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藝術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電影藝術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服裝作為獨特的藝術種類反過來推動電影發展。電影創作中，作為表現出電影作品最基礎的語言系統，能夠影響著電影的發展。我們創作的電影是一門欣賞的藝術，在電影中，服裝會隨著人物的思想變化而塑造，服裝的成功造型設計能夠直接征服觀眾，并且這種服裝視覺效果能夠深入到思想深處，進而能夠引發觀眾對于電影作品的喜愛與思考。

電影藝術與服裝藝術之間的關系。可以說，電影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在發展的百余年中，通過自身的獨特魅力與視覺技術鞏固了自己的藝術形式地位，擴大了在人群中的影響，并且逐漸帶動了服裝藝術的發展。電影的迅猛發展能夠推動服裝的多元化發展，而優秀的服裝設計也能夠表現出電影的角色，兩者是相互制約的關系。

電影中服飾語言的作用

第一，渲染出戲劇效果。德國著名電影史學家洛特•艾斯納曾經說過，“在一部電影中，服飾永遠不會是獨立的藝術元素”。電影從開始發展一直到大規模傳播過程中，逐漸變為一種獨立的藝術，雖然與戲劇不同，但是獨特的戲劇性特點依然在電影創作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在去年上映的電影《杜拉拉升職記》中，不僅是職場白領們的服裝秀，電影中的服裝也不僅僅是人們的裝飾，而是與其他語言系統一樣，能夠表達出更多的信息。徐靜蕾在電影創作中，刻意地去降低原作中對于職場的沖突，而著力去制作一部愛情時尚電影。在電影中，王偉的舊愛是玫瑰，而杜拉拉則是王偉的新歡，但是這三個人又在一個公司上班，因此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尷尬氣氛就形成了電影的戲劇性，尤其這部電影擅長用分割屏幕的方式同時來表現出玫瑰與杜拉拉服裝造型。在這樣的對比之下，戲劇效果就會突出出來。對著劇情的開展，第一個場景是杜拉拉第一次來公司上班，左邊的畫面是杜拉拉穿著一件格子襯衫來彎腰將自己的運動鞋換成了皮鞋，而右邊的畫面卻是玫瑰穿著精干的職業裝，穿著高跟鞋大步走來。這時候，杜拉拉的職場菜鳥的形象瞬間凸顯出來，與玫瑰精銳的職場精英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可以說有著真實與戲劇性的效果，能夠引起觀眾們的共鳴。第二個場景是在同樣的場所，有著同樣的情節，不過杜拉拉將自己的平底皮鞋更換成為高跟鞋，而玫瑰神情落寞地走出來。通過這個場景的展現，表示杜拉拉已經適應了一年的職場生涯，習慣了白領的生活，并且能夠融入這一階層，也可以暗示了她的自信與對事業的更高追求。第三個場景是玫瑰對杜拉拉說公司將要解雇了王偉，讓她暫時能夠保密。這時候杜拉拉穿著淡黃色的斯文有余但是氣場不足的花苞型連衣裙，她戴著的金色與天藍色兩種不同風格的項鏈顯得十分多余與繁瑣，但是玫瑰卻穿著一條貼身的連衣裙，有著華麗與優雅的氣質，讓杜拉拉瞬間嫉妒起王偉前女友的身份。

第二，襯托時代背景，能夠渲染整體電影的氣氛。觀眾是通過直觀的形象來觀看電影的，屬于視覺的藝術，而這種藝術主要是通過色彩表現出來的。而色彩是最抽象化的語言，在電影中色彩不僅能夠有著獨特的審美性，也有著裝飾性的特點，恰當地使用色彩能夠體現出電影的時代背景。而我們在電影創作中服裝的主要元素由三部分組成，也就是色彩、款式、材質，而其中的色彩能夠給觀眾帶來最直接的視覺沖擊。電影中的服裝就像無聲的語言來對觀眾講述著故事的內容與畫面，將電影情節的年代與背景直接地給觀眾展現出來。一般在電影中，不同時代的服飾都能夠讓演員穿著，來演繹當時的時代背景，服裝能夠在電影藝術中展現出一個時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反映出電影中的時代背景。在創作的影片中，可以根據故事的發展脈絡，與電影中的服裝相互照應，烘托電影作品中的氣氛，能夠給觀眾帶來沖擊力，增強影片的感染力。

第三，塑造逼真的人物形象，烘托襯托電影演員的心理變化。在電影創作中，服裝能夠推動電影創作的效果。除了需要電影中演員的表演，演員只有穿上電影中的服裝才能夠扮演出來角色，更形象地表現出主人公的性格與形象。在電影中，服飾也是人物內心特征的反映，它是人物心理性格轉化的載體，能夠逼真生動地展示出主人公的情感變化與內心世界。在扮演人物過程中，能夠表達出角色的性格特征與審美心理的影響。在電影中，外在的人物形象要與內在的心理與氣質相符合，而電影服裝能夠作為獨特的藝術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中展現主人公的內心活動。電影的服飾能夠對電影人物內心世界直觀闡述與形象的外化顯現，成為一種獨特的角色塑造載體，可以說電影服裝對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功能是電影中其他道具難以比擬的。我們所謂的“衣如其人”，就是說服飾可以作為一種具象的手法，成為最直接反映穿著的人們的形象特點與性格特征，使角色的特征更加典型化與鮮明。在電影《霹靂嬌娃》中，三個形象鮮明的女特工為了能夠獲得重要情報，一會兒化妝成為甜美可人的糖果女孩，一會兒化妝成為熱辣的機車女郎，甚至還有彪悍的女強人的造型。可以說每一次的造型都能夠展現出不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都離不開服飾。在電影《秋菊打官司》中，鞏俐扮演了一個農村婦女，身穿碎花棉襖與緬襠棉褲，瞬間給人展現出一個善良樸實的農村婦女形象。

第四，反映出電影角色心理。我們在塑造電影中的人物時，需要有著心理深層次的內涵表現，才能夠刻畫出生動的人物形象。而電影中的服飾能夠成為角色的隱性特征的表現載體，生動地表達出人物的內心世界。不僅能夠外在地裝扮角色，也能夠刻畫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隨著電影內容的展開，角色的外在形象也會隨著心理變化而變化，并且能夠為電影情節的脈絡發展提供具體的條件。例如在電影《雷雨》中，不同的服飾變化，能夠將女主角繁漪由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轉變為心理受到嚴重摧殘的老婦人的心理展現出來。在她少女時代的時候，采用的是少女裝扮，通過淡紫的色調展現出少女的幻想，而在進入到周家之后全身的深紫色能夠表現出繁漪的孤獨寂寞，旗袍的外形也用了修身的款式代表著她走向成熟后的風韻。同樣地，在電影《花樣年華》中，張曼玉被幾十件旗袍包裹著，有著矜持而又雍容華貴的氣質，每件旗袍都能夠表現出女主角的不同情緒。而觀眾也能夠被旗袍的美麗所吸引，進而為女主角的情感變化而欷歔不已，可以說整部電影中張曼玉不同的旗袍變化表現出她坎坷的心路歷程。我們中國俗話說，“人靠衣裝。”可以說，服裝能夠體現出一個人平時的品味與情緒，因此在電影中依靠變化服裝能夠對角色的心理轉換凸顯出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2）

電影中畫面與音樂的完美結合首先表現在鋼琴音樂對故事整體氛圍的渲染，如電影中《C小調夜曲》的運用。導演把1939記錄的真實的黑白紀錄片作為電影的開頭，鏡頭記錄了無辜百姓在戰爭前平靜恬淡的生活。這時響起了肖邦的《C小調夜曲》，平靜悠閑的生活景象加上《C小調夜曲》的優美旋律，共同營造出一派祥和的生活場面，《C小調夜曲》創作于1841年，樂曲規模宏大，充滿英雄主義色彩，還有許多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樂曲采用的是復三部曲式結構，第一部分平靜，中間部分積聚力量，第三部分極具動力性。這種三部曲式在各個部分中也十分常見。例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了A、B、A三個樂段，是一種帶再現的單三部曲式。旋律聽起來像低沉的嘆息，伴奏部分也是均勻、平穩而沉重的。整個樂曲音色莊重嚴肅，營造出一種憂郁、悲傷的氛圍，悲傷之中還有一種不安定的因素。這些都緣于A段樂句中使用的深沉渾厚的八度低音聲部和顯得凝重的和弦。隨著琴聲的奏響，黑白畫面隨著鋼琴曲調的變化逐漸轉變，變為彩色的圖像，鏡頭也由遠景回到了室內。一架純黑色的鋼琴上，男主人公的手指來來回回在琴鍵上流轉，嫻熟地彈奏出背景音樂，眼前的畫面和背景音樂得到了完美的結合。畫面中彈奏鋼琴的男主人公，有著清秀俊美的臉龐，有著憂郁凄迷而又深邃的眼神，他衣著考究，演奏技巧高超嫻熟，這一切都讓他透露出高貴的氣質。音樂家俊美的外表和他彈奏的優美的樂曲讓周圍的人都為之陶醉，這時德國的炮彈從天而降，將這種寧靜之美破壞殆盡。鋼琴家被迫停止演奏，與其他市民一樣開始四處逃散，尋找可以躲避戰火的地方。這時出現的背景音樂《C小調夜曲》有三個層次的形式結構。第一層次彈奏的是平靜而又哀傷的優美旋律，接著出現了一個大跨度的轉變，使得平靜漸漸消失，哀傷越來越濃。這時播放的故事情節正是整個華沙被戰爭困擾，人民表現出不安和無奈。伴隨著愈演愈烈的德軍炮火，音樂發展到第二層次，音樂不再舒緩平靜，音節跳躍不止，這與第一層次有著明顯的不同。跳躍的音符不僅彈奏出了動亂的社會狀況，更展現出一種積極昂揚的反抗力量。戰爭期間人們紛亂不安的內心活動也在《#C小調夜曲》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樂曲結構進入第三層次后，節奏變得急速活潑，不再有第二層次的不安和憂慮，這些華麗順暢的節奏展示的是華沙人民堅毅的品質和必勝的信念與信心。同樣，影片的結尾處也選擇該區作為背景音樂，隨著舒緩的音樂聲響起，戰爭帶來的痛苦與辛酸都隨琴聲飄遠，為故事營造了一個雖悲傷卻充滿希望的氛圍。

