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金融趨勢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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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24.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9)增-0089-04

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也就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烏海市地處西部,是典型的小型資源型工業城市,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呈現出投資偏高、消費偏弱,出口偏低的“單一投資驅動”的典型特征。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投資拉動,消費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促進作用,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

一、烏海市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烏海市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在波動中持續增長。2000-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均保持在12%以上,2004年最高達到31.7%。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烏海市經濟發展明顯下滑。2009年以來,國家和地方“保增長、擴內需”政策在烏海市收到了較明顯的成效,經濟發展逐步企穩,經濟出現企穩回升勢頭,經濟整體呈現積極向好的趨勢。

但金融危機打破了工業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絕對優勢。烏海市經濟以能源、化工等資源型產業為主,具有高耗能、高污染、層次低、鏈條短的特點。國際金融危機使烏海市工業經濟發展受到強烈沖擊,出現明顯下滑勢頭(見圖1)。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使國內外市場需求萎縮,烏海市工業產品大量滯銷,停產、半停產企業急劇增加,最高時177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停產87戶。目前,烏海市仍有停產企業36戶,主要工業產品大部分在盈虧平衡點左右浮動。而且,企業效益持續下降,利潤大幅縮水,經營虧損嚴重,償債能力減弱等問題仍是烏海市經濟發展中的普遍性問題,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仍不穩固(見圖2)。

二、烏海市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分析

(一)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不穩定性

近年,烏海市投資占GDP的比重呈明顯的“N”型發展態勢(見圖3),與經濟發展階段高度相關。2000年,投資占GDP的比重為29.83%,2005年上升到75.16%,之后受宏觀調控、節能減排等政策的重壓快速下滑;在經過了短期的調整之后,又從2006年的40.46%緩慢上升到2009年6月末的49.6%。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決定地區的投資結構。烏海市的投資受地區產業結構限制以外延性為主,投資增長方式粗放,投資結構不合理,導致單位投資產生的GDP波動較大,反映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單位投資產生的GDP從2000年的3.36下降到2005年的1.33,在經過了2006年的激進式增長后,又開始持續走低,從2.47下降到2009年6月末的2.02。從總體情況看,烏海市的投資效率較為低下。

(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偏弱,但效率增強

一般來說,消費水平會隨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提高,對經濟的貢獻也將逐步加大。近年,烏海市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偏弱。2000年,烏海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2.33%, 2009年6月末下降至20.80%,而同期全區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6.83%,高于烏海市1.17個百分點。

同時,隨著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日趨合理,烏海市消費效率日漸提高(見圖4)。2000年,單位消費產生的GDP為3.08,2009年6月末上升到4.81。消費效率不斷增強,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合理化轉變。

(三)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微弱

烏海市的經濟增長對進出口的依存度較低,一直以來烏海市基本沒有進口貿易,以出口貿易為主。2000―2009年6月末,烏海市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均在0.3%以下(見圖5),且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所以,在考慮烏海市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時,出口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四)經濟增長與消費的相關性提高,與投資的相關性降低

調查顯示,投資的大起大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難通過數據體現出來,特別是高投資增速并沒有帶動經濟的高增長,充分表明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較低;相反,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了較為一致的水平,體現出較強的相關性。所以,從長遠來看,通過擴大投資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短暫而有限的,支撐經濟持續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應該是消費需求。

調查顯示,烏海市單位投資創造的GDP在下降,但投資占GDP的比重卻在上升;單位消費創造的GDP在上升,而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削弱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一種效率極低的運行方式。從總體發展趨勢看,雖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現,但烏海市的經濟增長仍過分依賴投資,投資仍是拉動烏海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已成為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金融危機對地區經濟增長動力的影響

(一)投資需求呈“V”型發展態勢

1.金融危機為投資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條件。高增長速度是烏海市投資的主要特點,但2004-2006年期間,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環保政策及節能減排任務的壓力下,新上工業項目的準入門檻不斷提高,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的欲望被嚴格控制,烏海市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逐步回落,2006年投資增速同比下降31.6%。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后,2007年開始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回升。2008年,金融危機對整體經濟產生強烈沖擊,但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似乎并不明顯,下半年以來,政策環境的松動使原本過熱的投資預期得到快速釋放,過分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被進一步強化,年末投資增速達到62.7%。2009年,在國家“保增長,擴內需”政策的刺激下,固定資產投資更是突飛猛進。1-6月份,烏海市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8.58億元,同比增長72.05%(見圖6)。

2.第二產業投資是投資主動力的特點得到強化。一直以來,第二產業投資占烏海市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均保持在60%以上,第二產業的投資又以工業投資為主。2008年,金融危機使烏海市工業企業整體陷入低谷,但工業領域的投資增速仍保持在70%左右。2009年,國家“保增長,擴內需”政策的刺激使工業投資規模迅速擴大。2009年6月末,第二產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48.21億元,同比增長84.4%,高于固定資產增速12.3個百分點(見圖7)。

3. 房地產開發投資顯著回落。伴隨著舊城改造和濱河新區的建設,烏海市房地產業保持了近10年的調整增長。2008年的金融危機打破了房地產業剛性增長的神化。2009年1-6月份,烏海市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8.39億元,同比下降21.12%;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12.23%,同比回落14.44個百分點。烏海市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同比均呈降勢,分別同比下降59.5%和58.3%。6月末,烏海市商品房空置面積為18.54萬m2,同比增長13.87倍。

(二)消費需求在輕幅波動中穩步增長

2000年以來,烏海市消費需求始終保持了緩慢卻平穩的增長態勢,消費總量持續擴大,消費增速有輕微波動但不影響持續走高的總體形勢。特別是金融危機對烏海市消費需求的影響表現不很明顯。2008年,烏海市消費品市場仍然保持了較好的增長水平,增速達到25.3%左右,在整體經濟不景氣、居民收入水平不穩定的情況下,能保持這種增長速度實屬不易。2009年,受經濟環境的影響,烏海市消費市場呈現小幅走低態勢。6月末,烏海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8.76億元,同比增長19.1%(見圖8)。但是,烏海市消費結構不斷優化,文化娛樂、休閑體育、旅游觀光等消費項目增長較快。

(三)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

烏海市出口產品一直以來大都以初級產品為主,基本處于產業鏈條的最上游,下游任何產業發生變動都會對其生產經營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在傳導的過程中會被放大,而且往往來勢兇猛、沖擊力強,烏海市的出口需求面臨的正是這種局面。硅鐵產品是烏海市多年以來的主要出口產品,由于國外市場需求下降、成本上升、出口限制等因素影響,目前烏海市硅鐵企業自營出口已全部停止;玻璃產品出口降幅較大。電石、燒堿等產品在2008年下半年開始發生少量出口業務,2009年春節后其出口增勢逐漸顯現。2009年6月末,烏海市出口總額為276.68萬美元,同比減少946.32萬美元,下降77.38%,出口下滑勢頭非常明顯。而且,烏海市出口企業的利潤大幅萎縮,基本處于保本經營狀態,維持生產主要出于占有國外市場份額的目的。

四、構建地區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的對策建議

要想在金融危機和市場動蕩中穩步發展,就必須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積極擴大消費需求,啟動出口需求,提高投資效率,構建以國內消費為主的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體系,調整、優化、協調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是實現烏海市經濟穩步、健康、持續發展的最終途徑。

(一)構建完善的消費保障環境

1.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職工工資在GDP中的比重。經濟的快速增長應該帶來職工工資總額的同步甚至更快增長。但調查顯示,烏海市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水平遠低于企業效益的增長水平,而且每年的平均工資增幅主要是由少數高收入層的權數拉起的,多數職工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同時,近年烏海市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由2000年的16.18%下降至2008年的11.54%(發達國家的比例在50%以上)。這種趨勢對全面啟動消費相當不利,必須使職工工資收入與GDP保持合理的增長水平,逐步提高職工工資在GDP中的比重,夯實擴大內需的基礎。

2.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費不足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調查顯示,近年烏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49.16%下降到2009年6月末的32.17%。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極不相稱,經濟發展成果沒有合理轉化為居民財富。特別是相當一部分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有需求無能力,這極大的影響了烏海市整體的消費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特別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優化居民收入結構,逐步擴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分配比例,應該成為促進消費合理增長的重要途徑。

3.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促進消費者放心消費,構建新的增長動力的重要條件。一方面要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提高社會保障能力水平,特別是擴大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力度,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要不斷減輕針對個人的稅負,實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投資屬于政府型需求,而消費屬于居民需求,我們必須改政府消費為居民消費,從根本上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

(二)提高投資效率,改變國富民窮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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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證券化能夠為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幫助，其具有的優勢與好處十分明顯。金融證券化究竟能夠創造怎么樣的優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能夠產生怎樣的意義，本文中給予詳細闡述。社會經濟發展能夠為一個國家創造更多的國際話語權，因此，現代國家也均大力倡導經濟發展，并實現經濟金融化發展。金融證券化開始發展并取代了經濟金融化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必然趨勢。網絡信息技術的傳播速度飛速，使得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都實現了更好的流動，金融證券化正式基于這種需求的一種滿足。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實現飛躍，經濟實力明顯增強。

一、金融證券化概念

金融證券化主要是指以金融形態完成的證券化發行，主要是實現了傳統意義上的間接金融貸放轉變為證券發行。通過這種方式能夠完成對資產流動化能力的提升，并可以將債權以及債務關系實現證券化，從而可以讓貸放以及證券發行兩者之間相互融合。金融證券化所形成的趨勢主要形成與金融市場發展的特定階段，也就是市場發展的成熟期。世界金融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將近六百年的時間，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則只能夠從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計算，尤其是進入到七十年代，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金融工具、市場以及金融體制才開始變革，金融實現證券化的發展已勢不可擋。

金融證券化主要包括了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融資證券化內容，其二就是銀行貸款證券化。金融證券化實際范疇更加廣泛，但是資產證券化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相對更加單一，金融證券化具有十分明顯的流動性特征以及可實現債權的市場化特征。

二、金融證券化的實施背景

1.金融管制層面存在問題

金融證券化發展的速度十分快，為此這個過程中表現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對我國實現資產金融化面向金融證券化造成了負面影響?，F階段國家與相關市場監管部門針對金融管理方面采取了放寬管制的策略，市場準入資格不斷降低，促使商業銀行與其他形式的金融單位之間產生的競爭性越來越強，為此，金融市場當中就開始形成大量的資金流動，促使客戶并不需要通過銀行就能夠獲取大量資金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大客戶以及商業銀行兩者之間具有較為穩定的關系受到影響?；诖?，西方國家之間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之后就不斷進行金融自由化方面的改革。結合改革現狀，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之間在經營形勢與范圍方面都存在重疊現象，彼此之間的經營界限不斷模糊，使得金融投資機構等開始將金融服務內容范圍進行擴大，并開始在金融市場當中存在大量的資金。

2.金融創新發展問題表現

現代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網絡信息化建設程度加強，這些都促進了多種類型的降低利率風險以及相關功能的金融工具。結合現代化發展需要，計算機技術針對傳統類型的金融機構的數據化以及功能拼接等都發生方式上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創造了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產品。其中包括了零利息債券、金融期貨以及歐洲商業票據等多種類型的產品。

除此之外，我國金融證券化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問題，國有銀行當中所產生的商業道德風險問題同樣十分嚴重，因為并不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市場，商業銀行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會從中收取費用，這樣一來客戶信用開始喪失，也會造成用戶發生信用方面的問題，金融證券化市場的穩定性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三、金融證券化的問題分析

金融證券化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想要能夠促進證券化的優勢發展，需要正視當前階段存在的問題。

在實現金融證券化的過程只能夠產生的主要影響因素就是資產內容，但是現階段能夠提供給予我們的資產部分十分缺乏，我國企業主要采用的是負債資產方式存在，并不需要通過資產抵押或者是穩定供給等。盡管能夠對銀行逾期房地產進行抵押，但是這種方式仍然無法真正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證券化需要。這種畸形資產發展形勢也是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我國金融證券化的過程中，缺少投資機構運作，為此只能夠通過借助房屋抵押債券等形勢進行，住房抵押債權也需要具有長期的穩定資產提供支持，這樣一來又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制造苦難。我國現階段證券化發展水平不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較多，國有銀行當中商業道德風險相對較高。因為形成的市場存在缺陷使得商業銀行為了謀取經濟利益會對客戶的信用等級不斷下降，當客戶信用發生問題的情況下，投資者可能就會對證券失去信心，這樣一來就將會嚴重影響金融證券化的發展。

