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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經濟價值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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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經濟價值

      篇(1)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2 — 0033 — 02

      近年來,大連頻繁發生的海洋環境污染事件是典型的突發環境事件,它極大地危害了公民的身體健康,引發了公眾恐慌,威脅了社會穩定。這些海洋污染事件拷問和檢驗了現行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機制。目前我國《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等一系列法規為大連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據。但大連針對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建設嚴重缺位。由此,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應以保障公民身體健康為首要價值,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指導,建立包括預警型機制,從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源頭來治理;組建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綜合性協調機構;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應急機制的配套和支撐系統四個方面的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法律制度體系。

      一、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基本理論

      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是指在某一特定海域內突然發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對某一特定地區的經濟社會穩定、政治安定構成重大威脅和損害,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環境事件。〔1〕由于海洋環境的特殊性,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危害程度和影響范圍比其他環境突發事件更具有其特點,海水的運動性使海洋污染物質隨著海流、河流和氣流等媒介物質迅速擴散,造成污染事件發展態勢的不確定性。同時海洋區域難以準確地劃定邊界,海洋污染極易危害到不特定區域的不特定人群,加劇了海洋環境突發事件處理的難度。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這些特點對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是指在相應的突發海洋環境污染事件應急法律法規及規章的指導下,所建立的一整套完整的突發海洋環境污染事件預案、預警、預防和快速反應的制度及運行機制,它平時處于靜止狀態,只有在面臨突發海洋環境污染事件時才得以啟動,并遵循相應的程序。

      二、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法治建設的制度重構

      (一) 價值轉向

      1.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由整體主義思路向適當的個體主義思路轉變

      2010年7月16日,在著名海濱旅游城市大連發生了一起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大連中石油國際儲運有限公司原油罐區輸油管道發生爆炸,造成原油大量泄漏并引起火災,其中部分原油流入附近海域,對當地海產品養殖和旅游業造成嚴重影響。隨后,大連市政府立刻作出反映,組織各方力量進行了全面的海上清污行動,共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數萬人、各類船只千余艘,以及數十臺裝運機械投入到清污行動中。由此可見,目前大連市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實施的思路和預期表現在:針對不確定性、非常規性和難以預見性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采取非常規、超程序和應急式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預期有效地控制和處理危機、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避免社會恐慌和損失擴大化。這正是整體主義思路的表現形式,是從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秩序的角度出發的。

      陸續發生的海洋環境污染突發事件對這一整體主義的思路提出了質疑和挑戰。一年后,2011年7月16日,大連中石油國際儲運有限公司原油罐區再次發生海洋污染事件。同年8月8日,大連福佳PX項目所在海岸堤壩由于強熱帶風暴受到破壞,使劇毒物質面臨泄露的危險。這一事件引起了大連市民的恐慌,情緒激動的市民在人民廣場聚集并圍堵市政府。事件發生后,大連市政府迅速啟動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機制,但機制的思路是從維持社會秩序穩定的角度出發,首要目標不在于實現公民的權利保障與救濟,只采取了亡羊補牢的治污措施和行政手段關停了事件企業,因此事故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一般。可見,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一個重要缺陷在于對保障公民健康的價值追求缺位。從法學的環境權角度來看,保障公民的健康是人們在優美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新型人權之一,在大連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中應當明確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權。

      因此,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法律制度的完善,應以“保障公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作為制度目標,并在整個預案體系中規定具體的措施予以保障。筆者認為,在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框架下,引入突發健康損害事件,即直接以公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損害為由啟動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并以公民生命健康權受到保障與救濟的狀況作為評估機制實施的標準。

      2.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指導

      新公共管理理論發源于美國、英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 是現代公共行政歷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變革運動。“企業型政府”、“政府新模式”、“市場化政府”是這一理論的不同稱謂。它是理念和制度上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革新,具體指:重新認識與界定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主張引入市場手段改進服務,主張政府采取廣泛的授權或分權的方式進行管理,推崇管理上的自由化,通過重視戰略管理的途徑將結果與資源分配尤其是與項目預算的結合,促進資源的更好利用。〔2〕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改造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即將企業經營重視成本、品質、顧客滿意度的理念引入政府運作之中, 將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定位于市場中企業與顧客的關系,并用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改造政府。這一理論摒棄了傳統行政的官僚體系,構建企業型政府。將新公共管理理論引入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建立,就是要強調政府在處置環境突發事件時,應將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服務者,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政府不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封閉的官僚機構,并以是否妥善處理海洋環境突發事件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準之一。

      3.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法律制度的疏漏與補足

      雖然,政府在應對突發性環境事件時具有許多即時性和便利性的權力,但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來規范整個環境應急機制,特別是當政府在行使涉及到應急資源的配置和征用、對有關組織或個人的獎懲等強制性權力時,更應當有行為法上的依據。目前國務院已經《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關于全面加強應急管理工作的意見》,通過了《突發事件應對法》。〔3〕

      在大連發生的多起海洋環境污染事件中,政府迅速啟動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機制,在處理事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具體的危機處置過程適用的制度仍是常規化的環境行政管理制度,并以維護社會秩序、解決群體性糾紛、治理污染為主要目標。要真正杜絕海洋環境突發事件并且建立預防此類事件發生的長效機制,就必須在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中補足既有制度的疏漏,實現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中法律依據的體系化、立體化。

      筆者認為,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法治建設的可行性措施是完善現行環境標準體系,以此確立保障人體健康的法律依據。具體而言:第一,大連市政府應組織相關部門調查各種污染物對人體健康損害的判定標準,確立科學完善的控制污染物排放和環境質量破壞標準來保障人體健康。第二,制定符合大連地區情況的環境健康標準體系,特別是在兒童、老人等敏感人群方面確立專門的健康標準。第三,加強相互關系的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之間的環境質量標準協調。第四,改進排污許可證制度,強化環境監測制度。

      (二)制度重構

      1.建立預警型機制,從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源頭來治理。目前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是事后型的處置模式。這種模式割裂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發展周期,忽視海洋污染事件的長期性、潛伏性和致害不可逆轉性的特征,強調行政機關在突發事件發生后的應急權力的配置,忽視了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預防、監測和預警階段的應急權力的配置。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預防比救援更重要,重視預防階段的工作,就能夠有效地預防和避免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這也是對于海洋環境污染事件的應對和處理必須堅持源頭治理原則的需要。預警型應急機制的最大特征在于能夠有效地預防和避免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發生。從源頭上預防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是實施主動性應急管理最好的途徑。

      2.組建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綜合性協調機構。目前,沒有專門機構來統一指揮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管理工作,現行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均由既有的常規的政府職能部門進行。而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應急由多個部門共同進行,往往是突發事件發生后各個部門參與處置事件。這種機制容易延誤了處置事件的最佳時機,且多個部門參與導致決策效率低下。因此,建議大連市政府整合現有的職能部門,建立一個綜合性常設機構,專司協調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應急。

      3.大連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中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為人民服務,它是以公民為導向,重視公民的參與,并且便利于公民參與。而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極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因此,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僅靠政府單方力量難以有效處置。廣大公民積極參與到事件的應急處置中,可以克服和矯正政府決策主體存在的一些信息偏差與認識缺陷。只有社會公眾的參與,才能更好動員全社會力量及時有效地控制和化解公共危機。

      4.完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配套和支撐系統。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的配套和支撐系統包括:(1)環境信息公開系統。政府及時向社會公布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相關情況,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權,能夠及時化解群眾的抵觸情緒,有助于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處置突發環境事件。(2)強大的財政保障系統。建議將減災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體系,探索設立海洋環境突發事件防災減災基金,來解決目前大連市減災資金不足的嚴重問題。(3)完善的應急法律法規體系。目前我國已經制定了突發環境應急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議大連市政府法治部門探討環境管理方面的地方規范性文件,明確環境權益,追究違法者環境責任,將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納入環境法制框架之內。

      〔參 考 文 獻〕

      篇(2)

      關鍵詞 山東半島 海洋循環經濟 熵值法 障礙度 財稅支持

      中圖分類號 X19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2-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04

      海洋經濟是建立在海洋自然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經濟形式,對于海洋資源與空間具有高度依賴性,本質上要求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法則進行經濟活動,這完全符合循環經濟的理念。循環經濟是把可持續發展思想從理論提升到實踐的一種有效的經濟模式,它不僅從微觀上解決了社會的基本單位——企業的發展困境,而且從宏觀社會層面上構筑出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海陸大循環系統,因此發展海洋循環經濟非常切合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有利于合理開發海洋、保護海洋環境、保持海洋永續利用,是實現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山東作為我國的海洋大省,自1991年提出了建設“海上山東”的宏偉戰略,海洋資源開發及其所形成的海洋產業得以迅速發展,海洋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走在了全國前列。特別是2010年1月4日,國務院正式批復《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這對山東來說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是山東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難得歷史機遇。然而山東省在高速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諸如海洋資源開發混亂,海洋環境不斷遭到污染、部分生態環境惡化、近海漁業資源破壞嚴重,產業結構缺陷和經濟增長不合理等問題也日益顯現。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山東省實現21世紀藍色經濟戰略目標的嚴重障礙。因此,山東省要想實現其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緩解資源約束的矛盾,其海洋經濟必須實行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在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技術因素和政策因素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重要政策手段的財稅政策,在宏觀調控、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對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二十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財稅政策對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鼓勵政策,如日本為了建設海洋循環型社會,2003 年相關的財政預算為35.1億日元,2004 年為24.7億日元,日本政府為海洋循環經濟給予經濟支持[1-2]。二是綠色消費政策,如早在 1993年,克林頓政府了一項行政命令, 要求政府機構采購的所有紙張到1995年必須含有20%或更高比例的廢紙,在2000年又將這一比例提高到25% [3]。三是政府征稅政策,如加拿大政府通過提高能源的出口稅,抑制國內能源的出口,加大對海洋能源產業的控制力度、保證經濟安全[4]。四是稅收優惠政策,如在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等的政策性融資對象中,那些與海洋循環經濟發展中的“3R”事業、海洋廢棄物處理設施建設等相關的項目,可以得到稅收14%-20%的稅收優惠比例;日本政府為了促進海洋循環經濟方面的科技創新,對于新增的海洋科技研發費的部分也進行了一定的免稅[5]。