2、推動情節發展———《降E大調華麗的大型波羅乃茲舞曲作品22號》

這首曲子肖邦在1830年9月至1831年7月創作的，曲風開朗向上，堅毅富有活力，這些都顯示出了一個偉大的民族的驕傲感。最初的戰爭局勢，華沙人民一直處于不利狀態，德國軍隊攻克了華沙，并血腥屠殺猶太人民。主人公音樂家不得不四處輾轉躲避德軍的追殺。每天的生活對音樂家來說都是一種煎熬，他對這種缺乏活力、看不到未來的生活感到痛苦。每一次炮彈后的僥幸脫險，每一次德軍追捕下的虎口脫險，都使音樂家處于崩潰的邊緣。一次躲避中，鋼琴師在一間早已廢棄的廠房里，找到了一架鋼琴。在一陣激烈的斗爭和緊張的逃亡后，影片選擇了《降E大調華麗的大型波羅乃茲舞曲作品22號》將情節過渡到對猶太人民的心理描寫上，同時也舒緩了觀眾的情緒。就在主人公打開鋼琴的那一剎那，樂曲隨之奏響。這首曲子不同于小夜曲的寧靜舒緩，音符如流水般洶涌奔放而出，是一首透露出豪邁之情的曲子，傳達出一種豪邁開闊的情感,人們的心境慢慢開朗，之前戰事連連失利的苦惱郁悶在這時回歸平靜。鏡頭首先給了鋼琴家因飽受苦難而日漸消瘦的臉龐一個特寫，然后轉移到了鋼琴家的手和他彈奏的鍵盤。我們可以看到，鋼琴家并沒有真的在彈奏鋼琴，只是手指做出了彈奏的姿勢。并不是鋼琴家不想彈奏，而是在這個遍地敵軍、危機四伏的地方，彈鋼琴是根本無法做到的事，所以鋼琴家用手指做出彈奏的姿勢，音符自心中流暢，他在心中盡情地演奏了自己最愛的曲子。這一畫面給觀眾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此時無聲勝有聲正是導演的匠心獨運之處，電影的藝術表現力也大大地提升了。這里，《降E大調華麗的大型波羅乃茲舞曲作品22號》既使兩個節奏風格迥異的片段很好的銜接起來，使情節的發展顯得自然；同時，準確刻畫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為故事的結局做好了鋪墊。

3、塑造人物形象———《g小調敘事曲》

在危機四伏中尋找一線生機所要面對的壓力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影片中鋼琴家為擺脫死亡，日夜奔走與荒無人煙的廢墟，長時間缺衣少食，這樣悲苦、凄涼的生活強烈地震撼著觀眾的內心。終于在一個有淡淡月光的夜晚，鋼琴家坐在一座黑暗破舊的建筑里，接受著那一點點月光的洗禮，周圍寂靜無聲。在那樣一個殘酷動亂的環境下，能尋求到這片刻的寧靜對鋼琴家來說就是莫大的享受。饑餓難耐的鋼琴家費盡千辛萬苦，終于在一堆廢墟中找到了一個罐頭，激動而又饑餓的鋼琴家握不住罐頭，打翻在地。鋼琴家難過地盯住地上的罐頭，這時一雙光亮的皮靴出現在鋼琴家眼前。電影鏡頭集中到德國軍官身上，觀眾不由得為鋼琴家捏了一把冷汗，氣氛突然凝固，似乎男主人公的犧牲就在眼前。而導演就是要在這個時候反轉故事情節，讓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此增加電影的感染力。德國軍官并沒有處死鋼琴家，而是讓他為大家彈奏一首曲子。鋼琴家依舊上下翻飛地舞動起手指，只是此時的他已經衣不蔽體、又餓又冷，并且面臨著死亡的威脅。應德國軍官要求，主人公為其彈奏了肖邦的《g小調敘事曲》。《g小調敘事曲》于1831年創作成功，當時的肖邦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樣面臨著家破人亡的困境，樂曲的創作背景與影片中講述的故事高度一致。樂曲以自由奏鳴曲的結構展開，曲調舒緩凝重，風格沉郁肅靜，將觀眾帶入了敘事的情境中。樂曲采用富有跳躍性的音符節奏，從a到g再到a，表現了內心的不安和悲憤。之后開始E大調演奏，音樂變得柔美，仿佛人們在歷經苦難之后內心變得更加堅毅。后面迎來了電影的部分，音樂中加入了高音成分，調性升高，如同戰爭時的吶喊，喊出必勝的信念，震撼所有人的內心。從一開始哀轉久絕、如泣如訴、低沉舒緩的琴音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飽經滄桑、深受戰爭折磨的主人公形象，他惶恐不安，內心充滿了對敵人的恐懼和憎恨。但是隨著節奏的跳躍舒展，主人公變得從容自信，恐懼和痛苦消失不見，我們看到了主人公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看到他將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都化為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和信念，看到了他勇于直面苦難的偉岸身軀。

4、詮釋主題———《降E大調華麗的大型波羅乃茲舞曲》

影片最后奏響的是《降E大調華麗的大型波羅乃茲舞曲》，第二小節分析過這首曲子堅毅剛勁，富有活力，開朗向上，豪情滿懷，莊重和肅穆。故事的結局是戰爭結束，德國軍隊戰敗，猶太人民終于在歷經磨難后終于重新獲得自由。這時鋼琴家釋放完痛苦的情緒后重新振作了起來。影片中，鋼琴家在逃亡過程中遇到種種磨難，作出的種種求生的努力，可以說到達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此時，激情壯志取代了前面悲傷暗淡的情緒，主人公不禁回憶起逃生過程中遇到的種種人和事，并感受到其中折射出的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親眼目睹美好被無情地打破、被黑暗恐怖所壓抑，由此深刻地體會到和平生活的寶貴。歷經磨難的主人公終于走出戰爭的陰霾，他選擇用華美的樂章演奏出他對未來生活的信心，用激昂地樂章對民族不屈的精神表示贊揚，用多彩的旋律詮釋歷經磨難后的光輝人生。

篇（3）

在這部影片中，新疆的戈壁沙漠等只是一個假借虛構的“奇特環境”的虛殼，只是為了使演繹這個故事的環境似乎更可信而已。這部影片并沒有挖掘出新疆這一地域獨有的文化內涵。所以，《無人區》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獨具新疆地域性的影片，新疆本地人看了也會感到陌生奇特的。由此可見，要想真正表現出一個地域獨特的地域性，導演在創作中還必須挖掘出這個地域深層次的地域文化。所以說，在電影藝術中，展示電影的地域性不僅僅在于呈現表層次的自然地理環境，還在于展示孕育于這片地理地域之內的地域文化，這些更為深層次的地域性的展現與表層次的自然景觀、地域民俗等共同構成了電影藝術展示出的迥異于他的地域性的本土元素。雖然自然景觀、地域民俗與地域文化都是展示一個地域獨特地域性的本土元素，但是，在電影藝術的“聲畫—視聽視閾”下，展現這些元素的方式卻不盡相同。“如果說我們通過影像去欣賞某地域的自然景觀，這種自然景觀帶給人的標志與差異性是直白的，顯而易見的，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輕而易舉地感受到自然景觀中可能包含的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和地域差異。那么在按照導演意圖融入故事情節的自然景觀背后蘊涵的文化內涵往往需要更多的經驗才能夠正確地領會感受。”所以說只有體會到導演在電影中展示的地域文化，才能夠真正體會到電影的地域性。“在電影作品中，真實的地域文化能夠超越地域的限制，在更為廣泛的空間中達成地域形象的標簽化效果。”所以，挖掘出一個地域獨特的地域文化是電影藝術展現地域性更為重要、更為深刻的環節。那么，如何去挖掘這個地域的地域文化呢?

二、電影藝術表現地域文化的方式

地域文化是人類與自然結合的結果，“地域特色是人性和自然結合的成果，人類的一切活動和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認識和發掘地域特色對于認識人生和藝術都是非常有益的”⑦。所以，導演要展現這個地域的地域文化就是通過電影的鏡像語言，立足于“人與自然結合”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展示，也就是要挖掘出這一地域“人”所特有的價值觀念、人生哲學、民族心理、美學取向、文化傳承等生命智慧層的信息。在電影藝術的“聲畫視聽視閾”下，導演竭力將這一地域生命智慧層的信息縫合進表層次感性形態的“本土元素”———自然地域與民俗事象之中，通過聲畫手段對這一地域人民生活情態的呈現，運用多種電影化表現技巧挖掘出這一地域獨特的地域文化。電影藝術通過一個地域獨特的“本土元素”來展示這個地域的地域性，這些本土元素在電影敘事過程中承擔著一定的話語敘述功能。

篇（4）

1.1音樂的聲學原理

音樂的產生首先是由物體（樂器）的物理震動產生聲波，再被人的聽覺神經接受從而產生心理反應。所以，這里要將電影音樂暫時還原為音高、節奏、旋律和音色四個音樂的基本構成要素。音高（pitch）是一個典型的聽覺系統模式認知切入點，音高感覺受制于神經活動[1]，隨著頻率的上升，音高開始發生變化。此外，是否有明確的音高決定著聲音間的差異。人腦對音樂的感知最早是從額葉背外側皮層后部以及顳平面的神經反應開始的，隨后由大腦右側負責認知旋律（melody）輪廓的輪廓編碼（contourcode）和間隔編碼（intervalcode）以及上顳回對音樂的腦反應進行傳導。不同的音高相互重組與搭配，組成了各種旋律類型。然后，處在人腦雙側上顳區以及左下頂葉與右額蓋部位通過神經對音響時間長度的辨別而產生的音樂感知，從而產生由每一層震動值的時長決定、通過對時間長短的控制來形成音樂奏唱時的節奏（rhythm）效果。最后由人腦右顳葉對音樂中的音色做出反映，辨別樂器與色彩效果。[2]當音樂的發聲體（樂器或聲帶）開始產生摩擦震動而產生聲波時，各種聲響音色出現而形成一個或多個具備音高特征的單音，這些不同音色與音高的單音不斷組合、重組、再組，便形成了旋律。

1.2人體的接收方式與心理產生

在人體眾多感官神經中，由于視覺、聽覺、和嗅覺最接近腦中樞而被稱為“高級感官”。當“三覺”中的任何一覺接收到外界信息時，會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傳導入人體神經“司令部”——腦部中樞神經。在觀看電影并聆聽片中音樂時，人們通過視覺對視頻色彩等信息進行采集，同時通過聽覺接收語言和音樂進行復合的神經感知，而后將搜集到的各種信息后直接傳到腦神經中樞，再從每條相關神經通道傳向身體各處，匯總在有著五臟“將軍”之稱的心臟處。當心臟收到大腦“指揮部”的“通知”后開始對人體周身的各個系統“發號施令”，從而產生心理的情緒與情感反應。

