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馬克思思想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一、博士論文的寫作背景
在馬克思求學時期,有著被稱為后黑格爾時代的學術背景,所謂后黑格爾時代,就是說,當時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中到達了頂峰,以至于以后的學術都要籠罩在黑格爾的思想光輝之下。因此,在那個時代,如果要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建樹,必須要對黑格爾進行完全的徹底的思想批判或者說思想轉變。
除了在當時廣闊的思想背景之外,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寫作還有具體的學術背景,即青年黑格爾派將黑格爾哲學中的自我意識的因素作為哲學的核心概念從而試圖重新解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馬克思在1840年至1842年間主要受青年黑格爾派代表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正如羅森所指出的:“鮑威爾對馬克思博士論文主題的選擇以及對該文所提出的見解是有影響的。”①之所以青年黑格爾派如此重視伊壁鳩魯哲學、斯多亞哲學、懷疑論哲學,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后黑格爾的哲學時代與后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相似性,從而這三個代表中挖掘出來自我意識的因素。所以說青年黑格爾派關注自我意識哲學,不光從學術角度出發,更是從現實角度出發。
二、從伊壁鳩魯的自我意識到馬克思的自我意識
博士論文全名叫《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大約撰寫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底。關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在以往的哲學史研究中是一片空白,盡管黑格爾對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做過宏觀性的概括,但沒有將這一時期的哲學同古希臘精神生活的整體聯系起來,所以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非常自信的說道:自己解決了亞里士多德后這一哲學的問題,而且著重強調了伊壁鳩魯派、斯多葛學派、懷疑派這三大后亞里士多德時期哲學的偉大意義,指出“這些體系是理解希臘哲學的真正的鑰匙”。這些都揭示著馬克思研究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意義和目的就在于,反對神學對哲學的評判,以確立哲學的獨立性以及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這正是人類自我意識的體現。
首先,馬克思首先轉述了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對于伊壁鳩魯的各種非難,即將伊壁鳩魯看成一個十足的抄襲者,而又是個蹩腳的抄襲者,正如萊布尼茨所說:“關于這個偉大人物(德謨克利特),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幾乎只是伊壁鳩魯從他那里抄來的,而伊壁鳩魯又往往不能在他那里抄襲到最好東西。”②馬克思在總結二者的差別時說:“這兩個人在每一步驟上都是相互對立的。”“而在這些對立中似乎存在這某種顛倒的情況。”③而這種“顛倒的情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蘇格拉底的自然哲學和后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的區別,一個關注外界,關注自然;一個退回自身,追求內心平靜。所以說,實質上,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是自然哲學與倫理學的差別。
其次,馬克思總結了伊壁鳩魯原子論的三種原子運動的形式:原子直線下落運動,原子偏離直線運動,原子相互排斥運動。其中,原子的偏斜運動是伊壁鳩魯的原子論不同于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所獨具的內容。馬克思認為,在伊壁鳩魯看來,并不是說原子的直線下落運動才是常態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本身也是常態的運動。而且,原子和原子的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原子中未出現偏斜的規定之前,原子還根本沒有完成。”④可以說,原子之所以被稱為獨立的原子,正是由于原子進行了偏斜運動,而這種偏斜運動是必然的,不為外在所決定的,而是出于自身的根據作偏斜運動。伊壁鳩魯關于原子運動高于德謨克利特的原因就在于,在確立原子獨立性上,他不但承認物質的規定性,又承認形式的規定性。伊壁鳩魯的原子論體現著的是一種自我意識因素,所以說他們兩人的原子論之間的差別的實質是自然哲學同自我意識哲學的差別。
最后,是關于天體的問題。伊壁鳩魯對于天體的認識不僅僅同德謨克利特,甚至于與整個古希臘哲學都是對立的。他對于傳統觀點天界的永恒性持否定的態度,試圖打破人們對于神靈的迷信和崇拜。延伸到原子論上來看,伊壁鳩魯是這樣為原子下定義的:“原子是具有獨立性、個別形式的物質。”⑤所以說原子的概念借助天體得以實現,原子的概念蘊含這彼此矛盾的物質與形式、存在與概念,而正是這種矛盾,自我意識才會形成,從而將原子論的理論形態上升到自我意識哲學的理論形態。天體理論是伊壁鳩魯哲學的靈魂,自我意識是伊壁鳩魯哲學的核心。
三、對自我意識哲學的拓展性理解
縱觀整個博士論文,馬克思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異,給予自古希臘以來遭到眾多哲學家非難的伊壁鳩魯以,挖掘出伊壁鳩魯哲學中蘊含著的自我意識思想,從而揭示了這種自我意識思想的歸宿。盡管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形成關于唯物史觀的思想,但是他的博士論文透露出的自然觀,物質觀,自我意識思想與以后唯物史觀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博士論文是我們研究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一個不可忽視的角度。博士論文的意義還體現在打破了必然的決定論的偶然的選擇論。每一個原子都是一個個體,原子的偏斜運動體現了自由的意志,就如同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世界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正是因為這種偶然性人才能自由的選擇。馬克思正是看到伊壁鳩魯哲學中追求自由,崇尚自由,敢于挑戰神靈,挑戰命運。這對以后馬克思對于全人類的解放以及自由全面平等發展的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最后,盡管博士論文時期的馬克思是一個受黑格爾影響的唯心主義者,也深受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但他在自我意識方面是超越了青年黑格爾派,而在哲學的現實性上是超越了黑格爾的。在對哲學與世界的關系上,馬克思提出:“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在作用于世界時,把自己的原則強加給世界,使世界理性化,成為哲學的世界。與此同時,世界與哲學的融合,把自己的時代實質轉給了哲學,促使哲學成為世俗化的哲學。哲學作為人的自我意識永遠具有一個雙刃的要求,一方面對著世界,另一方面針對著哲學自身。”⑥正如《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全部哲學思想和秘密的發源地一樣,博士論文對于馬克思亦是如此。正是博士論文所展示出的獨到內涵,才使日后馬克思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學院)
注解:
