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傳播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海外傳播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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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對中華藝術的海外傳播及其文化影響作了深入細致的論述，有關傳播情況的論述簡明扼要，不僅重點論述中華各種藝術在海外傳播后所產生的諸種“影響”形態，而且還分析了“影響”形態所具有的多樣性，復雜性、深刻性和廣泛性，中國藝術文化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而且其“影響”的歷史也是悠久的。例如，中國園林藝術對世界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產生了明顯的“模仿”影響，如法國園林界刻意“模仿”中國園林，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私人花園中建造樓臺亭閣、多層寶塔、荷塘水榭、曲廊漏窗、小橋流水、石島假山，引種中國花木，出現了許多深深滲透了中國情調的大型中國武花園。而在雜技藝術方面，中國的古代雜技在世界的“影響”可追溯至漢武帝時，其后，中國的雜技在許多國家留下了“蹤跡”。越南流傳至今的險竿舞，l7世紀末葉法國舞臺上屢屢出現的中國雜耍戲、紙條等很多中國傳統戲法，已成為國際魔壇的重要保留節目，都充分表現了中國雜技藝術走向世界的“足跡”和“蹤跡”影響。

《大化無垠》的作者在研究過程中體會到，中國藝術既不是靠武力強迫，也不是借助宗教宣揚，而是憑借其內在的美學價值和精神價值來獲得認可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書又進而揭示了中國藝術的美學特征和中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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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醫在主要英語國家的跨文化傳播研究

中醫作為源文化，其科學性與包容性使得中醫跨文化傳播成為可能，西方社會的目標文化對中醫的渴望使中醫傳播成為需求，傳播媒介的拓寬可以提升中醫跨文化傳播的效率；中醫跨文化傳播需要鞏固國內的“根據地”，明確中醫跨文化傳播的目的與目標，同時要借鑒中國功夫成功傳播的經驗，借力傳播與自力傳播相結合，通過結合中醫在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的傳播現狀與特點制定可行的中醫跨文化傳播方案，以切實推進中醫在主要英語國家的傳播。

二、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現實困境及其傳播路徑的研究

中醫藥國際傳播的困境，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相關政策的落實不力；中西醫文化結合度不高；傳播平臺開發不充分；翻譯不準確；技術標準不完善；中醫藥國際教育發展不順暢等。最后通過分析，提出實現有效傳播的路徑的建議：探索中西醫文化的契合點；突破語言翻譯障礙，搭建中醫藥國際化語言的橋梁；完善中醫藥文化影響渠道，打造中醫藥產品品牌；創新中藥產品技術標準管理；建設符合中醫特征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互聯網+”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建設標準化的中醫藥國際教育；構建中醫藥醫療旅游品牌服務等。借此路徑，在國際間傳播中醫藥文化，為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提升綜合國力做出貢獻。

三、視域下的中醫藥文化對外傳播相關問題研究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中醫藥文化蘊含了極為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價值意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認知方式和價值取向，其對外傳播對我國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都具有積極影響。在的指導下，中醫藥文化對外傳播應當重視歷史與現實的因果關系，著眼于全人類生命健康與全世界文化發展，充分發揮中醫藥文化的普世價值。只有這樣，中醫藥文化對外傳播才能具有更加寬廣的世界視野和更為開闊的人文情懷，中醫藥文化才更易被世界理解和認可。

四、從中西醫對中醫藥的認識差異談中醫藥在全球的發展

中西醫學兩個學科之間的單純結合已不能滿足中西醫結合學科的發展需求，暴露了一定量的不足，而遵循該指導原則，從與二者之間均有交差點的邊緣學科如系統生物學方面入手則可以拓展中西醫結合學科的發展領域，彌補不足，更全面地發揮該學科的獨特優勢。中醫藥學以針灸為先遣獲得了全球化發展，也獲得了快速借用西醫學領域先進科技大補后天以養先天的絕佳機遇。然而此現況中所暴露的一系列取長而未能補短的事實也引發了我們全新的思考，即應當在遵循中醫藥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施以外部推力，在需要借取外力時也當全面分析且以適用為要，切忌拔苗助長，盲目套用。中藥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成為中醫藥全球化發展領域最醒目的趨勢，也必將成為繼針灸之后促使中醫藥更全面快速發展的重要推進器。中藥目前無法取得等同于西藥的藥品地位，一直以保健品的身份被使用是其面臨的最大無奈，然而這樣的現狀未必對中藥的現代化國際化發展完全不利。亞健康的普遍存在為保健品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中藥可以全方位發揮這方面的優勢，以肯定的功效贏取更雄厚的資金投入與廣泛先進的科研關注，再以此為基礎逐步向主流醫學領域邁進。

五、針灸與中醫在加拿大的立法、教育和行醫概況

建議：設立國外立法規管咨詢委員會或成立海外中醫針灸立法規管聯盟，提供海外中醫針灸發展與立法規管的建議，可頒發相應的證書。倡導中醫針灸教育的標準化，包括制定統一的國際化教材、教員的準入標準、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繼續教育的標準化。

六、從人口數據分析美國中醫發展之差異及相關因素

中醫在美國各州的發展是不均勻的，差異很大，有高中低之區別；多元方差分析和多重對比分析顯示中醫發展高中低不同的州在人口、種族、年齡性別、教育和經濟等方面的人口數據差異很大；相關分析證明中醫人數與這5方面數據呈正相關，說明這些因素對中醫在美國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其中不同指標相關程度不一，可以作為今后進一步分析的數據。

參考文獻：

[1]付明明. 中醫英譯史梳理與存在問題研究[D].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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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傳播是面對面的交流，沒有任何中間環節，不需經過媒體“有色眼鏡”的過濾，在傳播過程中沒有“噪音”的介入，傳播的信息和思想不僅直接、真實，而且帶有個人情感。

察哈爾學會人際傳播的主要方式有：1、學會主席率團出訪；2、學會研究員參加國際研討會；3、海外研究員在所在國的人際交流。

韓方明博士是學會的創會主席和首席贊助人，2011年4月，韓方明率領察哈爾學會代表團一行七人訪問法屬留尼汪，廣泛接觸了留尼汪大區議會、政府部門、華人總商會、中國商會和浙江商會華人和當地民眾，與他們進行了多次交流與對話。韓方明主席因此被授予留尼汪首府圣丹尼市“榮譽市民勛章”。2011年10月，韓方明主席率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訪問韓國，參觀忠清北道高科技園區，參加韓國“首屆中國人留學生慶典”，與忠清北道知事等政府官員、韓國大學生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韓方明還饒有興致地參加了“韓中傳統服裝展”，并身著中國唐裝向數千名韓國民眾和年輕大學生進行了現場展示，韓國主流媒體給予了高度關注。

