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觀遺產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景觀遺產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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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美意象的多樣性

景觀審美意象是在景觀審美活動中產生的認知與情感，是通過景觀設計的實體形象認知，將之加以想象與理解，從而得到情感的滿足與共鳴。審美意象作為中國傳統美學強調的重點，它既關心形象的創造，又關注精神的滿足，真正達到了情與景的交融。文化遺產旅游的審美意象，為景觀文化的設計提供思路與依據，它使公眾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文化遺產的內涵，從而在旅游景觀體驗過程中達到感性世界美的愉悅。審美意象是景觀文化“形而上”的部分，涉及景觀文化的規范制度、人文意識、價值觀念、哲學理念、思維方法等各個方面。由于其綜合性，因此在某個文化遺產景觀設計中應深入挖掘盡可能多的內容，否則有可能流于單調與空洞。以冀南地區鄴城遺址景觀審美意象為例，可概括為：城市營建之禮制規范；建安文學之人性覺醒；佛教興盛之文化交融；山水園林之無為隱逸；典故傳說之人生智慧等如城市營建之禮制規范的審美意象是鄴城首創了一種全新的棋盤格式城市格局，其功能分區明確，宮城位北居中，聽政殿前至南城廣陽門有著一條筆直的御道，御道兩側分設衙署，這種將宮城中軸線設為都城御街、皇城布局力求規劃嚴整的城市營建，直接影響了后期北魏洛陽、南朝建康等的南北都城的設計，是隋唐長安、北宋東京、明清北京等都城規劃的藍本。其實,鄴城的城市營建正是體現了在中國占主流地位的禮制規范，它強調尊卑有序的社會等級秩序，規定人與人之間特定的道德倫理關系，其影響滲透到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生活領域之中；而建安文學之人性覺醒的審美意象，是源于在鄴城曹氏父子與王粲等“七子”開創了建安文學，一改兩漢時頌功德、美育化的儒學宗旨，而將關注點集中于對人生的思考與感嘆。他們吟詠“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壽有時而近，榮樂直呼其身”“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感嘆生命之短暫、悲涼人生之苦難、哀傷歡樂之易散，放縱身心之享樂，這種看似悲觀、消極、頹廢的人生觀，卻恰恰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戰亂紛爭時期人們對于人生強烈的追求與留戀，其強調個人存在意義與價值，主張充分把握個人命運的人生主題，標志著中國文化人性的覺醒，它使人之個體和其內在的才情、品貌、精神等成為這個歷史時期審美的重點；至于佛教盛行之文化交融的審美意象，是因為鄴城及其周邊地區的佛教，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審美意蘊，這既不同于絲綢之路上有著濃郁古印度風格的藏傳佛教，也迥異于唐之后中原地區盛行的漢地佛教，而是兼收并蓄，在繪畫、雕刻、裝飾等各方面，不但有著希臘、波斯等地區的藝術特色，而且更多彰顯了印度曼陀羅文化與中原傳統的“河洛文化”、算數文化的的呼應與融合

三、環境規劃的生態性

目前，生態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景觀設計人員對此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可以說，每個景觀的環境規劃都會將生態的概念加以強調，但是在實際工程中，仍然存在著不少誤區，如將景觀的生態設計等同于大量綠色植物的種植；忽略地區區域環境特點，片面強調與國際接軌，盲目照搬國外已有生態設計實例；或者對地區文化傳承脈絡認識不足，僅對文物建筑本體予以保護，而對其周邊延續日久、有著不同時期文化烙印的大量一般性建筑視而不見甚或一拆了之.等總之，景觀環境規劃的生態設計仍有不少需要設計人員深入推敲的問題。關于冀南地區建筑文化遺產旅游景觀環境規劃的生態性設計，建議可從哲學思想、策略原則、技術手段等三層面給以思考：

1.與西方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想不同，中國的哲學思想充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它秉承物我一體的自然觀念，認為人與山川河流、花鳥魚蟲等萬物均從屬于物質世界的體系，強調綜合氣候、地理、人文等各種環境影響因素，加之豐富的心理效應、獨特的審美意境，因地制宜地構建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關系。這種將人與天地萬物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哲學觀念，可說是人類最早的生態觀念。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有著對于處理景觀生態非常得心應手的方法，就是以“相地嘗水”的堪輿術來創造“負陰抱陽”“背山面水”“天時地利人和”的理想景觀模式，安徽的宏村、山西的丁村、福建的客家土樓等都是其中頗具盛名的的成功案例。直至今日，挖掘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對景觀生態性的深刻內涵，仍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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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豐富資源。我國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來，由于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的環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響。很多傳統習俗發生變化，許多藏在人們心中的文化記憶漸趨淡化，一些藝術門類在人們的視野中面臨消亡的危險，一些掌握絕技的老藝人年齡越來越大，一些依靠口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著各種環境的考驗。

早在上世紀初人們就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開始呼吁民眾加以保護與利用，并且出臺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但是由于連年戰亂和革命運動使人們無暇顧及這一領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民眾對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尋更加迫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環境保護，既不能像自然環境保護那樣劃出一個空地，只要對之不進行人為的干擾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觀那樣，可以按照主觀設計來進行構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退回來魚牧、農耕的經濟形態，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會結構，也不是要完全改變人們現在的生存價值理念。文化遺產的環境保護，更確切的說，只能是調節、變化、處理好文化遺產與文化環境、地域環境、社會環境的關系，讓文化遺產有一個適應其生存、保護的生態位置。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依賴于良好的文化環境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人類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將有利于我們樹立全新的文化生態觀，有利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保護文化傳統，有利于文化的創新與繁榮。文化是歷史的發展中人類所創造的，而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是人，基礎也是人，文化遺產的傳承所依賴的也是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質不僅在于其是文物與各種絕技資料，更及于創造文化遺產、展演絕藝的“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好的方法與途徑，即將它與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結合，讓其作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著。

人類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種不同文化所組成的。全世界有數量不同的各種文化，不同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與領域，但文化的存在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關系是不均勻的。文化環境包括區域地理環境：一個民族由以生存、活動的區域場所和自然資源，在區域地理環境中產生的物質生產方式：形成該文化的經濟基礎，構建在前述兩個層次上的社會組織形式：形成該文化的一套社會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賴以生存、活動的特殊文化土壤，決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及其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比較弱小的文化。作為弱小文化形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遍面臨著文化空間被占擠的威脅。因此國際社會在上世紀世紀以來大力提倡保護文化遺產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思路，是對文化霸權主義的一種批判，也在很大范圍和程度上保護了不同文化之間應有的合法權益。非物質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標志，也是許多民族、群體的基本識別標志與形象。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注重結合地域環境

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先覺條件之一,同時也決定了我國各地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國擁有遼闊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異的地域性文化，才會產生如此豐富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不同地區的文化風格各異，五色繽紛，需要因地制宜。

保護好文化遺產各種形態在我國當前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具有重要現實價值。國內一些地方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設中無視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的存在與保護，強行拆遷與破壞，對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加以人為破壞或改造，使得許多有價值的文化遺產或文化形態毀在機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強、很有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遭到破壞，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為過度發展旅游經濟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和藝術表達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但沒有獲得很好的保護與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轉的破壞。這兩種情況在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中普遍存在。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被破壞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各方的各種文化權益受到破壞。這些情形與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使命相悖離。因此，努力提高全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的文化保護意識，重視在實踐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權益，實現不同地域文化對非物質文化形態的利用價值，對實現人民文化的豐富生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和保護事業的健康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注重順應社會環境的發展

在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政治環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長的一段時期，政府將一些民間信仰、民俗活動視為封建社會迷信活動的范疇并限制，特別是期間，有很多國寶毀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傳統的文化形態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人們逐漸認識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態保護被提上日程。眾所周知，經濟與文化的辯證關系：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是經濟、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經濟政治決定一定的文化發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并給與重大影響。因此，文化生態的保護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的依托，經濟環境在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中起著支撐作用。只有經濟環境的發展與變化，才能給予文化遺產項目提供良好的社會存在空間，更好地推進傳承與保護的進行。

就我國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應采用層層遞進的傳播方式。一方面要培養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眾層面大力宣傳和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進而從整體上提高全民的保護素質。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生存環境是不可能的任務，政府應拿出專項資金，設立非物質文化博物館來保護。

四、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最重要的是有個良好的人文環境。社會需要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識和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動體現。先民們創造了豐富燦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要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并在傳承、發揚光大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努力適應時代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創造出更多新的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更加燦爛輝煌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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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發改委的精心組織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綜合改善”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在美國進行了為期25天的培訓學習。在美國期間，我們學習了美國的城市交通規劃設計、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預測需求分析等，對美國的城市交通體系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參觀的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及人文歷史景觀

美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包括具有國家歷史性的標志建筑，有歷史意義的遺址、建筑物、房屋、軍事設施、軍營以及戰場遺址，還有美國歷史上偉人的住所與工作場所、杰出的設計和建筑物、體現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遺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筆者主要參觀的文化遺產保護及人文歷史景觀項目有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越戰韓戰紀念碑、華盛頓紀念碑、國會藝術館、航空航天博物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林肯紀念館、羅斯福公園，紐約的自由女神像、時代廣場、世貿大廈遺址，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金門大橋、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遺址及其博物館等。

二、 相關單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規劃

美國的歷史雖然較短，但它重視保護歷史文物及其運用，并使其歷史煥發新的生機。根據2007年的統計成果，全美國登記在冊的歷史文化遺址達8萬多處，其中500個歷史文化遺產是整個小區或城鎮。

