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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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由于“經濟管理關系論”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因此，什么是經濟管理關系或者說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是什么？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問題。在1992年以后，經濟法學界逐漸從爭執不休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從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經濟管理關系，把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理解為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關系。但是，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管理關系是否都屬于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呢？對此，經濟法學界分歧較大：有的認為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皆屬于經濟法調整的范圍（注：謝次昌：《論經濟法的對象、地位及學科建設》，《中國法學》1990年第6期。）， 有的認為籠統地講經濟法調整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是不妥的，因為經濟管理關系中還包含有行政管理關系，而行政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經濟法只應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注：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 但哪部分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經濟法學界意見又不一致：有的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以公有財產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縱向經濟關系（注：尹中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初探》，《法學研究》1993年第6期。）， 有的則根據國家經濟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國家的經濟管理劃分為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認為在直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以權力從屬為特征的行政關系，這部分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而在間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則是一種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關系，這部分經濟管理包括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管理經濟關系兩個方面，它們才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注：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還有的學者認為， 經濟法調整的僅僅是間接宏觀調控性經濟關系（注：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 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主張或贊同“經濟管理關系論”，但學者們對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的理解和認識并不一致。

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雖然將經濟法與民商法區分開來，但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行政管理關系發生了碰撞，所以，經濟法學界在詮釋這一基礎理論的同時一直致力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討論，力圖將經濟法從行政法中分離出來。

（一）在經濟法學界，學者們大多從以下諸方面闡述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1.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不同

從調整對象的角度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方面。但由于學者們對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性質及其范圍缺少統一認識，因而，在討論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到底有哪些本質的不同和區別時其觀點亦各不相同。從總體上說，凡主張經濟法應調整所有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多依據管理內容有無經濟性而將國家的管理關系分為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和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認為行政法調整的是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則是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從而依據調整對象是否具有經濟內容而將經濟法與行政法區分開來（注：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 凡主張經濟法只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則多從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包括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不同法律屬性方面去分析兩者的不同和區別，他們從傳統的行政管理理念出發，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在經濟管理領域，如果經濟管理關系是依據行政命令而發生的，是一種直接的管理關系的話，那么，這種管理關系就是一種僅具經濟外殼的行政關系，它應由行政法去調整；相反，如果經濟管理關系的發生根據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間接的調節手段，那么，這種宏觀的、間接的、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因為這種經濟管理關系與一般的行政管理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

2.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認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調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對象，而經濟法則主要采用間接的調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 行政法主要采取單一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行政手段，而經濟法的調整手段主要體現為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體現為財政、稅收、金融、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的運用，經濟法發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注：李中圣：《關于經濟法調整的研究》，《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 《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 從而以經濟管理的方式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作為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標準之一。

3.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法律性質不同

在經濟法學界，有學者引證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觀念而將我國的行政法定性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認為行政法并不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性內容，它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程序性內容，并以行政程序監督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而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需是控權法，經濟法最關注的是用以干預經濟的調控政策、競爭政策是否得當，并認為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 這種觀點將經濟法視為一種實體法、授權法。

此外，還有學者從行政法與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行政法與經濟法產生的不同歷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不同：認為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國家利益，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在“法治國”、“依法行政”的理念下產生的，是政治法，而經濟法則是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產物，它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競爭向壟斷過渡的階段，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結果；在我國，行政法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計劃經濟的法律代名詞，它無法承擔起管理市場經濟的任務，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只能依賴經濟法，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等等。

（二）經濟法學界在討論經濟法以及其與行政法的區別時以下問題值得一提

1.在關系到經濟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共識

具體表現在：（1）在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方面，如前所述， 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贊成“經濟管理關系論”，但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質特征以及它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有哪些實質性的不同和差異至今未能解釋清楚，至于不贊成僅以經濟管理關系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觀點就更多、更雜。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到底是什么，這實際上是經濟法學界討論至今仍未能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2）在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上， 盡管多數學者將經濟法的本質特征定性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但是，國家干預經濟（經濟管理）的方式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表現形式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國家之手有三種基本動作即強制、參與和促導（注：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頁。），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非法律手段（包括價格、稅收、工資等和行政手段如國有化和計劃），一種是法律手段（注：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 梁慧星等： 《經濟法的理論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 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 還有的認為國家干預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彈性的經濟手段（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經濟法的體系結構方面，對經濟法調整對象及調整方式的不同認識導致經濟法體系構架上的分歧與混亂：有的認為經濟法應由市場障礙排除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國家宏觀調控法及涉外經濟法所構成（注：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目錄第1—5頁。），有的認為經濟法主要包括市場管理法和宏觀經濟管理法兩方面（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 還有的認為經濟法僅是指宏觀調控法（注：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論研究中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及研究方式上的牽強附會

具體表現在：（1 ）不少學者一方面堅持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宏觀的、間接的經濟管理關系，財政、金融、稅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調控措施和經濟手段才是經濟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本質區別，另一方面又將市場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體系范圍，并將競爭法視為經濟法的龍頭與核心，而在市場管理法中，無論是競爭法、價格法還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經濟行政管理機關以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這些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無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為特征的行政手段。（2 ）由于經濟法學界一再試圖將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去研究，因而，在實際研究中唯恐觸及行政法的內容，為了以示與行政法的區別而不得不在具體的研究中標新立意。譬如在闡述經濟管理法律關系時，為了以示與行政法律關系的區別而將行使經濟行政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主體稱之為經濟法主體，將行政主體在經濟行政管理中的職權與職責稱之為經濟法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注：張守文等：《市場經濟與新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33—139頁。），將行政主體在經濟管理活動中對經濟主體及個人實施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稱之為經濟法律責任，將經濟組織與個人不服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引起的訴訟稱為經濟訴訟，甚至建議制定統一的《經濟責任法》和獨立的《經濟訴訟法》（注：杜飛進：《論經濟責任》，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頁。）。

