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保障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村社會保障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農村社會保障的定義

農村社會保障是指以地方政府為主，以基層社區為依托，由國家、社區、公民群體及個人合作興辦，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和個人消費支出集中資金，根據國家法律的規定，向農村社會成員中，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者、遭受自然災害者、經濟收入低于貧困線者提供物質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促進農村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一種制度。

二、現階段我國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現階段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網

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安全體系，它通過對沒有生活來源者、貧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在失去勞動能力或工作崗位之后的勞動者給予救助，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消除其不安全感、來維護社會穩定。當前，我國農民經常面臨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等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很可能就導致農民家庭生活的不穩定，進而影響農村社會的安定團結。因而，現階段大力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穩定農村社會的一道重要防線。

（二）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全社會公平的調節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制度與競爭機制相聯系，使社會成員間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均等。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就需要運用政府的力量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通過社會保障的各項措施對社會成員的收入進行必要的再分配，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適當轉移給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會成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緩和社會矛盾。

（三）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手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激烈的競爭必然會使部分勞動者被迫退出勞動崗位，從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或減少收入而陷入生存危機。社會保障通過提供各種幫助使這部分社會成員獲得基本的物質資料，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從而使勞動力的再生產成為可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農民不再因生計問題而去破壞森林植被，圍湖造田，從而會有利于農村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同時，通過社會各方面籌措的農村社會保障基金可以通過合理的方式投資于農業生產，緩解農村資金緊張的矛盾，對農業生產起到積極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深入進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被征地農民人數越來越多，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純農戶逐漸減少，農民分化加劇，人口流動增強，新型勞動力就業市場逐步形成。這就要求社會保障制度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不但要求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擴大覆蓋面接納進城農民工，而且也要求盡快建立并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且隨時接納返鄉農民工的轉保。因此，加強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已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五）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中國人口政策的持續實施

當前，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目前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使農民在年老喪失勞動能力后，基本生活沒有了保障，就迫使他們通過多生孩子來強化家庭保障。

三、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和面臨的問題

（一）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形式單一，水平低，覆蓋面小，社會化程度低，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我國有80%的居民住在農村，但農村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的邊緣，有相當一部分社會保障的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擠在保障體制之外，而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卻在不斷擴大，2004年已達3.21/1（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2年底，我國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分別占全體居民的18.3%、10.7%和13%，還沒有達到國際上20%的最低標準。

（二）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打破傳統農村集體、家庭和土地等故有的保障形式空間，使得農村公共福利事業發展缺乏主體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只進行適當投入，大部分主要依靠集體和家庭投入，土地作為穩定性高的一種保障手段得到充分利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集體、家庭和土地等傳統保障手段的功能受到大大的削弱。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增多，農村家庭規模縮小，家庭社會保障功能不斷弱化。再者，隨著非農就業機會開始增加，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大量外出，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向，土地相對收入不斷下降，土地保障功能也趨于下降。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更加重了農村的養老保障任務。

（三）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缺乏統一的管理辦法和監督體系。從管理機構上看，突出表現為多頭管理、政出多門，最終導致了一系列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關系問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問題、因病致貧、返貧問題等。

四、我國實施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一）政府為主導，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政府的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制定社會保障政策法規并監督其執行，建立、完善和管理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承擔最后的財務責任。政府之所以要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保障的公共物品屬性，同時，社會保障領域的市場失靈、政府權威及其強制力所帶來的管理上的成本收益優勢以及政府的最終財政責任也是其介入社會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由政府來精心策劃養老、醫療、救濟等社會保障計劃，以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二）繼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適時與城鎮醫療保險接軌

我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然而，由于籌集資金總量有限以及政府為了控制道德風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設置了起付線、共付水平和封頂線。當前共付部分仍然很高（共付比例在多數地區達到30%～50%），對于低收入的農民來說更難支付現金部分，這就限制了這種保險對貧困家庭的用處，貧困家庭依然因無力墊付大病的全額醫療費用而放棄求醫；其次，自愿參加必然形成對經濟困難群體的排斥，能夠參加的是農村中相對富裕的群體，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補貼以及相應的醫療保障。這樣客觀上形成了富人越富越有保障，窮人越窮越沒有保障，政府對參保者的財政補貼，就變成了一種典型的逆向轉移支付，違背了社會保障制度應當對貧困者轉移支付和緩解社會不平等的基本原則。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下步政府應盡可能加強投資力度和宣傳，改革醫療保障享受條件，尋求科學的繳費方式，同時建立醫療費用控制機制，緩解醫療基金的壓力。與此同時，適應城鎮化的需要，逐漸提高醫療基金的統籌層次，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城鎮大病統籌保險接軌乃至合并。

（三）建立醫療救助制度，作為合作醫療制度的補充

醫療救助制度是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救助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醫療保險制度尚不普及之時，其重要性更為突出。我國大部分地區將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然而仍有少部分人群沒有參保或參保了但無法享受的，而這些人群往往卻是最需要救助的單位。為此，在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還應加強建立醫療救助制度，為確實有困難、無錢看病的人群實施醫療救助。

（四）實現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共籌資金，建立多渠道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籌集體系

篇（2）

當前的中國農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社會保障缺失和不足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廣大農民及農村特殊群體的基本利益，也關系到建設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目標。但由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處于摸索階段。由于商業保險與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發揮社會“安全網”和“減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討商業保險如何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定位問題

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發揮商業保險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作用，這無疑對商業保險進行了定位。2006年6月《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也提出要努力發展適合農民的各類商業保險，要積極探索保險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實上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是否能發揮重要作用，還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由于商業保險是屬于所謂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適合收入不高的農民，商業保險在農村發揮作用不大，農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農民自己。應當說，這種觀點并非毫無道理，但由此斷言商業保險難以有效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最多只發揮很次要的補充作用，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雖然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提倡建立以社會保險、企業補充保險、個人儲蓄與商業保險為基礎的“三支柱”社會保障模式，但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第一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險嚴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過去那樣的集體經濟的支持，第二層次的補充保險在全國多數地區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處于各自為政的探索階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決于當地政府的主導能力、當地財力以及制度設計的科學有效性。與其相比，商業保險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可以選擇適當的保障。由于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應，在其他社會保障嚴重缺失和不足的情況下，商業保險應當發揮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業保險，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商業保險是“貴”的，是高檔品，收入不高的農民買不起。無可否認，有一些保險產品，比如高額的養老保險等產品，一般農民確實難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險產品是農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農民及農民工投保意外傷害保險，兩三萬元的保額一年保費不過百元左右，青壯年農民擔憂萬一意外身故二老的養老問題，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壽險，即使10萬元保額每年也不過交二三百元保費，即使某些保費費率較高的產品，保險公司也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和營銷，比如中國人壽河南林諸支公司一名營銷員創造性地按半份向農民銷售某終身壽險，半年就銷售了152份。同時，由于地區之間以及農民內部收入的差異性，也有很多收入較高的農民對商業保險既有消費需求也有消費能力。因此商業保險并不是農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農民風險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業保險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更有效地運行并發揮其功能。從經濟學角度講，農村社會保險等大多數保障項目是一種優效品，具有準公共物品特性，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雖然這類物品主要應當由政府提供或主導，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運營或主辦，而是委托或者特許商業機構經營。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在社會保障管理上已經將一部分由政府統一承擔的職能讓渡給市場來執行，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由于商業保險機構在產品開發、風險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經營所不具備的諸多優勢，具有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先天條件，從當前的農村社保建設的經驗看，那些純粹由政府一手包辦的項目，多數都存在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大，運營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礙，而商業保險介入的多數制度運行效果相對較為良好。

綜上所述，商業保險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中應當而且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二、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我們可以將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區分為兩類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業保險作為二級制度安排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稱之為直接參與式；二是商業保險作為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發揮其獨有功能，可稱之為間接參與式。

(一)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舒爾茨關于制度模式的分類，商業保險屬于影響所有者配置資源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可以較好地促進農民之間，農民和保險公司之間配置風險。由于制度可以為合作創造條件，而農民缺乏風險分散和轉移的渠道，且農民自發組織建立某種風險分擔制度的交易和談判成本很高，而商業保險制度則可以大大降低這種成本。

