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中國化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馬克思中國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作為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美學主要是指馬克思在其相關著述中，對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趨勢進行整體性批判與反思的學說。當代中國審美意識形態的主導與核心，是美學，其“中國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與包括中國哲學和美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創新過程。中國文化創新與發展的歷史表明，一種外來文化要真正化為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血脈，成為其內在組成部分，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場上，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相互涵化、吸收與創新的過程，這是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創新的必由之途，也是美學中國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這一不可規避的途徑，首先必須找到美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接樺之處。

一、美學的主要框架和線索

馬克思認為，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是一個隨著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的需求與價值，使這一活動的“內在尺度”在把握、整合與超越“任何一個種的尺度”的歷史過程中，愈來愈具有“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價值尺度，就是一個不斷地向“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為旨歸的“真正的自由王國”邁進的歷史過程;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人類社會的生產目的是一個不斷擺脫和超越傳統農業社會的神圣性，現代工業文明的交換價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縛，逐漸向人本身回歸和提升的自然歷史過程。其間有三個主要相關美學的論點:

(1)“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基礎上也不斷得到改造，“全部所謂世界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的誕生，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人的社會生產實踐活動是一個“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人不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生產實踐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將自身內在尺度運用到實踐對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的過程，亦即各種不同因素和諧共存的社會實踐過程，其間自然界的存在與發展和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是互為表里的互為前提的一個有機整體。這就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美學含義。

(2)美是一種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曾經對“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及其與“自由”的關系作過論述。他認為“自由王國”以“必然王國”為基礎，后者屬于人類的社會物質生產領域，“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而在“必然王國”的“彼岸”，“自由王國”則以“人類能力的發展”為“目的本身”，這是一個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目的的領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這一“類特性”在其中獲得淋漓盡致的體現。馬克思認為，作為一個整體的活動過程，人自身在社會實踐過程中，不僅在物質和生理層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論和思維層面反思自身的存在，“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圖。在馬克思看來，藝術和美學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又是人類用以直觀自身天性發展的一種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作為一種人類生存活動的方式，審美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鏈條中的一個個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覺的歷史環節，感受音樂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夠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的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同時，所謂的審美能力，是人類實踐過程的產物:“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對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在馬克思看來，美和藝術是人類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強調人與自身的生存環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的中國傳統美學

在《尚書·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當時人認為構成世界萬物的“始基”，且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稼墻。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墻作甘”，因而是五種與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關的基本元素。站在人類生產和生活需求層面上描述原初物質與人內在關聯的基本屬性，說明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人們理解其自身與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其視野集中在二者之間的和諧并存而非主客二分這一焦點之上。馬克思在《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中指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一開始只能是在滿足自身需要的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生存關系，人們首先在其頭腦中“銘記”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種抽象的“理論”屬性，而是對相對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夠“滿足需要”的屬性，“他們賦予物以有用的性質，好像這種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書·洪范》中的五種味覺，就是一種先于理論認識的關于事物能夠滿足生存需要的屬性的原初意識。其中關鍵在于，世界的屬性是一種在滿足自身需要過程中顯露出來的“有用性”，這種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論的分析，而在于味覺的品嘗。這是一種站在人與生存環境之間和諧統一立場上，以身度物地體味事物性質的哲學基本立場，是包括美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基本出發點。《國語·鄭語》記載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論“和”與“同”范疇:“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乃盡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種強調生命自身的生存意義在于多樣性要素之間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傳統生存智慧，在中國傳統美學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演化為一種人與自然在矛盾中和諧共存不相分離的天人關系視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自然與人都來自共同的本體，遵循著共同的發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萬事萬物各得其所、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晉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為基礎生發出來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種“圣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的“仁智之樂”，劉腮則強調“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的意境，認為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關系;而辛棄疾則吟誦道:“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宗白華先生從中國美學的“散點透視”和西方美學的“定點透視”這樣兩種不同的民族審美價值取向的區別角度人手，強調前者是一種站在人與生存環境之間和諧統一立場上，以身度物地體味事物性質的哲學基本立場，這是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學的基本出發點。 三、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過程中進一步推進美學中國化

“和諧”是美學與中國傳統美學的接樺點。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試圖以消除事物自身內部對立面來解決現實矛盾的形而上學方法時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這里的“辯證運動”就是指事物中的各個方面、各個要素之間的“共存、斗爭和融合”，是宇宙間新陳代謝一般過程的基本方式。這恰恰與中國美學中“以他平他謂之和”的“和實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國人以和為貴、以和為善、以和為美的和諧文化，其理論基礎、哲學根據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著“不同”、差異、矛盾在內的多樣性的統一。在當前，這種統一的社會基礎，就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所說的“和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一命題，它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所有成員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夠將當前中國社會中的各種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個和而不同的有機整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是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在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的實踐中，將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相關和諧的思想資源結合在一起而產生出來的嶄新理論。