      現階段,我國對于海洋循環經濟的研究相對于陸域循環經濟的要少,而關于財稅政策研究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已有的關于海洋循環經濟的研究多側重于政策理論方面的定性研究,而沒有涉及財稅政策的定量研究。翁立新,徐叢春[6]在闡明海洋循環經濟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研究探討了海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與設計方法,建立了海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李莉等[5]分析了美國、日本金融支持循環海洋經濟的成功經驗并提出了我國循環海洋經濟加強金融支持的對策建議;王澤宇[7]提出了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經歷著從初級到高級的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 3 個階段;陳宇,劉海英[8] 針對我國現行發展海洋循環經濟財稅政策的不足,對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給出了一些財稅政策建議。

      1 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

      1.1 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根據國家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于2007年9月制定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循環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資源產出、資源消耗、資源綜合利用和廢物排放四個方面,考慮到循環經濟的“3R”原則,再結合海洋產業發展的自身特點,構造海洋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9](見表1)。

      1.2 原始數據規范化

      設cij為某一指標的原始值,cmaxi為第i項指標原始值的最大值,cmini為第i項指標原始值的最小值,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的指標cij,數據規范化為rij=cijcmaxi ;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負向作用的指標cij,數據規范化為rij=cminicij ,得到規范化矩陣R=(rij)m′n。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指標原始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得表2。 

      1.3 數據權重的確定(熵值法) 

      對海洋循環經濟的綜合評價主要是通過建立一系列指標,對指標賦予不同權重后加權平均,最后計算綜合考評總分。傳統的主觀賦權法對指標權重的確定,以評價者的主觀看法為依據,盡管權重是按重要性給出的,但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各指標提供的信息量,人為給出的權重顯然缺乏客觀的科學依據,容易造成某些指標過高或者過低,因而不能客觀地評價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本文將使用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熵的概念最初產生于熱力學,它被用來描述運動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現象,后來在信息論中用熵來表示事物出現的不確定性。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該指標的權重也應越大;反之,信息熵越大,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該指標的權重也越小。其基本步驟為:

      (1)對原始指標數據矩陣C=(cij)m′n(矩陣由m個待評方案,n項評價指標構成),利用適當的方法規范化為X=(xij)m′n;

      (2)計算矩陣X=(xij)m′n,得到第j項指標下第i方案指標值的比重pij,其中

      pij=xij∑mi=1xij

      (1)

      (3)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ej,其中

      ej=-k∑mi=1pijlnpij

      (2)

      其中k=1lnm>0,0≤ej≤1;

      (4)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gj

      gj=1-ej

      (3)

      (5)定義權數wj,令

      wj=gj∑nj=1gj

      (4)

      通過熵值法,我們可以得到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指標的權重(見表3)。

      1.4 綜合評價模型

      對海洋循環經濟的綜合評價是在通過建立一系列指標,再對指標賦予不同權重后加權平均,最后計算綜合水平評價總分

      P=(∑mi=1xiwi)×100%

      (5)

      其中xi為各單項指標的標準化值,wi為與各單項指標相對應的權重,P為海洋循環經濟評價的綜合水平得分(百分制)。對山東半島各年海洋循環經濟進行綜合評價,評價結果見圖1、圖2。

      1.5 實證結論

      (1) 從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來,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呈穩定發展的態勢,其發展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1-2004)發展緩慢。從圖2可看出,期間“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曲線先緩慢上升,到2002年后,又緩慢下降;其余B3指標曲線一直緩慢上升,上升幅度不大;B4曲線先緩慢下降后(2002年)又緩慢上升。而B2曲線一直近乎水平,沒什么變化。由于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曲線明顯高于其余三類指標,致使在這期間綜合發展曲線呈現緩慢上升態勢。

      第二階段(2004-2007)發展較快。從圖2可以看出,在這一期間,除B2外,其余三類指標曲線均呈上升態勢,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曲線上升較快,且明顯高于B3、B4指標曲線。B3、B4曲線仍然緩慢上升,在這三類指標的共同作用下,這一階段,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的得到較快發展。

      第三階段(2007-2009)發展迅速。從圖2可以看出,在這一期間,“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曲線上升迅速,這與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的特殊背景離不開;B4(環境安全指標)線下降后上升,而B3指標曲線上升緩慢,在三類指標的共同作用下,這一階段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2)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是“經濟與社會發展”因子。從圖2可知,“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是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綜合發展的主要動力指標。圖2顯示“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曲線變化明顯,其余三類指標曲線在2001年到2009年期間上升緩慢,變化不大。因此,有理由認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綜合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

      2 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障礙性因素分析

      2.1 障礙度模型

      具體方法是采用“因子貢獻度”、“指標偏離度”和“障礙度”三個指標來進行分析診斷[10-11]。其中,因子貢獻度(Wi)表示單項因素Ci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即單項因素對總目標的權重;指標偏離度(Vi)表示單項指標與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目標之間的差距,即單項指標標準化值Ri與1.5(>1)之差;障礙度(Mi)表示單項指標對海洋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值,該指標是海洋循環經濟發展障礙診斷的目標和結果。具體計算原理如下:

      Vi=1.5-Ri

      (6)

      式(6)中,Ri為單項指標Ci的標準化值。

      單項指標障礙度計算公式為:

      Mi=Vi×Wi∑ni=1Vi×Wi×100%,

      (7)

      上式Mi指的是單項因素Ci在Vi偏離度下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Wi,在各因素在各自相應的偏離度下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加總后的總影響度的份量。

      以2008年和2009年的數據為例,分別計算這兩年各個單項指標的障礙度(見圖3、圖4)。

      2.2 模型結論

      從圖3,圖4關于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排序中,可以看出主要障礙因素基本一致,排序前7名的主要因素完全一樣,只是其中少數幾個因素的位置發生了變化。由此可以看出,近幾年山東半島海洋循環

      經濟的主要障礙因素分別為海洋礦業、海洋船舶工業、海洋交通運輸、海洋電力、海洋石油天然氣、三廢綜合利用產值、濱海旅游、海洋鹽業、治理固廢和保護區數量這些指標;尤其是前5名的因素全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分類指標,第6到第10名中各包含了一個資源循環利用指標C12和兩項環境安全指標C14和C16,而前10名中無資源消耗指標(C9,C10)。這說明要提高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首先必須高度重視它的經濟和社會效應,其次要充分考慮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安全因素對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影響,還需注意資源的循環利用。

      3 促進山東半島海經濟洋循環發展的財稅政策選擇

      從圖1可以看出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態勢良好,從2001年到2009年海洋循環經濟呈穩定發展態勢,尤其是從2007年到現在海洋循環經濟發展迅速,因此大力發展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前景美好。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與政府兩個方的作用, 市場機制應該在現代海洋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從國際經驗來看, 財政稅收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海洋經濟的循環發展, 對如我國海洋經濟發展還很不發達的國家來說尤為如此。因此, 筆者認為, 在“ 十二五” 時期, 建立與完善相關的財稅政策也是促進海洋經濟循環發展的重要舉措。

      3.1 財政政策方面

      3.1.1 加大海洋資源的專項財政投入力度,設立海洋循環經濟專項資金

      綜合評價模型(5)的最終結論指明:“經濟與社會發展”因素是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這說明它對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貢獻巨大。而障礙度模型(7)指出: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前10個主要障礙因子有7個來自“經濟與社會發展”因素,這同時說明這個因素里的相關行業遠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山東省政府有必要加大在這個因素方面的財政投入,在財政預算中設立更多的用于發展海洋循環經濟的專項資金,增加海洋工業的科技開發及應用投入,并通過資金獎勵和貸款支持的方式引導海洋產業應用先進技術,促使“經濟與社會發展”因素中的相關行業得到應有的發展,更進一步促進海洋循環經濟的更快發展。

      3.1.2 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海洋資源業的補貼制度,為海洋漁業、礦業、電力業及海洋資源循環利用提供財政補貼

      綜合評價模型(5)結論指出:海洋漁業、礦業、石油天然氣開采及電力業是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主要動力因子,這說明這些行業的健康發展對海洋經濟的發展貢獻很大。障礙度模型(7)結論指出:海洋礦業、石油天然氣開采及電力業是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主要障礙因子,這說明這些行業目前的發展不合理,有待改進。要想海洋生態不遭破壞,就要注意避免漁業、礦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盲目地逐利行為,要杜絕無序無節制的不利發展,除了對這些有關海洋資源的行業采取不當行為懲罰外還需提供合理發展所需的財政補貼,美國、日本在這方面有成功的經驗[5]。為其提供相關的財政補貼是很有必要的,這既能促進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又能避免海洋生態遭到破壞。

      美國、荷蘭、丹麥、瑞典等許多西方國家積極采用稅收減免、稅收抵免、財政補貼等稅收優惠政策發展循環經濟[12]。

      而且從圖3、圖4中發現,“三廢”的綜合利用產值(C12)也是阻礙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子,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對海洋資源尤其是廢物的循環利用產業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使海洋資源循環利用,變廢為寶。

      3.1.3 建立和完善有關海洋產業不當行為的財政懲罰制度,保障海洋生態不遭破壞

      由于逐利的動機,很多海洋產業,只顧自身的經濟效益無視環境的破壞進行不當生產,現在的一些臨海省份的政府每年仍然要花很大的財力來治理海洋污染。由障礙度模型(7)的結論,我們知道阻礙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海洋礦業、海洋船舶工業、海洋交通運輸、海洋電力、海洋石油天然氣、“三廢”綜合利用、海洋鹽業、治理固廢、保護區的數量和濱海旅游,而這些因素都跟海洋環境安全因素相關聯。要想有一個好的海洋環境,就需要保護好海洋生態環境,政府除了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外,還應該制定出相應的有關海洋產業行為不當的財政懲罰政策。

