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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人,對于自然、社會和人的認識,還沒有形成理性意識,文化呈現原始綜合態勢,這種態勢成為古代孕育各門知識最初的搖籃,中國傳統醫學與古典文學的融通關系就是在這種原始態勢的影響下孕育起來的。當傳統醫學還沒有從原始綜合文化體分離出之前,最早的文學樣式民歌、民謠,就已經成為醫學的重要文字傳播載體。成書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可謂是一部以詩傳醫的早期佳作。《詩經》匯有詩歌305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社會生活,也較廣泛地記錄了陰陽、五行、臟腑、疾病、藥物、治療、保健等醫學內容。《詩經》記錄各種花草約有149種,可以作為藥物的約60種,如芣苢,即車前子;蝱,即貝母。其中木本藥物約20種,如桐、柏、梨、槐等;蟲類藥物約90種,如蟾蜍、蠆(全蝎)、蛇等。《詩經》對疾病也有了廣泛的認識和記錄。如《國風•卷脈唯從肉上行,如循榆莢似毛輕,三秋得命知無恙,久病逢之卻可驚”[2],短短四句把浮脈的脈位、脈象、臨床意義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賦體裁用以解說中醫藥知識,使詩歌和醫理互融,于是枯燥的醫學知識變得容易理解和掌握。歷史上許多醫學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學價值的作品。當我們閱讀這些中醫古籍時,體驗到的是林間漫步的怡然,以及與智慧和自然對話的深邃。譬如現存中國古代第一部經典醫著《黃帝內經》就是以對話文學為體裁編撰的,其開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忘勞作,故能形與神俱,而能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用古典文學浪漫主義手法陳述了傳統醫學天人感應,陰陽合一的醫道。
2古典文學作品蘊涵傳統醫學知識
自《詩經》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中涉醫內容豐富,幾乎涉及中醫藥各方面的知識。舉凡疾病診療、中草藥知識、針灸,乃至氣功、養生之道等等,無一不在古代文學中得到充分的描寫。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曉醫道,有些人還親身從事過醫藥實踐。由于具備醫藥的知識背景和人生經歷,因此他們創作的作品中的醫藥內容,往往有科學或經驗的依據,真實可信。先秦時期《左傳》、《莊子》、《呂氏春秋》等書都可見到不少醫藥寓言故事。在《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醒世姻緣傳》、《老殘游記》等名著中所包含的豐富的醫學思想更是舉世罕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曾多次借用書中人物之口,描寫了劉備的痢疾,姜維的心絞痛,司馬昭的中風,曹操的頭疼等等。文學對醫學知識的靈活運用,反映出不同時期醫學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況,也使得文學作品更加再現了生活的真實性。小說《鏡花緣》寫了17個醫方,或為作者李汝珍所自擬,或為民間驗方,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清代醫家陸以湉《冷廬雜識》[3]嘗謂:“《鏡花緣》說部征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有人作過統計[4],《紅樓夢》涉及疾病114種,方劑45個,藥物約120種,書中用大量筆墨描述了弱不禁風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診斷過程,“兩彎似蹙非蹙柳葉眉,一雙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醫看來就是肺腎陰虛。這些有關疾病醫療的描寫,不僅從一個側面著實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運,也生動闡述了大量的醫理,推動著性格與情節的發展。有的情節甚至直接表達出了作者的醫學觀點和見解。書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賈府保健醫生王太醫給林黛玉的診療過程:“六脈弦遲,素由積郁。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紅樓夢》就有如此豐富的醫藥內容,由一斑而窺全豹,可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所蘊涵的醫學知識之宏富了。傳統醫藥素材豐富了古典文學的內涵,為古典文學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學的社會價值,成為傳統醫學與古典文學融織的結晶。與此同時,中國古典文學所反映的豐富的醫學素材,實質也反映出現實生活中傳統醫學的豐富內容,可以看到傳統醫學對人們防病治病、養生保健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興盛所做出的貢獻。同時也體現了傳統醫學廣泛地浸透到不同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心理、行為和風尚。
3傳統醫學作品承載文化內涵
我愛蓮,在夢中,蓮站在碧波蕩漾的水中,吟詩作賦,粉紅紗衣也隨風搖曳.是那麼優美,動人...怪不得周敦頤寫出:~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D的佳句來.
人們愛她莫過于蓮的高潔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星羅棋布玉立婷婷的荷花。粉荷垂露,盈盈欲滴;白荷帶雨,皎皎無瑕;怒放的,嫩蕊搖黃;含苞的,妖羞欲語。再加上綠蓋疊翠,青盤滾珠,好一幅迷人景色。
我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凝神思索,古人許多詠荷的詩句紛至沓來……是啊,荷花!多少人贊美過你,描繪過你,把許多美麗的名稱賦予了你啊。荷花除了叫蓮花外,還被稱為菡萏、芙蓉、芙蕖、藕花、水芝、水蕓、澤芝、水旦、水華、玉環等。我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愛國詩人屈原在《離騷》中曾幻想“集芙蓉以為裳”。魏晉時的曹植以荷花的美形容過他理想中的洛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唐朝的李白曾以荷花表達愛情,他的《折荷有贈》寫道:“涉江玩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采云里,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悵望涼風前。”白居易則描繪了荷花不輕不慢,不容褻玩的品格:“薔薇帶刺攀應懶,菡萏生泥玩亦難。”另外,不少詩人或取其清新,或取其艷麗,寫過許多秀麗如畫的佳句。如楊萬里的“想得薰風端午后,荷花世界柳絲鄉”;蘇軾的“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等。至于用荷花形容美女的也不在少數。不過,也有一個例外,就是用荷花比喻男子。《唐書·楊再思傳》載:昌宗以容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類如此,這是褻瀆蓮花的例子,千古以來,此事被人們傳為笑談。魯迅曾借用這典故嘲諷某位文人曰:“難得蓮花似六郎”。大概除了這一特殊的例外,在我國古典文學中便都是歌詠荷花的了。這些歌詠不但散見于許多詩篇或其他作品中,而且專門給荷花“立傳”的也不少。曹植寫了《芙蓉賦》,把荷花推為群芳之首;
蓮還可以寬胸利氣、利水消腫、擴張血管、降脂提神。抗血栓與Ve缺乏癥,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氣味芬芳,服用安全,是比較理想的減肥保健飲料。(《中成藥研究》三花減肥茶)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3-0123-02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作為“五經”之首,其地位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是作為儒家經典之一,有著不可替代的傳播儒家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更成為國人學習和研究古典文學的最基本讀本。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極高的地位。但是,在當今社會,讀過《詩經》的人確實不多。一方面是古典文學的威懾力讓大家望而卻步,另一方面是當今社會的紛繁復雜,人們已經無暇坐下來品讀一本好書。《詩經?國風――白話英語雙譯探索》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詩經?國風――白話英語雙譯探索》由王方路著,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國風的全部內容,并給出相應的白話和英語翻譯。國風是《詩經》中的精華,一共160篇,占《詩經》的大半。該書按照原詩、白話譯詩、英語譯詩、注、解五個部分,分先后順序編排。它具有以下特點:(1)白話英語雙譯,譯義確切;(2)通俗易懂。筆者將以《詩經?關雎》為例來淺析《詩經?國風――白話英語雙譯探索》。
一、白話英語雙譯,譯義確切
對于《詩經》的研究,古往今來都存在著大量的著作。例如,對其釋義的研究,對其英譯的探討。但是,譯者這樣同時從白話英語雙譯的角度進行探索的確實不多。他這一舉也算是前無古人了。所謂白話英語雙譯,就是把原詩既翻譯成白話詩歌,又翻譯成英語詩歌。
詩歌是文學的靈魂,是最精煉的藝術形式;詩歌的主要特征有:高度集中的反映生活;感情強烈,想象豐富;語言精煉鮮明;韻律和諧,節奏鮮明。優秀的古典詩歌多是語言凝練,含義豐富,意境深遠,饒有余味。《詩經》更是如此。首先,《詩經》采用了優美成熟的四言詩形式;其次,它在結構上采用重章疊句,加強了抒情效果。(馮慶華,2002)因此,在翻譯的時候,就顯得難上加難。有的翻譯理論家認為:“要翻譯詩歌,首先譯者必須是詩人”。從這個角度來看,譯者完全符合。他對詩歌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有大量的創作。下面就來看看他對《詩經?關雎》翻譯的處理。
原文: 白話譯詩:
關關雎鳩, 關關歡叫是雎鳩,
在河之洲。雙棲河中小綠洲。
窈窕淑女, 苗條純潔好姑娘,
君子好逑。男子漢相配最優。
參差荇菜, 長長短短金蓮花,
左右流之。隨水左右求取它。
窈窕淑女, 苗條純潔好姑娘,
寤寐求之。朝朝暮暮追求她。
求之不得, 追求還不得同意,
寤寐思服。朝朝暮暮想著她。
悠哉悠哉, 纏纏綿綿日益苦,
輾轉反側。翻來覆去睡無法。
參差荇菜, 長長短短金蓮花,
左右采之。左采右采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條純潔好姑娘,
琴瑟友之。彈琴撥瑟友愛她。
參差荇菜, 長長短短金蓮花,
左右d之。左擇右擇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條純潔好姑娘,
鐘鼓樂之。敲鐘擊鼓歡樂她。(王方路,2010:1)
原詩采用四言形式,整齊對仗。在翻譯成白話詩歌的時候,他采用“加三字重組詞句”的辦法,把原詩的句子融進白話句子,讓其意義進一步明朗。例如,第一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譯為“關關歡叫是雎鳩,雙棲河中小綠洲。苗條純潔好姑娘,男子漢相配最優。”“關關”是象聲詞,指水鳥的叫聲。在翻譯的時候,他保留“關關”,同時加上“歡叫”二字――“關關歡叫是雎鳩”,傳神達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初看這個句子,很多人都可能會理解為“苗條純潔的女子,君子都想要追求”。可是,“逑”并不是“追求”的意思,“逑”是指匹、配偶。因此,譯為“苗條純潔好姑娘,男子漢相配最優。”“相配最優”,譯義準確。
其英文譯詩為:
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
They’re dwelling on islet by the Riv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 refined young man is most fit for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is picking them with che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after her.
