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海外利益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根據麥肯錫的一項研究數據表明，過去的20年里，中國有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因此，總結和研究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案例的經驗教訓，將會對未來中國企業更好、更快進行海外并購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一、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中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戰略規劃的誤區

(1)不太注重長期觀察和研究。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最大的軟肋就是缺乏長遠的思維，即沒有科學地進行海外并購的長期研究和調查。大部分的海外并購都是在獲知某企業希望出售資產的時候而進行的突擊性并購。因此，并購從一開始就缺乏考量，失敗往往也是注定的。

(2)忽視企業核心競爭力。許多中國企業都是希望通過并購獲得一些關鍵技術，而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性并購思維在海外并購中難以得到充分的表現，并購后才發現，這些技術在這個行業中都過時了。最終，不但沒有能夠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反而落后于行業標準。

(3)對整體風險的評價不足。海外并購毫無疑問存在著巨大的風險，正確衡量和評價風險，在海外并購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而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這方面經驗是非常欠缺的。當前在理論上較多強調海外并購的優勢、時機和必要性，而較少涉及海外并購中風險的大小和后果，這就導致了許多剛參加海外并購的企業傾向于單方面思考如何成功，而忽略了海外并購會為自身帶來的風險。

2.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執行過程中的失誤

(1)忽視相關者的利益歸屬。海外并購在本質上是對與目標企業相關者利益的重新調整。包括管理層、員工、客戶、政府、工會等。所以，能不能合理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將會是海外并購能否完成的關鍵因素。在上海汽車收購韓國雙龍汽車案中，正是由于沒有積極面對工會的要求，沒有能夠妥善的解決其利益問題，造成了上海汽車公司在這次海外并購上的巨額虧損。

(2)支付手段和并購方式單一。中國企業偏愛以“現金為王”的思路進行海外并購，而海外并購在支付手段上是可以多種多樣的，而采取何種并購方式也是可以有所變化的。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并購多采取換股的方式進行，或者是利用資本市場進行支付。較少采取現金支付的方式，因為現金支付，特別是金額巨大的，非常容易造成企業在收購后現金流周轉不暢通，從而導致并購后期生產和管理的混亂。另外，在海外并購方式上有橫向并購，縱向并購，混合并購，財務性并購，戰略性并購。不同的并購方式對應了不同的并購目的，一個企業能否合理有效的采取不同的并購方式不斷的壯大自己的規模和實力，是一個企業能否躋身世界級企業的標準之一。縱觀國內的企業，大部分都是采取橫向或者縱向并購，即大部分都是為了完善自身產業鏈，而在其他的并購方式上少有嘗試。

(3)無法有效利用國際并購規則。海外并購是一項過程復雜的工程，重要問題之一是對國際上并購規則的充分了解和運用。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國際上認可的并購規則和約定俗成的條約，從而在并購中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是中國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在2009年的中鋁收購力拓案中，由于中鋁在并購條約中將違約金定的太低，同時，將回復時期給予的過長，導致了力拓公司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去和其他的競爭對手討價還價，也能以較低的成本規避掉違約的風險，最終使中國鋁業集團的并購計劃付諸東流，這是非常重要的教訓，在國際的并購戰上，給目標企業太多的空間，意味著壓縮了自己的主動權。另外，能否熟悉目標企業本國關于并購的政策和法律，也是并購方占據有利地位的重要方式。

(4)缺少自己的專業并購隊伍。一個專業的并購團隊是并購能否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證。從國內的現狀來看，中國非常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和能夠負責跨國并購的專業公司。幾乎所有與海外并購相關的咨詢業務和中介業務都是交由國外的中介機構完成的。

3.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后整合中出現的問題

(1)缺乏清晰持續的整合計劃和有效的溝通交流。在任何一起并購案的后期整合將是決定并購效果的核心因素。現階段值得收購的企業大部分處在西方文化的國家，而中國是一個傳統的東方文化國家，不論是在管理理念上還是在社會文化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如何整合收購企業和被收購企業的人員、業務和市場？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在成功收購目標企業之后的棘手問題。從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過程看，整合工作及其能力都是薄弱環節，常常缺乏清晰和能夠持續進行的整合方案。早期的TCL海外并購之路，屢屢因為無法處理好被收購企業的內部人員管理問題，導致預期的并購目標無法達到，反而使TCL集團陷入了危機。而溝通交流能力是整合實力的重要標準之一。能否恰當有效的與不同文化和不同管理模式的企業進行交流，實際上就是能否有效對并購的目標企業展開整合。

(2)難以進行準確的績效評估。績效評估是整合效果的評價標準，一般國際上使用賬面價值作為評價的標準，這些標準要求市場發達，會計準則一 致。中國現在的市場仍然不夠完善，會計準則與國際上也存在差異，所以，僅僅依靠賬面價值來評估海外并購是不合理的。另外，不同的并購目的，是不應該采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也正是這些原因，在國際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或者評價體系，適用于所有的海外并購。這不論是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是瓶頸。因此，中國企業需要制定出一套相對合理有效的評價標準，為中國企業每一次的海外并購提供理論依據和方向指導，這樣才能使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之路走的長遠和堅實。

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對策

海外并購是一種戰略互動活動，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行為，它是一個多階段的復雜價值分配和創造的過程，它不僅關乎企業也關乎國家發展。針對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上出現的問題和失誤，筆者在此提出一些如下建議：

1.戰略性原則

戰略性并購已成為當下海外并購的主流方式，相信也是將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海外并購思路。因此，為了和國際接軌，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中一定要具備長遠的戰略性思維，一般來說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并購目標的篩選和調查，建立相關檔案，并進行持續跟蹤調查和對其資產、債務及管理進行風險評估。

(2)了解當地政策、法律的相關并購規定，為后期的并購流程和方式的選擇提供依據。

2.低調務實性原則

該原則對于央企的海外并購尤為重要。由于企業的特殊背景，大型的央企進行海外并購，往往會遭遇到帶“政治色彩的阻撓”。央企作為國民經濟支柱，要成為優秀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是必然之路。對于央企來說最好減少在并購中的“拋頭露臉”，嘗試尋求合作伙伴或者“中間人”。筆者認為央企可以通過控股某些私有投資公司，間接進行海外并購，也可以通過聯合其他有海外并購意圖的私有企業，為其提供服務、技術或者資金，幫助其完成海外并購，最終達到聯合收購的效果。

3.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能夠經常在海外并購的競爭中取得勝利的企業，背后無一不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美國、歐洲等這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促進本國企業積極參與海外并購，都制定了詳細有效的法律。中國在這方面的摸索才剛剛起步，“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政府以及各產業行業政策明確規定要將企業的并購重組作為發展壯大國內企業的重要手段。但是，這些還不能夠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提供充足的幫助和支持，重要的是應根據國際企業發展的態勢不斷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4.提高交流溝通的能力

在海外并購中，進行有效的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1)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利益關系，保證并購的順利。交流的出發點都是利益問題，所以，正確處理各方面的利益將是一次有效對話的出發點。在吉利并購案中，吉利很好的解決了這一難題，他們重視與工會的溝通，每次訪問哥德堡都與工會負責人見面，解答他們的疑問，成功地把工會變成了公司建設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敵對勢力。

(2)嘗試與目標企業進行交流，試探對方意圖，考察被收購方的意愿。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很多國內企業在準備工作上往往缺失了這一環節。

5.積極培養核心人才

中國企業往往是雇傭國際上的中介或者咨詢機構來擔任并購案中在主要規劃和執行人的，這樣的做法往往受制于人了。缺乏自己的核心人才，沒有自己的專業并購團隊是中國企業無法順利參與海外并購的關鍵原因。

通用電氣公司（GE），在海外并購上創造眾多的記錄，根源就是GE 擁有一支專業的并購團隊。除有200多人專門從事尋找收購機會的工作以外，集團的每個領導每天早上上班時主要的工作就是思考有哪些潛在的交易機會。也正是因此，GE才能夠在過去十年里成功完成總共400多項收購。因此，為將來我國企業能夠在海外并購戰中走的更加穩健，也為了能夠不斷的提高中國企業并購的戰略規劃能力，政府和企業都應及時加大海外并購專業人才和機構的培養工作。

6.制定完善的整合計劃

所謂并購整合其實是并購雙方對各自的生產管理要素進行交換或者重新分配，以求達到一個可以被雙方企業都接受的新生產管理體系，保證整體的規模、效益和成長能力進一步增長。顯而易見并購整合的工作量大、內容多，沒有計劃是很難成功的。

從中國企業的并購過程來看，提前制定詳細整合計劃的企業較少。但是，在通用電器公司的并購，都是提前制訂詳細的整合計劃，這不僅有利于并購整合的順利推進，還可以有助于商談，關鍵的是可以將后期整合可能面臨的風險提前做好應對方案。所以，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中，可以將后期才開始的整合計劃提前在并購過程中就開始制定，提高后期整合的成功率。

7.重在高新制造，兼顧均衡發展

現階段，中國企業進行的海外并購集中在資源和能源行業。但是，從發展的趨勢看這種并購的行業取向無法長久下去，在這個信息化和工業化高度結合的時代，高新制造業才是工業化深度發展的強大動力。而通過海外并購是獲得最新的技術或者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徑，為中國的企業做大做強提供支持。綜合來看，中國企業如果要在未來獲得更大的海外并購成功，同時，也為了海外并購更好的服務于中國經濟，必須逐步從以能源資源行業為主的并購取向，轉移到以高新制造業為主，均衡發展的并購之路上。

參考文獻:

[1] ]姚文敏: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企業海外并購戰略研究[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23):107-108.

[2]王謙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行為研究綜述 [J].現代商業. 2009，(11)：151-152.

[3]張 穎:基于跨國公司經驗的中央企業海外并購戰略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完成時間：2009.6.1.

