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發展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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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發展趨勢研究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陳，隨著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不減，經濟社會現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對政治經濟學現代化趨勢的研究日漸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筆者結合所思所想對政治經濟現代化發展趨勢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經濟學現代化發展趨勢研究

1.1 政治經濟學隨著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而逐步走向國際化

政治經濟學在上世紀絕大部分時間里由于國際政局的原因被隔絕化，沒有能夠充分的的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隨著冷戰的接受、東歐劇變，加上我國經濟國際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經濟日漸走向世界，在豐富世界政治經濟學說的同時也給政治經濟帶來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經濟學現代化也是一個國際化的過程，走向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學從經濟理論上極大的豐富了我國思想，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大有裨益。。隨著中國長期經濟發展奇跡的出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相對優勢的確立，尤其是中國經濟在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的優異表現，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日益得到國際知識界的關注。

1.2 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也是走向服務于實踐的經濟理論工具的探討過程

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應當更多地被運用、拓展到部門經濟、應用經濟和專題經濟的學科中去。從近年的情況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廣泛應用是經濟學發展的主要趨勢。比如，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理論、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滲透到了金融、貿易、產業經濟等學科之中，體現了理論經濟學對應用經濟學的引領作用，這一點是值得經濟學借鑒的。正是因為政治經濟學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和機制，而經濟系統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其他系統存在一定聯系和發展的某種共性，因而它對于其他相關學科往往具有滲透和雙向借鑒的意義。

1.3 政治經濟學逐步走向現代化也使得其逐漸數學模型化

經濟學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圖表模型以外，數學模型是重要的表達和分析方法。當前政治經濟學的數學化，已在以下方面促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新的數學應用模型的研究和數學研究成果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豐富了解釋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理論的工具，對政治經濟現代化帶來了很大后備支撐。隨著政治經濟學通過數學模型煥發新的活力和生命，越來越多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通過數學工具、數學模型進行解釋和創新，助推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

1.4 政治經濟學現代化發展使得政治經濟學研究也越來越細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圍也逐步精細化

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學派的形成和發展不同，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派化，不是為了代表勞動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而是都應站在勞動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整體立場，都應遵循經濟學的方法論和理論精神，都應盡可能地全面系統掌握實際經濟情況，在此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理論及應用進行深入探討，并由于認識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個都應”而形成各自的學術流派。我國經濟體系分工日漸精細化，經濟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社會分工的細化也使得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發展研究領域越來越細致，研究分工也越來越明確。研究分工的細致化給整體政治經濟學研究帶來繁榮的同時，也使得在宏觀上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才越來越少，但凡事物都有兩面性，研究范圍日漸細致也勢必會使得宏觀研究被人為摒棄。

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趨勢逐步明顯，我國經濟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也給我國政治經濟學現代化帶來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經濟學的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能夠更好地實現現代化將成為我國馬列主義研究學者的重要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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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如果小棒球聯盟球迷與MLB球迷有相同的參數，那么小棒球聯盟每次比賽的上座率應該取決于小棒球聯盟球隊的素質。再者，如果這些球迷來自同樣的球迷基地，小棒球聯盟上座率可能還取決于MLB替代品的可行性、素質、價格、制度法[1]。但是，如果通過MLB球隊的勝利使得球迷的忠誠增加了對小棒球聯盟的需求，那么在MLB和他們的小棒球聯盟俱樂部間可能形成營銷戰略聯盟[2]。在建立我們關于小棒球聯盟每場比賽上座率的模型中經過了加強。這個模型考慮到了上述提到的所有三個方面，并加入了球隊特有的特征，比如下聯賽的票價、收入，以及小聯盟球隊固定效果的人口數。

數據來源提供了1992至2006年間小棒球聯盟和MLB球隊的上座率數據。在數據集中，有2076個小棒球聯盟球隊/年的觀測。小棒球聯盟上座率的以前的研究使用了調查數據或者單一球隊上座率。這一數據集尤其健全，包含了樣本年份自A至AAA的所有小聯盟球隊，來自球隊營銷報告，作為球迷成本指數的一部分。數據適用于1992至2006年建所有的MLB球隊適用，但是在2005和2006的小聯盟球隊，只有63個球隊的觀測。由于小聯盟的票價數據只能應用于3%的觀測，我們不能采用小聯盟球隊的票價。采用了團隊固定效應來捕捉小棒球聯盟票價。

興趣的因變量是小棒球聯盟球隊平均每場比賽的主場上座率。因此，值得注意小棒球聯盟的四個等級：新手, A, AA和AAA。隨著球員的進步，他們的等級從新手, A, AA到 AAA上升。因此，小聯盟球隊的球員素質隨著等級的提高而有所上升。由于位置和等級的關系，我們注意到聯賽的一個機會關鍵變量會有差異。因此，除了匯集數據，我們評估了聯賽勝利的影響。因為新手的聯盟上座率數據只有部分可用。研究表明上座率隨著聯盟素質而增加，出現了幾個另外的趨勢。第一，總體上，小棒球聯盟上座率在考查期所有三個等級都是上升的。在樣本期間(1992-2006)，每場比賽的上座率在A,AA和AAA分別增加了75%, 40%,和20%。MLB上座率在1994年達到頂峰，也就是棒球球員罷工的那一年，取消了1994季后賽和1995年的季前賽。研究顯示小聯盟上座率在MLB罷工期間是上升的，這一結果在下面得到認可；[3]在AAA等級，上座率在1994年下降。再者，我們通過時間段的研究，涵蓋了一個趨勢區間，以控制小棒球聯盟和MLB的上座率上升。

現在轉向一個自變量的討論。MLB球隊表現是MLB球隊上座率的強大指示器。因此，小棒球聯盟球隊的上座率依附于小棒球聯盟球隊的勝利是有可能的。為了控制這一可能性，我們加入了小棒球聯盟球隊的獲勝百分比。因為每一場比賽都是零和博弈，平均的獲勝百分比是50%，標準差為0.07。獲勝百分比在A等級變化較多，標準差是0.075，而AA和 AAA的獲勝百分比的標準差更接近于0.06。為了對比，MLB獲勝百分比的標準差是0.07。再者，學者Branko Milanovic認為球迷不但喜歡他們的球隊獲勝，還喜歡主場作戰[4]。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我們加入了小棒球聯盟球隊作戰作為一個自變量。樣本平均起來是92個主場作戰。就像MLB，小棒球聯盟主場作戰的數量在觀測期間增加了，盡管在觀測期間的最后一年，2006年有些減少。

為了控制最近的MLB球隊距離的影響，我們加入兩個二進制虛變量。情況是小聯盟球隊距離最近的MLB球隊少于100英里。第二個區域等于1，情況是小聯盟球隊距離最近的MLB球隊大于100英里并少于250英里。兩個變量的原因是100英里內的球迷可能能夠在下午5點下班參加晚上7點開始的晚間比賽，并在午夜回到家。這對于100英里以外的球迷來說不太可行。但是，250英里內的球迷可以當作是一日旅游來參與一場比賽。樣本中小棒球聯盟球隊大約31%是距離MLB球隊100英里之內的，在各個等級的變化最小。在小棒球聯盟和MLB俱樂部之間，基于不同的距離檢測小棒球聯盟和MLB的替代性，我們讓當地和區域變量和MLB價格和球隊素質相互影響。當地或者區域的MLB球隊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如果兩支球隊是有附屬關連的。在樣本中，17%與其附屬關連是在100英里以內的，14%是在101和250英里之內的。我們加入附屬關連球隊的附加度量，與價格和球隊素質相互影響，檢測附屬對棒球分會俱樂部有沒有更大的影響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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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3-0088-05