2011年察哈爾學會資助高級研究員到海外參加著名大學、智庫主辦的研討會和活動近10人次，主要國家有：美國、比利時、澳大利亞、新加坡、蘇丹、中國澳門等。學會研究員不僅在研討會上提交論文和發言，而且還拜訪了當地知名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外交與國際關系專家。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向國際社會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還與這些機構和人士建立了人際關系，為今后的合作與對外傳播奠定了基礎。

先內后外的組織傳播

組織傳播就是以組織為主體的信息傳播活動。很多NGO等民間組織、民間智庫在國際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所在國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構建都起到建設性作用。在組織架構方面，民間組織有更多靈活性和創造性，可以匯聚更好的智力資源，最大限度地聽取多方意見，對國家形象進行最客觀的描述；通過民間組織開展的對外傳播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往往具有比較好的傳播效果。通過民間組織開展的組織傳播，有著明顯的優勢。

察哈爾學會的組織傳播從國內開始。2010年10月，學會在上海舉辦首屆年會，主題為“傳播中國國家形象”。2011年11月，由察哈爾學會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辦的“察哈爾公共外交年會廣州2011”在廣州召開，主題為“中國人的國際新形象”。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資深媒體人士、企業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會議。韓國大和尚、日本“80后”、海外華人教授、國內學者、官員、企業家、媒體人士一起討論中國人的形象，不僅《南方日報》等國內媒體給予高度關注，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媒體也給予了充分報道。

從2012年開始，察哈爾學會加大了對外組織傳播的力度。1月5日，察哈爾學會與瑞士伯樂基金會簽約共同推進中歐對話項目。根據這項協議，雙方將合作舉辦中歐對話項目，旨在邀請中國和歐洲的知名人士和專家進行高層對話，并通過中歐主流媒體進行報道，以增進中歐之間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減少彼此在政治、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的誤解和分歧。中歐對話項目將在中國和歐洲輪流舉辦。

受眾明確的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要取得預期效果，明確受眾是關鍵。目前，察哈爾學會的大眾傳播受眾主要在國內，基本上做到了向不同的受眾提供不同的內容。

1　面向外交、外事、外宣等涉外部門的《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月開始，學會承辦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辦的《公共外交季刊》。至今已出刊8期，每期贈閱量達萬份。每年春季號向“兩會”委員和代表分發，每期向100多個國家駐華使館贈送。該刊已成為中國公共外交事業的重要交流平臺。

2　面向公共外交決策者和實踐者的《察哈爾快訊》。該電子月刊于2011年1月創辦，每月一期，由清華大學中國戰略與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提供學術支持。

3　面向大學生、研究生的《公共外交概論》。2011年3月，學會主席韓方明博士主編的《公共外交概論》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這是中國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書，目前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將其作為正式教材。第2版將于2012年3月出版發行。

4　面向研究機構和人員的《察哈爾公共外交叢書》。目前，該叢書已出版發行兩部：趙可金的《軟戰時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和檀有志的《美國對華公共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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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中國學家奚密沒有把“歸化”與“異化”對立起來,或者說,她放棄執著糾纏于兩者誰是誰非,努力調和兩者的緊張關系,提出了“選擇性的親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現代漢詩:翻譯與可譯性》里說“,可譯的中國”必須到“選擇性的契合”或者說“選擇性的親和”里尋找。以現代漢詩為例,她說,首先,譯者與其翻譯作品之間最明顯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創性的前衛作品”;其次就是讀者、作家、詩人、翻譯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建立廣泛的、在知性與美學共鳴基礎上的“接觸”。她的結論是,“翻譯既不是對‘同’的確認,也不是對‘異’的追求。它是相遇,是親和,是一種開啟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實,不管是談“歸化”,還是談“異化”,還是談“選擇性的親和”,它們還都只是在封閉的純翻譯學的“小天地”里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綜合工程”的“大問題”。其視野的狹窄,觀念的陳舊,顯而易見。也就是說,傳統翻譯學理論已經解釋不了,也解決不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龐雜的問題。我們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認識上的誤區和盲區。從“譯介學”的視角,分析制約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的綜合因素。與傳統翻譯研究不同的是,譯介學“它以文學譯介為基本研究對象,由此展開文學傳播、接受、影響等方面的研究”。⑤這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西方興起的“文化轉向”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它突破了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視野,“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多因素”;⑥也就是說,它不再追究“應該如何翻譯?”、“什么是好的翻譯?”、“翻譯的原則是什么”諸如此類的老生常談的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⑦

    美國華盛頓大學伯佑銘教授認為,“中國國際綜合實力、意識形態差異、影視傳播、作家交流、學術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地域風情、民俗特色、傳統與時代內容,以及獨特文學經驗和達到的藝術水平等,都是推動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原因”。⑧質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傳播,不僅僅是如何翻譯,翻譯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要綜合考慮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內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諸多文本之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因素中,首當其沖的是,傳媒的介入和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電影化、電視劇化助力了它的域外傳播,比如,電影《紅高粱》、《人到中年》、《活著》、《邊走邊唱》(《命若琴弦》)、《大紅燈籠高高掛》(《妻妾成群》)和電視劇《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張潔)等。談到自己的作品在國外的影響,莫言說,客觀地講,有張藝謀的功勞在里面。1987年,《紅高粱》在德國得了金熊獎,很多人先是看了電影然后找小說、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點被翻譯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張藝謀的光,他的電影開路,后面的小說跟上去。⑨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把電影、電視劇的助力強調到極點。其實真正能持續影響讀者的還是小說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品并沒有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但它們在域外的影響不比《紅高粱》低。尤其是近年來,域外翻譯家、出版社和經紀人開始摒棄意識形態、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風”,理性化地、審美地關注中國的作家和中國的文學。比如,葛浩文對畢飛宇、蘇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譯就是例證。此外,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國立大學合作正在建設中的中文翻譯網站“譯道”,專為翻譯提供中國文學作品的作者和譯者介紹以及翻譯時間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進行查詢。它將大大便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與研究,等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之大背景下,政府著力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對外宣傳。中國作家協會開展的與文學對外譯介相關的工作有:一是中國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國作協組織推薦作品,如果國內外翻譯家有興趣,可以補助翻譯出版費用;二是國家圖書推廣計劃的工程,中國作協也接受漢學家、翻譯家的申請;三是互譯出版,中國作協與某個國家或當地文學組織相互出版文學作品,具體作品由雙方商議決定,方式是各負其責;四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作協資助在域外出版的當代中國小說選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蘭版3卷、韓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五是從2009年起中國作協在境內舉辦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韓論壇活動。國務院新聞辦每年都會提出“對外譯介推薦書目”。由國務院新聞辦主導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國作家和作品的創作推廣力度:200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正式實施,通過資助翻譯費用鼓勵國外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的計劃;2009年“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啟動,以資助系列圖書為主,不僅資助翻譯費,同時資助出版費用和推廣費用。2005年國家新聞出版署設立中華圖書特別貢獻獎,已有22人獲獎。2005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立主賓國,至今有法國、俄羅斯、德國、希臘、西班牙、印度、荷蘭、韓國等為主賓國,并在“文學之夜”等主題活動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機會。高等教育出版社與美國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聯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編委會從近年來中文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挑選出優秀者,翻譯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礎上,有人建議:一是建立“中譯外”基地,如翻譯夏令營、工作坊、翻譯研討班等;二是通過網絡形成了幾個翻譯圈子,如著名的PaperRepublic(紙上共和國)等。三是設立域外譯介獎。