2情緒與情感反應

情緒（emotion）包括思、喜、悲、恐四種基本類型，分別由腦部與杏仁核相連的右海馬旁回、腹內側前額皮層、左眶和中背外側額皮層、包括杏仁核在內的左/右內顳區域相關[2]。情緒是指“個人對其所認識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和他人的態度體驗，包括所有在主觀上體驗到的、負載著情感的、有意識的心理狀態，并總是伴有植物性神經系統的生理反應。”[3]。情感（feeling）與情緒看似一樣，也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體驗，其實不然，情感是和人的社會性需要相聯系的一種較復雜而又穩定的態度體驗。”[4]簡而言之，情緒是人們在短期內對某件事物或者情感產生的共鳴，而情感是在某種情緒產生多次后而引發的更加穩定長久的態度體驗。下面以中、韓兩國合拍的影片《雛菊》中的音樂配置為例。故事情節是圍繞著年輕的女主人公、帥氣警察和冷峻殺手三人間的愛情故事展開的。音樂開篇時優美輕快的鋼琴旋律在弦樂的和聲襯托下突出了女主角惠英的單純可愛與浪漫的藝術氣質，使觀眾瞬間接受和喜愛她；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憂郁，所以在本片中被用在惠英第一次受槍傷時的主奏樂器，同時也為深愛著惠英并為惠英的受傷而悔恨、自責的青年警官鄭勇默默的代言；暗戀惠英的殺手“情人”出現時，深邃的單簧管音樂常伴前后，同時還有殺手喜愛的西方古典名曲。而在殺手執行任務時，音樂則出現類似進行曲節奏型的弦樂鋪墊和聲層，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的鼓點為主奏，突出緊張的情緒。每當觀眾聽見這種音樂出現時便知道殺手又要行動了。而在三人情感矛盾疊置的時刻，弦樂以緩慢的切分音節奏配合單簧管小調色彩的旋律主奏，充分烘托三位主人公內心的矛盾與痛苦。當劇情進入最后的情緒階段即惠英第二次中槍倒地時，音樂是以女聲演唱的歌曲來替代當時已不省人事的惠英表達自己渴望真愛的心情。溫婉而舒緩的旋律配合畫面在惠英中槍前的靈動女孩兒形象及中槍后的場景對比，加倍了觀眾對惠英的同情心理而產生悲傷憂郁的情緒。而故事結尾的畫面采用了前呼后應的藝術手法，解開了開場時同場景的一個謎團，卻是讓觀眾有恍然大悟的心理感受。緊接著又重復不久前的女聲歌曲作為結束曲，使觀眾意猶未盡，思品良久。《雛菊》的音樂采用了“變色龍”手法，即同樣的主旋律采用不用樂器演奏的方法產生音色遞進，在統一中尋求不同的感覺，即突出了音樂主題，又沒讓觀眾產生聽覺疲勞，不愧為成功的配樂。

篇（5）

2.光對攝影藝術造型的表現力造型用光是構造影視畫面層次感、立體感，并形成視覺沖擊力，增強畫面層次效果表現力的主要影響因素。根據電影藝術創作中光線方向與太陽照射物體方向的差異性，可以從順光、側光、逆光等三個不同采光方向探索造型用光對攝影藝術的表現力。這幾種光的組合和演變，使作品呈現了各具形態的藝術效果。如順光以物體受光面的均衡多層次、多維度地再現物體的質感和藝術效果。側光表現出鮮明的反差、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空間立體感和層次感比較強。逆光側重于對空間深度和環境氣氛的烘托，偏向于對物體輪廓的勾畫。

3.光對色彩還原的要素光在色彩傳達中的再現與還原構成了五彩繽紛的彩色世界。根據造型用光的特點，可以將光對色彩還原的要求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光的屬性特征。不同的光在影像效果和色彩表達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如自然光和人工燈光的區別，成像效果也截然不同。從光的來源方向來看，直射光和散射光在影像攝影過程中的造型效果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直射光無論是線條還是影調都比不上散射光柔和；順光與逆光的差異，順光拍攝物體光線較為均勻，但缺乏相應的空間縱深感和畫面質感。逆光曝光不充分，但在特殊的攝影場合，這種攝影手法反而更能表達攝影效果。從造型用光的光線強弱來看，強光有利于烘托畫面的層次感，制造出絢麗的畫面，弱光攝影往往給人以意想不到的驚喜。

二、電影攝影創作中造型用光的技術處理和藝術表現

造型用光在影視創作中有著特殊而又關鍵的作用。光源在被拍攝物體的外觀、立體空間、彩色構成等方面都有著特殊的運用。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應通過光線調節和搭配，盡量呈現出被拍攝物體的藝術性和視覺美感，巧妙運用不同性質的光線，合理搭配自然光和人工光，深度融合到畫面的意像中。攝影師在拍攝過程中要智慧與技巧并存，巧妙構思，靈活運用，把握好造型用光的影像效應與“光感”，結合被攝物的影像特征，調和好畫面氣氛，增強被攝物的空間深度感和畫面層次感，靈活運用大自然賦予的豐富自然光彩。造型用光的完美技術處理，既要求攝影師具備相應的職業素質和一定的專業水平，又要求他們能夠發揮創意，創新造型用光在攝影創作中的巧妙運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較好的藝術造型效果。影視創作因為有造型用光的靈活運用，才會讓觀眾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中接受攝影作品中傳遞的思想觀念和情感認識，體會其中蘊含的藝術價值。為了渲染影視作品中這一主題的表達，就需要確定好光線方位、光線強度、光線性質等綜合效果的處理。當作品中的光線、色彩等達到一定比例時，就會讓人產生一種宛若仙境而又難以言表的視覺美感。優秀的影視藝術作品一般都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和創作理念。加大造型用光技術處理在電影攝影創作中的應用，將會推動電影攝影創作藝術的發展，并將創造出豐富多彩而富有藝術氣息的作品。

電影攝影創作中造型用光的藝術表現是豐富多彩的。在影視創作中拓寬造型用光的藝術表現，有助于豐富影片的故事情節并提升影片的藝術價值。如電影故事情節中合理運用光線可以使畫面的內涵和意義表達更充分，更能渲染出故事情節和環境氣氛。人物形象的刻畫中巧妙運用造型用光技術，可以充分傳達出主人公復雜的內心世界和深摯的情感表達，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發展提供幫助和支持。同時造型用光在攝影創作中的運用也可以做為重要的情節因素，通過造型用光的動態展現和運動韻律營造出或緊張、或歡快、或恐懼的環境氣氛，進面渲染故事背景，豐富故事情節。造型用光還可以提升人們的藝術審美效果，影視創作中攝影師引導被攝者調整姿態或笑容，或創造性地運用光線，讓觀眾產生美的享受，闡釋藝術美的主觀認識。隨著電影攝影器材的發展和攝影技藝的改進，造型用光的運用已經超出了一般藝術審美內涵，逐漸演變為一種多元的文化影像體系。一方面造型用光在展示自然鮮明個性，調節點線面、色彩、影調等諸多畫面元素提升影視創作的形象感知，幫組觀眾從攝影作品回到現實生活，通過對生活的理解和判斷獲得真與美的理性認識；另一方面造型用光也在豐富人們文化生活，提升人們生活感知的同時，推動著藝術文化的前進，從早期的攝影活動到數字化語境下的攝影活動，造型用光一直伴隨著攝影技術和攝影藝術的發展和進步，并成為推動藝術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促進電影攝影藝術與造型用光的良性互動

篇（6）

自然風景在電影中的呈現,并不是僅僅作為一種單純的視覺符號,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社會象形符號。自然風景從風景本身轉換成為電影中的審美觀照對象,往往是一個文化滲入和文化建構的過程,“摻入了道德的、觀念的、政治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符號學意義”[1],因此,便有可能形成某種風景政治或風景意識形態。在自然風景的多重意識形態隱喻中,自然風景與民族認同的關系是重要的一維,“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當中,風景也成為建構‘想象共同體’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例如,美國為了培養公民國族意識的認同,在自然原野中建設了著名的黃石公園,以此作為凝聚國族歷史的重要媒介。蘇格蘭浪漫主義作家司各特擅長風景描寫,他通過對蘇格蘭風景進行創造性的想象和謳歌,使蘇格蘭成為英雄的家鄉、可敬的祖國,喚起了蘇格蘭人民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自然風景的民族認同性建構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上,并非是一種常態和持續進行的過程,而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遭遇外敵入侵或民族危亡、國家危難之際,自然風景的民族認同功能便得以凸顯。例如,在中國的中,為了激發、鼓舞全國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識和同仇敵愾的抗戰精神,社會各界迅速行動起來,利用各種方式宣傳抗戰。對于文學藝術界而言,創辦更多的抗戰文學刊物,創作更好的抗戰文學藝術作品便是行之有效的動員策略。在這些文學藝術作品中,自然風景成為一個高熱度的敘事符號,這僅僅從一些抗戰藝術作品的題名中就可窺見一斑,如茅盾的《白楊禮贊》,艾青的《曠野》,江村的《曠野的悒郁》以及感奮人心的抗戰歌曲《松花江上》、《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在和平時期,如果藝術作品涉及到民族抗戰題材時,依舊會運用自然風景的民族認同功能。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戰爭電影,尤其是以馮小寧為代表的一批導演所拍攝的系列戰爭題材電影,都有意識地運用了自然風景的民族認同功能,為影片增光添彩不少。馮小寧是一位勇于進行藝術探索的導演,注重風景在影片中的敘事功能便是他探索出的成果之一。早在1990年他所拍攝的《戰爭子午線》中,長城這一人文風景構成影片的重要意象,它既是故事貫穿始終的發生空間,也是抗戰民族精神的象征,“沿長城西進”成為一群孩子無言的革命信念,直至最后把鮮血散在長城腳下。1995年后,馮小寧又相繼拍攝了《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等戰爭題材電影,凸顯了自然風景的民族認同功能,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自然風景作為一種物戀對象,在民族危亡之際擔負著融化階級矛盾和化解家族個人恩怨的作用。在電影《黃河絕戀》中,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蒼茫無垠的黃土地和氣勢磅礴的黃河,而這并不僅僅是起著故事發生的空間背景的功能,顯然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導演馮小寧在談到拍攝過程時說:“《黃河絕戀》的‘戀’指的不是一般的男女戀情,而是對中華民族的靈魂、對黃土地、對黃河的眷戀,是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一首頌歌。凡是看過影片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同感。”[3]在這里,實際上牽引出一個概念:物戀。物戀最初是一種宗教用語,指對某種單調物體的崇拜,后來發展成精神分析學的意義。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物戀就是被想象為失去了或者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并賦予替代品神奇的力量,使它們成為物戀的對象。在電影《黃河絕戀》中,黃河是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號而構建的,是中華民族的物戀對象,這不僅因為黃河是華夏兒女的母親河,孕育了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在民族危亡之際,人們需要尋找一種中介物來獲取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起抗戰意識,而黃河便可以擔負起這個職責。在《黃河絕戀》中,八路軍班長黑子和女軍人安潔要護送美國飛行員歐文西渡黃河到延安去。西渡黃河需要安潔的父親安寨主幫忙,但安寨主與黑子有三代血仇,在國難家仇面前,當事者如何抉擇?黑子夜訪安寨主,一席交談后兩人決定冰釋前嫌,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當安寨主為護送他們趕到黃河渡口時,卻遇到了事先埋伏的日本鬼子,他不幸被打死在黃河邊,而這時他的管家也拋棄掉自己被黑子家族造成失去男兒身的仇恨,點燃茅草屋為黑子報信,以至于自己被日本鬼子活埋在黃河邊。這里發生的一切,都被黃河所見證,黃河在這一刻充當了民族物戀的對象,安寨主等人為了保衛黃河、保衛中國而摒棄了家族矛盾和個人恩怨,甚至不惜犧牲生命護送黑子等人過河。二是自然風景作為一種具有東方情調的審美對象,在馮小寧的電影中既表征出民族受壓迫﹑受剝削的現實境遇,也表征出中華民族及文化被西方所認同﹑所接納的理想吁求。東方情調是一個與后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相聯系的概念,是在東西方文化嚴重不平等的情況下呈現出的一種審美風格,即是說,“‘東方情調’是被作為西方文化的‘他者’,作為一種特殊的欲望對象而存在并且獲得自己的美學定位的”[4]36。東方情調屬于第三世界文化,按照杰姆遜的觀點,“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類學所稱的獨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這些文化在許多顯著的地方處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生死搏斗之中”[5]。換句話說,屬于第三世界民族的、具有東方情調的文化遭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蝕。馮小寧的電影尤為注重運用優美壯闊的自然風景來表征中華民族及文化。這是一種具有東方情調的自然奇觀,由此誘發了西方列強的狼子野心:在《紅河谷》中,是蒼茫圣潔的高原、皚皚雪峰和碧凈澄澈的湖水;在《黃河絕戀》中,是西北豪邁奔騰的黃河和雄渾厚重的黃土地;在《紫日》中,是東北繁茂叢生的大興安嶺森林。這些具有神秘情調的自然風光,極大地刺激和滿足了西方列強的想象和欲望,他們虎視眈眈,企圖征服,于是,英國人的魔爪伸向了高原,日本人的鐵蹄蹂躪著黃河和大興安嶺森林。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馮小寧的電影也表現出了東方情調的另一面,即具有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同化的異質性因素”,它以“古老的風情、頑強的獨立性,以及巨大的神秘力量”[4]37,深深地折服了西方他者,使其不再報以偏見和覬覦之心,而開始進行一種超越民族和國家身份的平等交流。《紅河谷》中的英國人瓊斯,迷戀著這個夢幻仙境和童話世界,對羅克曼少校的侵略暴力行徑極力痛斥和反對;《黃河絕戀》中的美國飛行員歐文對黃河充滿著無限的留戀,50年后重返黃河邊尋覓曾經的愛和天使;《紫日》中的日本少女秋葉子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灌輸,但在大興安嶺的森林中與中國農民和蘇聯女軍醫歷經患難后徹底醒悟,改變了固有的價值觀。在這幾部電影中,也出現了西方男慕中國女性的情節,如《紅河谷》中瓊斯對藏族頭人女兒丹珠的喜歡,《黃河絕戀》中歐文對八路軍女戰士安潔的深深愛慕等,這實際上也是西方人對中華民族及文化折服的另一種表現,饒有意味的是,這也與自然風景有關。按照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與自然天然地具有相似性,因此,女性在某種程度上與自然風景是同一的。這樣,電影便通過女性———自然風景———民族及文化之間的聯系,以另外一種形式表征了西方對中華民族及文化的認同。