當前，中國正在啟動以市場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業銀行改革是其中的關鍵環節。由于中國商業銀行所處制度環境及其復雜，甚至會受到社會傳統、行政機構等因素影響，基于金融政治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非常必要，這樣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國商業銀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一、銀行主導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國正式確立了二級銀行體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各司其職，適應經濟市場化轉型。此后，金融市場的建設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國放開了對金融產品交易的管制，銀行間同業拆借、票據貼現、大額定期可轉讓存單等金融市場逐步建立，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企業股票也開始以市場化模式進行交易和投資。此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建立，標志著金融市場的建設已經全面展開。顯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場建設的步伐很大。與之相比，中國的銀行體系改革明顯落后。

在中國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場化是實現金融市場化的條件，國有企業改革則是商業銀行改革的條件。因此，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改革的快與慢，并非僅取決于金融體系本身，而是取決于整體經濟改革的進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場化先實現，則金融市場起步就早，而如果企業改革先完成，則商業銀行就能較快進行股份制改造。曾經有著名學者這樣評價，“作為公認的難度最高、風險最大的價格改革，竟然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列，把過去認為容易得多的企業改革遠遠拋在后面，的確出乎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料”。[1]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確立后，僅僅是商品市場化改革的成功，生產要素市場化仍然顯得任重而道遠，其中包括土地、資金、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內的諸多市場化運作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因此，金融市場建設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開始了實質性的進展。

不過，從金融市場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看，盡管金融市場建設步伐明顯快于商業銀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認銀行在中國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的金融體制面臨著發展模式的選擇，是選擇美國、英國的市場主導型，還是選擇德國、日本模式的銀行主導型。事實上，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商業銀行，都是作為聯結資金融通的中介機構。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儲蓄—投資過程》中，定義了盈余與赤字單位、初級和二級市場、直接和間接融資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術語，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夠提供不同的資產，而投資者對不同資產的需求就產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隨著交易成本和信息經濟學在金融理論中的應用，不同金融中介發展模式得到了更為合理的解釋。由于在資金盈余者和資金赤字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每一筆貸款業務的簽訂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業銀行的業務功能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在獲取貸款者信息、提供專業化合同、維護借貸信用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效應，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對稱，銀行作為聯結儲蓄者和貸款者之間的金融中介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無論是市場主導型的英美模式，還是銀行主導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體系中都是由商業銀行主導資金流向。隨著信息技術不斷進步，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也不斷降低，當其在融通資金方面的優勢超過商業銀行時，金融市場就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期。美國和英國的金融市場才在商業銀行的支持下發展壯大起來。美國經歷了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繁榮時代，銀行將吸收的儲蓄投資于金融市場，企業則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在市場上融資。隨著資金逐漸從銀行體系轉向金融市場，金融模式也從銀行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日本和德國之所以一直保持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與其實行的主銀行制密切相關，由于商業銀行持有企業股票，銀企關系非常密切，主銀行制顯著提高銀行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地位，銀行主導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延續。

金融模式的選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獲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經濟體制與金融模式之間的是否協調。從全球觀點看，通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對金融領域的制度安排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關于公司企業的金融數據的各種數碼信息越來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資銀行、基金、市場經濟人和證券分析業務中的各種市場導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斷升值；另一方面，同樣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數碼化的信息的潛在價值上升。[3]顯然，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的進步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模式沿著這種路徑發展，很容易從銀行主導型逐漸轉變為市場主導型。但這僅僅是金融體制選擇的技術性基礎，從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體制發展歷程看，無論是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還是市場主導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觀依據，需要與社會經濟體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資金配置功能發揮好。

中國在金融改革啟動后，金融體系中的信息技術比較落后，資金規模顯然無法與銀行體系相比，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雖然沒有實行主銀行制，但商業銀行在獲取企業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社會資金也呈現出向商業銀行匯集的傾向，政府、企業、居民都在銀行開設儲蓄帳戶，金融市場的籌資功能則顯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參與商業銀行決策的現象一直存在，與金融市場相比，政府通過干預銀行業務來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這也是銀行主導型金融發展模式在中國更受青睞的重要原因。因此，商業銀行成為了中國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業銀行漸進式改革

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最初設立時具有一定的專業性，隨著金融改革的展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歸口行業發放貸款，相互之間業務出現了交叉和競爭。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各自的主要業務仍然集中在傳統領域中，并且各自擁有貸款相對集中的行業，當時的貸款業務仍處于國有銀行占據主導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壟斷特征。隨著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立，中國金融機構已經呈現出逐步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此外，中國眾多股份制商業銀行已經涉足國內儲蓄貸款業務，但是由于當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吸收了絕大多數的存款，其他商業銀行沒有實力與其競爭。在這種金融格局下，國有商業銀行在業務經營方面缺少競爭壓力，也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雖然成為了金融主體，但反而減慢了市場化金融改革的整體步伐。

不僅在打破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地位方面缺乏動力，商業銀行行政化的傾向也越來越嚴重。在當時的國有體制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依靠財政撥款，盡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儲蓄，但儲蓄者無法對貸款方向產生任何影響，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預。由于各級政府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的干預，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在機構設置，還是在業務經營方面，都更像是機關，而非從事金融業務的企業。就連商業銀行的機構設置也基本按照總行、省、市、縣模式層層設置的，而每級分支行都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當政府財政緊張，無力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時，就要求銀行給企業發放貸款。這些屬于政策性貸款的項目，本應由財政部門予以提供，或者由財政給予銀行提供利率補貼，以彌補當時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的虧損。事實上，不僅銀行在利息方面無法獲得補貼，就連本金都很難收回。由于這些貸款大多沒有經過謹慎的論證和評估，有些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也能夠通過政府的指導獲得銀行貸款，貸款歸還的難度極大，特別容易形成不良債權積累在國有銀行體系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自然無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金融主體，實行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卻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首先，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順利推行，并且徹底解決積累在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為國有商業銀行走向市場化減輕負擔；其次，需要建立較為完善的財政稅收體制，避免銀行貸款“財政化”傾向，使銀行存款、貸款業務真正做到市場化運作，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合格的金融機構；再次，政府職能需要從指令性和指導性的計劃經濟模式中徹底走出來，把銀行塑造成金融企業，防止商業銀行業務功能“行政化”傾向；最后，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必須發展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尤其要促進各種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

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一整套解決問題的辦法，包括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積極培育包括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提出逐步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此時，中國幾乎同時啟動了財政、企業和金融改革，財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按照分稅制的原則，確保財權和事權相匹配，企業改革則注重所有制關系的調整，目的是厘清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現為建立獨立的銀行體系，完善金融市場的功能。這說明，財政改革和企業改革共同構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必須擺脫原有的各種束縛和羈絆，中國才能實現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為了減輕國有商業銀行在政策性貸款方面的壓力，中國專門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機構，對需要給予信貸支持的特定行業發放貸款，這樣就避免了政策性貸款與商業貸款混雜的局面，既有利于促進特定行業發展，也有利于為商業銀行減輕負擔，為未來市場化改革提供前期準備。但由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超乎所有人預料，商業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直接導致銀行資產質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債權形成的源泉。商業銀行實質性的改革并沒有取得進展，國家只能不斷的為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之路從此開始。

