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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初,以大衛李嘉圖為首的“金塊論者”是早期外生論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貨論爭中,以奧維爾斯頓、英國首相皮爾為首的通貨學派獲得了勝利,他們主張“銀行券的發行決定于黃金數量”,也就是認為貨幣供給是外生的。1844年開始在英國實行的《皮爾條例》,使外生性的貨幣供給理論為多數人所接受。凱恩斯本人也認為貨幣供給是外生的,貨幣數量決定于中央銀行的行動。但堅持外生性貨幣供給最為有力的莫過于貨幣主義者。
根據MVPy的恒等式,貨幣主義者在貨幣流通速度V穩定、真實產出y長期內不受M變動影響的前提下,得出貨幣量(M)決定價格(P)或名義收入(Py)的因果關系。中央銀行應當實行“不變增長率”的貨幣控制規則。因此,他們必須首先從理論上證明貨幣供給是能夠被中央銀行所控制的外生變量。貨幣主義者利用一般所公認的存款與貨幣創造模型Ms=MBm,在統計數據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1)基礎貨幣(MB)與貨幣乘數(m1、m2)相互獨立,互不影響;(2)影響貨幣乘數的各因素在短期內是穩定的,長期而言也常會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貨幣乘數可看作是常數;(3)基礎貨幣比貨幣乘數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要大:(4)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動增減基礎貨幣量,還可抵消貨幣乘數內某些系數變動的影響。由此,貨幣供給外生。
表面上看,貨幣主義者得出的這些結論可以很好地證明貨幣供給的外生性,但仔細分析可知,這些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紤]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購入國債以增加基礎貨幣的行為,在基礎貨幣增加的同時,利率下降,貨幣乘數的許多相關系數,如超額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等都會發生變化,貨幣乘數與基礎貨幣無法完全隔離;再者,影響貨幣乘數的諸多因素中,如超額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決于商業銀行和公眾的資產選擇行為,在短期內是經常發生變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銀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央行的貨幣量目標屢屢失準,也說明貨幣供給并非完全由央行決定。
二、早期的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
內生性貨幣供給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貨幣名目主義者詹姆斯斯圖亞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研究》一書中指出,一國經濟活動水平使貨幣供給量與之相適應。這一原理后來被亞當斯密加以繼承,又被銀行學派加以發展。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在金屬貨幣時代是商品和黃金的內在價值決定了商品的價格,從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決定了社會的“必要貨幣量”,因此也持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觀點。
銀行學派的代表人物圖克和富拉頓認為,通貨(銀行學派的通貨概念已包括了黃金、銀行券、支票存款、匯票和賬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態)數量的增減不是物價變動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通貨的增減不是先行于物價,而是追隨于物價。發行銀行處于被動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銀行券發行的數量,也不能任意減少。銀行學派區分了貨幣流通的三種情形對此點加以論述。(1)純粹金幣流通情況下,多余的金幣可以通過其貯藏手段的職能加以解決;(2)銀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態與金幣混合流通時,以貼現放款方式發行的銀行券必因償付貸款而流回。又因各種通貨之間存在代替性,由某種原因引起減少的銀行券會被支票、匯票、賬簿信用甚至相消結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貨的數量不能由銀行任意增減;(3)不兌現紙幣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紙幣由銀行以票據貼現或短期放款的形式發行,則會象銀行券一樣,隨著貸款的償還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發行,只要為之安排好確實可靠的還流渠道,其發行也不至于過多。
瑞典經濟學家米爾達爾打破了傳統貨幣數量說所堅持的貨幣流通速度穩定的結論,將銀行學派的貨幣供給內生論進一步加以發展,從而把紙幣本位制下M與P(或PY)的單向前因后果重塑為雙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貨幣均衡》一書中指出,“支付手段數量同物價水平之間的頗為復雜的數量關系,決不是可稱為前者決定后者的關系,而寧可說是反其道而行的關系”,“因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動態過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變的”。三、貨幣供給的“新觀點”
“新觀點”這一用語是托賓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對于傳統的貨幣基數-貨幣乘數分析法而言的。“新觀點”強調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同一性,以及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的同一性,主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對這一理論作出貢獻的主要是英國《拉德克利夫報告》的作者、美國的格雷和肖以及托賓等人。
1959年的英國《拉德克利夫報告》提出的中心論點是,對經濟有真正影響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供給,而且是包括這一貨幣供給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決定貨幣供給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而且是包括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的整個金融系統;貨幣當局所應控制的應該是包括貨幣供給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在這一報告中雖然沒有明確出現“內生貨幣供給”的字眼,但其內生觀點與米爾達爾相一致。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一書中,通過對原始和現代金融市場運行的比較研究,得出兩個支持貨幣供給內生的結論:一是私人經濟主體發行的“初級證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機構換取存款單、基金股份等“間接證券”,而這些間接證券在發達金融市場上已有不少種類與通貨同樣起著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當貨幣當局承擔了買進某種私人初級證券的義務(如再貼現)時,初級證券的發行可直接導致法定貨幣的增加。商業銀行在貨幣創造過程中,會受到其他金融機構的競爭,于是貨幣供給不僅決定于商業銀行本身,而且決定于其他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的行為。貨幣統計的口徑越大,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越大。
