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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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古代文學元明清論文選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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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素質教育的提倡，建構主義教育理論與雙主體教學理論為越來越多的教師所認同，他們開始轉變觀念，越來越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這是教改中最為可喜之處，因為觀念的改變可以促進教改的深入與發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時矯枉過正，重學生卻輕教師。具體表現在，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標，忽略了教師自身的引導作用。事實上，素質教育在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這種誤區的形成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主觀上，教師的動機是好的，但效果卻不能與動機成正比。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紹———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三段論式教學，這種模式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市場。這種教學方式，往往“面”鋪得較廣，“點”挖得不深，教師更多的是充當了知識的傳聲筒，因而課堂教學引發不了學生的興趣。為改變這種現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師就通過講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壇趣事、野史逸聞等相關內容來豐富教學課堂。這樣的穿插教學本無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學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擴大學生的視野，增加知識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過分傾斜于此，教改就會走向誤區———為吸引學生而忽略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傳授了基礎知識忽略了能力培養。客觀上，隨著教師教學評價體系的改革，學生評教成為教師教學評價的重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學業績的好壞取決于學生的喜好。學生評教的角度往往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要求課堂氣氛輕松，不能注意到知識的系統與銜接，不愿接受思考與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動的好課就被狹義地理解為多講故事、多舉事例。筆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學課”向學生展開調查，70%多的學生認為文學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師“多介紹一些背景知識、作家生平及相關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明顯感覺到:學生對小說教學的興趣遠遠高于詩文教學。教學評價體系以學生評教為主，勢必對教師的教學活動產生誤導，為獲得學生的高分評價，一些教師的教學自然會迎合學生的口味。教與學的相互融洽，應該是教學中的極高境界。然而，以犧牲教師的主導地位為代價換得的“融洽”，應該說是得不償失的。學生得到的是信息時代網絡書籍上輕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養能力時代的能力喪失。最典型的莫過于四年本科畢業，畢業論文都無從下手。

(二)重手段輕方法

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社會的進步帶動了教育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正越來越深入地走進教育，多媒體教學就是最好的說明。小小三尺講臺可視接千里，耳聽八方。教學容量增加了，教學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學的生動性、直觀性加強了……多媒體教學正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正如一枚錢幣有正反一樣，多媒體教學中也存在誤區，這就是重手段輕方法。明顯表現在多媒體課件蜂擁而上，教師教學方式方法依然陳舊。以古代文學教學為例，教學方法依然是傳統的“三段論”直講，不同的是將粉筆板書換成多媒體的屏幕顯示，配以一些畫面與音樂。其最終除增加學生的感官刺激外，與傳統的教學效果并無二致。這種現象的形成，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對多媒體教學認識的偏差。作為現代教育技術重要手段的多媒體具有時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辦學、教學的一個重要指征。無論是對學校的本科教學(研究生)驗收還是對教師的教學評價，多媒體教學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因素。多媒體教學的重要性，往往使人們在認識上產生一種錯覺:凡運用了多媒體的教學就是教改，就是好課。事實上，多媒體只是適應時展、以計算機作為知識載體的教學手段。多媒體(計算機)教學始終也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教學，它不可能改變整個教育過程中的實質，教學的主體只能是教師與學生。這就好比教師是廚師，學生是吃飯者，多媒體是灶具、炊具。飯菜是否可口，關鍵是廚師的手藝和學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響只是在于做飯的功效。一堂好課，手段固然不可缺少，關鍵還是在于教師的教學方法。衡量一堂好課并不能以是否運用了多媒體技術為標準。曾經有幸聆聽過中國文學研究所楊義先生的兩次講課，沒有多媒體技術的幫助，卻依然讓我們有如沐春風之感，領略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內涵。應該說，教師的主導地位就體現在教師的知識積累及傳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輕方法，只能使多媒體教學成為新瓶裝舊酒的傳統教學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確合理地使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師自身的現代教育技術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輕方法的一個原因。多媒體教學中，教師運用最多的莫過于教學課件。課件的來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網上下載，或是花錢購買。自己制作的課件，因為計算機知識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燈片的形式出現，結果無非是將原來粉筆的板書變為電子板書，換湯不換藥，不能有效地發揮多媒體的作用。網上下載或購買的課件，因為“舶來品”的緣故，教師不熟悉教學內容，喪失教學的主動性，很可能導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的限制，課件往往重復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使得教學模式固定化，從而抹殺了教學中的個性、特色與靈活性，限制了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輕方法的誤區。

二、特色課堂的構建———古代文學教改的應對措施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學就如同賣之于買”，也就是說:要讓學生會學，教師就必須會教。古代文學教學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在掌握古代文學知識的同時，增加人文素養，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基于此，筆者認為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優化教材與課堂結構，發揮教師主導作用，構建特色課堂至為重要。古代文學特色課堂構建的前提條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原則是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目的是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知識，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增強人文素養。為此，筆者將古代文學特色課堂分為三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強化記憶的自學課堂

該課堂體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學生自學為主，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古代文學的基礎知識與古代文學學科的考試相結合。具體操作上，以教師為主導，首先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對古代文學史在總體上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學習中做到知識的系統化與完整性。比如，介紹到魏晉小說，可以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加以介紹;學習宋代詩歌，可以將北宋、南宋詩壇加以概括。接著，在多媒體的教學屏幕上顯示一個教學單元的基本練習，諸如作家的字號、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學流派的解釋，作家創作的概況等基本知識，由學生在課前預習及課堂開卷的基礎上隨堂完成。學生的練習作為該門課程總成績的一部分。這樣的教學課堂，可以充分優化教材，將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識以相對少的教學時間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線索并加以強化訓練。同時，通過強制也可以加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打好古代文學的基礎，杜絕平時作業中的抄襲及期末考試時的臨時突擊和舞弊現象。

