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成就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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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學地域性研究呈現熱潮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開始進入當代研究者的視域。城市文學屬于古代文學的特殊分支，在內涵上與鄉土文學、山水文學相對應而存在，具體是指以古代城市這一特定空間形態為觀照視角，以人與城市關系為樞紐，以城市的物質構成、生活狀態、文化品質、人文景觀以及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顯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異于鄉村的都市生活形態、彰顯由城市激發的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刻畫各類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學的方式對城市進行文化定位與評判等等。

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古代城市文學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中國古代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視并認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才可能建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文學史寫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文學發展歷史自身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文學史寫作必然是多樣化與系統性的有機統一。自清末黃摩西撰寫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以來，先后有數以百計的同類著作問世，內容由簡到繁，容量由少到多。無論單本斷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無不將時間（具體言之是朝代）作為寫作綱目，通行的寫法是以歷史發展的先后順序為線索，依次介紹歷朝歷代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重要作家及其優秀作品。考察時代對文學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理念貫穿于各種文學史寫作始終。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史悠久，覆蓋地域廣闊，文體繁多，內容豐富，作家隊伍浩大，成員無數，名家名著層出不窮，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難以將其全部囊括，掛一漏萬勢所難免。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為了彌補通史寫作相對粗疏和過于簡括的不足，及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學界前輩與時彥不斷推出各種分體文學史，如詩歌史、賦史、詞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說史等。此類著作仍以時間為貫穿全部材料的線索，只不過是就某一類特定文體的歷史演進狀況作出較為詳細描繪和評價，由于筆力相對集中，對對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統和深入。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視角之所以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民族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高度發達，而空間意識和宇宙意識則相對薄弱。將時間作為文學研究的唯一觀照角度，便于撰寫者們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把握文學的時代風貌之上，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容易忽略文學存在的空間布局及其形態，從而導致諸多研究空白長期得不到填補。

文學的價值及其發展規律既可以在時間的延續中體現，也可以通過空間分布形態去認識。“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任務，是清理并描述中國文學演變的過程，探討其發展規律。”［1］而文學的演變包括了文學空間分布形態的演變，如果通過對文學創作中心空間移位的研究，對作家地域分布規律的把握，對地理環境與作家審美心理對應關系的揭示，同樣能夠發掘出文學發展的某種規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地域觀照、空間批評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被帶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探討地域、空間對古代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影響，遂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個新思路，在這一背景下，各種地方（省市）文學史相繼推出。當學者們開始從空間視角去重新認識各種文學現象時，又明顯表現出對產生于鄉村的田園文學和山水文學的濃厚興趣，在高度自覺的研究意識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學的研究系統，并由此取得豐碩成果，諸如山水詩史、游記文學史之類著作的出現即為標志。相比之下，對文學產生的另一空間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學則普遍缺少關注和重視，不僅參與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確的研究意識與系統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學資源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城市文學特色沒有得到總結和提煉。毋庸諱言，城市文學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

古代城市文學是全部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以作家與城市之關系為切入點進入文學史研究領域，勢必發現許多新問題。例如，文學家的生存空間與創作空間的構成形態究竟如何？他們與城市的關系有何共同點？城市遭際與城市體驗以何種途徑、何種方式對其創作產生影響？其中的規律性與特殊性體現于何處？文學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又如何內化為文學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們能否從古代作家創作的城市文學文本中尋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鄉差異？欲圓滿地回答此類問題，不僅需要借助時間線索，而且需要空間觀照視角和區域文化觀念，如果采用時空并置的雙重視角，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必將更加完整和系統。

此外，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里，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具有相互影響與滲透之關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學地圖的豐富多彩，欲準確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內部構成體系，同樣不能缺少城市文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研究城市文學史，從另一個向度呈現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將有助于我們深化對鄉土文學文化特質的認識，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為古代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文化空間，不僅鑄就了古代城市文學特殊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是推動古代文學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質與特色。中國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同時兼備軍事防御、政治統治、文化整合、經濟推動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為突出和重要。雖然它與西方近現代城市以鄉村為對立面，以脫離自然、悖離傳統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盡管城鄉之間在很多時候并無截然劃分的空間界限，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逐漸具備了區別于鄉村的鮮明特質：第一，以人與人、人與物為主要關系結構。城市居民的異質性構成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人際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交換關系占據了較大比例，功利色彩較為明顯和濃厚。第二，城市是人類改造自然、改變自我居住地的創造性產物，其誕生與不斷發展充分顯示了人的自主意識與創造精神，與此相聯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顯創造力量，淡化無為意識，崇尚功利追求，張揚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為帝國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業，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2］因此，城市極易激發人們對于政治的聯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較之鄉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輻射和影響，更易于感受皇權的存在和威懾。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以富為美，以俗為美，成為城市文學審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對此，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才可能在與鄉土文學的聯系和比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既二元對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風貌。

作為大量財富聚積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無疑能夠為文學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因此，它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考察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小說創作與城市的密切關系，早期小說產生和傳播的空間背景不可能是以單家獨院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際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廣闊鄉村，而應是人口相對集中、信息傳播比較方便的區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鎮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古典小說經宋元由文言而白話的轉折，至明清進入全盛時期，與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經濟的日益繁榮與昌盛，以及市民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后者為小說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戲曲的情況與小說大體相同，古典戲曲的繁榮（包括創作與傳播）同樣離不開城市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欣賞水平直接影響到戲曲的發展與審美趣味。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欲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與提高，強化和擴大城市研究視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還具有現當代文學史意義，可以為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廣闊的歷史視野與意蘊深厚的歷史文本。

近年來，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審視既有成果，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現當代尤其是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主要建構在西方現代城市理論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學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學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參照系。與重視橫向移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縱向比較的環節顯得十分薄弱，在當代學者的研究觀念里，歷史上“鄉土文學異常發達使得中國在某種程度是成了一個鄉土文學的國度”［3］。“歷史經驗”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座標與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學史因此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層”現象。

城市文學的研究價值并不與其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構成正比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作家群體因與城市的不解之緣，而成為城市文學創作的主力軍。盡管由于農業文化傳統所鑄就的“鄉土情結”的巨大影響，“葉落歸根”、“富貴而歸故鄉”被古代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視為理想的人生歸宿，城市只不過是個體生命中的“驛站”，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城市的觀照和書寫。無論匆匆過客抑或成功地進入者，城市總會在留下他們足跡的同時，向其心靈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標志另一種外部生活環境或另一種生活方式，還在于它參與了個體的人格建構，并成功地轉化為藝術創作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城市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歷史遭際，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生長于農業文明的港灣里，社會的個體成員毫無例外地具有“農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向往和欣賞城市生活，紛紛離開農村，選擇新的生活環境與新的生活方式，顯然具有“告別”昨天的文化意味。當然，這種“告別”尚未形成解構和顛覆，不過，其中所表現出的對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認同趨向，正隨著歷史的發展由隱而顯，由弱變強，逐漸匯入了當代人的觀念形態之中。人類在進行改變生活空間、建設城市的實踐活動的同時，也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改變著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發掘內化于文學空間的思想文化價值，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足跡，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提供廣闊的歷史視野。古代作家群體在城市觀照和評判方面表現出來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縱向參照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界不斷傳出關于強調“打通”文學研究的時代壁壘，提倡建立大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的研究體系的呼聲。深入系統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為后世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文學資源與文化資源，無疑是“打通”的一種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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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這一課程時間跨度大，內容豐富，長期以來，國內大多數高校的教學主要還是沿襲傳統的教學模式，即在教學理念上偏重于知識的傳授，教學方法上以教師講授為主，考核方式上以檢測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單一閉卷考試為主。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本專業人才需求的規格與要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教學模式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教學模式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2008年以來，懷化學院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針對傳統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弊端，開展了題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研究式教學模式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的教學改革，探索出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全新教學模式。這一新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突出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圍繞問題開展教學活動，充分發揮課堂內外的聯動效果。經過四年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學生的學習效率及綜合能力素質均得到明顯提高。現就本課題的理論研究及教學實踐作一闡述。

一、研究式教學的理論基礎

研究式教學，又稱探究式、發現式教學。指的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為主體，以問題為核心，讓學生自覺地、主動地探究，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步驟，研究客觀事物的屬性，發現事物發展的起因及事物的內在聯系，從中找出規律，形成自己的概念與認識。最早提出在教學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的約翰•杜威（1859－1952），他提出，現代科學的發展表明，知識不是某種孤立的自我完善的東西，而是在生命的維持與進化中不斷發展的東西，因此，知識的獲得不是個體“旁觀”的過程，而是“探究”的過程。“探究”是主體在某種不確定的情境中的積極反應，知識是個體主動探索的結果。除了約翰•杜威外，西方還有許多學者也從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角度分析研究型教學及學習，如布魯納的認知心理理論、羅杰斯的人本主義學習理論、威特羅克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等。布魯納認知心理理論，在教學方法上主張發現法。認為僅僅傳遞教材內容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發現式教學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一是創設問題情境，發現或提出問題；二是針對問題提出解答的假設；三是從理論上或實踐上檢驗假設；四是根據實驗結果，得出最后結論。布魯納的發現式教學，實質上是引導學生自己去重新組織或轉換人類已經發現的知識，并獲得新的領悟的過程。羅杰斯人本主義學習理論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原則。認為每個人生來就有學習的動機，并能確定自己學習的需要，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創造性發展的條件是“自由”。這種“自由”是指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去探索和發現，能夠對一切現存結論進行質疑，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自己發展的方向，而教師的任務就是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資源，提供一種促進學習的氣氛，幫助學生安排適宜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自己決定如何學習，教師只是“學習的促進者”“方便學習的人”。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是從皮亞杰有關結構的觀點發展而來的，其主要觀點有四：第一，知識建構的學習觀。認為學習是學習者自己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外部信息的意義并不是由信息本身決定的，而是學習者通過新舊知識間反復、雙向的相互作用過程而建構成的。第二，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認為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第三，注重學習過程。在建構主義學習模式下，學習被視為一個動態過程，即通過學習者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實現同化和順應，來逐步建構有關外部世界知識的內部圖式，從而使自身的認知結構得以轉換和發展。這種學習模式把研究性學習分為三個階段：沖突階段、建構階段和應用階段。在沖突階段，教師要積極地創設問題情景，引發學生的認知沖突；學生則積極地搜索原有的認知結構，為認知結構的轉換奠定基礎。在建構階段，由于沖突引發學生的研究和探索心態，學生對沖突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學習和思維策略解決沖突，實現沖突過程的同化和順應。應用階段，學生通過練習，鞏固和完善新的認知結構，順利實現遷移。第四，強調合作與協商會話。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關注的是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他們的創造精神。