3.對行政法特別是我國行政法的本質特征存在著重大的認識上的誤解

具體表現在：（1）關于行政管理關系本質特征的誤解。 不少學者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單一的、機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社會關系，并得出結論認為這種社會關系只適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而不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間接管理關系需要由經濟法去規范和調整。（2）關于行政法手段的誤解。與對行政管理關系的誤解相聯結，不少學者將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將行政手段簡單地理解為行政命令，同時將經濟手段等同于經濟法手段，是經濟法作用的體現，并以示與行政法相區別。（3）關于行政法價值目標的誤解。 有學者將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利益，認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國家利益的需求，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4）關于行政法本質特征的誤解。 有的學者置我國行政法上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稅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設管理、資源環境保護、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實體法、管理法于不顧，而片面地依據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將我國的行政法定義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從而將作為我國行政法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將作為行政實體法一部分的經濟行政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范疇。

二、經濟（行政）法的實質及其法律屬性

如果將經濟法定性為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那么這種意義上的經濟法實際上就是經濟行政法，對此學界早有論及（注：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頁。）。但關于經濟行政法的性質及其法律屬性經濟法學界與行政法學界在認識上存有較大分歧：經濟法學界認為，經濟行政法是與行政法相并列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法僅是經濟行政法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滲透因素（注：王保樹：《關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思考》，《法學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學界看來， 經濟行政法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僅僅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它與行政法之間是總則與分則、基本行政法與部門行政法的關系，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注：王克穩：《經濟行政法論》，《法律科學》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學領域，經濟行政法之為行政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認識：

（一）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

亦如經濟法學界所述，現代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干預與調控，我國也不例外，同時，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管理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將經濟法歸結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但國家如何去干預、管理經濟活動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方式？經濟法學界的概括模棱兩可，讓人難以捉摸。而從行政法的角度看，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權力的干預，即通過國家行政權的運用和行使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而國家在運用行政權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方面，其手段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預，也可以是間接的調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強制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稅收、利率、信貸等經濟杠桿為主的經濟手段，選擇怎樣的干預和管理手段是由經濟活動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注：在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各國和地區干預和處理這一危機的手段即不盡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亞政府直接下令關閉了16家信譽不好的銀行，而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則采取提高銀行貸款利率、增加投機交易成本的方式打擊金融投機商的交易活動，上述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調節手段，但他們的本質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國家的非權力干預，即國家以非強制的手段在取得有關經濟組織和個人同意或協助的基礎上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這種非強制的手段通常稱之為行政指導，主要有勸告、通告、建議、警告、注意、指導等形式。由于這種非權力的干預以取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為前提，它不直接導致相對人法律上權利義務關系的取得、變更或消滅，相對人不服從這種干預和指導，亦不會導致法律責任的產生，因此，在行政法上，這種行政指導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實行為，所以，它屬于國家干預經濟的非法律手段。由于這種手段的非法律屬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行政法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即必須將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納入法制的軌道。因此，嚴格意義上說，經濟行政法是規范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的法律。在經濟法學界，不少學者也注意到經濟管理關系必須借助國家公權力（行政權）調整，經濟行政法實際上是通過國家權力來完成民法所無力解決的市場主體的規制問題，正因為如此，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屬于公法。（注：劉大洪等：《現代經濟法的反思與重構》，《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 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 ）但經濟法學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們沒有能夠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規范公權力（行政權）的法律的本質屬性。

篇（2）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期刊業逐漸走上了“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道路。國家對媒體的控制有所減弱，大部分期刊沒有了財政撥款，迫使期刊走向市場，依靠廣告、發行和投資等多種手段生存。在此背景下，出現了婦聯創辦女性期刊的一次。1983年，廣東省婦聯主辦的《家庭》問世，成為國內第一家以戀愛、婚姻、家庭為報道和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月刊。湖北省婦聯的《知音》雜志誕生于1985年，以“人情美、人性美”為宗旨，取得了很高的市場占有率，創刊第一期的月發行量就達到了40萬，當年突破了100萬。這一時期，全國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婦聯都創辦了自己的期刊。婦聯刊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讀者生活水平的提升，女性時尚雜志開始出現。1988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譯文出版社與法國樺謝菲力柏契集團合作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時尚雜志《世界時裝之苑ELLE》，主要介紹國外的時尚潮流和概念。1995年，中國旅游報與美國赫斯特出版集團旗下的Cos-mopolitan雜志合作創辦了《時尚Cosmopolitan》，提出“國際視野、本土意識”的口號，注意引導和培養本土時尚意識。《瑞麗》在1995年引進日本《主婦之友》社版權，出版了《瑞麗服飾美容》《瑞麗伊人風尚》《瑞麗時尚先鋒》等一系列期刊。其后，《嘉人MarieClaire》《世界都市ILook》《虹MadameFigaro》《昕薇Vivi》等一批時尚雜志紛紛崛起。時尚雜志以內容新奇時尚、印刷精美、重視閱讀體驗的特點獲得了女性讀者的青睞。

為了應對市場競爭，2000年以來，婦聯雜志出現了向時尚雜志看齊的趨勢。實力雄厚的雜志社紛紛推出全彩銅版紙印刷以提供時尚資訊為主的雜志。中國婦女雜志社創辦了“大型豪華家政時尚月刊”《好主婦GOOD》;《知音》推出了“體現了中國小康人群的生活追求”的《好日子》;《現代家庭》雜志社與新加坡報業控股旗下的《HERWORLD》合作，推出了女性時尚刊物《你HERWORLD》;《婦女之友》雜志社與美國進行版權合作，創辦了時尚期刊《SEVENTEEN青春一族》等等。這些雜志以“時尚”為著眼點，其形式、辦刊宗旨、讀者定位、內容、價格等，均和時尚雜志越來越趨同。

二、女性期刊營銷模式的轉變

隨著女性期刊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期刊的營銷模式也發生了轉變。期刊的營銷是“二次銷售”———第一次銷售把期刊賣給讀者，形成讀者關注，再將這些關注二次銷售賣給廣告主。其中，以發行收入為主的屬于發行主導型模式，以廣告收入為主的屬于廣告主導型模式。傳統的婦聯期刊與時尚期刊的區別不僅在內容和形式上，它們最本質的不同在于營銷模式的區別。