① 茲維.羅森.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177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古希臘以來,人們對于主體性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來沒有終止過。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問題,人本身成了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對象。人開始關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關注對自身行為的調控及其行為后果的預見,關注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這一系列關注都是以對人的主體性的充分的認識和發揮為基礎的。主體和主體性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它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這過程中也暴露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賦予了主體和人的主體性以生成性的內涵,科學地揭示了主體性的本質,實現了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根本變革。
一、對馬克思之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歷史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中以本體論為基礎的實體主體論
從哲學上說,主體和客體是對人與世界本質關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將主體、主體性與人聯系起來則是近代哲學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學中,人與主體是相分離的,無所謂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
在古希臘哲學中,第一個使用“主體”這一范疇的是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主體并不是一個專屬于人的哲學范疇,而是一種同屬性相對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主體的,他認為主體是一個貫穿在事物和變化之中的對事物起著支撐作用的不變的“存在者”,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和本體。所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本體、實體、主體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僅人是一個“主體”,一只小狗、一塊石頭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古希臘并無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也沒有突出人的創造性的主體性思想。
古希臘哲學大體上只是處于人類思想發展的幼年時期,這時的哲學思維還未將人類的主體與客體、對象與自我加以區分,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處于原始的統一狀態之中。古希臘哲學家們對“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學探討,也只是局限于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問。當處在追求終極根源本體論思維方式之中時,主體作為一個表達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是造成主體與人相分離的理論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學中以認識論為基礎的認知主體論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人在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人逐漸成為了世界的主體,主體概念開始同人統一起來,人也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歸于理性,認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為主體,人只有作為理性的人才能認識自然的規律,發展科學,獲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學就發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將對主體性的理解囿于認識論范疇。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開創了認知主體哲學的先河,開創了對主體、主體性的研究。在這一命題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則,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為在笛卡兒看來,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唯獨“我思”是不能懷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來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兒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維的主體和主體的思維被當作是一回事,這樣,先驗的邏輯理性就成為人類主體性的化身,形成了絕對的權威。盡管笛卡兒突出了主體的自由、能動的特點,但是他是以認識的形式來表達人的主體性特征,因此,這種主體性是經驗的,而這種自我意識的主體哲學也必然導致主客二分。
面對這種困境,康德認識到自我主體不可能通過經驗或有限的個體理性來保證,于是康德用無限的先驗意識取代了笛卡兒的有限的自我意識,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個體理性,大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性。康德把人的本質即理性歸于主體的先驗構造,通過先驗統覺來說明自我意識,完成了自我意識向先驗意識的轉化,使認知主體哲學得到真正的確立。
人的主體性原則到后來的黑格爾那里則被推到了極端,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這一命題,把主體性提升到本體論的層面,從而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本體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1]。這樣“絕對理念”就成為了創造宇宙萬物的主體,而自我作為一種執行認識功能的先驗的理性精神也就獲得了絕對性和至上性。盡管黑格爾通過在本體論上把世界精神化,解決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體完全絕對化了,這也就意味著理性主義面臨著危機。
(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中以人的生存為基礎的生命主體論
近代哲學家們將“人的理性”變為“理性的人”,將人唯一化、單向度化為抽象的觀念人,這引起了以叔本華為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他們以體驗的非理性主義的新維度去重新詮釋人的主體性,重新恢復人的現實存在,使哲學回歸于人的生存的價值領域。叔本華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華看來,生存比認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認知只不過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這一概念,用以說明人的存在、活動、認知的內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學對主體和人的研究從認知層面轉向了生存的價值、目的層面,開創了現代人本主義生命主體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對生命的壓抑,弘揚主體的創造性和生命力,賦予主體以激情、沖動、永不停息的擴張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吶喊和“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展開了對理性哲學的批判。在尼采看來,生命的本質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發揮,即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釋放,是充滿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創造,是人的自主、自覺的自我實現。現代主體哲學理解的主體都是過程和歷史發展,而并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從這個角度說,尼采哲學奠定了現代主體哲學的根基。人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哲學家賦予了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內涵。無論是古代哲學中對主體性的超驗的理解、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抽象的發展,還是現代哲學仍以意識為基礎從生命的活動來理解人的主體性,都將主體性理論陷入了理論困境。馬克思正是在揚棄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生成性的變革,科學地闡明了主體性的內涵。
