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法律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霧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礎性

立法霧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權的清晰界定為基礎。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霧霾治理工作便已開始，1973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但受到“”的影響其并未很好的落實，1979年我國開始試行《環境保護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其26條將保護環境作為一項政府職責，以此為依據1987年我國專門制定了針對霧霾治理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從其內容上看，該法歷經了1995年、2000年兩次修改后充分借鑒了國際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權思想，將政府的監督職責轉變為對霧霾污染源責任主體權利、義務及責任的清晰界定，具體包括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排污收費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霧霾治理的主體權利，從而可以有計劃地控制乃至逐步減輕霧霾天氣。霧霾產生的原因是有害氣體的過度排放，因為大氣作為公共產品難以界定其權利主體，因此利用市場機制對其的保護就面臨著主體缺位的尷尬，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與工業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濃度達標也無法抑制霧霾的進一步惡化，因此目前總的趨勢是有針對性的將一些污染嚴重地區劃定為酸雨控制區、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在這些地區由地方政府進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其實質是對大氣這一公共物品權利主體的具體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對大氣的所有者職責。征收排污費制度與大氣污染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相對應，明確了霧霾排放主體的具體義務。既然大氣的權利主體被確定為地方政府，則市場主體具有排放權就是建立在其承擔相關義務基礎上的，排污費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實踐，即通過市場手段對市場主體進行制約：一方面，對排污者而言排污費意味著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成本將抑制霧霾的排放促進生產者改進其生產；另一方面對國家而言排污費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霧霾天氣，特別是當城市霧霾較為嚴重時所收取的費用不僅應該包括控制現有霧霾的費用，還應該包括改善空氣整體質量的費用，用以彌補排污費征收之前市場主體對空氣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是對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基于排放權所確立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強制力保障。市場主體對大氣使用的權利是基于政府對大氣這一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標使用即意味著對所有權的侵害，與普通私權利相區別的是由于大氣這一公共物品難以衡量其所有權的真正價值，因此此處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責任中的返還財產、賠償損失，而替代以行政處罰，從而體現出大氣的公共物品屬性。如果說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與征收排污費制度是以市場手段限制排放，則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就是當市場手段無效時的行政干預。

2霧霾治理的碳金融減緩性

立法治理霧霾的最終目的是消除霧霾，特別是在目前全國各大城市霧霾較為嚴重的情況下減緩性立法意味著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權的收緊是總的立法趨勢。如果說碳金融的基礎性立法著力于界定排放權的權利義務關系，則碳金融的減緩性立法不僅使排放權的創設與分配有了具體依據，更為未來碳金融業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層面：首先，以節能減排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節能減排是緩解霧霾最為直接的途徑，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大量有關節能減排的相關法規，其中既包括全國性質的，例如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公共機構節能條例》《民用建筑節能條例》《關于印發2009年節能減排工作安排的通知》《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肅省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沈陽市民用建筑節能條例》《山西省貫徹實施〈汽車排氣污染監督管理辦法〉暫行規定》《河北省減少污染物排放條例》，從表面上看這些制度似乎與碳金融無關，但事實上正是由于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權才變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具有進行交易的價值。其次，以調整產業結構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為了經濟發展，中國替西方購買者承擔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業，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霧霾問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無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間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等多項規定；“十二五”期間國務院又進一步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多項規定；同時也包括各種地方性立法，例如《山東省六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指導計劃》等也相繼出臺，這些指導性意見的出臺可以說是地方政府對碳金融排放權在企業之間、產業之間進行分配的具體依據。最后，以循環經濟為指導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霧霾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霧霾治理不僅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綠色能源來替代現有能源，從根本上消除霧霾。21世紀開始我國對循環經濟的立法逐步開始重視，2002年我國制定了《清潔生產促進法》，2005年我國開始實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據該法規定各有關部門出臺了大量配套規范，例如財政部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管理試行辦法》、發改委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有關管理規定》，之后2009年我國開始正式實施《循環經濟促進法》，其中第三章明確提出了實施減量化的排放權立法思想，為了配合該法的實施又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這些規定的出臺為碳金融業務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說是對現有排放權模式的突破。