四、金融證券化的發展

1.放寬金融管制實現證券化

從我國投資方式當中分析，金融證券行業當中完成證券化階段，商業銀行采取的主要投資類型包括：財政債券、國家債券、保值公債、以及股票等，現階段我國主要應用的投資形式主要是國家債券。針對當前階段可實施的金融領域方面的管制策略需要能夠有主意實現商業銀行發現優質穩定投資，并且也有助于提升對閑散資金方面的使用效率，實現對投資的收益回報。與此同時，也能夠轉變對證券市場方面的調控與管理方式，結合金融證券行業方面的創新并能夠不斷加強對投資力度以及相關間接調控手段，能夠更進一步促進證券市場方面的良性穩定發展。

2.促進金融資產領域的證券化發展

完成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就是對金融資產方面的一種證券化建設。我國需要不斷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快證券化建設就需要不斷適應國內外證券化發展經驗，以此實現對我國國內證券化領域與國際市場接軌。為此，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實現多樣化發展，也就是對資產證券化的過程與形式進行多樣化建設，實現單一類型資產的多層次、多結構的方向發展。通過消費信貸的方式面向商業抵押的方式發展。第二，環節不良資產類型，借助于資產證券化建設形式解決存在的資產不良等情況，降低資產浪費等問題的發生，降低證券市場實際發展情況。

3.實現證券化發展的主要策略

第一，需要綜合分析現階段我國資產主要形式，結合國內外先進經驗可以發現，采用住房抵押的方式畢竟不能夠真正意義上促進證券化發展，因此，需要加大投資機構的建設。商業銀行所采用的貸款形式與其他類型的住房抵押貸款具有較為良好的收益效果，風險相對較低。為此，住房抵押主要對象經濟行為相對更加的簡單。但是因阿紅高低壓住房貸款所產生的期限相對更加漫長，形式也更加單一，這些原因都是造成金融證券化的主要成因。

第二，作為具有專門性特征的服務系統，針對證券化的中介單位需要建立嚴格且具有標準化的標準，以此實現對市場信息化建設方面的水平提升。中介服務員也應當對掌握的相關信息內容等進行規范。

五、實現金融資產證券化相關建議

金融證券化發展屬于經濟背景環境下的產物，屬于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進入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金融證券化發展開始成為了能夠代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內容。金融證券化債券實際發行比重不斷提升，金融證券化同時表現出流動性、穩定性以及安全性等多方面的優勢。金融證券化除了具有一定優勢，還具有產生一系列效應的能力，能夠對我國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金融證券化能夠促使集資規模不斷擴大，并可以促使資產社會化規模加快，實現更好的融資，刺激雙向投資機制形成。

通過結合實際情況完成對我國金融證券化的發展，需要從分借鑒當前階段國內外成功經驗。第一，國家政府應當給予政策性支持。我國形成的以公有制為主，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的共同發展。因此，政府對證券市場所能夠產生的影響力也相對較大，為此，可以通過制定相應政策對金融證券化發展提供幫助，此外，政府也可以形成較為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金融市場的發展符合法律要求，促進金融市場的合法化運作。

第二，提升對金融創新方面的建設要求。通過放寬管制形式，可以為建立金融管理機制環境，實現匯率的市場化建設提供幫助，并能夠更進一步加強我國金融證券化發展。

六、結語

綜上所述，現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金融證券化發展速度進一步提升，使得我國經濟發展獲得的收益不斷提升。在實現金融證券化的過程中也需要加強對其造成的問題的思考與分析，通過加強對相關策略的完善與調整，以便可以有效提升金融化的推進。由此也能夠不斷適應現代我國社會國情與市場發展，實現我國經濟的繁榮與富強。并在文件發展的基礎上，充分關注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也應當加強對其他金融領域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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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盡管如此，美國金融市場也很難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后整個金融市場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機構倒閉消息紛至沓來的局面。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對次貸危機的嚴峻程度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預期，而美國政府大力度的財政貨幣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將逐漸顯現。2009年下半年，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可能逐漸恢復，市場將會步入正常運轉的軌道。筆者認為，金融市場危機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受負向財富效應與信貸緊縮影響，美國居民開始壓縮自己的消費計劃，而耐用品消費成為重中之重，這也是2008年美國汽車業發展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也只有美國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才能降低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逐步恢復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盡管美國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然而隨著消費者失業風險的加大，我們認為，美國居民將在2009年繼續調整消費，消費增速將繼續保持在低位。美國房地產投資從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負增長，這一負增長將在2009年持續下去。由于對居民消費的預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與銀行惜貸限制了企業的外部融資，預計2009年美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也不容樂觀。此外，隨著歐元區、日本等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已經陷入衰退，2009年美國的出口增速與2008年相比將會顯著下降。因此，次貸危機從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支柱均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將持續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國經濟有望重新恢復正增長。但要恢復到次貸危機爆發前3％左右的增長水平，可能還需要3～5年時間。

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貸危機沒有爆發，歐元區經濟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階段。次貸危機的爆發重創了歐洲的商業銀行體系。由于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銀行間接融資占有絕對優勢地位，這就意味著一旦銀行惜貸，歐洲實體經濟將面臨比美國實體經濟更為嚴重的沖擊，這也是為什么歐元區先于美國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國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到歐元區國家的出口，尤其是歐元區最大國家德國的出口。我們預計歐元區經濟走勢基本上與美國保持同步，而且歐元區經濟反彈的時間可能晚于美國。

日本經濟實際上一直沒有能夠從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長時間經濟蕭條中完全走出來。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對美出口以及對華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隨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同樣不容樂觀。

整個新興市場國家群體在2009年也將集體面臨增速顯著下滑的局面。次貸危機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傳導的機制如下：發達國家進口需求萎縮首先影響到出口產成品的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東亞國家經濟減速會導致對能源與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下滑，進而影響到能源與初級產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無論如何，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顯著下降，但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極小，且經濟反彈的時間將早于發達國家。如果說發達國家經濟將走出一個底部較長的U字型，則新興市場國家很可能走出一個V字型。

次貸危機已改變全球資本格局

次貸危機已經顯著改變了全球資本流動的格局。從跨境資本流動上來看，機構投資者的去杠桿化（Deleveraging）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向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顯著的資本凈流出。以華爾街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為代表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次貸危機爆發后出現了大量的賬面虧損，這些虧損既包括直接投資次貸產品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場形勢惡化之后發生的連帶損失。出現大量賬面虧損之后，國際機構投資者只有一個選擇，即去杠桿化――這意味著進一步出售風險資產，獲得現金后償還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貸款。去杠桿化事實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倉。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在過去幾年內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大舉投資，去杠桿化就必然導致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市場上大舉拋售，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這將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本幣貶值、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機。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逆轉可能導致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發金融危機。而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當前基本面最為脆弱的群體既非拉美國家，也非東亞國家，而是中東歐國家。從經常賬戶余額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盈余為5.3%，拉美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為2.2%，而中東歐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高達10.1%。從外債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為18%，拉美國家為23％，中東歐國家高達53%。進入21世紀之后，中東歐國家不僅經常賬戶赤字不斷惡化，而且凈外部借款的增長額遠超過外匯儲備的增長額。因此，如果跨境資本繼續流出，則部分中東歐國家極有可能在2009年爆發貨幣金融危機，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烏克蘭等基本面最為脆弱的國家。

二、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不得不面臨諸多挑戰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之一是外需下降。不僅美國外需下降，次貸危機還造成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也顯著放緩。在外需下降、勞動力成本提高、信貸成本提高、原材料與燃料價格上升、出口退稅率下降、環保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等各種不利因素沖擊下，中國出口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一方面，這種壓力為中國出口行業的產業升級與收購兼并提供了外部動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壓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業倒閉，不僅會危及短期經濟增長，甚至也不利于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經連續兩個月出現負增長，預計這一趨勢將持續到2009年上半年。盡管進口增速的下降遠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多年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經步入下降周期，則遭受房地產投資下降與出口下降雙重沖擊的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無疑將大幅下滑。2008年中國GDP增長率已經降低至9％，在2009年確保經濟增長8％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一項嚴峻任務。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二是外匯儲備價值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接近兩萬億美元，其中至少一萬億美元投資于美國國債與機構債。兩房的倒閉使得中國機構債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而兩房的國有化不過意味著潛在損失由美國機構債轉為美國國債。2008年年底美國的未清償國債余額為10.7萬億美元，市場預期2009年美國政府可能需要舉債2萬億美元，一旦新增國債供給量（占存量國債約20％）超過市場需求量，新增國債的收益率將會顯著上升，導致存量國債市場價值顯著下跌，則中國持有的數額巨大的美國國債將面臨嚴重損失。此外，如果美國政府通過印刷鈔票、制造通貨膨脹來降低救市成本，這將導致美元貶值，使得占中國外匯儲備大約70％的美元資產遭受巨額損失。事實上，只要中國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就不可能從次貸危機這一全球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中脫身。中國央行也很難通過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來降低系統性風險。雖然美元資產面臨著信用等級下降以及美元貶值的風險，但如前所述，歐元資產的前景不容樂觀，日元資產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幣種資產或者市場規模太小、或者流動性不足。從長期來看，如果中國政府不積極調整出口導向的外貿外資政策，不及時地讓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外匯儲備規模將會繼續上升，而中國政府也將持續面臨外匯儲備購買力縮水的沖擊，次貸危機不過是沖擊的開始。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三是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國際收支與資產價格的沖擊。筆者對2009年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趨勢判斷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依然在進行去杠桿化，這將導致短期國際資本繼續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因為資本外流而再度爆發金融危機；2009年下半年，隨著去杠桿化進程的結束，國際機構投資者將重新面臨盈利的巨大壓力，在這一壓力驅使下，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出現更加洶涌的資本流入。這就意味著，從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國將面臨的持續的資本外流，外資的撤離可能進一步打壓中國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同時降低外匯儲備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資本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國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國際資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甚至形成新一輪的資產價格泡沫。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一，是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壓力，可能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到目前為止，方方面面的證據證明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已經難以為繼。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上升、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國際能源與初級產品的價格上漲、新勞動法的推出、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等措施的出臺，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優勢已經被顯著削弱。中國出口行業需要通過收購兼并、產品結構升級換代來實施多元化以及提高產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業吸納了太多的就業，造成出口企業利益集團在中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國出口商品還有價格優勢，出口企業往往就缺乏進行調整的動機。因此，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而將顯著惡化中國出口的外部環境。這就給了中國政府對出口行業進行結構性調整的機會。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利用這一時機，積極調整出口產業政策，容許出口企業的優勝劣汰、兼并收購，鼓勵出口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換代，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增進整體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狀況，緩解隨之而來的外匯儲備累積和流動性過剩。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二是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時機。次貸危機啟動全球資本市場的風險重估。各大股票市場指數紛紛回落，金融機構與企業的股票價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資本市場估值處于較低水平，投資價值相應上升。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發達國家政府對發展中國家性機構的股權投資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態度的。然而次貸危機爆發后，為緩解危機對金融系統的沖擊，發達國家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極大轉變，現在它們對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的投資持謹慎歡迎的態度。因此，次貸危機為中國政府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進行股權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是，中投投資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斷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危機提供了機會，但是如何把握投資的時機以及選擇投資的對象，這并不容易。我們建議，中國國有投資機構可以和美國成熟的機構投資者進行合作投資，例如讓美國機構投資者主投，而中國國有投資機構跟投的方式，用這種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做法來學習美國機構投資者的眼光和經驗。中鋁和美鋁聯合投資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的地位逐漸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很可能加快上述進程。如果中國經濟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那么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將凸顯出來，中國經濟的引擎效應將會更加明顯。雖然中國政府實施了比較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但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化趨勢已經比較明顯。隨著次貸危機造成美元持續大幅貶值，人民幣在亞洲區域內成為結算貨幣的概率顯著上升。中國政府應把握好次貸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的機遇，積極推進人民幣成為一種區域貨幣。例如，中國政府、中國金融機構和中國企業可考慮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場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債、機構債和企業債，以及設立人民幣的清算中心等，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幣的流轉、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簽署的中韓本幣互換也標志著人民幣區域化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三、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不同地區影響分析

