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研究生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氣象研究生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Miller將離職意愿(turnoverintention)定義為：離開目前工作與找尋其他工作機會傾向的總體表現或態度。多數研究者認為離職的最佳預測因素是離職意愿。護士離職率高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男護士更甚。影響護士離職意愿的因素較多，這些因素可以歸結為護士個人因素、工作環境及外界因素3大類，但是哪些因素對護士離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尚無定論。本科護生是我國今后護理隊伍的重要力量，而男護士也正在成為這支隊伍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其離職意愿將直接影響我國護理隊伍的穩定。目前，對本科男護生離職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少見。筆者調查本科護生的離職意愿現狀，并探討其可能的影響因素，為臨床實習和教學提供科學理論依據。

1對象

在我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即2004年衛生部將我國衛生職業人群劃分的3個地域)，每個地域隨機抽取3個設有護理本科院系的醫學院校，包括海南醫學院、廣東藥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中南大學、湖南中醫藥大學、咸寧醫學院、湖北中醫學院、甘肅中醫學院、新疆醫科大學。以上院校符合納入標準的男護生共120人，自愿參加調查105人，收回有效問卷96份，有效回收率91．4％。為了進一步研究男女差異，抽取對應學校女實習護生共100人。納入標準：愿意參加并完成測試；年齡大于l6歲；身體狀況能夠配合完成問卷；意識清楚，無精神性疾病；參加實習至少8個月。

2方法

2．1調查工具

2．1．1一般資料問卷：包括人口學資料和3個條目，測評工作滿意度、對未來工作信心和有否缺勤及頻率。對護理工作的總體滿意程度評價，從“很不滿意”到“很滿意”(1～5分)，是否有成為一個好的護理工作者的信心，從“非常沒有信心”到“很有信心”(1—5分)，實習期間是否有缺勤(1為否，2為是)。

2．1．2離職意愿量表(TurnoverIntentionScale，TIS)：共6個條目，為l～5分計分法，如第1題：您是否考慮要辭去目前的工作?選項為：從不、甚少、偶爾、經常、總是，相應賦值1～5分。總分1～2分(含2分)為離職意愿輕度，2~3分(含3分)為中度，3~5分為離職意愿嚴重，即分數越高，離職意愿越強。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0系數為0．723。

2．1．3護士工作應激源量表：由61個條目6個分量表組成，包括與護理工作性質有關的應激源、與工作負荷有關的應激源、與護士期望有關的應激源、與接觸瀕死患者有關的應激源、與工作一家庭矛盾有關及與護理工作中人際關系有關的應激源，有很好的信效度，分數越高，所面對的工作應激強度越高。為了適用于護生群體，本研究修改了其中的2個條目(將第52題“護理工作的負面感受影響家庭氣氛”改成“影響寢室氣氛”；第59題“因家務瑣事消耗精力而影響工作”改成“因找工作、考研等消耗精力而影響工作”)。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數為0．852。

2．1，4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Suppo~Rating Scale，SSRS)：為肖水源編制，包括10個條目3個維度，客觀支持、主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具有較好的重測信度。

2．1．5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CopingStylesQuestionnaire，SCSQ)：共20個條目，分為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2個維度。采用0～3級評分I。

2．1．6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icacyScale，GSES)：共10個條目，采用1-4級評分。分數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強。

2．1．7艾森克人格問卷簡版(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分為4個量表，內外向、神經質、精神質、掩飾性。在本問卷中除精神質的信度在0．51～0．60，其余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70。

2．1．8護士工作倦怠量表：采用李小妹改編的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工作倦怠是指個體長期處于工作壓力狀態下所出現的一種負性的、個體化的認知與情感反應，包括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工作無成就。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得分越高、工作成就感得分越低，表示護士的工作倦怠越嚴重。

2．1．9總體健康問卷(GenerM HealthQuestionnaireGHQ)：GHQ一28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Chan教授于1985年編制，具有理想的信效度…。共28個條目4個維度，軀體癥狀、焦慮／失眠、社交障礙、嚴重抑郁。分數越高，健康問題越嚴重。

2．2調查方法

征得被調查學院、醫院護理領導的同意后，將所有問卷及調查方法有關說明用快遞寄去，由對方派人組織，在實習末期進行集中調查當場發卷并收回問卷，然后再回寄給研究者。

2．3統計學分析

采用EpiData軟件進行數據錄入，SPSS13．0進行統計學分析。統計方法包括統計描述、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等。a=0．05，P值均為雙側概率。

3結果

3．1一般情況和各調查量表得分情況

調查男護生共96人，年齡20-26(22．7+0．9)歲，在三級甲等及以上的醫院實習者占95％，滿意度較好者29％，有缺勤情況者47％，對成為合格護理工作者沒有信心者46％，要讀研者48％，獨生子女28％，經濟自評較好者9％，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41％。與女護生相比，滿意度、缺勤情況、工作信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本科男護生的離職意愿得分為(3．30±0．89)分，高于女護生(P