1.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從農民群體的制度需求看，隨著中國農村的非農化、市場化、城鎮化，在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保障個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傳統的“土地家庭”這種保障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的新情況。由于農村第一、二層次的社會保障的缺失或嚴重不足，各類農民群體對保險保障的潛在需求很高，大量的農村保障與保險調查報告都得出類似的結論。當然，要將名義保險需求轉化為農民的實際需求還受到諸多條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這種潛在的巨大需求對促進商業保險在農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實施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從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從而帶來正的潛在利潤時，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才會發生。而當前商業保險公司正面臨著這樣的機會。首先，隨著經營商業保險主體的不斷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險競爭日趨激烈，城鎮市場的保險開發已經逐漸趨于階段性的市場飽和狀態，而廣大的農村保險市場長期以來為多數公司所忽視，保險資源遠未得到開發，潛在市場機會較大；其次，雖然從總體上看，農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但由于地區差異以及農民群體收入結構的不平衡，東中部地區及收入較高的農民既有強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農民群體，比如農民工、失地農民等對一些特色保險有強烈需求，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希望能購買一些低保費的保險產品，保險公司可以在農村市場取得較好的業績。

2.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供給分析

在農村建立商業保險制度是一種由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而影響保險公司制度供給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障礙的約束和路徑依賴。農村商業保險市場開發程度低，這是潛在市場機會，但也正因為如此，保險公司的經營也面臨著較高的制度實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較高，包括設立農村營銷部，宣傳推廣、設計開發有針對性的保險產品，而且可能面臨農民群體相對更高的賠付風險；其次，雖然傳統的家庭式保障已經難以為繼，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養兒防老”、“有災難找政府”等觀念仍在部分農民頭腦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雖然保障程度低，但風險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農民厭惡風險，很多不愿以當前確定保費支出“損失”換取未來不確定的保障，再加上對保險的不了解以至偏見，農民寧愿固守那已經并不可靠的保障，這種對傳統保障模式的路徑依賴將嚴重制約新的商業保險制度供給。

綜合而言，目前建立農村商業保險的制度安排，農民和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較強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數農民的經濟能力，從制度供給上看，主要受商業保險制度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路徑依賴的影響。

(二)商業保險間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政府和市場就是兩種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單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體到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以商業保險為中介有幾大優勢。

首先，實施一項農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設計成本和未來的制度運行風險較高，政府必須基于審慎原則進行全方位調研與分析，政府雖然在宏觀制度設計上有優勢，但對于具體的技術性項目的設計則缺乏專業經驗，而商業保險公司作為長期從事風險管理的專業機構，在制度設計、費用測算、未來償付能力評估等方面可以參與制定方案，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制度設計的成本，從而促進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安排的供給。

其次，通過商業保險作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礙。比如目前的農民工社會保險項目，由于現有的社會保障實行城鄉分割、區域統籌的政策，造成農民工的頻繁流動與保險關系轉接困難，導致不少地區的農民工無奈選擇退保。據統計，農民工集聚地廣東東莞市2005年有105萬農民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但當年就有高達40萬農民工選擇退保。上海市針對這種情況實施的“農民工綜合保險”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做法是政府負責征繳保費，為外來務工人員向一家全國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養老、醫療、工傷等一攬子保險，一旦農民工離開，其養老保險等關系可轉入戶籍地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分支機構，這樣就打通了現行社會保險保障區域分割、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有效發揮了社會保險的功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業保險為中介可以有效減少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供給的實施成本。比如重慶市政府主導建立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將部分補償安置費加上政府補貼的部分保費委托保險公司統一建立保險基金，利用保險公司在保險技術、網點、資金運用等方面的優勢，由保險公司按照與政府的代辦協議管理和發放養老金，政府不再設立專門機構和人員，而主要進行制度監控，這樣充分發揮了政府和保險公司各自的優勢，這種商業保險“代辦型”模式的制度實施成本明顯小于政府“主辦型”的實施成本。

三、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模式選擇與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與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職能和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可以有四種介入方式與模式作為選擇。

(一)商業保險獨立經營模式

在該模式之下，商業保險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直接向農民提供風險保障。這種制度安排的優越性在于其運行的靈活性和針對性，一方面，它體現了市場意義下的“公平”，這對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較強的農民特別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農民群體可以根據自己的保險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選擇合適的產品和保額，也有權選擇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會保險違背“一致同意”原則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業保險只具有市場意義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價值評判上的公平，會導致部分農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無法享受保障，也無法實現不同經濟水平農民之間的財富互濟效應。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其好處是可以根據各地農村市場狀況自主確定業務發展目標。

一般而言，農村商業保險制度安排主要應當側重三個方面，一是針對東中部發達農村地區和農村中高收入群體；二是針對農村中低收入群體設計銷售一些他們急需的低保費基本保障產品，比如定期壽險、低額住院保險等產品；三是針對特殊農民群體需求開發和銷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險產品，比如農民工意外傷害險、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等產品。

(二)商業保險委托代辦模式

在該模式下，保險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經辦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包括政策咨詢、業務管理、費用報銷支付、管理專項基金等，其管理服務費用由政府財政支付，不從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風險由政府承擔。

這種模式可以發揮商業保險所具有的社會管理功能，政府也能減輕新設經辦機構和增加人員編制的壓力，節省制度實施的運作成本，而集中精力專門從事資金籌集、政策調研和業務監控等工作，實現政府從辦農保向管農保的職能轉變。同時，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獨立于政府的市場主體，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種外部干擾，充分運用商業保險的風險管控技術，對資金運作、保險金給付制定嚴格的風險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資金、虛假給付保險金等人為風險。而且保險公司較豐富的客戶服務和理賠管理經驗以及較多的網點也方便農民的費用報銷與支付。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業務平臺取得中介業務收益，而且經營風險不大。

但是，在該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險公司自身不承擔風險，保險經營的專業性又較強，政府可能難以有效監控保險公司行為。因此，有必要引入專業監管，對保險公司接受委托管理業務的信息披露、運營標準等作出強制要求，并按照常規保險業務實施定期不定期的現場檢查，以減少和避免“委托—”關系中常見的道德風險；從保險公司角度，由于經營的連續性要求，最擔心出現政府由于財政壓力而無法及時足額撥付管理費用，從而造成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經營的不利情況，因此，有必要以書面協議形式從法律上明確委托代辦雙方的責權利，降低單方“賴債”風險。目前，重慶市開展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正是采用該模式，取得了較好效果。相對各方而言，這是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較好方式。

(三)政府主導的商業團體保險合同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將所籌集到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為農戶投保團體保險，與保險公司就保障條件、保險責任、賠付限額等一系列項目達成一致協議，簽訂保險合同，由保險公司按約定事項向農民提供保障，并承擔全部風險，政府不再承擔相應的賠付責任與基金透支風險。

這種模式的一個明顯好處就是政府、保險公司、農民三方之間責權利分明，政府與保險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險人的保險合同關系，避免了保險代辦型和保險合作型模式所出現的責任關聯和不易區分而導致的雙方發生糾紛的困境。由于投保農民群體風險相對特殊，通常缺乏準確的經驗損失數據，雙方都不易合理確定保費，如果保險公司為爭取業務低價承保就極有可能造成該業務虧損，保險公司將承擔全部賠付和赤字風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公司為減虧而將賠付標準控制過嚴損害農民利益的情況，同時，由于政府已經將保障責任轉嫁給保險公司，可能導致保險經營缺乏基層政府的支持，不利于農保業務的有效開展。

(四)政府與商業保險合作管理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負責政策制定和農保費用的籌集，保險公司負責經辦農保業務和管理農保基金，有的規定可從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費用，基金發生盈余時公司可在一定限額內按比例提取，如發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險公司分擔。這種模式目前應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險業參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蘇、山東等六省68個試點區市縣中，按上述標準分類，使用代辦模式的有36個，團體保險合同模式的有22個，合作管理模式的有10個。

該模式的優點是可以充分發揮政府和保險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業務經營上的優勢，由于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雙方都有動力積極支持和協助對方，這對共同搞好農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這種模式在實際操作中較為復雜，不像前兩種模式那樣雙方責任明確，尤其是出現基金赤字的情況時，政府可能歸咎于保險公司管理不善，風險控制不嚴，而保險公司則會歸咎于政府撥付的保費過低，如果制度設計考慮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雙方互相推諉責任導致合作失敗。

綜合來看，上述模式各有優缺點，相對而言，從控制風險的角度看，委托代辦模式相對較好，其次是保險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則必須要求合作機制設計科學合理，但在嚴格風險管理的情況下，從長遠來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廣。當然，具體采取哪種模式，還要考慮各地的具體情況和不同的保障項目和保障群體，根據有關政策法規加以探索。

[參考文獻]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李揚，陳文輝.中國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3]焦清平，周漢濤.商業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補充[J].武漢金融，2004，(3).