二、古代文學教學新模式的主要內容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建構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研究式教學模式。探索出了一種符合學生實際、提高學生古代文學素質和專業綜合能力的研究式教學模式。在教學理念上突出了學生主體，強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在教學目的上著眼于學生的能力素質的提高；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圍繞問題來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中，主要考察的是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課外輔導也重在指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圍繞著問題教學，我們一方面調整優化了教學內容，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梳理，將知識點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為主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創新能力培養為主的問題等，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在課堂教學環節，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單一講授方式，采用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等多種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圍繞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環節上，制定了以檢測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為中心的考核標準，建立了一套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課程考核機制。在課外學習輔導上，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專業校園文化活動三位一體的學生課外學習輔導模式。

1．修訂教學大綱，調整教學內容

中國古代文學涉及到上下幾千年的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間跨度大，內容十分繁富，一般的文學史家均采用的是編年體式的編寫方法。在編寫的過程中，雖然均有所取舍，有所側重，但是因為內容容量太大，即便再精簡的古代文學史也是卷帙浩大的大部頭。而要在260余課時的時間里保質保量地完成教學任務的確不容易。因此，課題組根據學生的實際，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將教材內容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及以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的問題。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以唐代文學中“杜甫”一章的教學為例，關于杜甫的生平行實的知識，基本上是已經專家學者考據定論的，這些內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可以確定為單一知識點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教師沒有必要在課堂上再花時間講解，可布置學生在課外預習。而關于杜甫的思想與創作風格之間的關系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屬于綜合分析類的問題，可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而一些目前學界尚有爭論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則屬于培養學生創新性能力的問題，如《長恨歌》的主題等問題，對于這類問題，可以發動學生去認真思考，廣泛收集資料，在此基礎上，撰寫出具有獨立的研究性報告，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召開課堂報告會。通過以問題為中心來優化教材內容，教師的教學目的更加明確，哪些問題應該精講，哪些問題應該略講，哪些問題應該交給學生來解決，哪些問題應該由教師來引導，均了然一心。如此一改革，既節省了時間，又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率。

2．建立以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

在課堂教學中，課題組緊緊圍繞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探索出了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的課堂教學方法。討論式就是將傳統“課前預習—課堂講授—課后練習”幾個環節改成了“課前準備—課堂討論—教師總結”的課堂結構，學生可以隨機發言，互相啟發思維；報告式主要是針對“以培養創新性能力”的問題，由教師布置論題，發動學生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撰寫出論文或報告，學生在課堂上以報告的形式交流，學生或教師加以點評；解答式就是要求學生在課前主動提出問題，教師在課堂上選擇重點問題作深入解答。如一位教師在講授枚乘的《七發》時，設計了兩個綜合分析的思考題：（1）楚太子病有何癥狀？根源是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身上是否有楚太子病？癥狀是什么？有何危害？（2）從屈原的《招魂》到枚乘的《七發》，到漢樂府及唐詩、宋詞中的飛蓬、浮萍、游魂，再到《紅樓夢》中的富貴閑人和魯迅筆下的畸零人、零余人，這一系列文學形象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關聯和相似的本質特征？這兩個問題屬于綜合分析性質的問題，它的特點在于將文學作品的同類人物緊密地聯系起來思考，既緊扣課堂教學的內容，又不拘泥課堂教學的內容，上下溝通，前后映照，給學生留下了廣闊思考的空間。學生對這一問題頗感興趣，討論很熱烈，起到了很好的課堂教學效果。

3．建立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的多元化測評體系

我們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多元心智理論為基礎，初步建構了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機制：一是建立“知識＋能力”的考核目標。在期末考試中，調整試卷結構，增大分析實際問題的內容和專業綜合能力考核的比例；在平時成績考核中，將學生課外的課程活動項目一并納入課程平時成績，如將學生在古典詩文吟誦比賽、古典文學名著讀書報告會、學生研究性課題、發表相關學術論文或作品鑒賞文章等方面的表現都納入課程平時成績。二是建立多樣化的考核方式。調整了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成績的比例，將期末考試成績降低到50％，平時成績提高到50％，做到期末考試與平時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實由閉卷考試、課程作業、課堂表現、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等多樣化的考核評價方式。合理設計《平時成績登記表》，將學生平時課堂表現和課外活動項目進行如實記錄，作為考核的重要依據。《平時成績登記表》分“課堂表現”“上課出勤”“課程作業”“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其他”等欄目，基本涵蓋了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過程中的各方面內容。平時成績的構成，教師可根據不同年級學生的實際情況，適當變化，如課堂表現，有的教師根據上課回答問題、與教師互動情況給分，有的教師還專門設計了課堂回答問題登記表、學生學術報告登記表，對學生的平時課堂表現如實記錄。課程作業，有的是專題小論文，有的是古文翻譯、有的是課堂問題提綱，有的多者兼有。還有一種做法是將古詩文默寫從期末考試中獨立出來，進行強化，每學期快結束時各任課老師都要組織一次全班的默寫，將其記入平時成績。課外活動項目主要登記學生在課外自學與專業活動中的表現，如文學名著讀書活動獲獎、公開發表古典詩詞、古典詩文吟誦活動獲獎等體現古代文學綜合能力的項目，將其作為平時成績的權重分數綜合考慮。

4．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校園文化活動三位

一體的課外輔導學習模式學生課外學習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它既是研究性教學的補充，也是研究性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這一環節基本上處于自然無序狀態，學生的學習效果完全依靠學生的自覺性。而在研究式教學模式中，則通過有明確指向性的自學及教師輔導來規范這一重要的環節，構建了學生自學、導師制與校園文化相結合三位一體的課外輔導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課外學習的自然無序狀態。從學生的自學角度上說，因為我們確立了以學生為主體、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前即布置思考題，學生在課堂上需要報告、討論，并且還將上課的表現與成績掛鉤，這就促使學生不得不在課堂之繞教師布置的問題查閱資料，閱讀文獻，形成初步的意見，從而規范了學生的課外自學，使學生課外學習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提高了課外學習的效率。導師制目前是許多學校所提倡和采用的一種重要的課外輔導方式，說明這種課堂之外的以小范圍為單位的學習輔導方式已經為社會所廣泛認同。導師制固然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課外輔導方式，但是，其效率還在于如何去實施。如果僅僅有其形式，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或者不能堅持落實，所謂的導師制也只能是有名無實。而我們在構建研究式教學模式時，特別注重導師制的落實，將其作為研究式教學模式的重要環節。為此，我們不僅有制度、有要求，包括指導學生的人數、研究輔導的方向，開展活動的形式及要求，同時還制定了系統的監督評估方案。課題組的成員們積極性很高，不僅按要求積極落實，而且在輔導的方式上各具特色，成效明顯。

如一位教師將文本的閱讀與理解作為課外輔導的重點，并選擇了其比較熟悉的領域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本的閱讀作為輔導的重點，首先為學生制訂了一個比較科學的輔導計劃，每個學期研讀與討論兩部作品，先花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反復閱讀文本，對重點情節以及感受最深的部分做好筆記，然后在此基礎上將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羅列出來（僅限于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而其他參考資料以及老師在課堂中曾經涉及到的問題不在此之列）。在學生完成閱讀任務，對文本十分熟悉的基礎上，由學生提議召開第一次研討會。研討會由小組長主持。其基本環節是：首先由教師查看筆記，從學生所摘錄的筆記來檢查學生的閱讀情況，然后就文本的細節提出一些問題，檢查學生對文本的熟悉程度，如提出一些類似《三國演義》中在潼關棄袍斷須的人物是誰，《儒林外史》中是誰主持了“泰伯祠大祭”等相對生僻的問題。然后，學生將梳理出來的問題公布出來，教師對這些問題進行清理，篩選出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問題提交大家討論，學生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在學生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教師略加點評，然后布置學生將自己的意見撰寫成為小論文，在下一次討論會上宣讀交流，教師給出成績。在指導學生課外閱讀的過程中，學生思維活躍，提出了許多精辟的問題，如討論《儒林外史》時，一位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匡超人在大火蔓延、濃煙滾滾之際，情急之間，為什么他首先救的是嫂子而不是父親？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而且在過去也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關注，盡管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來，一方面說明這位學生讀書十分認真細致，同時，也說明對文本的思索是很深刻的。再如，討論《金瓶梅》時，有一位學生提出，文本中李瓶兒這一形象在嫁給西門慶前，性格很潑辣，也很不守婦道，而嫁給了西門慶后則變成了一個溫柔守婦道之人，前后性格差異太大，人物塑造出現了明顯的敗筆。這一問題提出來后，在小組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最后形成了明顯不同的兩種意見，一類認為是敗筆，而另一種認為不是敗筆，而是成功的塑造，因為作者在描寫李瓶兒性格變化時，繳足了鋪墊的筆墨。這些討論很精彩。課外導師學習輔導制使學生受益頗多，對文本的反復閱讀與研討，不僅加深了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更使他們培養了一種學習的方法，增強了他們從原始文本、原始文獻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比他們從課堂上聽教師的講授印象會深刻得多。

