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概念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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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過分看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甚至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結果把許多無可回避、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留在了后面，包括：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資源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等。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在他們兩人看來，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包括生產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數量上的變化，表現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既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是一個多維度的質量概念，它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經濟結構的改善、質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經濟穩定主要包括以下幾層含義：首先，應達到生態持續，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統一起來。要改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方式，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空氣、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載能力之內。其次，是經濟持續。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開發及其應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質量，優化配置，節約資源，降低損耗，增加效益，實行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減少有害廢物的排放，使經濟發展能夠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三是強調社會持續。要求以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為目的，促進社會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發展。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參考文獻：

[1]金德爾伯格?赫里克.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篇（2）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常快，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篇（3）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sv。

2、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注重投資的二重性，經濟的需求方面，投資通過乘數過程決定國民收入的實際水平；經濟的供給方面，投資通過增加資本存量的規模而提高了國民經濟潛在的生產能力。多馬得出的經濟均衡時的增長率：gy=YtYt=ItIt=σs。可見，哈羅德增長模型和多馬增長模型本質上是一致的，故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表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gy是由儲蓄率s和資本產出比率v共同決定的，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率成反比，在資本產出率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

3、對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討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是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作了一些比較大的修正：將時間因素引入儲蓄—投資分析中，用增長率的概念代替凱恩斯的水平分析，實現了動態分析；從“加速原理”出發，強調投資增長決定于收入增長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絕對變化；認為投資行為不僅能增加投資的需求效應，更重要的是投資能提高供給能力。實際上，哈羅德和多馬說明了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儲蓄率。但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增長條件有如“刀刃一樣脆弱”。而整個經濟系統內部并不存在任何內在的作用機制滿足這些條件，因此，該均衡是極不穩定的。

四、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索洛和斯旺分別獨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經濟理論的增長模型，他們對哈羅德—多馬模型假定進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長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長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該模型表明儲蓄一方面可促使資本廣化，另一方面也可促進資本的深化。

2、增長過程的穩態。當經濟處于穩定增長狀態時，人均資本停止變化而成為常數，從而得到使人均消費最大的儲蓄率，即黃金律儲蓄率。當儲蓄率大于黃金律儲蓄率、人均最優資本存量也高于資本積累的黃金率水平時，隨著儲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費水而下降，即經濟增長中的過度儲蓄是無效率的。

3、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長模型表明，經濟的長期均衡是穩定的，并總是向一個平衡增長路徑收斂。短期內，產出的增長率可能因儲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長期內，產出增長率取決于勞動增長率，與儲蓄率無關，并且過度儲蓄對經濟有不利影響。在某些情況下，投資對產出增長率可能產生負影響。不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靜態最優資本積累。另外，新古典模型關于均衡收斂的預測并未實現。同時，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均衡增長率取決于外生的勞動增長率，因此把經濟的長期增長仍歸因于經濟系統的外生變量，實際上，經濟的穩定增長更重要的在于系統內生變量，內生經濟變量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理論于80年代開始了新一輪的研究熱潮，此時的增長理論擴展了資本概念，把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及知識等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篇（4）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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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態和諧型社會建設主題中應有之意、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總結性表述及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兩大重要戰略思想的邏輯拓展，包容性增長的概念于2007年首次由亞行提出，且期間經亞行、世行及相關政策機構的系統研究而理論化，由主席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致辭中強調后，成為國內學界、政界、思想界及相關政策機構分析的焦點和爭論的熱點，廣泛見諸于旨在減少不平等、貧困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研究領域。

包容性增長的內涵探析

包容性增長是在總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增長理念，雖受到普遍關注、認可甚至接受，但至目前為止并無一個統一和公認的概念，即人們對包容性增長內涵的認識和定位存在顯著不同，這是因為研究者思考問題的維度、觀察現實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仔細推敲后不難知，學者們的研究角度和關注對象、內容雖各有側重，但一般皆認為包容性增長是參與經濟增長過程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及其從事這兩者活動所應需的“機會平等”的一種探索，故“參與”、“分享”及“機會平等”是包容性增長的要義。