3．2離職意愿與各變量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離職意愿與應激源(r=0．25)、總體健康(r=0．35工作倦怠(r=0．29)呈正相關(P

3．3本科護生離職意愿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顯示，進入回歸方程的是總體健康、工作倦怠、工作信心和工作滿意度，父母受教育程度、讀研和工作應激源被剔出方程，方程的決定系數為32．9％，見表2。

3．4各變量關系的路徑分析采用路徑分析研究

各個變量的因果關系，發現工作應激源通過其他變量影響離職意愿，工作滿意度是重要而核心的中介因素。經多次多元線性分析回歸，進入路徑圖的變量及路徑系數(P

4討論

4．1實習期間本科男護生的離職意愿及面對的應激

本研究本科實習男護生離職意愿得分(3．30±0．89)分，與女護生的得分相比，離職意愿更強，這說明男護生的專業思想與女護生相比更不穩定，離職情緒更濃，這與許多研究的結果類似。這可能與多方面因素有關。首先家人、患者及部分醫務人員認為護士本應由女性承擔，對男性做護士不理解，影響其對自身職業的認可，一些患者甚至拒絕男護生為其服務。其次，據統計，大多數男護生報讀護理專業是無奈的選擇，并不是報讀的理想專業，導致其職業心態不穩定。所以，在實際工作中，首先要穩定其專業思想，讓其充分了解其在護理崗位上的優勢及已經取得成績的范例，使他們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來，并清楚地看到在護理崗位中男護士所展現的決策果斷、影響力強、精力充沛等優勢，在教學中增設一些針對男生的專業課程、邀請在臨床工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的男護士來校講學。其次，認真為男護生培養和挑選帶教老師，避免傳遞負面思想，針對男護生在臨床實習中存在的問題和男護生的心理特點，制訂適宜男護生特點的臨床帶教計劃。

有研究表明，離職意愿與工作應激兩者呈現正相關。本研究也發現，離職意愿與應激源的相關系數達到了O．25，但是在回歸分析中，這一因素沒有進入回歸方程，路徑分析發現工作應激源通過中介因素影響離職意愿。這和以往研究中兩者有直接關系的結果不同，分析有以下原因：大部分研究以在職護士為研究對象，但是在本研究中的對象為本科實習護生，研究對象不同所致；很多研究只是做相關分析，并沒有把很多因素納入進來，如本研究也發現兩因素相關，但是工作應激源不是離職意愿的預測因素；在諸多中介因素如工作倦怠、身心健康的影響下，該應激源對離職意愿的直接影響減小。

4．2中介因素對離職意愿的作用

過往研究已經證明工作倦怠是影響組織成員離職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發現，工作倦怠顯著影響離職意愿，倦怠水平越高，離職意愿越強(r=O．29)。可以想象，當男護生的情感資源過度消耗，疲憊不堪，精力喪失，對實習持冷淡、負性的態度，實習而沒有成績，感受不到成就時，個體的實習積極性就不會高，實習成績也不會好，離職的意愿自然也就會產生。

本研究表明身心健康越差，離職意愿越強。在心理上，男護生常在工作及交往過程中顯得不自在，從而導致人際關系緊張、焦慮、抑郁。當其承擔以前全由女護士操作的工作時，內心會不由自主產生一種自卑感及抵觸、抑郁情緒等。其次，護理工作還要求有很好的身體素質，如果身體狀況不好，就不能勝任護理工作的倒班勤、工作負荷大的特點，工作無法勝任，離職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產生。同時，路徑分析顯示，工作應激和工作倦怠感越強，個體的總體健康水平越差，離職意愿也越強。

受社會傳統觀念對男護士的偏見及其他負面因素的影響，致使男護生在臨床實習中思想波動大，表現出對護理專業沒有信心。本研究結果也表明，離職意愿與工作信心呈負相關(r=-0．21)，即工作信心越強，離職意愿越弱。提示在以后的實習教學中，我們應改革當前的教育、管理體制，制訂出一套針對男生特點的教學模式和理念，從各方面加強護生對未來工作的信心，減輕對未來的迷茫和恐懼，加強交流，定期召開座談會，教育他們進行職業生涯規劃，對他們多加鼓勵等。在實際操作中，可以讓其進行一些簡單的操作或男性特殊的操作，使患者不提出異議甚至得到患者好評，以增加其自信心。

篇（2）

中圖分類號：G64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1-0154-02

高校研究生教育擔負著培養高素質高質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社會主義優秀人才的基石。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以及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多元社會思潮在我國高校的存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加強和改進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為重要。當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狀況總體呈現出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發展態勢，但也存在著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價值觀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學用脫節等問題。針對這一情況，學習和研究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講話精神，并以此指導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對策，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優秀后備軍。

一、新時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新時期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家需要的是有著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時代青年，是有著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時效性不高，沒有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師隊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體制等方面反映出許多問題。

