里的證明等[2]。除了可使用網絡進行計劃生育宣傳外，計劃生育工作者還可以制作一些計劃生育的短片，并使用一些村的閉路電視向農民播放這些短片。此外，計劃生育工作者還可以定期開展電視講座，請醫院的婦產科醫生親自向農民講解新的計劃生育知識。這些新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都會使農民更樂于接受，從而提高計劃生育宣傳的效果。

2.2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實效性

在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工作中，很多計劃生育工作者都只注重宣傳的方式，卻忽略了宣傳的效果。這使得我國農村的很多地區出現了“年年有計劃生育宣傳，年年完不成計劃生育指標”的情況。因此，計劃生育工作者在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計劃生育宣傳記錄檔案，將在某村做過計劃生育宣傳的次數、方法與該村的計劃生育指標完成情況結合起來，以便找出一些實用性強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實效性。

2.3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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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毒

對老場地和新場地采取不同的消毒方式。針對新場地采用噴霧消毒，消毒液選擇1∶1200消毒威、5%～10%石灰水、2%燒堿。針對老場地，在噴霧消毒的基礎上，進行密閉熏蒸，具體做法為:將14g/m2高錳酸鉀加入28mL/m2甲醛中，對場地進行密閉熏蒸，熏蒸時將料桶、飲水器等日常用具一同放入。熏蒸結束后應及時開窗通風。熏蒸和通風時間為1～2d。土雞養殖場地消毒的最主要將可能導致土雞發生疫病的隱患消除，以確保土雞的飼養環境。

3雞苗選擇及雛雞管理

要想保證土雞養殖的科學性及養殖水平，首先就應當選擇優良的雞苗品種，并加強雛雞管理。雞苗質量是保證養殖成功的基礎。盡量選擇體質健壯、品種較純的雞苗。雛雞眼睛凹凸有神、頭大、雞群活潑、身體潔凈、均勻的苗雞為優質品種。廣西麻雞、三黃雞、福建青雞和浙大黃等品種具有肉質良好、適應性較強等優點，適宜農村養殖。雛雞1周齡后應進行口哨訓練，便于展開管理工作。從光照、溫度、濕度等方面做好管理。①前5d光照以每天23h為宜，逐漸減少到每天17h。②提前12h對雛舍溫度進行調節。針對0～1周齡雛雞溫度控制在33℃左右，并按照每周降低1～2℃，直至室溫。在此期間可采用觀察雞群狀況和看溫度計兩種方式對溫度進行觀察。當雞群緊靠熱源，扎堆、不斷鳴叫，說明溫度過低。當雞群分布均勻、活動自如、比較安靜，則為溫度適宜。當雞群遠離熱源、分布四周、張口呼吸，應考慮溫度過高。③相對濕度以55%～65%為宜，10日齡之前調節至60%～65%，10日齡之后調節至55%～60%。

4疫病防治

必須做好消毒防疫及免疫接種等工作，降低死亡率，控制病原侵入，增強機體抗病力，提高成活率，從而提升經濟效益。(1)1日齡雛雞，接種馬立克氏;7～9日齡接種新腎支，滴鼻和點眼;12～14日齡疫苗接種法氏囊病;20日齡接種禽流感油乳劑滅活，皮下注射或肌肉注射;24～28日齡疫苗接種雞新城疫;30～35日齡接種法氏囊病;45～50日齡接種喉氣管炎活疫苗，選擇雞痘凍干苗對其進行皮下刺種;60日齡接種雞新城疫，肌肉注射。(2)雞瘟于一年四季內均可發生，具有死亡率高、高度接觸性特點，是一種毀滅性的傳染病，以夏季多發。在對土雞進行生態養殖時，宜采用傳統方法進行防治，不得使用含激素類物品或其他化學藥劑。

篇（7）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其次，近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統計局的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個"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另一方面，在這個"增長"的"收入"當中，其實包括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家中積存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由于近年來糧價一再下跌，農民收獲的農產品如按政府規定的收購價格出售，將嚴重虧本。農民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如果把這種無法變現的收獲剔除，農民來自農業的現金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進城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再次，鄉鎮企業開始萎縮。最近在國內出現了一股談論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清議，似乎只要在鄉村多建成一些新興城鎮，農村的蕭條局面就能改觀了。農民搬到城鎮去從事非農行業的前提是鄉村非農產業的加快發展。但是，近幾年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了收縮階段，連年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數千萬以往吸收過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統計數字，光看國內媒體的報道傾向，其實也能多少解讀出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近幾年來，媒體對"大好經濟形勢"的報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都市和浙江東部、廣東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單看這些報道，自然可以產生種種令人樂觀的想象，諸如再有多少年中國將"趕上或超過"某某國之類。而關于內地農村的報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從偶爾透露出來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對農民的攤派負擔非常沉重，農民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反而要虧本。至于農民因抗交攤派而與基層干部時常發生的沖突，在國內媒體上就極難得一見了。

如果從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設日新月異，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國際化的征兆也日益明顯。對這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圖"，更是引得連臺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如果就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新世紀"，就未免太偏頗了。

在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中國不可能光靠這么一小塊地域就帶動全國經濟，這些繁榮地區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臉面"、"櫥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特別是農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光是看內地中小城市居民現在的生活狀況，就會發現，那里的民眾恐怕完全看不見其個人前途上的"新世紀曙光"。在內地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仗著物價低，每日勉強糊口還過得去，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能在政府機關里謀個飯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別的奢想了。至于內地農村的境況，上面已經提到，多數農民正陷入一種新的經濟困境。對他們來說，"櫥窗里的繁榮"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刺激。而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里的新愿景時，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困局的嚴重性，這樣的都市愿景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櫥窗"是沒有"玻璃"的，當然也不可能把"櫥窗里的繁榮"與"櫥窗外的貧困"斷然隔離開來。