作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新概念，包容性增長一詞譯自英語復合詞“Inclusive Growth”，以“增長（Growth）”作為核心詞，常與“經濟的（Economic）”搭配使用。包容性增長中作為定語的“包容（Inclusive）”有“兼容并包”或“兼容并蓄”之意：一種主動、積極的意愿，體現出以我為主的包容，既能容許對立面的存在，又以積極、開放的心態交流、學習，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地豐富、充實發展完善自己，進而增強其生命力。當然，包容一詞亦可引申為“容忍”、“融合”、“容納”或“寬容”。包容性增長與“社會”一詞搭配就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常用定義，被表達為“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而亞行所指的“Inclusive Growth”中的“Inclusive”亦指“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長的研究是基于治理貧困的角度出發，強調機會平等，公平獲得和參與增長的機會，合理共享增長成果，拒斥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包容性增長一般涵蓋以下幾種要素：讓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成果；讓弱勢群體獲得保護；加強中小企業與個人能力建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維持平衡；強調投資與貿易自由化，反對投資與貿易保護主義；重視社會穩定等。在政策層面，包容性增長主要是通過高速、有效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來爭取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和發展機會，確保民眾有基本福利保障和機會平等、公平參與（陳柳欽，2011）。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長是經濟增長過程和經濟增長成果只有被人們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和“共享”時，方具有真正價值：增長強調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和內在前提。包容性增長之所以區別于以往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其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對環境友善的增長、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充分就業的增長以及公平、均衡、廣泛的增長于一體；包容不僅是包容性增長的本質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長理念的核心，其強調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諧。包容性增長的“包容性”有最廣泛的容納和吸收之意，即在考慮過去經濟增長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礎上，最大范圍、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顧各方面的發展愿望、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增長利益訴求、保護社會公眾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僅表達了一種對公民權利、社會排斥問題的重視，即認為貧困群體不應因其個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異而被歧視和排除在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之外，而且意味著在通過幫助提升最廣大人民參與能力的基礎上消除其參與經濟發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羈絆，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長成果，促進人口、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機會平等則強調受貧個體或群體應享有與他人一致的社會、政治、文化權利，在參與經濟增長過程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體制障礙及社會歧視的阻礙。從此意義上講，包容性增長亦是強調實現公平、正義的增長、機會平等的增長、實現全體人民利益的增長、解決好民生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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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

1.引言

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學者爭論的熱點，也是政策制定部門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認為人口增長人均資源和人均資本數量下降，因而限制經濟的發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長有利于經濟增長；各方觀點都能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各自的觀點，持中性觀點的中間派也越來越多。然而這些相對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數量增長，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審視了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考慮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這個關鍵變量對經濟的影響，認為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他們提出了人口紅利的概念，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關研究也不斷涌現。中國在近三十幾年來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也為世人所關注，其中中國學者在研究人口紅利與本國經濟增長方面也做出了諸多成果。

2.關于人口紅利的認識

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撰寫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報告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從此這一概念逐漸被學界使用和認同。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一個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過程，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的時點是不一致的，從而會在人口年齡結構上形成三個不同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明顯不同的人口特征：從高少兒撫養比到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撫養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勞動年齡人口比的階段，少兒和老年撫養比較低，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具有社會負擔輕和勞動力供給充足的特點，儲蓄和投資也在此期間迅速增長，因此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于學軍、蔡、都陽對人口紅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學界普遍認同的是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彭希哲認為，人口紅利體現為在一定條件下將這種優勢轉化的超出穩態的額外經濟增長結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紅利概念是一些較為普遍接受的觀點，但對于概念的認識，同時又不少學者提出了他們擔憂。

穆光宗明確的表示“人口機會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紅利”，他認為低人口負擔創造出的機會窗口通過創富效應、投資效應和積累效應三個方面作用于社會經濟發展。但是較輕的人口負擔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問題的關鍵在于財富的創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紅利的焦點應該放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人口紅利的實質也就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

類似地，劉元春也指出將人口機會窗口與人口紅利等同是在認識上的一大誤區，他認為“人口機會窗口”是時間概念，而“人口紅利”則是經濟概念，收獲人口紅利的前提是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結合國情考慮，強制性的人口政策人為地加速了人口轉變的過程，從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數量，嚴重的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狀況才是考察人口紅利的獲取情況的關鍵因素。葉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紅利除了取決于勞動力的質量和充分就業，還取決于技術和國家的資源稟賦。