（一）研究生群體自身存在的問題

1.價值觀念模糊。研究生價值觀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與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受到強烈的沖擊。“西方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會不斷滲透進來，對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較差的一些研究生來說，很容易受到其負面影響。”[1]當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價值觀教育不到位，導致研究生的價值觀極易受到各種價值觀念的左右而發生搖擺，對我國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乏認同感，而把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念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定位不明確，價值取向多元，價值觀念不清晰等問題，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駛向錯誤的軌道，嚴重危害著研究生的健康發展和未來社會建設。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西方社會各種思潮流入我國，直接影響著研究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他們對西方的普世價值過于推崇，對社會主義制度認同略顯不足，有些甚至持懷疑態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中，阻礙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當今社會矛盾凸顯，許多研究生在面臨就業、結婚、住房的壓力時，因思想過于偏激，缺乏堅定的政治信仰，對國家體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極易出現擾亂社會秩序的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犯罪，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不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還要加強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堅定政治信仰，增強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隊伍的問題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足，工作落實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承載著全校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許多高校對其重視程度不夠，師資投入不足，教師引進速度遲緩，于是出現了“生多師少”的局面。他們常常超負荷工作，疲憊的授課降低了課堂質量。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工作落實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數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一批年輕的隊伍，他們有著較高的理論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實踐經驗，單純傳授理論知識，所講內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難以起到思想引導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經驗的教師或者退休，或者調到行政職能部門，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的一大損失。

2.沒有充分發揮導師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當前研究生教育中，導師的積極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尤其忽視了對學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書和育人是導師的兩大基本職責，導師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責任。受研究生擴招的影響，導師帶的學生數量增多，很難兼顧到學生的各個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難免會有疏漏。有的導師只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學生學術科研上。還有一部分導師，他們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沒有擔負起應盡的職責。因此，充分調動研究生導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務。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體制的問題

1.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視不夠，工作體制不完善。在我國研究生教育中，許多高校把分數、科研作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標準，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夠重視。在當今社會這個大染缸里，各種思潮混雜，青年的價值觀還不穩定，受各種不良思想的誤導，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對學生的生活現狀、思想狀況、感情問題關心極少，導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隨著研究生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過去授課模式及運作方式很難跟上新時期研究生發展的步伐。課程授課模式、師資力量分配、課堂管理方式、教育資金投入等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問題。這就直接導致了思想政治理論課授課質量不高，教師工作的積極性下降，從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發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種問題。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陳舊，形式單一，缺乏創新。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隨著高校的創立而產生，并一直延續著傳統的教育內容和模式，缺乏創新，直接降低了授課效果和研究生聽課的積極性。研究生是新時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鮮空氣的注入。陳舊的教育內容會禁錮學生們的頭腦，使學生喪失活力，達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較為單一，缺乏活力和創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種“灌輸式”的授課方式向學生灌輸理論知識，“一刀切”“一鍋端”是最常見的現象。研究生會、黨支部的一些活動打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旗號舉辦，而活動大多出于形式，很難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僅僅是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創新。

二、新時期加強和改進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對策與建議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堅定學生的理想信念

黨的十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國家、社會和公民提出的新的價值要求，也為研究生樹立了新的價值觀念。研究生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的優秀人才，正如所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終將在廣大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導向，加強核心價值觀教育。廣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道德修養，外化為實際行動，堅定理想信念，嚴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時，研究生有著較為成熟的思想和獨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顆寬廣的心胸包容多樣，尊重差異，保持研究生獨特的個性，實現多元發展。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二）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和研究生導師的育人作用

教書育人是每一位教師的天職，學生在教師們的教育、熏陶下成長。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數量，保證師資充足。其次，理論課教師在專業知識和授課態度方面也要嚴格要求，教師要做到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無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學方法，時常做到理論和實踐結合，教會學生怎樣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3]研究生導師不僅是研究生學習的導師，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燈。“導師不僅要著重加強學術道德教育，還應當主動發現研究生思想狀況中存在的問題，并及時加以解決。”[4]導師要做好學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進學生各方面全面發展，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充分合作，共同承擔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職責，將研究生培養成學術規范、道德高尚、行為嚴謹的全方面發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工作形式

對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國夢是包括廣大青年在內的每個中國人的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國夢”為主題，引導研究生將個人青融入到“中國夢”之中，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理想相結合，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要求注重價值觀方面的培育和養成，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黨史國史為教材，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激發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認同感。要求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同時，高校要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豐富多樣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課堂上，以專家講座、學術研討、社會實踐等形式，多方面開展教育學習活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參考文獻：

[1] 白清平，陳巧玲.我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及對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篇（3）

