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54-03

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人地關系和時空差異的學科,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在它不斷發展和壯大的過程中,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與更新。從兩千多年前延續至今,我們圍繞著歷史地理學展開的探討也在不斷地加深和拓展。21世紀,歷史地理學已經成為當代一門顯學。綜觀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的探討熱點和今天我們學習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所遇到的疑惑,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三個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歷史地理學學科歸宿問題;第二,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問題;第三,歷史地理學發展前景問題。弄清楚歷史地理學發展面臨的挑戰對于我們了解21世紀的歷史地理學、學習歷史地理學以及進行歷史地理學研究都有莫大的幫助和意義。

1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綜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史,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爭論非常之大,各抒己見,眾說紛紜。

西南師大的藍勇教授將其歸納為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第二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地理學的一門輔助學科。這種說法成為目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觀點;第三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門交叉學科;第四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相對獨立的、綜合的科學。

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則將其歸納為三種意見:屬于地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屬于歷史學。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學界同人的看法發表過自己的見解:“據我所知,歷史地理多數同仁都贊成第一種意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們也應該看見后兩種意見的合理成分,歷史地理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歷史,但是由于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所以主要依據歷史文獻,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為歷史學所利用。至于是否構成一門獨立學科,這不僅取決于這門學科的性質,還取決于已經取得的成果和地位。歷史地理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歷史學或者地理學這些一級學科還無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學的吳宏岐教授對此也有比較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對于歷史地理學科歸屬的爭議,我們不僅要看到主流的觀點,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并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比較以上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歷史地理學屬性呈動態分布,在不同的時間段呈現不同的特點。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與歷史地理學本身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并形成一個辯證統一體。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體都在影響這個學科的屬性。因為歷史時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學科屬性被灌注沿革歷史地理;因為它曾經為歷史學研究提供輔助研究,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輔學科;因為它近年來發展方興未艾,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將來隨著歷史地理學進一步深入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也會得到不斷的更新和補充。了解了這些,我們就可以理解眾多學者就歷史地理學屬于歷史學或者地理學的問題糾纏不清的緣由了。

2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歷史文獻資料和野外考察。傳統文獻資料給歷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強有力的論證,此外野外考察也從另一個方面來支撐我們的文獻論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們發現很多地理現象是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進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獻記載。但是現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這樣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

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致力于歷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值得我們去借鑒。復旦大學的葛建雄教授有過這樣的論述:“提高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徑很多,方面很廣,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歷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還是空白,需要填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有待加強,但一般來說,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增加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領域來解決,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積累,而是質的飛躍,必須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學的藍勇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觀點,較之葛建雄先生的觀點更為具體些。他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概括起來分為三大類:即文獻邏輯推證法、統計計量法以及數理模型法。

事物的發展是一個矛盾體,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是有優缺點的。如何有機整合新舊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現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這對我們更進一步展開歷史地理學習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們既要傳承傳統的研究方法的精華,又必須利用新的研究方法來彌補傳統研究方法的不足。使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為歷史地理研究作出貢獻。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進一步,我們必須具備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豐富的野外考察經驗,這樣才能應用自如;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們先補充一些統計、邏輯推理方面的知識,也會很容易接受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地理學在不斷地發展,新的研究方法會越來越多。我們在實際操作中,要根據千差萬別的情況,來選用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完全沒有必要拘泥于某種或者數種一成不變的固定法。其實萬法歸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學、最簡便的研究方法與手段,就是最好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歷史地理學前景展望

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前景,絕大多數歷史地理人都是樂觀的。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專業在高校招生規模正一步步擴大,全國各地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員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國內歷史地理學與國外的學術合作也在進一步加強。所有的一切都為21世紀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歷史地理學發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從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熱潮延續至今。21世紀伊始,我們的政府更加高度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也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時機。歷史地理學研究覆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而且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過程中又誕生了許多新興的邊緣性分支學科,如歷史教育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學等,也驗證了“并不存在唯一的歷史地理學的信條”。歷史地理學將發揮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來的社會生活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補歷史氣候、災害等方面的空白,成為預測未來的主要依據;歷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補歷史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可以對防災救災、疫病防治等問題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詢,進而為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服務,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當然我們在憧憬歷史地理學美好前景的同時,也要看到它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就像一個個陷阱在隨時等待著它,阻止著歷史地理學長足的前進和更好的發展。

3.1 學術態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歷史地理學術界同樣存在著功利主義。做學術的態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熱愛學術,而是把學術當做通往名與利的工具,一旦達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歷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國家利益的改變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遼闊的疆域,不惜將不同年代的疆界拼湊在一起,搞成一幅極盛疆域地圖。

暨南大學的李學武教授認為,現在學術界有三種學術態度,一是把學術當做妻子,做學術是出于一種責任;二是把學術當做情人,做學術是出于內心深處真正的熱愛;三是把學術當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有太多功利主義者。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道:“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做學問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充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令人堪憂。我們從事歷史地理學,必須要端正自己的態度,這一點至關重要,態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學術水平有待提高

翻開厚厚的著作和各種論文,卻發現太多摻水的東西混于其間,使得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術水準出現下滑的跡象。為學術界所不齒的抄襲現象也屢屢出現,這不僅是學術水平的問題,更是作為一個學者的素質問題。近日,學術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學術界一片污煙瘴氣。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決定了歷史地理這門學科以后的命運。

3.3 對學術的投入有待加強

長期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以至于政府對人文學科的投入明顯不如理工類學科。歷史地理學作為崛起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明顯投入不足,這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正常發展。有些學校因為教育資金不足,甚至選擇關閉某些歷史地理學專業。由于長期投入不足,歷史地理學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這也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健康發展。我們一方面要建議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讓歷史地理學科為現實服務,讓社會看到它的價值,為投入增加砝碼。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與曲折的統一體,歷史地理學也如此。我們既要看到歷史地理學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對它所遇到的挑戰。雖然現在歷史地理學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無法解決或者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歷史地理學必將取得更大的進步,為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探討了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歷史地理學未來發展等三個方面的問題。歷史地理學自它誕生之日起,這些問題也就圍著它慢慢展開了。今天我們要學習歷史地理,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這些問題,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試問一個連歷史地理學屬于什么學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學好歷史地理學呢?更無從談展開歷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們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脈絡,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未來的發展動向,這又可以極大促進我們平時的學習和研究工作,有利于歷史地理學科自身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華林甫,等.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2]吳宏歧,郭聲波.2006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篇（2）