    許多中國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懷有深厚而真摯的情感,有個別人為此停止乃至放棄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研究中來。因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相關部分應因勢利導,募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譯介”專項基金,獎勵那些翻譯、評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外翻譯家、圖書評論員、媒體記者和中國學家,以資鼓勵他們及時翻譯中國文學的最新力作,撰寫新書推介文章,并發表在域外主流媒體上,像當年拉美國家打開美國市場那樣。真正要使翻譯出去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在域外得以廣泛傳播,乃至有產生深度的接受和影響,落地生根,就必須把“走出去”方略與“中國學”建構聯動起來。也就是說,鑒于目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和“中國學”建構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們有必要進行如下的多維度思考:既要建設好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工程;又要開展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推廣活動,讓自我傳播與他者傳播相融,把文化認同與文化改寫結合,使小眾話語與大眾話語互滲,同時,要處理好本土經驗與普世價值、文化自信與文化自省、仿造性與原創性的關系;⑩還要分析外媒的相關報道;最后要研究現代文學的域外傳播史與接受史。因為悠久的漢學傳統,良好的漢學環境,以及領先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堅實基礎。像法國那樣有著深厚漢學傳統的國家,18世紀就掀起了“中國熱”,還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國熱”。那時,法國的啟蒙思想運動是全世界的榜樣,而中國的道德哲學,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國的楷模。也就是說,經由法國,漢學在世界進入了一種良性互動的傳播軌道。正是有了這樣的氛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在法國都有譯介。另外,像美國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在21世紀加緊了對中國的研究,而在美國譯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可以同時影響到整個西方國家。因此,為了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須把“走出去”的戰略考量與夯實“中國學”基礎結合起來予以通盤考慮,以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域外傳播得更長久,更有實效。質言之,我們需要從翻譯層面、譯介學層面、國家與社會支援層面以及中國學學科層面規劃中國文學域外傳播的戰略方案。至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與“中國學”建構的探討并沒有停止。在此基礎上,有的專家又作出了如下進一步的提醒。他認為,不要以為僅僅“依靠文本翻譯輸出、文學史擴容或者文學教學課程”,中國文學就能順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學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關于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新觀念”,要把中國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文學來反觀自身,也就是說,只有以這種“文學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學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中國文學最終“才有可能在鮮活的存在層面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部分”。

    簡而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僅僅是淺表上的、空間上的“擴容”問題,而是深層次的、時空兼備的、靈活的“融入”問題?？磥?重新梳理、反思我們現有的文學觀念、翻譯觀念和譯介學觀念,從觀念的改變著手,才不至于出現方向性錯誤,更不至于最終導致將西方文學永久放在“超經典”的光榮榜上,相應地,把中國文學始終釘在第三世界文學/弱國文學的恥辱柱上。對此,陳思和作了更為深入的反思。他說:“這時候‘走向世界’就成為文學界的一個時髦話題,這個語詞里隱含著時代的焦慮與渴望:所謂‘走向’,即意味著中國至今尚未走進‘世界’,尚未成為世界的一個成員,那么,是什么樣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國又制約著中國呢?(與此相伴的是當時的流行語‘落后要挨打’‘開除球籍’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時代情緒。)顯然,在現代化的全球性語境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一種時間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學關系相應地趨向于這種詮釋: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在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文學惟有對世界文學樣板的模仿與追求中,才能產生世界性的意義。雖然在影響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關系,但所謂‘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標準,潛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認的渴望”。

    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此前許多現代中國作家獲得國際各級各類文學獎項后,是否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不存在“時間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夠就此證明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已然處于“空間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說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終極的“世界文學”?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同一性的“世界”標準?面對“中國走向世界”、“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時代呼聲,以及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紛紛建立,有的學者認為這些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中國文化走出去,到底是為了向世界解釋中國崛起的意圖?還是要另立一個足以與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標準?還是與西方攜手建立一個公正、和平的東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上這些思考純屬“遠慮”或者說“愿景”。而愿景終歸是愿景,現實終歸是現實。現實是在中外文學的輸出與輸入中,我們的文學赤字驚人!如果我們暫時還達不到雙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暢達的情況下,進一步“請進來”仍是必要的。這樣以退為進、攻防并舉的目的是,進一步促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讓世界文學理解中國文學,長此以往,中國文學“走出去”就順當了。也就是說,增強溝通、對話與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時也不要忘了“請進來”。因為,我們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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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8-0015-03

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各國政府都致力于加強本國的“軟實力”，通過實施各種文化對外傳播戰略，增加文化產品出口，推動本國文化“走出去”，以提升本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2012年，我國出臺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實施對外文化合作及援助，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實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政策措施，進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苯陙?，中國政府和企業大力加強文化對外傳播的力度，致力于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然而，文化產品有別于一般的貿易商品，文化產品承載著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代表著本民族的獨特文化符號，文化產品的貿易和傳播過程以及消費與解讀過程不同于一般的消費品。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必須要認真分析研究文化本身這一要素，中國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當前，中國文化產品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市場推廣較難、市場受眾群小、產品不適銷對路等具體問題，這些問題恰恰是由于“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這兩個客觀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這一主觀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差異