篇（3）

1體制機制不健全

總體來看，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健全，對農村社會保障的建設缺乏全面、科學的規劃和充分認識，對農村社會保障的定位、人員和資金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尚未完全建立，即使有一些法規，也只是面上的制度較多，缺少具體可操作的實施細則，使得各地區在運用法規制度時隨意性大，從而導致農村社會保障運行的效率十分低下，受益群眾較少，這進一步增大了農民對農村社會保障相關制度的不信任感。

2傳統觀念的束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黨和政府努力在農村推動建設社會保障事業。但是，受制于傳統養兒防老觀念的束縛，農村中的農民更愿意依靠子女來養老，家庭在養老中的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動搖。同時，在“土地即是保障”傳統觀念的束縛下，農民把土地既當成一種生產資料，也當成一種生存保障，感覺沒有必要繳納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這些傳統觀念的束縛，使農民缺乏對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熱情和支持，再加上各級政府在工作中對農民的宣傳和教育的力度不夠，致使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處于惡性循環的狀態之中。

3城鄉二元結構的制約

城鄉二元結構包括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具體表現為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懸殊，城鄉差距較大。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采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策略，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將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資本，以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方式，強制轉移農業剩余。導致農村經濟發展十分緩慢，農村經濟基礎很薄弱。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是仍遠遠落后于城市，形成鮮明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形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同時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主要表現在戶籍制度上，它從制度上將城市與鄉村嚴格分離開來。我國戶籍制度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嚴格控制在2個不同的社會范疇內，兩者界限分明，管理嚴格。同時，國家也重點發展城鎮，完善城鎮的社會保障事業。這導致了城鄉社會保障的巨大差異，使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2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享受著相對較為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服務，而農村廣大農民除享受民政部門的救濟外，享受其他保障救濟的非常少。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下，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實際上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國家將本應該平等投向全社會的社會保障資金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廣大農民卻不能享受。城市戶籍者擁有從出生、入學、就業、就醫和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優越的福利制度;而擁有農村戶口者，則很難或者根本不能享受到這種福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這種城鄉二元結構有所改變，但是農民還是難以享受到和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絕大多數農民依舊被排斥在各項福利待遇和保障之外。這種人為因素和歷史積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嚴重阻礙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的基本思路

1平等主義的理念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建設的重要原則

我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思想的保障對象是國有經濟部門的所有勞動者，國家為這些職工提供退休、工傷、醫療、生育等各項保險待遇及福利。而從科學發展觀和現代社會保障的觀點來看，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城鎮具有相對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卻長期不健全、不完善，無論是在社會保障支付水平上，還是在社會保障項目上，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與城鎮的社會保障水平相比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顯然是有失公平的，這與社會保障的理念不相符合。因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應堅持科學發展觀中統籌發展的理念，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堅持“平等主義”原則，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的范圍，真正做到所有符合條件的農村人口都應享受到社會保障。同時，這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穩定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2發展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建設和完善的基礎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理論的第一要義

發展的觀點也是的基本觀點。因為只有社會發展了，人民現實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環境改善了，才會有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入到社會保障建設上來;沒有發展就沒有豐富的物質條件做農村社會保障建設的后盾，沒有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所以科學發展觀理論中的第一要義“發展”是農村社會保障建設和完善的基礎。因此，應通過發展經濟努力改善農村地區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逐步提高農民群眾的科技文化素質，增加積累和增強自我發展的水平，為更好地進行農村社會保障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3以人為本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建設的核心

以人為本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建設就是為了農民，為了農村更好更快的發展，逐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實現共同富裕。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最終目標是要將所有的農村人口均納入被保障的范圍，而不依社會地位和職業等劃定被保障的范圍，以使更多的人從中獲益。因此，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堅持以人為本，就是應該堅持以農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和進步作為其核心內容。

4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落實

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三農”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三農”問題。在科學發展觀理論的指導下，對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探索和研究發現，當前的“三農”問題之所以十分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能化解城鄉矛盾，確保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更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有效的做法是提高農民的待遇和福利水平，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使廣大的農村居民老有所養，從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促進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對策

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關系到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在當前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從實際出發，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以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穩定的發展。

1加快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建設適應

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和農村居民大規模非農化與城鎮化的現實，分類分層解決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1．1法律制度方面

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事業沒有完備的立法保障，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進展舉步維艱。在農村，由于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小病不看、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的情況很常見，農民因病返貧的現象還比較嚴重。因此，完善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立法體系，應盡快制定《農村社會保障法》及其配套法規，積極建立社會救助機制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包括農民養老社會保險法、農民醫療社會保險法和農村災害救濟保險法等法律法規。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可積極鼓勵各地區先行試點，制定相關的法規。在實際中做得好的地區，應當認真總結經驗，以便向全國推廣。

1．2農村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方面

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的前提下，農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我國現行的對失地農民補償的方式一般是一次性的貨幣補償安置，這種方式根本無法保障大多數失地農民的長期穩定生活。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講，政府應建立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鼓勵農民采取土地入股等形式，參與城鎮擴張地帶的土地開發，發展以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抵押為特征的土地金融，加快土地開發或增值的進程。同時對取得的土地增值部分，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之中，使轉出土地的農民在失去土地后，提升土地的養老等功能。

1．3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方面

盡快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農民工的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制度，建立農民工的緊急救助機制和法律援助制度，積極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努力將參加了醫療保險的農村進城就業人員，按務工地區同一層次醫療保險的規定就醫和享受醫療保險。

1．4農村的社會優撫制度方面

目前，我國城鄉各級政府對優撫工作進行了改革和創新，增強了優撫工作的力度，使退伍軍人、傷殘軍人和軍人烈屬等生活水平總體上有所改善。但是，從整體來看，廣大的農村優撫對象的生活水平普遍偏低，部分優撫對象至今還沒有完全擺脫貧困，因此，做好農村社會優撫工作十分重要。在實際的工作中，一方面對特殊困難的優撫對象可以提供各種形式的實物補償，另一方面努力為他們提供職業指導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增強社會競爭力。

2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積極采取多種措施

努力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實行“基金積累制個人帳戶”模式。個人繳費以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帳戶，個人帳戶屬于個人所有。個人和集體的繳費共同形成社會養老保險基金。而社會養老保險管理機構的管理服務費應當由國家財政出資，以便減輕農民的負擔。同時，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機構的管理水平，實現農村社會保障資金使用的安全、透明和高效。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積極探索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方式和投資利用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資金利用率，實現保值增值，不斷壯大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實力，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

3增強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投入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投入嚴重偏向于城市，因此，在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前提下，農村的社會保障資金更加匱乏。同時，目前的農村合作醫療等實行的是政府補貼與農民自愿參加相結合模式。參加的農民需要按年度繳納費用，這等于設定了一個費用門檻，使得最貧困的一部分農村居民，必然因為缺乏繳費能力而無法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等福利待遇。因此，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國家應該實行政策傾斜，增加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加大財政支持的力度，提高政府直接投資的比例，減少農民投資的比例。

篇（4）

    一、當前農村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自我保障的觀念淡薄，大多數的農民還指望家庭和土地養老，年輕力壯時掙點錢浪費在埋葬老人、給兒子娶媳婦等事情上，遇到天災人禍或者自己老了生活卻沒有辦法。

    (二)城市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二元化，農社村會保障水平低、覆蓋面小。城鄉經濟和社會的二元結構，決定了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也必然是二元性的。從總體上來看，城鎮已初步建立起水平較高且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保險金已基本實現了社會統籌，建立了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基金模式，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女職工生育保險，都在原有的制度上進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在廣大的農村，仍然是以國家救濟和鄉村集體辦福利事業為主的社會保障，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進行了改革試點以外，其他保險項目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無論是優撫、“五保”，還是救災、救濟，者提以特定的農民為對象的，數量也很少，大多數農民并沒有享受社會保障。這種非均衡的二元保障政策，直接造成城鎮居民與農村人口在社會保障資源享用與權利分配過程中的不平等，農民往往在醫療、教育和就業保障方面遭遇排斥和擠壓，無法分享到應有待遇，致使農村社會保障的發生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層次。

    (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緩慢，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嚴重依賴于土地。據統計，目前我國有2610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們處于絕對貧困線與相對貧困線水平。近年來，國家對農村特困群體的救助主要是采取季節性救助，各地也根據實際，開展了農村特困群體定期定量補助及臨時困難補助等辦法，使得部分農村特困群體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補助面不寬，補助金額有限，對特別困難的農村家庭只能是杯水車薪。1994年開始，民政部在山東、廣東、江蘇、上海、廣西、山西等地進行了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的試點工作，然而由于農民實際收人難以確定，在試點工作中遇到種種問題，致使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緩慢。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只得依賴土地獲得最低生活保障，而這種土地保障只能發揮低水平的保障功能。

