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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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20-02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的問題

（一）轉移數量龐大、任務艱巨

目前，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總體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近年，東部、中部、西部的較大型城市在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速度上要慢于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勞動力對城市崗位的需求。加之農村勞動力在就業過程中，對環境、工資、崗位、保險等的渴求度不斷上升，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任務艱巨。

（二）非物力資本缺乏、受教育程度低

現今有69.9%的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處于初中階段，并且他非物力資本缺乏，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在轉移就業中面臨很多困難，知識積累不足、勞動技能缺乏、再社會化能力低等因素導致他們主要從事低層次的、技術含量小的工作，如餐飲行業與制造業。

（三）外出務工男女比例失衡、分居式家庭激增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過程中，男性人數占68.6%，而女性人數只占31.4%，他們大多數只身一人外出打工，脫離家庭、夫妻分居，分居式家庭的激增也導致了親情淡化、理念沖突以及農村離婚率大幅上升，留守的孩子則面臨教育危機，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四）內向型轉移、文化傳播滯后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多選在省內進行，僅僅有25.8%的人在省外務工。此外，吉林省與東部沿海城市相比，經濟相對落后，本省在接納農村勞動力方面能力有限，而農村勞動力流動滯后又進一步拉大了外省的就業信息與工作理念的傳播，不利于吉林省的快速發展。

（五）轉移途徑單一化、組織化程度低

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就業主要依靠自行外出和親戚介紹這兩種方式，很少通過政府及相關組織。這種單一化的轉移途徑由于主要受“熟人社會”影響，組織化程度低、合法權益得不到落實、社會保險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勞工矛盾。

（六）體力型從業結構、風險成本增加

目前農村勞動力就業以體力型為主，缺少技術型，主要從事低層次工作甚至是有害有毒的工作，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服務業、制造業這四大部分成為農村勞動力從業的首選，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在就業過程中，風險成本大大增加。

（七）農村勞動力社會地位趨于“邊緣化”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對技術型人才的需求日益上升，而處于底層的農村勞動力在就業過程中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他們遭受著工資低、環境差、風險高、權益少的不公正對待。他們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過程中也會受到排斥與歧視。

（八）農村勞動力培訓機制不健全

目前，吉林省的培訓機構在項目設置時不能與農村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切實聯系。在教學過程中不符合就業需要，加之實習地點遠、費用高，使得大部分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專業技術。

（九）農村勞動力合法權益難以保障

由于當前從事低層次崗位的農村勞動力處在弱勢地位，加之用人單位對相關法律法規的誤解，經常出現工資拖欠等一系列的問題，嚴重損害了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

（十）就業呈“短期性”趨勢、穩定性較弱

農村勞動力在轉移與就業過程中，一方面工作單位缺少相關法規約束勞動力，而另一方面勞動者對工作崗位的選擇相對自由，隨意性大，對工作單位缺少認同感，這就出現了階段性就業、兼業式就業等形式，“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務工”的現象不利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穩定性。

二、就業問題的原因分析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就業對促進工業發展、城市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從家庭中脫離出來轉移到城市中去也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變得尤為重要。

（一）目前農村勞動力在規模上日益增大，同時競爭壓力也日益增強，但是仍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分析其原因有二

（1）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人們總是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人均收入的比較上，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要高于農民的人均收入，城市居民還享有福利待遇、醫療保險、住房補貼等政策，而這些政策在農村勞動力身上則不能體現。這種情況使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其次，由于農業價格的波動，土地產出的有限性，農村和城市的收入增長也有很大的差別，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要快于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通過利益比較，離農意識會越來越強，最終會選擇轉移到城市中去務工。

（2）唐納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論認為，人們在進行流動時主要是由于兩種力量的影響，即推力和拉力。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為了提高收入以補貼家庭或個人發展而進行遷移。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是由于遷入地存在吸引人們的力量，如更優的環境、更穩的工資、更好的教育。而遷出地農村環境差、收入低使得農村勞動力在選擇遷移時找到心理成本與機會成本的平衡點。

（二）當前，吉林省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有69.9%的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處于初中階段，主要是由于缺乏人力資本的原因造成的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指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一樣都對經濟快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只重視物質資本而忽視人力資本，那么勞動力在就業中就會出現低技能、少知識的問題，而且他們的擇業輻射半徑就會大大縮短，只能從事一些低層次的體力勞動。同時，由于缺少人力資本，農村勞動力的創新能力不高，適應能力不強，在工作崗位中的提升空間與潛力都很小，也就不利于激勵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三）在外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中，男性人數是女性人數的兩倍，打工者與家庭脫離，導致離婚率上升和青少年犯罪增加，原因有三

（1）當前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經濟發展又好又快，大大推動了社會流動，理性選擇理論認為人們會在不同時期和階段采取理性的行動，來達到利益最大化與目標最優化。農村勞動力如何使家庭的經濟收益最高成為每位農村勞動力的首要選擇。

（2）由于男性農村勞動力單獨外出打工，這就使得他們與家庭脫節。家庭系統論認為：家庭作為最基本的單位而存在，家庭成員在一定的、穩定的環境中發生互動，在心理認同中發展。而互動與心理認同都有一定的平衡機制，當家庭成員出現變動，穩定性會降低，平衡機制被打破，這時整個家庭就面臨解體的風險，如果不能很快地適應這種變動，角色不能快速調試，家庭就會分崩離析。

（3）埃里克森的認同危機理論指出：人的發展與人格的形成都有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一定的順序與任務。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有的家庭留有一位家長，還有的家庭夫妻雙方都離家務工，孩子的教育與社會化成為問題。由于家長的缺失，孩子沒能在不同的階段完成相應的任務，這時孩子會產生“自我疑慮”“孤獨無力”等感覺，不利于孩子的成L，由此青少年的犯罪率也在逐年增加。

（四）吉林省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多在省內，主要通過自行外出與親朋好友的介紹選擇職業，轉移的范圍有限，轉移途徑單一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社會成本較高

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省外，由于文化差異、就業制度不完善又缺少熟人介紹等因素，通常面臨低保障、高風險的社會成本。有的企業打著招工的幌子，騙取女性農村勞動力從事活動。而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搶劫犯罪又成為另一個社會成本。社會治安出現問題。

（五）農村勞動力的社會地位不斷降低、逐漸成為邊緣群體，原因主要是他們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過程中也會受到排斥與歧視

文化震驚理論認為：人們生活在一種文化下，當他們初次接觸、了解其他文化時思想上會產生混亂、心理上也會出現壓力。如果快速適應則會融入到群體當中；如果適應出現問題，則會被邊緣化。目前農村勞動力長期生活在倫理情誼的“熟人社會”中，轉移到城市以后則要面對“陌生人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情往來淡化、自我意識增強都會對農村勞動力帶來文化沖擊，這就導致了邊緣化問題的產生。

（六）農村勞動力培訓機制存在缺陷以及農村勞動力權益無法保障，究其原因有四點

（1）從勞動力市場角度分析：目前農村勞動力每年都在不斷增加，大部分的勞動力都從事體力型工作，由于技術含量低使得農村勞動力價格低廉。培訓機構不愿花費過多的資金來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人數過剩合法權益也會降低。

（2）從法律角度分析：勞動法及其相關法律存在缺陷，當用人單位以犧牲農村勞動力的切身利益來提高自身經濟效益時，法律的懲罰措施不到位。

（3）從農村勞動力自身角度分析：缺少必要的維權意識和法律意識，一旦出現問題，往往不知所措，很少借助集體、相關組織部門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4）從社會保障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也沒有針對農村勞動力的制度。

（七）“短期性”務工形式降低穩定性，原因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對企業缺少心理認同與歸屬感

用工企業由于缺少對企業文化、企業道德、企業形象方面的大力宣傳與培訓，這使得農村勞動力的歸屬感降低。另外，由于農村勞動力擇業自由、流動性和隨意性大，而且農忙時節需要返鄉務農，這就出現了間歇性的就業形式與兼業式的就業形式。

（八）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就業過程中的制度阻礙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限制，戶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指出：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轉移可以平衡勞動力機制，促進勞動力從過剩地區向短缺地區轉移，從而實現收入與待遇的均等。當前，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大量的偏見、排斥與歧視的問題，諸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其次，戶籍制度也導致了城鄉差別，這種農民身份使農村勞動力在享有待遇方面也受到阻礙。

三、結語

目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吉林省農村勞動力在轉移與就業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問題。要針對所提出的問題，運用相關理論詳細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以便于進一步采取措施、政策并加以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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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許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別是農村父母認為，對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養是不明智的投資。在這些父母的認知中，女孩將來要嫁人，對女孩的投資是很少甚至是沒有回報的，因此多數家庭很少對女孩進行教育方面的投資。很多農村女性勞動力沒有受到足夠的教育，而輟學之后大量不夠就業年齡的農村女性勞動力過早地加入勞動力隊伍，由此帶來的短期經濟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棄對女孩的教育，由此導致大多數農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質整體落后于男性勞動力。因此，她們的視野不夠開闊，外出就業的觀念就比較淡薄，就算有外出務工的打算，可供她們選擇的職業也會因為自身技能和素質有限而受到限制，進入城市從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層的職業。

