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地理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國際貿易地理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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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地理》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學生的專業選修課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國(地區)商品生產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換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是經濟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它屬于社會科學，是介于國際貿易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性學科。這是一個新興的學科，是隨著世界各國(地區)之間經濟貿易聯系進一步加強而產生和發展的。國際貿易地理主要是通過對世界各國(地區)地理環境的研究，分析各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部分學生在中學學習世界地理的時候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環境包括政治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社會地理環境、文化地理環境、人口地理環境等等。針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開設國際貿易地理課程，目的在于讓學生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自然資源、經濟部門結構、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分布與發展方向及該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市場特點、商品結構和交通運輸網絡、風俗習慣、商業慣例等，以便在對外交往過程中，更好的與對方融為一體，為發展我國對外貿易服務。

國際貿易地理課程中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教材上的內容學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而且不斷的有新的內容需要及時補充。所以，在國際貿易地理的教學過程中，根據學生的特點，我把重點放在人文地理環境的學習上，在具體講課時，不斷進行教學方法的探索與實踐，努力改變過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識傳授，不重啟發引導，忽視創新的“填鴨式”教學方式。

一、積極采用互動式教學方式

一些訪談節目，如《對話》、《藝術人生》，收視率較高，深受觀眾喜愛，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內容緊貼生活實際，有“賣點”;二是形式新穎，適合人們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覺牽著觀眾“鼻子”走，讓觀眾在談笑中獲益。如果教師有節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跡的傳道授業，教書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學方法，那么，互動式教學方法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所謂互動式教學，是在教學中教與學雙方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其優點有發揮雙主動作用、體現雙主導效應、提高雙創新能力、促進雙影響水平。我在教學中，在第一堂課，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國際貿易地理學以及該學科主要從哪些方面進行研究，我給學生一個主題—談談自己的家鄉。首先，將學生按照行政區域進行分組，在小組中各成員相互交流匯總自己家鄉的鄉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組推選出一位同學發言。當同學們神采飛揚地介紹自己家鄉的同時，我適時的對該地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資源環境及經濟狀況進行點評，這樣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并為自己的家鄉而自豪。最后，我在總結時將同學們介紹自己家鄉的主要內容進行梳理，整理思路，聯系國際貿易地理的研究對象從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由點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變了學生認為國際貿易地理等于中學的世界地理的錯誤想法，引導他們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去認識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時事熱點，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國際經貿活動與環境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研究，以前學生在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實務的學習過程中，較少涉及到這個問題，但這是我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這個內容的學習，讓學生認識到世界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環境也在加速惡化，環境問題也和經濟問題一樣成為世界問題，教育學生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國際經貿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學中，剛好遇到哥本哈根氣候環境大會的召開，我讓學生每天關注大會的進展，并且讓學生下去查資料，了解什么是溫室效應、什么是京都議定書、什么是CDM以及各國政府和人民面對世界環境問題的態度。之后，我專門用兩節課的時間讓學生暢所欲言，同學們不僅闡述了自己對當前世界環境問題的認識，也討論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場，同時也讓同學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環保教育。

三、不斷充實新的內容，保持與時俱進

由于我們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時間的局限，有些內容和數據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備課時，應注意不斷補充一些最新的資料。特別是對于《國際貿易地理》這門學科而言，更應使其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活力。比如講到歐盟的時候，將其成員國進行更新;講到美國汽車產業的時候，將因受到金融危機影響而申請破產保護的汽車公司作為重要的案例納人到授課內容中。另外，將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數據提前布置學生自己查找更新，當然，我自己在備課的時候也做好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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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是國際貿易專業的核心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了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務兩大部分,也就是關于國際貿易的宏觀知識和微觀知識的兩部分,在國際貿易專業課程體系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關鍵地位。《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在國貿專業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特別重視提高教學效果。本文結合個人的教學實踐,針對《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教學方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2目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2.1教學內容方面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理論部分包括國際貿易概述、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貿易組織等內容；實務部分包括市場調研、貿易術語、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國際貨款支付、商品價格核算、國際貿易合同的磋商訂立和履行。內容涵蓋面廣,涉及知識點多。而且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發展,內容也在不斷更新中。比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新的貿易保護壁壘——美國和歐盟新推行的“碳關稅”,新的自由貿易區協議：如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等；國際貿易實務部分,如2009年1月1日開始使用的新版英國《協會貨物運輸保險條款》,國際商會新推出的自201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2010》等。而很多教材即便是新出版的,也沒有做到全面反映這些新的變化,有的教師在教學中,教學活動沒有充分反映國際貿易中的新變化、新動態,不能將最新的內容融合到教學中的問題。比如選取的案例發生的時間比較早,內容與目前的實際情況不相符。教師要做到在教學內容上與時俱進,方能確保學生學到的知識的實用性。

目前教學中,部分教師在講授理論部分時,按照教材編排順序平均用力,不考慮學生的基礎和理解能力,存在講授內容過多,講解程度偏深、偏難,脫離實際的毛病,學生感覺理論部分難于理解,不實用；而在講實務部分時,不注意基本概念和操作原理的解釋,一味注重所謂實際操作,比如對于國際貨物運輸和保險部分的教學,花費大量時間在運費、保險費的計算和提單、保險單如何填制上,造成與后續課程的內容的重復。另外不重視對于實務操作相關的國際貿易慣例、國際國內法律的講解、解釋,結果造成學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學生如果沒有建立起總體上的國際貿易理論知識框架,沒有建立起按照國際貿易法律和慣例進行規范操作的理念,掌握的實務操作會流于表面,對于后續課程的學習也不能提供足夠幫助。

2.2教學方法

目前很多老師上《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都會采用多媒體設備,特別是使用ppt課件授課已很普遍。而幾乎每個授課教師也都會列舉案例、提問學生和要求學生根據布置的題目分組討論并進行課堂演講的形式,但是由于多種原因,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有的教師使用ppt課件授課時,課件不夠生動,加上ppt課件承載的內容多,教師不注意與學生互動,只顧自己講,學生學習會覺得容易疲勞；目前采用較多并且較為有效的互動式教學方式是小組討論,即由教師選取或由學生自選適當的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實際問題,由學生組成小組來進行分析,將其做成ppt,在課堂上演講,并與其他同學進行交流討論。學生發言后,由教師進行點評。這種方法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著許多問題。

首先,由于學生對知識掌握不夠,并且由于時間有限,不去充分查閱資料,不去自學相關知識,結果導致分析不到位,基本概念解釋不清。導致討論效果奇差,浪費課堂時間。

其次,教師沒有很好地控制辦法,出現了搭便車現象。小組中部分同學忙碌,部分同學不參與討論,課堂發言往往是小組代表,沒有達到全員參與、共同提高的目的。

教師的教學方法應更加靈活多樣,要能吸引大多數學生的參與,教學形式和方法要突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2.3考試形式單一,考核不盡科學

考試是教育評價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考查教師的授課效果和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考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師生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改變考試模式,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目前考試中存在以下問題：

對技能、能力的考核力度不夠,考試形式單一,考試方式大多側重筆試,對于口試、操作考試、演示考試采用較少。筆試的卷面分數在學期總評成績的分值比例較高,筆試的考試內容偏重于知識記憶,名詞解釋、選擇、填空、判斷、案例分析等試題不能充分反映學生的綜合素質、創新能力和實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考合一存在弊端。在傳統的“教考合一”的模式下,任課教師既是命題人,又是閱卷人,為了提高學生的卷面成績,任課教師往往在考前劃重點,縮小復習范圍或者用各種方式透露考試信息,造成學生學習積極性下降,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

3教學改革的建議

3.1教學內容上

3.1.1教學內容要突出理論知識的應用

首先,教師要通過科研,真正理解教學內容的精髓,把握本學科或課程的發展趨勢,及時吸收相關領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實和更新教學內容,授課內容不可以局限于教材,可以從網絡、有關的報刊及時了解最新的信息并以此來調整授課內容。比如獲知國家自2012年8月1日起在全國實施貨物貿易外匯管理制度改革,取消核銷單,企業不再辦理出口收匯核銷手續。教師在備課時就要做出響應的調整,按照新的要求、新的辦事程序介紹報關、退稅內容。

其次要引導學生關注有關理論的背景、作用,并且通過多種教學手段培養學生分析現實問題。比如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都是政府為了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而采取的措施,都有其實施的條件、作用和目的,從不同角度看又都會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應。教師要設法帶領學生去聯系實際,提高他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比如從國際貿易地理方向上看,統計數據表明,同前些年相比,歐、美、日仍為我國主要貿易伙伴,但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貿易增勢強勁。可以向學生提出這一問題：貿易地理方向變化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帶動學生去做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轉貼于

第三,加大對貿易理論部分中實用性內容的教學力度。比如“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非關稅壁壘”等,都是我國外貿企業要實際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教師要讓學生熟悉國內外貿企業如何應對外國的“兩反一保”措施,我國如何對進口產品進行“兩反一保”。外貿企業如何突破外國的非關稅壁壘,尤其是“技術性貿易壁壘”。學生熟悉和掌握的這些知識,是他們進入外貿企業工作必備的常識。

3.1.2突出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

對于實務部分內容任課教師應通過各種渠道,與外貿企業人員共同開發課程,將企業的工作流程、實際案例引入課程教學內容當中,增強教學內容的針對性和實用性。

3.1.3突出考證要求

以職業技能鑒定為參照系,結合有關的考證要求安排教學內容。目前有關國際貿易專業的考證有單證員、跟單員、商務師、外銷員等考試,教師要密切注意有關這類考試的大綱要求和試題內容,以幫助學生順利通過這類考試,這也是增強學生學習積極性的一個方面。

3.2根據教學的需要采用有效的教學方法,并且做好課堂設計和教學組織工作

制作ppt課件要增強吸引力。可適當增加圖片、視頻,筆者在課件中加入了有關外貿單證的實例,在講非關稅壁壘措施時,播放有關的電視新聞視頻,增強了直觀效果。

科學的分組和有效管理是提高分組討論效果的途徑。教師在分組時要求明確小組成員的角色和分工,小組成員的角色經常變換,使每個成員都有機會扮演不同的任務角色。力求使小組成員在性別、成績、能力等方面具有異質性。小組的管理策略：選擇合適的題目,確立小組目標；合理分工,強調個人責任；監控學生行為,提供技能指導；確立標準,強化評估。

在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的教學中,案例教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實施案例教學要注意：

3.2.1選擇合適的案例

案例選擇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應用時要留出足夠的時間給學生,促使學生開動腦筋,思考問題和回答問題,訓練學生思維的敏捷性、口頭表達能力以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3.2.2采用合適的案例討論方法

對于簡單的案例,可以隨授課進度當堂提出,教師讓學生短暫思考后請學生發言或學生自由發言,最后教師進行案例總結。對于綜合性的有難度的案例,可以預先布置、分組討論,規定時間讓學生完成案例分析報告。

3.2.3教師做好案例總結

教師對案例分析的評析和總結能夠整理學生思路,統一認識,進一步提高案例討論的效果。教師要對學生的發言或報告進行評價,指出其中的對錯、優缺點。然后教師要簡明扼要地總結與案例相關的知識點,并比較分析容易混淆的地方。

在課堂教學中進行模擬實踐操作,學生很感興趣,針對某些章節的內容可以采用,起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在講授國際貨款結算的金融票據內容時,通過分小組模擬票據流轉過程,可以使每個小組成員都參與其中。使用從外貿公司獲取的真實空白票據的復印件,分發給各個小組,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根據教師給出的資料和要求模擬完成一系列的票據行為,包括出票、背書轉讓、提示、承兌、拒付、追索、付款。通過模擬操作,使教學與實際操作環節相融合,不僅可以加深對相關流程的理解和記憶,而且培養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

3.3考試模式改革

3.3.1豐富考核形式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考試應該突出實踐能力的考核、加強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考核、重視創新能力的考核為改革方向,打破傳統單一筆試的局面,采用不同的考試方式。比如,增加口試；要求每位學生畫出某種支付方式(匯付、托收或信用證)的主要流轉過程圖,并進行講解；提交有關問題的專題報告或小論文；期末的筆試加大主觀性試題的比重,綜合性的主觀題能夠測試出學生綜合分析、創新思維能力。口試、專題報告或小論文以及筆試成績按照一定比例計入學期總評成績。