(二)“授之以漁”的能力訓練課堂

該課堂的特色主要是對教材中的重點章節有選擇地進行專題講述，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專題教學中教師可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參考資料等通過多媒體屏幕介紹給學生，進而教給學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講解姜夔作品，可以結合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的評論加以講評。講授清代小說時，可以將當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熱點、研究空白等介紹給學生。據筆者了解，這樣的教學內容還是比較受學生歡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認為教師不是教“死書”，能擴大他們的視野，調動和激發他們的科研創新能力。專題研究教學也可以采用討論教學，可以事先布置討論題或讀書報告，要求學生查閱資料，課堂上以學生介紹資料綜述及自己的觀點為主。如《聊齋志異》專題可重點分析其女性形象。《聊齋志異》幾乎所有的愛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動找書生，并且一見面就委身于書生，就此可讓學生展開討論，進而深入探討作者的女性觀。教學中，應根據教學課時及教學要點設計好一學期的教學專題，如，唐代文學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學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給學生以啟發，培養學生的能力。這種教學課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點，重要的是通過平時的訓練，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畢業論文的完成打下基礎。同時，也可以避免學生畢業時，論文無從下手，抄襲、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

(三)增強人文素質的情商課堂

“情商”是心理學家相對于“智商”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課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顯現著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優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導得法，古代文學課完全可以成為生動的美育課，給學生以心靈的洗滌與凈化。情商課堂的創立就是要聯系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對大學生進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直覺能力，增進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塑造大學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課堂可以通過學生感興趣的作家生平經歷，針對現實生活中的熱點話題，展開討論，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如蘇軾生平經歷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終能保持一份樂觀。《瀲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賦》《水調歌頭》都表現了這一共同特點:人生的不快、不順、不幸、不如意都在對自然、生活的熱愛中得以化解。將蘇軾的人生態度與當前大學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聯系，會給學生很好的人生啟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會一片黯淡;只有盡量去尋找、發現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會海闊天空。該課堂也可以在講解作品時聯系相關話題，對現實生活中的普遍現象進行思考。如講解《紅樓夢》時，可將賈府的腐敗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賈府的腐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三方面，賈府的腐敗是它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腐敗不僅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也是當今社會的毒瘤，通過《紅樓夢》的學習，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義。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大學生最感興趣、最敏感的話題。《聊齋志異》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離開了原先的“愛人”，可以聯系近年來大學生因失戀輕生的現象，探索其原因，對大學生進行愛情觀、生命觀的教育。此外，情商課堂還可以通過對古代詩詞的欣賞、朗讀陶冶大學生的性情，培養其審美欣賞的直覺能力，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中，利用多媒體手段，將音樂、畫面、朗讀等多種手段有機結合，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課堂可以使學生從書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學教學更貼近現實人生，從而增添時代氣息。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優秀傳統薪火傳承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格的塑造，對今后走向社會至關重要，因此，情商課堂的構建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亮點。

篇（3）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濟南新城人。王士禛終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書致仕，位列臺閣，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詩顯。《四庫全書總目》曰：“當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詩集者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趙翼《甌北詩話》論康熙朝詩人，稱：“其名位名望為一時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詩研討上，王士禛是不能略過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詩而特顯，關于王士禛的闡述和評價常常也就停留在詩論和詩作上。他的門人程哲在《漁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內者，凡五十余年，蓋皆稱其詩也。”“或疑先生之文，殆為詩掩”。[1]王士禛的散文創作直到如今還處在存而不管的狀態，甚少有人加以研討。本文以漁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為研討對象，從一個側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創作的相貌與特征。

張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婦”，是她陪伴著本人從家鄉一步步走向京城，從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思念妻子張氏“宜人十四歸予，二十年甘苦兩人相與共之。數載以來，牛衣對泣，憂患惟兩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對她的感情相當深沉與真誠。王家是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歸“典盡恩禮”。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時予方為諸生，與諸兄讀書家塾，每至丙夜不歸，宜人一燈熒熒，縫紉以待無倦容。”張宜人節儉持家的狀貌與侯夫歸家的繾綣深情如在目前。隨著作者登第入仕，張宜人隨之揚州任上。當時王士禛的揚州之任是頗不自得的，難能可貴的是張宜人“了無事俗交謫意”。在揚州“與予同志相助”，“憶辛丑在廣陵，閩中友人許天玉公車北上，以缺資斧來告。會囊無一錢，宜人笑曰：‘君勿憂，我為君籌之。’除腕上跳脫付予曰：‘此缺乏為許君行李費耶？’予一笑，持遺天玉。”“同里徐東癡隱君貧且老，雖凍餓不干人。每嚴冬風雪無御寒之計，宜人輒出絮帛屬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張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見，使讀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對死者鮮活形象的留戀與思念。作者選擇這兩件小事，使張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婦女宥于家庭生活的傳統，而在更這寬廣的意義上表現了張宜人的仁慈品性。隨著先生謁選京師，應該說生活該呈現改觀了。但不幸銜接來臨。先是子啟涑新婦“以產歿”，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渾又死矣。中年喪子，可謂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勝，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別甫過，生離又至，張宜人還沉浸在喪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時兩喪愛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萬里之行，宜人慮傷予心，破涕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咽相間，生怕予聞之也。”以形象的畫面“破涕為笑”“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咽相間”直面讀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寫而寫，濃濃的悲傷充溢其中。先生未歸而母孫太君卒，未幾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屢絕復甦”，張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淚之余，凡予飲食起居，調護備至，予非宜人其不瀕死者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張宜人“為予上事嚴親，中恤姊妹，力已殫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張宜人終身是勤勞悲苦的終身，少失恃，中喪子，家門多喪亂，上要孝養舅姑，下要撫育諸子，料理家務。特別是先生“性疏懶，好讀書不問家人消費。