（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農業生產中存在著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兩種相互交織的過程，所以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自然災害和市場失靈的問題。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不健全，沒有完善的保險和信貸體系，在農業生產遭遇自然災害和市場失靈問題時，農村家庭無法從社會保障體系中得到幫助，所以很多家庭為分散風險，會安排部分家庭成員外出打工；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是無法加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一旦沒有獲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則只能以家庭所獲得的農業收入作為支撐。所以，農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規避風險的考慮，會安排部分家庭成員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員留守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家庭成員的性別和年齡不一樣，技能和素質也不一樣，應根據不同家庭成員的比較或相對優勢將家庭內部資源分配到各種活動中。任何在市場上具有某種比較優勢的家庭成員應該完全參與市場，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較優勢的家庭成員則留在家中從事家務勞動。由于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生理上的差異，使得男性勞動力具有從事戶外勞動的比較優勢，而女性勞動力則具有從事以養育子女為主的家務勞動方面的比較優勢。所以，從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發，家庭中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農村男性勞動力會選擇外出打工來增加收入，而農村女性勞動力則選擇留守在家里從事農業生產、照顧老人和養育子女等工作。

（三）勞動力市場的歧視

首先，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不平衡， 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農村勞動力被排斥到了一個與城市居民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上， 只能進入那種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屬勞動力市場。

其次，在勞動力市場中，在某種程度上“重男輕女”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性導致的，社會觀念和習俗的影響很少有企業能夠超脫。比如，在對待兩性勞動力的態度和評價方面，幾乎所有企業都會認為男性勞動力的生產勞動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勞動力，且女性勞動力在到達一定年齡之后就面臨著結婚生子以及照顧家庭的責任。因此，一般情況下多數企業會選擇直接傾向于男性勞動力。雖然兩性勞動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別影響了他們生產力水平的發揮程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更加不可否認的是，重男輕女的觀念甚至是性別歧視的行為在企業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為女性與農民兩個身份的疊加的農村女性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更難獲得就業機會。

三、推動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一） 努力提高農村女性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會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保證義務教育的貫徹實施，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依法保證其按時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特別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導致女生輟學的現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現，全面提高農村女性勞動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證農村女性勞動力接受基礎教育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對農村女性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大部分農村女性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之所以存在就業難的現象是因為她們往往沒有一技之長。因此，政府和社會應針對農村女性勞動力自身特點和市場需求，通過開展各種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村女性勞動力自身素質，增強其市場競爭力。

（二）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免除進城農村勞動力的后顧之憂

在我國當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是農村家庭的惟一失業保障和養老保險。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一日不解決，農村家庭與土地的緊密依存關系必然存在，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實現整體的、徹底的轉移，進而造成農村女性勞動力的轉移難度加大。

（三）消除就業歧視，促進男女平等就業

受傳統觀念以及我國當前社會進步程度的影響，男尊女卑的腐朽觀念依然殘存在社會生活中。因此，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努力建立適應時代要求的新型倫理道德規范，通過開展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培訓等多種形式增強全社會的性別平等意識，消除對農村女性勞動力的偏見和歧視。建立健全保護女性勞動力權益的法律法規，保護女性勞動力的各種權利，在法律層面上消除勞動用工中的性別歧視，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建立城鄉統一、性別平等的勞動力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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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北京市作為中國特大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經濟發展在全國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北京也是農村勞動力凈流入的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為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北京市經濟增長受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非常明顯。本文研究北京市農村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對北京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理論上將更好地推動運用經濟模型分析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模式，在現實上也能為特大城市的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本文將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定義為：農村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部門轉向新興的二、三產業。包括農村就地轉移到二、三產業的人口和流向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的人口；將特大城市的定義為：根據《國家中長期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標準，市區常住非農業人口規模超過500萬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將經濟增長的定義為：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經濟實力的標志。

2.國內外相關研究

關于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均有相關研究。

在國外，劉易斯（Lewis，1954）在農業部門勞動無限供給和工資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描繪了二元經濟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增長情形；喬根森（D.W.Jogenson，1967）認為工資率是隨著資本積累上升和技術進步而不斷提高的。他認為農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前提條件是農業剩余，農業剩余的規模決定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工業部門的發展，進而影響城市工業化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利利安（1982）在其提出的部門轉移理論中強調，產品市場上消費需求的變動會引起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會引起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差異，進而促使勞動力在部門間轉移；Poirson（2000）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要素的再配置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力轉移對人均GDP的貢獻率為年均0.75%；世界銀行（2005）估計，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再配置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潛在收益，如有1%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地區，則導致總體經濟增長0.5%。

國內學者譚崇臺（2001）和劉懷廉（2004）則從著名的“推拉理論”來解釋農村人口流動這一現象；李培林（2003）也指出由于農業收入增長非常緩慢，在農村甚至出現農業收入負增長態勢，這使得農民對種地愈發失去興趣，農民便離開土地流向城市；蔡昉（2005）證明農村勞動力流動不會縮小城鄉差距的原因是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戶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約；在特大城市的發展趨勢方面，劉乃全（2005）從勞動力流動所產生的產業集聚效應、資本和技術要素效應、就業替代效應與競爭效應分析了勞動力轉移對特大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崔傳義（2010）則分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正相關效應。

3.描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圖1可以看出，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在1978-2011年間呈現出上升態勢，根據人口的具體增長情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4年。此階段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略有上升，但整體增長緩慢。原因是由于改革開放后，大城市經濟輻射能力雖增強，但是受戶籍制度等行政制度的制約，人口流動依然存在較大阻力，故勞動力轉移人口增長幅度緩慢。第二階段：1995-2000年。此階段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在波動中快速上升。其中，1995-1999年有一個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亞洲經濟危機影響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意愿也因此受到沖擊，人數略有下滑；1999-2000年是快速上升的一年，由于經濟危機的緩和和新千年城市經濟的重新復蘇，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二、三產業轉移。第三階段：2001-2011年。此階段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迅速提高，增長速度空前。尤其是2009-2010年，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直到2011年城市資源初露飽和現象時才開始放緩。

數據來源：《北京統計年鑒2012》

另外，根據圖1還可以看出，北京市1978年不變價GDP從1978年至2011年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并可以將整個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9年。此階段北京市經濟增長較為平緩，從1978年的108.8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445.1億元，平均增速在7%左右。這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剛開始顯現，經濟增長加速尚不明顯；第二階段：2000-2011年，此階段北京市GDP增長速度加快，從2000年末的507.6億元增長到2168.5億元，平均增速為14%。這十余年間的高速增長表明，我國在二十一世紀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政策穩步推進，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經濟發展環境凈化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力對城市發展的貢獻，推動了北京市經濟在十余年間的高速增長。

4.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4.1 定義變量

本文用1978年不變價GDP來衡量經濟增長，記為GDP=北京市歷年國民生產總值。用Immigrate表示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記為Immigrate=北京市歷年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

為了減小原始數據的波動性，將原始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變量設置為lnimmigrate和lngdp。

4.2 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現象，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對Immigrate和GDP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如表1所示，在5%的顯著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單位根假設，故可以認為，Immigrate和GDP二者均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二者均拒絕單位根假設，說明一階差分變量是平穩的。這說明上述兩變量均為一階單整的。對于非平穩的經濟變量。對于非平穩變量采用傳統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其之間的相關性是不可取的，應采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檢驗。通過E-G兩部協整檢驗結果可知，文中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出于文章版面要求，相關檢驗結果沒再文中列出。

4.3 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說明兩個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證明變量間存在確定性的相互影響關系需要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進行。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國民生產總值（GDP）是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Immigrate）的單向格蘭杰原因；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Immigrate）也是北京市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單向格蘭杰原因。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在理論上證實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北京市作為經濟發達的特大城市，其城市發展和經濟建設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于成千上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所作出的貢獻。

4.4 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構建

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gression Model，VAR）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可以用來描述變量間共同變動的關系，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它常常用于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因素對經濟變量形成的影響。根據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法則判定滯后階數為1，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內為標準誤差，[ ]內為t檢驗值。

4.5 脈沖響應分析

為討論變量間關系，本文利用向量自回歸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即通過比較不同變量的脈沖響應，來判斷變量所受沖擊效果大小，進而判斷變量間互動關系。

根據圖2可以看出，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對北京市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始終為正，且呈上升趨勢。說明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對北京市經濟增長有正向推動作用。在前4期推動作用相對較弱，自第5期開始作用逐漸增強。同樣，北京市經濟增長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斷增強。

5.結論

第一，北京市以國民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增長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增長呈顯著正相關且是其單向格蘭杰原因。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對較小，隨著期數的增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斷加強，并且始終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