3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來，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國發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霧霾排放權利清晰界定的體現，也是以市場機制治理霧霾的核心，隨著聯合國氣候大會華沙會議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廣東、湖北等省先后根據當地的霧霾實際情況出臺了有關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地方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體系由此確立：首先，基于公權力展開的碳金融權利創設。與一般的金融權利基于民事權利而創設相區別，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權交易不僅基于公權力而形成，且更加關注有關的公權力屬性：一方面，其創設所依據的是各式霧霾治理的有關計劃。另一方面，整個碳金融交易過程以對霧霾治理的監督為基礎。其次，碳金融業務治理霧霾的市場構建。根據該辦法的規定，開展排放權交易的城市將建立交易所，實行會員制交易，包括自營會員與綜合類會員，除了允許企業參與交易，同時允許個人參與。交易標的為相關排放權的配額，并鼓勵在此基礎上進行產品創新，交易方式為公開競價，并引入傳統證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業務治理霧霾的監管制度。與一般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活動的監管相區別，發改委對碳金融的監管不僅涉及對金融交易的監督，同時涉及對相關主體遵守排放義務的監督，且兩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地方發改委的權力包括對碳排放的監測、對第三方機構與交易活動的核查等；市場主體的責任則包括未履行報告義務、未按規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額清繳義務等；第三方機構的責任包括出具虛假、不實核查報告、核查報告存在重大錯誤、未經許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單位的商業秘密等；交易所的責任包括未按照規定公布交易信息、違反規定收取交易手續費、未建立并執行風險管理制度、未按照規定向市發展改革部門報送有關文件、資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實質上并非是純粹的市場活動，而是以此為手段來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霧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霧霾治理機制

排放權的價格屬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區別于純粹的行政行為，也區別于普通的商事行為，若將其視為行政行為，則難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將其視為商業行為，其中又不乏行政屬性。碳金融業務紛繁復雜，雖然目前在國內僅僅局限于權利交易，但在歐洲、北美市場有關的衍生品已層出不窮，那么碳金融業務對于霧霾治理的邏輯起點又在于何處呢？筆者認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夠區別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為，核心在于排放權的特殊屬性，因為幾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動都是圍繞著排放權這一基本權利而展開的。隨著碳金融治理霧霾國際立法的推進與國內立法的發展，近年來有關排放權性質的分析正不斷完善。基于早期的國際法視角，排放權被認為具有三種屬性：環境權利，從權利標的上講排放權的基礎是大氣這一自然資源；條約性權利，從權利形式方面討論，其表現為《京都議定書》等一系列國際協定；成員性權利，從權利主體的角度看，排放權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基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之間。隨著碳金融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從國內法的角度看，我國學者認為排放權另具三種屬性：金融權利，隨著碳金融法律制度的發展，排放權的作用更多的體現為融資屬性；發展性權利，從權利目的上看，其是為了保障人類社會生存發展而誕生的權利；準物權，從權利設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權基于大氣這一公共物品而產生，因此具有物權屬性。而在發改委2010年出臺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0年度報告》《關于完善農林生物質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華沙會議所議定的《<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第-/CMP.9決定》②中更為注重的卻是排放權的價格屬性。

1排放權設立過程中的價格屬性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有關排放權的設立實質上是國家之間在排放權價格之間的博弈。基于國家之間在國際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氣作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難以在國家之間進行分配的，誰有權多使用誰又應該少使用如何確定？國際協議產生的目的在于以條約之效力在國家之間形成約束，但協議本身即是國家之間協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礎上訂立的，例如美國作為污染排放大國雖然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但全球也只能進行道義上的譴責，因此真正在國家之間發揮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價格機制，具體而言各國雖然都希望能夠實現霧霾的治理，但排放權的產生卻源于其價格屬性：與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相比，發達國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優質環境，因此才會出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另一方面是對于霧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隨著發達國家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霧霾往往更多的源于發達國家周邊的發展中國家，而治理懸浮于空氣中的有害物質成本要高于對其源頭進行治理，但發展中國家本身又難以承受相關費用，因此才會有《京都議定書》中有關排放權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實施機制（JI）、排放權貿易機制（IET）以及綠色氣候基金的安排。因此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并非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施舍或幫助，而是基于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由價格機制所推動的環境治理活動。

2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屬性碳金融制度能夠充分的發揮霧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權的交易過程能夠充分發揮價格屬性的基礎上。限制排放、環境補償是排放權的價值屬性，是其作為霧霾治理行政行為的表征，與之相區別排放權的價格屬性則體現為受與霧霾污染相聯系的各種市場供求因素的影響：首先，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受霧霾地理位置的影響而不斷調整。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不同國家之間由于地理氣候上的差異受霧霾的影響是不同的，例如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雖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但英國基于其海島氣候使其立法嚴于歐盟內部其他國家，從而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在排放權交易價格上產生差異；從我國國內法的角度看，排放權的設立也同樣更具地區性色彩，相比于東部地區，西部、北部地區的霧霾不僅來源于工業生產，與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有密切關聯，因此在排放權的定價上會有明顯差異。其次，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受本國工業水平發展的制約而不斷波動。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各國基于工業發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擔的霧霾治理義務有所區別，發展中國家承擔較少義務的結果是排放權價格的下降從而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從國內法的角度看，霧霾治理又是一個國家之間差距不斷縮小的過程，發達國家不可能無限制的轉移其污染產業，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無限制的接受污染產業，隨著工業、經濟差距的縮小，排放權價格將逐步趨同，而其過程則會受國際、國內雙重因素的影響而波動。最后，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因公眾霧霾意識的進步而趨向上漲。影響價格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市場預期，環境保護本身是一種道德觀念，但如果污染影響其生活乃至威脅其健康就會演變為一種市場力量，近年來隨著PM5指標的公開，公眾對空氣污染問題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證，可以預計隨著空氣污染的加劇與公眾對霧霾問題的持續關注，排放權