篇（2）

政治經濟學是我國大學生學習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教師在講授中準確生動地介紹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融入當前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概念、新事物，對于學生以后的專業學習將起到啟發興趣、鞏固基礎、融會貫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學中應貫徹中國化的科學理念，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政治經濟學是的經濟理論。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許多新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同時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學習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諸如此類的新現象，都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題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教學內容不能只局限于書本，而應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教學應緊密結合教材，并密切聯系實際。。最后，教學內容的更新重在知識的靈活變通。在精心研究、反復實踐的基礎上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淺適宜。鑒于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可根據具體情況減少部分資本主義內容，適當擴充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適當安排學生自學并予以指導，大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應督促學生課后閱讀大量書籍、報紙、雜志，并要求學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說明一定問題的經濟方面的文章，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關注日常經濟生活及經濟現象的良好習慣。

二、提升教學方法與手段

以與時俱進的教學內容為依托，逐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手段也很重要。適用的教學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應本著引導學生學到課本以外的實際知識、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設計實踐性教學環節，讓學生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政治經濟學。具體做法是運用幕課、微課、多媒體課件、教學錄像、作業習題等，翻轉課堂，優化課堂設計，提高教學效果; 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與學生進行互動，創建政治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開設在線討論區，答疑解惑、獲取學生的反饋信息等。以課堂討論、理論研究、單獨指導、教學實踐、平時作業與測驗、期末考試等主要環節開展教學工作; 合理安排各類社會實踐，加強實地考察、撰寫小論文等教學環節; 積極開展課外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能力。

在既有教學成果基礎上，不斷深化教學改革，重視對學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方法應力求做到形式多樣、生動鮮明。根據課程內容，教師不定期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社區進行社會調查實踐，引導學生更好地將所學經濟理論用于認識、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現狀及熱點問題。為學生開設必要的專題講座，介紹本課程最新發展動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進展和科研創新思維寫入教材、帶入課堂，真正貫徹教學與科研齊頭并進。注重實施案例教學。利用豐富的案例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起來。通過引導學生直接參與教學活動，師生共同分析、探討、爭辯、質疑，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三、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比較分析方法的優勢

比較分析方法不僅在理論研究中有獨特作用，在課堂教學中，還可以增強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教師在教學中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可以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理論對同一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從而增加政治經濟學在學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論經濟學學派眾多，觀點各異，最適合運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理論經濟學的本科教學中，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充分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啟發學生的思維，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

( 一)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經濟理論是從經濟發展過程的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總結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經濟理論由于立場不同和對經濟現實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就不同。對于不同經濟理論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教會學生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結論。馬克思用畢生心血寫作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以資本主義某一特定時期( 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結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啟動有效需求，危機就會避免。實踐表明，這一經濟理論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確發揮了啟動總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極其有限，而且如果長期運用凱恩斯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帶來生產停滯、價格上漲的滯脹難題。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只是一個特殊的理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

( 二)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探討更深入。考察問題的角度及范圍的不同會影響到其探究問題的深度。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時，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凱恩斯則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經濟危機。事實上，這些都是對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的現象層面的描述，都是從需求方面來說明危機發生的原因。但凱恩斯沒有進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則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

篇（3）

關鍵詞：；生活世界；大眾化

中圖分類號：A0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6-0038-04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把“建設學習型政黨，推進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為重大歷史課題提了出來，如何在當代推動的大眾化成為當前學者們關注的熱點話題。生活世界是我們研究大眾化不可或缺的領域，馬克思將其哲學及一切理論活動都看做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從現實的個人、現實的生活實踐出發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歷史和人類自身的鑰匙。我們探尋大眾化的當代進路，不能僅僅局限于用通俗的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的基本原理，還應當在對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對生活世界的回歸中探尋大眾化的現實基礎和路徑。

一

作為人類理性反思的最高形式，哲學是人們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為解決自己生存所面臨的問題時產生的。當人類的思維跨過它面對的自然力量的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的崇拜時，就踏進了哲學殿堂。［1］哲學究其本質應是生活的哲學，大眾的哲學。哲學如果不善于從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概括出生活的智慧，它就不可能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反之，哲學如果不回歸生活就難以體現其本真精神，當然，也不能掌握群眾，化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正是哲學與生活這種內在的張力，為我們探尋哲學大眾化提供了基本動力和現實可能性。