二、自然風景與生態記憶電影藝術

當今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日趨緊張,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在厭倦和無可忍受之余,人們對于湖光山色、綠樹秀林等或優美或壯麗的自然風景心系而向往之,而這也成為各種藝術形式所表達的主要題材,尤其是電影媒介在這方面更是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作為仿真的視覺藝術,電影再現或表現自然風景的獨特優勢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電影還具有警醒人們生態意識的獨特功能。本雅明就認為,電影帶來了受眾感覺器官的革命:“電影在視覺與聽覺雙方面幫助我們擴大了對世間事物的注意范圍,因而加深了我們的統覺能力”[6]。由此,就可以打開受眾無意識的經驗世界,尤其是“電影施之于肉體和精神的震驚效果,可以極大程度地激發起人的評判意識。這樣,當生態電影施之于人的整個統覺,便可以對觀眾的生態意識起到極大的警醒作用”[7]。當今的很多生態電影,在展現自然風景、表達生態意識時,突出運用了一種生態記憶的形式,通過激活和開掘人們對于原始的自然風景、故鄉的自然風景的追憶和留戀,來彌合內心的生態裂痕。對原始的自然風景的追憶。原始的自然風景,在這里主要是指具有神秘性和未祛魅的,而人們對之充滿敬畏和膜拜的種種自然物象,它們與原始記憶即原始經驗密切相連。原始經驗是深存于人們內心結構的一種原始的集體無意識,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主要內容,突出表現為人類對于自然的膜拜和敬畏。正因如此,當人們對于當今的生態環境惡化日益不滿時,便會激活心理結構中的原始經驗,萌生出一種懷戀原始經驗的膜拜和敬畏自然的生態情結,重新賦魅自然神性,而這尤為表現在人們對于原始的自然風景的追憶上,通過賦予自然風景以神性,表達出人與自然和諧存在的生態渴望,電影《紅河谷》、《德拉姆》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紅河谷》中,呈現的自然風景是圣潔的雪域高原,這是地球上最后一塊凈土,是一個遠離現代文明侵犯的神秘世界,人們對自然充滿無限的尊崇和膜拜。在藏族人心目中,那皚皚雪山是圣山,是不可觸犯的神靈,稍有不慎便會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影片中,傲慢的英國人羅克曼在雪山中行走時,由于固執不聽向導的勸告對天開槍,終于引來雪崩而險些遇難。藏族人還有一個習俗,就是在嘎瑪堆巴星升起在雪山頂之前,不能下河洗澡,否則會冒犯神靈,降下災禍。當漢人雪兒達娃由于無知下河洗澡后,格桑便特意舉行儀式祭拜,為她贖罪。也正是因為對自然的敬仰和膜拜,這里的人們世世代代活的純真,死的安詳,體現出一種人性與自然神性的和諧結合。在紀錄電影《德拉姆》中,自然風景是飄渺的霧氣和驚濤拍岸的怒江,她們充滿神奇的色彩,體現了天地神人一體的生態存在。“德拉姆”的意思是平安女神,電影開頭,那飄渺無常的霧氣就是平安女神的化身,她庇佑著生活在這一方水土上的樸實的原著民們。電影中的怒江也頗具神性,她時而怒吼、時而溫婉,與兩岸的人們休戚與共,在哺育人們的同時,也鑄就了人們自信祥和的性格和對生活的無限希望。對故鄉的自然風景的追憶。故鄉總是人們心中回憶起來最溫暖的一個場所,是揮之不去的心靈棲息地。故鄉孕育了每個人的童年,童年最美好記憶如同精美的相冊被定格在溫馨的故鄉,歷久彌新。在童年的故鄉記憶中,其實包含著一份無意識的生態情結:“童年時代對特殊地方的依附中包含的生態學———在那些地方尚受保護和‘自然’的時候”[8]。這份生態情結使故鄉成為人們值得依戀和能夠記憶的宜居家園,尤其是在當前,人們居住于都市,每天不得不痛苦地忍受噪音、廢氣排放以及霧霾天氣時,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懷念故鄉的美好環境:美麗的山,美麗的水。盡管這份美好現在可能已經或正在消失,但是那份儲存在童年中的美好記憶,是永遠無法湮滅的。而當前的一些生態電影,如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章家瑞的《諾瑪的十七歲》等,充分發揮其“物質現實的再現”[9]本性,通過再現故鄉美麗的自然生態風景,使人們在重溫美好記憶的同時,也激發起了強烈的生態意識。《那山那人那狗》其實是一部關于父子情的郵政題材電影,父子之間原本隔閡的感情,在一趟跋山涉水的郵路中逐漸消除。但影片在表達這種情結的同時,尤為注重展示湘西鄉村清新、秀麗、精致的自然風景,影片的主色調是綠色,綠色的田野,綠色的山川,綠色的樹木,營造出一種唯美的綠色生態意境。生于斯的山民們也過著一種綠色的、淳樸的神仙般的美好生活,兒子問:“山里人為什么住在山里?”父親回答:“因為山里人都是神仙”。這種怡然自得的綠色生態生活,對于那些正在城市中飽受環境污染之苦的市民而言,是多么難得的一種奢望啊!《諾瑪的十七歲》講述云南哈尼族少女諾瑪與外來青年阿明懵懂而凄婉的愛情故事,同時展現了雄渾壯觀的哈尼梯田自然風景。諾瑪對于城里的觀光電梯充滿向往,饒有意味的是,城里人卻一群群地跑到與諾瑪水融的故鄉,欣賞美麗的哈尼梯田,并紛紛在梯田邊拍照留影,以獲得一份對于鄉村生態文明的認同。而諾瑪在完成一個少女成長的同時,也獲得了對于故鄉生態文明的自我認同。

篇（7）

在對電影主題思想的表達中，色彩美學更是一項基調性的手段。可以說對于一部優秀電影的主題，我們從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個基調性色彩上就能直觀地感受出來。在姜文的《鬼子來了》一片中，絕大部分的畫面使用黑白色調，其所表達的主題是一段讓人不忍回憶的痛苦歷史，而片尾當男主角的頭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畫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濃烈的紅色基調———這已經不僅僅是導演在控訴，而是將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國家榮辱張揚到了極點。而該片模仿的對象《辛德勒的名單》也采用了類似的手法，表達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猶太人所不愿回憶卻又不能不回憶的過去。《藍風箏》的導演田壯壯則是將藍色定為該片的基調色彩，導演采用藍色濾鏡來拍攝大量的鏡頭，無論天空還是白雪都滲透出一種冷冷的藍色，這與該片冷靜的敘述方式以及主題所表達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與社會達到了高度的一致，從而為該片定下了壓抑和悲憤的基調。

(二)產生象征與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達也有多種多樣的解讀，這也使得色彩美學在電影創作過程當中可以展現出不同的象征意義和暗示。例如在中國，紅色意味著喜慶，白色則總是讓人聯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國家白色更多地意味著純潔，而紅色總是令人想到鮮血和殺戮。著名導演張藝謀的諸多影片中就鮮明地展現了他對紅色的偏好，《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紅色的場景。當然只會是用紅色的張藝謀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對其他顏色的使用也說明了這位大師對于色彩中象征意義的精確掌握:秦王、秦軍和秦宮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僅符合了秦國屬水德尚黑的史實，更是展現了一種冷酷而肅殺的味道，而在對外場景中大量使用黃色———黃沙、黃土，都充分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底蘊，也就是黃色文明，從而進一步引發了觀眾對于本片中這段殺戮戰爭歷史的無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誰說我不在乎》一片中，紅色被大量的使用。無論是來往的車輛還是情人出現的場景中的紅色墻壁，實際上都是一種暗喻。我們通常把夫妻之間出現感情危機的情形稱為“亮紅燈”，而本片正式采用了這樣一種通俗的隱喻說法，以大量的紅色景物來暗示主角夫妻之間出現的感情裂痕，從而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中國家庭里傳統的夫妻責任與新時代的婚姻觀念之間的矛盾，這樣一種表現手法突破了色彩僅僅用來表達電影主題和塑造氛圍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種意義的層面。