3排放權制度完善過程中的價格屬性

排放權制度完善過程中的價格屬性體現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創新對霧霾治理過程中所產生的新問題的解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斷創新是建立在對排放權性質充分理解基礎上的，創新的排放權金融產品之間在價格上存在差異，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適應實際的霧霾治理活動，從而促進霧霾治理方式趨向于多樣化。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是各國之間排放權價格差異的結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權的價格差異也阻礙了這些協議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對排放權定價的放棄不僅造成發達國家污染產業的轉移，也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經濟的依賴，而發達國家隨著產業的轉移同樣導致其經濟受到損害，由此新的以針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發展，例如針對發達國家汽車尾氣的排放，農業生產燃燒的排放權衍生品，顯然對于這些領域的排放權定價方式也會發生變更。從國內法的角度看，排放權的市場交易活動同樣會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排放權將大氣作為一種有限的資源納入經濟運行之中，這意味著企業原有的生產模式將發生根本的改變，由于排放權基于行政權力而創設，這意味著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將被進一步提高，同時作為一種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資源，排放權的創設意味著企業之間資源爭奪的加劇，很有可能引發對排放權這一資源的壟斷，那么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排放權差別定價行為就顯得十分必要。

篇（2）

    長期以來,人們對市場的依賴,以及市場實在地帶給人們的益處,讓人們充分確信市場的能量。自從亞當·斯密提出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來,“看不見的手”就是支配人類經濟活動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寶。后來,雖然這一觀念因為經濟危機而不斷受到挑戰,但自從美國里根總統執政以來,又高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者里根經濟學的旗幟,推進了美國經濟的強勁發展。這種經濟發展的事實,又進一步樹立了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但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又讓我們充分體驗了一回市場失靈的惡果,它必然會迫使人們重新反思市場是不是萬應靈藥,反思市場和市場化的限度。

    這場經濟危機也讓人們認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別是政府在經濟和金融活動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觀念中,政府管制職能的擴大,被人們稱之為“致命的自負”和“走向奴役之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就以這樣的書名,來反思類似的問題,盡管他的反思,還有其他所指。在市場經濟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以來,政府已經從“守夜人”的角色變成了“總管家”。盡管如此,人們對政府權力的擴張,仍然深懷戒心。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幾乎所有國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著越來越積極、主動的角色。各國政府不但在國內扮演著這樣的角色,而且還出現了政府間應對危機的國際合作。這種情況,對公民而言究竟是禍還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機中政府權力的擴張這種現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場體制下政府的作用?這是此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的重要問題。

    這次金融危機可能還會導致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化。不論在內國政治,還是在國際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內國政治中,如何處理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如何看待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等,這都是必須重新反思、認真對待的問題。而在國際關系中,金融危機的發生勢必導致人們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質疑和反思,多年來人們期待的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而不是單極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條件,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發展,可能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再者,這次金融危機可能帶來國際經濟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別是隨著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育、成熟和完善,他們尋求在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領域中的話語權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在俄羅斯舉行的“金磚四國”元首會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貨幣的建議,便可以看作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與此同時,在文化的發展和主導上,也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來,全球文化的主導權事實上是歐洲中心主義或者歐美中心主義的。“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更是獨大地成為文化的輸出國和領導者。美國的“文化殖民”現象令世人擔心。但隨著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以歐美或者美國為中心的“文化殖民”現象,必然會受到經濟的影響,也會受到世人強烈的反思和質疑。因此,金融危機可能帶來在國際社會文化領域中主導權的爭議,也就不難預期。

篇（3）

針對國家在構建金融法律體系上的誤區，本文建議我國應該構建一套綜合性較強的金融法律體系。這套法律體系至少應該涵蓋以下幾點內容：1.理財業務的門檻設置。法律體系中要指明理財業務的門檻：一是理財公司的理財能力達到一定標準；二是理財公司的財務能力達到一定標準；三是公司內部的控制制度足夠完善；四是公司的資本達到一定的要求。2.信息公布的規范。法律體系中要說明信息公布的規范：一是理財公司有義務公布理財收費、投資類型和收益率等信息；二是理財公司有義務公布公司業績、管理能力和公司資質等信息；三是理財公司有義務公布支付方式、計費方法和計費標準等信息。