[關鍵詞]歷史地理學；發展；未來走向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4－0005－09

吳松弟(1954－)，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經濟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顧頡剛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發起，以燕京、北大、輔仁等三所大學的教員和學生為基本力量，成立禹貢學會籌務處、出版《禹貢》半月刊，作為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地理學開始形成的標志性事件的話，則1979年6月在西安召開首次全國性學術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籌辦歷史地理刊物，無疑是歷史地理學進入大發展時期的標志性事件。自2011年開始，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三個最重要的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來或即將迎來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創始人譚其驤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誕辰，浙江大學也舉行了慶賀陳橋驛先生90華誕的活動。許多歷史地理學者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繼承前輩學者的光榮傳統，開創歷史地理新的發展局面?筆者不揣淺陋，通過回顧30年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并展望未來，就這一學科的繼承和創新問題，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學科交叉是歷史地理學前進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中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必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這一研究對當前地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有極大的關系；同時也直接有助于當前的經濟建設。”譚其驤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對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贊同。譚先生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同時他又多次強調歷史地理研究時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此后，多數學者都認為歷史地理學屬于現代地理學向后的部分，應該采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篇（3）

將探究式教學方式應用于高中地理教學中，能夠充分體現學生的學習主體性，學生的探究能力和科學素養也能得到有效培養和發展，地理教學效果也能得到極大的優化，從而促進地理高效課堂的構建。下面，筆者就對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學方法做具體的闡述與說明。

一、進行科學有效的提問，激發學生探究意識，活躍學生學習思維

在傳統地理教學過程中，教師總是將教材中的理論知識硬性傳授給學生，要求學生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應用，這就導致學生缺乏主動發現和界定問題的能力。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學之端。”這句話告訴我們，學和思都是重要的，而問題是學與思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積極創設問題情境就顯得尤為重要。問題情境對于學生而言具有極強的吸引力，能激發學生的探究意識，活躍學生的學習思維。在高中地理教學中，我們要針對地理教材內容和學生認知特點進行有效提問，激發學生探究意識，使學習過程變成學生不斷解決和提出問題的探索過程。

例如，以“不同等級城市的服務功能”這一節為例，在教學過程中，我設計了如下探究活動環節，讓學生思考下列問題：

你認為水北鎮附近的居民在尋求下面幾級不同的服務時會選擇哪個地方？

（1）購買筆、紙、米等日常用品，看感冒頭疼的常見病，上小學等。

（2）購買洗衣機、空調、冰箱等日常家電，看一些大病等。

（3）購買數碼產品、高檔衣物等，上大學，看演唱會等。

不同等級城市服務功能不同，大城市服務種類多、級別高、服務范圍廣，小城市服務種類少、級別低、服務范圍小，那么，影響城市服務范圍的因素有哪些？

這樣，通過向學生提出這些問題，因為與學生日常生活十分接近，激發了學生強烈的探究意識，而且，學生通過對這些問題進行細致深入研究，能夠深入理解不同等級城市服務范圍的差異，使本節課能夠獲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二、教師做好引導，給學生提供探索研究的機會，促進學生的積極參與

在地理課堂教學中，教師要扮演好課堂教學活動組織者、引導者的角色，給學生提供充分的探索研究機會，讓學生對地理相關問題進行積極發言，各抒己見，促進學生對地理學習活動積極參與，并以此來培養學生的學習探究能力。

例如，以“傳統工業區與新工業區”這一節為例，在教學過程中，我引導學生聯系實際，對下面的問題進行思考：遼中南老工業區與魯爾區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處？我國東北一些老工業區從中應該得到哪些啟發？魯爾區哪些方法值得我們借鑒？然后，讓學生6人為一組，每組派出一名代表“某東北老工業區的領導”做好記錄，隨后，在班級內展開激烈的討論。這樣，通過設計這一教學環節，便給學生提供了探索研究的機會，促進了學生積極參與，而且能有效培養學生的學習探究能力。

三、組織開展地理探究實踐活動，激發學生探索奧秘的興趣，提升學生實踐能力

傳統地理課堂，教師往往只偏重課本理論知識的教學，忽視地理課外實踐活動的開展，這就會導致學生只掌握了空洞的書本知識，卻缺乏在現實中對知識進行理解、分析和應用的能力。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說：“實踐得真知。”這句話告訴我們，所學知識只有通過真正的體驗實踐才能成為“真知”。因此，作為高中地理教師，我們應該結合教材知識，積極組織開展地理探究實踐活動，如此，在開放式的教學環境中，能激發學生探索奧秘的興趣，提升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

例如，以“水資源的合理利用”這一節為例，在課堂教學結束時，我們可為學生布置下列課外實踐活動：6人為一組，對新余水資源的相關知識進行搜集，如，水資源數量、利用情況、是否存在浪費、污染等情況進行調查，依據所搜集到的材料談論：新余市可能面臨哪些水危機？我們（政府部門/企業家/農民）可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水危機情況的發生？作為中學生，若想保護水資源，可以做些什么？這樣，通過組織開展這一探究實踐活動，讓學生體驗地理課程的開放性，激發學生探索奧秘的興趣，有助于提升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應用實踐能力。

綜上所述，通過實踐可以看出，在地理學科中實施探究式教學方式，教學效果顯著，所以，我們要積極探索各種行之有效的探究式教學方法，以此來使學生的學習探究能力和科學素養都能逐漸提升，并促使地理課堂獲得高質量的教學課堂。

篇（4）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6-00-01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發展變化及其人地關系發展變化的學科。歷史地理學的成長與兩個母體學科――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關系都很重要。很多高校在地理專業和歷史專業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程。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筆者認為需要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一、課程名稱的釋義：歷史地理并不是歷史加地理

現在一些介紹中國國情或者助力旅游的書籍常常有一冊叫做“中國歷史地理” 。仔細閱讀卻發現該書介紹的是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的累加。這讓人容易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就是歷史加地理。許多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誤解，認為歷史地理就是中學的歷史和地理的疊加。把這個問題講解清楚的關鍵在于還原歷史地理學的英文名稱，并在歷史和地理之間加上一個“的”字，進而以此引出學術界對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的大討論。

二、教學內容的側重：“歷史的空間和空間的歷史”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本門課程的學習既需要學生有一定的地理學素養，同時也需要他們經過一定的歷史學專業訓練。

歷史專業面向文科高考生招生，歷史系的學生幾乎都是參加過文科綜合考試的，而中學地理是文科綜合考察的重要課程。他們有一定的中學地理基礎，對中國歷史地理的學習比較有利。但是由于對于自然地理知識的缺乏，使得他們在學習歷史自然地理這部分內容時面臨知識的漏洞。一些學生反映他們在學習諸如“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等章節時覺得比較吃力。所以，筆者建議歷史專業的學生在課下大量補充中國地理方面的知識。有些學校的地理專業只招收理科考生，而大多數學校的地理專業采取文理兼招的方式。對于理科出身的學生來講，學習中國歷史地理的首要難題就是中國歷史知識的缺乏。很多學生對于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很不清晰，甚至有學生提出“西漢和東漢，誰在前誰在后”的問題。筆者建議地理專業的學生加強歷史學方法的訓練，提高自己的歷史人文素養。