托賓是當代貨幣供給內生論的最著名代表。他認為,貨幣當局與一般銀行不是可以任意創造貨幣與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筆準備金就得增加一筆或一連串的貸款,一切都得依據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決定,其信用創造受其貸款邊際收益與存款邊際成本相等的制約。貨幣同其他金融資產一樣,其供給和需求不僅取決于這種資產本身的價格和收益,且決定于其他所有資產的價格和收益。在托賓看來,若是各經濟主體根據收入、利息率、風險等選擇資產結構的結果是貨幣需求增加,則利率會提高,銀行會千方百計解決準備金問題(如壓縮超額準備、提高定期存款減少活期存款以釋放部分準備金、借款等),從而以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滿足這一需求;若貨幣需求縮減,銀行就無法強迫公眾接受貨幣供給,多余的貨幣供給會被公眾以還債等方式退回來。因此,貨幣供給與其他金融資產的供給一樣,決定于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過程本身,
貨幣供給因受到貨幣需求的制約而內生。
四、后凱恩斯主義者的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
后凱恩斯貨幣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溫特勞布和尼古拉斯卡爾多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內生貨幣理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論證的,即中央銀行不得不遷就市場的需要而使貨幣有所增加。
溫特勞布認為,商品價格是在勞動成本及勞動成本之上的某種加成決定的。假定勞動生產率隨時間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對穩定的,如果名義工資率(w)的相對增長率超過平均勞動生產率(A)的提高,物價(P)就會上升,從而社會名義收入(Py)也就增加,貨幣需求隨之增加。如果此時中央銀行拒不增加貨幣供給,就會導致利率上升,投資、真實收入以及就業量就要縮減,以使貨幣需求與供給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這當然是中央銀行,特別是政府當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貨幣工資在談判桌上外生地決定,貨幣當局就最多只能保證貨幣的充分供給,以消除充分就業和增長的金融障礙。
卡爾多認為,中央銀行的基本職責是作為最后的貸款人,通過貼現窗口,保證金融部門的償付能力。中央銀行為了防止信貸緊縮導致災難性的債務緊縮,貨幣當局除了滿足“交易需求”之外,別無選擇,否則整個金融系統都將面臨流動性不足的困難。該觀點表明,在中央銀行制定和維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貨幣供給曲線的彈性都無限大,即貨幣需求創造自己的貨幣供給,供給因此而能滿足經濟對貨幣的需求,貨幣供給曲線呈水平。
80年代末,莫爾又將上述理論進一步推向深化,對金融運行機制變化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莫爾的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信用貨幣的供給內生。莫爾把貨幣分為三種,商品貨幣、政府貨幣和信用貨幣。商品貨幣是從各種實物演變而來,最后體現在黃金上的貨幣;政府貨幣是由政府發行債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貨幣,這兩種貨幣都是外生的;信用貨幣是商業銀行發行的各種流通和存款憑證,它們形成于商業銀行的貸款發放,而這又取決于公眾對貸款的需求和貸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貨幣的供給并不脫離于其需求,具有內生性。
(2)基礎貨幣內生。中央銀行買賣有價證券的對象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它們通常已經將其資產用于有價證券或者商業貸款,一般不會有閑置的資金參與公開市場買賣。商業貸款在發放之前就有規定的償還日期,企業的生產周期也限制它們提前還貸,因此商業銀行很難提前收回貸款。商業銀行是否出售手頭持有的有價證券也取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較,只有政府證券的價格降低到一定程度從而使其收益率超過、或至少是相當于商業銀行現有的有價證券,才會吸引商業銀行購買,而這時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擔的。所以,中央銀行不能順利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決定基礎貨幣量。在再貼現的運用上,中央銀行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提高再貼現率雖可遏制商業銀行的貸款需求,但它卻不能阻止商業銀行向貼現窗口尋求基礎貨幣的補充。中央銀行從理論上講,擁有拒絕提供貼現的權力,但這種拒絕不僅會形成沉重的政治壓力,甚至可能危及銀行系統的流動性。
(3)負債管理使基礎貨幣自給。莫爾指出,60年代開始的金融創新,使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場上籌集資金,而無需等待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注入。商業銀行已由原來的資產管理轉向負債管理,其主要資金來源已由原來的吸引存款為主轉變為直接在金融市場上發行融資工具,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更加方便了商業銀行從國際市場上籌集所需的資金。由于一家企業往往與多家銀行建立業務關系,這樣,處于激烈競爭環境下的商業銀行,為保持與客戶的穩定關系,只能隨時發行可上市的存款憑證來滿足企業的貨幣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幾乎都不受中央銀行直接控制,這就使商業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依賴中央銀行。
(4)銀行角色轉換傳導的內生性。莫爾把金融市場分成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前者是商業銀行籌集資金的市場,后者是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市場。在批發市場上,商業銀行是貸款條件的接受者和貸款數量的決定者,而在零售市場上,商業銀行則是貸款條件的決定者和貸款數量的接受者。這就是說,公眾在零售市場上對于資金的需求將通過商業銀行直接傳導至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批發市場予以滿足,貨幣供給因而由貨幣需求決定。
此外,莫爾還否定貨幣乘數的意義,認為它不能解釋創造貨幣過程中的因素及其創造的過程,以往的貨幣供給等于基礎貨幣乘以乘數的等式僅僅是對現象的描述,而不是對現象的解釋。政府無法控制信用貨幣的供給。
五、對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的評價