為了既保護這些文化遺產，又能充分利用這些文化遺產開發旅游項目，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激發國民愛國熱情，美國政府部門在城市總體規劃中制定了非常翔實、周密的交通旅游規劃。如在拜訪華盛頓交通局時，筆者了解到，華盛頓特區的城市總體規劃共分為七個小區進行，這七個小區在進行前期的規劃時就緊緊把握了以下幾點：第一，是完全保留保護好全區的歷史文化遺產對象，不能有絲毫損壞，這是編制一個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慮到城市交通中多種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為本，考慮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關單位周邊的綠化規劃，保證城市綠地面積；第五，是城市的總體規劃以促進該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繁榮為最終目的。以此類推，全美國的城市交通規劃理念基本與此相類似。

三、 相關單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別城市交通整體狀態的關鍵性概念，更是綜合交通規劃與政策研究的首要戰略性問題。

陸錫明在其編著的《亞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統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擔的交通量的比例關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關系，則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統中的功能與地位，更重要的是標志了城市交通系統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給平衡下的本質特征。常常用它來表征城市交通發展整體水平和特點，也經常用它來作為城市交通系統的發展目標，對城市交通規劃、建設、運營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個城市中有多少種交通工具就應該有多少種交通方式。在研究中，為了方便、清晰地進行交通模式統計和計算，需要將各種交通方式進行適當歸類。

從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統來看，一般將通勤鐵路、地鐵、輕軌、有軌電車歸為軌道交通，軌道交通與無軌電車、公共汽車、纜車、輪渡一起歸為公共交通大類；私人小汽車、單位小汽車和摩托車歸為個體機動大類；助力車、自行車和步行歸為慢行交通大類。

四、 相關單位周邊的交通特點

（一）大都市市區的公路系統非常發達

美國公路分四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為高速公路，包括州際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車道；第二個等級為主要干道；第三個等級為集散路；第四個等級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總長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這種等級制公路系統中，通向居民區的地方公路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因此，這種放射狀的、越來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間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統占用了較多的土地資源。

（二）停車場占地面積大，地面停車場比較多

美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裝在車輪上的國家”，約3億人口，卻有各類車輛2.4億多輛，人均汽車擁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國人出行都是以車代步，而且大多數人都自己開車。所以美國停車場密布，可謂無所不在，是幾乎所有建筑的組成部分，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旅館商店，無論是出租公寓還是娛樂場所，都附建有停車場。有的停車場面積巨大，全國各地僅停放汽車的停車場就占據了相當大的土地資源。

（三）多數道路邊設有專用的自行車道

近年來，為了緩解汽車增長帶來的油價上升、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美國大力發展自行車交通，鼓勵使用自行車這種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設立自行車免費租賃店、臨時停放點、修建自行車專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題公園內，為了滿足不同游客的參觀需求，多種交通模式同時并存

在紐約的時代廣場，并列出現的交通模式有汽車、自行車、馬車、徒步幾種，即在一條單行線上，依次劃分出汽車、馬車、自行車、徒步四條道路。

（五）以人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國政府十分注重培養行人和駕駛員的安全意識。在美國城市的大街上，人們搶行、闖越紅綠燈的現象非常少見，駕駛員在十字路口都要減速，禮讓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紅燈，照樣停車等待。其次，體現在交通法規上，強調行人優先權和方便殘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場所，最方便的停車位都是留給殘疾人士的。第三，為了照顧老弱者和貧困階層，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當地政府投資，委托私營運營公司經營，由于客流不足，幾乎所有巴士公司都處于虧損經營狀態。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筆資金補貼各巴士公司，以維持其正常運作。

五、可吸取的經驗

第一，美國國土面積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較少，人口不多，土地資源儲備豐厚，這是美國人能夠發展高速公路的資源條件。我們國家高寒凍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積較大，人口眾多，人均土地資源稀少，發展多車道、放射狀高速公路的土地儲備不足。具體到西安，為了保證基本的可耕地數量，我們不可能發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統。

第二，單行線的交通體系能有效緩解城市交通中的擁堵行為，寬闊的臨時停車點不會影響正常車道的車輛通行。目前，國內已經對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實行單行線交通管理，具體到西安市，大部分的臨時停車點已經吸取了美國的先進經驗。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積率決定了我們不可能擁有像美國那樣規模龐大的停車場。我國現正在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積有限，土地資源十分寶貴，因此，私家車不宜成為解決群眾出行的首選，汽車停車場更不應該與城市人口搶占已經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議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綜合考慮人口、資源、土地、環境因素，對私家車的擁有量根據形勢的發展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車交通。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以前的自行車、摩托車逐漸被汽車代替。就西安市來說，以前的自行車、摩托車停車點數量銳減，這應該引起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一定要保存并預留出足夠的自行車停車點，否則，騎自行車的人會因為無處停放而改變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無序發展，引發交通擁堵現象。

為了普及自行車交通，要做到以下幾點：保留自行車停車位；引進自行車免費租賃業務，現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觀附近已經有自行車免費租賃，但仍需要擴大此項業務；擴大宣傳力度，鼓勵市民騎車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車的快速增長。

第五，在參觀面積較大、土地資源充裕的旅游景點，應該鼓勵多種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體系。目前西安市正在進行的世界銀行工作組的西安城市綜合交通改善項目子項目未央宮漢代道路一期保護工程中就應該設計成多種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線路，此條參觀通道上亦可設計成四股道，分別可用汽車、仿漢馬車、電瓶車、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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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林，四川大學旅游學院2007級博士研究生，廣西師范大學文旅學院教師。桂林，541004

【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從文化遺產的角度來看，和諧統一的文化景觀當之無愧的成為遺產，它是自然與人類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結晶。對文化景觀的感知調查屬于行為地理學的范疇，感知――認知――映象――決策――行為中，“行為是指以環境映象為基礎的人的內在生理和心理的變化的外部反應”。通過東道主和游客雙方對文化景觀遺產的認知來指導當地旅游可持續性發展，或可達到景觀遺產有效保護的目的。

一、文化景觀遺產及構成

(一)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是近代地理學家拉采爾首次提出的，索爾(Carl O.Sauer)提出“人類按照其文化的標準對其天然環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現象施加影響，并把它們改變成為文化景觀”，他首次將“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引進到美國，并把景觀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單元，發表了標志著文化地理學形成的《景觀的形態》一書。二戰后出現的強調“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學的出現，試圖把景觀與歷史發展聯系、分析其符號學意義和關注景觀的文化政治傾向，這一轉變已從傳統的注重景觀本身研究轉向對景觀過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會學與文化理論來解釋和研究景觀。

在歐洲，學者基本認為“景觀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的概念”。[1]德讓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觀是一種自然力量和人類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強調“景觀形成一個整體……自然與文化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分離的”[2]歐維格(Olwig K，2005)進一步指出景觀不僅僅是空間限定的區域，而且是一個由長時期積累的習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見對景觀理解不僅指地形形態，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對象和現象有規律地重復著的群聚，其中地形、氣候、水、土壤、植被和動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類活動的特征，匯合為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典型地重復出現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帶范圍內區域組合。景觀已不是一個簡單地貌單元名詞，而是包含一定組合，并有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地理綜合體。

(二)文化景觀遺產

“遺產”一詞大約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義與“繼承(inheritance)”緊密相連，通常指從祖先繼承下來的東西。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遺產”的含義開始被不斷引申，地方文脈、歷史人物等被都認作是一種遺產，并越來越多地被用作商業用途。20世紀80年代晚期，遺產進入大眾化階段，遺產學初具雛形，“文化遺產學”大約從20世紀中葉初步產生，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內涵和學科體系建構，也逐步展現了它先進和新穎的學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時提出把“文化景觀”并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其表述的內涵是指“自然與人類的共同結晶”，作為世界遺產中重要構成部分的“文化景觀”，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和明確的地理文化區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區域特色的文化內涵，它包括三種類型：(1)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2)有機發展形成的景觀；(3)關聯性文化景觀。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和諧的人文景觀實質上就是遺產。

“文化景觀遺產”，是一種重新闡釋的文化景觀，景觀不僅僅是個生態環境和視覺欣賞意義上的場所或自然棲息地，而應該被看作為“文件”(Documents)，“檔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來源”(palimpsest)[5]。當然這個“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勞作方式、生產方式、生產資料、氣候等等。“文化遺產”體系中的“文化景觀”概念的提出，擴大了文化遺產的認知范圍，在文化景觀的概念運用于世界遺產的語境中，對世界旅游業會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時也使人們進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間互動后形成的某種創造性結果及由其體現的地域性、時間性、結構性、目的性等差異所導致的文化特征之異同，進而達到更好地理解人地關系，欣賞、保護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觀類遺產。由此可見，把文化景觀放到遺產的語境中去理解，社區居民感知、認知本社區的文化景觀的遺產價值，進而用這種認知去參與文化景觀的保護，必定會對文化景觀遺產的可持續性發展帶來很深遠的影響[7]。

從遺產學的角度來看，和諧的梯田景觀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景觀遺產。它一般都處在較偏僻的區域，有較強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現代化影響的程度較低，原生態文化景觀保持較好，具有邊緣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傳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觀上的一種改造成果，而這種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的得到有機的發展，進而形成和諧的、生態的文化景觀遺產。