第二，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數量的增長與北京市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呈顯著正相關且是其單向格蘭杰原因。由于受投資等原因的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如后者對前者的作用明顯，但趨勢是前者對后者的作用和影響也在不斷加強，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增長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持續且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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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保障；服務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舉措。目前全國各地、從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計擴大勞務輸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農民增收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些矛盾，如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發展，是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為了準確了解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推進情況，找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癥結所在，研究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措施，我們開展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如下：

一、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實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總數199.28萬人，轉移比重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個百分點，新增轉移3.53萬人。其中外出務工98.65萬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個百分點，新增外出2.27萬人。

從年齡結構上看：轉移勞動力中青壯年占絕大多數，并且比重仍呈擴大之勢。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45歲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歲的占60.1%，對7570名勞動力調查后的數據匯總顯示，轉移的勞動力中在25—45歲的共有2797人，占這一年齡段農村勞動力的77.4%；從文化上層次上看：以初中為主。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從技術技能看：轉移勞動力中接受專業技能培訓的比重提高。調查顯示轉移勞動力中實際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人員占33.6%，較上一年增加5.4個百分點。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來，南通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題，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促進農民致富奔小康，對農村經濟作用凸顯。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勞動力價值，近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直接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年均遞增9.0%，高于同期農民收入1.6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緩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進了土地合理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增加了農民收入。總的來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推進比較順利，成效也明顯，但從了解的情況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

二、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剖析

從南通實際情況來看，農村勞動力在移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較多矛盾和制約，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要求進一步提高，加上內外部一些條件的變化，制約因素仍然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當前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技術素質不適應

勞動力素質偏低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內在因素，部分農村勞動力就業期望過高，只愿從事工作輕松，工資待遇高的崗位，而高技術活又沒能力干，這些均導致“許多事沒人干，許多人沒事干”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文化素質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因素。目前，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產業發展，都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增長的勞動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職業技能的工種，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越高，就業崗位就越穩定。隨著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市勞動力素質較過去有所提高。但從整體素質上來看，農村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在轉移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專文化程度占0.9%，在知識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質等方面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非農產業的崗位要求，勞動者素質低下已構成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瓶頸”。

（二）社會保障不到位

總體來看，近年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關懷下，農民工的處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的權益保障現狀仍不容樂觀，不少企業用工欠規范，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勞動力中，農民工月平均工資830元左右，基本從事苦、臟、累工種，勞動強度大，而且工作時間長，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時，其中52%的人沒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時以上，超過了《勞動法》規定的時間，且得不到相應的勞動報酬。有63.2%未簽訂勞動合同，不少企業隨意加班加點，延長勞動時間，增強勞動強度，工資報酬低，部分企業克扣，拖欠職工工資，故意漏繳或少繳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金，進城務工勞動者的個人發展，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對待，他們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沒有得到基本解決，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就業的積極性。

（三）服務體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務不到位。這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負效應產生和放大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是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培訓，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目前政府的這種職能尚待完善。政府還不能比較完全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的基本情況。在公共培訓和技能培訓上，政府部門還沒有特別有效的措施，勞動力培訓未形成一盤棋的局面，培訓機構缺乏，專業設置雷同，缺乏辦學特色，培訓資源不夠集約，這些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針對性措施加以化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就難以加快推進。

在就業制度中，政府還沒有完全把農民納入勞動就業體系，導致農民工有組織外出的比例較低。盡管農村勞務輸出人數的比例較高，但真正有組織轉移的比例并不高，調查顯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務工，正式經親友介紹外出務工的、有組織的（包括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僅占12.7%，這就帶來了工作人員跟蹤管理服務缺位，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同時也不便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相對部分的農村勞動力由于缺乏相關信息，或信息不準以及盲目流動，徒勞往返，蒙受損失。

三、積極推進勞動力轉移的對策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其內在的運行規律和運行機制，其進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是個較長的過程。在全社會總勞動力中，如果以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為初步完成勞動力轉移的標志，那么完成這個過程英國大致用了300年，法國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國、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國是個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比重大的發展中國家，真正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凸顯的一些問題再次表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就是要在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增強轉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負面影響降到較低程度，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促進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進程。為此，當前要進一步端正思想認識，在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各項制度建設、加強綜合管理和服務的同時，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創新農村勞動力轉移及相關工作的思路，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工作的水平。

（一）強化技能培訓，提高綜合素質

加強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全面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然條件，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長久穩定轉移的重要保證。

首先，要健全培訓體系。以現有的教育資源為依托，以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技工學校，黨校為主要陣地，以各種社會辦學力量為補充，盡快構筑起適應南通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的培訓體系，各類培訓機構和辦學力量，要依拖現有辦學資源和條件，盡快辦出特色，提高知名度。其次，推進就業培訓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注重實效為原則，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符合本地實際，符合農民愿望，符合用工單位要求，重點要突出就業指導培訓，農民致富技術培訓，以及與當地行業特點相適應的崗位技能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與勞務輸出相銜接，要瞄準市場需求，主動與勞動力市場掛鉤，發展“訂單”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走專培與代培相結合的道路，要走實用培訓與系統教育相結合的道路，以適應社會經濟建設的需要。

再次，要確保培訓質量，努力提高我市勞動力的層次，使農村勞動力結構由體力型向智力型、專業型、技能型轉變。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鼓勵和幫助農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人力資本力量。要在發揮現有教育培訓資源作用的基礎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訓機構，建設一批農村勞動力培訓示范基地，形成一批優勢專業和特色工種，創立一批勞務培訓和輸出品牌。

（二）規范用工管理，促進維權保障

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當前存在農民就業同工同酬，合法權益沒保障的現象，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針對目前勞務輸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農民工權益保護不利等問題，盡力搞好各項服務，積極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環境。

改善進城農民就業環境。要堅持以人為本，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全面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管理服務工作。重點是加強勞動合同管理，提高簽訂率；規范用人單位工資支付行為，保障勞動者按時足額領取報酬的權利，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轉移勞動力的后顧之憂，逐步擴大社保覆蓋面，將進城的民工和異地轉移勞動力納入社會保險的范圍，建立健全養老，醫療，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強行政執法檢察力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保障農民享受相應的待遇；加大宣傳力度，著力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廣播等各種方式宣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意義、方針政策和典型事例，進一步加深社會對這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關注農村勞動力轉移，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篇（5）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國改革開放政策之后，由于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二三產業或者本地非農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引起的城市和農村經濟和社會狀態發生的變化，被稱為轉移就業效應，這種變化對于社會整體效用來說是提高的，但是具體到某個方面，有正面效應，也可能出現負面效應，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就是要通過人力資本投資避免出現那些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在一個正常的軌道上行駛。

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走出農村轉移到城鎮和本地非農就業，對于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農業規模化經營創造一定的條件，增加了農民的人均收入，為農業和農村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資金。轉移后的就業市場對于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促使農村勞動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主動習得一定的技能，將先進文化和理念帶入農村，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觀念差距。但是由于轉移就業的勞動力多為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所以導致農村人力資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補償機制會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農村的“386199部隊”現象，留守兒童和老人比例過高，農村人口整體人力資本存量下降等問題。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正面效應

(一)轉移就業的收入增加效應

農村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效率較高的二三產業就業，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城鎮組織，都增加了轉移主體的收入。盡管整體的城鄉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但是事實上轉移就業農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轉移就業的工資水平較轉移之前從事農業更高，這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動力，同時也是轉移就業的一個結果。改革開放之前，農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農業生產經營，主要是以糧食作物等實物形式為收入來源，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進程變化，農村居民收入中農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越來越少，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推動農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據統計，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已經由1985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27.4％，農業經營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73.2％下降到2006年的54％。雖然農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但是轉移就業的收入已經成為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規模的擴大，轉移就業收入將成為農村家庭總收入增長的新動力。

據不完全統計，在有外出成員的農戶家庭，戶均外出務工的收入已經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4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人均年收入達到6471元，年均寄帶回家現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勞動力轉移就業收入約為12942億元，年均寄帶回家現金6822億元。這種通過轉移就業實現的資金資本的積累增強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不僅提高了生活質量，而且增加的收入還可以投入農業生產和農村非農產業生產，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