二、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揚棄與變革
主體性原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哲學理論上的杰出貢獻在于高揚了人能動的本質,認識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對主體范疇作了抽象的規定和理解。使得主體性原則、人的能動性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西方傳統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的生成性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變革。
首先,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進行了科學的規定。主體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回答主體是什么。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主體與人統一起來,但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對主體作出了先驗的、抽象的理解,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也僅僅局限在認識論領域。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把人歸結或等同于“自我意識”的神秘主義觀點,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主體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物。”[3]同時馬克思認為,人首先無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又不僅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還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意味著人是實際活動和實踐創造著的現實主體。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才能現實地確立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才能現實地確立人對感性世界的主體地位,才能揭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社會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所以,人的主體性正是在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客觀存在的、能動的人。這樣,作為主體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質的本質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體性學說的基石,也是人的主體性生成的現實依據。馬克思認為主體性作為人的特性,其根源、實質應到人的本質中去尋找。勞動、實踐是人的類特征、類本質,因此勞動、實踐造就了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并非“天賦之物”,它是在實踐中生成的。以勞動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唯物史觀表明,隨著勞動實踐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并不斷發展和提高,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辯證發展。主體性的存在是以主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如果離開了主客體關系也就無所謂人的主體性,而實踐是主客體關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實踐就成了主體性存在的依據。實踐不僅是主客體分化的標志,也是其統一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4]人與自然界原本是渾然一體的,正是由于以生產勞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從與周圍環境的原本統一中分化出來,提升成為現實的、自為的主體;與此相對應,自然物也就成了現實的客體。因此,有了實踐,才有主體,主體性才有了依托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是主體性生成的現實根據是十分貼切的。
最后,馬克思將“歷史”維度引入主體性思想之中,強調了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性時說:“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5]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的實踐活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逗留于“現在”,但它必定要源于“過去”并著眼于“未來”。換言之,“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并存而把實踐活動迎面帶給人,由此彰顯人生存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必須把人的主體性置于歷史的發展中來加以考察。主體性的生成以歷史為載體,得以世代延續,不斷創新,不斷地“成為其所是”。同時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由于各種因素的全面影響,主體性的生成也獲得了歷史的相對確定性和保障,從而在能動與受動、繼承與創造、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中實現和發展。
三、結語
就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來看,由于他把實踐作為考察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使自己的主體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體是感性的個人主體,關心的是現實人的生活世界,強調的是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會的主體,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體;既注重人類的主體性,又注重個體的主體性;既強調主客二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又注重主體實際意義上的主體性。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高揚了主體的能動性,從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把握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感性世界和現實的人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一種以主體人的實踐為內在靈魂和本質特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實現了主體性理論的根本性變革,而且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思維方式的變革。因此,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實際上開啟和引導了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張志偉,歐陽謙.西方哲學智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7.