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凝結與積累。一般來說，文化分為精神層面的文化和物質層面的文化。在一種文化中，精神層面的文化相對比較穩定，而處于最外層的物質層面的文化則是文化體系中最不穩定的部分。精神文化是人與自我意識關系發展的產物，是在實踐和意識活動過程中不斷發展進化的，如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審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文化的核心部分[1]。妥善地處理好文化差異就能增進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不能很好地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將會帶來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交流的障礙，嚴重的甚至引發國家之間的政治沖突。認真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探尋縮小文化鴻溝、增進文化交流的方法對于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而言至關重要。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道德以及方面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總體的看法，包括對自身在世界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又稱宇宙觀。中國傳統的世界觀與西方國家的世界觀完全不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一種“天人和諧”的思想，講究“天人合一”，提倡體驗人與自然界萬物的息息相通、和諧交融。然而，西方國家的世界觀認為“天人對立”， 以古希臘為源頭的西方文化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人在自然界中是主體，占有主導地位，強調人要對自然界進行認識、征服并加以改造。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處于同一文化的社會成員在不知不覺中習慣并共享同一種價值觀念。從價值取向來說，中國人注重集體主義，忽略個人利益，提倡謙遜，做事情避免張揚。然而，西方人崇尚個人主義，崇尚個人奮斗，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做事情講究表現自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中國人注重整體的思維方式，注重感性認識，做事情注重整體性和綜合性，喜歡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由遠及近。然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性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做事情注重個體性，由小到大，由近及遠，從局部到整體。此外，中西方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注重“仁、義、禮、智、信”，注重自身的內省和提升，與他人交往講求謙遜善良，注重與他人的人際交往。然而，西方人則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講求個人的自由與利益。在方面，中西方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華民族是個具有多種的民族，大部分中國人信奉的宗教為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主張人們要積德行善、強調因果報應，人們向神和佛祈禱，可以得到幸福與平安。而西方國家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上帝是世間萬物的創造者，上帝創造了人類，信奉上帝的人才會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生而有罪，需要用一生去懺悔、贖罪，死后方可進入天堂。西方宗教的原罪說使西方社會非常重視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和遵守?？梢?，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產品的翻譯和消費過程屬于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當跨文化交際者對對象國的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道德觀念和都十分了解和接受時，這種跨文化交際行為就會進行的相對順利；相反，當跨文化交際者對對象國的世界觀等都不了解甚至并不接受認同時，這時的跨文化交際過程就很困難并很有可能失敗。對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文化折扣”和“文化接近”的概念，這兩個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釋中國的文化產品到西方國家時為何頻頻遇到障礙。相對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國文化產品而言，西方國家的受眾更加傾向于選擇與自己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文化產品進行消費。這樣，“文化折扣”小和“文化接近性”大的文化產品更容易在相應的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流通。然而，中國同西方國家在文化上差異較大，除了一小部分熱愛中國文化的小眾人群和海外華僑之外，國外的受眾很難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識有所了解和掌握，因而也就很難選擇中國的文化產品。

此外，在雙方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就會有不同的假設，因而對同一文化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讀。例如，法國劇作家貝克特（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有一個英譯本和一個中譯本，英譯本傾向于闡釋它反映了基督教思想，而中譯本則傾向于反映佛教思想。原因在于：英譯本譯者自身深受西方傳統教義———基督教的影響，“上帝”在其心目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把劇中描寫的諸如“拯救靈魂的某種力量”、“白胡子牧羊人”、“小牧童”等意象自然而然地與“上帝”及基督教教義聯系起來，將其視為一出宗教?。欢凶g本譯者受中國最廣泛的傳統宗教——佛教的影響，潛意識地把這些意象與“菩提樹”、“佛祖”及佛教教義聯系起來[2]。不同國家的譯者對同一作品的內涵做出不同意義上的解讀，不僅體現了不同文化背景對個人交際行為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說明了譯者充分考慮到了不同國家受眾群體的文化特點進而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文化的巨大差異不僅會影響受眾對文化產品的選擇與購買行為，同時還會使不同的譯者、編者和消費者對同一文化產品產生不同的解讀?？梢姡幕町愒谖幕瘜ν鈧鞑ブ衅鹬浅Ｖ匾淖饔?，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面臨的一個客觀的文化原因。

二、語言障礙

目前，中國的文化產品在世界文化產業中影響較小的一個客觀原因就是語言障礙。眾所周知，英語是世界上最為廣泛使用的語言之一。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將英語作為母語，七十多個國家給予英語以官方地位，并且中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等一百多個國家將英語作為第一外語進行教學。國際互聯網大約90%的內容使用的均為英語。普遍的官方地位、學習和使用人口的眾多以及分布的廣泛，已經使英語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門全球通用語[3]。因而，英語類的文化產品在世界文化進出口貿易中占有先天的優勢。雖然世界上不同國家學習中文的人數逐年增加，更多的人愿意主動了解中國文化，然而中文在世界上被使用的范圍還并不廣泛，能夠讀懂并精通中文的海外人士少之又少。中國文化產品的海外受眾群還相對較小，海外市場空間非常有限，中國的文化產品還遠遠沒有進入海外主流的文化市場。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出口他國時本身存在著語言這一客觀的障礙。

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語言也是文化傳播和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載體。中外很多學者都就語言與行為認知，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進行過深入地研究與分析。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語言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自在物。具有相同語言的人們更容易進行交流，他們的思維方式以及對同一事物的認知更為一致，對本語言文化產品的理解也較為容易，對同一文化產品的解讀較為一致。相反，不同語言的人們交流更為困難，對他國語言的理解總是停留在某個層面，很難深入地把握文化產品的真正內涵。英語是世界上被廣為使用的語言，因而英語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受眾較多，能夠看懂和理解英語的受眾群較大，因而美國和英國等英語國家在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和對外傳播方面優勢明顯。相反，中國的文化產品由于中文使用范圍的客觀限制，目前在出口市場及對外傳播方面很難與英文產品相抗衡，西方國家的人們更愿意選擇自己讀得懂的語言種類的文化產品。雖然，不同語言的文化產品可以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但翻譯效果和翻譯成本還是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產品走向海外。

三、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

如果說中西方在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方面的因素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所面臨諸問題的客觀文化原因，那么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方面的因素則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所面臨問題的主觀文化原因。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實踐過程中所創造和積淀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一個民族、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人們總是用本民族的宗教、語言、歷史、習俗來界定自己，文化賦予了每個人確定的特殊的文化身份[4]。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也可理解為“一種借助內聚力來維護本體身份的連續過程”[5]。世界文化應該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各種文化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各國都應該對他國文化予以尊重和理解。當今世界，伴隨著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日益密切，全球化的趨勢勢不可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也加快了腳步。然而，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的現象，文化全球化中充斥著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彼此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斗爭，充斥著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文化霸權等行為。