(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效應

勞動力地區之間和產業行業之間的轉移流動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過程的投資，人力資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有利于促進城鄉信息的交流，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通過外出就業、二三產業就業、工作中的培訓和經驗的積累，“干中學”的過程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更為重要的是，在轉移就業過程中，更好地了解了農村之外的城市生活、開闊了眼界，能夠初步打破二元經濟社會造成的落后觀念，樹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品觀、財富觀、效率觀、價值觀、競爭觀、人才觀等現代觀念，有利于二元經濟中社會結構的轉變。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后不僅是收入的增加，資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兩棲人”的特點，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流動還有人力資本的回流示范效應。現有轉移就業的主體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轉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變化，會影響到未轉移的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觀念，加強對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延長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動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訓，也會增加健康投資或者進行遷移投資，從而使得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謂“農民在流動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別人”。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是通過推動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來實現的。由于歷史原因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加快，我國城鎮化的速度遠低于工業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二三產業就業后，不但滿足了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轉移勞動力對基本生活的消費，帶動了城鎮交通運輸、餐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城鎮建設和發展，有助于加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步伐。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有顯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7.3％到1978年的17.9％上升為2008年的45.68％②，而城市化水平的變化伴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步伐，盡管由于歷史原因造成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功不可沒。對照錢納里(1998)的研究結果，我國2008年的人均GDP為3300多美元，應該處于6、7階段的52％一60％之間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國只有45.68％，若根據我國實際80％多的非農產業結構看，城市化率應該在60％以上，但是若根據60％左右的就業結構的非農產業勞動力比重看，城市化率應該在50％左右。可見城市化水平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因此，我國還應該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實現進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據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農從業人員比重變-化，可以計算出2007年我國的城市化與非農從業人員偏離系數為0.40，說明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推動著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進程落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進程。

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高級化變化過程也是經濟增長的過程，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通過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之后，形成農村土地規模相對擴大的效果，以及轉移勞動力寄帶回現金的經濟支撐，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勞動力為代表的生產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動無疑已經提高了要素的生產效率，農村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非農

部門就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得到了認可。據世界銀行統計，就業結構變革的進程為中國1978-1995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而勞動力轉移就業可以解釋16％的GDP增長。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過程中的負面效應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帶來的個體收入增長效應、外溢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效應、整體的經濟增長效應顯示應該大力推進該項工程的進行，然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同時也為移出地和移人地帶來了一些不和諧的方面，會出現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負面效應，應該更為關注這些負面效應，正確分析對待，并盡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來抵御這些負面效應產生的不利影響。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產生移出地的農業發展減緩的　負面效應

由于工業化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特點和人力資本水平導致的能力和素質差異，相對于未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城鎮二三產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資料統計，2006年11891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就業，平均年齡為33.1歲，男性為65.8％，有74.6％的轉移勞動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體見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輕力壯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勞動力轉移的規模比較大，而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是老人(50歲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占44.3％)、兒童(義務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讀書上學，有些兒童過早成為農業勞動力)、婦女(因為孩子和老人要照顧，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女性轉移就業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資本水平較低(55.3％的農業勞動力是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可以想象，這樣的勞動力結構肯定會影響到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這個結論與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并不矛盾，確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高了轉移者個體的收入，也促進了整個經濟的發展，但是對于移出地來說，資源優化配置的屬性使得轉移就業的流動是理性的，但留給移出地的無疑是一種優質資本流出之后的荒涼與無奈。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來越寬松的戶籍政策使得越來越多的轉移勞動力選擇留在城市，寄帶現金數量和資金回流效應已經減弱。

對于移出地的負面作用更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蕪現象，由于現有土地政策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一般不會轉讓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簡單維持，沒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安徽、重慶、湖北等地最為嚴重，一些地區的撂荒率甚至達到20％，總體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間。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后的土地撂荒的現實影響了我國的糧食生產，不利于農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產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應

如此之大規模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到城市勞動力市場，由于能力、技能、素質等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他們只能進入到不穩定、工資水平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受雇于非國有經濟部門或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6年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月收入為1713.86元，而同期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平均月收入為965.38元，后者僅為前者的一半多一點。如果按照小時工資計算，考慮轉移勞動力的加班加點和工作時間的延長情況，則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就更低，僅為4.05元／小時，低于城市勞動力5.7元／小時的平均水平，且每一類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這種比較低的工資還經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勞動權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市場上處于邊緣化的狀態。

轉移的農村勞動不僅就業上受到歧視，生活狀態同樣也不容樂觀。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講究、吃飯可以簡單對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騎車，但住房是個大問題。憑借轉移后只能維持生存的收入，在房價飛速飆升的城市中要想買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遠的城鄉結合帶租住簡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條件比較差，治安較亂，而且逐漸形成了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聚居區，或成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狀態，就連農村勞動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狀態二元教育的影響，不能與城里孩子一樣享受同等資源的受教育權利。

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內部二元分割的狀態中，一方面是比較差的生活質量和艱苦條件，另外還承受著來自鄙視的屈辱，文化娛樂本身的匱乏和法制觀念的淡漠，經常出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擾亂社會治安甚至違法事件。有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對城市就業的影響，是通過增加一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增加二級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共同作用形成。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在為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確實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對城鎮勞動力的就業狀態和工資收入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城市原來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而且對于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影響大于就業率影響，城市勞動力會降低保留工資而不是放棄就業，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沒有對城市中高收入階層造成影響，說明轉移就業活動將會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差距更大，會產生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城市二元分割現象。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導致差距擴大效應

盡管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對于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同時和各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有一定的關系，在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與各種收入差距關系上，學者們也有著不盡相同的研究結論。

1.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效應。如前所述，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轉移的個體有收入增加作用，這種效應同時會增加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貧窮的農村地區。富裕地區中轉移的勞動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貧困地區的轉移勞動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二三產業的就業，在鄉鎮企業或者城鎮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工資收入。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6年轉移就業農村勞動力工資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長17％，對農村居民純收入增加總量的貢獻率為60％。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地區的收入差距擴大應該源自于各地區之間、各家庭之間、各勞動力之間所獲工資性收入的差異。

2.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由于我國嚴重的勞動力市場分割，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二三就業，對一級勞動力市場基本不產生影響(當然，可能會因為一些社會管理問題而產生管理崗位，會增加對一級市場勞動力的需求，工資會更高)。工資等薪酬是勞動力市場價格的體現，既然是價格，就會受到供給的影響，由于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增加了分割狀態的二級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造成城市非技術工人的工資率下降，從而會擴大原有的一級與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差別，形成城鎮組內收入差距的擴大效應。

3.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我國每年新增的轉移農村勞動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業，這種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于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影響是復雜的。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對移入省做出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正如經濟學家厲

以寧教授所言“沒有廣大農民工的南下和東進，沿海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得如此之快”。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經濟發達的東部就業，極大地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的增長，相應地導致東西部地區差距的擴大。我國地區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擴大，隨著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總體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從0.12上升到0.21。由于農業更易受到自然變化等非人為因素的影響，農村的地區收入差距大于城鎮的地區收入差距，且波動更為明顯。城鄉收入差距是總體地區收入差距形成和變動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區，其內部的地區差距越大，西部地區的內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解釋，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向二三產業就業能夠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同時降低或者抑制二三產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環縮小城鄉差距，抑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進而達到二元向一元的轉化。然而我國的城鄉差距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擴大同時在發生，學者的實證分析也證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沒有縮小城鄉差距，并沒有實現理論預期的效果。我國勞動力大規模鄉城流動與城鄉差距同時擴大是個“理論悖論”。

篇（6）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舉措。目前全國各地、從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計擴大勞務輸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農民增收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些矛盾，如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發展，是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為了準確了解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推進情況，找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癥結所在，研究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措施，我們開展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如下：

一、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實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總數199.28萬人，轉移比重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個百分點，新增轉移3.53萬人。其中外出務工98.65萬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個百分點，新增外出2.27萬人。

從年齡結構上看：轉移勞動力中青壯年占絕大多數，并且比重仍呈擴大之勢。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45歲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歲的占60.1%，對7570名勞動力調查后的數據匯總顯示，轉移的勞動力中在25―45歲的共有2797人，占這一年齡段農村勞動力的77.4%；從文化上層次上看：以初中為主。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從技術技能看：轉移勞動力中接受專業技能培訓的比重提高。調查顯示轉移勞動力中實際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人員占33.6%，較上一年增加5.4個百分點。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來，南通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題，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促進農民致富奔小康，對農村經濟作用凸顯。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勞動力價值，近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直接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年均遞增9.0%，高于同期農民收入1.6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緩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進了土地合理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增加了農民收入。總的來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推進比較順利，成效也明顯，但從了解的情況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

二、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剖析

從南通實際情況來看，農村勞動力在移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較多矛盾和制約，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要求進一步提高，加上內外部一些條件的變化，制約因素仍然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當前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技術素質不適應

勞動力素質偏低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內在因素，部分農村勞動力就業期望過高，只愿從事工作輕松，工資待遇高的崗位，而高技術活又沒能力干，這些均導致“許多事沒人干，許多人沒事干”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文化素質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因素。目前，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產業發展，都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增長的勞動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職業技能的工種，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越高，就業崗位就越穩定。隨著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市勞動力素質較過去有所提高。但從整體素質上來看，農村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在轉移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專文化程度占0.9%，在知識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質等方面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非農產業的崗位要求，勞動者素質低下已構成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瓶頸”。