[2]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
古希臘以來,人們對于主體性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來沒有終止過。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問題,人本身成了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對象。人開始關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關注對自身行為的調控及其行為后果的預見,關注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這一系列關注都是以對人的主體性的充分的認識和發揮為基礎的。主體和主體性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它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這過程中也暴露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賦予了主體和人的主體性以生成性的內涵,科學地揭示了主體性的本質,實現了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根本變革。
一、對馬克思之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歷史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中以本體論為基礎的實體主體論
從哲學上說,主體和客體是對人與世界本質關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將主體、主體性與人聯系起來則是近代哲學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學中,人與主體是相分離的,無所謂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
在古希臘哲學中,第一個使用“主體”這一范疇的是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主體并不是一個專屬于人的哲學范疇,而是一種同屬性相對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主體的,他認為主體是一個貫穿在事物和變化之中的對事物起著支撐作用的不變的“存在者”,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和本體。所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本體、實體、主體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僅人是一個“主體”,一只小狗、一塊石頭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古希臘并無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也沒有突出人的創造性的主體性思想。
古希臘哲學大體上只是處于人類思想發展的幼年時期,這時的哲學思維還未將人類的主體與客體、對象與自我加以區分,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處于原始的統一狀態之中。古希臘哲學家們對“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學探討,也只是局限于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問。當處在追求終極根源本體論思維方式之中時,主體作為一個表達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是造成主體與人相分離的理論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學中以認識論為基礎的認知主體論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人在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人逐漸成為了世界的主體,主體概念開始同人統一起來,人也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歸于理性,認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為主體,人只有作為理性的人才能認識自然的規律,發展科學,獲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學就發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將對主體性的理解囿于認識論范疇。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開創了認知主體哲學的先河,開創了對主體、主體性的研究。在這一命題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則,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為在笛卡兒看來,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唯獨“我思”是不能懷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來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兒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維的主體和主體的思維被當作是一回事,這樣,先驗的邏輯理性就成為人類主體性的化身,形成了絕對的權威。盡管笛卡兒突出了主體的自由、能動的特點,但是他是以認識的形式來表達人的主體性特征,因此,這種主體性是經驗的,而這種自我意識的主體哲學也必然導致主客二分。
面對這種困境,康德認識到自我主體不可能通過經驗或有限的個體理性來保證,于是康德用無限的先驗意識取代了笛卡兒的有限的自我意識,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個體理性,大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性。康德把人的本質即理性歸于主體的先驗構造,通過先驗統覺來說明自我意識,完成了自我意識向先驗意識的轉化,使認知主體哲學得到真正的確立。
人的主體性原則到后來的黑格爾那里則被推到了極端,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這一命題,把主體性提升到本體論的層面,從而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本體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這樣“絕對理念”就成為了創造宇宙萬物的主體,而自我作為一種執行認識功能的先驗的理性精神也就獲得了絕對性和至上性。盡管黑格爾通過在本體論上把世界精神化,解決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體完全絕對化了,這也就意味著理性主義面臨著危機。
(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中以人的生存為基礎的生命主體論
近代哲學家們將“人的理性”變為“理性的人”,將人唯一化、單向度化為抽象的觀念人,這引起了以叔本華為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他們以體驗的非理性主義的新維度去重新詮釋人的主體性,重新恢復人的現實存在,使哲學回歸于人的生存的價值領域。叔本華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在叔本華看來,生存比認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認知只不過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這一概念,用以說明人的存在、活動、認知的內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學對主體和人的研究從認知層面轉向了生存的價值、目的層面,開創了現代人本主義生命主體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對生命的壓抑,弘揚主體的創造性和生命力,賦予主體以激情、沖動、永不停息的擴張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吶喊和“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展開了對理性哲學的批判。在尼采看來,生命的本質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發揮,即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釋放,是充滿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創造,是人的自主、自覺的自我實現。現代主體哲學理解的主體都是過程和歷史發展,而并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從這個角度說,尼采哲學奠定了現代主體哲學的根基。人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哲學家賦予了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內涵。無論是古代哲學中對主體性的超驗的理解、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抽象的發展,還是現代哲學仍以意識為基礎從生命的活動來理解人的主體性,都將主體性理論陷入了理論困境。馬克思正是在揚棄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生成性的變革,科學地闡明了主體性的內涵。
二、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揚棄與變革
主體性原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哲學理論上的杰出貢獻在于高揚了人能動的本質,認識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對主體范疇作了抽象的規定和理解。使得主體性原則、人的能動性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西方傳統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的生成性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變革。
首先,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進行了科學的規定。主體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回答主體是什么。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主體與人統一起來,但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對主體作出了先驗的、抽象的理解,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也僅僅局限在認識論領域。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把人歸結或