今天中國的形象，似乎已經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了。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孤陋寡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時不能從八億農村居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幾千萬居民身上，不僅是目光短淺，而且也誤判大局，其實也絕非這些都市民眾之福。

中國以前有過沉重的教訓，現在又面臨新的教訓。轉型中的農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為什么農民們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會得而復失？這個大題目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刻的答案。從總體上看，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又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政府本來負有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和幫助貧困人口的使命。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最近為了增加內需又動用財政資源連續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日子確實過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糧"的人。問題在于，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

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筑"，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產生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讓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資助農村的窮孩子上學了。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于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輝"而已。這樣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不是"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礎"，鄉下人的困境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過去幾年中，每當提到增加收入時，首先想要照顧的是正項收入不差、額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員，而貧困的八億多農民就被"忘卻"了；但提到擴大消費品銷售時，就想到要讓農民多花錢了，目的不是為了讓農民過得好一些，而是要減少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庫存。一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呼吁，要打開龐大的農村市場，讓農民們多消費，這樣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才有銷路。而現實卻是，幾年來全國農民的人均消費品購買量一直在萎縮。現在，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賣給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購買力最強的又局限在那少數幾個繁華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農村居民只買得起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當這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建議如何進一步挖農民們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時，卻懶得去認真想一想，為什么多年來農村市場不但無法擴大，相反卻正日益萎縮。中國部分學者的"都市偏倚"傾向其實是政府的相同傾向的反射，他們不但很少關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的貧困，甚至連農民貧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這樣，在新世紀里農村的前景就更不容樂觀，也更讓人擔憂了。

"三農"問題的出路何在？

當然，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方向是發展農村經濟。在這方面可以長篇大論地談很多短期內無法見效的設想。現在寫在種種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鮮的，多半都是過去幾年來國內學者反復提到過的，寫進文件里也不止一回兩回了。以往幾年這類措施沒能"立竿見影"，今后也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就會發揮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應該立刻解決的，是別讓農民過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或者是減少農民的支出負擔，或者兩者齊舉，總要有一些措施，農村的經濟困局才能略有緩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雖然中國在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堅持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其實，指望農產品補貼來保護農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為政府其實拿不出多少資金進行補貼；其次，在現行體制下，對農產品的補貼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壟斷型國有商業系統的口袋里，實際上肥了供銷社、糧食系統員工，而對農民收入狀況的改善卻補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對農民減稅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間，皇帝為了減輕稅賦，曾實行過各省輪流免賦的政策。1994年實行新的稅制后，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時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結果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有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經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拙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后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于是，縣、鄉政府就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負擔起養活基層官員們的責任。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然而，中央財政雖然收入比地方財政寬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別是都市里的錢更多，照樣是捉襟見肘。目前，為了維持城市經濟的繁榮并保住經濟增長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財政連年舉債，已經負債累累，根本無法再對廣大中西部省份的農村提供更多的財政返還。政府在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方面其實已經無能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內無法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政府也很難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農民不易增收的情況下，如何減少農民的不合理負擔就成了一個緩解矛盾的重要環節。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三農"問題就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

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是縣、鄉基層政府人員過多，開支龐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農民攤派來養活這些干部。在當前"三農"問題突出、中西部地區縣級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無濟于事。因為，龐大的縣、鄉級干部要花錢，甚至也想象沿海繁華地區看齊，不但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告別"小康"、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臺階。既然本級財政收入不夠，中央財政又舍不得補貼，他們必然要轉而靠向農民攤派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費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里，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于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問題，但似乎并未產生什么明顯效果。

為了試圖緩解農村基層政府亂攤派的問題，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費改稅"的試點，深受農民歡迎。但是，好景不長，報道這項改革的新聞剛剛見報，亂攤派就已經在安徽死灰復燃了。試行費改稅后，斷了基層干部以往的財路，以前通過攤派而撈進口袋里的錢現在入了國庫，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鄉干部就故伎重演，新發明了非法的"人頭稅"等國稅之外的"私稅"，甚至動用手段，開辦所謂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納這種"私稅"的農民。湖北某地也出現了按農民私宅面積非法開征所謂的"土地使用稅"的惡例，結果逼得交不起"私稅"的農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離鄉而逃。

跳出"官逼民窮"的循環

目前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上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于是，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以養活基層干部們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類似于"二警察"的隊伍，以便遭到反抗時能用強力制服農民。于是，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出現了一個"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干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從這個基層的"循環"可以聯想到另一個"循環"：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于擴大基層干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將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顯然，陷在這種"官逼民窮"的"循環"中，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而矛盾和沖突則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結果。

制止亂攤派的命令也好，試行"費改稅"也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性安撫手段，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徹底緩解農民沉重的不合理負擔，只有從節流上著手，即減少農民必須養活的基層干部人數以及他們的開支數量。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回到1949年以前的鄉村體制，徹底撤銷鄉村兩級組織，由農民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減少農村基層龐大的靠攤派養活的干部數量，并同時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徹底減少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

篇（8）

開展農村平安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保持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相互協調,使農村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使農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睦相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筆者從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出發,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社會治安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少數農村地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治安問題還比較突出,群眾反映還比較強烈,農村社會穩定的形勢依然嚴峻｡當前農村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問題成為農村矛盾的重點