[4]魏 瑞: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動因分析 [J].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9，(6)：96-97.

[5]蓋方明: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研究[D].天津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完成時間：2009.5.1.

[6]李 琳: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策略研究[D].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完成時間：2010.5.

[7]李 峰 劉尚亮: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淺析 [J].企業管理.2009,(6):78-80.

[8]張 欣: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模式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完成時間:2011.5.

篇（2）

Abstract：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are subtle and concern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sentences and word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tones of the political articles should be very firm， and their contents should be very concise so that they are suitable to the political occasions.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so as to avoid ambiguity or the damage of the benefit 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rticles from th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aspects.

Key words： political articl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1.引 言

在翻譯原則中我們提倡“忠實于原文”， 即嚴復所提“信”，嚴復認為： 譯文要從全文要旨出發， 對于詞句可以有所顛倒增減， 只要不失原意， 不必斤斤計較詞句的對應和順序。對此， 筆者針對政論文的特點， 從文體、功能對等兩方面進行討論。

2.文體特點

眾所周知，英漢表達方式不同， 為了不破壞原文的意思， 使譯文更加通順， 符合目標語言的特點， 使讀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我們應運用恰當的翻譯技巧， 以求忠實與原文。在政論文中， 由于政論文使用的場合較為嚴肅、語氣強烈、口吻鄭重， 有時涉及的話題甚至于敏感， 因此政論文翻譯必須考慮它本身的語體特點且要多加推敲， 力求文章簡潔， 同時政論文的翻譯要準確， 與原文內容一致。如：從長遠看， 亞太地區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區。只要各國、各地區同舟共濟， 攜手合作， 克服困難， 亞太地區必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譯成：It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f all the countries pull together in time of trou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這一段政論性文中， 其文體特點就是簡潔、嚴肅、微妙，所以在翻譯時既要避免使用冗長的語句， 一一對應地翻譯， 也要避免辭藻過于華麗。用“pull together”表現了原文中的同舟共濟， 攜手合作， 有其豐富的暗含。如果“同舟共濟， 攜手合作”譯為“in the same boat ”and “cooperate”， 那就只是的形式生搬硬套， 并未領會原文的意旨， 就會使譯文單調沒有韻味， 整個語句就是大白話， 失去了政論的意味， 沒有了政論文堅定的語氣。因此也就不符合政論文體的特點。

3.功能對等

奈達認為， 功能對等翻譯是以讀者為主的翻譯。翻譯就是要在接受語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現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視意義， 然后是風格。如果我們翻譯的文章被讀者閱讀之后， 產生了與原文讀者不同的心理反映和理解， 那文章的翻譯就是失敗的， 家沒有達到忠實于原文的效果。政論文多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以及正式性。這就要求我們要和對方在心理反映和理解方面相似即功能對等， 只有這樣才有助于我們同世界更好地交流、交往與合作， 從而更好地發展自己。例：I know American wants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 know Americans want progress. And we must seized this moment and deliver.我們知道美國希望和平統一。我知道美國人民希望進步。因此我們必須把握現在這個時機并付諸實踐。譯文中， “付諸實踐”這一短語將“deliver”表現得很充分， 很具有深遠意義。這里深層次的要表達說話者堅定的決心和強烈的號召，如果譯為“努力去實現”， 就使文章太過于通俗化，就無法表現出說話者內在的決心，也就起不到號召呼吁的作用了，就無法達到功能對等。因此用“付諸實踐”進一步使譯文達到功能對等， 即原文讀者與譯文讀者心理反映相似。

4.總結

本文就政論文翻譯從文體、功能對等兩方面進行初步探討。政論文在文體上講究嚴謹，正式，甚至在用詞上謹小慎微，翻譯時要注重目的語接受者反應，因此在翻譯時不可隨便大眾化，要全方位考慮接受者反應。

參考文獻：

[1]范仲英. 實用翻譯教程[M ].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3.

篇（3）

中圖分類號：G25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1-0067-03

技術決定論者堅信傳播技術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深刻改變[1]。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正沖擊著傳統媒體的許多方面。作為傳統媒體的一種，印刷版中國科技期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科技期刊發展在許多環節進行了各種積極嘗試及措施以應對網絡的深刻影響，并正在發生著各種發展轉變。

一、對科技期刊傳統稿件處理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中國科技期刊在網絡應用及普及前，對稿件的投稿、審稿、退修、編校等環節均在紙質稿件上進行，并通過郵局郵寄方式聯系，費時費力。

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后，網絡的運用逐漸推廣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發展和普及，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學術期刊稿件的處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斷發生改變。

在21世紀初，有期刊就開始嘗試通過網絡，利用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與作者、專家進行稿件的傳送，一定程度上縮短了稿件的處理時程；之后，逐漸出現專業的開發軟件公司，制作并推廣使用期刊網絡采編系統。

該系統借助互聯網技術構建期刊門戶網站和期刊采編業務集成化信息平臺，將在線投稿、查詢和在線審稿、流程監控等采編業務整合在一個系統平臺上，以實現傳統平面期刊的數字化存儲、網絡化傳播和個性化利用的目標[2]。

目前采用稿件采編系統的期刊已較為普遍，這種方式易于實時查閱稿件處理進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編流程的效率，有效縮短論文編審及發表時滯[3]。

二、對科技期刊編輯策略及傳統印刷出版方式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互聯網不受地域、時間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動選擇等優點，正在深刻影響著科研工作者查閱文獻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獲取科研學術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網絡搜索引擎或各種專業數據庫，主動檢索并查閱所需內容。科技期刊編輯必須積極改進并提升編輯策略，以應對這種轉變。如對網絡檢索頻率較高的關鍵詞、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編修中不斷提升其關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關單篇文獻，提升論文的傳播效果[4]。

同時，網絡普及也促使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發生著深刻轉變。由于網絡的即時快捷，可避免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發排、印刷裝訂等過程延擱。為了使科研論文及時與傳播，現今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處于印刷版期刊與數字出版并存的階段，并逐漸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數字出版的未來。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傳統印刷版期刊的同時，自建期刊網站，應用網絡即時論文，隨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國上網期刊已有6000余種[5，6]。也有利用網絡平臺，建立網絡數字化期刊或論文平臺。自20世紀末以來，開放存取（Open Access，簡稱OA）這種全新的學術論文傳播模式大規模興起，促進了學術期刊的網絡化發展，我國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也取得長足發展[7-8]。如中國科研界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中國科技論文在線（http：），即通過網絡即時來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領域的電子版論文，并逐漸開始嘗試同時也出版紙質期刊。

此外，優先數字出版也是一種迅速發展并得到認可的科技期刊網絡化數字出版模式。這是以印刷版期刊錄用稿件為出版內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數字期刊。目前大多數期刊選用的優先出版模式是錄用并完成編修的經編輯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單篇論文為單位出版。目前，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術期刊都有優先數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創辦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國內期刊大多采用中國知網平臺進行優先出版。這種即時發行且靈活的出版方式，節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時間、排版印刷時間、郵發郵寄時間、圖書館編目上架時間，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與讀者見面[9-12]。這些不同的網絡數字化出版方式，順應了科研工作者在網絡上查閱信息并閱讀的現狀，也便于利用互聯網通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向讀者主動推薦、推送，有力促進了期刊論文影響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監督的發展轉變

隨著網絡應用及對期刊出版方式的影響，逐漸出現了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關法規制度等方面的新問題，并進一步產生了大討論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聯網普及之前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僅在答辯后收藏于學位授予單位和相關圖書館，學術期刊和司法界都將之視為未公開發表。因此，國內外學術期刊傳統上并未將學位論文內容再次發表認定為重復發表。但近年來，隨著網絡出版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知網等數據庫建立了碩博士學位論文庫，讀者可以檢索并閱讀全文，這一傳統認識已受到挑戰。張小強等[18]認為學位論文被收錄進網絡數據庫屬于正式出版——網絡出版。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統一法規或規范，但中國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編輯工作者，已對其學位論文內容的研究論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絕。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碩博士研究生對此不能理解，或產生不滿而抱怨甚至責問期刊編輯部，或者對畢業時學校要求上傳電子版學位論文并網絡產生抵觸情緒，但為了順利畢業而委曲求全并被動放棄投稿期刊。這些均對科研工作者的情緒、工作熱情等產生了負面影響。

因此，中國科技期刊及相關各方均急需重視并積極應對這一系列的新變化。如完善規范制度和機制，形成共識，達到有據可行，避免混亂；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畢業論文電子版全文，故是否應全面考慮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畢業論文摘要或應有自主決定權提供全文，或數據庫按研究生論文下載支付給研究生費用等措施，以期達到互利共贏。這些均需進一步深思并轉變。網絡普及在提升中國科技期刊所刊發論文質量方面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網絡數據庫檢索的廣泛性及文獻不端檢索軟件的應用，均有效避免了刊發抄襲、文字復制等不端行為，保證期刊的原創性和首發性，提升了期刊論文質量和傳播效果。

四、中國科技期刊利用網絡不斷提升國際傳播和影響力并有望促進學術交流

利用網絡的無地域、時間限制的優勢，中國科技期刊特別是占主要份額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國際化之路并減少知識產權外流，是一個有利時機，必須積極利用互聯網，尋求走出國門的方法和途徑。

目前僑居海外的華裔科學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近三十年來遷往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發達國家的新時期移民逐步增長，這一時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學歷或為技術移民。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推進中國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國際化進程，可為遍布全球的華僑華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閱和了解中國科研成果的機會，也利于增進國際化傳播。