The pretty young girl has not agreed,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missing her.
Sentimental is he, bitter day after day,
Tossing upside down is no sleep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has got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s owned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 (王方路,2010:2)
譯文全篇兩行為句,四行為段,做到了與原文的想匹配。且對仗工整,給人飄逸之美感。“琴瑟友之”譯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鐘鼓樂之”譯為“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就是最好的體現。在意義傳達這方面,他也盡量做到盡善盡美。“窈窕淑女”――“窈窕”(美心為窈,美狀為窕)是指體貌美好內心寧靜,“淑”指女子未嫁。(王方路,2010:3)于是譯為“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Innocent即窈,slender即窕,young girl也譯出了“淑”未嫁之意。
二、通俗易懂
《詩經》中的語言文字,在當代的讀者看來,似乎有些生僻,需要參考注釋、甚至現代漢語的譯文才能看懂,其實在當時,是相當口語化的。《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國風占一百六十篇,收錄包括周南、召南等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詩歌。既是民間詩歌,那么在翻譯的時候,筆者認為也大可不必挑大詞,用古句。《詩經》所載畢竟是當時的民歌,用通俗流暢的白話、英語翻譯,可以較為貼切的還其語言風格的原貌。同時,譯得通俗平易,無論是英語水平一般的中國學生,還是漢語平平的英美大眾都能讀懂,這正是譯者著本書的目的。
請看下面的譯文:
1.“關關雎鳩”白話譯為“關關歡叫是雎鳩”,英語譯為“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即使有讀者不知道什么是雎鳩,但是一看到英文翻譯,也恍然大悟,原來雎鳩就是一種鳥。
2.“琴瑟友之”,琴瑟即兩種古樂器名。白話譯為“彈琴撥瑟友愛她”,讀者就明白琴瑟是不一樣的樂器。而英文譯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即使英美讀者對琴瑟完全不了解,可是看到Playing harps也可以明白琴瑟即樂器。
可見,譯者的譯作不但譯義貼切,而且通俗易懂,為大眾所接受。
三、結語
中國古詩翻譯是一項很難的課題。欲得佳譯,誠良難也!譯者自身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譯中至關重要。本書譯者在《詩經?國風――白話英語雙譯探索》中既用白話,又用英語進行了翻譯,實屬不易。而且譯者在處理的時候也做到了譯義貼切,通俗易懂,實乃同類佳作。譯者在自序里面提到:“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呼吁學習外語(如英語)的中國學生(包括本、碩、博)應當儲備自己祖國的文化傳統知識,加強國際交流”。(王方路,2010:2)譯者是一位高校外語教師,一直以來都懷著對傳統文化的敬佩之情,并以復興中華文明、重拾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希望通過此書可以實現譯者在自序里面提到的兩個著書目的:其一就是希望學習外語(如英語)的中國學生(包括本、碩、博)應當儲備自己祖國的文化傳統知識,加強國際交流;其二是希望有意了解《詩經》的外國友人通過此書可以多讀懂一些。(王方路,2010:2)最終可以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馮慶華.實用翻譯教程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2]高嘉正、高菁.《孔子語錄一百則》英譯賞析[J].上海翻譯:2005(3):76.
B.《韓非子》為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書中保存了不少寓言故事作為論證材料,形象生動,趣味濃厚,如“守株待兔”“濫竽充數”“刻舟求劍”等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C.我國地理學名著《山海經》,因其保存了大量遠古神話傳說,被譽為中國古代神話的淵源。這些神話又可以看作古代小說的萌芽,故又被稱為“古今志怪之祖”和“小說之祖”。
D.《淮南子》為雜家著作,其中保存的上古神話傳說,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社會的面貌和人民群眾的愿望,如《女媧補天》顯示了古代勞動人民改造自然的斗爭和理想。
2.下列有關文學常識的表述錯誤的一項是( )
A.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的《三國志》,成書早于范曄的《后漢書》,后人因為推重陳壽的史學與文筆,于《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史外,加上《三國志》,合稱為“前四史”。
B.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稱靖節先生。他的作品《桃花源記(并序)》描繪了一幅沒有剝削的社會圖景,反映了古代農民的愿望與要求,是現實主義描寫與浪漫主義精神結合的典范之作。
C.《玉臺新詠》是南朝徐陵所編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的《木蘭詩》為我國最杰出的民間敘事詩。
D.南朝梁代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全面總結了前代文學,把文學理論批評推向新的階段,成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杰出的理論巨著。
3.下列各項對作品故事情節的敘述,不正確的兩項是( )
A.覺慧說服了姑媽張太太,讓躲在同學家的覺民與琴見了面。兩個飽受相思之苦的情人見面后,抱頭痛哭,訴說著別后的思念。(《家》)
B.吳蓀甫對屠維岳委以重任,并派車送他回廠,但又對他浪漫頹廢的作風很不滿意,就打電話給莫干丞命令其暗中監視屠維岳。(《子夜》)
C.克洛德告訴愛斯梅拉達在目睹對她的用刑時,他用藏在教士服下面的匕首一刀刀割自己的胸膛,他還掀開教士服,讓她看傷口。(《巴黎圣母院》)
D.馬斯洛娃被判刑后,聶赫留朵夫便想退掉大宅子,把傭人都打發了,自己搬到旅館去住,但由于女管家一再勸說,他放棄了這種想法。(《復活》)
E.查理覺得咖啡太苦想加些糖,盡管父親霹靂般的目光瞪著她,使她驚慌到心都碎了,但歐也妮還是把父親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來放上桌子。(《歐也妮?葛朗臺》)
4.根據上聯“身殘志堅,保爾唱響生命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選出合適的下聯是( )
A.沉穩機智,諸葛亮草船借箭(《三國演義》)
B.撥草尋蛇,林沖棒打洪教頭(《水滸傳》)
C.不知所措,劉姥姥進大觀園(《紅樓夢》)
D.眼明心亮,悟空識破白骨精(《西游記》)
5.“字字寫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分別講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
和 。
6.閱讀下面的《三國演義》選段,回答問題。
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
“這等計策”的主要內容是什么?結果怎樣?