不過，企業改革并非拖累商業銀行轉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認為中國銀行體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說明在微觀方面商業銀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認為，如果離開對一個轉型國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人們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層次的總體動態把握，不從國有金融中介產生與]進的內在邏輯出發，就很難全面洞察和準確把握轉型經濟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國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與]進路徑。[4]雖然在貸款方面，商業銀行大部分貸款都發給了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但在動員儲蓄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基本能夠反映整個社會的資金供求狀態，從資金的供給角度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來源是居民和企業的存款，由于中國民眾所特有的高儲蓄傾向，居民存款已經超過企業存款，成為中國資金供給最為主要的力量。并且，與企業存款相比較，居民儲蓄具有非常好的穩定性，商業銀行所從事的零售業務是最為穩定的儲蓄來源。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看，盡管在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中，居民的儲蓄率最高，但中國居民儲蓄率卻不斷呈現出下降的態勢。[5]因此，在中國穩定居民儲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務，這不僅僅涉及到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更會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宏觀貨幣形勢。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動員國內的儲蓄資金，以此來支持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從動員儲蓄這一宏觀視角看，中國商業銀行實行漸進式轉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國家屢次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中國的銀行信用已經非常接近于國家信用，這對于穩定儲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并非停滯不前，動員儲蓄的優勢，與不良債權的劣勢，二者之間如何權衡利弊，始終在考驗著金融改革的決策者。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給中國的銀行體系敲響了警鐘，雖然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但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比率已經遠高于國際上公認的風險水平。中國在專門成立長城、信達、華融、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后，僅僅過了幾年的時間，不良債權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國有商業銀行“大而不倒”的現象，迫使中國商業銀行轉型開始步入了更加實質性的階段。將國有商業銀行塑造成金融市場的主體，主要有兩種辦法：一是需要進行徹底的產權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場競爭。

在產權改革方面，由于國有商業銀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資產，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穩定性和安全性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原則，尤其是要保證存貸款規模，才能在較為寬松的條件下進行股權改革。顯然，需要維護國有商業銀行的規模優勢和政策傾斜，銀行業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基本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國有商業銀行實現徹底的非國有化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單一產權結構非常必要，企業化的銀行治理結構和運作機制自然成為主要目的。

與此同時，眾多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卻步履維艱，放松行業進入管制，以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效率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就業、繳納稅收的主力軍時，卻無法得到足夠的信貸資金支持，導致信貸資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銀行業結構與企業結構之間存在沖突，直接導致中小企業融資困難。[6]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的中小金融機構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既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又有利于創造更加具有競爭活力的金融體系，城鄉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屬于這一行列。[7]

產權論和市場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繼續給予國有商業銀行經營上的優勢，以此來積累利潤，甚至需要國家繼續注資消化不良債權，而后者則會對國有商業銀行形成外部的競爭壓力，分流儲蓄和貸款的流量。考慮到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利息差額，這無疑將降低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水平，從而惡化產權改革的寬松環境。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承諾五年內國內金融業對外資銀行開放，對于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利于加快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競爭又會使股權改革面臨極高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了相對折中的方案，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但金融業對外資采取不完全開放。當前，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既處于不斷增大的市場壓力中，也處于國家對其提供的隱性擔保和補貼中，這使得曾經飽受不良債權困擾的國有商業銀行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時期。近年來，銀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費用，自動柜員機、網絡銀行、電話銀行等模式極大的降低了儲蓄貸款業務的經營成本，國有銀行最為明顯的特征也從高不良債權轉變為高利潤水平。同時，也暴露出國家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新問題，巨大的市場份額使國有商業銀行處于絕對優勢的市場地位，各種收費名目層出不窮，服務效率飽受詬病，反而成為國有商業銀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此時，以市場競爭推動中國商業銀行體系轉型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漲。

三、商業銀行改革與利率市場化關系

中國金融改革任重而道遠，許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無論是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還是商業銀行的儲蓄貸款業務，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變量。利率市場化對于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促進商業銀行體系轉型也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利率決定機制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改革能否繼續的決定性環節，利率市場化的任務也開始顯得愈發迫切，但改革卻始終難以全面展開。

1992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曾經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自己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并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1992年12月《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決定》又提出，“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的市場利率體系”。利率市場化的任務已經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復雜的利率種類中只有少數利率實現了市場化運作，大多數利率仍然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國利率體系非常復雜，在中央銀行利率體系中有存款準備金利率、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而在商業銀行體系中有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存貸款利率等。按照市場化程度進行劃分，處于嚴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則正在逐步嘗試市場化運作，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企業債券利率等已經實現市場化運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顯的非市場化特征。

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改革，但仍然對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存款準備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國這種獨特的做法事實上在為商業銀行提供補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業銀行繳納準備金的傾向，中國超額存款準備金長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時期，商業銀行甚至出現“惜貸——超存”的現象，即寧愿把資金存在中央銀行準備金賬戶上，也不愿意發放貸款，因為前者獲得的利息收入更為穩定。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存在還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了極大的難度，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的緊縮措施，經常會由于商業銀行擁有超額存款準備金而失去力度。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國貨幣政策中經常頻繁出現，而在經典的教科書中大多都有謹慎操作的表述。例如，“變動存款準備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準備率變動，所有銀行的信用都必須擴張或收縮。因此，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幾年才改變一次準備率。”[8]以及，“以改變法定準備金率的方式來使貨幣供應作小幅度調整是不易的。”[9]還有，“但是，盡管它是有力的，聯邦儲備系統并不是經常使用這個工具。”[10]

再貸款利率與再貼現利率都由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二者密切相關，一般再貼現率略低于再貸款利率5～10個百分點。在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再貼現率往往被作為基準利率，中央銀行以此來作為調控貨幣的杠桿。美國經常以調整基準利率的方式來提高或降低整體利率水平，而在中國則是直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這種干預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卻無法真實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容易造成資金市場扭曲和錯位。缺少市場化運作的基準利率是制約貨幣政策準確性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最能反映資金狀況的基準利率參照系仍然是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這一利率就實現了市場化運作，也經常被看作是貨幣寬松或短缺的風向標，但由于參與者主要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儲蓄和投資的影響較小，只能反映短期內金融體系資金供求狀況，很難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的中長期貨幣信貸情況，也無法以此準確衡量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水平。

從商業銀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場化則具有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銀行體系開展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商業銀行轉型繼續深入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的進展也受商業銀行轉型的制約，在商業銀行沒有實現完全轉型的條件下，很難全面推行利率市場化。利息是銀行利潤的源泉，“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銀行的利潤一般地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11]在中國，這種特征尤為明顯，商業銀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貸款利息之間的差額，如果存貸款利率同時進行市場化運作，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存貸差縮小，這無疑將會對商業銀行經營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中國一直在嘗試存貸款利率的單邊浮動，即在基準利率條件下，允許貸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許貸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場競爭將降低銀行業盈利能力，不利于商業銀行體系的穩定。如果允許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攬儲的現象所造成的惡性競爭同樣會威脅中國金融安全。顯然，利率市場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必然成為利率市場化的先決條件。

可見，在當前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中，錯綜復雜的利率體系已經成為非常關鍵的決定因素，未來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場化。當然，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會秉承著中國金融改革的一貫性特征——穩中求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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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篇（4）

