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領域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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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論文關鍵詞:循環經濟煤炭

根據國家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將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政策支持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和有效的約束機制。首先，國家重點行業資源利用效率將有較大幅度提高，形成一批具有較高資源生產率、較低污染排放率的清潔生產企業;重點領域建立和完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和機制;全國資源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廢棄物排放顯著削減，初步建立起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少、經濟效益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資源節約型社會。同時，國家將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政府投資的重點領域，加大對循環經濟發展的支持。對一些重大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或資金補助、貸款貼息的支持，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對有利于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給予貸款支持。

煤炭企業的經濟效益主要依賴量的增長，企業抗風險能力非常差。由于長年開采，對生態環境破壞非常嚴重，地質災害、空氣污染、水資源破壞、水質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已經直接影響到礦區的生產生活。煤炭資源枯竭，次級資源、伴生資源大量廢棄。煤砰石山自燃破壞了環境，影響了地下水、土壤土質和空氣等的質量。以往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必然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釀成災難性的環境污染后果。

煤炭企業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積極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少、環境污染低、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企業科技含量。煤炭企業是以煤炭資源為重點的企業，發展原煤洗選、型煤加工，提高礦產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加大粉煤灰、煤砰石的綜合利用，構建煤一電一建材產業鏈，引進關聯度較高的技術、加大節能技術、節水技術、鏈接技術、新材技術、生態技術的研究應用，用高科技技術和先進實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資源韋約利用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同煤集團用發展循環經濟的原則，積極推進煤炭企業產業結構的升級。同煤集團塔山工業園區的建設模式，具有鮮明的“循環經濟”特點，體現了“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要求，通過拉長產業鏈，榨干廢棄物，形成閉合的產業鏈條，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使環境、資源所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在規劃上充分利用地形高差，使煤流方向自高向低流動，各廠以園區主千道為中軸線，按原材料的來源進行合理布置，并力求工藝合理，系統簡單，功能分區明確，減少環境污染。并設計上按照“以煤為主，多業并舉，綜合發展”的思想，形成以礦井為龍頭，以煤炭深加工和資源綜合利用為目的，實現以煤為主，多業并舉的產業鏈。

塔山工業園區的產業鏈構成是:以建設塔山礦井為龍頭，配套建設相應的選煤廠;選煤廠生產的精煤直接裝車外運;選煤廠分選出來的低熱值煤(包括煤泥、中煤)和煤砰石輸送到4x5萬kW的資源綜合利用電廠發電，電廠產生的余熱用于居民區的冬季取暖，同時建設裝機容量為2x60萬kw的坑口電廠，利用電廠排出的粉煤灰和煤殲石為原料，建設水泥廠和建筑材料廠;利用采煤過程中采出的伴生物高嶺巖為原料建設高嶺土鍛燒廠。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首尾相聯，環環相扣，上一個生產單位的廢料正好是下一個生產單位的原料，做到了資源的充分循環利用，并且把廢物排放和對環境的污染降到最低。將傳統的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單向直線式經濟發展模式，變為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一再生源的反饋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塔山工業園區的建設，將從根本上扭轉多年來大量消耗、大量廢棄、大量污染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為資源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走出一條新路。從經濟效益上看，塔山工業園區具有較大的盈利能力。根據初步制定的園區循環經濟實施方案，園區各個項目全部建成并達產后，年銷售收入可達60億元人民幣，稅后財務內部收益率12.39%，投資利潤率10.57%，投資利稅率14.78%,盈虧平衡點64.7%,12年即可收回投資，這些都大于(或好于)建設項目的基準要求。從社會效益上看，塔山工業園區建設將為改變資源型企業的發展模式樹立樣板，做大了煤炭主業，實現了規模化經營;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多元化經營;保證生產接續，促進礦區社會穩定;并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做出了貢獻。

篇（2）

一、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

虛擬資本是馬克思提出來的,對此人們了解得更多的是股票,而股票為什么和怎樣成為虛擬資本,則往往做一般地分析。要深入地理解馬克思經濟學中的虛擬資本論,必須考察其思維邏輯。