從以上對貨幣供給內生論的介紹可以看出,它在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金融資產的作用、中央銀行對政治壓力的屈從、商業銀行對負債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強調有過頭之嫌,但它畢竟對傳統的貨幣經濟理論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貨幣控制上,不管是凱恩斯主義逆風向而動的相機抉擇,還是貨幣主義不變增長率的固定規則,甚至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無效論,都以貨幣供給的外生性作為其理論前提。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金融創新浪潮,使得傳統的貨幣定義日益模糊,除商業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在信用創造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樣,就使建立在傳統外生性貨幣供給理論之上的貨幣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貨幣供給的內生論無疑使我們對此類問題的觀察有了一個新的視角。它使得貨幣當局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要注意對公眾貨幣需求的預測,研究影響貨幣乘數變動的因素。為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和精準度,中央銀行還應采取措施合理引導公眾預期,使之朝著合乎政策當局意愿的方向發展。中央銀行也不應僅僅是對商業銀行和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對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所創造的信用規模的控制。
我國過去在信貸規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機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匯儲備規模急劇膨脹而導致的貨幣供給量激增都是內生性的表現形式。筆者曾撰文對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我國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控制要受制于經濟增長、外貿等因素的變動。隨著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金融資產種類的增多以及貨幣需求的變動都會加劇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加劇的經濟條件下,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將更為明顯。這是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時所必須認真對待的。
【參考文獻】
1.陳觀烈著,《貨幣金融世界經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鷗著,《中國貨幣供給機制轉軌機制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05-0271-02
在高等院校中,工科專業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是完成教學計劃、實現本科培養目標的一個重要的教學環節,它既是培養學生綜合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教育過程,又是對學生素質的一次全面的檢驗,對學生的思想品德、工作態度、工作作風和獨立工作能力具有深遠的影響。近年來,網絡上有一種言論,認為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已成雞肋,應當取消。其實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對工科專業來說,其畢業設計或論文非但不能取消,反而亟需加強。
一、畢業設計或論文在本科教學中的作用
畢業設計或論文是學生在校學習的最后一個環節,是對整個本科教育的學結。畢業設計或論文在本科教學中具有以下作用。
1.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學生經過幾年在校學習,學習了一些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專業知識和技能。如何將這些專業知識和技能用于解決生產和科研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或者說如何將生產和科研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轉化為已學過課程中的問題,這些能力都可以通過畢業設計或論文這一教學環節得到培養和提高。
2.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一般來說,學生要完成畢業設計或論文需要學生系統地復習已學過的相關知識,同時學生還需在帶教教師指導下自學完成畢業設計或論文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這過程中,學生需要查找大量的資料,學習設計原理和設計方法,學習實驗原理和實驗方法,學習數據處理和計算方法等,通過這一過程的訓練,可以極大地培養、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為學生今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3.培養學生認真負責工作能力。學生完成畢業設計或論文過程,對每個學生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工作實踐過程。這一過程,可以培養學生認真負責的工作能力,培養學生勇于探索、嚴謹推理、一絲不茍、實事求是、有過必改、用實踐來檢驗理論、全方位地考慮問題等科學技術人員應具有的素質,培養學生對同事團結友愛、協作攻關的團隊協作精神。一個好的畢業設計或論文課題,一段完美的畢業設計或論文完成過程,一位認真負責的畢業設計或論文指導教師可以使學生受益終生,反之,則對學生貽害無窮。
4.檢驗學校教學質量。在正常的情況下,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情況可反映出學校整體教學情況:學校專業有何特點、學校課程設置是否合理、課程教學質量如何、甚至有些教師講授有些課程中有些概念正確與否等均可在學生完成畢業設計或論文過程中反映出來,所以畢業設計或論文是檢驗學校教學質量及辦學效果的重要根據,也是衡量學生在校學習成績的主要指標。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畢業設計或論文是高等院校中完成教學計劃、實現本科培養目標的一個重要的教學環節。近幾年來,有些院校有些專業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教學質量有所下降,以至于出現取消畢業設計或論文的論調,究其原因,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1.學生學習投入嚴重不足。隨著我國經濟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學生畢業后就業也從分配工作轉變為雙向選擇,自主擇業,每當學生開始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時,也是學生就業工作達到時期,學校也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學生的就業工作中去,大部分學生也整天忙于參加招聘會、投簡歷、面試、實習甚至直接上班工作,根本無暇顧及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使全日制學習的學生只能在業余時間完成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更何況有些學生還要忙于社交、談戀愛、上網玩游戲,在此情況下,學生進行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還如何安心?
2.畢業設計或論文指導工作不到位。有些院校,有些教師因忙于教學、科研和其他事務,疏于對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教學指導,有些教師將一堆“參考材料”丟給學生,讓學生“自學”來解決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中遇到的問題,還有的教師對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中遇到的問題不聞不問,在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期間,從不對學生做必要的指導,學生也找不到指導教師,如此指導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怎么保證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教學質量?