此外，人口紅利的內涵還有進一步的拓展。Mason將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歸結為“第一人口紅利”，在此基礎上，結合生命周期理論和“經濟人”假設，提出了“第二人口紅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體為了應對老齡化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期變化，而相應調整個人行為與公共政策，進而帶動儲蓄、投資、消費和人力資本的增加。

3.人口紅利的測量

關于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現有文獻大多理論撫養比、老齡化率、有效撫養比、社會撫養比等單指標。比較典型的是陳友華2005年論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為標準人口，以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為判斷標準，分別以65歲和60歲為起始老年年齡，制定了兩套判別標準方案。其中以65歲為老年起始年齡的方案中，按順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為人口紅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個方案中，這三個限值分別為67%、33%、35%。在此基礎上，他比較了中日法三國的人口情況，并表示中國在2030年開始人口紅利開始消退，最終在2040年進入人口負債期。與陳友華不同，車士義建議以總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指標共同計算或衡量人口紅利的高低。以總撫養比50%為基礎條件，以老齡化率10%為分界線，將人口紅利分為“真正的人口紅利”和“虛假的人口紅利”兩個階段。

馬通認為，中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他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2009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步入增速急劇衰減階段，約在2026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達到10.3億，此時才停止增長。在此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其間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減少，原因僅僅在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在急劇放緩，。蔡把人口撫養比與資本積累水平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最大化的時期是撫養比2013年降到最低點之前達到的，并且與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

從最開始研究人口紅利，人們最關注就是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學界有諸多研究。

在研究課稱為是“中國奇跡”的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時，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各項因素發現，這一時間段內的年均GDP增長率達9.5%，其中勞動力數量增長和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分別為24%和21%，勞動力部門轉移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王豐等的實證研究顯示，1982―200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紅利解釋，2000―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據他們測算，人口紅利將在2014―2050年開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總撫養比每下降一個單位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0.115個百分點，即總撫養比的邊際效應為-0.0115。車士義、陳衛、郭琳等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對索羅模型中的增長因素進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貢獻約3%，而包含了人力資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紅利卻貢獻大約20%。陳友華明確地闡述了人口紅利對GDP貢獻的模型，經過他的測算，進入21世紀以來，人口紅利因素創造了10%的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06年人口紅利因素的貢獻占到當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紅梅認為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他們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說明了人口紅利從三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1）高勞動參與率；（2）高儲蓄率；（3）較高的勞動力配置效率。同樣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王金營等人分別考察了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與儲蓄率和經濟總產出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儲蓄方面，在過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變，由于勞動負擔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額增長17.12%；并且少兒負擔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額將增長1277%；而老年負擔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額將減少1.026%。經濟增長方面，經他的測算，在過去的30里由于勞動負擔下降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

另一方面，與以上支持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顯著的研究相對應地，有一些學者質疑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支持這些質疑派學者的較為普遍接受的證據是日本總撫養比與其“經濟高速增長期”在時間上的錯位。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的撫養比僅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經濟增長率卻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撫養比與60年代相當，但當時的日本經濟卻幾乎陷于停滯。有學者表明，與其說人口轉變推動了經濟增長，不如說經濟增長引起了人口轉變。除此之外，在談及人口紅利和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時，也有質疑的觀點。

賀菊煌的研究通過運用含撫養關系的世代交疊模型進行測算，認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這對儲蓄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會導致資產收益率在人口轉變的中后期下降，工資增長率在人口轉變中后期暫時上升。她認為人口紅利的最終體現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費的永久性提高。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30年來的高速增長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變革，人口轉變的時期只是恰好與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國并沒有收獲人口紅利，原因在于：（1）失業率高，勞動力就業不充分；（2）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切斷了勞動力稟賦與經濟機會的結合；（3）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勞動生產率不高。黃潤龍認為人口紅利虛化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他指出人口紅利不是影響經濟產出的主要變量，消費與經濟收入和社會保障有關，投資更多地與人的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和產業結構等有關，而進出口創造的經濟紅利取決于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和開發以及社會和經濟發展政策，相比之下，它們與人口年齡結構相關性并沒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紅利過于簡單地描述了人口對經濟的影響。