1.虛擬資本想象論。在馬克思以前,法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曾提出過“想象的資本”這一概念,他說:“國家有息證券不過是一種想象的資本,它代表有來償還國債的一部分年收入。與此相等的一筆資本已經消耗掉了;它是國債的分母,但國家有息證券所代表的并不是這筆資本,因為這筆資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財富必然會由產業勞動產生;而在這個財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預先指定給那些曾經貸出這個被消耗的財富的人;這個部分是用課稅的方法從生產這些財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給國家債權人的。并且人們根據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頁】。這樣的論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來,國債之所以是“想象的資本”,是因為“與此相等的資本已經消耗掉了”。而以后通過發行國家有息債券,以利息的形式,償付給國家的債權人,只不過是以征稅的形式,從創造的社會財富中取走的一部分,這部分的多少取決于“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說“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額度,使“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可見,“想象的資本”,是由于國債不代表資本而產生的,但為了從財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對國家債權人付息,又不得不“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用過“幻想的虛擬的資本”這一概念,他也是從給國家的貸款“本來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這一角度闡述的,由于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因而這種貸款作為資本已經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國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資本,看成是幻想的虛擬的資本”。如果僅從這一點來觀察,則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西斯蒙第的這一學說,但需要提出的是,馬克思的論述比西斯蒙第前進了一大步:(1)假定“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券。”這樣的假定,意味著政府只付息,不還本,國債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賣掉。(2)假定國債能在市場上賣掉,“一旦債券賣不出去,這個資本的假象就會消失”。(3)指出了“不管這種交易反復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馬克思的論述表明:國債作為“虛擬資本”是對投資者即購買國債者而言,因為購買國債的人把它的投入當作對國家的貸款,即當作生息資本來看待,而出賣國債的政府又不把它當作資本來運用。

馬克思考察國債是虛擬資本以后,進一步考察股票。他認為:股票是信用制度創造的聯合的資本,這種資本的價值也純粹是幻想的。為什么是幻想的?他們分析的邏輯是:(1)股票本來是代表資本的所有權證書,代表的是現實的在企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代表的是股東預付的貨幣額,但具有雙重的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的存在;另一次是作為這是企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的存在。作為所有權證書產生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所有權;作為實際已經投入的資本創造并實現剩余價值。馬克思認為資本具有雙重的存在是矛盾的,也就是說,既然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就不能作為職能資本。(2)怎樣解決這一矛盾呢?馬克思認為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是讓股票在市場上買賣,“A可以把這個證券賣給B,B可以把它賣給C,這樣的交易并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0頁】也就是說,通過交易使賣者把它的證券轉化為資本,使買者取得預期可得剩余價值的證書,體現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存在。(3)既然要讓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在市場上買賣,其資本價值如何確定,是考察股票是否是虛擬資本的又一邏輯起點。馬克思認為,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價值與它代表的現實的職能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而與它的收益大小有關,收益的大小怎么體現股票的價值,也就是把收益資本化。進一步說,也就是以現有市場利息率去衡量,所得到的收益是多少投資帶來的,“假定一張股票的名義價值即股票原來代表的投資額是100鎊,又假定企業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利息率是5%時,這張股票的市場價值就會提高到200鎊,因為這張股票按5%的利息率資本化,現在已經代表200鎊的虛擬資本。用200鎊購買這張股票的人,會由這個投資得到5%的收入。”【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9頁】這樣的假定表明:股票的價值也就是它在市場上買賣的價格,始終是資本化的收益,而資本化的尺度是“現有利息率”,換句話說,股票的價值是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取得的收益所幻想出的資本。為什么是“幻想的資本”,因為股票的價值不是由現實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收入決定的,在上述假定的條件下,用200英鎊購買這張股票的人,會由這個投資得出5%的收入。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因為股票的價值除了決定于收益的大小外,還決定于其他因素,如投機等。

從馬克思考察股票為什么是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我們能發現,股票之所以成為虛擬資本,不在于股票本身,而在于股票買賣。從股票不能作為職能資本與所有權資本的雙重性存在,導出股票必須買賣才能體現它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存在,再從買賣的價值確定,導出虛擬資本。股票作為虛擬資本體現在收益的資本化上,其資本化以現有的利息率和未來的收益為尺度。股票作為虛擬資本與國債作為虛擬資本不同,前者含有實現預期的價值的含義,而后者沒有這一層意思,因為國債的收益是既定的,而且是有保證的。