經歷了導師制輔導的學生，撰寫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幾乎是水到渠成之事，根本不用為選題發愁，因為日常的閱讀與研討已經為論文的選題、撰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剛才提到的那位討論《金瓶梅》的同學，其畢業論文選題是《論明清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敗筆描寫》，這一選題就是由閱讀《金瓶梅》生發出來的，很自然。專業性的校園文化活動也是學生課外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主要選擇古代詩文吟誦比賽及古代詩文默寫比賽兩種形式，開展這兩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主要是為了促進學生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它看似與研究式教學關系不大，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古人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作為一名中文系的學生，對文本的正確把握無疑是最重要的。他們通過不斷的吟誦甚至角色的扮演，在投足舉手、顰笑的揣摩之間更加深了對作品的理解，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體驗式的研究學習。

三、取得的成效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取得的成效是很明顯的。第一，教師們加深了對研究式教學方法的認識，增強了以改革促發展的意識。第二，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明顯增強。開展研究式教學以來，學生主動與教師配合，上下互動，課堂氣氛活躍，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增強了，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也明顯提高了。第三，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專業綜合素質明顯提升。2008年以來，課題組教師指導學生申報主持了“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項目共7項，學生發表古代文學論文8篇，有近200人畢業論文選擇古代文學課題，其中10篇論文獲得懷化學院優秀畢業論文，有26人考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生，以上項目的比例遠遠高于本專業其他課程。

篇（3）

古代文學課程是一門傳統課程，所以對其研究的成果頗豐。但對于處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應用型本科院校轉型時期的教學問題研究者卻關注較少。由于近年來新疆各高校課程計劃的調整，公共課程越來越多，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課時壓縮了三分之一，轉為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后課時比重還會大力壓縮一半左右。而課程內容的框架、學科體系還必須完整。中國古代文學的無功利性與培養目標的功利性如何解決，[1]教材的選用還沒有針對學校的辦學特點和學生的成才需要調整到位。課堂授課內容劃分不清，文學史與作品選的講授比重、課時安排沒有考慮課程體系的整體安排。現代化的技術引進滯后，以及學生生源的差異性等原因，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亟待優化。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關于教學內容

從課程內容的內部設置來說，文學史與作品選的講授比重問題，雖然有了初步的認識，確定了以作品選學習為重，兼顧文學史的梳理。但是文學史的研修還沒有真正做到勾玄輯要，組織成課程的框架與理論體系。學生對作品選學習的個體感知比較零散化，沒有建立和整個課程體系的聯系，還沒有明確的針對學生專業要求的一定量的原典的學習、閱讀與理解，后續的《文學概論》等理論知識的學習就極其困難，以至于畢業論文的撰寫理論知識就成為短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與其他課程的關系也還沒有建立有機的聯系，沒有打通課程之間的必然知識照應，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整體教學內容還不協調。

（二）關于教學方法手段的改革

現有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一是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方法，二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法。隨著民族學生的數量在昌吉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已經超過了45%，學生的漢語水平差異很大，有漢語水平很高的漢族學生，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民族學生的漢語水平較差。民族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基本分成三類，一類是從小接受漢語教育漢語水平較好的學生，一類是從初中才開始接受漢語教學的學生，還有一些學生從高中才開始接受漢語教育，并且其中有一些學生學習的古代文學作品是翻譯為母語后的間接學習。這種生源的漢語水平的參差不齊、分化嚴重，導致了教師在組織教學過程中還不能準確把握學生的個體差異性，導致學生學習的興趣下降，教師采用的教學方法和手段還需要探索改進。

（三）關于考核評估的改革

古代文學傳統的考核方式主要有三種：課堂表現、平時作業和期末考試。這種考核方式主要是簡便。但缺少靈活性和創新性，最重要的是不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也不能客觀反映學生的學習水平。考核評估的內容還沒有以考核學生的閱讀、理解、分析、綜合能力為主，適當考核基礎知識記憶能力。形式上還比較單一。在考核評估的內容和形式的改革上還需要改進。

（四）關于培養模式的改革

過去，昌吉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并不明晰，是追求學術性還是應用性并沒有嚴格區分。在以職業教育為主的高等院校對培養模式的探究成效很明顯，但是，對面臨轉型期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高等院校來說，是借鑒職業教育的培養模式，還是一些以網絡教育為主的培養模式，甚至借鑒國外的人才培養模式，現在還處在探索階段。從培養目標到過程直至方式都還需要摸索。培養模式如何擺正學術性和師范性的關系，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怎么和職業教育培養模式區分和定位，還要立足本校實際，立足人才培養實際，研究設定符合自己特點的人才培養模式。

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整體優化的重要意義

（一）從培養目標來說：“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機會”（語），教育的目的是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基礎上，造就為社會接納的人才，服務社會。作為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只有確定目標才能完成教育、培養人才的目的。

（二）從學生的實際情況來看：學生大多是90后，在網絡遍布的背景下成長，喜歡上網，但大部分時間是聽歌、打游戲、聊天，擠占他們了部分業余時間。中學時代為了升學，應試教育使他們所學到的古代文學知識受到肢解，變得枯燥，缺乏審美情趣。審美趣味傾向于喜歡當下一些時尚的、實用的、消閑的快餐知識。有一點古代文學積累又來自于影視、影像作品，沒有讀過原典作品。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古代文學學習到底有什么用表示過懷疑。整體來說，學生在古代文學知識儲備、學習興趣、學習能力等方面呈現滑坡趨勢。定向生比重增大，民考漢學生與漢語母語學生混合編班的出現等新情況的出現，都逼使我們研討如何扭轉學生對古代文學的認識，提高他們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培養他們的人文素養，如何成為職業需要的合格人才，具有積極、現實意義。

（三）從教師的實際情況來看：古代文學教學面臨教師師資兼顧專業教學課程多，年齡斷層，骨干教師面臨退休，年輕教師面臨科研水平學歷層次提高的壓力，教學任務繁重的困難局面，如何在有限的人力、精力條件下，獲得最優的效果，就需要整合課程體系，凸顯個性和優勢。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整體優化的具體實施策略：

（一）夯實基礎，立足提高，抓好課程內容的改革

通過研究，探索古代文學文學史與作品選的教學標準與基本規律、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的，根據定向師范生和多元化人才培養目標的兩類學生的特點，分別確定漢語言文學專業古代文學教學內容、作品的閱讀篇目。定向師范生要根據人才培養方案和國家制定的中學新課程標準的要求以及中學教材的選文為依據，劃定基本掌握的文學篇目，從基本的字、詞、句、篇入手，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結合基本篇目開展“三字兩話（畫）技能訓練。力求與中學語文教學無縫對接，使學生練就師范教學的能力。而多元化人才的培養要根據社會對人才的需要確定學習篇目，提高其適應社會需求的能力。篇目的選定要立足夯實學生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貫穿文學史的研修，接近傳統文化重塑的實質[2]。提高學習的學術探討能力。中國古代文學還要與其他課程建立有機聯系，不能只拘泥于古代文學學習，要和古代漢語課程、現代漢語課程、外國文學、文學理論、現當代文學融會貫通，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培養古代文學素養，提高學生的古代文學閱讀、理解、表達能力。使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科體系知識理論，又能鍛煉學科技能，便于其學科素質的提高。

（二）優化課堂，改進學習，促進教學手段的有效實施

1.構建有效的課堂教學模式，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改變傳統單一的教師講授模式，，而代之以體現現代先進教學理念的師生互動，視、聽、說結合的立體化課堂教學模式。既要培養學生的智力，也要注意學生的非智力因素的調動。注重教學手段的更新，把文本與讀圖，影視、欣賞結合，為學生提供人物、意境想象的依托，創設情景，調動情緒，拓展學生對作品理解的空間。

2.課時壓縮是好事，它需要教師研究解決傳統教育的弊病，在效率上做文章。要充分運用互聯網技術、移動APP、mooc、微信等學生喜歡接受的教育模式開展教學嘗試，尤其是混合式教學手段的運用，能夠節約時間，打破沉悶的課堂，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通過調研發現，學生還是喜歡古代文學學習的，他們大多數學生性格活潑，喜歡展示自己，喜歡直觀、新穎、易懂的新教學方式，只要精心設計好互動環節就很容易調動其學習的積極性。當然，民漢混合編班學習，由于學生的差異也會有接受知識程度的巨大差異，其關鍵就是如何培養學生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和自主學習能力。

3.教學手段只有多樣化，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開展課堂討論、文學小品表演、詩詞朗誦、學生講讀活動、自學成果展示、文學作品創作、實踐課程的實驗[3]等行之有效的學習活動，同時開展課外的學習拓展活動，例如成立各類興趣小組，激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完成知識的牽引和觸類旁通，最大化的提高教學水平，都不失為有效提高教學質量的手段。促進教學手段的有效實施，其目的是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調動其學習的興趣，客觀上就會提高教學的效率，提高培養合格學生的教學水平。

（三）建立靈活的，激發學生興趣、創新能力的考核評估模式。

考核評估的目的是衡量出學生真正的學業水平，傳統的評價方式，只著重學生的出勤、書面作業和期末的考試成績，考核方式比較簡單，不能全面反映出學生學習的真實水平，并且不能動態地考查學生學習過程的成績。要建立多種形式的動態考核評價方法。一是以傳統的考核評估方法為主要依據，規定其占成績總值的合理比例。二是增加學生課程學習過程中參與、訓練、以及創新活動的成績。把需要學生課下學習的內容劃出成績的所占比重，在諸如興趣小組活動、創新創業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和取得的成績作為參考值記入總成績。對有突出表現的同學給予獎勵學分，比如在各級比賽中獲得獎勵的、在創新創業活動中獲批項目的、在創作作品獲得社會認可的等同學，課程成績都應有所體現。