假如沒有張宜人的賢惠，很難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豈木石，忍須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歷時性構造，緊緊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人也。”回想了張宜人從歸嫁到逝世悲苦的終身。“宜人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病不及知，斂不及見，決語不及聞”在可惜與淡淡的自責之中，發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窮哉”的浩嘆。

陳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張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時陳孺人十六歲，先生四十七歲。作為掌管中饋的家庭主婦，陳孺人十七年的生活無甚大事可記。這篇行實多從親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轉述陳孺人之賢，但陳孺人聰明的性格特性還是給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詩絕句百首，皆成育，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十篇，禪誦之余，每舉以相文娛，既十四五年，扣之一無遺忘，似有慧業然。”夫妻閨房之樂溫馨怡人。但想起其訣別之言又讓人無限悲傷“孺人訣別無他語，但曰：‘君身受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作為封建社會中的傳統婦女，陳孺人自然擺脫不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約束，無子的她當然要一切從夫，顧忌到丈夫的仕途，這是“大節”。但是子女作為父母生命的持續，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滅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環繞了許久的對兒女的掛念終于化為最后的囑托，一筆將母親奄奄一息時放心不下兒女的心態描寫出來，可謂寫實之筆。這樣的“兒女語”比任何的美德評價更具感人的力氣，由于它表現出了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讀者的共鳴。不幸的是“孰謂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隨于公開哉！”死神擦除了陳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絲痕跡，只留下了無盡的懷念與悲傷。

篇（4）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基本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具有相對固定的特點。從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學，這些文學歷史的脈絡基本不變，教學的內容無非是文學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等內容。相對固定不變的教學內容若要講出新意和變化，只能依賴于評價視角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滲透與運用就是一種新的評價視角和教學思路，不僅能揭示出古代文學的內在文化含義，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從民風民俗視角切入教學，才能有效地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從真實的文化氛圍中領會作者的思想和創作意圖，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內容豐富繁雜，需要教師結合古代文學授課內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課件、圖片、實物等教學手段，全方位展示。1.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揭示講授者能否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進行準確還原和揭示，首先關系到對作品的正確解讀。尤其對于古代詩歌來講，其蘊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著痕跡，講授者若昧于當時的風俗民情，難免有郢書燕說之失。如唐代詩人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講授者若不了解“星橋”為古代元宵節期間令人觀賞的燈的名稱，就會想當然地認為是被燈裝飾的河橋，其實星橋即是一種燈的名稱。《云南府志》云：“元宵賞燈張樂，列星橋火樹于道。次夕長幼挾游，爆竹插香于其處，相傳以為祛病。”《宛平縣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賞燈夜飲，火樹銀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可知這兩句就是描寫元宵節燈火的盛況，與真正的河橋無關。由此看來，古代文學教學應關注民俗資料，這樣才能保證講授知識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其次，對古代文學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和揭示還關系到對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別詩詞中“楊柳”意象的解讀和分析，講授者通常也會提及古人因“柳”“留”諧音而折柳贈別這一風俗習慣并解讀出該意象所蘊含的留念、惜別涵義，但僅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楊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內涵，從而也失去了對作品進行深層次理解的機會。筆者并不滿足于“折柳贈別”這一民俗行為的介紹，而是通過引用各種文獻資料進一步挖掘這一意象的深層文化內涵。如賈思勰《齊民要術》有記載：“正月旦，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也談到“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至毒”；體現佛教教義的《灌頂經》中述及禪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龍，觀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眾生。受此影響，中國民間稱柳樹為“鬼怖木”，認為它有驅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圍繞“柳”展開的民俗活動已經非常豐富，如在門首屋檐插掛柳枝，頭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別等等。正是民間社會賦予“楊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種與楊柳相關的民俗活動，使這一意象不僅蘊含留念、惜別的含義，更蘊含著“驅兇求吉”的文化含義，積淀著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從而成為送別詩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講解李白《子夜吳歌》中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或杜甫《秋興八首》中的“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適時地對詩句中的“搗衣”民俗進行還原：“搗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縫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種生產民俗，具體來講就是衣服縫制前的一種特殊勞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搗使之平軟便于縫制。[3]同時運用多媒體播放唐代畫家張萱的《搗練圖》，其畫面展現的唐代婦女搗衣情景和搗衣工具形制會讓學生對搗衣民俗有更直觀的印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搗衣多是民間女子為征人備置寒衣，常與政局動蕩、戰爭頻繁息息相關。戰爭越頻繁，征夫越多，需為征夫制作寒衣而“搗衣”的現象越普遍，從而出現詩句中描寫的“萬戶搗衣聲”“寒衣處處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況下，學生自然會深刻理解作品所隱含的征人思婦的思念之情、盼歸愿望以及對社會動蕩、戰爭頻仍厭惡的復雜情感內涵。總而言之，這種對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與揭示，不僅能有效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開拓知識視野，更能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闡釋文學現象，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2.從民俗文化視角對古代文學史相關問題的闡釋解讀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除了歷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讀外，還包括各個時期文體樣式、文學思潮、重要流派、文學傳播及接受等相關問題的闡釋與分析，這是文學史部分的重要內容。許多講授者在講授文學觀點時容易流于單調、教條，使之枯燥、空洞，極易導致學生學習倦怠。如果能從民俗文化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闡釋和解讀，講授效果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講解元雜劇這一文體時，都會提到其情節結構的大團圓模式，但多數講授者在此并沒有深入挖掘這一情節模式形成的深層原因和蘊含的文化意蘊，學生也只是機械性地記住了這個觀點而已，對此并沒有很深的體會。倘若對大團圓模式的成因能從中華民族崇尚圓滿的世俗心理、講究因果報應的民間信仰等角度進行闡釋解讀，講授效果會得到很大的提高。[4]這樣從民俗文化視角所做的闡釋和解讀，不僅可以深化學生對文學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對拓展學生思維空間，開闊視野，實現學習廣度與深度的有機結合也不無意義。