我們從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學與生活之間的這種內在張力。很明顯，哲學家們所要面對從而要解決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在生活中經驗到的、感到困惑并以某種方式思考過的那些根本的生存問題。哲學總是與生活經驗的感悟和體驗分不開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哲學就在人們對萬物本源的探討和對自己生活的追問中產生了。西方的中世紀，以宗教神學為代表的哲學與人的世俗生活相脫離，從人間上升到了天國，神成了主宰一切的救世主，哲學淪落為神學的婢女。中世紀的人們用一種貌似反叛生活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生活的關注和超越的期望，哲學的思辨貢獻給了超驗的精神領域。文藝復興以后，主體性的高揚使哲學在西方經歷了從神到人的轉變，再度從天堂步入人世。然而，細加考察不難發現，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義宣言與其說凸顯的是作為生活主體的人，倒不如說是一種對理論主體的設定，把人作為理性的客觀存在物。這種離開了人的現實生活的理性哲學在德國哲學的終結者黑格爾的作為大全的“絕對精神”那里走向了極致。相反，馬克思以實踐思維所奠基的現代實踐哲學，正是在近代的理論哲學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情況下，作為對問題的一種全新解決方式而發展起來的。與近代西方哲學純粹的思辨不同，馬克思由物質生產實踐入手，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了揭開歷史謎題的鑰匙，以實踐思維超越主體性思維和實體性思維各自的局限，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

以人的活動作為哲學的對象并非只是馬克思個人的理論發明，而應當被視為哲學在其自身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探索的結果。［2］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者黑格爾曾借用廟與神的關系生動地比喻生活同哲學。他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地方都裝飾得很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3］雖然黑格爾的哲學是站立在“絕對精神”這個基座上的，但他對哲學與生活關系的理解還是無比深刻的，比喻也是異常形象的。在對生活世界親身體驗和反思之后，馬克思對哲學與生活實踐關系的顛覆性理解使哲學思維方式發生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馬克思把真正的哲學視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文明的活的靈魂”。他超越前人之處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談論時代或生活，而是強調實踐的生活或生活的實踐之于哲學的重要性。馬克思進行哲學探索的宗旨就在于要創立一種能夠引導人們正確理解并積極參與生活的哲學。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想透徹地理解在街頭巷尾遇到的事物”。在馬克思看來，傳統本體論哲學雖然也是從“人”出發，但卻是從抽象的、理性的人出發解釋人的現實生活。因此，“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的基礎”。馬克思選擇“勞動”、“實踐”作為切入點研究人類的現實生活世界，并通過對二者的哲學分析，真正揭開了人的本質的哲學謎題，解開了人類生活世界的奧妙。因此，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植根于社會生活，植根于社會實踐的。而且在當今社會，哲學只有貼近生活、貼近實踐,才有實際內容,才有生命力。當然，只有面對現實生活的哲學才能真正實現大眾化。

二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首次論及的實踐觀指稱的是哲學理論本身，這里，馬克思已經開始嘗試在哲學與生活關系的討論中把能動性的原則引入實踐范疇。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直接參與現實政治問題的討論，在現實世界和現存哲學的融合中論述了政治實踐的本質。馬克思于1842年在《〈科隆日報〉第179號社論》中提到：“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4］219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批評德國哲學家“沒有想到迄今為止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補充，雖然只是觀念的補充”，并指出“你們不使哲學成為現實，就不能消滅哲學”［5］8。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哲學宣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5］57馬克思在這個“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個文件”的第十一條中所傳遞的不是對理論的鄙視和偏見，而是要在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基礎上把理論理解為關聯于生活實踐并構成生活一部分的理論實踐。馬克思還在一首不常為人知的詩中寫道：“康德和費希特在太空飛舞，尋覓一個遙遠的國度，而我卻只是想透徹地理解，在街頭巷尾遇到的事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6］可以看出，馬克思是通過把理論問題還原于實踐，還原于人類生活本身來闡明自己的哲學思維的。在初步制定唯物史觀的《神圣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書中，馬克思提出：“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7］152馬克思進而在1845年春寫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結論：“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5］56馬克思在這里明確指出要把理論問題還原于實踐，還原于人類生活本身，從人類生活本身引出那些抽象的理論問題，而后的任務才是說明這些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進行唯物史觀制定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論述了生活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5］72因此，“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5］73這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質所在。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的物質生活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5］92在馬克思看來，哲學中主客體對立和分裂的根源在于現實生活的分裂，其解決也必然有待于現實生活中對立和分裂的解決。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從人們的日常物質生活出發，把物質生產實踐理解為人類社會的起點，從而超越歷史唯心主義創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馬克思在論及德國古典哲學與自己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區別時指出：“德國哲學是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5］67“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5］73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對哲學的關切是與人類活動的最大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哲學與以前哲學的根本性區別在于如何看待人類生活中理論活動和生活實踐的關系，而不在于如何規定實踐在整個理論體系中的地位。面向生活世界是理解哲學革命的實質和關鍵所在，我們必須從物質生產實踐中，從人的現實生活實踐中理解全部人類歷史和人類自身。不了解哲學轉向生活世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義和實質，就勢必會重蹈經驗論者把哲學作為形而上學而簡單拒斥的覆轍。在當代，哲學轉向生活世界不是要取消哲學，也不是要取消哲學原本作為上層建筑的應有本質。這種面向生活世界的轉向終結的是那種作為尋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科學化的哲學，開啟的是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追問以及對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發展的關注的哲學精神。面向生活的哲學是一種對生活世界和事情本源的創造性思考，是在對傳統思維方式進行解蔽的基礎上重新賦予哲學對生活世界的觀察力。

