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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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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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國內外經濟學家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頗具深度的探討，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得到了豐富的成果。近些年來，為了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把金融發展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1973年，麥金農和肖分別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了早日實現工業化的目標，企圖低成本地利用國內外金融資源，于是對內壓低存貸款利率，對外高估本國利率，從而導致金融市場喪失了調節資金供求關系的能力。因此，要實現金融發展，必須消除金融抑制。肖從金融深化的角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認為，金融深化能夠通過儲蓄效應、投資效應、收入效應、就業效應和分配效應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強調市場的形成和完善，并沒有強調金融結構問題，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金融發展水平低，金融深化也隱含著金融結構的進步。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指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內生性，以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King（199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機構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而且金融發展可以比經濟發展更快。Levine（1997）從功能的角度闡釋了經濟增長中金融發展的作用，金融中介為風險管理和流動性提供了機會，憑借著有吸引力的風險分擔特性，激發了金融市場和工具的發展。Greenwood（1997）通過建立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模型發現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指出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運行成本或參與成本導致了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內生形成。Levine和Zervos（1998）把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添加到回歸模型中從而擴展了King和Levine（1993）對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根據47個國家1976年-1993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后得出結論：股票市場流動性和銀行發展不僅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能很好地預測經濟增長前景。

與國外浩如煙海的研究文獻相比，國內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是，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金融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化，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作用如何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他們發表了大量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文章，對中國未來金融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談儒勇（1999）利用季度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對中國整體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韓廷春（2002）把金融發展作為一個因素引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利用中國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其結論表明生產過程中的人力資本和R&D水平越高，非國有經濟投資額占總投資額比例越大，則投資效率越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越快。王景武（2005）利用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我國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計量分析，得到的結論是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而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則存在相互抑制關系。

事實上，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分析，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本文以基于福建省的年度統計數據，運用條件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分析，采用的計量經濟學軟件是Eviews。

2.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條件分位數回歸

線性分位數回歸理論由Koenker和Bassett（1978）最早提出，是估計一組回歸變鰱與被解釋變量的分位數之間線性關系的建模方法。分位數回歸通過對古典條件均值模型為基礎的最小二乘法進行延伸，用多個分位函數來估計整體模型。相比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只能描述自變量對于因變量局部變化的影響而言，分位數回歸能更精確地描述自變量對于因變量的變化范圍以及條件分布形狀的影響，不僅分析被解釋變量的條件期望（均值），還能夠分析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中位數、分位數等的影響。不同分位數下的回歸系數估計量常常不同，即解釋變量對不同水平被解釋變量的影響不同。而且，分位數回歸對誤差項并不要求很強的假設條件，因此對于非正態分布而言，分位數回歸系數估計量則更加穩健。

在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文獻中，人們常常運用生產函數作為基本估計框架。這里也將它用于分析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假定總量生產函數（t期）的形式，把總產出抽象為金融發展水平與控制變量的函數，控制變量是除金融發展水平以外的其它主要影響因素，可以用函數表示：

Yt=f（fiancet，controlt）

其中，Yt是總產出，一般用GDP表示，financet代表金融發展水平，controlt代表控制變量。為了根據可得數據研究福建省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里被解釋變量取國內生產總值反映經濟增長，用GDP表示；解釋變量是金融發展水平和控制變量。金融發展水平采用金融相關比率指標，即FIR，等于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與GDP的比值。控制變量是指那些能夠影響經濟增長的資源稟賦差異的變量，目的是用來控制其它可能導致經濟增長差異的因素。（1）實物資本投入，用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值反映物質資本的投入水平，用INFIXP表示。（2）人力資本投入，一般用中小學畢業升學率或者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近似反映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考慮到財政金融的緊密聯系，這里設置了政府財政支出總額占GDP的比值綜合近似反映人力資本水平，以及財政金融的緊密聯系，用LGEXPP表示。（3）經濟開放程度，考慮到外國直接投資額與金融的緊密聯系，這里設置了外國直接投資額（或者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占GDP的比值綜合近似反映經濟開放程度，以及外國直接投資與金融的緊密聯系，用FDIAUP表示。

根據以上的分析，為了進行彈性研究，對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都取自然對數，則計量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為：LnGDP=po+pILnFIR+p2LnINFIXP+D3Ln LGEXPP+

B4Ln FDIAUP+μ

為了對比研究結果，以下將采用條件均值回歸和條件中位數回歸進行計量分析，它們的結果分別見表1和表2。

由于條件均值回歸和條件中位數回歸采用的計算方法不同，得到的擬合優度值存在明顯差異。一般來說，如果采用相同的數據，偽擬合優度值（Pseudo R-squared）明顯小于擬合優度值（R-squared），調整的偽擬合優度值（Adjusted PseudoR-squared）明顯小于調整的擬合優度值（Adjusted R-squared）。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偽擬合優度值是0.841360，擬合優度值是0.960442；調整的偽擬合優度值是0.817858；調整的擬合優度值是0.954582。

另外，比較兩種方法估計得到的解釋變量的系數，存在明顯的小同。三個解釋變量（INFIXP、LGEXPP、FDIAUP）系數的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大于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一個解釋變量（FIR）系數的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小于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的絕對值。四個解釋變量系數對應的條件均值回歸估計值與條件中位數回歸估計值的符號相同。

為了深入探究金融發展和其它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經濟增長不同水平下的差異，接下來對經濟增長的多個分位數水平進行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

表3是取自20分位數回歸的5個分位數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的不同分位數水平上，金融發展和其他控制變量對經濟增K的作用大小存在差異。在解釋變量LnGDP不同的分位數水平，解釋變量LnFIR和Ln INFIXP的系數都是正數，而解釋變量Ln LGEXPP和Ln FDIAUP的系數都是負數。從絕對值方面比較，解釋變量LnFIR和LnLGEXPP的系數較大，LnlNFIXP的系數次之，LnFDIAUP的系數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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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存在的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基于一國的實踐，很少從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際出發探討在兩者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國實際。而今，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拐點，金融改革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迫切需要從理論的角度來來回答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給予理論支撐。本文擬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論”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適用性，并選取中國相關數據設計實驗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其濫觴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們從經濟史的角度，分別從工業革命和1790～1840年美國金融系統的發展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結論。