良好的樂學欲望是學好新課的前提和關鍵，學生有了積極追求的欲望，才會有積極追求的行為。根據這一情況，我便進行了這樣的嘗試：在備課時，把新舊知識融合在一起，準備了一些練習題，課堂上來個幾分鐘的小競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如，在講利用平方差公式因式分解時，80%的學生只用5分鐘就完成了練習題，剩下的時間，我出了3道小競賽題：（1）a3-a（2）a4-1（3）(x-y)3＋(y-x)經過5分鐘的激烈爭奪，按照先后順序和正確率，公布競賽結果，評出優勝者，并加以鼓勵，學生很感興趣。

除此之外，為了使學生智力得以充分發展，可以組織課外活動，每周規定活動的次數，安排內容與課堂教學相聯系，是課堂內容的深化與拓展，形式靈活多樣，可以共同研究，也可以展開爭論，使他們在爭論中得以發展。

二、開展學習小組互學，促使潛能生樹立自信，

如果不改變中下等生的學習狀況，那么大面積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便是一句空話。這類學生由于基礎差、底子薄，在課堂上很容易遇難而退。

為了使潛能生跟上全班同學的步伐，講新課前應先做到拾遺補缺，為學習新知識掃清障礙，使他們能在競爭的氣氛中積極動腦、動手，讓潛能生感到自己在學習這場競爭中也有一席之地，從而大大地激發了他們學習自信感。

其次是適當降低課堂教學的基準，在不影響本節課教學任務的基礎上，加強基礎知識教授與導學，為他們配備一些直接應用基礎知識解決的習題，使中下等生感到學習有望，逐漸消除為難情緒，樹立必要的學習信心。

同時，在課堂教學中開展學習小組內的互學活動（一般為10～15分鐘），優等生可以與潛能生結成幫扶對子，以兵教兵的方式進行研討交流，給潛能生以更多的實際關注，解決自主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這樣在小組間交流時可以獲得更多的發言機會，獲得更大的自信。

三、改革課堂驗收學習方法，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古人云：“并逐曰競，對辯曰爭。”在教學中，創設課堂展示環節和改革“驗收學習”方式，有利于激發學生的競爭學習意識。一是設計有張力的問題，創設教學矛盾沖突，讓學生必須奮力“跳一跳”，才能“摘到果子”，使學生能夠處于同伴的競爭興奮狀態下參與學習全過程。二是讓學生自主編制驗收試題，交換考查批閱，學生表現積極踴躍，效果很好。競爭能使人奮發向上，積極進取。只要在教學中充分利用競爭意識，結合學生的心理特征、智力差異和基礎優勢恰當引導，就能促進教學質量的全面提高。

四、開展小組競爭

篇（5）

農民問題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而農村居民的資金借貸行為，與其收入的增長基本同趨勢變動，且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其收入的增長速度和潛力（何廣文，1999）。因此，從農戶借貸的角度考察農村金融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自1979年的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對農村金融體制進行了漸進式改革，目前形成了政策性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商業性的中國農業銀行、合作性的農村信用社并存的農村正規金融格局。但目前的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滿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金融服務短缺的現象不僅普遍存在于農村，并且出現了向縣、鎮經濟蔓延的趨勢；同時，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事實上已成為農村資金外流的主渠道。基于此，一些學者提出了農村金融體制多元化發展的觀點（何廣文，2004；張紅宇，2004）。筆者認為，農村經濟的主體是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因此資金需求主體可以劃分為農戶和農村企業兩個方面。

周脈伏、徐進前（2004）基于農戶融資的視角，運用信息成本理論和契約理論分析了農戶融資難的問題，提出了“金融機構近距離”假說。他們的分析視角非常獨特，但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規模經營的限制決定正規金融機構不可能無限接近農戶；未深入探討社區信任和自我履約機制的運作，沒有回答放開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管制的風險分析。在此，本文擬從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和重復博弈理論的角度探討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的必要性。

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局限性分析

農村金融問題的根源在于現有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未能解決農村金融商業化和“非農化”之間的矛盾（章奇，黃季，2005）。在此，我們說，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解決上述矛盾，農戶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或者融資難的問題是否就得到解決也有待商榷。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預設，意味著市場參入者能無成本獲得需要的所有經濟信息。在這一理想模式下，正規金融機構可以輕易了解任何有貸款要求農戶的信用狀況，并能確切知道需要貸款支持項目的風險和成功概率，也能預見農戶未來償還貸款的能力。這樣，金融機構可以根據不同情況決定是否批準某一農戶的貸款申請：信用狀況好，未來有償付能力的農戶得到貸款，農戶和金融機構實現雙贏；而不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戶則被拒之門外。

然而，現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認為：個人或個人組成的團體在處理或利用可獲得的信息的能力方面，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即存在信息的復雜性；世界上一切可能的情況和一切有意義的因果關系都是可以識別的，根據以前發生的事情算出或然率的觀點不合情理，即存在著信息的不確定性（迪屈奇）。簡言之，有限理性及其導致的信息不完全、不對稱才是現實的真實寫照。

作為農業大國，我國農戶數量龐大，地域上高度分散，造成了正規金融機構與農戶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農戶資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家庭經營規模小決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產方面的貸款需求規模不是太大，貸款數額小；農戶貸款需求季節性特點明顯，希望貸款手續簡便、靈活、及時（周脈伏，徐進前，2004）。這一現實狀況，決定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有效滿足農戶對貸款資金的需求。

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正規金融機構來說，貸款資金的安全性和貸款的及時、順利回收是其關心的首要問題。在這一借貸過程中，農戶擁有更多關于自己的私人信息，比如自己能否及時償還貸款，而正規金融機構只有通過對農戶的信用狀況進行調查，了解資金的用途，對貸款項目進行評估，才能較多地了解關于農戶能否及時償還貸款的私人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降低貸款資金的風險。但金融機構了解農戶私人信息要花費成本，而我國農戶不僅數量巨大，且在地域上高度分散，使得金融機構要獲得農戶能否及時償還貸款的私人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要獲得所有農戶的私人信息基本不可能。這使得正規金融機構為農戶服務的單位貸款成本過高，而農戶貸款需求的特點又決定金融機構從農戶貸款中獲得的單位收益偏低，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看，金融機構傾向于拒絕農戶的貸款申請。

農業的高風險性和弱質性特點決定農戶未來按期償付能力的不確定性，因此，當金融機構為數量龐大的農戶提供貸款時，其面臨的風險是系統性的，出于預算硬約束和安全原則，金融機構會實行“惜貸”的經營策略。

農戶貸款需求時間或季節性特點明顯，因此當預期到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需要履行許多繁瑣的程序和手續而可能錯過資金的最佳使用期時，農戶也可能主動放棄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念頭。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沒有“非農化”的政策和經營取向，現實約束也很難使農民融入正規金融的資金供給市場，從而出現農戶“貸款難”的問題。當然，轉軌經濟中正規金融機構的改革取向，如四大國有銀行大規模撤并基層機構，郵政儲蓄只儲不貸，信用社由于各種原因為“三農”提供的金融服務同樣非常有限（章奇、黃季，2005）等非農化、商業化的舉措更加惡化了農村的融資狀況，使農戶“貸款難”的問題更顯突出。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優勢及其風險分析

按照國際經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戶如果無法從正規金融獲得資金，就會轉而求向非正規金融服務（章奇、黃季，2005）。非正規金融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甚至替代，其經濟學解釋如下：