    (四)農村養老保障的社會互濟性低、保障能力弱。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資金籌集采取以農民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為輔、國家投入為補充的形式。這使國家和集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造成了資金來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標準，而且也影響了廣大農民參保的積極性。同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以交費的方式籌集資金，并且由農民根據自己的繳費能力和保障需求自主選擇繳費標準，在實際開辦過程中，大部分農民由于采納了最低標準，受益期時領取的養老金過低，不能有效地保障老年生活。而自由交費原則，使養老保障制度缺乏約束力和強制力，農戶參保行為上普遍存在逆向選擇。許多農戶出于自利的動機而選擇不交費，導致基金規模和覆蓋人群無法擴大。人均領取年養老金極少，投保農民受益很少，很難起到養老保障作用。

    (五)農村合作醫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困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推行，使農民看病可以報銷，增強了農民抵御大病風險的能力，深受農民群眾的歡迎。但是隨著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后醫療需求的釋放和增長，合作醫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合作醫療的籌資標淮低，不能有效減輕農民的疾病負擔。國家規定的合作醫療標準是，中央財政補10元，地方財政補10元，個人交10元，每人年籌資30元。由于籌資水平過低，基金有限，受益面大，補助額度小。目前的合作醫療能夠為病人提供部分資金幫助，但還遠遠不能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合作醫療資金的相又婦意定性與群眾不斷增加的醫療服務需求呈現出不適應性。從各試點縣看，在資金總額不變、住院人次和費用不斷增加的情形下，要保持補償標準的穩定性、連續性，必然面臨資金透支的風險。要規避風險唯有降低補償標準，這又勢必造成補償強度大起大落的問題。基層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能力薄弱，無法應對和滿足農民的醫療服務需求。同時推行醫療合作各部門政策存在矛盾。比如，對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資金來源，各職能部門的觀點不一，民政部規定，為了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向農民收取一定的費用。然而，在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合作醫療”項目被視為“交費”項目，列為“農民負擔”不應當征收。這一政策與中央政府支持發展合作醫療的政策相沖突，致使許多地方放棄合作醫療制度的重建。

    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從當前的情況看，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實現“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當前在農村社會保障各項制度建設中，應重點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建設。

    (一)增強社會保障意識。突破思想障礙，統一思想認識，更新觀念，增強廣大農村干部與居民的社會保障意識是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前提條件。

    通過宜傳教育，使廣大農民認識到發展社會保障事業既是社會主義優越j險的體現，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需求。認識到由低層次的家庭自我保障進而轉變為社會保障是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認識到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在今后將主要不是依靠國家財政撥款，而是按權利與義務對等、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原則，由社區積累和個人投保為主來籌集保障資金，克服“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增強自我保障意識。具體宣傳發動時，可以從以下三點做到:一抓住典型并以多種方式宣傳農民受益事例。二要通過補償公示來宣傳，特別在村一級要定期向農民公布補償兌現情況。三要通過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醫保政策(如:參保辦法、參保人的權利義務、審核結算流程等)。通過宣傳能夠使醫保各項規定家喻戶曉，提高農民的自我保健意識和互助共濟意識，打消各種顧慮，提高參加新農醫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篇（5）

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陣　問題　時策

    一、當前農村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自我保障的觀念淡薄，大多數的農民還指望家庭和土地養老，年輕力壯時掙點錢浪費在埋葬老人、給兒子娶媳婦等事情上，遇到天災人禍或者自己老了生活卻沒有辦法。

    (二)城市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二元化，農社村會保障水平低、覆蓋面小。城鄉經濟和社會的二元結構，決定了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也必然是二元性的。從總體上來看，城鎮已初步建立起水平較高且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保險金已基本實現了社會統籌，建立了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基金模式，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女職工生育保險，都在原有的制度上進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在廣大的農村，仍然是以國家救濟和鄉村集體辦福利事業為主的社會保障，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進行了改革試點以外，其他保險項目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無論是優撫、“五保”，還是救災、救濟，者提以特定的農民為對象的，數量也很少，大多數農民并沒有享受社會保障。這種非均衡的二元保障政策，直接造成城鎮居民與農村人口在社會保障資源享用與權利分配過程中的不平等，農民往往在醫療、教育和就業保障方面遭遇排斥和擠壓，無法分享到應有待遇，致使農村社會保障的發生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層次。

    (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緩慢，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嚴重依賴于土地。據統計，目前我國有2610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們處于絕對貧困線與相對貧困線水平。近年來，國家對農村特困群體的救助主要是采取季節性救助，各地也根據實際，開展了農村特困群體定期定量補助及臨時困難補助等辦法，使得部分農村特困群體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補助面不寬，補助金額有限，對特別困難的農村家庭只能是杯水車薪。1994年開始，民政部在山東、廣東、江蘇、上海、廣西、山西等地進行了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的試點工作，然而由于農民實際收人難以確定，在試點工作中遇到種種問題，致使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緩慢。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只得依賴土地獲得最低生活保障，而這種土地保障只能發揮低水平的保障功能。

    (四)農村養老保障的社會互濟性低、保障能力弱。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資金籌集采取以農民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為輔、國家投入為補充的形式。這使國家和集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造成了資金來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標準，而且也影響了廣大農民參保的積極性。同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以交費的方式籌集資金，并且由農民根據自己的繳費能力和保障需求自主選擇繳費標準，在實際開辦過程中，大部分農民由于采納了最低標準，受益期時領取的養老金過低，不能有效地保障老年生活。而自由交費原則，使養老保障制度缺乏約束力和強制力，農戶參保行為上普遍存在逆向選擇。許多農戶出于自利的動機而選擇不交費，導致基金規模和覆蓋人群無法擴大。人均領取年養老金極少，投保農民受益很少，很難起到養老保障作用。

    (五)農村合作醫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困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推行，使農民看病可以報銷，增強了農民抵御大病風險的能力，深受農民群眾的歡迎。但是隨著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后醫療需求的釋放和增長，合作醫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合作醫療的籌資標淮低，不能有效減輕農民的疾病負擔。國家規定的合作醫療標準是，中央財政補10元，地方財政補10元，個人交10元，每人年籌資30元。由于籌資水平過低，基金有限，受益面大，補助額度小。目前的合作醫療能夠為病人提供部分資金幫助，但還遠遠不能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合作醫療資金的相又婦意定性與群眾不斷增加的醫療服務需求呈現出不適應性。從各試點縣看，在資金總額不變、住院人次和費用不斷增加的情形下，要保持補償標準的穩定性、連續性，必然面臨資金透支的風險。要規避風險唯有降低補償標準，這又勢必造成補償強度大起大落的問題。基層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能力薄弱，無法應對和滿足農民的醫療服務需求。同時推行醫療合作各部門政策存在矛盾。比如，對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資金來源，各職能部門的觀點不一，民政部規定，為了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向農民收取一定的費用。然而，在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合作醫療”項目被視為“交費”項目，列為“農民負擔”不應當征收。這一政策與中央政府支持發展合作醫療的政策相沖突，致使許多地方放棄合作醫療制度的重建。

    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從當前的情況看，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實現“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當前在農村社會保障各項制度建設中，應重點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建設。

篇（6）

1．政府承擔相應職責

日本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歷程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例如政府參與農民醫療保險的組織、經營，對農村醫療保險給予財政補貼，實施強制性保險。對于互助保險組合，盡管其為農民的自發組織，但是完全按照國家的相關法律和內部規章進行運作，并且接受政府的監管。此外，針對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日本政府以立法形式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目的是積累養老保險基金，以適應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需要。社會保障是政府實現社會再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在中國，要建設法制型和服務型政府，首先要依法行政，而政府在為各個社會群體提供服務時，必須找準服務方向與邊界，不能顧此失彼，不能“越位”、“缺位”。在進行一次分配時，要充分體現效率;在二次分配時，則要更加注重公平。在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要依法保障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依法推進各項社會保障職能的實現，保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要特別注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對各方面利益的調整和保護。要本著科學性、合理性、效率性的原則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銜接與整合，保證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實施。

2．加大財政投入，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

日本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視對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的保護，在財政撥款上給予農民更多的政策扶持。例如在國民健康保險中，政府承擔一半的保費;在基礎養老保險金中，政府負擔1/3的保費。在政府承擔一定比例的保費的基礎上，農民根據年齡和險種等不同負擔不同比例的保費。中國目前正處于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如何把廣大農民納入到正規的社會保障機制中來，使得社會保障走上城鄉待遇均等化和一體化的軌道，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保障資金的籌集。毋庸置疑，政府應該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入。同時，基于我國農民人口眾多的現實，可以考慮通過土地出讓金的重新分配來減輕國家和參保農民的壓力。即國家規定地方財政以其取得的土地出讓金為農戶優先撥付繳納社保基金。這需要國家相關法律予以強制推行。至于社會保障基金的繳納方式，各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一次性繳納或者分期繳納的方式。這有利于逐步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促進我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均等化，減輕國家和農民繳納社保資金的壓力。