3.3.2建立試題庫,實現教考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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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我國適應WTO規則的程度日益加深，國內外向型企業對于具有較強外貿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我國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在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方向上為了迎合企業的實際需要，正在逐步改變以往那種“理論為主、實踐為輔”的教學模式，開始走向“以理論引導為基礎，以突出教學體系中的實踐性為導向”的新型教學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整個國際貿易教學體系中，教師應以課堂理論教學為基礎，以課堂實踐教學為導向，同時結合企業實習實訓，達到“教、學、用”一體化的教學目的。

二、高職院校國際貿易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理論基礎與實踐環節雙薄弱

目前我國高職院校開設的國際貿易專業基本都涵蓋了以下課程: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報關實務、國際商務單證、國際商務英語、報檢實務、國際貿易地理等。其中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地理是屬于理論知識偏多的課程，而報關、報檢、單證和商務英語則屬于實踐性較強的課程。但是所有這些課程都要求學生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然后才能在理論的基礎上構建實際運用能力，即要求學生在大學一年級學好理論課程，二年級和三年級時再加強實踐性課程的學習。然而，高職院校本身人學門檻低、學生理論基礎差，再加上職校教育“輕理論”的傳統，導致學生的理論基礎更加薄弱，對于國際貿易理論體系和一些基本概念都不甚清楚。另一方面，盡管職校一直強調“重實踐”，但是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對于學生進行的實踐教學實質上也只是通過一些課堂案例教學和教師經驗傳授等“理論上”的實踐教學，無法讓學生真正進人企業、接觸到實際的一線操作。

(二)實踐場景模擬教學條件有瓶頸

國際貿易是一項操作性要求很強的工作，職業分類細、專業化要求高。例如，對于外銷員，他們不僅需要有良好的外語基礎，還需要通曉國際貿易各個環節的工作，從發盤洽談到商檢索賠的整個國際貿易流程，都需要用到外銷員的專業知識;對于報關員，他們需要掌握國家及海關的有關法律、法規，掌握報關所需單證的種類、內容、繕制原則，掌握各類進出口貨物報關單的填制規范，掌握報關流程，能順利地完成海關通關業務等。國貿專業需要培養學生掌握從事上述工作的基本能力，那么要達到這些能力的要求就必須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實際工作的場景。因此，越來越多的軟件公司致力于開發國際貿易實訓模擬軟件。然而，這些軟件一是價格太高，動則幾萬、十幾萬，目前學校還不具備為每門實訓課購買軟件的能力;二是這些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按預定好的程序、步驟、方法進行操作。這種模擬操作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其實與真正的企業運作相差甚遠，對于實際工作中出現的意外狀況的解決缺乏指導。

(三)課程開設方式和考核方式單一化

長期以來，高職院校的國際貿易類課程并沒有突出職業教育的特色，都是與普通高等院校一樣采用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以教師板書講授為主，學生被動聽講和做習題為輔。這種教學方式過于呆板地采用“填鴨式”，甚至采用“滿堂灌”的方式全程講授，而學生沒有發揮其主動性，不利于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喪失對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習興趣。同時，對于要求實踐能力很強的國際貿易課程仍然采用單一的作和考試方法來檢測學生的操作能力和知識掌握程度，顯然已經遠遠落后于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步伐，僅僅依靠書面的考核方式很難對學生的實踐技能作出客觀的評價。

三、國際貿易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

(一)教學內容實踐體系的構建

職業教育要突出特色就要從加強教學實踐內容開始。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由以下四個部分組成:第一，基本技能訓練。通過課程章節配套練習使學生掌握國際貿易操作的基本技能。第二，專業技能訓練。通過以業務過程為導向的模擬實訓，即設立實訓周，通過計算機軟件和企業實訓基地來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在與外貿單證、報關、報檢相關的課程中，涉及很多進出口貿易使用的單據，教師在教學中應盡量收集本地企業常用的單據類型提供給學生，并指導學生學會正確填寫，使學生得到實踐。第三，綜合應用技能訓練。通過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職業資格考試培訓，鼓勵并指導學生參加報關員、單證員、跟單員和外貿業務員等考試。第四，頂崗實習。在第六學期鼓勵或安排學生到專業對口的公司進行實習。教學體系在縱向上形成體系，橫向上與理論課程有機結合。

(二)師資力量實踐體系的構建

構建實踐型教師團隊的關鍵是切實抓好“雙師型”隊伍建設。職校對于培養雙師型教師可以采用下列多種方式:

1一體化教學的培養模式:通過課程綜合化，將一門或數門專業課的理論與實踐教學有機融合，打破傳統的先理論、后實踐，且將兩者分割開的模式，要求教師具備課程所需的理論與實踐教學能力，并在教學中運用，這種教學模式是培養“雙師型”教師的有效方法。

2.走產學研結合的道路。學校以多種方式與企業合作，選送教師到不同企業的相應崗位頂崗實習，讓他們所具備的專業理論運用于專業實踐，從而提高他們的應用能力。

3.鼓勵教師參加相應的專業資格認證和職業資格培訓師、考評員等考試。

4.加強對教師的技術技能培訓，組建報關員、跟單員、外銷員職業資格證書培訓的教學團隊。

5。鼓勵參與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的培養方式。實踐教學基地包括各類實驗室、專業教室、實訓中心等，實踐教學基地緊跟社會生產的發展步伐，不斷更新改造。因此，它是“雙師型”教師進行長期培訓的場所，鼓勵專業教師積極參加實踐教學基地建設，不斷完善自我，提高“雙師素質”。

(三)校企合作實踐體系的構建

建立由學校、企業、行業領導、教授、專家組成的專業指導委員會(下一步擬召開專業指導委員會共同審定教學計劃、課程體系和實踐環節內容、學時安排等)。

采取校企一體、產學協作的方式共建實習基地，把教室搬到企業，模擬企業現場環境開展實踐訓練和技術培訓，選聘實踐經驗豐富的業務骨干為兼職教師參與指導工作。

依托行業(企業)的職業技能鑒定與培訓中心，為學生參加職業技術資格或崗位培訓與考核創造條件。

四、國際貿易專業新型考核體系的構建

(一)改革考試內容，確立考試的能力導向

考試命題嚴格按照教學大綱要求，根據課程所涉及的知識、能力、素質的要求，對課程的知識、能力、素質進行分析細化，然后根據這些特征確定教和學的方法，最后確定課程效果的評價方法和考核大綱。命題時，除考查學生的基本知識外，應注重專業技術的應用、專業能力的考核，題型根據課程特點進行設置。考試題庫應隨各種新知識、新工藝、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而同步更新。

(二)豐富考核形式

打破傳統單一考試模式的壟斷局面，深人、確切地考查學生的知識、能力、素質，采用不同的考試方式:(t)閉卷考試;(2)開卷考試;(3)口試;(4)網上考試;(5)案例分析;(6)專題報告或調研報告;(7)課程小論文;(8)小組討論;(9)操作考試。在具體運用時，要考慮具體的考核內容及測試取向。閉卷考試側重學生記憶知識的數量和理解知識的程度;開卷考試側重理解、運用、總結知識等綜合能力的考評;案例考核能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操作考核要求學生進行實際操作，把職業能力、崗位素質要求和考核評價體系引人到實踐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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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9-0058-02

一、引言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強，高等教育國際化浪潮的日益提升，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選擇來中國接受高等教育。據教育部2014年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4年，來華留學生人數一致處在高速增長階段，每年平均增速為13.19%。中國現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面對越來越多的來華留學生，一個重要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國際學生進行專業課教育。畢竟擁有高水平高質量的課程教育才是吸引并留得住國際學生的關鍵。本文擬以暨南大學為例，對國際學生專業課教育的方法與方式進行探討。

暨南大學是我國第一所華僑學府，也是“211工程”重點綜合性大學，其辦學理念與目標是“僑校+名校”。暨南大學是目前擁有外國留學生最多的中國大學，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暨南大學的校訓是“忠信篤敬”，在此校訓的引導下，暨南大學注重對華人華僑子女的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文化進行培養，因此受到了海外華僑華人的極大關注與歡迎。素有“華僑最高學府”之稱的暨南大學，從建校到目前為止，總計培養了來自全球五大洲160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的各類人才二十余萬人。在其“面向海外，面向港澳臺”的辦學方針下，暨南大學擁有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國務院僑辦華文教育基地、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等。

二、國際學生專業課教育現狀

接下來，將以我在國際學院所從事的全英教學中國對外貿易課程為例，來對國際學生專業教育的現狀及其特點進行研究。中國對外貿易課是專業選修課，其對象是經過相關的專業基礎課（包括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等）培訓后的大三學生。該課程共有36個學時，分為九個部分，包括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現狀、中國對外貿易政策、中國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及其演變、中國與美國、歐盟的雙邊貿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對外貿易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分析等內容。由于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了解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狀況、特點與趨勢，是一門現實性和實踐性極強的課程，因而采用課堂討論加論文的考試方式，更便于考察學生搜集數據資料的能力、對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存在的問題的關注力以及利用所學理論知識對相關問題的分析和理解力。其中課堂討論成績占總評成績的40%，論文成績占總評成績的60%。

課程論文題目由老師命定，均是課堂上講授的內容。對于英文的課程論文評分，主要側重于學生能否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課堂教學內容應用到所給的當前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出現的問題分析上。

從課程論文分數對比的情況來看（見圖1），內招生獲得90分以上的學生比例明顯大于外招生，79分以下的學生則都是外招生。這表明，通過大陸高考入學的內招生在對課程教學理解上、論文寫作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上要高于外招生。

再看課堂討論分數的情況。這個分數的評定，主要依據是學生上課回答問題和案例討論。從分數結果對比上來看，外招生在90分以上的學生比例高于內招生，中間水平兩者接近。由于外招生在口語表達上具有優勢，并且喜歡參與靈活的、隨意的課堂討論，喜歡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獲得課堂討論分高分的相對較多。

三、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現內招生與外招生在分數上有如此大的差異，依據這幾年的教學經驗，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國際學生的語言優勢，另一個是國際學生的專業知識的劣勢。在專業課教育上，國際學生和大陸學生由于背景文化存在著顯著差異，導致他們在學習方式、思維模式、學習效果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具體來說，國際學生有著較好的英語語言背景，因此，在全英授課的課堂上，會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課堂討論中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與觀點。相比之下，大陸學生則因英語表達不流暢，不敢參與到課堂討論中，導致其平時成績低于國際學生。

但是，國際學生就讀暨南大學時，并沒有接受過中國的高考，而是有相應的特殊入學考試。他們往往是在華文學院接受一定的中文基礎訓練后，再來申請大學入學。其對中國文化、歷史、經濟等方面的了解有限，對于專業課之前的系統學習也不夠，包括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等。這使得他們對中國對外貿易出現的一些問題和特點沒有明確的認識。比如，我曾在課堂上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的特征之一，空間分布的不均衡：中國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在東部沿海地區又進一步集中在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我讓大家討論有哪些原因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空間分布不均勻？國際學生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但通常是從地理的直觀角度來分析，認為東部地區靠近大海，所以國際貿易過程中運輸成本較低，這種地理優勢促使了中國對外貿易集中在東部地區。大陸內招學生則能夠通過對中國經濟的了解，來對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例如對外開放政策的影響。

另外，國家經濟體制、文化差異也會導致國際學生對專業課知識的理解與應用。例如，當我們講到在改革開放之前，包括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國有企業從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獲得了很多的優惠政策，因此其對外貿易占中國總體對外貿易的大頭，并且還出現了很多擁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外貿公司。而民營企業由于在體制上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其對外貿易的發展很艱難，必須通過外貿公司來進出口。國際學生對此很難理解，他們認為企業應平等對待，為什么會存在這么大的待遇差異。而且他們也很難想象，這種對外貿易的政策差異化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問題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由于存在以上原因，在論文考試上，內招學生能夠很好地對課堂所講授的理論知識進行消化吸收，應用到當前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分析中去，因此所得成績要高于國際學生。

四、結論與啟示

意識到國際學生與大陸學生的上述差異，對于我們在專業課程設計上、內容構建上、教學方法方式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在今后的教學實踐中，對于這兩類學生應有差異地對待。對于國際學生，應強調對理論知識的應用與分析能力；而對于大陸學生，則應鼓勵促進其課堂討論發言，培養其觀點表達與陳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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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暉，來華留學，哪些信號值得注意？[N].光明日報，2015-04-08.

