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治理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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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管理不同職能之間的關系

(一)工商管理部門管理和引導之間的關系

通常情況下，管理職能屬于工商部門對企業行使的主要職能。但行使該項職能需要工商管理部門進行積極的引導，才能真正發揮職能作用。總體來說，工商部門的管理和引導之間的關系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工商管理部門需要引導所管理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按照正確的方式展開工作。此外，還要帶動弱勢產業共同發展，引導企業發展對當地經濟具有促進作用的產業；另一方面，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將發展飽和的產業進行分流，拓展外地市場。為弱勢產業積極引進資金，采取必要的政策扶持，從而促進企業的全面發展。

(二)工商管理部門管理和服務之間的關系

工商管理部門的服務主要體現在對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持，服務對象主要是處于困境和發展受到阻礙的企業，根據企業的需求提供對企業提供全面的服務。由此可見，工商管理部門的職能不僅是為監督企業的經營和生產狀況，還需要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服務。

三、新時期我國工商管理部門在職能發揮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一)我國工商管理體制不夠健全

管理體制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社會經濟在不斷發展，對工商管理體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由于我國的工商管理體制按照地區劃分，很容易形成地方保護主義，不利于工管理部門進行統一管理。不僅沒有充分發揮工商管理的職能，還減弱了管理部門的執法力度。針對這些問題，我國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健全的工商管理體制，為管理部門提供良好的標準，規范企業的工商管理行為。

(二)工商管理專業人才相對缺乏

工商管理是一項相對具有專業技術含量的工作，且涉及內容較多，需要專業的人才進行管理。然而據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的工商管理專業人才相對缺乏，尤其是中高級的工商管理人才。除此之外，很多工商管理部門在進行人才培訓時，只是單一的傳授書本理念，且教學內容陳舊、考查方式單一，還忽視了市場和企業發展的實際，使得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真正的將掌握的管理知識靈活運用到實際管理中。因此，針對這樣的問題，工商管理部門在培訓時，要改變傳統的培訓方式，引導管理人員區分現代的市場經濟與傳統經濟的不同，提高工商管理人員的競爭意識，開闊他們的視野，為我國培養更多的工商管理專業人才。

(三)工商管理部門的工作執法力度不夠

工商管理部門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市場和企業兩方面，還是我國依法治國的直接體現。然而目前我國工商管理部門的執法力度相對薄弱，執法手段也比較缺少。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得出，工商管理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和強制執行權進行了分離，很大程度的削減了執法的權威性。此外，我國的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地方保護現象，限制了工商管理部門的執法職能，甚至出現私自規定工商管理部門需要通過當地政府的認可才能對企業開展管理工作，這嚴重影響了工商管理部門的執法公正，也對我國依法治國的方針帶來了不利影響。要改變現狀，就需要工商管理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遵守依法行政的原則，不斷提高管理人員的執法能力和工作效率，運用依法治國的方針對企業進行工商管理。

(四)工商管理部門的內部管理有待完善

工商管理部門的內部管理也是影響職能發揮的重要因素，其管理體制的好壞直接決定著管理效率。良好的內部管理體制可以協調各部門的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不完善的內部管理體制會從根本上影響管理工作的開展，甚至無法發揮管理職能。我國工商管理部門的內部管理不完善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職能劃分不明確和內部審計職能不健全。因此，為了完善工商管理部門的內部管理，就要根據管理范圍和內容劃分職能，為審計建立健全的部門職能，從而達到各司其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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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元制教育的特點雙元制教育模式在德國的職業教育中應用很廣。雙元制教育理論是以行動體系為中心的理論，強調行動導向的教學形式，突出能力本位，突出實踐教學的主體地位，是職業教育的基礎理論。雙元制教育以職業能力為本位的特點，適應了現代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新要求。隨著社會分工由單一工種向復合工種的轉變以及技術進步導致的簡單職業向綜合職業的發展，勢必要求未來的勞動者具有不斷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能力。“雙元制”教育以職業活動為核心確定課程內容和階梯式的課程結構。階梯式的課程結構建立在嚴格的專業訓練基礎之上，并以綜合性的職業活動為核心，其包含的知識面廣、深淺適度、綜合性強，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雙元制教育的實踐課程更加突出了以職業活動為中心的特點，并且分為基礎培訓、專業培訓和專長培訓三個層次，呈階梯式逐漸上升態勢，圍繞職業實踐活動從泛到精、由淺入深開展，具有明顯的過程屬性。由于雙元制的特點和優勢明顯，近年來“雙元制”人才培養模式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理論領域的一個新的創新點。

二、基于雙元制的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體系

(一)確定基于雙元制的實踐教學目標一個明確具體的實踐教學目標是校企協同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先導。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學校制定的教學目標應以培養創新型人才為核心，結合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的要求，以企業需求人才為導向，確定工商管理專業實踐能力培養的具體目標與質量標準。學校和企業應以學生為本，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將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素質提高融為一體，構建以培養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為基礎、以培養創新能力為目標的實踐教學體系。在具體實踐教學中，學校定期組織學生到企業實踐鍛煉，使學生所學的知識應用于實踐，從而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構建基于雙元制的實踐教學內容實踐教學內容是工商管理專業創新人才實踐教學體系的中心，是實踐教學目標得以實現的載體。根據實踐教學目標和所需人才要求，學校聯合企業，詳細制訂實踐教學計劃，企業和學校共同研討實踐教學內容。基于雙元制的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內容分為基本技能訓練、綜合素質提升和創新能力培養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基本技能訓練是實踐教學的基礎環節，主要培養學生基本專業技能。學校根據計劃組織學生定期到企業進行參觀，同時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第二部分的綜合素質提升是在全面培養學生動手操作能力的基礎上，使學生的專業理論知識與實踐環節相互融合，在提升專業實踐能力的同時增強專業意識，從而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第三部分的創新能力訓練是對工商管理專業學生專業技能的完善和提升，在專業素質訓練和專業技能訓練的基礎上，掌握具體的專項技能，提高學生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本部分要求學生結合企業中的實際案例，解決企業各種問題，從而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熱情，進而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所以，在學校和企業的協同作用下，把學生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貫穿于所有的實踐教學活動，以學生的基本能力訓練為基礎，以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為核心，將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作為主線，構建“基本”“專業”“綜合”的“三段遞進”式實踐教學課程體系，將學生的實踐鍛煉和創新能力培養深度融合，逐漸使學生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思維，進而形成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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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控制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回溯