因土地問題引發的農村矛盾是當前農村反映最為集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土地承包權屬糾紛｡主要是城中村､城郊村､開發區､工業園區､移民安置區等村組,人多地少,成員復雜,因土地權屬糾紛導致群眾上訪的事件仍持續不斷｡二是違規征地引發矛盾｡少數用地單位違規操作,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或占地后長期閑置,導致撂荒,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三是群眾對土地補償標準不滿｡特別是國家建設征地補償標準遠遠低于經營性項目征地,土地補償標準不一,群眾不接受,因征地補償問題阻止高速公路和鐵路施工,甚至阻斷交通的事件時有發生｡四是失地農民的利益缺乏保障｡一些地方違法征占農民耕地,不給農民合理的經濟補償和生計安置,引發農村,仍然是影響農村乃至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

(二)農村債務問題存在嚴重隱患

農業部在1999年采取抽樣的調查發現,全國村級約有3600億的債務｡而農業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樣調查,該數字已經達到4000億｡村級債務問題不僅制約了村級集體經濟和公益事業的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基層組織的正常運轉,成為引發農村矛盾糾紛､危及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債務不能償還,由此引發干部與群眾之間,現任干部與原任干部之間,村干部與包工頭之間等多方面矛盾,由于債務問題引發的行兇動武事件在各地也經常發生｡農村債務不解決,對維護農村的和諧穩定影響很大｡

(三)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村務公開未完全到位｡現在農村很少召開村民大會開展村務公開,多數公開欄常年不公開,上面檢查時往往是突擊應付｡即使公開了,內容也不具體,群眾看不明白,甚至出現公開內容不真實的現象｡久而久之,群眾對村務公開失去了信任,對村級事務失去了監督｡二是農村宗族勢力有所抬頭｡少數地方宗族勢力死灰復燃,尤其在村兩委換屆選舉時,村內宗族或派性之間矛盾難以調和,少數房頭宗族勢力干涉村務政務,操縱村民換屆選舉,導致村民之間矛盾沖突,影響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給農村社會帶來諸多不安定因素｡

(四)農村社會治安環境令人堪憂

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展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了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2006年,全國公安機關所立發生在農村地區的刑事案件與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分別下降了25.2%､13.3%､14.8%和5.2%｡2007年上半年,全國農村發生的刑事案件繼續保持穩中有降｡但是,有的農村地痞､村霸､市霸､水霸､菜霸等流氓惡勢力橫行鄉里,為害一方;有的地方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屢禁不止｡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直接危害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影響農村的和諧穩定,而且直接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進行｡

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和社會背景,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

當前農村存在的突出社會矛盾,都直接或間接的與農村經濟落后､鄉村集體經濟薄弱､農民的收入水平較低有直接聯系｡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市經濟快速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形成了強烈反差,城鄉差距繼續擴大,發展水平嚴重失調｡這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嚴重地影響著農村社會和諧進程,是農村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

(二)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建立

維護農村的社會穩定,一方面取決于農村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依賴于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這些年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因土地承包､土地租賃､土地征用､征地補償等涉農土地問題日益增多,已成為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焦點｡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性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對農民群眾在經濟利益上的要求不能完全滿足｡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面對失地失業,又無養老､醫療保障;面對因公致殘,生活極度困難;面對農村生產生活環境受到破壞;面對農民工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等等,廣大農民群眾表達訴求的愿望和行為更加強烈,很容易引發一系列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激化社會矛盾｡

(三)基層民主制度不健全

一是部分基層干部群眾觀念淡薄｡少數干部不體察民情,關心群眾疾苦不夠,不能及時為群眾排憂解難,對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回避推諉,對正當要求置若罔聞,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及時調處,導致各種矛盾由小變大,致使一些群眾越級上訪,甚至演變成｡二是不依法行政｡有的基層干部法律法規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不注重做群眾的思想工作,處理矛盾糾紛方式方法失當,引起群眾不滿,傷害了干群之間的感情｡三是以權代法｡少數被“海選”出來的村干部,利用手中職權,在集體項目承包､征地補償､救濟款發放等群眾敏感的問題上,不實行村務公開,搞暗箱操作,,侵犯了農民群眾的正當權益,引起農民群眾強烈不滿和抵觸情緒｡

(四)預防調控機制不健全

完善健全的預防調控機制,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諧的基本保證｡有些地方在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工作中,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健全的工作責任制｡有的鄉鎮維穩專班僅一個人,村組干部配置過少,加上經費保障不力,維穩工作難以開展｡有的地方工作又比較薄弱,機制很不健全,導致了一些應由部門處理的問題,直接集中到黨委和政府,不僅影響了黨委政府的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對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三､促進農村平安建設,構建和諧新農村的對策建議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沒有農村的和諧,就不可能有全社會的和諧｡為了進一步促進農村平安建設,構建和諧新農村,應著重強化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加強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組織領導,努力促進農村社會和諧

農村平安建設的成效,關鍵在于基層黨委和政府｡各級黨委､政府應把農村平安建設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各地平安建設的總體規劃,納入黨政主要領導任期目標,列入干部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與晉職晉級和獎懲使用直接掛鉤｡加強組織協調和督促檢查,總結推廣典型經驗,查找薄弱環節,幫助解決農村平安建設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對工作突出的縣(市､區)､鄉(鎮)､村的單位和個人,要予以表彰鼓勵;對因重視不夠､工作不力,導致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穩定､造成惡劣影響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災害事故和重大的地方和單位,嚴格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和一票否決權制,嚴肅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使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各項措施真正落到實處｡