從國家層面，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但是其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他不能確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發展中經濟，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論”，他指出在所有情況下，“金融抑制”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深化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自由化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與Levine（1993）在1993年，設計了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和四個經濟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在1960～1989年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他們發現，不僅同期經濟增長指標和金融發展指標是正相關，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發展指標和隨后10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是正相關的。他們斷言，金融并非是僅僅跟在經濟發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導致了經濟增長[2]。Rioja和Valev（2004）對74個國家1966～1995的數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在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確定；在中級階段，對經濟增長又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級階段，其雖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級階段作用要小。

一些學者從行業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國銀行業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放松管制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跳躍，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Rajan與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不同產業的影響，進而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另一些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過對48個國家1980～1995年大量數據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市場與銀行對經濟增長都很重要，難以確定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是哪一種金融體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術處理了遺漏變量和因果關系，其結果依然與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金融機構。早期應當建立有效的銀行體系；后期應當關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場。

這些理論紛繁復雜，但其結論無外乎為以下幾種：

一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關，這多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卻是其障礙。其原因是金融泡沫與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三是需求遵從論（demand—following），即認為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帶來金融結構的變化，促使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

四是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金融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五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雙向關系。這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兩者的關系可以是需求遵從也可以是供給主導。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關于上述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雙向關系更為符合新興的經濟轉型國家。雖然這種理論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但是沒有考慮一國具體實際的理論不能用來指導一國的實踐，還需要根據一國的實際加以調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國轉軌經濟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對需求遵從、供給主導進行了總結，并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進而提出了雙向關系論。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發展早期，金融部門的擴張通過金融機構的產生與金融服務的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至于“供給主導”的觀點一致。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金融部門則處于“需求遵從”的地位，即經濟增長誘導金融發展。

金融部門在生產中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部門的生產進行融資。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產生基于實際生產需要的資金需求，這些資金很多時候需要從金融市場獲得，且不論這種需求的滿足是金融市場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區分的概念是金融的發展僅是指量的增長還是包含了質的提高。若指前者，則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金融發展”；但若是指后者，顯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長都是金融發展，帕克里特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這種促進往往反映為量的擴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才表現為質的提高。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兩者的區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顯，往往是量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在資金來源的潛力都被挖掘幾近殆盡時，其量的擴充沒法進行下去，這時就要求其內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質的提高。因此，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金融量的擴張金融質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點較低，往往處于金融量的擴張階段，而發達國家其量的擴張潛力有限，很多時候表現是金融質的提高。因此，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來說，都是由于經濟發展所導致。僅僅認為是供給主導了經濟增長的觀點忽視了只有實際需求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力量，當沒有實際的需求時，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給，只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泡沫，而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供給主導發揮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滿足（這種需求可以是“潛在需求”，即在現有的技術、制度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本可以滿足而現實未滿足的需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在經濟學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發展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金融的發展，會使融資更有效率。資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生產部門對資金需求，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僅僅是會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的沖擊，阻礙經濟的發展。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從理論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確與否，還需要實證進行檢驗。下面以中國來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三、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案的設計

1.實證目的。實證的主要目的是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這需要兩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就無法去驗證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必須要經歷兩個階段，其一是檢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其次是在兩者均衡的基礎上檢驗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2.數據和變量選取。變量選取采用了兩個指標麥金農指標：M2/GDP，來表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標：FIR，即金融相關程度指標，FIR=（M2+L+S）/GDP，其中L為各種貸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貸款）；S為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保險費及股票市值等）[5]。

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1），部分來自其他論文及網站。原始數據。

3.實證方法。考慮到實證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6]。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如果數據平穩，可以直接進行因果檢驗；如果數據不平穩，先對數據進行差分后進行協整檢驗，再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本文分析借助與EVIEWS76.0完成。

（二）實證分析過程

1.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GDP、M2/GDP、FIR的波動都比較大，分別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對有關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減輕波動，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異方差性。

2.變量的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即檢驗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即不存在單位根），若數據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對數據進行格蘭杰檢驗，以確定因果關系；若數據不平穩，此時可以對數據差分項進行ADF檢驗，檢驗差分項是否平穩，若協整階數一致，則數據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謂的協整關系是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通過ADF檢驗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項DLGDP，DLM2/GDP，DLFIR卻是平穩的。因此，對三個平穩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3.Johanson極大似然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時采用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來測定協整關系。相比較E-G兩步法，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的誤差更小，并且可以測定兩個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結構，這里選取帶截距不帶趨勢項的VAR模型，選擇滯后階數為2，得到實驗所需的模型。

當滯后階數選擇2時，由檢驗可知不存在單位根，所以VAR系統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協整檢驗可知，沒有一個、僅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通過了檢驗；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沒有通過檢驗。由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4.格蘭杰檢驗。由Jonhanson檢驗可以知道，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兩個協整關系，可以對他們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為上述VAR模型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DLGDP與DLFIR存在單項因果關系，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得到結論，DLGDP與DLFIR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M2/GDP與GDP成反比，這與談儒勇[7]（1999），曹嘯，吳軍（2002）的結論相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貨幣當局逆風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從量而非質的角度來說明，并且無法說明在何種條件下金融發展引致經濟發展。未考慮通脹因素。在選取指標時，存量指標未剔除通脹。事實上[8]，在把通脹作為一個變量考慮時，其結論往往會有很大不同。

參考文獻

[1]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增長[M].浦壽海、毛曉威、王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4（5）：24-31.