二、龍脊梯田文化景觀遺產簡介

(一)遺產歷史簡溯

龍脊梯田位于廣西龍勝縣境內，在桂林以北80公里、縣城東南27公里處。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巖灣、巖板、巖背、七星等多個村寨，其中以壯族、瑤族居多。本文所指龍脊梯田，是以平安寨為核心區域的。先前多認為龍脊梯田開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黃鐘警道：“從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間”[10]，包括龍脊景區的官方宣傳資料上也說梯田源于元代，缺少歷史文獻資料支撐。

據張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調查中，“據當地群眾(包括壯、瑤)說，龍脊村的平安寨大約二百年前是紅瑤先住的，后來壯族從南丹慶遠府遷來才把紅瑤趕走，所以就把這個村稱為‘趕瑤寨’”[11]。周大鳴等通過龍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證明，在龍脊及附近地區，潘姓人的祖先被認為是最早來到古壯寨的，而廖、侯姓人則是后到[12]。瑤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長期以來“徭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13]；瑤人“冬日焚山，晝夜不息，謂之火耕”[14]。近代學者也認為瑤族地區稻作農業產生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歷史，而且發展不平衡。一些邊遠山區且到解放前幾十年甚至解放后才開始種植[15]。與此對應的是，龍脊壯族至今南丹遷來，遷徙原因與明王朝征用“?”兵有關[16]。壯族是一個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飯稻羹魚”[17]。如此看來，龍脊地方有梯田的歷史應該不會超過廖家壯族在此居住的時間，如果按其民間說法“明成化年間從南丹遷出，輾轉至龍脊”，則龍脊梯田的歷史上限是500年。付廣華認為龍脊梯田從廖登仁建造第一塊梯田開始，也不過380年左右的時間[18]。

(二)龍脊梯田景觀遺產的研究現狀

隨著1995年菲律賓的巴納韋梯田正式進入世界遺產，梯田的遺產價值和旅游價值引起重視。我國境內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區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鵲界梯田景區；一是廣西境內的龍勝縣龍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報世界遺產，2001年進入我國世界遺產預備名錄。紫鵲界梯田則是于2004年9月正式進入湖南省申報世界遺產后備名錄。

龍脊梯田于1992年開始開發旅游，時間最早，到2007年底，龍脊景區旅游接待呈現良好的增長勢頭，接待游客36萬人次，同比增長50%。筆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國知網上查詢，共有文章 “龍勝梯田”成果也頗為豐富，涉及到民俗學、歷史學、人類學、旅游學等多方面，其中最熱點的問題是，龍脊梯田保護、龍脊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變遷、龍脊旅游開發、社區參與問題等[19][20][21][22]。對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鵲界梯田對遺產價值的重視，龍脊梯田的遺產價值研究卻遠遠沒有得到認知。

作為南方山地文化景觀典型代表的龍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觀、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態景觀等多種遺產要素于一體；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態的文化景觀遺產，梯田稻作文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區內的居民、梯田景區的管理層該如何有效的開發與保護梯田景觀?筆者認為，社區居民對梯田文化景觀的遺產感知是一個值得借鑒的問題。只有社區居民自覺的認識到“什么是遺產?”、“哪些遺產值得保護”、“哪些遺產正在消亡?”遺產保護的關鍵性問題，才會形成主動的社區參與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意識，這也正是遺產社區參與活態保護的前提條件。

三、龍脊梯田的遺產構成要素

從符號學意義來看，文化景觀遺產是由遺產符號構成，斯賓塞(Spencer，J. E.)和霍華斯(Horvath，R. J.)指出農業文化景觀的六個要素：心理要素(對環境的感應與反映)、政治要素(對土地的配置與區劃)、歷史要素(民族、語言、宗教與習俗)、技術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與能力)、農藝要素(品種與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經濟要素(供求規律與利潤等)[23]。申秀英(2006)對各聚落景觀區系開展深層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認為聚落文化景觀的構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氣候、降水、地帶、民族、習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審美習慣、宗教、禮儀，最終可以建立反映各個聚落景觀區系演化過程和相互關聯性的“景觀基因圖譜”[24]。王云才從景觀生態學和遺產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山地文化景觀，認為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要素、硬質景觀要素、軟質景觀要素等[25]。皮爾曼則認為文化景觀在地面的直接表現是聚落形態、土地利用類型和建筑樣式[26]。

筆者認為視角的不同，又有差異，梯田景觀遺產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類活動的歷史遺留”，是稀缺的、獨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應該是與梯田緊密相關的自然與文化環境。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初步認定梯田文化景觀遺產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觀遺產要素、古聚落物質文化遺產要素以及在梯田勞作和古聚落鄉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間信仰、民俗風情等非具象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遺產，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素。

以上因子體系是在學者的研究和筆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關的量化指標進行確定。基于以上分析與設定，筆者選擇廣西龍勝龍脊梯田文化景觀遺產進行相關的量化研究。

四、龍脊梯田文化景觀遺產要素考察

(一)問卷設計

本調查小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兩次進入龍脊梯田景區內的平安寨、龍脊古壯寨調查；同時，在桂林市區進行了曾到過龍脊旅游的游客和潛在客源市場的調查。

本文首先檢索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等相關文獻，并將檢索資料中的指標作為遺產要素構成來源；再由7名專家組成評估組對各題項進行篩選，根據專家意見將評價指標體系的題項分成4個維度――自然生態景觀遺產、梯田文化景觀遺產、古聚落物質文化遺產、梯田――聚落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個維度又有各自的分級指標，據此最終保留23個題項。調查問卷全部是封閉式問題，所有問題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寫。問卷內容涉及“遺產構成要素”、“遺產保護的現狀““遺產保護社區參與度”、“受訪者的基本情況”等四大塊主要內容，限于本文篇幅，選擇了遺產構成要素的調查來進行分析。

(二)調查結果及分析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50份，基本上采用個人訪談式的問卷調查。收到本地居民的問卷調查共260份，收回有效問卷242份，選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問卷167份。有效率分別達到93.08%和83.5%。本次調查結果采用SPSS15.0進行統計分析。

1.對自然景觀要素的認知差異

在對龍脊自然景觀遺產的認知中，游客與本地居民幾乎一致，認為龍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氣和獨有的山地小氣候獨具特色，大多數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資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龍脊“地少人多”，長期墾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態平衡受到較大的破壞，野生動物幾乎滅跡，訪談中村民說“野生動物好多年沒見到了”。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視，自然景觀要素是梯田遺產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由于生態破壞嚴重，若干年后，梯田會不會成為一塊荒地?更無從談遺產旅游的問題。

2.對梯田景觀要素的認知差異

對于梯田作為遺產來看，居民與游客均感覺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設施的狀況較優，應繼續維護。他們同時認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種、插秧、收割構成和諧的、原真性的鄉村田園風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勞作都是一個活態的農業民俗博物館，使旅游者趨之若鶩。

但是在梯田的傳統生產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獨特的、調適性的農具已經少見，平安寨新任村長廖政培向我們展示了原來龍脊傳統工具的圖片，他痛心的說：“現在很多工具都沒有了，制造鐵具、木具的手藝都失傳了。”這種變遷，造成游客的判斷，認為“本地沒有什么特色的農具”。

3.對古村落物質文化遺產要素的認知差異

對村落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方面，兩者基本認可龍脊“干欄式”壯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風格也與原來的舊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龍脊上現存的古建筑已經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過一百年左右，這與天氣潮濕、木建筑難以留存、人為火災、舊房改造、旅游發展等多方面都有關系。民族服飾也成為龍脊壯族的“民族符號”，特別是中老婦女，每個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裝。

不同的是，村民認為特色飲食已經成為景區的特色，他們認為“游客到龍脊，主要是來看梯田，還有少數民族的”，“吃點壯族竹筒雞、喝點龍脊米酒、看看壯族歌舞和黃洛長發姑娘”等，所有的這些無不體現了社區居民商業化的服務意識。游客則認為龍脊的歌舞、飲食和紀念品已經失真，“到處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飲又貴又沒有特色”、“壯族歌舞失去了真實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來的青石鄉村小路基本被取代，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從遺產保護的角度來看，這似乎起到了破壞性的作用，居民與游客感知最差。

4.對古村落物質文化遺產要素的認知差異

村民對本社區的熱情度、道德觀和環境觀持贊同態度，認為其受旅游影響不大，鄰里之間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時，村民也注意保護環境，提高生活質量。但是，他們認為自己對“梯田是遺產”，“梯田要保護”認識不到位，更多的人現在注重“掙游客的錢”。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導致部分村民“不種田了”、“我種田別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則首肯村民的熱情度和遺產保護意識以及環境，但認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圖”。

值得深思的是，龍脊民間原本是壯族和瑤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師公、道公等民間宗教神職人員在社區生活中還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由于歷史的原因，村內的道觀、寺廟、菩薩等全部被毀，難以形成景觀遺產了。我們如何看待、保護或者說搶救這一式微的“文化遺產”?