      3.2 稅收政策方面

      3.2.1 擴大現行相關稅種的征收范圍

      由綜合評價模型(5)結論可知山東半島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這個分類指標中有很多是涉及海洋資源的因素,要想這些因素產業健康快速地發展,就需要建立與相關的稅收政策,有必要擴大與之相關的稅收征收范圍。對于漁業、海洋礦業征收海洋資源稅,即可限制其不合理的開發,又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對這些行業合理發展給予財政補貼,還可以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對石油、天然氣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資源課以重稅,這有利于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對于海洋礦業中的稀有貴重礦產資源課以重稅,要反映出社會為之付出的生態費用,促使這些礦業資源價格上漲,以限制其需求,以至最終限制這類產業的生產。對海洋“三廢”征收相關稅,有利于海洋生態的的保護,其增加的財政收入可用于環保事業。

      3.2.2 調整現行稅制中的相關稅種并開設新稅種

      在山東海洋循環經發展的動力因素和障礙因素中有很多行業跟海洋資源有關,例如海洋漁業、礦業、鹽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等健康發展主要動力因子,而海洋“三廢”的綜合利用不夠是阻礙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的主要因子,建立完善有關海洋產業的稅種有利于資源的循環利用,有利于海洋循環經濟的良性發展。例如原有的資源稅課稅對象僅限于礦產品和鹽,對非礦產品不征稅,致使非礦產品資源過度開采。有必要對其進行改革,開設新稅種,以限制資源的開采,尤其是限制稀缺性不可再生性資源的開采,以便資源的可持續性開發。漁業和石油天然氣作為非礦產海洋資源,有必要通過專門的稅收政策對其進行限制,否則將會造成海洋生態破壞和資源枯竭。

      3.2.3 實行稅負轉移,完善相關計稅方法

      健康合理發展海洋循環經濟,還可以在不改變整體稅收水平的前提下,改變稅收的構成。例如,可以減少收入稅,增加環境保護稅,這樣既可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又可以保護環境。對于山東半島循環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障礙因素濱海旅游,可以減少有關旅游的收入稅,增加環境的保護稅,同時其專項財政收入可以用來增加海洋保護區的數量。這樣既帶動了山東半島的海洋循環經濟,有利于保護環境,又帶動相關的綠色經濟。荷蘭政府就成功地運用稅收轉移有效遏制了鎘、鎳、銅、鋅等重金屬的排放。丹麥政府對汽車燃料、用煤用電、垃圾填埋和汽車購買都征稅,以限制“三廢”的排放[4]。

      2011年我國國務院通過的《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的決定》,改變了部分資源稅的計稅方式[13]。

      另外對于污染環境對人體有害的重金屬開采、排放課以重稅,也要求重新設計計稅方法。

      4 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建立海洋循環經濟評價體系,從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和障礙因素兩方面對山東半島循環經濟發展進行實證分析,通過海洋循環經濟綜合發展評價模型和障礙度模型,得出“經濟與社會發展”這個分類指標既是山東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又是其主要障礙因素的結論,并根據實證結論有針對性地給出了一些有關促進山東半島海洋經濟循環發展的財稅政策建議。但是發展山東半島的海洋循環經濟僅僅靠財稅手段是不夠的,在實踐中,還須與其他手段相結合方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具體設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快海洋循環經濟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完善各項政策、法律、法規制度,構建合理有效的海洋循環經濟管理體系,引導財稅政策作用的發揮,促進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

      第二,扶持資本市場的發展。資本市場可以利用多種金融工具來提高全社會資金的利用效率, 優化產業結構, 能更有效的促進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政府應扶持資本市場的發展,利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更好地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推動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

      第三,加強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一方面,應與貨幣政策相配合,加強和政策性銀行的合作, 增強對海洋循環經濟發展的扶持力度,利用更多的資金來建設海洋循環經濟重點項目,扶持海洋循環經濟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應引導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動, 為海洋循環經濟發展提供強力支持。

      第四,加強關稅政策與外貿政策的配合。國際貿易和資本輸出把經濟發展中產生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惡果從一國轉嫁到另一國,為此,我們應與外貿政策配合,通過降低關稅、特別關稅、反傾銷關稅等正確靈活地運用關稅手段參與國際競爭和國內環境資源的保護。

      第五,加大相關科研支持力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應加大對海洋循環經濟科技項目的支持力度,加強對相關院校、科研單位的扶持力度,提供充足的科研經費,引導和促進海洋循環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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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pirical Studies on Developing Ocean Circular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Financial Support

      LIU HaiYing1,2,3 CHEN Yu4 GENG AiSheng1,2

      (1. Law & Politics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China; 

      2.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Shandong 266100,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China;

      4.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Hunan 418008,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nflict between increases of ocean economy and the degrad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in Shandong Peninsula,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finds out the power factor of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xes system and adopting entropy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a model on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was set up by applying two parameters, i.e., investment contribution and index deviation degree. And the paper also finds the obstacle factors which put off the development of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by summing obstacles degrees of various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s and sorting single index weight. The theory basis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 a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to further analyze present problems and fiscal support policy during the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wer factor and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the paper accordingly offers the fiscal and tax policy suggestions on ocean circulation economy in Shandong Peninsula.

      Key words Shandong Peninsula; ocean circular economy; entropy method; obstacles degrees; fiscal and tax policy

      篇(3)

      2.葫蘆島市水產技術推廣站,遼寧 葫蘆島125000)

      摘要:利用原子熒光光度法測定2013年興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的海水、沉積物和養殖貝類樣品中砷含量,對該養殖區砷污染狀況及貝類消費健康風險進行評價。測得該海水增養殖區海水砷含量范圍在0.149~1.74 μg/L;沉積物砷含量范圍在1.50~2.63 mg/kg;養殖貝類砷含量為0.006 75 mg/kg,均符合國家標準。所產食用貝類砷攝入量占JECFA制定的砷暫定每周可耐受攝入量PTWI值的0.002%;無機砷攝入量占PTWI值的0.005%。結果表明,遼東灣興城海域所產貝類對消費者引起的砷暴露健康風險很小。

      關鍵詞 :砷;無機砷;養殖貝類;增養殖區

      砷是一種常見的有毒有害元素,砷元素在自然界中以多種不同的化合物形式存在,其中無機砷毒性最大。砷在海水和底質中不能被微生物降解而消除,只能以不同形態在水、底質和生物體之間相互遷移轉化,并通過食物鏈逐級積累、放大從而達到危害人體健康的水平[1-2]。目前相關國際組織規定了砷或無機砷的最高限量以保護公眾安全。

      興城市邴家灣海水養殖區主要養殖生物為紫貽貝,養殖區面積約1 926.4 hm2,養殖方式為粗放式浮筏養殖。本研究監測了該海水增養殖區的海水、沉積物及養殖貝類體內的砷含量,分析了此漁業環境中砷污染狀況,對所產貝類使消費者引起的砷暴露風險進行了評價。

      1材料與方法

      1.1樣品的采集與測定方法

      在興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設置XY-1~XY-7七個站位,其中XY-1~XY-6為個養殖區內監測站位,XY-7為在養殖區外1 000 m范圍內設置的對照站位,如圖1所示。海水采樣分為表、底兩個層次。表1詳細列出各站位地點、采樣時間和采樣內容。

      利用原子熒光法對海水、沉積物、養殖貝類樣品的砷進行測定。測定使用儀器為XGY-1011A型原子熒光光度計。所有樣品的采集和分析方法均嚴格按照《海洋監測規范》[3]進行。

      1.2砷污染狀況及健康風險評價標準與方法

      1.2.1砷污染狀況評價方法與標準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環境砷污染現狀評價方法采用《海水增養殖區監測技術規程》[4]單因子污染指數評價方法。評價標準參照《海水水質標準》(GB3097-1997)[5];《海洋沉積物質量》(GB18668-2002)[6];《海洋生物質量》(GB18421-2001)[7]。

      1.2.2砷健康風險評價方法與標準砷健康風險評價標準采用JECFA制定的總砷暫定每周可耐受攝入量(PTWI)值為0.050 mg/(kg·bw),無機砷PTWI值為0.015 mg/(kg·bw) [8]。根據2000年中國總膳食研究成果[9],北方一區(黑龍江省、遼寧省、河北省)水產類膳食砷攝入量為0.04 μg/(kg bw·d),水產類外的膳食砷攝入量為3.46 μg/(kg bw·d);水產類膳食無機砷攝入量為0.02 μg/(kg bw·d),水產類外的膳食無機砷攝入量為1.46 μg/(kg bw·d)。參考《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10]成年男子體重選用63.0 kg。評價無機砷含量以砷含量作為估算,且水產類膳食消費量按100 g(貝肉)/(人·d)。

      2結果與討論

      2.1海水、沉積物和養殖貝類砷含量

      如表2所示,2013年興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共采集海水樣品56項砷水平在0.149~1.74 μg/L之間。被調查的4個月份中,海水中砷各月份平均含量從高到低的排列順序為10月>5月>8月>7月。沉積物砷水平在1.50×10-6~2?63×10-6之間。8月被監測的4個沉積物站位中,砷含量從高到低的排列順序XY-7>XY-3>XY-5>XY-6。選取XY-5站位采集紫貽貝,測得貝類鮮重砷含量為0.006 75 mg/kg。

      2.2海水、沉積物和養殖貝類砷污染指數

      根據2013年興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監測結果分別計算各介質砷污染指數見表3。

      結果表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海水、沉積物與養殖貝類尚未受到砷的污染,符合養殖水域環境質量要求。

      2.3食用貝類砷和無機砷攝入量估算

      2013年興城邴家灣海水增養殖區貝類砷含量為0.006 75 mg/kg,該養殖區貝類產品消費者砷攝入量估算值見表4。

      以砷含量作為無機砷含量,并按100 g(貝肉)/(人·d)計算,食用貝類的砷或無機砷攝入量為0.68 μg/(人·d),占JECFA相應ADI值的0.002%~0.005%;若水產類膳食以貝類計算,居民膳食砷或無機砷總攝入量占JECFA相應ADI值的0.009%和0.016%。食用該養殖貝類消費者攝入量遠遠低于JECFA推薦的PTWI值,此貝類消費者引起砷暴露的健康風險很小。