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習，已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基礎知識的重要性：“（青年學生）要學歷史地理學先得打好歷史和地理兩方面的基礎。學中國歷史地理，當然得先有一定的中國史知識，一定的中國地理知識，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基礎知識。這些方面的書我想讀一些大學教材就行。”當年的青年學生，一部分已經成長為今天的著名學者，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學習中國歷史地理，歷史和地理，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三、教學體系的精簡：存要去閑，抓大放小。

“正像所有的現象都在時間中存在而有其歷史一樣，它們也在空間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因此地理和歷史就成為了解世界的核心。”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復雜多樣，進而造就了豐富多彩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中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重視歷史的國家，有著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保存歷史，以史為鑒” 很早就成為統治者和史學家的共識。中國特殊的國情為歷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得“歷史地理學成為中國傳統學科里最具本土性的學科之一”。近年來，新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使研究者感到應接不暇，雖然質量良莠不齊，卻還是從一個角度顯示了當代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勃勃生機。不過，對于教學工作來說，學生的學習負擔卻與日俱增。如何在有限的課時之內，對中國歷史地理課的教學內容進行增刪，就是擺在教師面前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本著一個原則：抓大放小，去閑存要。

歷史地理學分為兩個主要部分：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環境是人文現象發生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歷史自然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基本背景，是承載歷史人文地理各種景觀的舞臺”。在現階段的歷史地理課程體系中，歷史人文地理的知識是歷史地理學的主干。所以在中國歷史地理教學中，要偏重于歷史人文地理知識的講授。在中國歷史自然地理這部分內容中，可以重點講授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這部分內容中，可以重點講授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區劃沿革。對于學術界還沒有定論或不成熟的知識可以略講。

四、教學手段的更新：從黑板加粉筆到多媒體輔助教學

隨著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廣泛推廣，教師的課堂教學手段更加多樣化。傳統的教學方式是“黑板加粉筆”的教學方式。對于某些抽象性很高的學科來講，傳統的教學方式基本可以滿足相應的教學要求，比如代數學。對于《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來講，多媒體輔助教學可以起到比較好的效果。比如，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殊語言，歷史地圖是學習歷史地理的重要材料。多媒體可以從多個角度展現歷史地圖的動態過程，展現中國歷史地理的不同斷面以及它們之間前后相承的歷史。此外，通過播放歷史地理相關專題的視頻和音頻，可以增強學生對歷史地理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住李政道所言，教學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過程。

五、第二課堂的開設：窗外的世界更精彩

地理學在書本上的字里行間，地理卻在書房的窗戶之外。“地理科學不是書齋里的學問，也不是實驗室里的學問，它是大自然和社會實踐中的學問。”所以地理學的學習和研究，不僅需要讀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我國古代地理學家就有行萬里路的風氣。北朝的酈道元在親自考察河流水道的基礎上，結合歷史資料和當時的文書檔案，為《水經》做注，這就是著名的《水經注》。明代著名地理學家徐弘祖一生走遍當時明代所管轄的大多數省份，留下了千古奇書《徐霞客游記》。歷史地理的學習也需要走出書齋，走向田野。比如一些不見于文獻記載的民間傳說就需要通過實地踏勘的方法來了解，進而有助于開展相關的歷史地理的學習和研究。民間許多家族不斷續修的家譜對于歷史人口地理和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非常重要，而絕大多數的家譜、族譜資料只能通過深入實地調查才能獲得。在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中，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建立實習基地，組織學生到野外考察，對于書本知識的理解是非常關鍵的。

總之，中國歷史地理是一門文理兼容、博大精深的課程，對于培養新世紀的高素質大學生有著重要的作用。作為歷史系和地理系的專業課程，中國歷史地理需要得到更多師生的關注。在教學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也需要結合時代的發展和教學的實際，做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譚其驤：《譚其驤對學習中國歷史地理學初學者的意見》，轉載自1983年第4期《文史知識） 。

篇（5）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分支領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國歷史時期動物的分布和變遷，包括自古至今我國野生動物分布地區的變化，珍稀動物數量的減少及其深層原因探究。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動物分布地區的歷史變遷，挖掘其變遷規律和變遷原因，對于探討我國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珍稀動物的保護等，都有著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1］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與契機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中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有所提及。只不過在這樣一本反映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學總體水平的成果匯總的書里，對于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這樣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還很不夠”，從而“只好暫付缺如”。可見，在文煥然、何業恒等的系列成果問世之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

究其原因，一是資料分散。搜集這方面的資料，真如大海撈針，查索竟日而一無所獲的情況往往有之。這就是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點，實際上這也是整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共同難點，不過歷史動物地理學的資料分散尤甚。對資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極高，這是由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與地理學和歷史學所不同的是，歷史地理學是一門雙維的學科，它既要復原事物、現象在空間上的分布，又要對應地揭示其在時間上的演替。沒有時間的歷史地理空間研究是沒意義的，對于歷史地理的時間研究來說亦然。這就要求對資料要無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確度數的結論。對于歷史動物地理學來說，資料的極度分散無疑讓高要求的資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難度可見一斑，以致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見之則避”，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少人問津，進展緩慢，遠遠落后于其他分支領域。

再有，在極為分散的史料中，有關動物的記載異常混亂。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資料大多來自地方志，而舊方志的動物記載不列學名，一不小心就會出錯。對此，陳橋驛先生描述得特別精辟：“在這些志書中查索動物名稱，通名與俗名混用，本名與別名交錯，有時一名為數物所共有，有時數名卻僅系一物。混亂顛倒，不勝其煩，魯魚亥豕，出錯更屬難免。”［2］動物記載使用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從上世紀30年代的民國《覲縣通志》開始的。而80年代初，當時新編的方志仍大都沿用舊方志的套路，關于動物的記載不列學名。此后，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倡導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編方志已經在動物卷中使用了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動物記載還是相當混亂的。中國歷代的地方志編寫都是有專人專門負責，新地方志的編寫也不例外，且編寫水平和資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無法比擬的。在這等情況下，方志中關于動物的記載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猶有過之了。這就導致了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難度極高，要進行研究必須破譯出各種古動物在當時中國古籍上的名稱，今天是國際上通用名稱的何種動物種屬。研究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成了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燙手山芋”，棄之可惜，嘗之不能。

當然，當時的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也不夠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領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沒真正啟動，不是顯學的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難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契機