需著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鄉村審美觀”這一項，是學者提出來的，相對來說較為抽象，難以理解。但是，調查表明，龍脊人對“鄉村意境”的審美和理解，由于旅游業的迅猛發展，已經呈現出了巨大的變化，在龍脊，上、中、下寨全修滿了家庭旅館，新修的高樓均達3-4層，高者達7層，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燈，照得山區的夜晚猶如白晝，農家只種很少范圍內的菜蔬和瓜果，養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從縣城各地購買。可以認為，龍脊村民的鄉村審美觀出現了“集體的無意識”下的商業化巨變，這直接影響到梯田景觀遺產的未來發展。

結 論

總體看來，從遺產的角度來看龍脊梯田景觀，山地獨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氣質量是相對較優的，這僅僅是自然景觀要素的一個部分。與梯田景觀緊密聯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業的沖擊，許多遺產要素已經商業化，村內建筑、道路、橋梁、民族歌舞、服飾、商品、紀念品等，主客雙方感知的較大差異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

主客雙方對非具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感知的較弱，這說明村民深層次的、精神層面的文化遺產已經受到現代化的挑戰，拿民間來說，是任其滅亡還是有意識的恢復重建，以期達到豐富景區內的民族文化特色呢?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場開發者應該進一步關注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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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遺產概況

“元上都遺址”是13～14世紀亞洲北方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在百年碰撞與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價值的草原都城遺址，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曾是蒙元帝國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該遺址分布于錫林郭勒盟的正藍旗和多倫縣境內，是傳統游牧區和農耕區的交接地帶。由城址(約18平方公里)、墓葬群(約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個1759平方公里范圍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四部分共同組成。其中，城址包括宮城、皇城、外城、關廂和鐵幡竿渠等要素，遺存類型有城墻、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以及宮殿、寺廟、商鋪、民居、倉庫等各類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邊區域，包括以漢人家族墓葬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為代表的一棵樹墓葬群，它們是蒙、漢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證；自然環境包括與城市選址特征關系緊密的上都河、龍崗山和金蓮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環境特征的沙地、濕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觀；人文環境包括遺產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傳統文化，以及城址周邊分布于群山頂部的敖包所體現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對比分析

作為文本編制的指導文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中第132條明確規定，申遺文本需要“提供該遺產與類似遺產的對比分析，不論該類似遺產是否在《世界遺產名錄》上，是國內還是國外遺產。對比分析都應說明申報遺產在國內及國際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比分析是否全面和準確成為讓世界遺產委員會來自于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專家認可“元上都遺址”突出普遍價值(詳見：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陳同濱、蔡超、俞鋒、徐新云、李敏：《試論元上都遺址的突出普遍價值》，《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據。

針對“元上都遺址”具有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價值特性，以及蒙、漢兩個民族文化傳統上的差異，結合元上都遺址的交流價值、見證價值、典范價值和關聯價值，申遺文本編制項目組選擇了4個方向開展對比分析：一是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二是與游牧文明相關的世界遺產比較；三是與蒙元帝國的其他都城遺址比較；四是與中國歷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較。其中尤以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城遺址和蒙元帝國的大都與中都為重點。

(一)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

(1)與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比較

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與元上都遺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遺產是“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它們除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有相似之處和歷史淵源之處，在遺址遺跡、時空范疇、價值主題與特征、自然環境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從遺產類型和遺址遺跡上比較。“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屬于“人與自然聯合的作品(引自《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8版1)”，體現了人類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所產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產與生活方式為主題。游牧民族利用傳統技術在適宜放牧的草場上從事畜牧活動，從而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精神聯系；同時，它還向人們全面展示了鄂爾渾河流域曾經出現的不同游牧民族為適應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各種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詳見《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文本》)。

“元上都遺址”屬于“特定自然條件下，更主要是人文歷史背景下兩種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體現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是如何進行融匯交流與結合，并由此創造出一種亞洲北方具有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相結合的城市典范，對于研究蒙元帝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它的遺產背景環境對此典范的形成過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機的物證，與遺址本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遺產價值。

第二，從時空范疇上比較。在地理區域方面，兩者于空間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異在于：“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是亞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動區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遺址”則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是亞洲歷史上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臨接地帶。這一地理區位的差異導致了兩處遺產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篇（6）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多元一體”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文化景觀”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關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維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篇（7）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D

文章編號：1674-4144(2010)02-47(5)

專家簡介：阿爾伯特　博士　德國一級教授　著名遺產保護專家和遺產保護教育家

采訪者：丁援　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博士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德國東部城市科特布斯天氣陰沉氣溫初降，加上又是學生放秋假的時間，本該是這座城市唯一的大學――勃蘭登堡理工大學最冷清的時候。而這幾天，突然涌來的幾百位學者和校友使校園頓時生動起來。在學校的會議大樓最顯眼處，一條橫幅是：“世界遺產和文化多樣性”(本次論壇主題)，而未來往往的人們挎著的小包上都印著一行字：“十年了，依然獨特”。

這里正在慶祝一個遺產保護專業的十歲生日，慶祝的形式則是很德國風格的：一個嚴肅的關于遺產教育的國際學術論壇。十年前，由阿爾伯特教授和其他兩位德國教授共同建立的遺產保護專業“世界遺產研究”現在已經在國際舞臺上初露鋒芒，培養了一批遺產保護的專業人員：而十年后，在慶祝活動的絢麗退去后，也是阿爾伯特教授退休的時間。

我受《中國名城》雜志社的委托，對阿爾伯特教授進行了專訪。我們的訪談在2009年10月25目的晚上，德國勃蘭登堡理工大學的新圖書館的一樓。

我們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的一部分

丁援：阿爾伯特教授，首先祝賀您，這次的論壇十分成功!

阿爾伯特：謝謝!也謝謝你的參加

丁援：這次研討會有“在時空轉移中的遺產”、“融匯的文化景觀”等四個主題和七十個專題演講，都是很前沿的題目，又聚集了這么多的專家學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有代表參加。我下周去他們總部調研，約時間時我得知，現在是他們最忙的階段――從10月23日到28日正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成員國大會時間，不能請假的。但我注意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的一些核心人員還是來參加了。

阿爾伯特：他們當然會來參加，因為這也是他們的慶祝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是我們這個專業的最初的贊助組織，也就是2000年你來學習的時候，他們是我們的贊助人。后來的贊助主要是DAAD(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以下簡稱DAAD)，但起步階段是十分關鍵的。十年了，我們的專業發展良好，這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戰略的一部分。

我們成立這個專業十年了，積累了大量的人脈，所以這次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學生完成的，也作為他們課程實踐的一部分。我們得到了德國政府和DAAD的一些資助。我很高興有這么多專家和名流能到場。

丁援：您是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戰略，所謂的4C戰略吧，主題就是要保護世界的遺產和推廣他們保護的理念。

阿爾伯特：這是他們大的想法，他們還有青年計劃，在各地建立分支機構。比如在中國建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教育與培訓中心。

丁援：對，亞太中心是他們唯一的一個教育和培訓的中心，在北京、上海和蘇州三個地方。另一個二級組織在羅馬。

阿爾伯特：除此之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在各地的教育機構設立教席(UNESCO Chair)。我們這個專業就是他們的正式的教席，遺產保護教席，而這次參加我們論壇的還有五個世界各地的大學的教席，也是關于遺產保護方面的。他們在法國、意大利、以色列等地都有很好的遺產保護方面的教育成績。

丁援：我們專業現在還能得到世界遺產中心的資助嗎?

阿爾伯特：是的。每年世界遺產中心有兩個名額給世界遺產所在地的管理人員全額資助，幫助他們來我們專業進行學習。此外，他們有很多別的方面的支持，比如教學、實習上的支持。應該說，我們是很近的關系、很緊密的聯系著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非物質方面的。我個人很重視對于實際管理人員的培訓――我們不能都是建筑師和規劃師的學生，雖然我們在建筑學院，我們需要世界遺產地的管理者的參與。

十年，我們依然獨特

丁援：我想問問您，既然現在有不止一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的教席，為什么我們專業現在“依然獨特”?

阿爾伯特：這是此次慶祝活動的唯一一句很自豪的廣告用語――“十年了，我們依然獨特”。實事求是地說，比起十年前，我覺得這種獨特性現在確實不明顯了，不過每一個專業都有其特點。我們專業的特點是在建筑、土木和城市規劃學院里的一個跨學科和國際化的專業。

作為建筑學院的一個跨學科專業，“世界遺產研究”集中了全校共30個研究中心的師資力量，教學內容包括各類法規、建筑與規劃的設計理論、歷史、生態建設、生態保持、經濟管理科學等。此外，我們還在全世界聘請了一些優秀的客座教授。

丁援：比如有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是來自洪堡大學的建筑文化教授，還有城市規劃的卡麥亞教授，都是您聘請的?

阿爾伯特：對。更多的是一些臨時性的講座，幾乎每個月、每一周都有。另外，我們還盡可能組織同學參觀有價值的地方，比如2000年的漢諾威世博會，還有歐洲的世界遺產地。我們還和澳大利亞、日本等其他大洲的教育機構互派學生。

丁援：您對遺產保護專業是如何理解和設置課目的?