20世紀40年代以后，內部控制實踐與理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突飛猛進的發展，內部控制完成了其主體內容的構建，其各項構成要素和控制措施也零星可見，散布于企業各項管理制度和實務中，但未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把內部控制當作管理的附屬。1949年美國會計師協會的審計程序委員會在《內部控制，一種協調制度要素及其對管理當局和獨立注冊會計師的重要性》的特別報告中，承認內部控制超越了與財務部門直接相關的事項。1958年10月，該委員會的第29號審計程序公告《獨立審計人員評價內部控制的范圍》，對內部控制的定義重新進行了表述，將內部控制劃分為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兩類。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內部控制理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西方學術界在對內部控制理論進行研究時，亦已認識到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聯系性，但重點逐步從一般含義向具體內容深化。這一變化的標志是1988年4月AICPA的《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規定從1990年1月起以文告取代1972年的《審計準則公告第1號》。該公告的頒布和實施是內部控制理論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它首次以“內部控制結構”一詞代替原有的“內部控制”。指出：“企業的內部控制結構包括為提供企業特定目標的合理保證而建立的各種政策和程序。”并明確解釋了內部控制結構的三要素，即控制環境、會計制度、控制程序及它們的具體內容。20世紀90年代后，由美國會計學會、注冊會計師協會、國際內部審計人員協會等組織參與的“發起組織委員會”（簡稱為COSO）報告《內部控制———整體框架》。1996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發《審計準則公告第78號》，全面接受COSO報告的內容，并從1997年1月起取代1988年的《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公告中指出內部控制是由一個企業董事會、管理階層和其他人員實現的過程。旨在為實現經營的效果和效率、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符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等目標提供保證。將內部控制結構分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督5個要素。

縱觀內部控制的產生和發展歷史軌跡，其理論和概念的演變就本質而言，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形成階段和發展與完善階段。20世紀80年代前，人們對內部控制的認識源于內部牽制的理論假設，這一階段的特點為：在企業內部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內部控制措施、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業務處理程序化、業務分工標準化、企業員工間協作與制約制度化，以及與經營目標關聯化的理論格局。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一理論在于以內部會計控制為主，重點集中在如何防弊糾錯上，使內部控制在面對企業管理實際時顯得過于消極和狹窄。鑒于此，20世紀80年代以后，受系統論、控制論等理論的影響，以及90年代信息產業和高風險行業興起的沖擊，學術界對內部控制的研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內部控制結構和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兩種觀點。雖然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差異，但這一階段的理論特點則反映了人們對內部控制研究重點的轉移，即逐步從一般向具體深化，并將內部控制“要素化”，體現了內部控制源于管理階層的經營方式與管理過程相結合的特點。

二、內部控制理論形成與發展的根源

（一）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理論是企業內部控制建立的方法論

20世紀40年代起，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生產技術的空前提高，其結果導致了生產迅速增長。一方面跨國公司大量涌現，形成了跨越地域的經濟壟斷集團；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規模擴大，內部職能部門增加，更需要從企業內部進行協調，以達到節約資源、防止差錯和舞弊、提高經營效率等經營目標。因此，在客觀上要求企業建立包括組織機構、業務程序等在內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調節機制。而此時的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的形成恰好為內部控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支持。就控制論而言，它是一種研究由各種耦合元素組成的系統的調節和控制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尤其是以研究系統和經濟過程如何發揮其功能、如何控制經濟過程為目的的經濟控制論，成為內部控制的理論依據之一。這是因為內部控制理論在研究每個具體組織的內部經營管理過程，研究每個單位如何發揮它們應有的管理功能及如何對管理過程進行有效調節和控制時所設立的自我調節、自我控制機制和控制的方法與手段，正是依照控制論的一般原理。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末的信息論也是內部控制的理論基礎。從信息論的角度分析，控制實質上就是一個通過收集、篩選、加工、傳輸的信息反饋的過程，以指導物流和資金流，按預定目標運行的有效調控機制，其中信息是控制的源泉和依據。它的真實性、及時性是內部控制有效性的關鍵因素之一。系統論的誕生，不僅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結出了累累碩果，而且給人帶來了新的思想觀念，引起了管理方式的巨大變化。依照這一理論觀點，把企業當作一個由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若干要素組成的系統，而內部控制則是這一管理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二）委托理論是內部控制理論發展和完善的內在根源

按委托理論涉及的領域來分析，它主要研究企業內部的一種契約關系。在這種契約下，人根據委托人的委托，在其授權范圍內，以人的名義進行相應的活動。從這一理論形成的現實背景可以看出，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企業從個體業主形式轉向合伙制，最后變成公司制形式，是委托———這一問題產生的源頭；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資本高度聚集和經營職能的高度專業化為其產生創造了條件；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及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是該理論最終形成的內在原因。從企業總體發展的趨勢及實際運行的效果來看，公司制企業是一種最高的企業組織形式，即，投資人或股東將企業資產的經營活動權交由經營管理階層承擔，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特別是它們與控制權的分離，使委托———關系存在成為必然。可見，企業作為一張由各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契約組織，是多種委托———關系的集合，為使企業持續穩定地發展下去，建立健全一個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是解決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內部機理。企業內部控制建設的實踐也證實了委托理論是其發展和完善的內在根源。

（三）審計方法的改變和審計人員法律責任的增強是內部控制理論發展的推進器

在審計發展的初期，審計方法主要采取詳細審查，詳細檢查企業全部會計憑證，計算復核所有賬戶余額，進行賬證、賬賬核對。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日益擴大，業務活動日趨繁雜，無疑于對傳統的審計方法形成了極大的挑戰，因此抽樣審計的方法便應運而生。抽樣審計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益增加的審計任務帶來的難以進行詳細審計的問題，但卻帶來了由于審計人員主觀判斷而形成的審計結論可信度下降的現實情況。另外，如前所述，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凈資產的擁有者（投資者和債權人）迫切要求企業管理階層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為此，許多國家從法律法規的層面上來督促企業外部審計人員更加注重內部控制的審查，一系列案件的發生和有關法令的頒布，在增強審計人員法律責任的同時，也使企業注重自身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以盡量避免注冊會計師拒絕接受委托審計或提出保留性的審計意見。