(二)加強農村法治建設,提高農民法律素質

培育社會主義新型農民,既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解決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各地要加大“五五普法”工作力度,通過廣泛開展科技､文化､衛生“三下鄉”活動,大力開展健康有益､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具有鄉土氣息的群眾法制宣傳活動,切實增強農民群眾的法制觀念,提高農民群眾的自我約束能力,使農民群眾自覺地通過合法渠道解決矛盾糾紛｡

(三)切實抓好農村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進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糾紛預防､排查､調處工作機制,整合力量､整合資源,加強鄉(鎮)､村(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中心､站點等工作網絡建設,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結合起來,完善農村多渠道解決爭端的機制｡要嚴格落實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例會､情況報告､歸口調處等制度｡高度重視和解決農村因干群關系､農民負擔､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環境污染､移民搬遷､拖欠農民工工資､集體資產處置､村務公開､鄰里糾紛和宗族問題等引發的矛盾糾紛,依法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妥善處理好農民群眾最關心的各種利益關系｡建立和推行重大決策及重大項目風險評估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各類矛盾的發生｡

(四)加強和改進工作,積極穩妥地處理

要加強和改進工作,完善督察專員､領導包案處理大要案等制度,確保農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人回應､有人處理｡要建立對重大案件､重訪案件實行實地調查處理制度｡對重大案件､重訪案件或認為有必要進行督查督辦的案件,省級黨委､政府應授權有關部門進行實地調查處理,加大督查督辦工作力度,防止重訪､重大的發生｡

農村平安建設切實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也切實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基業,只有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重視農村平安建設,才能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減少不和諧､不穩定因素,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注釋:

①《國務院摸底基層債務財政部醞釀相關方案》

②公安部《我國農村上半年治安形勢保持穩定》,2007年08月23日05時27分,來源:新華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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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建忠,陳允政.淺談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原因及對策[J].廣西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02｡

篇（9）

在農村發展連鎖零售業態是關系政府、企業和農民的重大項目，它不但有助于建立新型農村市場流通網絡，也為廣大零售企業發展提供了機遇，使其既能避開大中型城市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局面，也可以發掘農村這個巨大的長尾市場；同時，對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提高農民的消費質量也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發展連鎖零售業態的的理論分析和現實基礎

1.理論分析

連鎖經營是當今國際零售業的主流經營方式，在西方發達國家，連鎖經營的商品銷售額一般占到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美國己達到70%左右。首先，連鎖經營的本質是將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的原理應用于零售業，通過聯合，形成較大的企業規模，從而實現了專業化分工，進而集中采購，降低采購成本；統一配送，降低物流成本；分散銷售，降低銷售費用；集中決策，降低管理費用。其次，連鎖商店總部負責制定發展規劃和經營戰略，培訓人員，籌措資金，從而實現了市場、信息、技術、人才、管理、商譽等多種資源的共享和有效配置。另外，連鎖的各分店具有高度同一性，從商品、價格、服務到店面裝潢、店堂布置，到銷售策略、服務水平、經營理念都如出一轍，容易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建立商譽，積累無形資產。

連鎖零售業態在我國的發展非常迅速，但目前連鎖零售企業集中于大中城市，已經形成了激烈競爭的格局。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消費層次和消費水平不斷的提高，為連鎖零售企業提供了向農村地區發展的機遇。農村零售業走連鎖經營的道路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創建和諧社會；有助于提高農村零售業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農村零售業態的競爭力是統籌城鄉發展、實現興業富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是我國農村零售業的必經之路。

2.現實基礎

1995年3月25日，在上海全國連鎖經營發展現場座談會上，李嵐清副總理到會并作了重要講話，指示把發展超級市場和連鎖經營方式作為流通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此次會議以后，超級市場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僅用了幾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國外幾十年發展的道路。隨著我國零售業市場的全面開放,一線城市甚至二、三線城市零售市場競爭日益白熱化,各零售企業面臨著全新的生存考驗,向農村地區發展成為零售業的重要方向。

隨著城市消費市場進入穩定發展時期，要想再擴大消費群體和消費市場，必須進行產業地點轉移，尋找新的消費群體，才能拓展消費市場。我國13億人口,農村人口有9.5億多,占總人口的73%，農村社會消費零售額占整個零售總額的40%左右，這充分說明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市場，購買潛力很大的潛在市場。特別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發展，農村消費者已初步具備與現代零售業相匹配的購買力和消費觀念。從以大連為例，2006年大連村人均收入為8434.28元，比上年增加1604.79元，增長24%左右，2006大連農村人均生活消費現金支出為3756.11元，比上年增加311.85元，增長10%左右。從上述數據可知,近年來農村經濟持續發展,農民收入不斷增加，手中資金積蓄增加,消費需求也隨之不斷增長,為零售業進軍農村市場提供了經濟調節。

二、農村連鎖零售業態經營中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國內的情況看,一些大中型連鎖經營零售企業在農村市場發展態勢良好。江蘇蘇果超市是近年來涌現的具有代表性的企業。江蘇蘇果早在1998年4月就開始進軍農村市場，注重開拓農村市場，是蘇果始終堅持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到2005年蘇果60%的網點布局在縣及縣以下鄉鎮,在整個銷售規模中,50%多的市場份額在農村實現。

在大連地區，目前已有金瑪、旺客隆等幾家連鎖零售企業在農村市場發展特許加盟連鎖超市，全市農村地區的連鎖店鋪已達到110多個，經營范圍涵蓋食品、日用品、化妝品、藥品、農業生產資料等多個行業和領域。但在連鎖經營中仍存在一些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傳統購買習慣、商品結構、經營成本等問題的制約：

