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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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純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FTT)。這三類貿易條件中純貿易條件最為常用，而收入貿易條件普遍被認為最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在這里本文也主要討論這兩類貿易條件。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篇（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規模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76萬億美元，進出口順差0.18萬億美元，增長74%，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

但我國外貿依存度保持了較高的水平，2005年高達60%，導致我國國內經濟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和沖擊越來越大，且隨著國外貿易壁壘不斷加強，出現了貿易效益低下和貿易條件呈現不利趨勢等問題，已成為各方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何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是亟待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出口商品結構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

出口商品結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國出口的各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在對外貿易中的構成，即各大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出口額與整個貿易額的比，是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狀況的重要指標，對該產品的出口將拉動國內的生產，形成規模經濟。雖然我國工業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過初級產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結構才真正實現了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轉變完成后，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則主要表現為工業制成品中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品分別所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變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促進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長。在這一階段，由過去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輕紡類半制成品、中間品轉變，特點是較低技術含量，粗加工、簡單加工。

第二階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了62.2%的頂峰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強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這一時期是以出口輕紡產品為主向出口機電化工、高新技術產品等重化工產品轉變，其特點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階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份額首次超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44%的份額，達到49.4%，使其成為促進工業制成品持續穩定增長的最主要動力，順利完成了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輕紡產品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的轉變。根據海關歷年公布的數據，從我國出口商品構成情況來看(按SITC分類)，2004-2006年初級產品分別為405.5億美元、490.4億美元和475.5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5%、20.9%和7.8%；工業制成品分別為5528.2億美元、7129.6億美元、8274.9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37%、29%和28.8%。

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資、低技術密集度、高競爭強度的產業和加工環節，基本上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末端。我國現階段的出口產品相對集中在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和食品等，多屬價格敏感性商品，這類產品一般技術含量不高或產品開發、生產技術已經成熟，大多出口企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在貿易快速增長的前提下，表現為出口萎縮，進口增長而導致的貿易收支逆差。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潛在危險在于：在貿易條件下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與國家凈福利增加的背離，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困境。因為初級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是需求彈性小的產品，在國際價格下降的情況下，需要大量的出口來彌補損失，因而有可能出現出口規模越大，國家凈福利損失越多的現象。

二、近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動態

商務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制成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則下降了2%。

(一)價格貿易條件。從1998年到2003年，我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負面收入效應在2000-2003年相當于當年GDP的1%-1.2%，這表明我國近年來貿易條件不斷下降，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換取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對我國的經濟產生負面的收入效應。

2000-2002年，我國價格貿易條件連續三年有不利的態勢，雖然總體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如2002年，棉花的價格貿易條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價格貿易條件=(93.4/104.1)×100=89.72，蠶絲的價格貿易條件=(79.3/108.1)×100=73.36，且嚴重地影響到這些行業的貿易效益。其中，價格貿易條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出口農產品、礦產品及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價格普遍下降，而進口原油(主要局部沖突和戰爭威脅導致)和進口農產品(主要是自然災害導致)價格上揚。通過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間，海關統計的18種主要進口商品中，天然橡膠等12種進口商品的價格處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數量和價格同步上升，價格增幅大部分超過了2位數，特別是未鍛造的銅及銅鋁材同比價格增幅高達63.1個百分點，谷物及谷物粉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基本穩定，只有大豆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有所下降。

首先，隨著我國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近年來漲幅大大高于制造業產品價格，部分因為我國經勞動力成本調整后的勞動生產率較高，某些產品的大量出口壓低了國際價格。從進口的構成看，近兩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重化工業的生產和投資增長導致初級產品占進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價格的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國原油進口占消費的38%，使貿易條件進一步不利。第三，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投資的迅速擴張，導致我國進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中國新增的鐵礦石進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產量的51%，新增原油消費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過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平均3%的增長速度。

(二)收入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呈現良好的優化態勢，貿易條件指數出現了加速上升的趨勢。通過對近年來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貿易條件總體形勢不容樂觀，貿易增長主要是依賴大規模的數量擴張來實現的，我國外貿已進入結構調整階段，進一步的經濟增長不能靠單純的數量擴張，只能靠結構的轉變。只有進行外貿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逐步由非熟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乃至向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品為主轉化，才能進一步加大外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確保我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

三、調整貿易戰略、改善貿易條件的思路

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最優關稅理論指出，當一國的進口需求足以影響國際價格時，關稅的提高將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但是，中國需要履行對世貿組織的承諾，提高關稅顯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貿易條件最終將依靠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長期能源戰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點是抑制投資的過度增長。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第一，由于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升受我國投資需求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針對經濟過熱進行宏觀調控是極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調控經濟過熱應從根本上抑制投資需求。第二，國內能源價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預，油、電、煤、運價格的變化沒有充分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上近來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這種價格扭曲人為地降低了重化工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這些部門的投資擴張。盡管經濟過熱，可電價調幅極小。而某些產品(尤其是耗電量大的產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價格的漲幅遠遠高于電價，給這些行業帶來了暴利，加劇了投資的大幅增長。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或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相比，電價遠落后于這兩者的上漲。這意味著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后，電的實際價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應該大幅提高電價，依靠市場和經濟的手段來篩選真正有效益的企業和調控行業間的平衡發展。對電價的控制，可以說是造成電力瓶頸的原因之一。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指出，廉價的生產要素(包括能源)價格、勞動力價格和極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國始終背負著沉重的成本負擔，為他國提供經濟“補貼”。但中國外貿的高速增長卻帶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因此，他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產品的稅收優惠政策，逐漸減少這類產品的加工生產出口，將重心移向高端產品；二是提高匯率靈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體制，不排除進一步升值人民幣的可能。

