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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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澳觇b”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保ㄗⅲ褐烊鹞酢⑿旖ㄈA：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篇（2）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篇（3）

一、2009：就業形勢嚴峻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的信息和各級媒體對就業市場的頻繁關注中，我們不難感覺到，就業問題已經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就業的總人數達2400萬人，這組龐大的數字顯示出了2009年就業形勢的嚴峻性。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兩個群體就是大學生和農民工。

二、大學生：畢業失業

據統計，今年全國新增大學畢業生將達到610萬，與往年未能就業的150萬大學生疊加，一支龐大的待業隊伍立刻呈現在人們眼前。即使在經濟發展正常年份，消化這樣一支高學歷的勞動力大軍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何況在就業市場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畢業也就意味著失業”，這樣一句以往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調侃，在2009年變成高校畢業生的真實寫照。近日，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莊、鄭州、成都、沈陽、武漢、廈門、哈爾濱、西安等地的抽樣調查顯示，到2009年2月底，應屆畢業生整體就業率僅為35．6％，這與社會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業率還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業率較高的幾個大省市，今年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更加不容樂觀。據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屆高校畢業生簽約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個百分點；而截止1月中旬，廣東全省本科生就業簽約率則只有2．2％。

三、農民工：回家≠過年

2008年春節，數十萬農民工因為雨雪災害被阻隔在廣州火車站無法回家；2009年春節，風和日麗，卻仍然有數十萬農民工在廣州火車站徘徊，今年，他們則是因為遭遇了就業市場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過年。同樣是回家，心情卻迥然不同，新年的快樂與期望被失業的無奈和迷茫沖刷得無無蹤。

據統計，2009年春節前，約60％左右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過年，而根據人保部的抽樣調查顯示其中的5．4％是因為失業。以我國務輸出大省四川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占外輸勞務總量的17．8％。200年春節后，全國需要新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在2000萬人以上。而與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卻一降再降。作為解決了全國1／6就業崗位的廣東省自2008年以來，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趨勢，由第一季度的228．7萬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萬人。另據預測，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約為190萬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約4．99％。短短十幾個月時間，“工荒”戲劇性地轉化為“民工過剩”2009年就業形勢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

四、誰該為“就業寒冬”買單

就業問題一直是一個廣受社會關注的話題，但百分之百的就業即使在理論上也是很難實現的。一定規模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發達國家平均年登記失業率也在5％以上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來，就業矛盾卻突顯日益尖銳之勢。究竟原因何在，可謂眾說紛紜。都是金融危機惹的禍盡管造成就業困境的原因很多，但從影響力上來看，金融危機以絕對多數票被指認為罪魁禍首。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對國內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漸顯現，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貿易企業因為人民幣升值和國外需求減少的雙重打擊而接連倒閉；另一方面，國內上游企業因遭受牽連而舉步維艱。國內經濟在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跡象。在這種情況下，除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外，剩余企業招聘計劃也紛紛被凍結或縮水。

往年風光無比的投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等金融機構，幾乎都大幅削減甚至取消了校園招聘計劃，而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的外資銀行也放緩了發展步伐。同時，吸納就業人數眾多的地產、汽車、廣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業，也因前景不明而無法給就業市場緩解壓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從零工資就業、名校生養豬，到考研熱、公務員熱，知識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局勢”使人們反思高等教育的呼聲日益升高。各方輿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1999年以來的大學瘋狂擴招難辭其咎。1999年，國務院立足于現代化建設的全局、科技和社會發展形勢的變化，做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钡闹卮鬀Q策。9年來，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2％。據統計，2005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與此相對應，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政府數據顯示，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而在2007年，高校畢業生已達到495萬人，今年更猛增至611萬人。國內人力資源市場“青黃不接”的狀況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飽和，即使沒有金融危機，大學生就業狀況也不容樂觀。

另外，有關專家指出，所謂大學生就業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心理感受。國內教育的傾向使得不少大學生習慣將自己就讀的學校、專業等與薪資待遇掛上鉤。這種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們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機會。

六、經濟轉型的必然之痛

經濟轉型是引起失業率短期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機的放大作用下，人們已經忽略了它本身的影響。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到了轉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已是時勢所趨。事實上，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起始于金融危機來襲之前。也就是說，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機，產業結構調整也會帶來大量剩余勞動力。

這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經歷的陣痛。但是，它最終會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而自行解決。

七、就業與社會經濟發展

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充分就業被認為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這不僅是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而且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必要保障。盡管充分就業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短短兩個月內，相關政策就已接連出臺，但在目前復雜的情況下，要緩解就業壓力卻并非政府一家之責，企業和就業者本人也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八、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就業增加使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得到就業機會，使全社會的勞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從而生產出更多最終消費品，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會導致居民收入增加，整個社會的消費和投資也會相應增加，這又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關系。反之，失業的增加則會導致經濟增長向相反方向運動。按照奧肯定律，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反向的替代關系。實證研究表明，失業率每上升1％，總產出就會減少3％。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就業是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不景氣導致就業形勢惡化，失業又造成居民購買力下降，市場需求因此減少，企業產品滯銷，生產和投資積極性必然受到打擊，令經濟增長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決就業問題，“保增長”的目標很難順利實現，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復蘇都將成為一句空話。

九、就業與社會穩定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其經濟收益和勞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調查顯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50％以上為勞務所得，這就意味著，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這樣不僅無法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受阻，同時，在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會給失業農民帶來很大生活壓力，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十、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

隨著國家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出臺，一大批國有重點企業在今后幾年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會服務領域的單位，以及機械制造、橋梁設計等行業，也發展迅速。對于這些企業來說，盡量提供多的就業崗位，一方面可以緩解社會上的就業壓力，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企業今后的蓄勢待發儲備充足的人才。

篇（4）

據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全國現有森林面積1.34億hm2，森林蓄積量10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由建國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國生態環境有了明顯改善，經國家批準黑龍江等8個省已跨入生態系統行列。我國現有森林面積和蓄積量的絕對值是可觀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國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積和人均蓄積量分別只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屬于森林資源嚴重缺乏的少林國家。全國現有沙漠化面積達171.1km2,占國土總面積17.85%,其中風沙化土地5.4萬km2,沙塵暴時有發生,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以黑龍江省為例，全省沙區每年有460多萬畝農田不同程度地受風沙危害，其中重災年份毀種面積達40多萬畝，300多萬畝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質退化，載畜量減少，每年因風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1.2億多元（林業廳提供）。林業企業地處偏遠，條件艱苦，待遇偏低，加上長期單一生產結構，致使人才結構不合理，知識在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和發達的林業產業體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業，建設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系統的林林，必須加快林業現代化建設步伐，為實現這個奮斗目標，關鍵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實施人才強國戰略與實現現代林業現代化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要始終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全新發展新理念，把實施林業人才戰略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和布局之中，堅持以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支持為根本出發點，人才要打破系統之間、部門之間、省市之間的界限，實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發揮最大創造力一種人才資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進，也包括在不改變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單位利益情況下，對人才能力充分發揮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網，就必須大力發展“數學林業”。信息化是當代林業現代化的標志，它主導著未來一個時期林業現代化的方面，而電子信息技術是實現林業現代化管理和發展持續林業的重要支撐技術之一，只有通過全局性、整體性人才資源的合理開發，才能直接為林業經濟建設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資源與智力保證。

篇（5）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紤]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篇（6）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推動又好又快發展”作為2009年的工作重點。

(二)“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國儲蓄——投資轉換率低；其次，中國的投資率過高；再次，中國的投資效率低下。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以內需促增長

根據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是消費、投資和出口。具體到我國目前的現狀而言，以內需促進增長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機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儲蓄—高資本—高投資—高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

1.“消費-增長”模式的理論基礎

筆者以凱恩斯消費函數進行說明，首先，看該函數的三個假設：第一，關于邊際消費傾向的假設,即人們每多獲得的一元收入，會用于消費的比例或數量。其值在0到1之間，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是消費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費對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決定儲蓄的決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響儲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個假設的基礎上，凱恩斯消費函數常寫成：C=a+bY。其中，C是消費，Y是可支配收入，a為自生消費，是一個大于0的常數，代表即使當時沒有收入也會進行的消費，b稱為邊際消費傾向，其數值在0到1之間。）

2.以內需促增長的現實必要

在人民銀行近一次居民儲蓄調查結果中，列前幾位的儲蓄動機分別是：教育費(19.8%)、養老(13.6%)、買(建)房或裝修(12.9%)、防病、失業或意外(l1.1%)、購買大件耐用消費品(10%)，而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卻不到5%。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當前面臨金融危機的嚴峻現實和經濟增長必須轉型的困境下，我國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抓住機遇，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外向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如何應對金融風暴的挑戰，抓住發展機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我國必須重視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外向型經濟;經濟增長方式