除此之外，對于中國人口紅利的區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鐘水映和李魁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們的幾篇研究表明，人口紅利對省域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東部地區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效應，中西部外溢效應不顯著，其中東中區際之間溢出效應明顯。此外，東部地區撫養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區，其中不少省份都處于強質性人口紅利階段。而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顯著降低了東中地區的居民消費率，這個效應對西部地區并不顯著。

5.簡評

關于中國人口紅利的研究眾多，本文在這里對一些較為有影響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從各方觀點的差異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實上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間。在人口紅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認為與其細化，不如做適當拓展。經濟增長與諸多因素相關，并且實現人口紅利并不是單純依靠人口年齡結構構成本身自發完成，納入考量的條件來明確確保實現人口紅利的概念。關于人口紅利的計算也需要更加規范，簡單地以社會撫養比作為考查對象并不確切，同時，理論撫養比與實際撫養比也存在差異。正確地把握這一點才不會得出致人誤導的政策建議。最后，對于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實現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結合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理論、考慮產業和區域因素等，多學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內在的邏輯，否則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窺豹。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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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3月12日

一、交易費用的概念及發展

（一）交易費用的概念。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的各種與交易有關的費用。交易費用理論最早是在1937年由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哈里?科斯提出的，并用它分析了組織的界限問題。其目的是，說明企業或其他組織作為一種參與市場交易的單位，其經濟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組織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換，這樣可以減少市場交易者數量，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降低交易費用。

（二）交易費用的發展。自科斯把交易費用概念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手段以來，交易費用概念在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在不斷拓展。但作為一個概念，只有當其能被證偽和可測量時，才具有科學的意義。而交易費用作為一個基本經濟概念，也要求其能被應用于實證研究。因而交易費用的核算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更科學地衡量經濟效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合理變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世紀七十年代后，新制度經濟學家在交易費用的可測性理論等方面有了一定的進展。1986年，華列士和諾斯第一次對美國1870～1970年間的交易費用進行了衡量，證實了經濟增長與交易費用增長間存在著正相關性。兩作者在20世紀九十年代進一步展開了這一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交易費用衡量在長期經濟增長、技術和制度變遷、國民經濟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解釋了交易費用與信息革命和企業管理變革間的關系，使這一基本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

二、交易費用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交易費用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正相關性

1、交易費用的提高與城市化進程顯著相關。城市化割斷了生產和消費的直接聯系，導致市場交易的增加，特別是非人際交易的增加。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大，一些專業性的交易中介機構不斷產生擴張，使原來的不可觀察交易費用轉化為可觀察交易費用。這一轉化不但不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反而能增進社會福利。中國的體制轉換也使原來的隱易費用轉化為顯易費用，但這并不增加社會總交易費用。

2、經濟增長必然伴隨著交易活動的增加。產量的增長得益于生產效率的提高。這些所得只有通過交易才能實現，而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交易是沒有成本的，我們認為交易成本是經濟運行成本的重要部分。

3、總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說明了經濟的發展。一個企業既可以直接進行交易活動，投入直接交易費用，也可以購買中介機構的交易服務，投入間接交易費用。當然，交易服務中介發生的交易費用只是企業外化的交易費用中的一部分，此外還有政府運行費用和個人搜索費用等。將總的費用結合起來分析，不難發現，總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說明了經濟的發展，也不難得出它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結論。

（二）交易費用對經濟增長也會起一定的限制作用

1、盡管交易費用的提高并不妨礙經濟增長，但交易費用的提高依然有其限度。就社會總體看，只有當轉換邊際效率的提高大于邊際交易費用的提高時，交易費用的提高才具有經濟合理性。并且，在我國相對于轉換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相對較慢，從需求誘致供應的市場運行原理看，當交易費用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時，就會產生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遷，以打破發展瓶頸。當前的信息革命，貿易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生產的國際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正反映了人類對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努力，將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和微觀主體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2、由于在社會中存在許多不可觀察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被低估不可避免。可觀察的交易費用是指企業、交易中介組織發生的交易費用和國家為維持經濟秩序，提供公共服務時所產生的費用；不可觀察的交易費用是指個人或家庭為交易所發生的搜索費用，由于家庭發生的費用不進入任何經濟核算體系，因而也無法進入交易費用統計范圍，這些不可觀察的交易費用會為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擔，如果不將它轉換為可觀察的交易費用，將會對經濟發展起一定的限制作用。