之所以是講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的“儀禮”，是在于強調認識和把握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的一些基本程序、環節、形式與禮節，而不僅僅是講求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的禮儀。在漢語的語境美苑2008年第1期里，“禮儀”，多是指“禮節與儀式”。禮節，又多是指特定族群中各種表示尊敬、祝頌等類的慣常使用形式。學位論文答辯的基本屬性是一個學術辨析性儀式。在有基本儀式的基礎上還存在一些基本的禮節內容。儀禮，是把“儀”置前，因為“儀”是特指儀式與禮節，也就是說“儀禮”先強調和重視的是儀式。儀式，是指特定活動的程序、形式等環節性內容。而“禮”多指特定族群或社會共同遵守的儀式。一句話，“儀禮”，是強調儀式與禮節。在學校教育中，儀式及其儀式感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人類需要許多的儀式。因為人們在特定的儀式中，可以培養尊敬意識和能力、也可以獲得體驗被尊重的感覺、還可以升華自己的情感、可以獲得諸多良好的教益、可以烙落下永恒的記憶。經典完善的教育應該包含必須的儀式教育內容。美術學科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的儀禮水平如何，不僅將揭示其教育水平、而且也影響研究生的公共形象塑造與展示。那么，美術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基本儀禮呢？我們試從以下方面來探討。換言之，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儀禮應該具備以下一些基本的環節與規格內涵。

一、著裝與儀態的規格

無論是講究禮儀，還是講究儀禮，核心都是指人們的一種文明性規范行為。它對人們的行為既具有規范促進性，也有一定約束性。人們遵守它既能保證和促進特定活動中彼此的交流溝通，又能增進和諧的情景和友誼。所以，禮儀具有智慧性、具體性和操作性等特性。作為美術學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儀禮的首要環節與內涵是著裝與儀態的準備和展示。

1、穿戴正裝

出席畢業論文答辯會的所有人員都應該穿戴正裝。作為要進行答辯的畢業研究生本人，也必須是穿戴正裝出場。所謂正裝，是指符合正式場所穿的服裝。嚴格地講，穿戴正裝，包含服裝與佩飾兩個方面。作為研究生參加畢業論文答辯會的正裝，是指去除休閑裝、運動裝、常服之外的一切符合一般公認情況與標準的正式服裝。男生可選擇有一定款式的學生裝、西裝、中山裝、長袖和短袖襯衣等既適合身份、又體現鄭重與個性的服裝。如果是穿西裝，一是要上衣與下衣成套；二是要穿戴相配的素色硬領襯衣、領帶與皮鞋。切忌著西裝而穿運動鞋的穿戴模式出現。西服背心視其情況，可穿可不穿。如果穿了，那么西服上裝的扣子就可以不扣了。女生可選擇有一定款式的學生裝、西服套裝、衣裙套裝、裙裝、得體的編織裝、長袖和短袖襯衣等適合身份而盡顯賢淑、端莊、典雅的正式服裝。如果是穿西服套裝或衣裙套裝，都要穿中長筒襪子與皮鞋。切忌穿戴袒胸露背、超短裙、迷彩裙、漏洞露肉裙等輕浮性衣服與佩飾。對于男女生著裝的配飾，都以不復雜、不突兀、不輕浮為宜。

總之，參加自己畢業論文答辯會的著裝原則是：正式、整潔、鄭重、端莊、協調、得體、精神、氣質和風格。只要遵循了這樣的原則，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而靈活地選配著裝了。避免邋遢形象出現、避免應付隨便情況出現、避免與所在場合的不和諧符號出現，尤其是要避免因為自己的不當而出現視覺污染的尷尬局面出現。讓自己出場一次精彩一次，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標。

2、儀容自然

儀容，是指一個人被他人可觀看到的外在容貌和姿態與風度，也稱為儀表。每個人不一定都是天生的儀表堂堂，但至少應該是可以做到具有可嘉的風度。尤其是美術學科的碩士研究生，應當是具有翩翩的風度。所謂儀容自然，是指人的外表情態不給人呆板、局促、勉強的感覺。也就是要自然而然地展示自己的儀表。當然這里所謂“自然而然”的儀表，不是指那種完全不加修飾的不修邊幅的樣子。而是指那種把自己的頭發、面容、五官、肌膚等清潔干凈而給人舒爽的感覺。學習美術的人，留長頭發和染燙發都行，怕的是不干凈，以及沒有藝術性、沒有觀看的舒適性。因此，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都要把自己的儀表清洗干凈，要把自己的頭發梳理得有真正的藝術性。女生的儀容表現比男生豐富和復雜一些。但女生的儀容打扮是切忌妖艷俗氣。總之，整潔、適度修飾、自然、舒爽、得體、個性、協調是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出席自己畢業論文答辯會儀禮之儀容自然的梳理原則。

3、舉止大方

所謂舉止大方，是指畢業論文答辯者系列動作與行為和言談的自然不俗。也就是說，參加畢業論文答辯的研究生是要切忌那種舉動拘束、俗氣、輕浮和小氣的行為出現。在答辯的整個活動過程中，答辯者的行為形態要給人落落大方自然沉穩的感覺、手勢動作要給人有節奏而不是亂舞的感覺、談吐要給人有文明修養厚度的感覺，千萬不能給人一個不像研究生的感覺和認識結論。總之，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儀禮之舉止大方的原則是：自然、文明、穩重和得體。