3．建立混合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發展

日本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在社會保障待遇上也存在城鄉不公平的問題。例如農民的基礎養老金保險，投保40年并且到65歲才可以領取養老金，領取金額每月最多為6．7萬日元，較城鎮居民每月18．6萬日元的養老金低很多。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大批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留守老人規模十分龐大。針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將農民強制納入養老保險體系中，并出臺了《農業勞動者年金基金法》。農民因為老齡化轉讓土地經營權后，補充繳納年金，政府則按比例和參保者年齡進行補貼。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轉移人口日益增多，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我國可以借鑒日本的農村養老保險模式:一是構建強制性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農民、農民工的養老保險統籌賬戶;二是根據農民實際收入及土地經營情況，鼓勵其加入附加養老金保險;三是推行全民商業保險，作為前兩種保險模式的補充。此外，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推行農民土地養老、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等多重養老模式。

4．完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

日本完備的法律體系是社會保障制度順利實施并逐步完善的重要原因。法律有效地保證了社保制度的穩定性和權威性。1938年，日本就頒布了《國民健康保險法》，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個體經營者。隨著二戰后日本經濟的衰退，國民健康險一度面臨困境。1948年，日本開始再次修改《國民健康保險法》。1950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審議會，在農村全面普及國民健康保險。為了完善全民醫保，日本政府于1957年修訂了《健康保險法》，更好地協調和補充了國民健康保險。此外，日本先后頒布了《生活保護法》、《兒童福利法》、《殘疾人福利法》等法令。為了解決社會養老問題，1959年，政府頒布了《國民養老金法》，其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個體經營者。隨著日本社會老齡化的到來，1982年，日本政府出臺了《老人保健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劃老年人的保健問題。1985年，日本修改了《國民年金法》，擴大了國民年金的覆蓋面，創立了以國民年金為基礎的養老金制度。通過一系列法律的制定，日本的社會保障得以順利發展。法律的規范和制約保證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貧困線以下人口仍占有較高的比例。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如城市完善。2010年，我國頒布了《社會保險法》，于2011年開始實施，但是涉及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和規定尚不完善，與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廣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之間還不完全適應。因此，需要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相關立法，使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入法制化軌道。加快社會保障立法，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養老保險法、醫療保險法，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5．實施與城鄉一體化同步的社會保障制度

日本政府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將社會保障從城市向農村、山區、海島等偏遠地區擴展，突破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局限，逐步縮小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據統計，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達66%，城鄉人口差距及人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增強了城市化與農民社會保障之間的內在聯系，城市化將傳統的土地保障制度轉化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將失去土地進入城市產業的農民、兼業農民、純農民納入到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中，實現了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體化;反過來，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又進一步推動了城市化發展。日本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即是包括農民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迅速完善的時期。究其原因，一方面，這一時期城鄉矛盾等社會問題最為顯著，所以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最為強烈;另一方面，該階段也是國家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時期，社會保障供給能力較為富足。我國當前正處于城鄉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必須通過各項制度的整合實現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一體化。首先，在包括低保制度等社會救助制度方面，需要制定《社會救助法》。

篇（7）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滯后,不僅對農民有失公正公平,而且嚴重制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能否真正建立起來,關鍵在于能否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只有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農民的社會保障才能落到實處,農民才能和城鎮職工一樣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待遇。

一、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的基本前提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賴以建立、發展和完善的物質基礎,它對整個社會勞動產品的分配過程和分配結構有直接影響,其規模決定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進程和保障水平的高低。

1．國家財政預算中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來源。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只對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承擔經濟上的責任,基本上沒有考慮農民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此,為維護農民應享有的社會保障權利,必須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體系,將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按照一定比例在城鄉居民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以2005年為例,當年我國財政收入31628億元,假定財政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在這種情況下,若以財政支出的20%(發達國家平均為35%)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可籌集社會保障基金6326億元。再按城鄉人口比例進行分配,即使按2010年我國城鄉人口各占50%的比例計算,也能籌集到3163億元農村社會保障基金。考慮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部分,從3163億元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中拿出80%用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可籌集到2530億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是從靜態上分析。如果進行動態分析,以2005年我國財政收入為基數,只要平均增長速度保持現有的20%左右的水平。到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將達68702億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將財政支出用于社會保障的比重提高到25%,屆時可籌集社會保障基金17176億元。若仍以50%的比例作為農村社會保障基金,可籌集8588億元。再按80%的比例,籌集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便是6870億元,即使按那時6·5億農村人口平攤,人均也有1057元。以2010年的68702億元為基數,只要我國財政收入每年增加10000億元,到2020年,我國財政收入將達168702億元。按上述方法計算籌集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可達16870億元,以那時5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計算,人均約3374元。這筆巨額資金,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支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基礎。

2．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戰略,直接從各類工商企業積累中提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我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基礎上的,是農民作出了巨大貢獻,是農業支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農業發展水平仍比較低,農民生活還不富裕,應該說與農業“失血”太多有很大關系。因此,在對待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上,政府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不失時機地實施發達國家早已實施并被實踐證明卓有成效的“工業反哺農業”戰略,從工商企業積累中拿出一部分資金,彌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不足。可考慮按一定比例每年從各類工商企業利潤總額中提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以2005年為例,當年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為159603億元,假定利潤率為10%,全年各類工商企業實現利潤是15960·3億元,只要從中提取l%,就可籌集到約160億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因提取比例較低,不會給企業發展構成太大的影響,但對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來說,能產生涓涓細流匯成大海的籌資效應。

3．通過降低行政成本、堵塞漏洞、充盈國庫來籌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1)降低行政成本,減少國家財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減少國家財政支出,除進一步推進政風建設、降低各種會議經費和出國考察等行政事業經費外,還應精簡機構,裁減行政人員。我國現有4000多萬行政人員,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現象仍比較嚴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辦公自動化的迅速發展,實行政府機構撤并、減員節支的條件已成熟。(2)堵塞漏洞,增加財政收入。據統計,我國每年稅收流失約4000億元以上,公款吃喝和公費旅游費用也比較大。要堵塞稅收漏洞,必須加快稅收立法的步伐,實現稅收征管的有法可依,依法治稅,從而堵塞稅收漏洞,確保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要狠剎公款吃喝玩樂歪風。長期以來,公款吃喝玩樂之風屢禁不止,與幾千萬農民和城鎮下崗職工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形成強烈的反差,必須堅決杜絕。如果能把降低行政成本、堵塞漏洞而相應增加的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作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將進一步緩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不足的壓力。

4．集體負擔和農民個人繳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集體負擔部分,可在鄉村所辦企業的利潤、公益金和管理費用中提取。雖然因地域的差別,農村經濟狀況差別較大,但凡有集體經濟的鄉村,必須承擔為農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責任。沒有集體經濟的鄉村,要根據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原則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以不斷提高經濟效益來解決農民繳納一部分養老保險費的問題。特別困難的農村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集體負擔部分應由地方政府財政解決。為便于操作,集體繳費數額要有一個起碼的標準,而且要求全國統一。農民個人也要承擔一部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責任。受保個人繳納一定的保險費,這是各國社會保障制度通行的做法和原則。繳費比例應根據農民的收入水平確定。2005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并且在未來幾年內將至少以5%的速度遞增。因此,以農民人均純收入4000元作為農民個人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繳費基數比較合理。考慮到農民收入低于城鎮居民,按農民人均純收入確定的繳費比例不能太高,以3%為宜。這樣,農民每年應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是120元,這是絕大多數農民都能承受的。

二、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是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根本保障

為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主要解決目前已達60歲年齡農民的養老問題,而個人帳戶的建立,則是為解決農民未來的養老問題。從操作簡便、易行的原則出發,可將基金中國家財政的補貼部分作為社會統籌,集體和個人繳納的部分作為個人賬戶儲存額。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首先必須確定哪些人應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1)年滿25周歲,在農村有固定場所,并在一個自然年度內累計居住達6個月以上的農村居民,必須參加當年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確定投保的初始年齡為25周歲,因為達到這個年齡的農村人口的流動性相對要小一些,有利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的建立。(2)農村居民外出務工達6個月以上者,原則上應由雇主為其辦理社會養老保險;雇主未能為其辦理的,只要能提供由雇主出具的相關書面證明,亦應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范圍。(3)參加興修水利、鐵路、公路和國防建設等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村居民,施工單位不能為其辦理社會養老保險的,應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2．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賬戶應為實賬戶。實賬就是賬戶實記,由農村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對個人賬戶持有者的繳費及國家、集體按一定比例給予個人賬戶持有人的補貼情況,必須如實記錄。(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規模。一是繳費年齡和年限的確定。凡年滿25歲的農村居民,必須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投保時間為40年,按年度一次性繳納個人養老保險費。二是個人賬戶基金水平的確定。個人繳費部分,可考慮以上年度公布的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作為基數,按3%的比例確定。集體繳費部分,可考慮確定為個人繳費的50%。集體繳費確有困難的,可申請由地方財政解決。國家補貼部分,其數額可按個人繳費的50%確定,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三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儲存額應以5%的實際年利率遞增。我國目前利率水平低,利率市場化將提升我國的利率水平,甚至不排除若干年后利率會提高。(3)個人賬戶繳費額隨經濟的發展而相應增加。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個人賬戶的繳費額也應增加,這是提高農民養老金待遇的根本保障。為操作簡便易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繳費不實行按一定百分比遞增的辦法,而是采取每隔一段時間增加一定數額的做法。初步考慮可按每隔5年個人繳費部分增加10元,集體補貼和國家補貼部分也各增加10元的辦法來操作。上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都是每年以農民人均純收入4000元的3%為基數設計的,這只是一個參考數據。在實際操作中,如果每年以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作為個人繳費的計算依據,養老金的積累額還要高一些。