[5]武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學俊.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6（3）：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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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

對于股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上有以下兩種觀點：很多人都認為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而在實際中，尤其是中國的股市跌宕貌似與中國GDP的增長沒有多少明顯或是規律的關系。所以，存在著另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股票市場在風險分散和流動性方面的優勢，使其替代產品的需求減少———人們的儲蓄動機下降,從而股票市場發展會產生不利于儲蓄率的現象，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種觀點中,雖然說第一種觀點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是實際上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筆者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沒有規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國的股市相對于其他金融發達的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各種市場機制和管理制度都還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條我國股市歷史客觀上的落后，造成我國監管指揮當局決策行為常常比較滯后和失誤率較高,政府在各個股市板塊股票上市資格標準的制定上沒有經驗可參考，政策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依據性是導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不規律的一項重要因素;第三,在影響股票交易量和股市價格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是一種主導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們的心理預期、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外政治因素、戰爭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國，非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第四,中國股市的異態，不僅是國民對股市理解不正確，“股民大于股東”的情況造成股市投機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參與主體，很多獲準上市的公司將從股市籌措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在生產項目或企業規模的擴大投資上,而是用于公司內部消費或再次流入股市進行風險性投資。另外,股市融資本身就是長期融資，上市公司利用發行股票把從股票市場上籌措來的資金投向的項目應該大多是長期投資的項目，其利潤的獲取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長期的，首期獲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出來。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

首先，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便是經濟增長。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貨幣政策一般分為：積極型（擴張型）和消極型（緊縮型）。在經濟蕭條時，中央銀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貨幣供給增加，刺激投資和凈出口，增加總需求，稱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反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太高時，中央銀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使總產出減少或放慢增長速度，使物價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稱為緊縮性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較嚴重時（如當今的歐洲各國）采用消極的貨幣政策較合適。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早已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我國，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其重要的地位決定了它在經濟的發展中關鍵性的作用。綜上所述，金融發展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本質上看來，金融發展要以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所以，倘若我們將重點放在利率市場化、證券保險改革創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這將是本末倒置的一種方向。相反，我們應該重點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深化制度創新等，從根本問題上促進經濟增長，比如在歐債問題的影響下，我們更多的要審視自己的經濟結構和外匯制度，而不是單純的關注金融制度和貨幣政策。或者說，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我們應該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不能單純通過金融擴張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的規模，而應更多地注重金融發展的內在質量。首先，我國股市發展的規模和層次尚有不足。隨著股票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吸引儲蓄越來越多，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將不斷顯現，貢獻程度也越來越高。希望通過發展股票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必須提高股票市場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運行良好的股票市場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次，我國銀行業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要強于股市，正確處理好落實穩健貨幣政策與支持地方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業有效資金需求；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和配合、發揮信貸資金的杠桿作用、擴大貨幣政策效應；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加強宏觀政策實施效應的評估和反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最后，加強中央銀行的各項職能，正確及時實施貨幣政策。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本文作者：肖渤海工作單位：濱州市濱城區財政局

篇（5）

（一）從生產角度和需求走勢看，中國經濟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1.從生產走勢看，當前中國經濟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08年一季度至2009年一季經濟增速呈逐季回落的走勢，從11.3%回落至6.6%；2009年一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呈逐季回升的走勢，從6.6%回升至11.9%；2010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經濟增速呈回落走勢，從11.9%回落至9.6%；從2010年三季度起，經濟增速呈穩定態勢，連續三個季度增速基本持平。具體來看，2008年到現在，中國工業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1年4月份增速有所回落；受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增速的影響，2010年建筑業增加值增速在回落中趨于穩定；受購置稅優惠和汽車下鄉等政策取消、部分城市汽車和住房限購等措施的影響，汽車和居住類商品銷售增幅明顯下滑；2011年第一季度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相比2010年四季度有所回落。2.從需求走勢看，當前中國經濟表現出平穩較快增長的特征。以支出法核算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凈出口需求表現出如下特征：2011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增速上升，政府消費增速也上升，導致最終消費增速上升；2011年一季度，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平穩較快增長，存貨增加增速回升，從而資本形成總額平穩較快增長；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呈負增長，2010年貿易順差下降6.4%，主要由于進出口價格變化差異，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轉為增長20.8%。2011年一季度，貿易差額表現為逆差，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實際增速為-18.1%。匯總三大需求結果顯示，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與從生產角度核算的經濟增長結論相同。但是中國經濟在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同時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二）通貨膨脹壓力較大，但同時也存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有利因素從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CPI上漲率連續5個季度回落，從2008年一季度的8%回落到2009年二季度的-1.5%；從2009年三季度開始，CPI上漲率連續7個季度上升，從2009年二季度的-1.5%，上升到2011年一季度的5%。2011年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3%。其中，城市上漲5.2%，農村上漲5.8%。類商品價格同比全部上漲，通過比較分析，我國仍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其原因來自多方面。1.輸入性通貨膨脹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經濟體為刺激經濟采取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美元貶值等因素導致國際市場上糧食、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由于中國資源性產品的對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響，國內包括石油、有色金屬等主要生產資料價格幾乎全部上漲。2.國內成本推動因素。由于農業生產資料，包括農具、農藥、化肥等價格迅速上漲，在成本推動下，國內農產品價格不斷上移。人工、土地、環境保護等成本上漲對2011年工業品價格構成上行壓力。3.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流動性過程和旺盛的投資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中國采取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商業銀行信貸迅速增加，社會融資規模劇增。2010年M2對GDP的增長率達180%。這導致中國面臨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中國也存在“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貨膨脹的有利因素：連續7年主要農產品獲得豐收構成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堅實的物質基礎；主要工業品產能過剩有利于抑制價格持續大幅上行；匯率彈性的增強有利于減輕輸入性通脹壓力。

（三）穩定物價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通貨膨脹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加重了低收入群體的負擔，擾亂了市場環境，不利于投資者的長期決策，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因此，要重視通貨膨脹問題，把應對通貨膨脹、穩定物價水平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具體措施包括：