二、實踐教學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

一直以來，古代文學課程偏于理論教學，疏于實踐教學的狀況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該門課程教學效果提升的瓶頸。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強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性，更好地開展實踐教學活動就顯得刻不容緩。筆者在該門課程的實踐教學中，也嘗試從民俗文化角度進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不僅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更有效提升了實踐教學的效果。1.開展課外興趣小組活動眾所周知，興趣既是學習的動力和內驅力，又是激發學習者創造性思維的催化劑。故而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常常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成為課程實踐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也常常采用這一形式，只是如何運用該形式并取得相應成效需要教師提供視角和思路并精心組織。長期以來，筆者從民俗文化視角切入，圍繞“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關系”之思路，有組織、有目的、有秩序地開展了相關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組織”指的是在筆者帶領和指導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群，學生自愿加入，建立興趣小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話題討論和活動開展都是圍繞“古代文學和民俗文化”相關問題進行，如讓群中學生利用網絡資源分門別類收集整理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民俗文獻、民俗圖片等古代民俗資料或描寫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學作品；“有秩序”是從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問題討論，有條不紊進行。時至今日，在qq群空間已經了興趣小組所收集整理的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農業生產、日常飲食、文房四寶、工藝器用、花卉草木、歲時節日、游藝娛樂、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資料和民俗圖片，以及古代民俗詩詞若干首。這些活動的開展，不僅激發了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拓展古代文學的學習空間以及提高學生收集整理資料的實踐能力也不無意義。2.進行科研活動訓練一定程度的科研訓練，不僅有益于學生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培養，更有利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學生參與科研項目和活動，進行科研訓練已成為高校實踐教學環節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必要途徑。鑒于此，筆者在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中非常注重對學生進行科研活動訓練，可以說是上一階段活動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經歷了一系列“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興趣小組活動之后，學生在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必然會對相關問題有進一步探究的愿望。這時筆者就會圍繞他們提出的問題與之商討選題，提煉角度，開展研究，并進行論文寫作。經過這些科研活動的訓練之后，學生已先后寫出《唐詩中的冬至節民俗描寫》《唐代婚戀民俗詩代表作品舉隅》《古代節令民俗詩詞在當代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等選題較小而不乏新穎、且適合本科生寫作的小論文。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學生真實參與體驗的科研活動訓練，再沒有其他活動形式能比這種真刀實槍的訓練過程帶給學生的獲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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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方文獻看似范圍狹窄，其實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它時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時而展現的滿目瘡痍，時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風流．時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無論是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無論是嬉笑怒罵，還是嗚咽悲鳴，都真切地展現了文人們的心靈圖景和時代烙印。要想了解這些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和外部圖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獻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簡單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學人為了追述商丘久遠的歷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認為就是現在的商丘；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發源地，把閼伯和契視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說成是旅游，進而得出商丘是中國旅游的發源地。顯然，這與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時期的歸德府家族文人群與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說是商丘地域文學(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長期以來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即便有些關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其原因就是對商丘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不夠，造成視野不廣、“文獻無征”。這與地域文學傳統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協調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學中挖掘地方文獻、充實地域文學(文化)知識，能夠發揮文學(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獻中有著豐富的文學與文化圖景。比如，張巡、許遠的忠貞之情與睢陽保衛戰的激昂慷慨，明末呂坤、沈鯉的憂國憂民與鯁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東林黨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詮釋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用世精神，這些與愛國精神培育、中國夢的詮釋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

二、整理地方文獻、充實古代商丘地域文學

文化知識的探索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相適應的地方文獻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著作者著眼。即凡鄉人著作，不論其內容是否涉及鄉土史地，不論其為經史子集，均屬于地方文獻之列；另一大部分從著作內容著眼，即內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舊志、史載、詩文、疏奏、家譜(以及碑版、題刻等雖不以書籍形式傳流者)等等，均為地方文獻之類。”Ⅲ位于黃淮海平原的豫東商丘，地域文化資源豐厚，歷史上雖然經歷多次黃河水患，一些文化遺跡塵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獻仍十分豐富。從本校圖書館地方文獻部目前收集的情況來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譜、金石拓片、古舊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記載者共計680人，著作近2000余種。存世者約600余種：家譜已有350余部1800余冊；金石拓片共計5大系列、11類、1430余種，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魯蘇皖交界區(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隸屬于商丘)漢畫像石拓片、商丘地區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國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漢金文集萃》《漢畫像磚拓片》、《秦漢瓦當》、《歷代銅鏡》、秦漢磚銘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國及西漢梁國的各種文獻、出土簡牘、漢代陵墓、漢畫像石研究資料較為豐富，約2000余種、3500余冊。這些豐富的地方文獻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蘊。為商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動力。筆者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獻，完成《宋犖全集(附宋氏家集)》、《宋犖研究》、《沈鯉集輯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總目提要》等書稿多部。同時，指導學生研習商丘地方文化，多次為學生宣講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古代文學課堂