80年代初至今，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了開拓發展的高峰期，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也隨之受到重視，發展勢頭良好。首先是人們的環境意識加強，對歷史自然地理的重視非往日可比，環保支持者的奔走呼號也讓動物保護走進每個人的潛意識，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日益興旺起來。再有大型綜合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寫的開展，令到地圖集中對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來了人力、資金異常充沛的一個發展契機，歷史動物地理學也不例外。況且在該地圖集中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緊密結合當今發展勢頭迅猛的環境變遷研究，其現實意義使得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全面鋪開，其前期的一些較薄弱的分支領域，特別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被擺到了研究前沿，成為雖“老”也“新”的研究熱門。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間，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迎來了黃金時期，成果頗豐，探討的問題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實現了突破，以文煥然、何業恒為主的一批學者知難而上，文獻整理分析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沖破歷史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度“瓶頸”，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為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歷史動物地理學躋身歷史地理學的前沿，備受關注。他們的動物地理區域探討方面，偏重于我國東部季風區中南部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區域變化情況；探討時限方面，研究時間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與地質時期古生物變遷相銜接；在他們的論著中，也深刻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大一統”，歷史時期動物地理的研究結合了歷史時期氣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變化和區域開發中人為活動的影響。［3］

對歷史時期動物的類屬進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獸類、珍稀鳥類、珍稀爬行類、兩棲類、魚類，代表人物是何業恒，研究成果有何業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和《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

珍稀獸類方面，研究的動物集中在虎、象、熊、熊貓、野生犀牛等。對于虎的研究又側重于華南虎，成果有藍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劉正剛的《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和何業恒的《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對于歷史時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帶，有曾昭璇的《試論珠江三角洲地區象、鱷、孔雀滅絕時期》、何業恒的《黃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關研究，何業恒的成果較多，有《歷史時期湖南有棕熊嗎？》和《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歷史時期大熊貓的研究歷來是個熱點，主要的成果有何業恒的《大熊貓的興衰》、《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和文煥然等著的《近五千年來豫鄂湘川間的大熊貓》。歷史時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較為透徹，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文煥然、何業恒著的《中國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劉洪杰的《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藍勇的《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獸類的歷史時期分布變遷研究成果也頗豐，有周躍三、何業恒的《試論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國鼉在黃河中下游的絕跡》，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區的獐與史前環境變遷》等。

歷史時期鱷魚的分布變遷研究主要集中在馬來鱷和揚子鱷上。馬來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馬來鱷分布的變遷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較而言，揚子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更為透徹一些，成果較豐，有文煥然等著的《試論揚子鱷的地理變遷》、裴修碧的《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何業恒的《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揚子鱷盛衰與環境變遷》。另外，何業恒等著的《中華鱘達氏鱘和白鱘地理分布的變遷》是中華鱘歷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展望

對于動物而言，其與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鏈中兩者也是相鄰的鏈節，相互之間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動物是生長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環境中的，氣候和水文地貌與其是時刻在互動的，動物的狀況更是氣候、水文的一面“鏡子”。這樣的規律是具有客觀性和歷史性的，在漫長的生態演變過程中，自然界始終堅持并遵循這樣的一個規律，所以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的研究不會是孤獨的，更不應該是獨立的。它的發展有賴于歷史時期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發展是應該站立在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歷史時期研究的基礎上的。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得出的研究結論才有統治性，才有說服力，才中肯。

對于中國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來說，它是眾多自然要素歷史時期研究中較為薄弱的一個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鑒其他先行分支領域的成果，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圍。歷史時期動物變遷的深層次原因和規律分析探討才有更廣泛的理論支持，才有更廣泛的指導意義，才有生物系統、生物環境“大一統”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為此可采取兩個措施，第一，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對象之時間下限下延至當今，使之與現代地理學其他分支學科研究之內容在時間上更緊密地相銜接；第二，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內容由僅復原過去歷史時期之環境變遷，延伸到對當前環境變遷動態的評估及對今后環境變遷趨勢的預測，并提出防止環境惡化，改善環境質量等方面的對策。［4］

參考文獻：

［1］張全明.中國歷史地理學導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04.

［2］陳橋驛.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M］.1994.7.

篇（6）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4年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發展了現代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揭示了幾個類型的城市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地理條件，為有關的城市規劃做出了貢獻。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國地理學會授予喬治?戴維森勛章，他是第一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

都是在大河的邊上

侯仁之被國際學術界譽為“北京史巨擘”，作為世界上著名歷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盡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歲月中尋找這座城市曾經遺留下來的生命印記。他的研究重現了北京昔日的歷史文化，喚起了這座城市更加豐富的記憶。而這個尋找過程，則同他留學英國時聽到的一個觀點離奇的演講密切相關。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充滿自信地作了一個演講。他說：“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條河，例如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唯獨北京沒有。北京在城址的選擇上，一定是巫師們認為這一城址特別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講是為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學生做的，當時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學地理系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新穎的結論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但是并沒有說服侯仁之。因為在留學英國之前，他就對北京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著《勺園圖錄考》一書，作者是蜚聲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洪業（號煨蓮），正是這本書，開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謎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學歷史學系，洪業正是他的老師。洪業早年留學美國，其時，燕京大學買下了昔日的勺園作為校址。勺園是明代著名的園林，洪業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后便開始研究勺園。在侯仁之剛入學不久，《勺園圖錄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園，現在還叫勺園，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個設計勺園的人，姓米， 叫米萬鐘，米萬鐘自己能書能畫，畫了一幅《勺園修圖》。勺園設計好了，把朋友請來參觀、 游覽，畫了一幅圖畫。這幅圖畫是不是還在人間呢？洪煨蓮老師去找，居然通過琉璃廠的書店找到了這個畫，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錢買下來，今天還藏在北大。

在北大圖書館，這卷明代《勺園修圖》成為鎮館之寶。洪業當年就是根據這幅圖對勺園故址進行考證寫成了《勺園圖錄考》。那時，剛剛入學的侯仁之對這本著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一有時間，他便拿著書到實地一一對照。漸漸地，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從學校擴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著圓明園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發現了廢棄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這是由于我老師寫了關于校園來歷的書引發了我的興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處一處都跑了，越跑范圍越大，我發現水源是個太重要的問題。

那時的侯仁之對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跑到清華去聽地理課，而這一轉變被老師洪業發現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師叫到了他的家里，洪業那天對他說的話，改變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師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我說，什么意思啊？他說哈佛大學是有名的大學，但沒有地理系。我發現你現在的興趣已經從歷史轉向地理了，雖然英國利物浦大學遠不如哈佛大學有名，但是那兒有一位地理學的大師。