三

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任何一種哲學都應該在對現實的關注和回應中得到發展，換句話說，哲學正是因為關注時代和現實生活才獲得了發展的強勁動力。馬克思曾經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4］220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5］11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是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性變革的出發點，也是不斷發展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所在。哲學作為科學的理論必須正確處理與實踐特別是生活實踐的關系，必須反映社會實踐發展的最新成果。“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5］56因此，哲學作為真理必須面向現實生活，面向生活實踐。“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8］306生活維度是哲學的創新和發展的重要維度之一。

生活世界作為哲學問題在西方學術界顯現出來是在20世紀初。談及生活世界的問題是繞不開胡塞爾的，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對現象學以及后現代的西方哲學家影響深刻。當然，我們在這里主要闡明的還是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與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思想的不同之處，借以說明馬克思和胡塞爾何以在相同思維范式下得出不同結論的緣由。胡塞爾在其名著《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中提出并詳盡論述了生活世界思想，他提出生活世界的主要目的在于對抗實證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論證先驗現象學，并試圖拯救歐洲的科學和人性的危機。他指出：“現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義是主體的構造，是經驗的，前科學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義和世界存有的認定是在這種生活中自我形成的。”［9］在胡塞爾看來，生活世界是一個有人參與其中的，保持著目的、價值和意義的世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胡塞爾的生活世界：一方面，用回歸生活世界反對科學主義，反對把科學理論看成真實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把生活世界看成是源自人的先驗的自我意識。不難看出，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是一種理論的生活世界，所以其生活世界與海德格爾的“此在”世界一樣，都只是主體世界的依存物。［10］

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是建立在科學的實踐觀之上的，它強調人的感性的現實生活是一種實踐的生活世界。因此，馬克思的“生活世界”觀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實踐的真實生活特性和革命性特征超越了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具有巨大的超前性和超越性。在馬克思那里，生活和實踐不只是理論上懸設的一致性，而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體。離開了生活的實踐，就喪失了推動理論和歷史發展的動力而止步不前；離開了實踐的生活，就如缺失了繁星的天空，空無而干癟無味。馬克思認為，實際上，只要揭示出人的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5］73。歷史的發源地“在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7］191，創造歷史的“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5］118。“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8］310而“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5］79。簡言之，人類歷史實質上就是人類的生活發展史。這樣，馬克思的實踐思想不僅完成了對歷史主體的生活解讀，同時，也完成了對歷史本質的生活解讀，揭開了人類歷史塵封已久的真實面目。這正是馬克思實踐思想的真諦。可見，馬克思對生活世界的關注不但比胡塞爾早，而且其理論的深刻程度也是胡塞爾無法企及的。我們要探知大眾化的邏輯和現實理路，就必須最終回到現實的人和現實生活。

這里所談的生活，指稱的不僅僅是人的各種情感、本能活動等日常生活，也包括認識、生產勞動、階級斗爭等實踐，統稱為“生活世界”。我們認為，通過對當代人們“生活世界”的研究能夠極大地推動大眾化的進程，甚至可以說，當代人們的生活世界是大眾化的現實根基。姑且不用生活哲學之類的詞語指稱哲學的當代形態，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就又遮蔽了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的革命意義，從而會重新走向某種形式的本體論思維，但回歸“生活世界”無疑是現當代哲學共有的特征。哲學研究的主題是人類的生存方式，研究對象是人類的生活世界，研究核心是人的生活意義。［11］從某種程度上講，哲學觀就是對人類生活理念的系統表達。哲學是以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作為最終目標的，當然，哲學的創新與發展必然與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哲學在創立之初是從生活實踐逐步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那么我們也應該在馬克思“生活世界”維度的指引下審度其當代意蘊及發展。哲學回歸生活世界的真正意蘊，并非是要否認理論對現實生活的相對超越，而是要理論在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中與時俱進，發展自身，而不至于僵化為教條或是淪為幻想或烏托邦。在當代中國，通過回歸人們的生活世界推動大眾化，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讓為群眾所掌握，轉化為人們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解決人民群眾的現實生存與發展問題，在形式和內容的張力的互動中實現大眾化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陳先達.論哲學與科學和生活的關系［J］.教學與研究，2006（3）：5.

［2］王南.追尋哲學的精神――走向實踐哲學之路［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40.