長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沖擊較明顯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結構差異較大、東西部開放度與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國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各主要地區的沖擊是不對稱的，簡單而言，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對出口行業依賴更大、房地產價格泡沫較為嚴重的沿海地區遭受的沖擊更加明顯，中西部和內陸地區遭受的沖擊要更弱一些，且時間明顯滯后。

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等省市是中國發展程度最高、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區。這些地區也是遭受次貸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重災區。受外需萎縮影響，這些省份的出口企業面臨新增訂單不足、進口商拖欠貨款甚至賴帳等嚴重問題。在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時期，為降低未來生產經營成本，很多出口企業囤積了不少原材料，當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突然下跌之后，這些高價購入的庫存對出口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了顯著不良影響。在次貸危機沖擊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業倒閉。由于大部分出口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企業的倒閉使得非熟練勞動力的失業問題浮出水面。在廣東、山東等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較多的省份，也出現了大量的外國投資方一夜之間突然撤離的案例。由于凈出口以及出口導向的投資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將會顯著影響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而快速上升的失業人口也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此外，對以深圳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產價格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達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維持的水平，次貸危機的爆發則成為房價泡沫的導火索之一，并加劇了這些城市的房價調整，而這又通過影響房地產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沖擊。

內陸城市沖擊小，時間帶有滯后性

相對而言，中西部內陸地區由于經濟開放度和貿易依存度比較低，受到次貸危機的直接沖擊較小。但是，當次貸危機的爆發影響到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之后，就會通過以下幾個渠道對內陸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第二輪沖擊：第一，由于很多內陸地區是沿海企業能源與原材料的主要供應地。因此沿海地區出口企業的集體不景氣導致對內陸地區資源與原材料需求的顯著下降，從而影響到內陸地區的企業銷售收入與政府稅收；第二，很多內陸企業是為沿海企業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屬企業或上游企業，下游企業的不景氣將通過倒逼機制影響上游企業的經營狀況；第三，對中西部很多不發達地區而言，通過輸出非熟練勞動力（農民工）而獲得的匯款收入是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由于沿海出口企業倒閉造成的非熟練勞動力失業，導致匯款收入大幅縮減；第四，沿海地區失業農民工的回流也會加劇內陸地區的失業問題與社會穩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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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聯網金融?l展的趨勢

互聯網金融作為這個時代的新鮮事物，既擁有互聯網的便利性也能對金融起到增值的作用。互聯網金融由于互聯網平臺擁有大部分網民，它的發展也以顧客的需要以及相應要求為主體。通過對它進行分析，總結出互聯網金融未來發展趨勢有如下幾方面。

1.第三方支付平臺成為支付方式主流

隨著網絡技術以及智能移動設備的發展，作為互聯網金融的代表之一，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得到快速發展?，F在網上購物已經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同時第三方支付平臺也支持線下支付，人們平時出門都不用帶現金就可以完成購物。據資料顯示，2016年我國第三方支付網上交易規模將達到15.6 萬億元，發展十分迅速。

2.投資群體年輕化

根據資料顯示，網民中年輕人使用互聯網金融中相關業務的比例高達“88%”，逐漸成為互聯網金融使用者的主力軍。主要是年輕人上網的人數比較多，能夠更好的吸收新鮮事物，而且隨著那些工作者的工作能力的增加，工資的增加，能夠實現定期還貸，對于互聯網金融業務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3.存貸款業務更加便利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迅速普及，現在普通百姓貸款十分便利。傳統的金融機構比如銀行對于中小企業的融資以及普通群眾存在放貸難等問題，而互聯網金融的借貸業務能夠提供一定的援助?；ヂ摼W的應用廣泛性以及機構簡易性使得金融企業成本以及交易成本降低，從而促使供需雙方都有可能達成投融資模式。

三、互聯網金融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1.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補充與完善

互聯網金融在實質上并沒有取代傳統金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補充與完善。首先，互聯網提高信息利用效率?；ヂ摼W金融的原理是通過網絡技術包括第三方網上支付平臺等電子商務以及社交平臺等形成一個巨大的數據庫，通過計算機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輸出所需信息，提高了將金融市場的信息轉為己用的效率。同時，互聯網金融業務方面也能得到很好的拓展。其次，降低了企業成本。互聯網金融通過網絡的方式進行信息處理以及風險評估，獲取市場信息的成本較低，同時解決風險的成本比傳統金融也有所下降，并且在互聯網上進行投資與融資能有效提高資金配置，減少交易成本，因此互聯網金融在成本花費方面有所下降。最后，操作靈活。由于互聯網金融沒有復雜的機構設置，操作方面更為靈活，決策管理也更為有效。交易也能得到較大的簡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2.有效促進金融體制改革

互聯網金融讓傳統金融得到補充與完善，目前，隨著支付寶、微信、京東的快速發展，彌補了電子商務在運作與管理方面的不足之處，這些互聯網金融的崛起與發展對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以及為資本市場的多樣性注入活力有很好的促進作用。互聯網金融在理財、借貸、融資與投資等方面的創新為傳統銀行提供了借鑒之處，共同為金融體制改革做出努力。

3.加快中小企業的發展

互聯網金融服務對象主要是以用戶為主，只有順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帶動所有人一起創新、一起創業才能讓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各個地方小企業的成立與發展對于我國經濟來說尤為重要，互聯網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務的范圍，尤其是小企業、個體創業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等這些群體。比如人們在銀行借貸需要很多手續以及信用考慮，而且一般小企業向銀行的借貸會比較困難，以支付寶為例，這些企業可以通過支付寶里面的螞蟻花唄等工具進行貸款，有了資金的支持，才能夠實現發展。這些方面的創新能夠加快中小企業的發展。

4.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相關部門的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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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金融是指與為了獲得與未來利息、股息和資本收益的流動資金供應（或轉移）有關的活動[1]。什么叫做經濟金融化？顧名思義，對其的準確理解是經濟與金融緊密聯系，不可分離，市場經濟也是金融經濟的一種。在經濟金融化中，企業利潤的來源不在是傳統意義上通過貿易與商品生產來獲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來獲取利益。

1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向的成因

在我國經濟金融化現象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在發達國家已經比較常見。近些年來，中國經濟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金融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造成我國經濟金融化有多種原因，文章將介紹以下幾種：

1.1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

我國實體經濟整體狀態不容樂觀，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經濟利潤都處于一個下滑的態勢；兩者相比民營企業整體經濟利潤下滑幅度最大。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當前，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不斷的深入發展，實體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甚至出現惡性競爭擠兌對手，經營環境惡化；我國的民營企業相對來說負稅沉重，民營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導致大量的實體經濟進入到泡沫經濟領域中。例如：大量的實體經濟進入房地產行業，原因之一就是房地產業沒有增值稅，很輕的營業稅，房地產業的整體的負稅與實業要輕很多。

1.2實體經濟的生產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應用十分迅速，實體經濟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與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時間下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提高為經濟金融化奠定了經濟基礎。

1.3經濟的自由化和快速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的自由化程度越來越高，在這三十年里，為我國社會積累的巨大財富；社會經濟的不斷積累，社會財富需要不斷升值，就必須尋求新的投資渠道；社會財富以貨幣的形式來體現，大量的貨幣缺乏新的投資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資金融領域，導致了我國資產的價格的不斷攀升。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當前經濟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資本的流動。

1.3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各國的資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較自由的流動。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極其迅速，各行各業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大都處于不完善的狀態；資本具有趨利性，大量的熱錢涌入我國套取利潤，推動了資產價格上漲；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經濟金融化創造了外在條件。

2應對經濟金融化的對策

2.1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

我國實體經濟的利潤不斷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資本轉向金融領域，不在進行生產與貿易。要扭轉這種趨勢，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來為它們減負， 尤其是取消花樣繁多的違規征收制度，以擴大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另外，加強金融方面對實體經濟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實體企業的交易成本。重視小型金融與鄉鎮金融的發展，使我國的鄉鎮企業，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緩解小型企業的資金壓力。

2.2加強政府對金融管制

針對我國金融交易呈現出過度、短期的特點，政府需要加強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過程交易是金融業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進入市場[2]；這使得我國金融業虛假繁榮，其金融交易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持，金融行業短期投資過多，投機行為盛行，壓制了金融的長期投資。政府應對金融交易進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資，打擊投機倒把行為，降低金融交易的頻率；對其中的產生收益，可以繳納一定的所得稅，以限制獲利預期。

2.3改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近些年來，我國為謀求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力推行投資拉動經濟的政策；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是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勢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將投資與消費相統一，我國高投資的基礎上，也應考慮到民眾的消費能力；在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下，需要穩步提高民眾的工資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群眾才敢將存入銀行的錢拿來消費。較低的工資水平與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國民眾的消費能力。消費、投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輛馬車[3]。需要改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刺激國內消費；過度依賴出口來動經濟增長我國經濟不利。

3結語

當前，金融關系已經擴散到了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金融手段成為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勢明顯，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負面影響。我國要應對經濟金融化的挑戰，需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監管立體，有效加強對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領域的過度繁榮。對金融領域管控的得當，將直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步伐。

參考文獻

[1]蔡則祥，王家華，楊鳳春《中國經濟金融化指標體系研究》[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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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中國人民銀行了2013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據統計，今年1月，我國社會融資規?？耧j，錄得2.54萬億元，同比增長1.6倍，環比增長70%；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也創出近3年新高，同比多增3340億元。社會融資反映非金融部門的資金需求，在宏觀經濟回升趨勢尚未完全確立之時，社會融資規模的超常規增長，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我國實體經濟資金面的緊張狀況。

客觀分析，今年1月份我國社會融資迅速增長，是上年末融資需求延后和今年融資需求前移這兩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信貸投放存在“早投放、早受益”的經營慣性。按照現行財務會計制度和金融機構績效考核要求，若年末大幅發放貸款，不僅當年確認收益有限，而且還要計提貸款損失準備，且增加來年業務增長壓力，不符合金融機構經理人員利益最大化要求。針對年末實體經濟的真實融資需求，金融機構往往是在完成審批后并不即時發放貸款，而是延至來年1月份。此外，在我國，社會融資仍是一種稀缺資源，除少數大企業外，絕大多數企業、政府融資平臺、項目投資均需要在生產建設啟動前確保資金已經到位，導致部分融資需求前移。

應該看到，社會融資迅猛增長，也是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狀況的側面反映。社會融資演變，存在順周期特性。在宏觀經濟回升態勢尚未確立之時，微觀經濟主體大多行為謹慎，融資意愿相對不強。除非出現資金面緊張狀況，迫切需要外源融資緩解燃眉之急。從這個角度出發，今年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和新增貸款的大幅增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實體經濟資金面的緊張態勢。

事實上，當前工業企業應收賬款規模仍在高位，財務費用增長較快，主營業務盈利能力下降，將會明顯影響到企業的正常資金運轉。通常，為保證企業正常運轉，同時又最大限度加快企業產品銷售，應收賬款規模應與主營業務收入保持一定比例。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規模達8.22萬億元，同比增長16.9%，較2012年6月末提高了0.5個百分點；應收賬款與全年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8.97%，較上年同期提高了0.7個百分點。以上情況表明，當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向現金收入轉化的機制還存在一定障礙，這不僅影響到工業企業經營利潤的質量，而且也會給企業內部資金正常流轉帶來消極影響。企業資金面緊張狀況在工業企業財務費用上也有明顯反映。根據中國經濟景氣月報數據，2012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發生財務費用1萬億元，同比增長27.2%；雖然增幅較上年同期下降4.8個百分點，但財務費用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1.22%，較上年同期提高了0.18個百分點，顯示財務費用已經成為侵蝕工業企業利潤的重要因素之一。