中國知網數據庫正在積極探索將中國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積極推進。此外，科技期刊也應進一步開拓各種方式，在國際范圍內拓展更廣泛的讀者、作者和審稿專家。如高校科技期刊應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國際間校際交流和科研合作優勢，將其科技期刊網站在對方院校或研究單位的互聯網站上建立廣泛鏈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編委等，在其名片、電子郵件末尾簽名處或博客主頁等，標注上相應中文科技期刊的網址等，通過其與其他科學家交流或參會等機會，便可以使中國科技期刊得到積極推介，并逐步擴大國際傳播及影響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過500家的大型海外機構用戶通過互聯網使用中文期刊，中國的傳統期刊在通過互聯網發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國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圖書館、多倫多公共圖書館等海外大型圖書館的借閱者們，可通過互聯網閱讀到了中國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國科技期刊也已擁有國際編委或審稿專家，正是利用了網絡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也促進了期刊的國際化進程。

隨著中國科技期刊通過互聯網的這種廣泛傳播，也將對國內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產生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國內科技期刊以這種方式走出國門，特別對不容易收錄入以英文為主的SCI等國際知名數據庫的中文版期刊，通過利用網絡的各種方式推介，將極大促進中國科研成果的傳播，并為世界各地掌握漢語或以漢語為母語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提供一個了解中國科研發展的窗口。在增進國際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國科研成果及期刊發展的同時，也必將吸引更多海外華裔科學家將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寫，并投往中國科技期刊，從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與期刊發展共贏的良性循環。隨著其在國外推廣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對國內科技期刊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推動；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華裔或他國的科研工作者通過閱讀相關文獻，開辟并尋找更多與國內同行的相互合作與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還應進一步重視并提升論文的英文摘要的編輯加工和規范，為不掌握漢語的國際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國科研進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傳播科研成果的同時，也將進一步發揮其促進交流的作用，這也順應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到中國聲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領域購買國外試劑、儀器而將科研論文成果發表在國外英文期刊的“兩頭在外”的弊端。中國科學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學者建議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重視中國科技期刊發展，改革舊有的片面追求SCI評價體系的獎勵和職稱評定體系，對國內外期刊一視同仁，承認中國期刊和國際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雙重標準。在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隨著互聯網的深刻影響及積極應對轉變的進程中，這些無疑又將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要堅持世界一流和國家需求方向，要關注科學前沿和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好國內期刊和國際期刊的關系，充分認識到中國科技期刊是國際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這個平臺，并采取各種應對方式，不斷轉變思路和運營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獻品牌體系及學術期刊評價的國際話語權。目前，利用網絡平臺，將以往小而散的期刊進行整合并實現集約化發展，也是目前中國科技期刊發展的又一個趨勢，并正在不斷發展。這必將使中國科技期刊經歷深遠而有歷史意義的發展階段，更高效地發揮科研成果的傳播作用。

參考文獻：

[1] （美）斯坦利?巴蘭，（美）丹尼斯?戴維斯著.曹書樂譯.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 張科，王景發.期刊網絡采編系統研發及系統功能分析[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8（4）.

[3] ，韓錕，游蘇寧.采用稿件網絡采編系統對期刊時滯的影響——以《中華神經科雜志》為例[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0（2）.

[4] 國榮，邱芬，胡愛玲.重視呈現度和發展機遇：提升高校科技學術期刊的影響力[J].編輯學報，2011（6）.

[5] 劉虓，馮金東，劉飚.我國科技期刊的網站建設調查[J].編輯學報，2006（S1）.

[6] 張宜軍，楊中啟.我國科技期刊數字化現狀及發展[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12（3）.

[7] 李若溪，黃穎，歐紅葉等.國際學術出版開放式訪問（OA）：實踐與前沿問題研究進展[J].編輯學報，2006（3）.

[8] 曾湘瓊.學術信息開放存取模式運行機制與前景探析[J].情報科學，2006（2）.

[9] 陳海燕，盧有泉.優先數字出版：學術期刊面臨的新浪潮[J].編輯之友，2011（3）.

[10] 鄭丹.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探究[J].今傳媒，2011（7）.

[11] 鄭愛蓮，任玉欣，張曉曄.抓住機遇走網絡化出版之路[J].中國科技信息，2009（23）.

[12] 謝明俊.學術期刊數字化的版權保護問題再認識[J].出版廣角，2011（6）.

[13] 張小強，張蘋.學術期刊開放式訪問中的著作權問題及其對策[J].編輯學報，2009（1）.

[14] 張今.期刊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的版權困境與治理[J].出版發行研究，2011（3）.

[15] 施勇勤，張鳳杰.數字版權概念探析[J].中國出版，2012（5）.

[16] 施勇勤，張鳳杰，馬暢.數字版權保護技術的概念、類型及其在出版領域的應用[J].科技與出版，2012（3）.

篇（4）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按照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鄭和船隊）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宦官鄭和幾次出使。”[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厚往薄來”的胡蘿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參見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見萬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引自鈕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引自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篇（5）

文章編號：2095-5960（2016）06-0052-10；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但是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核心技術匱乏、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國企業的一個“軟肋”。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長期處于低端環節，在全球價值創造的分配中所得的份額較少。為了盡快擺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鎖定”狀態，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的引導下，許多中國企業開始了征戰海外的步伐，并將目標指向了在技術、品牌等優勢無形資源存量比較豐富的發達國家，以期通過并購海外的先進企業獲取境外優勢無形資源，實施技術和品牌等無形資源的優化提升戰略。

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持續活躍，2014年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等對外直接投資額高達1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14.2%，創下了歷史最高值。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仍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投資額累計達1900.8億美元①①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網站。網址：http：///article/tjsj/tjgb/201512/20151201223579.shtml。。從投資的區位來看，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加拿大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成了中國內地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從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技術與品牌等優勢無形資源聚集的制造業成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②②資料來源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賈鏡渝2015年11月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研究》。 。從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區位與行業投向不難看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帶有明顯的尋求專利技術、品牌商標和海外客戶資源等優勢無形資源的戰略企圖。[1]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并購理論主要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視角，對發達國家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順向投資行為從理論上進行了闡述。而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頻頻向發達經濟體進行的投資則被學者稱為逆向投資行為，在傳統的FDI理論和跨國并購理論未能對這種逆向跨國投資行為給予合理解釋的情況下，近年來中國企業持續活躍的海外并購實踐自然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動機，有的學者稱之為尋求“戰略資源”，有的學者則稱之為獲取“知識的逆向溢出效應”[2]，有的則把并購的類型定位于“技術獲取型海外并購”[3][4]，有的學者則稱并購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創造性資產”[5][6]。盡管學者們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動因在稱謂上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所指的基本上都是管理知識、先進技術等在知識經濟時代價值創造功能突顯的優勢無形資源。

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研究，目前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如何實現境外優勢無形資源向中國企業的轉移，研究的著眼點主要是知識等無形資源跨國轉移擴散的路徑與轉移效率等問題，而中國企業在獲取優勢無形資源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風險卻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化的步伐才剛剛開啟，國際化經營經驗不足、跨文化管理人才匱乏是中國企業普遍面臨的突出問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持續活躍的背后，卻是眾多中國企業在征戰海外過程中的屢屢受挫。為此，本文基于無形資源的特點及優勢無形資源跨國轉移擴散的規律，運用委托理論剖析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并提出治理問題與防范化解風險的治理機制，以期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視角，進一步促進跨國并購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并為中國企業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迪。

二、信息不對稱的嚴重性

委托理論認為，當一個人或一群人利益的實現、效用的提升需要雇傭他人來完成時，委托關系便會產生。其中雇傭其他人的人是委托人，而被雇傭的人則是人。由于人所追求的目標與委托人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人有可能做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與委托人的利益發生沖突，這就是所謂的問題。問題之所以會發生，其基本的前提是委托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即在接受委托實現委托人利益、提升委托人效用的過程中，人往往比委托人擁有信息方面的優勢，他們能夠利用自身所擁有的這種信息優勢，通過損害委托人的利益來為自身謀取利益。與國內并購相比，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面臨著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更為嚴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相距遙遠

并購雙方處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相距比較遙遠，中國企業了解目標企業的相關信息存在著一定的障礙。雖然隨著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跨越國界的溝通與交流比以往更加便利，但是能夠通過網絡渠道進行溝通與交流的大多是一些易于編碼與規范化的顯性知識，隱性程度較高的知識等無形資源卻難以通過網絡的渠道有效地進行傳輸，而這些隱默性較高的優勢無形資源恰恰是企業保持持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元素。

（二）語言文化的差異

在國際化的環境下，并購雙方具有不同的語言，要實現優勢無形資源的轉移，就需要將有價值的知識和信息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然而在翻譯時對有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往往難以準確界定，在對編碼后的語言進行解讀時也可能出現偏誤。另外，有些優勢無形資源是內嵌于特定的情境中的，離開了特定的情境，優勢無形資源就不會存在或其功能的發揮就會受到影響。由于并購雙方所在國的民族文化往往相差較大，而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企業文化也必然不同。因此，內嵌于一種民族文化或企業文化氛圍中的優勢無形資源，比如經營理念、運營模式等，與另一種民族文化或企業文化所形成的情境往往會 “不相兼容”。語言的不同會影響到并購雙方的溝通與交流，文化的差異增加了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對目標企業優勢無形資源的識別與判斷。

（三）政治體制與法律環境的不同

大多數無形資源尤其是價值創造功能突顯的優勢無形資源，其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往往具有適配性的特點。比如，優秀的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發揮，離不開當地政府人才引進相關配套政策的支撐，離不開國家對創新創業的鼓勵與資助。目標企業所在國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與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法制環境具有較大的差異，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如果不熟悉東道國的政治體制與法律環境，而僅僅著眼于目標企業的優勢無形資源，那么就會把優勢無形資源與支撐其功能發揮的機制人為地割裂開來，就不能對目標企業無形資源的價值創造功能作出客觀的評價。