農村非正規金融有利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解決

我國農村社會現在仍保留著傳統鄉村社會的痕跡，其特點是相對比較封閉，內部人口流動性不大。在這個沒有“陌生人”的熟悉社會中，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動，每個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識。從相對意義上說，個人的私人信息都是對稱的，有資金供給能力的農戶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動機（如是否以盈利為目的收取利息）決定是否放款。現實中的非正規金融體系，包括行會、民間集資、民間借貸等多種形式，本質上一般都是建立在人緣、地緣和血緣關系基礎上，都利用了可以低成本獲得私人信息的優勢，這也導致了民間非正規金融呈現出無(或者低)抵押擔保和借貸中正式合同比例低的特點。正是因為農村非正規金融有效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才成就了其對農村正規金融的補充甚至替代的地位。許多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溫鐵軍(2001) 對東中西部15個省份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5 %；何廣文等（1999）的調查發現農戶貸款中來自民間借貸的比重高于75%，貸款來源傾向約為0.3。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顯示（曹力群，2001），2000年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為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約占68.6%。IFAD（2001）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大約為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

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的風險分析

國家取締非正規金融是由于其潛在的高風險，然而，從農村社會和農戶借貸的角度思考，非正規金融的風險并非很高。

農戶借貸一般是以血緣、地緣展開的，信息的對稱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借款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機會主義行為，鄉村社會中的鄉規民約和民風民俗等非正式制度從道德上對農戶行為起到了強烈的約束作用。而且，通過長期互動，農戶已經在社區中建立了對其生存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一旦借錢不還的“不檢點”行為被確認或者在社區共同體內被多次傳播，這樣農戶將失去其在農村社會共同體內的社會資本，即包括融資在內的許多方面將因得不到農村社區中其他農戶的合作而受到懲罰。

農戶之間進行的是一種長期的重復博弈，這一則因為鄉村社會中人口流動性小的特點決定了行為人的活動空間有限，而且一旦失信于人，另一方不僅可以對自己施加懲罰，還可能對失信方的后代進行報復；再則由于農戶不管是在生產性活動（購買生產資料等）還是非生產性活動（如婚喪嫁娶，子女上學，人情往來，臨時性生活困難等）中，因收入的不穩定對資金的需求是經常的。經典博弈論已經證明，重復博弈可以導致信譽機制，農戶出于長遠利益的考慮會自覺抵制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短期利益的誘惑。

其實，農村社會具有的傳統鄉村社會的特點和農村社會的習俗導致農民在長期博弈中產生的合作行為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都成立，而不僅僅局限于融資活動中，因此發展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真實風險比較小。何廣文（1999）在調查中發現農村居民的借貸行為中，以合同形式表達借貸關系的僅占15.3%，其余的84.7% 僅是口頭協議或根本沒有協議，這從側面說明了放款方事先就預期到了借款方違約的可能性小，否則正式合同的比例不會如此之低；上面所引溫鐵軍等學者的調查研究在說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重要替代作用的同時，也間接支持了其風險較低的觀點，因為農戶作為經濟活動的參加者，其行為是理性的，如果農村非正規金融不夠安全，很難想象農村非正規金融會有如此龐大的規模。

本文從我國農戶資金需求的特點出發，結合農戶和正規金融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現實，說明即使正規金融機構沒有非農化、商業化的經營取向，它們也無法有效滿足農村對貸款資金需求；另外，基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所具有的傳統社會流動性小的特點論證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可以較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并利用重復博弈和社會資本的理論闡述了非正規金融的低風險性，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困擾非正規金融發展的風險問題。因此，在正規金融機構短期內無法有效滿足農村經濟對資金需求的背景下，對農村非正規金融采取簡單的“關”、“停”這樣的抑制政策并非救本之道，相反只會使農村的金融形勢進一步嚴峻和惡化。我們主張，解除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管制，允許其合法存在并引導其健康發展，這樣使得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進行交易的資金供需雙方能實現雙贏，從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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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新制度經濟學在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時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論過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這使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面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實性與理論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認知方面的假設條件，可以更貼近現實世界，但會導致新古典理性選擇范式的失效，難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論；如果堅持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釋制度的形成和演變；二是研究缺乏歷史性與社會性，即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為人所處的歷史情景和受到的社會約束。這兩大問題阻礙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了將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認知模式納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進行了一些降低歷史和社會約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嘗試，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簡稱為CIA)在這方面的工作最為引人注目。

無獨有偶，政治學家們也遇到了與新制度經濟學家類似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也因其反現實、反歷史和反社會而受到批評。“反現實”，即假設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過于簡化，具有Hall(1996)所說的“無情的優雅”；“反歷史”，即忽視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選擇的影響，認為有效率的歷史過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種最佳解決辦法的過程；“反社會”，即忽視個人身處其中的社會關系對制度產生和變遷的影響。這些問題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解釋現實政治世界時遇到了很多困難，比如無法解釋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對不同制度之間的共時互動和歷時互動也無力駕馭等等。面對這些與新制度制度學相似的問題，政治學領域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HI)和社會學制度主義(SI)。

本文將從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響行為、制度如何變遷、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在制度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展(CIA)與政治學領域興起的HI和SI進行比較，希望通過這種學科間的對話與交流思考如何推動制度研究的深入發展。

一、制度及其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觀

在CIA中，青木將制度概括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其中“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為博弈規則；格雷夫認為制度是由規則、信念、規范和組織構成的系統。雖然表述形式有差異，但從本質上講，他們都將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參與人相互博弈所達成的均衡。他們認為任何一項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與信念和規范相一致的規則，才是當事人有激勵遵守的規則，才能成為制度系統的一部分；同樣地，只有與行為協調一致的信念和規范才是制度系統的組成部分。

HI和SI也強調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還包括文化、規范和慣例等非正式規則。其中，SI的制度定義更加寬泛，他們將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范，而且還包括象征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模板。與CIA將任何一項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構成的系統不同，HI和SI用“兩分法”的眼光來看待制度，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們在研究時各有側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關注非正式制度。另外，與CIA將制度看作平等參與人博弈的結果不同，HI特別強調權力和資源的不平衡分配，將制度視為不平等的政治集團之間斗爭的產品。同時強調制度在各社會集團間不平等地分配權力的方式，認為制度給予不同集團的接近決策過程的機會大小是不一樣的。SI則忽略了各方行為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權力沖突。

(二)制度如何影響行為

在CIA看來，參與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過既協助又制約的方式影響參與人的行為以實現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個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幫助理性有限的參與人節約決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過為參與人提供關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協調他們的信念，從而控制著參與人的行為決策規則。在多種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導著參與人朝著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動。格雷夫還進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響行為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規則”提供共享信息并協調行為，“信念”和“規范”提供遵循規則的激勵，“組織”產生并傳播規則。

SI和HI則認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參與人的偏好。在他們看來，制度不僅提供信息和認知模板，還影響著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經過制度過濾后才被構建出來的。“通過創造新的行為者及身份感，通過給行為者提供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通過構建關于恰當行為的規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個人的偏好并構建了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在HI看來，個人行動遵循的是“最優標準”還是“滿意標準”，是受理性驅使還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驅使，要視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構造了政治的情境，決定了行動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為假設與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一)行為假設：薄弱的理性還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認理性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有限理性不僅包括有限信息，還包括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認為個體參與人不可能具備關于博弈規則的完全知識，也不可能對其他人的策略決策和所處的情景做出完備的推斷。相反，他假定每個參與人只擁有關于博弈結構的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則上承認無論是信息還是認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實際研究中，為了能夠運用古典博弈論(該分析框架假設參與人的決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參與人擁有信息的有限性，認為社會規則能夠為參與人提供信息和協調，幫助他形成關于他人行為的預期，回避了參與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與以往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有限理性等同為有限信息相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來，他們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種薄弱(Weak)的理性觀。所謂薄弱的理性觀，是指他們忽視了制度在塑造個人理性過程中的作用，把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研究的先驗性前提。與薄弱理性觀相對應，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觀，即認為制度塑造了參與人的理性(不僅包括信息和認知，還包括追