綜合來看，為緩解微觀經濟資金緊張狀況，同時在項目建設之前注入啟動資金，是逆周期宏觀調控的本質要求，有利于穩定經濟回暖基礎。但考慮到我國貨幣存量規模已經很龐大，社會融資規模和信貸大幅增長不僅會增大物價上漲壓力，削弱融資約束機制作用，而且還會造成資源閑置與浪費。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引導社會融資和信貸平穩適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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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2-0115-04

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熊彼特(Schumpeter,1911)、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愛德華?肖(Edward S. Shaw,1973)、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1973)和盧卡斯(Lucas,1988)等等緊跟其后進行深入研究 [1~3] 。近十多年來,單個國家和跨國家的實證文獻得以迅速的積累,從國別、跨國研究到多時空尺度的區域研究 [4~6]?，F有文獻集中于被解釋變量時間維度特征的條件均值統計建模,兩個比較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拓展方向是:其一,基于被解釋變量空間維度特征進行空間統計數據挖掘,空間統計學可以提供方法支持;其二,對橫截面數據、聚合數據(Pooled Data)或者面板數據(Panel Data)進行被解釋變量的條件分位數統計建模。本文主要是就后者進行一個研究嘗試:基于中國中部六省共82個樣本地級市區的聚合數據(Pooled Data),運用條件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條件分位數回歸方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優點

Koenker和Bassett (1978)最早提出線性分位數回歸的理論 [7]。分位數回歸是對以古典條件均值模型為基礎的最小二乘法的延伸,用多個分位函數來估計整體模型。中位數回歸(最小一乘回歸)是分位數回歸法的特殊情況,用對稱權重解決殘差最小化問題,而其他條件分位數回歸則用非對稱權重解決殘差最小化。

由于分位數回歸本身計算的復雜性,所以它沒有迅速普及,但相關的理論研究在逐步地完善。由于分位數估計可以選擇不同的分位(tau:τ)的對被解釋變量分布的頭尾部分進行研究,將不同的分位數回歸結果綜合就得到了該條件分布的完整描述。在研究對象的分布呈現異質性,如不對稱、厚尾、截斷性等特征時,分位數回歸方法具有明顯的優勢[8]。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將其用于分析在被解釋變量的不同水平下受到解釋變量影響作用的差異和變動[9~12] 。分位數回歸大致可以分為參數回歸模型、非參數回歸模型、半參數回歸模型這三類,每種模型都有其各自的估計方法。

分位數回歸采用加權殘差絕對值之和的方法估計參數,其優點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它對模型中的隨機擾動項不需做任何分布的假定,這樣整個回歸模型就具有很強的穩健性;(2)分位數回歸本身沒有使用一個連接函數來描述因變量的均值和方差的相互關系,因此分位數回歸有著比較好的彈性性質;(3)分位數回歸由于是對所有分位數進行回歸,因此對于數據中出現的異常點具有耐抗性;(4)不同于普通的最小二乘回歸,分位數回歸對于因變量具有單調變換性;(5)分位數回歸估計出來的參數具有在大樣本理論下的漸進優良性[11~12] ?，F在主流的統計軟件都可以加載分位數回歸軟件包,分位數回歸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經濟、醫學、教育等領域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的實證分析運用EViews6.0進行計算。

二、對象描述、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按照《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1―2007)的界定,考慮到行政區劃的局部調整,中國四大經濟地帶省級省市區和樣本地級市區的分布情況如下:東北三省36個地級市區,東部十省市87個地級市區,中部六省82個地級市區,西部十二省區131個地級市區,全國三十一省市區共336個地級市區。這里選擇中部六省82個地級市區,針對地級市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在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文獻中,生產函數是一個被廣泛運用的基本估計框架。這里也將它用于分析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設定總量生產函數(t期)的形式,把產出抽象為金融發展水平與控制變量的函數,控制變量是除金融發展水平以外的其他主要影響因素,可以表述為:

Yt=f(Financet,Comtrolt,) (1)

其中,Yt是產出或者增加值,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GDP替代;Financet是金融發展水平;Contiol是控制變量。

一般地,如果進行彈性研究,就可以在柯布―道格拉斯型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的基礎上具體拓展。為了基于可得數據研究中部六省地級市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里被解釋變量就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反映經濟增長,用GDP表示;解釋變量取兩組變量,即金融發展水平和控制變量。

第一組變量是金融發展水平。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這里考慮地級市區金融相關比率指標,用FIR表示,等于金融機構存貸總額與GDP的比。

第二組變量是控制變量。包括那些能夠影響各地區經濟增長的資源稟賦差異的變量,目的是用來控制其他可能導致地區經濟差異的因素。(1)實物資本投入。這里用各地區的固定資本總額占GDP的比值反映各地區的物質資本的投入水平,用INFIXP表示。(2)人力資本投入。在地級市區的研究中,一般用各地區的中小學畢業升學率或者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近似的反映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考慮到地級市區財政金融的緊密聯系,這里設置了政府財政支出總額占GDP的比值綜合近似反映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以及財政金融的緊密聯系,用LGEXPP表示。(3)經濟開放程度?？紤]到地級市區外國直接投資額與金融的緊密聯系,這里設置了外國直接投資額(或者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占GDP的比值綜合近似反映各地區經濟開放程度,以及外國直接投資與金融的緊密聯系,用FDIAUP表示。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是要進行彈性研究,把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都取自然對數,則實證研究計量模型的基本形式設定如下:

LnGDPP = β0+ β1*LnFIR + β2*LnINFIXP + β3*LnLGEXPP

+β4*LnFDIAUP+μ (2)

為了保持指標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實證研究的數據全部來源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1―2007》,數據的實際時間范圍是2000―2006年,加入WTO過渡期為2001―2006年,增加2000年的數據是為了增加樣本容量。

三、中部六省地級市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條件分位數回歸結果與統計分析

(一)條件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的估計結果比較

2000―2006年中部六省地級市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數據,一共包括82個地級市區七年的共574組樣本數據,樣本比較大。為了進行對比,運用條件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進行實證分析。由于EViews6.0軟件對變量名稱沒有區分大小寫,以Ln開頭的變量在輸出結果表與圖都顯示為LN開頭的變量。這里主要關注估計方法、統計檢驗(擬合優度、方程顯著性檢驗、變量顯著性檢驗)和方程系數估計結果的異同。

1.估計方法。條件中位數回歸的結果(如表1所示);條件均值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條件分位數(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二者所運用的估計方法是不同的,條件分位數(中位數)回歸運用LA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估計量進行估計,條件均值回歸運用LSD (least squares deviations)估計量進行估計,因此,估計結果自然會因估計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統計檢驗。條件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的方程顯著性檢驗(Quasi-LR檢驗、F檢驗)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統計顯著的。變量顯著性檢驗(t檢驗)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統計顯著的。由于計算方法不同,兩種估計方法的擬合優度值的大小明顯不同。一般地,基于相同的數據, 偽擬合優度值(Pseudo R-squared)明顯小于擬合優度值(R-squared),調整的偽擬合優度值(Adjusted Pseudo R-squared)明顯小于調整的擬合優度值(Adjusted R-squared)。在表1中Pseudo R-squared 為0.2810,Adjusted Pseudo R-squared為0.2759;表2中R-squared 為0.4351,Adjusted R-squared為0.4311。另外,表2中D.W.值為0.4328顯示了一階序列正相關性,如果運用廣義差分法在模型設定時引入AR(1)就能夠明顯地提高擬合優度值,R-squared與Adjusted R-squared都大于0.85。由于表1的條件中位數回歸沒有進行序列相關性檢驗,為增加可比性程度,這里不給出引入AR(1)的條件均值回歸的結果。

3.方程系數估計。對應系數的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和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大小明顯不同。三個解釋變量(LNFIR、LNFIXPP、LNLGEXPP)系數的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明顯大于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LNLGEXPP的系數為負值;一個解釋變量(LNFDIAUP)系數的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明顯小于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四個解釋變量系數對應的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與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符號沒有發生改變,其彈性意義也是比較直觀的。

(二)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系數的差異與變動分析

為了深入揭示在經濟增長的不同水平下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變化,需要在經濟增長的不同分位數水平進行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具體估計時還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分位數的選取和系數標準差的計算。首先,在分位數的選取上,這里取10分位數和20分位數分別估計。受篇幅限制10分位數回歸只給出5個分位數的結果,其中,5個分位數(Quantile)的對應分位分別是τ=0.10,0.30,

0.50,0.70,0.90。其次,分位數回歸系數的標準差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復抽樣200次求得。取自10分位數回歸的5個分位數的結果(如表3所示),全部20分位數回歸系數的點估計和區間估計的變動情況(如下圖所示)。

1.不同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的差異分析。在經濟增長的某個具體分位數水平,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具體地說(如表3所示),在被解釋變量LNGDPP的不同分位數水平,解釋變量LNFIR、LNINFIXP、LNFDIAUP的系數都是正值,絕對值則是LNINFIXP的系數最大、LNFIR的系數次之、LNFDIAUP的系數最小;LNLGEXPP的系數是負值,絕對值都比較大。另外,容易看出,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復抽樣200次求得的分位數回歸系數的標準差也有一定的差異。在經濟增長的每個具體分位數水平,解釋變量LNFDIAUP的系數的標準差都是最小,而解釋變量LNFIR、LNINFIXP、LNLGEXPP的系數的標準差都比較大。另外,0.5分位數附近的回歸系數標準差相對比較小,往兩端走靠近0.1、0.9分位數附近的回歸系數標準差相對比較大。值得注意的是,系數顯著性檢驗的尾概率P值出現了兩處大于0.05的情況,即0.1分位數回歸變量LNFIR(該變量估計結果對應的第一行)的尾概率P值0.5911,0.9分位數回歸變量LNFDIAUP(對應結果的第五行)的尾概率P值0.0751。

2.相同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的變動分析。在經濟增長的每個不同分位數水平,某個解釋變量(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如上圖所示),隨著被解釋變量LNGDPP的分位數水平從0.05逐步增加到0.95,解釋變量(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系數的點估計(中間帶圓點的折線)和區間估計(上下不帶圓點的折線)都在變動。這里集中分析系數點估計的變動特點具體地說表現為:截距項在7.8附近波動(考慮排版因素,在上圖中略);解釋變量LNFIR的系數是在0.25附近先是比較快地變大,從LNGDPP的0.30分位數處LNFIR的系數開始再逐步微弱地變小(除了0.50、0.80分位數處的兩處小幅跳高以外),中間伴隨著局部的波動,波動的幅度則是在0.40分位數以前波動的幅度比較大,在0.40分位數以后波動的幅度比較小;解釋變量LNFIR系數變動的這一特點基本反映了在中部六省地級市區LNGDPP的不同分位數水平金融中介(商業銀行)作用的基本規律;LNINFIXP系數變化的上升趨勢比較明顯,從0.40一直增大到1.10以上;解釋變量LNLGEXPP的系數表現為明顯的先下降再上升的趨勢,在0.50分位數處系數為最小值-1.0904;解釋變量LNFDIAUP系數變化表現為明顯的逐步下降趨勢,兩端的局部下降更加突出,這從另一方面顯示了在經濟增長的不同分位數水平,中部六省地級市區LNFDIAUP和LNFIR、LNINFIXP、LNLGEXPP對LNGDPP的影響特點是顯然不同的。

(三)實證分析的基本結論和政策含義

總結以上實證分析我們有以下基本結論:條件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的估計結果表現了一定的差異;與條件均值回歸相比較,條件(多)分位數回歸能夠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數據信息;利用2000―2006年中國中部六省地級市區的數據,條件(多)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了一方面在經濟增長的某個具體分位數水平,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現了解釋變量作用的差異性,在經濟增長的每個不同分位數水平,某個解釋變量(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現了解釋變量作用的波動性;實際上,同時進行的分地帶計算結果還表明在經濟增長的每個不同分位數水平,LNFIR、LNFDIAUP對LNGDPP的影響特點在其他地帶(例如全國、東部、西部)的地級市區是顯然不同的[13~14] 。這些基本結果對于制定協同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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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已經成了國家發展的核心，近些年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正在迎接著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跨國企業越來越多，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金融規則與秩序。就此看來，我國傳統的金融體制監管模式似乎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必須做出改變。