目前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冊，主要是按歷史順序的方式排列知識點，朝代之內按文體、作家(群)等結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識點往往很難與地域文化因素結合。近二十年來，地域文化研究的勃興。相繼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學史、歷史著作，這為進一步開拓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這一大潮影響之下，有關商丘地域文學、歷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學研究》、《商丘文學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繼出版，為人們進行地方文學(文化)教學提供了較系統的參考資料。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古代文學課堂，必須注意把握度。中國古代文學是中文專業必修課，目的是讓學生較系統地學習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輪廓和基本知識，課堂教學時須把握這一主線，保證“中國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任務的完成，地域文學知識則只能作為其中的點綴和補充。比如，《商頌》是《詩經》教學較少關注的部分，就可以結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鳥》、《長發》諸詩，將商丘與商族、商人、商文化的關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學的形成探討中。“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劉武”『21。在劉武身邊形成的梁園辭賦作家群是漢賦發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體，在講授漢賦時，不妨將梁園的興廢、梁園文學意象的形成與影響以及芒碭山梁王墓群等結合起來，培養學生對漢梁文學與文化的感悟和認知。而在學習《桃花扇》時，不妨將介紹侯方域與雪苑社、明清時期商丘的家族文學等結合起來。通過提問、討論等方式．靈活的穿插和補充．使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與身邊的地域文學緊密結合．以顯示出古代文學的可親可近。另外，還可以開設古代文學的專題選修課，專門系統地介紹商丘地域文學，如《明清歸德府望族與文學研究》課，分為歸德府地域文學傳統、明清歸德府望族文學群體的形成機制與特點、明清歸德府家族性書塾書院與文社、園林宅邸與明清歸德家族文學、商丘侯氏家族文學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學研究等六講，以家族文化為切入點，綜合政治、文學、文化與地域的多重關系。

(二)將商丘地方文獻整理與實踐教學結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豐富的商丘地方文獻．雖然已經引起廣大學者和地方政府的興趣和重視．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廣大學者還是地方政府部門．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仍然沒有系統、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為第二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豐富的文化資源與我們現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稱的。改變這一尷尬境地的有效途徑就是全面、系統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獻，無論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還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寫、記載商丘人情風物的作品．這些豐富的地方文獻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載體，也是集中體現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統資料．是我們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礎文獻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不僅要將地方文學知識嵌入教學中，而且應將商丘地方文獻整理引入課堂，優化實踐教學。首先，帶動學生開展地方文獻的實踐調查。商丘師范學院生源主要來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區為多，這就為開展商丘地方文獻調查提供了便利條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靈活安排，開展地方文獻的實踐調查，這是豐富學生課余生活、鍛煉學生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調查內容可以是與學生關系較為密切的家族家譜編纂、收藏情況，也可以是商丘地區寺廟建筑保存狀況及廟會資料，甚至學生身邊的碑刻文獻資料、家族歷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調查、收集的地方文獻形式。筆者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就曾發動學生對商丘市區重要歷史文化景點如八關齋、商丘古城、火神臺、燧皇陵、張巡祠等，開展碑刻文獻資料的調查活動。通過調查和整理，不僅使學生對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還引起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部分學生以碑刻文獻為題還獲得了學校大學生創新項目的資助。其次．組織學生進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獻數字化的實踐訓練。作為地方院校，商丘師范學院的古籍收藏相對較少，學生學習生活中很少能見到或者觸摸到古籍。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加以引導，不僅以圖片的形式在課堂上加以講解，更應當引入實踐訓練，將整理古籍與教學及學生實踐學習相結合，這樣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強教師教學與科研的聯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學生視野，增強學生對古籍文獻的句讀、標點等方面的訓練。筆者在地域文學的研究過程中．相繼獲批“宋犖研究”、“沈鯉集輯校”等多項社科或古籍整理項目，在研究過程中吸收部分學生參與進來，以課題帶動讀書，又以讀書帶動畢業論文的撰寫。教學過程中靈活地處理期中考試、作業與古代文學的日常學習．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為期中考試或者日常作業內容，學生不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還運用了古典文獻、古代漢語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學習興趣和綜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這一點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可以結合學校每年暑假進行的“三下鄉”活動、大學生創新項目，或者成立興趣小組，教師選擇若干個商丘古代文學課題，指導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知識的過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學的研究工作．以此帶動和激發學生的科研熱情，這不僅是學術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大膽嘗試和有益實踐，也將為學生研究生階段學習打下一定的基礎。

(三)將課堂講授與課外實踐結合

在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能僅局限于課堂講授，應該結合中國古代文學史及作品選，帶領學生作實地考察，在實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場景，力圖實現古代文學作品的“可觸性”。比如講授孔子《論語》，可帶領學生參觀夏邑孔子還鄉祠：講授莊子散文，可帶領學生考察莊子墓；講授漢賦，可帶領學生參觀清泠池、平臺以及芒碭山梁孝王墓；講授杜甫的《遣懷》與韓愈的《張中丞傳后序》，可帶領學生參觀商丘古城，慨想漢唐時睢陽城的繁華與安史之亂慘烈背后睢陽城的破壞；講授范仲淹詩文，可帶領學生參觀應天書院；學習《桃花扇》，可以參觀壯悔堂、香君墓。等等。讓學生走出課堂，去廣闊的社會中，結合所學知識，與文物遺跡、名勝古跡接觸，在實地考察中夯實書本知識，這也是古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

篇（6）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開始，經歷運動、第二次、、、、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技能教育。1862年創辦的，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范。1903年，張之洞、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研究文學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式的根本變革

培養寫作者是傳統文學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說訓練的內容除了閱讀，還有實踐性創作。授受的雙方一般都參與文學的創作，所以文學是動態的，作品是不斷累積的，既包括過去的文學，也包括現在的文學。癸卯學制中雖然有寫作一項，但是已經不再那么強調了。大學堂的課上也不進行傳統的詩賦訓練，中小學堂更是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定。1905年為保證學堂的發展而廢除科舉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話為創作語言的傳統寫作方式失去地位，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逐漸被現代白話文寫作取代。這意味著，古代文學教育不再是從古至今的文學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學”的教育。“現代文學教育”“當代文學教育”等也先后從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成為與古代文學教育并立的門類。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培養寫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養學術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學素養成為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一來，授受雙方往往缺乏相關的寫作經驗，并且隨著古今語言文字的演變，普通民眾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因此，古代文學研究和教育也面臨脫離現實需求、成為少數研究者群體內部的話語游戲的危險。