1.需求管理方面，要調整當前的負利率政策，把負利率變為正利率，實行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加強通貨膨脹預期的微觀管理，建立對低收入人群價格補貼機制，加快市場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種游資利用居民對物價上漲的恐慌心理進行投機活動。2.供給管理方面，要做好進口工作，加大進口，增加國內稀缺產品進口；建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適度進行人民幣升值，抵消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對特殊行業國際游資存在的新方式進行有效的管理；保農業，保糧食，加大支農力度，增強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3.改善政府管理經濟的模式。改變貨幣政策“政出多門”的狀況；約束和防止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帶來的信貸倒逼。二、“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將在新一輪周期的適度增長區間運行，宏觀調控的側重點是使經濟走穩2007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態勢表現出四個階段的變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轉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的“大幅下滑”，隨后轉向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恢復性大幅回升”，又進一步轉向新一輪合理的“適度增長區間”。具體看，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將在新一輪周期的適度增長區間（8%～10%）運行，由于2010年經濟增長率達10.3%的較高水平，因此，經濟增長繼續加速上升的空間不大。中國經濟運行已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狀態向適度增長的區間轉換。從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看，2011年重在穩定物價總水平，“穩物價”與“穩增長”是相輔相成的。為實現這一任務，宏觀調控的政策組合將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搭配。

三、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時代到來，中國面臨經濟轉型和實現經濟再平衡的艱巨任務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以自有稟賦為基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實現了制造業的高增長。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投資和出口，中國的高增長是以犧牲能源和環境為代價的。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導致資源的匱乏和通貨膨脹的攀升。“十二五”期間將是中國重要的經濟轉型期，中國將面臨從高速增長的趕超型經濟向高質量、均衡發展經濟的轉型。如果轉型能夠成功，中國將向富裕國家邁進，將會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如果不能，中國會進入一個中等收入階段的振蕩期。

（一）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突出的結構性矛盾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1）內需不足。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2）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3）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長遲緩，居民收入內部差別在迅速擴大。居民幸福感與經濟增長速度不匹配；（4）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低。這些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不是短期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能解決的，而要依靠制度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制度創新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解決經濟可持續增長中深層次結構問題的重要舉措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不能解決經濟增長中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必須要依靠制度創新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實現。而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讓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擴張轉變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術的進步拉動經濟增長。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使社會公眾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福利。因此，應結合我國在本世紀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調整傳統的通過擴大出口、擴大投資來實現規模擴張的做法，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穩步增長、使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作為更重要的發展目標，而出口、投資和GDP的增長應該服從于這個目標，即以較低的出口、投資和GDP的增長率，獲得較高的消費增長率。制度創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宏觀調控，也應服務于這個目標。

（三）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成為開啟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契機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經濟結構調整。但是收入結構、需求結構失衡問題卻在持續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居高不下，產能過剩問題越來越嚴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仍相對緩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調控并不能從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動向，無法根據國際分工發展的規律來確定未來產業的定位，從而使產業結構調整進程中存在大規模的政府失靈問題。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使市場化的結構性調整全面展開。中國低端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必將成為引領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支點，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新的契機，開啟中國市場驅動型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

1.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從根本上改變勞動關系，改變工資上漲嚴重滯后于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中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從而啟動中國市場化的收入倍增變化，改變中國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國民的整體消費率，加速中國“收入———消費升級”的臺階效應的到來。工資形成機制變革將增加農民工進城的機會，進一步推進我國的城鎮化進程。

2.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的上漲將對不同區域的生產成本帶來不同的影響，從而使各種傳統產業在區域成本差異的推動下，向中西部加速進行“梯度轉移”，使東部流出產業升級的空間，同時克服以往行政化產業轉移帶來的各種問題。中國必將迎來在“加速性梯度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的新時期。

3.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各種要素價格比，使市場主體自發進行要素替代，采取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促使企業提高自主研發和技術進步水平，積極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以往行政性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缺乏內在動力的弊端，開啟市場化創新的新時期。

四、要實現中國經濟再平衡、從“趕超經濟”向“大國經濟”邁進需要國家競爭戰略的轉變

篇（6）

關鍵詞

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金融風險 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