（二）培養綜合性的理財人員

在保險行業、證券行業及銀行行業中，理財人員幾乎都是對自身所在行業的情況了解較多，而對其他兩大金融行業的了解偏少。因此，當這些行業的理財人員在面對行業跨度較大的金融產品時，往往很難給出客戶較為準確的參考建議。于是，本文建議這三大金融業都要充分認識到理財人員的這種不良現狀，除了要求理財人員熟知本行業的知識，還必須要求理財人員多學習另外兩個相關金融行業的知識，從而打造出一批適應當前金融業發展的綜合性理財人員。

（三）大力拓展理財產品的新品種

本文建議三大金融業可以采取“守舊創新”的基本發展策略。所謂金融業的守舊是指：金融業拓展現有的宣傳渠道，尤其在新興媒體上多做廣告，讓更多居民熟悉行業所擁有的金融產品，從而吸引和拉攏更多居民來選購理財產品，保持行業的持久競爭力。所謂金融業的創新是指：各大金融業在堅持原有產品的基礎上，積極開拓一些新的理財服務或理財產品，讓這些新服務和新產品來進一步吸引客戶，從而讓行業的綜合競爭力能夠更上一層樓。

（四）提升理財投資者的理財投資水平

雖然，理財投資者在選購了理財產品、投資產品之后，理財公司都會給理財投資者配備一名專業水平較高的理財人員。但是，理財投資者不能依賴于理財人員的看法和建議，而是應該加強自身理財與投資水平的修養。本文建議理財投資者從以下幾方面來加強修養：一是理財投資者一定要樹立理財、投資都有風險的意識，而不要一味相信理財人員所說的毫無風險；二是理財投資者要盡量學習每款理財產品、投資產品的具體內容，通過自我分析來正確選擇合適的理財產品與投資產品；三是理財投資者要多向理財人員了解所選購產品的真實情況，時常關注選購產品的最新動態；四是假如理財投資者碰到了理財公司或下屬的理財人員侵權的情況后，要立刻向理財公司或下屬理財人員提出索賠的請求，假如對方拒不索賠，那么理財投資者最好跟監管部門反映真實的情況，請監管部門幫助自己維護權益。

篇（4）

有市場就會有風險，有金融市場就會有金融風險。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滅所有的金融風險，而是要將金融風險控制在金融監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圍和金融機構可承受的區間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金融風險的防范、控制和化解離不開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執行。

一、中國目前的金融風險狀況

金融風險作為金融機構在經營過程中，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變化、市場波動、匯率變動、金融機構自身經營管理不善等諸多原因，存在著在資金、財產和信譽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近幾年我國金融風險呈整體下降趨勢，但潛在的風險仍然較大，金融機構面臨的一些風險不容樂觀。目前中國金融體系中有三類風險比較突出。

1．信用風險仍然是中國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貸款和投資是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活動。貸款和投資活動要求金融機構對借款人和投資對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斷。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金融機構的這些判斷并非總是正確的，借款人和投資對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會因各種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機構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就是交易對象無力履約的風險，即信用風險。

在經營過程中，如果金融機構不能及時界定發生問題的金融資產、未能建立專項準備金注銷不良資產，并且未及時停止計提利息收入，這些都將給金融機構帶來嚴重的問題。除銀行類金融機構面臨很高的信用風險外，近幾年我國證券類金融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也口益突出，相當部分證券公司的資產質量低下。所以，信用風險仍然是目前我國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

2．操作風險多發是我國金融業風險中的一個突出特征。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界定，金融機構面臨的操作風險：一方面來自信息技術系統的重大失效或各種災難事件而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源于內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金融機構對各種失誤、欺詐、越權或職業不道德行為，未能及時做出反應而遭受的損失。從近幾年我國金融業暴露出的有關操作方面的問題看，源于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機制失效而引發的操作風險占了主體，成為我國金融業面臨風險中的一個突出特征。不斷暴露出的操作風險，不僅使金融機構遭受了巨大財產損失，而且也嚴重損害了我國金融機構的信譽。這與我國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戰略目標極不相符。

3．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正成為我國金融業面臨的新的不穩定因素。近兩年，隨著金融業并購重組活動的逐漸增多以及金融業分業經營的模式在實踐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正成為影響我國金融體系穩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經出現了多種金融控股公司組織模式，既有中信公司這一類的以事業部制為特征的模式，也有銀行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基金管理機構這一類的以金融機構為母公司的模式，還有以實業公司為母公司下屬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銀行、信托、證券、保險機構在突破分業經營模式過程中，不斷推出的各種橫跨貨幣、資本等多個市場的金融產品或工具隱含的風險。如銀行推出集合委托貸款業務和各類客戶理財計劃等等。