（四）立足學生實際，立足地方實際，建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

昌吉學院是一所依托于師范教育發展而來的本科院校，也是昌吉州唯一一所本科院校。隨著新疆以及昌吉州地方經濟的發展，民族學生的大量升學，重要的是國家普通高校的戰略轉型，昌吉學院也適時提出發展應用型本科教育的辦學定位。漢語言文學專業有深厚的應用型人才培養基礎，畢業成為各領域骨干的學生遍布新疆城鄉。新時期，一方面要把準地方人才需求的脈搏，另一方面要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深化改革。既要借鑒職業教育已經取得的教育經驗，又要提高辦學層次，要在國家認同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培養出理論上過硬，技能上嫻熟的合格畢業生。具體到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培養體系來說，既要讓學生熟練掌握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文學的發展脈絡，文學史發展理論，又能夠熟練解讀、體悟各個時期節點上的原典篇目的精髓，并且能夠在聽說讀寫技能上得到足夠的鍛煉。要立足學生的實際，考慮到民漢學生的特點，分層次想辦法，與學生的學習實際吻合，培養人才有深度，但是也要培養出合格的有德性有溫度有質量的學生。

在應用型人才教育背景下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需要立足學生、學院、地方經濟的實際，整合各項資源，要在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模式、人才培養定位等方面聯合發力，以達到課程體系的整體優化。這個過程是個科學探究的過程，只有在對教育的學生付出耐心、愛心、精心的基礎上才能逐步加以實現，以趨達到培養道德上完善，理論上掌握，技能上嫻熟的高質量人才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李真瑜.關于古代文學教學的點滴思考[J].中國大學教學.2012，（1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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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C93 文獻標識碼： A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多種產業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篇（5）

一教學目的如何體認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基礎性、人文性屬性，決定了其教學目的在于傳道，既傳天之道（真），亦傳人之道（善、美），即將自然、社會、心靈的真、善、美展現和發揚出來，最終達成“立人”的目標。

在教學活動中，筆者力求踐行以上理念。為了突出教學的研究性，教師不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備學術眼光，而且應著力培養學生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問題意識是進行科學研究的起點，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能鍛煉人的創造能力。舉例而言，筆者在講授完唐五代的詞之后，緊接著講宋詞，為了讓學生對兩者的關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有意將唐五代和宋初幾位重要詞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來。花間詞的代表溫庭筠卒于866 年，韋莊卒于910 年，南唐馮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賜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詞人柳永、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四人，則分別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學生看出了問題。他們說，柳永等四人的創作活動顯然都要在11 世紀20 年代之后，而此時距離宋代建國已有60 年時間，距李后主去世也將近半個世紀，也就是說，詞在這一段時間內幾乎是沉寂的。大家原來都以為有了五代詞的積累鋪墊，宋詞馬上就會踏上輝煌之旅，但沒有想到宋詞并未隨著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發達，而是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低迷才邁上高峰。幾位細心的同學發現了這一問題，便來請教筆者。筆者提示他們可以從宋初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以及詞體本身的發展等方面去尋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幾個學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筆者又鼓勵他們寫出學習心得。其中一位同學據此寫成了《試論宋初詞壇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經過充實成為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

顯然，如果只是滿足于基本知識點的講解而不具備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則我們就不會想方設法誘導學生發現問題，學生的學習也就不會具有主動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說研究性的教學目的要求培養學生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學目的則側重于提高學生感受、領悟和處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鍛煉受教者求真求實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廢。對研究型教學而言，后者尤為重要，因為研究型教學主要培養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質和能力重于知識[3]。為此，首先要求教師本身具有較豐富的歷史、社會知識和人生閱歷，具有較高的情感感受和傳達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先入乎其內地被作品所感動所牽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將學生感染、將學生誘發起來，在教師———作品———學生的三維關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質作用。

二教學內容如何確定

教學內容即教師教什么和學生學什么的問題，一方面有培養計劃和教學大綱的規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條件，諸如學生基礎之厚薄、授課時數之多寡、教師對內容之生疏與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學還不能也不必覆蓋課程的全部內容，我們大致選取了30%的內容進行研究型教學嘗試。這30%的教學內容之確定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價值的大小，二是教師和學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慮的是客觀必要性，后者照顧的是主觀可行性。

以研究價值而言。中國古代文學經歷了3000 余年的發展，積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遺產，從理論上、從傳承傳統的角度來看，它們都具有研究的價值。研究型教學就是要從這些內容中選取適合學生自主研討的部分來進行教學實踐。

我們在選取教學內容時兼顧了研究對象的純粹學理價值和現實情理價值兩個層面。比如，漢末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論，如果通過考證能夠確定其作者，當然是一個具有相當學術價值的突破。但其意義主要是學理上的，對本科學子而言，這一命題并不切近于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難以引發參與熱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戲的代表作品《琵琶記》，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贄批評為“畫工”，雖也不乏生動形象之意，但終究不如《西廂記》《拜月亭》這樣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節上“三不從”的構思，頗受后人詬病。但在教學中，我們考慮到這一情節很能凸顯傳統道德系統的裂痕，對當今道德文化建設也很具有參考意義，所以將之作為研究選題讓學生自由探討。大家果然各抒己見，形成了爭論，深化了相關認識，教學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研究論題能夠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識點、思考點、情感點，由點及面，學生思考和體會的深度與廣度因之拓展開來。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師的科研能力和學術眼光。筆者在教學中的體會是，一方面要結合自己的學術專長選擇合適的研究論題進行教學，以保證教學的學術性，此即以科研促進教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應該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域，在教學中與學生一道探討更廣泛的學術問題，甚至可以將教學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學術思考和寫作中去，此即以教學促進科研。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可以相互觸發思想的火花，彼此問難，教師就不僅僅是“教”，也是在“學”了。三教學過程與方式如何創新

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學局限于教書，教書局限于課程，課程局限于課堂，課堂局限于講授，講授局限于教材[4]。總之，傳統教學方式是以課堂教學為核心的，課堂之外的教學活動時間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學在方法上要實現對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從縱向的教學過程來看。研究型教學要打破傳統的以課堂講授為主導、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充分嘗試建立以課外研討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以保證研究性、人文性教學目的的實現。筆者在教學實踐中，試圖將教學過程梳理為五個環節，特擬表1 以示。

很明顯，五個環節按照：課外課堂課外課堂課外的順序逐次開展教學活動。其中，課堂教學在整個教學時間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僅限于教師對課題的導入、必要的背景知識精講以及最終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實上，研究型學習的主體即文獻閱讀、邏輯思考和成果寫作等均需學生在課外進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基礎性研究，其主要活動就是閱讀文獻、思考問題和寫作文字，這些活動怎么可能在極為有限的課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對學生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的具體事件，有4/5 發生在課堂外”。所以，我們認為課堂交流主要是一個成果展示的平臺，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課外研討才是研究型教學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與此相應，教學主體也應由教師轉換成為學生。在課前準備環節中，學生要根據學習范圍精讀相關作品和文獻，獲得初步的感性認識。在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環節中，學生要泛覽教師提供的

參考文獻，搜集相關研究成果，思考論題，在師生、學生之間相互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研究報告。在課堂展示環節，小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學匯報本組研討的成果，教師和其他同學可以隨時提出辯難。在課后拓展環節，有深入研究興趣的同學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繼續探討相關問題直至寫出專業論文。

從橫向的教學方式來看。課前準備主要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訓練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預習，它要求教師提出較為明確的研究范圍，學生不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讀一定的文本，獲得初步的感性體驗，教師則以不定時交談和翻看讀書筆記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是研究型教學的關鍵，經過此前的閱讀和導學，學生們對研討內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進入具體的研究狀態。如在一次教學實踐中，筆者在系統講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詞史的基礎上，確定以“蘇軾的詞風”為題讓學生研討。先布置大家細讀了蘇軾的所有詞作，然后將全班50 名同學自由組合為3 個小組，分別研討“蘇軾詞風的表現”“蘇詞對前代詞人的沿革”“對蘇詞的評價”等3 個分論題。同學們進行了小組分工，有的查找資料，有的負責篩選，有的擬定提綱，有的制作ppt，有的執筆撰寫研究報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組先后組織了兩次集體討論。最后寫出的研究報告，筆者則逐一批改。經過一番鉆研，多數同學的頭腦都動了起來，對論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個小組談蘇軾詞風的表現時，還能結合蘇軾的生平經歷來分析其詞風的變化，比較難得。課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學在方式上的一種創新。每組選出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匯報小組研討的成果，其他同學可以就相關問題提出看法，進行交流，教師則適時加以點評。這樣的做法既能看到學生們集體研究的結晶，也能鍛煉一定的師范技能如ppt 課件制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現場控制能力等。實際上，3 個小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錯，陳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達看法，其他同學也多能參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討“對蘇詞的評價”問題時，班上同學還各執一詞，形成了爭論，現場氣氛熱烈。大家都反映，經過成果的現場展示，對問題的認識更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學效果如何體現

教學效果即教得如何的問題，是對本文第一個方面———教學目的的回應。研究型教學的效果可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在教學過程中某個環節所取得的具體效果，二是整個教學所實現的整體效應。教學效果的表現形式也不應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無形的心理躍遷。筆者從教學實踐中總結了閱讀、表達、思維等三個衡量指標。

1 閱讀效果

當下的年輕人其實并不缺乏閱讀，從各種媒介尤其是電子媒體上他們接觸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圖像和聲音多數缺乏深度，有些則完全是信息垃圾。閱讀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長著浮躁的風氣。一些本科學生除教材之外極少專業閱讀，導致在畢業論文選題時捉襟見肘，讓論文指導教師很是為難，相信有過畢業論文指導經歷的高校教師對此都深有同感。