對于金融體系之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問題，經濟學家們持有異常紛紜的觀點，這些結論迥異的研究成果簡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麥金農以來以至于內生金融增長學派，大量經濟學肯定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積極關系，但也有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意見。著名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反對熊彼特所堅持的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家精神的論斷，認為是企業領導而金融追隨，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自動和被動地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這就否認了金融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有些經濟學家不相信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說法，著名經濟學家盧卡斯斷言，經濟學家過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者則經常以故意忽視金融來表示他們對于金融體系作用的嘲諷態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發展經濟學前沿》的論文集中，并沒有涉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而且在尼古拉斯有關發展經濟學的綜述中，也沒有討論金融體系問題，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問題的清單中也未提及金融問題 。20世紀末期金融危機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們對金融體系的作用產生了疑慮。鑒于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巨大，對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完全視而不見是不現實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體系在現代經濟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是近幾十年來不可否認的經濟現實。經驗研究證實，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確實對于經濟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特別指出“運轉良好”，是強調金融體系的兩面性，即在金融體系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金融體系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貨幣危機和經濟危機，對經濟增長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一個不存在金融抑制、達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而且金融監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經濟中，金融體系的運作可以對經濟產生積極推動作用，我們在這部分內容中就是試圖描述這樣一個理想情形下金融體系對經濟發展可能具有的積極功能；而經驗研究尤其是國際比較分析的結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狀況較為輕微、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政府金融監管較為有效的經濟，比那些金融抑制嚴重、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較滯后、政府金融監管效率低下的經濟，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更少的金融風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可以從至少五個方面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風險的交易、風險的規避、風險分散化和各交易主體的風險分擔。在所有風險中，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是最為普通的一種金融風險，所謂流動性（liquidity），就是一種資產可以以協議價格被轉換為購買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謂流動性風險的產生，是源于與將一種資產轉換為交易媒介相聯系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都可能影響流動性，加劇流動性風險，這些摩擦產生了一種動力，導致可以提高流動性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產生。直覺和事實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在提高流動性方面的作用，使我們在流動性和經濟增長之間建立一種聯系。經濟中的高收益項目往往需要較長時期的資本承諾，但是儲蓄者卻不希望長時期放棄對其儲蓄的控制權，因而假若金融體系不存在或者金融體系出于非常幼稚的發展階段，就不能提高長期投資的流動性，因此較高收益率的投資就不可能實現。經濟史學家希克斯通過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認為革命時期英國金融市場的發達使得流動性風險得以減輕，這是工業革命發生于英國的重要原因。根據希克斯的研究，工業革命最初幾十年所生產的產品其實在很早之前就被發明出來，技術創新本身并不能自動保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相反，技術創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長期的資本投入和資本承諾，而在18世紀的英國，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性的新要素正是資本市場流動性。在存在流動性金融市場的情況下，儲蓄者持有諸如股票和債券等轉換便捷的流動性資產，同時，資本市場將這些流動性金融工具轉化為非流動性的生產過程中的長期資本投資，假如沒有金融市場這種轉換，需要大規模長期資本投入和資本承諾的英國工業革命就不會產生 。除了降低流動性風險之外，金融體系還會降低與個人項目、私人廠商、個別產業和地區有關的金融風險，也就是所謂具有個人特征的風險（idiosyncratic risk）。銀行、共同基金和證券市場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風險分散和分擔以及風險交易的渠道，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和儲蓄率水平，金融體系提供風險分散化的服務可以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而且對于技術創新有推進作用。在金融發達的國家，金融市場體系提供了流動性和風險分散機制，滿足了大規模長期性投資和大規模技術創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獲得更多有關投資和資源配置的信息，這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相對于金融體系而言，私人的信息獲致成本（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sts）更高，私人沒有能力和動力去搜集大量的有關企業、管理者以及經濟態勢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獲致成本的高昂創造了金融中介產生的激勵。金融中介機構在獲致信息方面的優勢使信息成本得到節約，因而有利于有關投資機會、投資收益、經營管理狀況、宏觀經濟等信息的收集和傳遞，這就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并促進了經濟增長。運轉良好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完備的金融工具，是經濟中各種投資信息的重要傳播渠道，這些信息引導著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一般擁有發達的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是有關廠商的各種信息獲取和擴散的通道，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增大的時候，投資者就會獲得更多的有關廠商經營管理以及宏觀經濟態勢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信息獲致的成本高昂，這就阻礙了私人資本向長期投資的轉變，阻礙了高收益投資的形成，資本配置的效率被嚴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極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獲致成本增大，從而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機構的存在，降低了投資者獲取有關經營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場上透明度較高的股票價格，成為一種獲致成本極低的公共品，投資者很容易通過股票價格以及股票市場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來判斷管理者的經營業績，對企業經營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促使經營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調整企業戰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從而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投資者從發達的金融體系中獲取了大量信息，這些信息有助于投資者對于經營者的監督，因而，金融體系在這里似乎充當了一個無形的管理者和社會評判者的角色，發達的金融體系可以依照市場原則對資金的流動進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從而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經濟中，信息獲致成本較高，人們難以通過金融體系來獲得有關公司經營的信息，因而投資者就難以對經營者的業績作出適當的評價和監督。為了克服這個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國家就會特別抑制金融市場（比如股票市場）的作用，而試圖以銀行等間接金融機構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預來形成資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場對廠商行為的監督約束機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權威形成另外一種監督與約束的機制，而后者顯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動員儲蓄(mobilizing savings)和大規模資金積聚。動員儲蓄和促進資本積聚是金融體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過加強流動性、提供風險分散化機制、以及降低信息獲致成本，金融體系可以有助于經濟中的分散資本的快速和大規模積聚，從而為工業化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資本。動員儲蓄是要花費成本的，但是發達的金融體系通過大量的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工具和廣闊的金融市場，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儲蓄的交易成本，同時也成功地使得儲蓄者在放棄其儲蓄控制權的時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儲蓄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美國經濟史的事實表明，在美國19世紀后期的經濟發展中，投資銀行在儲蓄動員中起到重大作用。許多投資銀行利用自身與歐洲市場的聯系而從境外籌集了大量資本，還有很多投資銀行與美國境內的實業家和銀行建立密切聯系以利于儲蓄動員，還有的投資銀行在各州之間巡回宣傳以向居民戶出售證券，這些資金籌集行為對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有關動員儲蓄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所有這些金融創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儲蓄動員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從而對于資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進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國家進行儲蓄動員的方式是通過利率的扭曲、對金融市場的壓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單一化而實現的，這些金融抑制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可以起到動員儲蓄的作用，但是長期來看卻抑制了儲蓄和投資的形成，增加儲蓄動員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現象，長期中抑制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交換。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觀念之一，就是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許更大的專業化分工，因為一個專業化分工較細的經濟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給自足經濟（autarkic 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專業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條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夠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其金融體系的發達，使得經濟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經濟中專業化程度的加深，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意味著更活躍的交易與技術創新，從而也就意味著更強勁的長期經濟增長。總之，以上我們綜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對于經濟發展所可能起到的積極作用，并對金融自由化經濟和金融抑制經濟的績效逐一作了比較。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體系的這些積極層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設之上，現實中的金融體系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會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體系遭受重大沖擊的時候，比如在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時候，金融體系的崩潰會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后果。同時，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也會伴隨出現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動蕩的情形，這些金融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二．基于經驗和國際比較的結論

學家們已經在和金融自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關系上進行了大量經驗研究，這些經驗涉及公司層面的研究、產業層面的研究、特定國家的研究以及更廣泛的跨國比較研究，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體系的作用和經濟的長期增長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的關系。和經驗研究的結果都很難使我們下結論說，金融體系僅僅是自動地對經濟行為和化作出反應，或者說金融發展僅僅是經濟增長過程的一個附加產品。有關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之關系的開創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這一個世紀中間35個國家的統計資料，得到結論說：“假如考慮幾十年這樣的長時期，在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強的平行關系；在數據比較充分的國家，甚至出現這樣的，即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同時伴隨著金融發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 。”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經驗研究存在著若干缺陷：一是其經驗數據僅限于35個國家；二是未對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進行系統性的控制；三是沒有考察金融發展是否與生產率提高以及資本積聚有關聯；四是金融中介的規模未必能夠準確衡量金融體系的作用；五是金融體系之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未揭示其因果關系，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覺，而這些開創性的成果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論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者開始在方法論上彌補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對經濟增長與金融體系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 & 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這30年間80個國家的數據，并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要素進行系統性控制，研究了資本積累和生產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發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預測長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聚和生產率的增長 。