      3結論

      2013年遼東灣興城海域增養殖區海水砷含量符合第一類國家海水水質標準,沉積物砷含量符合第一類國家海洋沉積物標準,所產貝類砷含量符合第一類國家海洋生物質量標準。結果表明,該養殖區海水、沉積物和養殖生物均未受到砷污染,可以滿足貝類增養殖生產,符合養殖水域環境質量要求。

      遼東灣興城海域增養殖區所產貝類符合有關國際組織對砷或無機砷限量要求,對食用該養殖貝類消費者引起砷暴露的健康風險很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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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4)

      山東有渤海和黃海,山東海洋資源得天獨厚,近海海域占渤海和黃海總面積的37%,灘涂面積占全國的15%。近海棲息和洄游的魚蝦類達260多種,主要經濟魚類有40多種,經濟價值較高、有一定產量的蝦蟹類近20種,淺海灘涂貝類百種以上,經濟價值較高的有20多種。其中,對蝦、扇貝、鮑魚、刺參、海膽等海珍品的產量均居全國首位。有藻類131種,經濟價值較高的近50種,其中,海帶、裙帶菜、石花菜為重要的養殖品種。

      山東是全國四大海鹽產地之一,豐富的地下鹵水資源為山東鹽業、鹽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此外,山東還有可供養殖的內陸水域面積26.7萬公頃,淡水植物40多種,淡水魚蝦類70多種,其中主要經濟魚蝦類20多種。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縱觀已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對象涉及到沿海國家、沿海城市、海岸帶、海島、濱海、近海、海洋、漁場等眾多地理空間區域,研究視角大多從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帶、海島等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出發,基于海洋經濟需求與海洋生態供給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種海洋生態與經濟發展關系模型和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并在海洋生態經濟綜合協調管理措施上不斷創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實際開發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總結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研究邏輯思路為:以海洋的生態經濟價值貢獻為起點,剖析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矛盾和危機,評估海洋生態安全及產生問題根源,構建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進行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態經濟問題協調、治理或綜合管理的辦法與措施。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涵蓋:系統分析方法、生態經濟學方法、地理學方法、數學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處于交叉進行階段,不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按現有研究邏輯和內容劃分,本文將該領域的國內外論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個方面綜述。

      1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

      海洋生態經濟價值與貢獻研究是海洋生態學、海洋經濟學以及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乃至人類開發海洋的基礎,國外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的研究已積淀了較為深厚的理論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評估體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構建海洋生態經濟價值類別體系的基礎上,詳細剖析并評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價值為461220億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區域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重要性,提出應推進繼續海洋生態經濟評估工作,以確保沿海實現最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Beau-mont等[4-5]識別并定義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提出該物質和服務的有效利用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Kildow等[6]探討了衡量海洋對國民經濟貢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國相關定義和方法的差異,以現有資料測量、比較與海洋有關的經濟活動價值仍較為困難。

      在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最初主要從理論探討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近幾年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并將生態經濟學有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方法(如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機會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諸多定量實證性結論,尤其是隨著2005年國家海洋局啟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的實施,國內學者相繼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界定、經濟屬性概括、服務類別劃分及經濟價值實際評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張朝暉等[7]從海洋生態系統的組分、生態過程及生物多樣性等3個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態系統能夠產生和支持的生態系統服務,并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15種類型;高曉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空間價值差異,并對海岸帶產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發現天津海岸帶工業開發通常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而漁業開發則能帶來正面綜合效益;石洪華等[9]以桑溝灣為例對養殖型海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價值進行了系統評估,結果表明2004年桑溝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為10.51×108元;盧霞等[10]根據TM遙感影像及海岸帶資源綜合調查結果,采用國外學者Cost-anza分類系統和服務單位價值,估算出連云港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總價值為22.55億美元/a;王麗等[11]應用條件價值法對羅源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維持服務價值進行了評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對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環保意識是影響生態價值評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海洋自然科學研究推進,人類對各類海洋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程度不斷提高,新興海洋產業陸續崛起,然而,面對海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資源不斷枯竭、水域生境持續破壞的現實狀況,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海洋生態穩定運行與人口急劇上升、消費超常增長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調和的程度,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海洋的關系,改變海洋經濟原有粗放式發展模式,以扭轉當前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危機。

      Costanza[12-13]認為人類活動已開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續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時提出沿海災害對生態、經濟和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類經濟利益盲目驅動的經濟體系可能正在破壞人類的可持續福祉;Clausen等[14]從跨國的角度分析了導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人口、經濟和生態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由此也導致了全球漁業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Kildow等[6]認為當前海洋生態與各產業正面臨諸多困難與麻煩,亟需對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區采取經濟、生態恢復措施。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的研究主要應用歸納演繹方法,從現有海洋經濟效益和生態問題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涉及內容較多、層面較廣,但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我國海洋經濟需求無限與生態供給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銳,局部沿海區域和海域生態經濟危機已十分嚴重。如楊金森[15]從海洋荒漠化危險、海洋產業衰退、沿海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的威脅、海洋生態環境的突出問題等多個方面系統剖析了我國海洋生態經濟系統當前正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危機;樓東等[16]在分析我國海洋資源現狀的基礎上,應用灰色系統法對海洋產業進行了關聯分析和預測,認為我國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貢獻率低、海洋災害影響大,是制約我國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吳次方等[17]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在不斷加重,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嚴重、固體廢棄物堆積、熱島效應、地面沉降、濕地消失、水資源污染與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頻發、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方面。#p#分頁標題#e#

      3海洋生態安全評估及機理研究

      為深入研究海洋生態惡化的程度與產生的根源,國外學者在主張推進海洋資源環境普及調查的同時,也將海洋生態安全評價與機理作為研究重點,研究成果呈現出細致、深入的特點。如Garry等[18]計算并分析了新西蘭地區歷年的生態足跡;Bolam等[19]全面評估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海岸線周圍疏浚物處理的海洋生態環境后果;Vassallo等[20]應用微觀泥沙和底棲生物群落評價了亞得里亞海南部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性;Borja等[21]綜合回顧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態完整性評價的工具與方法;Day等[22]應用GIS系統和空間分析法,對澳大利亞海域斯潘塞灣的生態分級進行了空間分布研究,為澳大利亞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輔助支撐。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持續衰退,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安全評估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多,現有研究大多借鑒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區或海域生態安全的現狀評價,缺乏細節性、跟蹤性、系統性的研究結論。如楊建強等[23]應用結構功能指標法對萊州灣西部海域海洋生態系統進行健康評價,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達較差狀態;吳次方等[17]以長江三角洲為例評價了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問題,認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人類認識論、科學技術發展、資源產權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劉偉玲等[24]利用生態足跡法計算出遼寧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態足跡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且生態赤字有逐年增加趨勢;王曉紅等[25]應用EwE5.1軟件對南海北部大陸架海洋生態系統演變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近20a的過度捕撈已導致生態系統和漁業資源逐漸退化;陳斌林等[26]在對連云港近岸海域進行生態環境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運用因果鏈分析法,闡述了社會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惡劣影響的機理;吝濤等[27]通過探討響應力與生態安全問題因素的作用機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帶生態安全響應力反饋效果、反饋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評估體系,并以廈門為例進行案例分析,發現廈門整體生態安全響應力尚處在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與可持續研究

      近幾年,國外學者越來越多地應用數學模型模擬并分析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評價各類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規律性總結及共識,為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礎。如Grasso[28]分別運用動態優化模型與模擬模型建立了海岸紅樹林生態系統中森林和漁業生產的生態經濟模型,研究了兩種模型方法在解決紅樹林資源使用問題時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過合并生態與經濟分析模型,開發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帶生態經濟系統的輸入輸出模型;Verdesca等[30]從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之間能量交流的視角出發,應用有效能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構建了描述生態系統狀態和其經濟附加值之間關系的指標體系,并應用該指標體系對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帶生態經濟系統進行了可持續性評價;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護區的生物經濟模型,但認為當前學者對海洋保護區的生態經濟關系分析結果較為悲觀;Finnoff等[32]構建了連接生態與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將其應用于瀕危斯特勒海獅的替代品及配額制定,提出應改變所有人口和經濟變量以恢復海洋生態系統;Ho-agland等[33]對全球64個大海洋生態系的社會經濟、海洋產業活動、漁業和水產養殖、造船和石油開采、海洋旅游業五個方面進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個大海洋生態系的海洋活動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之間的關系曲線,并對64個大海洋生態系統的海洋產業活動與社會經濟發展進行了分類;Ian等[34]認為海洋生物物理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并由此提出了一個研究海洋系統的生態經濟方法和模型。

      隨著海洋生態危機與海洋經濟增長矛盾的日益尖銳,國內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將海洋生態與經濟視為統一整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據海洋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不斷延伸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內涵,并引入多種計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態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機制,評價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斷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陳東景等[35]基于生態足跡指數和人文發展指數構建了可持續性評價框架,并對我國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進行了實證評價,結果顯示1991年到2003年我國的漁業資源開發以粗放投入為特征,對生態經濟系統運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蘇偉[36]通過對1996~2005年北部灣廣西沿海區域經濟系統和水環境系統13個指標的計算,得出泛北部灣經濟區廣西近岸海域環境與經濟發展屬于協調類型;李懷宇[37]運用非線性動力學理論法對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運用DEA法對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評價,得出無機氮類污染物對天津地區影響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尚有潛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帶生態經濟耦合系統模型的基礎上,以非線性動力學理論為指導研究了海岸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反饋機制,探討了海岸帶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同演變;狄乾斌等[39]運用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框架對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演進特征及其系統耦合模式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由于海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海洋資源環境保護的加強,1997~2005年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增強。

