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指標大全11篇
時間：2024-02-29 16:20:4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經濟增長被列為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經濟政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處于趕超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增長的意義尤為明顯。
對于經濟增長概念的理解，各種說法略有差異，但主旨相同。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生產的產品和勞務在一定時期內的持續增加。對于經濟增長的衡量，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經濟增長的絕對量和經濟增長的相對率。
從絕對量來講,主要有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收入（NNP）;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國范圍內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的總和,計算方法主要有三種：支出法、生產法和收入法。與GDP相類似的還有一個指標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它們之間的換算關系為: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內要素在國外的資本和服務的收入-國外要素在本國的資本和服務收入。國民收入是指國民生產總值減去折舊和間接稅，它是衡量一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指標。2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躍居世界第四,充分顯示了我國的大國經濟地位。
從相對率來講，主要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GDP的增長率是指在一個時間段內（一般為一年）國民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增加率。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6%左右。
從根本上來講，經濟增長是通過資本、人力、技術與制度的組合和作用來實現的。本文援引以下公式來說明：Y=A?F（K，L）（其中，Y代表服務或者產品的產出，F代表生產函數，K代表資本，L代表人力，A代表技術與管理）。這就是說，資本、人力和技術與管理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同樣的經濟增長，會有不同的資本、人力和技術與管理組合，怎樣來分析和判斷各種組合的特性、合理性等，這就涉及到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了。
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方法論的概念，主要探討不同經濟增長的特征及其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即經濟增長過程的實現路徑。如何科學、有效地實現經濟增長，一直是學界和社會上討論的熱點。通過對目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可以發現，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至少應包括如下四種分類：按照經濟增長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為集約型與粗放型經濟增長；按照經濟增長的結構，可以分為投資推動型與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按照經濟增長的體制，可以分為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型經濟增長；按照經濟增長的本質，可以分為發展型經濟增長與欠發展型經濟增長。這四種含義的經濟增長方式分類雖有交叉，但其差異是明顯的。當選用一定的指標體系來對各種經濟增長方式進行判定時，將會更加清楚。
目前國內對不同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除了集約型與粗放型經濟增長外，基本是是比較寬泛的定性研究，缺少深入的可操作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基礎是需要設計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測定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這就如同檢測一個人的健康，首先需要有一套物理與化學的體檢指標。因此，設計科學的指標體系來測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程度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研究的統一與規范，本文中的所有指標都必須遵循如下的原則與計算方法以及程度判斷的標準：
指標設計的總體原則：
――關鍵原則。指標要關鍵。一個項目的影響因素是很多的，而決定其趨勢和發展動向的往往就是一小部分關鍵指標，因此，在指標選擇時候要選擇最關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簡潔原則。指標不宜過多，因為過多的指標會影響對整體的判斷，使得人們很難把握全局。
――多維度原則。對整個指標體系的把握要從多個維度著手，不能僅從單個方面進行分析，保證指標的全面性。
――可操作原則。指標體系中的數據需要可操作，即要使得數據能容易從統計部門得到，否則就失去了實際意義。
所以，在指標的選取上，盡可能選取易得、關鍵的指標，并且主要將指標分為正指標和逆指標（政府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體系設計方法除外）。所謂正指標，其數值越大，代表經濟增長越趨向好的方向發展；所謂逆指標，其數值越大，代表經濟增長的質量越趨不利。對于正指標和逆指標的值的確定我們主要采用以下的公式：
正指標計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標的經濟含義如下：
S:正指標綜合值；X:報告期指標的當前數值；XL:指標實際數值所在區間最低值；XM:指標實際數值所在區間最高值；Wi:每個指標的權重。
逆指標計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標的經濟含義如下:
S:逆指標綜合值；X:報告期指標的當前數值；XL:指標實際數值所在區間最低值；XM:指標實際數值所在區間最高數值;Wi:每個指標的權重。
在權重的確定上，主要是運用自身的經驗和對相關文獻的解讀，必要的時候運用專家調查法來進行修正。
轉變程度判斷是基于對指標的分析和綜合值的計算。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四種程度判斷綜合起來考慮，就得到了表1：
二、不同類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指標體系設計
1.集約型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指標體系設計
集約和粗放型經濟增長可以從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來加以反應，具體為：
2.投資推動型與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指標體系設計
從總量上、結構上衡量其在經濟增長中的推動程度。而基本建設投資占總體投資的比重測定投資推動型經濟增長的程度。
3.政府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指標體系設計
對于政府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經濟增長的判斷，可以用如下指標來衡量: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市場化程度判斷是針對地區或中心城市，而不是針對國家，所以并沒有考慮關稅稅率等國際因素的影響。
4.發展型與欠發展型經濟增長方式指標體系設計
發展型經濟增長就是消除貧困、經濟增長、群體和諧、政府廉潔高效、生態環境宜人、國家經濟安全、創新能力強 。它是經濟增長的和諧、理性和安全狀態。
據此，可從實證的角度來分析研究經濟增長方式演變概況、問題和原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進而提出發展的政策建議，促進經濟增長的和諧、理性和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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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28-02
一、問題的實質
遼寧的工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經濟發展中遇到資源短缺、競爭力薄弱、成本提高等問題，客觀要求轉型。在經濟增長方式處于由數量型增長方式向質量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質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持續性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經濟發展滿足市場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穩定性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的基礎。第二，有效均衡協調性主要是經濟結構的協調，現階段人口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等的協調是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場需求的變化決定經濟發展必須具有適應性，經濟管理工作必須做到正確認識不確定性因素，把握發展的主流，提高應變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經濟發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會再生產過程順利實現的保障，在安全的經濟環境下經濟才得以發展，降低干擾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務。最后，持續性是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經濟管理工作要做到約資源，保護環境，這是“兩型”社會的根本要求。
二、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評價指標的選擇構建
經濟增長質量是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與經濟增長數量一起產出的滿足市場需求的一組固有特性的程度，這種程度表現在：經濟增長穩定性提高、經濟結構的優化、人們生活水平的經濟保障、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環境的可持續，從而使經濟增長得以改進的經濟狀態。本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效均衡性、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及持續性出發，構建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試圖通過該指標體系對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做全面的評價。具體的指標體系如下：穩定性反映經濟波動狀況，采用指標為波動經濟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城鎮登記失業率。有效均衡協調性反映經濟結構，指標包括工業化率，第一、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投資率，消費率，存款余額/GDP，貸款余額/GDP，進出口總額/GDP，城鄉收入比，泰爾指數，適應性資源利用全要素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安全性體現經濟保障，選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平方米、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城鎮、農村居民的家庭恩格爾系數為評價指標。持續性實質是經濟增長的環境約束條件，評價指標為單位地區的生產總值能耗及生產總值電耗、單位產出大氣污染程度、單位產出污水排放數、單位產出固體廢棄物排放數。
（二）指標說明
（1）在經濟增長質量的穩定性指標中，經濟波動率是對經濟增長率波動的度量。（2）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有效均衡協調性指標中，工業化率=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第一、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第一、二、三產業產值比重/第一、二、三產業就業比重；投資率=資本總額/GDP；消費率=消費支出/GDP；城鄉收入差距的泰爾指數，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義和公式。（3）在經濟增長質量的適應性指標中，資本生產率=當年資本存量/當年 GDP；勞動生產率=當年勞動力人數/當年GDP；全要素生產率采用規模報酬不變的DEA模型進行估計。（4）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性指標中，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單位地區生產總值電耗=電力消耗量/GDP；單位產出大氣污染程度=工業廢氣排放總量/GDP；單位產出污水排放數=工業廢水排放總量/GDP；單位產出固體廢棄物排放數=工業廢棄物產生量/GDP。另外，對于某些年份數據的缺失，可以通過OLS進行回歸填充。
（三）數據的標準化
由于各指標的單位不同，不可進行簡單相加，不能直接進行計算，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方法為：正指標不作處理，逆指標均采取倒數形式，適度性指標采取標準化處理方法。
三、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測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基礎指標在固有特性指標中的權重，并根據相應權重合成含義特性指標指數，進而根據同樣的方法得出經濟增長質量總指數。
主成分的統計信息包括各個維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貢獻率及累計方差貢獻率，增長質量的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持續性5個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綜合原始數據信息的解釋能力很強，其中安全性和適應性等維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92.687%、87.876%，已經超過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強的合理意義。
利用SPSS16.0軟件做基于協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礎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系數，再計算各基礎指標的權重。其計算過程為：首先，根據協方差矩陣生成各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個含義特性指標下基礎指標對應的因子向量；其次，計算每個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開平方根，再用每個含義特性指標下基礎指標對應的因子矩陣除以相應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的開平方根則得商向量即為基礎指標對應權重，再以同樣的計算方法分別確定5個含義特性指標對應的權重向量，再以同樣的方法獲得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各基礎指標及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系數向量和權重。利用的基礎指標及相應權重，可以計算經濟增長質量5個含義特性指標的時間序列，最后根據每個含義特性指標旋轉后的方差貢獻率與因子得分后的乘積和即為經濟增長質量指數，最終可得2000―2010年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分別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質量增長指數表明：2000―2010年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和安全性及持續性也都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5個指標均有正負值，說明在之前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穩定極弱的經濟狀況，使得指標對經濟的貢獻為負。但是在近3年，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開始有了好轉，各指標對經濟的貢獻均為正。
四、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分析
（一）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分析
1.經濟增長質量的穩定性
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波動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內穩定性指數有正有負，且在2008―2010年間的穩定性波動幅度趨于穩定。由于構成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基礎指標均為逆值標，從基礎指標對應的權重可以看出，經濟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和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影響經濟增長波動的重要因素。城鎮登記失業率對遼寧省經濟增長的波動影響較大，所占權重最大，其次是經濟波動率和通貨膨脹率。遼寧省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勞動力過剩的壓力，在降低物價水平的過程中，適度控制經濟增長幅度。
2.經濟增長質量的有效均衡協調性