[3]李聯明，呂浩雪.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制約國際學生流向的主要因素[J].比較教育研究，2004，25（6）：71-75.

[4]王軍.我國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基本定位與應對策略[J].中國高教研究，2014，（8）：88-92.

篇（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發展，后wto時代的到來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逐步建立，加大了全社會對國際化人才需求，因此國貿專業成為高校和考生眼中的香餑餑，國內一半以上的本科院校都開設了國貿專業。然而，就業市場同質導致過度競爭使得該專業求職市場人滿為患，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引起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就業形勢變得尤為嚴峻。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取得了2006-2009年四年一次性就業率均超過90%，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是什么樣的原因成就了高就業率呢？本文就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背景及實踐進行了歸納，系統地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高校國際經濟貿易人才培養模式。

一、開展特色應用型本科國貿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背景

當今普通高校國際經貿人才培養中存在一些誤區，影響了人才的就業競爭力，主要表現為：

（一）教育理念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養人，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人不僅僅在于掌握知識，更重要的學會學習的方法，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搜尋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能力。普通高校的國貿人才培養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是培養人”這一命題，而代之以“規范人、塑造人”的標準。WwW.133229.cOm

（二）定位不清晰，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按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不同類型、不同規格、不同專業的人才有不同的質量評價標準。一般可以將其分為以學術性為主的研究型人才、以開發性為主的應用型人才和以技能性為主的實用型人才三種類型。應用型人才中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偏向研究開發性的應用型人才和偏向實踐應用性的應用型人才[1]。

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更多是研究型大學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普通本科院校通常屬于教學型或教學研究型大學，受限于生源質量和教師整體狀況，盲目定位于研究型人才培養是值得商榷的。這類大學在構建各自的人才培養模式時應以適應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培養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為主，更多地面向基層、面向生產第一線需要定位。

應用型人才的要求是要有一定理論基礎、有較強動手能力和二次開發能力，它既區別于高職高專類學校培養的服務于生產、服務及管理第一線，并具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技能實用型人才，又區別于研究型高校培養的通識型、綜合型、研究型人才。應用型人才應突出既有“知識”，又有“能力”，更有使知識和能力得到充分發揮的“素質”，應當具備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四個突出特點，尤其是要具備較強的創新與實踐能力。因此，在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過程中“既要避免知識面過窄，又要防止出現一味地追求厚基礎，而忽視專業應用能力培養”。

（三）培養模式趨同化

1.人才培養目標趨同于理論型

現在大多數普通本科院校國貿專業的培養目標都是“高級專業人才”，把“高級”等同于“理論”，趨同于研究型高校的研究型、理論型人才培養目標，偏重于學生在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學等宏觀方面的理論知識掌握，而對于國際貿易具體業務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專業課程體系趨同象牙塔式教育模式

當前國際經貿專業課題體系設置上基本沿襲了傳統的三段式模式，嚴重制約了具有特色的專業型人才的培養。以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三段組合而成的“三段式”模式，人才培養要么定位于“知識型”、要么定位于“技能型”，忽略了既有較廣的國際經貿知識，又具備較強的動手能力的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課程體系設置的趨同性，導致高校國貿專業學生在競爭力的趨同性，結構性的矛盾加劇了就業市場競爭性。

3.專業人才培養方式“重理論、輕實踐”

由于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設置的簡單模仿，在課堂教學上集中表現為教學“重理論輕實踐，重教學輕應用”。各高校雖然在教學計劃中安排了各種實習，但大部分采取的形式為帶領學生與工廠、企業參觀，真正參與實踐的少。

高校對教師考評機制“科研為王”一刀切，導致教師集中于理論研究，外貿實務操作教學能力不足[2]。同時由于國際貿易實務涉及商業機密，外貿公司和企業不是很愿意接收學生實習，導致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不穩定等，嚴重制約了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

4.重書本知識傳授、輕社會能力培養

大學擴招及師資立足的制約，采取的多是上大課的課堂教學模式，一對一的輔導和溝通機會少，造成老師和學生的陌生感。培養模式的單一和考核方式的單調，學生能力的單一性（考試能力強但社會能力差）的特點尤為突出。比如團隊合作的精神、社會適應能力，心理調節能力等綜合能力的缺失都成為制約學生就業和發展的障礙。

二、獨具特色的科學定位探索

桂林理工大學在省部共建后生源主要來自廣西，大約占70%左右，學校在對國貿專業定位時，綜合分析了我校在激烈競爭中的獨特優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廣西成為投資和貿易熱土，相鄰的廣東是我國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省份，因此，面向東盟和港珠澳（香港、珠三角及澳門），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的基本定位。同時，考慮到作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無論是生源質量還是師資條件都無法與重點高校相比，要在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必須有自己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我們總結了“立足地方、面向東盟、面向港珠澳，厚基礎、寬口徑，重應用、強能力、提素質、出特色”的定位思路。

三、不斷創新的培養模式

（一）構建寬口徑、厚基礎的課程體系

傳統高等教育注重在單一學科領域中培養人才，人才知識結構單一，知識面狹窄，適應性較差。隨著教育大眾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對知識結構單一人才的需求不斷減少。

針對人才培養上的應用性特色，在學生知識構架上應把握好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是一種針對專業教育而言的通識教育，同時也為終身教育做準備、打基礎。為此，學校從實際出發，提出了課程體系的五點要求：“厚”—基礎理論要扎實；“寬”—選修課程安排及方向要多；“精”—課程要精；“新”—內容要緊追學科發展最前沿，把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實”—要適應社會、學生的需要。

于是，我們設置了兩大課程平臺“公共課程平臺”和“學科課程平臺”，公共課程平臺主要包括“兩課”、外語、數學、計算機等通識教育課程，主要目的是素質教育，以提升基本素質、基本技能。學科課程平臺則側重于國貿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滿足“厚基礎、寬口徑”培養目標需要，設置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會計學、統計學、財政學、管理學和國際商法等專業基礎課程。解決多個專業方向發展的需要，同時還要滿足學生不同層次發展和進一步提高的需要，如報考研究生等進一步深造的需要等。

此外，我們設置了多方向的專業選修課程，為寬口徑培養提供體系支撐。通過國際貿易實務、國際結算、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國際技術貿易、市場營銷學、商務談判技巧和電子商務及應用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外貿實務的基本知識；通過國際貿易地理、國際市場營銷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市場基本面的分析方法，掌握關于國際市場、競爭因素、商業技巧、競爭秩序，顧客興趣等方面的知識。通過商務統計、經濟評估和數據分析技巧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信息社會下企業運營數據收集、處理和分析技巧和能力。要求學生熟悉商務倫理道德，掌握一定的交際技能，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和人際溝通等方面的能力。

這種課程體系設置，既滿足了應用型人才培養中所需基本知識要求，也滿足了不同職業方向發展需要，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

（二）重實踐應用的教學環節安排

實踐性教學環節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知識與能力相交融、動手與動腦相協調的實踐性教學過程。國貿專業本身就是一個應用性很強的專業，我們開設了社會調查、認識實習、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實習、獨具特色的東盟實務實習、畢業實習等多個實踐性教學環節，同時設置了國際貿易案例分析討論專題，建立了多處校外實習基地及校內國際貿易實務模擬實習和外貿單證實務操作等四個平臺，通過學生深入企業參觀，操作，增強對國際貿易實務的了解。國際貿易模擬和單證實務平臺，讓學生在仿真的國際商務環境中切身體驗貿易全過程，并廣泛聯系外貿企業、海關、商檢等單位實地見習，增強學生實踐操作能力，使其知識向能力轉化。

（三）特色課程打造競爭優勢

為突出特色，體現面向東盟、面向港珠澳的特色，開設了東盟經濟概論、東盟貿易實務操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獨具特色的專業選修課程，增進同學們對東盟的了解，熟悉東盟國家基本環境和外貿實務操作的特殊性，為學生就業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競爭優勢。

同時，我們開設報關員、報檢員、單證員、外貿業務員等從業資格考試課程，使平時教學與獲取各種資格證書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從知識和技能培養體系上大大加強國際貿易實務類理論課程的延展，提高學生工作技能，改善過去偏重理論的培養體系；另一方面，學生擁有一些職業資格證書，也增加學生的就業競爭力，贏得就業機會。

（四）強化應用能力的教學形式

1.以提高一線教師教學水平為切入點。不管教學體系設計多么完美，設想如何周全，知識傳授最終都是由教師通過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完成，因此高水平教師是保證教學目標實現的第一要素。學校每年都采取多種形式資助老師出國學習、參加國內的各種培訓班和學術會議，全面提升教師教學水平。

2.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角色和地位的轉變。在教學中，要求老師減少以往填鴨式灌輸授課方式，代之以更多的案例討論，情景模擬，創造條件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逐步形成學生和老師通過互動完成教學的良好授課氛圍。授課方式的改變也讓教師角色從“傳道”者轉向獲知的引路人，從“解惑”者轉向生惑的啟發人，從“授業”者轉向創業的指導人。

3.不斷創新教學方法。推廣案例教學法、情景教學法、“讀寫議”教學法，引導和啟發學生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提倡教師采用討論式、互動式課堂教學，增加小組研討的課時，采用講授和小論文結合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注重培養學生分析與創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學生作業和考試更多是大量文獻閱讀和資料收集分析，在獨立思考基礎上得出結論。

4.推進教育技術的應用。借助信息網絡平臺，運用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學等現代化教育手段，提供動態、豐富的資訊，使教材生動具體，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印象，從而達到教學目的。

5.推行“本科教育導師制”。每個學生都有除輔導員以外由專業教師擔任的導師，負責同學們對學生進行輔導，制訂了定期指導和談話制度，縮小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結論

國際經濟與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是社會的需要，普通高校在學生培養上應該找準自己的位置，不盲目攀比，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立足于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為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

篇（6）

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發展，后wto時代的到來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逐步建立，加大了全社會對國際化人才需求，因此國貿專業成為高校和考生眼中的香餑餑，國內一半以上的本科院校都開設了國貿專業。然而，就業市場同質導致過度競爭使得該專業求職市場人滿為患，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引起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就業形勢變得尤為嚴峻。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取得了2006-2009年四年一次性就業率均超過90%，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是什么樣的原因成就了高就業率呢？本文就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背景及實踐進行了歸納，系統地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高校國際經濟貿易人才培養模式。

一、開展特色應用型本科國貿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背景

當今普通高校國際經貿人才培養中存在一些誤區，影響了人才的就業競爭力，主要表現為：

（一）教育理念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養人，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人不僅僅在于掌握知識，更重要的學會學習的方法，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搜尋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能力。普通高校的國貿人才培養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是培養人”這一命題，而代之以“規范人、塑造人”的標準。

（二）定位不清晰，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按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不同類型、不同規格、不同專業的人才有不同的質量評價標準。一般可以將其分為以學術性為主的研究型人才、以開發性為主的應用型人才和以技能性為主的實用型人才三種類型。應用型人才中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偏向研究開發性的應用型人才和偏向實踐應用性的應用型人才[1]。

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更多是研究型大學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普通本科院校通常屬于教學型或教學研究型大學，受限于生源質量和教師整體狀況，盲目定位于研究型人才培養是值得商榷的。這類大學在構建各自的人才培養模式時應以適應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培養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為主，更多地面向基層、面向生產第一線需要定位。

應用型人才的要求是要有一定理論基礎、有較強動手能力和二次開發能力，它既區別于高職高專類學校培養的服務于生產、服務及管理第一線，并具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技能實用型人才，又區別于研究型高校培養的通識型、綜合型、研究型人才。應用型人才應突出既有“知識”，又有“能力”，更有使知識和能力得到充分發揮的“素質”，應當具備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四個突出特點，尤其是要具備較強的創新與實踐能力。因此，在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過程中“既要避免知識面過窄，又要防止出現一味地追求厚基礎，而忽視專業應用能力培養”。