      5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綜合管理研究

      進入21世紀,西方國家更加關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并逐步將海洋生態經濟的綜合管理納入國家日常工作范疇,實踐經驗的積累為學術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使得該領域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討了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及其當前面臨的問題,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態、科學和政策之間的聯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續管理的核心準則;Bene等[41]關注了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在危險狀態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關海洋可更新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管理的動態模型;Cicin-Sain[42]從海洋保護區的角度回顧了沿海和海洋綜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海洋保護區對海洋綜合管理的有效實施意義重大;而Lloret等[43]通過對近50a來影響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區域各種生態要素的人類活動進行分析,認為在當地建立海洋保護區并不足以保證海洋資源和物種的可持續性,應將其與綜合海岸帶管理規劃相結合;Chang等[44]將海岸帶系統分為四個子系統:社會經濟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環境子系統和管理子系統,在對各子系統內部要素進行協調的基礎上,建立了海岸帶綜合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并應用其對墾丁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認為傳統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決海洋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沖突問題,提出應將不同專業知識和價值觀進行整合,應用社會多準則評價方法作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決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過程中的價值沖突和不確定性。#p#分頁標題#e#

      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創新是近年來國內學者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領域的重點研究課題,尤其是許多國內學者將管理信息系統理念與技術引入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和綜合管理研究中,對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華[46]介紹了基于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岸帶管理模型,并將其應用于渤海灣天津海岸帶管理中;葉屬峰等[47]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經濟發展及其對海洋生態的依賴性進行深刻剖析,闡述了海洋生態修復建設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李純厚等[48]在系統分析我國海水養殖環境質量的基礎上,總結了已有的海洋生態修復技術,具體包括物理修復技術、化學修復技術和生物修復技術等;郭嘉良等[49]為實現對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相關因素監測值系統化管理,嘗試性地構建了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管理信息系統;陳豫等[50]在分析了數學模型的輸入、輸出和處理方法的基礎上,利用ASP.NET技術和SQLServer設計開發了一個基于數據庫的海洋生態模型管理系統;陽立軍等[51]在分析海洋生態、環境、資源和經濟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在海洋開發過程中需維持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應當實施海洋開發的集成戰略;倪一卓等[52]以東海海岸帶綜合管理為例,基于C#語言和ADO.NET技術等構建了東海海岸帶管理協議支持工具。

      此外,為解決海洋生態經濟發展當前存在的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還從海洋資源產權管理(如賀義雄[53]等)、海洋生態補償制度(如韓秋影[54],張繼偉[55]等)以及海洋產業升級優化(如Smith[56],朱堅真[57]等)等角度進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生態經濟矛盾的緩解提供了借鑒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評價

      縱觀國內外對海洋生態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不難看出,國內外學者都十分重視海洋生態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協調發展,深刻認識到現有問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從不同角度、不同專業領域研究分析了生態、資源、經濟在海洋系統中發展的若干重大課題,并采用各類技術支持手段、多種定量模型、各類評價指標體系等輔助工具使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不斷更新與完善,研究領域不斷延展,但總體而言,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篇(6)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9)03-0125-04

      海岸帶地區生態系統為人類活動提供了多種服務功能,是人類生存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場所。然而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時間,海岸帶生態系統呈現不斷惡化和退化的趨勢,并進一步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此,迫切需要了解和認識海洋生態系統對當今和未來社會的經濟貢獻,才能在政策制定和海洋管理過程中,達到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為此,選取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鹽沼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其經濟價值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模型,對杭州灣南岸區域互花米草資源價值量進行定量研究,從而確定互花米草鹽沼生態資源的開發與保護面積。

      1 非線性關系模型的建立

      采用Barbier的非線性關系理論,建立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的分布面積與其生態服務功能價值的非線性關系模型。其非線性關系模型建立方法如下:

      首先,在綜合大量有關互花米草消浪護岸功能實驗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互花米草消浪效果與其種植寬度關系分析,結果表明互花米草的消浪效果在垂直海岸線方向上隨著種植寬度距離的減小,且呈現二次或指數的線性回歸遞減趨勢。從線性回歸分析的結果中,選取回歸效果最佳的一組數據附圖1(也就是R2值最高的)作為建立模型的原始數據,并根據公式(1),得到波浪消浪比例的變化:

      k=1-h1/h (1)

      公式(1)中K為波浪通過互花米草后波浪的消浪比例;h1和h2分別為沿波浪傳播方向互花米草的終了和起始斷面處的波高。經過轉換,得到波浪衰減率K與互花米草種植寬度B的關系曲線,見圖1(0≤K≤1)。

      其次,在上述互花米草種植寬度與其波浪消浪比例的非線性關系的基礎上,建立互花米草消浪護岸功能價值與其分布面積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假設互花米草分布的寬度是一定的,均勻的沿海岸線100 km分布,通過圖1中波浪消浪的比例變化趨勢反映互花米草消浪護岸功能價值的比例變化趨勢,其轉化公式為:

      vi=vi-1++[A×S×(Ki-Ki-1-) (2)

      公式(2)中,vi是消浪護岸服務功能的價值;A是單位面積消浪護岸服務功能的價值;s是互花米草研究區域的面積;Ki是波浪消浪比例。通過公式(2)得互花米草分布面積與其消浪護岸功能價值間的非線性變化關系。

      最后,根據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消浪護岸功能價值與其分布面積的關系,計算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區域內的資源總價值,從而,構建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分布面積與其生態服務功能價值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模型。

      2 非線性關系理論的應用――以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為例

      互花米草是我國沿海潮灘分布面積最廣的鹽沼植被,在減緩和防止海灘生態系統退化、恢復和重建受損海灘生態系統中作用重要。但對于海產養殖業,互花米草的擴展則對經濟價值的增長具有負面影響(例如:減少可用于養殖的海灘面積),從而也成為當前生產部門和學術界的爭論焦點。互花米草及其生態系統到底是影響海產養殖業的負面作用大,還是生態系統服務作用大,至今沒有得到共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對互花米草對灘涂養殖業的影響無法進行定量研究。因此本文選擇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為案例進行定量研究。杭州灣為錢塘江口延伸的河口灣,為一喇叭口形狀的河口海灣,地處亞熱帶海洋性季風區,地理位置為29°58'27''~30°51'30''N,120°54'30"~121°50'48"E。杭州灣南岸濱海平原位于滬、杭、甬經濟金三角的中心地帶,是中國沿海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生態特征以互花米草群落、海三棱蕉草群落和蘆葦群落為優勢種,面積分別為5258 hm2,656 hm2,330 hm2。它不僅是世界珍稀瀕危物種黑嘴鷗的主要遷徙停息地,也是中國南北濱海濕地的分界線,因此,杭州灣南岸濕地資源具有明顯的稀缺特征,具有極高的研究和保護價值。隨著工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圍墾灘涂擴大土地面積的需求日益迫切,大量灘涂被開墾成農田或水產養殖場。根據浙江省圍墾局規劃2006―2025年全省將圍墾灘涂3.39×104hm2,圍墾前后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效益顯著下降,而濕地作為生物棲息地的生態效益則由61%降至3%,生物多樣性將受到嚴重破壞。

      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不僅提供互花米草和底棲動物等直接物質產品(直接經濟價值),而且還具有消浪護岸、促淤造陸、固定CO2、釋放O2、庇護所及基因資源、營養物質貯存和循環、凈化環境、減輕海洋污染等服務功能(間接經濟價值)。根據2005年的數據,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面積為38 km2,為了便于本案例的研究,假設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沿海岸線100 km分布,其垂直海岸線向海一面的種植寬度為350 m,則總面積為35 km2。按李加林等提及的杭州灣南岸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直接經濟價值600萬元計算,可以得出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直接提供的物質產品單位面積價值為15.633萬元。從圖1中可以看出,當波浪經過200 m互花米草種植寬度時,可消去約80.0%的波高,種植寬度為300 m時,可消去超過90.0%以上的波高,可以使原設計標準20年一遇的海堤安全高度降低2 m以上,護花米草消浪效果明顯,具有顯著的消浪護岸功能。因此選擇生態系統管理方法中的替代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RC)對互

      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消浪護岸功能價值進行評估,即通過計算可用于降低海堤設計標準所節省的費用或海堤遭受破壞后所需的海堤修理費用來代替其消浪護岸功能的價值。運用降低海底設計標準節省的費用計算其消浪護岸價值為2250萬元,根據其消浪護岸功能價值與其面積問的線性關系計算得互花米草消浪護岸功能單位面積價值為58.624萬元。南美對蝦養殖業在蕭山地區的每667 m2養殖收益在3000~6000元不等,本文取3000元/667 m2計算,其單位面積價值為450萬元。

      根據公式(1)和(2)及單位面積互花米草消浪護岸功能的價值,建立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面積與其消浪護岸功能價值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得表1。

      本文將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主要分成三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分為直接物質產品價值(主要由植株和底棲動物兩部分組成);第二部分為消浪護岸價值(由于消浪護岸功能價值在護花米草生態系統總價值中占主導作用,因此關于消浪護岸價值以外的其他間接經濟價值在本文中不做研究);第三部分為將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轉換成對蝦養殖場帶來的收益。分別對上述三部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進行計算,結果如圖2所示。結果表明當互花米草的面積為25.4 km2,對蝦養殖場的面積為9.6 k2時,該區域資源價值量的評估值最高,為2626.7萬元。

      3 討論與展望

      為了更好地反映“非線性”理論的優點,在已有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方法,建立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分布面積與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之間的關系模型(見圖3),并對該兩種模型計算結果進行對比分析。

      如圖3所示,若不考慮互花米草的消浪護岸功能價值隨其分布面積呈非線性關系,單純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的時,將35km2互花米草生態系統全部改為對蝦養殖場,則該生態系統區域的總經濟價值為1575萬元,單純的以保護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為目的時,其資源總價值量為2598.9萬元。運用這種分析方法,使得我們在對護花米草鹽沼資源的開發與保護中只能用“是或否”的管理方法進行決策,或者對互花米草鹽沼生態系統的資源實施完全保護,或者將該區域的互花米草資源全部改為對蝦養殖場,而很難找到互贏互利的結合點。從結果上看,實施全面保護能夠實現該區域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任何將互花米草生態系統改建為對蝦養殖場的做法都會導致該區域總經濟效益的下降,因此在原有生態系統管理方法的框架內,我們只能對該區域的互花米草資源進行全面保護。