（四）知識落差的存在

與優勢無形資源存量較多、質量較高的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在無形資源方面普遍處于弱勢地位，中外并購雙方存在一定的知識落差，而且在有些情況下這種知識落差還比較大。知識落差的存在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對海外目標企業優勢無形資源的判斷。比如，國外一項成熟和大眾化的技術可能會被中國企業認為是一項高精尖技術，在聘用海外人才時中國企業也可能難以對其能力做出客觀真實的評價。

三、委托關系的多重性

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除了具有一般企業所具有的委托關系外，還具有一些特定的委托關系，在獲取優勢元素資源的過程中涉及的委托關系層次較多，在最初委托人至最終的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較長的多環節跨國界委托鏈條，弱化了激勵約束機制的傳導功能。具體來說，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的過程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委托關系有如下幾個層次：

（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委托關系

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到海外進行并購是在國家戰略的指引下進行的，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以及國際信譽與地位的提升等國家宏觀戰略的實施，都需要借助于微觀層面的各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具體貫徹執行。因此，我們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委托人，而每一個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則是人，各個微觀企業海外投資的運作需要以政府的戰略為導向，同時，中國企業對海外目標企業的并購及整合情況則關系到國家戰略目標能否完成。從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來看，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主力軍①①資料來源于《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海外并購的大手筆也多出自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之手。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除了承擔著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任務外，在一定程度上還立足于國家整體利益，肩負著為我國經濟發展尋求戰略資源的使命。作為人的中國企業也可能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在海外并購過程中與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戰略定位發生偏離，與委托人的利益發生沖突。

（二）中國企業與海外子公司之間的委托關系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一般是通過收購的形式來實施的，并購交易完成后中國企業就成了一家跨國公司，而海外的目標企業就成為中國企業的海外子公司。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無形資源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需要借助于海外具有無形資源優勢的目標企業來完成。從促進優勢無形資源從國外向國內企業轉移這個角度來看，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是委托人，而海外的目標企業則是人。中國企業想獲取的是目標企業的優勢無形資源，而海外的目標企業可能會出于保持自身優勢的考慮，不愿意向中國企業轉移擴散自身所擁有的優勢無形資源，或者人為地放緩無形資源向中國企業轉移的速度，降低其轉移的效率。

（三）國內企業與外派人員之間的委托關系

海外并購交易完成之后，中國企業往往會將中國企業的人員外派到目標企業擔任管理人員。中國企業之所要外派一定數量的國內人員到海外企業，主要是出于兩個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國內母公司的總體戰略部署，從總體上協調并購雙方的經營與運作；另一方面是為了加強中外雙方人員的互動與交流，促進優勢無形資源跨國轉移擴散，提升轉移的速度與效率。[7]作為人的外派人員在具體執行國內委托企業戰略任務的過程中，可能會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或效用最優，做出有損國內企業利益的事情。如外派人員在海外進行過度的在職消費，故意夸大海外目標企業優勢無形資源轉移的難度，或為了能給自身留有更多的閑暇時間而消極應對優勢無形資源的跨國轉移。

（四）母子公司與其核心員工之間的關系

實現優勢無形資源向中國企業的跨國轉移，最終還是要由并購雙方企業的管理層或專業技術骨干來完成，也就是說，目標企業的管理層和業務技術骨干等核心員工既是海外優勢無形資源的主要載體，也是實現優勢無形資源跨國轉移的推動主體。國內母公司的管理層等核心人才則是知識等優勢無形資源的接受者與吸收主體。中外并購雙方企業與其各自的核心員工之間也存在著委托關系，作為方的知識轉移能力與吸收能力，以及其轉移與吸收的意愿等都會直接影響到優勢無形資源的跨國轉移擴散速度與效率。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委托的角度來看，除了國家和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所特有的委托關系外，在企業的微觀層面，在海外并購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過程中，多重委托關系的存在使中國企業形成了如下的跨越國界的委托鏈條：中國企業――企業管理層――海外目標企業――海外目標企業管理層――擁有優勢無形資源的核心員工。[8]

四、潛在的問題與風險隱患

根據委托理論，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委托人與人目標的不一致性。在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過程中，微觀層面中外雙方企業之間的并購，不僅會涉及雙方企業及員工的利益，而且還會觸及中國與東道國兩個國家的民族利益。多重委托關系的存在會使問題在表現形式上更加復雜，同時并購過程中存在的嚴重信息不對稱則會使問題的更為突出，進而會給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獲取優勢無形資源造成更多的障礙，使中國企業在海外征戰的過程中面臨著較多的風險隱患。盡管中國企業在出海并購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過程中存在著較長的委托鏈條，但對其存在的問題與潛在風險隱患，我們可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來進行剖析。

（一）并購之前的逆向選擇

并購之前的逆向選擇問題是不容忽視的，這種類型的問題會導致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與國家的宏觀戰略背道而馳，會給并購以后的整合以及優勢無形資源的獲取埋下風險隱患，造成事后難以彌補的災難性后果。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可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來闡述。

1.國家宏觀層面

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我國“走出去”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戰略天然地由各級政府部門來承擔，而政府中具體執行這項戰略任務的則是各級政府官員。國家為了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目標，往往會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投資區位、行業類別以及急需提升的無形資源種類等，站在國家宏觀全局的戰略高度來進行規劃。但是在選擇具體出海并購的企業時，作為具體負責審核出海并購事項的政府官員，可能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進行權力尋租，批準本來不具備并購實力或不符合政策扶持條件的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或者將符合條件的中國企業拒之門外；政府官員還可能存在“偷懶”等行政不作為現象，使中國企業錯過并購海外目標企業的最佳時機。[9]政府官員的問題還會造成國家外匯資源以及金融資源的配置發生扭曲，使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失效，進而導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實踐與政策導向發生偏離，人為地增加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尋求優勢無形資源的風險。

為了快速提升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往往把目光投向專利技術和品牌商標等優勢無形資源存量豐富的經濟發達國家。然而從東道國的角度來看，微觀層面上中國企業通過市場化行為旨在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海外并購，有時會被東道國政府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上去審視。為了使本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持續保持優勢，或出于國家政治利益的考量，東道國有對優勢無形資源進行壟斷的動機和傾向，其對中國企業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跨國并購活動設置重重障礙，使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面臨較大的政治壁壘。比如華為公司在2008年和2010年曾先后發起對美國3Com和3Leaf System兩家高科技公司的并購，均被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以涉及美國的國家安全為由而否決。[10]

2.并購企業微觀層面

在并購海外目標企業之前，中國企業一般要對目標企業進行盡職調查，或者委托第三方進行調查評估。在對東道國及目標企業進行考察時，中國企業的管理層可能會出現 “偷懶”現象，對考察不夠重視，走馬觀花甚至敷衍了事，或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而不能慎重地選擇對目標企業進行評估的第三方。中國企業的管理層在并購之前進行調查時如果不能做到盡職盡責，不但事前會對潛在的并購目標及其無形資源的狀況做出錯誤的評估，把本來在無形資源方面不具備優勢的海外企業作為并購對象，而讓中國企業與在無形資源方面與自身匹配的海外企業擦肩而過，而且也不能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法律風險以及文化整合風險等進行正確的預測與判斷，風險防范預案的制訂也就更無從談起。

以往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在選擇對外投資的區位時，有向政治風險高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沖動[11]，對東道國較高的政治風險不是很敏感。[12]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之所以愿意承擔較高的政治風險，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如果通過海外并購順利地實現了優勢無形資源轉移的目標，獲得較高的收益，那么管理層就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一旦投資失敗則可以盡可能地把失敗歸因于自身無法化解的客觀政治風險。中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也可能會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或者出于加強對海外目標企業掌控的考慮，在外派人員的選擇上不是唯才是舉，而是任人唯親，把本來不具備海外經驗與跨國管理能力的“自己人”派往國外，進而使中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獲取無形資源目標的實現受到嚴重影響。

（二）并購之后的道德風險

并購交易完成之后，中國企業僅是從產權形式上擁有了對海外目標企業的控制權，控制權的擁有并不等于已經完成了對海外優勢無形資源的吸收與消化。從委托的角度來講，在促進優勢無形資源從海外向國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在宏觀與微觀層面上都面臨著較大的道德風險。

1.國家宏觀層面

一方面，在全球貿易往來中，代表國家與世界各國進行談判的是政府部門的各級官員，政府官員往往比中國企業的管理層更了解東道國的政治法律環境以及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因此，由政府部門向企業提供東道國宏觀層面的信息有利于中國企業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并購往往會涉及兩個國家的利益，當中國企業在海外與東道國政府進行交涉時，面對東道國政府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企業處于不對等的弱劣地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需要本國政府官員以國家人的身份與東道國政府進行談判，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中國企業的利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獲取優勢無形資源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僅僅依靠中國企業在微觀層面“走出去”是不夠的，國家和政府還需要在資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提供持續的保障機制。站在貫徹執行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看，為本國企業提供海外東道國宏觀戰略層面的信息，加強與東道國溝通與交流，增進雙方政府間的互信，為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搭建良好的平臺，創造寬松的環境，理應成為國家和政府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然而作為國家政府部門人的政府官員可能會出現 “偷懶”等不作為的現象，使中國企業在尋求優勢無形資源的海外征戰中處于被動的地位，在遭遇政治風險時束手無策甚至無能為力。

2.企業微觀層面

在海外并購的過程中，由于中外并購雙方在地理距離、文化距離以及制度距離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中國企業的管理層要想對海外目標企業以及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管，在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中國企業對人的監控面臨著較高的成本，當監管的成本和由此而帶來的收益相比得不償失時，中國企業對海外子公司及其管理層的監控會弱化，進而導致并購雙方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進一步加劇，使境外目標企業出現內部人控制的傾向，為人獲取更大的私人利益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間，使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的過程中產生更為嚴重的問題。