（四）政府是內部控制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從內部控制發展的實際情況看，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企業內部管理要求的一系列因素外，政府是推動其發展的一種主要外部力量。20世紀70至80年代，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推動內部控制的實施。如1977年的《反國外行賄法案》中規定了每個企業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針對80年代美國出現的一些舞弊性財務報告和企業“突發”破產事件，招致了國會一些議員對財務報告制度提出了質疑，其中所關注之一，是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恰當性。為此，成立了“反對虛假財務報告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增加內部控制標準和指南，其工作成果就是著名的COSO報告。從報告的內容來看，既對以往內部控制定義進行了修正，又為設計更廣泛的內部控制系統提供了指南。我國政府于1996年12月，由財政部了《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9號———內部控制和審計風險》，以及1997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指導原則》等一系列規定和通知，在推動企業加強內部控制建設實踐的同時，也大大地推動了內部控制理論發展和完善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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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高職院校工商管理類專業，既有傳統專業，也有符合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新型專業，但總歸來說，與本科院校的專業設置基本相似。雖然當前對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培養越來越重視應用性和實踐性，但由于各院校培養的畢業生基本相似，專業特色不明顯，高職學生在就業時，受到地方院校品牌的影響，與名牌大學相關專業的畢業生相比，還是處于弱勢，缺乏競爭力。

1.2課程設置以專業課為主，教學過程以課堂理論講授為主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設置應體現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以培養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為根本任務，以培養技術應用能力為主線。雖然當前高職教育越來越重視“能力本位”，在教學中除了注重理論教學外，也有意識有計劃的加大實踐教學環節，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課程設置還是以專業理論課為主，教學過程也還是以課堂理論講授為主。

1.3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缺乏對學生職業素養的培養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相對本科院校來說，缺乏專業特色，學校相對來說比較重視職業技能的培養，而對于企業比較看重的，比如誠信、合作精神、創新品質等職業道德、職業意識類非專業職業素養，往往學校的教育比較缺乏。

2、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現狀

素養是人通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在某一方面所達到的高度。它是一個后天的教化和培養的動態過程。職業素養是指職業人在職場立足和發展應具備的綜合素質能力。專業技能是必需的，但很多時候職業素養往往在職場上能起到關鍵作用。相關部門調查數據顯示，對于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畢業生基礎知識方面，受用人單位重視的知識的前幾位分別是：管理學、思想道德修養、計算機基礎、英語、經濟學、基礎會計和、財務管理。企業重視的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畢業生的素質包括：良好的協調和溝通能力、吃苦耐勞奉獻精神、團結友愛團隊合作精神等、自學能力、領悟與反應能力、創新能力，道德品質高尚和獨立工作能力等。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企業對于高職學生選擇中，越來越看重學生的職業素養。當前，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職業素養問題主要表現為：

2.1職業意識淡薄。

高職教育屬于高等教育，也是一種職業教育，一切教學工作應該是以培養學生相應領域所需要的能力為出發點，以學生就業為導向。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由于專業特色不突出，教學環節中還是理論教學居多，學生進入學校后，缺乏對企業的感性認識，對職業崗位的認識、理解和適應滯后，職業意識不強。

2.2職業發展方向模糊。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大多數沒有自己的職業規劃，對自己將來從事什么職業、進入什么樣的公司也沒有自己的想法，更不多說中長期目標。部分學生甚至臨近畢業，都沒有想清楚自己要去什么樣的企業，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在當前，每年高校畢業生數量如此多的大環境下，大學生普遍就業比較困難，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大多也選擇了“先就業再擇業”。

2.3職業適應能力差。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很多畢業后行業適應能力差，吃苦意思弱，頻繁跳槽。高職工商管理類學生應具備的特質之一就是對崗位的適應力和可持續發展，這也是企業對這類專業學生比較重視的素質之一。不少學生由于缺乏職業認識和體驗,缺乏綜合素質的培養,進入一個行業后,不能較快適應崗位,更不能應對工作內容的變化。

2.4交流合作意識不強。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很多崗位需要從業者具有交流、合作的意識,服務意識，團隊分工協作意識，但我們的學生很多在學校由于參與集體活動不多，加上很多又是獨生子女，成長環境相對獨立，缺乏與別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2.5創新精神缺乏。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在校學習三年，雖然經過教學改革，越來越重視教學的應用性和實踐性，但是大部分還是以理論教學為基礎，教學空間較為封閉，教學方法較為僵化，學生在這種環境中也相應的缺乏創新精神。由于學生在學校里沒有進行創新、創意的探索，在工作中也很難有創新的工作方法。總體來說，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由于專業優勢不突出，高校在著重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同時更應注重非專業的職業素養的養成。

3、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培養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培養目標定位層面、課程設置層面、實踐技能訓練和校園文化建設層面。高職工商管理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提高必須從專業建設層面入手，同時，高職院校應多增加培育學生職業素養的有效載體，讓學生能多渠道地參與到具有職業內涵和特色的各類活動中去，對職業、職場有必要的了解和體驗，從而提升自身職業素養。

3.1準確定位培養目標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培養目標的定位應該準確，這直接關系到所培養人才的質量。高職教育應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培養目標應定位在培養適應現代管理需要的，具備從事管理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直接面向生產第一線的應用型管理人才。這樣定位既使職業院校的畢業生區別于本科生，又有利于培養以實踐性、職業性為取向的管理人才。

3.2優化課程體系結構

高職教育應以就業為導向，學生除了專業學習以外，還應該包括職業素養培養。基于這個基本的認識，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培養，除了個體智力與能力的培養外，還要提升和重建學生的職業世界，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內在的、隱性的職業素養。因此，課程體系設置中，應體現高職學生的基本職業素養的培養和開發。除了現有的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等零星課程以外，應開設專門的職業素養課程，向學生完整的呈現職業素養知識體系，包括大學生職業素養、高職生職業生涯規劃、高職生職業指導、創新思維等。另外，高職院校應把人文課程作為選修課來豐富、發展校園文化活動，推動文明和諧的校園建設，比如文學、書法、音樂等，從而提高學生人文素養和培養良好的個性心理素養。除了人文社科課程體現職業素養外，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也應體現職業素養，把職業素養納入到教學計劃當中，在理論課程和實訓課程的教學中得以體現。