三、改善交易費用的使用，促進經濟增長

（一）在一定的交易費用下，更高質量的提高經濟增長效率。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增長導致更多的專業分工和交換，從而導致交易費用的增長。這可能一方面和中國經濟增長的質有關，也就是盡管經濟增長的量上去了，但是許多的經濟增長可能是沒有效率的；這可能還與我國市場化進程的“質”有關，即我國轉型中的關系經濟為主、市場上層經濟發展緩慢及要素市場發展滯后等也會制約我國總量交易費用的上升。另外，這可能和高交易費用省市和低交易費用省市中經濟增長對交易費用的不同影響有關。高交易費用省市的經濟增長已經對其交易費用沒有促進反而有減弱的作用，低交易費用省市的經濟增長對其交易費用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就要求我們不僅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還要關注經濟增長的效率，在一定的交易費用下，更高質量的提高經濟增長效率。

（二）正視交易費用的存在。我國總量交易費用的增長還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這表明我國制度結構變化的空間還比較大。同時，這也與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判斷是相符合的。另外，我們還發現貿易的增長直接導致了交易費用的增長。假如我們籠統地把提高經濟增長的方式定為降低交易費用是不準確的。在某種意義上講，總量的交易費用是龐大的社會分工體系不得不付出的成本。經過驗證我們可以知道，總量交易費用提高的國家的分工越來越細，并形成了一個“市場極”，即交易量最大的地方。相反，為交易服務的部門的增加不僅降低了每筆交易的費用，而且為社會分工的深化，市場范圍的擴大創造了條件。因此，我們應正視交易費用的存在，正確的認識會有利于它的成長，最終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三）追求的是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的總費用最低。交易費用在企業內外部是同時存在的。因此，企業應當追求的是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的總費用最低，這樣，市場和企業內部化交易的選擇無非是由總費用最低決定的。總費用降低，企業成本減少，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四、總結

交易費用是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從歷史的角度看，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一樣是經濟增長的限制因素。但是，隨著經濟組織的變革和交易增進的技術進步，交易費用水平被降低了，專業化的深化得到了實現，同時引起了經濟增長。因此，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后，通過開創性發展，經濟增長又表現為是轉換與交易的互動的結果，交易費用的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在一定條件下，它們之間存在正相關性關系，互動有效將促進它們的共同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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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過分看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甚至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結果把許多無可回避、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留在了后面，包括：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資源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等。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經濟學家赫里克和金德爾伯格認為，在經濟學理論中，增長與發展有時做同義詞使用，在某些場合這種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當這兩個詞在一起使用時，應該區分它們的詞義。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1]。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因此，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2]。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3]。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參考文獻：

篇（9）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3-0114-05

當前在我國倡導科學發展觀的大背景下，如何實現節能減排、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已經成為前沿性研究領域。本文正是基于這個目的，試圖揭示在經濟保持增長而又能降低資源消費時，資源生產率及其增長速度、節能率、經濟增長速度和資源消費彈性之間的關系。進而為遏止粗放型增長方式，實現節能減排的發展任務提供理論支撐。

1 資源消費彈性系數

1.1 基本定義

彈性是指當變量間存在相互依存關系時，一變量對另一變量變動的相對反應程度， 彈性值就是兩個變量變化率之比。彈性作為一種數量分析方法，與數學中的導數密切相聯。 例如對于一元函數y＝f(x)，其導數的意義是：dy[]dx[SX）]=lim[]Δx0Δy[]Δx。則y對自變量x的弧彈性為：E=Δy/y[]Δx/x=Δy[]Δxx[]y；y對自變量x點的彈性為：E=lim[]Δx 0Δy/y[]Δx/x=x[]y dy[]dx。由于彈性概念揭示了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的相互依存關系，并可在相關分析中分析期間動態變 化的規律性，因此彈性的概念在經濟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比如常用的價格彈性、投資彈性、收入 彈性、稅收彈性、電力消費彈性、能源消費彈性等。

根據彈性定義的基本理念，其本文提出資源彈性的概念，其基本定義為資源消費增長率與經濟增長速度之比。這里資源彈性系數是研究資源消費與 宏觀經濟發展指標（通常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間關系的數值。利用 弧彈性的概念（以下簡稱彈性），公式表達如下：

e=ΔR/RΔY/Y=αβ=ΔRΔY×YR（1）

其中：e為資源消費彈性系數；α為資源消費增長率；β為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R為資源消費量；ΔR為資源消費增量；Y為國內生產總值；ΔY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量。