經濟增長的有效均衡協調也是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協調性表現在經濟結構的優化上。遼寧省的經濟結構在2000―2007年指數均為負，且波動性不大，接著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說明遼寧省近幾年來越來越重視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結構變化指數上升1單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就增加0.492個單位，經濟結構逐年改善從而提高了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從基礎指標對應的權重可以看出，消費率所占的權重為0.391，是該含義特性指標對應的基礎指標所占權重最多的。對經濟結構優化有促進作用的指標還有第二產業比較生產率、存款比例以及工業化率，它們在考察期內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結構的改善，但是第一、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勞動力在部門之間的分配不合理，同時城鄉收入比例和進出口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遼寧省城鄉收入差距在減小，遼寧省的對外開放程度還不夠大。
3.經濟增長質量的適應性
遼寧省經濟增長的適應性逐年上升，結合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權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內，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是限制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基礎指標看，2000―2010年遼寧省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適應性的主要因素，數據顯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約是2000年的2倍。而勞動生產率卻在考察期內呈現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不大，從而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源利用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權重還是為正的。可見遼寧省要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適應性，需要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勞動就業人數。
4.經濟增長質量的安全性
經濟增長的安全性表現在經濟保障上，經濟保障是推動經濟增長質量改善的因素。計算結果顯示該指數對應的權重的絕對值很高，但是時間序列變化使其在考察期內呈現下降的趨勢，這主要受基礎指標變化的影響：受教育程度、恩格爾系數及住房面積都是影響經濟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鎮和農村的家庭住房面積呈現上升趨勢，而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均為逆值標，二者原始數據表現出下降趨勢，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在逐漸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該基礎指標對經濟保障指數的貢獻程度。
5.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性
生態環境關系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經濟發展要求對環境的保護，從而使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持續性用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和電耗及單位產出大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數來衡量。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權重最高，說明持續性是遼寧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所選的基礎指標中，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和電耗以及單位產出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數對經增長的持續性影響較大，其權重均在0.47以上。遼寧省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要促進工業化必須重視環境改善，降低環境污染，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二）改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2000―2010年遼寧省經濟增長的質量總體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其中有效均衡協調性、持續性等含義特性指標下表現出的經濟結構和環境約束對遼寧經濟增長績效顯著，而在經濟波動、資源利用和經濟保障上還存在問題。政策建議如下：
1.減小經濟增長波動
穩定經濟增長，通過調整經濟增長速度，使之與經濟發展規劃相適應；擴大就業，根據全省產業發展特點，結合產業布局，合理發展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性勞動密集性產業及相關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不斷擴大經濟規模和就業容量，進一步完善各項金融、財政、稅收政策扶植就業；再者，穩定物價使整個遼寧省經濟波動的穩定性維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經濟增長效率，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通過加快重工業化的裝備制造業建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構建科學適用的人才培訓體系，使勞動生產率提高成為推動產業增長的動力。另外，建立高層次的人才市場，通過信息共享機制使高素質人力資源的配置符合經濟發展需要。
3.加大經濟保障
不斷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強財政轉移支付對城鄉居民個人進行直接補貼，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針對性地鼓勵農村勞動力參加相關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創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量，改善低收入群體的住宿條件，加強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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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表一 1960-2016年經濟監測運行動態
二、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研究現狀
（一）建立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的原因
1.生產力水平或高或低，經濟增長率忽上忽下是不可避免，并構成經濟增長的常態，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經濟波動。短期的經濟波動通常稱為經濟周期，經濟發展本身具有的不穩定性就決定了進行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的必要性。
2.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多層次、多元化的格局導致經濟運動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更容易出現失控的狀況，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時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決定我國正處于一個高速增長時期，而高速增長的經濟更容易出現波動，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著速度，也要求著質量。
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將會逐步提高.這使得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聯系更為緊密，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微觀經濟的走勢，為了使宏觀經濟能與微觀經濟有效配合，互相推動，對于宏觀經濟的監測預警必不可少。
4.隨著經濟建設需要，中國已經走過了初級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經濟、政策制約經濟、幾大部類經濟的歷程，宏觀經濟發展越來越向有機的、復雜的經濟系統發展，絕非幾個簡單數據就可以說清楚的了，宏觀經濟發展對于經濟分析水平的客觀要求刺激著經濟監測預警的成長。
（二）構建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實證研究分析
1.指標的選取
指標的選取在整個體系的構建中是最基礎的部分，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指標的選取各有千秋，宏觀經濟預警的方法，依據其基本思路和技術手段的不同，可分為三類，即景氣指數法、預警信號系統和短期計量經濟模型等； 依據預警機制， 可以分為黑色預警方法、黃色預警方法、紅色預警方法、綠色預警方法、白色預警方法， 其中黃色預警是最常見的預警方法. 如果依據預警手段， 黃色預警方法具體可以分為指數預警、統計預警和模型預警， 其中的模型預警方法， 如果依據是否采用計量模型方法， 又可以分為計量模型預警和非計量模型預警。 下面我們將詳細闡述各種方法下指標選取的原則，不同方法下選取的指標分為哪幾類，各類指標在預警體系中的作用。
①指標選取原則
盡管在不同的文獻中表述不同，但實質內涵是相同的，所以無論是哪種預警方法之下的指標都遵循以下原則。
規范性原則，即指標概念上與國際準則的規定保持一致，方便比較；操作性原則，指標的選取要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搜集運用；動態性原則，預警指標體系應隨著不同時期進行調整；差別化原則（靈敏性原則），預警指標的確定要依據預警對象的客觀實際；宏觀性原則，強調經濟涵義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指標要能反映經濟狀況；相對穩定性原則，指標變化幅度太大不利于研究；系統性原則，當選取指標具有好的循環波動性能時，對檢驗預警系統時很重要；指標的時效性，指標要能及時獲得，不影響系統的構建；定性預警與定量預警相結合的原則，單一方向指標的選取會造成預警結果有偏差。
②不同方法下指說難∪。
選取合適的指標是成功構建預警體系的基礎，構建預警機制選用的方法不同所選取的指標也會有所差異。
A景氣指數法：景氣指數法是指在宏觀經濟景氣監測分析的基礎上，依據擴散指數和合成指數所提供的預警信號進行預警的方法。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指標的選取都是不同的，體系包含三類指標。表二為國內常見指標，表三為國外常見指標（以美日為例）
B預警信號系統：預警信號系統的原理是首先選擇一組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的敏感指標，運用有關的數據處理方法，將多個指標合并為一個綜合性指標，再根據這個綜合指標來判斷經濟發展態勢。
C計量經濟模型常見預警指標：計量經濟模型包括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隨機方程式，它簡潔有效地描述、概括某個真實經濟系統的數量特征，更深刻地揭示出該經濟系統的數量變化規律。理論模型的設計主要包含三部分工作，即選擇變量、確定變量之間的數學關系、擬定模型中待估計參數的數值范圍。不同的計量經濟模型在經濟預警系統中起到的作用不同，所取得指標也不同。
綜上所述，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地區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對外貿易（海關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消費物價指數（CPI）、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牧民人均現金收入、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匯儲備、貨幣存量或流通量都是預警系統中必然會選取的指標。
2.預警體系的構建
①建立宏觀經濟預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宏觀經濟預警的方法有很多種，目前普遍認同的宏觀經濟預警的基本思路是：明確警義尋找警源分析警兆預報警度。具體地說，又包括預警指標的確定、預警界限的確定、預警方法和警報等幾部分。
預警指標體系構建分為三部分，即指標的選取，體系的構建，系統的檢驗，在體系的構建的方法多種多樣，例如時差相關分析方法、層次分析法（AHP）、景氣指數法、ARCH預警方法、基于概率模式分類法、判別分析法、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粗集--神經網絡預警方法、概率模式分類。目前仍沒有絕對正確的預警方法，但都是通過指數反映預警是否成功。
②預警指數在不同觀點上又分為：
A景氣指數：用來預報經濟活動將要走向的景氣狀態，每一種景氣狀態都對應著一種經濟運行狀態，即供給與需求相互關系的狀態。包括：擴散指數DI，分別計算先行、同步、滯后。先行擴散指數能在半年之前對經濟衰退做出反應，缺點是不能反映景氣指數，它不僅能反映景氣變動的方向，而且能反映景氣循環的振幅。
B產業預警指數：為了分析每個產業的景氣度及未來發展趨勢及前景而選出的與產業相關性較大的指標，對產業進行綜合分析的評判標準。
C投資預警指數：企業在投資中遇到的風險一般可分為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前者是指企業的外部環境因素如所在省份的政治、經濟、法律、金融等方面的變化，給企業投資帶來的風險。后者是指投資決策以及項目生產經營中存在的風險。對企業投資進行預警，首先必須確定項目投資的風險因素及其影響，即風險辨識階段，在風險辨識階段的前提下，繼而對風險進行定位和預警。
3.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檢驗
①進行檢驗的原因
傳統的宏觀經濟預警分析要求對指標進行合理篩選，數據要求全面，特別是在選取指標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主觀性影響，預警指標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加上對經濟指標數據預處理的單一化，從而使傳統意義下的預警模型所得出的預警結果與實際結果存在很大偏差。盡管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宏觀經濟預警提出了許多可行的方法或模型，但由于各種方法和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事件發展的非線性或不確定性導致實際事件的預警精度不高，尤其是社會經濟活動由于隨機因素的復雜性，更是難以做出準確監測，迫使我們不得不深入進行思考和研究。通過合理選擇預測模型，調整修正預測結果，實現對宏觀經濟"警情"及時準確地進行監測預報。預警不但要 "預"，更重要的是"警"，即預測是為了更好地獲得警情，從而為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提供可靠的依據。在預測支持系統的最后環節添加一個 "警"模塊，就能及時地對宏觀經濟的警情提出準確的預報。
由于城鄉經濟在收入結構、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導致同樣的宏觀調控政策在這種差異條件下會被迅速稀釋，從而達不到調控的初始目標，因此我國典型的二元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此外，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或知識積累等因素則通過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極大地影響著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率和速度，而經濟制度變革和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則在另一層面上改變著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對預警系統產生影響；在大環境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貿易狀況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運行同樣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此可見，宏觀經濟預警系統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因素，進行檢驗十分必要。
②進行檢驗的方法
建立預警系統的方法各有千秋，但都離不開指數的構建，指數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是作為反映預警系統是否有效的標尺，因此，在系統檢驗這一方面，我們著重研究對指數的檢驗.
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應用效果的檢驗，通常運用VAR模型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趨勢水平之間的關聯性進行計量和檢驗，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和脈沖響應函數。然后，運用非對稱的GARCH-M模型分別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時間序列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并在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的基礎上，通過TARCH模型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
A趨勢水平之間的關聯性檢驗
常見選擇運用VAR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水平趨勢之間的影響機制和因果關系。由于VAR模型要求樣本數據必須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需要采用一定的數據處理方法消除序列的非平穩性。在此，采用對數法、差分法、HP濾波法等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的方法。
B趨勢水平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