被外派到海外目標企業的管理人員也可能存在嚴重的問題。由于海外的優勢無形資源往往內嵌于特定的環境之中，且主要以企業的關鍵人才等人力資本為載體，因此，要想實現優勢無形資源向中國企業的順利轉移，并購之后保留目標企業的核心技術及管理人才至關重要。但是中國企業的外派管理人員一方面可能難以識別哪些人員是核心人才，另一方面即使能夠識別核心人才，也可能不會或不愿花費較高的代價去留住人才。然而目標企業的關鍵人才一旦流失，目標企業對優勢無形資源轉移能力就會降低，原來的優勢無形資源也有可能會隨之消失，中國企業尋求優勢無形資源的海外并購動機自然也難以實現。

被中國企業并購后，海外目標企業的核心關鍵人才也會心存擔憂，他們擔心一旦將自身所擁有的技術訣竅、管理知識等優勢無形資源毫無保留地轉移給中國企業，那么他們在企業中的重要性就會降低，他們會面臨著更大的來自潛在競爭對手的壓力，因此，目標企業核心人才存在著保留優勢無形資源的主觀意愿，這勢必影響到目標企業對優勢無形資源的轉移能力。另外，一些目標企業員工可能會有較強的民族情結，他們會消極對待中國企業獲取其優勢無形資源的并購行為，有的甚至還會產生抵觸的情緒，給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人為地設置一些障礙。如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汽車案例，韓國雙龍汽車工會在強烈的民族情結的作用下，先后舉行了兩次防止韓國汽車制造技術外流的“玉碎罷工”，最終使上汽集團獲取韓國先進汽車生產技術的海外并購以失敗而告終。[13]

五、治理問題的激勵約束機制

鑒于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面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的實際情況，以及并購前后在宏觀與微觀層面潛在的問題和風險隱患，基于委托理論，本文認為中國政府與企業應該從信息溝通機制的建立、激勵機制的完善與約束機制的強化三個方面著手來構建海外并購風險防范與化解的治理機制。[14][15]

（一）暢通信息溝通機制

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加強中外雙方的信息交流。在宏觀層面國家除了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政策指導以外，還應注重搜集東道政治、經濟、文化與法律等方面的相關信息，成立專業的信息服務機構，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信息化平臺；建立良好的運營工作機制，對無形資源數量較多、質量較高的發達國家持續跟進調查，及時掌握這些國家無形資源優化升級方面的最新進展；建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數據庫，以“大數據”產業的發展為依托加強信息共享工作，降低單個企業搜集信息的成本，對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活動進行及時的引導，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幫助中國企業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從源頭上消除問題。

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可成立專門負責并購的部門或組織，把搜集并購信息的工作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在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平臺的基礎上，切實做好海外并購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并購之前可根據擬獲取的無形資源的種類，對東道國目標企業專利技術等無形資源的狀況進行跟蹤調查。無形資源尤其是隱默性較高的優勢無形資源的跨國轉移擴散，離不開并購雙方的溝通與交流。因此，交易完成之后，中國企業可建立促進雙方加強信息交流的機制和平臺，以互利雙贏的原則為前提，通過信息的交流使中外雙方增進了解，增強互信，構筑默契合作的良好氛圍，為優勢無形資源的獲取奠定的基礎。

（二）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

鑒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委托關系的多重性，本文認為應該從國家與企業兩個層面對問題進行治理，從協調人與委托人目標的角度出發，對中國企業獲取優勢無形資源面臨的風險進行防范與化解。

在國家宏觀層面，我國政府應進一步明確各級官員的職責和工作目標，從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海外并購的審批到東道國信息的搜集，都要制定可量化的考核指標，加強對政府官員的考核與綜合評比，通過考核評比把辦事效率高、工作能力強人員選拔到領導干部崗位上來。同時我國可進一步推進公務員薪酬管理辦法改革，除了在職務晉升等政治待遇方面對政府官員進行激勵外，還可運用經濟的手段促進作為政府官員的人與國家的利益相一致。

在并購企業的微觀層面，盡管優勢無形資源價值創造功能的發揮最終都會在企業的經營績效上顯現出來，但是由于優勢無形資源的形成一般需要經過長期的積淀，其價值創造功能的發揮也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中國企業在對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考核時，就不能僅僅以業績尤其是短期業績為依據，而應綜合考察這些人在轉移與吸收優勢無形資源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在激勵方式的選擇上應以整個企業的長期績效為導向，把并購后目標企業核心人才的留存率、中國企業獲得專利的數量、雙方交流機制與平臺的構建等作為考核的具體指標，通過問卷調查、專題訪談等方式，在對管理層促進優勢無形資源轉移的種種努力及效果予以量化的基礎上，使考核激勵機制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戰略目標相匹配。此外，外派人員的外派期限也不能太短，期限太短會使作為人的外派人員產生短期行為，不利于優勢無形資源的轉移擴散，同時在對外派人員的激勵方式設計上，應把回國后職位的妥善安排、職位的晉升與外派期間股票期權等薪酬的設計有機結合起來，使外派人員既能看到未來職業發展的空間，也能切實地感受到自身的努力工作在經濟上獲得的回報。

（三）切實強化監督約束機制

國家下一步反腐的重點要向國際化經營領域進行延伸，加強與東道國及國際組織的反腐合作，在對權力尋租行為進行重拳出擊的同時，要對政府官員的行政不作為問題重點進行整治，強力打造廉潔自律、勤勉盡責的良好社會氛圍。在用持續高壓反腐的態勢打造“不敢腐”政治環境的同時，還應借助于現代通訊與信息技術，改進對政府官員以及企事業單位跟蹤監控的方式，降低政府部門對各級人的監督成本，構造與激勵機制相容的約束機制，增強政府部門官員履行職責的透明度，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使行政不作為及時得到問責與糾正。另外，對政府官員以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活動的監督還可以借助媒體的力量，通過加強與東道國媒體的合作，進一步改進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信息披露的質量與及時性，強化對國際問題的監督與治理。

在這個鏈條上一旦其中的某一個環節出現功能錯位，就會使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目標的實現受到影響。因此，在監督約束機制的構建上，首先中國企業應該根據東道國的政治法律環境以及文化特點、海外目標企業的規模以及無形資源的狀況，通過有針對性地設計公司治理的框架，在委托鏈條上每個委托人與人之間，建立完善的委托功能傳導機制，以進一步強化內部監督約束機制。比如，在東道國資本市場比較發達與完善且目標企業規模較大的情況下，可以在目標企業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架構。如果東道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且目標企業規模也較小，那么可以通過中國企業的董事會來強化對目標企業的治理。其次，由于優勢無形資源的積淀具有長期性，在跨國轉移擴散的過程中吸收與消化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各級委托人對人監督與考核要兼顧過程與結果兩個方面。所謂過程就是人在促進優勢無形資源轉移過程中工作努力的程度，而結果則是中國企業通過對優勢無形資源的吸收而獲取的長期績效。在監控過程中兼顧過程與結果則有利于對人的行為做出客觀的評價。最后，要在科學合理地界定委托人與人職責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委托契約的完善性，加大對逆向選擇問題與道德風險的懲處力度，對由人主觀原因所形成的風險和由此而造成的損失，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認真落實損失賠償措施，加大人違約的成本。

六、結束語

為了解決自身優勢無形資源存量不多、質量不高的問題，盡快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一大批中國企業通過并購發達國家先進企業的“出海”方式，開始了海外尋求優勢無形資源的步伐。然而在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過程中，存在著多重的委托關系，中國企業在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跨越國界的委托的鏈條；與國內并購相比，中國企業獲取優勢無形資源的海外并購還面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多重的委托關系、較長的委托鏈條更易引發問題，而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則使出海并購的中國企業面臨著較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風險隱患。

委托人與人所追求目標的不一致性是問題產生的主觀原因，而信息不對稱則是問題產生的前提與條件。從委托的角度來講，為了避免各級人背離中國企業獲取優勢資源的目標，一方面，中國政府與企業應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建立暢通的信息溝通機制，盡可能降低中外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降低對人的監控成本，為建立激勵與約束相容的機制奠定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應根據無形資源的特點、跨國轉移擴散的規律和發揮作用機制，在構建各級人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時，還應把過程考核與結果考核有機地結合起來，進一步優化海外目標企業的治理模式，在跨國委托鏈條上構建有效的功能傳導機制，充分發揮激勵機制的作用，有效地降低成本，切實防范與化解并購中存在的風險。

參考文獻：

[1]賈鏡渝.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研究[D].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2]謝運. 跨國并購與知識擴散[D]. 西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3]費佳婕. 中國技術獲取型海外并購知識整合與創新績效研究[D]. 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4]嬋. 中國OEM企業海外技術獲取型并購的路徑研究[D]. 寧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5]劉明霞. 創造性資產尋求型FDI：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新趨勢和新挑戰[J]. 財貿經濟，2009（4）：83-87.

[6]陳曉靜. 基于海外并購過程的我國企業創造性資產獲取機制研究[D]. 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7]周燕華. 委托―視角下的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人員外派動因理論探析[J]. 現代管理科學，2010（8）：102-104.

[8]盛穎敏， 劉志永. 對跨國公司子公司治理結構的思考：基于委托――理論[J]. 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2）：12-16.

[9]梁媛. 國有資產境外投資風險生成機理與治理機制研究[D]. 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10]謝法浩. “國際政治壁壘”――華為并購美企失敗探析[J]. 中國外資，2011（10）下：149-150.

[11]黎軻. 對外投資動因、政治風險、制度距離與區位選擇[D]. 北京郵電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12]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 499-518.