2.虛擬資本制造論。除馬克思考察國債和股票具有虛擬資本的性質外,恩格斯還指出商業匯票也具有虛擬資本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在商業信用中商品的買賣,其貸款的清算,能夠通過商業匯票來進行,商業匯票是企業開出的定期支付的憑據。如果開出的匯票時間間隔過長,得到匯票的企業家就可以把匯票拿到銀行去貼現,以期獲得貨幣資本。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指出,“在東印度貿易上,人們已經不再是因為購買了商品而開出匯票,而是為了能夠開出可以貼現、可以換成現錢的匯票而購買商品”。①意思是:人們不是為了支付而開出匯票,開出匯票是為了貼現,獲得資金。恩格斯認為,這是一種“創造虛擬資本的方法”,這種方法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存在著漫長的商品運輸時間,如果商品運輸時間縮短了,這種制造虛擬資本的方法便喪失了基礎。也就是說,由于商品運輸時間過長,買者難以在短期內收到賣者發的貨,賣者也難以在短期內收到買者支付的貨款,因而才具有開出匯票并以匯票向銀行貼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商品運輸時間縮短了,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便消失了。恩格斯把開出匯票并把匯票貼現看成是“制造虛擬資本”,其含義有兩個方面:一個以商業匯票代替貨幣資本作為貨幣來支付;二是將商業匯票向銀行貼現提前獲得貨幣資本。前者,是商業信用取代銀行信用,后者,是銀行信用取代商業信用。前一個取代節約了社會貨幣資本,后一個取代,新增了社會貨幣資本,可見,恩格斯論述的因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而制造的虛資本,有節約和新增社會貨幣資本的意思。恩格斯從這個意義上考察虛擬資本與馬克思考察國債是虛擬資本不同:國債之所以是虛擬資本是因為它本身不作為資本而存在,但又要設想出一個資本額度去付息;也與馬克思考察股票是虛擬資本不同,正如上述股票之所以為虛擬資本,其價值具有幻想的成份;而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制造”的虛擬資本,其價值不具有幻想的成份,因為一般說來它們的發生都是以貿易為基礎(當然在貿易上也會存在著欺詐)。

3.虛擬資本派生論。繼恩格斯考察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制造虛擬資本”以后,馬克思指出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是純粹虛擬的,這是因為:(1)銀行家資本的一部分投在有息證券上,這部分資本不在銀行的實際業務中發揮資本的職能,而是作為準備金看待,其中包括國債、股票、匯票以及土地抵押證等。國債是對收益的可靠支取憑證,股票是現實資本的所有權證書,應當說與利率相關,都是有息證券,而匯票對開出和收取匯票的人來說,雖然不是有息證券,但對貼現者(即銀行)來說,也是有息證券,也與利率相關,貼現要權衡當時利息率的高低。既然與利息率相關,而且利息率是變動的,那么它們的資本的價值就不以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進一步說“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并不代表資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②所以,這里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首先是指他擁有的作為準備金看待的資本價值即取得收益的權利的不確定(不斷變動的)而言。其次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就銀行家的資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是代表公眾在他那里存入的資本而言。第三,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還是就“有各種方式使用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不同人手里以不同的形成出現”而言,因為,在這種狀況下,一切資本好象都會增加一倍,有時甚至增加兩倍。對此,馬克思引用了亞當·斯密的論述加以印證,斯密說:“即使在貨幣借貸上,貨幣也似乎只是一種憑證,依靠這種憑證,使某個所有者不使用的資本從一個人手里轉到另一個人手里。這種資本,同作為資本轉移工具的貨幣額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貨幣可以連續用來進行許多次的借貸,正象可以用來進行許多次的購買一樣。”③馬克思引用斯密的論述旨在說明:(1)對出賣商品的人來說,貨幣代表的是他商品的轉化形式,即實現的價值,但在每一個價值都表現為資本價值的今天,如果出賣商品的人不是將貨幣作為購買而是將它貸出,則這樣的貨幣就是作為資本價值的存在。(2)貨幣在貸出者手中作為資本價值的存在能夠由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這種轉移是代表一個資本,還是代表多個資本,“取決于它有多少次作為不同商品資本的價值形式執行職能。”也就是說要看它實現了多少次商品資本的價值。(3)由于商品資本的價值實現為貨幣后能夠用于借貸,而且借入的貨幣又能夠用于購買,所以同一個貨幣在實現許多次購買的同時,在借貸中又先后代表著各個資本。(4)貨幣在借貸中,先后代表著資本,使一切資本好象都會增加一倍,甚至增加兩倍,其實這只不過是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所以,馬克思所謂的銀行家里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包含著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從而使一切資本翻倍增加的意思。第四,就發行銀行而言,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就缺乏黃金保證發行的那一部分銀行券。由此發行的這一部分銀行券之所以是虛擬資本就在于銀行家能夠通過發行銀行券擴大貼現,貼現是要扣除利息的,因而用于貼現的銀行券是銀行家的生息資本,只不過由于發行的這一部分銀行券缺乏價值保證即黃金保證,所以是虛擬的。綜述以上四個方面考察銀行家的資本絕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內容,能夠發現虛擬資本,既反映在銀行家的非實際業務中,如保存的準備金中,又反映在銀行家的實際業務中,如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中,同時表明,銀行家的虛擬資本既在職能資本中存在,又在非職能資本中存在。