（三）培養模式趨同化

1.人才培養目標趨同于理論型

現在大多數普通本科院校國貿專業的培養目標都是“高級專業人才”，把“高級”等同于“理論”，趨同于研究型高校的研究型、理論型人才培養目標，偏重于學生在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學等宏觀方面的理論知識掌握，而對于國際貿易具體業務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專業課程體系趨同象牙塔式教育模式

當前國際經貿專業課題體系設置上基本沿襲了傳統的三段式模式，嚴重制約了具有特色的專業型人才的培養。以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三段組合而成的“三段式”模式，人才培養要么定位于“知識型”、要么定位于“技能型”，忽略了既有較廣的國際經貿知識，又具備較強的動手能力的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課程體系設置的趨同性，導致高校國貿專業學生在競爭力的趨同性，結構性的矛盾加劇了就業市場競爭性。

3.專業人才培養方式“重理論、輕實踐”

由于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設置的簡單模仿，在課堂教學上集中表現為教學“重理論輕實踐，重教學輕應用”。各高校雖然在教學計劃中安排了各種實習，但大部分采取的形式為帶領學生與工廠、企業參觀，真正參與實踐的少。

高校對教師考評機制“科研為王”一刀切，導致教師集中于理論研究，外貿實務操作教學能力不足[2]。同時由于國際貿易實務涉及商業機密，外貿公司和企業不是很愿意接收學生實習，導致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不穩定等，嚴重制約了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

4.重書本知識傳授、輕社會能力培養

大學擴招及師資立足的制約，采取的多是上大課的課堂教學模式，一對一的輔導和溝通機會少，造成老師和學生的陌生感。培養模式的單一和考核方式的單調，學生能力的單一性（考試能力強但社會能力差）的特點尤為突出。比如團隊合作的精神、社會適應能力，心理調節能力等綜合能力的缺失都成為制約學生就業和發展的障礙。

二、獨具特色的科學定位探索

桂林理工大學在省部共建后生源主要來自廣西，大約占70%左右，學校在對國貿專業定位時，綜合分析了我校在激烈競爭中的獨特優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廣西成為投資和貿易熱土，相鄰的廣東是我國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省份，因此，面向東盟和港珠澳（香港、珠三角及澳門），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桂林理工大學國貿專業的基本定位。同時，考慮到作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無論是生源質量還是師資條件都無法與重點高校相比，要在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必須有自己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我們總結了“立足地方、面向東盟、面向港珠澳，厚基礎、寬口徑，重應用、強能力、提素質、出特色”的定位思路。

三、不斷創新的培養模式

（一）構建寬口徑、厚基礎的課程體系

傳統高等教育注重在單一學科領域中培養人才，人才知識結構單一，知識面狹窄，適應性較差。隨著教育大眾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對知識結構單一人才的需求不斷減少。

針對人才培養上的應用性特色，在學生知識構架上應把握好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是一種針對專業教育而言的通識教育，同時也為終身教育做準備、打基礎。為此，學校從實際出發，提出了課程體系的五點要求：“厚”—基礎理論要扎實；“寬”—選修課程安排及方向要多；“精”—課程要精；“新”—內容要緊追學科發展最前沿，把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實”—要適應社會、學生的需要。

于是，我們設置了兩大課程平臺“公共課程平臺”和“學科課程平臺”，公共課程平臺主要包括“兩課”、外語、數學、計算機等通識教育課程，主要目的是素質教育，以提升基本素質、基本技能。學科課程平臺則側重于國貿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滿足“厚基礎、寬口徑”培養目標需要，設置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會計學、統計學、財政學、管理學和國際商法等專業基礎課程。解決多個專業方向發展的需要，同時還要滿足學生不同層次發展和進一步提高的需要，如報考研究生等進一步深造的需要等。

此外，我們設置了多方向的專業選修課程，為寬口徑培養提供體系支撐。通過國際貿易實務、國際結算、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國際技術貿易、市場營銷學、商務談判技巧和電子商務及應用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外貿實務的基本知識；通過國際貿易地理、國際市場營銷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市場基本面的分析方法，掌握關于國際市場、競爭因素、商業技巧、競爭秩序，顧客興趣等方面的知識。通過商務統計、經濟評估和數據分析技巧等課程，要求學生掌握信息社會下企業運營數據收集、處理和分析技巧和能力。要求學生熟悉商務倫理道德，掌握一定的交際技能，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和人際溝通等方面的能力。

    這種課程體系設置，既滿足了應用型人才培養中所需基本知識要求，也滿足了不同職業方向發展需要，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

（二）重實踐應用的教學環節安排

實踐性教學環節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知識與能力相交融、動手與動腦相協調的實踐性教學過程。國貿專業本身就是一個應用性很強的專業，我們開設了社會調查、認識實習、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實習、獨具特色的東盟實務實習、畢業實習等多個實踐性教學環節，同時設置了國際貿易案例分析討論專題，建立了多處校外實習基地及校內國際貿易實務模擬實習和外貿單證實務操作等四個平臺，通過學生深入企業參觀，操作，增強對國際貿易實務的了解。國際貿易模擬和單證實務平臺，讓學生在仿真的國際商務環境中切身體驗貿易全過程，并廣泛聯系外貿企業、海關、商檢等單位實地見習，增強學生實踐操作能力，使其知識向能力轉化。

（三）特色課程打造競爭優勢

為突出特色，體現面向東盟、面向港珠澳的特色，開設了東盟經濟概論、東盟貿易實務操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獨具特色的專業選修課程，增進同學們對東盟的了解，熟悉東盟國家基本環境和外貿實務操作的特殊性，為學生就業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競爭優勢。

同時，我們開設報關員、報檢員、單證員、外貿業務員等從業資格考試課程，使平時教學與獲取各種資格證書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從知識和技能培養體系上大大加強國際貿易實務類理論課程的延展，提高學生工作技能，改善過去偏重理論的培養體系；另一方面，學生擁有一些職業資格證書，也增加學生的就業競爭力，贏得就業機會。

（四）強化應用能力的教學形式

1.以提高一線教師教學水平為切入點。不管教學體系設計多么完美，設想如何周全，知識傳授最終都是由教師通過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完成，因此高水平教師是保證教學目標實現的第一要素。學校每年都采取多種形式資助老師出國學習、參加國內的各種培訓班和學術會議，全面提升教師教學水平。

2.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角色和地位的轉變。在教學中，要求老師減少以往填鴨式灌輸授課方式，代之以更多的案例討論，情景模擬，創造條件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逐步形成學生和老師通過互動完成教學的良好授課氛圍。授課方式的改變也讓教師角色從“傳道”者轉向獲知的引路人，從“解惑”者轉向生惑的啟發人，從“授業”者轉向創業的指導人。

3.不斷創新教學方法。推廣案例教學法、情景教學法、“讀寫議”教學法，引導和啟發學生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提倡教師采用討論式、互動式課堂教學，增加小組研討的課時，采用講授和小論文結合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注重培養學生分析與創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學生作業和考試更多是大量文獻閱讀和資料收集分析，在獨立思考基礎上得出結論。

4.推進教育技術的應用。借助信息網絡平臺，運用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學等現代化教育手段，提供動態、豐富的資訊，使教材生動具體，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印象，從而達到教學目的。

5.推行“本科教育導師制”。每個學生都有除輔導員以外由專業教師擔任的導師，負責同學們對學生進行輔導，制訂了定期指導和談話制度，縮小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結論

國際經濟與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是社會的需要，普通高校在學生培養上應該找準自己的位置，不盲目攀比，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立足于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為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

篇（7）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增長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經濟增長狀況始終是決定一國貨幣價值的根本因素。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國經濟增長率較高，人們對宏觀經濟的良好運行狀態產生信心，外國投資者必然踴躍前往該國投資，從而引起該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的收入增加，該國貨幣需求旺盛，幣值自然上升。但也不能就說“經濟的高速增長會帶來貨幣升值，而經濟增長的停滯或衰退則會使貨幣貶值”。事實上，經濟增長對匯率的影響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1）一國經濟起飛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的發展表現為粗放式經營，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使國內的一般價格水平上升，從而本國的幣值下降，即匯率的上升。這與中國在1981—199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快的同時人民幣也跟著貶值的事實相符。（2）一國經濟較為成熟階段。當經濟增長較快時，產出必然增加較快，這就使它相對以前有更多的供給，包括更多的出口品的供給，而消費者的需求雖然隨著收入而增長，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表明，消費需求的增長趕不上產出供給的增長，故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供給相對消費的需求旺盛，從而對物價有向下的壓力。這就使得1995年開始人民幣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而出現升值壓力的原因所在。

（二）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情況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外匯市場的形成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是分不開的，國際收支是一國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各種收支的總和。在浮動匯率制下，市場供求決定匯率的變動，因此國際收支逆差將引起本幣貶值，外幣升值，即外匯匯率上升。反之，國際收支順差則引起外匯匯率下降。由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項目差額和資本項目差額不僅是國際收支狀況的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外匯儲備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我們將選取經常項目差額和資本項目差額作為分析指標，揭示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第一，經常項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隨著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經常項目順差近年來保持著較高的水平，這就潛在地形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第二，資本項目對中國匯率的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減少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需求大于供給，本國貨幣有貶值壓力，儲備的增加則表明外匯市場上的供給大于需求，本國貨幣有升值的壓力，而通過分析發現資本項目和外匯儲備量有較高的相關性（0.65）。同時外匯占款的增多也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激增，對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以及通貨膨脹構成一定的壓力。

（三）貨幣供應量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貨幣供應量大體上成正相關，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外投資者不但可以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更看好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因此，外商投資大幅增加。由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人民幣資金相當緊張，外資進入又多，所以出現了明顯的外匯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幣升值趨勢。

（四）中外利率差異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利率政策是一個國家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率影響匯率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利率的相對高低會影響資本流動的方向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較高的利率水平會刺激國際資本流入，并減少本國的流出資金。從而影響國際貿易規模，使利率差異對匯率走勢的影響力不斷提高。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的有利影響

匯率變動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有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刺激進口增加，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外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資的環境，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使已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的利潤增加，從而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促使其進一步追加投資或進行再投資；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間接投資比重將進一步增加。三是有利于減輕外債還本付息壓力，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未償還外債還本付息所需本幣的數量相應減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外債負擔。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1.抑制出口增長

人民幣匯率升值后，出口企業成本相應提高。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嚴重影響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如果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利潤而提高價格，則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續擴大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的提高。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對中國大量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造成傷害。

2.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資本市場上活躍的多為國際游資，這部分資金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是造成金融市場動蕩的潛在因素。在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的情況下，大量短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資本市場的逐利行為、易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將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3.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迫使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進外匯，從而使以外匯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礎貨幣相應增加。從表面上來看，貨幣供應量在持續增長，但供應結構的差異卻造成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4.增加就業壓力

由于目前中國提供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是出口企業和外資企業，人民幣升值將抑制或打擊出口，最終將影響到就業。在當前中國就業形勢極其嚴峻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可能惡化就業形勢。

三、針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提出的對策建議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于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伙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于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采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作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于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于人民幣未來走勢，基于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于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制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后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作好準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參考文獻：

[1]張鵬，張麗芬.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影響評價及績效評價[J].時代經貿，2006，（51）.

[2]毛瑞萍.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企業資金運作和經濟發展的影響[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5）.