（二）社會保障不到位

總體來看，近年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關懷下，農民工的處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的權益保障現狀仍不容樂觀，不少企業用工欠規范，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勞動力中，農民工月平均工資830元左右，基本從事苦、臟、累工種，勞動強度大，而且工作時間長，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時，其中52%的人沒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時以上，超過了《勞動法》規定的時間，且得不到相應的勞動報酬。有63.2%未簽訂勞動合同，不少企業隨意加班加點，延長勞動時間，增強勞動強度，工資報酬低，部分企業克扣，拖欠職工工資，故意漏繳或少繳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金，進城務工勞動者的個人發展，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對待，他們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沒有得到基本解決，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就業的積極性。

（三）服務體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務不到位。這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負效應產生和放大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是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培訓，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目前政府的這種職能尚待完善。政府還不能比較完全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的基本情況。在公共培訓和技能培訓上，政府部門還沒有特別有效的措施，勞動力培訓未形成一盤棋的局面，培訓機構缺乏，專業設置雷同，缺乏辦學特色，培訓資源不夠集約，這些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針對性措施加以化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就難以加快推進。

在就業制度中，政府還沒有完全把農民納入勞動就業體系，導致農民工有組織外出的比例較低。盡管農村勞務輸出人數的比例較高，但真正有組織轉移的比例并不高，調查顯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務工，正式經親友介紹外出務工的、有組織的（包括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僅占12.7%，這就帶來了工作人員跟蹤管理服務缺位，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同時也不便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相對部分的農村勞動力由于缺乏相關信息，或信息不準以及盲目流動，徒勞往返，蒙受損失。

三、積極推進勞動力轉移的對策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其內在的運行規律和運行機制，其進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是個較長的過程。在全社會總勞動力中，如果以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為初步完成勞動力轉移的標志，那么完成這個過程英國大致用了300年，法國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國、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國是個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比重大的發展中國家，真正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凸顯的一些問題再次表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就是要在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增強轉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負面影響降到較低程度，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促進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進程。為此，當前要進一步端正思想認識，在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各項制度建設、加強綜合管理和服務的同時，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創新農村勞動力轉移及相關工作的思路，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工作的水平。

（一）強化技能培訓，提高綜合素質

加強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全面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然條件，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長久穩定轉移的重要保證。

首先，要健全培訓體系。以現有的教育資源為依托，以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技工學校，黨校為主要陣地，以各種社會辦學力量為補充，盡快構筑起適應南通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的培訓體系，各類培訓機構和辦學力量，要依拖現有辦學資源和條件，盡快辦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進就業培訓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注重實效為原則，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符合本地實際，符合農民愿望，符合用工單位要求，重點要突出就業指導培訓，農民致富技術培訓，以及與當地行業特點相適應的崗位技能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與勞務輸出相銜接，要瞄準市場需求，主動與勞動力市場掛鉤，發展“訂單”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走專培與代培相結合的道路，要走實用培訓與系統教育相結合的道路，以適應社會經濟建設的需要。

再次，要確保培訓質量，努力提高我市勞動力的層次，使農村勞動力結構由體力型向智力型、專業型、技能型轉變。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鼓勵和幫助農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人力資本力量。要在發揮現有教育培訓資源作用的基礎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訓機構，建設一批農村勞動力培訓示范基地，形成一批優勢專業和特色工種，創立一批勞務培訓和輸出品牌。

（二）規范用工管理，促進維權保障

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當前存在農民就業同工同酬，合法權益沒保障的現象，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針對目前勞務輸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農民工權益保護不利等問題，盡力搞好各項服務，積極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環境。

改善進城農民就業環境。要堅持以人為本，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全面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管理服務工作。重點是加強勞動合同管理，提高簽訂率；規范用人單位工資支付行為，保障勞動者按時足額領取報酬的權利，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轉移勞動力的后顧之憂，逐步擴大社保覆蓋面，將進城的民工和異地轉移勞動力納入社會保險的范圍，建立健全養老，醫療，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強行政執法檢察力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保障農民享受相應的待遇；加大宣傳力度，著力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廣播等各種方式宣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意義、方針政策和典型事例，進一步加深社會對這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關注農村勞動力轉移，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三）活躍就業形式，拓展轉移渠道

篇（7）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世界各國實現工業化進程中的基本規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始終沒有間斷過，且已發生了流轉，出現了流轉經常化、流轉區域分散化、流轉行業多元化、流轉主體代際化等現象（，2010）。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顯示，2009年中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2978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較1985年增長了16264.5萬人，增幅達242.3%。然而，2009年的中國農村人口仍有71288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3.4%，尚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未能實現充分就業。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仍是目前及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一、相關研究回顧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這引起了國內外大量學者的關注，并為此進行了大量研究。系統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要屬Lewis（1954）提出的著名“二元經濟”結構下的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幾乎為零，工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明顯高于農業，這就促使農業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為止。Rains和Fei（1961）對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進行修正并建立了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強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保證工業部門擴展和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必要條件。

基于以上勞動力轉移理論，大量研究人員對教育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得出，教育雖然不是引發和決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原因，但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已有的研究理論中，多數學者認為教育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具有正向作用（陳玉宇、邢春冰，2004；盛來運，2007），能夠增強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動機和能力（朱農，2005；程名望、史清華，2006），并能有效提高其參與非農就業的概率（李實，2001）。具體來說，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會使得一個人在工業部門工作的機會分別增加2.2%、3.2%和1.5%（陳玉宇、邢春冰，2004），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增加0.3個百分點，從事非農活動的可能性就會上升2.2個百分點（Johnson，2003）。

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如此顯著的促進作用主要得益于兩個方面，一是教育可以降低尋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增加就業的可能性，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成本和心理貼現率減小；二是教育能夠為雇主提供勞動力能力的信號，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遷移者更容易被雇傭，也比較容易從事收入水平較高的非農產業，實現從農村向城鎮的遷移，而且大大增強了非農就業的穩定性（張林秀等，2000）。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受過更好教育的人更愿意從事農業，非農勞動參與率低。與正規教育相對應的是職業技能培訓，大量研究證實，專業技能培訓能夠彌補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任國強，2004），大大提高其非農就業的機會（盛來運，2007）。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在不同地區有著明顯差異，二者在中國有著怎樣的關系呢？基于現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并借鑒早期研究者的經驗，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投資、人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教育因素，并引入人均加以控制，來檢驗教育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

二、模型構建與實證檢驗

1、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計量模型，將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作為自變量，把人均GDP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為消除不同計量單位可能產生的異方差，采用雙對數模型，對等式兩邊的所有變量取對數，具體模型如下：

LnLt=?琢+?茁1LnRHt+?茁2LnGDPt+?滋t （1）

式中，下標t表示第t年；RH表示農村人力資本存量；GDP表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滋t表示隨機誤差項。為了考慮各自變量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長期影響，故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自變量的滯后項，滯后階數將根據估計結果的優劣進行確定：

2、變量分析與數據來源

第一，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因計算標準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本文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是由總的農村勞動力資源數減去農村人口中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得出，由于統計指標變化，2006―2009年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與前面的計算方法有所不同，其中2008、2009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用當年總的農民工數量代替，2006、2007年的農村勞動力數量是臨近5年農村勞動力數量加權平均值。數據來自1986―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國家統計局2009統計公報》和《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單位：萬人）。

第二，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是由農村總的勞動力數量乘以各種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再與教育折算系數相乘得出，公式表示如下：

（3）式中，下標t表示第t年，i表示第i個受教育程度；P表示農村勞動力數量；Q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漬表示教育折算系數。關于教育折算系數，胡永遠、周曉和李勛來進行過討論。胡永遠設定的教育折算系數如下：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為1，小學為1，初中為1.2，高中為1.4，大專及大專以上為1.6；周曉等則分別定為1、1.07、1.254、1.308、1.643；李勛來等設定為l、1.1、1.2、1.4、1.6，它們之間的差距非常小。本文計算農村人力資本存量采用了李勛來測算的教育折算系數。數據來自1986―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

第三，國內生產總值。剔除了價格因素的影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數據來自1986―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單位：元）。

3、實證分析

對不同樣本期間內的模型（2）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估計，刪減不顯著變量，最終得到表1所示的結果。從各估計結果的F值以及調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總體擬合效果較好；人力資本存量的系數估計值都在5%顯著水平上，且通過了t檢驗，說明模型的估計值比較顯著，即人力資本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關系。

從所有的估計值來看，人力資本總體上對農村勞動力轉移起明顯的推動作用。大樣本期間的估計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存量對農村勞動力轉移起促進作用，不同的滯后期，起到的作用存在差異。但總的來看，推動作用大于不利影響。從兩個子樣本的估計結果發現，人力資本系數的估計值均顯著為正，說明樣本期間人力資本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有正相關關系；但估計值也存在差異，1995―2009年間的人力資本的推動作用就大于1985―2000年間人力資本的作用。