3.畢業設計或論文成績評定不合理。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成績評定,一般會根據學生在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期間學習和工作表現、學生所提交材料以及學生在答辯時臨場發揮等給出一個較客觀的評判。但也有些教師對一些提交材料錯誤較多,答辯時口述不清,又不能回答提問的學生,按評分標準應給予不及格成績,可考慮到畢業設計或論文成績不及格將影響學生畢業,從而影響學生就業,只得給這些學生評及格成績。還有些院校不顧畢業設計或論文教學質量下降的事實,硬性規定畢業設計或論文成績優良率要超過百分之幾。這些畢業設計或論文成績評定不合理現象不正迎合了有些學生厭學、惰學的惡習嗎。
三、幾點建議
1.恢復或重建工科專業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正常教學秩序。學生的就業工作不應影響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更不能沖擊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正常教學。一個未經過嚴格的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訓練的學生,其學習生涯將是有缺憾的,并且此缺憾將會影響到學生今后的學習和工作。學校教學管理者和政府教育行政等有關部門應出臺相關規章制度,嚴格規范學生就業應聘和用人單位招聘行為,堅決杜絕學生以應聘、面試為名,逃避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禁止學生在畢業設計或論文學習期間到用人單位“實習”或“工作”的行為,將學生領回學校學習,恢復或重建工科專業本科畢業設計或論文正常教學秩序,為切實提高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教學質量奠定必要的基礎。
2.切實加強畢業設計或論文指導工作。畢業設計或論文教學工作不同于課程的教學工作,不同的學生,不同的課題,不同的階段,畢業設計或論文教學工作的側重點也不同。而這一切都需要學生和教師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學生沒有進行畢業設計或論文的學習,學生也不會有問題,指導教師也將無從指導,只能督促學生抓緊學習。如果教師忙于其他事物,無暇顧及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指導工作,學生也找不到指導教師,教師也從不對學生做必要的指導,這難道不是教師失職了嗎?
3.嚴格、合理評定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成績。合理評定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的成績,首先必須明確用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成績優良率作為教師或學校畢業設計或論文教學工作的指標是不合理的。其次必須嚴格執行評分標準,學生畢業設計或論文完成得不好的,該是不及格的就應評不及格,只有這樣才是對學生負責,對學校負責,也是對社會負責。如果有學生因此到學校鬧或上訪甚至發生極端事件,學校應由做學生工作的專職人員出面處理,決不能推給指導教師。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貨幣供應量持續增長,M2/GDP在改革期間不斷增加。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這一比值僅0.245,到2011年增長為1.800。33年來,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國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為0.402,日本為1.046,美國為0.651;到1999年印度為0.480,日本為1.237,美國為0.601。相比之下,我國的M2/GDP過高且增長速度驚人。
理論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筆者從較為細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響因素。
第一,貨幣的流通速度。從國民收入貨幣化的角度來講,分為貨幣化國民收入與非貨幣化國民收入。貨幣化國民收入的經濟體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強,因此一定的貨幣供給量下,貨幣流通速度較慢。相反,在貨幣化程度較差的經濟體下,同等貨幣供給量下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弱,也就是貨幣流通速度較快。我國之所以貨幣供給長期高于GDP 與物價增幅之和而沒有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貨幣化程度較高 [1]。
第二,中央銀行的貨幣回籠政策。當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大于所需要的貨幣量時,政府會通過貨幣回籠將剩余的貨幣流回到中央銀行,從而使貨幣供給與需求相適應,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通過貨幣回籠的變化,可以探知當期的貨幣供給量是否符合市場所需要的貨幣量。
第三,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貨幣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場,也向股票市場流動。而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講,貨幣供應量會通過一定機制傳導到股票市場,如中央銀行通過調節準備金控制貨幣供給量,從而影響到整個金融機構。當貨幣供給量增加時,人們持有的貨幣就會增加,相對于股票來說,持有股票的收益會更大,從而將貨幣市場的貨幣擠入股票市場,促使股價上升。另外,貨幣供給量增加后導致利率下降,投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過乘數效應,股票價格又會上升。股價上升產生的保值意識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量相應減少[2]。
第四,銀行儲蓄。銀行儲蓄總額可有效地解釋廣義貨幣中的準貨幣供給量。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相對于GDP的持續超高速度增長主要是由準貨幣的高速增長造成的,上述計算得出準貨幣與GDP比率的增長速度為M1/GDP增速的2.4倍。準貨幣的高速增長又可基本由城鄉儲蓄的高速增長來解釋。由此看來,在居民儲蓄行為不變的前提下,豐富吸引居民儲蓄的金融商品結構,將減小準貨幣過度增長的壓力。
第五,國債的發行。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長時間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經濟實力增加明顯,財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難免出現財政赤字,所以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國債的發行對貨幣供給有巨大的影響,雖然商業銀行使用超額準備金購買國債會降低基礎貨幣數量,但M1和M2并不會因此減少,反而國債的收入會擴張M1和M2的數量。
中國人民銀行1984年開始行使央行職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業銀行一樣辦理工商企業貸款業務。所以,我們這三位首屆金融學博士生正趕上中國金融改革在體制和政策上的風云變幻年代。此前的貨幣供給理論以黃達先生的銀行資產業務創造信用創造貨幣為代表性理論,而到中國人民銀行成為行使央行職能的調控型機構后,貨幣供給理論也開始嘗試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礎貨幣、貨幣乘數影響貨幣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乘數這一套東西來說明和解釋中國的貨幣供給實踐,周慕冰的博士論文《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供給機制》就是用現代貨幣理論觀點解釋貨幣供給機制問題的開山之作。