3.3結合實踐技能訓練

高職教育中的實踐技能訓練一直都是比較重視的環節。作為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大都要求其具有較強的開拓創新能力、應變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和說服能力，這些能力素質往往需要大量的實踐環節和實習工作加以鍛煉和培養。而企業所更看重的學生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團隊合作意識等也能在實踐技能訓練環節中很好的培養起來。高等職業教育中的實踐技能訓練教學同時也是對學生進行職業素養培養的核心環節。所以，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除了注重專業理論教學外，也應加大了實踐教學環節的力度。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實踐教學環節應該包括：課程實訓、模擬實訓、綜合實訓、畢業實習和職業資格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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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于公司治理和企業成長的關系受到學界重視。有學者認為，公司治理已成為一個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熊波，陳柳，2006)。另有學者指出:“特別對于上市公司來說，企業成長與其資本結構和企業運行信息披露程度密切相關，因為企業通過信息的披露可以減少投資者的信息搜尋成本，從而拓寬融資渠道和降低融資成本，使得企業的資本結構趨于合理化，這樣就促進企業快速健康成長。”(烏仔愛其，賈生華，2002)

由此可見，理論界雖然對公司治理和企業成長的一般性問題有所論述，但是，針對特定省份分析公司治理與企業成長關系的文章還比較少。本文以河南省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結合雙匯發展和宇通客車的上市公司的發展歷程，論述了公司治理與企業成長的相關性。

一、河南省上市公司的特點

截至2008年7月底，河南省共上市58家企業，發行59只股票，融資505.68億元。其中:境內上市38家，融資294.75億元;境外上市21家，融資210.72億元護其中，境內:滬市20家，深市18家;海外:在香港上市8家，新加坡7家，美國5家，倫敦1家(注:洛陽玻璃既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我國戶深兩市的A股上市公司共1593家，而河南省僅38家，占2.39%，這與河南省SDP在全國排名第五的地位極不相適應。

1.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比例較大

從上市公司性質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國有控股上市公司32家，占55.2%,這反映河南省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取得不錯成果;民營控股上市公司18家，占31.0%，相對民營經濟發達省份，這說明河南省的民營經濟還比較薄弱，還有發展潛力;外資控股上市公司8家，僅占13.8%，這說明河南省招商引資工作還需加大力度。

2.上市公司的數量與城市經濟的繁榮度密切相關

從公司注冊地或者主要資產所在地分析，河南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上市公司的多寡與城市經濟的繁榮度成正比。鄭州處于第一集團，有19家上市公司，占河南省上市公司總數的32.8%。第二集團包括洛陽、許昌、新鄉、平頂山、安陽和三門峽，六市共22家上市公司占37.9%。第三集團包括焦作、南陽、信陽、漂河、商丘、開封、周口、淮陽、鶴壁、濟源和駐馬店，十一市共16家上市公司，特別是開封和鶴壁至今還沒有公司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開封發展的相對滯后對于以鄭汁洛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設很不利，加快發展中原城市群眾最弱的關鍵一環—開封對中原崛起至關重要。因此，省委省政府率先作出推動鄭汁一體化的重大決策是很明智的。

3.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比重過大

從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所處行業來看，河南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河南的工業類上市公司共50家占86.2%，其中在工業內部產業發展也不平衡，制造業上市公司共48家占工業上市公司總數的%%。值得注意的是，金屬非金屬加工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比重較大，占制造業上市公司的31.3%，由于這些企業很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這說明河南省節能減排的壓力相當大。另外，食品飲料類上市公司共7家，占制造業上市公司總數的14.6%，這說明公司充分利用了河南省農業大省的優勢。但是，河南沒有商業類上市公司，說明河南商業公司的規模和競爭力還很欠缺，河南的中心區位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河南沒有金融類上市公司，說明河南地方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還不夠充分。河南有4家房地產公司在境外上市，截至2008年7月底，在我國A股市場仍沒有河南房地產公司。

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對企業成長的意義

1.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股權結構，減少董事會盲目決策，促進企業穩定發展

如果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合理，法人機關分權制衡、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那么，上市公司能夠減少決策風險，維護上市公司全體股東的權益，進而促進企業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反之，如果上市公司股權不合理，控股股東一股獨大，法人機關形同虛設，則上市公司作出的決策可能不考慮中小股東和潛在投資者的權益，進而導致企業的成長性被扼殺在不當決策上。1999年3月，洛陽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募集資金4.248億元。由于控股股東春都集團一股獨大，所持有的股份高達62.5%,董事會五個董事中春都集團占三個，沒有其他股東對其進行有效制約，這導致控股股東的任何議案幾乎都可以通過。監事會形同虛設，并且上市公司和控股股東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人員、資產、財務根本沒有分開，這些都為春都集團占用上市公司的資金造成了方便，最終導致春都股票的暗淡退市，春都品牌的銷聲匿跡。

2.有利于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提升業績，為企業成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通過考察上市公司的發展壯大，筆者發現一個企業成長公式“選取成長性良好的行業+良好管理團隊十良好公司治理十募集資金十選好投資項目十提升業績十適當分紅+完善公司治理+募集更多資金十好項目+更好業績十更多分紅··…二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上市公司雙匯發展的發展壯大過程就是如此。1998年雙匯發展上市，募集資金3.12億元，2001年再融資58579.56萬元。再融資前幾年的每股收益和分紅方案如下:1998年0.39元，10送2轉1;1999年0.517元，10轉3;2000年0.529元，10派5。可見，雙匯發展能夠實現再融資與它的良好盈利能力，誘人的分紅方案密不可分。據統計，截至2007年底，雙匯發展7次派發現金，總派現額180462.53萬元，而總融資金額89779.56萬元，兩者之比為2.01，在上市公司中排38位。這說明:雙匯發展非常重視回報投資者，用高分紅吸引潛在投資者。雙匯發展的股票發行價是6.24元，上市首日收盤價11.75，而2008年7月31日收盤價為40.99元，與發行價相比增幅達557%,弓大說明投資者非常看好雙匯發展的長期盈利能力，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管理團隊和公司治理的高度認可。