傳統婦聯雜志的商業模式一般屬于發行主導型模式。雜志的價格較低，發行以郵局征訂為主，以量取勝。例如，2012年《知音》雜志月發行量就達到600余萬份，居全國各類雜志第二位。這種模式是由婦聯雜志的定位所決定的。由于婦聯雜志承擔著宣傳婦女工作的任務，必須面向盡可能多的婦女群體，價格不能過高。同時，吸引廣告商的也是婦聯雜志廣大的讀者覆蓋面。而這樣一來，卻無法吸引高檔消費品的廣告商。在婦聯雜志中最常見的廣告有婦科保健藥品、婦女用品、家用電器、養殖業信息等。由于廣告資源有限，不聯期刊將醫藥廣告當作主要的廣告收入。為了獲得可觀的廣告收益，即使有的廣告品質低劣甚至缺乏真實性，刊物也會刊登。隨著雜志制作成本的逐漸加大和發行量的下滑，許多婦聯期刊的發行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時尚雜志的商業模式為廣告主導型。它們不以發行量取勝，而是講求精確有效的發行覆蓋，在特定的讀者群中獲得足夠多的市場份額，從而提供準確的廣告服務。時尚雜志積極開辟報亭、書店、超市、地鐵、機場等發行渠道，還通過讀者聯誼會、讀者俱樂部等形式與讀者直接交流。這些發行渠道選擇的讀者群是真正的且是主要的時尚產品和信息的消費人群。通過嚴格的市場監控，以銷路確定發行量，保證雜志的利潤。同時，雜志社可以得到更多關于訂戶的數據，方便廣告商查詢。雜志針對的讀者群為有一定教育水平和經濟收入水平的都市女性，即所謂的“白領”階層。在市場上，這類雜志占據了書報亭的主要陣腳，廣告商爭相將資金投入這類媒體。

從2000年起，期刊廣告經營呈現出“爆發式”的發展，在雜志的商業模式中，也日益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收入以發行為主的雜志營業額日益萎縮，收入以廣告與發行混合的雜志日益成長。各種時尚期刊憑借定位和風格的差異化，以及讀者群的細分，贏得了年輕讀者，更吸引了大量高檔、時尚產品投放廣告。相較之下，那些缺乏個性優勢的傳統婦聯期刊出現了滑坡的趨勢。針對這種形勢，一些有實力的婦聯期刊社采用改為半月刊的方式來細分市場。1999年，《中國婦女》雜志由原來的月刊改為半月刊，將自身的品牌價值延展為《中國婦女(品牌本)》和《中國婦女/法律幫助(專刊)》兩種期刊樣式;《女報》分為“紀實版”和“都市言情版”;《女友》雜志推出了《女友花園版STYLE》《女友校園版CUTE》和《女友家園版LOVE》;《家庭》《知音》都改為半月刊。這類改版后的雜志如果成功的話，都會出現單期發行量下降，月發行量上升，同時廣告量增加的情況。

三、傳媒市場化對女性期刊內容的改造

期刊營銷模式的變化必然對期刊內容產生影響。期刊市場化之前，女性期刊是國家對婦女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每當政府有新的婦女政策出臺，婦聯雜志都是傳播、討論政策，并深化讀者理解的主要渠道。婦聯期刊重視言論工作，強調正面教育、典型教育，宣傳先進婦女人物，批判男尊女卑思想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婦聯期刊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經常對與婦女切身相關的問題開展調查、討論，邀請婦女工作者和研究者撰文專述，在引導社會輿論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出于政治宣傳的考慮，刊物往往回避社會陰暗面，對一些嚴重侵害婦女權益的現象不報或少報，如、拐賣婦女、溺嬰等。

期刊走向市場后，為了吸引讀者，女性期刊向“生活休閑”轉向，以“紀實類”報道為主，言論和宣傳的比重削弱，減少了對社會重大題材的報道和對婦女人生觀、價值觀的探討。這些刊物圍繞情感、婚戀、家庭話題，講述普通人的故事，滿足了當時文化產品短缺條件下公眾對文化消費饑渴的需求。但是，這種“滿足讀者需求”的導向同時也迎合了在社會意識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權思想。體現在期刊內容中，就是對女性形象呈現的單向化和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再生產。

首先，報道以家庭、情感類為主，對婦女生活的展現局限在私領域內。根據陳陽對《中國婦女》《女友》等4本婦聯雜志進行的樣本分析，發現其中情感、家庭和關于女人的報道居于前3位，共占了70%的樣本。其次，報道情節偏好把婦女描述為受害人的形象。婦聯雜志最常見的紀實故事是婦女被玩弄、殘害等題材的報道。有研究者將婦聯雜志中的女性形象分為無我型女性、自我型女性和家庭型女性。其中，無我型女性沒有自我意識，依附于男性;自我型女性或者追求享受、專橫霸道，或者為工作犧牲家庭，兩者的結果都是婚戀失敗，被男性拋棄;只有家庭型女性可以較好地處理家庭和事業的關系，獲得家庭生活的成功。可見，家庭成功與否仍然是評價女性是否成功的標準。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場化以后的婦聯期刊中，女性是作為“家庭中的女性”，而不是作為“個體的女性”存在著。這些故事強化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并貶損了婦女形象，表明女性期刊并不因主辦者是婦聯就自然會傳遞其主辦者的意識形態，而是根據市場的反應，為了迎合在社會意識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權思想來塑造女性的形象。時尚期刊對廣告收入的依賴，則決定了其內容的另一種呈現。時尚期刊不以情節類故事見長，但是為了避免單調，也刊登一些名人專訪和情感類故事。由于時尚雜志的目標讀者主要是年輕、高收入的都市女性，雜志選取的人物以女明星、事業女性和一些特立獨行的女性為主。與傳統婦聯期刊的“悲慘世界”不同，時尚期刊打造的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這些美麗、獨立、個性鮮明的女性告別了“受害人”和“賢妻良母”的刻板印象，肯定女性的價值和自我意識，鼓勵女性自我實現，用輕松的方式向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觀提出挑戰，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但是，時尚雜志對女性的呈現是一把雙刃劍。首先，時尚雜志的一切文字和圖片都是圍繞著“美麗”這個中心的。不管是介紹女明星、事業女性還是個性女性，一定會搭配她們充滿女性魅力的圖片。這些圖片傳遞的是化妝、服飾、瘦身、健美的種種信息，其終點都是打造美麗的身體。這同樣是男權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即女性是美的載體，是被看的對象。在這種意義上，時尚雜志強化了女性被物化、被看的地位。其次，時尚雜志毫不掩飾地傳達著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時尚雜志的內容主要是提供休閑娛樂資訊，以圖片為主。圖片與文字的比例通常為7:3或6:4。大量色彩鮮艷的圖片，給讀者造成直觀的視覺沖擊，使其跳過了閱讀文字時必要的理解和反思過程。在攝影、化妝、印刷技術的支撐下，時尚雜志通過營造一種唯美、浪漫、時尚的幻覺，煽動女性的購買需求和欲望。“鉆石比男人靠得住”是很多女性期刊表達的主題。它們在這種看似女權主義論調的掩護下，宣揚幸福與商品有著直接關系。這些雜志著重培養的是女性的消費人格，鼓吹女性通過消費獲得幸福和自我實現。時尚期刊對女性個體的關懷總是與女性的消費緊密聯系在一起，它所致力于塑造的是以個體為本位，以消費為自我實現形式的消費女郎的理想形象。