4.虛擬資本的相對論。“虛擬”的德文fiktiv有兩個含義:(1)是“derphantasieentstammend,nichtwirklich:einc-eweltbeschreiben”,即“來自想象,幻想的,非真實的,如:描述一個虛擬、虛幻的世界”;(2)是vorgetauscht,即“裝的、假裝的、模糊的”。在德文中,與“虛擬”對應的詞是wirklich,意思是:真正的、現實的、事實上的。所以,我們能夠確定,馬克思指出的虛擬資本(dasfiktivkapital)是相對真實資本(daswirklicheskapital)而言。真實資本是指“已投資于企業,并在企業中發揮作用的資本,或由股東支出的,用于企業中起資本作用的貨幣”(《資本論》德文版,第三卷,第484頁)。相對而言,沒有投資于企業,不在企業中發揮作用的資本,都可以認為是“虛擬資本”。貨幣資本也是貨幣,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投資于企業,不在企業中發揮作用,但又要增值的貨幣,都是虛擬資本。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作出這樣籠統的概括,而是針對具體的問題,從具體到抽象,從不同視角,考察“虛擬資本”。可見馬克思研究資本問題總是相對不同的事物而言。如果我們設定在什么條件下,確認某一事物是真實的,那么,離開了設定的條件,就能夠確認某一事物是虛擬的。這是認識論上的辯證法。

二、考察虛擬經濟需要界定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考察虛擬資本時,運用了不同的概念,如“虛擬資本”、“幻想資本”、“幻想的虛擬的資本”、“虛擬的貨幣資本”、“這種‘貨幣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等,應當說不同的概念有著不同的含義,表達不同的意思。

但在我國,人們在考察虛擬經濟時,總是把不同的概念攪在一起,混為一談,比如把虛擬資本等同于有價證券把虛擬經濟等同于虛擬資本、網絡經濟、泡沫經濟等。由于概念不清,討論問題時,往往對不上口徑。如果細致地思考則:

1.虛擬資本不完全等同于有價證券。評介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我們能夠發現虛擬資本存在的形式有:國債、股票、匯票、缺乏價值保證的銀行券等。它們作為虛擬資本的物質載體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有價證券,有價證券作為虛擬資本的載體,相對職能資本來說,有以下特點:(1)它不是勞動生產物,本身沒有凝結價值。(2)它不能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不是職能資本。(3)職能資本是現實的資本,它的市場價值即是它的價格一般取決于現實的市場評價,而有價證券是非職能資本,因而也是非現實資本,它的市場價值即它的價格,一般不完全取決于現實的市場評價,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預期。(4)它不是價值符號,而是價值收益索取的證明書。價值符號是價值實體的代表,它能兌換,但不能增值。而價值收益索取證明書,一般不能與價值實體對換,而尋求增值。有價證券的特點表明:虛擬資本只不過是能代表取得一定收益的所有權證書。由于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表現在不斷變動的有價證券所代表的資本價值上,所以把有價證券稱作虛擬資本。由此,我們能夠說虛擬資本是其價值不確定的生息貨幣資本。生息貨幣資本與貨幣資本不同:貨幣資本與商品資本、生產資本相聯系,是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存在的一種形式,是一種過渡的資本形式,而生息貨幣資本與商品資本,生產資本沒有直接的聯系,不是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存在的一種形式,更不是一種資本的過渡形式。生息貨幣資本與信用制度、利息相聯系。

有價證券是虛擬資本的載體,但不能說虛擬資本都反映為有價證券。從上述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中,我們能夠發現,他們從多種角度,在不同的意義上定義了虛擬資本。概括地說,馬克思從國債運用的非資本性和利息支付的資本設想,表明國債是虛擬資本;從股票市場價值取決于股票收益資本化,表明股票是虛擬資本;恩格斯從商業信用取代銀行信用,銀行信用又取代商業信用,指出開出匯票和匯票貼現制造虛擬資本;馬克思從銀行保持的準備金不代表資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其價值是不確定的意義上,指出了銀行家資本的構成大部分是虛擬資本。如果說上述虛擬資本都因以有價值證券作為載體,因而與有價證券有關,則馬克思指出的銀行家的資本大部分不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代表存款人的資本,以及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使得一切資本好象增加了若干倍,因而也是虛擬資本的論述,就不純粹以有價證券作為載體,而是以所有權的歸屬和轉移作為載體。可見,馬克思所指出虛擬資本的含義,既包括著有價證券所代表的資本價值的不確定性,也包含著所有權歸屬的不確定性,前者以有價證券作為載體,后者以運用資本的權利作為載體。