篇（8）

論文分類

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行業經濟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國債研究發展戰略稅收理論稅務研討財政稅收財政政策財稅法規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市場地方戰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濟學理論保險學西方經濟經濟貿易保險信托計量經濟財務分析期貨市場

二、五個經貿區的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

16世紀以前的遠距離貿易雖然存在，但以貿易地區的游移為特征。降至16至18世紀，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向有相對穩定貿易區域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轉化，我認為此時期出現了五個經貿區：江南經貿區、珠江三角洲經貿區、長江上中游經貿區、華北經貿區和西北經貿區。

經貿區是以經濟區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但并不等于經濟區。所謂經濟區主要是基于經濟地理條件而形成的經濟區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產狀況。因此，經濟區的界定是以生產狀況為主要指標。所謂經貿區則是從交換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場圈。當然，一個地區的交換，取決于該地區的生產。就此而言，經濟區與經貿區有時難以斷然界別。但是，也應該注意，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別是在古代陸路交通欠發展的情況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經貿區的重要條件。當然，有些地區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形成一個特殊的經貿區。二是，有一個或數個對大宗商品有很強吸納力的城市作為該經貿區的中心點。

我們再詳細談談五個經貿區。

1、江南經貿區。所謂江南，指的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寧國、杭州、嘉興、湖州八府以及太倉州。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區，在16至18世紀形成了三個農業區。一是以種植棉花為主或棉稻并重區，它包括松江、太倉大部和蘇州常熟、昭文等縣；二是以蠶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興和杭州、蘇州的若干縣；三是種稻區，它包括常州無錫、宜興和松江的華亭、青浦。江南地區有太湖水系。太湖東靠運河，南接錢塘江，北跨長江，又有縱橫交錯的河流，構成四通八達的水上運輸網。這種經濟生產條件和交通狀況，決定了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的格局是：輸出以高價值的手工業產品特別是棉、絲織品為主，輸入的則是低價值的糧食和手工業生產原料。

江南是全國主要的蠶絲生產基地，特別是蠶絲生產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譽全國。在蠶絲業發展的基礎上，江南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明萬歷時張瀚說：“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利于羅、綺、絹、zhù＠①，而三吳為最。”（注：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記”。）這說明，至少是明萬歷以來，絲織業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業。江南絲織品銷往外地的數量，學者們的估計稍有差異。據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銷往國內市場（包括江南本地區市場）的絲織品，每年約相當于綢38萬匹，值銀38萬兩；至清乾嘉年間則為1000萬匹綢，價值約1500萬兩銀（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頁。）。

棉花的大量種植，也推動了江南棉紡織品的發展。明代江南棉布遠銷西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南各地。明萬歷時松江人陳繼儒說：松江布北走齊魯，仰給京師達于九邊；出長江口，經楚蜀，散于閩、粵、秦、晉、滇、黔諸郡，“此天下之大命脈也”（注：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稅議》。）。降至清代，由于華北各地棉紡織業的發展，江南布在華北市場受到排擠，轉而售往湖廣、江西、兩廣、福建和東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為商品進入市場的數量，方家估算數目不一。徐新吾估計為每年兩千數百萬匹（注：徐新吾《前中國棉紡織手工業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頁。）。

兩宋時期，江南是我國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時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諺。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積種棉植桑以及城鎮人口的激增，江南成為缺糧區。蘇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從事絲、棉紡織的專業市鎮，都需要輸入糧食。清前期，向江南輸糧的地區，主要是長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廣、安徽及江西。乾隆時，東北成為新的江南糧食供應地。據郭松義估計，清前期各地輸入江南米糧每年約達3050-3350萬石（注：郭松義《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數量的估測》，《中國史研究》1994第4期。）。

除糧食外，江南還需要手工業生產所需的多種原料，如藍靛、木材、竹、紙、鐵、煤、大豆、桐油等等。

蘇州、南京、杭州是為16至18世紀江南經貿區的經貿中心。其中蘇州還是全國的遠距離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這里，各地區商人云集，各商業會館林立，商業貿易極為發達。

2、珠江三角洲經貿區。這里所謂珠江三角洲，是指廣義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邊高要，北自北江邊清遠，東至東江邊惠州的廣袤約1100平方公里的區域。珠江三角洲水運便利。從廣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廣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過賀江、開江，抵湖南。經北江上流湞江，再越大庾嶺商道，進江西贛江，抵鄱陽湖，與長江相會合，可通江南各地。東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經河源，達龍川縣老隆埠，這里是進入閩西的咽喉之地。16世紀以來，珠江三角洲農業生產專業化的趨勢大大加強。明

代，這里漁果綜合利用的“果基魚塘”發展迅速。明末，“果基魚塘”又向著經濟效益更高的“桑基魚塘”轉變，成為華南地區重要的蠶桑業生產基地，此外，這里的甘蔗、茶、煙葉種植也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業生產以佛山冶鐵最著名，所謂“天下產鐵之區莫良于粵，而冶鐵莫良于佛山”（注：張心泰《粵游小志》見《小方壺輿叢鈔》第94卷第4冊。）。此外，廣州、新會的造船業，石灣的陶瓷業，南海、東莞的棉紡織業，廣州的絲織業，番禺、東莞、增城的制糖業，順德的繅絲業等都很發達。在這樣的水陸交通條件和農業、手工業生產格局的基礎上，16世紀珠江三角洲經貿區形成，并顯現出自身的經貿特點。

16世紀以來，珠江三角洲除對外貿易之外，國內長途販運主要是兩條水路，一是通過西江展開的與廣西的貿易。兩廣雖同屬嶺南，但兩者經濟差異明顯。廣西多山，壯、瑤等少數民族聚居，經濟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農耕狀態。但廣西生產的糧食和木材、煙草、竹、油桐、茶葉以及銅、鉛、錫等又是廣東所需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業產品，也是廣西所需。兩廣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就籍于西江航運大規模展開。據學者估計，廣東每年要向廣西購進糧食約1800萬石；購進的生產資料，僅烤蠶繭所需的木炭，每年從梧州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數百萬斤（注：黃鼎臣《明清時期兩廣的商業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從廣東輸往廣西的主要是鹽和布、絲綢、鐵器等手工業制品。二是通過北江、東江等開展的江西、湖廣、福建，特別是與江南的長途經貿活動十分頻繁。珠江三角洲輸往江南的商品有鐵制品、陶瓷、夏布、糖和鹽等，尤其以鐵制品為大宗。萬歷時，霍與瑕說：“兩廣鐵貨所都，七省需焉。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注：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上吳自湖翁大司馬》。）特別是佛山鎮，其“鐵鍋販子吳越、荊楚而已，鐵錢則無處不需，四方賈客各輦運而轉鬻之”（注：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6“風俗”。）。珠江三角洲從江南輸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蠶絲和絲制品，褚華《木棉譜》說，閩、廣商人到江南，不買布而買棉花，“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蓋彼中自能紡織也”。廣州雖有絲織品，但粵緞、粵紗“必吳絲所織”，才能色彩光華、滑澤（注：乾隆《廣州府志》引明《廣州府志》。）。

因此，珠江三角洲經貿區的經貿中心，首推廣州，其次是佛山鎮。

3.長江上中游經貿區。長江源自青海，全長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為中段，湖口以下為下游。16世紀以來，隨著四川商業重心從成都東移重慶，重慶成為西南物貿主要集散地，以及長江中游漢口鎮的崛起，長江上中游經貿區最終形成。

重慶古稱江洲，“有舟航轉運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貿出入輸會，必于重慶。故重慶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賈輻輳也”（注：民國《巴縣志》卷3。）。自重慶輸出的商品有木材、茶葉、藥材等，而以糧食為大宗，這批糧食主要來自川東各地。據學者估計，每年從重慶順江東運的糧食在100至150萬石左右。（注：郭松義《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數量的估測》，《中國史研究》1994第4期。）漢口是長江中游經貿區最大的經貿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稱，它與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并稱“天下四大名鎮”，清前期又與京師、佛山、蘇州并稱“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廣巡撫晏斯盛說漢口鎮“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注：晏斯盛《請設商社疏》，《清經世文編》卷40“戶政”15。）。晏斯盛所說這六行，至少有鹽、米、木材、藥材四物屬于過境貿易。入清以來，漢口就是淮鹽重要集散地。這載淮鹽的船，自儀征出口，抵漢口停泊，綿亙數十里，“首尾聯絡，勢若蛇蟠”（注：王葆心《續漢口叢談》卷1。），可見漢口食鹽過境之盛。清前期，漢口是全國最大米市之一，每年運銷量在千萬石以上，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產，其中至少有幾百萬石來自湖南（注：郭松義《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數量的估測》，《中國史研究》1994第4期。）。可見這也是中轉貿易。湖北雖盛產木材，但漢口市場上優質木材如杉木等，多來自云南、貴州和四川。至于漢口市場上的藥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產。

除重慶、漢口以外，沙市、蕪湖、九江也是長江上中游經貿區的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的重要集散地。

4.華北經貿區。這是一個以水陸交通聯結而成的經貿區，它包括京師、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在內，是以生活資料貿易為主的經貿區。

明清時期，北京作為京師，水陸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運達北京。北京是華北以至全國經貿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費城市，手工業欠發達，因此，北京與其他地區的遠距離貿易，形成了生活資料的單向輸入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糧食的輸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華北最繁華的都會是位于會通河與衛河交匯處的臨清。因地理位置，臨清成為華北地區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的樞紐，也呈現出過境貿易的特征。臨清市場最大宗商品是糧食，其來源有四：一是從運河北上的江淮糧；二是由衛河泛舟而來的河南糧；三是沈陽、遼陽等地海運至天津入運河南下的東北糧；四是臨清附近的山東糧，這些糧食或售于京師，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數量，多達五六百萬石至千萬石（注：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頁。）。此外，過境貿易商品還有鐵鍋、鐵器、瓷器、紙張、茶葉等。

此外，華北地區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的中心點還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鎮。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五.西北經貿區。指東起直隸西北部的宣鎮，沿長城迤西，過張家口，經山西大同、越殺虎口，往西至陜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肅、寧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蘇、吐魯番以及疏勒、和闐。北伸則進入蒙古草原，抵多倫諾爾、歸化、包頭、呼林格爾、托克托，直至清俄邊貿城恰克圖。這里沒有像其他經貿區那樣便捷的交通條件，但在“一收十利”豐厚利潤驅使下，不少商人長途跋涉進入西北經營，形成了一個經貿區。明代進入西北經貿區的商人，以山西晉商最多，其次是陜西商人，還有徽州、山東、江西以及龍游商人。其貿易對象，主要是明朝軍隊。形成于明中葉的西北貿易區，與明朝的軍事布局有密切關系。為防御蒙古族統治集團對西北的軍事襲擾，明朝沿著長城陸續設置了九大軍事防區，通稱“九邊”，其在西北有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8鎮。明后期，8鎮駐軍多者76萬余人，少者36萬余人（注：梁淼泰《明代“九邊”的軍數》，《中國史研究》1997年1期。），如此龐大的常年駐軍，需大量的糧食、布匹、軍械和草料。明中葉以后，隨著軍屯的敗壞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撥給邊鎮大量的“年例銀”和餉銀。嘉靖三十七年（1551）戶部尚書孫應奎說：“今歲入二百萬（兩），而諸邊費六百萬（兩）。”（注：《明史》卷202《孫應奎傳》。）當時有人驚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邊之費）。”（注：王德完《國計日詘邊餉歲增乞籌劃以裕經費疏》，《明經世文編》卷444。）邊鎮巨額軍費對明王朝來說是沉重的財政負擔，而對西北貿易區而言，則是貨幣投放量的增加，從而促進其貿易的發展。其商品主要是糧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資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駐軍大量減少，迫使商人作貿易戰略轉移，一部分商人轉向內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從事邊蒙貿易或在恰克圖與俄國作貿易。三、全國性大市場格局的最終形成

上述五大經貿區，可以分為下列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建立在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經濟基礎上的經貿區，如江南經貿區和珠江三角洲經貿區。它們向其他地區輸出的是高價值的手工業產品，如棉布、絲綢和鐵制品等，輸入的則是低價值的糧食、手工業原料和其他農產品。顯然，這樣的經貿區，是以其他地區作為自己的產品市場和原料基地。這樣的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可以推動其他地區的農、林等產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區卷入商品市場之中；同時，它在推動本地區經濟的發展上，則更為明顯。16至18世紀，江南絲、棉紡織業的發展，絲、棉紡織業專業市鎮的發展，不能不歸功于絲、棉紡織品的大宗遠距離貿易。第二種是大宗商品過境貿易區，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長江上中游經貿區，華北經貿區中的臨清、天津、朱仙鎮等經貿中心點。這種經貿區，對推動各地區間經濟交流，使各種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進全國性大市場的形成，功不可沒。第三種是以生活資料交換為主的經貿區，如華北經貿區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經貿區。這樣的經貿區，或以消費性城市為經貿中心點，或以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業區、畜牧區為基礎。前者消費性的城市，是以貨幣和其他地區的手工業、農業產品作交換；后者是以低價的農產品或畜牧產品換取其他地區高價值的手工業制品。在這兩種情況下，它們都只能成為其他手工業生產發達地區的產品銷售市場。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對當地經濟雖有一定促進作用，但對當地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推動作用不大。但是，它對穩定社會政治秩序，鞏固邊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個經貿區，并沒有覆蓋中國所有地區。但是，五個經貿區之外的許多地區，其產品都可進入各個經貿區，商人更是踏進經貿區的市場大顯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經貿區之外，但福建手工業原料如藍靛、竹、木、紙、糖等，卻源源不斷輸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閩部疏》云：