在洪業的舉薦下，侯仁之來到了英國利物浦大學接受現代地理學的訓練。走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專為皇家飲水修建的引水渠，對于這篇論文，洪業的評語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還搜集了很多有關北京的文獻資料，那時他已經決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學前，侯仁之學習的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理論――“沿革地理”。中國的沿革地理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是根據文獻記載，探討中國歷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區的演變，長期處于歷史學的附屬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決北京城選址的問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著述的《水經注》中寫到：“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說，當初周武王把堯的后人分封在薊，到北魏的時候，城內西北角還有薊丘，薊城就是因為薊丘而得名的。這段文字記載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薊，但是它并沒有解釋選址的原因。

根據我國的古代地理文獻記載，古華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澤。但是三千年來，這些湖泊很多已經消失了。為了能準確恢復當時的地理狀況，侯仁之根據文獻所提供的線索進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標本，繪制出了單憑文獻資料無法完成的古代華北平原分布圖，只可惜這幅圖我們今天已經找不到了。

根據地圖，侯仁之認為：幾千年前的先民們為了繞開古華北平原上的沼澤、湖泊，只能夠通過太行山東麓一線的高地進行南北來往，古永定河是他們的必經之路。渡河之后，他們可以通過三個方向分別進入蒙古草原、東北平原和松遼平原。相反的，當北方少數民族要跟中原的漢民交往時，同樣要經過這幾條道路。這樣，永定河渡口就成為了交通樞紐，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岳升陽（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結論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都是在大河的邊上，都是在要津之地產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邊的這條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節性、季風性氣候影響很大，季節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緊挨著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須離它有一定距離，在它旁邊一個高地上存在。

為了避免永定河季節性的洪水，北京城選擇在一個距離永定河不遠的高地上建城，而這個高地就是《水經注》中記載的薊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據高地，《水經注》還舉例，魯國的曲阜就是高丘，齊國的營丘也是高丘。薊城正好處在古永定河沖擊扇的背脊一側，那里土壤肥沃，水源豐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從魏晉時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國地理學家的結論中自然被忽視了。

尹鈞科（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經不像歷史上的永定河這么大、水量這么多、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這個關系。

經侯仁之研究證實，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并不是美國地理學家推論的“依傍大河而興”的單一結論。在清末，北京修京張鐵路時，通過北京白云觀一帶的高地，20世紀50年代，鐵路兩側的高坡處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陶片。根據這一研究發現，侯仁之推斷，薊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觀一帶。只可惜，原來的高地后來被鏟平破壞了。

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

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

正如前面所說，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只是記載了北京城選址，并不能解釋選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開北京城選址之謎，和他學習掌握了西方歷史地理學是密不可分的。

唐曉峰（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獻只是提供了時間和具體地點，而這個地點它有什么意義沒有一個文獻講，真正科學地理學的解釋要經過我們重新的觀察和考察才能夠發現。

到英國之后，侯仁之首先學到了西方歷史地理學的概念。導師達比只比他年長幾歲，但是他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卻對侯仁之在觀念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達比說：“我們今天生活的地理環境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歷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復原過去一段時間的地理，把這些歷史斷面連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發展過程。”

尹鈞科：侯先生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跟著達比學歷史地理的時候，首先學到了西方正在蓬勃發展的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說，人類活動對于環境的影響，一個城市的形成跟周圍環境的關系。這跟過去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研究古代中國城市時的角度，是很不一樣的。

1947年，當侯仁之第一次聽到歷史地理學的觀點時，立刻把它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了天津《益世報》上。歷史地理學強調城市演變與人類活動、自然環境的關系，使用的材料是歷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這門全新的學問把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是與注重文獻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質的區別。

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那時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說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國去留學干什么？其實不然，他要不到英國去這一趟的話，學術道路的起點不會這么高。他回來以后就知道應當怎么樣把英國好的方法應用到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鈞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個重要特點是什么呢？他是根據北京地區的山川分布形勢，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勢所決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從地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北京城的歷史。

唐曉峰：古人記載的時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頭腦，我們現在看的還是這些事情，卻是用現代人的頭腦。現代人是什么頭腦？現代地理學。這樣就可以觀察出古人沒有想到、沒有說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歷史地理學里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運用現代地理學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國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開設了“歷史地理學”，其他大學也逐漸以“歷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蘋芳：侯先生為什么能成為一個大家，第一流的學者，他是不是就是因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實這只是個結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他自己就按照這種方法選擇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歷史地理這個學科。

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騎著自行車到北京城的各個角落去轉，是侯仁之最大的樂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鐘愛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蓮花池。在他的心目中，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記。

北京最早始于薊城，當時的蓮花池是薊城賴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經注》記載“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游矚之盛所也”。這段描述說明蓮花池昔日是風景勝地。公元1153年，金在薊城的基礎上擴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擴建中，蓮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內，成為皇家園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認為，這不大的蓮花池之水無法保障漕運，于是他決定放棄舊城，在它的東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廢棄后，蓮花池逐漸荒廢、淤塞，直至成了養鴨場，后來完全干涸，幾乎成了垃圾填埋場。

20世紀80年代，曾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給侯仁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方案建議要占用蓮花池建設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時候，萬里同志來電話告訴我說要蓋西客站。他說蓮花池沒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沒有搬遷問題，馬上就可以動工。我一聽就說，這絕對不行！

岳升陽：像蓮花池這樣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們往往已經不知道它的歷史寓意了。正是由于這一點侯先生才特別著急，希望能夠把蓮花池保存下來，保存給我們子孫后代。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非常令侯仁之牽掛。

元太祖忽必烈滅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兩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造的。今天，這綿延7.5公里的中軸線，成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標志。但是這中軸線又是依據什么而確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發現，穿城而過的中軸線恰好切過積水潭的東岸，它的起點就是后門橋。

古代的后門橋曾是一派繁榮景象，當年忽必烈為開通漕運，命郭守敬從京西引水注入什剎海，這樣，江南的運糧船就可以直抵城內，什剎海一時間“舳艫蔽水”，蔚為壯觀，而這后門橋就是碼頭。此后由于歷史原因，后門橋河道不斷淤塞及至廢棄，橋的石欄斷裂，橋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橋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單這樣，橋兩邊掛的都是遮丑的東西，大廣告牌一直排下來，沿著兩邊看不見外頭是個河道了，我當時就很生氣。

在侯仁之看來，這漫長的時間里所發生的不可思議的變遷，可以讓一個廢棄的遺跡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斷變遷，沒有后門橋就沒有中軸線，沒有蓮花池就沒有北京城。盡管它們現在已經失去了水源和碼頭的作用，但是這些遺跡鐫刻的是北京城的歷史，廢棄它們就是抹殺過去。