阿爾伯特：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遺產。遺產在有的地方人們先想到的是文化遺產，如歐洲人和亞洲人，有的地方人們先想到自然遺產，如美國人和澳洲人。另一方面，遺產現在也有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但遺產總的來說就意味著價值，這對于我們研究遺產和保護遺產至關重要。所以，我們在課程設置上主要有四個模塊，第一個模塊其實是專注于價值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建筑與城市及空間歷史、文化學概論、宗教、美學、認識論、現象學、自然哲學、技術評價、技術與環境歷史、世界遺產的理論解釋。

另外當然還有建筑和建筑保護類的課程的模塊，基本上是傳統建筑專業的一些課目，包括介紹建筑學概論、建筑保護、藝術史、考古學、文化遺產的人為和自然的威脅等；這個在建筑學院里是比較容易組織的。

第三個模塊是關注于自然遺產和文化景觀，主要課目包括：生態學、生態多樣性的維護、環境保護法規、自然保護區的規劃等；這是邀請了生態學家來設計的課程。

第四個方面是遺產的管理，課程包括計劃編定、交流合作與沖突管理、相關政策規定、世界遺產旅游區管理、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市場與管理、博物館學、世界遺產項目管理、世界遺產的提升和咨詢、公共關系、地區歷史與地區遺產的保存。經濟管理對于遺產保護也是至關重要的。

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可分為四個部分：基礎課，專題研究，實習和畢業論文。其中基礎課部分最為重要，占總學分的一半。基礎課由我剛才介紹的四個模塊組成，每個模塊都有其必修課和選修課。

丁援：我覺得這種專業設置是很有利于學生的綜合發展的。不過，設置得如此寬泛的研究領域，對于組織者來說，真的不容易!

阿爾伯特：謝謝你的理解!這次論壇還有一個成果，就是我們的校長承諾要建立新的遺產保護專業的博士課程!我們的確有很多很好的題目值得繼續做博士研究。所以，我很高興，我又看到了“十年了，我們依然獨特”的另一個原因。

文化線路，沒有遺產的遺產地和沒有遺產地的遺產

丁援：我們正在中國與東南大學出版社一塊兒編輯一套文化線路研究叢書，所以我對文化線路的問題也很感興趣。您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阿爾伯特：文化線路當然是目前國際上遺產保護界的一個熱點。我們這次論壇的第一個專題就是“在時空轉換中的遺產”。我們收到了很多很好的論文，最后在論壇上宣讀的1 5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題目以前是不常見的，比如以美國人心理認同為線索的美國系列遺產、以音樂為線索的萊比錫城市遺產、喜馬拉雅山脈走廊遺產、德國自然遺產系列。等等。當然也包括一些以前的題目：大型復雜遺產的界定、遺產的界定等。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題目。不過，我認為在實際操作中，難處也是很顯而易見的。

丁援：比如……

阿爾伯特：界定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問題比較復雜。有的遺產地沒有具體的建成的遺產了，有的線路不復存在了。

丁援：也就是說，文化線路，有的是沒有遺產的遺產地，而有的是沒有遺產地的遺產。但歐洲的圣地亞哥線路的影響還是很具體的。

阿爾伯特：圣地亞哥線路，據我所知，主要是三個遺產地的系列申報。這三個點是互相聯系的一個整體，不是分開的。現在的ICOMOS文化線路委員會是西班牙專家為主導，這也是當時的一個具體影響吧。當然，我知道，你說得具體影響是包括申遺和文化線路國際。

丁援：是的。您知道，目前中國在努力申請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為世界遺產，您有什么建議給我們?

阿爾伯特：我個人不是太了解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的研究。我遇到ICOMOS的副主席郭旃先生幾次，也聽你介紹過大運河，但這些材料還是不多，特別是對于這樣的大尺度的文化遺產，很難下結論。

我個人以為，這些都是一個系列遺產的概念。系列遺產是看似分散的遺產，由一條線索連接起來，這個線索是關鍵，而分散的遺產的實物證明也很重要。

丁援：系列遺產的概念以前很少被提起，在《世界遺產實施指南》中也缺乏具體的操作規范；文化線路以前是歸于文化景觀類型的。

阿爾伯特：現在全世界的大型復雜遺產很多是系列遺產。文化景觀也有動態的、靜態的，文化線路以前歸于動態的文化景觀類型，現在ICOMOS的文化線路頒布了，可以說，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文化遺產的類型已經被承認了，也就不再歸于文化景觀類型。不過，這兩者還是有很多相似性的。

引用一句德國哲學家的話，“文化景觀是可以觀賞、可以品味、可以傾聽、可以感覺、可以觸摸的”，我覺得，文化線路也是如此，可以看、可以聽、可以接觸到感覺到。

有的地方沒有具體的遺產，這固然可惜，但他們是有故事可以聽的，有氣氛可以感覺的，這也是十分可貴的。

文化線路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充分，你們的文化線路研究叢書對今后人的研究和認識是很有幫助的。

中國遺產保護潛力巨大

丁援：我注意到，這次的十年慶祝活動來了不少中國人。

阿爾伯特：是呀!我們的會后節目之一是來自中國山西的皮影戲。他們的節目真的很精彩，我也多次表示，支持皮影戲進入《世界非物質遺產名錄》。

我們專業與中國的淵源很深的。我們與同濟大學、北京理工大學都是友好學校，我本人有專著談到中國問題，而且多次訪問過中國。我的很多學生都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他們都很勤奮，也很有天賦。

丁援：您也常常邀請中國學者來訪問吧?

阿爾伯特：當然。我們請過同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等中國大學的不少學者來參加我們每年一次的國際研討會，阮儀三教授、呂舟教授，還有這次來的張杰教授，都是我們的貴客。

丁援：阮儀三老師這次沒來有點可惜，他在您的研討會上還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先生有過一面之緣。

阿爾伯特：那是2001年，也是我們大學的校慶，施羅德總理親自來到學校慶賀我們學校的十周年。我們準備請阮儀三教授向施羅德總理介紹一下他的研究和保護成果。你知道，我們大學是在兩德統一后，由東德原來的建筑學院發展而成的大學，當時德國政府給予了很多支持。施羅德總理也是積極推進中德友好的重要人士。

中國的遺產保護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在國際舞臺上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中國人的身影，這是可喜可賀的事情。同時，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喜歡中國文化，到中國去旅游，到中國去辦事務所……

篇（8）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6-0026-3

0 引言

農村既是人類聚居環境的基本細胞,也是中國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的同時明確了其建設目標――“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鄉村的景觀文化對村落布局、特色塑造和生態環境的保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新農村的景觀文化設計與營造在人類聚居環境規劃建設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漸重要。

1 新農村的定義

1.1 新農村的含義

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是與農業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地方,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就是農民。一直以來農村的生產力十分低下,經濟不發達,產業結構主要以農業為中心,其他行業或部門都直接或間接為農業服務,所以認為農村就是從事農業生產和農民聚居的地方。

“新農村”應該包括5個方面,就是指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農民、新風尚。這五者一個也不可缺少,共同構建小康社會“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建設和諧社會、小康社會息息相關。

1.2 從文化景觀到景觀文化

文化景觀這一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時提出并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我們通常把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的產物叫做文化景觀。自然風光、田野、建筑、村落、廠礦、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飾等所構成的文化現象的復合體。文化景觀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景觀,它反映文化體系的特征和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一般來說,文化景觀有以下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關聯性文化景觀。

景觀文化是根據不同地域體現出的不同文化形態特征,如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等提煉和修復再創造的新的景觀,這種景觀經過時間的洗禮和加上人類的活動就成為文化景觀。景觀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和一個村鎮在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地區的反映。

景觀文化體現在當地居民的歷史文化、當地習俗與情趣,文化景觀通過創新與提煉,在以人類社會的生存需求為基礎,以人為尺度,通過需求選擇實現建造、使用方式的選擇,可以創造新的景觀文化,同時在景物觀賞、使用過程中被景觀文化所影響和塑造。

1.3 景觀文化需要營造

一直以來在中國的各類房屋的建造都稱營造,例如北宋官方頒布的一部建筑設計、施工的規范書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營造法式》、記述中國江南地區古建筑營造作法的專著《營造法原》等。營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更注重對人文內涵的挖掘,以及在建造過程中對文化景觀的利用與轉化。人們的建造和使用活動是以當地人們的生存需求為基礎,以人為尺度,通過需求選擇實現建造、使用方式的選擇,從而使景觀文化不僅僅是建造而是長期的營造過程。

2 新農村景觀文化的內涵

2.1 景觀文化的地域性

首先,新農村景觀文化來源各地域本土文化密切相關內容,并蘊含一定的地方精神和文化意義,是農村、居民和傳統的事物以及過著平常生活的人們,也就是說新農村景觀文化是地方的、傳統的;其次,新農村景觀文化的地域特色還表現在建筑的形式與色彩與就地取材上;另外,俗話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環境、生活習俗便產生不同的地域風格,此為“農村”特征。使新農村景觀文化的農村氣息及地方特色更加濃郁。

2.2 景觀文化的原創性

農村文化景觀是特定自然條件與人文歷史下形成的產物,或是當地有實際功能的一些建筑、休息平臺、活動場所,或也是民族文化長期形成的傳統事件,它們都不是加在環境之上的裝飾品,也不獨立存在的,它們是結合原條件,是與原環境共生共存的設計作品,具有原創性。

2.3 景觀文化的多樣性

由于中國地域廣闊,對于新農村景觀文化來說,其文化結構的多樣性,在此基礎上出現多樣化是必然的。北京的四合院、徽州磚雕、西南的吊腳樓、高原的蒙古包、閩南的土樓等各式各樣農村的形成歷程和特色,可看出新農村景觀文化不僅在內容、形式、形態、功能上豐富多彩,體現出景觀文化上強烈的多樣性。(如圖2-1)。

圖2-1 嶺南印象園

2.4 景觀文化的群眾性

一切景觀皆是為人服務,新農村建設的景觀就是遵循“滿足群眾的需求,符合群眾的審美,服務于群眾”這樣的宗旨來設計的。首先,設計的素材是從群眾中來,由群眾發明創造。其次,新農村的景觀文化建設也是為了滿足群眾的審美而建造。