凡福（州）之綢絲、漳之絹、泉之藍、福延（平）之鐵、福漳之橘、福興（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產不僅輸往江南，也輸往北方。在輸出土特產的同時，福建也輸入各種商品。首先是糧食。福建作為缺糧的地區，每年都要從廣東

、浙江以及臺灣輸入大量糧食，明后期周之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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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6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3-0086-04

一、問題的提出

產業轉移是企業將產品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產地轉移到其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產業轉移的實質是由于原產地利潤空間的下降迫使企業實施對外空間擴張。二戰后，國際產業轉移經歷了三波浪潮（見表1），每一次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東部地區得到了飛速發展，產業結構也實現了不斷的優化和升級，但是，人民幣不斷升值、用工成本上升、土地價格上漲和環境污染，尤其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09年以來高企的通脹使得中國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不斷弱化，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困，東部地區適時提出“騰籠換鳥”措施。在此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即國際高端產業向中國東部地區轉移以及中國東部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和周邊國家轉移的“耦合轉移”態勢。因此，如何把握新一輪產業轉移規律，在有效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同時，加快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速度，優化區域產業分工布局，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是一項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的新特點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新趨勢

1.產品內分工是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動因。國際分工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三個階段。雖然這三種方式目前都存在，但當代國際分工最引人矚目的特征就是產品內分工（見表2），產品內分工是指將產品生產過程的不同環節和工序拆分到不同國家/地區，形成以生產環節、工序和區域為對象的跨國性生產體系。因此，產品內分工刻畫了當代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品深入到工序的特點。產品內分工和貿易使得原來在同一個企業內執行的生產鏈條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環節或工序（簡稱為價值元），一個企業可能只專業化于全球生產鏈條上的某一個價值環節，從而產生了生產過程的垂直專業化，即實現了價值鏈的分解。

在產品內分工的主導下，全球價值鏈被分解為三大環節：技術環節、生產環節和營銷環節。跨國公司一方面專業化于核心能力和關鍵性資源的培育，另一方面則通過業務外包，使價值鏈中的每個環節都能布局于最有競爭優勢的區域，并使位于不同區域的企業形成一張遍布全球的國際分工協作網絡（即全球生產網絡），每一個價值環節都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一部分，跨國公司由此而實現了價值鏈的全球性空間重組。比如日本馬自達的MX－5跑車，在美國加州設計，在東京和紐約融資，樣車來自英國WORTHING，總裝在美國的密歇根和新墨西哥，電子部件在美國新澤西設計，在日本制造。此時，國際產業轉移表現為以跨國公司為核心的，全球范圍內相互協調與合作的價值鏈跨區域重組，[1]價值鏈的全球性空間重組和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推動了制造業的大規模國際轉移。很顯然，這種國際產業轉移是產品內分工主導下的產業轉移，轉移客體不再是完整的價值鏈，而是已深入到生產環節和工序層面。

2.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的模式演變為跨國公司推動下的“集群式”轉移。跨國公司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推動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得到迅速發展，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統計，目前跨國公司憑借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優勢，控制著90%以上的國際投資額、60%以上的國際貿易額和40%的世界生產，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推手。

跨國公司主導下的產品內分工使得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出現了價值鏈的片斷化和空間重組。[2]價值鏈的片斷化和空間重組的結果，使得產業的地理集聚形成地方產業集群。這就導致了大區域離散小區域集聚的全球價值鏈地理分布特征，世界經濟體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將顆顆“珍珠”穿起來的條條“金線”就是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而這顆顆“珍珠”就是地方產業集群，[1] [3]在產品內分工背景下，嵌入集群中的企業更多地只專注于全球價值鏈中的某一價值元，企業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個企業的存在需要與之關聯的大量企業和配套性產業并存，這就出現了企業的“抱團”流動，即產業的“集群式”轉移。如深圳的產業較集中，便逐漸在東莞、惠州、珠三角地區聚集了一大批產業投資跟進。因此，當前的國際產業轉移，不再是單個項目、單個企業、單個產業的孤立行為，而是形成了一個以跨國公司為核心，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研發、生產、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等相互協調合作的組織框架。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擴張和產業的集群化轉移趨勢強化，世界各國經濟的依存度日益提高。

3. 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的新熱點是服務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不斷降低，發達國家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結構的演進呈現知識化、服務化趨勢。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總產值中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高。同時，服務貿易總量也迅速提高，2000-2008年年均增長10%，服務貿易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比重下降，新興服務貿易如信息、金融、研發等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已從1990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 50.8%。[4]

與此同時，服務業也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領域。跨國公司是服務業產業轉移的引領者，主要采用對外直接投資和離案外包等形式將服務業轉移至國外。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4－2010年的7年間，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近60%是服務業跨國并購，其累計總額達11575.1億美元。其中，金融業是跨國并購最活躍的部門，占15.5%。

4.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新趨勢。在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產業的劃分標準發生了變化。傳統的產業劃分方式把產業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相應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式也被定義為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由于產品內分工的出現和全球價值鏈的分解，產業間出現融合趨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價值鏈中也含有技術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或工序，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價值鏈中也有部分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或工序。因此，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式演變為從低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向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產業升級，一是由低梯度產業向高梯度產業升級，即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二是要由現在的非核心價值元向核心價值元升級，即價值鏈升級與價值元升級。

隨著國際產業轉移結構的高級化，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產業轉移的承接將會越來越困難，同時也將逐漸呈現邊際效益遞減趨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因此而拉大。在國際產業轉移的初期階段，其生產制造的產品還是物質商品，發展中國家可憑借廉價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等比較優勢，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較容易地進入工業化初級階段。隨著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不斷高度化、知識化，發達國家的咨詢服務、金融服務、網絡服務等服務業的發展有較高的信息技術、知識、管理和規模要求，發展中國家要繼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必須大力發展相關配套產業，不斷實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三、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際加入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承接梯隊，以加工貿易為開端承接了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產業結構得以不斷優化（見表3）。

但是，對于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結構整合，如無得當應對舉措，則有可能成為后發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持續滯后的陷阱。因此，新形勢下如何有效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以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1.全球服務外包的轉移為中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據統計，2010年全球服務外包市場規模超過6000億美元，預計到2020年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將達1.65萬億到1.8萬億美元。與國際上其他服務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國具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愛爾蘭甚至印度等競爭對手無法相比的優勢：一是擁有巨大的要素規模。包括勞動力、自然資源和資本規模等；二是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巨大的市場規模勢必帶來規模經濟效應；三是市場結構的多元性。包括地區、經濟和技術方面的結構多元化，將為服務業的發展帶來范圍經濟效應。中國應該充分利用以上優勢，把握機遇積極承接全球服務外包轉移，加快本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2.通過吸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資金、技術等資源支持。跨國公司通過FDI的方式在全球布局，建立全球生產網絡，其對外投資活動，為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重要的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為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機遇。2000―2010年的11年中，中國實際使用FDI金額從最初的407.1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057.4億美元（見圖1）。外資的進入不僅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資金資源，同時也提供了產業結構升級所需要的重要技術資源。

3.東部地區的“騰籠換鳥”措施為促進中國區域和諧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東部地區希望通過“騰籠換鳥”措施著力調整產業結構，轉移部分不適宜的產業，騰出資源和市場大力發展高端工業和新型服務業。中西部應抓住機遇主動承接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產業。

4.國際產業轉移可能會對中國技術進步形成壓制，導致中國產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產品內分工是建立在標準化基礎上的產物，不論將產品生產環節布局到哪個國家、由哪個企業進行加工，所生產出來的都是標準化產品。以技術標準作為控制手段，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如沃爾瑪，他們通常掌握了國際市場銷售終端和品牌）形成了升級企業通向市場的結構性封鎖。這就是中國通過加工貿易的途徑難以擺脫落后陷阱和技術依賴地位的一個主要原因。當然，很多跨國公司都把研發總部設在了中國，會形成一定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效應，但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影響到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時，他們就會將中國的加工貿易產業升級限制在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等環節，[5]對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斷點和隔離效應，其結果是中國加工貿易產業長期處于國際產業轉移的低端和全球價值鏈的低增值環節。由于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較低，而由外商控制的產業鏈上下游，其增值收益是國內加工貿易企業的十余倍，中國加工貿易“微笑曲線”的弧底日益加深，反映了中國貿易交易條件正日益惡化，中國正在陷入加工貿易“微笑貧困陷阱”，[6]這種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中國獲得基礎設施改善、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所需要的充足資金，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程的推進。

5.國際產業轉移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資源環境壓力。東部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初，承接的國際產業轉移客體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及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在中西部地區開放的承接政策下，海外和東部發達地區的污染密集型產業正紛紛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產業的轉入將給中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壓力，加劇欠發達地區環境惡化，破壞生態平衡。

四、產業耦合轉移背景下中國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升級策略

嵌入全球生產網絡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對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而言是一把雙刃劍，尤其是在中國經濟轉型與全球金融危機的雙重壓力下。因此，以加工貿易為主導的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要在戰略層面上充分重視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同時力求突破跨國公司的結構性封鎖以及價值鏈的低端鎖定。[3]中國應該抓住這次前所未有的產業耦合轉移機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大國優勢，轉向廣闊的國內市場，構建能充分發揮各區域比較優勢的國內價值鏈，實現加工貿易產業結構的升級，即：東部地區發揮其技術、服務、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著重發展核心價值環節（研發、設計、品牌等）；中部地區利用良好的區位優勢，結合其自然資源和技術、人才方面的優勢，側重發展中間價值環節（少量研發、集成、關鍵部件制造等）；西部地區充分發揮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廉價的優勢，發展價值環節（原材料、組裝等）（見圖2）。國內價值鏈的構建并不是要把各區域的產業發展限定在某種功能定位中，而是強調增強國內區域間產業發展的聯系，充分發揮各區域的比較優勢，探索產業升級新模式，提升本區域在價值鏈中的地位，這無疑是各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的必然選擇。國內價值鏈的構建同時要充分利用中國的大國優勢，使傳統的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模式”轉變為“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新模式。

國內價值鏈的構建和完善，需要國內需求市場、技術條件、區域創新網絡以及政府制度的各種條件的支撐。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擁有大國優勢的中國，在拓展國內市場，構建國內價值鏈的同時，要辯證認識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利弊，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使自身經濟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實現國內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協調（見圖3），促進產業結構持續升級、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及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注 釋：

①本輪產業轉移方興未艾，如下文所述，在產品內分工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跨國公司為核心的全球生產網絡，本文稱該輪國際產業轉移為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的國際產業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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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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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之后，寄托著幾代中國人的夢想的青藏鐵路正式通車，從此，山不再高，天不再遠。中國經濟就像快速駛向高原的列車，它能否持續高速增長直接關系到13億人口的福祉，同時，它的動向也對全球經濟的未來有著重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是一條充滿挑戰的“天路”，經過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如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地區之間的市場分割，公共事業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這一系列難題能夠被一一克服，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和諧發展能夠同時實現，那么，中國就不僅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而且還將形成具有一般意義的“大國發展道路”。