3.有利于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提升管理水平，促進河南省大型企業集團的形成，增強并延續企業的成長性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為實現其長遠利益需要推動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結構，同時，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也會反過來推動其控股股東不斷加強自身的治理水平。1997年5月宇通客車上市后，控股股東鄭州宇通集團有限公司非常重視管理，掀起了一場管理革命。2002年，宇通與普華永道公司合作，入了世界著名的SAP系統，隨后建成了覆蓋設計、計劃、生產、后勤、供應、財務、成本控制、質量管理、銷售、售后服務等經營業務領域的ERP系統。2004年，宇通在國內客車業率先通過了比ISO/9001:2000更為嚴格的由德國管理體系認證有限公司(DQS)頒發的ISOlTS16949:2002版質量管理體系認證，使得宇通產品在質量管理方面已經與國際同步接軌。2006年，宇通與世界領先的管理和技術服務供應商埃森哲公司合作，完善了公司的績效管理體系。所有這些措施都加強了宇通集團有限公司的管理水平，進一步宣傳了宇通品牌，提升了其無形資產的價值，為宇通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和品牌保障。宇通客車也隨著控股股東管理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實現了上市融資和公司成長的良險互動，其中宇通客車上市1997-2007年盈利能力如圖1所示。

三、上市公司治理與企業成長性的關系

比較豫政[2004]63號和豫政【2006]15號所確定的成長性強的100戶省重點工業企業名單，發現以宇通客車為資本運作平臺的宇通集團有限公司和以雙匯發展為資本運作平臺的雙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企業連續人選。兩家公司以成長的高潛力性和穩健的發展步伐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初步形成了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大型企業集團。這說明上市公司不僅僅要重融資，還要重項目、重管理、重回報，才能實現上市公司成長的良性循環。

公司治理水平與企業成長性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它們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企業高成長的潛力吸引了投資者的注意，投資者成為促使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無形的但可感知的力量

雙匯發展的主業是豬肉制品深加工，這個行業的無周期性、高成長性、消費普遍性和與百姓生活的密切性使很多投資者對該行業的上市公司有濃厚的興趣和較高的期待。1998年，雙匯發展依靠資本市場融資的3億多元建設食品城二期工程，提升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擁有核心競爭力又提高了雙匯發展的盈利能力，當年每股收益達到0.39元。投資者不僅關注上市公司是否有長期盈利能力，還關注這種盈利能力是否有可靠的制度去保障將來利益的實現，于是投資者就用投票權和對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認可度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推動法人機關的規范運行。

篇（6）

但各個具體實踐環節的目標和階段性目標卻缺乏有效界定，導致實踐教學過程缺乏有效控制。

2）各實踐教學環節之間缺乏系統性和關聯性。

工商管理專業的課程具有較強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在實踐課程設計方面往往存在著內容的重疊，或者部分知識的缺失。

3）各實踐教學環節缺乏規范的教學內容和計劃。

這也是目前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最嚴重的問題。一門實驗課程往往只有簡單的教學大綱，并沒有規范的、明確的、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考核方法。對具體實踐教學環節的教學方法缺乏研究討論，教學實施環節因教師而異，差異較大;而且教師引導有限，放羊現象嚴重，教學效果參差不齊，未充分發揮實踐教學的作用。

4）現行的考核體系不能全面客觀的反映學生實踐環節的學習成果。

目前的學生成績主要依據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成績綜合評定，未明確實踐環節所占的考核比重以及具體的考核方法，教師對學生實踐環節的學習成果的考核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學生學習成果的評定仍然是基于傳統的理論學習的考核方式，不能有效引導學生的學習方法和思考方式。

二、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獨立院校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效果提升思路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梳理了實踐教學的目標和過程，提出了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優化思路。

(一)指導思想

系統性思考和設計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體系。調研界定工商管理專業的職業能力，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綜合考慮各專業之間的關聯性，設計相應實踐課程;構建課程質量標準體系，規范標準化實踐過程，重點突出，層次分明。

(二)實踐教學內容優化

充分調研，界定工商管理專業職業能力，精心設計與之匹配實踐課程和環節。所謂職業能力，指的是從事某種職業的勞動者必須具備的、在職業活動與發展中表現出來的綜合能力。筆者通過企業調研、專家訪談等形式，針對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目前就業崗位所需能力以及若干年后職業發展能力進行統計與提煉，最終界定工商管理專業職業能力主要包括經營計劃與決策能力、人力資源規劃能力、物資采購與客戶管理能力以及戰略規劃與管理能力四個方面，圍繞職業能力設計建立實踐教學課程體系。

(三)實踐教學過程優化

1、實驗準備階段

1）精心設計安排實踐教學環節，細化實踐課程目標。

目前大多數實踐教學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實踐教學目標過于單一，大多數實踐教學課程僅僅制定了該課程的目標，而對整個實踐課程過程中的目標缺乏控制。因此，教師應精心做好實踐環節設計和安排，不僅明確課程培養目標，還應當進行目標細分，將整個實踐過程細分成若干個環節，制定出每個環節的階段性目標及實訓方式。比如《戰略研究與規劃實訓》課程，就可以細分為調研和資料收集、環境調查、分析與評價、戰略分析與決策、戰略規劃與計劃、撰寫總報告以及總結與考評六個階段，每個階段詳細列明具體的訓練內容、訓練時間和訓練方式，并明確各階段性成果。

2）準備相關資料素材。

為保障實踐效果，作為教師課前必須做好相關的資料準備，比如《采購管理課程實訓》中招投標采購環節訓練，教師應準備不同行業企業的各種招標文件幫助學生加深對招標書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在提供背景企業方面，盡量選擇當地知名企業或者學生感興趣的企業，在實訓之前將相關資料發給學生，要求認真研讀。

3）構建科學合理的全過程、全方位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以過程為導向，建立各階段考核指標體系，在考核指標選擇方面，除了對專業知識和效果的考核外，應適當增加考核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思考、團隊協作，服務精神等方面指標，并清楚描述各指標標準，形成課程評分表。

4）加強溝通。

為了加強實踐過程把控，教師課前可先與班委、輔導員和班主任進行溝通，了解該班學生基本狀況，為實踐課程分組分工、重點控制打好基礎。

2、實驗實施階段

1）合理分組、恰當分工。

實踐課程的開展一般以小組或者項目組的形式展開，課程開始之初，教師可采用“自由組合”與“教師微調”的方式對是實踐學生進行分組，在組內分工方面，可指定或學生自我推薦形式產生組長或項目經理，具體任務由組長或項目經理根據組內成員特點恰當分工。