實踐表明，跨市場金融風險有上升趨勢，尤其表現在以實業公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金融控股公司或準金融控股公司所實施的資本運作方面。由于橫跨產業和金融兩個領域，涉及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多個金融部門，資本運作形成了“融資一購并一上市一再購并一再融資”的資金循環鏈條，運營中存在著巨大的風險。由于起點和終點都是金融部門的融資，一旦資金鏈條斷裂，各金融機構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從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國金融風險的成因

我國金融體系中各種高風險是多年積累起來的，是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環境的變化，金融體制的不適應，監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高風險的原因。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一些高風險尤其比較突出的三類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協調有關。具體表現在：

1．有關征信管理法規的缺失，影響了征信業的發展和金融機構對借款人信用狀況的評估。通俗地講，征信就是收集、評估和出售市場經營主體的信用信息。征信體系是為解決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而建立的制度。近幾年，我國現代征信體系的建設開始起步。對企業和個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隱私和企業商業秘密等問題，是一項法律性很強的工作。但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由于尚沒有一項法律或法規為征信活動提供直接的依據，由此造成了征信機構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關鍵環節上無法可依，征信當事人的權益難以保障，嚴重影響了征信業的健康發展，進而造成我國金融機構對借款人信用狀況的評估處于較低水平。企業或個人在金融交易活動中存在多頭騙款、資產重復抵押、關聯擔保等違規行為，未能被相關金融機構及時識別而導致資產損失，與我國征信體系建設的滯后有很大關系。

2．現行企業破產法律制度的嚴重滯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機構保全資產。企業破產法律框架下對金融機構債權人的保護程度，直接關系到金融企業資產的安全狀況。當前有關企業破產的法律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對債權人的保護。就破產法中的制度構建而言，國際上普遍采用的破產管理人制度沒有建立起來，現行破產法律規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視債權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現行破產法律在破產案件的管轄與受理、債權人會議、監督制度等方面的規定不很健全，這也進一步削弱了法律對破產債權人保護的力度。作為金融機構債權保護最后手段的破產法律未能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這就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不斷形成和累積，面臨的信用風險增大。

3．金融詐騙和違反金融管理秩序行為刑事責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機構在操作經營環節出現的風險。操作風險多發是目前我國金融業風險中的一個突特點。這其中又以金融詐騙行為和違反金融管理秩序行為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損失最大。當前我國金融詐騙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提供虛假信息而進行的金融詐騙。例如信用證詐騙、票據詐騙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通過有意提供虛假財務資料為企業的利益騙取資金。目前涉及金融機構的欺詐大部分是第二類。我國《刑法》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金融詐騙有明確規定，但對上述第二類欺詐行為，《刑法》中并沒有明確，對此只能通過《合同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4相關金融主體和金融業務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體系中的一些潛在風險。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場的金融風險的增加正成為影響我國金融體系穩定的新因素。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缺乏對這些新的金融主體和金融業務，從法律制度方面及時進行規范有關。在金融業務方面，對最為活躍的跨市場金融產品——各種委托理財產品，目前銀行、證監、保險監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標準分別進行監管，但缺乏統一的監管法律制度。由于現有的法律制度無法解決與金融控股公司有關的法律問題，金融機構開拓的新業務缺乏嚴格的法律界定，潛在的金融風險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場之間傳播擴散。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日前我國金融機構承受的這種跨市場風險，實際是一種法律風險。

當前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發展正向前加速推進，同時防范金融風險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艱巨。從長遠看，我國的金融法制建設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執法方面強化執法的嚴肅性，真正做到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要樹立科學的立法價值取向。現階段的金融立法價值取向應當是：以“二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體現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點放在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規范金融創新法律關系、提高金融監督管理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場自律監管上來。具體而言：

1．金融立法要有統籌、科學和全局的眼光，日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都已經進入了改革攻階段，原來采取的單獨推進的改革策略已經難以適直當前改革開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應當圍繞這一轉變，確立統籌規劃、科學立法的思向。保護金融機構存款人、金融品投資人的利益永遠是維護金融機構信譽的重要因素。當前應當強調對于基礎金融法律關系的研究，同時做好金融創新產品的法律關系的規范，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在許可金融機構推出創新產品的過程中應當重視對于投資者知情權、收益權等合法權益的保護。