篇（7）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偟膩砜?，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歷史發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的主要壟斷者發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二、現代市場的社會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日益發達

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商品市場調節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企業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活動。所以，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旅游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計算，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目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調發展等等內容，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展中，眾多的企業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協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的計劃觀是以傳統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因此，傳統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相互之間直接的協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會計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計劃創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藝術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那節”，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然自發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相互選擇和優選直接發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一規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應區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計劃系統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壟斷性大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四、社會化計劃經濟（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企業市場化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直接協作關系也就得到發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作關系的傳統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新活動（內生增長理論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的商譽和創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商的合作價格，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從可能爆發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歷史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科學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研究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發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重組”。企業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和現代市場發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規律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6（3）；

篇（8）

一、現代物流產業的界定分析

物流產業的概念國內外并不統一,就連國際上的標準也不盡相同。要界定物流產業的涵義,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對我們物流產業相對落后的國家而言,對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徹。在中國物流領域,通常認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關的物資從供應者向需求者的移動。涉及運輸、倉儲等層次的活動。美國物流管理協會對物流的定義是“物流是供應鏈流程的一部分,是為了滿足客戶需求而對商品、服務及相關信息從起始地到消費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與反向流動及存儲的計劃、實施與控制的過程”。顯然,西方發達國家對物流的認識已達到極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應鏈管理的一個新境界。說明物流活動以運籌學為理論基礎,是一個極其復雜但又有較高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含量的一種營利性活動。由此,我們可以依此類推,產業(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組密切替代的同類商品或服務的企業集合,這一企業集合面對著相同的買者和賣者集合。物流產業部門從事的有關商品或服務的高效率與高效益流動,其職能活動日趨社會化、市場化及組織化,因此愈來愈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門類。故我們將物流產業定義為:物流產業是指專門從事將商品或服務由起始地到消費地發生空間位移,對其進行高效率與高效益流動及儲存為經營(活動)內容的營利性事業組織的集群。顯然它是流通產業的子集,但又是從流通產業中商品所有權的轉移和商品實體的移動的傳統部門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產業。這就是所謂的商流與物流的分離。也就是國民經濟產業分類中第三產業中的第一層次:流通部門。它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國內貿易業、對外貿易業、飲食業、物資供銷業及倉儲業等。物流產業是集交通運輸、通訊、物資供應、倉儲保管等產業的部分職能于一身的新興產業部門,且絕非是各職能的簡單加總,而是將上述產業社會職能依照社會分工日趨專業化的發展規律,并以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網絡信息技術的支撐為前提,濃縮形成一個嶄新的致力于提高社會總體效率和效益的產業部門。

二、物流產業發展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現代物流產業是在傳統物流活動發展的基礎之上，通過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物流實踐的不斷總結、社會物流資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隨著其發展過程中物流管理與物流科學技術的日臻完善，并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相吻合的條件下產生的。作為一個對國民經濟相關產業發展聯動性極強的產業，它不僅成為各產業部門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手段和途徑，而且業已成為物流實踐活動中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也是國民經濟發展中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標志。具體說來，物流產業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對相關產業及部門物流資源的整合性

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物流產業是從流通產業中游離出的一個新興產業部門，是社會分工日益專業化的結果，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由以往的物流活動內部化，逐步轉變為物流活動的外部化和社會化，這一切均是從社會總效益、總成本、總流通費用的角度出發，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減少流通環節。就產業組織個體而言，企業物流是物流產業發展的基礎，客觀環境迫切需要有一個專業化的物流產業群體，其發展水平必須達到一定的階段，建立起一個無形的物流平臺，為社會及企業提供“中間服務”，滿足其不斷增長的專業化“物流服務需求”，在社會環境的孕育下，逐步誕生出社會化、市場化和專業化的物流產業。因此，物流產業的產生與發展是建立在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資源整合的基礎之上，將社會較為零散的物流資源進行重組與整合，作為回報向社會各產業部門提供具有個性化、差異化、標準化的物流服務。

2、現代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產業和國民經濟中產業部門之間的高度耦合，主要體現在物流產業的產生與發展是隨著社會對物流活動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產業部門；社會呼喚專業化的物流服務，企業物流職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產業提供規范化、標準化、個性化的物流服務，其包括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部門（第一、二、三次產業）及組織；物流服務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對立面，及物流產業的職能得以發揮和滿足物流服務需求得以解決，避免造成物流“瓶頸”而使社會經濟發展趨于平衡，以達到貨暢其流。從社會分工與交易的理論角度出發，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這條“短腿”始終成為制約著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會技術進步的一般歷史規律，生產領域的技術創新往往先于并較多地運用于流通領域，重大的技術創新及其擴散也在生產過程中迅速得以實現，然后逐漸影響流通領域。不言而喻，現代物流產業的誕生，它是隨著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及其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觀上需要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達的物流產業部門。

3、行業壁壘的相對堅固性

物流產業尤其是現代物流產業的社會職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動推助和影響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發展進程和發展水平。物流產業作為全社會的“后勤”服務部門，所發揮的社會職能是其它產業部門無法替代的，即便是傳統的物流部門其社會職能過于單一且被人為地分化為運輸產業、倉儲保管業、流通加工業、包裝業等，從其產業及組織的社會經濟地位來看，也是依附于流通產業部門中。而現代物流產業則借助于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方法、網絡技術、信息系統、運籌管理、系統工程等大量技術與手段的應用作為技術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設施與設備和資金的投入，在進行科學合理的物流規劃和設計中，對物流知識與管理技術的投入，以及對大量人力資本的投入，使該產業具有知識、技術和資金密集型極高的屬性，且隨著第三方物流與第四方物流產業組織的出現，更使這種知識與技術含量急劇加大。顯而易見，物流產業中行業壁壘像一道無形的屏障，成為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構成對新進入者的障礙，同時也是在產業升級過程中行業內優勝劣汰的關鍵要素。因此，物流產業部門中行業壁壘的堅固性，是由現代物流的管理、技術、人力資源儲備及其他相關手段與核心技術所決定的。

4、物流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屬性

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衡量產業發展是否具有社會化和市場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產業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和狀況，產業部門內組織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物流產業在我國是一個剛剛啟動的產業部門，但近年來大量涌現出一大批物流企業及組織，承擔著專業化的社會職能而發揮特殊的作用，盡管目前物流企業組織化程度較低，但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場及其組織群體，逐步朝著產業發展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方向邁進。從全球來看，國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其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較高，不僅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關鍵的支柱產業，而且在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日漸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會產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將成為其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為規范和促進物流產業的發展，分別針對本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實際，制定并頒布了有關物流產業發展的綱要或相關的產業發展政策，從而為物流產業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與氛圍。西方國家物流理論的研究與實踐的探索，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主要表現在物流理論的研究向縱深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物流與經營、生產等活動密切相關，作為新興重要的產業，它已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助器。從全球來看，物流產業日益朝著規范化、集約化及國際化的方向挺進。具體主要呈現出如下趨勢：

1、綜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中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最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且在國際物流產業發展中地位日漸突出，由此產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術與知識含量較高的物流企業組織），將各種物流功能整合化、運作上采用海、陸、空各種運輸方式的一體化及物流實踐中的國內物流和國際物流的一體化。

2、國際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國外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物流產業呈現出全球物流企業并購態勢，機能整合的綜合物流成為主導。物流產業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面臨的物流市場與用戶呈現出國際化（包括國內用戶、國外用戶、境外用戶）傾向；物流業務開展趨于國際化（國內物流和國際物流）；物流企業國際化（國際間的合作與合資）。

3、網絡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電子商務與物流的銜接愈加緊密，電子網絡（虛擬網絡、國際互聯網）作為物流網絡（實物網絡）實現和運行的有效手段。在產業及組織中，具體是由物流企業內部網絡化、物流企業外部網絡化及物流企業內外部網絡化等構成。

4、個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的結果涌現出一大批物流產業組織群體，借助現代物流理論與管理技術，進行供應鏈的全過程的個性化管理和規劃，向社會提供個性化物流菜單式服務項目，具體包括企業對企業的個性化物流和企業對消費者的個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產業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資金流的媒體，另一方面物流活動中的信息服務成為物流服務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物流業務更加依賴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傳播和交換可以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的技術高級化和自動化，主要表現在物流實踐活動中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和方法，對整個物流活動進行智能化管理，具體是實現物流作業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產業增長的主客觀因素，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市場規模等環境和條件的日趨完備，特別是市場需求的進一步擴大，為物流產業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使物流產業呈現出突飛猛進的增長趨勢。