一、中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現狀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為主，以銀證保三者為監管聯席會議機制的金融監管體制。而金融監管體制的主體則是國務院，國務院委托監管三大金融監管體制，金融監管體制只有通過國務院才能發揮其監管職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訂后的“證券法”明確指出，國家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要對國家的證券市場采取統一管理、統一監督的措施，來維護市場秩序，以保障市場正常的運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雖然管理比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這種過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導致了監管體制之間缺少合作與交流，形式比較單一，與國際的交流少。而這種現狀已經顯然不能適應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

金融危機造成了全球經濟的衰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危機主要是通過貿易來對中國進行影響的。我國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增長的緩慢，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業務。在2007年年初匯豐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有60%出口的物資輸到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來金融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不大，但不良貸款風險存在的條件下，房產等投資出現萎縮，中國經濟增長停滯。此外，中國企業銷售的賬款回收風險進一步提高。間接上造成銀行業效益增長停滯，銀行不良貸款出現反彈。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隨著世界經濟與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金融行業正在進行不斷地發展變革。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建設是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業改革和發展有序進行的重要保障。總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必須要處理好金融開放、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加強管理與監測跨境資本的流動，維護金融行業的安全與穩定。金融創新是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應從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謹慎創新，避免因金融創新而造成的十分嚴重的后果，使創新成為中國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的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業一直在不斷創新，不斷走向更高的階段。但中國的金融創新無論是在制度、產品還是手段上都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初級階段的金融創新，導致中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的進入門檻過高，競爭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機構。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應該結合自身國情，密切地聯系金融市場，防止業務風險向金融風險的轉化，密切關注金融衍生產品的市場監管程度，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保證金融監管的前瞻性、全局性與有效性。

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趨勢

（1）向合作化發展。金融危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隱蔽性，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特點也使金融危機的危險性擴大，波及范圍也擴大，以至于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響到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行業。我國的銀行、保險和證券金融行業，特別是發達地區的行業，已經導致許多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一些沿海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相繼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內地的金融行業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機的打擊。為了能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處于不敗之地，我國的金融監管方式也必須豐富起來，最好是能夠采用靈活、多變、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廣泛協調、合作團結的監管體制，向合作化發展。

（2）向混合化發展。金融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也正在不斷發展壯大，在激烈的競爭背景下，金融業已經開始了創新和變革，新的金融產品也層出不窮，比如說由金融衍生出來的產品交易，受網絡環境的影響，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也相繼而來，我們只有緊跟著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發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體制，鼓勵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開展多種類型的金融業務，為行業提供新鮮的服務和產品。監管的方式也應該更加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以提高金融行業的效率，適應混合化經營的需要，推動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開始逐漸向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

（3）向國際化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依賴性也不斷增強，很多金融活動已經跨越了國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一致，導致許多跨國企業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來逃避國家的金融監管，鉆國家的法律漏洞，從事高風險暴利的非法經營活動，導致金融風險的蔓延和擴散。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必須要以國際為標準，將國家內部的監管法律法規與國際保持一致，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強化聯合監管，使跨國金融機構的監管也趨于一致，走向國際化。參考文獻：

篇（9）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導致了全球經濟增長的衰退，再次引發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深層次研究。金融發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方面，在風險管理、信息提供、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僅直接反應區域性的特點，而且區域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的發展水平。因此，探求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作用機理，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結構，制定適合本地區域金融發展戰略，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實現一國經濟金融跨越式發展具有現實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1955年、1965年托賓在其《動態總體模型》和《貨幣與經濟增長》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貨幣增長模型，托賓在該模型中引入了貨幣金融因素，認為貨幣對經濟增長具有影響作用的機制在于：貨幣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又影響其消費或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經濟增長。20世紀七十年代約翰?G?格利、愛德華?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發展金融學論著問世，標志著發展金融理論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0年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以及1967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標志著格利和肖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他們的主要觀點有：①貨幣與各種非貨幣的金融資產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類同性與替代性；②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③金融發展的過程是從不發達社會的初始金融制度向發達社會的金融制度的演進；④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技術創新。麥金農和肖（1973）分別出版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這兩本巨著的問世，才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發展開創性的觀點。Kapur（1976），Galbis（1977）等學者都進行了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論證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模型，形成了麥金農-肖學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從有效需求觀點和信息不對稱角度批評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對經濟的作用是不確定的，一方面可能帶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帶來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經濟增長；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自由化會帶來銀行從事高風險行業，競爭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也會加劇金融時常的不穩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長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論摒棄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把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考慮在內，認為金融體系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內生金融理論。

二、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這樣，導致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在空間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運行必然具有區域性不平衡的特點；區域經濟，是特定地區國民經濟的總稱，由于自然資源、經濟條件、獨特區域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結構和布局的差異。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雙重的作用。

（一）區域經濟增長促進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導致區域金融發展的不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具有推動和制約作用。

1、區域經濟的運行狀況決定區域金融運行效率。經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能夠增加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另一方面還可帶動金融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運行效率決定金融效率，通過提高金融市場上融資者和投資者的需求來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同時，經濟結構的突變可以導致金融結構需求與供給結構的變化而影響金融效率。

2、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導致資源要素的跨區流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在經濟資源的分配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會造成金融資源在空間的分布不均衡。

（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論述：

一是通過資金優化配置機制以實現區域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發展，除了要不斷增加儲蓄及投資總量之外，還必須保證儲蓄資源的優化配置及投資結構的協調。注重投資質量比注重投資數量更為重要，減少低效率的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在本質上一樣重要。金融體系將分散的資金市場融為一體，使資金在整個社會實現配置，同時金融體系通過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監督優勢將資金引導向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區域、行業和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起到以金融資源來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二是通過資本積累機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資本的積累來源于儲蓄，形成于投資。資本積累的關鍵是能否動員足夠的儲蓄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首先，金融體系從本身的職能出發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夠動員吸收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并轉化為儲蓄，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來源；其次，通過金融業務產品的不斷創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動性強、收益穩定的金融工具，進而優化儲蓄結構、提高邊際儲蓄傾向；再次，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利用信用擴張功能，高效運用資金，不斷強化風險管理水平，降低流動性資產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產投資的比例，將儲蓄資金有效地轉化為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過金融內部經營管理機制的影響和帶動，促進區域經濟的內涵增長。金融業是經營資金信用的行業，而資金的運用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金融業被稱為高風險行業，但同時也是追求經營管理質量的行業，金融部門為規避自身風險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對于其他經濟組織則會起到影響帶動作用。因此，金融發展不僅從宏觀方面促進資本的集中和轉移，推動企業集團化、產業區域化發展，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而且還能從微觀層面為企業集團提供內部控制手段，推動企業管理機制、經營體制的轉換和組織形式演化，推動企業由粗放式向集約化、內涵式方向發展，繼而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區域經濟轉型。

四是通過資金流導向機制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是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它不僅與科學研究狀況有關，還與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關。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有利于企業提升質量和內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質量與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則。銀行業將通過風險分散管理和對資產投向的正確引導，影響資金對高新技術產業、優勢產業、發展潛力較大的產業、行業和企業的供給，不斷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三、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盡管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存在諸多爭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本文遵循馬爾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以揭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假定人口規模是靜態不變的，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AK（1）

則經濟增長率gt+1為：

gt+1=yt+1/yt-1=Kt+1/Kt-1（2）

為體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假定經濟中只生產一種產品，該產品既可以作為消費品，也可以用于投資。如果用于投資，每期將以δ比例折舊，因此t期總投資為：

It=Kt+1-（1-δ）Kt（3）

假設不存在跨期消費，在一個封閉的兩部門經濟中，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如果金融發展不完美，即總儲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過程中損失掉，則總投資僅為總儲蓄的一定比例，即：

It=?茲St（4）

將（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茲St/yt-δ（5）

去掉時間下標，均衡狀態經濟增長率為：

g=A?茲S-δ（6）

其中，s為儲蓄率。從式（6）可以看出，金融發展通過影響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來影響經濟增長率，即θ是金融發展水平的函數，并且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儲蓄轉化為投資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

（二）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茲S（7）

兩邊取對數有ln（g＋δ）＝lnA+ln?茲+lnS，考慮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因此假設技術水平和儲蓄率在樣本期對經濟增長不存在影響，可以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標的說明

1、區域經濟增長GDP。本文選擇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計量標準。在數據的處理上，對人均GDP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異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關率。在數據處理上，本研究選取云南省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的均值與該地區當年的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IR=［（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2］/名義GDP。

3、金融中介效率。該指標衡量金融機構資金投放和運用的效率，基于數據可獲性，本研究以云南省歷年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ME=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名義GDP。

4、股票及證券市場發展程度。股票證券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金融衍生品，反應了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在數據的處理上，本研究將其與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籌資額/名義GDP。

5、保險市場發展程度DIM。保險是金融重要組成部分，保費收入的多少已經逐漸成為金融發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認為，保費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觀地看出該地區保險市場的發展水平，即：DIM=保費收入/名義GDP。

（四）數據來源。考慮到數據來源的可獲性，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數據我們利用SPSS軟件技術運用線性趨勢方法來補足。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的檢驗。在對時間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運用Eviews軟件，在ADF檢驗辦法下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第一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第二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三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四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五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

（二）協整檢驗。對時間序列平穩性分析表明，該時間序列組合中的各個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這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用ADF法對殘差序列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該序列一階差分平穩，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方程有意義。（表1）

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從模型的擬合結果來看，R2值達到0.98，說明該模型能解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超過98%，而F值也達到52，其相應的P值也小于0.01，說明在1%的顯著水平下，該模型是顯著的。除DSM變量的統計不顯著外，FME、DIM在5%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FME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而DSM變量不顯著是由于云南地處西南邊陲，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難，近年來雖然不少企業（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過上市融資，但對經濟的貢獻還是較少。

（三）誤差修正模型。為反映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短期作用，我們還引入了誤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著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從該誤差修正模型來看，擬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顯著，因此需要運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計原模型得到殘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殘差序列的絕對值四次方的倒數作為加權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計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過修正后，模型的顯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決系數R2達到0.99，說明方程的解釋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分析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可知，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正負作用，這點可以從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看出，長期和短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在長期，金融相關率和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對經濟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卻是保險市場發展和金融效率推動經濟的發展，符合云南的實際情況。

（一）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著力鼓勵有實力的地方企業上市融資，推動大中型企業發展，加大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力度，解決其融資難問題。適應當代政策取向，有目標、有步驟地建設昆明泛亞金融服務中心，服務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為云南地方企業發展、進出口企業融資、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提供基礎與準備。

（二）推動云南地方保險市場發展，擴寬保險渠道，不斷增加保險收入。不斷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整合云南地方現有金融機構體系，不斷進行金融工具與產品創新，適時引入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金融機構落戶昆明及周邊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昆明開展金融服務，使得整個云南金融體系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從而真正地建立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提升金融中介發展水平。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篇（10）

唐山市被譽為“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雖歷經曠世巨災―1976年大地震的毀滅性打擊，但在全國人民的無私支援和全市人民的發奮努力下，很快完成城市復建和經濟振興，逐步發展成為河北省的經濟重心。特別是在“十一五”期間，全市按照總書記2006年視察唐山時的指示精神，以科學發展示范區建設為總攬，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城鄉等值化、社會治理和諧化、黨的建設科學化，使全市綜合實力不斷提升，GDP跨入4000億元俱樂部，保持了又好又快的發展勢頭。201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4469.08億元，為2005年的2.1倍，“十一五”年均增長13.4%；總量躍居全國城市第18位、地級市第4位；全部財政收入438.95億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95.84億元，分別為2005年的1.9倍和2.4倍，均保持全省第一位。