2）組織培訓、授權管理。

實踐課程強調全員參與，團隊合作，但是工商管理專業的授課特點一般是學生較多，教師在重組織和過程控制中的難度較大，因此，教師可以采取組長負責制形式進行管理，對各小組組長或項目經理進行培訓，明確組長或項目經理的職責權限范圍，授權其對小組成員進行分工、考勤、激勵，充分調動學生的參與主動性。教師從旁指導，做好監督和協調。

3）定期考核、階段控制。

做好階段性成果驗收提升整體實踐效果的重要保障，因此對于學生實踐效果必須定期驗收。對于有實質成果的實驗可采取提交相應材料的方式進行，比如《戰略研究與規劃實訓》，在環境調查、分析與評價階段，要求學生提交《戰略環境分析報告》;對于沒有實質成果的環節，可組織學生進行發言匯報，與其他小組分享實驗過程中的體會與收獲。

3、實驗考核階段

1）以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為基礎，公正客觀進行成績評定。

管理類實踐課程的考核僅僅是知識應用的考核，更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按照構建的質量評價體系，對學生實踐過程中的考勤、團隊合作、階段性表現以及最終成果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評價。

2）最終成果的考核可以采用“書面報告+口頭匯報”相結合的方式。

通過整理匯報，學生對于整個實踐過程和環節能夠進一步總結，同時也能夠促進學生的表達和邏輯思維能力的提高。

3）在成績評定主體選擇方面，可以由教師和各小組組長共同組成。

各小組組長對其他小組的成果進行評分，評分的同時可以吸收借鑒其他小組的亮點;另外，各小組組長也要對本下組其他成員的表現進行打分，組長對于各自成員的表現比教師了解更加深入，打分將更加準確客觀;教師對于各組成績以及各成員成績做最后的把握和調整。

4）教師最好實踐課程的總結和評價。

不僅僅是單純成績的公布，教師應該對實踐課程過程中各小組、各成員的表現進行概括總結，中肯評價學生實踐過程中的諸如態度、團隊合作、只是理解等各方面的表現，肯定突出表現，指出不足。盡量做到關注細節，讓學生充分體會到過程的重要性。

篇（7）

大學生首先是社會公民，而人文素質是人的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愛因斯坦在《論教育》中指出：“學校教育的目的始終應該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專家。”人文素質教育以人為對象，它是人通過各種途徑將人文知識進行內化而形成的。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內在品質，是一個人之所以成其為人并進一步成為人才的關鍵因素之一，人文精神實質是人類自我關懷，是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價值，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命意義和人的理想的關注。

（二）搞好人文素質教育才能真正實現高等教育工商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

高等教育工商管理專業的辦學目標是培養能夠掌握工商管理前沿理論和專業實用技能，培養學生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和科學素質，具備發現、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商管理專業人才。管理是社會組織中，為了實現預期的目標，以人為中心進行的協調活動，所以，管理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圍繞人展開的，而人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在培養管理人才的時候不能只注重科學性，只關注學生技術性實用性的知識。

（三）多種因素造成工商管理專業大學生人文素質較低

社會是造成當代大學生人文素質缺失的關鍵原因，市場經濟所必然導致的功利、理性、物化，個人利益的追求、大眾文化的流行，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在某些層面缺乏人文價值的導向，導致物欲至上，拜金主義等一些不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例如由廣州的廖勇等對820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很多大學生存在“人生目標茫然”“人生支柱物質化（權力、金錢）”“信仰危機”等嚴重的思想問題，以就業為終極目標的功利和短視培養模式造成對人文素質培養的形式化。

二、提高工商管理專業大學生人文素質的思路

（一）充分認識工商管理專業特點，轉變辦學思想，以培養具有厚積薄發能力的人才為己任

張杰認為，工商管理專業的大學生要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商業道德、終身學習的能力、合作溝通能力、經營管理能力、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質。因此，高校應該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樹立正確的育人觀，沉住氣，拋棄企圖“立竿見影”的辦學思想，拿出“百年樹人”的氣魄，在強調學習專業知識，掌握專業技能的同時，應該充分重視人文素質教育，以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誠、信”等價值觀、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輔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發學生樹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只有這樣的人，才是一個合格的職業管理人，只有培養出這樣的人的高校，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承擔起了應有的社會責任。

篇（8）

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國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國家通過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社會商品生產經營者、社會經濟活動所進行的管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隨著民主與法制進程的速度加快，在加入WTO后的不斷變幻的新形勢下，作為主管市場監督管理和行政執法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面臨的問題和壓力也越來越多。如何與時俱進，適應新的形勢，提高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執法水平，切實履行工商行政執法職能，嚴把市場主體準入關，切實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保障公平競爭，嚴厲打擊各種經濟違法行為，保護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擺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分析對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執法中常見的缺陷，提出了幾點具體的提高行政執法的方法和對策，以期能對優化工商行政管理做點貢獻。

1工商行政管理中行政執法的缺陷分析

1.1工商行政管理執法手段弱化

在推進工商管理行政政執法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個比較明確的目標就是逐漸轉變政府職能，逐漸使全能政府成為有限政府，把政府管制變成政府管理。這一理念打破了傳統行政法制中我國政府職能無所不包的局面，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更好更有效地成為服務型行政部門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但是，現實中，過度簡化后的政府職能在現代社會日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并不能應對自如，作為行政機關，其執法手段有被一味弱化之嫌。我國的工商行政執法，由于相關制度不健全，公眾法律素質普遍不高，在行政機關沒有相應的強硬執法手段的情況下，毀滅證據、轉移財產、逃避制裁、抗拒處罰的情況時有發生，不考慮國情和實際，對行政執法手段一味弱化，必然導致執法的疲軟。我國在近年來不斷借鑒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和文化，特別是對行政執法手段和執法保障的削弱，體現了西方立法技術中減弱國家干預，限制行政職權的理論。這為我國的法律制度盡快和國際接軌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公眾的法律素質、執法環境和法律體系均不完善情況下，將西方經過幾百年的法制建設后才相對完善的執法制度，搬到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中國，不可能帶來預期的效果。從歷史上看，只有《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兩個行政法授權工商部門在監督檢查時可以行使凍結、劃撥、封存、暫扣等專項行政強制性手段。但是后來《商業銀行法》規定：只有法律規定凍結的才能凍結，沒有法律規定就不能凍結。這就致使工商管理部門在監督檢查時候常常處于尷尬處境，對某些違法經營行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賦予了工商部門主動監督檢查權、調查檢查權、強制措施權。可以對違法行為及物品加以限制，可責令被檢查的經營者說明商品來源時，相對人往往拒絕回答，要求其暫停銷售不得轉移時，相對人往往拒絕簽字，事后商品不知道去向。《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了監督檢查部門在調查取證中的詢問、查詢、復制、檢查等權力，但未明確授予查封、扣押財產等強制措施權。行政處罰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相分離，工商部門做出行政處罰決定后，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權力，削弱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執法的嚴肅性、權威性，無形之中放縱和助長了違法經營行為。