3 新農村景觀文化的營造方法

3.1 對原材料的直接應用

原材料的選取一般和當地的地質氣候等有很大的關系。地質氣候的不同會早就不同的原材料資源,那么景觀的文化特點也會不同。這樣建造的景觀,不僅因為取材方便而降低造價,而且也會形成屬于自己的獨特風格,反映出地域特色。石材是最為常見的材料,因為它可塑性強在設計中經過民間工藝的加工,可形成建筑外墻、藝術展覽和藝術鋪地等,極具豐富的質地效果。例如金華市磐安縣尖山鎮的烏石村,建筑材料取自當地材料烏石砌筑,體現了地方性的景觀文化特征。(如圖3-1)

圖3-1 磐安縣烏石村村景

3.2 對地域文化的傳承

3.2.1 點題 直接對原有文化提煉和修復再現 地域性景觀是在研究原生場地間營造方式的基礎上創作的,因此,這類景觀多包含對農村形式、各種標志性場所和符號的再現與還原。這種再現,并非簡單的模仿,而是根據當代景觀的需求,結合新材料、新技術創造出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形式。

例如,金華市婺城區湯溪鎮寺平村的景觀文化景觀整體規劃中,考慮寺平本身具有較濃厚的文化味,其主要文化底色為戴氏文化和磚雕與木雕文化。寺平戴氏祖先從明初遷徙于此,繁衍至今已有七百余年歷史,歷史悠久表現形式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

因受徽派建筑風格的影響,每座古建筑的門面上都鑲嵌著數以千計的磚雕(如圖3-2),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設計過程中以磚雕為特色,通過科學設計提煉和修復創造新的文化景觀。

圖3-2 金華市湯溪鎮的寺平磚雕

3.2.2 延續 將原有文化點放大和延伸 通過空間、形體、細部的處理,利用隱喻與象征的手法將原有歷史上的發光點進行放大,延續其文化的內涵。如在金華寺平村景觀文化設計中,據說寺平原來“銀娘”被選入宮成為“娘娘”后,村中逐漸興旺(據資料考證:金華唯一一位進宮的娘娘),二十四座主要廳堂構成“七星伴月”布局。根據七星伴月的構想將原有的文化點放大和延伸,七座廳堂圍繞著月亮月繁衍發展至今。(如圖3-3)

圖3-3 寺平古村七星伴月湖

3.2.3 關聯 納入其他相關文化點 在設計時,根據要表達的地域文化景觀環境主題,盡可能的將具有相同或相似意義的景觀元素組合在一起,在環境中設計與農村主題相關的景觀,從而達到強化主題的作用,為了豐富文化內涵,

創造景觀環境,一并納入與其相關的文化點。包括體育休閑文化、產業文化、現代時尚文化等。融入文化需要將傳統農村材料、構造和布局方式與當代材料和技術結合,在色彩、質感、形體等方面取得明顯的對比效果,體現出沖突中的和諧,對比中的統一。馬清運在藍田縣玉山鎮“父親的宅”營造中將原材料石料設計的石頭房,造型簡潔、大方、錯落,外似高墻城堡,內里大門大窗,泳池、車庫齊全,完全是一種現代的設計理念,極具現代感;而其用料,外墻材料全為河內的卵石填充,內墻均用有席箔感覺的竹膠板裝飾,充盈著濃厚的泥土氣息,是景觀文化的延續。(如圖3-4)

圖3-4 父親的宅(1) 圖3-4 父親的宅(2)

3.3 對綠色生態的詮釋

很多結合地域特色的農村建筑和景觀,都很重視與自然環境的結合,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然樸素的生態設計。設計時將這些方法加以提煉,用新材料、新技術表達出來,可形成前所未有的原創性景觀文化形式。例如,金華市塔石鄉村中春景營造表達出尊重場地自然與人文印跡,體現的是綠色文化的保護恢復和生態的設計(如圖3-5)。

圖3-5 金華市塔石鄉嶺上村

4 結語

以景觀文化為背景,把當前新農村的景觀文化營造為內容,提倡的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是在于對生活的深刻認識和感悟的基礎上提出的,以生活為設計來源,提煉的都是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設計素材,從大眾自身的生活感受和需求出發,賦予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以活力,使設計回歸生活,生活走向設計。因此,對新農村景觀文化營造的探討具有重要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一方面,挖掘地方文化內涵,樹立村落核心文化。近幾年的景觀文化調查中,老百姓常掛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過去什么什么真是好啊”,這就是我們要挖掘和提煉的村落文化精神內核!而該核心文化應該是貼近百姓、貼近生活和貼近環境的。

另一方面,剖析傳統文化景觀,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深入研究區域內鄉土的文化景觀,結合村落實際情況,研究在現代村落居住環境設計中如何繼承與發展傳統鄉土文化景觀。很多人對于新農村建設的內涵產生較多的歧義,有的將新農村建設誤認為就是村落環境建設,手法粗糙大拆大建,不去理解傳統的鄉土景觀文化,為深入剖析鄉土景觀文化內涵,筆者在探究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鄉土村落發展之路時,把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作為重點,對其景觀設計文化進行梳理和研究,深入解讀,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

最后,對文化尊重與保護是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的基本前提,只有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與現代文明發展同步進行,保持自然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合理的揚棄傳統景觀文化,探索新時代鄉村景觀文化營造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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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59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峽水庫區淹沒區的文物多達1200余處，2000年，經國務院三峽工程委員會審批，正式將1087處文物點列入保護規劃，其中，地下文物點723處（湖北217處，重慶506處），地面文物點364處（湖北118處，重慶246處）。經過全國數千名專業考古人員歷時10年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區域的680項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過驗收，至此，20世紀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搶救性保護工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①。眾多的考古成果，不僅為認識三峽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提供了新的視野，也為三峽旅游提供了新的資源賦存和新的開發思路。

以前在探討庫區建成后三峽旅游的新格局時，往往只重視空間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擴展）和垂直變化（水位上升后兩岸的景觀變化），如呂斌教授提出：三峽旅游將從“一軸”轉變為“雙核”模式、水陸分化模式、空間掠奪與“邊緣回頭”模式，形成“兩極、三軸、三區、四帶”的空間結構骨架和空間拓展模式②。此外，張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國平⑤、王順克等⑥，都對三峽旅游的空間變化提出了設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點是單純從空間形態去分析三峽旅游格局，對三峽文物的新發現、新成果分析重視不夠，如果離開三峽文物古跡去論證三峽旅游，無疑是“形而下”的觀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觀遭到一定破壞，文物古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離開旅游產品去研究旅游空間結構，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峽人文景觀經過長期的疊加積淀，形成了有機延續的“遺產廊道”，無論水位如何變化，這條完整的“遺產廊道”是三峽旅游的永恒主題。

對三峽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針對不同類型文物的特點，提出了文物與旅游協調發展的構想⑦；李麗從三峽旅游景觀“人文化成”的角度，論述了旅游景觀對象的人化和人的對象化，為旅游開發提供了人文基礎⑧；羅玲對三峽古鎮旅游開發進行了調查研究⑨；筆者對三峽歷史時期的鹽業遺址進行考察，對手工業遺產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筆者還結合游記、志記、詠記對三峽歷史旅游景觀復原研究進行了探討[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沒有吸收135米蓄水區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統成果。本文實地考察和資料收集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三峽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轉化途徑，演繹了人文景觀的歷史剖面和空間分布規律，為三峽的旅游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峽淹沒區內文物的空間分布及其保護方式

三峽淹沒區內的文物大致分為以下6類:古建筑及歷史紀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現代遺址及紀念建筑物，古遺址，古墓葬。根據國家文物局普查資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區域（見表1）。

資料來源：李秀清.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概況.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J］,1998(1):7679.

在三峽的考古發現中，許多重大的地下文物驚現于世，為揭示三峽文化的深層結構提供了有力佐證；同時，地面文物的保護與遷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觀。筆者整理了有影響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見表2）：

資料來源：李秀清.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概況.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門對三峽庫區文物古跡的處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護

對于淹沒區的地面文物，盡可能原地保護，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種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館建設(白鶴梁水下碑林)；二是圍堰式加固保護（石寶寨）；三是直接修復保護，許多民居建筑在三峽建設中得到修復，與現代工程交相輝映。如楊家灣老屋就是壩區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復工程。

2．易地搬遷及復制

易地搬遷及復制包括整體搬遷和部分搬遷，搬遷地點又分為后靠搬遷與異地搬遷。三峽文物的異地搬遷主要類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長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環境，在搬遷時要考慮整體格局及風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劑的處理。在選址時應注意所選地址的環境風貌與遷入文物原有的環境風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灘民居、楠木園民居等都屬于這種類型。

寺觀祠廟建筑：寺觀祠廟是歷史時期的精神坐標，祭祀內容除了佛教、道教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靈以及和水運相關的祭祀內容。在搬遷時與城鎮景觀協調，成為點狀文化景觀坐標。

石刻造像：長江兩岸的石刻造像題材廣泛，涵蓋了宗教、水文、禮儀等內容，具有很強的點景作用，搬遷時一般后靠遷移。如瞿唐峽題刻，從南宋的“中興圣德頌”碑到抗戰時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極大的擴展了“夔門天下雄”的文化內涵。官渡口鎮青龍山上的“楚蜀鴻溝”更是歷史疆界的分界標志。