金融業作為“百業之首”，同樣取得了超常發展，形成了以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為主體、其他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為全市“十一五”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資金支撐?！笆晃濉逼陂g，全市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由8家增加到18家，2010年底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4215.34億元，各項貸款余額2758.93億元，存貸比為65.45%；有4家證券公司設立營業部20個、服務部2個，有9家企業成為國內或國外上市公司，1家企業通過上市初審，全市境內外上市的8家公司“十一五”期間累計融資人民幣138.08億元，港幣19.25億元，美元130萬元，發行可轉債30億元，發行各類債券208.1億元，并有 4家期貨公司營業部落戶唐山；地市級分支機構的保險公司從12家增長到38家，2010年全市累計保費收入120.67億元，賠付支出28.19億元，“十一五”期間保費收入和賠付支出分別增長253.97%、 321.38%。尤其難得的是，在近兩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情況下，全市金融系統積極貫徹落實上級各項經濟金融政策，有效應對和防范金融危機，使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保持了良好發展勢頭?！笆晃濉逼陂g全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繼續保持“雙降”，2010年不良貸款率已降至1.76%，保持全省最低水平。

“十一五”成績的取得，既離不開上級金融部門的大力支持，同時也是金融系統內外多方積極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值得強調的有四點：一是市委市政府把金融業作為重要產業來抓，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在組織人員學習先進地區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進一步促進金融業發展的意見》和產業發展長遠規劃，對金融機構加大在稅收、土地、城市規劃、人才及家屬安置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引入全國性金融機構，推動經濟金融雙贏發展。自2008年起，市財政還設立促進金融業發展專項資金，獎勵對金融業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還將在鳳凰新城中心位置規劃建設“金融街”，為金融機構升級上位提供一切有利條件。二是曹妃甸經濟區開發為金融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巨大空間?！笆晃濉逼陂g，全市抓住曹妃甸納入國家“十一五”規劃的機遇，全力實施以曹妃甸為龍頭的唐山灣“四點一帶”開發戰略，在南部沿海地區規劃設立了四個功能特色明顯、產業相互協調、協作關系密切的產業聚集區，構成起沿海經濟隆起帶，使之成為科學發展示范區建設的前沿陣地。其中，僅曹妃甸就已累計投入開發建設資金1525.9億元。巨大的金融需求和融通市場，對金融產業超常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三是金融改革穩步推進，經營管理和社會服務水平不斷提升，金融資源配置基本符合經濟規律和市場發展需要。“十一五”期間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順利實施，股份制商業銀行迅速發展，競爭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全力實施城市商業銀行改革重組，扭轉了其管理混亂、高風險運營的局面。積極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在全省率先完成央行票據兌付工作，信用社改制組建農村商業銀行工作穩步推進。扎實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和村鎮銀行籌建工作，各類創新型非銀行融資機構為延伸拓展金融服務搭建了新的平臺。四是金融監管框架逐步完善，風險防范能力不斷增強。唐山是全國設立保監分局試點的5個地級市之一，初步形成了以人行、銀監局、保監局為主的金融監管體系。而且隨著金融監管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大，全市金融運行環境明顯改善。依托市金融證券工作領導小組，積極組織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合力推動金融領域重要工作的開展，轄內金融機構依法合規經營意識明顯提高，金融案件得到有效遏制，風險防范能力不斷增強。特別是誠信原則逐步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和重視，惡意逃廢金融債權的案件逐步減少。2009年唐山市還被評選為第六批中國金融生態城市。

二、當前唐山市金融業發展面臨的基本形勢

從宏觀上分析，唐山市金融產業面臨歷史上非常難得的外部發展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國家重點扶持“環渤海灣經濟區”發展，為唐山金融產業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二是京津唐區域合作不斷推進，為唐山金融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積極打造金融中心，為唐山市金融產業創造了良好的周邊發展環境。唐山依托兩個臨近的金融中心，經濟發展步伐將不斷加快，從而為打造區域金融強市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三是曹妃甸工業園區及科學發展示范區的建設，為全市金融產業提供了廣闊市場。根據曹妃甸新區發展規劃，在今后的5-10年內，將其定位為中國北方國際航運中心重要組成部分、世界級重化工業基地和京津冀城鎮群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唐山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也已成為國家級高新區。國際大港和國家級高新區的開發建設，必定帶來多層次金融需求，同時成為區域金融產業發展的強大內在驅動力。此外，河北省建設沿海經濟社會強省的規劃，也為唐山市金融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證和支持。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的深遠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國家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等，使唐山市金融產業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從區域內經濟金融發展現狀看，也面臨較大發展壓力。一是現代金融日益呈現市場一體化特點，使地方金融機構的自表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對地方金融發展產生日趨嚴重的制約。二是區域城市間金融競爭日趨激烈，實質上是對金融稀缺資源的爭奪和試圖壟斷，微觀上往往形成惡性無序競爭，特別是周邊大城市爭做區域性金融中心，競相出臺扶持金融業發展的配套政策和一些大的舉措，保持“壓倒性”競爭優勢和對區域內的“虹吸效應”，使類似唐山市這樣的二線城市面臨金融資源流失的困境。三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唐山經濟和金融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唐山市作為重工業城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十分繁重。在經濟轉型的重大歷史關頭，金融產業能否保持高速發展也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四是唐山市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期，從發展總體情況分析，今后一個時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不足、資金短缺以及金融服務業的落后仍是制約經濟發展全局的“瓶頸”。金融業能否適應形勢，盡力滿足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務需求，是其必須面對和破解的重大課題。

從唐山市金融業自身查找不足，還存在許多“短板”現象。主要是:金融機構數量少、規模小、輻射作用不強，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實力弱;金融組織結構、信貸結構、產品結構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失衡現象;金融業服務單一、落后，創新能力不足;金融資源配置的市場基礎尚未有效形成，服務效率偏低;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任重道遠;金融高端人才缺乏。

三、唐山市金融業“十二五”戰略部署

面對繼往開來的“十二五”，唐山市從自身發展需要發，要矢志不移的堅持打造區域金融強市的戰略目標，確保經濟與金融協調快速發展。為此提出了金融產業 “五四三二一”發展構想：打造“五大基地”――臨港工業金融服務基地、航運金融服務基地、物流金融服務基地、民營經濟金融服務基地和資源金融服務基地；完善“四大體系”――金融組織體系、金融信用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監管體系；實現“三個突破”――金融機構更全面、金融產品更豐富、金融市場更完善；形成“二個中心”――初步形成立足唐山、輻射渤海灣的產業投資基金中心、離岸金融中心；完成“一個目標”――建立獨具特色的唐山金融產業，推動唐山城鄉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銀行業發展目標：銀行業機構組織體系基本健全。形成以大型銀行為主體，股份制銀行為生力軍，政策性銀行、地方法人銀行、郵政儲蓄銀行、非銀行業機構和三類新型農村銀行業機構為補充的多類型、多層次現代銀行業組織體系。銀行業經營規模穩步較快增長，主要發展指標實現“641”的目標，即未來5年，唐山轄區銀行業存款規模年均增長保持在18%以上，到2013年末達到6600億元左右；貸款規模年均增長20%以上，2013年末達到4000億元；銀行業實現年度賬面利潤110億元以上，資產利潤率達到1.6%以上，銀行業機構盈利面保持100%。銀行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2%左右，到2013年達到120億元左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以上。全部法人銀行機構資本充足率保持8%以上，核心資本充足率保持4%以上。金融機構不良率全部達到4%之下。優化銀行業業務收入結構，力爭中間業務收入占比達到11%以上。銀行業總體存貸比逐步提高到全國平均水平，規劃期末爭取達到70%以上。力爭至少新引進6-10家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入駐唐山。證券期貨業發展目標：增加證券期貨公司的數量，擴大業務規模，促進證券公司在業務擴展、產品設計、客戶培育等方面的創新，推進唐山證券業整體活躍度。直接融資比重顯著提高，債券發行市場獲得較大發展，形成能夠滿足不同類型企業直接融資需求和其他證券業務需求、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均衡發展的證券市場體系。資本市場中介服務機構規范發展，資本市場中介服務體系健全完善。力爭進駐唐山的證券公司達到8-10家，并爭取在各縣（市、區）全面設立至少1家證券營業部，總數在25家以上，并嘗試建立1家本地證券公司。積極吸引更多的外地期貨公司在唐設立分支機構，力爭規劃期內駐唐的期貨公司達到8-10家，并嘗試建立1家本地期貨公司。始終保持培植50-60戶企業作為上市后備資源，規劃期內上市公司力爭達到15家以上，上市公司質量提高,結構優化,骨干帶動作用明顯。證券交易額大幅增加,直接融資規模逐年擴大,從證券市場首發融資或再融資總額力爭達到500億元以上。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券和資產證券化等融資規模達到300億元以上。產權市場交易規模達到100億元，融資30億元。積極運作設立曹妃甸產業投資基金，規模達到200億元以上。研究探索建立曹妃甸離岸金融試驗區。保險業發展目標：建立起市場體系完善、組織機構聚集、服務領域廣泛、經營誠信規范、償付能力充足、綜合競爭力較強，發展速度、質量和效益相統一，與唐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現代保險業。力爭到2013年，在唐山設立地方法人保險機構1家、駐唐保險公司總數達到50家左右、保險中介法人機構30家以上。保費收入在2009年88.8億的基礎上，力爭到2013年超過150億元，年均保費增長速度在18%以上。保險深度達到4％以上，保險密度超過2000元。計劃到2020年，使唐山成為有特色保險機構的聚集中心、保險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創新中心、有特色保險產品的研發中心、保險人才的交流培養中心、保險資金的運用中心，成為在中國北方領先的保險發達城市之一，并向國際成熟保險市場看齊。中介組織發展目標：建成比較完備的金融中介體系，金融中介機構種類齊全，業務多元，監管有力。加快各類中介機構發展，完善服務功能，鼓勵和支持創辦各種類型的信用擔保機構、再擔保公司。力爭在規劃期內各類較大規模擔保公司達到50家，同時總擔?；鹂傤~應達到100億元左右。積極支持國內外有實力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評估機構在唐山市設立分支機構。

為確保上述目標實現，提出如下舉措：

（一）進一步加強領導與監管，形成長效工作機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依托市金融證券工作領導小組，組織全市金融業發展統籌規劃、政策制定、組織協調、指導推動等工作，定期研究和解決金融業發展的重要問題，切實加強對全市金融工作的協調和領導。加強對全市金融業發展的統一謀劃、統一協調、統一指導，改善發展環境，促進健康發展；健全完善金融協調監管機制，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分析。

（二）完善市場組織體系，提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

認真研究解決當地銀行業在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之加快轉變經營機制，強化基礎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業務優勢和運營模式。進一步推進唐山市商業銀行加快發展，優化多元化股權結構，增強資本實力，使之盡早成為大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鼓勵配合全國性金融機構到唐山市設立分支機構，并爭取在引進外資銀行方面取得突破。積極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支持證券公司、商業銀行等發起設立證券融資公司，為券商提供抵押貸款、質押貸款、信用貸款和證券融通服務。爭取創造條件設立財務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積極推進農村信用社深化改革與發展，積極創造條件改組為地方統一法人的農村商業銀行，并引入戰略投資者組建跨區域農村商業銀行。積極創造條件，設立農業擔保有限公司、縣級農業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研究制定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鼓勵商業保險服務“三農”。

（三）不斷調整優化信貸結構，增強可持續發展潛力

全市當前以建設科學發展示范區為主導，加快由資源主導型經濟向沿海開放型經濟轉變。在此形勢下，要充分發揮唐山市金融產業能量，促進區域工業體系結構調整與產業鏈的形成，為鋼鐵、石化、機械制造和港口等優勢產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與服務。

（四）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市場直接融資比重

積極推進后備企業上市。重視并加強對上市公司持續發展的系統研究，鼓勵和支持上市公司通過并購、資產置換、整體上市等方式加大資產重組力度，力爭形成一批具有競爭力的上市公司群體。鼓勵和支持期貨公司不斷提高服務和管理水平，拓展業務空間，增強競爭實力。充分利用國家大力發展債券融資的有利時機，有效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積極鼓勵、引導一批有條件的企業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短期融資券，加快發展。鼓勵設立創業投資基金。