于是侯仁之開始在各種場合呼吁要恢復遺跡。不久，機會來了，侯仁之被邀請給北京市委領導講北京城的歷史。

岳升陽：接到這個任務以后，他當時大概想了兩個月究竟怎么講。因為講課時間只有兩個多小時，如果泛泛講北京城的歷史，沒有任何用處。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夠結合到現實，來講北京城的歷史，講得要能夠有用。

那段時間，侯仁之的腿摔壞了，但他去醫院看病時還不忘講課的事，隨手把想法記在藥盒的背面。為了讓這堂課有的放矢，八十多歲的侯仁之親自去了蓮花池和后門橋進行現場考察，回來后才伏案開始撰寫講義。而在那時候，他已經患了白內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什么東西。

侯仁之：想來想去我提了個題目《從蓮花池到后門橋》，他們覺得很奇怪，這叫什么東西啊？我真去講了。

在講座之后，當時北京市的有關領導馬上召開了現場會，最終決定西客站向東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來有200多戶居民，僅拆遷費就花了十幾個億。如今，荷花盛開的水景公園為號稱北京西大門的西客站帶來無限風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那里的小氣候。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修復一新，河道得以恢復，元代水獸也重現岸邊，站在橋上西望什剎海，這里又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閑適。

在侯仁之的建議下，后門橋改名萬寧橋，取萬事安寧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歲的生日選在萬寧橋上度過。

我喜歡用“君子”這兩個字來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舊中國，在他讀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學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本打算學醫的侯仁之，本著歷史救社會的想法最終選擇了歷史專業。

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侯仁之讀到了顧炎武的一段話，這番話讓他淚流滿面。

侯仁之：他說了幾句話“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國家適逢多難，書生對國家毫無幫助，可恥啊！這句話對我刺激太大了。這個思想對我很重要，我總想，得有點辦法，雖然不是學軍事，做學問也可以為祖國建設服務。

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思想成為侯仁之治學的終身準則，他開創了歷史地理學，將學問緊密結合到社會建設中，并用一言一行影響著周圍的人。很多年來，北京大學每年給新生上的第一堂課就是侯仁之講北京，這一講就是幾十年，而留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蘋芳：那時候特別愿意聽侯先生講演，非常熱情，奔放，有煽動性。

岳升陽：他講課的時候聲音底氣非常之足，小的范圍就用不著麥克風。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訪的人給他打電話，打完電話就跟我說，哎呀侯先生的身體真好，他的聲音那么洪亮。

燕南園61號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學的家，侯仁之把這里取名為步芳齋。步芳齋懸掛著各種版本的地圖，擁擠的書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陽：他一般是早晨四點多鐘就起來了，想問題、寫東西。有事情需要我幫助的時候，六點多鐘就打電話來了，幸虧我每天也起得還早一點兒，所以沒有被從被窩里揪出來。但是只要早晨六點多鐘一聽有電話，我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體好是因為他年輕時是一位運動健將。作為地理學家，侯仁之多次遠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經徒步考察過北京的山川水系，這都得益于他年輕時的鍛煉。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學校跑步，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了80多歲。

侯方興（侯仁之之子）：我父親年事已高后搞出來一個鍛煉方法，就是扶著門框跺腳，因為他站著的時間不能長了，所以跺跺腳。王力老先生住在我們家對面，當時我家的涼臺沒有加頂，早晨兩位老先生鍛煉，我父親在這邊做廣播體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遙相呼應，是一種非常融洽的氣氛。

侯仁之的家里經常有人慕名而來，他就跟家人特別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熱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沒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學校里的很多工友、門衛都認識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說，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見面時認不出來千萬別介意。

鄭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護專家）：這么一個大學者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很謙虛，有君子風度，我喜歡用“君子”兩個字來形容他。他善良、誠懇，見誰都是很親，他跟他學生也是很親，不是那種讓人不敢接近的人，謙虛平易，越是學問高的人這種修養越高。

在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內，由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三集的編寫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北京歷史地圖集》是全國第一部省市地圖集，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早的，在內容上包括環境變遷、人口變遷、經濟、歷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傳統的地圖集，對于城市規劃和建設有著重大參考價值。

篇（7）

地理信息系統是一種多學科交叉的信息系統，可以以圖形化、數字化的方式向用戶提供所收集和處理后的地理要素信息。相較于傳統的地圖顯示模式而言，使用地理信息系統可以更加直觀形象的表達空間分析效能，增強學生對地理教學過程中所涉及的地理要素的識別與記憶能力，激發學生對理論學習的興趣，促進學生地理關聯能力、空間想象能力以及感知能力的培養。在高中地理教學中結合地理信息系統開展教學活動對于改進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提升教學靈活性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一、地理信息系統的應用優勢

1.改變學生信息獲取方式，增強學生專業素養

地理信息系統中包含的內容豐富而全面，對實際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具有十分顯著的應用意義。在高中地理教學中應用地理信息系統輔助教學不僅可以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認識到地理要素之間的關聯，幫助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還能夠推動學生形成正確的、客觀的態度和觀念開展地理課程學習，不斷提升學生的信息素養，拓展學生知識的獲取來源和學習能力。

2.促進教師理論知識和教學技能的提升

應用地理信息系統開展教學活動可以將素質教育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活動。教師在應用過程中會不斷的提升自身理論知識儲備，探尋適當的實現方式，以更加生動的方式將自己對地理信息技術的理解和認識傳授給學生。

3.擴散學生的地理學思想

地理具有自身的學科特點和特殊性，即其具有自然學科與人文學科雙重屬性。為向學生展示這些屬性，促進地理學思想的傳承和發展，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就必須結合現有資源，以最佳的方式向學生傳達。

二、地理信息系統在高中地理教學中的引入方式

高中地理教學的重點在于讓學生對地理事物、現象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時間、空間差異性形成一個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自主的、系統性的、邏輯性的地理知識體系結構。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教學模式有限，課堂教學不可避免的會降低學生興趣，增大學生的學習難度。而地理信息系統具有豐富的內容和資源、靈活的展現方式，可以有效幫助改善課堂氛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具體來說，在應用地理信息系統開展高中地理教學時可以從以下三步出發逐漸深入。

1.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教學觀念轉變

傳統教學方式下的地理學科教學處于一種簡單的單向流動狀態，學生的個體差異、思維差異以及知識積累差異需要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這主要是因為教學活動中的互動性不足所造成的。

將地理信息系統引入到高中地理教學中，為其使用適當的、符合教學需求的教學觀念，既能夠解決傳統教學方式中存在的問題，增強地理學科體系結構內的知識關聯性，還能夠將更加具體實際的地理問題引入到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新的教學觀念具體體現為教學與過程整合、師生互動提升、地理人才與地理知識儲備有用等。上述觀念下，教師可以在知識傳授的基礎上應用地理信息系統提升課堂教學靈活性，鼓勵學生從自身情況出發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并參照地理信息系統進行對比分析，進一步拓展學生的知識應用方式和范圍，滿足學生差異化學習需求。