按照指數編制原理，先行指數理論上應該是一致指數的Granger原因，而一致指數在經過若干期的逐步傳遞后也會影響到先行指數。但是，實證分析結果是否與理論設計一致呢？因此，檢驗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是很有意義的。波動之間的關聯性檢驗為了判斷經濟周期波動中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之間的關聯性，需要檢驗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波動成分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而分析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之間的關聯性。我們可以采用條件異方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首先，分別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以便清晰把握兩指數波動的特征。然后，檢驗先行指數波動與一致指數波動的Granger因果關系。最后，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影響的非對稱性，從而實現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波動之間關聯性的計量與檢驗。
C波動之間關聯性檢驗
波動關聯性檢驗模型可以x擇TARCH模型或非對稱的GARCH-M模型。首先，對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ARCH-LM和F檢驗實現先行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為了提高有效性，需要對模型方差的特征進行重新定義。建立非對稱的GARCH-M模型來檢驗先行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同時，對方程進行條件異方差的ARCH-LM檢驗。其次，對一致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和先行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相同，在進行了ARCH-LM檢驗之后，運用非對稱的GARCH-M模型對一致指數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第三，對波動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最后，對波動影響的非對稱性檢驗。為了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從而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的關聯性有個清晰地把握，選取TARCH模型對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進行檢驗。
三、新形勢下對山西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考
理論和實踐證明，加強經濟預警，從而建立經濟預警與利益平衡機制，可以有效分配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推動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預警指數的構建，不僅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而且更加注重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把握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的關系。通過預警，政府可以改變工作的著重點，為政策的制定及經濟未來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山西經濟增長景氣監測預警體系的建立分為三個步驟：確定基準循環指標，篩選經濟運行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體系，合成經濟運行先行、一致、滯后指數。
對于山西來說，長期作為全國的能源基地，第二產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所以無論采取哪種方法去構建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工業指標的采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山西GDP增長率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周期性特征相似，工業生產的運行狀況基本上可以反映全省國民經濟的景氣狀態。我們可以采用全省GDP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的對比來說明工業對山西省的影響，以此確定山西省經濟狀況。
（GDP為國內生產總值； IVA為工業增加值）
根據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工業一直是山西的命脈，但是2013年山西工業產值下降，表明我省近來經濟活力不足，經濟疲軟。通過選擇工業指標構建預警指數可以對我省經濟發展狀況進行控制和預測，以便于加快我省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使經濟平衡發展。
對此， 2012年山西省經信委公布全省各市前三季度工業經濟增長目標預警指數，已經開始了預警操作。例如，2012年全省11個地市中，忻州、朔州和晉城三市完成了全年目標進度，工業發展較快；太原、大同兩市獲四級預警，目標進展形勢基本順利；臨汾、陽泉、呂梁預警等級為三級，目標進展形勢比較嚴峻；長治、晉中的全年目標為16%、17%，實際完成情況為12.5%、12.9%，目標進展形勢嚴峻；運城市因工業經濟增長速度與全年目標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省經信委向運城提出一級預警。通過預警指標的構建使得山西的經濟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規劃與控制，為充分發揮經濟運行工作預警糾偏作用，促進全省工業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有效參考。因此，系統構建山西經濟預警機制，必然將選取工業增加值的當期同比數據作為山西經濟增長景氣分析與預測的基準指標，通過考察山西工業增加值的周期性波動從而了解整個經濟周期運行狀況。
將工業增加值作為經濟預警的基準指標后，將備選指標與基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確定領先滯后關系，從而篩選出合適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研究備選指標包含942個相關指標，涵蓋工業狀況、能源生產、金融貨幣、農林牧漁、價格指數、外資外貿、居民收支、就業與工資、企業、房地產及建筑業、財政收支及國際經濟數據等14個領域，既包括全國的各類宏觀經濟指標，也應該有山西省的地區性宏觀經濟指標， 將備選指標與基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篩選出合適山西經濟預警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基于篩選出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構建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其中，擴散指數可以用來判斷經濟波動轉折點，合成指數則可以用來分析經濟變動程度的大小和速度。考慮到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選取的指標是一致的，且合成指數不H能夠刻畫經濟波動的趨勢，而且可以刻畫經濟變化的程度，所以可以以合成指數為例驗證山西經濟預警景氣指數的穩定性。一旦驗證了所構建的景氣指數是穩定的，就可以用其作為對未來山西經濟增長的監測和預警。
山西作為我國重要的中部省份，是我國原煤、電力的重要產地，對全國的經濟運行狀況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山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呈現許多與全國經濟周斯波動不同的特點。因此，本研究建立的山西經濟增長研究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將為制定地區經濟發展策略提供盡可能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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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因子分析；不同步系數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3-0018-06
經濟增長作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目標，受到極大的重視。我國也將經濟增長作為一項長期的目標。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伴產生的社會和環境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關注，這些問題就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概念以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都表明人們滿意并且致力尋求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數量擴張和質量提高的統一。
一、 國內外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綜述
對于經濟增長的理解，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1]庫茲涅茨為經濟增長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種日益增加的經濟商品的能力的長期提高，這個增長的能力，基于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2]根據這種理解，經濟增長不僅僅在于生產能力的增長，更強調在技術改進、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后者正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反映。馬克思在論述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途徑時也指出，“生產的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投入資本的逐年增長;第二個是資本使用效率的提高。”[3]
雖然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專著很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他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4]另一本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銀行的托馬斯等著的《增長的質量》，他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5]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以王積業、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維等學者為代表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較有影響。王積業從多恩布什與費希爾對經濟增長的理解，即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出發，認為“所謂生產要素積累，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是經濟增長實現數量擴張的主要源泉。所謂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它們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主要源泉。決定經濟增長的這兩組因素既緊密交織，又相互區別，共生于經濟增長過程當中。在一定時期，由于這兩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經濟增長或者以數量擴張為主，或者以提高質量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形態。”[7]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1953―1990年)生產率的變化，并與美國、日本等國的生產率變化進行了對比。[8]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提出了“增長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對GDP增長速度的平均彈性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質量；[9]胡少維對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方法進行了綜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做了一些評價，并指出貫徹和諧社會理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10]其余大部分則集中于操作層面，即集中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創新，但是缺乏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問題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鐘學義等在《增長方式轉變與增長質量提高》一書中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三個方面：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等），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11]；戴武堂認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包括：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就業率、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12]其他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亞民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效率、產出結果、增長潛能四個方面設計的由21個評價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13]李周為、鐘文余通過六個反映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指標以及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源泉與機制的一系列指標體系來評價經濟增長的質量；[14]李變花認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應該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效益、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環境保護、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經濟穩定八個方面；[15]單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四個方面，確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的評價理論，對1995―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探討；[16]趙英才等對1978―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并不同步的結論[17]；而徐輝、楊志輝則用密切值模型對1995―2003年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評價。[18]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前文有關的理論研究，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可以界定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經濟效益、經濟潛力、經濟增長方式、社會效益、環境等諸多品質方面表現出的與經濟數量擴張路徑的一致性、協調性。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方法選擇
1.模型指標變量設定
前文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已經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進行量化評估，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是基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及其評價理論，運用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狀況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在參考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解，本文設定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構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各個指標及含義具體如下：
X1――人均GDP指數（1978年價格）；
X2――財政收入增長指數；
X3――全社會勞動生產率（1978年價格）；
X4――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例；
X5――投資效益系數用一定時期國內生產總值與上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對比的方法來計算，即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GDP，用公式表示為：CIE=GDPtIFAt，其中IFA為t時期的固定資產投資額。；
X6――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
X7――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
X8――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數）；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1――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2――萬元產值能耗率（1978年價格，倒數）；