［3］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2.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篇（4）

實踐觀是哲學首要的、基本的理論觀點，正確解讀實踐觀點具有重要意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應該堅持用實踐的觀點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從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實踐觀是指導我們研究和開展實踐教學的理論基礎。

一、對實踐觀內涵的解讀

實踐觀是哲學的本質特征和理論核心。關于實踐思想產生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展于《神圣家族》，最終形成于《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實踐觀的核心，是把實踐作為理論體系的整體思維方式，“是理解人、人的社會生活、人與客觀世界關系一般規律的基礎，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為人與客觀世界的物質改造關系，或者是人類思維認識活動的基礎”。［1］但由于馬克思從未對“實踐”進行概念性的界定，學界對馬克思實踐觀就有不同類型的解讀。有學者認為，實踐觀主要突出了兩個維度，即生產勞動和社會革命；有的認為實踐是指經濟領域和其他一切領域中的實際活動，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不僅是認識論和技術意義上的實踐，還是本體論和倫理學意義上的實踐；有的認為實踐是人的生活，“是現實生活的‘代用語’，確立一種現實性思維，用現實的人或人的現實生活取代想象出來的人”；還有的強調“實踐概念所表征的是人的生命活動的感性對象性和自覺對象化這種類屬性”。

以實踐的思維方式考察問題，人的實踐活動應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能動的雙向的對象化過程，“它既不應理解為單純意義上的客觀本體性，又不能臆斷為完全的主體決定論，而應理解為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中指出：“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單獨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2］可見，并不是把“人的實踐看成是外在于認識的，而應是人類認識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實踐原則應是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堅持客觀性必然要堅持實踐性，實踐觀點‘必然導致唯物主義’”。實踐的觀點既是認識論最基本的觀點，又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核心和基礎。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可見，是為改變現實人類世界的實踐活動而創立的。也正是在這個整體性意義上，哲學又被稱為“實踐唯物主義”。“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不僅強調以實踐的觀點來認識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是以科學實踐觀認識和改造世界。

二、實踐觀是實踐性教學的理論基礎

（一）實踐性教學是實現教學目標的有效方式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大學生運用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分析現實社會、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塑造高素質的人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打好思想基礎。實踐性教學是培養大學生將理論內化為思想政治素養和科學思維方法，外化為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能增強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是提高教學實效性的有效方式。

（二）實踐性教學是體現大學生主體性的重要平臺

是在實踐中產生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自己的理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是教義，“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人的主體性也是通過實踐活動這一重要平臺得以體現的。人是實踐的主體，實踐是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過程。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活動，既不是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改造，又不是受教育者被動、僵化的接受過程，而是以受教育者自身為活動對象，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能動的現實的雙向對象化過程。它既不能理解為單純意義上的客觀本體性，又不能臆斷為完全的主體決定論，而應理解為實踐系統內的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促進學生發展，就要使學生成為活動主體，這樣才可能在活動中發揮其主體，實現促進人的發展的最終目的。實踐性教學正是通過凸顯學生主體參與的教學過程，使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和知識在實踐中不斷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以提升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三）實踐性教學是實現大學生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

實踐觀認為，人在實踐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發展，人的勞動實踐使“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3］可見，在實踐過程中，人們不僅能獲得知識、技能，更在這一過程中伴隨世界觀的形成或改造、社會生活基本素質的養成，最終實現個人能力、個性發展和個人價值的有機統一。當前隨著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發生了巨變。這使得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處于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學生更多的知識、經驗的獲得來自于社會。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就要置身于社會中，學生自身以內在體驗的方式參與教學過程，不斷獲得理論知識、道德行為等方面的提升，不斷習得和積累社會生活經驗，逐步養成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素質。在思政教育根本目的得以實現的同時，也滿足了包括社會生存、適應、發展在內的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

三、實踐性教學的若干基本方法

（一）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最基本的方法。一方面，根據理論有關內容確定實踐教學方案，以實現對理論掌握與深化的教學目標。如根據中國化理論，就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等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并邀請國內知名學者，結合自身學習實踐的經歷，談及對人生轉折上的影響和作用，以充實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又以具體案例對學生言傳身教。另一方面，用理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即運用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直面現實、接觸社會，會發現諸多復雜的現實問題，如公平缺失、利益失衡、道德失范、腐敗滋生等問題。這些都需要引導學生運用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看待與分析，使學生在調研中自覺運用理論中關于發展、辯證、實事求是等基本原理進行理性和客觀分析。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專業實踐相結合。

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實踐教育與專業實踐教育的結合，是一種滲透性、融合性的結合，需要教學管理部門協調并形成長效機制。通過與專業院系溝通掌握各專業實踐教學計劃，根據其內容和要求確定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主題并同時部署，將思政教育融入到專業實踐過程之中，實現兩者有機結合。由學生在其專業實踐范圍內自主選題并制訂調查方案和提綱，無論學生采用哪種形式調研，都要求圍繞所設主題將調查結果進行綜合分析與歸納總結，調研報告、心得體會、研究論文等形式均可。最后由教師評定成績并按對應課程要求記入其總成績。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專業實踐相結合的關鍵點在于找準學生需求，讓其結合自己的專業，發揮自己的特長，利用所學科學文化知識去思考解決問題并奉獻社會，提升自我。