三、物流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物流產業的貢獻率是指物流產業的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產業對整個國民經濟貢獻大小的重要指標。根據上述物流產業的特征和發展趨勢，物流產業對其他產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市場范圍擴大的貢獻、調節市場供求的貢獻、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及對社會消費的貢獻等方面。具體如下：

1、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

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程度，可通過物流產業所創造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從國外物流產業實現的產值來看，這一比例越大，產業的貢獻也就越大。一個國家或地區物流產業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的高低，與該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化程度以及中間需求率有關。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化程度越高、中間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就越大。據統計，目前美國物流產業規模為9000億美元，幾乎是高科技產業的兩倍，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物流產業合同金額為342億美元，預計今后3年將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長。因此，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也是衡量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2、物流產業對調節和平衡市場供需方面的貢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流通將成為國民經濟健康正常運行的調節器，物流產業促使經濟運行和商品流通的調節與平衡更趨向于合理化和科學化，它不僅對生產及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高效率與高效益的自動調節作用，而且還加速了商品流通領域中相關產業如金融業、交通運輸業、商品零售和批發業等行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也是國家賴以進行經濟調控的重要領域。物流產業的社會職能正在悄然改變著生產、流通、消費領域的發展格局，市場供需的動態變化因物流產業發展正在完成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發展模式向集約型發展模式的飛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一方面通過財政、稅收和貨幣等手段對市場供求進行總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門為載體對流通領域市場物價水平進行調控，而物流產業對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費用，減少流通環節，調節市場供求，作為流通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貢獻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3、物流產業對市場發育和完善的貢獻

物流產業的市場貢獻表現在推動市場范圍擴張、促進市場體系發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產業的發展，尤其是物流活動中出現的技術創新（網絡信息技術、JIT、POS、EDI、QR、ECR及供應鏈管理技術）、各環節職能的整合（倉儲、保管、流通加工、裝卸、包裝、運輸及信息服務等）、組織形式與運作方式創新（社會化與產業化物流組織、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經濟組織的產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費用，物流產業的觸角延伸至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部門，不僅提高了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產業促使商品交換的市場在逐步擴大，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間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建立并進一步加固。物流活動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強勁增長勢頭，有效地滿足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及消費領域迅速增長的物流服務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物流產業的擴張導致交換與貿易活動的地域范圍越來越廣，規模日趨擴大，加速了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在更為廣闊的區域中的分工與協作，同時也促進了在國際間統一市場的形成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4、物流產業對滿足社會消費需求的貢獻

為滿足社會的整體需求，一方面生產部門按照消費需求進行生產，具體是以流通領域的引導和消費需求信息的反饋組織生產，另一方面將這種生產轉變為社會的實際消費也必須通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流通環節來實現，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四位一體，由傳統的商品流通產業具體是批發或零售商業組織獨立完成，而隨著現代物流產業的誕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職能分離，提高了流通領域的運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職能的專業化水平，并借助于現代應用科學技術（網絡信息、通信技術、交通運輸技術等技術），加速了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流轉速度。不僅如此，物流活動還可以作為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中的企業組織開展市場營銷活動的有效工具與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消費結構、消費方式及消費傾向產生積極影響，不僅滿足社會對商品品種范圍、購買商品的便利及服務等方面的需求，而且進一步會引導需求、改變需求理念甚至創造需求。

篇（9）

棉花種植在宋末元初傳入中國，到了清代前期，廣袤的土地上已經普遍種植。棉花生長需要在陽光充足，雨量適中，地勢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產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沖積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帶及濱海地區，那里土質細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東北的遼河流域“遼陽、蓋平、海城亦多種棉?！?直隸的灤河流域下游“種宜木棉”，2海河流域即直隸中部“冀、趙、深、定諸州屬，農之藝棉者什八九?！?黃河流域中部的河南“各府州屬出產棉花最多?！?山東省大清河、駭徒河和黃河流域的“濱州、高唐、清平、曹、單等縣，皆沙土之地，民間多種棉花。”5小清河故道北“地宜木棉”。6據有人研究，山東植棉州縣“達州縣總數的87%”。7黃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也產棉花，有人查閱了陜西清代前期纂修的七十種方志，“產棉花的州縣”“達三十八處之多?！?位于長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蘇松江府、常州府、太倉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產棉區。上海人姚廷遴說：“向來我地生產棉花，縱有荒歲，從未絕種?！?江浙沿海地區，余姚“北鄉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0乍浦“田蕩之種棉花者，十幾三四”。11“今棉花……自瀕海所種”。12長江中游“木棉出九江、湖廣”，13安徽懷寧“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江”。14湖北的武昌、黃州、漢陽、德安府也都產棉花。商人吳中孚路過長江水路時，記下的棉產地有荊州府的龍州淵市、百里洲、朱家埠等。15在洞庭湖畔的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澧州多產棉花，辰州和永順二府也有棉田。長江上游地區的四川省，有威遠、仁壽、蓬溪、中江、樂至等縣產棉花。16此外，西北高原陽光、河水、土質都適合棉花種植，所以新疆的“布古爾、庫爾勒及吐魯番地方，商民租賃地畝，種植棉花販賣，獲利數倍?！?7南方各地雖然無霜期較長，但雨水過多、丘陵地多、沖積土質不好，因此不適宜棉花生長。不過，在貴州興義府“三江一帶，地漸平衍，土厚而肥，所產木棉，為利甚溥。”18廣東番禺、順德、龍門、海陽、連平、龍川等州縣，19云南的曲靖府、蒙化廳也有棉花種植。20

根據棉花產區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點，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區流動。直隸平原多種棉花，山西北部多山是無棉區，“棉花則出真定諸處，經平遙東來，南行靈隰，則自孝義轉販?！?1壽陽“邑之棉花，買自欒城?！?2這里雖然指的是咸豐時期的情況，但該地不產棉，道光時，“欒地四千余頃，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晉豫商賈云集”，23可見，欒棉西運早已存在。豫北內黃縣“東南兩鄉沙土多種棉花，……山西客商多來此置局收販。”24上海的棉花流向浙江西部山區?！拔嵋氐禺a木棉，行于浙西諸郡?！?5這種流通不僅在省與省之間進行，而且在有的省內也如此。乾隆年間，陜西“韓城、＃陽一帶出產木棉，”韓城以北是“層層山嶺”，棉花“皆由韓城北運”。26

其次，是北棉南運的情況較多。山東、河南的棉花，沿運河，經過淮安關、宿遷關、揚州關、滸墅關“連艫捆載而下，市于江南”。27“宿遷一關全賴西北兩河棗梨棉花等貨?！?8“淮關錢糧俱系北來……棉花等貨船輸稅居多。”29河南“各府州屬出產棉花最多，江楚等省商賈每云集采買。”30四川南江“棉花買自漢中〔陜西〕”。31福建泉州府棉花“歲仰給于江左”；32上杭的棉花“皆自江右由汀而來”。33福建的棉花一般多“購自江浙”，34“閩粵人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5廣東用棉除了依靠從江浙海運之外，還從“湖廣諸省漢口等處”輸入，太平關“征收稅銀全籍棉花……等貨?！?6長樂縣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37新疆的棉花輸入甘肅，嘉慶年間，甘肅高臺知縣“見土魯番棉花捆運入關者甚夥?！?8

最后，一些沿河地方，中下游的棉花逆流運銷到上游地區。嘉慶時期，陜西咸陽是棉花集散地，棉花商人在這里建立了會館。“邑之有花行，其來已久，而花行之有會館，實始于茲?！瓨I于花者水陸并至，南則荊、襄、云夢，東則臨汝、宏農，北則幽、冀、三晉，運載殆無虛日?！?9關中平原雖然產棉，但為數不多，“不足本地之用”。40棉花來源，一自湖北逆漢水、丹水上達；二“向多販自河南”。41棉花轉輸甘肅、陜北、晉北等地。逆漢水，漢口等地的棉花，經襄樊達陜西興安、漢中，“上水貨船花布為多”，再逆支流大竹河運到四川太平廳。42“川之棉花”溯嘉陵江而達甘肅成縣。43江西龍南“溯流〔逆贛江〕而來，惟苧與棉”。44貴州遵義府、思南府“棉花自銅江口、秀山負荷以來”；45“木棉地不甚出，歲由常德運至”；46“棉由湖南常德府販買，舟載至省溪口江起岸”。47棉花由常德，逆沅江而上，再逆支流錦水至上述各地。不過，在長江上棉花是雙向流通的。九江的棉花往上江“裝載出境售賣”；48“由楚販運棉花來渝投行發賣”，49這是逆流運銷。四川“更有沿江一帶，愚民將所種棉花，賤值賣于客販，順流而下，載至江楚”。50江西高安棉花“取于通州、湖廣。”51通州棉花逆流到高安，湖廣棉花順流到高安。龍江關稅收“以竹木排、煤炭為大宗，油、糖、棉花次之?！?2