4、氣象精神

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儀禮之氣象精神，是指答辯者的整個神態氣勢具有生氣與活力。切忌萎靡不振的樣子出現。一句話，答辯者在整個活動過程中，要有一種精氣神展現。不要因為擔心自己的論文寫得不理想而被答辯委員們批評，或者擔心自己的論文答辯不能通過就顯得情緒低落的樣子。畢業論文答辯會，可以說是碩士研究生的最后一堂學位課程。所以，無論答辯的最終結果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答辯者都應該以飽滿的情緒和精神去面對和參與，展現作為研究生應有的精神氣質與風貌。總之，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儀禮之氣象精神的原則是：自信、活力、氣勢、派頭、向上、儒雅。

5、觀賞性強

從架下視覺藝術視點看，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會就是一場行為藝術展示會。因此，在這個“行為藝術”場或過程中的一切人物形象與行為展示，都應具有智慧外化性和視覺藝術可賞性。不僅答辯者的形象與氣質要給人較強的觀感舒適性，而且答辯者的答辯舉止行為也要有給人可觀賞的信息含金量。其實，整個答辯會的儀式環節本身就應該是具有較強的可觀性的。這樣才能讓旁聽答辯會的人，獲得更多的教益和欣賞性記憶。總之，美術學科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儀禮之觀賞性強的原則是：周全性、可觀性、舒適性、厚重感、傳播性。

二、答辯會議開始的規格

當自己一切準備就緒以飽滿的熱情進入答辯會場而該自己答辯時，以下程序與環節的內容是需要好好認識把握與完善實踐的。

1、答辯者對答辯主席及各位答辯委員行鞠躬禮

當輪到某答辯者答辯時，答辯者自然大方地就位答辯席，之后答辯者站立向答辯主席臺的各位答辯委員行鞠躬禮。在這個環節上，需要答辯者站立而神情自然、面帶微笑、彬彬有禮、態度謙和、舉止大方、行為節奏適度。

2、對參加答辯會的聽眾致鞠躬禮

在這個環節上，需要答辯者轉身站立而態度誠懇、面帶微笑、目視全場、彬彬有禮、舉止大方、行為節奏適度。

3、自我報告及其內容

當答辯者向所有答辯委員與在場聽眾禮節性打完招呼之后，就要落座向所有答辯委員報告自己及其學位論文的研究情況。報告的時間一般是10-15分鐘。具體的是以在場的答辯主席的要求為準。但自己在事先準備時，以報告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宜。

(1)報告要求

首先，聲音洪亮。以往有的答辯者在陳述時聲音壓得很低，以至于讓答辯委員們不能夠很好地聽清楚自己的報告內容，這是應該避免的。當然那種一味追求大聲而無節奏的聲響也是應該避免的。所以，答辯者要好好地調控自己聲音的大小與節奏的強弱，盡量讓人們有一個良好的傾聽接受效果。其次，簡潔明了。答辯者的起始陳述報告的內容，需要邏輯性強、條理十分清晰、簡潔明了，傳播有效。最為忌諱的是如煮粥一樣思維混亂：無邏輯、無條理、無觀點。總之，要力戒那種云里霧里式或前言不搭后語狀的報告現象出現。

最后，親和力強。答辯者在陳述時，應盡量避免由于過度緊張而導致的面無表情。冷汗淋漓、說話生硬、思維呆板的情況出現。要盡量放松、適當表情、語氣隨和、娓娓道來，讓人有如浴春風之感。

(2)報告內容

以往有的答辯者不知道自己在報告時到底要具體講些什么內容，故而東一榔頭西一棒的講話不得要領。盡管不能規定每一個答辯者的報告內容完全一致，但從規范性出發，有些內容是不能遺漏的。體系性程序、環節、形式和內容，是答辯者在起始報告陳述時的必備項目，實踐者可以依循而靈活地把握與實踐。

4、聽取導師向答辯委員會介紹自己的情況

導師向答辯委員會全體成員簡要介紹答辯者在研究生學習期間的學習、生活、研究、學術活動和學術成果的情況。

5、聽取答辯老師提出的問題

(1)認真記錄下每一位答辯委員針對自己的畢業論文提出的每一個具體問題。每一個答辯委員對其研究論文的看法或評價不一定相同，提出問題的數量也不盡相等。除了不提問的以外，多的有五六個，少的只有一個，一般是三個左右，提出問題的難度是有難有易。總之，答辯委員的提問是沒有完全等同的一定之規的。關鍵是答辯者對別人提出的問題要迅速反應所提問題的實質內容是什么？問題涉及的領域和范圍在哪里？對自己一時不知道或不能把握的問題也不要慌亂，要穩住自己的情緒聽完和記錄下所有的提問。如果有沒有聽清楚所問的問題，答辯者應當及時申請提問者再講一遍。所以，當答辯委員在對意見和看法與提出問題時，一定要專心聽、要記錄準確，不能似是而非地把握。其實，這時也是答辯者在答辯會上跟答辯委員學習的好機會。因為，有的答辯委員喜歡發表他自己對相關研究課題的看法，往往不急于提問，或者甚至根本不提問題。答辯委員所講的意見，往往對自己該課題的深入和完善研究很有幫助。