二、電影中的色彩美學設計分析

(一)服飾色彩美學

在電影藝術的色彩美學中，服飾色彩的地位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盡管表達色彩的手段多種多樣，但是由于電影中人的大量存在，使得服飾的作用如同電影的靈魂一般不可或缺———盡管有些電影并不以人為主角，比如《帝企鵝日記》和《熊的故事》，但是在大量出現人物的影片中，都無一例外地強調對于服飾色彩的運用。這種手段使得電影的語言更加豐富，同時能向觀眾傳達出更多的語言之外的信息。服飾色彩對人的第一影響首先就是在表達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上，其次服飾色彩還能充分表現人物的個性和內心世界，通過更換不同的服飾可以及時地反映出人物內心的變化，有時候甚至只是一個符號性的配置就能制造出一個強烈的符號來震撼觀眾，這一點從《遠山的呼喚》中那掛滿黃手帕的樹上就能明顯地看出。

(二)以英雄為例探討色彩美學設計

張藝謀的《英雄》對于服飾色彩的把握可以說典范性的。在最初的長空與無名的對決中，二人身著深淺不同的服飾，就體現出了兩人背后不同的政治勢力和國家歸屬;在秦國整齊劃一的黑色服飾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一個冷酷的國家機器以及其背后強大的種群意志;殘劍、飛雪二人以紅色服飾出場則是體現了兩位絕世高手張揚的個性和背負的家仇國恨。當然在影片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浪潮畢竟沖刷掉了個性的存在，留下的只是無情的黑色，各種鮮明色彩的服飾最終被威嚴的黑色所吞噬，留下的只是靜靜訴說的歷史。總而言之，在英雄一片中，多種色彩的服飾體現了多種人物的心情，其情節也隨著服飾色彩的更迭而不斷地轉折，通過變幻的色彩將各種細節凝聚成一個整體的故事展現給觀眾，這必然會成為一部經典的作品。

三、色彩美學對人內心的感知

(一)心理和色彩美學感知之間的聯系

色彩對于人類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色彩的視覺無疑是不完美的，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需要色彩來點綴和表達。色彩不僅僅是各種波長在人的視網膜錐狀細胞上的刺激，更是通過不同色彩的融合來不斷加深人們對于美的認知，色彩的美學價值至今仍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而不受到色彩種類的限制。對色彩的認知的一個重要提升就是感情到理性的升華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色彩是人們判斷的依據，經由人眼進入到大腦，結合人類所獨有的思想和意識，通過邏輯和分析的方法進行處理，從而使人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尋找到美的規律和真諦，這就是色彩美學的理論和法則，色彩美學就是通過色彩來表達出事物身上美的屬性。色彩美學是電影藝術中重要的表達手段，它能引發人心中潛藏的欲望，也能揭示語言所不能表達的各種細膩的情感，無論是喜悅、冷靜還是絕望，色彩對人的心理總是能夠一覽無余，因此各種對于色彩的運用也是電影大師們樂此不疲地使用的方法，比較典型的就是紅、藍、白三部曲，導演借由法國國旗上的三種顏色來表達人物的感情，并將其作為電影的名稱，這不能不說色彩美學完美地體現了電影藝術對美的認知。

(二)《變形金剛》在使用顏色的時候暗合了人物的心理

在汽車人和霸天虎的標志設計中就體現了明確的反差。汽車人是代表正義的一方，因此多采用亮色作為主調，而霸天虎是邪惡的，因此往往采用暗色作為主調。據統計在汽車人中采用紅色的角色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紅色代表著勇氣和熱情，因而采用紅色的角色往往就是異常英勇的形象———例如擎天柱、鐵皮、變速箱等。變形金剛之所以備受關注，其生動的畫面功不可沒，尤其是在對兩派斗爭的場景上，通過各種火焰以及金屬的撞擊來強烈地刺激著觀眾的視覺，其特效場景中對于顏色的把握也是非常認真的，與剛出場時一身明亮的金屬色相比，在進行完一番激烈的格斗之后主角擎天柱身上的破損和鐵銹色將影片的特效與主題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以畫面感人。

篇（8）

海報上呈現的主要形象是一個扎著馬尾辮的年輕女孩，她樸實無華的眼神將一種純樸天真的氣氛營造出來，背景虛化了一間農村小學的教室和一群快樂的孩童，幾個簡單的電影元素組合而出的效果很好地傳達了電影真摯感人的情調，而且提供了《一個都不能少》影片的核心線索。而以動物形象作為海報中心元素的《戰馬》，是將主人公和戰馬的形象共同組合構成了電影的宣傳海報，畫面中將人與馬的造型放大到特寫的位置，再輔以電影主題的戰爭場面虛化作為背景，硝煙、戰士和戰馬三個元素很好地概括了電影的主題，并且能夠給觀眾提供思考，配合宣傳片人與馬之間感情碰撞的剪輯，觀眾能夠加深對硝煙、戰士和戰馬三個元素進行深入的思考，從而加深對《戰馬》的印象。

(二)蒙太奇剪切手法

蒙太奇即使用剪輯和組合的方式來構成動態電影，這種手法經常被使用在電影拍攝過程中。蒙太奇將多個鏡頭和畫面按照電影的主題來進行拼接，進而產生出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電影海報的設計中，蒙太奇中的一種平面藝術形式“平面蒙太奇”作為一種重要的美術藝術手法也廣泛使用在設計手法之中。這種手法是運用文字和畫面兩種形式進行結合和組裝，將不同的畫面拆解然后進行重疊，畫面結構方面最常見的形式是運用兩個或三個畫面進行拼接組裝，選取的照片往往是電影鏡頭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景或人物形象。這種藝術表現方式具備后現代意味，從后現代的城市精神中脫胎而出，能夠營造捕捉人視線的效果。例如《西風烈》一組海報中分別是由六組電影鏡頭剪輯組合而成，在組接和拼湊時不能隨意進行組合，要考慮能夠正確傳達電影主題并表現電影的內涵。然后再根據觀眾視覺心理接受程度來考慮能夠吸引觀眾眼球，《西風烈》的一組海報中的六個畫面剪輯便是這樣的產物。它將海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以表情和動作為主要元素，每個部分各有兩張剪輯畫面，通過整體的面部表情和人物、動物動作的特寫來形成強烈的商業美感。在同一個畫面上拼接了六張場景和人物圖，整體傳遞而出的是戰爭和熱血的氣氛，這樣使觀眾一眼就明白了這部電影的題材是戰爭，另外平面蒙太奇手法還可以將兩到三個小時的電影通過一張平面形象進行訴說，這樣不僅營造出畫面的故事感，而且觀眾也不能夠簡單地從幾個剪輯的畫面猜測出電影的完整情節，因此海報的宣傳和商業價值便得到實現了。使用平面蒙太奇手法，從影片中選取出特寫的表情和動作，將代表性的人物和場景都集合在海報上，再使用特定的后期處理手法，將美術藝術手法形式淋漓盡致地發揮在現代電影海報設計藝術中。通過不同時空的畫面和場景的拼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故事的節奏感，使觀眾能夠以從上至下或從左至右的方式來體會電影故事情節，同時左右分開設計的對比排列方式可以使“西風烈”的主題從抽象走向具體，并且產生一種超越畫面的新生意境。

(三)視覺傳達心理學的運用

將鮮艷的撞色和濃墨重彩的暖色調運用到海報中的手法是現代電影海報的常見設計手法之一。色彩能夠形成象征性的表達，在海報上增加撞色的設計能夠增強海報給大眾帶來的視覺沖擊力，提升電影海報的視覺美感和設計美感。色彩的恰當運用，可以很好地捕捉大眾的消費心理，滿足現代電影的商業宣傳需求。色彩的和諧統一能夠更容易得把海報呈現的內容綜合起來，比如綠色的寧靜、紅色的熱情、白色的純潔、黑色的深沉等，這些色彩心理都體現了色彩的內在內涵。因此在一張成功的海報設計作品中，色彩的合理應用是十分重要的。恰當的色彩元素能夠幫助電影海報設計工作增加畫面的視覺上的吸引力，使觀眾的觀賞視線都集中在電影上。電影海報色彩的語言要形成一個系統，將不同的色彩符號融入到一個畫面中，傳達出設計者心中對于電影的感受。不同的冷暖色調所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義，能夠牽引出觀眾情感的聯想性，而在電影海報設計中如何合理地將色彩和情感心理二者結合起來就成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一張好看的電影海報，色彩濃艷，只能說成功了一半；并非色彩越是濃艷就代表電影海報的效果越好，因此要合理地運用色彩的沖擊力對電影情節和故事表達力的影響。例如電影《沙漠之花》海報中的黃色就占據了版面的三分之二的位置，畫面中的黃色不僅僅象征了沙漠的環境，而且也象征著在沙漠中發生的事件的殘酷以及主角對于周圍的殘酷事件的反抗。而實際上影片的主要內容就是講述了一個索馬里女孩與故鄉陋習的斗爭和反抗，最終女孩以自己的勇氣戰勝了陋習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皆大歡喜的結局通過海報的大片的明黃色也能夠體會得到。海報中鮮亮的黃色調表露電影勵志的精神實質，同時也通過女主角左眼堅韌的剪接來傳達了電影人物內心的堅強和對未來的憧憬。

篇（9）

一、美術與電影的藝術淵源

相對于歷史悠久的美術傳統，電影是一門年輕的藝術，繪畫一直被認為電影藝術的母體藝術，是不同時代和流派的美術作品為電影的視覺造型提供了足資借鑒的養分。彼得·格林納威曾說:“我從來都深信，幾個世紀以，無數在電影家之前的畫家們對絕大部分問題已經提出并解決了，大批載著問題與答案的繪畫作品構成了我們集體的記憶，是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一切關心畫面，渴望制作畫面的人都應回過頭來挖掘這座不斷更新的巨大寶庫。”一部電影的視覺風格由構圖、色彩、光影、運動等元素構成。優秀的電影導演在影片視覺結構的處理上獨具匠心，創造出極富藝術表現力的影像畫面，并體現出獨特的視覺風格。