(二)從長期來看，應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新興部門和行業不斷涌現，各個領域和行業的競爭水平都在不斷提高，擁有和保持競爭優勢不能單純依賴于低成本和大規模，要逐漸過渡到不斷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提高其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要改變這一局面，“科技興貿”是當前的重要工作。我國明確提出產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興工業化路子。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必須建立一套技術引進、消化吸收、開發創新機制，引進先進的符合我國產業結構發展方向的技術，提高自主開發、設計和研制能力，打破原來重引進、輕開發的格局。在引進開發、推廣的基礎上，逐步加大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為提高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必須從全球產業發展的高度部署我國的產業發展戰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財政金融政策。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設，解決落后企業退出市場的障礙問題，把資源集中配置在對中國產業有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上，加快這些產業的發展，促進其競爭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條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發揮高新技術產業擴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產業技術政策，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技術和專利，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開發，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整體產業素質。四是要研究制定組織政策，促進企業組織優化，提高企業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產業群效應，形成優勢產業與相關產業、主導產業與非主導產業的良性互動關系，樹立名牌產品和支柱產品。通過一系列的創新改革，使中國的出口企業貿易條件得以改善，維護國內的傳統市場。

參考文獻：

[1][英]沙加亞·勞爾.中國對亞洲制成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J].國際經濟合作，2002，(1).

[2]胡乃武，等.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問題與對策[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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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反映一國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情況。反映貨幣比價的匯率變動會對貿易條件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貿易摩擦,改善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商品或純易貨貿易條件(N),還有貿易收入條件(I)、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及雙邊要素貿易條件(D)。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但由于貿易條件(N)最易計算,所以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使用貿易條件這一概念。在一個兩國世界中,貿易條件(N)可以表示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和該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而在一個具有多種貿易商品的世界中,貿易條件定義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該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價格指數,Pm代表進口價格指數,其計算公式為N=(Px/Pm)100。顯然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貿易條件(N)與反映一國貨幣同國外貨幣比價的匯率存在著聯系。事實上,匯率的變動將不僅通過價格的變化在短期內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而且將會長期通過對進出口商品的數量、結構等方面的影響而對貿易條件發生作用。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

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引證運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法,該方法考察的是在匯率貶值情況下貿易條件是改善還是惡化。之所以用到彈性的概念,是由于貨幣貶值同時改變了以本幣或外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決定貿易條件改善與否取決于出口商品本幣(外幣)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還是小于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國貨幣貶值,該國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幣價格不變,當然也可以上升。而進口商品由于貨幣貶值導致本幣價格上升、需求下降,國外出口商為了維持一定市場份額,使得本國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別表示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ηSX、ηSM分別表示進出口供給價格彈性,則在匯率貶值情況下有如下結論: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惡化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不起作用;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改善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這種彈性分析法建立在外匯市場穩定及其它條件不變前提下,是一種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所謂貿易條件的改善除了從分析中的彈性變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該國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其進口商品價格有所提高,反之則為惡化。其經濟學的含義在于單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來換得更多的進口商品,若能則表明貿易條件改善,否則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貶值無疑成為許多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條件的手段。但是貿易條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國貿易狀況得以好轉。同理匯率升值在一定條件下會降低一國貿易條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國貿易狀況惡化的結論。其原因在于貿易條件的變化是許多對該國和世界其余國家有影響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僅憑單一的貿易條件的變化不能確定這些力量對該國凈福利影響的結果,這也成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們將在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的基礎上分析其數量、結構等方面的效應,從而全面理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入條件、單邊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如此深入揭示匯率變動背后的對貿易條件的一系列作用機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長期動態分析

如前所述,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在短期內將產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為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匯率已成為一國調控經濟的重要目標變量,在貿易方面則不僅反映在謀求進出口量的變化上,還需考慮貿易結構、成本、福利及整體狀況等許多方面。

短期內,由于信息傳遞、反應的時滯效應,匯率變動通過價格的變化所產生的數量效應并不會立即顯現。經過一定時間的調整,這種效應才得以全面展現。考察貿易收入條件(I),其計算公式為I=(Px/PM)Q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數,該指標意指以出口為基礎的進口量。但是單純從商品貿易條件(N)的變化上難以反映出貿易收入條件的變化,因為指標I的取值決定于N與Qx的乘積。此外,如果一國出口產業規模效益比較明顯,出口量的擴大則會引致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進而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通過貿易換取了更多的國外資源,從而提高了本國的福利。但是對于大國或某種商品的主要供應國而言,其出口的增長有可能引起出口價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價格下降的幅度超過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則貿易收入條件惡化,進而引起貧困化增長。

除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外,由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因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商品的進出口量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加之勞動力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匯率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使得進出口商品的比較優勢同樣發生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將對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產生影響。顯然這種影響因素較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化的國內產業與對外貿易政策等決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強化貿易商品結構調整的效果,從長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國貿易商品結構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有利于提升貿易及產業競爭力。考察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其計算公式為S=(Px/Pm)Z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Zx代表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由于企業力圖在匯率變動的環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強競爭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較大提高,即使商品貿易條件下降,但是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機制。在假設匯率變動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變動的影響在短期首先通過價格效應作用于商品貿易條件,其前提必須滿足一定的彈性條件。而從較長時間來看,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將發生作用,貿易收入條件將依賴于商品貿易條件及出口量指數而發生變化。此外,匯率變動還將因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生產投入及要素成本的變化而對進出口量及商品結構產生影響,國內企業生產率同樣發生變化,進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即使貿易條件下降,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體貿易狀況與福利的變化需要綜合考慮貿易條件的變化。