求的目標)。如SI認為個體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構出來的。他們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下去談理性選擇，而是在選擇行為是有目的和有意識的意義上來討論它。在HI看來，除非已知相關情境，否則任何關于“自利行為”的廣泛假設都是無意義的。我們需要一個基于歷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們力圖最大化的東西，以及為什么他們強調特定的目標甚于其他的目標。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

在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側重點有差異：前者強調制度之間共時性和歷時性關聯，致力于提供一個分析經濟整體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統一框架；后者更傾向于比較不同經濟體中具體制度安排的差異，或研究某項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遷。但是，CIA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他們看來制度變遷就是從一個博弈均衡到另一個博弈均衡，是“沿著均衡點的演進”。他們致力于解釋從新均衡到舊均衡的過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連接起來。即使在分析整體性制度安排時，青木也堅持均衡觀，他認為各個博弈域的制度之間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機的制度系統；整體性制度的變遷，是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相互關聯方式的變遷。

HI和SI強調制度變遷是多項制度共同演化的過程，分析各種組織和制度如何相互關聯塑造制度變遷的過程乃至結果。其中HI特別強調多項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質疑將某一項制度安排從整個制度結構中分離出來單獨研究的方法，認為必須將其放在更廣闊的情景(制度結構)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與青木相似。與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設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夠互相適應，形成彼此一致的整體。制度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為行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為邏輯。同時，他們也不贊成用均衡觀來看待制度及其變遷，認為“制度本身是政治沖突和選擇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相應地，制度變遷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充滿了偶然性和無效率現象的歷史過程。歷史過程不會產生均衡，它會產生獨特的、但是次優的結果。

(三)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在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這一問題上，CIA強調制度自身發展的累積性影響，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解釋。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內生規則下，重復博弈的累積性后果可能導致資產、權力和社會角色分配的不平等，當不平等累積到臨界規模時，就會引發內生的制度變遷。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具體研究方面，CIA內部存在差異。青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濃，特別強調認知能力有限的個體與制度之間的正負反饋：制度為個體行為提供信息，同時又對個人的行動決策施加“人為約束”；參與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證著制度，或在外部沖擊和內部累積性影響下調整主觀認知尋求新的行動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在格雷夫看來，制度變遷機制是多樣化的，可能有較強的理性選擇色彩，也可能有較強的演化色彩，取決于準參數(受現存制度影響而逐漸改變，如人口數量、貿易規模等)的性質：(1)如果準參數可被觀察到，它們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決策者可能意識到過去的行為不再是自我實施的，從而有意識地改變制度。通過公共決策有意識地選擇替代性行為、建立新規則，是制度變遷機制的常見表現。(2)如果準參數是不可觀察的、不確定的、不可識別的，制度變遷機制可能反映了個體愿意試驗和冒險偏離過去的行為，或擁有更多知識的個人出現，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權力不平等的參與人之間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遷機制。他們將制度演變過程分成制度存續的“正常時期”和制度斷裂的“關鍵時刻”。正常時期的制度變遷遵循著路徑依賴規律，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保持著某種平衡；但是在“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沖突結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強調制度變化是多種政治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結果，否認制度的可設計性，另一方面強調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終形成哪一種取決于政治沖突各方的力量對比，也會受到其它“干擾”因素(如觀念、信仰)的影響。在SI看來，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變遷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用“價值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價值與周圍社會價值之間的沖突。但是，制度的變化又不能簡單地歸因于環境的變化，因為“制度不是現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觀行為和動機的簡單反映，它們把歷史經驗也嵌入了規則、慣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過學習過程來確認和適應變化的環境，忽略了制度變化過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動者之間存在的權力沖突。總之，SI眼中的制度變遷是學習、適應、演化的結果，而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結果。

三、歷史、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

(一)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

“歷史是重要的”，這已成為各流派制度主義者的共識。但在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問題上，他們之間的意見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認為歷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當現存制度由于外部沖擊或內部累積性因素陷入危機，參與人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主觀認知，修正對其他參與人行為方式的預期。伴隨著參與人在制度危機下尋求新出路的過程，至少有幾個潛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漸演化出來，相互競爭。究竟哪一種潛在制度最終成為預期收斂的聚集點，進而成為一種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過去的制度即歷史。格雷夫則認為歷史不僅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待精煉的潛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過去的制度影響著新制度的學習和試驗過程，影響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潛在的新制度傾向于與過去的制度相互關聯而不是嚴重地偏離它們。

HI則認為個體的偏好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釋的變量。歷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僅塑造了行為者的策略，而且還塑造了他們的目標和利益，通過建構政治情景影響政治結果。在HI看來，CIA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他們研究中的個人是抽象掉了時間和空間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驗給定的。雖然格雷夫也提出了歷史情景分析方法，但歷史情景的作用也僅限于使理論模型的構建更符合史實，至于參與人，不管處于中世紀的穆斯林社會還是處于正走在通向“西方興起”道路上的歐洲，都被先驗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歷史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

諾思認為歷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路徑依賴上，即規模經濟、技術互補性和網絡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從而形成對該路徑的依賴。實際上，過去的制度對現在的制度變遷的影響要復雜、深刻得多。格雷夫強調過去的制度影響現在制度的認知基礎，認為個人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進行選擇時會從過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認知的、信息的、協調的和規范的內容。其具體機制包括：(1)環境效應，指過去的制度構成新博弈的外生規則的一部分；(2)協調效應，指過去的制度為當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間進行選擇提供指導；(3)包含效應，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過去已經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還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過去制度，其細節會影響制度變遷的性質：強互補的“群”，制度變遷很難發生，一旦發生更可能是全面的變遷；多個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變遷也很難發生，一旦發生將是革命性的；制度間聯系較弱的“群”，變遷更可能是漸進的、局部的。

HI將歷史看作一個過程，通過追溯事件發生的歷史軌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考察過去對現在的影響。“過程追蹤”是HI研究制度變遷的核心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對長時間的、大規模但進程緩慢的制度變遷的關注，比如民主化、工業化、國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發展等。如果在短時期內研究，一些變化緩慢的關鍵性變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從而被忽略掉。還有一些因果過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關聯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現，需要研究者在較大的時間跨度內進行研究。在歷史影響制度變遷的機制上，HI主要強調路徑依賴、時間序列和關鍵枝節點(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諾思所說的路徑依賴現象在政治過程中也廣泛存在，因為一旦某種制度固定下來之后，學習效應、協同效應、適應性預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變越來越困難。而且，由于政治領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權力的非對稱性、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遷顯示出更強的路徑依賴性。時間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之上的，自增強機制將某些選擇從政治選擇菜單上刪除掉了。關鍵枝節點，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多種潛在制度競爭的時期，最終哪一種潛在制度勝出將顯著影響隨后的制度變遷。HI認為抽象地討論多重均衡的精煉意義不大，重要的是識別、探究這些關鍵枝節點，將其放在所處的歷史情景中加以研究，這也是HI更為宏觀的研究視角的一大優勢。