三、合理確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的給付標準是保障老年農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

合理確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的給付標準,關系到老年農民的切身利益。養老保險金給付標準,取決于繳費年限和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兩個因素。在一般情況下,凡從25歲開始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農民,繳費滿40年,到65歲后,所領取的養老金為同一標準;在特殊情況下,繳費年限未滿40年的,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愈低,給付的標準也就愈低。將農民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規定為65歲,是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的:一是目前世界上一些國家為擴大養老基金的籌資規模和緩解養老金給付壓力,都已提高退休年齡,如美國、英國和德國等。這些國家不分性別,都把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以上。其中以美國最高,為67歲。二是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應根據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而提高。城鎮職工現行退休年齡是在建國初期確定的,那時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只有42歲,而現在延長到72歲以上,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延長,城鎮職工和農民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也應提高。

1．投保時間滿40年,且按時繳足了養老保險費,達到65歲的農民所領取的養老金標準。從25歲開始投保,繳費滿40年,達到65歲的農民,個人賬戶累計余額為25231．90元。假定不存在通貨膨脹風險(風險由政府承擔,仍以5%的實際年利率遞增),又假定養老金的平均支付年限為10年即120個月,按平均支付10年養老金計算,年資本回收額為3268．66元,個人賬戶持有人在達到65歲以后的10年內,每月可領取養老金272元,這與2005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相差無幾,即使是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000元時,養老金替代率也高達64．80%。投保人領取養老金超過10年保險期后仍健在的,可繼續按以上標準領取養老金直至身故;投保人未滿65歲或領取養老金后不足10年身故的,個人賬戶中屬于本人和集體繳費積累部分的余額,可由繼承人繼承,國家財政補貼積累部分的余額,歸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統籌基金;無繼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的,由社會保險機構支付喪葬費,沖抵喪葬費后仍有余額的,一律作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統籌收入。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已滿65歲人員的養老金給付標準。考慮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己達65歲的農村居民沒有承擔繳費義務并且社會對他們以前的個人收入分配作了必要的扣除這一點,已滿65歲的農村居民,可直接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部分中領取相當于個人賬戶養老金標準的60%。這樣規定基于以下兩點理由:一是雖然社會對這部分人以前的個人收入分配作了扣除,但他們畢竟沒有承擔繳費義務,養老金給付標準應有所區別。二是為與越來越接近65歲的農村居民未來領取的養老金標準相銜接。

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未滿65歲人員達到領取養老金年齡后的給付標準。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未滿65歲而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村居民,達到65歲領取養老金時,以個人賬戶養老金標準的60%為基數,再按繳費年限的長短確定養老金領取標準。繳費年限每增加一年,所領取的養老金在162元的基礎上,按個人賬戶養老金標準增加一個百分點。這樣,就恰到好處地解決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老人員的銜接問題。

4．投保人因患嚴重疾病要求提前領取養老金的給付標準。在一般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養老金不得提前支取。投保人因患嚴重疾病,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要求提前領取養老金的,必須有縣級以上醫院證明,并由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做出鑒定并同意后,方可提前領取。領取標準應根據投保年限的長短,參照未滿65歲人員達到領取養老金年齡后的給付標準來確定:一是投保時間未滿15年的,不能提前領取養老金。二是投保時間滿15年以上因病要求提前領取養老金的,以162元為基數,投保時間每增加一年,按個人賬戶領取標準增加一個百分點的養老金。

總之,按上述思路設計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規模偏小,保障水平偏低,但維持農民起碼的生存需要還是可以的。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重要意義不在于保障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它實現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

參考文獻:

[1]鄭功成·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未來發展[J]·勞動保障通訊,2003,(3)·

[2]李迎生·市場轉型期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展與偏差[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4)·

篇（8）

論文摘要: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養老文化特別是哈薩克族養老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薩克族人長期以來形成了敬老愛老、社區互助、鄰里幫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為核心的傳統養老文化。但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對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構建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積極引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構建符合新疆區情的現代養老文化是我們當前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一個由習俗、傳統、道德、信仰、儀式、禮節、禮貌、慣例、制度、理想與價值觀相關聯而構成的網絡。在這樣一個概念中理解養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會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贍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資源方面的思想觀念、社會倫理、價值取向和制度規范。其中民族養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禮節、慣例、價值觀、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構成的具有獨立特征、結構和功能的文化體系，是代代沿襲、傳承下來的針對養老問題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規范等文化積淀。筆者認為，所謂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是指哈薩克族人長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產生并代代相傳的關于養老觀念、養老思想、養老理想、養老習慣和養老價值觀的有機統一和總稱。

哈薩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種古老文化的精華，融東西方文化于一體，形成以家庭養老、家族互助、鄰里幫助為主，社區互助為輔的多層次、多渠道的特殊的養老文化。其內容主要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個方面。從內涵上看，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既有養老方面的認識，又有關于老年人的倫理思想、價值觀、養老傳統和養老習俗，主要包括關于家庭、經濟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養老體系主要包括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自我養老等三個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繼承性、多樣性、連續性、獨立性及融通性等特點。其中，以孝順父母和敬老愛老為基礎的孝文化是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說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養老是一種制度安排，那么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可以說是哈薩克族人的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則。家庭養老、家族保障和社區互助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的必然選擇，家庭和諧和代際傳遞是這種養老文化的直接體現。

二、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基本內容

(一)家庭養老

1.強調自力更生，以孝為核心。家庭養老目前是哈薩克族最主要的養老方式，也是傳統的自然經濟、封建倫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家庭養老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文化模式。家庭養老的運行，主要靠的不是現實行為，而是源于文化的動力。哈薩克族特殊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對家庭養老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首先，哈薩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中，人煙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過著自給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對原始、封閉，經濟不發達，所以家庭成員之間，阿吾勒之間互補性和依賴性很強，氏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拾。其次，、哈薩克族人彼此相處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內的人經常在鄰近的地方放牧，對方的脾氣、好惡、生活狀況，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對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圍人的譴責和唾罵。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認為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是上下、尊卑的關系，子女有為父母養老送終的義務。哈薩克族人生活環境造就了哈薩克族人深沉、勤勞、堅韌、獨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薩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長壽，自理能力很強，經常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不是干家務，就是照顧小孩或養育后代，滿足自己繼續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薩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當家做主，這種敬老、愛老的傳統對子女的養老行為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力。

2.“還子”防老。哈薩克族傳統家庭是以父親或丈夫為核心的封建家長制家庭。哈薩克族家庭一般規模較大，平均家庭人口為5. 94人，以兩代人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兒子長大成婚后即與父母分家，另立門戶(多在父母氈房旁邊設一新氈房居住)，父母身邊通常要留下一個最年幼的兒子，作為養老送終的依靠。獨生子一般不分家，盡贍養之職。哈薩克族傳統家庭中普遍存在“還子”習俗。所謂“還子”是指每對新婚夫婦，要把婚后生的第一個孩子送給親生父母。祖父母把孫兒當作自己親生的最小兒女看待并加以寵愛。祖父母和孫兒之間的關系被看作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系。哈薩克族人的還子習俗增加了嬰兒的存活率，減輕了年輕父母的生活負擔，讓孤獨老人在孫輩的身上重溫自己的童年夢，找到新的生活樂趣，驅散年老所帶來的憂郁，真正享受天倫之樂;在撫育過程中，老人與孫輩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還子作為促進代際關系的重要紐帶，為家庭養老和社區養老提供了潛在的文化支持和社會基礎。