對于中國可能形成的“大國發展道路”，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邏輯來理解中國獲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為此，本文將提出：中國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與分權式改革有關系。借助于對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們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分權理論。在已有的研究中，關于分權式改革的好處，國際經濟學界基本上已經達成了共識，最為經典的是建立在新軟預算約束理論（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礎上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和建立在M型組織和U型組織理論之上的解釋（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這些文獻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經濟結構（如分權程度和整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績效的巨大差異。這些理論固然可以較好地解釋分權是如何促進地方政府的競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但是，它們卻不是一個完全的分權理論。一個完全的分權理論應該不僅能夠分析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獲得的正面激勵（分權的收益），也應該能夠分析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有損社會目標的負面激勵（分權的成本）。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負面激勵導致的影響正在日益凸現，并且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1）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2）地區之間的市場分割；（3）公共事業的公平缺失。雖然已經有一些國內外的實證文獻研究了分權化改革帶來的某些扭曲，但是還沒有一個理論系統地論述過分權化改革的成本。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系統地回答以下問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實質和作用機制究竟是什么？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帶來了哪些代價和扭曲？為什么分權式的改革會導致這些代價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學地進行機制設計，避免或者盡量減輕這些代價和扭曲？這些理論分析的主旨將直接指向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中國之所以采取分權式的改革方式，直接與中國是一個在疆域和人口雙重意義上的“大國”有關，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又直接與中國是一個地區間差異巨大的“大國”有關。因此，全面地總結分權式改革的收益與代價是極為重要的，這將有利于思考中國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條可借鑒的“大國發展道路”。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從這個維度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第三部分提出一個框架來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從這個視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國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第四部分則在第三部分的基礎上，提供一些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的例證；第五部分從機制設計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討論在下一階段改革中如何充分發揮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并盡可能地降低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由于有關分權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論和實證已有大量的文獻，本文將在分權的代價上著墨更多。

二、經濟分權與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

中國是一個在疆域和人口雙重意義上的“大國”，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面臨著極高的成本，因此，經濟分權是大國治理必須采取的模式。迄今為止，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分權式改革。從這種分權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經驗是：對經濟轉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對價格”（gettingpricesright），因為在市場不完備的時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確的價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對激勵”（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為激勵機制是經濟發展中更為深刻的主題，價格機制不過是激勵機制的一種方式而已。

對于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國際經濟學界形成了很多共識。已有的文獻認為，經濟結構（如分權程度和整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的差異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績效的巨大差異。分權式的改革不僅硬化了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而且還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競爭（QianandRoland，1998）。中國的M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塊塊”來配置）使得經濟可以在局部進行制度實驗，地區之間的標尺競爭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績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經濟體更容易抵抗宏觀沖擊；相反，俄羅斯的U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條條”來配置），則不具備這樣的經濟結構收益。

與俄羅斯等轉型經濟相比，中國的分權是在大的政治架構不變、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地調整它們的財政關系的過程中實現的。從197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1980年代的財政包干體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優勢，居民根據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質量來選擇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腳投票機制，促使地方政府來提供優質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轉移財政收入和支出權力將更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進而推動全國經濟增長（Buchanan，1965；Oates，1972）。具體到中國，以錢穎一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從軟預算約束的視角出發，認為分權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場化激勵，保持和促進市場化進程，即所謂的維持市場化的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實證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分稅制改革之前中國省級政府的財政激勵促進了市場發展。對于1992年之前中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Lin和Liu（2000）與Zhang和Zou（1998）的檢驗得到了相反的結論，而張晏和龔六堂（2005）對1986－2002年擴展樣本的研究發現分稅制改革之后我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同時財政分權效應還存在跨時差異和地區差異。

經濟分權還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全部激勵。1990年代末以來，文獻更多地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分權的特殊經歷，尤其是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從經濟學的視角，我們更關心中國政治體制的兩個特征，一是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調查基礎上的）官員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從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出發，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政治集權之間的紐帶。俄羅斯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動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中國的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認為中國自治性不強的財政分權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體制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對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響渠道是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文獻通常所說的標尺競爭對應于對下負責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對于地方政府行為的信息，普通民眾和中央政府都處于信息弱勢，但選民會參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為評價自己所在地區的政府行為，地方官員知道其選民會以其他地方為標尺，從而會效仿其他地方的相關政策來發展本地經濟（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標尺競爭，同級政府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學習能夠提高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節約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濫用權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在政治集權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還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有競爭GDP增長率的激勵，從而形成了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張晏，2005）。這種為增長而競爭的激勵成為中國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轉型初期的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的。

三、經濟分權的代價：一個理論分析

錢穎一等人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分權式改革迄今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這個理論更多地強調了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好處，卻沒有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①].一個完整的分權理論應該既能夠分析分權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夠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否則，我們就無法回答如下問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漸進轉型的潛力還有多大？我們應該如何在發揮分權式改革的好處的同時避免它所產生的負面效果？這一節將從組織理論的角度提出一個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的框架。

與俄羅斯相比，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整個經濟當作一個大的政治組織來看，中央政府在這個大的組織內部通過“分權”模擬出一個類似企業組織的激勵機制。給定地方各級政府尚控制著大量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的事實，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下對地方官員提供適當的激勵，讓他們直接分享發展地方經濟的收益，將有利于他們追求經濟的增長。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和行政體制內部的激勵機制是否可以通過模擬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而被有效地復制出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找到政府部門的激勵與私有部門的激勵之間的實質性區別，說明政府部門在利用財政分權模擬企業的激勵的時候會遇到哪些難題。

從契約理論的角度來看，政治組織中的激勵與經濟組織中的激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組織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異質的，而企業組織中股東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組織中，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無論對于任務本身，還是對于委托人，都很難界定一個指標對績效進行衡量。第二，與委托人偏好的異質性有關的是，政治組織一般是多任務的（multi-tasking），這也與主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不同。除了效率和經濟增長之外，政治組織還需要追求社會公正、收入平等、環境保護、公共服務質量等等目標。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由于政治組織的這種多任務性，在政治組織中很難通過基于單一維度（任務）的類似企業中計件工資式的強激勵來追求各種目標，而且基于增長目標的考核很容易損害其他的社會目標。所以，我們觀察到政治組織中工作人員的工資一般都是弱激勵的固定工資制。第三，委托人的異質性再加上外部條件的差異，又引起了第三個政治組織和企業組織的差異。與企業績效易于找到同類企業作參照不同，政治組織的績效難以找到一個可以參照的標準。中國政府不可能與美國政府進行比較，因為兩國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國的地方政府之間雖然可以進行一些比較，但地方之間的巨大差異也使得地方政府間的相互參照非常有限。換言之，政治組織是一個壟斷組織，因而很難找出一個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標對其進行比較。

以上三個特征無非是說，很難有一個外部的充分統計量指標可以對官員進行客觀的評估。這就決定了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的第四個區別，即在激勵機制的設計方面，它更多地會采用相對績效評估，而非絕對績效評估。在現實世界中，政治組織中常用的一種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手段就是職務晉升。中國的分權式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機制是，上級政府通過考察下一級政府轄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GDP）的相對績效來晉升地方官員，而且這個機制在實證研究中已經被證明的確是在被中國政府使用著（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統計量的政績考核體系下，相對的GDP增長可能是一種次優的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標。但是，這種財政分權加相對績效評估的體制正在日益顯現它的弊端。第一個弊端是，相對績效的評估會造成人之間相互拆臺的惡性競爭。確實，我們也觀察到各地政府為了在GDP競賽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種各樣的以鄰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地區分割和“諸侯經濟”會阻礙中國國內市場整合的過程[②].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深遠影響是，這種市場分割會限制產品、服務（甚至還有思想）的市場范圍，市場范圍的限制又會進一步制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從而不利于長遠的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這最終會損害到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過于依賴GDP作為相對績效的考評指標，就給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另一個理由。因為城市的第二、三產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就大大忽視了，一個直接的表現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農業生產的財政支出比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急劇地下降（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同樣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在各地的經濟增長都依賴于招商引資的情況下，一旦發生資本擁有者和普通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地方政府就會優先考慮資本擁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則很容易被忽略。

相對績效評估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人面臨的沖擊或者風險是共同的，這樣僅僅通過人之間業績的相對排名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他們的績效。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各個地區之間在自然、地理、歷史、社會等很多方面可以說千差萬別，由于這種異質性的存在，相對績效是一個噪音很多的指標，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方案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可以看作是相對績效激勵的第二個弊端。

第三個弊端實際上是第二個弊端的一種形式，鑒于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將其拿出來獨立論述。由于各地區之間先天的（自然、地理、歷史、社會等）差異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異性，會出現由收益遞增效應導致的經濟增長差異，即使沒有其他外力，窮的地區也可能相對地越來越窮，而富的地方則相對地越來越富（陸銘、陳釗、嚴冀，2004），這樣就加大了相對績效評估標準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難區分地方的經濟增長績效是由收益遞增機制造成的，還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結果。

相對績效評估的第四個弊端來自于如下事實：在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錦標賽下，贏家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則是輸家。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比較富裕的地區更多地享受著先天的優勢和收益遞增機制的好處，這就使得經濟較落后地區的地方官員不能在相對績效評估的機制下獲得激勵，通俗地來說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對績效評估對落后地區的官員基本上是沒有作用的。但是官員也是理性人，在晉升的可能性比較小的前提下，他們會尋求替代的辦法進行補償，如，或者“破罐子破摔”。這樣一來，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會加劇落后的地區越來越落后、發達的地區越來越發達的兩極分化現象。

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激勵還有一些其他與相對績效評估無關的難題。一方面，與企業的經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更加取決于一個團隊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個政府目標（如擴大就業）的實現取決于多個政府部門作為一個“團隊”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團隊生產”中，不同的地方官員之間就可能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另一方面，在企業經理的激勵計劃中，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激勵經理追求企業長期目標的手段，比如說給予經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權，但是，對于地方政府的官員卻很難進行類似的長期激勵，從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長期目標被忽視，而這又集中體現為地方政府對于環境、收入差距、教育和醫療服務質量這些問題的忽視。

四、經濟分權的代價：一些具體的分析和例證

上一節中，我們提供了一個簡明的框架來分析中國分權式改革的代價，下面將結合現有的實證文獻，為經濟分權的代價提供一些例證。

1.經濟分權與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所付出的一個代價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特別是，構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正在擴大（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萬廣華、陸銘、陳釗，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城鄉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經濟分權體制有關。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財政）分權的聯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城市部門，因此，地方政府存在著優先發展城市、更多考慮城市利益和實施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激勵。不少文獻都指出，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出現的城鄉間收入差距加劇現象，與中國政府實施的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有關（Yang，1999；Chen，2002；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李實（2003）指出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幾點因素都可以作為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具體表現：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農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稅費負擔；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歧視性。除了以上四點，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還強調了金融體制中系統性的城市傾向，包括通貨膨脹補貼和對城市部門的投資貸款；政府在政治晉升和分權體制雙重約束下也存在減少支援農業公共支出比重的傾向。我們的一系列研究（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陸銘、陳釗、萬廣華，2005）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中國改革以來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經濟開放）都使得城市部門獲益更多，具有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支持農業生產的支出的比重-——這個指標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傾向-——增加可以顯著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從趨勢上來看，這一比重卻在急劇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認為城市傾向政策下存在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的限制，這導致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體現為農村貧困。在城市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養老及教育等方面擁有更好的福利，加劇了實際的城鄉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這些傾向性政策也會使流動到城市后的農村居民面臨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勞動力的流動依然難以緩解城鄉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還有一系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間接影響。[④]

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也與財政分權體制有一定的聯系。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進行著發展經濟的競爭。中國的各地區之間在歷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條件差異非常大，在地區間競爭中，東部地區因為有著各方面比較優越的條件而獲得了相對更好的經濟發展績效，而且這種優勢具有自增強的效應，相對發達的地區一旦領先就很難被落后地區追趕。張晏和龔六堂（2005）對中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東部地區和發達地區更能獲得財政分權的積極效應，而中西部地區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或為負，這種財政分權效應的地區差異也加劇了地區差距。從縣級財政數據來看，Zhang（2006）認為地區初始經濟結構特征影響經濟增長，經濟發達的地區有較低的工業稅和較高的土地收益，從而形成良性循環的高增長，而不發達地區對非農部門征收較高的稅收，阻礙了經濟增長。由于中國總體上來說是一個資本相對不足，所以各個地區之間展開了吸引外資的競爭。在這場地區間吸引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競爭中，東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三大地帶獲得了更多的外資和國際貿易份額，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更好的績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萬廣華、陸銘、陳釗，2005）。實證研究表明，各地區經濟開放進程的差異所導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還與工業集聚有關，東部沿海地區由于擁有歷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優勢，獲得了更快的工業發展速度，在全國總的工業產出中所占有的份額也越來越高（金煜、陳釗、陸銘，2006）。