篇（6）

    (一)學術研究產出質量居世界領先

    從國際上對學術研究質量評價指標看，學術研究質量主要體現在論文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數量兩個指標上。根據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BIS)的《2011年英國學術研究現狀國際比較報告》顯示，盡管英國學術研究產出論文的總量并未居世界領先，2010年為12.4萬篇，占世界總量的6.4%，明顯低于美國的46.5萬篇和24%，也低于中國的33.1萬篇和17.1%。但從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總量看，英國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詳見表1)[1]。與之相比，我國雖然論文總數具有絕對優勢，但高引證論文數量和論文引證次數均處于較低水平。這說明，我國學術研究產出質量不高，國際競爭力整體水平較低。

    

    (二)單位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產出率居世界首位

    盡管英國學術研究人員數量遠少于美國和中國，但英國在學術研究人員的平均產出方面表現出色。在2010年五大科研國中，英國在總人口和研發人員平均量、論文被引頻次、高引論文數量指標中均居第一位，明顯高于其他國家(詳見表2)[1]。與之相比，在上述各項指標中，我國總人口和研發人員平均量均居五大科研國最低水平，并與英國差距甚遠。我國研究成果產出率最低的是論文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量。從論文被引頻次看，我國研究人員每人被引頻次僅為2.11次，而英國則為13.52次，是我國的6.4倍；研究人員中每萬人高引論文量，英國是我國的12.8倍。這說明，我國單位研究人員成果產出率普遍不高狀況下，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國高質量研究成果極度缺乏，與主要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

    (三)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居世界首位

    盡管英國學術研究經費投入的絕對值遠低于其他科研大國，但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2010年英國單位學術研究投入的產出率位居世界首位，單位投入產出的數量、論文引用率和高引論文數量均居第一[1]。與之相比，我國學術研究經費產出率明顯偏低，特別是高質量成果產出率最低。我國每百萬美元論文產出量為2.3篇，低于英國的3.9篇；每百萬美元產出論文引證次數，我國僅為17次，而英國則達107次；百萬美元產出高引論文篇數我國僅為0.03篇，而英國則達0.38篇(詳見圖1)。這說明，我國單位學術研究經費產出率，特別是高質量成果產出率與英國相差甚遠。

    

    圖1　2010年五國單位研究經費產出論文引證頻次和高引論文情況

    注：根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UK Research Base2011報告中相關數據計算得來。

    二、英國學術研究卓越的生成邏輯

    (一)大學卓越研究助推國家學術研究卓越

    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基地，英國著名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學術研究競爭力提升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據統計，英國產業研發部門66%的研究人員來自于英國大學，英國企業執筆論文的下載使用者中有70%來自于大學學術界；2009年英國大學學術研究總開支占到26.5%，而我國僅占全國的7.7%，美國、德國、日本均不及英國[1]。這說明，英國大學在國家學術研究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大學學術研究發展戰略上，英國政府特別注重大學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學科研究基地建設，向研究者提供充分利用大型重要研究基礎設施的機會；支持維系國家戰略任務的重大研究項目，積極創建大學卓越研究集群。同時，通過基于國際卓越科研標準的選拔性資助模式向大學研究者提供支持。羅素大學集團(The Russell Group)是英國為提升學術研究競爭力的大學卓越研究集群。該集團成立于1994年，由20所英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組成，被稱為英國的“常春藤聯盟”，它代表著英國最頂尖的大學。羅素大學集團每年囊括全英大部分研究經費，2008-2009年度獲得全英大學67%以上的科研經費，68%的英國研究委員會科研經費，62%的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質量相關科研經費，75%的全英慈善科研資助經費：每年培養的博士生總數占英國博士生總數的57%[2]。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2008年對英國大學研究質量測評統計的結果顯示，羅素大學集團雖然只占了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的12%，但是卻創造了全英60%以上的世界頂級科研成果。英國頂級研究組織約60%的研究人員是屬于羅素大學聯盟。平均來說，羅素大學集團承擔的頂級研究項目占全英頂級研究項目總數的三分之二[3]。因此，羅素大學集團的學術研究水平不但決定了全英大學學術研究卓越水平，也對英國國家學術研究卓越的生成起著不可替代推動作用。

    (二)多元融資渠道確保英國學術研究資金的可持續性

    英國學術研究經費來源呈多元化特點。在政府資助方面，英國成立了國家防范性科研資金保護體系，將大學學術研究財政納入到該體系中，從而確保了包括大學在內的英國學術研究的“雙重支持系統”的穩定性。作為英國政府投資國家學術研究的重要資助模式，“雙重支持系統”是指：一方面，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根據大學學術研究質量評估結果向本地區大學撥付維持科研基礎設施和能力所需的經費；另一方面，英國研究委員會、皇家協會等政府科研主管部門通過研究項目形式擇優向全國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提供競爭性研究資助。

    除政府給予大量資助外，英國政府還鼓勵工商企業部門和慈善部門資助國家學術研究。為激發慈善捐助的積極性和長效性，在2007年2月，布萊爾政府宣布了一項旨在力促增加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慈善捐助的配套資助計劃，即在2008-2011年3年內提供2億英鎊配套資金，支持英國大學慈善融資活動。該項目目的是激勵私營慈善組織向高等教育提供約4億英鎊的現金捐贈，即共向高等教育提供6億英鎊的慈善捐助相關附加資助，使大多數高校能夠得到更多的慈善捐助，通過配套資助為英國高等教育慈善資助營造良好的捐助文化。配套資助計 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1∶1，主要針對缺乏慈善融資經驗的高校；第二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2∶1，主要針對已有慈善融資項目的大多數高校；第三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3∶1，主要針對具有豐富慈善融資經驗的高校。獲得政府配套資助的慈善捐助形式應該是：現金捐助、股份捐贈、中小慈善信托和基金會捐贈、公司捐贈、海外捐贈等[4]。因此，在實際運作上，英國學術研究經費來源渠道呈多元化，其中工商企業資助約占45%，而近23%來源于其他部門，如國外和非營利機構資助，主要來自慈善機構，如威康信托基金會、英國心臟基金會等，醫學研究慈善協會僅在2009-2010年度就為英國提供了11億英鎊的科研資助。從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來源看，2008-2009年度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中31%來自于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26%來自于國家研究委員會、皇家協會，約15%來自于英國慈善機構，其他如產業部門、政府部門、海外資助等也占相當份額(圖2所示)[5]。這種多元資助模式確保了英國學術研究資金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催生了世界卓越研究成果并促使英國成為世

    

    圖2　2008-2009年度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來源及其所占比例界頂級研究基地。

    (三)卓越取向科研評估體制引領英國學術研究卓越

    從研究資金投入的產出成果情況看，英國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的論文數量、引用率和高引論文量都是世界最高的，這主要歸因于其高效的研究資金利用率。為提升科研資金利用率，英國政府主要采取質量導向的科研資助模式和卓越科研評估體制。以卓越為核心取向的“研究評估機制”(RAE)從1986年到2008年已開展6次全國性大學科研評估，主要目的是向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大學各學科領域權威性的、易于理解的科研質量評估結果，以用于研究經費分配依據。為增強科研評價機制的“卓越”導向，在英國高等教育部門整體學術譜系創建一個動態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聯合體，以最大限度地貢獻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英國政府從2008年開始對“科研評價機制”進行全面改革，并將于2014年正式以“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LUNwen. dylw.net ework)取代傳統的“研究評估機制”。該框架將驅動HEFCE首次就英國大學學術研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度進行全面評估，對學術研究社會經濟影響度卓越的大學給以重獎。新評估框架特別強調將“學術研究的經濟社會影響”(impact)指標取代傳統的“聲譽”指標。新框架更加強調“研究卓越”，因此主要對英國高校各類卓越級別的研究及其影響進行評價，而不是對所有科研活動的評價；評價對象應是卓越水平的具有較強整體性的研究單元(research unit)，而不是研究者個人或機構整體；卓越研究單元必須符合如下卓越特征：①高質量、原創性研究成果，包括能促進學科發展的世界一流成果、具有探究新領域的創新性成果、對社會或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效益的科研活動等；②其研究發現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③研究單元必須是通過大量有利于社會或經濟利益的科研活動取得的卓越研究，如在研究活動和成果運用過程中應有大量利益相關者參與；④具有能夠促進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轉移或運用的高質量、前瞻性的研究環境；⑤對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續性發展有重要價值[6]。因此，以卓越為導向的科研評估體制成為英國卓越研究能力提升的“指揮棒”和“指向標”。

    (四)國際科研合作推動了英國學術研究卓越

    從英國學術研究產出源來看，英國學術研究強勢關鍵在于英國研究者具有較強的國際合作能力，英國國際研究人才的流動性比其他國家更高。2010年，英國有46%的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撰寫人是外國人，63%的共同撰寫人曾經在外國的研究機構發表過研究文章或具有多國工作經驗，其研究生產力最強，國際合作撰寫的研究論文被引頻次也最高[1]。這一方面說明英國研究人員的知識與專業水平得到國際科技界的認可，同時也體現了英國研究機構也對高校和具有國際流動性的研究人員具有高吸引力。另外，英國具有龐大的國際學生、研究者和大學教師集群，在國際科研合作方面占據國際領先地位。2009年90%以上的大學參與國際科研合作；40%的英國研究委員會撥款具有國際元素；40%的英國大學科研人員來自國外；50%的英國博士生來自國外[7]。

    英國國際科研合作的成效主要得益于英國學術界歷來有著跨國際科研合作的傳統，政府也一直致力于達到更加開放的國際化學術環境，由此使得英國國內可以容納更多的外國學生和學者在這種開放的環境中進行有效的學習和研究，進而確保其在科研領域達到新的高度。近年來，英國研究委員會開展了多項國際科研合作計劃，促進與其他國家研究人員發展長期戰略伙伴關系，如建跨境高校研究機構伙伴關系，拓展學科戰略網絡，以此為海外研究人員參與在英研究，以及英國研究人員赴海外開展研究提供跨國科研平臺。另外，英國研究委員會還試圖通過資金配套措施和簡化英國學者與其他國家研究伙伴的合作程序，支持建立大型國際科研合作項目。