棉布生產與棉花產地有一定關系，一些棉花產地同時也是棉布產地，因此，在這些地區棉布的流通與棉花的流通特點是一致的：由平原向山區；北布南運；及沿河地區的逆向運銷。直隸布匹向山西、陜西運銷，真定“郡近秦隴，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織作。晉賈集焉。故布甫脫機，即并市去?！?3山西平陽、絳州，陜西同州的棉布運往陜北山區的延長縣。54江蘇常熟、昭文的棉布“南到浙江，及于福建”；55“閩不畜蠶，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吳越至?！?6“閩筍客販賣江浙、漢廣等處，貨脫買布回發?！?7廣東平遠布帛“半資江贛”。58浙江北新關稅收“北來蘇松布匹各物為大宗”。59四川中江棉布南販“至滇黔，為大裝貨”。60此外，云南、貴州大部分是山區，所需的部分布匹，從兩湖、江西等平原地區，逆水運入?！扒□筒浇陨?，出產有限，所有外來貨物，惟布匹、磁器等項居多?！?1遵義東鄉盡管從常德輸入棉花，但所織布匹一部分逆水上運，“蜀之重慶、瀘、溆”；另一部分銷往山區，“威寧、平遠，極于金川?！?2在長江上棉布多逆行，“川江來往貨船上水布匹”；63湖北江陵“川客賈布沙津抱貿者，群相踵接”；64上海中機布“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65逆支流金沙江“船路梭織，百貨流通，而以鹽、布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蠻地，一行于馬邊及右路蠻地，云南永善一帶均資焉”；66逆支流嘉陵江“陜〔漢中〕之布匹，悉貨于是〔甘肅成縣〕”；67逆支流漢水，“布自襄樊”運入陜西興安、漢中；又逆大竹河、任河至四川太平廳。68在湖南逆湘江，耒陽“布通行郴、桂、粵西間”，69逆澧水及其支流布匹運往湖北鶴峰州。70

然而，棉布流通與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處。其一，江蘇松江、常州二府和通州、太倉州是當時最大的產布區。各種布匹除了向南運銷外，還向北運往山東、奉天等地。滸墅關“以奉天、山東各路布匹為雜稅”；71淮安關、揚州關也都有南來布匹經過輸稅；72山東布匹經山海關或沿海北運。73其二，當時甘肅、寧夏、蒙古、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需要棉布，許多山西、陜西商人在河南、湖北、江蘇等產布區，大量收購布匹往販。河南孟津“秦隴巨商終年坐販”；74孟布遠銷“陜、甘以至邊墻一帶”；75湖北棉布為“西賈所收”；76江蘇寶山棉布“有陜西巨商來鎮設莊收買”。77以上所述，都是省與省之間的較長距離的運銷。在各省內部也還有縣與縣之間的運銷，其特點與省際間棉布流通特點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產棉區的紡織業不發展，也形成原料和紡織品的對流。如：東北的棉花與山東的棉布，長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對流通；廣西“自桂林販棉花、白糖等雜貨至湖南”，78湖南耒陽“布通行郴、桂、粵西間”。79不過，這種對流只是較小范圍和局部的。

對各州縣內部棉花、棉布的流通的狀況，我們從另一角度進行分析，大體上可以按是否種植棉花，有無棉布買賣分成兩種情況，也就是棉花、棉布自給不足或自給有余的州縣，和自給自足的州縣。

第一類棉花、棉布自給不足或自給有余的州縣，主要有以下十種情況：

1、產棉外輸，產布外銷。

江蘇省松江府、太倉州的一些縣，既種植棉花，又生產棉布，而且棉花和棉布的產量很多，因此，棉花、棉布都外銷。如：上海縣“地產木棉，行于浙西諸郡。紡績成布，衣被天下?！?0該縣的北橋鎮“多木棉”，三林塘則“棉布獨勝他處”。81當然，這種情況也有例外的時候，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上海遭受奇荒，“花種俱絕，陳花賣盡”。姚廷遴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年七十，未曾見我地人，俱到外邊販花歸來賣者，真奇事也。”82因此，這里舉的例子（包括以下實例）指的都是一個縣正常年景的情況。不過，象上海縣這種棉花、棉布雙雙外銷的縣在全國也是不多的。

2、產棉也產布，只外銷布。

湖北隨州“戶種木棉，人習為布。秋熟后，賈販鱗集，”購買棉布。83浙江乍浦在“田蕩之種棉花者，十幾三四，約足供數萬戶紡織之資。紡織所出布匹約可以衣被百萬人?！淅劁??！?4棉花供數萬織戶，布匹供百萬人用，從規模和數量上看，大概有外銷。直隸灤州地“宜木棉”，“女勤紡織，比屋皆然”。“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運于他鄉者十之七八?！?5四川新津縣產棉花，“邑男女多紡織，故布最多，有販至千里外者。”86這類縣用自種棉花，紡織成布，除自用外，銷往他處。

3、產棉也產布，只外銷棉。

直隸冀、趙、深、定諸州“每當新棉入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7山東清平縣“人多種木棉”，“木棉市集，向來新集最盛。近來王家莊、康家莊、倉上等處亦多買賣，四方賈客云集?！痹摽h“女工以紡織為事，多用紡車，紡成之后，治機織布，或售或留，一家衣被，日用皆取給焉?！?8這些縣的棉花產量很高，但人們不能織大批的布出售，所織布僅供自用，輸出剩余的棉花。

4、產棉不足用，輸入棉花，織布自用。

湖南新化縣“婦人女子紡織之聲，雖于夜分不輟，但所需棉花，尚藉資于鄰境，不全出于土產。”89邵陽縣棉花“種之頗多，……大約每年所收，不足衣本土之人，多販之他處?！?0江西高安縣“粗粗少足者，灰埠之棉布而已。而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湖廣。盡高安所產之花，不足以給高安半邑之寒。”91這類縣雖然種植棉花，但棉花不夠本地人用，靠輸入外地棉花，織布自用。所謂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易換或易買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

5、產棉不足用，輸入棉花，織布外銷。

廣東長樂縣“舊志〔指康熙志〕云，邑棉比江西為勝，但花時忌風，收時忌雨，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近來縣前出布頗多，謂之縣莊販往他處，其棉花多買自羊城?！?2河南孟縣“雖縣西高坂頗產棉花，究屬不敷，尚賴直隸、山東、湖廣以及本省各外郡縣棉花貨用?！本用袼棽?，以“孟布馳名，自陜、甘以至邊墻一帶，遠商云集，每日城鎮市集，收布特多?！?3這種縣棉紡織業比較發達，本地棉花不夠用，靠輸入外地棉花，織布外銷。

6、產棉也產布，布不足用，輸入布。

山東諸城縣棉花“收輕，故布亦少。春秋成衣，半仰給于北商?！?4四川昭化縣“棉花少產，民間或種之為織布紡線之用。布線粗松，且少不給用，恒市南布用之?！?5也有的縣，如：陜西延長縣“棉花不多種，惟川地爽塏為宜。苗不高長，結苞亦頗稀，花絨短，紡織不能促工；即成線，亦難細。所以地少織布，所需白蘭大布，率自同州馭〔？馱〕來。各色梭布，又皆自晉之平〔陽〕絳〔州〕，購以成衣。”96由于各種原因，這些縣雖然產棉也產布，但布不能滿足本地人的需要，所以要向外地購買棉布。

7、產棉外銷，輸入布。

“奉天各處地多宜棉，而布帛之價反倍于內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利，率皆售于商賈，轉販他省，既不獲種棉之用，而又歲有買布之費?！?7在產棉區，當人們不會紡織時，多產生這種情況。四川“沿江一帶，愚民將所種棉花，賤值賣于客販，順流而下，載至江楚織布，運川重價出售，川民習以為常，寧甘買用商布，初不知種棉自織之為利便也?！?8

8、非產棉縣，輸入棉花，織布外銷。

山西孝義縣“男婦皆能紡織，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縣外，而棉花則出真定諸處，經平遙東來，南行靈隰，則自孝義轉販。”99貴州印江“棉花自銅江口、秀山負荷以來，而印江之布，衣被遠方，則女紅之勤也?！?00這類縣雖然不種植棉花，但人們多能從事紡織，依靠輸入棉花，織布外銷。