四、結語

篇（3）

高中思想政治課最大的問題在于課程抽象的、理論性的知識多，學生學習過程中感到枯燥乏味，沒有興趣可言。因此，教師需要在教學中創設一個良好的教學情境，刺激學生的感官，引起想象，進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實現由“生動的直觀思維到抽象思維”的飛躍，然后再用理性認識去分析社會想象，指導社會生活。環境對學生的學習有著重要的影響，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和環境有利于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給學生創設特定情境，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可以幫助學生認知課本內容和知識要點，拓寬知識領域，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創設參與情境，提高自主教學的魅力

1.營造民主情境――使學生有參與的機會。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調整師生之間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使課堂教學活動在民主、平等、和諧、寬容的環境中展開。教師要善于利用親切的眼神、和藹的態度、真誠的微笑來縮短師生心靈間的距離；教師要以平等的身份和真實的情感去理解學生、信任學生、尊重學生、愛護學生，提倡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發現問題與學生平等協商，師生之間通過開誠布公的對話來相互溝通；學生有新的觀點和不同見解時，教師應虛心容納和接受。在這種情與情相融、心與心相碰、教與學相長、學與學互促的情境中，學生的主體意識才會有形成的土壤。

2.創建樂學情境――使W生有參與的心情。

學習需要動力，也需要激情，有了激情和動力就能產生強烈的學習、探索愿望，而激情來自學習的興趣。

3.創設懸念情境――使學生產生急于參與的心理。

利用懸念，激人好奇，催人思索，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設置懸念，可以在學生的心理上形成一種強烈的懸念，使學生產生期盼、渴求的心理狀態，由此激發學生的參與欲望，引導學生積極而主動地思考和探索。

4.設置空白情境――使學生有參與的時間與空間。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常常忽略創設空白情境的環節，教學環節設置得過于緊湊，幾乎不給學生留下思考問題、討論問題的時間，這就使學生失去參與的時間和空間。課堂教學有張有弛，適當創設空白情境，在給學生思考、休息、調整的機會的同時，也給學生制造充分顯示主體作用的時機，強化了學生在探索過程中的參與程度，使學生較為自由和靈活地進行自我追求、自我想象、自我創新。

篇（4）

「關鍵詞行政法治理論

行政權力

政府干預

市場機制

西方國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也是多元的。時代的發展、行政法的演變需要我們以更廣博的視角來審視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我們在關注其哲學基礎、法理學基礎的同時，亦不能忽視經濟學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行政法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經驗表明，盡管“市場失靈”和對公平的關注提供了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基礎，并由此誕生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和福利經濟學，但市場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等同樣導致“政府失靈”，而試圖以政府替代市場的做法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市場失靈置換了市場萬能的觀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國家的神話。可見，沒有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促使我們再次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場邏輯的前提下建設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為全世界重新關注的焦點。本文擬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釋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洞察其歷史脈絡及深層次的發展規律，并窺探其發展趨勢。這對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紀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自由主義與警察行政法觀

17～19世紀是資產階級奪取并鞏固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尚未擺脫封建統治陰影的籠罩，深感喪失自由和財產的恐懼。因而，他們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論證并且實現經濟自由，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這使得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各國無不圍繞“行政權力”構建本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稱的法國，19世紀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論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權力說”為主流。按照“公共權力說”，行政行為被區分“權力行為”和“管理行為”，前者是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的授權下執行國家意志的一種行為，受行政法約束，并接受行政審判權的監督；而后者則是行政機關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組織者而為的一種行為，屬于私法范疇，接受司法審判權的監督。通過這種區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務被確定為劃分公共權力與私人失誤之間的界限，并對超過這一界限的“越權行為”予以制裁。這樣，行政權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國防、外交、警察和稅收等以“權力行政”為特征的狹小范圍。“公共權力說”確立后，影響到整個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理論。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行政法治理論稱為“警察行政法觀”。

這種行政法治理論不僅是當時生產關系狀況的反映，而且也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相一致。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將整個經濟系統分為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國際貿易、政府預算、居民收支等緊密相聯的組成部分。“看不見的手”并不是簡單地調節其中某一個市場，使其實現供求平衡，而是通過價格信號同時對整個系統發生作用。任何一個外來沖擊，如某種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變化，某項政府政策的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系統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話，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來的沖擊破壞了初始的均衡狀態，那么，“看不見的手”將通過價格調整，使其轉向另一個均衡。

新古典學派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很可能會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給經濟系統帶來扭曲，從而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有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預了。但是，新古典學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把政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即政府應當保證發展生產、公平貿易和積累財富的外部環境，并且向社會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擔當起社會“守夜人”，行政職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國家的安定、社會安寧，維護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