從內容看，古代文學教育也有重大變化。癸卯學制中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稱“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對“歷代文章流別”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講義授課。1904年，時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的林傳甲，將為授課需要而編寫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刊行，這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林傳甲在卷首題記中表示“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又說“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可見，此書一則受國外文學史編寫的啟發，二則忠實貫徹了癸卯學制的要求。林著文學史分16篇，目次與癸卯學制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條完全一致。此后出現的一系列文學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學府中的教學需要而編寫。這意味著從傳統的文學選本到系統的文學史著作，教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以前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不同，新的教學方法似乎更側重知識的系統傳授，這也適合現代學校的課堂教學。雖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統的文學史為授課內容，而是選擇“雅正鏗鏘”“有益風化”的詩歌等。但是，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堂教學方法“以講解為最要”，特別提出對記性太差無法背誦的學生，“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又規定中小學堂讀古詩歌“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這實際上也就規定了課堂教學以講解為主的方式，明顯不同于傳統官學和書院“執經叩問”的發問答疑式、私塾的誦讀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啟發式這些非系統性的教學方式。

三、癸卯學制對古代文學教育的影響

(一)古代文學教育的西化與現代性問題

癸卯學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中體西用色彩，是中國儒家思想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結合體。這一學制是學習日本的結果。日本學習西學大有成就，其文化又與中國接近，加上路途不遠，往來相對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為當時的潮流。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前曾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前往日本考察，張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羅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這些人的調查訪問及對日本學制相關資料的編譯，為后來癸卯學制的擬定打下了基礎。日本學習西方思想的同時能保存自己的思想傳統，這一點正符合中體西用的觀念，是理想的學習對象。學習的結果是癸卯學制以儒家思想為不可變的根本，其中又特別重視宋儒理學。另外，只設外國文學，不設外國哲學。王國維1906年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對此提出批評:“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他主張從哲學意義上而非僅從道德倫理方面研究理學，指出哲學、美學與文學的關聯，并且主張開設印度哲學和西洋哲學課程。癸卯學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對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處理的問題。無疑，制定者對于西方思想帶有某種疑慮，竭力維護傳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但是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傳統，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這一出戲已經拉開序幕。對于中西文化的爭辯及文化認同的問題，余英時在《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中指出，現代西方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的象征，于是現代化往往也就意味著西化。在古代文學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論，乃至教學方法都曾有過西化的傾向。

時至今日，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傳統，仍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與中西學術思想沖突問題同時浮現的還有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思想沖突的問題，只不過在癸卯學制頒布之時，還沒有發展到后來尖銳對立的程度。所以這一學制規定僅限于“習通行之官話”，練習寫作時“愿習散體、駢體，可聽其自便”，不過“不宜太數”，詩賦“聽學者自為之，學堂勿庸課習”。當然，這里的寫作指的是文言文寫作。后來，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中國文學科目中，文言文和現代文的沖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籌建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即后來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例，一開始的中國文學課是按照癸卯學制的要求。1915年，校長經亨頤實行改革，推行白話文教育，編寫國文課本，收入大量時文，以白話文承載現代社會倫理與經世致用之說，以貫徹他的“人格教育”理論。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文學教育的內部，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兩部分力量的消長，以及古代文學教育內部，傳統思維和現代思維之間的沖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均衡發展問題

傳統的文學教育中，資源的配置相對均衡。特別是科舉制度完善以后，從蒙學到太學，講授的內容是相通的。鄉村的社學、義學、私塾起著輔助各級官學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內部互相切磋的文學活動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得以進行。像《紅樓夢》中所寫的結詩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學詩的經歷，是有現實基礎的。這樣，各個層次的文學教育形成穩定的結構，締造了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學教育傳統。癸卯學制的頒布以及繼而廢科舉的舉措，打破了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首先，新式學堂雖然大量涌現，但是這些新式學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學費昂貴，鄉村的大批寒門弟子實際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文學教育在鄉村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斷層，詩書傳家的家庭教育傳統，以及苦讀詩書博取功名的文學教育模式，都在新的歷史時期難以為繼。其次，癸卯學制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國文學”一科的教學，有較明確的分工規定。這開啟了后世語言、文學分科的論爭，也開啟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癸卯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有8種，第三種為“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一科的“教育要義”是識字以利于讀書，能夠用“俗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夠寫“日用簡短書信”，其最終指向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學堂的“中國文學”一科內容是“讀古文，使以俗話翻文話”“習楷書”“習官話”。對照可知，這其實是“中國文字”科的延續。中學堂雖也有講授“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僅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點還在于識字、寫字等語言文字的訓練。從癸卯學制對中小學堂“中國文學”的學科描述來看，顯然是側重語言知識。

篇（7）

張四維，字子維，號鳳磐，山西蒲州(永濟)人。出身晉商世家，一生為官，官至首輔。為明代的發展起了不可泯滅的影響。但至今尚無一種詳悉張四維的年譜。本論文的寫作意圖即在填補這一缺陷： 一、對張氏世系作了確切考察； 二、對張四維的生平行事和交游逐年考索排比，力求準確詳盡； 三、對張四維的大部分作品作了系年考訂； 本譜共分以下幾個部分： 凡例：以說明年譜編排的體例和原則。 傳略：對譜主的生平行跡作一簡要介紹，對相關問題分析論述。 年譜：將譜主的生平行跡按年編排，加以詳細注解說明，對相關問題加以考證。 參考文獻及附錄。 【關鍵詞】：張四維年譜