(2)如果是要求在現場及時回答，那么，一是需要反應迅速，靈活與邏輯和條理化地馬上應答。二是，回答時需要有針對性、主題性、觀點明確、條理化地逐一回答。重點是要分析所問問題的原因、依據、范圍、重點、難點是什么，這樣才會有針對性的回答。因此，參加答辯前，對自己論文的內容要非常熟悉，對自己論文所涉及的有關學科或知識點或名詞術語或概念，要熟悉和準確認識。避免對自己論文認識的盲點出現。三是，如果提出的問題相同或相近，可以綜合后一并回答。當然，如果答辯主席要求答辯者在一個答辯委員提完一個問題后就馬上回答，那么答辯者就對所提問題逐一回答。不過，即便是這樣，如果在這個委員提的所有問題中，有可以綜合回答的問題，依然可以綜合后回答。四是，如果對有的問題實在是不能回答，可以如實匯報說“不太清楚”或“回答不了”。同時，可當場請教答辯委員釋惑，因為畢業論文答辯會實際上是一場小型的學術討論會，可以視其情況而請教。

(3)如果不需要在場馬上回答，而是下來準備一會兒后答問。那么，答辯者應對答辯委員表示謝意之后，起立對主席臺誠懇行鞠躬禮后從容地轉身離席。

三、問題回答過程的規格

當答辯者獲得全體答辯委員的提問后，一般是出場來準備10-30分鐘后返回答辯場開始真正的畢業論文答辯。在這個過程環節，以下方面是需要注意和實踐的。

1、禮貌用語、體姿語言運用要適度。

2、態度要謙和誠懇、行為有分寸。

3、對答辯委員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不能遺漏。對提出的問題，可進行分類回答，也可以以問題提出的先后順序而逐一回答。一般是只針對問題而回答，而不是針對某個答辯老師而回答。比如：有的答辯者常常在問題回答時說：“我現在回答丁老師的提問”，這不妥。即便要提到某個老師，也應該表述為：“我現在回答丁老師提出的‘關于研究對象的準確界定與表述的問題’。”

4、回答問題的內容要：明確、準確、簡潔、條理清晰，忌諱無條理、無觀點、無重點的表述行為。

5、對所提問題，不管能否回答，都需要有說明。即便是對不能回答的問題，也要說明為什么不能夠回答，以求得的答辯委員的理解和解惑。

6、第一輪的問題回答完畢后的行為。當答辯者對第一輪的所有提問無一遺漏地回答完畢后，一是要聽取答辯主席與各位答辯委員的總結性意見。如果有答辯委員對自己的回答不滿意或不同意自己的回答觀點時，答辯者在獲得答辯主席允許后可繼續深入辨析性回答；如果有答辯委員繼續問有關問題而又明確要求回答時，答辯者就繼續回答，如果沒有要求回答時，則不回答。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時候也許才真正出現“答辯”的“辯”的環節和情境。所以，答辯者要思維敏捷、反應迅速、抓問題的根本、有張有弛、有理有節，注意自己的舉止得體，切不可放肆和狂妄無度。也要避免過度緊張而出現腦海里一片空白的不利情況。盡量講自己熟悉而又能夠準確把握的內容。“辯”，是在高興的、學術討論性的氛圍中進行。激烈的辯論，不表明自己的論文答辯將不被通過，反而有可能是自己的論文有引起答辯委員興趣的有價值的地方。

四、聆聽答辯結果宜布的行為規格

當所有答辯者的答辯結束以后，答辯委員會將對每一位答辯者的畢業論文答辯情況進行表決，并及時分別給出書面的表決結論，通過與否都要有明確的結論。待這一切準備就緒之后，復請所有答辯者回到會場，聆聽自己的答辯結果宣布。在此程序環節上需要實踐以下儀式與內容。

1、站立聆聽答辯結果。當答辯主席點名將宣布某人的答辯結果的時候，被叫到的答辯者應大方地走到答辯席，站立聆聽答辯的結果。

2、站立發表答辯通過的感言。當答辯主席宣布完自己答辯獲得通過的決定后，答辯主席一般將示意全場鼓掌表示祝賀。這時，獲得答辯通過的人，應該即席發表感言。不過，這要看答辯主席的具體安排，因為多數時候一次參加答辯的不只一個人，故而是在所有答辯者的通過結果宣布完畢之后，才逐一地讓答辯者發表答辯通過的感言。在答辯者發表的感言中，以下內容是不應該忽略遺漏的。