King & Levine使用四種方法來衡量金融發展的水平，試圖以此更準確地評價金融體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種指標值相對于人均實際GDP的比率。第一個指標DEPTH，表示金融中介規模或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的比率，結果顯示，最富國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額屬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動資產形式持有的，而最窮國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額計算屬于最低的25%的人）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動資產形式持有的。可見，在實際人均GDP和DEPTH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關系。金融發展的第二個指標BANK，表示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在配置信貸方面所占據的地位，它等于銀行信貸與銀行信貸加中央銀行國內資產的比率。設置這個指標的目的，是要說明，在一個國家中，銀行一般比中央銀行更有可能實現金融體系的信貸功能以及其他功能。雖然設置這個指標有著內在缺陷，比如銀行并不是提供有價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銀行也有可能只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業提供信貸，但是這個指標大體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個國家信貸行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國家中，BANK這個指標達到90%，相反，在最窮的國家，商業銀行所提供的信貸數量幾乎與中央銀行所提供的信貸數量處于同等水平。第三個指標PRIVATE，等于提供給私人部門的信貸數量在總信貸數量（不包含對銀行的信貸）中的比重，而第四個指標PRIVY，等于提供給私人企業的信貸數量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指標背后的假設是，那些為私人部門提供信貸的金融體系比那些僅僅為國有部門和政府企業提供信貸的金融體系更有動力投身于加強對于企業的研究，更有動力進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動力去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動員儲蓄和提高交易水平。從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實際GDP和流向私人部門的貸款數量之間，存在著統計上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King & Levine接下來繼續探討1960-1989年間標志著金融發展水平的這四個指標（F）與同時期三個經濟增長指標（G）之間的經驗關系的緊密程度。三個經濟增長指標是人均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人均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率和總生產率增長率，所謂總生產率增長率，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是用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減去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間代表金融發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 i個指標的值，用G（j）表示同時期代表經濟增長（人均GDP增長率、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的第j個指標，用X表示控制與經濟增長相關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穩定性、匯率、貿易、財政有貨幣政策等）的條件信息矩陣，那么在77國中進行12次回歸分析的公式就是：

篇（7）

帕特里克（1996）從“供給導向型”和“需求導向型”兩個方面來辨析金融和經濟的關系。他認為在金融水平較低的階段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支配作用，金融體系為那些急需資金的高科技企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幫助企業啟動起來，這個階段處于“供給導向型”形式。而當經濟發展逐漸成熟，由各部門對投融資的強烈需要而引起的對金融系統的需求成為金融發展的主要動力，也就是所謂的“需求導向型”模式。

我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何風雋（ 2005）對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來自不同方面的觀點和爭論進行了客觀的比較和總結。張旭軍（2007）回顧了最近幾年來國內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成果，發現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觀和全面的觀點，指出了有待改進之處。

我國關于金融發展和金融增長的研究總的來說大概有以下三種論斷。

第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長期增長存在比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促進關系。楊曉華（2005）通過研究證實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如韓廷春（2001）建立了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我們應該更加重視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和資本市場的更大規模。

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是互相促進，還是單向因果，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增加、勞動增加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我國充分利用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在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中占得一席之地，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今，人口紅利已經慢慢減弱，如何發揮金融體系的作用，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國的金融發展程度，用FD表示，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經濟發展情況。樣本選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證實在我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此，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查。本文選擇ADF單位根檢驗法，GDP和FD都是不平穩序列，為了消除不穩定性的影響，對GDP和FD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為LNGDP和LNLNFD，再次對變換后的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可見得到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

在得到平穩變量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通過格蘭杰檢驗來驗證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果如表1所示，該結果顯示了在置信度為95%的水平下，第一個假設不成立，也就是說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個假設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實證研究證明，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刺激了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并未成為驅動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這說明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經濟體的貨幣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發展通過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刺激了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經濟增長并未促進金融的發展。這可能是由于我國仍然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發展還不夠成熟。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爭取形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

盡管金融發展在我國經濟增長中體現了重要作用，我國金融發展進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金融產品的結構不盡合理，層次不夠豐富；利率市場化程度不夠充分；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帶；匯兌換自由化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國金融深化進程中比較困難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實現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場機制在金融市場的作用

政府應當減少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尤其是給與利率和匯率機制更加靈活的空間，使得外匯市場和資金市場的供求更加直觀地反映出來。完善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夠集聚社會閑散資金，為生產性活動籌資，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眾對理財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業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更加多樣化，這些都會倒逼金融體系的發展。最近比較火的互聯網理財產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廣大平民階層提供了理財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動了利率市場化的步伐。

（二）重視金融深化中的質量問題

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中比較重視金融體系量的擴張，對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關注度不夠，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卻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金融系統的整體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在我國金融深化的過程中應注意逐步確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架構，監管部門在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也不能對風險的防范掉以輕心；逐步改變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競爭，健全推出機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統運行效率，避免出現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狀況。

（三）使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程度相適應

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監管的金融發展就像海市蜃樓一樣根基不實，無法抵御來自外部或內部的風險，而金融監管過于嚴格繁瑣，則會束縛金融的發展，同樣是我們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協調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是確保金融健康穩定發展的重點。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劑，金融和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經濟的發展深度和廣度，決定著金融體系的規模和質量；金融通過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經濟的增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不斷彼此促進，相輔相成，這才是經濟健康 穩定發展的保障。

參考文獻：

何風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和實證爭論的述評.生產力研究，2005（08）.

張旭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近期國內外文獻綜述.嘉興學院學報，2007（01）.

李釗，李國平，王舒建.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基于兩部門模型中國實證研究.南方經濟，2006（04）.