（三）集中組織與分散活動相結合。

針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具體情況，即合班教學人數較多，課時有限，經費緊張，集中組織社會實踐難度較大。因此，在安排社會實踐過程中，應把集中組織與分散活動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與需要，在寒暑假期間由思想政治理論課部門、校團委、學院團總支等組織幾個較大的實踐團隊，選擇典型基地進行集中考察調研。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讓學生自己組織實踐小組，自己確定社會調查課題、聯系實踐基地并進行調研考察，或在假期返鄉期間，利用對家鄉情況熟悉的優勢就某個感興趣的問題展開調查研究。一般情況下，分散活動適用于一些簡單的社會實踐活動，這類實踐活動難度不大，操作相對簡單易實施，依靠個體的力量基本能夠完成。而操作相對復雜難度稍大的實踐活動則宜采取集中組織方式。這樣既抓住了點又覆蓋了面，既具有可操作性，又能充分發揮學生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四）校內資源與地方資源相結合。

一方面，應充分利用校內各種資源形成并完善校內實踐教學系統。如組織讀書活動、開辟網上論壇等形式，根據思想政治理論課特點，指導學生成立各種興趣小組、研究會等社團，利用校園網設立各類專欄，讓學生自主選擇興趣議題自由討論，教師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評價。另一方面，長期穩定的實踐教學基地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又一重要平臺。應組建并完善實踐教學基地網絡，尤其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優勢，即各個地域獨特的自然資源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社會資源。“由于能使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躬臨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圍’和近距離的‘親和力’及教育上的方便，正日益成為一種富有潛力和特色的優勢教育資源”。學生親臨現場會獲得非同尋常的感受，拓寬視野，增長見識，更深刻地了解國情、區情，為形成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積累“材料”來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5）

從人類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比較起來，顯然是初升的太陽。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意義在于，人們在見證了西方經濟學在預防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的缺陷之后，開始了進一步創新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方法的過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傳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大學生，只有明了人們生活于或者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即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從而有歷史感；只有明了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對新一代經濟學人創新思維的挑戰，從而有創新能力，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才能實現其教學目的。

二、教學內容：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學內容構成教材，教材內在地有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和內部邏輯的一致。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教材”也有兩個層次的含義：首先，當下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正經歷著變化的經濟制度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們借以分析這些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之后，我們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問題。在《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據歷史的順序考察，它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就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這第一手教材內容的邏輯順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如此，這三個內容是相互關聯的，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生成的前提，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在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挑戰中生長起來的，因此，這三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為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中國化的產物，而又是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選擇借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的內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現為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體系的分析。顯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的教材，在研究和敘述這一主體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應對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教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有學者研究認為，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國改革有的問題，特別地，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在豐富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科學。而筆者認為：第一，以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展開《西方經濟學》教材；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問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以直接選用引進版的歐美《西方經濟學》教材[2]。

篇（6）

一、教學目的：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經濟學人

后金融危機時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教學目的是什么？這是思考《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前提。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先生認為，《西方經濟學》教學目的是培養品行良好的資產階級社會公民或新一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人，這一見解合理地提出了培養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經濟學人的教學目的。

不僅《西方經濟學》教學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經濟學》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經濟學》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保羅?薩繆爾森在《一個折中主義者的宣言》中稱自己的經濟學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義”，這一“有限的折中主義”的前提是“現代混合經濟”[1]21，23，這就是一個證明《西方經濟學》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證據。

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西方經濟學》的前提是社會的人類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說：“漫游了經濟學領地之后，我們的心得是，無論是無管制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這一點已為經濟史所證實。”[1]22同樣地，根據社會存在是歷史的產物的原理，社會的人類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也是歷史的產物，這就是說，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第一，無管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歷史的產物。這是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中反反復復地向人們證明的一個事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從根本上否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從而表明了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屬性，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曾經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經濟學理論的資產階級立場。第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也是歷史的產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認為，傳統的計劃體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為了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目標而做出的選擇，這就證明了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也是歷史的產物。①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是歷史的產物。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實現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在生成之中。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產生了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了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工業生產力和城市生產力有了大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收入分配問題、環境問題等，這些問題的發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沒有可供減輕甚至避免這些問題的措施可用。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人們沒有徹底學會。我們學習《西方經濟學》，一定要著眼于《西方經濟學》本身，即我們生產和生活于變化中的經濟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從人類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比較起來，顯然是初升的太陽。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意義在于，人們在見證了西方經濟學在預防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的缺陷之后，開始了進一步創新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方法的過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傳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大學生，只有明了人們生活于或者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即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從而有歷史感；只有明了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對新一代經濟學人創新思維的挑戰，從而有創新能力，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才能實現其教學目的。