    三、對我國高校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啟示

    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能力提升的重要基準就是要達到世界一流或國際卓越水準，從我國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現狀看，諸多指標明顯偏低：學術研究產出整體質量不高，高引論文和被引頻次指標嚴重落后，單位研究人員和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極低，特別是高 水平研究成果嚴重缺乏。造成我國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均研究資金投入不足，卓越研究人員嚴重缺乏，卓越研究資源聚力匱乏等因素。對此，我國高校應充分挖掘學術研究的優勢潛能，積極借鑒英國成功經驗，大力提升高校卓越研究能力，加快高等教育強國建設進程。

    (一)改革高校科學研究資助體制，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從整體看，我國科研資金投入總量占據絕對優勢，但人均科研經費偏低。同時，我國單位研究人員和研究經費高質量成果產出率低，說明了我國研究資金利用效率不高。對此，應積極借鑒英國政府的雙重資助模式，進一步完善政府對高校科研資助模式，確保政府在高校科研資金投入上的充分性和穩定性；同時通過政府配套經費激勵國內外慈善部門、產業部門以及國際組織等多渠道投資，確保高校科研資金投入來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我國應進一步完善高校科研評估機制，建立卓越導向的國家科研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提高科研資金的利用效率；進一步加強對世界級的關鍵領域科研項目建設，將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向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高級科學領域傾斜，優先發展具有世界級科研潛能的研究中心。有效利用稀缺資源，集中高成本科學領域的科研力量，避免對緊缺資源的相互競爭。

    (二)推進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設

    為提升國家卓越研究競爭力，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創建了大批卓越研究集群，在研究資金和人力資源投入方面通過增強其選拔性和競爭性提升國家卓越研發密集度。這為這些國家高質量研究成果的產出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我國必須在兼顧公平的基礎上，亟待明確提出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設的國家發展戰略，實施“卓越集群”計劃——頂尖研究的精英集群團隊，即基于現有的頂尖科學成就的交叉學科聯合體，聯合校外科研機構并運用經費杠桿加以強化，資助新的組織結構建設及其必要的基礎設施、教授崗位、大型設備等，以確保世界頂級學術水平。同時，以“有所為，有所舍”為原則，以“卓越”為價值追求，取消那些難以取得卓越的科研項目，集中發展潛在卓越價值的領域；匯集卓越研究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優勢戰略資源，確保卓越研發投入的高密集度；以卓越研發集群為平臺，共創卓越人才培養、卓越研發和卓越創新一體化的“知識三角”(教育、研究、創新)新機制，重點投資創辦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潛在國際競爭力的跨學科研究基地，使其成為國家研究競爭力提升的突破口和新增點。

篇（7）

1．引言

2009年以來，在全球跨境并購規模同比下降35％的情況下，我國企業的海外收購總額同比增~1J40％，涉及金額達到218億美元，僅次于德國，居世界第二位。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前遙不可及的并購目標突然間變得觸手可及，所以自2月份以來，我國企業的大規模海外并購案風起云涌。然而，根據一些機構的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有70％是失敗的，2008年的海外并購損失高達20004L元。我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存在著許多不足，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并購后的整合能力。上汽集團海外并購“完敗雙龍”就是一個例證。一場混雜了市場沖突、勞資糾紛、跨國企業文化沖突、技術之爭以及中國企業發展道路抉擇的大并購，在經歷了4年多的“糾纏”之后，造成兩敗俱傷，帶來巨大損失。所以企業跨國并購之后的整合對于企業實現并購戰略目標，創造價值是至關重要的。

2．上汽收購雙龍對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整合的啟示

并購后的整合是指企業并購之后進行的戰略、組織結構、人力資源、財務、經營管理和企業文化等企業要素的整體系統性調整，以最大限度的在并購的基礎上實現各種資源的科學合理的配置，謀求公司價值創造和業績增長。

2．1建立信任是雙方進行合作的首要條件

企業在準備并購之初，應該對被并購企業進行人力資源的調查，了解企業的文化，員工的思想，為未來的整合工作提供決策依據。上汽并購雙龍之后，雙龍員工擔心上汽實現產業鏈升級后，便會拋棄雙龍，所以一直存在強烈的不安全感。致使上汽對雙龍的任何裁員計劃反應強烈，以至對上汽完全喪失信任感。進而，上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難以得到實行。所以在并購初期，被并購方對并購方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通過績效與薪酬管理，讓被并購方的員工感到自身并沒有受到負面影響，這是獲得信任的正式途徑之一。

2．2加強企業并購后的文化整合能力

并購企業與被并購企業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長期以來形成的價值觀念、管理制度、經營方式各不相同，要將他們融合起來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并購企業要研究被并購企業的歷史，吸收先進企業文化，協商建立一種新的適應企業發展戰略的共同的企業文化。

上汽在收購后一年就換帥，免去理事長、社長蘇鎮珀所有職務，由崔馨鐸任社長，引起當時雙龍工會對人事調整的擔憂。在上汽與雙龍的商業文化還未能獲得有效融合而且沒有實際控制被收購企業的管理權的時候，上汽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考慮的，破壞了雙方的信任。上汽應該在接近和了解雙龍的企業文化，逐步適應之后，調整高管層和組織結構。除此之外，在國內上汽不會面對工會的壓力，而在雙龍上汽卻面臨工會方面的強大壓力，公司必須在保持各方利益基本平衡的狀態下去創造價值，并進一步通過創造更大的價值而保持各方利益更好的平衡。尤其，雙龍是比上汽國際化和全球化程度都高很多的企業，在并購之后的整合過程中，上汽在公司治理戰略和運營戰略上都要有長遠的考慮，不能過于急躁。

2．3我國企業技術、核心競爭能力的提高

上汽收購雙龍之后的整合過程中，不斷面臨來自工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各方面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企業缺乏國際核心競爭能力和關鍵核心技術。綜合評估技術、市場和管理等因素，雙龍的國際地位要高于上汽，雙龍的員工和管理層很難從心里敬服和認可上汽的管理層，工人及管理層擔心，上汽僅僅將其當做實現自身在產業鏈上升級的一枚棋子，一旦利用完價值便會拋棄。在這種隔閡下，雙龍一直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上汽的各種舉動，難以真正接受各種整合行為。所以，我國企業要考慮如何借助并購，改造和提升自我，創造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提高核心競爭能力，盡快縮小與對方的差距。只有這樣才能加大并購成功的籌碼，達到并購的真正目的。

篇（8）

既然這個獎學金所蘊含的某種意義是屬于大家的，這意味著，作為獲獎者，我同樣也必須為大家的事業和共同利益而奮斗。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冉冉升起，作為其中的優秀分子，我們有理由為此偉大事業增磚添瓦。

世界的眼光：文學研究的新體驗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三年多的求學生活，是我學術思考的最重要轉型期和轉折點。師從王潤華、楊松年等諸位名師，使我獲益匪淺。新加坡國立大學良好的學術條件也讓我的獨立思考和治學有了飛升的空間和可能。

2004年，我的論文集《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由臺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包括：本土反思(宏觀觀照)、個案探究、討論中國性和有關經典書目點評。力求通過多視角、多層次，更好地分析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本土性的糾纏與自身問題。數十篇學術論文公開發表。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界的權威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為我的論文集慨然賜序，稱：朱崇科是該研究領域中的“佼佼者”，并說，“以朱崇科對文學史及文學理論的深厚訓練，未來的批評必有可觀，也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這本書是我兩年多來不懈探研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結晶，也是為了彌補上述區域華文文學批評薄弱之處所做的嘗試。因為我的立場恰恰消除了本土人做本土文學批評的不便與艱難。因為類似局外人，我可以用更加客觀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也能夠發現本土研究的不足，同時又以自己的獨特學術視野進行新的觀照和探索，也避免了許多大陸學者研究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盲點和弊端。

本土性是一個異常復雜的概念，同時在種種語境下它又承擔了太多形形的負重，因此，也難免有人因它的“聲名狼藉”將之棄置不用，另謀他途。從某種程度上說，本土性既是一個客觀存在，又是被想象和虛構的客體。從此意義上講，區域華文文學的本土性既可以不言自明，同時在人為／主觀操作上，又有它持續開拓的可能空間。易言之，區域華文文學擁有本土性成為該文學的可能的實在特質，同時也是它區隔自我，得以傲立于華文文學之林安身立命的憑籍。另外，正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又被人為復雜化了的概念，我想自己實在有必要重新拾起這個活力四射的概念，好好利用，籍以開拓區域華文文學的新天地。

我想指出的是，也只有我們將本土的眼光擴大到世界華文文學的范圍內，我們才可以發現事物的更真實和宏大的面貌，也真正能更好地關照自我，利用他人的外位性(Outsideness)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換言之，本土性的世界眼光恰恰讓我們可以勘探華文文學場域和觀念的巨大變遷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區隔會更大。

總而言之，在本土性的研究中，我始終相信它還有相當大的大有可為的空間。當然，本土性不是一個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我也無力／無意將它夸大，讓它成為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書寫的惟一主線。畢竟于我而言，因為本土性是一個被人漠視和標簽化的復雜向度，我愿意用它來關照區域華文文學，力求獨辟蹊徑，勘探被遮蔽的獨特又繁復的文學／文化景觀。

我相信，進行開放的本土研究在關注世界、關懷本土的同時也豐富了自我。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我獻身學術的主要理由。