二、國家干預主義與福利行政法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斷發展壯大的資本主義創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會都要豐富的物質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由自由競爭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爆發。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社會關系更趨復雜，社會形勢的變化更趨迅速，但個人的生存能力卻受到社會的嚴重制約，就業、教育、衛生、交通以及環境等都已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釋經濟危機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挑戰。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L.Walras）的均衡理論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下，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K.G.Myrdal）和林達爾（E.R.Lindahl）提出了動態均衡理論，以德國經濟學家施穆勒（G.V.Schmoller）為代表的新歷史學派和以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T.B.Veblen）為代表的制度學派也相繼產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上述理論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它們主張政府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強調政府在調節和管理經濟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們宣揚階段利益調和，迎和了資產階級加強統治的需要，因而對當時西方各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②于是，在西方國家，行政權的作用范圍開始拓展。政府在實施有限的間接調控的同時，也開始少量地直接投資，從事教育、衛生、交通以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典型的“權力”特征已經很微弱。但這些活動又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為，因而不受民法規則支配而適用行政法規則。在這種形勢下，法國行政法上傳統的“公共權力說”開始動搖，以狄驥（L.Duguit）為代表的波爾多學派提出了“公務說”。“公務說”認為，“行政法是公共服務的法”，行政行為也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個別性行為。”③按照這一標準，行政主體直接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活動都是公務行為；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服務與合作的信任關系；政府的服務是一種通過執行法律為公眾提供的服務即公務，因而服務與合作關系就是一種公務關系；公務構成了行政法的基礎，行政法將隨著公務的需要而變化。“公務說”產生后，對大陸法系國家以及一些其他國家的行政法都產生了影響。從此，發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發展史上的偉大變革。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帶來了致命的沖擊。這次經濟危機的時間之長、程度之深都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按照傳統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無論經濟繁榮或衰退，政府都不應當積極干預經濟活動，“看不見的手”會自動把經濟導向穩定狀態。可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面對嚴峻的挑戰，政府顯得軟弱無力。資產階級理論家們認識到，對這種社會形勢，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能夠應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時代呼喚出來一個全新的經濟理論———政府干預主義。凱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凱恩斯認為，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關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經濟行為的外部效應以及交通運輸約束等情況的存在，使得市場機制失靈（marketfailure）。凱恩斯認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來解釋這一命題，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必然會產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總需求，就會產生相應數量的總供給。既然“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那么就應當讓政府擔當起調節供求關系的責任。據此，凱恩斯認為應當放棄主張自由放任、無為而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國家應當積極地干預經濟，擴大政府職能，刺激投資和消費。同時，他認為政府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以維持國民收入的應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筆凈投資，還可以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使國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凈投資額有成倍的增長。因此，凱恩斯“希望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④總之，政府的責任就在于運用各種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保證資源優化配置，撫平經濟周期波動的創傷，促進經濟發展。只有政府為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來，這一理論發展為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經濟學”。于是，行政權力開始大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資本主義由一般壟斷階段過渡到國家壟斷階段以及各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行政權也日益膨脹，行政立法大規模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行政權的作用已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以促進公共福利為目的行政服務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面對新形勢，“福利國家論”應運而生。盡管隨著“福利國家”等現象的出現，“公務說”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現了行政法理論基礎多元論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論中服務與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變，即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給相對人以“生存照顧”是行政主體的職責；享受服務、得到“福利”是相對人的權利。在這一時期，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主體范圍不斷拓展。同時，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關系以及因行政事實行為引起的關系也都被納入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范圍。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甚至開始將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觸角伸向了傳統的民法領域。總之，這一時期行政法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斷地縮小市場機制作用的領域，擴大行政權力作用的范圍，才能為相對人提供更為廣泛的服務，公共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行政法觀”。

三、政府干預主義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重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風光了幾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預主義的西方各個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并沒有遭遇到較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經濟卻遇到了麻煩———“滯脹”現象，即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并存。盡管各國政府按照凱恩斯的主張采取了各種藥方，但是經濟衰退仍越來越嚴重。對此，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以解釋，又不能提出有效對策。特別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更是動搖了政府干預主義的基礎。于是，主張經濟自由、減少政府干預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者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西方各國也相繼放棄政府干預主義，而選擇經濟自由主義為制定政策的指導原則。到80年代末期，過度的放任自由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又一次出現衰退，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得勢。

看起來，似乎新古典學派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與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干預主義在經濟學舞臺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無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都在不斷地汲取對方的長處，修正自己的觀點。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學說稱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或“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1985年以后又改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又如，克林頓政府強調政府干預，不過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強調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強調需求方面，又強調供給方面的兩手政策。克林頓也認為，自己的經濟政策既不是新經濟自由主義，也不是政府干預主義，而是一條結合兩者長處的新道路。⑤總之，兩大學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觀經濟學正在加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探尋政府權力作用的最佳范圍，整個資本主義也“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保持公私兩個方面主動性和控制權的混合經濟。”⑥面對宏觀經濟理論各派林立，爭論不休，國家政策頻繁變動的新情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行政權作用范圍的有限縮小。學者們認為，在現代社會，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體”：“公共產品”除了可由行政主體提供外，還可以由其他公共體———社會自治組織提供。這是因為，非政府的社會公共體行使公共權力，可以避免或減少行政國家異化的許多弊端，如腐敗、低效率、濫用權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貼近公眾，公眾可更直接地參與其運作和更直接對之進行監督。除此之外，學者們也認為，過分強調為公眾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顧”會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退化；行政權的過度延伸不僅不會使公共利益進一步擴大，而且還會對其產生抵銷作用；應該重新重視市場機制激勵作用，“只有在個人無力獲得幸福時，才由國家提供服務。”⑦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對行政權重新估價，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政府也將一些政府壟斷項目轉到市場競爭領域，或者引入市場機制到公共領域適用。于是，國家行政、社會公共行政的結合和對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構成了維護、分配和發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結構。⑧第二，行政強制的弱化。西方學者認為，行政行為既然是一種服務，在相對人能自覺合作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夠實現的情況下，也可以不運用強制性的行政行為，而運用一些非正式、非強制的行政行為來服務。并且，傳統上以“公權”和“強制”為特征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為：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形式或者原來在行政法領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規劃、行政給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經或者將在行政中發揮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規劃在法國，行政指導在日本以及行政給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這些行政行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又體現了相對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權力的因素，又有市場自由的精神。它們所具有的應急性、簡便性、溫和性和實效性等特點，也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篇（5）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篇（6）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篇（7）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1-0020-02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展起來的一門國際關系分支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探討的是財富和貧困問題，以及誰能從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體系中得到什么的問題。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集大成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對國際政治學和經濟學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與此同時又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解釋為“研究全球經濟及技術之間相互依賴的發展同國家所構成的國際政治體系的持續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總之，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將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聯系起來，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研究國際關系的學科。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流派