等同于“自我意識”的神秘主義觀點,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主體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物。”同時馬克思認為,人首先無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又不僅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還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意味著人是實際活動和實踐創造著的現實主體。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才能現實地確立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才能現實地確立人對感性世界的主體地位,才能揭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社會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所以,人的主體性正是在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客觀存在的、能動的人。這樣,作為主體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質的本質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體性學說的基石,也是人的主體性生成的現實依據。馬克思認為主體性作為人的特性,其根源、實質應到人的本質中去尋找。勞動、實踐是人的類特征、類本質,因此勞動、實踐造就了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并非“天賦之物”,它是在實踐中生成的。以勞動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唯物史觀表明,隨著勞動實踐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并不斷發展和提高,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辯證發展。主體性的存在是以主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如果離開了主客體關系也就無所謂人的主體性,而實踐是主客體關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實踐就成了主體性存在的依據。實踐不僅是主客體分化的標志,也是其統一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人與自然界原本是渾然一體的,正是由于以生產勞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從與周圍環境的原本統一中分化出來,提升成為現實的、自為的主體;與此相對應,自然物也就成了現實的客體。因此,有了實踐,才有主體,主體性才有了依托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是主體性生成的現實根據是十分貼切的。
最后,馬克思將“歷史”維度引入主體性思想之中,強調了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性時說:“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的實踐活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逗留于“現在”,但它必定要源于“過去”并著眼于“未來”。換言之,“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并存而把實踐活動迎面帶給人,由此彰顯人生存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必須把人的主體性置于歷史的發展中來加以考察。主體性的生成以歷史為載體,得以世代延續,不斷創新,不斷地“成為其所是”。同時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由于各種因素的全面影響,主體性的生成也獲得了歷史的相對確定性和保障,從而在能動與受動、繼承與創造、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中實現和發展。
三、結語
就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來看,由于他把實踐作為考察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使自己的主體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體是感性的個人主體,關心的是現實人的生活世界,強調的是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會的主體,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體;既注重人類的主體性,又注重個體的主體性;既強調主客二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又注重主體實際意義上的主體性。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高揚了主體的能動性,從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把握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感性世界和現實的人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一種以主體人的實踐為內在靈魂和本質特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實現了主體性理論的根本性變革,而且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思維方式的變革。因此,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實際上開啟和引導了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張志偉,歐陽謙.西方哲學智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7.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
古希臘以來,人們對于主體性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來沒有終止過。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問題,人本身成了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對象。人開始關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關注對自身行為的調控及其行為后果的預見,關注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這一系列關注都是以對人的主體性的充分的認識和發揮為基礎的。主體和主體性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它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這過程中也暴露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賦予了主體和人的主體性以生成性的內涵,科學地揭示了主體性的本質,實現了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根本變革。
一、對馬克思之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歷史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中以本體論為基礎的實體主體論
從哲學上說,主體和客體是對人與世界本質關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將主體、主體性與人聯系起來則是近代哲學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學中,人與主體是相分離的,無所謂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
在古希臘哲學中,第一個使用“主體”這一范疇的是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主體并不是一個專屬于人的哲學范疇,而是一種同屬性相對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主體的,他認為主體是一個貫穿在事物和變化之中的對事物起著支撐作用的不變的“存在者”,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和本體。所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本體、實體、主體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僅人是一個“主體”,一只小狗、一塊石頭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古希臘并無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也沒有突出人的創造性的主體性思想。
古希臘哲學大體上只是處于人類思想發展的幼年時期,這時的哲學思維還未將人類的主體與客體、對象與自我加以區分,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處于原始的統一狀態之中。古希臘哲學家們對“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學探討,也只是局限于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問。當處在追求終極根源本體論思維方式之中時,主體作為一個表達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是造成主體與人相分離的理論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學中以認識論為基礎的認知主體論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人在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人逐漸成為了世界的主體,主體概念開始同人統一起來,人也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歸于理性,認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為主體,人只有作為理性的人才能認識自然的規律,發展科學,獲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學就發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將對主體性的理解囿于認識論范疇。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開創了認知主體哲學的先河,開創了對主體、主體性的研究。在這一命題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則,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為在笛卡兒看來,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唯獨“我思”是不能懷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來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兒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維的主體和主體的思維被當作是一回事,這樣,先驗的邏輯理性就成為人類主體性的化身,形成了絕對的權威。盡管笛卡兒突出了主體的自由、能動的特點,但是他是以認識的形式來表達人的主體性特征,因此,這種主體性是經驗的,而這種自我意識的主體哲學也必然導致主客二分。