      篇(7)

      【中圖分類號】R282【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7-8517(2014)02-0030-02

      道地藥材綜合利用保護日益成為保護利用傳統中藥材的重點和難點,合浦珍珠是廣西區域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道地藥材之一,充分了解這一道地藥材的保護和利用現狀,能夠推動區域特色道地中藥材資源快速健康發展。珍珠產業是一個與文化、歷史、對外貿易、美學及地域形象密切相關的產業[1],合浦縣養殖珍珠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合浦南珠馳名中外,發展“南珠”產業不僅是弘揚“南珠”文化的必然要求,同時對延長區域產業鏈,繁榮區域地方經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道地藥材――合浦珍珠在珍珠產業鏈中的地位

      合浦珍珠生產在道地藥材珍珠產業鏈中居于首位,屬于這一傳統產業的源頭,想要保證珍珠產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就必須保護好源頭。國家級馬氏珠母貝原種場、珍珠及珍珠制品檢測中心先后落戶北海,廣西北海作為海水珍珠及珍珠系列產品主要集散地,年交易額超過了8億元[2],珍珠產業已成為廣西海洋產業中最具資源優勢和歷史文化品牌的特色優勢產業。

      2加強道地藥材――合浦珍珠保護性發展的必要性分析

      2.1藥用價值道地藥材―合浦珍珠用來治病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珍珠)定驚,清肝除翳,收斂生肌”,即可以清熱解毒,愈合創傷,助長皮肉,消炎明目。珍珠的藥用功能,在歷代醫藥古籍及現代藥典上都有記載,現代醫學發現珍珠中富含氨基酸和多種人體必備的微量元素,促進人體新陳代謝,美容養顏,以及治療口腔潰瘍、神經衰弱和癔癥等。目前,用珍珠制成的中成藥很多,如珍珠粉、珍珠層粉、珍珠散、 六神丸、六應丸、行軍散、牛黃丸、雞骨草丸、眼藥水、眼膏、消炎片、鎮安丹等幾十種[3]。

      2.2經濟價值珍珠全身都是寶,從珠粒到貝肉、貝殼都有較高的經濟價值和藥用價值,可以制作成高檔的首飾制品、藥品、飲料等。以合浦南珠為原材,制造的各式高檔珍珠首飾日益受到廣大消費者的青睞;除去珠粒,貝肉可以用來加工生產各種保健食品,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最后,常常被認為是廢棄之物的貝殼也可以當作加工各色貝殼工藝品的原材料,且來源豐富,款式眾多,供游客消費者挑選購買。合浦珍珠產品的綜合利用在不斷發展,將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2.3文化價值《后漢書?孟嘗傳》中記載有“合浦珠還”的傳統故事,合浦珍珠又稱“南珠”,以瑰麗多彩、皎潔艷麗、光澤經久不變等優點稱霸珍珠市場,有“東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美譽[5]。合浦珍珠質地細膩、柔潤光滑、光澤飽滿,非常符合東方女性溫柔聰慧的性格特點,能夠完美地襯托出東方女性溫婉柔和的魅力。同時,貝母孕育珍珠的過程也引喻母親生育兒女的艱辛與偉大,這與中華傳統文化不謀而合,體現出了珍珠深厚的文化底蘊。

      3合浦珍珠生產保護性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主要解決途徑

      在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傳統道地中醫藥資源越來越短缺的今天,自然中醫藥資源不僅決定著傳統中藥產業的選擇和布局,而且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6]。道地藥材―合浦珍珠作為我國特有的、具有戰略優勢地位的自然資源,其生產保護性發展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何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成為推動這一傳統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3.1存在的問題

      3.1.1環境問題盡管合浦南珠名聲在外,但養殖一直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地方政府沒有合理的規劃和引導,養殖戶們便見縫插針地在臨近海域養殖,導致珠貝排泄物大量沉積于海底,珍珠的養殖密度遠遠超過了環境的承載力;與此同時,海洋珍珠養殖場地老化,沿海灘涂過度開發,填海造地,也導致了適應珍珠生存的海域急劇減少,以及珍珠海洋生長環境日趨惡劣。

      3.1.2質量問題地道“南珠”產量和質量波動顯著、差距巨大,主要原因在于珍珠養殖自然環境的惡化,如超容量養殖、沿海環境污染嚴重等。近些年,人們一味宣稱“南珠”比東珠、西珠都好,是“珠中之王”[7],部分養殖戶為了眼前利益縮短育珠期等做法,使得珍珠的品質大幅下降,而地方政府對于合浦海養珍珠質量越來越差的嚴峻事實視而不見,不采取應對的措施,只強調擴大養殖面積和增加珍珠總產量,單方面追求數量,忽略了提高質量,珍珠產品的來源高產不高質,嚴重影響海養珍珠業的健康發展。

      3.1.3市場問題長期以來,廣西沿海城市南珠的銷售主要依賴旅游市場,市場拓寬能力不足,阻礙了珍珠制品的銷售渠道,導致少數收購原珠的商家控制了收購價格,大大挫傷了珠農的養殖積極性,同時缺少行業規范約束,銷售商之間惡性競爭,尤其是有些不法商戶以次珠充好珠,把淡水珍珠當作海水珍珠賣給游客,造成消費者對南珠品質的懷疑,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市場次序。

      3.2主要解決途徑探討

      3.2.1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保證合浦珍珠產業發展優質來源把關源頭,保證珍珠產業擁有優質的珍珠來源。良好的海洋生態環境是珍珠生長的基礎保障,對南珠生存的沿海生態環境的污染包括工業排污、農藥使用的污染和海洋船舶污水排放等,必須得到重視并設法解決這些污染問題。目前,有關部門雖然規定了一些海域為自然保護區,為南珠生長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但保護面積較小,僅限于北海市鐵山港區的營盤鎮一帶[8],不能輻射整個環北部灣沿海。針對海洋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地方政府要出臺明確的保護政策,減少沿海農藥濫用,整改沿海污染較重的企業,盡量降低海洋工業發展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影響,保證南珠產業發展優質來源。

      3.2.2優化產業結構,推進合浦珍珠產業科學發展積極保護道地藥材,加快推進“南珠”產品的認證,構建養殖―初加工―精加工―市場銷售全面的產業增值鏈,促進道地藥材―合浦珍珠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提高這一傳統中醫藥產業適應市場的能力,增強區域海洋醫藥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3.2.3提高養殖技術,確保“南珠”質量要發展廣西珍珠產業,必須從產業的源頭抓起,提高珍珠養殖科技含量,保證原珠質量。海水珍珠養殖技術是決定所產珍珠質量的關鍵,精選優質的養殖場,控制養殖規模,聘用專業培訓的養殖工人,對插核、育貝、開珠等工序制定嚴格的技術和工藝標準,對生產的原珠也要按照國際標準進行挑選。

      3.2.4弘揚海洋文化,打造“南珠”品牌道地藥材是一種古代藥物標準化的概念,本身就具備了“品牌”的基本條件,廣西合浦縣是“南珠”的故鄉,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當前的形式來看,目前的珍珠市場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品牌的競爭。品牌在消費者的心目中的地位直接決定了商品的價值,意味著良好的服務和質量的保證[9],要塑造“南珠”品牌,就要充分利用“合浦珠還”的美麗傳說,要不斷加大產品的宣傳力度,摒棄一味追求數量而不注重質量的理念,樹立南珠名貴、高品牌的社會知名度,走高質量、經濟效益和文化三者并重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徹底扭轉初期產品價格的惡性競爭,全面提升廣西“南珠”的品牌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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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龐許明,黃慶銳,賈友宏,等.廣西珍珠產業發展現狀與對策[J].中國漁業經濟,2011,29(3):103-108.

      [3]林良源.合浦縣珍珠生產現狀及發展對策[J].廣西農村金融研究,1992(10):31-32.

      [4]覃照素.廣西海洋生物資源優勢與可持續利用[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2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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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吳小玲.廣西海洋文化資源的類型、特點及開發利用[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9(1):18-23.

      篇(8)

      1深海礦業的產業體系

      1)技術體系

      山東省深海礦業的技術體系涉及勘探、試開采、規模化開采、運輸到冶煉加工的諸多環節,勘探方面的技術主要包括測控技術,深水機器人通信控制系統以及圖像聲吶技術等。開采方面的技術主要有作業深度達5000m深海巖心機,可用于7000m水深作業的海底機器人等,運輸方面的技術包括拖曳式水力集礦機,氣力或水力管道提升系統等。冶煉技術主要發展礦產金屬的分離與轉化,伴生礦和尾礦的回收利用等。由于深海礦產資源開發對深海開發高新科技具有強烈的內在需求,因此山東深海礦業亟須加快在重點關鍵技術方面實現突破,為山東省深海礦產資源的占有與開發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一是要繼續推進以載人深潛器和無人遙控潛水器技術為核心的深海勘探和采樣技術的進步,為深海礦產資源的勘探、基礎研究和礦區申請奠定技術基礎;二是要大力突破以大型采礦船、深海底采礦機、揚礦系統、監控子系統和運輸子系統等組成的深海礦產資源規模化開采系統,以及深海礦產冶煉加工技術,為推動深海礦產資源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進行技術儲備。

      2)組織體系

      深海礦產資源產業化開發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投資大、風險高、周期長,需要跨部門、跨行業的密切合作,涉及海洋裝備制造業、海洋運輸業、海洋環境產業、金融服務業、海洋科研教育服務業等多個產業部門,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依據特定的邏輯和時空布局關系形成橫向和縱向的鏈條式關聯,并相互交錯最終形成網狀結構。深海礦產資源勘探是產業化開發的首要環節,也是最重要的環節。在深海大洋中尋找和圈定具有經濟價值的深海礦產資源蘊藏區是一件十分艱巨而細致的工作,要查清深海底礦產資源的分布、豐度、品味及海底地形和環境等諸要素,并進行深海礦產資源經濟價值評價,需要較長的時間和較大的資金投入,需要專業的隊伍和技術設備。深海礦產資源試開采是產業化規模開發的重要前提,試開采的成功可以為規模化開發奠定基礎,一方面可以確定開發區域內深海礦產資源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可以對開采的生態環境影響進行準確評估。深海礦產的冶煉比陸地礦產要更加復雜,對技術要求也較高,對錳、鎳、銅、鈷等重要金屬的綜合回收是冶煉的難點,進一步降低冶煉的投資和作業成本,也是加快深海礦產資源產業化開發的關鍵問題之一。

      2深海礦業的發展模式

      篇(9)

      摘 要:隨著人們對海洋認知程度的不斷提升,以及陸地資源開發的局限性日趨顯現,海洋經濟逐漸成為經濟研究的重要領域,其中生態旅游作為一種新興的旅游方式,為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途徑.海洋旅游資源的開發要建立在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存的基礎之上,實現經濟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中,如何客觀有效的度量旅游可持續發展狀態,通過定量分析的方式評價其經濟效益,成為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關鍵.本文結合溫州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進行詳細的分析.