在國際政治經濟化和世界經濟政治化的發展趨勢下，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與政治學相互聯系起來已經成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標就是研究國家、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在國際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國家和市場在國際領域的相互影響。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理論流派即重商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在將經濟學和政治學聯系起來分析國際問題時，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一）重商主義

1.重商主義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主張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重商主義認為經濟從屬于政治。強調單一民族國家的利益，國際利益決定經濟活動。由于深受政治現實主義傳統的影響，重商主義者將國際經濟看作是一種零和游戲。沖突是必然的即爭奪經濟資源是國際體系的內在性質，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

2.重商主義的發展經歷了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兩個階段

早期重商主義產生于15～16世紀，被稱為古典重商主義。他們吸收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必然是殘酷的‘自然狀態’。因此，必須借用公共權威將個人利益轉換為普遍的社會利益”。古典重商主義主張政府應該控制國家的經濟，以便損害和削弱對手的實力，增強本國的實力。

晚期重商主義盛行于19世紀，這一時期的重商主義強調從國家安全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的必要性。將政治經濟力量看作是一種保護國家生存的方式，外國競爭會對國內市場構成威脅。在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國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義的差別反映了商業資本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義促進了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長與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重商主義的政策、理論在歷史上曾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產生方式的建立與發展。

總之，正如羅伯特?吉爾平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概括的：重商主義的優點首先在于它將國家視為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和經濟發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關注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組織與處理國際經濟關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認識到市場必須運行到一個充滿社會和國家競爭的世界體系中。其弱點在于把國際經濟活動看作是一種不變的零和游戲，缺乏一種令人滿意的關于國內社會、國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論、強調保護主義。

（二）自由主義經濟

1.自由主義經濟的概述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自由主義經濟認為在經濟事務中的中心角色應當是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個人；人類的繁榮有賴于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由擴張，而且這種擴張不會僅僅局限于一個國家之內，它會超越國界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擴張。經濟自由主義之父―亞當?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預，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市場也會自然而然的擴張。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個人在追求其經濟利益時是理性的，當其把這種理性運用到市場之中時，所有的參與者都會獲益，因此通過市場運行的“經濟交換是一種正和游戲。市場將使個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國家間以及個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是一個互利性的合作領域”。

2.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亞當?斯密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他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闡述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反對任何形式對市場經濟的干預，保護私人產權，要求實行放任的自由經濟。同樣是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亞當?斯密認為市場規律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能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涵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實現和平的兩大基礎，因為在分工貿易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互惠共贏的，是一種正和的游戲；是相互依賴的，共存的關系。

第二階段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又可以稱為凱恩斯主義。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反對古典經濟學把生產放在第一位的傳統思想，認為消費是第一位的，一切生產最后的目的都是為了消費。凱恩斯認為靠市場自發調節很難恢復經濟，于是他一反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張政府要積極地干預經濟。他認為“市場經濟能夠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同時也具有潛在的風險、不確定性和無知”。在此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手段來規范市場經濟，實現市場經濟的有序性和穩定性。

3.自由主義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想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他們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更重視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自由主義理論是從經濟上闡述人是理性的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因此認為國家間通過加深經濟交往，會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能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這種協調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來加以促進，如當今世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在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者解決特定的國際沖突時，市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國際經濟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國家間的新型關系，因此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三）政治經濟學

1.政治經濟學概述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同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個不斷向外擴張的過程，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世界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會形成一種不平等的依賴關系，長期會形成世界范圍階級的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因此他們主張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經濟內容所決定的。

2.代表主張

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的起點是“世界體系”概念。世界體系以彼此相互依賴的某種政治結構和某種經濟結構為特征。他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劃分為一個具有核心區、區和半區的等級結構之上。核心區擁有先進且復雜的經濟活動，具有成規模的市場工業和復雜精細的農業，而且這里的經濟活動都掌控在資產階級手中；區處于等級結構的最底層，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產場地，工業基礎薄弱，并且一切經濟活動都掌控在來自核心區的資本家手中；半區在經濟上混合，擁有相對比較先進的工業技術，處于核心區和區的中間地帶。可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一種基本運作不平等的交換過程。經濟剩余從區轉移到核心區；利潤從區低工資、低利潤的生產者手中轉移到核心區高收入、高利潤的生產者手中。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強國有能力要求弱國繼續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就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核心區對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剩余價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時，將經濟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論述給分析增添了色彩。

總之，的基本觀點是經濟是社會階級之間，尤其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剝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會經濟環境決定。經濟居于主導地位，政治處于支配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資本主義的擴張史以及這一過程所引發的階級之間與國家之間的斗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必然會導致國家之間和社會階級之間的新危機與新沖突。在者看來，國際政治經濟的歷史可以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史。

二、結語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近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對于解決當今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政治沖突，實現全球和平發展具有現實性的指導意義。通過對重商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進行的簡要論述，筆者認為三大理論的分野在于：在政治與經濟關系上誰是決定性的，分析的對象是國家、個人還是階級，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本質特征是什么。用下圖可以明確表示。

參考文獻：

[1]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M].楊宇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2]倪世軍.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3]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M].楊宇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篇（8）

從根本上就是對資本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的批判理論，有革命性與批判性。在生態學中，認為當前的社會生態危機，并不是因為純粹自然問題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1]是資本主義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集中表現。生態學中，不僅反對將環境問題認為是由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發展而造成的階段性的生態危機，它更是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是資本主義本質中存在的反生態、反人類特性導致的生態危機，并進而科學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的弊端。生態學還認為，若是人們不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僅僅依靠加快國家生態技術發展，不可能真正解決國家的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會導致生態破壞的惡性循環，不利于整個世界的生態環境安全。在生態學中，認為尊重生態規律和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是一個矛盾體，資本的擴張必然會導致經濟社會無限制的發展趨勢，然而自然的運作的本身承載力有限，故此對于當前世界中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各種矛盾才是問題源頭，單純對生態環境進行治理無異于舍本逐末，而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進行科學地批判將會對改善環境產生本質上的積極影響。