【學位授予單位】：蘭州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7

【分類號】：K248

【DOI】：CNKI:CDMD:2.2007.114550

【目錄】：

I、論文摘要5-7

中文摘要5-6

英文摘要6-7

II、正文7-49

一、凡例7-8

二、傳略8-11

三、年譜11-49

III、附錄49-69

一、明史《張四維傳》49-51

二、明實錄《張四維傳》51-52

三、張文毅公神道碑52-55

四、張文毅墓表55-57

五、張文毅公墓志銘57-60

六、張文毅公行狀60-65

七、勒大學士張四維贈太師謚文毅浩65

八、張四維所輯圖書65-66

九、交友考66-69

王崇古66-67

高拱67-69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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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中國古典文學桃花意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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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漢橫吹曲是李延年因胡曲而改造的新聲。漢橫吹曲魏晉以后有十八個曲調流傳，它們是《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郭茂倩《樂府詩集》“漢橫吹曲”部分收詩二百多首，其中邊塞詩有近一百六十首，占到了總數的70％。若按曲調來算，十八個曲調中，《黃鵠》、《黃覃子》、《赤之揚》三曲無作品，《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劉生》四曲不關邊塞，其余十多個題目都創作過邊塞內容的詩歌。最早賦詠漢橫吹曲題的詩歌是南北朝詩人所作，在南北朝詩人那里，賦詠的橫吹樂府多與邊塞有關，到了唐代，依然如此。《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部分收錄的詩歌很多都是邊塞詩，這些橫吹樂府邊塞詩有什么特點？其價值和意義是什么？以上問題值得探討。

一、橫吹樂府邊塞詩與橫吹樂的關系

篇（10）

，使得中國的國門被打開，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也深刻意識到國家的落后，文學界由此覺醒，并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過猶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等口號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與文學受到強烈排斥，這種過于極端的決定未免顯得急躁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今后的發展遺留下不小的隱患。20世紀初的文學革命，將現代文學的序幕正式拉開了，有傷痕文學、鄉土小說和九葉詩派等。一直發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說、奇幻小說和都市言情等出現，表面上看來現代文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態勢。但仔細追究，我們會發現繁榮的背后正是一派虛無和浮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論的影響，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產生的影響也很深，而我們自己的文學史和本民族的文學意蘊已越走越遠，我國的現代文學可謂是進入了“瓶頸”。

(二)文學“斷裂層”

現代文學史已有近百年的時間，然而卻尚未真正出現能與古代文學相媲美的文學作品。沒有一部小說可以與《紅樓夢》比肩，沒有一首現代詩歌可以與唐詩相對抗的詩歌。文學是一門較為感性的科學，其應當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以反映當下的真實生活，同時也不能與歷史母體相脫離。在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現代文學中鮮少出現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只知向前看卻忘了回顧身后，因而使得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出現了“斷裂層”。

二、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

(一)豐富的古代文學資源

先秦諸子的《詩經》、《莊子》;兩漢的漢賦、《史記》;魏晉的“建安風骨”；唐宋詩詞、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還有民歌、游記等不同種類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學資源十分豐富，我們所指的古代文學資料當然指的不僅僅是文本資料本身，因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潛在的內容，這或者是一個時代的風尚，或者是某個朝代的社會思想等等。由此可見，祖先們為我們留下的古代資源之豐富，這些不同文學形式的作品為我們展示不同時代的人們的生活面貌，不同時代的歷史變更以及社會生產等等。

(二)古代文學資源傳承

然而，我們在傳承文學資源方面顯然做得還很不夠。我們要傳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對困難，需要克服的難題主要有兩個。首先，要克服理所當然的心態，在現代，人們有著十分自由的言論，思想自由，人們總是試圖去研究文學發展史，并對其歷史進行演變，同時并設法使其合理化。但我們所認為的合理未必就是歷史的真實，對于現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們也不應該一味地遵循，而將歷史的真實性抹殺了。研究古代資源的人員，應該始終站在時代和歷史的大背景下，對于古文化的接受和傳承要本著最真實的態度。其次，應該對古代文化資料進行多角度地解讀，由于歷史悠遠，文學資源過于豐富，這也使得我們今天的傳承遭遇難題，因而相關工作者就需要從多維視角出發，采用多種不同的理論進行理論批評，從而使得評析更加全面和綜合，以防理論過于主觀，對于歷史人物與事實更不能肆意地褒貶，要客觀地做出評價。

三、中國現代文學語境與古代文學資源的關系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自己的“根”：古代文學資源。雖然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初曾試圖拋棄古代文學而實現自己的現代性，但最終實踐證明這條路是無法走下去的。我們發展現代文學終究還是離不開古代資源的支持，沒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難以出現“終極關懷”和“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現當展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也是從古老的文學文本中演變而來。因此，我們在對歷史資源和現代文學前景的反思，不應該只是一味地去遠離，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進入到最深層次，將其內在潛力挖掘出來，將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進自我的更好發展。在如今這個世界，返璞歸真的實現還是需要立足于傳統的東西，這樣才能很好地矯正人性，使心靈得到慰藉。因此，聯系起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二者的關系，二者之間向來不是對立的的關系，而應該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學資源，就無法從中汲取力量，進而促使現代文學獲得長遠發展;；不去進行現代性文學語境的滲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學資源的潛在力量。因此，我們說發展中國現代文學語境和發掘古代文學資源，二者并無沖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種同一的關系。