（五）快速發展新型金融市場，構建股權投資基金產業鏈

加強股權投資基金的研發、政策配套和集聚功能等措施的建設，促進股權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和實現資本集聚。打造多層次（市、區）、多類型（風險投資、產業投資、私募基金）、多規模（50億以上、50億以下）的股權投資基金產業鏈，形成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與民間金融的金融組織體系，以此實現直接金融資源的有效利用。在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產業鏈的過程中，把風險投資基金（VC）作為重要的突破口，并大力發展產業投資基金和支持民間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

（六）鼓勵金融創新，在深化金融改革和推進金融開放方面與時俱進

強化五大金融創新觀念，即投資觀念、市場觀念、客戶觀念、風險觀念和人才觀念，推進金融觀念創新，為建設創新型試點城市貢獻力量。積極支持商業銀行發展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轉變盈利模式，提高競爭能力。支持加快金融信息化建設。積極開發適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特點的保險產品，不斷擴大保險覆蓋面，創新保險服務手段，提高服務能力，更好地發揮保險社會“穩定器”和經濟“助推器”的作用。

（七）發展和健全金融中介機構，不斷完善金融服務

進一步加強會計、審計、律師、資產評估等中介機構建設，完善和發展證券投資咨詢、保險經紀、、專業理財服務等機構，著力培育和完善運行高效、服務規范、種類齊全的中介組織體系，不斷提升服務水平。積極發展信用調查評級機構。大力發展符合國家要求的企業貸款擔保機構，積極建立地方性再擔保機構，加快形成規范的企業貸款擔保體系。發揮已有優勢，設立區域性票據交易中心。

（八）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進金融生態環境的不斷改善升級

篇（11）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1-0086-07

一、問題提出

2016年8月，國務院正式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下文統稱《規劃》），繪制了下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版圖。根據規劃指導，中國國家綜合創新能力要在2020年躋身世界前15位，正式加入“創新型國家俱樂部”；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也由當前的55.3%提增至60%。值得注意的是，《規劃》最為顯著的特征，是關注點不僅僅框限在科學技術研究本身的革新和發展，而是更加注重關乎國民經濟主戰場，關乎面向科技前沿，關乎面向重大需求，比如科技金融（SCI-TECH Finance）問題。在《規劃》中也鮮明指出，“要健全支持科技創新創業的金融體系”。自此，構建合理高效的科技金融體系正式成為國家級的戰略規劃。不難發現，中國在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雙重疊加的大背景下，經濟結構轉型優化，提升產業科技內涵成為當前國家發展的核心要義，如何圍繞經濟結構部署創新鏈條，并圍繞創新鏈條輔之以金融服務，探索科技和金融的最優結合機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技金融正式進入中國理論界的視野應當追溯到1993年[1]，在歷經一個較為充分的發展階段后，科技金融體系發展在實踐中有著怎樣的阻力，又應當如何解決？在科技金融實踐中是否存在某些誤區，以至于學理界對科技金融體系的研究沒有很好地響應實踐的需要？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是否存在帕累托優化路徑？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和實踐分析，歸納出當前科技金融體系建設中的寶貴經驗與實踐誤區，嘗試為政學業三界厘清問題導向，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具體的改進路徑，為下一階段的中國金融結構體系改革優化提供經驗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文獻軌跡述評

有關金融對科技創新作用的闡述，具有早期代表性的研究當屬Schumpeter（1912）[2]的信用創造論，該理論認為，具備復合功能的銀行機構可以對那些運用新生產技術的企業進行有效甄別和支持，并由此促進了科技創新。Hicks（1969）[3]甚至認為，工業革命的貢獻不應主要歸功于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應突出金融革命的核心地位。King and Levine（1993）[4]的研究則展示了科技與金融融合創生的可能路徑，即金融體系為科技進步提供了評估企業家、歸集資本、平滑風險以及預估技術的收益等服務，從而縮短了技術革新的周期并提高了效率。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多層次、有遞進的科技金融體系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所在[5]。

相比之下，國內科技金融的理論研究則存在一定的滯后。在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6]）之前，“科技金融”概念尚未從理論的角度來進行嚴格界定，亦沒有形成獨立性的科學內涵。學者對科技金融的定義多停留在“金融機構支持科技事業發展”進而在“金融機構與科技管理部門密切合作”的含義上使用[7]。直至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才正式系統地描摹出科技金融應具備的輪廓框架：科技金融對于科技研究開發及其后續的成果轉化、產業化所衍生的各種金融問題，也包括一些重大科技問題的金融解決方案，是理論、政策、工具和服務的系統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之上，洪銀興（2012）[8]進一步拓寬了科技金融的視野范疇，認為科技型企業所內生出的特殊“科技”屬性（無形資產為主、產權交易不活躍、難定價等）決定了適配這種科技創新的金融體系具有更高的準入門檻和特殊性。傳統金融結構在對接科技企業時極易產生金融滲漏。由此，財政性和政策性資本注入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方式。隨著經濟進程的推移，商業銀行機構同資本市場一道，也逐步適應了科技企業的特征模式，并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構成。

前述文獻已從不同角度在科技金融的領域內進行了有益嘗試，但仍可在某些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討。針對科技企業初創期和成長期的風險特質，應當形成以創業投資為主體，以多層次資本市場和科技信貸為兩翼的“一體兩翼”科技金融體系，并在政府支持和中介服務的框架下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對接科技創新的金融需求[9]。中國現有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長期存在[10]，形成了銀行機構的科技信貸是科技金融體系下的主要力量的思維范式。然而，銀行機構作為理性的經濟個體，具有著明顯的“嫌貧愛富”行為偏好[11]，在面對處于孵化技術、科技創新試驗推廣階段的科技型企業，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支撐。因此，政府引導政策性金融來解決這種市場失靈問題成為科技金融問題中的重要一環。但是，銀行機構的風險厭惡、資產抵押偏好和政府調節的滯后性決定了這種間接的科技金融模式極有可能存在效率沉降乃至導向偏誤。因此，以天使投資為代表的具有主動性和專業性的直接融資模式頗受學者的青睞，洪銀興（2012）認為，面對大數量級且呈分散狀態的科技成果研發、轉化項目僅依靠資本市場支持是遠遠不夠的，而集中性的孵化器所具有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可以有效地促成產學研的合作平臺，當然，這仍離不開政府機構的“牽線搭臺”。盡管目前的科技金融體系面臨著顯著的進步，但依舊免除不了低效化的癥結。吳翌琳和谷彬（2013）[12]的研究發現，雖然現有的科技企業的資本來源多元化趨勢明顯（金融機構科技信貸、政府資金、財稅政策、風險投資等），但這些創新資本之間更多地呈現出了拮抗的特質，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這也說明中國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中仍舊存在桎梏，需要進一步從實踐中尋找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

三、中國科技金融的實踐誤區與偏差

（一）實踐上的誤區：科技金融的核心調節手段拘泥在市場機制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而來，倚賴市場“無形的手”來對資源進行調節分配成為諸多學者的期盼與共識。在科技金融格局中，同樣堅定倡導由市場決定的金融來接洽科技型中小企業。從理性趨利偏好來考察，基于科學技術創新所內生出的金融需求，以及金融自身更新換代需要創新支持的角度，由市場決定的金融應當主動與科技創新活動相融合，并演變成為科技創新投入的主力軍。然而，科技創新所內含的極高的風險特質決定了把市場配置作為科技金融的導航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之中①?？萍夹推髽I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資金的介入。但必須承認的是，不同階段的風險釋放特征以及金融的風險偏好，決定了不同類別的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的階段性選擇的巨大差異[13]（見圖1）。

在科學技術思想蝶化成為技術孵化的初級階段，即圖1中所描述的“科學范疇”和“技術范疇”階段，是對資金需求量最大的階段。而在現實中，上述這兩個階段的資金投入卻最為匱乏。在這個階段，創新收益幾乎為零，且超出了傳統金融資本所能承受的風險邊界，理性的市場性金融更偏好于“商品服務范疇”階段。在科技創新和孵化過程中的企業難以按照市場規則獲取資金支持，特別是在以高校、科研院所為主導的“創意設想―科學研究”階段，其距離市場也最遠，回報率極低的事實也導致了市場性金融對其產生了明顯的行為排斥，而該階段恰恰是科學技術研發的奠基階段。因此，現今主流理論所強調的由市場主導的科技金融模式，使得金融資源都匯聚在了商品服務階段，并在該階段中形成了資金需求度低和資金供給量大同時存在的異象，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運作效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科學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具備十分明顯的社會正向收益，在該模式下創新收益難以收斂到具體的個人和企業，這種正外部性現象本身就是市場機制缺陷所造成的“失靈”，因此想要簡單通過市場機制對其進行修復并扭轉科學技術研發初始階段的資金匱乏之像，具有很大的難度。

（二）融資對象的誤區：科技企業本質把握偏移

在現有的科技金融理論體系中，對科技企業的把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大量的科技企業處在初始發展階段，企業規模較小，也構成了現有科技金融理論體系的重要認知基礎。以至于在對科技企業融資問題進行探討時，容易將原有的“小企業融資”理論簡單地挪移到科技企業融資問題上來，使得科技金融在構架和塑造時陷入了原有的路徑依賴之中，脫離了科技企業的風險和生命周期特征。更何況，傳統的理論范式框架同樣沒有很好地解決“小企業風險高―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實踐悖論[14]，這種融資理論范式的效應就更值得存疑。第二，傳統的科技金融的關注對象出現了損漏，僅將融資支持的對象集中在市場“經濟主體”上，對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金融支持上，甚至出現了真空和斷層的現象。應當說，高校、科研院所是創意設想、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科技型企業生產鏈條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將其視為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企業，但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被現有的金融體系所忽略。當然，強制性地要求經濟理性的金融資源投入到非經濟主體（高校、科研院所）的高風險研究中確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市場運作的經濟效率原則的。因此，尋找一種替代性的金融體系（機制），用以接洽高校、科研院所的技術創新研發行為，成為當今實踐條件下科技金融的一大重要內容。

（三）融資機構（市場）的偏差： 金融機構機制失靈、資本市場循環梗塞

1.金融機構融資機制失靈

現有的商業銀行機構對于科技企業的本質把握失當，使得科技企業在間接融資市場上屢遭困境。傳統銀行機構的授信模式并不能契合科技企業的重要特征（無形資產突出等），加之科技企業初創期的知識產權和專利等難以在市場上尋求到合理的定價模式。因此，銀行機構只能拘泥于原有的固定資產抵押技術，而這卻恰恰是科技型企業的弱項所在，其最終的結果，就是缺乏固定資產的科技企業難以在銀行機構信貸市場上通過傳統方法來取得（足夠的）資本金。即便銀行機構開發出了以“三品”、“三表”和“三流”為主的具備一定創新價值的“軟”信息技術貸款②，但仍可將其歸類為流動性貸款，這種仍舊拘泥在“本量利”分析模式下的審貸流程，很少有基于項目投資前景提供的中長期信貸服務，并不能客觀科學地反映出科技企業的特異于一般類型中小微企業的“四高”模式（高科技、高投入、高增長和高風險）。這樣的信貸結構特征對于時常面臨支付脈沖的傳統小微企業而言尚可，但對于那些需要長期、大量資本注入的科技型企業來說，并無裨益。