面對這種困境,康德認識到自我主體不可能通過經驗或有限的個體理性來保證,于是康德用無限的先驗意識取代了笛卡兒的有限的自我意識,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個體理性,大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性。康德把人的本質即理性歸于主體的先驗構造,通過先驗統覺來說明自我意識,完成了自我意識向先驗意識的轉化,使認知主體哲學得到真正的確立。
人的主體性原則到后來的黑格爾那里則被推到了極端,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這一命題,把主體性提升到本體論的層面,從而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本體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1]。這樣“絕對理念”就成為了創造宇宙萬物的主體,而自我作為一種執行認識功能的先驗的理性精神也就獲得了絕對性和至上性。盡管黑格爾通過在本體論上把世界精神化,解決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體完全絕對化了,這也就意味著理性主義面臨著危機。
(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中以人的生存為基礎的生命主體論
近代哲學家們將“人的理性”變為“理性的人”,將人唯一化、單向度化為抽象的觀念人,這引起了以叔本華為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他們以體驗的非理性主義的新維度去重新詮釋人的主體性,重新恢復人的現實存在,使哲學回歸于人的生存的價值領域。叔本華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華看來,生存比認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認知只不過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這一概念,用以說明人的存在、活動、認知的內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學對主體和人的研究從認知層面轉向了生存的價值、目的層面,開創了現代人本主義生命主體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對生命的壓抑,弘揚主體的創造性和生命力,賦予主體以激情、沖動、永不停息的擴張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吶喊和“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展開了對理性哲學的批判。在尼采看來,生命的本質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發揮,即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釋放,是充滿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創造,是人的自主、自覺的自我實現。現代主體哲學理解的主體都是過程和歷史發展,而并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從這個角度說,尼采哲學奠定了現代主體哲學的根基。人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哲學家賦予了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內涵。無論是古代哲學中對主體性的超驗的理解、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抽象的發展,還是現代哲學仍以意識為基礎從生命的活動來理解人的主體性,都將主體性理論陷入了理論困境。馬克思正是在揚棄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生成性的變革,科學地闡明了主體性的內涵。
二、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揚棄與變革
主體性原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哲學理論上的杰出貢獻在于高揚了人能動的本質,認識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對主體范疇作了抽象的規定和理解。使得主體性原則、人的能動性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西方傳統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的生成性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變革。
首先,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進行了科學的規定。主體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回答主體是什么。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主體與人統一起來,但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對主體作出了先驗的、抽象的理解,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也僅僅局限在認識論領域。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把人歸結或等同于“自我意識”的神秘主義觀點,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主體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物。”[3]同時馬克思認為,人首先無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又不僅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還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意味著人是實際活動和實踐創造著的現實主體。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才能現實地確立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才能現實地確立人對感性世界的主體地位,才能揭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社會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所以,人的主體性正是在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客觀存在的、能動的人。這樣,作為主體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質的本質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體性學說的基石,也是人的主體性生成的現實依據。馬克思認為主體性作為人的特性,其根源、實質應到人的本質中去尋找。勞動、實踐是人的類特征、類本質,因此勞動、實踐造就了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并非“天賦之物”,它是在實踐中生成的。以勞動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唯物史觀表明,隨著勞動實踐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并不斷發展和提高,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辯證發展。主體性的存在是以主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如果離開了主客體關系也就無所謂人的主體性,而實踐是主客體關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實踐就成了主體性存在的依據。實踐不僅是主客體分化的標志,也是其統一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4]人與自然界原本是渾然一體的,正是由于以生產勞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從與周圍環境的原本統一中分化出來,提升成為現實的、自為的主體;與此相對應,自然物也就成了現實的客體。因此,有了實踐,才有主體,主體性才有了依托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是主體性生成的現實根據是十分貼切的。
最后,馬克思將“歷史”維度引入主體性思想之中,強調了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性時說:“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5]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的實踐活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逗留于“現在”,但它必定要源于“過去”并著眼于“未來”。換言之,“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并存而把實踐活動迎面帶給人,由此彰顯人生存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必須把人的主體性置于歷史的發展中來加以考察。主體性的生成以歷史為載體,得以世代延續,不斷創新,不斷地“成為其所是”。同時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由于各種因素的全面影響,主體性的生成也獲得了歷史的相對確定性和保障,從而在能動與受動、繼承與創造、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中實現和發展。
三、結語
就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來看,由于他把實踐作為考察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使自己的主體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體是感性的個人主體,關心的是現實人的生活世界,強調的是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會的主體,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體;既注重人類的主體性,又注重個體的主體性;既強調主客二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又注重主體實際意義上的主體性。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高揚了主體的能動性,從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把握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感性世界和現實的人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一種以主體人的實踐為內在靈魂和本質特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實現了主體性理論的根本性變革,而且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思維方式的變革。因此,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實際上開啟和引導了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張志偉,歐陽謙.西方哲學智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7.