1990年，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出版了《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在這本書中，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Soft Power）的觀點。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廣泛重視，并引導了西方國家國際戰略的調整?！败泴嵙Α笔侵肝幕?、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國民凝聚力等?！败泴嵙Α笔且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訴求，它是一種通過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強力獲得理想結果的能力[6，7]。大量的事實可以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自己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優勢，利用大眾傳媒的各種工具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輸出。西方國家充分認識到“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國力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為外部包裝，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為核心內容，借助本國強勢文化的力量，充分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侵略，以達到本國的政治經濟目的。

同時，出于本國文化安全的考慮，西方國家實施各種相應的顯性或隱性文化管制以限制他國文化產品的進入。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國家文化、民族凝聚力、社會繁榮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性問題，西方國家對此問題非常重視。法國在國際貿易中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則就是出于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考慮。此外，以英國為例，出版社在登記注冊方面表面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只需按照要求具有一定的資金，先到政府有關部門登記，然后領取出版社的營業執照就可以。但實質上，英國政府對出版業的法律限制是極為嚴格的。英國直接和間接管理出版的法律除了《大》、《權利請求法案》、《權利法案》等性文件外，還有《版權法》、《出版物法》、《青少年有害出版物法》、《官方機密法》、《誹謗法》、《消費者保護法》、《圖書貿易法》、《星期日貿易法》、《圖書貿易限制法》等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出版業的各個環節都置于政府與法律的控制之下[8]。英國對于本國的出版社都會有如此嚴格的法律監管，可以想象，如果一家中國的出版機構想在英國進行出版活動將會面臨多少困難和監管?？傊?，西方國家在文化輸出和維護本國文化安全方面都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這種宏觀的大形勢，也使得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傳播到一些國家時遇到了很多問題。

中國在進行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之中，針對所面臨的問題需要分析受眾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具體原因，但同時還需務實地分析文化本身這一要素。中國文化在“走出去”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具體問題在現象上貌似為政治或經濟原因，但透過現象分析其本質，反而是“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這兩個客觀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這一主觀的文化因素。因此，中國政府和企業在文化“走出去”過程中，應該認真地從文化視角解讀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深刻研究思考文化本身這一要素，制定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措施，從根本上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讓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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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宇敏.意識形態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9（8）.

[3] 雷江梅，吳波.文化全球化與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戰略選擇[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4）.

[4] 袁其波.全球化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挑戰與對策[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8（4）.

[5]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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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代表著特定的商品屬性，它有助于促進產品銷售，樹立企業形象，借助品牌，消費者了解了品牌下的商品并記住品牌、商品和企業，還有助于擴大產品組合，有利于促進產品改良；它代表著產品的特征和對消費者利益的承諾，一個優秀的品牌蘊涵著特定的 文化 。由于家電市場產品種類繁多，要適應消費者需求的變化和市場競爭的要求，就必須走品牌之路。

1.美的集團簡況

美的集團創建于1968年，1980年正式進入家電業，1981年開始使用“美的”品牌，1993年集團下轄的廣東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成為全國第一家由鄉鎮企業改制而成的 上市公司 ，2001年美的轉制為民營企業，2003年美的集團相繼收購云南、湖南的客車企業，正式進入汽車業。美的一直保持著健康、穩定、快速的增長。2006年美的實現了整體銷售收入570億元，同比增長25%，其中在海外實現銷售22億美元，同比增長25%。如今美的已成為以家電業為主的大型綜合性現代化企業集團，是

3.3贊助與 傳播 沒有很好地結合

美的知道自己的目標 市場 在哪里，也積極向目標市場做了大量的傳播工作，可是效果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與海爾、tcl有差距。美的每年投入大量費用贊助各種活動，然而并沒有很好地抓住機會，沒有配以媒體進行大范圍跟進，把所做的努力放大，呈現給消費者從而擴大影響，使美的品牌在這些活動中得到最廣泛的宣傳。通常，贊助與后續宣傳的費用比例要達到1∶6以上，才能有效地傳播。如果沒有一個周密的整體傳播計劃，贊助的商業價值便不可能最大化，甚至可能事倍功半。美的由于傳播計劃的系統和周密性不夠，沒能很好地讓贊助活動環環相扣，使贊助效應不斷放大，卻沒能達到商業化的宣傳目的，美的這么多年交了不少學費。

4.提升“美的”品牌的創新對策

4.1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 文化 是基礎

由于企業品牌的差異化不是單純的，也不是為取悅受眾而完全虛構出來的，品牌必須有其生存的根基。每一個企業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價值觀、不同的成長歷程和風格、個性迥異的領導者，這些不同的 企業文化 恰恰是構成品牌差異的重要部分。因此，依靠企業文化和聲譽樹立持久的差異化競爭優勢，是打造一個高威望的企業和產品品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的目前以“原來生活可以更美的”為主線的企業文化，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在市場中體現其文化的價值。

4.2合理運用品牌模式的組合是關鍵

合理運用品牌模式組合，是美的集團今后必須面對的問題。把常見的單一品牌、多品牌、主副品牌和背書品牌四種主要品牌模式，在不同的 環境 和時期中合理運用品牌模式組合，優選出與企業現狀匹配又 經濟 高效的品牌模式，是提升品牌實力的有效途徑。

品牌模式實際上是企業主品牌的延伸，無論是哪種模式，都需要一個堅強的企業主品牌來代表企業的實力，如技術實力、產品品質等，給受眾做出信譽、技術及服務等方面的承諾。如果從品牌模式來看，可以說美的集團目前采用的主副品牌模式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這種模式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一個實力象征的主品牌。現階段由于美的選擇了多元化跨行業的 發展戰略 ，則必須重新審視該品牌是否適合在不同行業的延伸，否則這種主副品牌模式很可能因核心價值的錯位而失去優勢。

4.3建立品牌 管理 組織機制是保障

隨著消費體驗時代的全面來臨，消費者更關注構成體驗的一切事物，而不僅僅是產品本身。消費者需要對品牌了解得更多，再也不單純是產品、包裝及其功能，更要對產品在公司內部是如何制造的，公司高層甚至最基層的員工是否真正關心消費者的需求等等。品牌的競爭已不能再停留在產品層面上的競爭，要全方位的、創造好的消費體驗，就要求企業在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遵守對客戶的品牌承諾。因此，在組織內部建立完善的品牌管理機制，在企業最高戰略的 指導 之下，統籌安排品牌戰略工作，才能達到對目標受眾傳達一致的品牌信息的目的。