2.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教學手段轉變

地理信息系統具有更強大的數據分析、信息處理以及結果顯示等功能，將其作為教輔工具，可以替代傳統高中地理教學中所使用的掛圖、手冊等工具，以更豐富多樣的圖表的方式集成更多地理要素之間的聯系。同時，使用地理信息系統還能夠依照教學需求開展快速繪圖、專題制作、三維顯示等操作內容，為地理教學內容的定量分析提供新的、高效的教學途徑。

3.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教學內容引入

考慮到地理教學內容具有非常顯著的時空特性、定量分析特性、空間分布特性等，在應用地理信息系統開展教學時可以事先對教學內容進行總結與歸納，然后再結合具體的教學內容引入地理信息相關技術開展地理問題解決活動。

三、實施策略

首先掌握學生的學習水平和學習能力范圍，圍繞教學材料和相關課題確定軟件應用方式，如等高線教學、剖面圖教學等；其次制定較為具體的時間和流程方案，并依照教學內容設計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解決方案；再次要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發揮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讓學生通過實際操作的方式從地理信息系統軟件中獲取關聯教學內容；最后教師要及時總結歸納教學活動中的知識點、并開展針對性的、重點性的教師點評和學生自我評價活動。具體流程圖如圖1所示。

圖1 基于GIS的高中地理教學

參考文獻：

[1]牟琳.地理信息系統在高中地理合作學習中的實踐與探索[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2

篇（8）

對于地理學科中的無圖考圖題，圖解法是最好的解題方法。圖解法能將一些解題過程中的思考過程用簡單的圖示顯示出來，能幫助我們在答題時理清思路，避免過失性丟分。尤其在解答地理時空分布、運動規律等方面的試題時，能大大提高答題的速度和準確率。

【典題1】不考慮海陸、地形、冰雪等條件，有人從極點附近（含極點）某地出發，依次向正北走5千米，正東走5千米，正南走5千米，正好回到原地，從極點上空看，向東走時可能：①順時針走一個完整的圓。②逆時針走一個完整的圓。③順時針走了小于360°的圓弧。④逆時針走了小于360°的圓弧。

A.①②③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④

解析：此題比較抽象，難度較大，必須充分發揮想象力，從多個角度思考問題才能找到答案。根據題目要求作圖輔助分析，有兩種可能（如圖1所示），第一種可能是：在北極附近找一點，先向北（沿經線）走5千米，再向東（逆時針）沿緯線走一圈（5千米），再向南（沿經線）走5千米，就可以回到原地；第二種可能是：從南極點出發向北（沿經線）走5千米，再向東（順時針）沿緯線走5千米（一段圓弧），再向南沿經線走5千米，就能回到原地（南極點）。故選B。

【典題2】地形因素對建筑物布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自然通風、日照效果等。建筑物的間距越小越能節約建筑用地，為了保證山坡上的建筑物底層有日光照射，山坡上的建筑物應有合理的日照間距。下列敘述正確的是：①在向陽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間距越小。②在向陽坡，坡度越小，建筑物間距越小。③在背陰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間距越大。④在背陰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間距越小。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解析：此題有一定難度，用圖文轉換法，把復雜的文字情境轉化為直觀的圖形，可以化繁為簡（如圖2所示）。向陽坡如圖甲，坡度變大（即β>α），樓間距對應的關系L1>L2，樓間距變小；背陰坡如圖乙，坡度變大（即β>α），樓間距對應的關系L2>L1，樓間距變大。故選A。

■

二、圖像轉換法

試題中的某些圖像比較抽象或者我們不太常見，這時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圖，將其合理轉化為直觀的圖像或者是我們常見的圖，以尋找解題突破口。

【典題3】圖3中各圖等高距相同，則有關a、b、c、d四處坡度大小的說法正確的是：

A.a=b=c=d B.a>c>d>b

C.b>d>c>a D.c>b>a>d

■

解析：分析本題時可將四幅圖轉繪到圖4，然后加以對比，則四處的坡度大小一目了然，即a>c>d>b，故選B。

【典題4】圖5所示范圍全是夜半球，此時，湖南省各聯考學校時鐘顯示的時刻是（ ）

A.10時40分 B.13時20分

C.22時40分 D.1時20分

■

解析：題中給定的圖看起來雖然簡單明了，實際上卻很抽象，學生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將圖轉換成同學們比較熟悉的圖（圖6），據圖6可知80°W的地方時為12時，可求北京時間為1時20分，所以選D。

三、計算法

在地理選擇題中，有的試題需要根據題干提供的條件，通過計算推導出答案。這種類型的試題考查的內容主要有區時、地方時和晝夜長短的計算，正午太陽高度角、太陽能熱水器的擺放角度和樓間距的計算，比例尺和實際距離的計算以及氣溫隨海拔的變化、等值線圖中相對高度和氣溫差的計算，各種人文地理數據的估算等。但地理計算重在考查方法、規律的掌握情況，計算過程相對較簡單。

【典題5】（2011年高考重慶卷）某地北京時間6月22日6時左右日出，13時太陽高度角達到最大約83°。據此回答下列問題：

（1）該地最可能是

A.北京 B.沈陽 C.成都 D.海口

解析：根據“6月22日北京時間13時太陽高度達到最大”，可計算出該地的經度約105°E，根據“6月22日13時太陽高度達到最大約83°”，可計算出該地的緯度約為30°26′N。因此答案選C。

（2）該地當天上午太陽高度角達到36°時，布依諾斯艾利（西四區）的區時約為

A.6月21日9時 B.6月21日21時

C.6月22日9時 D.6月22日21時

解析：根據該地北京時間6點左右日出（太陽高度為0°），13時達到正午，且正午的太陽高度為83°，可推算出太陽每小時約升高12°，當該地當天上午太陽高度角達到36°時，北京時間應該為6月22日9時，所以可計算出西四區的區時為9-（8+4）=-3時，即6月21日21時。故答案選B。

【典題6】 [2008江蘇卷9]圖7是“某地地形簡圖”，M點位于36.5°N。兩中學生分別到達P、M點，測量并計算出兩點相對高度是288米。冬至日正午，M峰頂的影子正好移至P點，則P、M之間的水平距離大約是：

A.300米 B.400米

篇（9）

二、高中歷史教學的特點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特點，人文景觀以及環境、人類發展和演變規律，對于高中生來說，歷史地理觀的形成對于塑造高中生人文素養，人文意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交叉性和綜合性，所以在歷史的學習中，必須對各方面的知識進行綜合的運用，通過這種綜合運用提升地理歷史學習的有效性。