X13――經濟穩定性系數經濟穩定性系數=VEG?INF=（|gt-gt-1|/gt-1）?INF。其中，VEG表示經濟波動率系數，INF表示通貨膨脹率。（取倒數）；
X14――城鎮化水平；
X15――養老保險覆蓋率。
在運用因子分析前，將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各負向指標調整為其倒數形式，使其成為與經濟增長質量正相關的指標變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義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中，需要對反映其客觀情況的多個指標進行大量的觀察，而在很多情況下，許多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從而有可能用較少的綜合指標分析存在于各變量中的各類信息，而各綜合指標之間是彼此不相關的，這些代表性的綜合指標稱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較少的幾個因子來反映原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時，用盡可能少的不可測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個變量或指標。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x1、x2…xp為p個指標，apm為影響因子載荷，F1、F2…Fm為m個公共因子，m小于p，ε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過研究指標體系的內在結構關系，從而將多個指標體系轉為少數幾個相互獨立且包含以上指標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綜合指標。其優點在于它確定的權數，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有較好的客觀性，而且得出的綜合指標(公共因子)之間相互獨立，減少信息的交叉，這對分析極為有利。
三、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
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各指標代碼以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應首先檢驗模型及相關指標的設計是否可以應用因子分析。KMO檢驗和Bartlett's 球形檢驗是兩個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檢驗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測度采樣充足度。檢驗指標變量的偏相關是否足夠小。KMO的統計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間，若該統計指標在0.5和1之間則表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則表明因子分析的結果可能難以接受。
根據相關數據，SPSS給出的相關計算結果表明，KMO檢驗的結果為0.588(大于0.5)。Bartlett檢驗統計指標檢驗相關矩陣是不是單位矩陣(原假設為相關矩陣為單位陣)。卡方檢驗結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檢驗的卡方統計值為401.362, p值近似為0，拒絕原假設，即相關矩陣不是單位陣。因此。以上兩項統計指標的檢驗表明適合采用因子分析進行研究。
在此基礎上，SPSS13.0的輸出結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轉后的結果。
從表3的因子載荷矩陣可以看出，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標變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宏觀環境因素，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環境影響因子。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2在指標變量x2、x5、x6、x8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要素收入的變化，可以作為要素生產率因子。旋轉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標變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較大的載荷，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環境和資源變化以及競爭力，這些可代表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可以用F1,F2和F3這3個完全不相關的公共因子來表征，即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包含了宏觀經濟環境因素、要素生產率因素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素。
通過對表3的觀察可以得出，宏觀環境影響因子F1、要素生產率因子F2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子F3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全部變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見，這3個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絕大部分信息。
為了計算各公共因子的綜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的數值，需要對這3個因子進行量化。本文采用回歸法(regression)來計算因子F1、F2、F3得分，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歷年經濟增長質量因子分析的綜合得分Qt，表示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關矩陣R所對應的特征值。
四、結 論
通過對全國1990―2005年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結論。
1.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水平不斷提高
根據綜合評價指數的相關數據，自1990―2005年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綜合質量指數年平均提高約6.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質量呈現出不斷改善的趨勢。
2.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不同步的現象
中國16年來經濟增長質量提高（QI）與數量擴張（SI）存在不一致的現象。雖然中國在16年間經歷了QI的持續上升，但是由于中國保持了更高的數量擴張速度，QI的提高并未與SI呈現出較高的同步性，經濟規模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并沒能帶來同比的質量提高。這一定程度表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擺脫以數量擴張為主的粗放型低質量增長的窠臼。
3.最近幾年擴張不同步系數不斷擴大的趨勢應引起重視
根據擴張不同步系數的計算結果，自1995年以來擴張不同步系數變為負值，而其仍呈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這就為當前經濟運行提出了一個警示，即在關注經濟數量擴張的同時要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這也從實證的角度反映出當前遵循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相關因素的不同變化趨勢應引起重視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響。F1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環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來，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經濟環境因子F1，隨著經濟的增長，宏觀經濟環境狀況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要素生產率因子F2則呈現出波動性，經歷一個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穩步上升的過程，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產率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但是最近幾年F2穩步上升，表明要素生產率的上升。反映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因子F3呈現出“倒U型”趨勢，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趨勢。這點尤其要引起重視。
5.影響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最關鍵的因素――環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來F1、F2都呈現出上升趨勢，而1996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來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步伐減緩。而F3其實代表了TFP的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正如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相對較低，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高，基本上屬于投入型的數量增長。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也很高，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 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 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環境損耗驚人，環境因素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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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F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21-0015-02
人類歷史上長期極度的物質匱乏使得人類特別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然而現代經濟增長在給人類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許多不幸與災難。那種單純追逐經濟增長速度的做法日益引起人們的質疑和批評,人們開始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希望經濟增長在給人類帶來更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還帶來生活品質的改善,帶來社會的和諧,帶來人類自身的發展。相對來說,國內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文獻要多于國外,國外的文獻主要研究的是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的一些課題。
1 國外研究述評
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一些學者開始對傳統發展觀和發展模式進行批判、反思和總結。發展經濟學家邁耶(1984)認為:“發展經濟學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壇,而是全神貫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質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員說:發展問題必須定義為對最惡劣的貧困形式的一種選擇性進攻,發展目標必須根據疾病、文盲、貧窮和不均等不斷的減少和最終消除來確定。
薩繆爾森(1999)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這是對經濟增長這個概念最初的定義,從量的角度即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定義經濟增長。
庫茲涅茨(1971)是這樣定義“經濟增長”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識的相應調整基礎上的。”這一定義不僅規定了經濟增長的內容、基礎和條件,包含量和質的因素,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識等社會條件的改變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這有些接近于經濟發展的概念。
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1977)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作者考慮到了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并且辯證地看待兩者的關系,指出要在不削弱對生產的增長數額和增長速度的同時,不斷地改善經濟發展的質量指標。
世界銀行的托馬斯(1999)等著《增長的質量》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它從經濟福利、教育機會、自然環境、資本市場抵御全球金融風險的能力及腐敗等角度對各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比較。
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羅伯特?巴羅(2002)年發表了《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一文,提出了評價經濟增長質量,不但要包括投資率、通貨膨脹率等狹義的經濟增長指標,還應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標。
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的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氣候變化”的專門報告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氣候變化進行了全新的審視,評估了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向低碳經濟轉變以及采取不同適應辦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英國等國家經濟的影響。
普雷斯科特(2007)指出,英國的實踐證明經濟增長和排放的減少是可以同時實現的;低碳行業、低碳經濟、低碳工業、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續發展的形式;氣候變化歸根到底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而越來越成為一個經濟和財政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2 國內研究述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理論界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的認識也更加深入。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決定因素和評價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理論研究中,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從不同側重面做出了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經濟增長質量的決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觀點如下:
第一種觀點,從社會生產目的出發的闡述。社會經濟發展和增長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經濟增長質量包含經濟增長效益。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主要表現為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程度和經濟效益的好壞。由此,單曉婭,陳森良(2002)經濟增長質量定義為:一定時期內一國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配置、滿足社會需要以及社會協調發展的優劣程度。它不僅包括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
第二種觀點,從經濟增長方式出發研究經濟增長質量。代表性的學者是鐘學義(2001),他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視為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包含著十分廣泛的內容,它不僅包括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增長能否持續、穩定、健康地進行,經濟增長是否伴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生產的規模化,經濟增長能否使廣大人民的生活質量有顯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環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種觀點,比較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是郭克莎(1996)。他先是分析了絕對經濟增長速度和相對經濟增長速度,從國際比較角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差別產生的原因;進一步提出相對增長速度才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然后郭教授分析,經濟增長太快,超過潛在增長率,會導致增長質量的下降,引起經濟波動。