答:
7.閱讀下面的《紅樓夢》選段,回答問題。
“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里,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
這是誰說的話?她因為何事而說此話?她的最終結局是怎樣的?
答:
一 古代文學與文學評論的發展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且每種題材的演進都是一部脈絡清晰的歷史,充分體現并顯示著它的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
從先秦文學開始,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就已經如影隨形了。由于當時還沒有真正的文學評論家,因此充當文學評論者的往往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觀念影響,先秦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儒、道思想。到了戰國時期,由于百家爭鳴,文壇異常的繁盛,而諸多的思想家學說不但影響著文學創作者的思維方式,還決定著他們對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漢文學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學評論的深刻影響,如司馬遷《史記》中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就是當時道教繁盛的典型影響之一。至魏晉南北朝,在玄學思辨哲學的影響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苦悶情感和自我意識,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學成是詩歌,其中又以“三曹”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最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學發展,無一沒有文學評論價值觀影響的影子,如南北宋詞曲的迥異風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學評論流派的影響。到了元代,隨著尊崇佛道思想的興起,文學出現了俗雅之變,戲曲、散曲等俗文學受到廣大平民的喜愛,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從總體上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風格質樸,后期偏重詞藻音律,風格趨于典雅。此外,南戲和話本小說也有了新發展。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北宋末年產生于浙江溫州一帶,用南曲演唱,是一種民間戲曲。它結構宏大,形式自由,曲調柔婉悠揚,為南方民眾所喜愛,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記》。南戲“四大傳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也較著名。南戲發展到元末已經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變為長篇傳奇。這一時期,詩文創作成就不高,較著名的詩人有劉因、趙孟 、薩都剌、王冕、楊維楨等。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文學評論影響所導致的文學創作者思維的改變,古典文學在風格、體裁等方面亦有明顯改變。
二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文學嬗變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悠悠五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學也許只是其中一朵嬌美的浪花,隨著地勢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洶涌澎湃。一切的變化都看似那么偶然、無意。而當我們靜下心來,去仔細地推敲它的每一種變化,又會發現,任何的變化都是一種必然,都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文學批評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于文學學派,既與文學密不可分,又有著它自身的獨特價值。
(一)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1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概況
(1)形式嬗變
詩歌是中國文學最早出現的一種藝術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葉之間,形成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而后到了漢魏六朝時期,出現了新的文學形式——樂府,樂府詩發展到后期開始逐漸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漢末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體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詩則是在五言詩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盛唐之后,詞作為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自民間而起,漸成風氣,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詞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興趣和關注。除了詩詞之外,散文、小說自戰國時代以來,也一直在延續和發展,散文中辭藻華美,多用駢句,至后來駢文興盛,傳統散文式微,而逐漸產生賦。
(2)內容嬗變
文學反映的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內容也幾經變化:《詩經》多描述生活、愛情,到后來《楚辭》開始,內容多見憂國憂民,諸子散文更是以治國、王道等為自己的核心內容。樂府詩、五言、七言詩的內容開始更為廣泛,詠物、頌人、嘆家國,包羅萬象,詞、散曲則更多的是娛樂意味,文學的功能也在內容的嬗變中悄然發生變化。
2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誘因
導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會環境的變化,動亂、穩定、貧窮、繁榮,不同的社會環境對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響,文學也自然會隨之產生變化;以唐代詩歌為例,詩歌的發達,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朝代。唐朝詩歌能獲得空前發展,除了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原因外,還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臺的時期,給詩壇增添了一大批新詩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風格來反映現實生活,使唐詩能夠突破六朝門閥的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浮靡文風,豐富、充實了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魏晉以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趨向成熟,隋統一全國后,促使南朝的綺麗文風與北朝的質樸風格相融合,這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科舉以詩賦取士,封建帝王對詩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對詩歌創作的重視。當時國內各民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也為詩歌增添了新的營養。這些都是促使唐詩創作繁榮的因素。2、文學自身的積累。文學作為一門學科,自身在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積累,從量變到質變,自然會體現出一定的變化。以魏晉文學的發展為例,秦漢以后,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的駢文逐漸占據統治地位,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據優勢,士族地主勢力迅速衰微,這種貴族文體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出現了提倡古文的運動。實際上,這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比較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所以才出現了魏晉文學。3、文學批評的導向。文學批評是在文學出現之后才產生的,但是二者間隔的時間并不長,文學批評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對文學發展的導向作用,以下就是對此的詳細分析。
轉貼于
三 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
(一)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社會功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在最開始誕生的時候,只是作為儒道兩家的學說附庸而存在,但是發展到了后來,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價值。以儒家文學批評為例,從最早開始的“獻詩諷諫說”與“觀詩知政說”,直到后來的“知人論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會功用。而這些評論也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主張直面天下之憂樂,上約束帝王、下兼濟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文學自然而然地開始向多重社會功能邁進。以陸機的《文賦》為例,他主張文學就應該達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自由狀態,卻又同時要兼顧“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昭明太子編著的《文選》也主張,“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瀚藻”。漢朝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學批評的這種社會功用價值觀,就一直滲透到了骨髓。因此,縱觀中國古代文學的演變,無論形勢如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思想始終貫徹其中,或者說儒家文學批評,作為中國古代主流的文學批評,其價值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藝術功用