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條件影響分析

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人民幣匯率在較長時期內的貶值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的發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續增長不僅加劇了貿易摩擦,且自身的貿易條件也面臨著惡化的危險,福利遭受損失,經濟增長也受到影響。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等已成為經濟中的熱點問題。

依據分析,選取貿易條件為被解釋變量,其影響因素包括匯率以及匯率變動產生的數量效應以及結構成本方面的效應。此處,為簡單起見,貿易條件依據通常做法用商品貿易條件(N)代表,選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我國貿易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份額(XW)說明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國內零售價格指數(RI)說明匯率變動的成本效應,因此模型為:ψ(TOT)=(REER,XW,RI)。實證選用對數模型,依據下表所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對比模型參數可知,該模型通過統計及計量經濟學檢驗。從經濟學意義來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1474%;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份額每變動1%,貿易條件反向變動0.1030%;國內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0959%。由此可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較變量XW與RI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更大,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是顯著的,而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與成本效應則由于機制傳遞、調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效果則較弱。其中XW與貿易條件的反向變動說明當出口量增大時,我國的貿易條件是惡化的。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增加即人民幣升值時,貿易條件得以改善,反之則惡化。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對貿易條件的理解不能僅局限于一般商品貿易條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收入條件與單邊要素貿易條件非常重要,只有綜合考慮多重貿易條件的綜合效果,才能較為全面的判定一國貿易條件及貿易整體狀況的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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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農產品是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產品，貿易條件則是衡量一國從對外貿易中獲得貿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標，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的切身利益（陳洪巖，2012），因此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同時在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大程度上在農產品貿易中獲取利益，增強貿易競爭力。

目前學者針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研究相對較少，現有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中國與日、韓、歐盟等個別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條件或個別因素對中國整體貿易條件的影響，而缺少對中國與世界農產品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提高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并推動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測算和趨勢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利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查詢了1996-2011年中國大宗農產品貿易的相關數據。按照《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農產品分為四類，包括二十四章。第一類是1至4章為活動物以及動物產品；第二類是5至14章為植物產品；第三類是動植物油、脂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等；第四類是15至24章為食品、飲料、酒以及醋、煙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數據的缺失，本文在200種農產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貿易額小并且無法計算的數據，最后共選取180種農產品應用到本文的計算中，數據以1996年為基期，即1996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

另外，在計算單要素貿易條件時，本文采用黃滿盈在《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貿易條件的計算方法：用農業勞動生產率來近似代替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總產值/農業就業人數。其中，農業總產值和農業就業人數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趨勢及其分析

本文在計算總體進出口價格指數的時候為最大化樣本數量、減少剔除的數據、盡量減少誤差，將報告期與基期所選取的商品類別進行統一，使計算結果更有比較意義。具體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惡化，2011年與1996年相比，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31.46點。其中1996-2003年，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現一定的回升之后繼續下降，并在2009年達到歷史最低點，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及經濟蕭條的國內外環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雖然價格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但因為出口數量指數大幅上升，出口數量的增長抵消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由表1數據可以看出，2006年中國農產品收入貿易條件達到一個相對的歷史最高點，之后由于受出口數量的影響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總體來看，2011年與1996年相比，中國農產品的收入貿易條件改善，這主要是由出口數量指數增長所致。

雖然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是單要素貿易條件自2003年以來呈現出大幅度的增長。2011年與1996年相比，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增長了44.27點，這主要是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增長所致。

影響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因素的實證分析

張先鋒、劉飛（2008）、陳洪巖（2012）通過研究發現：匯率、出口商品結構、人均資本存量、FDI和關稅水平對價格貿易條件都有顯著影響。馮曉玲、張凡（2011）利用回歸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擴張，導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同時，收入貿易條件卻呈現逐年上升態勢的結論。劉燕（2008）以彈性分析論為基礎，通過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改善中國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文武（2011）通過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中美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勞動生產率對農產品貿易條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高宇（2008）認為宏觀因素也是影響大宗商品貿易條件的因素，如經濟周期和經濟組織的力量以及一些無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綜上，本文將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歸結為匯率、FDI、關稅、出口數量、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以及勞動生產率七個因素。

（一）數據說明與指標選取

Y：我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數據來自上文的計算值；X1 ：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直接標價法下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X2 ：FDI，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X3 ：關稅，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統計的農產品關稅稅率；X4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X5 ：中國相對于國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國外的GDP用世界的GDP減去中國的GDP來表示，反映的是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X6 表示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X7 ：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2000年為基期。

（二）回歸模型估計

利用1996-2011年的數據，以價格貿易條件指數Y為因變量，X1-X7 為自變量，運用Eviews6.0做散點圖，X1-X7 與Y之間基本上分別呈現線性關系，所以對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

回歸結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擬合優度較高，但是解釋變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檢驗值顯著外，其他變量均不顯著，這說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或者自相關性，下面對此進行檢驗并修正模型。