從掌握的經濟發展數據可以得知，近期子樣本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另一子樣本，這說明人力資本促進作用的發揮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力資本的促進作用就越明顯。1985年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不斷增加，第二、三產業繁榮起來，為我國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拉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體力勞動者的需求量不斷縮減，技術勞動力的需求量會迅猛增加，而技術勞動力又體現在人力資本存量水平上，這就解釋了人力資本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因此人力資本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是需求決定型的市場。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1985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教育投資使得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從而提升了農村的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使大量農村勞動力能夠適應較高要求的職業，大大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然而，人力資本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力資本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越容易發揮出來；反之，則人力資本的促進作用不大，甚至有不利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與結論，要加快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我們應做到以下兩點。一是增加教育投資。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成為經濟發展重點的形勢下，要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資力度，提升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從而使其具備轉移的主觀條件。

二是優化教育投資結構。加大教育投資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由于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程度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盲目增加教育投資額度，同時要注意教育投資結構。因此，增加正規教育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增加在短期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有顯著作用的職業技能培訓的投資，改革農村的教育制度，確保農村教育的質量。

（注：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BJY068。）

【參考文獻】

[1] ：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勞動力流轉與政府政策調試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2] Lewis,W.A：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

篇（8）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舉措。目前全國各地、從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計擴大勞務輸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農民增收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些矛盾，如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發展，是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為了準確了解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推進情況，找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癥結所在，研究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措施，我們開展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如下：

一、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實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總數199.28萬人，轉移比重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個百分點，新增轉移3.53萬人。其中外出務工98.65萬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個百分點，新增外出2.27萬人。

從年齡結構上看：轉移勞動力中青壯年占絕大多數，并且比重仍呈擴大之勢。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45歲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歲的占60.1%，對7570名勞動力調查后的數據匯總顯示，轉移的勞動力中在25—45歲的共有2797人，占這一年齡段農村勞動力的77.4%；從文化上層次上看：以初中為主。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的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從技術技能看：轉移勞動力中接受專業技能培訓的比重提高。調查顯示轉移勞動力中實際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人員占33.6%，較上一年增加5.4個百分點。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來，南通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題，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促進農民致富奔小康，對農村經濟作用凸顯。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勞動力價值，近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直接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年均遞增9.0%，高于同期農民收入1.6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緩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進了土地合理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增加了農民收入。總的來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推進比較順利，成效也明顯，但從了解的情況看，南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

二、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剖析

從南通實際情況來看，農村勞動力在移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較多矛盾和制約，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要求進一步提高，加上內外部一些條件的變化，制約因素仍然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當前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技術素質不適應

勞動力素質偏低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內在因素，部分農村勞動力就業期望過高，只愿從事工作輕松，工資待遇高的崗位，而高技術活又沒能力干，這些均導致“許多事沒人干，許多人沒事干”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文化素質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因素。目前，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產業發展，都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增長的勞動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職業技能的工種，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越高，就業崗位就越穩定。隨著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市勞動力素質較過去有所提高。但從整體素質上來看，農村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在轉移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專文化程度占0.9%，在知識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質等方面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非農產業的崗位要求，勞動者素質低下已構成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瓶頸”。

（二）社會保障不到位

總體來看，近年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關懷下，農民工的處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的權益保障現狀仍不容樂觀，不少企業用工欠規范，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據抽樣調查顯示，在轉移勞動力中，農民工月平均工資830元左右，基本從事苦、臟、累工種，勞動強度大，而且工作時間長，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時，其中52%的人沒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時以上，超過了《勞動法》規定的時間，且得不到相應的勞動報酬。有63.2%未簽訂勞動合同，不少企業隨意加班加點，延長勞動時間，增強勞動強度，工資報酬低，部分企業克扣，拖欠職工工資，故意漏繳或少繳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金，進城務工勞動者的個人發展，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對待，他們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沒有得到基本解決，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就業的積極性。

（三）服務體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務不到位。這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負效應產生和放大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是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培訓，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目前政府的這種職能尚待完善。政府還不能比較完全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的基本情況。在公共培訓和技能培訓上，政府部門還沒有特別有效的措施，勞動力培訓未形成一盤棋的局面，培訓機構缺乏，專業設置雷同，缺乏辦學特色，培訓資源不夠集約，這些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針對性措施加以化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就難以加快推進。

在就業制度中，政府還沒有完全把農民納入勞動就業體系，導致農民工有組織外出的比例較低。盡管農村勞務輸出人數的比例較高，但真正有組織轉移的比例并不高，調查顯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務工，正式經親友介紹外出務工的、有組織的（包括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僅占12.7%，這就帶來了工作人員跟蹤管理服務缺位，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同時也不便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相對部分的農村勞動力由于缺乏相關信息，或信息不準以及盲目流動，徒勞往返，蒙受損失。

三、積極推進勞動力轉移的對策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其內在的運行規律和運行機制，其進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是個較長的過程。在全社會總勞動力中，如果以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為初步完成勞動力轉移的標志，那么完成這個過程英國大致用了300年，法國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國、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國是個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比重大的發展中國家，真正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凸顯的一些問題再次表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就是要在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增強轉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負面影響降到較低程度，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促進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進程。為此，當前要進一步端正思想認識，在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各項制度建設、加強綜合管理和服務的同時，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創新農村勞動力轉移及相關工作的思路，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工作的水平。

（一）強化技能培訓，提高綜合素質

加強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全面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然條件，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長久穩定轉移的重要保證。

首先，要健全培訓體系。以現有的教育資源為依托，以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技工學校，黨校為主要陣地，以各種社會辦學力量為補充，盡快構筑起適應南通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的培訓體系，各類培訓機構和辦學力量，要依拖現有辦學資源和條件，盡快辦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進就業培訓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注重實效為原則，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符合本地實際，符合農民愿望，符合用工單位要求，重點要突出就業指導培訓，農民致富技術培訓，以及與當地行業特點相適應的崗位技能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與勞務輸出相銜接，要瞄準市場需求，主動與勞動力市場掛鉤，發展“訂單”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要走專培與代培相結合的道路，要走實用培訓與系統教育相結合的道路，以適應社會經濟建設的需要。

再次，要確保培訓質量，努力提高我市勞動力的層次，使農村勞動力結構由體力型向智力型、專業型、技能型轉變。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鼓勵和幫助農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人力資本力量。要在發揮現有教育培訓資源作用的基礎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訓機構，建設一批農村勞動力培訓示范基地，形成一批優勢專業和特色工種，創立一批勞務培訓和輸出品牌。

（二）規范用工管理，促進維權保障

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當前存在農民就業同工同酬，合法權益沒保障的現象，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針對目前勞務輸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農民工權益保護不利等問題，盡力搞好各項服務，積極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環境。

改善進城農民就業環境。要堅持以人為本，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全面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管理服務工作。重點是加強勞動合同管理，提高簽訂率；規范用人單位工資支付行為，保障勞動者按時足額領取報酬的權利，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轉移勞動力的后顧之憂，逐步擴大社保覆蓋面，將進城的民工和異地轉移勞動力納入社會保險的范圍，建立健全養老，醫療，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強行政執法檢察力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保障農民享受相應的待遇；加大宣傳力度，著力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廣播等各種方式宣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意義、方針政策和典型事例，進一步加深社會對這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關注農村勞動力轉移，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篇（9）

從轉移的行業看，這些勞動力由于80％都是初中及小學文化，文化素質較低，一般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采掘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簡單的手工和體力勞動，屬于低層次的轉移。其中70％的人屬于季節性流動，農忙的時候在家務農，農閑時才出去務工；只有30％的人長年外出打工。從轉移的方向看，季節性流動的主要以省內為主，長期外出打工的有60％以上在省外務工。從年齡結構看，年齡在26―35歲的勞動力人員比重最高，達65％。這是因為年輕人大多不愿呆在農村，通過進城務工的途徑體驗城市生活，而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自然以40歲以上的人居多。從收入狀況看，往年收入增加、今年以來有所減少。轉移就業收入減少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企業開工減少和部分企業工資下降。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問題

1　鎮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還不高。全鎮適合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第三產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勞動力的容量還不夠，不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2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還處于盲目、自發階段。由于我鎮的農村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組織化程度偏低，大部分農民工外出務工主要是自發外出和通過家庭成員、親戚或同村村民帶出這些途徑，因此，盲目性和無序性較大，職業穩定性差，就業往往缺乏可持續性和確定性，缺乏有效引導，難以形成合力。而且由于沒有勞動力流動中介組織介紹，勞動力需求信息渠道不暢，農村勞動力很難針對自身特點選擇合適的就業機會，也難以獲得較高的經濟報酬。另外，大多數人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他們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3　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缺乏就業技能。我鎮農村富余勞動力中大部分是初中畢業生，有些只具備小學文化，整體素質偏低，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有限，大多數無專業技術特長，難以向非農領域和第三產業轉移。隨著城市失業人口的增加，在與城市下崗工人的競爭中農民工往往出于不利地位，大多只能從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粗重體力活，例如建筑施工、道路、橋梁建設、搬遷裝卸的體力勞作以及餐飲、娛樂等服務生的簡單工作，這些工作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工資待遇低、勞動醫療保障差、安全系數小、社會地位低。這些原因使農民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三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和建議