對于資源消費和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這里采用幾何平均法，計算公式如下：

Rt=R0(1+α)t-t0（2）

Yt=Y0(1+β)t-t0（3）

其中：Rt和R0為t年與t0年的資源消費量；Yt和Y0為t年與t0年的國內 生產總值；α為t0～t年的資源消費年均增長率；β為t0～t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

由（2）式和（3）式，可計算：

α=(RtR0)1t-t0-1（4）

β=(YtY0)1t-t0-1（5）

1.2 資源生產率

經濟學意義上的生產率概念是指資源利用效率，即生產過程中投入轉變為產出的效率，資源生產率可以用當年的國民經濟總產出與自然資源的投入來計算自然資源生產率。本文認為可以用國民經濟總產出（GDP）與當年的生態足跡來計算資源生產率，因為生態足跡是一種很好的自然資源使用的度量指標。計算公式為：

RP=YR（6）

根據公式（2）（3），類似的有：

RPt=RP0(1+δ)t-t0

δ=(RPtRP0)1t-t0-1

甚至我們還可以定義資源的邊際產出：

MPr=ΔY[]ΔR其中：RPt和RP0表示t年與t0年的資源生產率；δ 為t0～t年的資源生產率年均增長率；RP為資源生產率，MPr是資源的邊際產出；Y表示 國內生產總值，R是基于生態足跡的自然資源要素投入；ΔR為資源消費增量，ΔY為國內生 產總值增量。 孟維華等：資源消費彈性系數與降低經濟增長中的資源消耗 2008年 第3期因此，在定義了資源生產率和資源邊際產出之后，就可以把資源消費彈性系數寫成資源生產率和資源邊際產出的函數表達式。即：

e=ΔRΔY×YR=ΔRΔY×RP=RPMPr（7）

即資源消費彈性系數不僅與資源生產率成正比，而且和資源的邊際產出成反比。由此可見，資源生產率是關系到資源消費彈性系數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它與其他相關指標的關系。

2 資源生產率、經濟增長與降低資源消費的關系

2.1 資源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資源消費總量增長率

的關系由公式（2）（3）可得出下面的推導：

Rt=R0(1+α)t-t0=Y0RP0(1+α)t-t0（8）

Rt=YtRPt=Y0RPt(1+ β)t-t0（9）

可得出：

RPtRP0=(1+β)t-t0(1+α)t-t0=(1+β1+α)t-t0=(1-δ)t-t0（10）

δ=1+β1+α-1=β-α1+α（11）

RPtRP0表示t年與t0年的資源生產率的比值，它等于此期間內國內生產總值的增 長值與資源消費總量的增長值之比。δ為資源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它等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β與資源消費增長率α之差跟（1＋α）的比值。因此可以說，資源生產率的增長率與資源消費增長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并可以借助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解釋資源利用的效率。根據公式（11）可知資源生產率與經濟增長速度、資源消費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存在3種可能：

（1）β＞α，δ＞0；即資源生產率逐年增大，表明經濟系統的資源利用效率是提高的，也說明社會發展是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2）β＜α，δ＜0；即資源生產率逐年變小，表明經濟系統的資源利用效率是降低的，說明社會發展不是可持續的。

（3）β＝α，δ＝0；即資源生產率恒定，表明經濟系統的資源利用效率保持不變，此時經濟系統可能處于可持續發展的起點。

2.2 資源生產率與降低資源消費的關系

為簡化分析，假定t－t0＝1，那么由公式（11）得：

（1＋α）RPt＝（1＋β）RPt-1

α=(1+β)RPt-1RPt-1

假設：資源的消費總量下降，即α＜ 0，則有：

(1+β)RPt-1RPt-1＜ 0，又因為RP大于0，因此可推導出：

RPtRPt-1＞ 1＋β（12）

公式（12）表明，若當年與上一年的資源生產率之比RPtRPt-1大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1＋β）倍數時，則會在保持經濟以β增長率增長的同時可以減少資源消費，即資源消費負增長也就是資源消費彈性小于0。又因為RPtRPt-1=1+β1+α，所以在經濟增長速度β值一定時，RPt/ RPt-1值越大則α值越小，即資源消費降低的越多。