2.虛擬經濟不完全等同于虛擬資本。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為了表達新生事物,人們引進了“虛擬”這一概念,如虛擬工廠(virtualfactory)、虛擬辦公室(virtualoffice)、虛擬銀行(virtualbank)、虛擬大學(virtualuniversity)等。在這里virtual沒有虛假、虛幻的意思,而是指事實實際的而不是名義上的狀態(almaostwhatisstatedinfactbutnotinname),也就是說事物的現實狀態與它自身的過去傳統的名義狀態相分離。如果我們把這種狀態分離用哲學的“異化”來表達,則虛擬是對事物狀態異化的理論概括,虛擬經濟也就是對經濟事物狀態異化的概括。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有載體異化的經濟活動,如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在網上為顧客提供信息,讓顧客選擇,提供商品,送貨上門,一般人稱為“虛擬企業”,虛擬企業與實體企業相比有它們的共性,即提供商品信息,滿足顧客需求,但有它們的個性,沒有可供觀感的商品,沒有可容納顧客的營業場所等,所以,載體異化了。虛擬資本如股票,即可以把它稱為載體異化的虛擬經濟(因為它的載體是表現為所有權資本的有價證券,而不是職能資本的產出要素),又可以把它稱為功能異化的虛擬經濟,股票之所以稱為虛擬資本不存在于它具有分割剩余價值的功能,而在于它能夠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通過買賣實現增值,這就說它能夠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實現價值增值,賦予了它新的功能。除了功能異化的虛擬經濟外,還有形式異化的虛擬經濟,如一種權利派生或轉化為另一種權利,如銀行資產證券化和期權等。這種狀況表明:虛擬經濟能夠有多種活動或狀態存在,如果以貨幣來計量這種活動的價值,并以此求得增值,則以貨幣計量的價值便成為虛擬資本,可以說虛擬資本是人們從事的實體經濟以外的,以一定的價值求得價值增值的活動。這表明,虛擬經濟中包括著虛擬資本,但虛擬經濟不完全等于虛擬資本,二者涵蓋的內容是有差別的。

3.虛擬經濟不同于網絡經濟。網絡是一個系統,網絡經濟是通過系統提供信息的一種經濟活動。網絡經濟的存在為虛擬經濟的產生、發展創造了條件,但如果從網絡的客觀存在來說,它不是虛擬的,而是實在的,比如IT產業,它是網絡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實體經濟而非虛擬經濟。但如果以網絡為條件構建電子商務活動,形成虛擬企業,則網絡產生的活動又成為虛擬經濟。問題在于基于什么而言,或者說從什么意義上講,它是虛擬的或非虛擬的。

4.虛擬經濟不同于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是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轉瞬即逝的一種經濟現象。這種經濟現象一般通過市場價格的急劇上升又急劇下跌表現出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人為的操縱、人們預期的失誤等。這種現象的存在有別于經濟周期正常的波動。經濟周期正常波動受客觀因素制約,時間較長,呈現著階段性;泡沫經濟的波動是非正常的、受主觀因素制約、時間較短、不呈現階段性。泡沫經濟除了反映在市場價格的波動中外,還會反映在其他領域,如虛報產值、虛報GDP等。前者可稱為價格泡沫,后者可稱為產值泡沫或GDP泡沫,可見泡沫經濟有多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經濟中有可能存在泡沫經濟,但不能說必然存在泡沫經濟。這就是說虛擬經濟中還會不存在泡沫。所以虛擬經濟不等于泡沫經濟。而且泡沫經濟不等于價格泡沫。這就是說泡沫經濟不一定反映為價格過度上漲。

5.泡沫經濟不同于經濟泡沫。經濟泡沫是指經濟增長的狀況中存在著泡沫,如價格泡沫、產值泡沫等。在經濟增長中存在一定泡沫是不可避免的,從一這意義上說是正常的。經濟泡沫進一步發展,可能成為泡沫經濟。可以說從經濟泡沫到泡沫經濟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泡沫經濟是不正常的,畸形的經濟。

三、當代值得關注的虛擬經濟

人們在考察虛擬經濟時,多注重有價證券的市場特別是股票的上市流通,這自然是需要的。但在當代經濟金融化的趨勢下,更值得我們關注的虛擬經濟,應當是金融衍生商品交易、電子貨幣和網絡銀行。