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說明X2 、X6 、X7 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采用逐步回歸的辦法，修正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分別用Y對各個解釋變量進行一元回歸，其中X4 的擬合優度最大；再將X4 與剩余的其他變量與Y間做二元回歸方程，得出擬合優度最大的組合為X4 、X5 ；順次加入其他變量逐步進行回歸，最終得到修正的回歸結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擬合優度較高。懷特檢驗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臨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顯著性水平α=0.05時，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為最終的回歸結果，即僅X1、X3、X4、X5對Y有顯著影響，且X1、X4、X5為正向影響，X3為負向影響。

（三）結果分析

匯率直接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研究結果表明，農產品實際匯率的上升改善了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正向變動1.97%。

FDI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FDI主要流入到工業領域，由工業領域發生作用后間接引起農業領域的變化，由于影響機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較多，所以影響不顯著。

關稅稅率的系數為正值，X3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大約0.34個百分點。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在國際市場中貿易大國的地位。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的系數為負值，X4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0.31個百分點。說明農產品出口數量的增加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這一結果也符合供求理論，即供大于求時，價格下降；供不應求時，價格上升。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有正向影響，X5 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0.86個百分點。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提高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主要因為我國通過利用新技術，采用新的勞動工具，提高了產品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產品質量，供給價格可能會隨著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農產品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農業勞動生產率X7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在現實中是合理的，因為勞動生產率主要是以單位的產出來衡量，但是促使中國和世界進行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產出，而更多的是農產品品種和質量等方面的差別。

政策建議

首先，由于征收關稅能起到改善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我國可以根據世貿組織許可的正當保護的原則，合理調整關稅稅率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數量的增長，而應把重點放在增加農產品的種類和提升質量方面，更好滿足并進一步拉動國內市場需求；最后，我國對農業的發展應繼續在政策、資金和技術上提供支持，尤其應鼓勵農業的科學研究，加大資金投入并且加大技術的引進，真正使我國農產品更具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張先鋒，劉飛.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5）

2.陳洪巖.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測度與分析[D].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3.馮曉玲，張凡.我國貿易條件的動態變化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1（6）

4.劉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分析[J].特區經濟，2008（3）

5.文武.技術創新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D].浙江工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6.高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影響因素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7.汪素琴，史俊超.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研究：1995-2006年[J].財貿經濟，2008（8）

篇（5）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篇（6）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 市場 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 經濟 學 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 金融 危機 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 材料 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 期貨 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 成本 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 經濟 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 市場 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 行政 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篇（7）

中國加入WTO以來，宏觀經濟和對外貿易都增長迅速，整體經濟貿易形勢繼續了多年來的良好態勢。但是，在普遍樂觀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隱藏在這種良好態勢后面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效益低下，貿易方面的出口產品附加值偏低，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以及頻頻遭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等都在困擾著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技術性的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市場準入上的影響，即達不到設定的技術標準，就不能順利的出口;另一個是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企業技術、環保及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產品成本，企業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也相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喪失了產品價格優勢，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 知識產權貿易壁壘

貿易中關于知識產權的糾紛很多時候是包括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之中的，但是在這里我們單獨把它拿出來討論是因為與其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相比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對中國的外貿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知識產權壁壘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件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實行“不公平貿易”。中國屢遭國外知識產權的調查，嚴重的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同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不斷縮小而造成的出口對其國內產業的威脅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是我們同發達國家真實技術差距的存在。

產品附加值通俗的講就是指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過程中所凝結的技術、創新、人力勞動、品牌和附加服務等價值的增值。它與產品的價值增值鏈的長度，技術含量，創新程度，附加服務的質量和產品品牌價值等有很大的相關關系。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產品的業務鏈上，組裝的附加值最低，研發的附加值最高;中間值的生產雖有技術含量，也會慢慢遞減，而到了銷售和售后服務，附加值會隨之高漲起來，因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務體系。由此可見，在組裝的上游，是技術、信息與知識;在組裝的下游是包裝、銷售及服務。而在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是廉價勞動力在創造財富.中國的出口產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產品、棉紡織品和機電產品上，這些產品的技術含童低，加之中國的國際名牌少，尤其是機電產品甚至包括高新技術產品都是處于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這是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但是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出現所謂的“豐產不豐收”現象。這主要是由我國技術能力低所導致的。

3 貿易條件惡化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的出口商品價格對其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當這個概念用于兩種以上商品時，它的定義則是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一種指數量值，也可以解釋為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貿易條件惡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貿易條件惡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圍”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圍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貿易周期運動的不平等影響，發展中國家不利的產品需求條件和世界經濟中心的低進口數。

4 貿易競爭優勢將受到更大挑戰

目前中國最大的比較競爭優勢就是處于各層次的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有廉價的簡單勞動力，還有相對發達國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技術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從本質上來講，中國現在正是在利用這一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但是，這一優勢能夠持續多久呢?也就是說廉價勞動力優勢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經貿發展的持續競爭優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雖然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廉價勞動力還能夠作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廣大的農村人口，可以不斷的向城市輸出廉價勞動力，但是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納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城市綜合癥，而且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農村人口的輸出在一段時間之后會放緩直至停滯，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會不斷的上升，而隨著新的開放國家，比如印度加入國際分工，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將會逐漸削弱。

5 結束語

總之，中國現今和以后還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沒有技術創新就很難繼續縮小同前方國家的技術差距，而后方國家則會更快的縮小同我們的差距，表現在貿易上，就是競爭優勢的削弱和貿易競爭優勢受到更大的挑戰。我們只有技術創新，掌握有用自主專利權的技術，才能在對外貿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參考文獻

[1] 李平:《論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載《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第5期.