與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不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更多的是講究“出世”,不論是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還是莊子的“虛靜”、“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為核心的哲學基礎上,他們的文學批評價值觀只是哲學觀在文學問題上的體現。這種思想在古代的中國文學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響也不可小覷,無論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夢幻田園,還是對桃花源的無限憧憬,文學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的宣揚社會價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并無不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空前繁榮的唐宋兩朝,也誕生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宋詞”,而這兩朝的詩詞,藝術價值也遠遠大于社會價值。文學,正是在道家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回歸真我,老子或者莊子們所倡導的對“道”的體悟和自然美標準的文論觀,也就構成了“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于是,在儒家文學批評成為主流的環境下,我們的古代文學,一直以來都保留了最為純粹的藝術美,在任何時代下,都有一群借筆墨遨游天際的“鯤鵬”。同時,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儒家的文學批評也有著自身的影響,在“為社會而藝術”的主旋律下,適當地“為藝術而藝術”也能為樂章添加華彩的變奏。
(三)玄、道、佛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現實價值
歷史上有名的元嘉時期,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人的創作心態中,文學逐漸淡化了文學的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強化了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趨向于個性化和風格多樣性。在這一時期,各種文學形式豐富發展,文學在受到普遍重視的基礎上,文學批評出現繁榮景象。
南朝以后,人們的思想潮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文化的發展趨于復雜化。儒學“大一統”思想地位開始動搖,但玄學清談形式并沒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而且儒學思想經過與玄、佛、道的不斷沖突、較量、改造和糅合,不斷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的統治框架,成為統治者統制天下的潛在工具。自宋武帝開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興學的詔令,設立傳授儒經的機構,到梁武帝時,糅合后的儒學思潮達到鼎盛,《禮》和《孝經》的研究尤其繁榮。儒學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為南朝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期間的學術思想多元化而且較為注重審美,對于莊子的推崇到了比較的境界,逐漸淡化了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強調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呈現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和創作手法的個體性。
《大學語文》是一門綜合性文化基礎課,學習的目的是為了使大學生在高中基礎上,一步提高文章的閱讀、鑒賞能力、表達能力和人文素養,為學習其他課程,以及將來參加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在眾多版本的《大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約占三分之二的篇目。而不少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并不重視甚至厭倦,影響了文言文教學的成效。因此,怎樣提高學生對文言文的興趣,就顯得尤為重要。以下是筆者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行的分析論證。
1 激發興趣,明確目的
俄國著名作家、思想家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成功的教學所需要的不是強制,而是激發學生的興趣。”文言文畢竟離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久遠,而且我們的語文教師在文言文教學中多是重“言”而輕“文”,一節課的大部分時間用于講解名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詞類活用等知識點,學生聽起來枯燥無味,讀起來艱澀難懂,因而產生厭倦情緒,學習非常被動。針對這種心理,我引導學生參與搜集近幾年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漢語熱”資料并展開討論。
學生搜集到的資料是十分豐富的,像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對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經常擠時間來學習漢語,并且已經具備了閱讀中文原版名著的能力;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最喜歡中國的唐詩和宋詞,甚至還計劃寫一個關于李白的電影劇本。一個日理萬機的總統,都要抽空學習、研究中國的文化,這是為什么呢?同學們經過自己的思考、爭論達成共識:中國的古典文學博大精深,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所以產生了世界學習漢語熱,所以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建立,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在學生從思想上轉變了對文言文的看法時,我又不失時機地給他們講了“一字千金”、“千金市骨”等成語故事的由來;從“段于鄢”、“燕昭王求士”等一波三折的文言經典人手,讓學生分小組學習、討論。大師們語言的精煉,構思的巧妙,以及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淵博的學識,一下子激起了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變被動應付為主動學習。
2 有的放矢,學以致用
美術專業、音樂專業、教育專業使用同一本《大學語文》,同樣的教材面對的卻是不同的教學對象。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有不同的愛好、不同的需求,教學時就要有不同的側重。
美術專業的不少學生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境界,要求《大學語文》幫助他們提高“詩”與“畫”的構思能力。所以美術專業的學生在學習《大學語文》時,教師可以可為他們搭建一條連接詩與畫的橋梁。如,學習了詩經《采薇》之后,借鑒“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聯古今有名的對句,讓學生體驗一下寫對聯的感覺以及鼓勵他們畫畫時用上對聯,會錦上添花,妙趣橫生。
音樂專業的學生要求《大學語文》幫助他們創作詩一般的歌詞和旋律。從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到楚辭,到《唐詩》,到《宋詞》,到《元曲》等等,既是可以吟唱的歌,又是流傳千古的詩篇。古代少兒讀物《幼學故事瓊琳》早有孟浩然“踏雪尋梅”的記載,并有歌曲流傳至今:“嶺南初放一枝梅,片片晶瑩入酒杯;卻遇騎驢人早至,兒童背負占春魁”。這首詩在40年代被音樂家劉雪庵重新譜曲,唱響大江南北。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熏陶,會讓音樂系的學生用詩化的心靈和專業技能表現美、創造美。如,一次音樂系二班的同學舉行歌詠比賽,一位同學唱的是毛寧的《濤聲依舊》,在這位同學聲情并茂地唱完后,我問大家,這首歌的歌詞是依據一首唐詩的意境創作的,同學們知道是哪首唐詩嗎?這首唐詩的作者又是誰呢?見同學們面有難色,我微笑著告訴大家:“這首詩叫《楓橋夜泊》:從《楓橋夜泊》到《濤聲依舊》,可以看出文學素養對詞作者、曲作者、歌手來說有多重要。
教育專業的學生要求《大學語文》幫助他們打開祖國教育資源的寶庫。中國古典文學可以堪稱是一部豐厚的語文教育史。像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司馬遷、張衡等等,不勝枚舉。在給教育系的同學講《先秦諸子語錄》的時候,我把孔子列為講授的重點。讓同學們思考:孔子離開我們兩千多年了,為什么熱度不減?同學們認可孔子熱的原因是孔子的思想,特別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非常善于啟發學生的思考,鼓勵學生提問。一部論語,有一百多處提問,問仁、問禮、問政、問教、問知、問恥等等,問題的覆蓋面相當廣,包括社會、人生的各個側面。因此,孔子才會培養出不計其數的各行各業的人才。我鼓勵教育系的學生問卷調查一個值得思考的社會焦點問題:為什么我們對問題的發現能力、提問能力,還比不上兩千多年以前的學生呢?同學們干勁十足地接受了挑戰。
中國古典詩詞藝術歌曲是中國古詩詞與西方藝術歌曲形式相結合的聲樂體裁,其顯著特征是歌詞均源自中國古典詩詞,通過古詩、音樂、人聲的結合,充分展示古詩優美韻律和語言魅力,它逐漸從對歐洲樂派藝術歌曲的借鑒中獨立一家,充分發揮古詩詞與中國特有五聲調式之韻味,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對社會文化生活及現代音樂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一、《楓橋夜泊》之意境