1.衍生金融商品是在原本金融商品的基礎上派生的。如果說原本金融商品是銀行借貸契約、公司股票和政府或企業債券,則衍生金融商品便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派生的金融資產證券、股票及債券期貨和期權。衍生金融商品相對于原本金融商品而言有其共性,但更有其個性。最重要的個性是與實體經濟過程的聯系不同,從而增值能力不同。公司股票和企業債券是實體資本的副本,與個別經濟過程密切相關,其增值能力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的業績和回報。但這一點,國債卻不同:國債的增值能力不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的業績和回報,而取決于政府的還本付息能力。政府的還本付息能力取決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的財政收入不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而與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相關。如果我們把其增值能力與個別經濟過程密切相關的公司股票和企業債券,稱為第1類虛擬資本,則我們能夠把其增值能力與個別經濟過程不密切相關,而與社會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國債,稱為第2類虛擬資本。

按馬克思虛擬資本的相對論,沒有投資于實體經濟企業,不在實體經濟企業中發揮作用但又要求增值的貨幣都是虛擬資本,則銀行借貸的貨幣資本也應列入虛擬資本之列,銀行借貸活動也是虛擬經濟活動。銀行借貸活動關系的載體是借貸契約,借貸契約與實體經濟活動過程密切相關,因而其增值能力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但銀行作為“存款者的集中和貸款者的集中”,其增值能力又不完全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而取決于社會經濟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虛擬資本的銀行借貸資本,處于第1類虛擬資本和第2類虛擬資本之間,可稱作準第2類虛擬資本。

金融衍生商品是在前三類金融原本商品的基礎上派生的。比如金融資產證券,便產生于銀行貸款資產證券化。貸款資產證券化使得債權債務關系起了變化:證券化以前,銀行與借款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雙向的、個別的。證券化以后,銀行把債權轉讓給金融資產證券的購買者,使得債權債務關系集合化和社會化,也就是說,債權人是廣大的金融資產證券的購買者,債務人不是個別的借款人,而是集合的借款人。這樣,證券化資產的增值能力,不取決于個別借款人的經濟狀況,而取決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資產證券與個別經濟過程的關系不直接。由此我們把它稱作第4類虛擬資本。

股票、債券的期貨、期權交易,其對象是期貨、期權合同,由于買進與賣出的合同能夠抵消,不必在合同到期時實地結算、交割某一種金融資產,所以,絕大多數交易者不必在實際結算時,真正擁有這種商品,只是根據其價格的漲落支付差額。其增值能力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心理預期,可以說這類交易完全與實體經濟過程無關,由此我們能夠把這一類交易活動稱作第5類虛擬資本。把虛擬資本從而虛擬經濟作以上的劃分,表明在當代,虛擬經濟活動有相當一部分,獨立于實體經濟過程。影響虛擬經濟活動的因素有別于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因素。虛擬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

2.電子貨幣的興起,對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1)電子貨幣的出現,改變著消費者與企業家之間的交換方式。網上購物,電子交易能夠完全取代支票和現金。但在這里需要權威機構的支持和信任,包括商家和銀行,它們是能夠被充分信任的第三者。(2)電子貨幣的出現改變著人們儲蓄與投資的方式,有剩余的收入者能夠在家通過電腦儲蓄和投資,并獲取大量的金融產品變動的信息,可以通過四通八達的網絡去希望去的交易場所。(3)電子貨幣的出現,使90%以上的財富在電腦網絡里從一個賬戶轉到另一個賬戶并大大提高創造和追逐財富的速度。有人說,這個速度相對于20年前大約有3倍以上的提高。有人說,流通中的貨幣相對于中央銀行的真實儲備,從1974年的8:1上升到20:1。(4)貨幣電子化,不僅能節約資金給付、交換的時間,而且能從優選擇資金的成本和收益,如能夠在最佳的時刻上選擇最優的利率和匯率。