篇（8）

引言

入世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農產品貿易的規模在不斷的擴大，到2011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為1356.43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為770.26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為586.17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到133.89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作為農產品貿易的大國，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農產品貿易逆差卻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對經濟增長與貿易相互關系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可謂層出不窮，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關于經濟增長對貿易的影響。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討論了反映經濟增長一個側面的生產要素稟賦的增長對經濟體國內生產格局及貿易條件的影響。Bhagwati（1973）指出，經濟增長可能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導致該經濟體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現“災難性增長”（梁丹丹等，2005）。

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于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類：一是從國民收入恒等式出發來考察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用凈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來表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對外貿易政策研究課題組（1999）和彭福偉（1999）等；二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或聯立方程組來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如吳振宇和沈利軍（2004）、劉碧云等（200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等。

關于貿易與增長之間的反饋關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產率增長而導致的規模經濟的實現，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將導致成本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得生產率進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鑒于此，本文在借鑒現有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并對促進農產品產出及農產品貿易的更好的發展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理論基礎

本文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框架，主要借鑒了龔關（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四大貿易效應分別為：消費效應、生產效應、綜合效應以及貿易條件效應。

（一）消費效應（CE）

消費效應是在不改變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進口需求的變化與國民收入變化之間的關系，即經濟增長使得該經濟體是更多地依賴國內生產，還是更多地依賴貿易進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消費和平均消費，EdY為AD（進口品A的進口需求）的收入彈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則消費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A），即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保持不變，即消費效應是中性（N）的。

（二）生產效應（PE）

生產效應是反映進口品（商品或服務）的國內生產（產出）的增長與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供給和平均供給，EsY為AS（為進口品A的國內供給或產出）的收入彈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供給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生產效應表現為反貿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則生產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即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保持不變，即生產效應為中性（N）的。

（三）綜合效應（SE）

經濟增長的綜合貿易效應或凈貿易效應是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即：

（3）

如果公式（3）為正，表明綜合貿易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為負，說明綜合貿易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則說明綜合貿易效應是中性（N）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TE）

一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使其進口量發生變化，其提供曲線將會移動，從而其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對于大國經濟，其貿易量的變化會對其自身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別表示經濟體1對商品或服務A的過度需求和經濟體2對商品或服務B的過度需求。當βdY 0，從而顯示經濟體的貿易條件是改善的；當βdY >βsY 時，dp/dλ

數據選擇

本文選取的研究的樣本時間跨度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數據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農產品貿易進出口、國內農產品生產等相關指標。對這些數據的選擇和處理作以下說明：

關于農產品貿易的統計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進出口貨物分類”，將第一類（活動物和動物產品）、第二類（植物產品）、第三類（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動、植物蠟）、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類的統計數據加總而得。

本文用GDP來衡量經濟增長。考慮到與農產品貿易數據計算單位的一致性，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GDP美元值。

關于國內農產品產出的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品產出值為第一產業（農業）的產值，有關原始數據均從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得到。并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關的數據均為名義值。理論上，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需要將名義值折算成實際值。對GDP、農業產出值而言，可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和第一產業價格指數折算為實際值；但對農產品貿易數據來說，需要利用進口和出口的價格指數，而這些指數我國的官方統計部門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將農產品貿易的名義值折實換算成實際值。因此，為保持統計數據的一致性，上述數據均采用名義值。

實證分析

（一）消費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但前后兩個時段差異較大，2008-2011年是反貿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這10年間，順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6年，分別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4年，分別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消費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雖不十分穩定，但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表明農產品進口需求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產效應

根據表1的結果，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為順貿易偏向型增長。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生產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是穩定的，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說明，與農產品進口相競爭的國內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

（三）綜合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間段以及兩個分時間段，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都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順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有9年，分別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從總體趨勢看，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

在整個樣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為負，這一跨期結論與2002-2011各年度的具體表現一致。根據前面的討論，計算結果似乎可以證明，對我國這個農產品貿易大國而言，入世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國內對農產品存在過度需求，導致農產品進口以更大的幅度趨于增加。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農產品產出不足，導致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趨于減少。綜合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的結果而得出，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綜合考慮經濟的增長、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十年間，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加快農村土地流轉，解決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問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進一步促進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積極探索和發展更加適合的農業產業鏈整合模式，增強農民在交易中的地位；關注農產品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采取有力措施充分發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突破農產品貿易的貿易壁壘，積極應對各種農產品貿易摩擦，以擴大農產品出口。

參考文獻

1.梁丹丹，程大中.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實證研究[J].經濟師，2005（10）

篇（9）

中圖分類號:F75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13-06

隨著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產品科技含量的增加以及貿易自由化導致的傳統貿易政策工具作用的減弱,標準化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日益凸現出來。一方面,隨著各國的標準不斷與國際標準協調一致,標準和與之相關的技術法規等成為便利國際貿易的手段。另一方面,技術標準因為其隱蔽性強、變化快、影響面廣等特點,正逐漸成為繼配額、關稅之后的新貿易政策工具,對國際貿易的發展形成阻礙。由于中國出口貿易產品的技術標準普遍低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因此,短期內標準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日益顯著,標準化已經成為中國產品出口的一大障礙。但從長遠角度考慮,如果企業能夠積極改進,不斷創新,那么標準化對中國的出口貿易會產生積極的促進效應。