《楓橋夜泊》由我國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以唐代詩人張繼的同名詩為詞所作。張繼,唐朝不第書生,本詩作于作者科場失利返鄉途中,因此詩中字句都流露出幽幽的失落惆悵之情。他生平所著不豐,唯有《楓橋夜泊》流傳甚廣。“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短短四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詩意濃厚。詩中對江南深秋月夜的細致刻畫,使人眼前不覺呈現出漁火綴江面,楓葉伴客船的畫面,由此從有限的畫面中延伸出悠長的韻味和無窮的美感。首句以“月落烏啼”為詩頭,有聲有色有情,夜月東升,烏鵲哀鳴,伴著充盈天地的霜氣,為這深秋之夜灑下絲絲涼意,作者也觸景生情,不免“愁”由心生,江風拂葉,漁火點點,勾起對故土的思念,可面對一片迷茫的前途,詩人心中怎一個愁字了得。正當此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正是這寒山秋葉對孤舟,詩人聆聽鐘聲陣陣,從之前的入境到“到客船”漸遠的出境,也是此詩對人超越自身而達于超脫的彼岸世界之哲學高度的提升。此詩看似寫景,卻寓意深刻,將詩人主體的感官世界、情緒世界與自然、人世和超然的宗教世界完美融合,使本詩本曲本作者的意境由此升華。
二、《楓橋夜泊》之音樂
《楓橋夜泊》在音樂上大致有以下特點:首先,從歌曲結構上講為帶附屬前奏、尾聲的單二部曲式。作曲采用了中國雅樂七聲調式,華彩樂段又采用了傳統的六聲調式:宮、商、角、徵、羽、閏的音階排列方式,運用音樂中傳統的起、承、轉、合式,使音樂在含蓄中綻放著中國古典民族色彩。其次,歌曲創作在極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國古代音樂風格特點的同時仍然有現代音樂元素的體現,例如歌曲中大量的半音行進和旋律半音回旋,頻繁轉換調性使音樂的色彩豐富異常,這些元素的運用在當時中國聲樂作品中并不多見,因此也為《楓橋夜泊》典型的中國古典音樂的風格定調,使其在同時期作品乃至今日都大放異彩。
值得一提的是《楓橋夜泊》的伴奏;眾所周知,歌曲的鋼琴伴奏對于作品也有著決定性的因素。本曲的伴奏與旋律融為一體,切合得恰當好處,準確地表達了歌詞的情緒和意境。鋼琴對主旋律的模仿、對比交織在一起,將詩人凄涼悲憤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伴奏每一小節都以色彩虛無縹緲的純五度和弦為始,聲聲相扣,猶若夜半鐘聲敲打于心。陳鵬年在《歌曲寫作技法》中分析黎英海《楓橋夜泊》寫道:“《楓橋夜泊》這首歌是用立體的手法來寫作的。引子開始低音層用五度音奏出模仿式的、緩慢的、從弱到中強的鐘聲,以后每個小節都有,貫穿全曲,直至消失。鐘聲成為全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手法十分巧妙、自然。”而以往為該詩譜曲的作者“到了第三句唱出‘姑蘇城外寒山寺’后才出現幾次鐘聲,以引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種手法雖不能說不好,但未將鐘聲成為藝術構思的組成部分難免有插標簽之嫌。”在本曲中的伴奏部分對古寺鐘聲的模仿演奏亦為本曲重要的音樂特征。
三、《楓橋夜泊》之吟唱
《楓橋夜泊》從整體情感上把握,應當主要突出“愁”字,惆悵的情緒也是全曲的感情基調。琴聲起,由遠而近,空靈悠遠,五度和旋模仿鐘聲陣陣,作品每句詞都以二度或三度的長波音結束,提示歌者應當以弱聲吟唱的方式完成句末,猶如內心悲訴。首句“月落烏啼”聲色俱備,其中尤其以“落”、“烏”二字傾注悲苦之情,“霜滿天”則為本句重點,與前一個音形成八度關系,尤見寒苦之意。“江楓漁火”的出現,似乎在那一江落寞中,詩人渴望借此景得到一絲的平靜,情緒和音域上也與前句形成對比,呈現回落趨勢;可是看著這秋楓片片、漁火點點,卻只能“對愁眠”。正當愁思萬縷時,忽聽“姑蘇城外”的寺廟里傳來陣陣鐘聲;在這鐘聲中,客船也到達了彼岸,這時隨著音樂的平靜,預示著詩人內心的升華,漸漸由入境至出境,聞鐘聲觀離人過客恍若隔世,而在“到客船”的反復吟唱時,歌者情緒有著細微的變化,因此在演唱的同時聲音由近及遠,仿佛隨著離人慢慢消失在這茫茫霧色之中。本曲有一處妙筆,即為每一句詞都有二度或三度的音程伴隨長波音的出現,呈現空靈之象,因此對歌者氣息、技巧、情緒表達都有相當高的要求。在末句出現的時候,歌者應當以猶若浮絲的弱聲加以吟唱法,以體現古詩詞特有的韻味,給人余音繞梁之感。筆者認為實際上,本曲中吟唱部分的表達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國西周,從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開始,古代的詩歌最初的形式皆為口頭傳唱,相當于我們現代的歌詞;因為當時詩歌主要在民間流傳,而民間音樂尚未成熟,因此更無規整的調式調性之說,于是古時的詩歌曲調比較生澀;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音樂和詩歌獨為一家,但音樂中的唱詞仍然是詩詞內容,而當時詩人在誦讀作品時受到過去傳唱詩歌的影響,仍然是半歌半誦,因此“吟唱之法”便應運而生;吟唱的方式在眾多中國古代戲曲中也有其元素的存在,譬如京劇的拖腔。本曲中之所以運用如此之多的吟唱方式,一方面使歌者運用技巧更加完美的在聲樂作品中展現,另一方面運用古代吟誦之腔,詩中有歌,歌中有詩,以一種古典的方式表達本詩的意境與情感,可謂點睛之筆,同時也使本曲有著與傳統中國藝術歌曲不同的音韻之美,由此展示了中國古典詩詞藝術歌曲的獨特魅力。
中國古典詩詞是中華民族文學史上一株絢麗的奇葩,數千年來,它以簡練的語言、高遠的意境、豐富的內涵,傳達著中國特有的文化底蘊。從音樂創作上講,古典詩詞激發了無數作曲家的創作靈感,由此寫下了經久不衰的作品。這些具有中國古典韻味的藝術歌曲至今仍是藝術歌曲創作領域的精品之作。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作曲家受前人啟發將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學的歌曲創作,那些傳頌千年的古詩詞成作曲家在創作生涯中不竭的源泉。我們相信,如《楓橋夜泊》一樣,中國古典詩詞藝術歌曲將隨著國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國音樂文化史上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10)06―0080―03
學術界早就注意到近代報刊對近代文學的影響:阿英《晚清小說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聞事業的發達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詳細梳理了晚清文藝報刊的情況。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與報刊的基本情況。包禮祥《近代文學與傳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討論了各種文體的創作與近代傳播的關系。蔣曉麗《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巴蜀書社2005)探討了近代傳媒對近代文學言述方式、傳播方式、文體、流派的影響。
梁啟超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曹聚仁也說:“中國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達史;而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聞事業發展史。”誠如局中人所言,近代報刊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近代報刊作為一種公共資源,被近代知識分子充分利用,改變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當然也改變了中國文學。因為文學發表途徑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文學創作、文學作品的體式和內容也隨之發生變化,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近代報刊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文學場”,為近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提供新的文化語境,創造了新的生存空間。所謂“文學場,就是一個遵循自身的運行和變化規律的空間”。文學場的生成一般應具備幾個條件,即創作主體自主性的獲得、象征財富的市場的激勵以及雙重結構的出現(包括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而文學場的內部結構,“就是個體或集團占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這些個體或集團處于為合法性而競爭的形式下。”組成文學場內部結構的個體或集團包括文學賴以發生和存在的報紙、雜志、出版機構以及具有近代意識的作家。近代報刊不僅為近代文學的發生開拓了傳播空間、表現對象以及廣大讀者群體,也培養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識。
一、近代文學傳播空間的拓展:繁榮的物質基礎
毋庸諱言,近代報刊的產生主要并不是為了文學。洪仁拜在《》中提出“設新聞館”,旨在“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通變,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陳熾《報館》除申明意識外,也強調“達君民之隔閡”。陳衍從張國勢的角度提出中國宜設洋文報館,王韜以報紙能“知地方機宜”、“知訟獄之曲直”、“輔教化之不及”,主張“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梁啟超認為報館能夠“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廣立報館的主張”,旨在“通今”。孫家鼐認為“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總之,是為了通達上下之情和國家富強。
從實際看,最早的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國俗”。《特選撮要》也是為了使民眾明道理,“修德從善”。傳教士辦報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傳教。改良派、革命派主辦報刊是為了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如《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宣傳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張,《民報》、《民呼報》、《中國日報》等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辦報則是以提供信息服務來謀求經濟利益,如《申報》、《上海新報》。文藝報刊固然是為了文學而生,但也還有附帶上述三種目的。《新小說》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寰瑣記》、《海上奇書》、《繡像小說》等有明顯的經濟利益訴求,《言》顯然有傳道色彩。