二、教學內容：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學內容構成教材，教材內在地有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和內部邏輯的一致。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教材”也有兩個層次的含義：首先，當下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正經歷著變化的經濟制度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們借以分析這些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之后，我們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問題。在《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據歷史的順序考察，它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就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這第一手教材內容的邏輯順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如此，這三個內容是相互關聯的，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生成的前提，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在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挑戰中生長起來的，因此，這三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為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中國化的產物，而又是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選擇借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的內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現為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體系的分析。顯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的教材，在研究和敘述這一主體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應對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教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有學者研究認為，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國改革有的問題，特別地，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在豐富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科學。而筆者認為：第一，以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展開《西方經濟學》教材；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問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以直接選用引進版的歐美《西方經濟學》教材[2]。

篇（7）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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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

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9）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10）

人類思維的發展具有時代性，時代不同，不僅思維的對象、內容不同，而且思維的方式、思維規律的表達形式也不同，從根本上講，決定人類思維發展的原因是社會實踐。恩格斯曾經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造自然界而發展的。”在從遠古的原始思維走向現代文明思維的過程中，人類的思維方式也隨之由傳統的實體思維向關系思維轉變，從單向思維向多向思維轉變，從靜態思維向動態的變革思維轉變。在人類思維方式的偉大變革中，創新性思維方式將成為2l世紀人類的主導思維方式。而是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正確的真理觀與價值觀的統一、唯物的歷史觀和發展觀的統一，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它不僅是我們認識壯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觀念、勇于進行創新思維的智慧之源。因此，開展理論教育對于培養當代大學生創新思維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當前大學生知識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對當代大學生而言，要想今后在社會中謀求一種比較好的工作，最鶯要的是在校期間多掌握幾門有用的實用技術，如計算機、英語，等等。這種對實用技術的注重，導致大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其知識結構出現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在專業知識和基礎知識的關系中，片面看重專業知識而輕視基礎知識。因為很多學生認為，既然大學學習有專業的區別，并且學習是以就業為主要目的和導向的，那么就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專業知識的掌握上，至于說基礎性的知識，既然是基礎，那么也就可學可不學，因為這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尤其明顯的表現是，在不同的基礎知識中，大學中一般只重視專業性的基礎知識，而忽視其他各種基礎性的知識。在這些學生的眼中，基礎性的知識范圍只限于與本專業有關系的基礎知識，而把諸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常識性的知識、作為思維方法的哲學知識、規范人們行為方式的倫理道德和政策法規知識等都排斥在基礎知識范圍之外，以至于造成學生的知識面狹窄，基礎知識薄弱，學習活動僅局限于某一專業領域，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礎理論，最后將無法成為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復合型人才。

第二，由于現代社會競爭激烈，要找到一份比較好的工作，需要很多實用性的技能，因此，在大學生中片而強調外語、計算機等實用技能知識，而忽視其他專業知識以及“重理輕文”的現象依然存在。很多學生把外語和計算機知識當成其成才立業的根本，過分熱衷于過級考證．并且常常把這兩種知識與教學計劃殲沒的理論性較強的知識對立起來，認為前者是“實用”的知識，而后者是“無用”的知識，因而放松了對本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事實上，要想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應該全面學習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因為理工科知識和人文社科類知識對于塑造一個具有健全人格和寬廣知識面的高級專業人才來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現實牛活的情況是，文史哲等學科在近年來的高等教育和大學生心目中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在很多學生的潛意識里，他們認為理工科知識才是真實可靠的，學了以后可以大有作為。而相對來說，人文社會科學類知識則足虛的，學與不學都無所謂，其中尤其是對理論的系列知識更是不屑一顧，根本看不到其特殊的教育意義和價值功能。

二、理論教育是培養大學生創新思維的重要途徑

第一，理論作為科學理論，它內在地包含著對創新思維和創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因為理論是根據時展需要而產生并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的真理性知識，因此，它既是科學的世界觀，又是科學的方法論。在的傘部理論體系中，科學實踐觀是貫穿于其中的最基本的觀點。無論考察哲學的發展，還是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當代中國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我們都可以看到，它們是離不開對實踐特點和實踐要求的正確把握的，任何創新思想都是來源于實踐并在實踐中獲得發展，最終還是要服務于實踐的。通過的理論教學，我們能深刻理解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為我們進行創新思維奠定的基礎。因為創新思維本身就是要突破傳統思維習慣和邏輯規則，以新穎的思路去思考現實問題的思維。要實現這種思維方式上的突破，就離不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理論教學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這種科學的指導和內在的肯定。馬克思卡義理論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關于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辯證法等基本知識和基本觀點，都是進行思維創新、培養創新精神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