一、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效應是指進口國通過提高技術標準或設置新的技術標準,從而在短期內產生減少中國貿易流量的效果,極端的情況是使這種貿易流量減少到0。標準化之所以能夠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限制效應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導致中國出口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說,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的產品為了達到進口國新的標準要求,不得不加大產品投入,從而直接提高了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或者進口國海關檢驗機構在進口檢驗的過程中,人為提高檢驗標準,故意延長檢驗時間,從而限制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即使能出口也間接地提高了中國出口產品的銷售成本。中國出口的減少以及出口成本的增加都會使得中國的供給曲線上升,導致貿易限制效應的產生,如果中國的供給曲線上升足夠多,就會使中國出口量降為0。二是由于進口國實施新的標準以后,對相應的進口產品的要求是必須實施標準認證,那么,對于沒有進行標準認證的產品,進口國消費者的需求相應會下降,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和環保的標準認證;另外,進口國還可能利用傳媒手段對消費者偏好進行消極引導,從而使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線下降,導致貿易限制效應的產生,如果需求曲線下降足夠多,就會使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降為0。

(一)中國出口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效應

1. 小國模型。如果中國是某一產品的出口小國,即中國是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接受者,那么中國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此時分析比較簡單,只要考慮國際市場價格下中國國內市場的供求變化情況,即可知道中國出口情況的變化。

如圖1所示,S1為中國的供給曲線,De為中國的需求曲線。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前,國際市場價格為P1,在此價格下,中國的國內需求量為Q2,生產量為Q1,出口量為(Q1-Q2);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后,中國出口成本的增加或出口額的減少,導致中國的供給曲線會上升,從S1移動到S2的位置,由于中國是出口小國,國際市場價格仍為P1,此時中國的生產量為Q3,出口量為(Q3-Q2),小于新的標準實施以前的出口量,即(Q3-Q2)

2. 大國模型。如果中國是某一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唯一出口大國。那么,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對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就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分析的時候我們把目光轉向進口國市場。

如圖2所示,XS為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MD為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由于國際市場中只有一個出口大國(為了簡化起見,其他出口小國在分析時不予考慮,因為不影響分析結果),因此,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和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共同決定了國際市場價格。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前,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XS和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MD共同決定了國際市場價格P*,此時,中國的出口量為Q*;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由XS移動到XS1的位置,從而使國際市場價格從P*上升到P1,在P1的價格水平上,中國的出口量為Q1,顯然,Q1

(二)進口需求下降產生的貿易限制效應

如圖3所示,XS為中國某一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MD為進口國對該產品的進口需求曲線。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前,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XS與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MD相交點決定了均衡價格P*,此時中國的出口量為Q*;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并采取標準認證制度以后,如果中國該出口產品或由于主觀認識不足、或由于認證費用過高等原因而未主動申請技術標準認證,或由于進口國利用傳媒手段對消費者偏好進行消極引導,都將導致進口國對中國該進口產品的需求下降,即圖中需求曲線從MD下降到MD1,MDl與XS相交點決定了新的均衡價格為P1,此時,中國出口量下降為Q1,從而產生了貿易限制效應。如果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下降足夠多,如下降到圖中MD2的位置,則中國的出口量下降為0。

二、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轉移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轉移效應是指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短期內會導致貿易流向發生轉移,即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出口國的效果。發生貿易轉移的原因仍然是上面所說的兩個,一是由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或新的標準的實施,導致中國供給成本的增加,供給曲線的上升,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出口國。二是由于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或實施新的標準并對相應進口產品采取標準認證以后,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的出口產品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線下移,導致中國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出口國。下面對此進行局部均衡分析。

(一)中國出口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

如圖4所示,從左至右依次表示進口國對某一產品的國內市場供給需求曲線圖,進口國對中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中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進口國對第三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第三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假設進口國某產品在技術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都是從中國和第三國兩個出口國進口的,且第三國產品在標準變化前后都能滿足要求。

1. 小國模型。與上述小國模型類似,假設中國是某一產品的出口小國,其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

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前,在國際市場價格為P1時,進口國的進口量為(Q4-Q1),中國的出口量為q3,第三國的出口量為q′1,其中(Q4-Q1)=q3+q′1。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若想繼續保持對進口國的出口將不得不加大產品投入,直接提高了生產成本,或者是進口國的檢驗機構在進口檢驗的過程中,提高檢驗標準,延長檢驗時間,間接地提高了中國出口產品的銷售成本,從而最終使中國的供給曲線從S1移動到S′2,此時雖然進口國對中國的需求不變,但在P1價格下中國滿足不了,中國的出口量下降為q1,與之前相比出口量減少了(q3-q1),由于中國是小國,其出口量的下降不會影響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由此第三國的出口量仍為q′1,中國出口量下降的部分將由其他出口國彌補,即該產品的貿易從中國轉向了其他出口國。

2. 大國模型。假設中國在國際市場中是某一產品的唯一出口大國。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中國的供給曲線從S1移動到S2,出口供給量下降為q2,由于中國是該產品的出口大國,中國出口供給的下降會使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變化從P1增加到P2,此時,進口國的進口量減少為(Q3-Q2);由于價格的上升,第三國的出口供給增加為q′2,即該產品的貿易部分從中國轉向了第三國。

(二)對中國產品需求下降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

如圖5所示,從左至右依次為進口國對某一產品的國內市場供給需求曲線圖,進口國對中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中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進口國對第三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第三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假設在標準變化以前進口國的進口全部由中國和第三國供給。