第四種觀點,從經濟增長的源泉角度闡述。如:劉國光(1984)提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當逐步轉變成以提高效率為特征的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包括:利用現有基礎充分挖潛;優化產業結構;依靠科技進步,落實科教興國;狠抓資源節約,開展綜合利用等等。王積業(2000)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可分為生產要素量的增加和質的提高兩個方面。總的來說,經濟增長質量取決于剩余產品率,部分地取決于資金、物資消耗率和技術進步貢獻率。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因素。
(2)統計研究中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大體有以下幾種分類:
第一類,單純從經濟角度度量。如王利(1998)等提出通過對經濟物品和提供經濟物品的能力的測度來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測度。
第二類,從經濟和社會兩方面進行測度。如焦艷玲(1999)認為: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認為現行的經濟增長統計應從經濟增長質量角度,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增長效益、產業結構程度、人民生活狀況及社會保障、通貨膨脹程度和失業程度六個方面作出修訂。單小婭、陳森良(2002)從效益、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環境、競爭能力、穩定性、潛在能力等七個方面評價經濟增長質量。
第三類,從經濟和環境兩方面進行測度。龔江南(1999)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包括增長速度、經濟效率、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與環境質量五個方面,并且評價經濟增長質量應突出環境質量的考察,并對如何評價環境質量作了初步探討。如賀清正(2000)等從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效率、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與經濟協調、經濟的穩定性和環境質量這六個方面設置了17項指標組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系統。
第四類,從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三方面進行測度。鐘學義(2001)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①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主要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
②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如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3)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如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如李岳平(2001)從增長源泉、穩定性、經濟結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增長代價這六個方面設置了25項指標組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系統。
(3)實證或評價研究中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方法的選擇,主要有以下嘗試:
第一種,數學模型法。肖紅葉、李臘生(1998)就經濟增長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和增長潛能四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質量作了實證研究,分析了當時的情況及相關原因。在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分析時,作者通過對經濟增長路徑構造其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增長路徑有很大的差別。其理論模型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種,綜合指標法。如王利(1999)等用對經濟物品的測度和提供經濟物品能力的測度兩項指標,算出經濟增長效率作為綜合測度指標值,欲以此對經濟增長質量開展實證研究。張衛民、安景文、韓朝(2003)用嫡值法構造了一個復合的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環境支持指數。借此評價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系數和協調系數。趙英才(2006)等從經濟和環境的五個不同方面構造了17個指標,采用相對指數法對1978-2002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分析。
第三種,系數分析法。如錢津(1999)以市場創新增長的增長率除以國民經濟增長率得到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系數,來對國民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衡量。
第四種,系統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2001)指出可采用系統分析法和人工神經網絡模擬法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綜合評估。還有紀淑萍(2006)應用因子分析方法對2004年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
3 簡要評論
綜上所述,現有的經濟增長質量理論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礎上,雖然GDP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以GDP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衡量指標仍存在許多缺陷:既在反映經濟活動的投入與產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夠,也在反映一國的產業結構、科技進步、真實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狀況、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等方面不夠精確。分析和評價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應該綜合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表現進行分析,而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幾乎不考慮經濟增長質量,是不完整的。雖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衡量經濟增長方面研究取得較大成果,不再單純依賴GDP測度,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目前技術發展遇到了瓶頸問題:首先,所選取的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等評價指標重點不明確,各指標在指標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基本一樣,沒有孰重孰輕,不能夠正確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標選取大多只涉及國內,沒有考慮國際競爭力,把研究對象置身于開放經濟條件之外,在當今是不完善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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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羅?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3]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篇（6）
一、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
新農村建設核心是解決農民的增產、增收問題,故發展農村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而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的籌集和使用主要通過金融活動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認為金融服務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間關系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效果。根據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表現為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體系的關鍵在于金融功能的實現,而這離不開金融發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發展重要性之后,麥金農和肖通過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發展理論。國外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主要由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構成,且理論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談儒勇(2004)將金融發展界定為金融體系朝好的方面變化,所以,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是金融體系是否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論證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后期該類研究主要在金融發展理論框架下就金融擬制和金融結構角度進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中觀層面,其立腳點是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大都基于金融服務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假設下或計量驗證影響因素。后期研究開始由理論研究轉向實證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為研究目的進而證明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相關,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數學者用于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國外的研究成果為國內學者研究該類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視角主要有全局、區域和農村,其中基于農村的視角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或農民收入增長)間的關系在隨著新農村建設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路徑中,針對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可分為農村金融深化和農村金融中介發展兩種。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討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對農村經濟的貢獻,通過數據分析找出重要影響因素并得出相應結論。而農村金融中介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研究則突出農村金融功能發揮,試圖解釋金融服務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具體研究中,張春喜、孫偉(2007)從金融演進的內在關系及更長的歷史視角下以農村金融的發展現狀為背景和李政(2009)用實證的方法證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均衡關系,并通過因果檢驗得出相應的結果。而方金兵、張兵、曹陽(2009)基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選取農民收入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替代指標,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兩者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并指出擴大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對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李廣眾、陳平(2002)利用我國1952-1999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對于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多變量VAR系統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提出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效率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丁曉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分析方法,同樣認為金融發展和我國經濟發展有存在雙向作用。姚耀軍(2004)從金融發展的視角根據1978-2002數據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利用因果檢驗法做出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影響到農村經濟增長。
二、模型構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主要從實證角度進行,盡管視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因此,在現有經濟體制下為更好的建設新農村,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是最優選擇。然而,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應先確定兩者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構建則探討兩者之間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標設計說明
1.分析方法。由于單方程的OLS法會出現自變量內生性問題,加之在非平穩變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現偽回歸問題,而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的方法能較好的解決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鑒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的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
2.指標設計。一般研究,將兩者關系置于資金供給、需求和成效角度上進行。所以,在設計指標時主要考慮農村經濟增長衡量和金融發展的供給及需求。具體研究中,設計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結構指標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等四個指標。在對指標界定中:將農村人均GDP(RPGDP)作為衡量反映農村經濟增長狀況的指標。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發展與金融結構時指出金融發展規模指標(FIR),隨著農村金融發展研究深入,我國大部分學者開始計算我國農村金融相關率指標(RFIR),其中張兵等(2002)在農村FIR與農村經濟增長將農村FIR確定為農村金融資產和農村GDP之比。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王志強、孫剛(2003)認為,可以用儲蓄與貸款的比值來衡量金融中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故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RLD)可定義為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儲蓄轉化為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經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的效率。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與農村貸款余額比率衡量金融發展結構規模。
(二)模型說明及數據處理
1.模型說明。安翔(2004)從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出發,以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創建農村經濟增長模型,并得出農村金融深化是解釋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結論。同樣的方法還被王瑩(2006)和邱杰、楊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斷兩者之間的均衡關系及影響方向,故直接設置若干個指標進行衡量。
2.數據處理本文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由于未能獲得完整數據針對部分數據缺失的事實,在實際處理中僅選擇1988-2007年份數據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數據。同時考慮到農村經濟的根本是農業,本文在指標計算中利用所得的數據進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計算農村人均GDP時,在未能獲得足夠可信的農村人均GDP數據下,本文采取了用農業GDP除以農村人口進行替代,張兵等(2002)同樣采用農業GDP代替農村GDP。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現實影響,我國農村金融資產主要是農民在銀行的存款,所以,在處理RFIR時用農民存款與農村GDO之比計算。農村存款余額和農村貸款余額在1978-1986期間主要在已給出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加總計算,在計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時受條件所限,數據來源主要是《金融年鑒》和《統計年鑒》的數據未能完全描述農村金融機構的貢獻。