二、生態學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批判

資產階級政治通過暴力和掠奪創造階級，分離了生產者與他們的生產資料，甚至剝奪土地資源，使人們流離失所，強迫無辜的農民進入到資本主義工廠中進行生產工作，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的不僅是工業發展帶來的廢氣、廢料污染，大規模擴建工廠更是深層次地影響生態安全。生態學還認為，資本主義政治中的法律極其殘暴，資產階級往往借助國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無產者、開展生態掠奪，征服掠奪殖民地，開展對農業的剝奪，這些“合法”行為都是對世界生態環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踐踏。具體來講，生態學對于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以及資本主義者的生產方式都進行了相應的生態學批判。生態學批判資本主義，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在反生態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資本主義使破壞生態環境的首要源頭，具有無法推卸的職責，批判資本主義是造成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3]。

生態學中，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主要基于對財富的無休止追求，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無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資源，也不能從長遠的角度去看待生態可持續發展問題；生態學批判政治制度導致人們沒有特定居所，讓人們在歸屬感與生態基礎中分割開來，這樣也就淡化人們對土地的保護意識，淡化人們的生態穩定認識，使人們失去土地倫理觀念，從而加劇對周圍生態自然環境的破壞[4]。生態學，在其形成、生態學體系化、生態學發展的多個不同階段中，始終認為資本主義造成當今環境退化。生態學批判資本主義分割貧、富生態環境，毫無節制的開發經濟擴張能源，大量消耗生態環境。

三、生態學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

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生態運動的發展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嚴重，生態學被西方納入其視野之內，并形成了生態學。它可以將生態學知識和理論相互結合起來，產生生態學，既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想，又是可以剖析當今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尋求克服世界環境退化，解決世界生態危機的有效路徑。資本主義生產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必然不可調和的矛盾，‘歷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環境惡化以及破壞地球生態系統的根本[5]。生態學中，從資本邏輯本身出發，批判生態危機的本質根源，使生態問題與當代資本相互聯系起來，因資本主義在獲取利潤中，工人的工資上漲必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降低，那么在這樣環境下的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發展中，就會更需強化自身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只有通過對自然的不斷加深，以及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才可以確保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的利潤。生態學中，在批判政治經濟的同時，他也提出要想能夠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就必須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產，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確的消費觀念，將消費與幸福等同，讓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實現勞作得到這些東西。政治經濟中的“環境質量”，不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價格合適就購得的東西，而是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用“誘人的商品做最后裝飾”，以此來“增加對產品享受的手段”，賦予自然經濟價值，按照市場商品原則去構建社會，這是反自然的荒誕做法。

四、生態學在政治經濟發展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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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F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8631(2009)12-0056-02

科斯定理的形成,標志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誕生。過去數十年,無論是在法學還是在經濟學界,制度經濟學都大行其道。其中像科斯、諾斯、布坎南、貝克爾這樣杰出的制度經濟學學者相繼獲得諾貝爾獎,形成“諾貝爾境界”。法律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前者是用經濟學的方法來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創新及未來發展;而后者主張用制度――結構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著重從制度和結構方面分析社會的變化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制度經濟學與法經濟學的理論基石:科斯定理與霍布斯定理

(一)科斯定理的引出――深度剖析一經典的案例

莊稼的一邊是牧羊場,法律如規定,種菜人有權利不讓羊吃蔬菜,則牧羊人就會考慮,我是花錢買些柵欄防范羊的活動范圍呢?或是給對方一些賠償有利呢?二者完全可以協商,以求雙贏之局面。法律還有可能規定,牧羊人有權利放牧,則會出現種菜人主動來協商,建議提供部分資金幫其建立防范措施,或自己在田地周圍圍些柵欄,或者干脆出資將牧羊人的資產全部吞并。可以看出,不論法律在事先如何界定產權、責任,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雙方總能夠使資源得到最佳的配置,使資源能夠配置到對它評價最高的人手中,著名的斯密定理曾有描述:自愿交換對個人總是互利的。但在現實的世界里,交易的費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為零,一般包括私人之間談判、簽約、監督執行協議程中產生的相關費用。過高的交易費用將對私人交易形成較高的進入門檻,從而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將能夠節省私人交易費用并防止爭議進入訴訟,促成交易的形成。就這樣,科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將法律制度與資源配置的效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為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法律問題奠定了基石。科斯定理之完整表述:當交易費用為零時,不同的產權、責任界定將不會影響資源有效率配置的結果;反之,當交易費用不為零時,不同的產權、責任界定會導致出現不同的資源配置結果。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通過法律使資源配置到對該資源評價最高的人手里,該定理還說明了法律應以消除私人之間協議的障礙為目的,積極促成交易的形成。需說明的是,所謂行政主體對資源評價及效用,應做這樣的理解,即原先的行政行為能使公益得到更為有利正效益。我國現行司法體制、行政法和其他相關法律所確定的規則,盡管尚不完善,但應該說體現了公平的精神,基本符合進行博弈的平臺的要求。當事人可通過、應訴、法庭辯論、舉證、質證、認證過程進行博弈。在這個平臺上,理性的原告和被告既可以進行對抗,也可以進行合作和交易。

(二)政府產生的經濟分析及霍布斯定理的引出

讓我們假設一個只有人、土地、農業與軍事技術的世界。在這個假想的世界里,人們對其先占的土地要進行保護,每個個體都要支出大量的財富與精力用于保護他的土地。這樣對于整個系統來說是沒有效率的,他們倒不如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產權體系,操作與維持這個產權體系的成本將遠遠小于N個個體用于防御的成本。并把節省下的精力與財富用于改善農業的產出。通過稅收,承載這個產權法律體系的形式――國家就能夠得以運轉。

在無法律體系的自然狀態下,私人之間的談判與協商如果不能夠順利進行,其中的一個人會常常威脅用非常手段來達到其目的。但在一個法制社會,這些非常手段往往是違法的,法律防止了主體之間因協商不成而用非常手段帶來的慘重后果。霍布斯認為,即使談判中沒有嚴重的障礙,人們也極少有充分的理性能在合作剩余的分割問題上達成協議。除非有一個強有力的第三方迫使他們同意,否則他們天生的貪婪將引誘他們爭吵不休。這就形成了有名的霍布斯定理: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協議失敗后造成的損害達到最小。對行政法學界來說,其意義就是,積極建立完善的行政訴訟訴訟制度,以使行政主體與相對人協商交易失敗后造成的損失最小。