四、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非正式制度

諾思在運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變遷時，遇到了以下主要問題：為什么多數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產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為什么無效率的制度能夠持續存在?作為對上述問題思考的結果，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引入了意識形態，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提出了路徑依賴理論，力圖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的演變與停滯和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強調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引入意識形態則體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們承認非正式制度(如習俗、慣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將意識形態(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模式)和文化觀念(指共享的價值觀念)這些被新古典理論看作外生的變量帶人了制度研究的視野。這是因為非正式制度(或者稱為“規范”)根植于特定社會的文化觀念之中，深刻地影響到了行為人的意識形態。當我們沿著“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進一步，追問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過什么機制影響行為人的選擇，就不能不關注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否則就無法回答上述問題。現實中制度理論的發展體現了這一趨勢，除了諾思在20世紀90年代后轉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CIA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分析框架的方式與他們的制度觀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統。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體現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說，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正是通過影響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進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CIA通常將文化觀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參與人協同修正意識形態來解釋制度變遷，將作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參與人之間策略性互動的內生性結果。具體的機制如下：每個參與人對于博弈結構都有自己的主觀認知，當他們基于自己的主觀認知選擇的行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他們的主觀認知將被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并作為未來行為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如果基于參與人主觀認知的行為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隨之出現，并引發人們尋找新的認知模式。在多樣化的新認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種能成為所有參與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人身處其中的文化觀念。文化觀念協調了眾多參與人的意識形態，為新均衡的實現提供了聚焦點。

HI和SI都強調文化觀念的重要性，這體現在他們寬泛的制度定義上。在他們看來，文化進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們“兩分法”的制度觀，即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關注各種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歷史制度主義者堅持(正式)制度是產生政治結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等也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他們尤其關注制度與文化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HI的中觀和宏觀視角，他們缺少像CIA那樣基于個人認知模式的微觀分析，微觀基礎的缺乏使HI不能夠提供文化觀念如何影響行為的更詳盡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們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度，從僅僅將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態度和價值，轉向了將文化看成是為行為提供模板的規范、象征或劇本的網絡。通過將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響遠不止CIA所認為的協調參與人的意識形態、提供聚焦點那么簡單。他們認為人首先是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該社會的文化觀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夠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樣的。也就是說，文化不僅影響個體的策略性算計，還影響著他們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如果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雖然SI并沒有這么做)，文化塑造了參與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博弈的結果。與CIA相似，SI也注重從微觀層面分析文化與行為的關系(雖然兩者的行為標準不同)。他們強調文化與個體行動之間高度互動和同構性的特征：當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規范展開行動時，個體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建構成為社會行動者，參與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并不斷地強化他所遵循的規范。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經濟學領域內制度研究的最新進展(CIA)和政治學領域內最近興起的HI和SI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面對相似的問題——缺乏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做出的不盡相同的反應。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減輕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對不確定性、無知和錯誤預期的抽象和對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的抽象。這也體現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共同關注的制度問題的最新研究趨勢。由于不同流派擁有各自的理論淵源，當面對相似的問題，他們所做出的反應很自然地呈現出了路徑差異。一方面，CIA堅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觀，始終把研究的理論性放在首位，強調對自己的命題提供“微觀的詮釋”；而HI和SI則堅持偏好內生和非均衡觀，注重研究的現實性，理論構建上相應薄弱，缺乏微觀基礎。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將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質上仍然是演繹的，而不是經驗的和歷史的；而HI和SI揚棄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組織理論的傳統研究方法，主張用社會一歷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驗假設基礎上的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演繹方法，他們的研究在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方面都更強。除了上述差異之外，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到各個流派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了趨同性。如CIA更加關注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則更加強調為制度分析提供一種微觀行為理論；CIA認識到行為人在做出選擇時受到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從前的選擇的約束，HI和SI也意識到通過引入厚重的理性觀有可能實現與理性選擇理論的融合。

各流派之間存在的差異為將來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們之間的趨同則或多或少預示了制度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本文認為：

(1)未來的制度研究將是跨學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學科的內部完成。

(2)未來的制度研究不能單純地地依賴演繹法或歸納法，將演繹法和歸納法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一歷史分析可能成為未來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篇（7）

關鍵詞：

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馬克思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廉•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由于要服務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能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從質上進行分析，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又區別于重商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但是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完全科學的。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歷史來看，古典政治經濟學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賦稅論》最早提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根本命題。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威廉•配第曾說：“還不確定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來計量的。”“勞動種類的差別在這里是毫無意義的——一切只取決于勞動時間。”但是威廉•配第沒有區別好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也沒有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僅僅認為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但是他沒有區別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繼承和發展了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獨立科學的體系建立起來。亞當•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特征，他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還認為商品價值有工資、地租、利潤三種收入共同決定和調節的，現在的學者將這個理論稱為“收入決定價值理論”。在亞當•斯密之后，大為•李嘉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勞動價值論形成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如馬克思寫到：“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時間，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勞動決定價值，使得以后的理論帶有非科學性，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性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部分也有不科學的部分。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共同的來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共同的理論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為代表的，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完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為其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繼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分成了兩個支流，一個支流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合理的部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另一個支流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它是由英國馬歇爾和凱恩斯，美國薩繆爾森和斯蒂里茨發展的經濟學，經過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的發展，成為后來的西方經濟學。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一棵大樹，引用：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比喻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樹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不同的理論，都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揚棄。

三、西方經濟學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來源一樣，同樣，西方經濟學也揚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是由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構成的，宏觀經濟學主要以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為核心理論的，微觀經濟學以均衡價格論為中心理論的。均衡價格論的本質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西方經濟學批判繼承了亞當•斯密“收入決定價值”理論。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價格論是由邊際效用論和生產費用價值論等理論有機組合的產物。西方經濟學是以均衡價格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體系。無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來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它們都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地繼承了勞動價值論，使得它們的理論體系各有不同，但是它們的理論來源都是一樣的。

四、大學生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要樹立正確認知

首先，大學生要樹立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興趣，可以觀看相關的電影和書籍。其次，大學生要從感性和理性上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認識，大學要在學校課堂上認真聽課，課下要積極地查閱相關的資料。再次，大學生對兩者有了正確的認識之后，可以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起來，從實踐中再獲得認識。最后，大學生要能力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理論回歸與實踐，要與當代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解決問題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

參考文獻：

[1]（蘇）弗•謝•阿法納西耶夫.《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8）

一、單項選擇題

1.黨的報告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要堅持科學發展，就必須(

)

①摒棄對GDP速度的追求，堅持以人為本

②通過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④堅持統籌兼顧，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目前，我國企業面臨產能過剩突出、綜合成本持續上升、缺乏競爭新優勢等諸多困難，亟須轉型升級。企業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快轉型升級(

)

①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②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海外收購步伐

③優化內部資源配置，提升核心競爭力

④調整產業政策，支持新興戰略性產業

A.①③ B.③④

C.①②　 D.②④

3.全面小康，任重道遠。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在經濟建設方面要達到的新要求包括(

)

①協調發展能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

②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恩格爾系數提高

③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④收入差異逐漸消除，小康社會全面實現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4.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將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提出“大力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積極影響有(

)

①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②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③增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

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產業層次、推動傳統產業升級

A.③④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5.目前我國正在經歷發達國家二三十年前的階段，即由于城市化過程發展和城市布局不合理而導致的區域性霧霾高發期。霧霾天氣嚴重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為治理霧霾，人們各抒己見。有人主張借鑒西方治理霧霾的歷史經驗，但有專家指出，發達國家解決污染問題，除了積極治理之外，另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污染產業的對外轉移。這給我們的啟示是(