有鑒于此，在課前準備和自主學習階段，我們要求學生對專業書籍進行深入閱讀，旨在開闊其眼界，沉潛其心境，培養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學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對文字具備敏銳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蘊含情感，文字傳達道理，對文字的敏銳感受即是對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銳感悟，而論題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細的專業閱讀中才能實現。如在進行“北宋婉約詞”的研究型教學中，學生較全面地細讀了柳永、晏殊、歐陽修、秦觀、晏幾道等幾位北宋重要詞家的作品，便對北宋詞的基本風貌有了具體感知，對詞體的特點獲得一些體認，為更深入地研討打下良好基礎。當然，為保障閱讀效果，教師需多花精力指導、督促，有條件的話最好定期開展讀書會之類的活動。比之一般教學，教師的付出會更多，而學生之閱讀實效也會更好。

2 表達效果

文學不外乎對事、情、理的書寫，如果說文學的閱讀是對這些要素入乎其內的感受，那么文學的研究則是對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達。因此，包括口頭和文字兩種形式的表達能力的培養，當然是研究型教學的要求和教學效果的體現。筆者的要求是，對事的表達要具體、完整，對情的表達要有感染力，對理的表達要有說服力。

在小組研討中，師生間、學生間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發表達的欲望，理清表達的思路，選擇表達的方式。為了檢查小組研討的實際情況，筆者有時會參加學生的集體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一般不輕易發言，而將話語權充分交給學生。筆者發現，一些平素較為內向寡言的學生也慢慢開始想說話、有話說并且說得不錯起來，在此基礎上，筆者鼓勵大家將心得寫成文字。一開始，也許并不熟練和規范，也較少創意，但總算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較之在網上復制抄襲而上交的那些“作業”要有價值得多。經過多次打磨，每個小組的研究報告基本上能夠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維效果

應該說，研究型教學對學生最根本的訓練是思維的訓練，這一訓練及其效果也見之于教學的所有環節和細節當中。比如，閱讀中的感受力，側重于形象思維；表達中的說服力，側重于抽象思維；對某些問題的較為深徹的領悟，則往往依賴于直覺思維的作用。但是要追問的是，通過整個教學活動，我們希望受教育者達到一種怎樣的思想狀態？對此問題的回答，當然因學科、課程之不同而有異。對于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人文性基礎課程而言，我們認為，應該讓學習者對傳統文學與文化養成一種情感認同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文化心理。

筆者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發現，有些同學對古代文學和傳統文化非常熱愛，但菁蕪不擇，茫無入處，可謂有心而無力；也有些同學雖然思聰意敏，資質尚佳，但盲目跟風，靈魂無根，可謂有力而無心。因此筆者認為，在古代文學的研究型教學中，要讓青年學子對于所學內容產生“愛”和“懂”的心理效果。愛就是情感認同，即對于傳統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擔當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對于傳統文化的辨別力、分析力、運用力。由愛而懂，因懂而愛，兩者互為因果，共同建構起當代青年面對傳統文化時的基本思維特質。筆者認為，研究型教學（也包括一般教學）要達到的這一思維效果相當重要，因為現在95 后的一代大學生，將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生力軍，他們的文化認同、文化姿態將決定中國夢的色彩。在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匯路口何去何從？他們應該有心，也應該有力。

當然，從較現實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學的直接效益是對于學生學位論文寫作和考研考學的積極推助。幾輪教學實踐下來，一些同學跟我反映，畢業論文的選題一下子明朗了，猶豫不決的考研方向一下子決定了。而作為他們的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因為在平時的教學中便已有過不少交流，因而在論文指導過程中就感覺省力不少，論文寫作質量也明顯提高了。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R].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507/8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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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是教育創新的世紀。在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素質教育與創新能力已成為教育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熱點。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傳統的學科，如何發揮自身的學科優勢和課程特點，在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方面適應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和人才培養的要求，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變奏中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教學之路，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以文學史為綱，以作品為本，強化原典教學提升素質教育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應加強原典教學的分量，把作品的講析與導讀作為教學的主體內容，發掘其文化內涵，突出當今社會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首先，可以利用文學作品對學生進行人生觀的教育。古代文學作品中有許多格言名句是對學生進行理想、情操、立身、處世、廉正、愛國教育的好材料。如孟子“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修身處世態度以及岳飛“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的深切教誨，給后人以深刻的啟示和鞭策。其次，古代文學作品中塑造的許多人物形象也是教育學生的好材料，如勤勞、美麗、勇于反抗的秦羅敷；威武不屈、不辱使命的蘇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給后人留下了學習的榜樣。最后，利用古代文學作品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現代社會需要具有獨到的創造力、強烈的競爭力和環境的適應力的人才，而當代不少大學生缺乏應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現浮躁、自滿而又脆弱，在尊重他人、文明禮貌、處理個人問題和人際關系等方面有待加強和完善。古代文學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教材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師還可以利用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審美教育，讓學生理解什么是事物的真、善、美，什么是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從而提高他們對事物的審美意識和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

二、改進教學方法體現創新機制，激發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

古代文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課程，傳統的教學方法，形式單一，以填鴨式為主，師生之間溝通、交流不夠不利于教學相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方法的獲得更為可貴。因此，教學設計的核心就是如何發揮學生的參與性，通過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提高學習能力。從而使他們在未來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受益無窮。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可以借鑒哈佛大學MBA教程案例教學法，可以訓練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以及全面思考問題的能力；同時可以指導學生鍛煉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對別人的觀點、感情等采取開放寬容的態度，吸收別人的長處。如在講解李商隱詩歌朦朧美時，就可以以他的頗受爭論的《錦瑟》一詩為討論對象。由教師首先介紹前人關于此詩的十余種主要觀點，然后由學生對這些觀點進行評價、選擇，在思想的交鋒碰撞中，最終形成自己的看法。還可以實行暢所欲言式教學法，讓學生充分發揮大腦自由聯想的能力，大家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如在講授古典小說《水滸傳》時，教師完全可以拋開陳舊的作者、思想、藝術等講解模式，而由學生自由發言，談談感受。暢所欲言法可以使學生自由展示自我的個性化思考，所以可能涌現出一些真知灼見，使學生彼此促進、交流。這種教學方法比通常的教學方法能使個人更富有創造性和主動性。總之，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該發生改變，由簡單地傳授、灌輸知識轉化為對學生的指導、啟發，由教書向教學轉變，發揮學生的獨立自主意識，培養其鉆研精神，提高其創新能力

3.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和網絡資源，大力提高教學效率

隨著教育現代化的不斷深入，現代信息技術越來越顯示其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古代文學教學信息量大，而應用現代技術手段上課就可以相對增加信息流量，節約有效的教學時間。而且，由于作品距今年代久遠，學生對于其中的許多文學文化知識感到陌生，在這種情況下，多媒體組合就能較為便利地提供可感知的事實材料，幫助學生建立起與教學內容及教師相關聯的共同經驗。多媒體課件將聲音、影像、動畫、圖像有機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圖文、聲樂并茂的藝術氛圍，這在調動學生興趣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傳統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的音樂性難以得到準確、生動的再現，無法讓學生受到感染，而多媒體的運用就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如在講《西廂記》時，先讓學生看了一段黃梅戲《西廂記》，看完后當學生還在意猶未盡的回味時，將作品的重點以問題的方式交給學生討論。還應充分利用豐富的教學資源，諸如國學網，南京師大網，全唐宋金元詞文庫及賞析數據庫、中國期刊網期刊數據庫，中國詩歌網等，引導學生通過網絡打開一個學習古代文學的新天地，吮吸知識甘泉，攝取成才養料，培養自己的創新能力。

4.打破書面考試的單一模式，建立綜合考核、全面評價的新機制

傳統的教學評價，往往以書面考試的分數作為衡量學生學習成績的標準，不少學生憑借死記硬背來應付考試，以至變成了死讀書的機器。所以必須打破過去那種單一的考試模式，重新建立綜合考核、全面評價的科學機制。首先，調整試卷內容，縮小識記內容，增大實際分析問題的內容、特別是教材范圍以外作品的內容，增加不確定答案的題目比例，從而增大能力、素質考核比例。其次，豐富平時成績內容、落實實施方法。將學生課外的課程活動項目結果納入課程平時成績。如在古典詩文吟誦比賽、古典文學名著讀書報告會、學生研究性課題、發表與課程相關的論文或作品鑒賞文章等方面的表現都納入課程平時成績；落實課程論文和古代文學名篇背誦等內容。以此加強對學生理解能力、操作能力、應用及創造能力的評價。然后是建立多樣化的考核方式。以往輕視平時成績考核，我們調整了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成績的比例，做到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實由閉卷考試、課程論文、課堂表現、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等多樣化的考核評價方式。最后，是建立總結性評價與形成性評價相結合的制度，將學生的考核評價滲透到平時教學過程中。將平時成績登記表分課堂表現、上課出勤、課程作業、課外活動項目等欄目，基本涵蓋了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的各方面內容。這樣綜合考核的結果，既能客觀反映學生的學習實際，也能充分體現教師的教學成效，更能促使學生激發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水平，增強實踐創新能力，從而成為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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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門必修、基礎課程，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具魅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文學體裁的演變、歷代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現象等關系作為學習對象，培養學生的古文功底和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近年來興起的“國學熱”雖然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重新煥發了活力，但是中國古代文學這個專業仍然是個冷門專業，被打上了“不好就業”“脫離生活”的標簽，使得學生不太愿意靜下心來認真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同時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上也存在著很多的不足，教師往往采取灌輸式教學法，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不夠，學習的積極性也不高。為適應當今社會的迅速發展，需要認真地思考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方式，本文就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法進行探討。

1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重要性

當今高校設置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一方面是因為該課程承擔了弘揚中國古代文化，將古代文化藝術與現代文化、經濟發展相結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該課程在當今為培養學生的人文理念，關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經濟發展提供了途徑，進而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從歷史發展軌跡來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緊密相連，顯示出民族性、傳承性、時代性的特征。漢民族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從內容上來看，中國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現著創作和理論上的不斷發展、豐富，日臻完善，每種題材都有其特有的演進歷程，顯示出以中國古代文字為載體的中國古代文學的豐富內涵。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沒有像經濟學一樣提供了明確的一套理論，也不具備會計一樣的記賬準則，它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著每個人，塑造著每個人的精神世界，它傳承著我們古代先賢優秀的思想，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給每個人提供一絲久遠但又格外珍貴的啟發。而大多進入高校的學生對此門課程總有“是否有用”的疑問，整個教學改革應引導學生理解該門課程的深遠意義，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該課程原本就是“無用之學”，然而“無用之學”有“大用”，通過對這門課的學習，通過對歷史上的眾多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優秀文學作品的解讀，讓學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懷，進而內化為自己的優秀品質，指導自己的人生方向。