由于文學特別是小說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美學風格和審美功能, “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梁啟超語),傳播者為了實現他們的目的,都借助文學,從而拓展了文學的傳播空間。傳教士的報刊為了拉近與中國讀者的距離,用中國古典文學的形式或寫法進行寫作,并且刊登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進,刊登他們國家的文學作品,以為夸耀。從最早的中文報紙擦世俗每月統紀傳》,到影響中國士人甚巨的《萬國公報》,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則主要是因為言禁,為了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借助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宣傳。如梁啟超“專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商業報刊一方面是因為言禁,另一方面是為了節約成本,大量發表文學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報刊幾乎都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極大地拓展了文學傳播的空間。
據不完全統計,1815年到1911年中文報刊有1753種,其中多數刊登過文學作品。這不僅突破了古代文學作品僅僅靠總集、合集、別集和口傳的束縛,也極大地刺激了對文學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學的產量之巨是學界公認的,無論那種文體,其數量均遠軼前代,造成近代文學的繁榮。不僅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和特點產生了新的文體,如新學詩、新民體、各種小說,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體如詩鐘、燈謎等獲得了廣闊的傳播空間。
袁進指出:“凡是近代的進步文人,大抵都與報刊發生關系。”應該說,近代文人絕大多數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于右任、魯迅、吳趼人、譚嗣同等進步文人如此,孫玉聲、袁祖志等舊文人,李涵秋等鴛鴦蝴蝶派作家也是這樣。
王韜(1828-1897)是近代由傳統知識分子成功轉型的傳播者。他18歲成為秀才,旋因鄉試不中,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聘,在墨海書館編譯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編輯《六合叢談》;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譯經書,主編中文報紙《近事編錄》,后為《香港華字日報》撰稿,并于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
梁啟超在《創辦原委記》中記述了這種混同的情況。包天笑等公開刊登啟事征求小說材料,吳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夠充分說明這種狀況。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寫作時混淆或忽略文體的區別,把消息、議論、說明等文體承載的內容放到文學作品中,用非文學的寫法進行文學創作,新民體、新學詩、政治小說、社會小說、黑幕小說等就是
這樣的產物。這種作品借報刊強大的影響力,迅速被模仿,這是新民體、鴛鴦蝴蝶派作品風行的主要原因。小說戲劇等敘事文體的繁榮,成為文學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學風尚形成快、轉變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會現實,視野開闊,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創作素材和創作沖動。一方面使文學更加關注國計民生,作品反映的社會與人生更為廣闊;另一方面則令作家放棄精雕細琢,影響作品的質量。
三、讀者劇增:干預或參與創作
報刊既經創辦,就要求生存、求發展,不管是為了經濟效益,還是為了宣傳效果,都必須盡力爭取盡可能多的讀者。因此,各類傳播者在發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計擴大發行量。當時報紙的發行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自辦發行(報童、分銷處)、郵局發行和中介代銷及三者相結合。刊載文學作品既是擴大發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著文學作品的報刊也為文學作品培養了大量讀者。傳教士所辦的擦世俗每月統紀傳》初印500冊。后增至1000冊,最高達2000冊; 《萬國公報》創刊時每期發行1000冊。M邇貫珍》每期印3000冊。商業性的《申報》創辦不到1年就可賣3000份,1877年達10000份,其后更達數萬份。宣傳政見的《時務報》、(清議報》、慚民叢報》、K報》、 《民報》等均在創辦不久就銷數過萬。許多文藝性的報刊發行量也很可觀,《減寰瑣記》創刊時銷2000冊。而且報刊的流動性、共享性比書籍強,其實際讀者的數量比發行量還要大,這個讀者數量是過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讀者使作家可以以寫作為生,并激發他們的創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編輯、讀者聯系的便利和必要,讀者能夠影響創作。讀者的參與使一些作家改變創作計劃,變更故事情節,改變人物形象,影響了作品的統一性和張力。這是一些近代文學作品質量不夠高的一個因素。讀者的文化素養與傾向,使近代文學更為世俗化,這也是近代文學作品高雅精品較少的一個因素。讀者轉變成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國維等學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后者無疑降低了近代文學作品的文化意蘊,加強了世俗性。
四、職責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識的形成
關于報刊的職責,近代不同政見的傳播者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梁啟超在(敬告我同業諸勘中指出,報紙有兩大天職:監督政府,向導國民。革命派的件)州日報》同樣認為報館天職“于齊民,須為其導師,而于政府,須為其監史”,報館任務是監視政府,為民請命。”’
自《詩經》始,竹便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此后詠竹文學不斷傳承和拓展,蔚然成為詠物文學的主流。但令人遺憾的是,對詠竹文學的研究長期以來罕有問津。直到改革開放后局面才得到改觀,三十多年來取得的成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詠竹文學作品的選編
按類選編作品古已有之,如《古今圖書集成》、《群芳譜》等里面就有詠竹詩詞的專門歸類。三十多年來,學者繼承了這種“選學”傳統,在詠竹文學作品的選編工作上用力甚勤。
有單獨選詩的,如《歷代詠竹詩選》(浙江省安吉縣政協編,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歷代詠竹詩叢》(成乃凡編,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這類詩選數量一般都逾千首,收錄時間多為先秦至清末民初;有詩詞共選的,如《中國竹詩詞選集》(周芳純等選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等;有錄詩詞之外的,如《竹君流韻?中國歷代詠竹文賦畫論》(徐小飛輯,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有專門選對聯的,如《詠竹聯集粹》(劉星亮等主編,岳麓書社,1994年版),等等。
有各種體裁混選帶有“總集”性質的,如《歷代詠竹佳作三百篇》(曹毅前等主編,岳麓書社,1999年版),所選包括詩、詞、曲、聯、銘、賦、贊、記等。《古今詠竹集》(劉學文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除體裁宏富外,還古今通選,時間從先秦一直到現當代。《綠竹神氣》(彭鎮華、江澤慧,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年版)規模空前,所選古代詩詞文賦多達萬首,選文外尚附有“‘個’字探源”、“圖文解說”兩部分,學術含量較高。
有與其他植物作品合選的,如《松竹梅詩詞選讀》(徐振維等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是將歌詠“歲寒三友”的作品并選。《歷代林木詩選》(吳鶴鳴等編,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則是將詠竹作品置身于更廣闊的植物文學中。這類合編本有利于對比閱讀,區分異同,進而豐富和深化對作品的理解。
詠竹文學作品的選編,遵循于一定的取舍標準。這不只是反映了編者的學術旨趣和眼光,更重要的是它有資料匯編的性質,可為深入研究奠定文獻基礎。
二、詠竹文學的宏觀研究
詠竹文學是詠物文學的分支。要深入研究它,必須從整體和宏觀的層面來把握和觀照。在切入口上,應注意從聚點和散點兩個視角來拓展。
所謂聚點,就是將眼光聚集到縱向的文學史維度,梳理詠竹文學的發展歷程。如《中國竹文化研究》(何明、廖國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認為在竹由符號化到文學化的進程中,經過了濫觴(先秦兩漢)、形成(魏晉南北朝)、鼎盛(唐宋)、延續(元代至近現代)四個時期。何寶年在《中國詠竹竹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文教資料》,1999年第5期)中大致同意此分法。趙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竹意象》(洛陽工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則認為,直到南朝“竹開始擺脫其原始的自然屬性而逐漸被賦予了文學符號的性質”。王平在《中國竹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中勾畫了竹詩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揭示出其象征性和審美性的內涵。馬利文的《唐代詠竹詩研究》(2008年,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則更像是詠竹詩中的“斷代史”。它對初、盛、中、晚唐詠竹詩審美認識和人格象征的發展進行了較為翔實的論述,在橫向上還就詠竹詩與天師道之關系、唐代《竹枝》等作了較為深刻的探論。
所謂散點,就是截取橫斷面或者個案來進行觀照的方法。如《中國竹文化》(周裕蒼,黃河出版社,1992年版)對詠竹詩、斑竹意象、竹與成語、寓言及其他等方面作了知識性介紹。《綠竹神氣》的“前言”部分,用散論的方式論及了一些以竹自況的特殊知識群體,對其中的佼佼者嵇康、李白、蘇軾、鄭燮等作了個案賞析。結合四大文學名著,“前言”對小說中以竹寫景、以竹敘情的手法也作了細致的分析。這種個案探討的方法,似乎更適合具體作家。例如蘇軾與竹的關系很密切,趙曉紅在《蘇軾與竹》(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中指出,蘇軾賦予竹高潔、耿直的品性,竹象征著詩人的性格和胸懷。陳守常在《蘇軾竹詩考析》(文史博覽,2009年第1期)中認為,蘇軾竹詩精髓在于頌竹之風雅高潔,批判物欲軟骨。