)

①積極“走出去”，把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

②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

③國家要加強宏觀調控，引導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④企業要注重社會效益，自覺承擔社會責任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6.繼“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新跨越”之后，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區域發展規劃，并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國政府的這一做法有利于(

)

①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②區域經濟一體化，逐步消除城鄉差別

③區域經濟同步發展，實現社會公平

④區域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競爭力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7.產業集群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以相關產品集中生產、專業化協作配套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企業大量集聚現象。經過長期的建設和培育，我國某地區已初步形成了工程機械、汽車及零部件、電子信息、家用電器、中成藥及生物醫藥、新材料六大產業集群。這一舉措有利于(

)

①鞏固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②推進該地區城鄉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③推進該地區工業可持續發展

④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8.現代服務業具有智力型、技術型、知識產權化和高附加值的特征。據統計。服務業每萬元增加值的用電量、占有資本分別約為工業的15%和60%。這表明(

)

①現代服務業成為了具有競爭力的支柱產業

②發展現代服務業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③發展現代服務業有利于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④發展現代服務業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9.雖然京廣高鐵開通的時間正好是傳統淡季，但如果在暑假、“十一”、春節等出游旺季，京廣高鐵的開通對旅游的利益拉動絕對是“不容小覷”的。如何抓住商機，促進京廣高鐵沿線旅游業的發展，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

①發展特色旅游，提高旅游價格，形成競爭優勢

②旅游管理部門要為旅行社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樹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③推動本地旅游產業由“門票經濟”向“綜合經濟”的轉型發展

④轉變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方式，創設良好的旅游環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10.對以下圖表的正確解讀是(

)

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出現下降趨勢

②我國經濟增長乏力，國家應出臺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

③控制經濟增長速度有利于實現科學發展

④我國產業結構日趨優化，調整已見成效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1.之后，我國提出了“美麗中國”的概念，國家環保部隨后公布了《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為“美麗中國”的實現保駕護航，同時，從2013年1月1日起，要求所有生產、進口、銷售和注冊登記的氣體燃料點燃式發動機與汽車必須符合“國五”標準的要求，相關企業應及時調整生產、進口和銷售計劃。這表明(

)

①市場調節不利于環境保護

②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手段加強環境保護

③污染防治必須通過政府的強制措施才能實現

④政府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A.①② B.①④

C.②④　 D.③④

12.推進城鎮化是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截至2013年，我國的城鎮化率達到53%。結合下圖可以看出，城鎮化(

)

①是推動科技進步和優化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

②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③是增加就業和促進消費的根本途徑

④拉動經濟增長，其比率越高越好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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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篇（10）

作為世界著名的指導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政治經濟學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環境日趨復雜，過去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夠完全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與完善。

一、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要創新

1.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世界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學科，因此其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創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該時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社會的主要矛盾沖突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確立階段，該制度在創造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同時，又在促進社會階層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運行體制與內在本質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弊端，科學地預見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取代該制度。政治經濟學為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思想指導，并且與其他思想、學說一起構成了系統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被打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歷多次經濟危機后，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2.政治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能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創新，關系到的長久生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開展。對于任何理論學說來說，只有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與完善，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才能夠不被其他學說、理論所取代。科學的理論學說之說以能夠被當今社會奉為經典，究其原因還是其能夠不斷適應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要求，并且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發展與更新，以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成熟的理論出自于實踐，只有立足實際，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理論學說，才能夠真正指導實踐。

二、現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思路與方向

1.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經濟制度以及發展歷程，只有真正將這些“獨特”的東西搞清楚，才能夠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在這一宏偉歷史藍圖的背景下，只有積極投身于這項偉大的社會主義視野建設，并且積極從中汲取營養元素，才能夠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學指導理論與指導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過分遵從教條主義，而是在堅持將思想基本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聯系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同時，積極思考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與分析問題，將基本思想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當做絕對的“金科玉律”。針對我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環境下，積極思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立場，客觀真實進行總結歸納，將中國已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與思想結合起來，立足于實際，不斷進行政治經濟學創新。在創新中要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實實分析基本思想、理論內涵，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于這一理論學說進行創新。

2.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為當前全球研究的熱點，并且始終保持高度的先進性，究其原因還是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文明成果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創立出來的，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學等文明成果，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遠超過中國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鑒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理論，這對于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將資本主義當做人類發展的最理想社會制度，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參考文獻：

[1]馬艷,李韻.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J].學術月刊,2011,7.

篇（11）

技術創新理論是在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來的，在這過程中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二者互為因果，所以相對于生產關系來講，生產力的發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中也發現，一旦生產方式發生變革，則會推動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和利用，同時也要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改革，與之相適應。而生產方式的變革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是技術的創新，是一種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應用和生產。

技術創新是當前我國在經濟建設工作中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其可以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提升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同時還能有效提高企業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快快速發展下，可持續發展戰略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就導致技術創新的理論視角開始側重于科學技術和應用，更注重技術創新和生態保護的相互關系。而且在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中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人的發展同時納入其中，利用生態化的技術確保了技術創新商業價值的實現，使新的技術創新觀念和理論得以實現。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步伐下，知識也在全球化得以進一步拓展，知識的全球化對技術創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個企業、組織或是國家其所掌握的技術及資源都是有限的，單獨以其自身的能力去發展會受到較大的制約，無法滿足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要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合作的模式來進行發展，創新方式以技術及資源的聯盟及合作體現出來，技術創新的理論研究重點也開始有所變化，已不僅僅對資源優化配置進行創新研究，開始向資源的合作及優勢互補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企業在合作中受益，擁了進行科技創新的技術和人才，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也獲取到了新的知識。企業之間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和社會關系，有效的加快了技術創新的步伐。

二、在與西方經濟學比較中進行創新

政治經濟學要實現創新，則需要從傳統的思維中走出來，充分的吸收其他經濟理論先進的思想和精髓部分，從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發展。傳統的政治經濟更應走出自我封閉的體系，但不能偏離的指導，從而積極的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精化的部分，經彌補自身的不足，實現優勢互補。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的理解過于絕對化，將其看成是絕對的真理，認為其他的東西都是錯誤的，這種思維過于片面，政治經濟學要想發展和創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合理的理論，并為自己所用。傳統的政治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相比，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定位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政治學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則研究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從這其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更注重在一定社會制度基礎上，通過提高生產率及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增加社會財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資源相對或絕對短缺的情況下，經濟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來實現，這樣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財富，確保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加快了社會政治學的發展。而政治學也研究市場經濟，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是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關系。

在社會發展的人類進步過程中，生產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創造社會財富，而且作為原動力，有效的加快了社會發展的步伐。在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實質上就是生產力的合理配置。而在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更注重將合理的對先進生產力進行運用，從而加快社會經濟建設的步伐，這與西方經濟學中相關的理論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將西方經濟學與當前政治經濟學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提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理論。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不僅需要更發了的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堅持，同時還要對一切文明成果進行正確的吸收和借鑒，這樣才能使之更好的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服務。

三、結束語

追溯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這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在無數經濟學在對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研究過程中提出了經濟學的理論，并不斷的對其進行完善，從而使其得以不斷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具有較深的底蘊，是一座知識倉庫，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不斷的深入去發掘，這樣才能有效的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