2發揮教師在教學中的關鍵作用

雖說興趣是最好的教師，但在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還了解甚少的時候，教師仍需發揮重要的作用。作為學生學習該課程的引導者，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教學的第一要務，在教學過程中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學生對所學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開闊的視野從古代文學這門課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課程的最終目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系統而深入的思考，對各專業學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讓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中去，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現代的高科技進行教學，例如利用現代多媒體教育技術，結合動畫、音樂等方式進行教學，也可以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教學，讓學生自己組織專題并就專題內容查找資料，各式各樣有趣的專題在學校內的宣傳也為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增添魅力，既讓課堂中的學生有成就感，也帶動整個高校學生對古代文學產生熱愛之情。

3具體的教學方法

作為商洛學院語言文化傳播學院中文系一名多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在認真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以下幾種教學方法：

3.1引導式教學法

引導式教學法發揮了教師的關鍵作用，教師要在教學中根據教育部的教學任務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特點，還要結合學生的特點來進行教學。最大限度地引導學生自主獨立地進行學習，可以多給學生提問的機會，或者是給學生留下針對所講內容或下次課內容的課后作業。可以采用課前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每次課開始的時候，學生都要對教師即將講授的內容提出自己的疑問，然后教師就學生所提的問題進行講解，這樣可以讓學生先行自學課本。引導式教學法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可以提高課程教學效率。

3.2情境教學法

情境教學法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內容設定一個有人物、事件的場景，可以選擇再現古代文學中所描述的場景，也可以根據古代文學所描述的場景，然后結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狀況來創造新的場景，讓學生自由選擇場景的人物和事件，這樣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古代文學課程所講的內容，有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參與度和積極性。情景教學法可以讓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情景再現，提高了這門課程的教學成效。

3.3演講辯論法

演講和辯論都可以增加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理解度。演講就是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種觀點或方法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樣不僅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組織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也可以幫助學生掌握演講的技巧并鍛煉學生人前演講的勇氣。所謂辯論法，即就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個問題分為正反兩種觀點，然后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圍繞這一觀點進行一場辯論賽。這樣學生需要翻閱大量的資料，認真準備，并對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討論相互學習，例如就可以對《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進行辯論，分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無性”兩個觀點進行辯論。演講辯論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學生的思維，提高教學效率。

3.4研究性教學法

所謂研究性教學法，即教師將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有關內容集合起來形成專題，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教學。教師通過專題可以引導學生獨立查閱相關知識，研究現階段其他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現階段該問題的進展，同時也可以集合所有學生的見解，進行專題討論。這種研究性教學法可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也可以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與認識。

3.5分類教學法

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很多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文學作品的特點也不盡相同，要深入了解這些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學作品，需要結合不同的時代特征，這就需要教師根據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進行分類教學。還有另外一種分類教學方式，即按照高校學生的年級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因為每個年級學生的文學功底、知識面都不同，按分類教學法來進行教學可以提高教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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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文學與文學評論的發展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且每種題材的演進都是一部脈絡清晰的歷史，充分體現并顯示著它的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

從先秦文學開始，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就已經如影隨形了。由于當時還沒有真正的文學評論家，因此充當文學評論者的往往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觀念影響，先秦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儒、道思想。到了戰國時期，由于百家爭鳴，文壇異常的繁盛，而諸多的思想家學說不但影響著文學創作者的思維方式，還決定著他們對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漢文學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學評論的深刻影響，如司馬遷《史記》中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就是當時道教繁盛的典型影響之一。至魏晉南北朝，在玄學思辨哲學的影響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苦悶情感和自我意識，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學成是詩歌，其中又以“三曹”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最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學發展，無一沒有文學評論價值觀影響的影子，如南北宋詞曲的迥異風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學評論流派的影響。到了元代，隨著尊崇佛道思想的興起，文學出現了俗雅之變，戲曲、散曲等俗文學受到廣大平民的喜愛，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從總體上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風格質樸，后期偏重詞藻音律，風格趨于典雅。此外，南戲和話本小說也有了新發展。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北宋末年產生于浙江溫州一帶，用南曲演唱，是一種民間戲曲。它結構宏大，形式自由，曲調柔婉悠揚，為南方民眾所喜愛，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記》。南戲“四大傳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也較著名。南戲發展到元末已經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變為長篇傳奇。這一時期，詩文創作成就不高，較著名的詩人有劉因、趙孟 、薩都剌、王冕、楊維楨等。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文學評論影響所導致的文學創作者思維的改變，古典文學在風格、體裁等方面亦有明顯改變。

二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文學嬗變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悠悠五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學也許只是其中一朵嬌美的浪花，隨著地勢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洶涌澎湃。一切的變化都看似那么偶然、無意。而當我們靜下心來，去仔細地推敲它的每一種變化，又會發現，任何的變化都是一種必然，都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文學批評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于文學學派，既與文學密不可分，又有著它自身的獨特價值。

（一）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1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概況

（1）形式嬗變

詩歌是中國文學最早出現的一種藝術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葉之間，形成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而后到了漢魏六朝時期，出現了新的文學形式——樂府，樂府詩發展到后期開始逐漸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漢末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體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詩則是在五言詩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盛唐之后，詞作為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自民間而起，漸成風氣，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詞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興趣和關注。除了詩詞之外，散文、小說自戰國時代以來，也一直在延續和發展，散文中辭藻華美，多用駢句，至后來駢文興盛，傳統散文式微，而逐漸產生賦。

（2）內容嬗變

文學反映的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內容也幾經變化：《詩經》多描述生活、愛情，到后來《楚辭》開始，內容多見憂國憂民，諸子散文更是以治國、王道等為自己的核心內容。樂府詩、五言、七言詩的內容開始更為廣泛，詠物、頌人、嘆家國，包羅萬象，詞、散曲則更多的是娛樂意味，文學的功能也在內容的嬗變中悄然發生變化。

2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誘因

導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會環境的變化，動亂、穩定、貧窮、繁榮，不同的社會環境對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響，文學也自然會隨之產生變化；以唐代詩歌為例，詩歌的發達，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朝代。唐朝詩歌能獲得空前發展，除了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原因外，還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臺的時期，給詩壇增添了一大批新詩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風格來反映現實生活，使唐詩能夠突破六朝門閥的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浮靡文風，豐富、充實了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魏晉以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趨向成熟，隋統一全國后，促使南朝的綺麗文風與北朝的質樸風格相融合，這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科舉以詩賦取士，封建帝王對詩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對詩歌創作的重視。當時國內各民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也為詩歌增添了新的營養。這些都是促使唐詩創作繁榮的因素。2、文學自身的積累。文學作為一門學科，自身在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積累，從量變到質變，自然會體現出一定的變化。以魏晉文學的發展為例，秦漢以后，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的駢文逐漸占據統治地位，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據優勢，士族地主勢力迅速衰微，這種貴族文體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出現了提倡古文的運動。實際上，這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比較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所以才出現了魏晉文學。3、文學批評的導向。文學批評是在文學出現之后才產生的，但是二者間隔的時間并不長，文學批評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對文學發展的導向作用，以下就是對此的詳細分析。

轉貼于

三 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

（一）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社會功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在最開始誕生的時候，只是作為儒道兩家的學說附庸而存在，但是發展到了后來，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價值。以儒家文學批評為例，從最早開始的“獻詩諷諫說”與“觀詩知政說”，直到后來的“知人論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會功用。而這些評論也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主張直面天下之憂樂，上約束帝王、下兼濟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文學自然而然地開始向多重社會功能邁進。以陸機的《文賦》為例，他主張文學就應該達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自由狀態，卻又同時要兼顧“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昭明太子編著的《文選》也主張，“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瀚藻”。漢朝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學批評的這種社會功用價值觀，就一直滲透到了骨髓。因此，縱觀中國古代文學的演變，無論形勢如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思想始終貫徹其中，或者說儒家文學批評，作為中國古代主流的文學批評，其價值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藝術功用

與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不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更多的是講究“出世”，不論是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還是莊子的“虛靜”、“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為核心的哲學基礎上，他們的文學批評價值觀只是哲學觀在文學問題上的體現。這種思想在古代的中國文學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響也不可小覷，無論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夢幻田園，還是對桃花源的無限憧憬，文學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的宣揚社會價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并無不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空前繁榮的唐宋兩朝，也誕生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宋詞”，而這兩朝的詩詞，藝術價值也遠遠大于社會價值。文學，正是在道家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回歸真我，老子或者莊子們所倡導的對“道”的體悟和自然美標準的文論觀，也就構成了“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于是，在儒家文學批評成為主流的環境下，我們的古代文學，一直以來都保留了最為純粹的藝術美，在任何時代下，都有一群借筆墨遨游天際的“鯤鵬”。同時，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儒家的文學批評也有著自身的影響，在“為社會而藝術”的主旋律下，適當地“為藝術而藝術”也能為樂章添加華彩的變奏。

（三）玄、道、佛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現實價值

歷史上有名的元嘉時期，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人的創作心態中，文學逐漸淡化了文學的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強化了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趨向于個性化和風格多樣性。在這一時期，各種文學形式豐富發展，文學在受到普遍重視的基礎上，文學批評出現繁榮景象。