2.3 經濟增長速度與降低資源消費的關系

基于資源消費總量下降的假設下，（12）式還可以寫作：β＜RPt-RPt-1RPt-1；設ΔRP＝RPt－RPt-1，則有：

β＜ΔRPRPt-1（13）

這樣可以進一步反映出資源生產率變化情況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對資源消費量增減趨勢的影響。ΔRP越大說明資源生產率的變化程度越大，當ΔRP與t－1年資源生產率的比值大于經濟增長的速度時，資源消費量才會出現負增長。

3 資源生產率增長率、節能率和資源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

3.1 資源生產率增長率和節能率的關系

節能率的定義是指經濟系統產值能耗的年均相對降低速率，則從初始時間t0 年到t年的年均節能率γ滿足：

γ=1-(DtD0)1t-t0（14）

其中：D＝R/Y，為能耗系數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資源（能源）量。D t和D0為t年與t0年的能耗系數。

因為能耗系數D＝R/Y，而資源生產率RP＝Y/R，因此有D＝1/RP。（14）式也可寫成：

RPtRP0=1(1-γ)t-t0（15）

根據公式（10）和（15）可知，δ=γ1-γ或γ=δ1+δ（16）

公式（16）表明節能率和資源生產率增長率成正比關系。即資源生產率增加意味著節能，資源生產率降低代表能源浪費。存在以下的關系：

（1）當γ＞0時，δ＞0；資源生產率增加，經濟系統處于節能型經濟發展階段。

（2）當γ＝0時，δ＝0；資源生產率不變，經濟系統既不節約資源也不浪費資源。

（3）當γ＜0時，δ＜0；資源生產率下降，經濟系統的節能效果較差。

3.2 資源生產率增長率、節能率與資源消費彈性的關系

資源彈性系數：

e=(Rt-R0)/R0(Yt-Y0)/Y0=(YtY0×RP0RPt-1)/(YtY0-1)

=(1+β)t-t0/(1+δ)t-t0-1(1+β)t-t0-1

假設t－t0＝1，則上式可寫為：e=(1+β)/(1+δ)-1β=1-δ/β1+δ（17）

由公式（17）可以得出資源生產率增長率δ和資源消費彈性系數е之間的關系：

上式說明只有當節能率γ大于β1+β時，資源消費量可呈現出負增長的趨勢。

4 實證分析

以上分析說明，資源生產率RP、節能率γ、經濟增長速度β應該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出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又降低資源的消費。對此，我們可以1978－2003年數據進行檢驗。

(1)資源生產率、經濟增長速度與降低資源消費的關系，RPtRPt-1＞ 1＋β或 ΔRPRPt-1＞β。

由表2可知，1981、1999年的資源生產率之比RPtRPt-1要大于 1＋β或ΔRPRPt-1大于β的數值，因此符合資源消費負增長的條件。再由表1可知，以生態足跡表示的資源消費總量的增長率在這兩個年份確實為負值，從而驗證了資源生產率與降低資源消費之間的關系。

(2)節能率、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消費的關系，γ＞β1+β。

表2顯示1981、1999年的節能率γ大于β1+β的數值，因此符合資源消費負增長的條件。再由表1可知，以生態足跡表示的資源消費總量的增長率在這兩個年份確實為負值，從而驗證了節能率、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消費之間的關系。

5 結 論

（1）遵照彈性定義的資源消費彈性概念是一個分析資源消費變化的有用指標。進而又在資源生產率和資源的邊際產出與資源消費彈性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為用資源生產率來判斷資源消費增量變化提供了依據。即資源生產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RPtRPt-1＞ 1＋β或 ΔRPRPt-1＞ β的關系時，可以降低經濟系統的資源消費。

（2）δ=γ1-γ，即節能率γ和資源生產率的增長率δ成正比關系。即資源生產率增加意味著節能，資源生產率降低代表能源浪費。

（3）當節能率γ和經濟增長速度β之間存在γ＞β1+β關系時，資源消費將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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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ity Ratio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Reducing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Growth

MENG Weihua1 ZHU Dajian1 ZHOU Xinh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篇（10）