9、非產棉縣，輸入棉花，織布自給。

江西龍南縣乾隆時“婦多織棉、苧為布，貧戶恒取其息，以自給養?！泵藁▌t沿贛江“溯流而來”。101至道光年間，紡織業發展，“木綿布邑人競織之，或被襖巾帶之類，貿于四方?！?02直隸平鄉縣“不產棉花”，但“女務機杼，貧者鬻粗布以食”。103這類縣的婦女要購買外地棉花，從事紡織，以自給。

10、非產棉縣也不織布，輸入棉布。

河南舞陽縣“不宜木棉，布帛之須，多資貿易。”104甘肅甘州府“布絮其來自中州”，“甘人用線皆市買，不自績。”105“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種棉紡織，概置不講。布帛之價，貴于別省?！?06有的不產棉花，不織棉布的縣，也要輸入少量棉花，以供人們紡線、絮衣被之用。

第二類棉花、棉布自給自足的州縣，如：山東棲霞縣“績紡木棉以自衣被，紳士農家無男婦皆為之。”107陜西耀州“能植木棉，事織紡。然為布無多，不能出村落也。”108從史料反映的情況看，真正自給自足，不買賣棉花、棉布的州縣，是很少的。如果把河南沈邱縣“花布足以自贍，至糧稅所需，尤多籍以供辦?！?09這類只有少量棉花、棉布買賣，“貿以佐日用”110的州縣算上，也不會很多。但嚴格地說，這類州縣并不是自給自足，而是自給有余的。

以上這些典型事例，幾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國各種類型的縣。從中可以看出，只有自給自足完全不買不賣棉花、棉布的縣的人們，不依靠市場，而其他縣的人們，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場，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場，或者兩個市場都要依靠。據鄭昌淦研究表明：“完全屬于、或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類型的農村棉紡織業，為數甚少?！奔词辜由夏切┟藁ɑ蛎薏计湟皇亲越o自足的州縣，數量也不會多。而且對一個州縣來說，也不是所有的鄉村都產棉花，都織布，或者都相反?！皳　栋裁C縣志》載，全縣有263個村莊，只有兩個村莊紡棉織布。”有的縣則是幾個村鎮產棉，幾個村鎮織布，前述的上?？h就是如此。即使在江南這種棉紡織業發達的地區，也有吳縣、長洲、元和三縣大多數鄉村不紡織的情況。在元和縣又有周莊鎮這類從事棉紡織業的地方。就是無錫這類棉紡織業發達的縣，也不是鄉鄉、村村、家家都從事棉紡織業。111

二棉花、棉布的交易方式

在城鎮、集市上，參與棉花、棉布交易活動的人主要有鄉民（包括居民、織戶等一般民眾。）、小商販、商賈和牙行經紀人。這四種類型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

鄉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場，“我鎮賣紗賣布者，必以黎明?！?12“棉布、草履市易，必以黎明。雖蒙犯霜露，間遇鼠竊，禁之不止。詢諸父老，謂早去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113有的鄉民把紡成的線買給牙行，“線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114而大部分鄉民和織戶，或用紗易換棉花；或以紗易布；或“以布易棉”；或“以棉易布”。115在江蘇上海、青浦，浙江平湖縣、秀水新城鎮等地，鄉民“紡紗換花，積少成多，織成棉布。”116在湖南辰溪，“婦女宵旦勤勞，以棉為紗布換棉，更迭取值，以資生計。”117貴州遵義“織家買之〔棉花〕以易紡線，紡家持線與之易?！?18湄潭縣婦女陳潘氏，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晌午，“用白布口袋裝貯棉線一斤，進城掉換棉花?！?19從云南蒙自到貴州羅平，“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來?！卑财娇h“婦女俱執棉線，赴黑神廟兌易棉花，至辰時而散。場將散時，及次日早晨，以所織棉布交易，謂之布市。”120地方志中類似“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歸”121的記載，比比皆是。一般“視紗精粗易棉多寡”，鄉民以“紗一斤易棉斤八兩，或易一斤十二兩”，122然后，紡紗或織布，再易換棉花或線，從而可以紡出更多的紗或布，這樣“輾轉生息”。123也有的鄉民直接從集市上購買棉花，“指掛為線，積日賣之，利可溫給。”124或者“貧民以賣線換布為生”。125還有的鄉民以其他紡織品、或土產品易換棉和布。陜西商州“麻易生而且多”，鄉民“惟恃麻易布”。126江西安遠縣民間織葛布，“南昌賈人載棉布”與鄉民易葛布，也有“平遠粵人亦負葛布而來換棉布”。127四川昭化“民間養蠶，皆以繭易布為衣?！?28直隸永清鄉村婦女“以雞子易木棉”。129湖南“鄉民多以谷易布”。130瑤族居民以山產藥材，與客商易布。131廣東從化縣“小民之家，率以絡布貿棉布，為卒歲計?！?32廣西龍勝廳的少數民族男子，“售錦易布”。133這種以物易物，實際上還是貨幣交易。

小商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鄉村里，從鄉民手中收購棉花、棉布，轉販他處。漢陽縣“婦女老幼機聲軋軋，人日可得一匹，長一丈五六尺。鄉逐什一者，盈千累萬，買至漢口?！?34索河集“貿遷者甚輻輳，平時則收買白布，轉販漢口鎮市。小民夜成匹，朝則抱布以售焉?！?35湖南永州府“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華。零陵閑人每收買遠販?！?36道光時，江南人孫時杰居黃渡鎮，經營布業。他看到本地棉布“皆由閩商在上海收買，未嘗自行運送，”于是，“創議自收自運”，因而“贏金累萬”。從小販發展成為大商人。137在上海“都人士或有多自搜羅，至他處覓售者，謂之水客；或有零星購得，而轉售于他人者，謂之袱頭小經紀?！?38乾隆時，由于織戶偷工減料，河南孟“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來，即本地販賣布匹者，亦赴山東、湖廣等地轉買。邑中商賈寥寥，惟無帖小販沿門收買?！?39海南婦女織“黎布，賈者或用牛或用鹽易而售諸市?！?40“蒙古人以畜產為市，始用茶布。”141小販“以布易?！?42小販或沿門挨戶；或逐集收買棉花、棉布，運到其他市場上投行發賣。嘉慶十四年，湖廣人江清“運花來渝”，“憑經紀劉瑤”賣棉花。道光七年，傅如松“由楚販運棉花來渝投行發賣?！?43小商販就是從這種較近距離的販運中，取得利潤的。

乾隆年間，一張《棉花圖》描述了棉花市場的盛況：“每當新棉入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斂之，懋遷者牽車以赴之，村落趁虛之人，莫不負挈紛如?！?44與鄉民同樣，商賈也在黎明入市，“布商始萃南翔，近則黎明至廣福、石岡、戩浜，遷徙不常?！?45河南正陽布“惟陡溝店獨盛，家家設機，男女操作，其業較精。商賈至者，每挾數千金，昧爽則市上張燈設燭，駢肩累跡，負載而來，所謂布市也?！?46他們在市場上設立布莊或花莊。

這類莊有兩種：一種是零收零賣棉花或棉布的店鋪，如：“余族人有名＃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為生理?！?47“市店多花莊”。148“布有數種：曰半頭；曰長頭；曰莊布?！?49“棉布，鄉民農隙以織為業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莊、門莊之別。故川客賈布，沙津抱貿者，群相踵接?！?50“康熙季年里，商凌天聲、戴允如以布為業，時稱凌戴莊。”151“近來縣前出布頗多，謂之縣莊，販往他處?！?52

另一種莊，泛指收購棉花、棉布的街市、網點。那里只收購棉花、棉布，不零賣，是零購躉售的“收花之所，曰：‘花布紗莊’?！?53“布莊在唯亭東市，各處客販及閶門字號店，皆坐莊買收?！?54“外岡之布，名曰：‘岡尖’，以染淺色鮮妍可愛，他處不及，故蘇郡布商多在鎮開莊收買?！?55“乾嘉間，市面稍稍興旺，……并有陜西巨商來鎮設莊，收買布匹?！?56“布堅致細密，所謂雷溝大布是也?；磽P各郡商販麇至，秋莊尤盛。”157“本色布南翔、蘇州兩處莊客收買，青蘭布估客販至崇明、南北二沙?！?58“鄉民多恃布為生，往時〔康熙〕各省布商先發銀于莊而徐收其布，故布價貴?！?59這是牙行代布商收購布匹，臨時設立的棉布收購點，也是零收批發。