3.網絡銀行的出現是上個世紀90年代金融領域中的一件大事,網絡銀行又稱虛擬銀行,是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察虛擬經濟不能不關注網絡銀行。1995年10月,全球第一家網絡銀行“安全第一網絡銀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國誕生。這家銀行沒有地址,只有網址,營業廳就是主頁畫面,所有交易都通過互聯網進行,員工只有10人,1996年存款達1400萬美元,估計1999年存款金額達4億美元。在美國,已經有400家金融機構推出了網絡業務。據調查,在2000年以前,有16%的家庭使用互聯網的電子銀行業務,帶來的利潤占所有銀行利潤的30%。網絡銀行的出現對經濟的影響是:(1)在網絡銀行的世界里,銀行的規模不能再以分行數、人員數去衡量。(2)在網絡銀行的世界里,各銀行的金融產品一目了然,客戶很容易挑選出最有利的產品,銀行很難再靠單純的存放款業務生存,而必須推出特殊、高附加值的投資理財業務。(3)不論是實體銀行還是虛擬銀行,當前都處于一個以客戶為導向的金融時代,設計出高附加值、個人特色強的金融產品是銀行經營的核心所在。個人只要在網絡銀行上留下姓名、年齡、職業、家庭等資料,只要用鼠標回答薪金所得、不動產狀況,電腦就可以自動評估信用等級。中國臺灣玉山銀行開辦了個人貸款業務,只要信用評級在60分以上,就可獲得60萬元以下貸款。(4)網絡銀行對人才的需求有新的標準,不僅需要銀行家,而且需要經濟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他們能設計模型,預測發展趨勢,成為金融世界的先知先覺者。當然,網絡銀行的發展也要受到制度環境、投入成本、運作條件和法律保障等約束,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理念的更新,網絡銀行在虛擬經濟中的地位將與時俱進。

虛擬經濟源于經濟主體又超越原經濟主體,擴展了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縮短了人類經濟活動的時間,改變著人類經濟活動的價值觀、信息掌握、資源配置以及運作方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李曉西、楊琳,2000:《虛擬經濟、泡沫經濟與實體經濟》,《財貿經濟》第6期。

劉立達,2000:《論虛擬經濟與泡沫經濟》,《金融研究報告》第11期。

劉駿民,1996:《論西方國家虛擬資本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第12期。

篇（3）

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之前，已經有一些公約對知識產權進行國際保護，例如《巴黎公約》(產權)、《伯爾尼公約》(版權)、《羅馬公約》(鄰接權)和《關于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

篇（4）

2004年吳忠市地方工業企業完成總產值61.4億元，完成增加值18.5億元，實現利潤2.7億元，三項指標增幅均居全區前列。仔細分析全市工業產值構成，就會發現各類工業園區正成為吳忠市工業經濟的中流砥柱。如何發揮好工園區的集聚效應，以此推動工業強市戰略的實施，這一問題引起了我們的思考。

一、循環經濟是新型工業化的實踐模式

循環經濟則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所有的物質和能源要在這個循環經濟中得到合理和永續的利用，實現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取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它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可以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共贏”。它以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為準則，模擬自然生態系統運行方式，綜合考慮經濟結構內部各產業之間的有機聯系和公共關系，使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傳遞、遷移、循環依照經濟規律運轉，循環經濟將生產和消費有機地聯系起來，一并納入到可持續發展框架中。循環經濟是用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和能源，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因此發展循環經濟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一種重要途徑。我國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就必須用新的思路去調整舊的產業結構，用新的機制激勵企業和社會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二、創建生態工業園區的設計

生態工業園區是依據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園原理而設計的一種新型工業組織形態。生態工業園區通過模擬自然系統建立產業系統的“食物鏈”和“食物網”，形成互利共生的網絡，達到物質能量的最大利用，最終減少工業生產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和危害。它的目標是盡量減少廢物，將園區內一個工廠或企業生產的廢棄物或副產品用作另一個工廠的投入或原材料，通過廢物交換、循環利用、清潔生產等手段，最終實現園區的污染“零排放”。

2.1能源工業園區這類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采掘企業、洗煤廠、火電廠、煤化工企業、金屬鎂及鎂合金廠等，對該工業園區的發展主要以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回收率為主。對采掘業加強資源開發管理，健全資源勘查開發準入條件，改進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實現資源的保護性開發。從而完善采掘業的采、選工藝，提高回采率和綜合回收率，降低采礦貧化率，延長礦產資源壽命。大力推進尾煤，廢石的綜合利用。對資源消耗型的生產企業，優先采用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物產生量少、能源消耗低以及有利于產品廢棄后回收利用的技術和工藝，加強對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努力提高資源的產出效益。建立以采掘業產出為基礎、資源生產、加工為主動脈的產業鏈，即采掘業產出的煤炭就近供應給洗煤廠、電廠，產出的白云石供給金屬鎂及鎂合金廠作生產原材料，產出的白云石供給電石廠生產電石，進而生產PVC樹脂及其它產品；洗煤廠生產的優質煤供給煤化工企業作原材料；電廠生產的電力供給園區企業作為生產動力。同時對以上幾家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廢棄物通過貿易方式進行綜合利用，積極發展“靜脈產業”，延長和拓寬生產鏈條。