盛松成的新著《供給》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現代貨幣供給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二十多年來國內外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實踐的新問題新經驗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本人認為該書對中國的貨幣供給理論研究和貨幣政策實踐具有以下意義:(1)研究貨幣供給過程對貨幣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義;(2)研究數量型調控方式在我國未來較長時期中仍具有重要意義;(3)一般意義上的價格型調控仍會涉及貨幣供給;(4)研究貨幣供給過程是中央銀行調控的需要。從以上四點自我評價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視的是《供給》一書的實踐參考價值。但我認為該書的理論意義,即在貨幣供給理論總結方面的里程碑貢獻也不容忽視。
一、匯率及匯率決定理論
匯率是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價,有直接標價法和間接標價法兩種表示方法。匯率可分為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通貨交換另一國通貨的比率,實際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的物品和勞務與另一國的物品與勞務交易的比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國內價格/國外價格。
經濟學家采用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解釋匯率是如何決定的,這里只介紹紙幣本位制度下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可以預期名義匯率的近似值,為評價和選擇匯率制度提供依據。該理論根據的是單一價格規律,這種理論認為,任何一種通貨的一單位應該能在所有國家買到等量的物品。一種物品如果不以同樣的價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著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由于套利的存在,總有商業行為會從價格低的A國購買該物品到價格高的B國出售,從而使B國該物品價格下降,直至兩國價格相同。由此,一種通貨必然在所有國家都具有相同的購買力或實際價值。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購買力平價描述了長期中決定匯率的因素。購買力平價理論告訴我們,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取決于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
如前所述,名義匯率等于外國物價水平與國內物價水平的比率,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反映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差別。當物價水平變動時,名義匯率也變動,而任何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的調整會使貨幣供給量和貨幣需求量平衡,因此,名義匯率取決于物價水平也就取決于每個國家的貨幣供給與需求。當一個國家的央行增加貨幣供給并引起物價水平上升時,就會引起該國通貨相對于其他通貨貶值。理論上,要想測算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的變化趨勢,就要對兩國的物價水平進行評估。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供給增長較快,造成國內物價水平上揚,美國內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則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貶值而不是升值。而實質上,我國的外匯市場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和柜臺結售匯市場組成,由于我國實行強制結售制度,商業銀行和企業結售匯周轉頭寸以外的外匯收入必須進行平盤,由中央銀行進行買入或賣出的交易。新晨
一、匯率及匯率決定理論
匯率是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價,有直接標價法和間接標價法兩種表示方法。匯率可分為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通貨交換另一國通貨的比率,實際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的物品和勞務與另一國的物品與勞務交易的比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國內價格/國外價格。
經濟學家采用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解釋匯率是如何決定的,這里只介紹紙幣本位制度下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可以預期名義匯率的近似值,為評價和選擇匯率制度提供依據。該理論根據的是單一價格規律,這種理論認為,任何一種通貨的一單位應該能在所有國家買到等量的物品。一種物品如果不以同樣的價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著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由于套利的存在,總有商業行為會從價格低的A國購買該物品到價格高的B國出售,從而使B國該物品價格下降,直至兩國價格相同。由此,一種通貨必然在所有國家都具有相同的購買力或實際價值。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購買力平價描述了長期中決定匯率的因素。購買力平價理論告訴我們,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取決于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
如前所述,名義匯率等于外國物價水平與國內物價水平的比率,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反映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差別。當物價水平變動時,名義匯率也變動,而任何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的調整會使貨幣供給量和貨幣需求量平衡,因此,名義匯率取決于物價水平也就取決于每個國家的貨幣供給與需求。當一個國家的央行增加貨幣供給并引起物價水平上升時,就會引起該國通貨相對于其他通貨貶值。理論上,要想測算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的變化趨勢,就要對兩國的物價水平進行評估。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供給增長較快,造成國內物價水平上揚,美國內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則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貶值而不是升值。而實質上,我國的外匯市場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和柜臺結售匯市場組成,由于我國實行強制結售制度,商業銀行和企業結售匯周轉頭寸以外的外匯收入必須進行平盤,由中央銀行進行買入或賣出的交易。超級秘書網
1、前言
伴隨著全球資本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市場對國內經濟、國際經濟的影響力迅速上升,特別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融危機爆發之后,資本市場受到不小的沖擊,各國紛紛采取貨幣政策以減少此次危機帶來的損害。在這個背景下,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關系成為當前貨幣理論研究中的熱點。
美國應用經濟學家Goodhart將資產價格用作制定貨幣政策的思想,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之間沒有影響。Prinkel和Keran應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結果表明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與股票價格變化之間存在正向關系。Berkman和Lynge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變化與股票價格變化之間存在逆向變化的關系。Pearce和Roley在研究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關系時,發現沒預期到的貨幣供應量變化與股票價格變化之間成反比。Hardouvelis研究發現貨幣供應變化與資產價格之間存在明顯的逆向變化關系。Lastrapes研究發現在貨幣中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量的突然變化與股票價格短期變化之間存在正向關系。