3.整理及展示

對三峽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留取資料展示，通過文獻資料搜集、居民采訪、攝影測繪、照片記錄、攝像記錄等方式，將三峽眾多的文物古跡進行科學的整理，最后形成數字化的資料庫；二是文物的修復、整理和展示，通過建立博物館陳列，集中展示三峽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峽文物旅游資源的轉化途徑

1．新旅游景觀的產生

根據三峽庫區蓄水和文物被淹沒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應的保護處理辦法。搬遷或原地保護的景點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觀，主要有以下3種情況：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變化和腹地游線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峽的雄奇景觀受到一定影響，以瞿唐峽的入口夔門為例，北岸崖高約200―360m,南岸高約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僅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寬度由原來的90―150m變成蓄水后的175―250m，萬水匯夔門，“夔門天下雄”的壯觀在相當程度上被減弱。所以，峽江兩岸的題刻內涵需重新演繹。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寧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覽空間大大擴展，尤其是大寧河。寧廠古鎮是極具價值的手工業城鎮，以前的水路游覽只能到達巫溪縣城，蓄水后的游線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寧廠鹽業手工業城鎮和寧河棧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觀地理坐標的變化。隨著文物的異地搬遷，人文景觀的地理坐標發生相應變化。最明顯的變化是長江南北的遷移和沿江遷移。比如：豐都縣城從長江以北搬遷至長江以南，以前的碼頭―縣城―鬼城游覽格局演變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間（南岸新縣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鮮明對比。云陽張飛廟隨著縣城向西遷移至雙江新址，依舊保持了縣城―廟對應的格局，地理坐標發生了明顯變化，新縣城與修舊如舊的張飛廟景觀對比十分強烈。在異地搬遷保護的時候，除了整體搬遷外，還采取了相對集中的辦法，使許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區。如秭歸縣將24處地面文物集中遷入茅坪新縣城，打造鳳凰山觀光旅游區。

第三，景觀環境的變化。對于部分淹沒區，采取了環境整治、加固保護的處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觀環境發生變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寶寨、豐都鬼城和白帝城均變成了三面環水的半島型景區。使這些軍事城堡、宗教圣地和歷史遺跡的景觀環境更增添了神秘性，從游線設計到解說系統也應有相應的變化。

2．三峽文化的旅游人類學思考

在三峽文物的普查與考古發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戰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體現，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遺址為揭示三峽地區人類原生狀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同時為后來歷史文化的演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旅游開發角度講，巴文化是三峽地區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長期以來從文化理念到旅游載體都得到很好的發展。相比鄰近地區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開發，明顯滯后。三峽考古成果為巴文化的旅游開發提供了旅游載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繹和旅游化識別。三峽地區各風景點連綿不斷，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斷續的點，缺乏文化序列將其有機的結合起來。巴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的原點，支撐和演繹了三峽文化的脈絡。由于史料的缺乏，對于巴文化的記載很少，考古發現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陽李家壩遺址、開縣余家壩戰國墓地等，為巴國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證明。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人具有忠義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點，歷來有“巴為將，蜀為相”的說法。這些文化特質可形成三峽人文景觀的基點，順江而下，從豐都鬼城―忠縣石寶寨―開縣故居―云陽張飛廟―奉節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內的屈原祠、秋風亭（為紀念寇準而建）等景點，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體現。

第二，為沿途的旅游冷點地區提供了資源賦存。三峽地區景點眾多，級別普遍很高，許多城市位于這條黃金旅游線上，卻處于旅游的陰影區中，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旅游開發方式，比如忠縣，以前僅僅有石寶寨作為沿途游船眺望景點，旅游開發十分落后。中壩遺址的發掘使忠縣成為三峽文物第一大縣，中壩遺址文化層最厚超過12米，從新石器至近現代，延續不斷，文化信息的蘊含量難以估計，被考古界稱為“五千年無字史書”。縣城內還有巴蔓子將軍墓地、嚴顏將軍故里等遺跡、漢代三闕（丁房闕、無名闕、巫楊闕）文物等。筆者認為：忠縣的旅游開發以“巴國故都，忠義之邦”為品牌，將形成三峽旅游的新亮點。景觀展示從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將軍墓地（春秋戰國巴國將軍刎頸謝國，義薄云天）―漢代三闕（精美的漢闕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繁盛，并隨著地方勢力的崛起，形成全國唯一的“三巴”行政區劃格局）―嚴顏將軍故里（三國大將，忠義之士）―石寶寨（明末抗親女將秦良玉）。而且，忠縣原名臨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該地多忠義之士，賜名“忠縣”，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業遺址旅游―三峽經濟的支撐和場景再現。千百年來三峽地區的經濟支撐依靠傳統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運輸，農業生產遺跡很難通過旅游再現，但手工業遺址不僅保存了傳統的作坊經營手段，而且是城鎮發展的基礎，進而形成古鎮的文化精神空間，凸顯了三峽河谷地區獨特的手工業城鎮意象。以寧廠古鎮為例，自然鹽泉的開采可上溯至巴人的傳說時代，延續至明清的場鎮興盛。作為手工業遺址的旅游開發，將生產環節（原料采集―工藝制作―產品―運輸方式），轉換成旅游景觀的三個層次：自然景觀―文化景觀―景觀解讀，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過程，又演繹了“手工業史”歷程（見表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博物館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峽是本世紀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對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項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會效益，也能產生相應的旅游經濟效益。博物館的建設，是三峽文物工作的重要環節。對于不能搬遷的文物遺址，采取現場博物館的方式，比如白鶴梁碑刻遺跡，反映了上千年來長江水位的變化，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盡管將全部淹沒至水下，國家還是投巨資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水下博物館。不僅完整地保留其科學性，同時形成了三峽最為獨特的景觀。

為了給三峽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間，在重慶將修建三峽博物館，這是中國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館，也將成為重慶的標志性建筑。三峽博物館與重慶人民廣場、人民大禮堂形成三位一體的建筑群，將三峽文化和城市景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三峽旅游起點上的重要文化景觀。

三、三峽遺產廊道的時空構建

“遺產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國20世紀60年代，是指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性景觀。通常分布有明顯的經濟中心，由于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實現了老建筑的適應性再利用以及娛樂及環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條“廊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分別是法國的Canal du Midi南運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奧地利的Sermmering 鐵路 (1998)[15]。由于遺產廊道的空間規模巨大，文化積淀深厚，越來越引起世界的關注。

三峽是豐厚的自然、人文景觀構成了延續的“遺產廊道”，割裂了文化傳承的空間分析都會使三峽旅游的研究走入誤區。長江三峽與絲綢之路、大運河、茶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遺產廊道，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絲綢之路、大運河正在積極進行跨區域的世界遺產申報工作，但研究工作明顯滯后。對遺產廊道的理論研究有兩篇論文值得借鑒。王志芳介紹了美國遺產廊道的文化內涵、保護管理方法、選擇標準和旅游開發啟示。攏6！＠釵啊⒂崢準崽岢雋艘挪廊道的整體保護的理論框架。攏7！

筆者認為，遺產廊道是跨區域的歷史地理現象，是歷史剖面不斷疊加和地理空間延伸的產物，景觀的時空演替是遺產廊道的核心。三峽遺產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個層次組成：文化基因――人類遷移過程中的文化積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峽遺產廊道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間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開發的基點坐標

作為長江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區域（如河口、河流階地等）和自然資源富集的地點（如鹽、鐵、漁業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峽早期文明的源頭。雖然許多考古遺址不能開發成觀賞性的旅游景點，但是構成了三峽游線的文化坐標。如小田溪墓群（烏江長江交匯處）、巫山人遺址（大寧河長江交匯處）、大溪遺址(大溪長江交匯處)、中壩遺址（鹽業產地）、寧廠古鎮（鹽業產地）、白帝城（夔門要塞）等。這些文化地理坐標給三峽遺產廊道提供了物質與非物質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峽遺產廊道人類重要的遷徙通道，在頻繁的遷徙過程中不斷疊加形成了豐厚的文化積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一版的《行動指南》認為。攏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這些滋養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得到體現。”三峽廊道中主要的的遷徙過程和主要歷史事件有：

（1）春秋戰國時期巴楚之爭，隨著楚國勢力的西進，巴國不斷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國古都的空間遷移，從平都（今豐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慶）――墊江（今合川）――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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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為先，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國唯一一個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黃香和孟宗，歷代《孝感縣志》有記載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風范凝聚成豐厚的孝文化資源，滋育了歷代的孝感兒女，使孝感人熱愛孝子，崇尚孝德。

現如今，經過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經歷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社會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危機。一些人的道德底線喪失殆盡，子女遺棄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毆打父母的現象屢屢發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會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種裸的金錢關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為繼承和弘揚孝子精神，樹立新時期尊老敬老良好風尚，自1996年開始進行“十大孝子”的評選，至今已評選了四屆。“十大孝子”的評選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熱潮，2005年孝感學院和湖北職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會”。兩個學院先后組織召開了中華孝文化研討會、孝文化與和諧社會研討會、孝感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孝感孝文化與科學發展觀”國際研討會等大型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來自國內以及美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眾多知名專家學者參會，開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學術研討活動。《孝感日報》、《孝感學院學報》和《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還分別開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專欄，組織開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動的開展及其豐碩成果使孝感成為我國繼濟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個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豐碩。