科斯定理與霍布斯定理在法經濟學的研究中具有廣泛的運用。它們促使我們把問題指向:建立什么樣的公法規則以助于行政主體與相對人談判從而促進資源的有效率的轉移。并在司法審查中設法使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損失最小。

二、行政法與制度經濟學的聯結點

根據科斯定理,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那么,如何理解行政法背景下的交易成本呢?我們要對一個完整的行政過程分為三個步驟:1、適法狀態下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進行的日常的互動溝通,目的只能是互通信息以促使行政效率及質量或是預防相對人的違法活動。2、發現違法活動,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予以糾正或給予懲罰。3、相對人不服行行政行為后的權利救濟,包括行政訴訟。筆者認為,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只能發生在第一個過程中,因為行政職權不得放棄與處分,如果違法行為已經發生,就不存在雙方之間的交易問題。第二、三步驟都是雙方因第一步驟所產生的成本太高而放棄使用后才發生的,只是解決了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雙方“交易”失敗后升級的問題。如果行政法制度得到了突破,采納學者提出的行政訴訟中的和解與調解,那么以上三個階段都將出現致使效率最大化的交易。筆者認為,行政權也應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即允許行政主體在一定范圍和權限中根據情況可以處分。一些國家刑事訴訟中的辯訴交易程序,似值得行政訴訟法學研究和借鑒。依照一定程序進行博弈,進行交易,基于合意,出現和解。只要不違法,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原告申請撤訴或放棄某項訴訟請求,法院就沒有理由不予以批準。近年來,我國30%左右的行政訴訟案件是以原告撤訴的方式結案的。盡管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相當多的案件事實上是通過原告和被告之間協商、調解結案的。與其允許當事人在法院的背后進行交易,還不如將這種交易置于法院的監督之下,并為其設置公平的規則和程序既然美國的刑法制度里還存有控辯交易,一國的行政法制度也可適當考慮一定的彈性,行政權的彈性范圍應以不損害公益與相對人的合法利益為原則。對自由裁量行政行為,包括行政過程中的計劃行政、財政預算行政、促進行政以及行政指導,其活動主要由政策調整,總體上要承擔政治責任和行政責任。受司法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主要是那些直接涉及公民權利和利益的行為,這些行為都可以進行進行協商處置。

現在可以得出評價行政法制度有效率的兩個標準:是否減少了行政主體與相對人在雙方違法前溝通交易的成本;當違法行為出現后,行政法制度是否減少了因處理違法行為及監督救濟而產生的成本以使雙方在適法狀態下協商失敗后的損失降為最小。這兩個標準分別是科斯定理與霍布斯定理在行政法領域的具體運用。可以自豪地說,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行政法的經濟分析將會成為一個更為嚴謹的體系,并能加速經濟學方法在行政法領域內的廣泛運用。

三、此問題的一個完美例證

最近,有關的新聞多了起來,人命案不斷。筆者認為,要從根本上處理好城管法者與小商小販之間關系,達到良好的執法效果,恐怕還要從違法前的階段的溝通協商做起。請看一則來自sohu網的消息:亂擺亂賣、噪音擾民、違章建筑、“牛皮癬”亂張貼,面對城市管理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支隊隊長王國如日前應邀做客《溝通無界限•行風大家談》欄目,與小販、網友和市民們進行面對面交流,直面市民的問責。在三個多小時的節目中,王國如不斷接受市民提問,尖銳的問題涉及、小販暴力抗法等方面,在廣州做了6年走鬼的湖南益陽籍人士秦先生更是在節目中現身說法,傾訴了一名小販的難處,與城管隊員進行了一次平等的對話。王國如表示:市政、工商、街道等有關部門經過溝通協調后,應該考慮給小商販劃定固定的區域擺賣,從而解決因亂擺亂賣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應媒體的邀請,行政主體與相對人坐到了一起,開始了科斯交易費用為零的溝通與協商并達成了一雙贏協議。做到了資源的最大化配置,達到了效率的目的。此時,無論城管法規有什么規定,雙方之間的協商與溝通總能夠達到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當然,這是在媒體的撮合下達到了交易費用或者說科斯費用的零成本。正常狀態下的交易成本不是為零。行政實體法、程序法、訴訟法的規定,應努力體現出誘導雙方進行良好的協商即科斯所說的交易的一種價值取向。行政主體應營造一種寬松的協商氛圍,努力做到對雙方的零交易費用。當這種交易破裂后,救濟程序也應努力做到使雙方所損失之和達到最小。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決定與判決也應考慮資源配置到對它評價最高的一方。

四,行政法視野下的科斯費用――交易成本之構成

一個對交易成本較為流行的公平義:“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成本、事后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協議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協議而發生的成本;它不同于生產成本,生產成本是原產料及生產力轉移到產品中的成本上。結合行政法的特征,交易成本主要有:

(一) 獲取有效相對人的信息成本

在行政處罰與強制行為中,相對人在違法前是不易識別的,只有識別出“高危人群”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

(二) 因相對人“畏官”而產生的退縮成本

中國國情下的相對人不愿,也不敢和行政主體平等地坐下進行所謂的零成本的科斯協商。行政主體必須長時間主動地來消除此種心理傾向。只要諸位聯想一下我們的小商小販見到城管執法部門后的情景就能夠得出城關執法人員在相對人心目中的形象了。

(三) 官員腐敗導致的相對人的心里防范成本

部分相對人總是以一種對立的思維考慮與行政主體的關系。不相信其發出的“協商要約”是為相對人所考慮。在向零交易成本方向努力的過程中,行政主體無疑是應扮演主要的角色,以消除相對人因長期的封建歷史而形成的“畏官”心理。由于法官與原被告之間信息不對稱而引起的信息成本,也要求法官在進行調解過程中的行為不同于審判,要盡可能地充當協商溝通的主導方。

參考文獻:

[1]錢弘道. 經濟分析法學. 法律出版社 2005年.

[2]錢弘道. 法律的經濟分析.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年.

[3]羅伯特. 考特 法和經濟學 張軍 譯. 三聯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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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1］。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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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歷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見，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統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研究轉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三是倫理維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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