我國學者對中國貨幣數量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也已作了大量的研究。錢小安發現滬指、深指與M0同向變化、與M1無關、M2反向變化。孫華妤和馬躍的研究結果表明所有的貨幣供應量對股市都沒有影響。易綱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長期,沒有預料到的貨幣供給增加,使股票價格上升;而在長期,沒有預料到的貨幣供給增加,不影響股票價格,貨幣中性。周英章和孫崎嶇認為股票價格對M1影響最大,對M0影響次之,對M2影響最小。王召和易綱在《貨幣政策與金融資產價格》一文中指出:若投資于高科技或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那么擴張貨幣政策的結果是股市價格的上升和商品物價水平的下降。這些研究主要側重于對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我們發現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或許是受期限較短的約束,這些研究大多忽視了1998年中國貨幣政策體制性變革因素可能對研究結論的影響。(2)有些研究僅從金融變量與宏觀經濟的相關性入手來進行實證檢驗,由相關性高低來確認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這是不夠的。(3)有些研究不大關注計量檢驗的前提條件,選取數據較為粗略。
本文應用1993年到2009年的經濟金融月度數據,主要應用動態式的計量檢驗方法對M1和M2及其變化與股票價格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和理論分析,以確定二者之間的關系。
2、樣本和變量的選擇及模型設定
2.1樣本數據選擇
本文選取1993年-2009年的上證指數的月度數據、流通中的現金(M0)月末余額、狹義貨幣(M1)月末余額和廣義貨幣余額(M2)月末余額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月報、中經網統計數據庫、部分年份統計年鑒和相關處理數據。
2.2變量的選擇
本文在選取宏觀經濟變量時,考慮了2個條件:(1)數據的可得性;(2)數據的代表性。本研究選取了上證指數月度值、流通中的現金(M0)月末余額、狹義貨幣(M1)月末余額、廣義貨幣余額(M2)月末余額和貨幣數量余額的增減變化率共5個指標為模型分析變量。
2.3模型設定
(1)本論文在研究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協整關系的分析時,主要運用的是股票指數回歸殘差序列的ADF檢驗,來判斷協整關系。
(2)本論文在研究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Granger因果檢驗,本文按照上述數據資料,對股票價格與M0、M1、M2分別進行Granger檢驗。目的是關注M0、M1、M2的變化與股票價格變化之間是否存在影響關系。
(3)本論文在研究新增貨幣量增減方向與股票價格關系和貨幣增速與股票價格關系時,主要運用統計分析中的相關系數和計量模型回歸進行研究的。本文的主要結論也是出于此部分的分析。
2.4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論文就是基于這種想法,大體思路如下:
(1)分析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協整關系,目的是探索它們之間在長期是否存在一定的均衡關系,從而證實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2)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分析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因果關系,目的是檢驗他們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為下文的研究提供依據;
(3)研究分析新增貨幣量增減方向與股票價格關系,目的是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訂及實施和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的完善提供一個前瞻性的預測分析參考。
本論文將采取數學模型分析與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股票價格與中國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
3、實證分析
3.1, 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協整關系的分析
我們應用Eviews軟件對股票價格與M0、M1、M2之間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結果,結果發現SP與M0、M1、M2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見表1),
而且按照下文的Granger因果分析,我們認為是SP的變化對貨幣供應量存在長期的影響。
3.2 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Granger因果檢驗
在確認了貨幣供給量和股票價格的平穩性和協整關系后,我們對M0、M1、M2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發現,M0、M1、M2不是SP的Granger原因,而SP卻是M0、M1、M2的Granger原因(見表2)。這意味著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價格的變化,但是股票價格對M0、M1、M2有一定影響。這說明在中國應用貨幣供應量的信息是不能提高對股市的預測能力的。
3.3新增貨幣量增減方向和股票價格關系
按照前文的分析結果,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價格的變化。那股票價格和貨幣供給量還有沒有深層次的關系呢?本文研究結果見圖1、圖2、圖3。從圖1、圖2、圖3可以看出,在中國新增M1的增減方向與股指的漲跌方向基本同步而M0和M2卻沒有這種結果。若某年新增M1是增加的,那么該年上證指數是上漲的;
若某年新增M1是下降的,那么該年上證指數是下跌的,這也與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為正而且達到0.4相互印證。這為我們預測股市的走向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方法,提高了投資者對股市大勢走向的判斷能力,但是這只是我們的統計分析描述。
3.4 M2-M1增速和股票價格關系
從圖4可以看出,在中國貨幣供應量M2- M1的增速時間趨勢圖與上證指數走勢大體一致。結果分析表明:由漲轉跌時,M2-M1的增速領先,指數變化可能滯后;由跌轉漲時,指數領先,M2-M1的增速滯后,與前文類似,這同樣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對股市大勢走向的判斷。
本文應用計量模型,對上述統計分析結果進行實證分析,以檢驗它們之間的相關程度,增加可信性。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SP1=-6 041.738 951+0.693 124 946 4*M11
(3.785 821)R2=0.627 026
由于上述統計分析表明SP的變化量與新增貨幣供應量M1走勢一致,所以本文只做它們之間的回歸?;貧w結果顯示,模型擬合較好,這正好能印證前文的分析。
4、新增M1增減和M2-M1增速影響股指走勢的機制
綜合上述對中國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關系的檢驗發現:新增貨幣供應量M1增減的時間趨勢圖與股票價格變化的走勢非常一致;貨幣供應量M2- M1的增速時間趨勢圖與上證指數走勢也大體一致。所以,中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是通過新增M1和M2- M1增速變化來實現的。這種傳導模式與一般的經驗和理論都不相符。而且從我們的實證分析來看,在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卻沒有帶來股票價格的變化,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不能有效地通過資本市場傳遞。我們認為在這個傳遞過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障礙。