商賈在所設的花布紗莊中，與鄉民易換紗或布；或者用銀錢收買棉布；然后或批發給別的商人；或自己轉販他地。浙江石門縣“商賈從旁郡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60河南內黃縣，“山西客商多來此置局收販。”161上海標布，“關陜及山左諸省設局于邑，廣收之為坐莊。”這些莊或局，是商賈為收購棉花、棉布，臨時在當地租房開設的?！敖倘四俗阅紩嬛匠鲢y采擇。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62“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靜處覓屋半間，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為出莊。”163“吳客在長沙、湘潭、益陽者，來鹿角市之。鹿角、孫塢、童橋皆有莊，莊皆吳客，蚤起收之，鈑而止，歲會錢可二十萬緡，蓋巴陵之布盛矣?！薄坝嗉野土隇I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為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64商賈除了與鄉民易換；從小販那里購買和自己收購之外，也向牙行批購。四川“夾江縣花客黃德隆”，常住巴縣東水坊棧房，“在各花行吊〔？調〕買棉花，歷年已久?！?65

在城鎮、集市上，鄉民、小販與商賈通常要經過牙行進行交易。“郭稍東而南，幾于比戶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曉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價值者，兩造具備，衡其輕重，別優劣以定價，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66“市中交易，未曉而集。每歲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為羽翼，攜燈攔接，鄉民莫知所適?！?67“另有行戶晨掛一秤于門，俟買賣者交集戶外，乃為之別美惡而貿易焉?！?68有的牙行代商賈收購，在上?！把笮薪咒亼舸}粵諸商賤值收之〔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燈招之〔鄉民〕?！?69“閩粵人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為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170也有坐賈、鋪戶兼營牙行的，一般是零購躉售，轉販給商賈。“坐賈開花布行者，不數年即可致富?！?71如上所述，鄉民、小商販和商賈的每一方，都與其他二方進行交易，牙行在其中進行各種服務，由此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活動。

棉花不僅是織布的原料，而且還被人們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布則是人們制衣、做被褥的材料。即使在天氣炎熱的南方，冬季人們也穿棉布衣服。一般來說，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地方的人們常用皮衣、皮被之外，在清代全國大部分地區生活的人們，都離不開棉花、棉布。這樣就產生了棉花、棉布的來源問題。如果說全國各地區的棉花、棉布絕大多數都是“自給自足”，即不買也不賣的話，那么，棉花、棉布的流通就應該是很少見的。但是由于各地人們對棉紡織品及其原料的需求，使得棉花、棉布成為商品，在清代前期大部分地區流通。又由于全國地區遼闊，自然條件不同，經濟發展不平衡，棉花的種植，棉布的生產也不一樣，而且各地區人們對棉花和棉布的衣料需求，更是多種多樣。因此，在清代前期，全國絕大部分州縣的棉花、棉布是自給不足，或者是自給有余的，人們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場。正是大多數人的這種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際間、縣際間、城鄉間、鄉村間的流通。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條件。

1乾隆《盛京通志》卷之二十七，物產。

2嘉慶《灤州志》卷一，疆理，風俗。

3方承觀：《棉花圖》原跋。

4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東總督王士俊奏，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3輯，第427頁。

5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山東巡撫岳浚奏，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0輯，第383頁。

6康熙《高苑縣志》卷之一，方輿志，物產。

7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經濟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志勤：《清代前期陜西植棉業的發展》，載《西北歷史資料》1980年，第1期。

9《續歷年記》康熙三十五年，見《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戴建沐：《助修海侯廟記》乾隆，見光緒《余姚縣志》卷六，物產。

11道光《乍浦備志》卷九，土產。

12褚華：《木棉譜》，上海掌故叢書，第1集。

13乾隆《廣信府志》卷二，地理，物產。

14道光《懷寧縣志》卷之七，物產。

15吳中孚：《商賈便覽》卷八，天下水陸路程，乾隆五十七年。

16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26－－231頁。

17《清宣宗實錄》卷九，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

18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卷二，道光。

19參閱鄭昌淦前引書。

20師范：《滇系》四之一，賦產，嘉慶。

21乾隆《孝義縣志》物產民俗，物產。

22祁寯藻：《馬首農言》，見《秦晉農言》。

23道光《欒城縣志》卷二，食貨志，物產。

24《河北采風錄》卷二，內黃縣水道圖說，道光。

25葉夢珠：《閱世篇》卷七，食貨三。

26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七，三十五。

27康熙《嘉定縣志》卷之四，物產。

28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輯，第720頁。

29乾隆三年三月初八日海望等題本，見鈔檔。

30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東總督王士俊奏，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3輯，第427頁。

31道光《南江縣志》上卷，物產。

32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十九，物產。

33民國《上杭縣志》卷三十六，雜錄，記嘉慶年間事。

34李拔：《種棉說》，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七，戶政十二，農政中。

35褚華：《木棉譜》。

36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廣東巡撫鶴年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9、11輯，第724、126頁。

37道光《長樂縣志》卷之四，輿地略，物產。

38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卷二，教民紡織。

39《創建花商會館碑記》嘉慶二十年，轉自志勤前引文。

40楊屾：《＃風廣義》乾隆。

41陳宏謀前引文。

42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五，水道；卷十四，藝文下。

43乾隆《成縣志》卷之三，物產。

44乾隆《龍南縣志》卷之十三，風俗。

45道光《印江縣志》田賦志，第四。

46道光《思南府續志》卷之二，地理門，風俗。

47道光《遵義府志》卷十七，物產。

48嘉慶八年七月二十日阿克當阿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

49《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第343、339、422頁。

50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6輯，第285頁。

51康熙《高安縣志》卷之二，物產。

5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存住奏折，見鈔檔。

53乾隆《正定府志》卷之十二，風物志下，物產。

54乾隆《延長縣志》卷之四，食貨志，服食。

55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卷七。

56王＃：《閩游紀略》，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

57道光《永安縣續志》卷之九，風俗志。

58嘉慶《平遠縣志》卷之二，物產。

59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英裕奏折，見鈔檔。

60道光《中江縣新志》卷一，地里志，物產。

61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貴州巡撫李慶＃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

62道光《遵義府志》卷十七，物產。

63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四川夔關監督穆克德布奏，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0輯，第243頁。

64乾隆《江陵縣志》卷之二十二，風土二，物產。

65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五。

66嘉慶《屏山縣續志》卷下，輿地志，場市。

67乾隆《成縣志》卷之三，物產。

68嚴如煜前引文。

69道光《耒陽縣志》卷之八，風俗。

70道光《鶴峰州志》卷之七，物產。

71嘉慶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兩江總督百齡等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

72散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

73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金簡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5輯，第32頁。

74嘉慶《孟津縣志》卷之四，貢賦，土產。

75乾隆《孟縣志》卷四上，田賦，物產。

76康熙《德安府全志》卷之八，物產。

77民國《月浦里志》卷五，實業志，商業，記乾嘉間事。

78道光《西延軼志》卷之二，輿地下，風俗。

79道光《耒陽縣志》卷之八，風俗。

80葉夢珠：《閱世篇》卷七，食貨三。

81乾隆《上海縣志》卷之一，疆域，鎮市。

82姚廷遴前引文。

83乾隆《隨州志》卷之三，物產。

84道光《乍浦備志》卷九，土產。

85嘉慶《灤州志》卷一，疆理，風俗。

86道光《新津縣志》卷三十九，物產。

87方觀承：《棉花圖》收販，乾隆。

88嘉慶《清平縣志》書六，戶書第二。

89《湖南省例成案》戶律，卷七，乾隆二年。

90嘉慶《邵陽縣志》卷之四十七，風土志，物產。

91康熙《高安縣志》卷之二，物產。

92道光《長樂縣志》卷之四，輿地略，物產。

93乾隆《孟縣志》卷四上，田賦，物產。

94乾隆《諸城縣志》志十二，方物考。

95乾隆《昭化縣志》卷之二，土地下，土產。

96乾隆《延長縣志》卷之四，食貨志，服食。

97和其衷：《根本四計疏》乾隆十年，載《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戶政十，八旗生計。

篇（10）

1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

一是政府的發展思路和理念問題。政府的思路決定政府的政策導向，又決定經濟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地方政府，過度注重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過度看重房地產對GDP、財政收入的貢獻，有的還視為政績。大炒房價、地價，不僅使房價脫離國情，脫離老百姓的購買力，影響“安居樂業”，并造成開發商的投機和暴利。使實體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導致實體產業“空心化”，將影響實體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是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問題。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三個基本特點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產品大量出口、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投入。這已不適應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由于全球失衡在平衡中調整，外部需求收縮幅度加大，內部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生態環境不能過多損害，所以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效擴大國內需求，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應對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挑戰。