4.4對外傳播品牌的核心內涵是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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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王云路（1959-），女，遼寧大連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度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項目編號：Y201122829）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35-0032-02

在教育國際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學充分發揮學科門類齊全、人文學科實力較強的特點與優勢，整合學科資源，創新國際化的載體與方式，在人文學科研究生教育國際化的道路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與有益的實踐，設立了中國學（China Studies）專業。

中國學專業是全國第一個由浙江大學自主設置的、以外國留學生為招生對象、進行研究和教學的碩士學位授予點。2007年，浙江大學中國學碩士點獲得教育部批準。目前該專業有在校外國留學生85位，已畢業25位。

一、設立中國學專業的背景與現實需求

中國學主要是為適應人文學科研究生教育國際化的要求、海外學生的需求與學科發展趨勢而擬新設立的一門綜合學科。

1.人文學科教育國際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時代，現代教育已明顯呈現國際化趨勢，招收外國學生從事中國學研究與學習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仡櫼话儆嗄陙?，無數英才跨出國門，遠涉重洋，求取新知識、吸納新觀念、掌握新技術，他們回國后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在吸收引進的同時，也同樣需要在國際交流層面提供精神與思想資源，在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的前沿和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中不應缺乏來自中國的聲音。通過招收外國學生攻讀中國學學位，可以擴大學科影響力、提升學術聲望和提高辦學水平，有利于促進實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有利于推動人文學科國際化辦學進程，有利于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而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這也是提高中國綜合國力與“軟實力”的重要基礎。

2.海外學生的需求

中國數千年燦爛的歷史與文化對海外人士歷來有強烈的吸引力。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中外文化與經濟交流日益頻繁，大量的外國人渴望走進中國、理解中國，想到中國來深造。他們既希望較好地掌握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情況。目前，在華學習的外國學生總數已近23萬人。中國正在逐步成為國際學生流動最重要的目的地國之一。而我國目前的專業方向和學位體制主要是針對國內學生設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學者的特點。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專業劃分過窄過細，不能滿足海外學生全面了解中國的需要；學科分類復雜，海外學生無所適從，難以選擇；有些領域太偏太深，大多數海外學生學習有難度等等。而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的某些大學都根據求學者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美國學”、“德國學”、“韓國學”等研究本國文化的綜合性學科。了解研究中國，最好的選擇無疑是到中國來學習，而國內高校恰恰都沒有設置中國學這一學科，因此海外求學者都期待我國大學的學科體系能作出適當調整，開設出適應其特點、滿足其需要的中國學專業。

3.學科發展的要求

當代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的趨勢就是在繼續進行各種學科專精研究的同時，努力創造各種綜合性、交叉性、邊緣性學科，通過學科匯聚和各種知識的碰撞實現創新。中國學學科的設立符合當代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的這一趨勢。它繼承和借鑒了已有的傳統“國學”、海外“漢學”以及海外“中國研究”等學科的學術理念和人才培養模式，同時又根據現代學術演進的趨勢和中國本土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的特定條件而有一定的發展與創新。傳統“國學”與海外“漢學”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化，而近來興起的海外“中國研究”則多以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現實的經濟、政治問題。浙江大學所設立的中國學是研究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中國的一門綜合學科，既包括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既涵蓋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它將有利于溝通歷史與現實，打通文學、語言、歷史、哲學、藝術、經濟、管理、教育等不同學科，運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多學科手段和多維視角，實行多學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寬廣的視野下對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學術理念和視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學建立中國學專業的探索

1.招生培養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學中國學專業的招收對象是具有本科學歷，有較好的漢語基礎，有志于學習、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與學術的海內外人士，以外籍學生為主要對象。中國學碩士專業的招生有兩種模式：一是通過個人申請、招考入學的方式，主要招收來自哈薩克斯坦、烏克蘭、泰國、韓國等亞歐10多個國家的留學生。二是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進行聯合培養的方式，主要招收來自柏林工業大學、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都靈大學、基爾大學等學校留學生。

（2）培養目標。通過專業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訓練，使國際學生熟悉中國國情、理解中國問題，具備良好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和較好的漢語聽說讀寫能力，成為能夠適應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領域合作與交流、知華友華的復合型、職業型人才。本專業的畢業生接受過系統的中國學專業知識訓練，兼具傳統底蘊和現代意識，既可以在海外從事中國學研究或教學工作，也可以參與中外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學制與學分。學制2年，要求修滿24個學分；其中中外合作培養的留學生在浙江大學學習時間至少一年，至少修滿16學分，其余學分可由學生個人提出學分轉換申請，認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據中國學專業不同的培養模式，學校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中國現當代問題研究兩大研究方向，并設置相應的課程模塊。各模塊之間的課程既相互獨立，又彼此交叉。

中國學以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為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面設置漢字文化圈語言文學研究、中國思想資源與和諧文化、中華文明發展源流、中國藝術與東方審美意識4個專業方向；在當代中國問題研究方面，設置中國社會與政策、經濟與管理、歷史與文化、特色課程四個模塊。

（5）獎學金。中外合作辦學的留學生可根據對等原則收費或者減免學費。其他國際高水平大學的優秀學生可以申請孔子學院獎學金、國家政府獎學金、浙江省政府獎學金和浙江大學獎學金。獎學金涵蓋國際學生在華期間的住宿、學費、醫療保險和基本生活費。

（6）學位授予。學生在修滿學分后進入學位論文撰寫階段。學位論文選題要求有理論和實踐意義，能綜合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和方法。論文完成后，經導師認可后進入答辯程序（論文可以用所在國文字撰寫，但須提供中文文本）。論文完成后，經導師認可進入答辯程序，通過者經學校學位委員會審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學中國學專業碩士學位。

2.課程教學

中國學專業構建了綜合性、交叉性、靈活性的課程體系，其中既有按寬口徑設置的平臺課，又有按方向設置的專業課程模塊。

（1）雙語教學和英語授課并存。為適應國際留學生不同的語言基礎，除開設雙語教學課程以外，還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課程，部分課程還可以使用日語、韓語、法語、德語等進行教學。總體上，根據不同的培養模式，中國學專業課程分為兩大模塊：一是以漢語教學為主，在PPT、課件和課后交流時可以采用英語的雙語教學。二是以英語教學為主，輔以一年漢語課程的學習。