早在1829年，比利時著名物理學家約瑟夫普拉多發現：當一個物體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該物體的形象還會在人的視網膜上滯留一段時間，這一發現，被稱之為“視象暫留原理”。普拉多根據此原理于1832年發明了“詭盤”。“詭盤”能使被描畫在鋸齒形的硬紙盤上的畫片因運動而活動起來，而且能使視覺上產生的活動畫面分解為各種不同的形象。“詭盤”的出現，標志著電影的發明進入到了科學實驗階段。1834年，美國人霍爾納的“活動視盤”試驗成功；1853年，奧地利的馮烏卻梯奧斯將軍在上述的發明基礎上，運用幻燈，放映了原始的動畫片。攝影技術的改進，是電影得以誕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認為攝影技術的發展為電影的發明提供了必備條件。早在1826年，法國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攝了世界上第一張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時間8小時。而在初期的銀板照相出現以后，一張照片縮短至30分鐘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斷更新使用，攝影的時間也在不斷縮短。1840年拍攝一張照片僅需20分鐘，1851年，濕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攝影速度就縮短到了1秒，這時候“運動照片”的拍攝已經在克勞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實驗拍攝中獲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國舊金山的攝影師愛德華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機拍攝飛騰的奔馬的分解動作組照，經過長達六年多的無數次拍攝實驗終于成功，接著他又在幻燈上放映成功。即在銀幕上看到了駿馬的奔跑，受此啟發，1882年，法國生理學家馬萊改進了連續攝影方法，試制成功了“攝影槍”，并在另一位發明家強森制造的“轉動攝影器”的基礎上，又創造了“活動底片連續攝影機”，1888年，他把利用軟盤膠片拍下的活動照片獻給了法國科學院。可以說電影的產生是繪畫藝術發展到一定程度，與光學技術、攝影藝術共同結合而生發的產物。

因此，電影在視覺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繪畫藝術的觀念和表現手法，在中外電影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同時，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電影藝術觀念的變化，電影表現語言也日益豐富。世界上一些有著美術經歷的電影大師更是恰到好處地將自己的美術修養和技巧體現在自己的創作里。例如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早年學畫，深受日本傳統美術影響。他的影片的視覺風格洗練，純凈而古樸。黑澤明為了達到理想的視覺效果，他的許多影片都是先畫好鏡頭畫面。僅《亂》和《影子武士》就分別畫了好幾百張，充分體現了他深厚的美術素養。在實際拍片時，他甚至要求演員按照構圖中指定的位置來表演，不能因偏離造成構圖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澤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術的傳統深深地連接著。”被譽為前蘇聯最后一位天才導演的格拉杰諾夫同時也是畫家，他的影像結構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凈，艷麗而和諧。由于畫面中沒有大的透視與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現在一個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紀的壁畫。格拉杰諾夫把自己對繪畫、宗教、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理解融匯成詩化的電影語言。其影片的視覺風格獨樹一幟，具有超凡脫俗的品質。法國電影大師布萊松在做導演之前是畫家，有著相當高的美術造詣，因而他的影片中顯露出法國悠久、獨特的美術傳統造型韻味。

與以上幾位電影大師相似，英國著名導演彼得。格林納威早年受過完整的美術教育，對美術理論和實踐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精通藝術史，17歲時就開始舉辦繪畫展覽，曾一度為自己是做畫家還是做導演猶豫不決，后來卻成了“電影圈里的畫家”。格林納威對西方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繪畫傳統有著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從事繪畫創作，因此他在導戲時美術傳統深深地影響著他，他的許多影片中常出現藝術大師繪畫的影子。

二、電影本質屬性對美術手法在作品中展現的要求

在一部電影的制作過程中，它的美術屬性的體現被看作使整個影片水平的重要標志，每一部電影都有專門的美術師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術師在拿到劇本進入構思階段，在把握主題意念的基礎上，確定基本情調的基礎上，要探討影視作品的總體造型結構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對不同主題、不同結構影視作品的設計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體裁衣”，找到恰當的、獨特的造型結構和形式及落實構思的途徑。

首先，電影美術屬于時空藝術，是視聽綜合的藝術，對于電影美術來講更突出了綜合性、兼容性的特點。銀幕造型形象的時間因素和運動因素、色彩因素是構成電影藝術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長鏡頭、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攝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裝、聲音等表現手段最后融匯在流動的畫面與伴音中，電影造型形象成為一種在時空流動過程中展現的空間造型，具有四維空間造型的特點。這就要求電影美術師在場景設計上要樹立運動觀念，并且，要使立體空間環境符合劇情要求，符合攝像機鏡頭特性，符合鏡頭角度和運動變化。

其次，電影美術設計的創作方式以劇木為造型構思的基礎，各種造型手段的設計均要以劇本為依據。一部電影在劇作結構、情節安排、人物關系、場景設置等方面會有許多差別，而且都會涉及和影響到電影美術設計的構思和處理方法。電影除了文學劇本之外，還有一個導演的分鏡頭劇本，導演對未來影片主題意念的把握和總體構思與意圖明確化、具體化。

第三，電視和電影美術所創造的銀幕和熒屏的造型形象和畫面效果都要求達到視覺的逼真性。電影的熒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電影特殊的傳播方式，攝錄手段造成的，所以電影美術已經不僅僅是平面的繪畫，而是受著傳播、制作方式制約的。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現代數字傳播手段，先進的攝像機械、錄音設備及編輯電子化系統、激光視盤等的采用使熒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來越高。

對于同為視覺、聽覺綜合藝術形式的電視劇來說，電影在美術制作、表現、傳播等方面存在著自己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物質材料、制作方式、傳播途徑及審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會影響到電影美術和電視美術創作的不同。

首先，電視劇與電影在美術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異。制作方式的差異首先是媒介材料，攝錄工具的不同。電影的媒介材料是膠片，而電視的媒介材料和傳播工具是攝像機和磁帶。電影的樣片是要經過洗印才能看到結果，如要重拍技術要求很復雜。但電影的銀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優于電視劇。而電視劇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攝錄現場通過監視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攝效果。

其次，電視劇和電影的觀賞條件和方式不同。電視劇是通過電視機的傳播傳達給觀眾，是一種家庭化，公開式的藝術欣賞和娛樂方式。在電視機前看電視是隨意的，無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動著看、交談、躺臥著看，也可以邊喝茶邊飲酒看……觀眾可以由著自己的性情隨意看。專門看電影，隨便看電視”一點不錯，看電影觀眾去電影院是一種目的明確的藝術欣賞活動，是一種公眾性的社會活動。看電影和去劇院聽歌劇、看話劇、芭蕾舞，到音樂廳聽音樂或到美術館看展覽等藝術活動是人的一種審美心理體驗。因此電影制作者、消費者對作品造型、畫面、色彩的藝術性的要求較高，甚至將作品的美術屬性提高到電影靈魂的高度。

三、美術在電影藝術中的主要形式

繪畫藝術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線條、結構和色彩，這些反映在電影藝術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這些也正是電影美術屬性表現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總體造型觀念是現代影視造型觀念的重要特征。電影美術師的造型觀念尤為重要，這是影視藝術發展的必然性。雖說電影視覺和聽覺的綜合性藝術，但視覺更為重要，因為電影是需要觀眾看的。在電影的創作中，美術師要與導演、攝影師等主創人員在創作上取得統一意見和認識上的一致性，這是一條重要的創作原則，在實際的工作中，意圖的統一，往往是以導演意圖為主的統一，這是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術師在分析劇本確定造型觀念進行設計之初要先做一次導演探索，然后再進行設計。美術師只有從導演的角度審視全部作品，從全局出發，考慮演員的空間調度，攝影機伴隨的工作空間，最后落實在有機的造型處理才是正確的創作之路。有經驗的美術師都是從抓劇本的主題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創作的構思，為體現中心意念進行造型設計。前輩電影美術師韓尚義談到:“許多優秀的布景設計，是作者從劇木主題思想中引出自己有關的生活積累和全部智慧，通過集中提練、勞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鮮明、生動、富有魅力的藝術形象表現在銀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藝術中都非常具有表現力，電影當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達濃烈感情最有效的無聲語言。色彩的基調、變化往往是劇情、感情產生張力的有效手段，同時它對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審美特點、表現習慣有著深層次的反映。我國被稱為“第五代”的大腕導演們對于色彩的應用是相對比較成功的。《紅高粱》的色彩以紅為基調，將黃褐色的土地、綠油油的高粱和大紅、雪白的衣褲放在一起，造成了鮮明的原色對比，粗獷而強烈，很有視覺沖擊力和中國西部農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燦爛熱烈、生機勃然的紅色交響，紅高粱，十八里紅，顛轎中的紅轎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與太陽的色彩空間中，創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題的粗獷、濃郁、騷動不安的生存環境，貫穿于其中的紅色基調體現出影片“豁豁亮亮，張張揚揚”的氣質和自由奔放如烈馬奔騰的情緒。電影畫面色彩表現力和敘事性也經常體現在服裝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樣年華》是運用服裝顏色來表達女主人公豐富多彩內心世界的一個樣板，《雷雨》中繁漪服裝紫色的越來越深正與她心靈中越來越多的絕望相吻合，《我的父親母親》中青瓷碗的清麗無華則是純樸愛情的一個象征，它很好地參與到了影片的敘事過程—特別是人物情感發展過程中去。正如巴拉茲所說，映現于電影畫面上的各種色彩，不僅是再現性的，還必須是具有藝術表現性的。

（三）光影。與電影畫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與電影畫面明暗、光影密切相關的是色彩。以彩來說，各種色彩的恰當運用能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沖擊，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敘事功能。電影經常用黑白片部分來表示過去時內容，用彩色片部分來表示現在時內容，如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為了特定的表達需要，張藝謀則用黑白片部分來表示現在時內容，用彩色片部分來表示過去時內容。不管在白天還是夜晚，不管在月下還是燈前，不管在室內還是野外，物質世界的明暗總是無處不在的。然而，“四圍山色中，一鞭斜陽里”，“云破月來花弄影”，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因此，電影畫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屬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陳凱歌在《黃土地》敘事中為了讓觀眾很好地感受到顧青與翠巧的話別具有“說者有心聽者無意”的效果，就讓有心的說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窯洞門口，而讓無意的聽者顧青站在黑暗的窯洞里。對于任何藝術創作來說，除了選擇的因素之外，還有安排的可能，電影畫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來幫助影片進行敘事。王家衛《花樣年華》的大部分畫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發生的時代氛圍和生活真實，也切合那些場景和那份心情。

發展到今天的電影，早已不再像從前是其他藝術形式的附屬品，它借助先進的機械技術、電子技術，已經開辟除了屬于自己的甚至令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更加絢爛的天地，但電影總歸是在上訴藝術形式發展成熟以后產物，也還是各種以上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特殊表現形式的綜合，美術依然是電影構架的基本元素，因此，電影的發展還是要建立在對美術的重視、關注以及美術藝術的發展基礎上。

參考文獻：

[1]王瑞君.《電影電視劇中的美術造型觀念》.[M].劇作家.2006第一期，

[2][日]佐藤忠男，《黑洋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蓮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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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營銷環境的概念

市場營銷環境是企業營銷職能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和力量，這些因素和力量是與企業營銷活動有關的，影響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條件，它通過內容的擴大和自身各因素的不斷變化，對企業營銷活動發生影響。

三、數字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宏觀環境

宏觀環境是由人口、經濟、科學技術、政治法律、自然、社會文化等環境因素所組成。這些環境因素對移動電視市場營銷活動的影響，主要是以間接的形式而作用于企業的營銷行為。

1、媒介自身的趨利性促使其不斷地尋求新的經營增長點

在中國數字電視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新興的數字技術推動中國廣電經營的升級、發展，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廣電經營不斷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探索新的經營突破口的戰略姿態。當前的廣電經營正逐漸轉型，由一個已經恢復自主經營意識的個體，向一個具有自身發展邏輯和自身發展能動性的產業過渡。