篇（5）

盡管鄉村旅游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但返觀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現狀，對鄉村旅游能否抓住機遇，我們尚無法作出肯定的答復。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目前鄉村旅游點大多處于初級階段。在金融危機下如何發展我國鄉村旅游？本文認為，鄉村旅游地大多環繞城市、與中心城市交通聯系便捷，具有觀光、度假、娛樂、康體、運動、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別適合“短期休閑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間。在金融危機下，政府方面應加強規劃，加大對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的投入，經營者方面應不斷創新鄉村旅游經營模式，提高服務質量，這是目前發展我國鄉村旅游的根本途徑。具體說來，應處理好以下幾個相互矛盾、相互關聯的問題：

一、鄉土性與現代性

毫無疑問，鄉土性是鄉村旅游的根本屬性。，保持鄉土性應防止標準化、商業化和城市化等現代性對鄉土性的侵蝕。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過度強調鄉土性、強調鄉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審美心理。雖然城市居民是為了體驗鄉村的鄉土味而來，但是作為本身已經高度現代化的人，對鄉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無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鄉村是詩意的鄉村，與我國現階段真實的鄉村距離遙遠。鄉村旅游點如何在真實性和理想性之間定好位，是關系到其未來發展的根本問題。為此，政府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在建筑風格改造、公共廁所、停車場、垃圾處理、清潔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設施設計成與農村的鄉村性和諧的形式，如麥秸垛式的停車場、豆柵瓜架下的餐廳、拱頂綠坡式的垃圾場等等。

二、物質性與精神性

目前，我們注意到，全國各地、市相繼推出了旅游消費券，這些消費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鄉村旅游點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還特地推出了專門的鄉村旅游消費券。消費券一般和現金套用，在給游客以實惠的同時，也確實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各地現在正在蓬勃開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動就是最好的例證。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如果鄉村旅游點僅僅以物美價廉的農貿市場樣態存在，那么是不會長遠的。鄉村旅游本身應該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交流，鄉村旅游的內在價值及附加值都經由文化表現出來。精神資源永遠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傳的各種神話、傳說、詩歌、故事、諺語、謎語、歇后語等民間文化為鄉村旅游增添了無窮的樂趣和傳奇色彩。文化是鄉村旅游的靈魂，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當然，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寬泛，不僅包括音樂、舞蹈、雕塑等狹義的文化范疇，也包括手工藝品、方言、飲食、歷史遺跡、建筑、宗教、服飾等都可被視為文化范疇。縱觀國內外鄉村旅游勝地，無不以文化特色作為鄉村旅游發展的基石。

處理好鄉村旅游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關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關鍵環節。在提升鄉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幾種類型的資源可以挖掘：一、節事活動；二、飲食文化。鄉村旅游節事活動的主題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產生吸引力的關鍵所在。飲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鄉村飲食文化資源的挖掘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古代菜譜；2、文人詩詞；3、地道祖傳。

三、功利性與非功利性

篇（6）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的現實國情和城鄉二元分化經濟結構的長期制約,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決定了現階段農村金融經營成本高、風險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農村金融機構資產質量低下、虧損嚴重、資本嚴重不足、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使得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的瓶頸和“短板”。農村金融的監管無論在理念、對象、內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體金融或者商業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農村金融供給不足,有效競爭不充分,農村金融機構功能錯位,農村資金回流,農民融資困難等問題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促進農村金融有效競爭,滿足農村融資需求;另一方面,相對寬松的準入政策、過于復雜的農村金融局面以及難以對農村、農業經濟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農村金融監管體制來保護相關主體的合法利益,穩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農村金融監管的法理基礎

格萊珉銀行創立者·尤努斯認為,金融權利如同人們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權利一樣,也是一種人權,也是一種人的基本生存權利。法哲學研究中的人權理論將其劃分為應有的人權、法律上的人權和現實中的人權三個層次,農民的金融權益便屬于應有人權的范疇,不僅可以從社會公平正義理論、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等角度得以證成,而且可以通過對其在現實中的享有和實現來評價和檢驗一國金融法律的質量和狀況。首先,包括金融融資、獲得農業保險、參與并實現合作金融等各項權利的農民金融權益需要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正式的確認和肯定;其次,無論進行融資、獲得農業保險抑或參與合作金融,都需要在農村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對農民金融權益的關注和保護,決定著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價值目標和基本理念的轉化。因此,可以說,從法學的層面上,運用權利理論對農民的金融權益狀況、原因和保護進行權利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從而在制度層面上尋求法律的保障,是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核心。

二、完善農村金融監管的現實需求

1.我國農村金融監管資源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現有的“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格局具有諸多方面的缺陷。具體到農村金融體系,目前主要的監管機構為銀監會,而且地方銀監分局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屬地監管機構。但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具有機構小鏈條長的特點,絕大多數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都設在縣(市)及鄉(鎮)和行政村,在其轄區內只設有監管辦事處,這些辦事處并不具有獨立的監管主體資格,而且一般僅有3—5人的監管人員,應對轄區內原有的農村金融機構已是困難,再加上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的大量出現以及大型商業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的參與,監管資源更是難以為繼。