1.傳統購買習慣的制約

在農村地區，連鎖超市作為新生事物很吸引當地居民，這種吸引力但還不足以使其改變對傳統購買渠道的依賴，加上經營者對這種習慣的影響認識不足，沒有相應的對策，致使雜貨店、代銷店、農貿大集等傳統的零售業態仍處于主導地位。根據調查農民在農貿大集的消費額占家庭消費50%左右，購買商品主要有蔬菜、肉類、服裝、鞋帽等；油鹽醬醋等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在附近的雜貨店購買。連鎖超市只是走親訪友時購買禮品首選場所，因為沒有與農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連鎖超市的銷售額一直比較低迷，無法實現連鎖的規模效應。

2.商品結構的制約

根據調查農村連鎖超市的商品結構非常不合理，脫離農村居民的實際需求，也沒有解決農民買東西難的問題。一方面表現為超市商品基本以日用百貨為主，品牌眾多，但很多商品從來就沒有被顧客動過，例如咖啡產品包裝盒上經常覆蓋著一層灰塵；另一方面，農村居民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出現一些新需求如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以及服裝、床上用品、通訊產品等。這些需求的滿足途徑還是要到城市大中型零售店中選購，沒有實現就近購買。這樣不僅增加了農民的購買成本，而且連鎖超市也失去了與雜貨店和農貿大集差異化經營的機會。

3.誠信問題的制約

農村地區市場體系建設非常不健全，而且農民辨別真偽的能力相對較缺乏，給一些不法經營者進行假、冒、偽、劣的商品交易有了可乘之機，坑農害農的事件時有發生。但隨著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其質量意識也在不斷提高。商品質量有保證是農村顧客選擇連鎖超市消費的最主要原因。但由于客流量少不能實現規模經濟和總部集中化管理不力等因素，一些農村連鎖超市在經營中也出現一些不規范的行為如銷售過期的產品甚至經營假貨。這些不誠信的行為影響了農村居民的消費熱情，使超市喪失了降低購買風險的優勢，結果使一些顧客流失。流失的顧客一部分重回雜貨店消費，另外一部分質量意識強的則轉向進城購買。這就使得農村連鎖超市處境較為尷尬。

4.經營成本的制約

從表面上看，在農村市場開店成本較低，例如農村地區店鋪的建設或門面租金都很低；農村的勞動力成本也大大的低于城市。但由于地理位置和長期經濟發展滯后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在現有條件下發展連鎖超市，就必須在物流、渠道建設等方面需要投入大筆的資金，這都造成在農村市場的經營成本實際上要高于城市市場。另外，農村連鎖超市的銷售額一直較低，無法實現規模配送，使經營成本提高。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農村超市商品的價格普遍高于其所屬縣城。因此關心價格的農村居民更加不愿意進入超市消費，這樣就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連鎖超市在農村地區的成長。

5.人脈資源的制約

由于特殊文化因素以及農村居住特點使農村鄰里之間、親朋之間往來比較頻繁，在農村地區有著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這也影響著居民的購買行為。例如你一定要去XXX商店買東西，因為那是舅媽的弟弟經營的；另外在農村也存在強烈的外鄉人情結，消除對外來人的不信任感需要很長時間。根據調查大連農村現有的連鎖超市的加盟者90%為外地人，80%是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城里人。所以經營者在當地沒有豐富的人際關系，也不能很快融入當地人的社會圈，對當地的習慣和生活水平等相關的信息了解不多，也沒有條件利用已有的網絡等資源，這些因素都

制約著超市的經營。

三、農村連鎖零售業態進一步發展的對策

連鎖經營是農村零售業態發展的必經之路。農村市場既存在許多制約的因素,但更充滿機遇。連鎖零售企業應該積極整合資源，抓住機遇,完善在農村市場的銷售體系。

1.引導農民改變消費習慣

引導農民改變消費習慣，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普及商品的質量和安全知識，增強農村居民的質量意識，引導他們選擇產品質量有充分保證的超市消費。同時連鎖超市要提高產品（服務）品質，并做到持之以恒，杜絕假冒偽劣。

其次，還可以通過開展農民喜聞樂見的促銷活動，如贈送禮品等，吸引農村居民嘗試進入超市消費，逐步改變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

最后，合理利用當地資源，實現“超市和農戶”的雙贏。通過“超市＋農戶”模式，使當地的農副產品進入連鎖供應體系，帶動農業基地、農戶與超市同步發展壯大。一方面降低了超市采購成本；另一方面，解決農民賣農產品難的問題，增加了農民收入，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這樣既培養了超市的核心競爭力，又能夠得到當地政府和農民的支持，成為農民自己的超市。

2.錯位競爭，開展差別化經營

在農村發展連鎖超市不能完全把城市貨架“復制”到農村。首先，應該以市場為導向，在充分了解當地居民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水平的基礎上，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商品。例如與講究包裝和選擇多樣性的城市消費者不同，農村消費者更喜歡簡單、經濟實用型的產品。其次，針對目前電視等耐用消費品，服裝等選購品農民一般要進城購買的現狀，超市可以適當擴大經營范圍，如在設立電器賣區、服裝專賣區，形成具有農村特色的經營范圍。這樣既可以滿足農民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又可以實現連鎖超市與農貿大集的差異化經營，減小競爭壓力。