2、人口因素與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關系十分密切

人是市場的主體，人口容量決定了市場規模，數字移動電視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受眾群體，主要包括城市的公交車、出租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內和車站的戶外流動人口，他們大多處于無事可做的空閑狀態。傳統的電視針對的是在某一個地方相對“靜止”的人群，而白天出行在外的人群是傳統電視媒體無法覆蓋的。這個群體不僅流動性大，而且隨時段呈現規律性變化，為移動電視開展市場營銷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3、有線網絡資源積極推動數字電視的發展

數字化是一場世界范圍的新技術革命，數字技術雖然只是充當了廣電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營效益的技術基礎和手段，但它自身的優勢是對營銷的有力支持。

四、數字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微觀環境及優劣勢分析

企業的微觀環境包括企業本身、顧客、競爭者和社會公眾。前面我們提到，數字移動電視從傳統的“盲區”中挖出一個龐大的受眾群體，它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受眾群體——移動人群，這就是移動電視廣告營銷潛力蘊涵的根本所在。

1、受眾群體的流動性大

以車內受眾為例，乘客們乘車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在車內停留時問各不相同，這個時間因城市規模的差異而不同。

2、受眾隨時段呈現出規律性變化

不同時段內，乘客的人員結構呈現明顯的一致性。比如說，早晨6：30到7：00，乘客以10幾歲的學生為主；7：00到8：30，乘客以上班一族為主，收入水平非常近似；16：30到18：30，又以20到40歲的上班族為主。因此，不同時間段的觀眾結構是可控，相對穩定的。客戶可以根據不同時段的不同群體，進行針對性的廣告投放。

3、對受眾的壟斷和伴隨性傳播

移動電視的行動路線長而且固定，它的流動也導致電視廣告能不斷在特定路線上反復，從而增加了廣告受眾的數量和接觸頻牢，決定了移動電視廣告的優越性，能使信息更精確、更有效的擊中目標受眾。但另一方面，數字移動電視傳播環境中的干擾因素比在家里更多，觀眾的心態也更浮躁不安，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注意力，雖然關注屏幕頻次高，但是單次連續觀看時間短。

4、無競爭傳播空間

移動電視將電視媒體從戶內搬到了戶外，搬到了一個低干擾的環境里，搶占了傳統電視媒體無法覆蓋的空間。但同時，觀眾也要求伴隨在身邊的移動電視能提供更實用，更有效更貼近的資訊。觀眾是媒介微觀營銷環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媒體產品的最終購買者或消費者。對消費者的把握，要從規模和觀眾需求的質與量兩方面分析和了解，從營銷學的角度來考察，為特定受眾服務，創造出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受眾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

五、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環境威脅和市場機會

環境威脅。環境威脅是指市場環境中不利于企業營銷的因素，對企業發展形成挑戰，對企業的市場地位構成威脅，對移動電視而言，環境威脅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節目好壞是影響其經營的關鍵所在。由于乘客在車內停留時間不長，在公交車上的收視常常呈現為一種伴隨性的行為，移動電視的覆蓋率和滲透率相對大眾多媒介而言，還是小眾媒體。如果不能根據自身傳播條件及特色來生產節目，將很難維持市場優勢。要把握目標受眾，移動電視應該按營銷學的思路來組織和設計自身的傳播產品，有效吸納受眾注意力，使觀眾獲得滿意的心理報酬，從而更有利于營銷活動的開展。

第二，技術層面的問題對收視效果造成不利影響。音量的大小，人聲與車聲的嘈雜程度，乘客的密集程度，人群的流動性，移動電視圖象信號的接收情況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電視的傳播效果。

第三，模式是運營中實際的問題。在模擬電視經營模式當中，主要是媒介、廣告公司、客戶之間的三角游戲。作為廣告經營的重要依據，數字移動電視收視效果檢測機制的建立速度遠遠落后于技術和節目的發展。此外，數字移動電視該如何贏利，依據什么樣的價格體系，什么樣的成本核算才能贏利，以及用什么樣的方式開拓用戶市場等問題，仍具備一定挑戰性。

市場機會。市場機會是指對企業營銷活動富有吸引力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企業擁有競爭優勢。

第一，媒介產品的質量是根據受眾滿意來定義的，數字移動電視可提供的實用性信息包括：時政新聞、交通路況、出行氣象、車位引導、消費資訊、商場促銷等，這些信息看似平常，傳統電視媒體也可以提供，但因為移動電視在戶外實時傳播的媒介先天優勢，使這些信息具有更大的實用性，也使用廣告的傳播更有效，人們可以根據實時交通路況選擇出行路線，可以根據消費資訊改變吃飯的地點，可以根據商場的促銷信息決定逛街的去向等等。

第二，隨著技術的發展，移動電視已經實現了在手機終端夢想成真，實現了面對面的商業傳播。所謂“得終端者得天下”，撥開趨同認識的霧障，彰顯自己的個性才能贏得市場。

六、結論

市場營銷環境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構成的統一整體。移動電視作為營銷系統整體，是一個由若干相對獨立而又有一定方式相互聯系的部門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它同時又存在于一個由人口、資源、社會文化等組成的大系統之中，它既受大系統的影響和控制，又反作用于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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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影告別了自己技術雜耍的丑小鴨階段而成為藝術的白天鵝時候，還處在電影藝術的默片時代，然而就在這默片時代，格里菲斯、卓別林、愛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電影藝術大師們就創作出了永載史冊的電影藝術精品。后來形成的電影藝術史上的第一個系統的電影美學理論——蒙太奇理論，可以說主要就是這種默片時代電影藝術的美學表達和理論自認。那么，這默片時代電影藝術的本性或本體是什么呢?如果參照后來巴贊的紀實主義電影美學關于電影藝術本體的表達方法(巴贊把電影藝術的本體概括為“攝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攝影影像本體論”)[1]，則可將默片時代的電影藝術本體概括為“蒙太奇”。也正因為這樣，“蒙太奇”一詞才不僅作為一種重要的電影藝術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為電影藝術的同義語。然而電影的這樣一種本質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過20年。然而當聲音技術的進步沖破包括幾乎所有默片時代的電影藝術大師的習慣與成見的阻礙而終于挺進到電影藝術中來的時候，電影藝術的本體構成無疑發生了質的變化。電影“蒙太奇本體論”把電影的全部藝術可能性都歸結為電影畫面(影像)之間的自由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對用來進行這種自由組接的畫面本身都認為是次要的，無關宏旨的。至于聲音因素則根本未予考慮。即使在聲音因素已經進入到電影藝術中來之后，在這種蒙太奇本體論的理論視野之內，也一直被作為一種次要的因素而附帶涉及的(直到艾柯、麥茨等人的符號學電影理論階段，也仍有這種情況。麥茨的組合理論就基本上沒有考慮電影的聲音因素)[2]。而事實上如果說運動的電影較之靜止的繪畫和攝影也不過是增加了一個運動的維度的話，那么擁有了聲音的電影較之默片也是實實在在地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聲音的維度。電影藝術在本體構成上的這一重大變革，其意義究竟有多大，其實直到現在也難以概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電影由單純的視覺藝術變成了視聽結合的藝術[3]。無論如何，僅就這一點來講，雖同樣被稱為電影藝術，而此電影已決非彼電影。在人類的五種感官當中，最重要的是視聽，而且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藝術也無一例外都是訴諸這兩種感官的(李澤厚稱之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為止，電影藝術獨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據了人類接收外部信息的這兩大頻道。

此后的色彩技術以及光學鏡頭和感光膠片等方面的技術革新和進步雖都程度不同地給電影藝術的發展帶來一些影響，但基本上都沒有觸及電影藝術的本體構成，也就是說在聲音進入電影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電影藝術的發展進步是處于一種量變的積累過程中，真正給電影帶來一次新的本體性變革的是電視技術的出現和發展。

二

電視技術的出現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作為一種新的新聞媒體存在的。而一旦當電視作為藝術形式出現時，正像聲音因素被電影藝術習慣力量視為異己一樣，電影藝術也把電視藝術看成是自己的敵對勢力，在美國就爆發了持續十年之久的電影電視大戰。而事實上在各國都曾程度不同地發生過類似的影視大戰。默片時代的電影藝術家當時沒有意識到聲音的出現是不可阻擋的，它必定要進入電影并使電影藝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前電視時代的電影藝術家們也同樣沒能及時地意識到電視技術作為一種新的強勢媒體對于電影藝術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電視技術給電影藝術帶來的深刻影響的話，也許有一個說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電影藝術進入了電視時代。在探討并努力準確表述電視時代的電影藝術的本體存在或者說本性的過程中，有一個廣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那就是關于電影藝術與電視藝術異同的探討和爭論。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電視藝術特殊性闡釋和論證，即將電視藝術視為電影藝術之后的人類的又一種新的基本藝術形式，而努力收集歸納其有別于電影藝術的特異之處。然而筆者始終認為，電視藝術與電影藝術之間的差異，充其量只是同一類藝術形式內部不同種屬之間的差異，而非人類基本藝術形式間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暫時性的、技術性或經濟性的差異，而非藝術本體上的差異。也就是說，電視藝術與電影藝術在藝術本體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隨著影視技術的發展進步，電影藝術與電視藝術之間的差異和分野正在和已經消失和彌合。“電視電影”這個影視藝術的新品類的出現與存在，清楚不過地向人們昭示了這一點。[4]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宣布，電視技術的出現和發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義，并不是在電影藝術之后、之外，使人類擁有了一個新的基本的藝術形式，而是使電影藝術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電視時代。其間變化之大，以致于事實上使我們已不便再用電影藝術這樣的詞語來意指人類的這一遲來的基本藝術形式，而應選擇并習慣于影視藝術或影像藝術之類的新詞匯、新概念。不僅電視時代的整個影像藝術之內涵已非電影藝術一詞所能涵蓋，即使單就電影藝術本身來講，在電視時代的一系列新生與擴展，如在制作與播放以及觀賞方式等方面的變化與進步，都已使電影藝術變得越來越不那么純粹，不那么像電影了。大約是由于原有思維習慣的作用吧，人們只注意到了電視技術生長出了電視藝術這一重要事實，而且也許是吸取了歷史上曾長期無視電影的藝術屬性的教訓吧，人們不僅一下子便認同了電視的藝術性質，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來發現和發掘電視作為藝術的區別于電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電視是繼電影之后的人類“第八藝術”。結果卻忽視了另一個同樣重要或者說更重要的一個事實，那就是電視藝術與電影藝術在美學本體上的一致性，更忽視了電視作為一種新的技術進步所給予電影藝術的深刻影響。如果把這種深刻影響所包含的發展趨勢也考慮在內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結論：進入電視時代的電影藝術即使還可以稱之為電影藝術的話，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即以光學成像為基本技術與手段的電影藝術了。

三

人類社會確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發展進化的。就在電視技術的發展進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動電影藝術向新的深度與高度發展邁進，其勢方興未艾的時候，又一種新的電子技術——電子數碼信息技術又勃然興起于世，并給予電影藝術以及整個影像藝術以更為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這場變革的來勢之迅猛與內力之深厚，使人們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絕對的應接不暇與別無選擇。它既不像聲音技術那樣允許人們有一個懷疑、反對、認同的過程，也不像電視技術那樣給你一個進行十年抵制大戰的時間，而是在電視技術已經與電影技術趨于融合的基礎上，一下子便出現在電影藝術的內部構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對其所知甚少或根本處于無知的狀態，甚至根本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出現與存在的情況之下，就一下子從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圍并滲透于你了。

電子計算機成像(CGI)技術的發明是在60年代，進入70年代即開始應用到電影制作領域。1975年喬治·盧卡斯創建了專門為拍攝電影提供電腦技術服務的特技王國“魔光實業”(IndustrialLightandMagic，簡稱ILM)，這已清楚地意味著又一個電影藝術的新時代即將來臨。1991年，柯達公司“數字化視覺效果處理系統”簡稱(INEON)的誕生，宣告了數字技術支配電影技術的時代的到來。而2000年，美國最大的電腦網絡公司——全美在線(AOLI-S)與美國第二大傳媒集團——時代華納公司(TimeWarner)的結盟，則最終標志著最新的電影藝術新時代——后電影時代(Post-cinemaEra)的來臨。[5]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新時代呢?