三、在歷史學習中運用歷史地理知識的作用

（一）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提升教學效率

目前來講，高中知識的學習越來越重視學生素養的培養以及整體能力的提升。在歷史學習中，綜合運用歷史地理知識，一方面能夠通過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識讓歷史教學更有針對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歷史地理知識的重視和學習歷史地理知識有利于學生空間觀念、歷史地理知識的準確獲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生空間觀念的形成。將這種空間思維運用到歷史學習中，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使得歷史學習能夠具有可感性，客觀性，也更增加學生掌握歷史知識的方便快捷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有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

對于學生來說，綜合能力的提升是其人文素養形成的一個關鍵點。通過對歷史地理知識的綜合學習，學生的綜合知識能夠得到進一步提升，從而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兩種學科的融合能夠促進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形成綜合思維，將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生活中，從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人文素養的培養，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運用歷史地理知識提升高中歷史教學的方法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綜合運用地理歷史知識，不僅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更夠提高歷史教學的質量，促進學生多方面全方位的發展。具體來說，做到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要注重人地關系

歷史知識的學習主要是對于人物以及歷史事件的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識，通過對于人地關系的講解，對于人員地域等的把握，能夠促進學生更加綜合深刻地了解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二）要把握歷史地域概念

對于很多歷史地域來說，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名字，這些名字是當時歷史的縮影，通過對這些地域概念的認識和掌握，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比如臺灣地區在歷史上曾有過數次不同的名字，琉球、小琉球等都是其曾經的名字，這和歷史事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于北京來說，大都、燕京等都是其不同歷史時期的名字。將這些歷史名稱和地域相結合起來，給學生進行講解，能夠增加學生對于地域的整體認識，增加對于歷史事件的掌握程度。

（三）以歷史地圖為切入點

在高中歷史課本中，經常有一些歷史地圖，這些地圖，是當時地域的標記，教師在進行授課的過程中，可以以這些歷史地圖作為具體的切入點，通過對歷史地圖的講解，將地域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知識充分地結合起來，從而讓學生在圖像和圖形思維中了解整個歷史事件，增加學生對于知識的熟知程度和掌握程度。

（四）加強歷史地理知識習題訓練

對于歷史地理知識的綜合掌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知識習題的訓練來實現，在目前高考文科綜合的背景下，很多高考試題以及模擬題都將歷史地理知識融合在一起。雖然在教學的過程中，歷史地理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但是在考試時候，卻要求對知識的綜合運用，這種將歷史地理知識融合運用的知識習題練習，對于學生提升歷史地理知識的整體能力，幫助學生形成綜合思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對于學生知識的練習和習題的掌握進行一定的強化，通過強化練習題的方式來增強學生的整體能力。

（五）帶領學生參觀歷史地理遺跡

百聞不如一見，在歷史地理的學習過程中，到實地參觀考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教師可以通過帶領學生到歷史地理遺跡進行參觀的方式來幫助學生理解歷史地理知識，這種參觀可以是古遺跡公園，可以是古戰場，也可以是歷史博物館。如果教學水平和教學條件不允許到外地進行實地參觀，則可以通過視頻學習的方式，幫助學生形成和建立這種地理歷史知識的形象思維意識，幫助學生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歷史地理知識。

篇（10）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篇（11）

2.體系結構上的精心構思。民族地理學內涵豐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統又深入細致地對此加以論述，很能考驗作者的學術功力與寫作水平。作者在總體上采用了一種三元式體系結構：首先從學科建立與發展的視角，將民族地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研究對象、內容、概念、方法、意義及學科體系等做了整體性的論述。突出了學科地位的研究；繼而從“民族共同體的地域分化與空間變動”、“民族與自然：人地關系上的民族生態觀”與“民族文化形成、發展與演變的地理背景”三個方面對民族地理學所關聯的重要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與探索；最后分別對“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國民族地理”進行具體審視，旨在從“世界”與“中國”的視閾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與區域民族構成的歷史地理背景，將紛繁復雜的民族人文地理現象勾畫出一幅清晰的圖像。這種三元式體系結構，從涵蓋面來說，幾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學所有的研究內容，使古今中外各種民族地理知識盡納其中。僅從這點來說，該書既是一個全面開放的體系結構，又是一個兼容并包的體系結構，稱其為民族地理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為過。

3.論述觀點上的創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環境對種族、民族體質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質具有重要的影響。書中以五個典型的個案材料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環境對中國、俄羅斯、韓國、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這個問題的眼光是深邃而辯證的，他指出：“地理環境確實對一個地區或國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著深刻而持續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愈是民族發展的早期愈是明顯。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環境只能是一個基本因素，而且這個基本因素并不是單一的，它主要是作為生產力要素而進入人們的物質生產過程的，對一個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這個民族長期形成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是這個民族的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有力地批駁了某些西方學者所鼓吹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第二，在對“民族生境”、“民族生態位”等概念具體闡釋的基礎上，總結出了民族環境取向的兩個基本向度――垂直空間向度和水平空間向度，民族生存和發展最為基礎和核心的部分是關于居住地周圍小環境的認知。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的概念與理論，具體分析了各民族對生態過程的理解、對環境的感知和評價中所形成的各種不同的生態觀念，以及各民族社會傳承有序的環境鄉土知識對民族生態的維護作用。第三，探討民族文化形成、發展與演變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空間差異，是民族地理學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時不能回避的一個重要內容。書中重點分析了飲食、服飾、喪葬的地域性差異以及民間文學藝術與地理環境的關系；論述了各種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對民族聚落的影響，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類型與空間分布形態。“宗教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這部分的一個研究重點，書中既分析了產生和發展的地理基礎，考察了各種自然地理條件對宗教分布、傳播和擴散的影響，又對各種宗教中所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逐一進行揭示，探討了宗教的生態關懷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作用。通過對民族文化地理的分類考察、綜合歸納，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各種不同民族共同體基于特定的生態環境所創造出來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著較為穩定的空間屬性或區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時空序列上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書中關于民族地理現象中地名問題的研究與闡釋，新穎獨到。作者認為：地名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產物，不同地域、不同層次民族語地名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其深刻的歷史地理基礎和文化背景，每一個地名作為民族文化的鏡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記錄著諸如民族興衰、文化變遷、經濟生產、軍事活動等紛繁的歷史事件，隱藏著大量的具有本源意義的文化信息。在對地名進行民族地理學的解讀中，既注重探討地名對民族地理環境的客觀再現及其生態意義，又詳細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稱的大量地名，具體分析了區域民族歷史變遷、民族聚居與雜散居分布狀況、民族遷徙與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