進一步地，銀行業大小銀行機構的差異構成了現有的“企業融資―銀行機構”格局的認知基礎。在面對中小型的科技企業時，傳統的“小銀行優勢”理論也被簡單地挪移到該融資領域中來，強調小型金融機構與科技型企業的適配度更高。這種理論導向忽略了科技金融的融資對象和傳統金融融資對象之間的巨大差異。具體來說，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階段前移至了“種子期”和“初創期”，在該生命周期內，絕大部分的投資行為毫無利潤可言，甚至虧損已成常態③。那么銀行機構想要很好地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難題，其融資思路必須從傳統的“逐利目標”向“社會責任”的方向轉移。然而，這對小型的銀行機構而言是難以企及的。特別的，銀行機構是可以吸收社會居民存款的特殊金融機構，其對所面臨的風險較之于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有著更低的風險容忍度閥值，更不用說小型金融機構囿于經濟規模制約，在風險沖擊下是否能夠有效管控。如不以利潤為導向的話，在現今的經濟市場環境中，特別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想要延續生存周期則顯得十分困難；從客觀來看，希冀小銀行機構承擔帶動科技企業的社會責任，只能倚賴國家的政策引導，但對于營利性機構而言，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大型銀行機構多有著國家信譽鏈條的嵌入，其在經濟實踐中更能響應國家號召，也具備了更高的風險容納能力[15]，能夠更好的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不難發現，原有銀企融資范式的沉珂，明顯阻滯了科技企業融資效率的提升。

2.資本市場融資退出機制缺失

在現有的文獻研究中，暫不論諸如天使投資等科技金融運作模式同樣是存有規避風險之傾向，并對于企業的種子期和初創期而言形成了玻璃門阻隔，就投資資本循環周轉方式而言，真正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其測度的手段一方面在于金融支持的對象的發育程度；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本身流動的績效狀況。具體而言，能夠有效測量科技金融發展的一大觀測點，可能不在于科技金融嵌入科學技術創新研發鏈條的效率水平，而在于金融資本投入之后能夠順利獲利并退出的程度。單純考慮“融入”的績效而忽略了“退出”的貢獻，就類同一個只“進”不“出”的生命系統，是難以長久運行的。在傳統的資本市場融資理論與實踐中，這本就是一個被忽略的內容，更不用說在新興的科技資本市場上構建一個資本循環渠道暢通的機制了，在現有的經濟實踐中，鮮有資本從種子期、初創期進入并順利退出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科技企業成長期乃至成熟期進入的資本，實質上是落入了“嫌貧愛富”的囹圄之中，對于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言僅僅只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研究這種類型的資本退出渠道已不是提高科技金融融資效率的重點內容，過多地研究科技企業成長期、成熟期的資本運轉狀況甚至還會將我們的科技金融工作引入困局。

（四）科技金融的融資鏈條斷截： “為金融服務的金融”環節缺失

從金融結構、資本市場的體量來看，中國的金融總量歷經了高速的增長，直接為科技創新研發而服務的金融正面臨穩定的增長。然而，“為金融服務的金融”卻出現了極大的損漏，成為科技金融鏈條中“缺失的一環”。具體而言，第一，為了適配科技企業的融資特征，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進行核定和估價成為松釋其融資難題的有效路徑。然而，要實現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要對知識產權進行評估，而又必須經過查冊、登記等相關程序。以廣州市為例，其相關的評估機構十分缺乏，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的評估無法在當地進行，而需要在北京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總局下屬的產權交易中心等機構進行無形資產相關文件的查驗和評估，毫無疑問，這極大地延緩了授信進度。第二，由于科技企業的運行特征較之原有的小微企業而言存在極大的行為、經營模式差異，想要準確把握科技企業的周期運轉模式和風險變化，并為金融資源流向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離不開第三方的咨詢服務支持，以此幫助金融資源對優秀的科技型企業進行準確“瞄定”。然而，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專注科技型企業融資的智力密集型知識服務管理型產業的發展尚處于空白之中，限制了科技金融的發展觸角。第三，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從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范圍的變動趨勢以及科技型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結構及其趨勢來看，簡單的資金支持功能呈現淡化，依靠金融結構所派生出的其他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作用正在凸顯，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的“輔助經營”功能已經逐步成為諸多科技型企業的期盼，此時的科技型企業對金融的需求不僅局限于資金投入，而更加注重是否能夠獲得全方位式的配套支持，但可惜的是，現有的金融服務鏈條仍舊處在單一化的資金支持上。第四，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種子期階段，承擔“創意設想―科學研究”任務的大多為高校、科研院所，在當這類機構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后，還要走出“象牙塔”跟企業、實踐相結合，這種由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則可看成是“驚險的一躍”，如若缺少了專門為科技企業服務的中介機構，以幫助高校、科研院所順利評估、定價、協商并讓渡知識產權，那么這種科研技術創新鏈條則會出現斷裂，最終變成“紙張上的創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技企業在取得優良的科研技術成果后，如果通過中介機制反作用于高校、科研機構，促使其進行進一步的創新，相關研究尚未形成有效系統的研究，在實踐中也缺乏典型的經驗可談。在此境況下，不單耗費社會資源，還使得企業科技創新缺少源頭活水，那么科技金融的支持也就無從談起了。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從側面“為科技金融服務的金融”仍有缺失，這也制約了科技金融的發展空間。

四、科技金融發展的新導向：普惠性科技金融

從中國的科技金融發展的現實境況來分析，金融服務的廣度（Breadth of Needs）和深度（Depth of Engagement）都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科技金融行業“盈利導向”的盛行導致金融覆蓋行為的排斥性特征顯現，優質且大數量級的資本匯聚在科技企業的成長、成熟階段，而使得真正對資金有著渴求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對金融的需求難以得到有效對接。這個情況加劇了當前科技金融發展的扭曲與失衡，也對現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了嚴重的阻滯效應。本文認為，針對科技金融的發展態勢，應逐步對其引導并塑成具有顯著“普惠特征”的科技金融體系。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立足于機會平等的原則，在政策性導引下健全金融體系，在合理的成本負擔框架下為社會全體成員，尤其是被排斥在金融服務覆蓋范圍之外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16]，這與中國的科技金融的導向是具備良好“通約性”特征的④。易言之，科技型企業在承襲了傳統小微企業的無抵押物、經營風險高、信息不對稱等癥結的基礎上，還衍生出了技術風險高、本量利財務指標法失效、無形資產突出、資金需求時間（規模）標準高企等特征，使得這類企業在融資市場上步履艱難。而科技金融的出現旨在將這類被排斥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的科技企業重新覆蓋起來，保障科技企業創新研發領域的金融權利，實現科技企業與金融產業鏈的全方位嵌合。不難發現，科技金融的內涵主旨中有著明顯的“普惠特質”。但是，也正是由于普惠性金融與科技金融乃至其融合體“普惠性科技金融”與傳統金融結構有著較大的差異，加之科技金融體系本身就存在著一些“發展中的問題”，使得科技金融在逐步鑲嵌普惠金融特征時應當總結和厘清相關問題。

第一，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堅持盈利目的導向。從理論上看，普惠科技金融體系的受益對象是所有的科技型企業，而這類企業的資本投入回報率之低，已然超出傳統金融所能接受的可控邊界，金融資本投入科技創新的意愿趨向于零。換句話說，當超過一定的風險水平時，傳統的市場金融體系會放棄這類項目融資機遇。在普惠性科技金融的擴展過程中，受益的是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創新發展投資，優化的是整體社會的科技創新福利，而相應的經濟成本由商業性的金融來背負是不切合經濟倫理的。在此情況下，普惠性科技金融極強的外部性特征將嚴重框限自身的發展。因此，普惠性科技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公共屬性”，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引導力量成為這類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不僅依靠市場的“理性導航”。本文認為，當下的科技金融亟須轉變思維方式，創造一種不同于市場金融的金融模式，肩負供給側結構調整轉型之重任，聚焦長遠回報，甘愿承擔科技創新及其技術孵化過程中所衍生的高風險。同時，與科技創新研發的正向外溢相適配的，需要有特殊的、非市場化的融資制度安排。就中國而言，政府主導的政策性金融無疑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這種模式下的“政府金融”能夠充分體現政府政策導向，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部分公共性責任，不再簡單地以經營利潤來作為金融運行的準繩，由政府來承擔科技創新體系的資本融通支撐，具有彌補市場機制失靈、實現國家科技創新研發戰略目標，推動具有正外溢性特征產業的發展及進行超偏好的風險平滑管理。

第二，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科技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普惠。在經濟實踐中，科技金融主要將金融融通的功能集中在發展階段處在成長期、成熟期的科技企業上，對于科技企業發展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卻少有關注，這造成了科技創新研發鏈條的斷裂。普惠性科技金融的重要著力點，在于對處于種子期和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的支持上，這種有重點的全面普惠才是真正的普惠性，那種講求真正平等、全面的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最終又會落回偏愛成長期、成熟期的窠臼之中。在金融資源面臨約束線的條件下，對企業所有生命周期提供泛化性的金融覆蓋其實是背離了普惠性的宗旨理念的。因此，應當引導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扶植與強力推進功能，針對現有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的特性，以必要的制度進行引導、激勵和培育，激勵現有的銀行性和非銀行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引導足夠的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型企業的階段向創新的前期階段尤其是孵化新技術階段位移，最終促進科技知識的孵化和實現科技型創業企業的融資目標。

第三，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經濟主體（企業）的普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高校、科研院所承擔了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開發工作，但在實踐中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從而受到政府乃至市場金融的忽略，以至于這類處在創新鏈條上游的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科技金融支持。應當轉變原有的思維觀念，將這類研究機構視同為（類）經濟主體，對其創新研發活動給予更大的金融資本和金融服務的支持，從而擴大科技金融的普惠覆蓋面積。

第四，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普惠。李蒼舒（2015）通過對中國既有的普惠性金融體系進行分析后發現，普惠金融的構成中，金融可獲性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使用狀況，而金融服務的質量所具備的權重最低。在科技金融體系中研究也發現，科技金融更多的集中在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上，但圍繞科技企業相關的金融服務乃至質量水平，卻著墨不多。應當說，無論是普惠性金融還是科技金融，都有著重資金融通、輕金融服務的癥結，當著兩種金融模式進行融合創生時，更有可能出現“重硬輕軟”偏好的疊加強化。如上述，需要強調的是，普惠性科技金融，更應當注重科技型企業的金融服務的多元化和鏈條化，通過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擔保、評級、律師咨詢、會計審計、等）來促使科技企業進行研發、協同和再生產，比簡單的資金支持更為有效。

第五，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局限于資金需求側作為受益對象。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應以政策性金融為主要構成，但政策性金融在科技金融道路上過分地“孤軍深入”時，又會引起金融運轉低效甚至衍生腐敗的苛責。想要降低這種情況所帶來的效率沉降，則必須重視市場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個關鍵在于，如何調動市場性金融參與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構建的積極性？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何將科技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創新研發市場中，卻忽略了這種金融資本應該如何“全身而退”的路徑。其考量的重點都集中在了科技企業的經濟福利上，對資金供給方的受益（退出機制）卻語焉不詳，這種資本有去無回的境況必然折損了市場性金融進取的積極性。本文以為，為市場性金融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疏導退出機制，實現市場性金融的循環再造，從而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⑤，才能提高市場性金融的運作效率。如此演繹，一方面，是科技企業顯著受益；另一方面，是科技金融介入后獲得了相應收益。從而實現了科技金融供需兩側的“琴瑟和鳴”。

[注 釋]

① 市場金融是厭惡風險、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更偏好于排他性地占有收益；而科學技術創新研究卻具備了“九死一生”的高風險和強烈正外部性特征的領域范疇。市場金融在此情景下難以獲得全部收益并同時滌除風險可能，由此帶來了“上帝不能創造自己搬不起的石頭”的悖論。

② “三品”即人品、產品和抵押品；“三表”即水表、電表和稅表；“三流”：人流、物流和現金流等符合經營特征的非財務性指標。

③ 根據美國布茨?阿倫和漢密爾頓咨詢公司的調研總結，一般而言，新產品設想到成果產業化之間存在著高強度的篩選機制：產品設想能夠進入經營效益分析階段的，通過率約為35%，按照盈利原則進入研究設計階段的，占總產品設想數目的30%，當跨越到了生產階段后，僅有5%的產品能夠通過實驗性生產并形成最終產品，但到最后能被市場所承認的，占比不足2.5%。

④ 在庫恩（1962）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指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不可相互解釋特征。在本文中，“可通約性”解釋為普惠性金融本就具備科技金融改革目標的內質，或者說科技金融改革中，存在著與普惠性金融的共同區間。

⑤ 或說通過政策性金融對市場金融進行補償和激勵。當然，這種回饋可以是非經濟性、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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