（2）探索數字化教學。針對外國留學生思想活躍而語言能力一般的特點，要求每一位任課教師都準備PPT課件，通過多媒體教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外國留學生聽力相對一般與課程內容較深之間的矛盾；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準備制作教學錄像，通過互聯網，供學生自我學習之用。

（3）不同課程分別要求。對新增的學位課程，要求初步形成專業教材大綱，為任課教師配備助手，協助一些錄像、搜集同學意見、組織討論等具體工作。對原有的學位課程，針對授課對象的改變，要求課程教材以文本為主、以原著為主，減少通論式內容，增加可以具體感知的篇章內容。

（4）加強教學實習。針對外國留學生對中國缺乏直觀深入的體察與了解的情況，加強教學中的實踐環節就顯得非常必要。如在講授佛教文化時，學校組織他們參觀新昌大佛寺等寺廟，體驗寺院的一日生活，參加早課、過堂、坐禪等活動；再如在講授中國音樂時，組織他們參加中國傳統音樂賞讀會，從中體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和風采。

（5）強化師資隊伍。目前中國學專業教師均為學術造詣高、教學經驗豐富、具有國外學習（訪學）一年以上經歷、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時，還組織教師參加學術交流、調研和討論活動，每學期舉行“中國學教師沙龍”，開展研討。

3.學生管理

為使留學生盡快認識中國、認識中國學，更好地投入到課程學習中，除加強與浙江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的聯系與溝通外，在完善學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專門為中國學碩士點留學生配備班主任老師。班主任由留學日本且有豐富留學經驗的專業任課教師擔任，并不定期與留學生談心；組建班委，設立班長和副班長，不定期召開班會。二是通過開學典禮、座談會等形式，加強與中國學碩士研究生專業留學生的溝通與交流，聽取留學生對課程教學、管理、學位論文等的意見與建議。三是給每個留學生結對中國學生，在生活、學習、語言交流上進行指導與幫助等。四是通過組織大量的活動，盡量營造留學生與中國學生交流及了解中國社會的機會。

篇（8）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前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海上貿易之路，與海外廣泛進行了物資交流。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物資交流也是一種物質文化傳播，本文將從傳播學角度對此進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傳播目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由于某種共同感興趣的內容聚集在一起時才能構成傳播關系。在鄭和下西洋的物質文化傳播中，傳播者和受傳者雙方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傳播目的如何?

歷史資料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有多種說法，在此筆者列舉當時幾種代表性言論。明成祖朱棣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鄭和本人的言論：“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幣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明史》說：“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尤未賓服，乃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薄靶挛迥炅?，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于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边@些文字說明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寧的國際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讓海外遠國能來中國朝貢，“賓服”中國。因此鄭和使團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賞賜大量物資，以示“柔遠人”、納朝貢。

此外，海外一些小國需要尋求明帝國保護以免遭鄰國欺凌，極力歡迎鄭和使團到來。當鄭和使團到達時盛情接待，鄭和賞賜完畢后，國王也回贈貴重禮品；當鄭和使團回國時，一些使者隨使團來華朝貢，以示賓服。

可見，在這種傳播關系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們相互交替著傳播者與受傳者的角色，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有明確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時候這種政治目的是通過雙方感興趣的傳播內容之一——物資傳播來實現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傳播介質——物資

這里所說的物資，是指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海外諸國之間交流的地方特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特色物資既有經濟價值，也有文化價值，物資交流意味著中國和海外諸國把物資作為一種傳播介質來傳播物質文化信息。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滿載絲綢、瓷器、銅、鐵、麝香等幾十種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產品，然后換取海外的特產而歸，貨物名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統計共11大類191種貨物，這種物質文化傳播的數量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是史無前例的。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物資對于中國與海外諸國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傳播者角度看，處于明朝的需要對外自我宣揚(傳播)；處于“藩屬”地位的海外諸國需要表示“臣服”。

作為傳播者的鄭和使團，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更多時候借助雙方感興趣的物資傳播。因為物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最能顯示出明朝的國威和政治地位，對外傳播的物資越豐富，就越能顯示中國的強大與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鄭和都向當地國王贈送大量禮品。作為傳播者的海外諸國，為了表示對明王朝的臣服，對鄭和使團既回贈本國禮品，也允許本國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國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遠萬里來華“朝貢”的大多是珍禽奇獸、香料珠寶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資，雖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從自然界采摘、獵取的，沒有經過人類再生產，但也蘊涵著海外物質文化；其中的手工藝品，有些是為來華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場上買的，這部分物資更能體現各國當時的物質文化，都能顯示出對明政府的臣服。

(二)從受傳者角度而言，物資最容易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說不易拒絕。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接受海外諸國的貢品，不在乎貢品本身的經濟價值，而是看重由貢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義，接受各國進獻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國內附。因此對于各國“朝貢”物資，作為受傳者的中國統治者，從心理上極易接受，既實現了政治目的，又滿足了物質欲望。從中國國內的受傳者來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資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極想得到或看到，正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因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中國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貨”只有依賴鄭和使團傳播進入。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歸”，深受人民喜愛。

從海外諸國的受傳者來看，國王們欣然接受鄭和賞賜，即接受明王朝的庇護。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國物資，但只能通過貿易獲得。因此鄭和使團在海外貿易處處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記載。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在祖法兒國，“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綸絲、瓷器等物”。

三、傳播效果

傳播者根據自身傳播目的對傳播內容進行編碼，以信息的形式發送出去，當受傳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會對信息進行解碼，并且產生不同程度的相應反應，這種在思想、感情、態度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某種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它隱含在受傳者的解碼行為中，或者通過反饋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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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鄭和下西洋；傳播學；物質文化傳播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前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海上貿易之路，與海外廣泛進行了物資交流。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物資交流也是一種物質文化傳播，本文將從傳播學角度對此進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傳播目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由于某種共同感興趣的內容聚集在一起時才能構成傳播關系。在鄭和下西洋的物質文化傳播中，傳播者和受傳者雙方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傳播目的如何?