中圖分類號：G4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7-0036-02

20世紀90年代，我國在各個領域全面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并加大對教育財政經費的投入，形成以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新體制。教育投入的加大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更有利于經濟快速的增長。但是，由于我國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教育系統內部體制不健全以及市場機制不完善等原因，使我國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并沒有充分的發揮出來。研究溢出效應下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需要研究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與經濟增長的理論關系。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

自古以來，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政府、社會和個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進而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革新，最終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問題，不僅僅是單純地探討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而是從教育投入的溢出效應角度來研究其對人力資本、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同時能夠進一步細化教育財政學的研究內容，為教育財政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研究教育溢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既豐富了經濟增長理論，又更加明確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能夠為政府部門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國外研究觀點

Nordtveit（2009）[1]認為教育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盡管中等發展中國家采用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教育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發現教育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輸出，使教育支出與勞動力需求結構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討了知識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發現盡管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加深了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但是一國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致性使得國民經濟發展得到進一步地提高。

2.國內研究觀點

王超和羅然然（2004）[4]考察了我國各地區在教育方面的財政支出與GDP 之間的關系，發現教育投入在各地區經濟增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王德勁（2005）[5]發現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有顯著正效應，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作用。王延軍（2007）[6]考察了我國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發現我國教育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進經濟增長0.376個百分點，而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則可以促進教育支出增長0.694個百分點。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龍江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教育部門投入每增長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帶來的經濟產出的增長為2.58%。

二、基于溢出效應的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

1.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是美國沃爾什于1935年發表的《人力資本觀》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紀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資本逐漸形成了一種理論體系，并對西方教育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為經濟學家所關注。經濟學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資本是最具有生產力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教育可以產生“知識效應”和“非知識效應”，能直接或間接促進經濟增長，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可以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隨后，在舒爾茨的研究基礎上，貝克爾、丹尼森等進一步完善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人力資本通過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2.教育溢出理論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的基本理論，主要以20世紀60年代的盧卡斯、羅默為代表，他們用外部性解釋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而為研究教育溢出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理論基礎。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質如液體和氣體等有形物質從容器中無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費掉。經濟學家將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將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認為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對任何稀有資源的消耗都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的比例，造成經濟市場活動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經濟。無論是教育支出作為一種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還是教育部門通過人力資本、知識技術的流動對非教育部門產生影響，這兩種影響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表現出，教育投資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對社會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單位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不僅引起產出的提高，同時還會引起社會平均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這說明各地區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區對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將各地區人力資本轉化為真正的勞動生產力，才能充分發揮出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最終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3.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這階段的理論經歷了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以索洛和斯旺為主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羅默為主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等，他們主要強調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經濟增長理論彌補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兩大缺陷。羅默通過考察內生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建立起了新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再依賴于知識的溢出效應，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克服資本積累過程中收益遞減問題的關鍵是生產過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斷引入。因此，人力資本的規模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力量。經濟增長率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政府可通過補貼的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完全競爭的市場所帶來的增長不是最理想的，壟斷競爭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各項經濟指標都有較大幅度地增長，尤其是我國教育支出增長趨勢明顯，其增長速度快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這表明國家對教育事業的重視，更能反映全社會對教育事業的關注。通過前面兩章的理論分析，我們已經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應下我國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我國教育支出和經濟增長水平都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這說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區，經濟發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區，經濟發展越慢。

2.教育支出、勞動力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復雜的傳導機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經濟的變化影響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會帶動教育支出規模的擴大；第二，經濟增長會影響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勞動力就業情況的變化會對經濟增長、教育支出規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況產生影響。

四、結論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教育通過提高人的素質，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實現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穩步增長。與此同時，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產生對社會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而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動又會產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隨著人口的流動性，教育支出的社會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獲益，從而提高此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視，因為受過教育的人的整體素質遠遠比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整體素質要高，他們在工作中不僅創造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也創造高素質的文明和生活習慣，這些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無形和間接的，但卻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門應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合理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中央財政對教育的投入，確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穩定增長。同時，各地區通過高校為核心的知識創新區，以科教、人文、生態資源的集聚與共享為依托，以教育發展和科技創新為導向，充分發揮教育的溢出效應，推動知識經濟密集區和產學研聯盟建設，全面促進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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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