三、基本分析結論
通過運用EVIEWS5.0處理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農村人均GDP逐年增長。但與RLD、RLTL之間并未有之間的線性關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響本文認為兩者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知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均衡關系至少在93-07年間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但農村經濟增長卻對農村金融發展沒有顯著的影響。
盡管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國有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為主,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補充的體系,從農村經濟增長不是農村金融發展的Granger原因看,雖然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但農村經濟增長并不是金融發展狀況的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農村金融發展嚴重滯后于農村經濟增長,證明了邱杰、楊林(2009)的觀點。從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改善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姚耀軍,2004)。實證得出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將會嚴重制約農業結構調整,進而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已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要求。
根據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應所存在的均衡關系,分析結果表明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存在上述關系。這也說明了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已經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內生式增長模式轉變。麥金農等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問題,在我國就表現為金融制度變遷主要是政府主導,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鑒于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格蘭杰原因的事實,加快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即在農村經濟增長初期,應進一步強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資金主導供給作用,適度放開競爭,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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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9.9%，增長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長率，從2001-2009年年均增長率為10.5%。中國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同時，經濟增長促使貧困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國國家貧困線標準，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2007年的1479萬，占農村居民總人口的比重從30.7%下降到1.6%[1]。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貧富差距加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國基尼系數從0.3上升到0.45[2][3]，近年來，又有上升趨勢。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如居民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面臨的不平等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提出的。亞行的長期戰略過去以支持益貧性增長為主，其宗旨是幫助發展中成員國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對許多國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差異加劇的問題，亞行在2007年修訂長期戰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并對它的政策含義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新概念，盡管在國際上受到高度關注和認可，但目前還沒有統一、公認的定義。大多數研究認為，包容性增長就是機會平等的增長[4][5][6]，核心是“機會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即包容性增長需要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地參與增長過程并從中受惠；既強調通過高速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其他發展機會，又強調通過減少與消除機會不平等來促進社會公平和增長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認為，包容性增長就是要達到以下結果：可持續與平等的增長，社會包容、賦予權利、社會安全，可持續的增長應該帶動各個部門，使大部分勞動力、窮人和脆弱群體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長的測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長的評價維度選擇
評價和監測包容性增長需要從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內涵出發，選擇合適的評價指標和變量。根據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內涵，包容性增長包括兩個關鍵方面：（1)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2）保證經濟機會有更加廣泛的可獲得性，從而使社會成員可以參與經濟活動，并從中受益。第一方面強調整體經濟可持續增長，第二方面強調經濟機會的可獲得性，關注中低收入階層機會的可得性，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的覆蓋，強調社會安全網的作用，保護脆弱和貧困人群。本研究擬從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內涵出發，首先選擇評價包容性增長的評價維度。由于包容性增長是一種增長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經濟增長，其最大特點是包容性，即機會公平，機會公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保證獲得經濟機會的過程公平、結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個前提，那么評價包容性增長就有四個維度。以下對這四個維度具體分析。
第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包容性增長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創造就業和其他發展機會，即創造就業機會的可持續增長。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指標評價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第二，獲得經濟機會的公平。參與經濟機會公平是經濟增長過程包容性的條件，能否參與經濟活動不僅取決于客觀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機會，還取決于個體參與經濟機會的能力，如道路、飲水、健康、教育的可獲得性。森（2005）主張，政府的公共行為應該更多關注個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營養指標評價獲得經濟機會過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貧困與收入不平等。降低貧困與收入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結果包容性的主要體現，能否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公平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結果以及貧困人口數量的減少，因此，用貧困人口減少以及收入公平兩個指標評價參與經濟機會結果的公平。
第四，社會保障的公平。基礎社會保障能夠促進社會公平，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因意外災害、失業、疾病等因素導致的機會不均等，使社會成員在沒有后顧之憂的情況下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基礎社會保障不僅承擔著“救貧”和“防貧”的責任，而且承擔著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更廣泛的津貼和公共服務的責任，從而使人們盡可能充分地享受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綜上分析，包容性增長的評價維度有四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降低貧困與收入不平等；獲得經濟機會的公平；獲取基礎社會保障（見表1）。確立包容性增長評價維度后，下面將進一步選擇目標層指標的指標。
在選擇指標時，借鑒層次分析法對指標的劃分方法，對指標體系的劃分范圍從大到小，從模糊到具體的方法。遞階層次結構模型由目標層、維度層、領域層和指標層組成，以上初步預選指標組成了第一輪評價指標集合，下面將進一步選擇領域層指標和具體指標。
篇（8）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對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但是，面臨當前外部需求的較大不確定性，我國外貿形勢不容樂觀，同時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增長的轉型中，下行壓力明顯。在此背景下討論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考察貿易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重點。從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以及經濟增長發動機學說等都認為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另外一些觀點，如普雷維什?辛格的中心―論、巴格瓦蒂的貧困化增長理論，則從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并沒有促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對傳統理論關于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提出了置疑。上述觀點分別從貿易總量和貿易結構層面研究了二者的關系。
（一）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總量層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間的數據，考察了73個發展中國家擴大出口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無論是在低收入國家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擴大出口都伴隨著強勁的經濟增長。Moschos的研究假設國家間發展階段不同，其擴大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同。通過從總量方面分析國家間經濟增長的源泉，該研究探討了擴大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顯示存在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低于或高于這個發展階段，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顯著不同。Baldwin基于資本的形成過程，通過將比較優勢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結合，認為貿易產生靜態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的資本積累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會放大比較優勢效應，并且這種效應的獲得取決于貿易量，而與貿易結構和貿易方向都沒有任何關系，只要有貿易發生，資本積累就會發生，比較優勢效應就會最終轉化為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佟家棟較早探討了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二者總體上存在正相關關系。林毅夫認為，出口增長除了能直接推動經濟增長，還對消費、投資、政府支出、進口造成影響，從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因此全面考察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必須同時考慮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和間接推動作用。尹敬東針對對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否顯著這一問題，澄清了傳統測算方法中對總量核算和貢獻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處，認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貢獻，從而得出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結論。
總的來看，從總量層面分析可知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密切，大多數的觀點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這些研究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等方面還有待深入研究。
（二）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結構層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資本積累理論擴張了Baldwin的結論，認為只有當一國出口消費品而進口資本品時，貿易才能帶來經濟的增長，即強調貿易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取決于貿易的結構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貿易結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自然資源充裕度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則阻礙了經濟增長。
此后的國內外學者圍繞貿易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大量實證研究，將總量分析轉為結構分析，不僅通過構建具體的貿易結構測度指標論證二者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及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大小，同時也有利于貿易結構變化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