當然，我的學術目標絕對不僅僅局限于區域華文文學，而是區域華文文學和大陸文學之間的互動與互補。當然，這個“文學地緣學”宏大目標的堅實立足點必須是區域華文文學。所以，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指出，“離開了中國大陸，朱反而發現了華文文學的豐富面貌：不論是他鄉是本土，語言文字的流傳及其所折射的現象，千變萬化，哪里是一二主義或權威所能盡涵？”

比如從文學史學習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只知道魯迅，郁達夫等在國內的歷史，而不知道他們“放逐”海外后的影響力和復雜論爭，實在是殘缺的視野。而我們國內的文學史教程往往不能克服此缺憾。

做區域華文文學研究，必須兼具內行(insider)和客觀(outsider)的雙重視野，否則，要么難免一葉障目，要么只是隔靴搔癢。

緣滿足上述要求。研究中．我逐步發現了國內該領域研究中單純文本解讀的偏見，以及某些意識的嚴重滯后。我認為．海外近4年的本土經驗對于我研究區域華文文學可謂至關重要。在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文化研究的大趨勢下。對新加坡本土的實際調查和歷練，是我自己在此領域可以逐步超越前輩研究者的寶貴砝碼。

學術：作為“志業”的生命內化

沉浸于書齋日久后，我漸漸體味到，學術之于我，可能有著不同的含義：它不僅僅是一個謀生工具，更關鍵的是，它是我可以托付終生的事業。在我看來，學術中(包含了它本身的實踐意義)蘊含著冷靜的客觀性，同時也包含著可能的創造力、自由獨立精神與激情。

明白了這一點，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被逼無奈的冥思苦想．而是積極主動地吸納與創造。自己不僅僅是個旁觀者，也是個冷靜的介入者。所以，我可以在尊重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放開視野，盡量汲取他們的見解，同時也要找出他們所“不見”。

很多時候，陳寅恪先生大風大浪之中對“獨立自由”精神與人格的奉行與身體力行式的提倡，已經深深刻進自己的腦海中，并成為一條不可撼動的原則。同時，我也時常找尋自我和頂尖學者之間的差距，并不斷提升自我。

我很熱愛年輕的朋友――學生也罷，朋友也罷。也非常樂意教學相長，既傳授學問和為人之道，也不斷提升自我，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知名學者。同時，我也尊敬長輩，可以很好地汲取他們的豐富經驗，做到薪火相傳。

我知道自己的學術事業才剛剛起步，離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為此，我也在博士論文呈交后，評審與答辯的時間里(通常半年到一年)，不輟讀書、思考、著文，為將來的學術奮斗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篇（9）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篇（10）

一、國際方面

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這些理論較好地解釋了 跨國公司 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但由于各種理論只能解釋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試圖將各種理論加以組合，形成更大的理論框架。其中，鄧寧就在提出公司優勢概念的基礎上，將其與內部化理論、區位理論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從企業的利益、優勢和決策行為等方面探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較全面地解釋了跨國公司不同內容的經營活動。

西方學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轉折是內部化理論的提出。其研究思路與壟斷優勢理論不同，它將區位因素與內部化的公司優勢所帶來的 成本 節約相聯系，從而具有綜合的特點，能夠解釋更大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20世紀8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小企業紛紛走上了跨國經營的道路，并且許多企業還直接進入了發達國家的內部 市場 ，這引起了西方 經濟 學 者的關注，他們開始探究針對這一現實的新的理論解釋。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主要有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促進和 指導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這些理論解釋局限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而且幾種觀點還未形成系統化理論，難以自成體系。

總的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還遠不成熟，至今還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二、國內方面

參考文獻：

[2]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20052006海外投資年度報告》， 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篇（11）

關鍵詞:海外投資 監管

Key words:investment overseas government regulation

作者簡介:王宏綱(1978―),男,山西太原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商法。

海外投資即指海外私人直接投資,通常的含義是指私人投資者跨越國界,直接將其資金、機器、設備、專有技術、專利商標等資本投入到位于別國的企業并取得該企業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權的一種資本輸出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及國際產業資本跨國綜合流動的一種形式。由于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和國家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往往通過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手段對海外投資行為進行干預,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國家通過國內監管批的方式對其海外投資進行調整是最基礎也是最有效的調整方式,本文試圖對中國海外投資國內監管的主要問題做一些探討。

一、中國海外投資國家監管的由來和定位

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大規模吸收海外投資,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從2002年開始每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都超過500億美元,其中2002年到2004年吸收海外直接投資甚至位居世界第一,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接受海外直接投資世界級大國。在中國定格于一個接受海外投資大國的同時,大約從1990年開始,中國開始大規模向海外投資。2005年,中國成為世界性海外投資大國,以后中國海外投資規模集聚膨脹,到2008年突破500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經基本與吸收海外直接投資旗鼓相當。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國際資本流動、跨國投資與并購活動急劇萎縮,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卻異軍突起,迅速增長。

國際投資都是以各個企業自身行為的方式進行,但是這些企業的投資行為卻和相關國家的經濟密切聯系,從而也影響到國家利益。這就是為什么國家要要對海外投資進行干預的理由所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和實踐,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經驗豐富、制度也比較完善。而中國海外投資涉及到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外交、人文情況,涉及到投資相關的商業、金融、管理等問題,涉及到企業、勞工、東道國、母國各個方面,其復雜性遠比吸引外國投資問題為甚。由于海外投資問題的復雜性,也由于中國政府在海外投資規制方面的研究和經驗相對匱乏,中國在海外投資方面的制度建設還基本處于起步階段。

一國政府對本國海外投資進行規制的方式主要有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方式,國際法包括雙邊條約、地區性協定和全球性協定,而國內法對海外投資的規制包括對外海投資的援助和對海外投資的監管兩個方面。本文主要討論作為最基本的政府干預手段的海外投資監管問題。海外投資監管包括審批和監督兩個方面,可以說,當今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都無一例外的對本國(地區)海外投資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審批與監督,投資完全自由化國家是不存在的。通過前置審批阻止一些風險大、收益小或不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項目,限制不符合海外投資主體資格的海外投資活動等;通過事后監督了解海外投資經營狀況,糾正非法經營活動。

二、統一的對外直接投資監管機構的建立

中國海外投資起步較晚,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監管部門,現行分級管理、多元審批的分散體制,已嚴重阻礙中國海外投資的繼續發展。多頭管理常常一方面會導致管得過多、管得過死,各管理部門總是從本部門的角度和眼前的利益出發,各自制定一套監管措施和辦法,使對外投資者缺乏必要的自,過多的管理部門也嚴重地影響了對外投資者及其公司企業的辦事效率,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現幾個部門對某些問題的重復管理或互相推諉而無人管理。由于沒有一個統一管理機構,使得中國海外投資缺乏統一規劃和合理布局,海外投資表現為一種盲目性、無序性和隨意性。

筆者認為應該設立一個海外投資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活動,統一的海外投資管理委員會,可以避免多頭管理和管理措施的重復沖突、狹隘,有利于提高海外投資企業的自,提高海外投資者及其公司企業的辦事效率,避免或減少在有些問題上的重復管理或無人管理現象的出現。1997年12月,韓國政府增設動力資源部,下設16人組成海外投資事業審議委員會,負責制定海外投資的有關政策,統一掌管和協調海外投資業務,負責審批海外投資項目。美國1969年設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也是具有類似職能的管理部門。根據中國實際,應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由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發改委、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等部委共同派員組建一個統一的專門管理海外投資的常設機構――中國海外投資管理委員會并依法賦予其對海外投資的審批權、調查權、處罰權以及相應的管理職能。

三、海外投資監管法的制定

盡管中國政府也對其海外直接投資的監管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條例,并且這些措施和條例也對管理中國海外投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無論是同紛繁多樣的吸引外資的法律法規相比,還是同蓬勃發展的海外投資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我國海外投資審批監管立法工作都明顯滯后,甚至在許多方面還是一片空白,管理上無法可依現象還沒從根本上得到遏止。從嚴格意義的立法而言,我國尚未出臺任何海外投資法,海外投資的立法領域還是一片沒有開墾的處女地,因為現有的海外投資法律規范僅僅只是一些行政法規,而且還是一些在行政法規效力層次較低的行政規章,它們幾乎都不是由國務院制定的,現存的一些行政規章一般由國務院下屬某個或某幾個部委制定。

法制建設的嚴重滯后制約了中國海外投資的進一步發展,與國內外投資形勢的發展極不適應。由于沒有將其上升到立法高度,造成中國海外投資缺乏長期性、系統性、穩定性、透明性和連續性。在實踐中針對海外投資核準程序的一些具體規定又相對較為籠統、模糊,且時有矛盾沖突。由于對海外投資的管理無法可依,從而也就導致行政管理上的主觀隨意性,進而也就使得管理部門侵害海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及海外投資企業逃避管理的現象普遍存在。另外,多頭立法管理很容易造成相互間的沖突和矛盾,造成對外投資管理上的某些空白弊端,引起對外投資者無法適從。無論是從法理上看,還是從法律規范的制定者來看,我國現海外投資法律規范的立法層次和法律效力太低,因而在司法實踐和社會活中的影響也就太小。

迅速發展海外投資事業要求我們一方面要盡快進行海外投資立法,提高立法的層次。中國已經有20多年的海外投資實踐,積累了一些經驗、教訓,這為制定一部《海外投資監管法》奠定了法律基礎,此外世界許多國家都有相應的法律供我們借鑒,這些都有助于中國制定《海外投資監管法》。這部法律的制定,將提高中國對海外投資的審批與監督的質量,比現有法規增強了權威性、統一性,使海外投資有法可依。

參考文獻:

[1]肖黎明.中國境外投資與國家經濟利益[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梁詠.中國投資者海外投資法律保障制度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3]梁開銀.中國海外投資立法論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