篇（8）

一、文獻綜述

自銀行產生以來，人們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從產業層面對經濟和金融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得出結論： 健全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帕特里克（1996）從“供給導向型”和“需求導向型”兩個方面來辨析金融和經濟的關系。他認為在金融水平較低的階段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支配作用，金融體系為那些急需資金的高科技企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幫助企業啟動起來，這個階段處于“供給導向型”形式。而當經濟發展逐漸成熟，由各部門對投融資的強烈需要而引起的對金融系統的需求成為金融發展的主要動力，也就是所謂的“需求導向型”模式。

我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何風雋（ 2005）對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來自不同方面的觀點和爭論進行了客觀的比較和總結。張旭軍（2007）回顧了最近幾年來國內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成果，發現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觀和全面的觀點，指出了有待改進之處。

我國關于金融發展和金融增長的研究總的來說大概有以下三種論斷。

第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長期增長存在比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促進關系。楊曉華（2005）通過研究證實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如韓廷春（2001）建立了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我們應該更加重視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和資本市場的更大規模。

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是互相促進，還是單向因果，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增加、勞動增加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我國充分利用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在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中占得一席之地，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今，人口紅利已經慢慢減弱，如何發揮金融體系的作用，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國的金融發展程度，用FD表示，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經濟發展情況。樣本選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證實在我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此，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查。本文選擇ADF單位根檢驗法，GDP和FD都是不平穩序列，為了消除不穩定性的影響，對GDP和FD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為LNGDP和LNLNFD，再次對變換后的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可見得到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

在得到平穩變量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通過格蘭杰檢驗來驗證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果如表1所示，該結果顯示了在置信度為95%的水平下，第一個假設不成立，也就是說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個假設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實證研究證明，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刺激了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并未成為驅動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這說明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經濟體的貨幣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發展通過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刺激了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經濟增長并未促進金融的發展。這可能是由于我國仍然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發展還不夠成熟。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爭取形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

盡管金融發展在我國經濟增長中體現了重要作用，我國金融發展進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金融產品的結構不盡合理，層次不夠豐富；利率市場化程度不夠充分；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帶；匯兌換自由化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國金融深化進程中比較困難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實現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場機制在金融市場的作用

政府應當減少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尤其是給與利率和匯率機制更加靈活的空間，使得外匯市場和資金市場的供求更加直觀地反映出來。完善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夠集聚社會閑散資金，為生產性活動籌資，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眾對理財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業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更加多樣化，這些都會倒逼金融體系的發展。最近比較火的互聯網理財產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廣大平民階層提供了理財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動了利率市場化的步伐。

（二）重視金融深化中的質量問題

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中比較重視金融體系量的擴張，對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關注度不夠，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卻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金融系統的整體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在我國金融深化的過程中應注意逐步確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架構，監管部門在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也不能對風險的防范掉以輕心；逐步改變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競爭，健全推出機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統運行效率，避免出現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狀況。

（三）使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程度相適應

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監管的金融發展就像海市蜃樓一樣根基不實，無法抵御來自外部或內部的風險，而金融監管過于嚴格繁瑣，則會束縛金融的發展，同樣是我們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協調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是確保金融健康穩定發展的重點。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劑，金融和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經濟的發展深度和廣度，決定著金融體系的規模和質量；金融通過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經濟的增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不斷彼此促進，相輔相成，這才是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保障。

參考文獻：

[1]何風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和實證爭論的述評[J].生產力研究，2005（08）.

[2]張旭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近期國內外文獻綜述[J].嘉興學院學報，2007（01）.

[3]李釗，李國平，王舒建.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基于兩部門模型中國實證研究[J].南方經濟，2006（04）.

[4]楊曉華.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縱橫，2005（07）.

篇（9）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1LZUJBWZY051）。

作者簡介：郭志儀（1949-），男，甘肅通渭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趙小克（1977-），男，河南洛陽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金融理論的研究。劉那日蘇（1979-），男，內蒙通遼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1-0011-05收稿日期：2012-03-27

一、文獻回顧

篇（10）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能源資源的使用開始呈現供不應求的趨勢，為此新能源在不斷得以開發和發展，這個過程會形成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不同的地區能源發展對其經濟效應反應不同，能源開發強度的大小也與新能源開發有著直接的關系。在這種發展現狀下，對新能源開發中要結合能源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經濟增長，并使能源得到有效利用，優化產業結構，促進我國經濟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一、新能源和能源強度的概述

新能源其主要是指通過新型技術來對可再生資源進行開發并予以應用，這個能源包括太陽能、生物能、氫能等能源，而目前我們日常最常用的已開發的能源類型例如石油、煤炭等能源對環境會造成一定的污染，所以新能源具有比這些能源更加突出的低污染、無污染的環保特點。能源強度具體是一種單位能源產值的能耗，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在單位產值內對能源的消耗，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能源之間所形成的密不可分的關系，而通常情況下，能源強度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生產技術、經濟結構等的影響，而能源強度也會與經濟發展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

二、新能源發展的現狀分析

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形勢，眾多經濟學家也在不斷進行較為深入的研討，其中研討重點是新能源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所形成的互相制約的關系。資源對經濟的波動影響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所形成，一個是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區域，如果能源供給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到資源緊缺的影響，會導致資源約束經濟的發展；另外一點是在其他能源資源非常充沛的地區，由于資源產業的過剩現象，使得資源反而產生對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約束控制的影響。在這些關系約束中，能源是對經濟增長造成重大影響的核心要素之一，尤其是我國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的技術能力還不夠成熟，因此造成對能源消耗大且投入高的狀況。

三、新能源發展對能源強度的影響

能源強度單位產值內能源的消耗量大小的一種表示。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一方面可以對已開發的能源進行補足和增添，同時新能源是低碳環保型的，因此對環境的污染和損害都非常低，符合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最為重要的是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減小了單位產值的能量消耗，也就是說新能源的不斷開發利用，可以提高資源的使用程度，降低對資源的損耗，因此無形之中是增加了經濟效益。因此，總體來說，新型能源的開發提高了能源強度的利用率，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四、新能源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新能源優化調整經濟結構

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如果僅僅通過能源和資源要素的高投入以及高消耗來實現是完全不夠的，其根本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改變經濟增長的途徑。在當前我國的工業發展的基本國情下，能源消耗會持續上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會不斷增加能源消耗量，使能源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要素之一，而中國要走新型能源發展道路，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從節能環保、清潔低碳以及科技先進化的出發點進行周全的考慮，積極建設能源利用效率高、污染環境小且具有高新技術水平的經濟發展體系。在新能源不斷開發利用的過程中，要對經濟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加快建立以低碳農業、低碳工業、低碳服務業為核心的新型經濟體系。與此同時，要在現有能源應用的基礎上對其他新型能源進行開發，強化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平衡經濟與能源之間的關系。