(1)中國股票市場規模較小。中國股市起步較晚,規模過于狹小。至2008年,滬深股市總值扣除不流通的部分僅占GDP比重的僅為7.2%,這一比率遠低于美國的139%、英國的163%、中國香港的200%。
(2) 中國居民家庭參與股票市場的程度較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引起價格的變化,只有當居民持有股票占其全部金融資產的較大比重時才有明顯的作用。據統計全國參與股票市場的家庭還不到0.46%,而且都集中在城鎮和大中城市。所以貨幣供應量增加時,股市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影響作用大大降低,股票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很低。
(3) 中國股票市場上市公司數量少,直接融資少,股票融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較低。同時上市公司結構不合理、股權結構不合理和市場投資結構不合理也是貨幣政策不能有效地通過資本市場傳遞的重要原因。
從理論上講,貨幣供應量變動可直接影響居民貨幣余額,從而通過利率變動影響進而影響流入股市資金。但我們的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變動對股市的直接影響不大,這可能是中國特殊的體制和文化背景所致,而股市卻對貨幣供應量變動有著較大的影響,中國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進入股市的銀行可貸資金的變動進而影響股市的。在國家建立了銀行信貸資金合規進入股市的途徑后,貨幣政策變動(比如新增M1變動)通過貨幣市場利率渠道影響股指。實踐證明,在中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貨幣供應量難以對股票市場產生有效影響,同時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相對也較差,央行難以通過貨幣供應量來有效影響股票市場。這與本文分析結果一致。
在有些研究文獻中,不同的貨幣政策指標對股市影響是不同的,存款利率和M1對股市的影響要比M2對股市的影響更為迅速,而且從長期來看,M1對股市回報方程的解釋力要大于存款利率的解釋力1。在中國M1層次反映的是現金與企業活期存款,流動性強,而M2主體部分為定期存款和居民儲蓄,所以M2增減變動對股市的影響應該不如M1的增減變動,這與我們的結論相符,即新增貨幣供應量M1的時間趨勢圖與股票價格變化的走勢非常一致。股市對M1增減反應一致不難解釋,在中國M1對存款利率變動比較敏感,存款利率與貨幣市場利率息息相關。M1的增減變動會影響銀行可貸資金的調節,進而對利率產生影響,從所以影響證券經營機構的融資成本和融入量,最終影響到股市回報2。按照貨幣市場利率和股票市場價格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可知,當M1相對上年是增加的,則會引起利率的下降,導致股市可貸資金的增多,大量流動資金從貨幣市場流入股票市場,股票價格上升;當M1相對上年是減少的,則會引起利率的上升,導致貨幣投機需求減弱,進入股市資金成本上升,股市資金趨緊引起股票價格回落。本文認為在股指達到最低開始反彈時,指數有上升趨勢,但實體經濟會滯后一段時間,所以會出現由跌轉漲時,指數領先,M2-M1的增速滯后;實體經濟從繁榮轉向不活躍時,M2可能進入其他市場,M2-M1變化要先于股指變化。
以上認識對于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是有意義的,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訂及實施和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的完善提供一個前瞻性的預測分析框架。但是,這種結論只適合目前中國股市,是暫時的、相對的,并且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貨幣供應量與股市之間的關系將越來越密切。
5、結語
本文通過對貨幣供應量M0、M1、M2與股票價格關系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得出如下結論:
(1)應用VAR模型、ADF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得出在中國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價格的變化。
(2) 通過實證檢驗表明:SP與M0、M1、M2的水平序列不平穩但一階差分平穩;SP與M0、M1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SP與M2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對新增貨幣量增減方向與股票價格變化關系分析表明在中國M1的時間趨勢圖與股票價格變化的走勢非常一致,若某年新增M1與上年相比是增加的,那么該年上證指數上漲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發現當中國中央銀行意圖影響股票市場時,只能選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而不能是貨幣數量。同時,本文認為投資者在預測股市走向時要盡可能關注新增貨幣數量M1變化,它們與股票走向很一致。但以上結論僅基于月度數據分析所得,而且時間跨度相對大,其可信度尚需時間和實踐的進一步檢驗,而它們之間是否有更深層次的傳遞機制還有待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中國可持續增長的機制:證據、理論和政策[M].經濟研究,2008(10):13~25,51.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鄙鐣傎Y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借此誠征出版商合作
另附聲明:本論文曾先后被國內兩家經濟學雜志退回,在對文字作少許文字上修改后,發表在這里,任何人若能證明該論文結論錯誤,本人愿支付1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但有一個看似荒謬的前提,即是本書能獲得不少于此金額的收益。與我(筆名:亦難)聯系的唯一方式是:E-mail:或。
商品價格的供、需分析模型—一個令人驚訝的錯誤①
(一)
在現代流行的經濟學中,眾多的曲線分析模型讓每一個涉入者都眼花?亂,其實都不過是兩根曲線在一個象限上移來移去的變幻。而所有的曲線分析模型,又無不是以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為基礎,或者說無不是以建立現有的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所依據的理論邏輯為基礎,建立各式各樣的,如利率分析模型、匯率分析模型、成本分析模型,以及所謂的IS-LM分析模型等等。因此,無疑可以把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視為最基本的經濟學曲線分析模型。
琳的需求表”成立。
凱瑟琳的需求表⑤
向右上方傾斜的供給曲線模型,會是非?;闹嚨?。
與上面對需求曲線的分析類似:如果這樣的供給曲線是以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為兩大因素,研究在它們的相互作用下決定商品價格的規律。那么上面提到的決定商品供給量的非價格因素,如投入價格、技術、預期、賣者數量等等,也就是真實,具體地決定商品供給量的內容,只有這些非價格因素的變動,才能夠增加商品的供給量,如果把這些因素視為其他條件不變的內容,任憑你價格如何變動,商品供給量也不會增加。因此非價格的這些其他因素就是進行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兩因素分析的供給因素的具體內容和全部體現。把它們都視為不變所反映出的價格與供給量的關系的模型,肯定不是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的內容。
(四)
上面的分析表明:向右下方傾斜著被稱之需求曲線的曲線,是分析商品需求變動規律的曲線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價格變動規律的需求曲線;另一條向右上方傾斜著被稱之為供給曲線的曲線,是分析商品供給變動規律的曲線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價格變動規律的供給曲線。那么這樣兩條曲線模型組合在一起是如何被人們進行商品市場均衡價格分析的呢?它們既然不是分析商品價格的模型,為什么會產生均衡價格的結論,并被人們廣泛地使用呢?