2.2新材料工業園區這類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電廠、鐵合金廠、鎂及鎂合金廠、發電廠、水泥廠等。對這類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企業，在進入園區時要嚴把“環保關”。堅決杜絕采用國家明令淘汰落后生產工藝、設備的企業入園，嚴格執行環保“三同時”制度。

2.3農產品加工工業園區的循環模式這類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乳品加工廠、淀粉加工廠、羊絨加工廠和其它輔助企業。對這類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園區要結合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特點，積極擴大種、養規模，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拉長加工企業的下游產業鏈條。圍繞“生態農業”這個主題，通過“農戶+基地+企業”的農、工模式，以“生態農業促進產業、發展產業促進經濟”的思路，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開展資源綜合利用。以某公司為例，在圍繞玉米淀粉加工生產上，積極構建起六個系統即：高品質玉米種植系統，玉米產品加工系統，有機復合肥、優質飼料生產系統，奶牛養殖系統，畜產品加工系統，環境綜合處理系統。

三、用循環經濟理念促進工業園區的加速發展若干對策

要促進工業園區健康發展，以此帶動工業園區的加速發展，就要從以下幾個環節入手。

3.1工業園區要科學規劃。要把發展循環經濟納入全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用循環經濟的理念對工業園區布局進行同一規劃，對各園區的全局發展過程中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充分發揮產業集聚和工業生態的協同效應，圍繞核心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和最終廢棄物集中處理中心。支持資源豐富、生態環境保護能力較強、潛力較大的園區加速發展；鼓勵各園區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通過發展循環經濟，不斷降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強度；把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予以大力支持。

3.2進行制度框架設計。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要上新的臺階，就必須要有制度創新，要有政策引導。因此，首先要設計一種制度框架，明確生態環境和基本資源的產權關系，明確規定其交易機制，運用市場機制鼓勵企業提升環保作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3.3積極搭建產業系統的“食物鏈”和“食物網”。要通過對園區企業系統進行物流和能流分析，有選擇性的引進關鍵鏈接項目落戶園區，關鍵性的鏈接企業不在規模的大小，而在于其示范性與凝聚力，一旦形成規模，形成生態產業鏈優勢，就會對外部投資構成較大的吸引力。

3.4加大宣傳力度。發展循環經濟，建立生態工業園區是一項涉及各行各業、千家萬戶的事業，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要大力開展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提高各級領導干部、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公眾對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迫切性認識。

篇（5）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轉貼于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轉貼于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

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總第3期

2、

鄧正來和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2年總第1期

3、

鄧正來，“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年總第8期

4、

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述要”，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總第5期，頁197

5、

方朝暉，“對90年代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反思”，《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05期

6、

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及其在現代的匯合”，《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05期

7、

陳晏清，王新生，“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1年06期

8、

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研究引論”，《與現實》， 2000年01期

9、

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05期

10、

何增科，“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8年 2期

11、

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和界限”，《法學研究 》，2001年03期

12、

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2000年03期

13、

郁建興，“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哲學研究 》 1997年04期

14、

童世駿，“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歐洲》， 1995年03期

15、

王元，“葛蘭西“市民社會”國家觀述評”，《東南學術 》， 1995年03

16、

梁治平，“民間、民間社會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檢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1期。

17、

儲建國，“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1999年01期

18、

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19、

何增科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

20、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1、

鄧正來：《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22、

李凡：《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 香港 ，明鏡出版社， 1998

23、

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中西公益事業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名等：《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5、

篇（6）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

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總第3期

2、

鄧正來和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2年總第1期

3、

鄧正來，“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年總第8期

4、

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述要”，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總第5期，頁197

5、

方朝暉，“對90年代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反思”，《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05期

6、

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及其在現代的匯合”，《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05期

7、

陳晏清,王新生，“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1年06期

8、

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研究引論”，《與現實》， 2000年01期

9、

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05期

10、

何增科，“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8年 2期

11、

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和界限”，《法學研究 》，2001年03期

12、

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2000年03期

13、

郁建興，“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哲學研究 》 1997年04期

14、

童世駿，“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歐洲》， 1995年03期

15、

王元，“葛蘭西“市民社會”國家觀述評”，《東南學術 》， 1995年03

16、

梁治平，“民間、民間社會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檢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1期。

17、

儲建國，“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1999年01期

18、

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19、

何增科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

20、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1、

鄧正來：《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22、

李凡：《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 香港 ，明鏡出版社, 1998

23、

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中西公益事業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名等：《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