      關鍵詞 :海洋經濟;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經濟評價;旅游價值

      中圖分類號:F59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7-0082-03

      進入21世紀以來,旅游業成為當今世界做大的產業集群,并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著旺盛的發展態勢,甚至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從目前人們多樣化、多元化的旅行需求來看,旅游資源不僅局限于陸地的自然旅游資源與人文旅游資源,而且還應保護廣闊的海洋生態旅游資源,并且海洋旅游資源以其巨大的發展潛力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世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生態率開發需要設計多個方面,不僅要保證其最根本的生態效益,還要求在可持續生態發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因此針對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的多層次經濟評價至關重要.

      1 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理論基礎

      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理論體系是實現海洋生態旅游高品質、快速化發展的基礎.在以往的相關理論研究中,人與自然關系理論、旅游系統產業學理論、生態景觀理論是生態旅游的主要理論基礎,但隨著海洋生態旅游的快速發展,這些理論已經不足有支撐和構建其發展研究的理論框架,必須因素其他相關學科或延伸學科的理論進行吸收和貫通,比如環境經濟學、環境生態學、海洋旅游經濟學等交叉學科.

      在旅游系統理論中,環城游憩帶理論雷普爾旅游系統觀使其代表性理論[1].北大教授吳必虎首次提出環城游憩帶理論,他認為在大城市郊區200公里半徑以內均可成為城市居民度假游憩的休閑空間,且十分適合短假期或周末出游.雷普兒的旅游系統模型同樣建立在旅游空間結構上,與吳必虎的環城游憩帶理論具有相通之處,其更考慮旅行成本因素在旅游系統中的影響.

      景觀生態學理論與海洋科學理論是有力支持海洋生態旅游的理論之一.景觀生態學是現代生態學的一個活躍的分支,它強調空間異質性、尺度性與生態整體性[2].對于海洋生態旅游資源而言,首先應尊重海洋景觀的固有資源與結構,在此基礎上完成自然性、異質性的開發,注重可持續性,避免認為加工造成的生態質量退化.

      生態承載力理論是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中自然與經濟和諧發展的研究理論基礎,其一方面在旅游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上進行理論闡述、另一方面對海洋生態資源的旅游承載力進行深入研究,進而達到生態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效益最大化之間博弈均衡.

      2 溫州海洋生態旅游發展現狀

      2.1 海洋生態旅游資源概況

      溫州是浙江南部的海濱城市,是浙江省沿海大市之一,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其中海洋面積1.1萬平方公里,幾乎與溫州市陸地面積相當.在溫州市的縣區地理位置分布中,全市11個縣區中9個為沿海縣區,其中還包括一個海島建制縣——洞頭縣.洞頭縣有100多個島嶼組成,具有豐富的海洋植物、海洋動物資源,各種海洋文化景觀、海洋自然景觀、海洋人文景觀遍布在這些島嶼上,這共同構成了豐富的海洋生態旅游資源.從海岸線的長度來看,全市島嶼海岸線長度達567.9公里,總共437個沿海島礁,據統計,其中約有42個島嶼與大陸濱海區具有旅游開發價值[3].在較為成熟的海洋旅游資源中,國家海洋自然保護區南麓列島、國家4A景區洞頭百島、世界古航標·中國詩之島江心嶼、蒼南漁寮大沙灘、鹿城七都島、樂清沙門島等,都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資源優勢.

      總體來說,溫州市海洋旅游資源中具有一定知名度且發展較為平穩的資源中,有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0個省級風景名勝區、5處國家級森林公園、9處省級森林公園、2個省級旅游度假區,并且超半數以上分布在距海50公里的沿海區.

      2.2 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雖然具備豐富的海洋生態旅游資源,但總體開發程度、層次性不夠,多數景區還處于粗放型的開發階段.一方面造成知名旅游景區品牌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海洋旅游資源保護力度不夠,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人為破壞.比如洞頭島、西門島、南麓島、大魚灣等資源基本處于培育與成長之中,開放層析較低,沒有系統的規劃.其次,海洋旅游衍生產品開發力度不夠,沒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海洋特色、地方品牌的旅游商品,尚未打造出特色鮮明的海洋旅游項目,沒有發揮出溫州市海洋海島旅游的特色與優勢.再次,海濱旅游基礎支撐力不足,缺乏海洋旅游開發投入,以及旅游資源開發規劃與管理制度,造成開發模式多為粗放型,長期來看容易造成資源破壞.此外,基礎設置建設落后,資源整合不到位,嚴重缺乏海洋旅游專用碼頭、游艇等設施,接待客容量及接待能力有限.

      3 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經濟效益定量評價

      3.1 定量評價體系構建

      隨著海洋產業發展的多元化,以及行業對資源評價研究的深入,海洋生態資源評價模式已由傳統的單因子模式轉變為多因子模式,更多的將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旅游因素、生態因素等考量進來,形成系列化的指標評價模型[4].由于海洋生態旅游資源中的諸多因具有異質性和不同的經濟意義,使其你具備一般可比性,這就需要對這些因子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然后才能確定其在整體中所占的權重,進而計算綜合評價分值[5].對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進行無量綱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闕值法,也叫臨界值法,是借助最大值、最小值、滿意值等特殊指標與實際值相比而得到評價值的方法,正指標計算函數為:

      其中xij,opt為該指標在所有時間取值中的最優值.

      (2)標準化方法,在存在多個變量時,為是各變量指標存在可比性,先對不同組數據標準化,進而通過標準化后的數值進行比較,從而確定指標的綜合評價值[6].通常來說,標準化方法能夠有效的消除數據量綱的影響.標準化計算函數為:

      (3)比重法,即指標的實際值在指標總之中的比重,其計算函數為:

      3.2 評價方法的選擇

      由于海洋生態旅游資源涉及到很多非量化指標,而在經濟評價值中必須將這些指標進行量化,常用的量化方法有層次分析法、模糊賦分法、FUZZY綜合評價法、德爾菲法等幾種[7].在我國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經濟指標評價中,較常用的方法有層次分析法與德爾菲法,這些方法能夠有效的解決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經濟評價中一些無法完全量化的因子,解決問題的本質是將這些無量化的因子賦以相應權重來表示其在綜合指標中的重要性與地位.

      (1)德爾菲法,也稱專家咨詢法,是利用行業專家的意見來確定指標因子的最終權重.德爾菲法通常需要集中多名專家的意見,并且要求專家給予較為專業的評價,并且還要根據專家的領域地位給予專家評論結果相應的權重,然后通過整理并不斷的修改和反饋,最終得到滿意的結果.

      (2)層次分析法.對于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的經濟評價而言,層次分析法能夠有效、科學合理的規劃和分配各因子的權重,并且其能夠靈活的結合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的特點使得層次分析法在其經濟評價中較為適宜,能夠系統性、可靠性的識別問題,提高評價的簡便性與準確性.層次分析法的一般步驟為:建立層次分析模型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層次排序及其一致性檢驗.

      3.3 綜合指標合成

      在對各指標進行權重分析與量化處理之后,還需要在此基礎上建立綜合評價體系和綜合評價模型,對多指標進行合成.一般而言,多指標合成的方法有線性加權和函數法、乘法合成法等.線性加權和函數法的計算公式為:,其中f(x)表示綜合評價分值,wi表示評價指標i的權重,xi表示評價指標i的無量綱化值,n表示所有指標個數.

      乘法合成法的計算公式為:,其中x;j表示逆指標,m表示逆指標的數量.

      結合我國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特點,以及上文的權重確定、無量綱化分析、綜合指標合成等分析研究,最終選擇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進行綜合評價,一般步驟為:確定評價指標集確定各指標層的權重確定評價的評語集D和其分值確定模糊評價矩陣對目標層X進行模糊綜合評價計算結果歸一化與評價.

      4 溫州市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戰略建議

      4.1 開發原則

      海洋資源是人類生存的重要資源之一,在對其進行開發時必須堅定的遵循一定的開發原則,這樣才能確保海洋生態旅游資源在不遭受認為破壞的前提下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結合溫州市海洋生態旅游資源的特點,以及其目前的資源開發現狀與政府規劃,在開發中需要遵循的原則有可持續性原則、系統性原則、生態性原則、層次性原則、保護性原則、特色性原則等.

      4.2 戰略取向

      前文分析可知,溫州市具有廣闊的海洋生態旅游資源,并且這些豐富的資源多處于開發或初步形成階段,因此后續的開發應建立在現狀的基礎上,并且合理規劃,在政策引導下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博弈均衡.結合溫州市目前的海洋旅游資源開發現狀,以及各部分資源的經濟價值評價結果,所采取的戰略取向有:(1)由近至遠的開發戰略;(2)城鄉互動的開發戰略;(3)差異化開發戰略;(4)面向市場的開發戰略;(5)環境循環發展戰略.