二、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計量經濟學的日益成熟，為學者們實證研究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條件。國內外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顯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下，實證分析了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拉動作用，但初級產品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很小。Lewer檢驗了Mazumdar的假設，利用SITC資本品和消費品進出口數據，構建了貿易結構變量，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擴張的VAR模型估計了選定的一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結果支持Mazumdar的假設，這些國家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顯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對28個OECD和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的檢驗表明，與出口資本品的國家相比，主要進口資本品而出口消費品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更快，這也驗證了Mazumdar的假設。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衡量貿易結構的五個不同變量，在多國視角下檢驗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可以被貿易結構解釋，并且H-O變量可以很好地解釋經濟增長。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貿易伙伴的數量和貿易伙伴間出口集中度與一國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對所有國家而言，貿易伙伴的數量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在發達國家這種關系尤其顯著；對所有國家而言，貿易伙伴間出口集中度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關系尤為顯著。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貿易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實證分析。楊全發、舒元，沈程祥，孫焱林，趙陵、宋少華、宋泓明，石傳玉、王亞菲、王可、呂惠娟、許小平，徐光耀都從貿易總量的角度統計分析了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未考慮到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藍慶新在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轉型的實證分析中設計了一個較為寬泛的貿易結構指標，發現二者存在顯著線性關系。王永齊分別從不同的理論基點構建了COMPO和TECH兩個貿易結構指標，通過VAR模型估計了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表明中國的貿易結構并不顯著影響經濟增長，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總量增長上。易力、李世美、劉冰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和VEC模型，從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結構優化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認為長期來看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有穩定的促進作用，但短期表現不明顯，并且二者之間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徐光耀選擇在我國進口貿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國為樣本國，分析了在不同的進口貿易結構下，進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同促進作用。丁雯從出口商品結構的角度，運用協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結構同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短期內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都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長期內工業制成品出口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初級產品出口對經濟增長起消極作用。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結論表明二者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出口商品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著1期滯后效應。蘇振東、周煒慶基于產品附加值分布貿易結構分析法構造了出口貿易結構指數，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中國出口貿易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明顯大于低附加值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成卓、王旭剛基于OECD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的分析，對國際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跨國比較。馮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國貿易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表明，從短期看，出口產品集中度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貿易指標在短期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短期內經濟增長也沒有構成任何貿易指標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只從長期來影響貿易結構的變動；從長期看，HO變量產品內貿易指數IIT和出口產品集中度H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原因，而總產出是SW指標的長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系究竟是表現在貿易總量增長還是貿易結構或方向上，還未達成共識；第二，有關對外貿易結構的概念還需進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于貿易發展或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機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進行了貿易對經濟增長之間影響機制的探討，他們借鑒貿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國家地理特點擬合出一個貿易工具變量，運用98個國家的截面數據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機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認為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路徑可以用動態Rybczynski定理、產品差異化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來解釋。貿易結構通過資源稟賦變化和提高內生生產要素勞動生產率來影響經濟增長。
楊全發、舒元從閑置資源、比較利益、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四個方面概括出口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沈坤榮、李劍認為國際貿易通過提升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和加快制度變革進程對產出產生了積極影響。潘向東等將制度安排引入到對經濟增長機理的探討中，認為一國產權保護程度在所有經濟制度安排變量中對該國經濟增長影響最為顯著。唐保慶、黃繁華則認為國際貨物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存在顯著差異。
四、結論和啟示
本文綜述了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相關的研究文獻，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1.從貿易結構入手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新視角。
2.對外貿易結構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導致貿易結構指標選取存在不足。
3.學者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這一問題上基本取得了共識，主要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論和實證上還有不完善之處。
4.以往的實證研究主要是時間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單一，還有待完善。
5.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國際比較研究還有很大空間。可以進行國家比較，綜合考察不同國家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有哪些不同影響，進而提出借鑒性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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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5-0077-02
在金融發展中，農村金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其發展會受到現代金融理論及政策主張的影響。另一方面，農村金融市場的無利可圖使得城市商業銀行不愿涉足，因此，在我國農村金融有其自身的發展特點。從經濟與金融間的雙向關系來看，經濟水平決定金融發展水平，但經濟的增長離不開金融支持，金融同時反作用于經濟，可見金融既可以促進也可以阻礙經濟的增長。
一、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一）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首先，金融規模的持續擴大可以增加鄉鎮企業的融資途徑。隨著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生產領域對資金的需求持續擴大，而金融規模的擴大為這一資金需求提供給了途徑。其次，農村金融資產的種類和數量會隨著金融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這一變化也可以為農村經濟提供新的融資方式。
（二）農村金融結構對農村經濟增長作用機制
一方面，金融結構的優化可以降低資金的獲取成本，資金能夠在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間進行快速的轉移，這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金融結構的優化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金融機構在資金轉移過程中擔負媒介作用，結構越優化，資金越能得到有效轉移，促使資源在農村各部門中得到有效配置。總的來說，金融結構的優化可以為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專業的投資融資服務，資本也在快速轉移的過程中帶動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
（三）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對農村經濟增長作用機制
農村金融效率是一個綜合指標體系，主要反應的是農村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的儲蓄能力、儲蓄投資轉化的效率以及投資的產出比例。事實證明，農村金融效率在促進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農村儲蓄增加、儲蓄投資轉化效率提高，這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撐。
二、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與指標選取
1.模型設定
為了實證分析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本文構建了如下計量模型。
IN（ARGDP）=β0+β1?FIR+β2?LT+β3?RDL+μ1
式中：LN（ARGDP）為經濟增長的自然對數；FIR為金融發展規模；LOAN/TFA為金融結構；RDL為金融效率；μ為隨機項。
2.指標選取
為了揭示農村金融發展同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采用反映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和反映農村金融增長狀況兩組指標，其中農村金融發展指標包括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IR）、結構（LOAN/TFA）、效率（RDL）三個子指標。
本文研究的時間區間為1990-2009年。其中的數據來源，農村人口數、第一產業生產總值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農業存款、農村居民儲蓄存款、農業貸款、鄉鎮企業貸款均取值于《中國金融年鑒》。
（二）實證檢驗
1.ADF檢驗
由于在文中涉及的都是時間序列變量，所以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
從檢驗結果可知，LN（ARGDP）、FIR、LT以及RDL的原始數據都不是平穩的，而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序列，所以各變量的水平值均為一階單整的，對于同是一階單整的平穩序列我們就可以采用協整方法對其檢驗。
2.協整檢驗
由于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直接進行回歸分析有可能產生虛假回歸，恩格爾和格蘭杰針對此問題提出了協整的概念。在本文中，我們就使用E-G協整檢驗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給出了金融發展三個指標與經濟增長進行協整檢驗的結果。
由表2可知，協整檢驗表明農村經濟增長LN（ARGDP）與金融發展規模（FIR）、金融結構（LT）、金融發展效率（RDL）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也意味著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村經濟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檢驗過程中，我們采用LN（ARGDP）、FIR、LT、RDL分別作為衡量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指標，得到的結果如表3所示。
可見，運用1990-2009年間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數據，可以得出如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第一，金融發展規模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的原因，意味著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為農村提供更多的融資服務，進而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如果從因果關系上分析，若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則處于“供給領先型”關系主導階段；反之，若經濟增長是金融發展的直接原因，則處在“需求追隨型”關系主導階段。從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處于“供給領先型”階段。第二，金融結構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說明農村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完善促進資金在所有者和需求者間的流動，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第三，金融效率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這表明在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還很少，資金沒有得到合理的配置。
三、結論
第一，通過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同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結構、效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穩定關系。
第二，在1990-2009年間，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格蘭杰檢驗結果表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因而，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處于“供給領先型”階段。
第三，從不同金融結構、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考察，發現在1990-2009年間，我國農村金融結構的變遷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銀行體系的發展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金融效率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原因是在農村金融市場中我們過度追逐金融規模的擴大，卻忽視了金融機構資源的有效配置，而這也是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中面臨的一大問題。
參考文獻：
[1]韓廷春，夏金霞.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經驗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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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當前，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發展方向已成為我國“十二五”時期發展的重要內容，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探究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以及二者相互影響的程度和方式就極其必要。