從技術層面講，這一次的電影新技術革命，不是某種單一的技術變革，而是以電腦數字技術為核心的包括電影、電視、電腦硬件與軟件、電話、自動化工程、機器人等等新技術長期發展融合的集中體現。從電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沒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電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變(電影已可以不是拍攝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類新興娛樂產品、產業的產生(如電腦游戲，實真經歷，互動娛樂等)，再到全新的發行展示渠道的創建(如只讀記憶光盤、數字光盤、衛星電視、有線電視、互聯網等)，這一切不僅無一不直接引發著電影藝術的本性變革，更以集體的合力最終將電影藝術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后電影時代”。

從藝術層面上講，在后電影時代，電影藝術在藝術本體上發生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電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電影藝術的奇觀本性得到突現，超越了電影藝術的紀實本性而明顯處于前景位置，直到產生所謂的“效果美學”[6]

紀實性與奇觀性是電影本性的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在巴贊時代，電影藝術的紀實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揚，“紀實美學”也因之而成為電影藝術美學原則的主旋律。而當電子計算機成像技術、特別是電腦數字技術一經應用到電影特技制作領域，就使電影特技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意義而具有了美學內涵。從《星球大戰》(1976年制作完成，電影史將這一年稱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誰陷害了兔子羅杰》(1988年)，從《終結者》(1991年)到《侏羅紀公園》(1993年)，從《阿甘正傳》(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戲》(1995年)，從《玩具總動員》(1995年)到《泰坦尼克號》(1997年)……電腦特技，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間奇跡。[7]在20世紀最后10個年頭里，電影也正是憑借這種對于傳統電影技術來說幾乎永遠無法實現的銀幕奇觀的表現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眾文化坐標，并再一次戰勝了畫面小、影像差和音響弱的電視的。而當這種“追求技術魔力”、“致力奇觀呈現”的“效果美學”成為時尚、甚至主流時，就不僅悄悄地改變了觀眾的觀影經驗和觀影期待(從對電影敘事真實性的認同轉移到對電影奇觀和技術的欣賞)，而且也悄悄地解構著電影藝術本身，將其融入到一個更為廣泛的傳媒體系之中去了。

(二)電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轉變，使巴贊攝影影像本體論的電影理論趨于解體，并將最終改變電影本身的本體存在

雖然就全行業來講，電影業仍然是一個“膠片”行業，但以盧卡斯“魔光實業”(ILM)為代表的數字化新技術正在排除電影拍攝放映的老式機械裝置，電腦合成的數據人物和影像處理的仿真場景已經預示著電影工業成為“無膠片”行業的可能。就是說，電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攝成的，而完全是電腦合成的。如果說傳統的電影制作方式有一個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個藝術想象的實現都受到制作技術與條件的限制的話，而隨著電腦數字技術支配電影制作，則最終完全超越了人類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現實的、非現實的視聽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沒有它制作不了的。這樣一來，影像與物質實體之間的聯系就變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視覺的真實性。再簡單地講就是，電影已不再是“記錄”(Record)，不再是“物質現實的復原”(克拉考爾語)，而是“合成”(Graph)，是“實在的非真實”(Virtualirreality)。顯然，當觀眾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數字化地制造出來的時候，人們對電影真實性的確信也必將終結。(三)新興媒體新興娛樂產品的建立和新的傳媒體系及發行展示渠道的創建，已經形成人類全新的“視聽文化”，亦使電影藝術發生根本性變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統之中

隨著電視的出現，以及其后電腦技術的應用，特別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出現與發展，新興媒體及新興娛樂產業層出不窮，并逐漸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電影不僅喪失了“大眾藝術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電影與電視、電腦、多媒體和網絡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電影正在匯入更大的視聽媒體洪流之中，這一媒體洪流從攝影化走到電子化，現在又到了網絡化新階段。

在這些新興的娛樂產品或方式中，有兩種產品或方式對電影的影響或者說改造最為深刻。其中一個是“互動娛樂”(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發出的互動電影。這種互動電影為觀眾(用戶)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從一個音像數據庫選取素材，建立多種不同的電影敘事走向，事實上就是構造觀眾(用戶)自己的故事。另一個是“實真經歷”(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簡稱VR)。“實真經歷”是對真實的全方位(視、聽、嗅、味、觸多種感官的信息來源及其綜合)人為仿造，并企圖最終達成與真實的完全一致。“實真經歷”的用戶或者說參與者，或游戲者，可以進入一個電腦合成的人為環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動，與物體、人物和事件發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響到敘事的結構和發展過程。傳統的“視窗展示”方式和靜坐式觀影方式，讓位于“活動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門探尋”；被動的觀看者，讓位于能動的參與者。當電影的發展已經到了這樣一種水平或階段時，即便我們仍然將其稱為電影、看成電影，也不難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傳統意義上的電影已相去甚遠，太遠了。從內在的敘事內容與方式及結構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場所及觀眾的“觀看”方式直到“觀眾”——用戶由之而獲得的藝術體驗及審美感受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變革。正如有些評論者所指出的那樣：“互動電影”與“實真經歷”與傳統電影的最重要的區別之點，在于其對于經驗的強化和對用戶控制力的賦予。而一旦用戶擁有了這種控制力，則無疑意味著對敘事可能性懸念的摒棄，同時也就意味著對觀眾的觀影欲望的摒棄，因此，單從這一點來講，已決定此類新電影要保持或形成觀眾——用戶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須構建自己的新的電影語法。

雖上述電子計算機等新技術革命所引發的電影藝術本體性變革尚處在開始階段，許多新的設計和創造還處在初期和試驗的水平上，還存在許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進的地方，但其發展趨勢已是如日東升。1997年第一部互動電影《黯淡》已制作并發行；“實真經歷”也已進入實驗試制階段；網絡電影更是早已出現，網民完全可以像電臺點歌一樣，上網“點看電影”。不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們正在聯手研制被稱作“藍牙計劃”(blue-teeth)的可以將所有裝置(電腦、電話、電視、音響、家用電器和各種數據庫等等)共享的聯動終端。其目的是只要動一動手指頭(甚至動一動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聽到你想要的一切。屆時，不僅人類的視聽文化將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就是人類文明也無疑進入到了一個更高的新階段。

四

這是一場正在悄然行進中的電影技術與電影美學革命。經歷這場革命之后的電影，即使不是煙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確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電影走向終結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贊認為，人的潛意識中有一種所謂的“木乃伊情結”。其含義是說，人們總是傾向于把經歷過的生活盡可能真實完整地記錄下來，仿佛是給時間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電影誕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對于視聽信息的方便而直觀的呈現能力，便成了這種情結最理想的承載方式。于是巴贊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完整電影神話”的概念，認為“電影這個概念與完整無缺地再現現實是等同的；他們所想象的就是再現一個聲音、色彩、立體感等一應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進入后電影時代之后，我們發現，這個“完整電影神話”即將和正在成為現實。電影的完整再現與電子游戲的人機互動作為兩個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將和正在最后階段實現融合。代表這種融合的就是“實真經歷”技術的出現和走向完善。“實真經歷”既代表人類真實完整地記錄自己生活這一探索軸線的運動極限，也代表了人機互動的仿真追求的運動終點。在“實真經歷”的時代，我們將會和正在看到，我們不僅可以完整無缺地再現現實，而且我們將無法區別這再現的現實(虛擬的現實)與實有現實的不同(進入“實真經歷”過程的“用戶”由于不僅接受了“實真經歷”技術所提供的從視聽到嗅味直到觸覺的全面的虛擬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絕了全部的現實真實信息，因此直到“實真經歷”結束，將根本無法分辨這種虛擬真實與真實的現實)；與此同時，我們還將發現，我們不僅生活在實有的現實中間，我們也同時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虛擬的現實中間(比如我們不僅為現實生活中親人的健康而歡樂，也為藝術虛構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淚)。其實很久以來或者從來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罷了。更有甚者，我們還將看到，虛擬的現實與實有的現實不僅越來越難以區別，而且處在一種密切的相互滲透與影響的互動狀態之中。總之，對于現在特別是未來的人們，虛擬的現實將不僅影響他們的生活，甚至將構成他們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階段，我們終將發現，人類從完整再現現實的藝術追求出發，最后又走回到了創造現實的生活本身。正如作為心理學家的電影美學家愛因漢姆所預言的那樣，與現實不同的才是可以審視的藝術。如果與現實完全相同了，則是現實本身，而不再是藝術。因此，“實真經歷”的出現，正預示著電影藝術的終結。[8]

引力與加速度的等價使愛因斯坦發現了相對論，那么，虛擬現實與實有現實的等價又將意味著什么呢?到那時，也許終結的不只是電影藝術，整個人類思維與哲學都將發生目前還無法預想的深刻變化。

短短一百年，電影卻經歷了如此多的變化，以至即將走向終結。回想它曾給我們帶來如此巨大的、長達百年的歡樂，一時確實很難接受，而理智應當告訴我們，如果放在足夠長的歷史長河中考查，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如此。這也就是存在主義所謂的“存在先于本質”。所以，天才的巴贊才只用一個問句——“電影是什么?”來命名自己的文集。

【參考文獻】

[1]安德列·巴贊.電影是什么?[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當代西方電影美學思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3]周傳基.電影·電視·廣播中的聲音[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電視不是第八藝術——再論電視藝術與電影藝術的異同[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2002.

[5]游飛，蔡衛.電影新技術與后電影時代[J].當代電影，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