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之前,在價格為P1時,進口國進口量為(Q2-Q1),中國的出口量為Q3,第三國的出口量為Q′3,由于假設在標準變化以前進口國的進口全部由中國和第三國供給,因此,在P1價格水平上,Q3+Q′3=Q2-Q1。當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并對相應進口產品實施標準認證,導致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未獲得相應標準認證的產品需求下降,或由于進口國利用傳媒等手段對消費者的消極引導,使得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需求下降,表現為圖5中進口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曲線D1下降為D2,相應地中國的出口量從Q3下降為Q4;而與此同時,第三國產品由于通過標準認證,進口國消費者對其需求上升,表現為圖5中進口國對第三國產品的需求曲線從D′1上升到D′2,相應地出口量從Q′3上升為Q′4。即貿易流量在中國和第三國間重新進行了分配,部分貿易額從中國轉向了第三國。

三、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條件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條件效應是指進口國的標準變化導致中國貿易條件產生惡化或改善的效果。在短期內,由于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會導致中國出口貿易流量在短期內迅速減少,產生貿易條件惡化的效果。下面我們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一)根據貿易條件的定義的分析

在國際經濟學中,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定時期內一國出口1單位商品可以交換多少單位外國商品的比例,或交換比價,通常用該時期內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來表示,①即:Tg=PX/PM,其中Tg代表貿易條件,P代表價格,X和M代表出口和進口。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當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會產生貿易限制效應,中國商品出口貿易流量在短期內迅速減少,被迫將原先供出口國際市場的產品更多地留在國內消費,導致國內市場供大于求,出口產品價格下跌,也就是PX會下降,結果也就導致Tg下降,即貿易條件惡化。

(二)根據提供曲線的分析

如圖6所示,OE代表進口國的提供曲線,OF1代表在進口國提高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前中國的提供曲線。OE、OF1相交于H點,此時貿易條件由OA來表示,進口國用M1的出口量來換取中國Q1的出口量。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對中國出口產品產生了貿易限制效應,提供曲線向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移動,如圖6中OF1移到OF2的位置,此時,貿易條件從OA變化為OB,進口國只需用M2的出口量就可以換回中國Q1的出口量,因此,產生了貿易條件惡化的效果。

四、標準化對中國的長期的貿易促進效應

(一)在長期內,中國出口企業可以進行的改革

一是從成本角度,可以適當擴大生產規模,使生產成本降到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的程度,甚至比以前更低,從而消除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促進貿易的發展。下面以小國為例作一簡單說明。

如圖7所示,中國企業的原成本曲線為AC,產量為Q1,在國際市場價格P1下獲利w,但由于進口國提供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導致中國短期內成本曲線上升到AC1的位置,由于規模不變,中國企業只有在P2價格以上才能獲利,而在國際市場P1價格下,中國出口企業短期會虧損,但在長期內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實現規模經濟,將生產規模擴大到Q2以上,則可以實現成本的降低,重新在國際市場獲得較強的競爭力,消除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促進貿易增長。

二是從技術改進角度,企業可以加強研發,實現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的標準要求,從而重新順利地進入進口國市場。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修改了的波斯納(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分析這一問題。波斯納(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認為,技術的變動有利于出口的增加,但這種增加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弱的,最后隨著他國的模仿而失去出口地位,甚至走向進口,在圖8中,從A到D顯示了這種趨勢。②李春頂(2006)對波斯納的模型進行了修改,用來分析技術創新對突破TBT的作用。李春頂認為,一般來說,TBT的實施是在該商品的標準化階段,新產品不易受到TBT的影響,也就是說,TBT一般發生在圖中的CD段,短期他會使CD向左下方偏移。③而筆者認為,CD段表明即使進口國不采取限制措施,中國對其出口也會減少,采取TBT只是加速了這種趨勢,這顯然不符合現實,中國產品出口受限一般都出現在中國產品出口高峰階段。因此,筆者對此模型再次進行修改并賦予了新的思想。

在圖8中,中國產品出口量開始的時候逐漸增加(圖中AB段),并在一段時間穩定在一個高峰出口量(圖中BC段),這對進口國相關產業影響可能很大,因此,為了限制中國該產品的出口,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這在短期內會減少中國出口(圖中CD段),這時如果出口國不采取任何措施,則出口會沿著CD下降,但如果中國這時積極主動地加強研發,提高技術水平,實現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的標準要求,則會在出口量下降到一定時間時如在E點以后出口量開始重新增加,如圖中EF所示。如此周而復始,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反而加快了中國技術創新的速度,也增加了貿易量,也就是存在著貿易促進效應。當然,這一促進效應的發揮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出口國要及時加快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新的標準要求;同時,新的標準也不能過于苛刻,使中國的出口量一下變成0,那么再想創新突破也就比較困難了。

三是從滿足進口國消費者需求角度,可以考慮對于達到國外標準的相關產品實施標準認證,重新樹立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信心,從而增加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促進中國出口的增長。

(二)標準化對中國的長期貿易促進效應的分析

如果出口國企業不能從以上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則國外標準化水平的提高對中國企業的負面影響會長期存在,甚至會導致企業破產,但如果中國出口企業能從以上幾個方面加以考慮并努力實踐,進口國標準的提高或新的標準的實施必將在長期內產生貿易促進效應,從而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下面筆者對此進行分析。