為了將文學與更廣闊的文化背景關聯起來,尋找理論支點似是迫切任務。對此,何明、廖國強在《中國竹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符號學理論視角來觀照,將語言學理論與文學意象結合起來研究,指出根據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可把竹文學符號分為三種類型:“神與竹游”、“情融于竹”和“以情統竹”。竹文學符號能指形式的審美形態可用“秀美淡雅”來概括,其文化土壤正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倫理觀念。
與這種借助西方理論的做法相比,何寶年在搭建竹文學與文化聯系的平臺時,采用的方法就很傳統。在《中國詠竹文學的類型特征與文化內涵》(《文教資料》,1999年第6期)中,他論述了詠竹文學的三種文化屬性,即自然、社會和藝術屬性,并將社會屬性細化為八種形態。
通過對詠竹文學的宏觀研究,論者鉤稽出竹與文學的種種關聯,在整體上確立了詠竹文學的獨立性,呈現出較為清晰的愿景。這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論啟迪和思維觸點。
三、詠竹文學意象研究
學界對竹意象研究一直熱力不減,光景常新。前述《中國竹文化研究》中采用的符號學理論,研究之對象實質就是意象符號。無獨有偶,王立在專著《心靈的圖景:文學意象的主題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中也專辟一章從文化的向度去研究“竹意象”。
唐詩中竹意象頻頻現身,這點易引起研究者興趣。王美詩在《“竹”的意象與唐代詩人性情》(黑龍江農墾師專學報,2003年第2期)中從竹表達文人淡逸灑脫的高雅性情,以病竹、苦竹、怪竹等表達詩人沉郁悲涼心境和不屈抗爭品格等方面對竹意象進行了審美解讀。雷曉在《淺談唐詩中竹意象的出世與入世》(《科教文匯》,2008年第5期)中則從竹意象與處事態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詩人對事功或超然于其外,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針對具體作家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文。如梁昌明在《白居易山水田園詩中的“竹”意象》(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中排比了白居易一生種竹的情況,分析了當中蘊含的情感、人格和社會因素。李今玨在《論李賀〈昌谷北園新筍四首〉中竹意象的獨特性》(《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5期)中認為李賀突破了傳統竹意象的性格和情愫,顯示了生活經歷影響下的自我價值追求和藝術意志。彭潔瑩在《仇遠〈無弦琴譜〉梅竹意象涵蘊剖析》(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中強調,仇遠詞中的梅竹意象除傳統意義外,又潛藏著落寞和憂傷、隱忍與沉郁、苦惱和幽獨等情愫。
在大文化視角的俯瞰下,意象原型的研究值得關注。陳璇《瀟湘館中的竹――淺談〈紅樓夢〉瀟湘館的原型意象》(蘇州職業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一文,從分析瀟湘館中竹所蘊含的原型意象入手,探求了黛玉的性格特征,以及與寶玉的愛情,彰顯竹在寶黛悲劇中的象征意義。王立、蘇敏的《古典文學中竹意象的神話原型尋秘》(大連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則從人類學和神話學的角度,分析了竹成為原始植物崇拜代表的過程和原因。發現竹與龍有類似的神秘內蘊與象征功能,竹與生命意識密不可分,竹與日常人世倫理對應比附,竹與氣節和堅貞天然呼應。緣其神話原型的穩定凝重和多樣化,才使中國古典文學中竹意象繁盛不衰。
竹意象的研究形式上是一種微觀研究,然而竹意象除了文學因素之外,還包含有倫理、人格、神話等方面的內容,因此這種研究就具有很強的文學――文化色彩。從這個層次上看來,竹意象的研究實為見微知著,本質上反映的還是一種宏觀的視野。
四、詠竹文學的拓展研究
詠竹文學中,傳統詩詞的研究始終占據著主要地位。近年來,學者開始將目光投向其他體裁,如民歌、小說、戲曲、題記等。民歌中竹枝詞流傳甚廣,很有藝術特色。它因何產生,學界看法爭議較多。向柏松在《巴人竹枝詞的起源與文化生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中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觀點:承屈原九歌傳統而來的竹枝詞開始其實是祭祀竹王的歌謠,它是西南竹圖騰崇拜、竹王崇拜文化背景中的產物。
《紅樓夢》總是小說研究的最熱點。藍曉光《從〈紅樓夢〉看中國竹文化》(《竹子研究匯刊》,2007年第3期)視角獨特,從竹的工藝美術、竹的飲食文化、竹的園林藝術、竹的美學境界四個方面闡述了竹文化的運用,指出《紅樓夢》“像是一部中國竹文化的百科全書”。胡艷的《竹:〈邊城〉人物的另類闡釋》(《名作欣賞》,2009年第7期)則罕見地以現代小說為研究對象,認為,《邊城》里的人物性情與傳統竹意象內涵極為相似,竹背景意蘊是小說審美特質的有機構成部分。
在戲曲方面,陳菊香的《竹文化與戲曲》(《岱宗學刊》,2008年第3期)中論述了竹子的文化象征意義,以為“竹子的文化象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為化龍之神;二乃君子之德;三即淑女之愛。”王念選《鄭板橋畫竹題記理趣初探》(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則另辟蹊徑,選取題記作為探討對象。作者認為,鄭板橋的畫竹題記饒有理趣,真率、深刻、獨特地表達了他的宗法自然、務求創新的美學思想、創作體驗、藝術手法。
國學,是指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涵蓋歷史、哲學、天文、地理、政治、經濟、軍事、術數、醫學、星相乃至音樂、戲曲、書畫、建筑、舞蹈等藝術范疇。中國古詩詞歌曲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流傳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每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古詩詞歌曲的遺韻。這些古詩詞歌曲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不同時期的音樂審美意識,而且活態化地展示了儒家音樂美學思想,是中華文化中的音樂瑰寶。教育是人類文化延續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夠對文化進行過濾和整合,將本民族文化中最有價值的精髓進行保存和傳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因而,在高校音樂教育領域弘揚國學,在高校音樂教學中重視中國古詩詞歌曲的教學與研究,應是我們無可推卸的文化擔當。
一、古曲漸息——古詩詞歌曲教學的現狀
迄今為止,國內高教領域僅有中國音樂學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國古典詩詞歌曲研究中心”,并開設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國古典詩詞歌曲教學”。這大概是我國唯一冠以“古典詩詞歌曲研究”的學術機構,也是唯一開設了古典詩詞歌曲專業的音樂院校(此處的“古典詩詞歌曲”即本文的“古詩詞歌曲”)。隨著那位畢其一生、嘔心瀝血致力于古詩詞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離世,隨著創辦這一專業教學的中國音樂學院王學芬教授的退休,也隨著王教授苦心孤詣培養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轉業”,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這塊原本是廣袤而豐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來,孔子代表的儒家學說在國內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個國家和地區開辦了282所“孔子學院”,進行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教學。國學日興,但儒家音樂文化的精髓——古詩詞歌曲卻聲息漸遠、日趨式微。點開“網絡孔子學院”的音樂欄目,我們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樂、戲曲、曲藝、歌唱家、演奏家、樂評論道、音樂資訊……唯獨沒有古詩詞歌曲的介紹。近年來,我國數以百計的高校設立了音樂專業,但又有多少將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列入課程體系并真正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學與科研呢?我們難以設想在其他門類的藝術教學中——繪畫不學水墨丹青、工筆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畫棟、斗拱重檐;工藝不識四羊方尊,長信宮燈;而書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顏骨柳筋、《蘭亭序》、《華嚴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傳承與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樂教育中沒有理由讓中國古詩詞歌曲的教學處于后位、甚至缺失。
難道是當代社會文化價值的多元將中國古詩詞歌曲已經邊緣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開始衰竭?
二、詩樂同源——古詩詞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國文學中的詩歌,從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無一不是歌曲之詞,隨著時代推移,音樂佚亡,歌詞尚存。凡詞皆可歌可詠,應當說,中國文學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國音樂史中。”[1]趙曉生闡述的詩歌與音樂同源的觀點不僅反映了中國音樂發展中的文化現象,在西方音樂歷史中這種現象同樣存在。古希臘的“音樂和詩歌幾乎是同義詞”,“沒有音樂,詩歌形式便沒有名稱”,抒情詩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著里爾琴(Lyre)而唱的詩歌”[2],這和我國詩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幾乎是同樣的音樂行為方式。
然而,由于樂譜的佚亡,我們無法知道詩經、楚辭、樂府這些上古時期的詩詞歌曲是什么樣的曲調?用什么樣的譜式記錄?歌詞與曲調的配合又是怎樣的方式?