三是國家稅負水平偏高問題。近年來生產企業普遍反映稅負過重，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某經濟論壇上表示，當前經濟環境下，若嚴格執法，90％的民營小微企業不偷稅漏稅肯定會倒閉。中央財經大學財經學院2011年5月的報告顯示，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目前稅負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國家，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過高，從而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不是“放水養魚”，而是影響企業的發展。

四是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些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小微型企業資金供給緊張，融資成本高，導致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甚至有的去借高利貸，融資難、融資貴，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有的出口加工型企業，由于外需萎縮，加之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生產經營中資金周轉難度更大。

五是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擠壓實體經濟問題。近年來社會上炒風盛行，炒房、炒借貸、炒古玩、炒大蒜、炒綠豆等，有些人一夜暴富，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炒的隊伍中來，一些實體經濟的經營者看到了別人炒發了家，致了富，而自己吃苦受累還賺錢少，于是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使實體產業“空心化”，影響實體經濟發展。

2實體經濟問題的危害

一是有些實體產業不適應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形勢，特別是一些中小型企業，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沒有轉型能力而破產倒閉了。相當一部分工人下崗，給就業問題造成嚴重危害。二是由于大量游資涌進了房地產業，開發商投機倒房、炒房，會使我國房地產調控難度進一步加大，房價回歸壓力大，給房地產業帶來更大危害。三是資本轉入民間借貸會引發非法集資、高利貸、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高利貸也將進一步惡化金融環境，干擾我國金融市場正常運行，把中小企業逼上絕路，給金融形勢帶來危害。四是有的資本轉移到國外，會影響我國的經濟實力。當前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了走出困境，通過放寬移民簽證等政策和手段招攬我國投資和高科技人才，這種搶錢、搶人的行徑會造成我國人、財外流，影響我國的經濟建設，影響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發展實體經濟的對策措施

1發展實體經濟，轉變政府的思路和理念

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各級政府要扭轉思路，轉變理念，把生產力、資源都轉到實體經濟上來，把國人從投機炒作氛圍中解救出來。要把財政和貨幣政策落實到實處，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各級政府要制定對實體產業的支持、保護、傾斜的政策措施，確保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2發展實體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根據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要盡快調整我國的依賴投資、出口、低成本資源及要素的高投入經濟增長模式。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有效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降低外需出口份額。因此，我國要對行業布局、地區結構進行調整。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以技術商品化為特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快我國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3發展實體經濟，發揮國有資產投資的導向作用

國有資產的投資目標和方向，直接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目標和方向。近年來，實體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甚至對其他投資主體形成擠兌。所以要求發揮國有資產投資導向作用。尤其是央企，必須把投資重點放在事關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發展目標與方向的產業、行業及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等方面。特別是有房地產等非實體產業的，只要不是企業的主業，一律退出，給其他投資主體留出空間，要讓資本回歸到發展實體經濟。

4發展實體經濟，減輕中小型企業的稅費負擔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稅制改革。要推進營業稅改增值稅和房產稅改革試點，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同時要求延長小微型企業所得稅減半政策，在提高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負。尤其是轉變政府職能，采取積極行動，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松綁，再輔之以財稅、金融政策的支持，更好地為發展實體經濟服務。一個與時俱進的稅收政策杠桿，很可能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壯大，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功效。

5發展實體經濟，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難問題

按照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要求，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優化信貸結構，加快財政結構支出制度的改革，向戰略性行業傾斜，特別是向中小型企業傾斜。要在商業銀行之外，發展專為小微型企業服務的機構。還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培育面向小微型企業和“三農”服務的金融機構，解決融資難問題。

6發展實體經濟，防控虛擬經濟的投機和暴利

篇（11）

一、問題的提出

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笆晃濉笔俏覈鴮崿F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時期，面對人口不斷增加、資源約束突出、環境壓力加大的嚴峻挑戰，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應成為今后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西部地區是我國的生態屏障，亦是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瓶頸所在。西部開發不僅僅是生態環境的治理恢復和建設過程，也是經濟發展過程，更是制度創新過程，如何在西部大開發中做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兩者兼顧、法規建設與制度創新齊頭并進，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部地區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資源為特征的粗放型工業發展模式，非但投入和產出效率不盡人意，而且帶來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使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累積性問題日益嚴峻，極大地制約著西部地區循環經濟的發展。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礙的長期存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因此要解決西部循環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加大循環經濟的發展力度，必須分析循環經濟的制度因素，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問題，進行制度建設和創新是西部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分析基礎

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調解人的關系、規范人的行為而自發形成或人為設計的社會交往行為規則。制度是經濟發展中一項不可忽視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決定了人類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經濟系統是一個包含制度的復雜系統，發展經濟并不僅僅只需要考慮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須將制度因素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其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釋各種經濟現象。現在，人們研究任何一種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都必須分析與其相關的制度問題。而像發展循環經濟這樣一個實踐性、政策性很強的經濟發展問題，當然更不可能忽視對其進行制度層面地分析研究。

從根本上說，制度是為經濟提供服務的。循環經濟不僅僅是旨在改變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而應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規范和引導經濟運行的路徑。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中主要發揮以下功能：

第一，協調和整合循環經濟運行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生活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們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會形成一定利益集團，如果不對不同的利益關系加以合理協調和平衡，就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發展循環經濟必然導致不同人群或團體之間利益關系的變更，它要求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其中包括不同區域、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協調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關系，這都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圍內將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比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協調和平衡人們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把人們的各種利益矛盾和沖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圍內。

第二，規范和約束人的經濟行為，使其符合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發展的目標?，F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追求是多種多樣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規范和約束，就勢必導致負外部的泛濫，不僅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也必然會影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們以往所熟悉和適應的經濟行為模式，是在與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制度下所形成的，這些行為模式有相當一部分與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背道而馳。要改變這些行為模式，使其適應發展循環經濟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為一種律令產生強制力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

第三，制度對人們符合發展循環經濟要求的行為具有激勵和導向功能。制度是一種持續性、規范化的激勵機制。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制度的激勵作用主要是通過將外部利益內部化來實現的。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社會收益率較高的社會活動，但在目前的制度下，發展循環經濟的個人收益率卻不高。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應該使循環經濟中的個人收益率不斷接近社會收益率。建立起了這樣的制度，人們就會自覺選擇符合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行為。

三、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障礙

（一）有效制度供給不足

有效制度供給不足是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西部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環境保護不力,而環境保護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從而難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保護環境。由于經濟主體具有追求盡可能大的利益的內在特性,在無外力干預下,它總是會不顧社會利益而追求單個利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西部越來越嚴重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是有效制度供給不足的結果。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西部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同時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東部相比，國家對西部地區在基礎制度供給、產權制度供給等多方面無論在廣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顯不足。西部地區由于自然地理環境與區位劣勢、經濟基礎薄弱、市場經濟意識淡薄等因素導致投資軟硬環境欠佳，通過自主需求創造供給的動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給上的不足，經濟主體行為長期徘徊在國家嚴格劃定的行為準則圈內。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脫節，嚴重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二）制度變遷不均衡

制度供給不均衡會導致制度變遷不均衡，進而會對西部循環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一個經濟體中不合理的制度變遷會弱化對資金、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西部地區變革長期在國家自下而上的強制推行下進行，主觀能動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其制度變遷不屬于內生的、由下而上的誘致性變遷，無法與市場經濟充分融合，因而其變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特征。

西部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這也是產生廢物污染最多的階段，因此為了發展本地經濟，政府、企業很有可能選擇急功近利的經濟政策來解決政績壓力、經濟增長、就業壓力等，往往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環境問題被置于邊緣地位，片面追求“集體”局部經濟利益，很可能導致全局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結果，從而阻礙循環經濟發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聯系并未成為促進西部地區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其市場經濟特性并不明顯。

（三）制度效率比較低

微觀經濟主體的競爭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決定。西部盡管存在要素成本優勢，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環經濟的交易成本過高，制度經濟績效比較低，制約了經濟競爭力的提高。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進格局所產生的制度本身。作為一種能夠有效解決稀缺性問題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具有更高的經濟績效。雖然西部正朝著市場經濟體制方向邁進，但其演進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種制度的建立、發展程度較東部具有較大的差異，從而表現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資源配置效率、經濟發展績效上比較低。