3.加強對加盟商的培訓與監督管理

連鎖總部在實施連鎖經營的過程當中，首先要對加盟商進行相應的培訓，培訓的內容以經營加盟店的基本能力，公司的經營理念等為主。培訓的方式可以是安排加盟商在其他店鋪實習，或者是規定輔導期，這期間由公司派出團隊在加盟店里指導經營。另外，連鎖總部還應該加強對農村店的監督管理。一是不斷加強加盟店供應鏈管理；二是加強對加盟店的檢查和督促，除要求加盟店實行質量承諾外，總部還成立專門機構，對加盟店實施分區域管理和監督；三是建立質量追究制度，對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加盟店，堅決取消其加盟資格，并進行經濟處罰。

4.構建二元農村連鎖體系

與城市市場不同，農村地區零售業的零散度非常高，而且顧客群體分布范圍也十分分散,農民難形成集中、強勁的購買力。針對這些特點，在農村發展連鎖應該構建二元連鎖體系。

(1)在人口流動性較大、交通便利的集鎮發展特許連鎖,設立連鎖加盟店。加盟店可以獲得連鎖總部輸出的經營管理技術、統一配送的優質價廉的商品和資金支持，從而更好地發展；連鎖總部又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的銷售渠道和經營設施,減少投資,降低風險,實現低成本擴張。

(2)對周邊村莊分散的雜貨店以采購聯盟的形式輻射.，以連鎖企業為主導，搭建采購平臺。連鎖企業利用市場信息、規模經營和批量訂購、成本低廉的優勢，為雜貨店、夫妻店提供統一配送服務；采購聯盟的各成員企業，仍保持自己的資產所有權并進行獨立財務核算，可以自由退出。通過采購聯盟整合小規模、網點分散的農村零售商，使配送規模化，降低連鎖企業的經營成本有利于連鎖經營在農村地區的發展。

5.充分利用原有商圈

在農村發展連鎖經營要有效利用原有商圈,其中利用農村原有的供銷社系統是最現實的方式。首先，供銷社曾經是農村地區最有影響力的零售商，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其次，供銷社基層社本身就具有連鎖性質，具備統一采購、統一配送的某些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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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南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村經濟發展問題顯得尤為重要。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鄉村總人口達到7968.77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82.0％，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553.15元，在全國排第19位，較全國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積極探索促進河南省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變農業大省為農業強省的途徑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一項對58個國家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發展關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總產值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水利灌溉設施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1.62％；公路修建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26％，農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將增長0.12％；成年人的識字率上漲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54％。樊勝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進農村生產方面的投資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增長，同時還促進了農村扶貧，縮小了地區差距，但投資收益因投資的地區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不同地區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為研究對象，確定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政策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

二、模型設計及變量的說明

由于數據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農村公共物品投資的數據年度不長，本文為保證樣本的數量，采用面板數據模型（paneldatamodel）進行分析。面板數據模型是指對不同時刻的橫截面個體作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并對這些樣本數據進行建模。與單純的橫截面或時間序列相比，面板數據模型的優點表現在，提供了更大的樣本點以改善參數估計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問題。從時間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個體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從橫截面數據看，又能描述某個時點各個個體的狀態及個體間的差異。

一般來說，農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劃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大類（楚永生，2004）。農村生產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農村道路和公共性運輸工具、部分大中型農用機械設備、病蟲害防治、農業技術推廣、農業信息平臺建設等；農村非生產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礎教育、文化娛樂設施、電網、自來水設施、衛星接收設施、郵電通訊設施、醫療衛生設施、社會福利、行政服務、治安等。因此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可直接作用于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產量，增加農民收入，還可以通過改善農民生活環境，提高農民基本素質，為農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訊等便利的生產條件，對農業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

根據《河南農村統計年鑒》，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本文將扣除了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投資看作是公共資本投資（李楨業等，2006）。因此，根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可設計如下：

LnYit=β0+β2LnLit+β3LnGit+uit

其中：下標it表示第i個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個地級市）農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項目；Y代表農業總產值，單位為億元；β0為常數；β2代表勞動的產出彈性；L為農業從業人員，單位為萬人；β3代表資本的產出彈性；G為公共物品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存量（1999年為基期），單位為億元；u為隨機擾動項。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在計量檢驗時，分別對上述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以上數據均來自《河南統計年鑒》（2000－2005）和《河南農村統計年鑒》（2000－2005）。

在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時，主要考慮兩種模型，即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變量回歸系數的影響因素也不同，一般來說，因為面板數據同時包含橫截面因素和時間序列因素，所以參數估計值可能會同時受到兩種不同因素的影響，一種是不同組別數據之間的差異，稱作組間效應（betweeneffect），在我們的數據里就是指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另一種是同一組數據內部不同年份之間的差異，稱作組內效應（withineffect），在我們的數據里就是指同一個地區不同年份之間的差異。在固定效應模型中，所有的組間效應都已經通過固定影響消除掉，參數的回歸系數只取決于組內效應。而在隨機效應模型中盡管考慮了地區之間的差異，但只有當地區之間的差異服從正態分布時，回歸系數才會完全不受組間效應的影響，否則，回歸系數也會受到組間效應的影響（王紅領等，2006）。

三、檢驗結果及說明

為了檢驗公共物品投資變量（G）和農業總產值（Y）之間是否有較大的相互影響，依次分別對變量G與變量Y的關系和L與Y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組Ⅰ和組Ⅱ），然后將變量G與L同時與L進行回歸分析（組Ⅲ）。回歸結果見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圍是dL＜D.W.＜(4-dU)，即對于組Ⅰ和組Ⅱ來說，1.16＜D.W.＜2.61，對于組Ⅲ來說，1.05＜D.W.＜2.57，故可認為回歸方程中的變量不存在自相關。

在組Ⅰ中，我們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資變量（G）對農業總產值（Y）的影響進行了回歸分析，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是，累計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分別通過了10％和5％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無論是組內效應還是組間效應，農村累計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均為正，即促進了農業總產值的增長。