3.知足意識強，老人養老需求不高，家庭養老成本低。在哈薩克族社會中自給自足的畜牧經濟和自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經商意識不強烈。自然災害、戰爭比較頻繁，物質資料不豐富，家庭經濟收人微薄，養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識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恥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學會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對現狀不滿，也被視為是一種貪婪的表現。哈薩克族人相信“榮華富貴和人生磨難”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變，也不能怨聲載道，只能容忍，滿足現狀。因此，哈薩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樸素，養老保障水平低，老人養老需求非常簡單，只求吃飽吃好，心情舒暢，健康長壽，別無他求。

4.土地保障。草場和牲畜不僅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且是養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一般來說哈薩克族家庭都有植樹造林和種草的傳統。青草和樹木不僅是一種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經濟和養老的基本收人來源，這為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薩克族是古代許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識與祖先崇拜等觀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識遠遠超出對創世主迎薩甘的崇拜。哈薩克族人認為牢記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個哈薩克人的歷史責任，給子女傳授前輩的系譜，是哈薩克族父母應盡的義務。景教特別是佛教對哈薩克族養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信奉佛教時期古代哈薩克人有這樣一個習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兒子、女兒或兄弟就會做一個與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蘭教在9世紀初開始傳人新疆，16一17世紀成為哈薩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觀念就具有了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哈薩克人一般對自己祖先的靈魂和墓地特別崇敬，普遍認為祖先會把生命的力量賜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區的人們在天旱時或災年時，到祖先墳地求雨，祈求神靈保佑。這種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順父母、關心老人、尊重老人等養老習慣的產生和發展。

(二)社會互助

1.強調團結，熱情好客。哈薩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廣人稀，自然環境惡劣，災害頻繁。因此，哈薩克人特別強調團結合作，認為團結是福，沒有團結就不能生存。哈薩克族人作為熱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賜。哈薩克族民間有這樣的話:“父母留下的財產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薩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著帶一粒糧、一分錢，也不會挨餓”，“好客人來到，羊要下雙羔”。哈薩克族人過去常常以登門客人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受人歡迎、愛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氣者是最為人們所鄙視的。

2.互助。哈薩克族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和諧，一貫以幫助別人、熱愛公共事業、團結鄉親、遵行禮儀、不侵占他人財務、珍惜友情，不做鄉里鄉親所厭惡的事等為每一個哈薩克族人應具備的美好品質。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災、火災、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而生活困難時，部落的人都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盡力給以資助。如某出現拒絕資助的人，則會被全部落的人歧視或侮罵。如果老人欠了債務無力償還，得了疾病無力醫療，全部落均會協助幫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幫助被哈薩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誰拒絕幫助有困難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同時還會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壞禮俗的人。哈薩克族人的互助思想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伊斯蘭教教義普遍認為孝順父母是子女的天職、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與人之間不應互相仇視、互相傷害，而應當相互同情、相互憐憫、相親相愛，幫助老人功德無量，人應多多行善，尊老愛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蘭教教義還規定天課是每個富人的義務，富有者必須把純收人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那些老人和窮人。民間關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傳，這種思想至今在民間影響頗深。哈薩克族人的這種互助思想不僅增強了本民族內部的親和力，而且也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義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質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傳統習俗，哈薩克族青少年從小就接受過尊老敬老教育。哈薩克族人認為不論你年紀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們的譴責和唾棄而威信掃地。“不論在什么場所見到老人，都要邊祝福邊握手，吃飯、喝茶、開會、娛樂，都讓老年人坐上席，請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進氈房門和行路，都必須請年長者先行。老年人騎馬到別人家作客，年輕人必須出迎并扶老人下馬，然后牽馬、飲馬、卸鞍、喂馬，老人臨行時必須把老人扶上馬。晚輩不能當著自家老人的面抽煙，更不能喝酒。如果對老人不尊敬，則會受到人們恥笑和處罰。”對長輩的尊重還表現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長者的名字，婦女不能從長輩面前走過，要從身后繞行;在過節的這一天，要把羊頭奉獻給老人。在宰殺羊只招待客人進餐時，主人將羊頭獻給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塊面額肉捧獻給在席的長者。哈薩克族傳統倫理道德規定年輕人必須憐憫老人，對身體虛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應嚴加關懷和幫助，裹讀老人普遍認為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無論老人有天大的罪過，都不能頂嘴，也不能還手，必須忍耐、禮讓。這種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暢、能夠無憂無慮地安度晚年。

三、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對新疆農村養老保障的影響

(一)在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堅持家庭養老模式的主導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是哈薩克族家庭養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娛老是其精髓，是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社會穩定的基石。哈薩克族人代際關系相對融洽，家庭成員之間分工明確，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保障主體，也是老年人的精神樂園。如今，北疆牧民總體收人比較低，個人養老能力較差，老人對家庭的依賴正在顯著增加，哈薩克族老人在物質上并沒有過高的要求，只要吃飽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精神贍養，只重物質供養，往往適得其反。哈薩克族牧區普遍存在的敬老愛老、祖先崇拜和還子傳統為牧區的家庭養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因此，家庭養老的精神養老職能是任何養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區集體經濟基礎薄弱，國家養老方面財政投入不足，牧民參保能力有限，對于經濟極不發達的北疆農村地區來說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現實基礎，有效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彌補了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缺陷，又為政府的養老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比較符合新疆的區情。

(二)堅持弘揚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取長補短

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猶如一把雙刃劍，影響著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一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把個人的養老、尊老行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層面，對個人養老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而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及家庭美德的建設。哈薩克族綠色文化、社會互助、氏族保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為社會化養老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行善，鄰里互助、天課等風俗習慣為社會化養老提供了潛在的資金支持、組織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換保障、牲畜換保障等現代養老模式的過渡。哈薩克族人自古以來產生的草場公有制和團結合作、互利、互助傳統以及部落、氏族意識向以合作經濟為載體的農村養老模式的過渡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哈薩克族居住比較分散，家庭養老意識很強，這種家庭養老文化的強化不利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普及和發展。哈薩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終影響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心，最終會導致牧民收人的減少、家庭養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參保能力的下降。哈薩克族人因受封閉的游牧文化的影響，經常與世隔絕，思想觀念比較保守，對社會養老保障認識不足，對于外來文化，新文化特別是現代養老文化產生一種由來已久的敵對心理，少數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變，怕不兌現，怕錢貶值，怕干部換，尤其害怕國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積極性不高。這種封閉保守思想嚴重阻礙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順利普及。因認識方面的誤區，部分牧民總是把農村養老保障與亂收費混為一談，甚至有些年輕人認為父母參加農村養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順和軟弱無能的表現，感到屈辱，怕別人說閑話，從而反對父母參加養老保障。哈薩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觀念嚴重影響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現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牧民收入的急劇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減弱和國家負擔的加重，從而妨礙家庭養老模式向社會養老模式的轉變。

篇（9）

進人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由城鎮向農村穩步推進，以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經形成，但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使得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遇到了城鎮不曾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因而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2000 - 2009年是國內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理論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僅就論文方面來看，根據中國期刊網收錄的相關論文，從2000年至2009年中，國內共發表社會保障相關論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為1240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10. 2%;而涉及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有463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3. 8%，農村社會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的37.3 %。特別是2007 - 2009年，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的理論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豐碩。據統計，這一時期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約有212篇，約占養老保障論文總量的45. 8%，反映了在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共建和諧”方針指引下，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理論研究進人了新的階段。

一、關于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在對我國農村老齡化趨勢以及養老保障的現狀進行了調研的基礎上，鄧大松等指出，農村地區有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家庭戶數總數比例為22. 02%，分別比城市和鎮同比高出4. 69和5. 78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戶、二人戶的比重，農村地區均高于城鎮地區。其他學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瓊指出，2000年我國人口第五次普查結果顯示，中國農村人口為8. 33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區農村占7. 56%，到2030年，6. 64億農村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將占17. 39%，民族地區將占18. 1%，可見民族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僅高于城鎮，而且高于其他農村地區。鄧大松等認為，農村高齡老人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家庭成員、親屬的照顧，而且越是在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人們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城市，養老方式順序為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會養老為1);而農村的順序則是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三者比例為14. 6: 6. 6: 1(以社會養老為1)。可見農村老年人主要還是依靠傳統養老模式度過自己的晚年。當前的問題是，這種非正式的農村養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沖擊和嚴峻的挑戰，其保障功能在逐漸衰減，已經不能單獨承載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壓力相對城鎮將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綢繆，將會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一部分學者們認為，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已勢在必行。

二、關于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關于從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實施《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國務院暫停執行這一方案期間7年多的情況，學者們總體認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韜綜合國內學者的各種分析后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表現在:(1)農村社會保險缺乏社會保障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著制度上的不穩定性;(3)是資金保值增值困難;(4)保障水平過低;二是執行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表現在:(1)基金的管理不夠規范和完善;(2)機構管理費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眾在享受集體補貼方面差距過大;(4)多種形式的保險并存，形成各自為陣的混亂局面。