2.監管體系混亂,非正規農村金融游離于監管之外:(1)傳統商業性和政策性農村金融機構受銀監會監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機構,也由銀監會監管,但其在資產規模、市場定位、資金運作、員工構成、貸款審批和組織結構等方面均與傳統金融機構存在重大差別,難以根據一元化的監管體系進行簡單處理;(2)農村信用社的監管比照《商業銀行法》執行,監管責任由銀監會和地方政府共同擔當,其效力通過縣聯社—省聯社的模式由聯社體制來貫徹,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聯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層社的公司治理之間沖突加劇;(3)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公司無需接受銀監會的審慎監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辦或相關機構負責試點,實際情況是,由省金融辦把試點的權限再次下放到縣政府,負責小額貸款公司日常監督管理的則為當地工商局;(4)合會、私人錢莊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應的監管,農村民間金融組織總體存在較大風險。

3.金融改革以及監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手段,忽視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性培育。上個世紀80年代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發展軌跡即可說明這一問題,而我國農信社的改革過程仍然忽視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力量,未能給農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創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間,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臺一攬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執行的方式,使得農信社的合作金融機制完全未能體現農民的自主參與意愿。

4.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督約束機制缺失。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但我國農村金融監管體系除前述已經論及的外部監管系統缺陷外,其內部治理、控制和行業自律等監督體系均存在缺失。

三、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借鑒

構建完備的農村金融監管體制對農村金融機構的良性運作、農村金融市場的規范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促進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發達農村金融體系的國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農村金融監管制度。

1.美國以農業部為政府監管主體,輔以行業協會自律管理、內部治理結構控制以及農業保險的監管協調機制。美國的農村金融體系主要由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以及農業保險體系組成。其中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均隸屬于美國農業部管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則采取了不同于商業銀行的監管模式,專門設立了比較健全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包括監管機構、行業自律協會、資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險集團,這四種機構及其附屬機構各自獨立、職能各異。在美國,各種信用社協會或合作金融多達幾十個,這些行業協會從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為規范,進行自律管理。美國聯邦政府對農村金融的存款統一實行強制保險,具體業務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經營的儲蓄協會保險基金承擔,并承擔對投保金融組織的監督。

2.法國“半官半民”體制模式。法國的農村金融體制是從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對較為穩定。法國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主要由國家農業信貸銀行、省級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和地方信貸合作社三級構成。其中地方信貸合作社是基層組織,直接由個人成員和集體成員入股組成,省級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則由地方農業信貸合作社組成,同時以國家的政策性銀行——國家農業信貸銀行作為合作金融的中央機構,對合作金融的運作提供最后的保證。1945年,省級農業信貸互助銀行組成了全國農業信貸聯合會,作為省級農業信貸銀行在國家一級的代表,參與決定農業信貸政策。除此之外,法國的農業保險體制也相當發達,并與農村金融組織結構相對應地設置了三個層面的農業互助保險機構。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協調機制。在日本,對農村金融實施雙重監管:一是政府金融監管廳,對各種金融機構實施監管,以實現整體風險調控;二是全國和地方農林水產部門配合金融監管廳對農村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包括農林水產省下設金融科對農林中央金庫的監管,農林水產省在六個大區設置農政局對轄區內縣信聯的監管,以及都、道、府、縣農政部對轄區內農協合作金融部的監管。另外,為了保證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運行,日本還設立了農村信用保險制度、臨時性資金調劑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組織共同出資的存款保險制度、農業災害補償制度和農業信用保證保險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現行農村金融監管法律的構想

1.針對農村金融的特質,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監管體系。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實踐,總是將農村金融機構當作一般的金融機構看待,僅僅要求投入金融資源,沒有足夠認識到農業作為產業的獨特性和由此產生的城市和農村金融之間的顯著差別。實際上,農村金融要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緊密結合,其本質主要是貼近農民,而不是貼近金融機構。作為城市金融監管首要主體的銀監會,在農村金融監管中具有監管資源不足,難以貼近農村、不了解農村金融現實需求,與國家產業政策和農村政策之間不具有順暢的溝通、交流機制,極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監管局面。借鑒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監管經驗,我們應當以農業部為主導,同時厘清農村政策性金融的設置目標和宗旨,在農村政策性金融和農業部之間建立順暢的國家產業政策的表達和執行機制,并通過發揮農村政策性金融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導向、補充和支持等作用,構建農村金融的政府監管體系。同時可以在財政部的政策支持、財政補貼以及稅收優惠等方面建立輔助機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業公會,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我國于2005年底成立中國銀行業協會農村金融工作委員會,應當引導協會發揮職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聯系機制和管理辦法,完善同業公約及規章,將那些監管部門不宜管,而被監管機構又需要的工作,盡量交由協會負責,實現行業協會自律管理與國家監管機構監管相結合的監管體制。