在組Ⅱ中，我們又檢驗了農業從業人員（L）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回歸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農業從業人員與農業總產值呈負相關關系，由于固定效應模型中參數的回歸系數只取決于組內效應，也就是說從時間維度來看，隨著農業從業人員的遞減，農業總產值是增加的，這和我們的統計數據是一致的，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機械逐漸替代了勞動，使農業從業人員的效率得以提升。隨機效應回歸結果表明，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農業從業人員與農業總產值呈正相關關系，顯然這里隨機效應模型既考慮了地區間的差異，也考慮了一個地區內不同時間的差異，其回歸系數同時受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從統計數據來看，不同地區之間農業總產值的差異，主要由農業從業人員決定，農業從業人員較多的地區，其農業播種面積也較大，因此其農業總產值就比較大，與我們的統計數據一致。

在組Ⅲ中，我們將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變量和農業從業人員變量放在一起對農業總產值進行回歸，兩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與組Ⅰ、組Ⅱ相同，且均通過了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從固定效應回歸結果來看，公共物品投資是造成地區間農業總產值差異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資較多的地區，其農業總產值也會較大（假定影響農業總產值的其他變量均相同的前提下）。從隨機效應模型來看，公共物品投資也是造成同一地區、不同年份農業總產值變化的因素，即隨著同一地區農村公共物品投資的不斷增加，農業總產值也不斷增加。

從組Ⅰ和組Ⅲ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發現，增加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可以增加農業總產值，從而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從組Ⅲ隨機效應模型（該模型同時考慮了組間效應和組內效應）的回歸結果來看，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元，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一）存在的問題

1.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匱乏，且結構不合理

從財政支農統計數據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財政性支農支出的絕對量從1990年的10.83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億元，但實際上財政用于支農的比例在整體上卻呈現下降的趨勢（見圖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從1994（1995年除外）年開始河南省的財政支農比例開始低于全國的財政支農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達到2.69個百分點。顯然，作為農業大省，河南省對農村的公共物品供給顯得尤為不足。

從財政支農結構上看，當前支農支出包括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其他等（見表2），其中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支出所占比例較高，如2003年為74.6％，2004年達到80.3％，并且這一比例也高于全國的比例，由于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級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事業費支出，所以這些名義上屬于支農支出，實際上大部分卻流向了城市，農業投入的“非農化”現象較嚴重。財政對農村和農業支出比例過低和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導致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匱乏或不足。

2.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的地區差距逐漸拉大

從表3可以看出，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與其他地區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如2000年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是開封的4.70倍，到2004年擴大到6.14倍，2000年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擴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有利于增加農民的人均收入，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地區差距的加大，可以說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政府政策應向落后地區傾斜，加大對落后地區公共物品的投資。

（二）政策建議

從前面的計量分析結果可知，增加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可以提高農業經濟增長，因此，針對河南省當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相應的政策建議，以進一步促進河南省農村經濟的平衡快速發展。

第一，按照公共財政原則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具體包括：（1）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總量的穩定增長，同時要提高河南省財政支農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國財政支農支出的比例。（2）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首先要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的資金流入結構，即加大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的比例，降低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的比例；其次要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的地區結構，即加大對信陽、周口、駐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資較低地區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農村公共物品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財政和國債為主體、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的農村公共物品融資體制，以解決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短缺問題。

第三，建立省、市、縣三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體制。政府應處于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主體地位，各級政府都應建立起相應的負責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組織，具體負責農村公共物品資金投入的籌集和使用，收集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規劃。

參考文獻：

楚永生.2004.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與農民收入增長相關性分析［J］.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2002.經濟增長、地區差距與貧困——中國農村公共投資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3.

篇（11）

“兼職”是指大多數農村保險營銷員以農業生產為主業，以保險銷售為“副業”，有一單沒一單的維持業績。“隱形工作”是指部分營銷員由于學歷、年齡等問題難以通過“考試”取得人資格，通過子女或家屬“代為入司”，借助他人的“工號”上業務，形成了許多隱性風險。

(二)農村市場上，保險機構數量少導致服務缺位

目前，除國壽等個別公司在農村鄉鎮設有營業網點以外，其他多數保險機構僅靠營銷員個人“走家串戶”提供保險服務。受當下營銷員隊伍大進大出的高流動性影響，一旦營銷員離司，農村客戶由于交通和通訊不便，難以獲得快捷的保險服務，甚至導致理賠難等問題，造成負面影響。

(三)農村網點處于保險公司的機構末梢，管理比較薄弱

農村保險營銷員屬農村網點管理，是保險企業管理鏈條的末梢，在管理上往往鞭長莫及，不能到位。加之保險公司銷售業績是頭等大事，農村營銷員接受的“管理”或“培訓”又往往集中在“任務下達”、“展業話術”等方面，缺乏系統的“誠信教育”和“專業培訓”，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銷售誤導”現象，降低了管理質量。農村保險營銷員“門檻低、管理弱、培訓脫節”的狀況，已經無法滿足新階段、新形勢下人民群眾對保險消費的要求，同時也損害了保險業形象，形成社會評價低、增員困難的惡性循環，農村保險業正在喪失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保險營銷員體質改革勢在必行。