當前我國農村是否具備了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學者們對此問題的看法迥異，劉衛國認為，我國具備了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理由是:第一，我國整體經濟已進人快速發展時期，已具備進行國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與手段;第二，農村經濟日益發展，農民收人逐漸提高，城鄉差別正在縮小，農民權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農民參保意識也在不斷增強;第三，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部分鄉村，建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基本具備;第四，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戰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則認為，國外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大都是在工業化發展的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從經濟指標看大體有:(1)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在巧%以下，農業勞動力結構份額在20 %以下;(2)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處于老齡人口高峰期;(3)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這些指標來衡量中國農村所處的階段，總體上差距是比較大的，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差距會更大，全面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具備。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普遍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

三、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模式的選擇

由于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養老模式的選擇問題上學者們各抒己見，莫衷一是。

第一種意見是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實施分類處置，何文炯認為，就全國而言，農村養老保險應當有進有退，發達地區應積極推進，欠發達地區應暫緩推行。他提出，暫緩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欠發達地區宜在積極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人的同時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堅持家庭養老;二是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發揮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發揮商業保險和儲蓄的養老保障功能。楊志玲在對云南麗江納西族聚居地區調查后發現，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家庭養老模式不僅長期以來受到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及民族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表現出與城鎮、漢族家庭養老模式不同的特點:一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受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影響較大，具有強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識;二是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比較穩固;三是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少數民族地區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四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模式的發展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家庭養老形式難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養老為主，發展農村社區養老，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將是少數民族農村養老形式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二種意見是建立“三結合”式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楊翠迎認為，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于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會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種意見是“實物換保障”，盧海元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指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如年輕農民可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則實行“土地換保障”，等等，他強調，與一般建立養老保險的方案不同的是，實物換保障是一個能同時解決養老和發展問題的方案，而這正是該方案的最大特點，也是世界銀行所倡導的新模式。

各位學者還分別就上述三種模式下的農村養老保險籌資方式提出了相關建議。

四、關于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角色及職能定位

國內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如柴瑞娟、羅新銘認為，政府職能社會化已成為當代政府職能發揮的一個顯著的趨勢，這種從單一權力行政向公共服務行政的轉變決定了提供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是當今政府的職責所在，而穩定健全的社會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無疑是最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參與其構建和管理。尤其是當今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巫需國家出面支撐，政府之責義不容辭。

石秀和等認為，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職責具體體現為:(1)政策設計:為農村社會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實施手段;(2)組織引導:推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構件的進程;(3)財政責任:為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4)管理監督:使農村社會保障納人規范化軌道。馬雁軍、孫亞忠則進一步指出，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公共產品特性決定了政府職責邊界。政府盡管在農村基本養老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政府履行責任并非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都一成不變。政府責任具有三個重要特征，即動態性特征、區域性特征和層次性特征。這三個特征客觀上要求政府責任在不同時間和地域其側重點和功能有所區分并相機抉擇，從而保證政府主導原則在當前實踐中的有效貫徹。

篇（10）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中，統籌城鄉發展居于首位，要形成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社會制度環境，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然而我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一是城市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高福利狀態與農村居民的救濟型低水平的保障并存；二是城鄉隔絕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才資源優化配置難以形成。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建設的重點在于：在加大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完善力度的同時，應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著力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

1我國農村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1．1制度體系不健全，保障項目較少

一是社會保險制度嚴重缺位。傳統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步履維艱，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尚在全面推廣階段；工傷、生育、失業三大社會保險制度至今尚未在農村建立。二是社會救助制度體系不完善。目前農村主要局限于基本生活救助，醫療救助制度基本沒有建立，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不普遍。三是社會福利體系殘缺不全。目前只有部分經濟實力好的地區還依稀保存一些敬老院和福利院，大部分地區該項制度體系已經癱瘓。

1．2保障標準低，總體水平不高

新型合作醫療保障水平不高，而且由于是保大病住院，使得相當部分參保居民由于交不起首次人院費而不能住院，進而無法享受醫療保障，新型合作醫療能否真正解決農民因病致貧致窮的問題不容樂觀。

2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2．1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深入進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人口流動增強，要求盡快建立并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強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已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2．2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廣大農村居民的迫切需要和期待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顯現，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日益嚴重。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農村養老風險不斷加大。部分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無著落。保障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和身體健康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前提。

2-3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

第一，專題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險問題。如北京市建立了農民工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制度，體現了“低費率、廣覆蓋、保當期、保大病”的原則，適應了外地農民工“年紀輕、流動性大”的特點。第二，加強農村醫療救助，緩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矛盾。江蘇省常熟市出臺了新的醫療救助實施辦法，重點解決困難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居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矛盾。

3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創新的重點

3．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需要重新定位與制度創新

今年國內已有部分省市率先啟動了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這意味著，政府將為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部分“買單”。建立“低費率、廣覆蓋、能接續、可持續”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3．2繼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行分類保障，適時與城鎮合作醫療保險接軌

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政府積極投入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體現，有效緩解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遏制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基本達到了“政府得民心、農民得實惠、衛生得發展”的目標。

3．3加強服務網絡平臺建設，實行網絡化管理

篇（11）

農村社會保障是指以地方政府為主，以基層社區為依托，由國家、社區、公民群體及個人合作興辦，通過國民收人再分配和個人消費支出集中資金，根據國家法律的規定，向農村社會成員中，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者、遭受自然災害者、經濟收人低于貧困線者提供物質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促進農村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公平公正”為價值核心，是一種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國家為所有居民提供同等的社會保障并在城鄉之間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資源，真正做到社會主義剩余價值民有、民享、民分，為全民人際關系和生產力的gDN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強的保障。然而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穩定，是實現市場經濟利益均衡機制的需要，同時也對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起到關鍵作用。

1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現狀

本文從家庭和土地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三個方面分析當今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現實狀況。

1．1從家庭層面看，現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土地保障為基礎，以家庭養老為主要形式，但在家庭養老方面，現在家庭獨生子女沒有能力贍養四位老人，使得中國以往的家庭養老難以維持。另一方面現有農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土地產權不完整，土地資源有限以及城市化的發展，使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農民收益越來越低，土地在農民收入來源中的作用逐漸降低，土地不足以成為農民養老的后盾。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征地、退耕還林等經濟和社會政策，使得農民所依賴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等傳統保障制度產生了強大的沖擊。

1-2從社會結構來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的制約因素。我國城鄉二元社會保障制度，一方面保證了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和城市困難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對于中國九億農村人口來說始終處于社會保障的邊緣。社會救濟救助、養老保險、合作醫療未納入社會保障范圍。另一方面，農村社保資金缺乏，農村的實施，集體經濟處于渙散狀態，集體養老的資金難以保障，集體不愿有的甚至沒有足夠資金提供給予補助，而農民個人又無力繳費，致使許多農民不參加社保。

1．3制度不健全，建設緩慢。我國在1992年建立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但此制度一直沒有真正執行，于1998年被迫暫停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一方面影響到千百萬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和生存，也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十六大以后，國家又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張。特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我國民生目標之一就是要“老有所養”，這為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重新建立提供了新契面。

2國外農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研究與啟示

日本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較早，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制定農村醫療保險法，農村居民的醫療先得以保障。二十年后開始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1959年日本政府首次頒布了《國民養老金法》，到1960年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并在全國普及，到二十世紀末，日本已經建立起了完全覆蓋農村居民的、比較完善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真正形成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社會保險制度”。

德國的農村社會保障是在城市居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后進行的。在農村社會保障建立時，德國社會經濟已發展的較好，農業人口較少，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了較好的制度環境。在建立之后的也不斷的進行調整，經歷了從家庭、政府、到立法的發展模式。資金來源主要來自于政府，國家承擔了主要的責任。

新加坡和智利的農村養老保障也很有特點，實行的是完全積累制，強調個人責任，新加坡非常重視家庭養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宣傳與提倡。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四國是當今福利型國家的縮影，但其“高稅費、高福利”的政策讓一般的國家都望塵莫及。

啟示①各國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時，都呈現出先城市后農村的規律，如美國時差為55年，日本時差為30年。②各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均由低到高、由少數群體向大眾群體演變的過程。③從資源來分為政府出資、政府和個人共同出資、個人出資三種形式。在發達福利國家大多數實行政府出資，實行全民社會保障；而有的國家則認為農民社會保障首先是個人的責任，然后才是國家的責任，如日本就是由政府與個人共同承擔社會保障資金。而完全個人出資的國家在東西方國家都有。

3對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