1　進行農業深度和廣度開發，在農業內部吸收和容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要加快推進農村產業化經營。農村產業化經營，實行農工商、產加銷一體化，對于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很大的潛力。一是大規模開發生產基地，依托現有的各類農產品生產基地，進一步扶持“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把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緊密連接起來，全面引進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帶動千家萬戶從事專業化生產，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二是要切實把第三產業作為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個重要領域，培育新的就業崗位，加快剩余勞動力向農村流通服務、交通運輸第三產業轉移，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渠道。三是通過興辦農產品加工企業，容納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并通過對加工的農產品進行銷售轉移剩余勞動力加快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步伐。

篇（10）

關鍵詞：資本增長 產業結構 勞動力轉移

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國的人口流動率極低。然而改革開放之后，的推行，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問題，農村人口擁有了自由支配勞動力的權利。隨著非農產業的快速增長，城市勞動密集型企業對資源的大量需求，產生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趨勢。本文試圖從資本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兩個角度來系統論述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狀況，進一步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提出相關對策。

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技術變革和產業升級的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地區間的勞動力流動會促進生產要素的充分組合，從而極大的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人數不到勞動力總數的40%。是什么原因影響了農業勞動力轉移？勞動力的轉移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

國外在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中，最初的研究成果是美國經濟學家W.A.Lewis創立的勞動力流動與兩部門結構發展模型。他認為農村部門存在“零值”勞動力，即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為零，只要工業部門提供高于農業平均收入的工資，就會獲得源源不斷的農村勞動力的供給。一旦剩余勞動力消除，勞動力就會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變得稀缺。基于“理性選擇”、“生產要素流動性”、“效用最大化”等假設，新古典學派揭示了現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勞動力流動現象，解釋了勞動力流動來源于地區之間的福利水平差異。M.Todaro建立的城鄉勞動力轉移模型，考慮了城市失業的存在，從而補充了劉易斯模型。他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基于“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的依據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城鄉實際工資差距；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綜上，劉易斯、托達羅關于勞動力轉移的經典模型以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前提，認為勞動力的轉移是無障礙的，這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城鄉勞動市場分割及勞動力轉移障礙是不相合的。D.Jorgenson從宏觀消費結構變動的角度分析得出，農業人口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關鍵原因在于消費結構的變化，是農村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斯塔克的新遷移經濟學理論認為，遷移決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個人行為主體單獨作出的，而是由相互關聯的人所構成的較大的單位—比較典型的就是家庭作出的。

國內在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研究中，大多是從勞動力轉移的歷史背景、轉移狀況、影響轉移的因素及轉移所帶來的影響等方面著手分析。在建國之初，國家為了保證農業優先發展，通過戶籍制度和就業雙重管制把勞動力圍堵在農村。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勞動力的限制，勞動力大量向城市涌入。針對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的嚴峻形式，農業部課題組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指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是，在發揮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基礎上加速城鎮化進程。劉建進（2002）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是影響勞動報酬的關鍵因素，并且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大。苗瑞卿等（2004）對托達羅模型作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揭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是改革戶籍制度和提高人力資本。程名望（2009）運用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分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個人微觀決策機理及其影響因素，認為農民工是理性的，他們是以收益最大化來決定自己的轉移行為。

當前國內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還處在發展階段。以前的研究涉及到了勞動力轉移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因素的影響及個體理性等方面。本文將修正后的劉易斯模型作為研究理論基礎，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考察了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人口增長與工業存量的增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模型建立及理論分析

一國經濟在它的生命周期過程中由欠發達向成熟階段過渡，通過增長規律或資本積累規律的變化表現出來。只要經濟仍處于不發達或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農業部門就是工業化和增長過程所需要的人力、食物和原料的主要來源。隨著完全商業化的出現，經濟的二元特征就萎縮了，農業部門的使命就完成了，這時注意力轉移到了工業部門。為了將這樣一種經濟的增長規律同經濟欠發達階段的增長規律對比，需要集中考慮資本積累、人口增長及技術革新這種重要的“三位一體”在兩種場合的不同作用。根據Ranis. G的分析思路，本文構建以下模型：

以上方程式A與經濟欠發達階段相聯系，方程式B與經濟成熟階段相聯系。將方程式右邊的變量看成外生變量，左邊的變量看成內生變量。首先考察方程式A，描述了二元欠發達經濟的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吸收方程式。此階段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盡可能迅速的將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方程右邊的ηk表示工業資本積累，B表示勞動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J表示技術創新，方程左邊的ηw表示實際工資增長速度，ηL表示勞動力吸收速度。方程指出，工業資本積累、技術革新及勞動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在因果關系上決定著實際工資增長和勞動力吸收速度。

方程式B表示二元成熟經濟的工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方程式。這里人口增長ηL和技術革新（Bk，J）被看作外生變量，它們在因果關系上決定著內生變量，即資本增長率ηk和利潤增長率ηπ。將上述兩個方程聯立，表示了生命周期兩個階段存在一種結構上的對稱性。

方程式B的經濟意義與成熟經濟增長的停滯主義論點是一致的。該論點基本承認資本在富裕社會是一種豐富的生產要素，人口增長和創新活動的外生力量有逐漸減弱的危險，而這二者對于提供充足的投資機會和防止利潤率下降是必不可少的刺激。上述觀點與經濟欠發達階段形成鮮明對比，方程式A中，資本被看作是稀缺的要素。在這種經濟中，低水平的儲蓄和技術革新能力成了阻止剩余勞動力完全被吸收到生產活動中去的瓶頸因素。

上述兩個方程也表明，由外生變量的數量變化而產生的影響，將通過要素中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數量調整而被吸收。在經濟欠發達階段，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對于防止要素的價格調整起著緩沖作用，保證了資本積累和技術革新的數量變化，完全落在要素數量的調整即勞動力吸收上。另一方面，在經濟的成熟階段，人口增長和技術革新的波動影響，不僅被要素數量，而且還被要素價格的調整所吸收。

縱觀本模型的理論分析，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隨著一國經濟水平的變動而發生變化。在二元欠發達經濟階段，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而較低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革新水平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部門的轉移，而勞動力實際工資不變。當經濟處于較發達水平時，資本積累比較充足，此時人口增長和技術變革同時影響勞動力轉移和勞動力實際工資水平。模型的結論為我們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兩個有待檢驗的問題：一是資本積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實證檢驗及結果說明

（一）分析方法與變量設置

模型1檢驗總體經濟增長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被解釋變量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解釋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模型2檢驗各產業經濟增長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被解釋變量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解釋變量為農業部門、工業部門、建筑業及服務業的GDP。本文選擇的模型為多元對數線性回歸模型，所估計的系數恰好是變量之間的彈性系數，反映了被解釋變量的增長與解釋變量增長的關系，適合長期的時間序列數據。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只分析了資本增長與產業結構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而沒有實證分析技術進步的影響。計量模型結果如下：

模型1：LnL=β+β1LnGDP+ε

模型2：LnL=β+β1Lnigdp+β2Lnagdp +β3Lnsgdp+β4Lncgdp+ε

模型1中L表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GDP表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模型2中agdp表示農業生產總值，igdp表示工業生產總值；cgdp表示建筑業生產總值，sgdp表示服務業生產總值。

（二）數據來源

為全面反映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資本增長、產業結構的關系，本文選取了中國國內1978-2010年的城鄉就業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以此來推導確定每年勞動力轉移數量（本文勞動力轉移的口徑定義為：到外鄉就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力，或雖未發生地域性轉移，但在本鄉非農產業就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力）。反映資本增長的指標GDP以及反映產業結構的指標農業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建筑業生產總值、服務業生產總值等變量，其數據來源于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三）回歸結果分析

運用EVIEWS6.0對模型1、2進行OLS估計，結果如下：

見表1，模型1的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解釋變量的系數是顯著的。當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時，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增加0.395%，表明1978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對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力轉移有促進作用。

見表2，模型2 的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解釋變量的系數都是顯著的。當農業生產總值每增加1%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數量增加1.88%。表明當農業生產水平提高時，剩余勞動力可以自由的向其他部門流動。當工業生產水平每增加1%時，勞動力轉移數量增加1.85%。表明隨著工業產能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參與生產。當建筑業生產總值每增加1%時，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增加0.2997%。當服務業生產總值每增加1%時，農村勞動力剩余增加0.90%，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加速勞動力的轉移。

結論

綜上所述，貧困問題是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之一，而貧困的根源又在于較多的人口占有較低的要素生產率及不合理的制度，從而決定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本文按照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經濟發展脈絡，分析得出資本增長和產業結構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原因。