第二，理論有助于打破阻礙創新能力培養的思維定式，并能激發創新思維的活力，增強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目前來說，阻礙人們創新思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思維的傳統定勢，即人們習慣依據原有的思路和方式進行思考的一種傾向性，尤其是盲目地迷信權威，惟書、惟上、惟經驗等錯誤傾向。通過理論的學習，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這些思維定式，因為馬克思本人就有一句名言：懷疑一切。馬克思正是以這種懷疑、批判的精神去審視前人的成果，才超越了前人，實現了思維方式的時代性轉換，創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因此，理論特別是哲學，是形成獨立思維和創新思維能力最重要的知識基礎，其辯證思維知識對人們養成正確的思維習慣，形成科學的思維方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三。理論有助下學生培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首先，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和總的認識，一般來說，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與之相對應的思維方式。例如，客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相應的就產生僵化、保守的思維方式；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就必然導致空想、脫離實際的思維方式；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自然要求全面、發展、辯證、創新的思維方式與之相適應。

理論課的教學正是向大學生系統進行正確世界觀教育的主渠道，這既是造就社會屯義事業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培養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礎和創新思維能力建設人才的需要，作為系統的理論課程，理論不僅具有傳播政治理念、思想意識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培養創新思維能力、提高理論水平的作用。其次，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重要問題的根本看法和總的評價，它在總體上決定著一個人對社會、自我、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人生觀對每個人的人生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影響，錯誤的人生觀對人生具有負面的、消極的影響，而正確的人生觀對人生具有正面的、積極的價值。一般而言，人生觀通過影響人的態度、興趣、志向、意志等方而來進一步決定著人生的動力與努力程度，因此，一個人的人生觀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其社會活動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理論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既要發揚傳統，繼續發揮好理論教學的育人功能，又要創新觀念，深入研究，覓分挖掘理論教學在開發創新思維方面的獨特價值。馬克思義理淪不儀教給人們正確的世界觀，而且教育人們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它要求人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生，以積極的態度來發展人生，努力去創造有意義的人生，從根本卜說，理論足進行人生創造的力量源泉。

第四，價值觀是人們對事物存在的意義以及人與物、人與人關系本質的總的認識和評價，不同的人由下所持的價值觀不同。對于同一事物做出的評價自然也就各異。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價值觀決定著人生的活動方向和對事物的取舍態度。在現實活動中追求真理和創造價值是人類活動的兩大原則，人類認識世界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是為了滿足人本身的需要，因此在追求真理的基礎上也就提出了價值的問題，即人類的創新必須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創新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不能危害人類的生存和生活；在進行科學創新的過程中必須充滿著人文關懷，這就要求科學工作者不僅要有科學技術，而且要有價值標準；不僅要尊重客觀規律，而且要關注社會需求；不僅要講求經濟效益，而且要考慮所從事的工作可能帶來的后果。堅持的價值觀，實現追求真理和創造價值的有機統一，是進行創新思維時應該明確的目標。

三、創新理論教學。促進大學生創新思維的培養

要提高理論課的教學實效，就要求對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思維模式等方面不斷進行創新，使之在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優化知識結構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這就要求我們做到：

首先，要創新理論課的教學方法。這就是要突破“教師中心、教材中心”的局面，這種“教師講，學生聽，滿堂灌，照單收”的教學方法無法調動學生的主動性，也壓抑了學生的個性發展和創新能力的發揮。由此人們認為，在教學中應力求把教師變成推動學生獨立思考的助手，把教材變成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工具，把課堂變成學生開發自我創新潛能的天地。在這當中，教師應盡量遵循開放性、挑戰性、體驗性的三原則。開放性原則是指教師允許學生對學習內容做是非判斷，鼓勵學生敢于并善于打破原有的知識經驗和結構，以求另辟蹊徑，獨樹一幟；挑戰性原則足指教師在備課和教學當中，留出充分的空間讓學生去獨立思考，自己去尋求看似已經完成的學習答案；體驗性原則是指教師引導學生親身體驗、模仿某個情景或生活片段，以感受其思考與決策的不易。這就要求教師必須具有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多方面的能力，諸如語言表達能力、組織管理能力、敏銳的觀察能力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與科研能力，等等。作為理論課教師，尤其要具有較強的理論研究能力，善于把握理論重點、難點，捕捉社會熱點，并能根據學生的實際做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精神，同時要因地制宜，開辟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因為第二課堂具有靈活、多樣、生動、貼近學生的特點，因而更會受到學生的歡迎，可以作為第一課堂的重要補充。如特邀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市長、鄉(鎮)長、廠長、工人、農民以及知名的教授學者給學生講經歷、做報告，等等，這將有助于學生思想道德的培養。同時，還可以定期舉辦一些諸如“大學生經濟論壇”、“大學生社會調查報告匯報”等活動，來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這些活動，將使得學生廣泛接觸社會，從而縮短了與工農群眾的距離，擴大了學生的視野，也培養了學生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可貴情感。

篇（11）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大眾傳播時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也是新世紀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怨”是由于達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