[2]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資料來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
⑦十報告文件起草組著:《十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頁。
[參考文獻]
[1]解保軍.馬克思科學技術觀的生態維度[J].與現實,2007,(2).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可以說,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3 ― 0005 ― 02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的標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的發表距今已有整整170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理論的創新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對這部著作的重釋,而關于的贊賞或批判、理解或誤讀也大多都是基于對這部著作的不同理解。因此,重新思考《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我們正確解讀馬克思的哲學觀念,科學評價的發展歷程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形態》成書于1946年,作者用德文進行寫作,而其初次問世卻是以俄文的形式顯見于1924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中。學界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是馬克思思想成熟的標志,而他明確提出的“歷史科學”概念則標志著不同于黑格爾觀念論與費爾巴哈直觀唯物主義的新的思想的誕生。那些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反復強調的抽象人道主義原則被唯物史觀所取代,而那些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待澄明的理論也在實踐唯物主義的思想建構中日益明晰起來。總之,不懂得《形態》就難以理解馬克思,既無法找到唯物史觀的入口,也不能踏上發展的道路。
然而,人們對這部著作卻充滿了理解上的分歧,使得《形態》本身的價值變得晦而不明。南轅北轍的態度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三種:首先,是贊賞的立場,以阿爾都塞最為典型。他主張《形態》是馬克思思想由意識形態階段過渡到科學階段的飛躍性成果,其實現的“認識論的斷裂”標志著馬克思已同抽象的人道主義觀念分道揚鑣,并開始創建自己新的理論“總問題”;其次,是批評的聲音,以哈貝馬斯、阿倫特和鮑德里亞最具代表。雖然三人言論各異,但就將馬克思刻畫為一個單向度的生產主義者來說卻殊途同歸。他們指責《形態》所提出的生產范式不僅在當下已經過時,而且造成了對人類其他活動領域的壓抑;最后,是輕視的態度,以法蘭克福學派和馬爾庫什最為突出。弗洛姆等人非常重視馬克思的早期思想,認為此時的馬克思才是的正統,而晚期馬克思的思想已經日益滑入向經濟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深淵。在馬爾庫什看來,從博士論文一直到《資本論》,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連續性地顯示出了他追尋自由的思想歷程。但馬爾庫什卻把自由視為人完全掙脫必然性的結果,這就導致《形態》不僅沒有關于這種自由的討論,而且連自由掙脫必然性這一主題都還尚未涉獵。所以,馬爾庫什將所有褒獎都給了《資本論》,卻對其早期和剛步入成熟期的著作置若罔聞。從這點來看,他雖與弗洛姆等人在具體主張上相異,但卻共同表現出了對《形態》作用的輕視。
對《形態》的如上態度都只是理論家的一孔之見,因為任何單方面和無批判的贊賞、反對或輕視都將遭至對馬克思真精神的錯失。因為,其一,阿爾都塞對《形態》的贊賞是建立在“兩個馬克思”的思想預設之上的,雖然他以反對西方陣營中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闡釋為己任,但其以神秘化的方式抬高《形態》的做法卻也難以在理論上站穩腳跟,最終只能把那些無法解釋的斷裂訴諸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這使得對馬克思進行科學主義闡釋的規劃成為空想。其二,哈貝馬斯等人對馬克思生產主義的激進指控也是沒有根據的。雖然馬克思在《形態》殊強調了物質生產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實踐方式,但這決不意味著實踐就僅僅只有物質生產這一個維度。事實上,馬克思在《形態》中也談到過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也給過交往、消費等活動以一席之地。其三,弗洛姆等人將馬克思早、晚期的思想對立起來,在思維方式上犯了與阿爾都塞同樣的錯誤。更重要的是,把馬克思人道主義化的后果必將誤解唯物史觀的實質。馬爾庫什固然是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卻將自由和必然非此即彼地區分開來。如此,《形態》所實現的思想變革在上述觀點中被徹底淹沒了,如何看待和評價《形態》的歷史功績也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所以,通過制造馬克思思想內部的對立,而高度贊揚或過激貶損《形態》地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那些對《形態》作用的輕視更是難以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科學看待和評價《形態》的價值和意義對于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吸取以上理論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揚棄之,轉化之,超越之,進而探索對《形態》更加合理的新解釋。
二
對《形態》的誤讀勢必會造成對馬克思思想的遮蔽,因此重新闡發《形態》的思想就成為我們理論工作的當務之急。本文認為,如何看待《形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如何評價《形態》在馬克思哲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彰顯其當代性是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的三個前提性,只有解決好這些疑點和難點,《形態》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得以真實地顯現。
第一,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完成的著作。眾所周知,學界通常強調《形態》是馬克思系統闡發唯物史觀的“誕生地”,習慣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脈絡中來定位《形態》的價值,加上盛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差異說”導致了恩格斯的理論創造在《形態》的詮釋史上一直處于“不在場”的狀態。這一方面漠視了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積極貢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所謂的馬克思與之間的對立和分歧。我們堅決反對這種立場,并主張要把《形態》看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對話和商討后,一致同意并合作完成的著作。這意味著,《形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創新性觀點,不僅是屬于馬克思的,也是屬于恩格斯的。正是他們二人一起完成了對人類思想史上問題域的更換,一起給予了傳統形而上學以最徹底和最具說服力的批判。雖然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思想內容中提到過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他只贊成辯證唯物主義而放棄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覺,但如果能正視其對《形態》的理論貢獻,則會對此問題有一新的了解,即恩格斯是在已經達到唯物史觀的理論地平之后,才開始著手去探討其晚年所遇到的具體問題,而那些對自然規律和世界本性的談論理應歸屬于唯物史觀的概念框架中來進行評判。不能把恩格斯同舊唯物主義相混同,也不可將他與第二國際和蘇俄的進行無差別的對待。如今,對恩格斯的惡意貶低已經成為造成內部分歧的導火索,因此,發現和明確恩格斯對《形態》的貢獻對于唯物史觀而言極其重要。