一、有關孝文化研究學術專著與孝文學專著

孝感學術界有關孝感孝文化研究的專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華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傳奇故事》、《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中外學者論“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孝文化文藝新作》、《新二十四孝》、《當代學者論孝》、《孝經新解(通俗讀本)》、《孝文化文學作品選讀》、《孝文化景觀》、《中華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中國孝文化概論》、《中國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與教育叢書。另外，有關孝文學著作有:《千古孝子黃香》、《三國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補碗》和《無敵孝子劍》。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書由孝文化遺跡、人文景觀、文物精華和拾萃四部分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統考證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對“孝文化的本質”、“中華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來歷朝歷代孝文化的演進與發展軌跡”以及“孝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均進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稱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個新的里程碑。《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收錄了孝感“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征文活動的40余篇優秀論文，它把孝文化研究與孝感經濟建設結合起來，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實現了質的飛躍和劃時代的新突破。《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中外學者論“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全書內容分為兩部分，即孝文化內涵與意義的理論創新研究和孝感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實踐探索研究，該書充分反映和體現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觀點、新見解，對孝文化的現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實踐活動具有重大啟示和指導意義。

二、有關孝經學、孝、孝道、孝觀念、孝意識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對《孝經》、孝、孝道、孝觀念、孝意識的研究高度重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關研究論文主要有:《與的關系及其揚棄》、《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上)和《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下)、《淺議孝的演進與文明軌跡》、《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孝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中國古代文學與孝之初探》、《論的孝意識及其特色》、《唐代婦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婦之孝》、《與孝道思想》、《論、之孝親意識與中國古代孝文化》、《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孝文化傳統看賈寶玉的結局》、《中的異類孝子形象》、《“孝”字的創生及其原義釋》、《不同文化土壤上的兩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較》和《中西孝道差異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有:《與的關系及其揚棄》對《孝經》與《二十四孝》的產生及其內涵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從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上闡明了二者的關系，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揭示了二者中必須棄除的糟粕和應該吸取的精華，并結合實際進行了論證；《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從忠孝的思想基礎、《孝經》的理論基礎、天子的孝道榜樣、舉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論述了漢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通過對“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進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進的過程，透視中國特有孝道文明的歷史軌跡，從而揭示孝文化的內涵，展示孝文化的無窮魅力，指出孝觀念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優良品德；《中國古代文學與孝之初探》從中國古代文學與孝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著手，指出古代與孝相關的詩歌、小說、戲曲和部分記敘性散文主要是通過塑造孝子形象對孝進行文學性詮釋，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實為據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則通過虛構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結合起來，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對孝的完美詮釋，這種詮釋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外羅移山等一批學者還分別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紅樓夢》和《聊齋志異》作為個案，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識、孝道思想和孝行實踐，并分別從文化同質與文化異質、中西文化差異和人性與神性等不同視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愛觀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愛觀可以相互取長補短，以此促進中國孝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

三、有關孝文化的內涵及其當代價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孝感學界在挖掘中華孝文化內涵，發揮其當代價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論孝的文化內涵》、《略論中國傳統孝文化

內涵的特征》、《淺論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論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揚棄》、《析魏晉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華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題》、《孝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與孝文明》、《關于中國傳統孝文化內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關于孝感孝文化形態及其當代價值的若干思考》、《論孝德與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關系》、《傳統孝文化道德觀與當代道德價值觀之比較》、《析孝感雕花剪紙的孝文化內涵》、《體味孝感雕花剪紙的孝文化底蘊》和《推進孝德文化科學發展的基本途徑》等。對于孝文化的內涵，《論孝的文化內涵》指出“孝”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包括生命意識、知性精神和道德觀念三大要素，強調了目前對“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識和知性內涵尤其重要；《略論中國傳統孝文化內涵的特征》和《淺論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則分別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無我性、義務性、實踐性等五個方面的內涵特征和久遠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階級性、民族性、世界性、現實性和發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晉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繼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華，必須弘揚善事父母、贍養雙親，敬愛父母、敬愛長者等孝道，創新賦予顯親揚名、光宗耀祖，愛護身體、珍愛生命等內容以時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禮、慎終追遠等內容中過時成分，徹底批判包辦婚姻、傳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觀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葉繼宗教授等學者還分別從孝文化與現代文明、孝德與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關系、孝文化與孝文明、傳統孝文化道德觀與當代道德價值觀之比較等方面對孝文化進行了探討，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揚中華傳統道德，全面提高人們的道德素質，推動我國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方面的深遠意義，并從時代性、政治性和社會性等不同的視角對孝感孝文化進行審視，提出了科學界定孝德文化內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資源、廣泛開展孝德文化活動、大力發展孝德文化產業等四條科學發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徑。

四、孝文化與經濟建設、孝文化名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研究

對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促進孝感經濟建設、孝文化名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孝感政界、學界對此進行了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與經濟建設關系的研究論文有:《對孝文化的經濟分析》、《孝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經營研究》、《孝感孝文化產業集群開發戰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銀色營銷策略》、《以中華孝文化開發農村銀色市場》、《以中華孝文化塑造產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為例》、《從孝文化談文化營銷與農產品加工企業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科學發展多利共贏――著力建設“四園”

打造孝文化旅游經典》、《旅游和孝文化資源開發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朝陽產業》、《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導孝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資源旅游開發的思考》、《孝感董永資源旅游開發原則及模式探究》、《董永資源旅游開發芻議》、《對依托孝文化發展應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謀發展以特贏市場――實踐“科學發展觀”有感》和《淺議孝文化節日禮品開發》等。其中，《對孝文化的經濟分析》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了孝文化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所發揮的多方面的促進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國現階段經濟中的積極作用，闡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發生變化的原因及其發揮作用的趨勢。黃宏磊等學者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對孝感孝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經營、孝感孝文化產業集群開發、孝感孝文化為基礎的銀色營銷、孝文化特色產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科學發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和對策。上述研究成果對指導圍繞地方孝文化特色進行特色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孝文化名城建設相關論文有:《孝感創建“中華孝文化名城戰略構想”》、《孝文化在推進現代文明建設中大有可為》、《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空間》、《孝文化與孝感市城市品牌營銷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軟實力建設》、《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設的CI戰略》、《中華孝文化名城品牌經營戰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戰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吳崇恕教授等一批學者分別就創建中華孝文化名城的戰略、孝感孝文化對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設的促進作用以及孝感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建設空間進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為例，討論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設目標定位、文化軟實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設的CI戰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經營戰略等問題，并提出了相關有益建議。

孝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研究論文有:《中華孝文化與代際和諧》、《創建現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對于孝文化建設之難點“婆媳關系”的思考》、《關于孝文化在構建和諧校園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和《論中華孝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別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資源促進代際和諧、家庭和諧、婆媳和諧、校園和諧以及和諧社會建設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設性建議和辦法，為孝感建設和諧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

五、有關孝德教育的研究

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教育尤為重要。孝感學院、湖北職業技術學院把推進中華孝文化與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進中華孝文化領域的產、學、研、用，培育以中華孝文化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進行積極探索和研究，湖北職院成立了全國首家中華孝文化學院。相關研究論文有:《“孝”的歷史流變及其現代德育價值研究》、《賦予孝德教育新的時代意義》、《論孝文化的回報德行》、《傳承中華孝文化精華

建設特色高校校園文化》、《從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識解讀大學生極端行為》、《淺論孝文化在高校校園文化中的構建》、《解讀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設與學校教育――關于“孝文化”建設的思考》、《和諧校園呼喚孝道教育》、《以弘揚孝文化為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運用開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與道德底線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歷史流變及其現代德育價值研究》分析了現在我國孝道缺失的原因，強調傳統孝文化對提升公民個人的道德素質、重建家庭美德、構建社會公德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賦予孝德教育新的時代意義》分析當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發掘傳統孝文化的時代內涵，創新孝德教育的實踐，提倡情行并重，引導大學生自覺踐行孝德。還有李友清教授等學者分別就目前在我國學校、家庭和社會忽視道德底線教育引發的弊端、開展孝德教育的意義、如何進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與校園文化建設以及孝德教育與國民素質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研究和探討。這些成果無疑對孝感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和社會開展孝道教育、弘揚孝文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六、孝人物、孝景觀及孝資源的保護研究

對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華孝文化景觀及孝資源的保護研究的論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與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證》、《“黃香故里”考辨》、《(黃香故里考辨>之考辨――與張昕先生商榷》、《中華孝文化景觀》和《孝文化資源的科學保護》等。上述文獻分別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鄉”、黃香的故里、事跡及文物文獻進行了考證，并就中華事親景觀、孝親景觀和孝行景觀等中華孝文化景觀進行了綜合考察，指出弘揚孝文化，積極開發利用孝文化資源，確保孝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強對孝文化資源的科學保護。

[參考文獻]

[1] 孝感文史辦.孝文化史料征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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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鄉村傳統生態智慧，建設“美麗貴州”。技術至上帶來了工業時代的物質繁榮，同時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物種消失、氣候變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類生存危機，貴州鄉村蘊含的“生態智慧”為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鮮活的經驗。從江“稻—魚—鴨”世界農業遺產，金沙“石頭上植樹”奇跡，黔東南林農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頭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的完美體現，貴州鄉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區資源合理利用的傳統生態技術經驗。“美麗貴州”建設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態智慧為實現“美麗貴州”建設目標提供了最好的生態技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