      4.3 溫州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主要戰略

      從政府層面,建立政府主導機制,充分發揮政府在溫州市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中的主導作用,聯合其他相關部門,實現社會參與的產業融合,打造現代化的海洋旅游發展格局.從市場層面上看,重視城鄉部門在溫州市海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城鄉統籌、上下一體的機制,實現資源共享、市場共贏的整體市場運作機制.此外,還要建立產業開發要素互通、功能互補、市場互享、利益互增的跨區域聯合網絡,以及建立自然、經濟、社會和諧進步、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態旅游系統.

      參考文獻:

      (1)孫玉琴.基于DEA的濱海區域生態旅游效率評價及優化研究[D].中南林業科技大學,2012.

      (2)賈欣,莎娜.海洋生態損失過程中的群體經濟行為分析[J].中國漁業經濟,2014(8).

      (3)胡念望.溫州海洋文化旅游發展戰略與保障措施研究[D].浙江海洋學院,2014.

      (4)李曉通,張予云,張成勝.資源生態化開發作為西南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旅游政策的人類學思辨[J].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15(1).

      篇(10)

      中國是使用動物入藥最多的國家,藥用動物資源豐富。共計有可入藥的各種無脊椎動物約170種,魚類90余種,爬行類也有數十種,哺乳類約70種,中國的麝香產量名列世界首位。

      工業用動物資源可分為制裘及制革工業用動物、香料工業動物、鯨脂類動物、紫膠和白蠟類動物、羽絨與裝飾品動物五類。中國約有120種裘皮獸,年產量在10~300萬張;世界四大動物名香(麝香、靈貓香、龍涎香及河貍香)在中國均有出產,其中龍涎香和河貍香產量較少,麝香多用于制藥,靈貓香的產量基本可以自給自足;鯨脂是重要的工業原料,中國共有鯨類14種,如江豚、抹香鯨、座頭鯨、長須鯨等,均可出產鯨脂;產于中國云南、和臺灣的紫膠蟲可生產紫膠,年產紫膠原膠達4000噸。產于四川、貴州和云南的白蠟蟲能分泌白蠟;天鵝及野鴨絨質輕柔軟,保溫性能好,可加工成絨衣絨被,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中國是世界羽絨生產大國;各種飛禽的羽翎、尾羽等,還可以制成精美的裝飾品和工藝品。

      珍貴特產動物指具有重要經濟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產動物種類。中國共有大熊貓、金絲猴、白暨豚、鴛鴦、褐馬雞、揚子鱷、大鯢等珍貴特產動物數十種。

      中國的實驗用動物種類很多,主要有小白鼠、大白鼠、家兔、獼猴、眼蟲、變形蟲、草履蟲、中國鱟等,被廣泛使用在醫療、醫學研究活動中。

      觀賞動物資源包括鳥類中的各種鶴類、天鵝、紅腹錦雞、綠孔雀、緋胸鸚鵡、犀鳥、鷺類、相思鳥、畫眉、黃鸝等種類。哺乳類中包括各種猿、猴、鹿類、熊、虎、豹、云豹、大熊貓、小熊貓、象等。此外還包括有一些瀕臨滅絕的物種。

      篇(11)

      徐惠恩說:海洋玉髓產于世界第四大島馬達加斯加島,在億萬年前的海洋深處經過歲月的洗禮和奇特的地殼變化演變形成;它集寶玉石的柔潤通透與黃龍玉及巴林石的奇特草花于一身;更重要的是這種寶玉石級的原料在馬達加斯加的儲存量極為稀少――綜合這種奇石產地、材質、圖案的特殊性,專家建議將其命名為“海洋玉髓”。

      “第一次發現海洋玉髓是在當地的一家古玩店里。當老板拿出一塊質地晶瑩白皙、圓潤通透,畫面宛如仙境的''石頭''時,我完全被震驚了:世界上怎么會有如此漂亮的''石頭''?”徐惠恩坦言,

      其第一印象就是這“石頭”是否出自世間?它質地堅硬而不失柔潤和細膩,豐富艷麗的色彩、奇美的紋理而呈現出栩栩如生的畫面――是萬古靈秀在其中的生命凝聚。在大自然絕妙的“天工”面前,古往今來任何一位藝術大師都顯得黯然失色、自嘆不如。

      海洋玉髓與一般瑪瑙質(類)收藏品有何區別?

      海洋玉髓具優質瑪瑙屬性。提到瑪瑙,大家印象中都是“物美價廉”的。這其實是誤解。瑪瑙在古代就被視為吉祥、富貴的象征,并頗受皇家喜愛,元代皇家還專門設有瑪瑙玉局。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瑪瑙更是身價不菲。再近一點的“小雞出殼”、“滄桑”等,都是身價過億。就像翡翠,老坑陽綠的翡翠與普通翡翠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一樣,海洋玉髓,就是瑪瑙中最頂級的品類。

      海洋玉髓作為收藏新品,其最突出的特點有哪些?

      綜合眾多專家的意見,海洋玉髓與眾不同之處首先是“美”。“海洋玉髓”擁有極品羊脂玉般的質地,細膩、光滑、圓潤、通透,人的思維能想象到的圖案都能在“海洋玉髓”上找到,有人物、有花鳥、有水墨山水,有的甚至你能在上面找到一年四季的景色。一幅幅大自然純真的天工佳作,經過大自然億萬年的歷練,足以讓任何一幅畫作顯得那么稚嫩,任何一位丹青大師都會黯然失色。

      其次是稀,“海洋玉髓”的產地是馬達加斯加,原石的儲量本就不多,并且從數萬噸原石里只能挑選出約百分之一含有美妙紋理的原石――極像翡翠的“賭石”,從數萬噸原石中得到質地優良、圖案精美無暇的上品確是少之又少。

      再次是奇,“海洋玉髓”的圖案比巴林石及黃龍玉的草花更豐富,令人驚奇驚嘆。

      季榮倫談海洋玉髓

      雖然,喜歡收藏的人越來越多,但值得收藏的品種卻不是很多。來自于馬達加斯加的海洋玉髓,潤白、純凈,非常難得,它的瑩潤剔透使其別有韻味,兼具黃龍玉和玉石的優質特點。而它奇特的草花圖案更是具備廣泛文化元素。不僅如此,它對促進國際文化和資源的交流,都非常有意義,是賞石領域里的大好事。

      挖掘海洋玉髓的價值其實可以跨兩個行業,一是個珠寶業,一個是賞石領域。在目前的珠寶市場上,各種鐲子、配件琳瑯滿目,而像海洋玉髓這樣含有獨特草花圖案的瑪瑙卻很少見,如果將其巧妙地加工制作,將會是難得的佩戴精品。

      如果將其作為觀賞石,光是顏色白凈,質地細膩是遠遠不夠的,其文化內涵才是彰顯其珍貴的關鍵。而海洋玉髓所獨具的草花圖案正是其不可多得的文化元。

      劉元生談海洋玉髓

      瑪瑙,我們并不陌生。在我的印象里,作為雕刻材料,主要以暗紅色的為主。但是海洋玉髓,這種顏色和圖案,還是第一次見到,我覺得是比較新奇的。

      海洋玉髓十分有特色。第一,圖案美觀。在瑪瑙里面,有草花圖案的不少。但是相比較來說,海洋玉髓的圖案更豐富、更完整。

      另外,從地質學角度來說,瑪瑙中的草花作為一種現象,在地質現象里是比較普遍的。但是“海洋玉髓”比較特別。其他品種的草花圖案以平面居多,但海洋玉髓的巖石層是曲面的比較多,立體感比較強。相當于是“長”在了石頭中間已經愈合了的一種圖案。所以,海洋玉髓的原石材料極為稀少。

      再從市場的角度看,現在,玉雕行業面臨著買不起材料問題,并且,原材料快要枯竭了。以大家熟悉的翡翠、白玉為例,最近三年漲了至少十倍。這些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資源性產品,隨著人們對其認知程度不斷加深,價格還會不斷高漲。

      但以白玉翡翠為代表的玉石很難滿足現在的中國市場了,而“海洋玉髓”恰好及時地彌補了市場空缺。所以,此時海洋玉髓的出現是一個好消息。

      劉談海洋玉髓

      (中華硯文化發展聯合會會長、武警部隊原副司令員劉)

      “海洋玉髓太漂亮了,應該讓更多的人看看這么美麗的‘海底精靈’,出這本書很有意義啊!”

      高美斯

      談海洋玉髓

      “光滑、溫潤的手感,細膩、通透的質感,豐富多彩的圖案,讓人嘖嘖稱奇。

      張原談海洋玉髓

      海洋玉髓擁有著優質瑪瑙的屬性,不僅如此,海洋玉髓還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每塊海洋玉髓上獨一無二的花草圖案正是其文化元素所在,人的思維能想象到的圖案都能在這方寸之上找到,有人物、有花鳥、有水墨山水,有的甚至能組合出一年四季的景色。

      俗話說“時間是一切,時間是人生存在的資本。”這句話用來描述海洋玉髓的存 在也再貼切不過,海洋玉髓這一深埋在海底的精靈,它的形成離不開億萬年歲月的洗禮及地殼變化。

      “觀賞石是大自然形成的,其中似與不似的東西多,成像的東西少,能成具象的東西更少。物以稀為貴,海洋 玉髓里能形成這么多具象的圖案很是難得,未來市場價值也一定不菲。”

      “未來中國的觀賞石事業任重而道 遠。”張原說。觀賞 石作為一種自然資源,及其采集、收藏、展示、交流、貿易等 一系列相關活動,從屬性上說,是一項涉及科學、文化、經濟等多領域的活動。這樣的活動僅僅靠一個部門或某個區域性 社團組織進行管理是力所不能及的。因此,建立一個全國性 的、能夠連接政府和社會的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域的觀賞 石社團組織勢在必行。

      王麗霞談海洋玉髓

      (參與起草過“觀賞石鑒評標準”的專家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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