(1)傾情表達自我通過答辯后此刻的心情，表達應該是坦誠、真誠、深情、激情的。

(2)致感謝辭。致辭的言語以簡潔明了為好，不宜拖沓羅嗦。往往是一句話一層意思，幾句話能夠把所要表達的意識表述清楚和準確就可以了。總之，以周全表達和情意到位為準則。

五、宜布答辯儀式結束后的規格

畢業論文答辯會進行到此環節，從學校的工作任務上來說是結束了，但從人文與歷史等視點看，答辯活動還沒有完全結束。這個時候是答辯者與答辯委員和有關師長、來賓、朋友進行零距離及時交流的歷史性時刻。所以，此刻答辯者需要做的事情是既簡單而意義卻深遠，不可忽視或缺失的。

1、答辯者真誠地給自己的導師執弟子禮獻上鮮花。此程序和環節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表意與節約原則。給自己的導師送花主要是以表謝意與執弟子禮為重，故不要追求高額花費，以免增加答辯者的經濟負擔。當然，不愿意送的也一定不要勉強，貴在心誠和心意的表達。二是以了解花意得體選擇為原則。不同的族群對各種花卉陚予了不同的含義，因此，要解花語深意才能準確表達自己的情意。比如：一般情況下，象征友誼的有玫瑰花，表示健康長壽的有萬年青、文竹、君子蘭等，寓意德高望重的有蘭花，比喻圣潔高雅的有百合花、水仙、馬蹄蓮花、蓮花等，表示喜慶的有康乃馨、山茶花、月季花、石榴花等花卉，牡丹等花卉則代表吉祥幸福之意。同時，不同的顏色也有不同的象征寓意與情意。總之，只要能夠表意和得體就圓滿了。

篇（4）

作為現代工業重要的門類之一，建筑行業的發展依賴于相關學科領域的科技進步和各專業的分工協作。由于所涉及到的知識十分龐雜，為了便于學習、掌握并提高工作效率，必需進行細化的專業分工，將原本完整、連貫的建筑設計活動肢解成為建筑設計、結構設計、環境控制設計、施工建設等先后不同的幾個工種。各工種又從有利于自己操作的專業角度出發，利己主義走強，導致專業間條塊分割、難以融合統一，建筑整體性能難以實現。如今，我們知道這種簡單的專業分工方式，雖然有利于單項技術進步和知識的傳播，但卻不利于建筑整體質量的提高與整合，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建筑被簡化成了若干單項“建筑科技”或“建筑技術”，建筑設計與技術設計配合不佳，設計與施工分離，設計與使用脫節等。目前，在我國土建高等教育領域，綠色建筑主題涉及到建筑學、城鄉規劃學、土木工程、風景園林、材料科學與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等大致6個一級學科和其下包含十幾個二級學科，共同完成培養建筑工業所需專業工程技術人員的目標。客觀地說，上述學科都分別在領域內對如何提升建筑的綠色性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關注，但卻沒有一個學科以全面解決綠色建筑設計質量為核心去開展教學和科研活動。就綠色建筑的實現途徑而言，建筑學學科應該肩負起全面實現綠色建筑的職責。綠色建筑給傳統建筑學在教育科研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更綜合的理論體系、更系統的設計方法和更高的技術要求，也需要掌握更先進的理論前沿、更廣泛的知識體系、具備更理性的技術思維邏輯、熟練運用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等。需要以建筑學為核心，整合相關學科，研究和建立具有整合思想的綠色建筑設計專業方向，它具有相關各學科乘積的效應，整合各專業最先進的元素，以培養能夠勝任時代要求的建筑設計人才為目標，以同步提高建筑整體質量和建筑與環境的友好關系為社會責任。這就需要重新思考、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綠色建筑領域專門人才培養模式。近期可以在已有的分工基礎上考慮學科融合，建立健全建筑設計學科對環境控制設備、結構設計、計算機模擬分析、數理分析等必要知識體系的整合，加強建筑設計人員對相關綠色建筑研究進展和技術的理解，以便能夠真正起到整合、組織設計工作的責任。針對相關方向研究生教學，加強包括建筑技術、結構工程、建筑環境與能源應用等相關領域通課程的學習，以便掌握健全的知識體系、能力結構和最新科技進展。