歷史資料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有多種說法，在此筆者列舉當時幾種代表性言論。明成祖朱棣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鄭和本人的言論：“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噬霞纹渲艺\，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幣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明史》說：“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尤未賓服，乃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薄靶挛迥炅拢垡咱`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于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边@些文字說明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寧的國際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讓海外遠國能來中國朝貢，“賓服”中國。因此鄭和使團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賞賜大量物資，以示“柔遠人”、納朝貢。

此外，海外一些小國需要尋求明帝國保護以免遭鄰國欺凌，極力歡迎鄭和使團到來。當鄭和使團到達時盛情接待，鄭和賞賜完畢后，國王也回贈貴重禮品；當鄭和使團回國時，一些使者隨使團來華朝貢，以示賓服。

可見，在這種傳播關系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們相互交替著傳播者與受傳者的角色，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有明確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時候這種政治目的是通過雙方感興趣的傳播內容之一——物資傳播來實現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傳播介質——物資

這里所說的物資，是指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海外諸國之間交流的地方特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特色物資既有經濟價值，也有文化價值，物資交流意味著中國和海外諸國把物資作為一種傳播介質來傳播物質文化信息。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滿載絲綢、瓷器、銅、鐵、麝香等幾十種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產品，然后換取海外的特產而歸，貨物名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統計共11大類191種貨物，這種物質文化傳播的數量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是史無前例的。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物資對于中國與海外諸國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傳播者角度看，處于明朝的需要對外自我宣揚(傳播)；處于“藩屬”地位的海外諸國需要表示“臣服”。

作為傳播者的鄭和使團，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更多時候借助雙方感興趣的物資傳播。因為物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最能顯示出明朝的國威和政治地位，對外傳播的物資越豐富，就越能顯示中國的強大與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鄭和都向當地國王贈送大量禮品。作為傳播者的海外諸國，為了表示對明王朝的臣服，對鄭和使團既回贈本國禮品，也允許本國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國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遠萬里來華“朝貢”的大多是珍禽奇獸、香料珠寶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資，雖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從自然界采摘、獵取的，沒有經過人類再生產，但也蘊涵著海外物質文化；其中的手工藝品，有些是為來華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場上買的，這部分物資更能體現各國當時的物質文化，都能顯示出對明政府的臣服。 轉貼于

(二)從受傳者角度而言，物資最容易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說不易拒絕。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接受海外諸國的貢品，不在乎貢品本身的經濟價值，而是看重由貢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義，接受各國進獻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國內附。因此對于各國“朝貢”物資，作為受傳者的中國統治者，從心理上極易接受，既實現了政治目的，又滿足了物質欲望。從中國國內的受傳者來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資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極想得到或看到，正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因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中國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貨”只有依賴鄭和使團傳播進入。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歸”，深受人民喜愛。

從海外諸國的受傳者來看，國王們欣然接受鄭和賞賜，即接受明王朝的庇護。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國物資，但只能通過貿易獲得。因此鄭和使團在海外貿易處處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記載。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在祖法兒國，“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綸絲、瓷器等物”。

三、傳播效果

傳播者根據自身傳播目的對傳播內容進行編碼，以信息的形式發送出去，當受傳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會對信息進行解碼，并且產生不同程度的相應反應，這種在思想、感情、態度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某種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它隱含在受傳者的解碼行為中，或者通過反饋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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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關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對外漢語教學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學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專家把對外漢語定位為現代漢語下面的一個分支，屬語言文學類;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由于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對外漢語教學離不開文化的滲透，應該是屬于語言學類下面的二語習得專業等。其次是關于研究的方向和視角。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文章中，探討教學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討漢語語言具體要素的文章顯得尤為少數。同樣在探討學習方法中，有價值的教學實驗和各種調查報告缺乏一定的數據。所以，研究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從多方面、多視角、有側重的進行科學的研究。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學習漢語從開始就是注重語言知識和技能，反映在教學中就是太多的強調聽、說、讀、寫，課程目標非常的單一。其實，在漢語學習中應該重視漢語的思維和語言意識的培養，只有增強文化交流才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語言的內涵。第二，教學中需要具有針對性的教學資源，對不同對象的學生應具有他們本國特色的教材和教學輔助資源，貼近教學對象的思想、習慣和生活，創造合適的教學環境，設計合理的教學活動，通過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視頻節目，參與中國的文化節日活動等以達到不同的學習目的;另外，制作的學習資源力求淺顯易懂，結合視聽教學，滲透中國文化。第三，在漢語教學中還存在一些誤區。首先，有些人認為不會寫就相當于沒學會。在漢語言文字的實際應用過程中，能熟練寫出來的字比能認識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尷尬、蹊蹺、痙攣、貔貅”等詞語。像這類很多人不能正確地寫出來的漢字在日常生活中不勝枚舉，但我們在日常的讀書、看報、交談中，我們能夠運用自如，因此不能說不會寫就等于沒掌握，完全不會。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層次含義就等于沒學會。在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文字中，很多字詞是很難有明確解釋的。比如“既然”兩字，有誰能一下子解釋清楚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這個詞組為什么會出現在語句中呢?搞清楚這兩個問題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響我們熟練地使用它。同樣，“所以、即使、但是”等等這樣的詞匯用法也很多，我們在掌握了他們的基本含義后就可以輕松自如地應用它們來進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師認為聽、說、讀、寫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誠然，這四項技能是語言學習的基本技能，能同時掌握固然好。但是，聽、說、讀、寫，音、形、字、義全面推進的教學理念是傳統教學要求的，這對于成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在課堂教學中發現，小孩子對筆畫多的字反而比筆畫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們要結合漢語特點，對不同學習對象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最后，我們不認為“隨課文識字”是唯一的教學思路。對外漢語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課文、字詞、練習等傳統教法。其實，“隨課文識字”即分散識字的優點是可以閱讀課文來學習文字，其缺點是認識生字的效率極低。在針對海外兒童的漢語教學中運用這種教學法，往往生字生詞太多和孩子們想通過閱讀來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現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們因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閱讀與其年齡匹配的讀物。

三、國際漢語教師將成為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主力軍

作為國際漢語教師，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國的地理、歷史等文化背景知識，然后分類介紹;在講授漢語知識時還需要要把各類知識融會貫通到課堂教學當中。當前有關介紹中國文化的教材也逐漸增多，教學中可選擇的教材范圍也比過去多很多，在選用教材時應該堅持因材施教原則，在進行課堂教學時，可以在視聽說課里把相關文化知識直觀地、動態地表現出來，讓外國學生在語境中學習到地道的文化。當然，要讓外國學生多體驗到生動的中國文化在漢語學習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可根據學生需求特點，開設多種讓學生感興趣的文化課供學生選修;可根據不同階段開設比如像書法，繪畫，中國古典音樂欣賞等課程，力求多樣性;在選修的同時提高學習興趣，在文化語境中潛移默化地理解所學知識，加深知識印象。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想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傳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國際漢語教師作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同時也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事這項事業。讓他們不斷的學習和接受新知識，學習對外漢語教學理論和教學法，走出國門，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