目前，許多學者對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不論從定性還是定量的角度，都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張藝影（2008）認為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而經濟的增長通過對供給結構、需求結構以及進出口結構的作用以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有著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關系。劉偉等（2002）從產業結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產業結構對經濟規模和要素效率的影響兩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的增長的動力主要是第三產業，然而第三產業的結構擴張會降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對經濟規模的正效應，單純依靠第三產業的結構擴張， 最終會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朱慧明與韓玉啟（2003）利用各地區1978年—200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及一、二、三產業產出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檢驗了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并測算了各產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根據1996—2000年各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二、三產業產值的統計數據和計量模型，文章還得出了測算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模型，并指出擴大第三產業在國內總產出中的比重會導致經濟的良性增長。
此外，陳華（2005）采用我國1978年至2003年的年度統計數據，應用處理平穩數據的方法即協整檢驗，證明了我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協同發展關系，認為在我國產業結構的次序逐步發展為二、三、一的結構將最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徐東林（2004）則采用Chenery模型分析人均GDP變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認為需求結構變化帶動了產業結構變化。劉建平等（2006）運用時間序列和計量分析方法以廣東1978年以來的數據為例，深入研究認為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
可以看到，不同學者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論：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有助于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會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基本為大家所接受，而經濟增長是否也會帶來產業結構相應的變動則意見不一。另外，時間序列變量和數據較普遍的應用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實證檢驗，學者們在實證檢驗過程中很少運用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析。
本文將在以往研究經驗的基礎上，運用橫截面數據和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通過對不同年份結果的對比，分析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的不同需求，指出產業結構調整需要以經濟增長現狀為依據的觀點。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
本地區本年度GDP相對于上一年度GDP的增長率
GDP增長率=（本年度GDP—上一年度GDP）/上一年度GDP
數據摘自《中國統計年鑒》
2009年、2008年、2004年、2003年按三次產業分地區生產總值
衡量第二、三產業普遍使用的指標有兩種：一是產業產值比重指標，即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總值的比重；二是就業結構比重指標，即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鑒于本文采用了橫截面數據，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采用的是不同地區同一年度的GDP增長率水平，如果繼續采用同一年度二、三產業占總產值的比重或者就業比重的指標將導致指標中摻雜了以往年度的指標對該指標的影響，使得該指標不能很好的解釋本年度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水平，而范劍勇等（2001）曾運用產業結構份額的增長率來討論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本文將采用本年度二、三產業相對于上一年度的增長率水平的指標衡量第二、三產業。
產業結構中第二、三產業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本年度該產業相對于上一年度的增長率
第二產業增長率X1=（本年第二產業產值—上年度第二產業產值）/上年度第二產業產值
第三產業增長率X2=（本年第三產業產值—上年度第三產業產值）/上年度第三產業產值
數據摘自《中國統計年鑒》
2009年、2008年、2004年、2003年按三次產業分地區生產總值
三、理論模型及分析
（一）變量描述及模型
Y：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區GDP增長率
X1：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區第二產業增長率
X2：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區第三產業增長率
year2004： 區分2004年和2009年的虛擬變量
year2004X1： 2004年年份與X1交互項
year2004X2： 2004年年份與X2交互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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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我國國民總產值的連續攀升以及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對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成為農村經濟增長問題的聚焦點。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主要歸結為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相對于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處于一種附屬地位，即需求遵從型地位。如Robinson（1952），認為金融的出現是實體部門需求的反應，是工業化、計劃化和資本積累的工具，處于附屬和被支配地位。芝加哥學派的Lucas更斷言經濟學家過高的估計了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Nicholas Stern's（1989）在對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中完全排除了金融的作用，否定了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供給主導”作用，是經濟增長的推進器。如Gold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概念，創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FIR），對35個國家從1860年到1963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FIR 值的提高與經濟發展水平是呈正相關關系。
第三種觀點認為，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關系。如Patrick（1966）認為，供給引導型的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的初期處于主導地位，一旦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需求遵從型的金融發展將成為主流。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溫濤（2006）于中國東部和西部的省級數據，對東部和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顯示，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明顯的雙向長期因果關系和雙向短期因果關系。
第四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互為因果。如Gurley 和Shaw（1955-1967）也發表了數遍文章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互動的。焦兵（2007）基于中國東部和西部的區域數據，對東部和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方向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中國東部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而西部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單向因果關系。
縱觀國內外研究文獻，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觀層面上或產業角度進行的，針對某一區域的研究少。本文試圖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分析陜西省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探討農村金融發展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并提出適合于陜西省農村經濟增長的金融對策，以期為解決陜西省“三農”問題和西部地區新農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關聯分析，是根據因素之間發展態勢的相似或相異程度，亦即"灰色關聯度"來衡量因素間關聯程度的一種新的分析方法。在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如果兩個因素的變化態勢基本一致，即同步變化程度較高，則可以認為兩者關聯度較大，反之，兩者關聯度小。灰色關聯分析的基本任務是基于行為的微觀或宏觀幾何接近，分析和確定因子間的影響程度或因子對主行為的貢獻程度。
（二）灰色關聯模型
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的第一步必須要明確母因素（參考序列）和子因素（比較序列），如本文中可取農村經濟增長xi為參考序列，而農村金融發展指標yj（為比較序列；然后需按如下步驟建立相應的關聯模型：
1、將參考序列xi和各比較序列yj的原始數據作初值化處理，消除量綱（有必要時作極性變換，以保持極性一致），使各因素之間具有可比性。
2、求差異信息序列，并從中找出極大值與極小值。
先求參考序列xi與各比較序列yj之間的差別：
ij（k）=∣xi（k）-yj（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再從差列ij找出最大、最小差值，然后再不同數列間的比較取最小、最大值。
（三）指標選取
1、農村金融發展指標的選取。我國農村金融體系主要包括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但對農業和農村的直接金融支持主要來自于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因此，本文所指的農村金融機構只包括了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
（1）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借鑒姚耀軍、和丕禪（2004）的方法，利用農村存貸款的數據來設定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個窄的衡量指標。應用農村存款余額和農村貸款余額與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作為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
（2）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與農村貸款余額之比。
（3）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金融發展效率是指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儲蓄轉化為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經濟增長的效率，用農村存款余額與農村貸款余額之比表示。
2、農村經濟增長指標的選取。農村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村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因此，本文選取了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增加值作為反映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
3、數據來源。有關陜西省金融的各項指標來自于《陜西省金融年鑒》的2000-2011年各期。陜西省農村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主要來自于《陜西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各期。具體資料：見表1、表2、表3。
三、陜西省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度分析
（一）各因素及序列值
本文中，母因素——農村金融各項指標為：y1（金融規模）：（農村存款余額+農村貸款余額 ）/第一產業國內總產值（%）；y2（金融結構）：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農村貸款余額；y3（金融效率）：農村存款余額/農村貸款余額。
子因素——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指標為：x1：陜西省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增加值（億元）；x2：陜西省農村人均純收入（元）。本文所用數據如下表4：
（二）計算結果及分析討論
采用2010年的數據作為基準對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按照通常作法取分辨系數p=0.5，計算各母子因素間的關聯度，形成關聯矩陣R：
R= x1 x2y1 0.6405 0.6786y2 0.6026 0.6211y3 0.6644 0.7017
通過對R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農村金融發展是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整個關聯矩陣的看，關聯系數整體比較大，平均達到0.6515，這說明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金融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影響。對全體關聯數據排序，我們可以看出γ■=0.6026為最小值，而γ23=0.7017為最大值，這說明農村金融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聯度最低，而農村金融效率指標與農村金融發展的關聯度最高，即農村經濟增長的趨勢與農村金融效率的增長趨勢非常接近。
2、相對于金融規模與金融效率指標，金融結構指標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較小。總體上說來，通過積極發展農村金融，對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是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的。
綜上所述，通過對關聯矩陣的分析，我們可以識別出對農村經濟增長趨勢關聯性最高的指標，通過對主要影響因素的控制，對于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快速發展是一個可以參考的路徑。
四、對策建議
（一）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形成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
當前，西部農村金融市場存在金融服務欠缺、服務質量不高、資金價格過高等問題，必須深化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斷擴大農村金融發展空間，培育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對于促經濟增長的農村正規與非正規金融機構，都應該納入到農村金融體系中。建立多元的、有效率的農村金融體系是極其重要的。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民間金融同時并存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所需的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二）明確各金融結構對農村經濟的支農責任
農業發展銀行應進一步深化“一體兩翼”的發展改革，延伸對糧棉產業鏈條的政策性信貸支持，擴大服務領域，積極開展商業性涉農貸款業務，將政策性業務拓展到符合國家政策意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糧棉油加工企業等。農業銀行要堅持為農服務的方向，合理調整農村網點布局，穩定和發展農村服務網絡。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堅持作為支農主力軍不動搖。在考慮農村金融市場容量和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使民間金融發揮正向積極作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彌補正規金融功能不能延伸的地方。
（三）規范發展非正規金融，彌補農村金融服務缺口
要積極鼓勵各種經濟主體投資興辦農村金融組織，如農村小額信貸組織、中小型民營銀行；對農民、個體經營者和鄉鎮小企業發放貸款。從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使民間金融健康發展。通過嚴格市場準入條件及實行風險責任自負等方法使民營小額信貸機構、資金互助社等多種形式的農村民間金融規范化，并納入到農村金融體系中加以監管，以增加農村金融的服務供給，滿足“三農”多層次的融資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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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unsheng DU 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