1. 從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角度的分析。由于中國作為小國的分析比較簡單,在此以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為例。

如圖9所示,在進口國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中國的出口量為Q*,當進口國提高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短期內中國出口供給曲線由XS上升到XS1,進口需求曲線由MQ下降到MQ1,導致中國出口減少到Q1(當然這兩條曲線不一定同時變化,但任何一個變化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這里為了分析的簡化需要),但長期內中國出口企業可以進行調整,使出口供給曲線回落,進口需求曲線上升,中國出口有可能恢復到標準提高以前,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多,如圖9中MD2和XS2的交點決定的中國出口量Q2,此時由于出口國成本下降的幅度和進口國消費者需求上升的幅度比較大,均衡價格比標準實施以前還要高些。因此,貿易促進效應明顯。

2. 從貿易條件角度的分析。如圖10所示,該圖是在短期內貿易條件的分析圖6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分析,在長期內,由于中國技術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中國出口的產品達到進口國的要求,使中國出口上升,中國提供曲線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在圖10中表現為從OF2到OF3方向的移動;另一方面,進口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回升,并有可能超過以前的水平,這可能會導致進口價格的上升,從而使進口國的提供曲線向不利于進口國的方向發展,在圖中表現為從OE到OE1方向的移動,此時,貿易條件從OB向OC方向變化,進口國用M2的出口量只能換回中國Q2的出口量,因此,產生了貿易條件改善的效果。

注釋:

①朱鐘棣:《國際貿易教程新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②尹翔碩,《國際貿易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頁。

③李春頂,《技術性貿易壁壘兩重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兼論對于我國的歧視及應對措施》,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版,第15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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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敬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2005.

[5]李春頂.技術性貿易壁壘兩重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兼論對于我國的歧視及應對措施[D].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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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de on China's Exports Trade

Xu Jiexiang, Zhang Rui

篇（10）

對于國際貿易理論，理論界有兩種流派：一種是向來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我們稱之為傳統貿易理論；另一種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空前繁榮和發展，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新貿易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各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的政策持否定態度，它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按照李嘉圖的學說，各國都應該致力于自身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換自身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作用空前加強等現象，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于是新的貿易理論隨之產生。新貿易理論對前者進行了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新貿易理論提出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

以上兩種理論歸結到國家外貿政策上就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對這兩種政策國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傳統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切實際；另一種則恰恰相反。下面筆者將從他們的觀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來分析著兩種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

一、主張傳統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我國現階段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不樂觀

1、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應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重復生產，地理集中度偏低，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

2、戰略性貿易政策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首先，將扭曲微觀經濟主體。我國許多重要行業多屬國有企業，企業在內部轉制中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扶持反倒會使其依賴性增強，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占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

3、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

4、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

（二）傳統的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

1、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國出口額為11，036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須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2、我國出口商品更多地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制能力差。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3、當前世界經濟正趨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特別是WTO的加入，各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正逐步取消，順應這股國際潮流，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主張新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許多假設與現實不符

1、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外貿條件惡化，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將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積極改變外貿條件。

2、由于主流貿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其次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最后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新貿易理論恰恰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可以為我國外貿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

（二）新貿易理論、特別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可以為我國經濟水平提高發揮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實現產業高度化。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國市場，開拓國外市場。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其次，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型產業的發展。

三、這兩種貿易理論在我國目前都有其適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出口自身相對優勢的產品，這是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所在，我國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循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就這方面而言不是新貿易理論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

篇（11）

 

一、引 言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令人關注的焦點，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7：1，1983年一度縮小到1.7:1，而后的十幾年間，城鄉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經濟學論文，2007年則達到3.33∶1。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也使城市和農村形成強烈反差，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最終會阻礙中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因此，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中，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詮釋，但可以總結為以下四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資源性原因（吳敬璉、溫鐵軍、李朝林等），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源于農民增收困難，而制約農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關系矛盾，即大量的農民勞動力與稀缺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論文開題報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陳錫文、易秋霖、吳光炳、李伯霞等），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們從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村財政和稅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三是市場性原因（于鳳芹、彭騰等），認為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完善、農業信息渠道不通暢、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以及農業投資過少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觀念性原因（吳碧君、于鳳芹等），認為整體上農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質低，直接影響了科學種田經濟學論文，也不利于尋找其他就業機會，導致農民整體收入增加困難，因而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這些結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城鄉收入分配研究無論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上，還是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預測缺乏系統、科學的指標體系；沒有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地理解；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傳導機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數據，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作實證分析。

二、城鄉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測度指標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發展類因素；二是二元化類因素。發展類因素主要包括物價水平、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經濟實力、投資發展水平、外貿依存度和外商投資情況等方面的指標。二元化類因素則主要包括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財政支出結構、城鄉投資對比、農業貿易條件以及惠農政策等方面的指標。經過比較、甄選，結合指標數據獲取的可行性原則，最終選取15個統計指標作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體系（表1）。

表1 城鄉收入差距測度指標體系

 

影響因素

主要指標及代表符號

主要指標解釋

發展因素

CPI

反映物價水平

人均GDP

反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

一產占GDP比重

二產占GFP比重

三產占GDP比重

財政總收入

反映經濟實力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反映投資發展水平

進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貿依存度

實際使用外資額

反映外商投資情況

二元化影響因素

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反映城鎮化水平

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人口比重

反映農村工業化水平

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

反映財政支出結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鄉比

反映城鄉投資

工農商品綜合比價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