3.注重農村金融主體的內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農村金融本土力量。內控制度建設是建立有效監管體制的關鍵,也是有效監管的基礎。農村金融監管中內部治理的作用集中體現在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中,基層合作金融組織中自愿入股的成員通過完善的治理結構,形成、表達并且實現自己的意愿,同時,由于基層成員是最為貼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資狀況的主體,使得對于資金發放、運用以及貸款的回收等事項具有最為直接和靈活實用的監督管理作用。另外,就農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發展方式而言,應該是把選擇權交給農民,通過反復的實踐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貸模式和本土金融組織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滿足當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一是針對農村金融監管進行理性立法,設立可以作為農村金融監管依據的法律;二是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機制,將已在農村廣泛存在的非正規金融納入正規的金融監管體系,減少非正規金融活動對農村金融監管的消減效應;三是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實現農業保險的支農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及金融機構的破產制度,完善農村金融的市場退出機制,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

參考文獻:

[1]張燕,吳正剛,楊依凡.論農民金融權益的法律保障與實現[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9,(27).

篇（7）

二、金融危機前后江蘇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變化分析

本文將江蘇私營企業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分為國家層面和江蘇層面因素，前者主要包括黨和政府政策、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策、其他扶助措施四個層次，后者主要包括地方法規規章和地方政府扶持兩個層次。比較金融危機前后法律政策環境因素，PearsonCorrelations分析結果（表3）顯示2001-2006年間江蘇層面政策因素和江蘇地方法規規章與總體政策合計顯著強相關（0.920**和0.973**），表明危機前江蘇私營企業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主要是地方層面因素，又以地方性法規規章為主。2007-2012年間數據（表4）則顯示國家層面政策因素與總體政策合計顯著強相關（0.982**），但各分類因素非顯著相關，而江蘇層面政策因素稍有弱化，相關系數為0.904*，表明國家法律政策支持力度增強，江蘇地方法律政策作用弱減，仍以地方性法規規章支持為主。

三、金融危機前后法律政策環境因素影響效果分析

選取江蘇統計年鑒私營企業發展指標與法律政策環境因素做Pearsoncorrelation分析，結果顯示危機爆發前2001-2006年，私企戶數、注冊資金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和進出口與各項法律政策環境因素非顯著相關，表明這一階段法律政策環境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性發展不明顯，具有被動型特征，因此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小企業在不斷減少限制的法律政策環境下自主發展。危機后2007-2012年數據顯示,私營企業規模發展指標均與國家層面法律政策顯著相關，表明這一階段國家法律政策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有成效，變被動為主動，積極推動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企業所得稅繳納額與法律政策環境因素非顯著相關，表明中小企業盈利能力并未受益于法律政策環境的改變。

篇（8）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篇（9）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篇（10）

韓國政府建立的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體系頗具特色，政策性銀行、信用擔保、二板市場三位一體，為韓國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韓國政府成立了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企業銀行;另一方面設立了中小企業創業基金和技術信用擔保基金，為初創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資金保障。韓國政府還參照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場—NASDAQ市場，專門為知識密集型、創造高附加值的中小企業融資。目前，以政策性銀行、信用擔保基金和二板市場為主的韓國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體系，正為保證中小企業穩定經營、風險投資、技術開發以及中小企業國際化提供著廣泛的金融支持業務。

我國沒有專門的中小企業政策性銀行，主要通過各商業銀行間接提供貸款，但商業銀行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對中小企業融資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擔保基金方面，擔保機構普遍規模小、實力弱、抗風險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預影響較大。針對這一系列不足，結合韓國的政策性金融體系，筆者認為，政府應致力于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政策性擔保、商業擔保、互助擔保和再擔保一體的多元化擔保路徑，并設立專項款用于擔保機構壞賬的代償，減小擔保風險。同時，政府應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小企業信息在全社會的公開、查詢與共享，使中小企業接受公眾的監督，誠信經營，從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能夠改善，中小企業在融資問題上就搬走了一塊“攔路巨石”。

四、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扶持體系的優勢與特點

如果說融資難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那么技術創新能力則直接決定著中小企業的命運。如何促進企業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是各國都在思考的問題，荷蘭就曾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創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實施了一系列舉措推動中小企業創新，較為典型的是其產學研政策，有許多經驗可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