(一)經濟政策的時間連續性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獲獎,主要是基于他們合作發表于1977年和1982年的兩篇經典論文。1977年的論文題目為《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連續性》,專門討論經濟政策制訂過程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時間連續性問題,即制訂政策如何才能保證在時間上前后相一致的連續性。如果政策制訂者不事先制訂一個固定的規則,即使政策目標是低通脹,其結果也可能導致高通脹。此結論實際上是盧卡斯“政策無效性定理”的推論和發揮。政策制訂者認為最好的經濟政策是可以影響企業和家庭預期的政策,而一旦這些預期已經形成并定型為企業和個人行為時,政策實際上已經不能發揮作用了。于是,政策制訂者不得不修改原有的政策,他們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最終總是采取比預先設定的政策更差的政策,貨幣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假定政策制訂者確立了低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并向社會公開宣布這一政策措施。如果進一步假定這一政策果然奏效,通脹率真的有所下降,并因此導致就業量有所下降。于是,政策制訂者又準備采取“相機抉擇”辦法,冒險提高一點通脹率,以便在短期內降低一下失業率。如果企業和工人知道了這一政策,政府的低通脹率的承諾就已失去了其可信度,結果是高通脹和工資的大幅度上漲隨之發生,政策在時間上的不連續性導致經濟陷入高通脹陷阱,而就業并沒有增加?;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論可以推廣到多個領域,特別是對貨幣、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的影響都很大。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盧卡斯如出一轍,即以長期不變的固定規則取信于民,而不是“兵不厭詐”的“相機抉擇”,這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是可行的。但這一主張也有不當之處,即限制了政策的彈性(靈活性),一旦發生不可預測的事件時就會陷入被動。后來研究者在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逐步加以修改完善,他們發現重點不是引入約束性準則,而是制訂政策制度的改革。
(二)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因素
1980年夏,基德蘭德與普雷斯科特合作撰寫了第二篇經典論文,專門討論了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因素。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學家把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一直看作兩個完全獨立的現象,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們的基本理念是,長期經濟增長是由供給決定的,而技術發展是內在驅動力。但經濟周期的波動則是在長期增長的總趨勢之下,由總需求的變動導致的。這兩種理論之間沒有實際的聯系。傳統的分析是建立在家庭消費、企業投資、GDP、通貨膨脹、就業等歷史數據基礎上的。這些要素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宏觀經濟相對比較平穩時期,可以比較明顯地反映經濟參數之間的變動關系。但到了70年代,特別是石油危機發生之后,宏觀經濟環境變得動蕩不定,這些要素之間的統計關系也變得不清晰了。這樣就使得準確的經濟預測很難作出。正是在此時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論文的發表,最終為宏觀經濟研究中的經濟周期理論確立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模型的創新之處是通過短期勞動生產力增長率的變動對在經濟領域影響的分析,把長期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研究。他們的假定仍然以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出發點,例如:消費者效用最大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原則,同時把預期作為一個重要參數加以考慮。結果,他們證明投資與相對價格的波動將技術增長率變動的影響傳導到經濟體,從而導致以經濟的長期增長路徑為中心的短期波動。由于他們的模型同時也證明了供給要素的作用與需求要素的作用非常明顯的相似,所以也就證明供給也是經濟周期形成的決定力量。目前,更多經濟學家傾向于需求的變動和供給的變動對于經濟周期的影響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二、幾點啟示
(一)關注供給的作用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宏觀調控中,基本是采取“凱恩斯主義”方式例如擴大內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改革不斷深化,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發達國家遇到的難題我們也可能遇到,因此,在宏觀調控方面不僅要關注需求,今后更關注供給的作用。
(二)在經濟政策制訂上要關注預期的作用和時間的連續性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