（一）累積資本增長促進勞動力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累積資本增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特別是城鎮經濟的迅猛發展，知識、技術更新速度不斷加快，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支持其不斷擴大的規模，使得城鎮的就業需求增加，從而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形成了拉力。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農村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就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的素質不匹配。因此，農村人力資本及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保障。此外，我國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將農村義務教育投資由省級財政統籌解決。大量職業技術學校得到資助，國民的教育水平得到普及并逐步提高。農村勞動力擁有了一定的專業技能，使得他們有機會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可以自由選擇其它職業來改善生活，從而推動了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

（二）產業結構升級推動勞動力轉移

不同產業的快速發展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有重大影響。由實證分析得知，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轉移呈正向關系，表明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促使更多勞動力有條件走出農村，轉移到農村非農產業或城鎮；工業經濟增長和服務業經濟增長與勞動力轉移呈正向關系，因為伴隨著工業化和服務業的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從而帶來勞動力的快速流動。建筑業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轉移呈顯著正向關系，隨著我國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對建筑業勞動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且該行業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能要求不高，這使得他們必然以建筑業作為主要的就業去向。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不斷推進，伴隨著技術的革新，各行各業必然會增加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加速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政策建議

（一）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

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研究可知，加快城市化發展、順應工業化趨勢、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配置是解決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根本出路。隨著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必然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轉移。同時，由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們的需求從物質水平上升到精神水平，必然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發展。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比較滯后，一方面對勞動力轉移的就業空間與地域的選擇有了較大限制；另一方面，對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順利推進形成了一定的制約。服務業作為新興產業，擁有足夠的發展潛力，且對于勞動力的專業技能要求不是很高，對于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二）調整產業結構，使區域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由于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各異，相關部門應抓住其資源優勢，發揮地方資源的比較優勢，發展地區特色產業，使地區產業具有不可復制性。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部分地區的傳統產業由于缺乏創新，已經不適應經濟的發展要求以及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感了。因此，加快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是促進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在最近一段時期，第三產業由于對勞動力的專業要求不高，同時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第三產業得以迅速發展，在未來的若干年，第三產業將成為我國吸收新成長勞動力的主要領域。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整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環節，同時也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了條件。

（三）發揮政府職能，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

政府職能應該建立在市場經濟前提下，利用“看不見的手”來有效調節資源配置，消除一些針對農民的不平等政策，如戶籍制度等。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由于一些不平等政策的存在，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以戶籍制度為例，建立在這一制度上的就業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等造成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嚴重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因此消除類似制度因素對勞動力專一的約束，會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統一。此外，政府應營造有利于勞動力轉移的軟硬環境，硬件方面主要是加強農村交通設施建設，方便勞動力的出行；軟件方面主要是拓寬進城務工途徑、加強相關法制法規建設，保證農村勞動力的合法利益。最后，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一直困擾著廣大人民，政府應盡快出臺相關合理政策，既不損害農民的利益，又能使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實現自由流動。

（四）加強小城鎮建設，發展地區經濟

在城鎮化進程中，勞動力傾向于向經濟高度發展的城市轉移，如北京、上海、廣州等。這種密集型的勞動力轉移，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承受負擔，影響了當地的教育水平和交通秩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勞動力轉移的空間距離，從而加大了交易費用。通過大力發展小城鎮建設，可以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范圍，更便利的安置剩余勞動力。小城鎮建設過程中，可以大力改造傳統農業，優化產業布局，努力發展特色農業經濟，為新農村建設打下基礎。

（五）加大教育力度，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

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義務教育才剛剛起步，目前農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這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和部分服務業部門的流動，而只能長期從事最簡單的體力勞動。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產業已經不適應經濟的發展需求了，我國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歷史必然性，因此大部分農民工承受著失業的威脅。鑒于此，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職業教育水平，使更多的勞動力可以接受專業的技能培訓，從而適應現代技術的革新。

（六）政府應加大關注力度，完善流動人口的就業信息系統建設

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政府勞動就業部門應關注和幫助從農村轉移進來的流動待就業人口。加強城市勞動力就業信息系統的建設，將流動人口納入城市就業工作的規劃和調控中來，及時更新城市中未就業人員的信息。從就業信息系統中，搜集農民就業的特點進行集中管理，然后與用人單位進行匹配，實時公布勞動力需求信息，實現勞動力供需的動態管理。城市就業信息系統的完善，可以有效解決城市流動人口過多的問題，保證轉移到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能得到妥善安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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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含義的分析

所謂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是轉移農業勞動力，進行第二、三產業結構的勞動力轉移優化。隨著國家城市化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城市范圍的逐漸轉移，這是我國市場經濟運作的一種趨勢。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常見的現象，這是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優化的一種標志。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模塊的分析，可以保證當下的工業經濟的穩定運行，這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優化的一種途徑。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這兩個環節是相互協調的，是當代市場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目前來說，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是中東部地區、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良好，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也比較大。

經濟待遇問題是吸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了向城市的轉移，在此過程中，應該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這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意義非凡，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及其應對措施

1.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問題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日益成熟，但是目前來說我國的市場勞動力體制依舊是不健全的，特別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統一性的缺乏，難以滿足現階段的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有些城鎮、城市并不能就農村勞動力就業情況，展開具體的就業體制的健全，難以確保農村勞動力的統一性、科學性的規劃應用，正是這種城鄉統籌策略的缺乏，才導致現階段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操作過程中的麻煩。我國城鄉的勞動力中介組織體系也是不健全的，難以確保農民就業群體的自身利益的保護，難以就城鎮轉移問題及其農民收入問題展開剖析，影響了現階段的農民勞動力環節的正常應用。由于確保必要的市場勞動力資源配置，農民外出務工轉移工作不能得到科學的配置，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正常開展。

受到我國社會就業市場性質的影響，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是不平衡的，經常出現某些崗位的過度飽和，有些崗位過度缺乏的現象。這對于農民工不合理就業的影響非常大，當然這與農民工的自身技能環節是密切相關的。有些就業崗位對于技能要求比較嚴格，即使是建筑類型的崗位，也需要應聘者具備相應的工作能力，這與農村勞動力的自身知識教育水平是密切相關的。首先是農民工基礎教育體系的缺乏，其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專業技能比較單一。其外出打工人員較多從事搬運工、建筑工等，難以滿足現代化工作崗位的需要，比如需要一定的機械維修技能、電焊技能、車床技能等。

目前來說，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權益也是難以得到維護的，這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密切相關的，在就業過程中，農民自身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農民工在就業過程中也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權益，特別是戶籍管理制度的應用，加劇了這種不公平性。我國農民工的就業環境是非常不樂觀的。比如社會上一些錯誤就業觀念的影響，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歧視。隨著時代得到發展，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有效應用，關于行業限制、工種限制等的問題不斷得到解決，但是受到國家硬性制度的影響，農村勞動力大軍在就業過程中依舊被歧視。隨著農村勞動力生活成本的提升，如果依舊保持原有的工資，是很難滿足農民的正常生活的，上述幾個因素都影響了農民工流動性就業。

2.農村勞動力轉移應對方案的優化

為了滿足當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農村勞動力轉移應對體系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比如進行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優化，進行城鄉市場勞動力體制的優化、統一，進行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的健全。在勞動力市場應用過程中，要進行勞動力網絡資源的共享，實現其統一規劃，確保城鄉區域的就業信息網絡系統的健全，積極做好勞動力崗位供求信息的相關工作。通過對城鄉勞動力資源信息共享體系的優化，確保城鄉統籌模式的正常開展。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政府也要進行行政干預，確保一些勞動力資源配置政策的出臺，要按照市場的具體需要，進行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在工作過程中，政府要明確好自身的角色，確保勞動力市場服務水平的提升，進行系統化、科學化的就業服務網絡的優化，確保農村勞動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實現城鄉經濟的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健全。

為了更好的進行市場勞動力結構的平衡，要針對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問題展開優化，比如進行農民工技能的培訓，比如建筑工程、水利建設等技能培訓工作的應用，確保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升。在培訓過程中，也要積極進行新型技術模式的應用，確保符合市場的培訓模式的應用。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自身性質、居住特點、流動特點，還可以展開夜校教育、函授教育等模式的開展，確保農民培訓工作的正常開展。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解決過程中，也要進行農村勞動力合法權益的保護，確保社會矛盾的協調，進行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相關政府部門要針對城鄉區域的市場工作模式，展開跨區域的合作機制的應用，進行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維護。在工作過程中，通過對勞動保障監察制度的應用，進行勞動力市場監察工作的強化，以有效解決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事件，進行市場勞動法的有效落實。針對一些勞動環境差、農民工工資拖欠等問題展開行政處罰模式及其經濟制裁的應用。在勞動力市場體制健全過程中，也要進行企業社會保障模式的應用，進行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維護。

三、結語

通過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的剖析，可以更好的進行應對措施的優化，從而優化勞動力市場，實現對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利用。（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工作班）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