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還與不同地區所獲得的中央財政轉移有關。轉移支付通常有兩種目標，一是出于公平考慮的均等化目標，二是基于發展考慮的激勵目標。按照均等化原則，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本應對經濟落后地區給予更多的補貼，而實際的情況是，地區轉移支付不僅沒有達到地區收入均等化的目標，反而加大了地區間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馬拴友和于紅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稅制改革以來的稅制安排和轉移支付體系加大了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數據分析了縣級財政不平等的變化趨勢，發現非農業稅收的差異是財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稅的影響因素大約為21%，而稅收返還和分稅制改革后實施的過渡期轉移支付不僅沒有縮小財政差距，反而占財政不平等的20％。Yao（2005）發現2002年縣級轉移支付數據對城鄉差距存在顯著的反均等化效應和擠出效應。

2.地區間的市場分割、重復建設與效率損失

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擁有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地方經濟的發展既直接關系到當地的財政收入和就業，又影響到對于地方官員的績效評價，還進一步影響當地獲得更多經濟資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在實際上并沒有帶來地區間的平衡發展，那么，地方保護主義和分割市場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從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來看，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分割市場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地區間資源誤配置已經成為事實，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違反地方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是缺乏競爭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這些產業和企業在改革開放以后仍然擁有大量的就業崗位，創造著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通過分割市場來保護本地企業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林毅夫、劉培林，2004）。第二，很多產業（特別是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成長性產業）都存在著由“干中學”機制所導致的收益遞增性，因此，在這樣的產業，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如果能夠較早地發展這些產業，在理論上就可能獲得兩種效果：一方面，如果當地的學習速度足夠快，就可能實現在這些產業上的追趕，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可能逆轉地區間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即使追趕不能實現，當地也能夠提升本地的經濟獨立能力，從而提高未來分享地區間分工收益時的談判地位，獲得更多地區間分工的利益。在這樣的機制下，各地都會爭先恐后地發展一些所謂的戰略性產業，從而造成一輪一輪的重復建設（陸銘、陳釗、嚴冀，2004）。當重復建設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關企業是否能夠在市場上生存下去最終還是要接受市場本身的檢驗，當某些企業競爭能力不足時，地方政府則又有了通過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來獲得短期利益的動機。

盡管當地區間差距擴大的時候，地方政府有通過分割市場的方式保護本地利益的動機，但改革開放以后，促使地區間市場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國國內市場的整合程度及變化趨勢就成了一個需要通過實證研究來進行判斷的問題。早期的研究發現，中國國內的市場并沒有在改革過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卻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分割的跡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從總體上來說，中國國內市場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盡管如此，但幾乎沒有人否認，中國的財政分權體制為地方政府采取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提供了激勵，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會產出損失（陸銘、陳釗、嚴冀，2004）。同時，國內市場的分割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難以發揮中國經濟本應具有的規模經濟優勢。近來的一項研究還認為，由于國內市場分割嚴重，使得國內企業紛紛轉向國際市場，借助于出口來擴大市場規模（朱希偉、金祥榮，2005），這就是中國國內經濟的規模經濟優勢未得到應有的發揮的一個體現。

3.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中的群分效應與動態效率損失

對于一個大國而言，實施財政分權體制之所以重要，一個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難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關信息，也不了解當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讓地方政府去提供當地的公共品。在這樣的分權機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壟斷者，難以保證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遷的機制下，實際上居民就可以通過“用腳投票”的機制來形成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從而保證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當地的學校辦好，大家都會搬離這個地方，于是當地的房地產價格就會下降，當地的人力資源和經濟增長也相應地受影響。因為居民對于居住地的自由選擇，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質量通過房地產市場被“資本化”了。在美國，一個地區的居民通過投票的方式決定財產稅的稅率，作為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基礎，而學生家長則通過居住地的調整選擇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務。由于教育財政的稅基是基于地方房產價值的財產稅，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質量就通過影響房產價值而與當地的經濟增長和政府的收系起來了，以財產稅為基礎的教育財政也就成了一種激勵地方政府努力辦教育的最優合同的執行機制（Hoxby，1995）。而在中國，雖然政府沒有將財產稅作為教育財政的收入，但居民通過變換居住地來選擇教育并影響房價的機制同樣存在，至少在同一個城市的不同區之間，甚至在不同省區之間變換居住地都是比較自由的，對于高收入者來說更是如此。而房地產價格仍然影響著土地批租收入和房產交易稅，也影響著當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美國的經驗研究發現，教育財政集權的確對提高教育的生產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國由地方財政提供教育和醫療這樣的公共服務的體制下，卻導致了社會公眾對于這些行業的極大的不滿，這又是為什么呢？下面我們來進一步分析在簡單的公共服務財政分權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損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標相對于社會目標來說更加短期化，特別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員根據經濟增長績效來獲得晉升的體制下，地方政府更加會注重能夠很快在經濟增長上獲得效果的工作，而對其他長期目標則相對忽視，而且也很難找到相應的機制來激勵地方政府追求長期目標。教育和醫療的發展就是對于經濟增長短期效果不顯著，但長期來看非常重要的目標，因此，地方政府對教育和醫療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盡管公共品提供的財政分權體制本身并沒有錯，但由于沒有正確有效的激勵機制，就使得像教育和醫療這樣的公共服務提供反而出現了政府投入相對不足的現象。

其次，與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辦一切相比，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退出本身并沒有錯，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領域卻是應該仔細考慮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論研究說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取決于產品的性質。私人部門有充分的激勵降低生產成本，因此，當產品的質量比較容易監督的時候，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就比較有效。但是，當產品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的時候，如果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私人部門的生產者就可能會犧牲質量而降低成本，這時，由政府來提供這些產品就更加有效。不難理解，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服務之所以比較適合由政府來提供，是因為這類服務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就不難明白了，在財政分權體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提供當地的公共服務是較為有效的機制，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徹底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來推卸政府責任。而中國的地方官員升遷制度過于強調增長目標則是財政分權體制帶來公共服務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機制是在財政分權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確的激勵機制，并通過中央政府的適當干預來糾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誤區，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財政分權體制。

在教育發展中，如果缺乏適當的機制設計和適度的中央政府干預，那么，簡單的教育財政分權體制可能會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損失。首先，在勞動力存在可以跨地區流動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城市內部可以自由搬遷的情況下，人們會在好學校附近聚居，并且導致周圍的房價上漲。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學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費額外的成本讓子女上好學校接受教育，這就是擇校行為。兩種行為的結果都是使得收入較高和社會資源豐富的家庭有更強的實力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最終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擁有的社會資源來進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現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現出不同收入水平、職業和社會地位的社區之間的相互隔離，而按居住地段入學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現象。在缺乏適當的機制設計和中央政府的適度干預的情況下，產生了基礎教育投入的地區和城鄉間不平衡，于是優質教育資源（如優秀的老師）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聚集。在勞動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也加劇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現象（丁維莉、陸銘，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除了有礙公平以外，在人力資本生產上也是沒有邊際效率的，同樣的資源在邊際上如果能夠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顯然將提高社會總的人力資本積累，有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實現。同時，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也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的階層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終處于社會的底層，成為社會難以醫治的痼疾。在美國，一些大城市內部貧民窟的社會問題與教育群分現象聯系緊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別是黑人家庭）難以讓他們的子女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已經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惡性循環。[⑥]類似的問題也應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思考。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改變原來的政府包辦教育的模式，實行教育的產業化本身并不是錯誤的，教育財政的分權、學校之間的競爭和優質教育資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場定價是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條件，同時，政府應該推動獎學金和教育券制度來減少教育群分中出現的動態效率損失。特別需要加以強調的是，在教育市場上，只要居民能夠自由地搬遷居住地，那么，簡單地通過禁止擇校只不過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買房來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并推動房價的上升，更為合理的政策應該是適度地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機制。[⑦]

五、機制設計與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議

如果說中國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權式改革的好處的話，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則是如何減少目前的分權體制的弊端。與俄羅斯等其他轉型經濟相比，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導和控制下的機制設計問題。在認清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動力機制和局限條件的基礎上，正確地設計合理的改革方案，對于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階段的目標和面臨的約束條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階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1.地方層面的放松管制。通過放松規制和改進公共部門本身的治理來減少公共部門控制的社會經濟資源。給定我們前文刻畫過的中國分權式改革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公共部門這兩個層面的改革都首先應該在地方的層面上進行，應該減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會經濟資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從而降低它們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減少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倚重，從而就無需借重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機制，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減少相對績效評估帶來的各種代價。隨著地方政府掌握的社會經濟資源減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場化的基礎上促進全國性市場的整合，實現國內統一大市場，這會極大地促進專業化、內生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僅僅在地方層面放松規制還不夠，因為從金融的角度來講，地方政府還可以內生地創造出很多流動性和金融資源出來出來。這是因為，雖然財政分權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但是由于轉型期間制度上的不完備，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來創造流動性。地方政府創造流動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預設在地方的銀行的信貸行為，（2）通過各種形式的亂收費行為而創造了大量的預算外收入，（3）在市場化過程中，通過土地批租等方法創造出大量的“資本化”的收入。按照軟預算約束理論的邏輯，流動性創造的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等價于集權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盡管財政分權可以硬化各級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但是內生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又弱化了這個效果。所以，中國分權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對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的約束和限制。

如果對這些流動性創造約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導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預算沒有得到硬化，從而可以繼續保護國有企業和低效率的國有部門（盡管此類現象已經不嚴重），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沒有充分的激勵來放松規制；（2）在要素市場不完備的時候，土地批租行為會導致資產市場發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條件、政策優惠和規模經濟的原因，不同的地區在流動性創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導致地區發展差距的擴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劇。[⑧]

還是從改革的時機（timing）上來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層面的市場化、民營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如果現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對經濟造成的扭曲就會比較小（早期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是有好處的）。限制流動性創造功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對銀行的干預行為；（2）對政府的土地批租行為進行規范化的管理，包括對其進行立法；（3）加強各級政府的預算過程管理和監控，對預算外各種收入進行嚴格打擊；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才給予地方政府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財政工具的權利。

3.改進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績效評估機制。通過地方層面的放松規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動性創造功能減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和金融資源后，就應該不失時機地推進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績效評估機制。這是因為，雖然地方政府在“軟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醫療）的提供方面卻還有很大的改進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分權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進才能解決地方層面“軟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話來說，如果說前期的改革主要運用了“退出”（exit）和“用腳投票”機制，使得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和吸引內外資而展開了Tiebout意義上的競爭的話，下一步的改革應該適當引入“呼吁”（voice）的機制來改進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適時地推進這兩個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很有可能從前期的“援助之手”變成“攫取之手”，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政府會更容易與地方性的有勢力的利益集團合謀或者被他們收買。改進政府治理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是，改進對地方政府以GDP為基礎的相對績效評估體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標的權重，如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等，這樣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對績效評估帶來的負面效果。

以上幾個方面的改革將會改變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勵結構和行為，從而會從根本上解決內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諸種問題（收入差距、重復建設與市場分割、公共品供給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而艱巨的社會工程，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第一階段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其他轉型經濟的前頭。分權和集權的選擇其實是“激勵與協調”之間的權衡，中國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處在于做對了地方政府的激勵，但是在協調方面的問題則越來越凸現出來，所以，現在正是中國調整發展方略的轉折點。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積極的制度變革和機制設計的結果那樣，在第二階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樣也應該考慮到新階段的目標和變化了的約束條件，不失時機地將改革推向前進，走出一條獨特而成功的中國式的分權式改革之路，這種發展道路不僅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可能對其他轉型經濟和發展經濟具有普適的意義，從而為全人類的發展提供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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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嚴冀、陸銘（2003）較早地意識到分權體制的代價這一問題，特別是其在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方面的表現。

[②]對此，不妨參見嚴冀、陸銘（2003）的評論。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區間的差異性，地區間為爭取資本而展開的競爭對不具有先天優勢的地區而言激勵效應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認為，城市傾向政策對于農業生產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也造成了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另外，楊濤認為中國實行的城市傾向政策會由于部門傾斜的收入轉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僅扭曲了這些部門中的工人的激勵，而且也將影響到他們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進一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些都將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Yang，1999）。

[⑤]從省級數據的相對指標來看，盡管分稅制改革后的轉移支付政策沒有明顯地扭轉轉移支付資金分配格局，但東部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于自有收入的份額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減少了近12個百分點（張晏和龔六堂，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