南朝以后，人們的思想潮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文化的發展趨于復雜化。儒學“大一統”思想地位開始動搖，但玄學清談形式并沒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而且儒學思想經過與玄、佛、道的不斷沖突、較量、改造和糅合，不斷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的統治框架，成為統治者統制天下的潛在工具。自宋武帝開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興學的詔令，設立傳授儒經的機構，到梁武帝時，糅合后的儒學思潮達到鼎盛，《禮》和《孝經》的研究尤其繁榮。儒學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為南朝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期間的學術思想多元化而且較為注重審美，對于莊子的推崇到了比較的境界，逐漸淡化了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強調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呈現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和創作手法的個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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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比國外高校的中文專業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

在國內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課或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是一門專業必修課，是中文專業的重中之重。該課程一般有兩學年的教學任務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在中文專業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國外大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歐洲，開展漢學研究較早的大學里，教授很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甚至很重視培養學生對古文原典的解讀學習。在近鄰韓國，中國文學課在很多高校的中國語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韓國大學里開設中文本科專業的學校現在超過了一百所，各大學的專業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作中國語言文化專業，有的稱作中國語專業，還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設立不同的專業方向，比如中國通商、中國語言文化等。這里談的主要是中國語言文化方向的中文專業的情況。筆者 2012 年曾在韓國慶南大學中國學部講授一年漢語，了解了慶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大二和大三兩個學年中，學部為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分別開設了中國古詩選讀、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小說和中國古代文論四門課程，學時與其他專業基礎課等同，均為每周 3學時。通過對這四門課程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比較系統分項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閱讀了經典的原典，同時對中國文學的特質以及主要的文學類型的發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學生們學習的文本是繁體漢字，這樣可以一邊學習古代文學一邊實現認知繁體漢字的目的，這對于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的。韓國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視古代文學課程。韓國學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舉對比了首爾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的中文課程。其中首爾大學在一年級開設中國古典文學探索，二年級開設中國歷代詩歌講讀，三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47%。成均館大學二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三年級開設中國名詩鑒賞、中國小說概論、中國詩曲的理解等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26%。有的學校在專業學習的初級階段概括介紹中國的文學概況，隨著學生漢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在三四年級開設文學、詩歌等文獻閱讀課程，此階段倡導學生閱讀中國文學原著，切身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朱錦嵐老師提到韓國加圖立國立大學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取消了畢業論文，代之以 5 門課的畢業考試，而這 5 門課中，有 3 門是必選課，包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2007 年畢業考由 5 門減少為 3門，即中國語、漢字和中國文學史。可見，在對中文專業畢業生的學科知識要求方面，中國文學史的內容絕對不可缺少，是在課程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專業課程。同時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言專業與中國學生學習外語語言文學專業相類似，都是以學習母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化為基準的四年制本科學習。從國內外語專業的名稱來看，我們的外語專業的名稱都是語言與文學并重，如: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等，專業的名稱就體現出了學習的內容，即要學習該門語種的語言也要學習用該語種成就的文學。例如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課程就一定要開設英國文學選讀、美國文學選讀或英美文學史這類課程。學生們通過對這類課程的學習，可以學習到經典英語作品，真正掌握該語言在文學方面的體現和運用，進一步增強其對語言的領悟。因此，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專業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學是留學生探尋中國文化內核的一把金鑰匙

語言是工具，是載體，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展現豐富的人性以及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一種映現。它對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蘊有重要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文化精華土壤的語言是蒼白的，也是沒有深度的。季羨林老先生曾寫道: “離開了內容，離開了語言的內涵，根本談不上什么語言。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風習等等，語言是學不好的。這是學習語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學習外國語言者，都必須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結合起來。”中國文化的內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國文人高潔的品性，憂國憂民的情懷，謙遜重義的處事準則都體現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這些承載著中國寶貴文化的文字都傳承著中國文化的血脈。“文學語句中包含著漢語本身的文化內涵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具體的方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古代文學作品中深深地蘊含著中國的精神和中國的脊梁。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一方面體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精髓中。中國古代文學課就是這樣一門讓學生體會文化精髓的課程，它承擔了審美鑒賞與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務。黃愛華老師認為“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透過語言的外衣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誠哉斯言! 通過朗讀并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可以讓學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風光中見詩人心情的恬靜，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顯深遠的精神境界，讓學生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情懷; 在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歌中與詩人一同體會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從而也培養學生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詞作中領悟含蓄蘊藉，詞的委婉曲折并留有無限想象，好似中國水墨畫般悠長。這些都是屬于中國的文化經典，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篇（10）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Pay Attention to Significance and Tradition

――The New Thinking and New Design of Current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in the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urses, it's an ancient tradition of strong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specialist courses. S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long way to go, need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research.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double attention

1 古與今――強化古代文學教學的時代意識

古代文學作品能夠流傳至今，說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及不朽的藝術魅力。面對這些精華之作，高校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亦應該立足于今人，以今視古，使之植根于現實、關注現實。公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研究?史之史》一文指出：“研究的對象產生于古代，立足點和著眼點則緊貼現實。不僅是用今人的理論去分析古人的概念，才能夠得出科學的認識與確切的評價；而且，也只有從現代思想與古代思想本質的聯系里去發掘、去尋找，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造。①由此可見，古代文學研究也應該緊跟時代的腳步，也要與時俱進。

用當代意識創造性地發掘、闡釋、激活古代文學作品中豐富的人文內涵價值，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為一種精神滋養和審美愉悅。在教學中不僅要闡明作家作品原來的創作動機和本來意義，更重要的是要闡明文本的內在價值和對我們現實所產生的意義，從而拉近古代文學作品與我們現實生活的距離，以引起學生的強烈共鳴，達到育化心靈的效果。

用當代意識發掘、闡釋古代文學作品豐富的科學精神，讓學生在認識我國先哲高度的科學思辯和科學成就的同時，受到科學素養的浸潤和啟迪。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不僅具有豐富的人文、地理、物理、數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而且蘊含著高度的科學精神，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用當代意識去發掘、闡釋它們，使學生從中受到科學精神的滋養與熏陶。

用當代意識發掘、闡釋古代文學作品中豐富的“超前意識”，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古代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深刻內涵。因而，在教學中，要使學生們充分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國古代思想的精華，陶冶他們的性情，使他們能夠更適應社會，更知道前進的方向。

2 源與流――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動態

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源，古代文學是對古代文化的濃縮與精華，是流。古代文學的教學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必須要注意將學術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課堂中來，同時更要注意文學與文化的關聯，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察源知流。

文學作品與文學傳統。在傳統的古代文學的講述過程中，我們關注的是對一部部作品的解讀，將每一部作品的內容、藝術特色闡釋的很全面，但往往忽略了文學作品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聯。每一部文學作品都不是橫空出世的，是有著長久的文化傳承的，正如弗萊所說“詩歌只能產生于其他詩篇；小說產生于其它小說。文學形成自身，不是從外部形成：文學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學之外。”②說明后來的文學藝術的樣式是來源于原始的文學藝術的樣式的。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對文學傳統的挖掘。如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鬼魂”文學的創作始終不絕如縷，“鬼魂以幻象的形式出現”，人死時脫離肉體的魂幻化為鬼，在人死亡之后繼續存在和能夠獨立活動的靈魂常常被稱作鬼魂，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動。這種來源于人對未知力量恐懼的鬼魂形象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鬼魂文學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但是，鬼魂文學與鬼魂文化又有著本質的區別。鬼魂文學是借助鬼魂文化所進行的新的藝術想象和新的藝術創造。鬼魂文學中的鬼魂形象已經不是原來鬼魂文化中的鬼魂，而是作家以全部生命熱情和潛意識投射而創造出的一種全新的藝術形象。因此，這一類文學創作是植根于先前的文學傳統的。

文學與文化傳統。20世紀中葉以來，在文學研究堅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學的文化研究成為歷史大的發展潮流。“文學研究的定義已經不再局限于微觀上討論某一部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人物個性、景物相襯、因果關系，也不局限于從宏觀上探討某一歷史時期出現哪些文藝思潮和文學流派；即不僅是直接孤立的分析文本的語言特色和文章結構，亦不是間接的從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會環境的角度去考慮對其創作的影響。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是在以上多種因素的互相作用下產生出來的，而且還有意無意的接受它學科的‘滲透’和‘融合’。因此文學研究必須透過傳統的視野，進行多學科、多方位、多層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③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我們不能顧此失彼，而應該注意打破時代界限，通觀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發展的流程，從而貫通古今，梳理出文學創作的發展脈絡、演變歷程，尋找到后來文學創作的源頭和模式。當我們講述前一段文學時，一定要注意它對后來文學的影響；當我們講述后來的文學創作時，也要時時回顧先前的文學，尋找到其原型發生、流變的脈絡。④文學創作總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傳統來進行的。只有在大文化模式、文學模式的統攝之下，我們才能發現文學源遠流長的文化河流，才能真正做到查源知流。

文學作品與文化語境。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教學模式中，我們注重的是文本的字、詞、句和段的解釋，只是單純地就文本解讀文本，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義。在以往的《詩經》的講授中，教師們非常注意《詩經》的“詩教”作用，或者只是單純的強調《詩經》“賦比興”的藝術手法，脫離當時的文化語境，以儒家的經學家的思想來解讀《詩經》的篇章，沿襲前人的觀點，不加深入的追究與思考，就可能會斷章取義扭曲其原本的含義。《詩經》中許多與愛情相關的詩作如《關雎》、《莒》等都有有關“采摘植物”的描寫，愛情與采荇菜、采莒等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為什么會把它們組接到一起，難道僅僅是“興”的藝術手法嗎？只有我們沖破歷代經師名儒們的“政教”、“詩教”的迷霧，將《詩經》與當時的文化語境聯系起來，才能尋找到正確的答案。從文化闡釋的角度來解讀，這些植物都是女陰崇拜的象征物，這些詩是古人生殖崇拜、祭祀儀式、宗教儀式的一種文學性的記錄。只有把握了這種文化語境，才能真正理解《詩經》的深刻內涵，也才能使學生們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努力還原當時的文化語境，將文學文本放置于文化語境之中予以解讀、闡釋，做到知源查流，真正揭示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的一個新的重要任務。

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如影隨形，血肉相連，很難剝離。文學既是某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的產物，同時還忠實地再現了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因此對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既是進入古人的精神世界，體會古人的生存智慧的過程，也是建構自己的生存智慧的過程。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既要注意挖掘古代文學的現代意義。更要注意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化傳統之中去揭示每一部作品的深刻內涵與意義，將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引入到教學中來，真正提升古代文學的教學質量。

本文章為“破學科與跨文化――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的教研項目的結項文章，項目編號jsjy200944

注釋

①公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研究?史之史.文學遺產編輯部：百年學科沉思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8.