2.能源的消費結構的權衡

通過能源的開發，在單位產值內形成一定的能源消耗，從宏觀上看其對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產業結構的影響較為淺薄，但實質上隨著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發展，使得新型能源與經濟之間產生了一定的傾斜和不平衡。所以，各個地區要結合當地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和資源開發條件，來協調平衡產業結構，提出可實施性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地理位置的優勢，促使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突出特點，同時能源需求量也相對較高，在這種經濟發展形勢下，要重視能源的消費結構的權衡，對清潔能源的使用比例進行合理的分配，盡量降低高彈能源的使用。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要積極開創與時俱進的步伐，發展新型節能環保的新能源產業，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對于中西部地區所具有的資源豐富的優勢特點，可積極發展新能源生產產業，在日照強的地區發展光能發電等環保低碳產業，充分發揮各種新型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并減少環境污染，實現節能減排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但這個過程要把握協調好能源強度，讓經濟增長與能源之間取得相互促進的作用，從而使能源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同時也提高了能源使用強度，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篇（11）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2-0124-01

引言：非再生能源雖然可以加快人類文明發展和前進的步伐，但是它遲早會有用完的一天，各國為了降低非再生能源的利用，減少不必要的自然災害發生，保證產業經濟結構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普遍都在加大對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而太陽能、潮汐能、風能等作為新能源重要組成部分，對它們的廣泛使用，可以提升能源綜合使用的效益，為能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我國應該正確認識新能源的特點，以及它對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的產生的影響，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對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一、新能源分析

（一）新能源的基本內容

新能源主要就是指在以新技術為基礎來開發和利用一系列可以再生的能源，例如，潮汐能、太陽能、地熱能、洋流能、水能、波浪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新能源，除此之外，氫能、甲醇、酒精、沼氣等也屬于新能源的范疇之內[1]。因為對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常規能源的長期使用，使得我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的不利影響，因此，新能源的使用已經受到了省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并且在社會各個發展領域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

（二）新能源的基本特點

首先，新能源資源相對較為豐富，具有較強的可再生性，可以供人們長時期開發和使用，例如，地熱能、風能、太陽能等等。根據相關的調查發現，能夠被開發和使用的風力資源約為250GW，但是到了2015年只開發和使用了0.67GW的風能，預計到2020年可以實現4GW風能的開發和使用。由此可見，風能資源的開發和使用是無限性的，可以供人們進行長期無限的開發和使用。其次，新能源本身的能量密度相對較低，它的開發和使用需要很大的空間;而且新能源資源的開發對環境的影響較小，其含碳量也比較低，有利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和進行[2]。最后，新能源資源的分布也較廣，有助于實現對新能源資源的分散使用。此外，新能源還具有著很多的特點，人們可以在新能源的持續開發和使用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并且能夠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強有力的能源保障。

二、能源強度分析

能源強度通常也被稱作是“單位產值能耗”，其主要就是指某個國家和區域、企業的單位產值在具體時間之內的消耗的能源總量。站在國家的角度來看，能源強度主要就是指國內最終使用能源量或者一次性使用的能源總量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新能源的依賴程度[3]。此外，能源強度還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例如，經濟體制、經濟結構以及技術水平等，這不僅會使能源強度發生變化，而且還會影響著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

三、新能源發展對我國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分析

（一）新能源發展對能源強度產生的影響

能源強度反映著單位產值能耗，所以開發和使用新能源可以代替常規能源的使用，彌補常規能源的空缺和不足，減少對環境的危害，能夠有效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同時，加大對新能源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對能源資源的損耗，增加我國的社會經濟收入，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新能源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具有無限性的特點，與常規能源相比，新能源的使用成本相對較低，其使用具有較強的重復性，從企業的發展方面來看，使用新能源可以提升企業發展的經濟效率，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4]。而從國民經濟的發展方面來看，使用新能源可以降低能源的開發和使用成本，促進我國新能源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經濟保障，并且企業經濟的發展也可以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從環境發展方面來看，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可以降低對環境的壓力，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自然災害。此外，環境的轉換也可以為人們的身心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總之，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可以改變我國當前的能源消費結構，降低對非再生能源的使用，真正做到節能減排。同時，新能源產業作為我國發展中的一種新興產業，不僅可以推動我國產業經濟結構的升級，同時還有利于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5]。

四、 新能源的發展策略

（一）合理控制新能源的投入

一味的加大對新能源的經濟投入，只能夠對能源強度進行一定的控制，一旦經濟投入力度較大，很容易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甚至是對經濟體系產生一種致命的威脅。通過對開發新能源等節能減排產業的投入，對能源強度有著一定的降低作用，但是增加綜合投入很容易造成嚴重的經濟滯后現象，然而隨著節能減排系統的不斷發展，新能源會逐漸的發展成熟，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深化調整產業結構

新能源和常規能源相比具有著明顯的差異性，新能源資源儲量豐富，能源密度較低，具有一定的開發難度，但是它具有著清潔和可再生的優勢，可以進行無限的開發和使用[6]。因為新能源的密度較低，分布較廣，開發新能源需要很大的空間，所以應該對為新能源開發空間進行合理的規劃，提升用途的多元化，最終實現對新能源資源的分散使用。此外，全面發揮新能源的長期性優勢，通過對其的重復使用，實現新能源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

結論：總而言之，新能源作為一種可再生能源，它具有著能源資源豐富、能量密度相對較低、開發和使用需要的空間大、分布范圍廣等特點，不僅可以彌補常規能源的缺陷和不足，降低對非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時還可以實現對環境的保護，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具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我國應該不斷加大對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正確認識新能源發展對能源強度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合理控制新能源的經濟投入，深化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對新能源的分散使用，促進新能源的科學合理開發和使用，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能源保證。

參考文獻：

[1] 張向南. 探討新能源發展對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的影響[J]. 民營科技，2015，12：225+111.

[2] 李強，高楠，魏巍. 新能源產業聚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J]. 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4：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