第二,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著作。馬克思之后的者總是根據自身所直面的理論和實踐環境來創新和發展唯物史觀,這決定他們只能有所選擇地偏重于馬克思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思想。例如,法蘭克福學派和東歐新大多注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阿爾都塞則更多抬高其后期思想的價值。這樣非此即彼的劃分自然造成了“兩個馬克思”的理論困局,進而使得處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期的《形態》之意義變得眾說紛紜。因此,我們堅持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視作一個不斷前進和日益深化的持續性過程。這樣一來,所謂的斷裂和跳躍之說便不能成立,而那些各執一端的偏頗態度也將被徹底地拋棄。馬克思作為人類自由和解放的探索者,在面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在發生著動態性的調整和變化。我們當然要以馬克思晚期所達到的理論水平作為基準,但同時也應該肯定其早年所進行的思想創造。《形態》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而這既是以往理論積聚而成的結果,也是打開未來思想的新的入口。所以,《形態》的價值只有在整體性的考察中才能夠得以展現,而那些用孤立眼光來評價它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第三,必須堅持把《形態》置于當今社會的新格局和新特點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認,當今的現實狀況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之間已有了巨大的變化,而后者的許多具體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哲學的真理性,就必須立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雙重視野來創新。這表現在,一方面堅守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方法和精神,為馬克思理論中有生命力的學說進行辯護;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們自身的幸福和希望來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可以說,《形態》的當代性就在于他展示出了社會現實的存在論性質,并提出了一套對其進行分析的可行概念框架。它啟發我們要從原子式的生活方式中抽離出來,進而在社會性的“我們”之中去找尋“我”的位置。詩和遠方固然重要,但決定這些精神追求的本質性因素是人的實際生存,是現實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對抽象價值觀的批判貫穿于《形態》的始終,馬克思借此使人們明白,好的生活必須首先致力于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存在。雖然《形態》還未明確提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張,但其貢獻出的社會原則已經成為馬克思后來進行思想創造的源頭活水,也進一步成為今天人們實現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根本性前提。
要之,重思《形態》的歷史地位和思想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時代課題。作為的經典文獻,《形態》也曾對中國的發展起到過不可估量的影響。時至今日,國人對它的探索和研究也仍在持續地進行之中。由此可見,《形態》不僅是一個既定的歷史文本,更是一個不斷敞開和生成中的社會現實,它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由于受到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德國民主派的影響,“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成為馬克思此時思考問題的中心和基點。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哲學中“原子偏斜說”給予崇高的禮贊,因為原子偏斜說使原子擺脫了自然法則的必然性,成為一種自由的存在,原子的偏斜運動使偶然性獲得了尊嚴,這恰好印證了近代民主派對個體的至上性的追求。在近代民主派看來,個體的人是至高無上的,世界萬物之所以有價值都是因為它被納入到個體的視野和評判體系之內,個體具有絕對的自主性,真理和價值都要圍繞個體而旋轉,法律、道德和國家要想獲得權威必須征得個體的認同,因此,原子式的個人之間的相互協商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契約是形成社會秩序的基本來源。在哲學上這種要求就表現為青年黑格爾派對“自我意識”這一概念的極度張揚。從《博士論文》的正文中可以看出,自我意識概念是這一時期馬克思思想中的一個至高無上的原則,抽象的個人自由是這一時期馬克思追求的目標。因此,筆者認為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傾向于一種“唯名論的社會觀”,認為實在的是個體,而不是社會,這使得他和自由主義有親緣性。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碰到了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題”。在對具體現實問題的分析中,馬克思意識到現實中存在的個人并不能夠完全實現他在《博士論文》中所設想的那種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原子式的個人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個人總是與他人發生著現實的關聯;同樣,在他早期所想象的那種作為“情感的共同體”的社會也并不是現實中存在的情況。在現實中,每個個體都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利益的最大化,從而造成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分裂和對抗,社會并不是他原來所想象的那樣溫情脈脈,而是一個充滿著矛盾、對立和分裂的社會。盡管在這一時期,馬克思基本上還是贊同民主派的自由主義立場,追求個人的權利優先的原則,反對社會或政府作為一種抽象的力量對個體的壓制。但是,馬克思的“社會”術語中已經包含了現實的物質利益和自由的沖突和分裂的內容,這樣的術語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名稱,而逐漸成為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