二、農村營銷員管理改革的長短期目標

(一)從長期看，改革的總體方向是產銷分離，走專業化、精細化分工之路

保監會提出的保險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目標，是努力構建一個法律關系清晰、管理責任明確、權利義務對等、效率與公平兼顧、收入與業績掛鉤，基本保障健全、合法規范、渠道多元、充滿活力的保險銷售新體系。造就一支職業品行良好、專業素質較高、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保險營銷隊伍。從國外保險市場看，保險公司最為關鍵的定位是產品開發、售后服務和資產管理，把銷售和服務應交給專業保險中介去做。同時，保險營銷員可以作為專業保險中介公司的勞動制員工享受養老、醫療待遇，解決長期以來營銷員歸屬感低的問題，也有利于實施更為嚴格的專業化管理和提高誠信水平。

(二)從短期看，實行多元化的管理機制是最實務的選擇

首先，雖然近幾年保監會多次從制度層面給予引導，但保險公司作為改革的主體顯然動力不足。目前，保險公司關注的焦點還是在業務上，原因是:一方面中國的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遠遠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市場好存在很大的需求空間，人海戰術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擴大市場份額、調整產品結構是各保險公司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改革后運營成本、管理體制都會發生很大變化，特別是將營銷員按照勞動制管理會帶來經營成本的大幅增加，不符合公司短期經營目標。其次，現有保險中介市場仍很弱小，發展和創新能力十分有限。盡管部分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機構顯示出對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自助地進行改革創新的探索，但受技術和資本的限制，總體而言，市場尚沒有一個符合未來發展需要的新型營銷體系來承接現有的體制。保險營銷體制改革問題十分復雜，涉及百萬之眾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很難一步到位。因此，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穩定隊伍、提升素質、創新模式。以穩定為基礎，鼓勵探索創新模式，允許包括現有模式在內的多種管理模式長期并存。

三、農村保險營銷員的管理創新

(一)在監管上加強分類管理和引導

近年來，各地保監局在加強營銷員分類管理，特別是在農村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方面進行了一些具體的探索和嘗試，其中值得提倡和推廣的內容主要包括:1．推行考試和授予相結合的資格管理模式雖然農村地區保險營銷員素質不高，但面對日益增長的保險需求，如何引導現有營銷人員盡快提升綜合素質和誠信水平是當務之急。為切實解決持證難和隱形展業問題，可以適當降低考試門檻，如采取“筆試”的方式進行，并適當降低分數線:對特定群體(威信較高但年齡偏大，難以適應應試制度)采取直接授予的方式務實解決誠信經營問題。同時，為解決直接授予帶來的風險，應明確相應控制要求。如對于采取直接授予制的保險公司應在鄉鎮層面設立健全的營業網點，在農村銷售的保險產品應簡單易懂，具備系統的農村保險營銷員培訓制度和培訓計劃等。對于受惠的營銷員，應要求其不低于40歲，無違法違規投訴記錄，參加過充分和系統的培訓等。行業監管機構應嚴格對授予程序進行審核、把關，并嚴格控制授予人數和授予比例。2．實施分層級的產品分類管理模式農村地區人均收入低、社會保障薄弱，大多數人需要的是保障型的保險產品，對高風險的產品承受能力不足。但是，保險公司出于市場份額、銷售效率等因素的考慮，往往指定銷售一兩種產品或特定產品組合，未對銷售群體進行有效細分。因此，行業監管者應從推動營銷員隊伍轉型，切實保護保險消費者權益，提高公眾對保險業的滿意度的角度出發，謀劃和引導建立不同層級的產品銷售管理模式。可以將營銷員劃分為高中初不同層級，對應不同層級明確允許銷售的險種范圍。如取得保險從業人員資格證并通過公司初級資格考評的初級銷售人員，可以銷售包括普通壽險、意外險、健康險和簡單分紅險在內的產品;通過保險公司業務考核、無銷售誤導行為、客戶投訴和不良記錄，并由行業集中組織的考評的中級銷售人員，可以銷售包括初級資格銷售產品及萬能險、投連險等新型產品;對于通過全面評估合格且從業時間較長、信譽良好的銷售人員可銷售壽險、財產險及其他綜合金融保險產品。

(二)加強保險機構網點建設和培訓管理

1．建立健全鄉鎮營業網點鼓勵有條件的保險公司在鄉鎮設立營銷服務部，服務部應定位于為當地群眾提供保險咨詢銷售及售后服務的職能。同時在農村地區大力推行非現金收付模式，降低資金收付風險。2．加強風險教育和系統培訓一是壽險公司應加強對農村保險營銷員的長期和持續的教育和培訓。對于新入司人員，確定1－2年的培訓期，培訓期內由相關人員進行輔導、陪訪，培訓期結束之后可獨立從事銷售工作。二是通過培訓提升營銷員人均產能，讓其成為全職的、專注的專家型人才，這樣既能更好地為客戶提供保險服務，也會帶來更多的銷售機會，形成良性循環。3．逐步提高營銷員利益保障，穩定營銷員隊伍一是建立“固定薪酬+準固定薪酬+績效薪酬+福利保障”相結合的福利待遇體系。固定薪酬是公司根據營銷員的級別保證支付的工資。可以與營銷員學歷、年齡、工作年限、專業資格綜合決定，目的是保障營銷員基本生活需求，穩定隊伍。準固定薪酬是對不同層級的營銷員保證支付的工資，目的是促進營銷員提升產能和晉升。績效薪酬即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獎勵績優人員。二是逐步理順與營銷員的法律關系，提高營銷員的養老和醫療保障。雖然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目前在保險營銷員隊伍中全面實施“勞動合同制”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可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由行業協會以自律的方式明確營銷員福利制度基本要求，在一定區域內統一福利標準，引導各公司公平競爭、逐步提高。這樣既有利于維護銷售隊伍穩定，也能促進保險行業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