1.2工商行政管理執法受地方保護主義干預嚴重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由于諸多原因，受到“地方保護主義”干預嚴重。“地方保護主義”是當今中國比較流行的一種風氣。雖然地方保護主義弊端重重，但在實踐操作中，但凡在任的地方官員，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投入到地方保護的實際行動中。目前地方各級政府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采取各種優惠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地方保護主義者認為，工商行政管理對外來投資企業的檢查，對企業的違法行為的處罰，會影響投資人的積極性，破壞投資環境。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認為，發展是硬道理，只要有產值、有稅收，不管是什么企業都可以投資興辦，甚至不顧中央的政令，想方設法地變通處理，把一些對環境、資源破壞嚴重的項目都放行準辦。為此，他們認為工商行政管理是阻礙地方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私自決定未經政府允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一律不得到企業進行檢查和實施處罰，企業違法一般不罰或按下限處罰。

1.3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指導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行政指導指的是行政主體在其職責任務和管轄的事務范圍內，為實現一定的行政目的，采用說服、教育、示范、勸告、告誡、鼓勵、建議、指示等不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方法促使相對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非強制。20世紀60年代以來，行政指導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就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運用，成為對傳統的行政執法的重要補充。

行政指導屬于不具備法律強制力的柔性行政行為，主要以示范、勸告、建議、鼓勵等非強制性方式，行政指導作為一種新型的行政手段，廣泛運用于各個行政領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現代行政中具有重要地位。行政指導還屬于“積極行政”的范疇。古典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政是消極行政，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由于社會經濟生活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公益和私益需要兼顧，效率和公平要平衡，社會成本需要降低，社會福利需要增進，凡此種種都需要行政行為由消極轉為積極。現代社會生活需要行政指導以靈活多樣的方式，有效地對經營行為進行干預指導。工商行政部門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出現了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有些復雜情況無論是行政立法還是人大立法都難以完全適應工商行政管理職能的客觀要求。這就需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有針對性地給經營者下達提醒、建議、勸告、警示等“行政指導書”，幫助他們改善經營管理，改正不當行為，提高經濟效益。當然，行政機關應當嚴格監管市場主體，對違法者要依法予以懲處。通過嚴格的依法管理和執法，促使市場主體遵循法律道德，做到誠信經營。維護消費者利益。但真正有效的管理并不是一味的“管”。執法也不是單純的“執罰”。更主要的是根據具體情況實事求是的處理好市場行為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能給予經營者正確的指導，能促進法制社會的建設。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作為服務型行政部門出現，應該借助他們對法律法規掌握理解的優勢，對市場主體多些耐心的疏導，善意的提醒，幫助他們少出問題，少走彎路，防患于未然，這樣同時也減輕了行政管理的任務。行政指導作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行政方式，更多的應該以不自覺的方式被運用，但在我國實際中，這一先進理念的貫徹落實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行政指導的作用還遠未充分發揮。

2優化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執法的對策

行政的法治化和現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工商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之路也是如此。通過對我國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執法的缺陷分析，立足我國工商行政管理法治建設的現狀，借鑒國外市場監管的先進經驗，現將對工商管理依法有效行政的建議提示如下。

第一，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體系。

我國目前在政府職能地位和機構配置的法律依據存在有不便于操作，條文不細、規定過于原則，靈活性差等不足之處。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體系，加強行政管理組織發建設，加強市場體系監管立法，解決各類市場監管無法運用工商行政管理綜合性職能，發揮職能合力作用迫在眉急。應該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合同法》等為重點，加快實施細則或單項配套法規的制定，解決工商行政基本法操作性不強的問題。加快舊法的修改完善步伐，解決掉新舊法規自相矛盾、執法依據不統一的問題。

第二，加強工商行政管理執法。

從上文分析，我們發現，工商行政管理執法存在很多缺陷。改進工商行政管理主要要加強化執法保障，改善執法環境、完善執法程序、加強行政指導等。

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對市場監督機構賦予了較強的執法手段，工商行政機關除在監督檢查時可以行使凍結、劃撥、封存、暫扣等專項強制手段和詢問、查詢、復制、檢查等權力外，可以明確授予查封、扣押財產等強制措施權，把行政處罰權與行政強制權結合起來，提高工商機關執法的權威和嚴肅性。

在改善執法環境方面，除了解決法規滯后和法規矛盾問題。要多加取得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化解地方保護主義和工商行政管理之間的對立情緒矛盾。應該采取措施“對各級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明確要求，要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國家要把依法行政和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作為地方政府考核指標、公正評價政府的工作政績。要把維護市場秩序和經濟保障的責任落實到相關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要按照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工商的要求，進一步規范執法行為。要通過自身行為的規范來贏得政府對執法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地方保護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地方經濟。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首先要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樹立服務觀念。“運用工商行政管理職能，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不能變；在地方黨委領導下的領導關系不能變；積極參與完成地方政府交辦的工作任務不能變；與地方黨委政領導的工作聯系職能和感情不能變”。

篇（9）

一、高職院校工商管理專業開展教育現狀

培養生產、經營、管理以及服務第一線的需求，并且掌握一定的工商企業管理知識和較強職業能力的技術應用型人才，是高職工商管理專業教育的根本任務。高職院校工商管理專業的培養方式直接受培養目標所決定。相關領域的實踐技術必須更加直接的掌握，并且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實踐當中不斷的得到提升。工商管理專業是一項具有很高的專業技術水平的學科，在國外只有在碩士研究生階段才開設工商管理專業這一學科的教學，而在我國的許多的大中專院校都開展了工商管理專業的教學，通過培養了大量的相關專業的管理人才，為我國經濟以及社會的快速發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能夠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但是隨著我國人民生活節奏的加快，傳統的工商管理專業教學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社會時代的發展。