2教學實踐

2.1學科融合探索始于1990年代，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調整了建筑學專業教學體系框架(圖1)，就此，式，以國家創新研究群體和陜西省科技創新團隊為核心，國家級課題負責人為主體組成的綠色建筑研究團隊，建設了陜西省協同創新中心等科研平臺，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成為綠色建筑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的基地。同時還打破了專業與職業隔閡，拓展綠色建筑通識教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課題組內各專業負責教師頻繁交流，形成了和諧結合專業發展的眾多思考，圍繞建筑學基本能力訓練，展開了系列探索，形成了相對開放的教學體系，重點探索了以科學研究和研究生培養相結合的工作機制，努力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建筑設計與研究人才，科學研究成果密切結合行業與社會發展需求。經過多年積累，形成了一套多學科交叉融合，教學、實踐和科研相互促進的創新模的科研關系，相互支持業務工作；注重打破研究生的專業界限，無論具體專業都強調需要掌握完備的建筑知識結構和業務能力；經常開展跨學科的學習、研究、討論。課題組內涉及的建筑設計及其理論、建筑技術科學、建筑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等專業研究生共同學習綠色建筑通識課程，提高綜合理解與設計能力。教學與科研相協調，明確了培養綠色建筑設計人才的目標，強化了建筑設計專業在學科群中的核心作用，其余門類均圍繞此開展。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并重、多專業協同，促進學科間相互學習和知識體系的健全完善。瞄準綠色建筑行業前沿問題，將研究生論文研究與國家級課題相結合，采用先進的、可重復的研究方法，取得了顯著成效，10年來，累計培養畢業綠色建筑方向博士50余名，碩士100余名。在西部地區，系統地開展了多種自然地理氣候條件下的綠色建筑的環境測試、建筑模式研究、方案創作、示范建筑實施等系列科學研究工作。

2.2教學模式探索探索改變單純的“線性”的綠色建筑設計方式，“并行式”設計方法，提高建筑整體品質。在承認建筑的使用功能、空間形態、文化傳承等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逐漸摸索形成了并行的綠色建筑設計創作方法。與常規先功能、再形式、后綠色技術設計的“線性”流程不同，將綠色建筑關鍵的環境與能源指標量化模擬分析前置在建筑方案之前進行。在利用計算機分析工具對環境與能源指標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從實現綠色性能的角度提出若干種可能建筑形態，再進一步落實功能和組織交通流線等設計工作，還需對上述環節進行若干輪次必要的調試和優化工作，形成滿足多目標需求的綠色建筑方案。“并行式”綠色建筑設計方法的示意見圖2。依照此方法，在畢業設計教學環節，多專業共同指導，探索了多重約束條件下綠色建筑設計方案的可能途徑，驗證了方法的有效性。

2.3綠色建筑設計教學實踐2014年，結合本科畢業設計，課題組進行了“并行式”綠色建筑設計教學實踐，檢驗了設計方法的有效性，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根據教學目標，將17周課時分為設計準備(理論學習與調研)、總體概念、方案設計、成果表達等4個階段，在重要環節增設了專題輔導(表1)。畢業課題的選址位于夏熱冬冷地區的蘇州市，是一家建筑科技企業的研發總部，占地1.7hm2。自然環境條件優越，北側隔路與自然山體相望，東側隔路與城市綠地公園相鄰。由科研辦公、對外技術展示、各類實驗室、培訓教育中心、學術會議廳等功能組成，要求符合綠色三星標識(圖3)。本次綠色建筑設計教學實踐的關鍵內容：1)從自然氣候條件出發，形成綠色建筑設計概念。在前期學習的基礎上，采用當地氣象數據參數，利用Revit、Doe、Ecotect等綠色建筑分析軟件，進行了生物氣候、風環境、日照分析，探討了包括風、日照、降水、溫濕度在內的自然氣候要素對建筑的影響，并從建筑節能潛力、主被動節能措施等方面對綠色建筑設計的方向和可能性開展了探索，讓學生掌握借助計算機分析工具理性地開展綠色建筑設計的能力。2)復雜的功能組織與綠色建筑的基本目標相結合。設計對象功能構成復雜，涉及到建筑與環境的關系、出入口確定、大小空間的協調、交通流線組織等一系列問題，單項技術難度不大；在此之上，又需要運用綠色建筑的評價指標、環境和能耗模擬等手法，審視建筑方案的合理性，并做出相應的修改完善。經過反復的調整，讓學生掌握了“并行式”設計流程，不但可以提高建筑物理環境品質、控制建筑能耗水平，也能提前對建筑的關鍵環境性能參數做出定量預判，提高了綠色建筑的設計效率。3)以節能為主要目標的圍護結構設計手法。在建筑技術專業參與下，運用計算機模擬分析，嘗試建筑立面設計的新方法。以降低建筑能耗為目標，主要采用自然通風降溫、夏季遮陽防熱、爭取冬季日照、圍護結構隔熱保溫等被動節能措施，在建筑表皮做出了積極反應，形成了差異化的建筑立面設計(四個立面的形態、開窗與遮陽、墻體構造等均不相同)，體現了綠色建筑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則。4)參照《綠色建筑評價標準GBT50378-2006》的等級劃分和指標構成，組織設計文件。該體系由“四節、環保、運營”等六類指標組成，每類指標又包括控制項、一般項與優選項，構成復雜，難以應用。通過學習、難點講解、重點輔導等手段，讓學生掌握了利用現行標準從事綠色建筑設計的技能，并將相關內容表達在設計成果圖紙中，進行了一次完成的綠色建筑方案設計教學實踐。

篇（5）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除此以外，狼的滅絕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剩”，它們“經常跑出公園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注：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注：薩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還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注：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人類學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注：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現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結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