篇（11）

相對于英語等其他學科的慕課來說，中文慕課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然而，中文慕課發展的意義卻更為深遠。“如何利用慕課這種新興教學形式傳播中華文化，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個新課題。”[1]在這樣的背景下，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關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勢必要朝這種可以促進教學發展、提升教學質量的嶄新模式邁進。目前，在高校共建的中文慕課平臺“好大學在線”上，國內一些知名院校已經上線了包括唐宋詩詞人文解讀、中醫藥與中華傳統文化等幾十門課程。這些精致而生動的課程對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慕課承擔著提升國家軟實力的使命外，還肩負著教書育人的本色職責。傳統學科與互聯網的結合，開啟了學生全新的學習模式。黑龍江大學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嘗試。該校自主開發了《論語》人生課堂、《菜根譚》與職場智慧兩門國學慕課。通過優課聯盟平臺上線推廣，面向全國89所高校開放，可供萬人在線觀看學習。在充分利用網絡優勢的基礎上，將慕課融入教學體系當中，探索全新的學習模式。這種學習模式勢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教與學產生各種影響。1、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1）課程具有吸引力。在課程設置上既注重經典性，又注重新穎性。慕課選取的課程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被視為圣人之學、載道之學《論語》，而且課程環節更為生動，如“孔子是個威猛的男人”、“老夫少妻惹爭議”。將光芒萬丈的孔子還原為生活中的面目，出現在學生眼前的孔子，不再是嚴肅如定義般的陳述——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而是生動可感的具體形象——他的身高、他的樣貌、他的出身，依據史實娓娓道來。這樣的國學慕課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學生關注的目光，拉近了學生與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距離。（2）課程具有現實性。課程設置更加注重現實性、針對性。中國古代典籍對習慣于“讀屏”的當代大學生來說，既艱澀難懂，又與現實生活關系疏離。為打破學生這種敬畏有余、興趣不足的學習狀態，中文慕課課程的設置更加注重現實性。如國學慕課《論語》人生課堂，將《論語》的真知灼見融入現實人生，以古今相關文獻加以印證，結合經典與經驗，還原一個真實又豐富的孔子，使孔子的智慧成為人生路上的最佳指引。而《菜根譚》與職場智慧，則將中國傳統文學與職場行為理論相結合，用古典文學來講解職場行為，以此指引職場人士成功發展。中文慕課在教學內容上不僅融入了當前學術研究的前沿理論，還能兼顧現實的需要。這樣具有吸引力和現實針對性的課程，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國學的興趣和熱情，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只有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才能真正掌握古代文學中豐富的知識，才能領略到古代文學中蘊含的思想。而這些正是學生寫出合格中國古代文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前提條件。2、增強了師生互動的有效性“慕課，則是一種‘理想課堂’的重現，觀看視頻的人，都能夠有真正參與到課堂當中的感覺，感受到的是大師正在給他個人上課。”[2]慕課將傳統的教學與互聯網結合起來。通過互聯網，教師和學生可以更好地進行互動。如國學慕課課程按知識點劃分節次，單節慕課時間在10-20分鐘內，設置了后臺互動系統，師生可在線上實時交流，打破時間、空間限制。這種不受時空限制的互動，便于師生溝通，有效性更強。學生可就某個知識點與老師和“線上同學”不斷探討交流、加深理解，更為全面深入地理解所學內容。而這種更深層次地學習與交流，有助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會提問、不會思考的學生，寫不出有創新性的論文。這種能力無疑是學生寫出合格中國古代文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必要條件。

（二）中文慕課促進教學方式的轉變

中文慕課依托互聯網的優勢，打破了院系間和校際間的阻隔。不僅不同院系、不同高校的學生可以自主學習，不同院系、不同高校的教師也可以互相學習借鑒。不但學生與教師有了交流的平臺，而且教師間也有了不斷提升自我的平臺。同一院系的教師之間經常性地進行學術交流，共享科研心得，以促進本校教師科研水平上的整體提高。更高水平的教師才能指導出更高水平的畢業論文，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時，教師還應自覺地利用學校日漸豐富的慕課資源，進一步開拓自身的學術視野。中文慕課的勃興，為新建本科院校和偏遠地區本科院校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師提供可參照學習的范本。不僅可以學習到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而且接觸到科研領域的新動態、新觀點。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古代文學教師不僅應該具有系統的專業理論知識，而且應該具有科研能力和科研理念。如同學生知識的積累離不開教師的傳授一樣，學生科研意識的培養也離不開教師的引導。作為一名高校教師，自身必須具備一定的科研能力。一方面，只有教師關注學術發展動態，才能為提供有價值的選題；另一方面，教師是學生學習的榜樣。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3]教師只有在日常教學中不斷有意識的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開拓學生的學術視野，才不至于使學生在最后的畢業論文創作中束手無策。教師只有打破固有的照本宣科式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中真正做到教研合一，才能為學生創作出合格的畢業論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中文慕課對提高中國古代文學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消極影響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這種學習模式或將成為學生學習的一種常態模式。它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助于教師的共同進步。那么，中文慕課會反客為主地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主體、成為影響學生畢業論文質量的主要因素嗎？正確認識中文慕課的利與弊，才能真正實現中文慕課在教育、教學中的價值。

（一）弱化一線中文教師的存在感

慕課，是科技發展的產物。中文慕課，是科技與人文融合的產物。這種融合中，盡管科技是強勢的一方，畢竟中文慕課需要互聯網、視頻技術的支持來實現，但是我們卻無法否認人文的核心地位。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說：文學和科學相比，的確沒什么用處，但文學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教育也如此，所謂的分數、學歷、甚至知識都不是教育本質，教育本質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我們推廣中文慕課的意義亦是如此，以科技為手段用中文的深邃喚醒靈魂的共鳴，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最終在教師的引導下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成為這一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要注意的是，承擔著喚醒另一個靈魂之責任的靈魂，不是中文慕課中的主講人，而是現實課堂上的中文教師。慕課是互聯網上既定的精彩，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而課堂是日復一日卻不可重復的激情宣講，這才是積淀學生文學素養的主場。陳平原先生說：“我特別擔心慕課風行的結果，使得第一線的語文教師偷懶或喪失信心，自覺地降格為某名校名師的助教。別的課我不懂，但深知語文課不能對著空氣講，“現場感”很重要，必須盯著學生們的眼睛，時刻與之交流與對話，這課才能講好。”[4]在我們推廣中文慕課的同時，必須充分肯定古代文學教師在教學中主導地位，而不能有意無意地弱化其存在感。一個失去了存在價值的教師，如何能完成教學任務、如何能有效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