（四）制度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弱化

現有的資源環境制度主要側重于環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態保護和資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較多。首先，環境保護制度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弱不夠，管理關系不順，沒有足夠的權威，因而不能保證有效地貫徹實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次，政府依舊還存在著部門分割，如涉及生態環境保護就有農業部門、林業部門、環保部門、國土資源部門等。分部門的多頭管理不僅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制度間缺乏協調、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現政出多門、政策沖突或政策盲區。再次，我國在法律中未能明確公民的環境權益，從而使得公民不能維護自身權益，導致政府在監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過大。在很大程度上起著縱容環境污染行為的負面作用。

（五）環境產權界定困難

為了使外部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成本與利益內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確界定環境產權。但是，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彌散性與流動性的特點，不具有明確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如江河、大氣等自然資源就十分難以界定產權。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中,關于環境產權的概念還未明確界定。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另外環境屬于公共物品,環境產權的主體應是國家,所以要研究環境產權如何進行轉讓和交易、如何才能對廠商產生刺激等難題;由于環境產權交易是以排污權的需求與環境產權和排污權的供給為特征的,還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權、如何評價排污權的使用、對富余排污權如何處理等難題。

(六)現存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沖擊

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在西部更為明顯。在這種二元制結構體系下，形成了城鄉兩大相互獨立而又懸殊巨大的經濟板塊。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特有的城鄉分割和城鄉壁壘，給西部的循環經濟制度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巨大影響和嚴重障礙，對經濟、社會、政治和生態造成多種危害。

由于西部城鄉企業自成系統，鄉鎮工業布局分散，同時對鄉鎮工業缺乏科學規劃，使得城鄉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項目從城市擴散到了鄉村，鄉村成了污染工業的避難所。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在經濟結構、思想觀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距，許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鄉村中無法正常開展，這也成了建立循環經濟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難以逾越的障礙。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嚴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類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的總和。非正式制度通過思想意識、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軟約束，激發人們的內心理念來實施一定的經濟行為，從而影響經濟發展。西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粗放經濟模式以及較低經濟生活水平，導致了整個社會對資源環境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夠，一些地方和部門對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戰略意義和緊迫性認識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實施的文化環境。首先，西部長期以來存在兩種不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傾向：一是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把發展單純看成是一個經濟問題，并把經濟增長率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指標；二是片面地理解“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資源、環境問題就可隨經濟的增長而自然解決。其次，缺乏一種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往往把自然當作為生產所利用和支配的對象。這種片面的自然觀是與循環經濟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類無休止的的破壞下所呈現的報復性反應，已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的自然觀，開始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重要性，但是要讓人們徹底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然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次，長期以來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倫理觀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慮眼前的功利與實用，不顧及長遠利益，和西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

四、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改變現有利益格局，重新構建一種新的制度框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類社會生產關系進行新的制度安排。這種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將生態環境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行新的規制管理，納入市場運行機制之中。明確生態環境和基本資源的產權關系，并規定其交易和補償機制。這必將重新構造社會價格形成機制，從而重新調整社會利益分配關系。

（一）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產權制度安排

從長期來看，西部發展循環經濟需要解決的制度問題的重點，首先是資源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創新。西部資源耗竭和環境惡化的根源在于產權不明晰和產權配置不當，只有明晰的產權才能對濫用資源和污染環境構成阻隔屏障。我國法律規定的資源絕大部分屬國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國家對國有資源產權的實現難以完全落實。因此，西部資源產權制度創新的重點是，突出所有權管理和集中統一管理，強調國家的資源收益權，使國有資源的所有權在經濟上得到充分體現，以提高資源使用成本，遏制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行為。

構建明晰的產權制度，就需要把經濟活動的責、權、利結合起來，使外部影響內部化，統籌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如在西部地區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賣土地使用權的做法，即明確規定誰購買、誰治理，誰治理、誰受益，可繼承、可轉讓，在國家擁有最終所有權的同時，治理主體（經濟個體）得到土地的占有權、經營權、受益權，從而調動其投資的積極性。

明確環境產權，實施環境容量的有償使用。對產權難以界定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如空氣、河流，可以劃分各地區一定的責任范圍，如合理分攤環境治理費用和嚴格法制約束，制定出明確的獎懲規則。對無法避免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可以通過政府作為維護生態環境的代表與污染者之間進行環境產權與排污權的付費許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權的產權交易，充分運用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盡可能減少環境污染和無節制使用自然資源及由內部經濟導致的外部非經濟。

（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對循環經濟發展的障礙

緩解城鄉差別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實現城鄉均衡協調發展是西部當前面臨的一大社會難題。這個問題不妥善解決，確立循環經濟制度就將成為空談。在努力消除城鄉差別，建立循環經濟制度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要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盡快進行循環經濟立法，明確消費者、企業、各級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之內。鑒于西部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環境意識比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壓力忽視環境保護，甚至對污染企業提供保護的現狀，應改革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體制，防范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創造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新的環境保護機制，提高管理的權威性和環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預防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制度安排。鄉鎮企業在西部經濟發展和加速城鄉差別的縮小過程中，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奪式經營引起資源破壞和環境惡化已經成了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當，不少地方單純追求資源開發帶來的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的生態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惡化。要克服這個問題就必須有預防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制度安排。要堅決杜絕已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業進入農村，決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積極推進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目前西部的環境保護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種政府主導型模式。在推行循環經濟，消除城鄉差別過程中，政府仍然肩負著歷史性的重任。為此，政府應該積極引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特別是生態農業轉變。對于西部這樣一個農業發展滯后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又占據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區域來說，發展生態農業，政府的政策引導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切實落實中央財政對西部的轉移支付制度。生態補償機制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手段，這對改進西部生態與環境質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生態補償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家應該盡快對西部生態脆弱區和生態功能保護區的發展規模、發展方式實行嚴格的控制；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生態脆弱區和重要生態功能區進行補償，堅定不移地加大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煽紤]開征西部生態環境建設補償稅，并將征收范圍限定在資源開發類企業或者污染企業，將稅收的適當比例用于西部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剩余的歸中央統一調配。國家應該對現有的環境污染費、礦產資源使用費等地方性收費項目，以環境保護稅的法定形式固定下來，同時擴大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范圍，并根據?？顚Ｓ玫脑瓌t，將環境保護稅收入做為西部地方政府綜合治理的專項基金。國家應該對有利于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或治理，恢復生態環境的項目給予大力度的稅收優惠，鼓勵西部發展生態環境整治、污染治理、資源綜合利用、農業綜合開發等項目，剔除現行稅制規定中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規定。同時對破壞生態環境的項目，應當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給予堅決制止。對于一些虧損或微利的廢舊物品回收利用產業，對于廢棄物無害化處理產業，可以通過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政策，使其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在增加環境（污染排放）稅、資源使用稅的同時可以對于企業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實行稅收抵扣。通過專門設立環境技術開發基金，重點支持廢舊物品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促進西部環境綜合治理等公用性事業方面適用技術的開發與推廣應用。

（四）加強循環經濟的監管機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實和監督執行更重要。西部應考慮設立循環經濟發展專門領導和管理機構，賦予更大的執法權限，加大執法力度，使循環經濟建設真正有組織保障。要改變過去對領導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確將循環經濟納入政府決策者政績的考核體系，建立新的評價和考核指標體系。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應該層層簽訂循環經濟建設目標責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環經濟職能，抑制地方保護主義。要規定各級領導必須在任期內實現轄區內環境和資源的循環性"保值增值"，對未完成目標者要依法查處。同時積極發揮中介服務（技術咨詢）組織的監督和服務作用，為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及時提供國內外的相關信息和服務；為政府制定相關法規政策和企業制定環境管理策略等提供決策依據和服務；協助督促政府貫徹落實相關政策等，以促進循環經濟的制度建設和發展。

（五）積極培育循環經濟主體意識

發展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建設的目標，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觀、自然觀、價值觀、倫理觀以及由這些社會觀念意識決定的風俗習慣。建立正確的發展觀，首先需要全面正確地理解發展的涵義，提高對統籌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重要性的認識。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觀，就要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的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從而實現自然界與人的和諧共存。

建立正確的資源價值觀對西部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直以來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資源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制度環境。現在雖然人們的經濟價值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只是強調物質資本的積累，強調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資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資本的概念，資源無價或價格很低，使人們認為自然資源是可以無限供給的，造成了資源的無償占有、掠奪性開發和浪費性使用。因此要使人們從觀念上徹底改變資源無價和資源可無限供給的想法。現階段，西部要通過加大宣傳力度，逐步使廣大群眾理解、認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并通過改變自身一些落后的觀念來配合并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積極培育循環經濟主體意識，使公民明確自己具有的環境權益，使公民在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實踐中，徹底轉變環境行為，并樹立牢固的循環經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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