篇（11）

首先，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模式的表層為學習、模仿日本，而深層則仍然延續著來自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整體、宏闊的文化視野(如政治、哲學和歷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學史和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體系化、理論化的影響，敘述者以一個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將紛繁復雜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聯系的文學事件、現象一一連接，從而演繹出一部類似八股文“起承轉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學史發生、發展、演進的框架體系。

其次，中國文學史早期敘事模式發生于“五四”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懷疑批判精神絕不是至五四時期方才出現，在魏晉時期、明代末年同樣表現突出。不管怎樣評價五四，其懷疑批判精神是與傳統一脈相承的，絕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為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欲掙脫傳統之束縛，進入一個新的敘事模式中，但因為其精神與中國古代文論接續得如此緊密，欲離實合，或似離實合。

再次，重經術、重考證的中國傳統學術牽制著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學者指出:“從試圖寫出中國文學史的最早那一批人開始，人們就確認了在傳統的目錄、史傳、詩詞文話、選本與新的文學史之間，一定存在著聯系，文學史正是這些本土學術的洋親戚”、“所以，依傍傳統的文學批評來寫文學史，得的正是近水樓臺的便宜。”［2］

總之，上個世紀初學人開始撰著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敘事模式表面上具備體系化、理論化而與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的敘事模式大相徑庭，加之五四影響了中國文學史在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懷疑批判精神實質后欠缺細致的爬梳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離異的結論。其實，早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變，而且，受五四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懷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息息相通，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在內在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仍然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批評的痕跡，較少抽象的、邏輯推演的西方語言敘述模式。對這種文學批評語言方式，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先生反復申說其并無高下優劣，甚至還稱揚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反映了批評者具備一種難得的“明澈的識見”(不以一個主觀的我的姿態出現，分割、截斷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他說:“批評家的先決條件也是要有‘洞徹之悟’的，對作品中的藝術性(一首詩的機心)有了明澈的識見，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點、悟’的方式，還是用邏輯化的辯證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簡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評。”［3］可見，發揮運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本色”、“當行”十分鮮明地體現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盡管有的文學史著作存在敘述語言棄文近白、敘述模式的體系化、突出民間文藝的位置等特點，但是其根本的敘事模式仍然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理論的批評精神契合，故而可謂之似離實合，“離”為離異，“合”為暗合。張法教授在“全國第一屆文藝學高峰論壇”的大會發言中曾提出我們編撰“文學概論”和“文學史”應該以中國傳統之“文”的概念為核心范疇，而不應該僅限于西方的“文學”概念，這種看法是極有啟發意義的。［4］

二、迎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合實離

上世紀40至60年代，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動而出現了一個轉折，總的來看是政治色彩濃厚，結合時代特征對古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進行詮釋。有學者說“于是，每經過一段時期，尤其每經過一段政治上的波動，適應文化理論與社會實踐的新的要求，必會涌現出一批新的中國文學史教材”。［5］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大致成書于抗戰時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書以“陶淵明及其作品”為題，開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紹陶的生平、家庭、經歷、理想和人生選擇，不惜在其詩中尋繹出相應的詩句以資佐證，甚至大段引述《歸去來兮辭》的序以說明其歸隱田園的心路歷程。其次，以陶淵明34歲辭去彭澤縣令為界將其詩歌創作分為兩期:前期“在社會服役，為饑寒奔走，對于當代政治社會，雖已感著厭惡，但他的人生主旨，還沒有達到決定的階段”;后期“作品最多，藝術的價值也更高”，［6］且選擇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給予論證。總之，前期突出其內心的苦悶及對東晉黑暗社會的批判，后期則對歸隱的樂趣和淳樸的農村田園生活、風光進行贊美。再次，對陶淵明的詩歌的藝術特色作簡單地交代，“他的文學語言，是質樸自然，清簡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煉處見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內容而言，藝術特色的論述是十分簡略的。最后，結合后人對陶的評介指出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即:“可見一個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會在陶淵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響”。［8］

可見，生平、遭遇等(詳)→作品的思想內容(詳)→作品的藝術特色(略)→文學史影響(略)是劉大杰先生撰寫《中國文學發展史》時比較固定的一個敘事模式。我們再看60年代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陶淵明”一章的敘事模式。其實，只要看標題即可，共分三小節:一是“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二是“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三是“陶淵明的影響”。［9］此種文學史敘事模式深受撰寫者所處時代、西方語言策略的影響，實與我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精神貌合神離。陶淵明為什么歸隱這個問題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劉大杰先生認為崇尚自然自由的個性、東晉政治的“紊亂”、“黑暗”和“虛偽的禮法”是促使其歸隱的三個主要原因。［10］前一個個性方面的原因如果還說得過去的話，后兩個屬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劉先生的敘述卻較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這就有可能將一個人的成長、選擇與其生活的外在環境一一對應，分析得到的是一個普遍性十足的空殼陶淵明，離鮮活、豐富的個性化的陶淵明相去甚遠。游國恩等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學史》說:“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絕望之后，采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結合其與上層統治階級的“決裂”分析其詩“對腐朽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度”，［12］和“遠離了污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卻更接近了下層文人和農民”。［13］尤其突出強調其田園詩對勞動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贊:“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頌”。［14］但我們只要細讀陶的一些詩篇，就會發現其詩篇中對勞動的描寫歌頌多是寫意性和極富啟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種樸實的勞動詩篇。面對文學這一極富靈性的藝術門類，將西方的因果式敘事思維嫁接過來，看似天衣無縫，實則離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點悟式”文學批評的傳統模式已經相去甚遠。硬要在外在社會政治環境、士人文化風尚等方面與作者的個人選擇方面拉上關聯的做法，顯然是要顯示作者的文學成就特點與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種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歸隱有無偶發原因呢?只有轉換此種一元化的邏輯敘事模式，中國文學史上諸多如陶淵明一樣的文學家才能以立體、豐富、生動、鮮活的面貌呈現在后代讀者的面前。另外，游國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對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勞動、平易是其外在顯現)，顯然與撰寫者所受的時代思潮有關。對陶淵明這方面的評論有可能成為欲加之辭，太多的主觀性是撰寫者不能自覺防止時代思潮侵入其敘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說，40至60年代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充滿著濃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會現實主義’成為惟一合理、正確的文學理論，它便以更加強制性的力量，規范了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閱讀。”［15］#p#分頁標題#e#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多針對以抒情為特征的詩詞而創建、發展，與西方以史詩、戲劇為根基建立起來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本來就隔著一層，如果硬要湊合在一起，就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所以，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實際是一種似合實離的關系，這種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文學史存在許多無法彌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將一些無甚關系和關聯不很密切的現象納入必然性的視野加以考察論述。綜上所述，上個世紀40至60年代的文學史著作展現出來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存在機械套用因果律過分強調必然性的特點，較少顧及文學發生、發展、演進過程中偶然性的一面，敘事詳略重點顛倒，在對文學史上作家作品的敘述過程中，作家個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內容占了絕大部分，且存在許多主觀性的鏈接，而作品的藝術特色分析卻相對薄弱。這個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政治的功利實用的敘事觀念，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機與活力，時代的敘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學史的領域。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相比上個世紀初的敘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種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創時期一樣根本上源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而是西方敘事模式與中國特定時代思潮與敘事策略的強行融合，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實在是貌合神離。文學史上有關陶淵明的敘事部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隨著傳統文化的復歸，此種文學史敘事模式普遍受到人們的反思、質疑，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點或視角，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一座建構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的豐富理論寶庫。

三、融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融合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文學理論界對文學批評話語進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論話語為參照，提出了我國文論“失語”的問題。繼之而起的是各個領域的深入反思，文學史敘事模式也受到了質疑，“重寫文學史”、“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等提法頗受人們關注。受此理論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批以新視角觀照中國文學從而呈現出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的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下文簡稱“袁編”)和章培恒、駱玉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下文簡稱“章、駱本”)比較具有代表性。此時期的文學史著作已然從上世紀初處于探索中的文學史敘事模式中清醒過來，同時對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會———政治批評模式的單一化、實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覺的擺脫，因而視野變得極為闊大，或從文化的視角，或從人性的立場，吸取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注重從整體角度鑒賞文藝的精神內蘊，就文藝批評的內在精神而言，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日益成熟，極具民族和多元思維的特性。下面以袁編和章、駱本《中國文學史》中有關陶淵明的敘事為例來看此時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融合情況。袁編《中國文學史》以“陶淵明的人生道路與思想性格”作為第一節的標題。實際上，這一節較有特點的是探討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將陶之思想與魏晉玄學聯系起來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因為魏晉玄學在特定時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蕩、虛無廢務、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談、舉止、儀表的“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卻被遮蔽起來，尤其是陶淵明體現出的“穎悟”、“曠達”、“率真”和統領它們的“虛靈”不會被人們充分真實自然地表述出來。“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16］可見，對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認識必須具備通達透徹的視野方可。袁編緊緊抓住陶淵明“安貧樂道”和“崇尚自然”這兩個人生支柱，前者多與儒家發生聯系，后者與道家、魏晉玄學思想密切相連，二者秘響會通，從而認為“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點出“酒”與“琴”對形成陶之“藝術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