二、當前工商管理專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調查的數據，工商管理專業在開展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目前，一些高職院校的領導不夠重視開展教育這一課程，并且專項資金以及政策制度不能夠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專業課教師的思想比較守舊、知識機構比較老化，不能夠很好的指導學生開展高質量的教育活動，在調查的所有學生的80%對院校開展的教育課程不是很滿意；其次，在開展教育時所使用的教學體系比較老化，教學的方式不能夠跟上時展的步伐，并且缺乏創新，此外由于教學資源所涉及的范圍比較狹窄，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了抵觸的心理；最后，培養目標、培養方向以及社會發展需求三者不能夠很好的統一，出現了脫節的現象。在本次的調查過程中，有81%的學生認為高職院校的教育與社會發展需求存在脫節的現象，對于學生的操作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完全被忽略了。

三、關于提升工商管理專業教育質量的對策與建議

（一）轉變觀念，高度重視教育活動

教育是提高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院校的領導以及教師必須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在開展教育活動反面學校需要加強資金投入的力度，同時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使教育能夠得到保障，學校要根據社會的需求制定一套完整的工商管理專業培養方案，確保開展的教育活動對學生有幫助，對本科四年的教育制定出一個分層次的全面性的統籌以及安排，針對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培養目標開展特定的教育活動，使開展的培養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到“因勢利導，因材施教”，才能夠提高教育的效果。

（二）明確教育的意義，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與興趣

在教育過程中學生往往不重視，這也是影響教學的另一個因素。為了能夠使學生積極的參與到教育中，學校需要積極的教育和宣傳教育呢重要性。除此之外，還要加強制度的建設，并且鼓勵工商管理學生積極的參加對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的活動或者比賽，把書本上的知識轉化為實際的工作能力。在教育過程中老師需要積極的指導學生，讓每一位學生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三）明確實踐目的，拓展和創新實踐方式

工商管理專業的應用比較廣泛，需要學生不斷的學習并積累新的專業知識，為了使自己的閱歷變得更加的豐富，學生在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合理的規劃，并且每位學生根據自己職業生涯規劃進行有目的性的選擇實踐教學活動。從而有效的提高了實踐教學的效果。實踐教學比較單一，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高職院校應該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廣泛的資源，比如可以與一些資質比較高并且就業有保障的單位進行合作，每年都可以安排相關專業的學生到這些單位進行實踐教學活動，提高學生的實踐閱歷。除此之外，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學生難免會有一些想法和問題，這時老師就要把學生的想法以及問題進行收集整理，并且對相應的想法和意見進行綜合性的思考和改進，最后把學生所反饋的付諸于實踐教學當中，這種教學方式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而且使整個實踐教學活動變得不是那么的枯燥。

四、結束語

高職院校的工商管理專業所涉及的教育內容比較廣泛，與其他專業相比就有很強的代表性。本文針對于高職院校的工商管理專業教育進行了調查，并且對調查的結果進行了研究與分析，明確的指出了工商管理專業在進行開展教育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此外指出對于教育過程中學校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職院校應當對于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創建素質拓展方案，以教育過程中以知識應用為出發點，并且圍繞這個出發點建立以及完善教育的體系。

作者:盛中華 單位:黑龍江煤炭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呂可軍.高職本科院校提高教學督導工作質量之淺見[J].工會論壇(山東省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01).

篇（10）

在論文完稿之際，謹對在本論文的撰寫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導師和家人，表示深深的感謝!

特別要感謝我的導師：戚海峰老師。無論是為人還是治學，他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值得信賴的良師益友。在承擔繁重的教學和工作任務的情況下，他主動關心我的學習和科研。從論文的選題、開題報告的撰寫、資料的查找，到結構的完善，都給予悉心指導，使我順利成文。

同時，要感謝我的家人，是家人的鼓勵和支持，使已過不惑之年的我能夠全心投入學習和工作之中，順利完成學業。

最后衷心感謝在百忙之中評閱論文和參加答辯的各位專家、教授!

論文致謝二：

在大學度過了兩年半的緊張學習時光，系統地學習了工商管理的各方面知識，深深的佩服各位專業老師的學識，從中我不僅學習到管理知識，而且學到很多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道理，在此表示真摯的謝意。

在論文即將完成之際，我要感謝我的導師于立宏教授。在論文撰寫的整個過程中，從論文選題、到撰寫開題報告、最后到正文撰寫，于老師都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于老師指出的每一個問題，指導的每一個思路，都使我有醍醐灌頂之感。給我感受最深的是于老師嚴謹治學的態度，無論從格式規范、論文要點、還是文章結構，于老師都不厭其煩，給予我及時的幫助，使我能夠最后順利完成論文寫作工作。

在此我要感謝大學MBA的所有老師，你們無私的奉獻精神和愛崗敬業的治學態度，不僅使我對管理理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將理論和自己的工作互相印證，受益匪淺。而且使我能夠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對現實問題的分析和解決，繼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感謝我的各位同學，是你們的無私幫助讓我感受到重新走進校園的溫暖，在我的論文寫作過程當中，多位同學為我提供了信息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最后再次感謝大學為我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使我能夠走上一個新的平臺，幵始一段新的人生!

論文致謝三：

光陰如箭，我在吉林大學數載的碩士學習生涯也即將結束。

首先，我要特別特別誠摯地感謝我的導師。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導師在論文的選題、結構和內容等方面均給予了重要的指導；而在碩士學習階段中，導師一直關心我的研究進展，當我感到困惑迷茫時，導師總是能夠及時地為我指點迷津，并給予我熱忱的鼓勵。同時，導師嚴謹的治學態度、平和穩健的作風以及淵博的學識都是我學習的楷模，讓我終生受益無窮。

其次，我還要感謝我的EMBA同學們，每次和同學們一起探討研究，都能讓我產生啟發，在你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與你們相處的日子是我一生的財富。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家人!你們含辛茹苦培養我長大，這么多年來對我生活上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學習上的全力支持都讓我感激不盡，你們是我永遠的前進動力。

論文致謝四：

首先，感謝導師賴靜雯副教授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對我嚴格細致的要求和認真負責的指導。由于賴靜雯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學生的嚴格要求，讓我能夠積極和較為科學地將管理學方法相關知識運用到解決企業實際問題的研究分析中。

篇（11）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健（2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基于此，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現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模基本符合正態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總的來說，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總的來說，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