人類最初的音樂是通過自身的嗓音來創造的。唐人孔穎達為《詩周南關雎序》注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性情也。”[4]從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的吟誦進而“嗟嘆不足故詠歌之”的詠唱,原始的歌唱是語言的音調化逐步加強的結果。由于漢語的“四聲”音韻極富音樂性,“把歌詞聲調略為夸張性地朗誦,可‘吟誦’出曲調來。”[5]這正是《禮記樂記》中“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誦這種最自然的發聲狀態也常常成為營造古詩詞歌曲清微淡雅、沉著高古的藝境特有的表現手段。
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古詩詞歌曲的初始階段僅僅只是語言聲調情緒化的強調,它應該還有與歌詞同出一“轍”的曲調。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除了錄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另外還錄有與此相應的《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詩”與“歌聲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斷應是詞與曲的關系。《文心雕龍樂府》篇說得更清楚:“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這里“詩指的是詩人所作的歌辭,歌指的是和詩相配合的樂曲”。[6] 盡管當今學者對于“聲曲折”或“歌聲曲折”的譜式形態還見解不一,尚在探討,但無論是認為“聲曲折是用線條的曲折來表示音調的高低” [7]之 “曲線說”,還是認為“聲曲折是用文字記寫的方式標記歌詩音調之高下的樂譜”[8]之 “曲譜說”, 或者是認為“歌聲曲折是現知中國最早的旋律譜本”之“旋律譜說”[9],基本的共識是古詩詞歌曲在文學的詩詞之外還存在表現音樂的歌曲曲調。由于至今缺乏實物考證,唐代以遠的古詩詞歌曲還不能如我國古代器樂曲那樣根據文字譜、減字譜、燕樂半字譜以及弦索譜和管色譜去“按譜尋聲”,大量“歌詞尚存”的古詩詞歌曲均為后人補曲,這也為我們研究古詩詞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歷史發展到“依聲度曲”、“倚聲填詞”的詩、樂高度分化階段,我們依然可以從詩的整齊美、對仗美、節奏美、音律美以及詞的平仄相間、抑揚頓挫,散文化的語法句式中看到古詩詞歌曲中音韻與旋律的關系,即詩樂同源、共為連體的關系。
三、修身養性——古詩詞教學的現實意義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人類用自身的嗓音來表達內心情感,更為直接,更為深刻。古詩詞歌曲大部分屬于中國古代的文人音樂,尤其是唐、宋時期及其以后的古詩詞歌曲,歌詞精辭妙句,大多詠史嘆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園,參破人間寵辱;曲調則婉轉迂回,韻味幽遠,憂而不傷,哀而不怨,表現一種超脫、曠達的人文品質。古詩詞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現為氣定神閑的“自娛性”音樂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蘊籍”的審美趣味,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和諧的音響對人的心理有安定、撫慰的作用,音樂的和諧讓心靈的和諧達到完美的境地,從而達到個人與社會的和諧。“音和——心和——人和——政和……這正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歷來重視音樂與人生、人與社會關系的特點所在”。[10]
我們清醒的看到,由于當前社會媒介市場化、商業化運作,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帶來了社會文化的低俗、惡俗現象,并日趨形成強大的媚俗文化勢力。從顛覆審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亂的“反智主義”,都是用瞬間的精神去滿足人們日益浮躁、倦怠無聊的心態。長期 “速食”這種娛樂至上的快餐文化,人們將逐漸喪失審美的“咀嚼”能力和對一種高品質文化的欣賞耐心,直接導致整個民族文化素質的低下。目前,大學生中存在的審美取向低俗化、娛樂化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著名文藝評論家仲呈祥在“全國高校藝術教育科學論文報告會”上大聲疾呼,在低俗化的時風下 “高校要保持獨立的思考,發出科學的聲音”、“高等學校的藝術教育應該對民族的藝術思維作出獨特的貢獻”(2009.2.13于東南大學),這也是每一個高校音樂教育者的社會良知。將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納入高校音樂教育,引導大學生品讀、演唱古詩詞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詩的意境,在詩詞中領略古曲的幽雅,在“唱著歌兒學古詩”[11]中修身養性,不僅可以培養大學生對美的感受、鑒賞能力,完善審美心理結構,培養他們在文化人格、藝術趣味、音樂素質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強當代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使他們能從情感上建立起母語文化的音樂情結,從而凝聚中華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轉貼于 四、專業化研究與普及性推廣——古詩詞歌曲教學走進高校
作為中國古代音樂文化主要的藝術品種,古詩詞歌曲應該成為一種特定的聲樂體裁進入高校聲樂教學課程,并獲得應有的地位,猶如德奧藝術歌曲、民族民間歌曲、現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課程體系包容多種文化形態,成為多元而豐富的現代教育體系。在高校實施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應首先從聲樂專業教學切入,在教學實踐中逐步獲得對中國音樂文化的深刻理解,進而作出系統的理論總結,包括詩詞審美欣賞、音樂本題分析、演唱風格的把握以及教學方法的創新,進而推及到全校學生公選課的教學,形成專業化研究與普及性推廣的全方位展開。
專業化的研究是指在聲樂表演專業的教學中系統的進行中國古詩詞教學與研究。
(一)組成教學團隊
在高校的古詩詞歌曲教學中,師資隊伍是確保教學質量的首要條件。擔負古詩詞歌曲教學的教師除了具備精深的聲樂專業知識外,還需要廣博的古典文學知識以及對古詩詞歌曲音樂方面的分析解讀能力,這種高素質師資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詩詞歌曲教學難以在高校廣泛展開的原因之一。綜合性大學應充分利用學科門類齊全的資源優勢,集合聲樂專業教師、音樂理論教師、古典文學教師共同組成“三合一”的教學團隊,形成學科知識的互補與共享,以獲得對中國古詩詞歌曲“全觀視角”的整體解讀。
(二)加強理論研究
中國古詩詞教學應在系統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我國幾千年的音樂歷史,歷代音樂家都曾對民族聲樂藝術作過理論總結,如戰國時期的《樂論師乙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唐代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論》、明代魏良輔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樂府傳聲》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樂論著,不僅精辟地論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發聲、潤腔等技巧,而且詳細地規范了民族聲樂的審美標準,鮮明地體現了民族聲樂的審美意識,具有珍貴的學術價值。將這些典籍中有關聲樂藝術的理論進行精選,并從現代聲樂科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統整理,從而為古詩詞教學夯實豐厚的理論基礎。
(三)建立教材體系
編寫教材《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及輔助教材《中國古詩詞歌曲萃選》,包括簡譜、五線譜對照的聲樂演唱譜與鋼琴伴奏譜。教材中對每首古詩詞歌曲的教學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1.古詩詞的文學賞析(作者簡述、創作背景、文學風格、詩境與藝境、白話體譯文);2.歌曲的音樂本體分析(曲式結構、調式風格、旋法特征、鋼琴的背景與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樂情緒、重要的吐字歸韻、有特點的行腔、聲音色彩的把握)。
(四)調整課程設置
為聲樂專業所有學生開設學科基礎課程“中國古詩詞歌曲演唱”,使他們掌握古詩詞歌曲的一般知識以及能夠演唱一定數量的古詩詞歌曲。同時,為那些立志研究中國古詩詞歌曲的學生開設專業選修課程“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與研究”,以適應學生的個性發展。以上課程的教學都應制定相應的教學大綱與課程標準,切實按綱實施教學。
(五)創新教學方法
通過聲樂專業的教學實踐,探索、創新一種“以中國古詩詞歌曲的吟誦、詠唱為原點,并吸納民歌、戲曲演唱技巧”的教學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學生做到以情帶聲,以氣出聲,氣息流暢,字清腔純,尤其是注重無聲狀態下的氣息連貫,培養學生在演唱中逐步進入和諧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穩的氣韻神態。
普及性的推廣是指將中國古詩詞歌曲教學的外延擴大到非音樂專業范圍,將國學的傳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質教育。“樂所以修內也”、“樂者,德之華也”,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強調用音樂來提高內心修養,并在音樂審美中體現以德為美,說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發展的重要組成因素。上世紀80年代,哈佛大學開設的六類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第一類就是“文學與藝術”,其目的就在于使學生在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的同時成為有教養的現代人。因而,構建一門“以國學傳承為宗旨,以音樂教學為載體”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國古詩詞歌曲的品讀與學唱”尤為必要。在通識課的教學中可以突破傳統聲樂教學的“一對一”模式,將多媒體大課教學與口傳面授的分組輔助更廣泛的教學平臺。
責任編輯:陳達波
注釋: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創作研究中心主辦、北京世紀視覺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承辦的“唱響古詩詞汪國真作品音樂會暨唱著歌兒學古詩汪國真古詩詞歌曲唱專 輯首發式”在北京音樂廳舉行。此處借用“唱著歌兒學古詩”,是提倡一種邊唱、邊學、邊背的古詩詞傳習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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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音樂教育工作者,不能把音樂教學僅僅的看成是普通的教書,不僅要去探討鉆研這個知識的領域,還要挖掘其它領域中可以相融的元素對其進行補充完善,使其更加生動形象豐富多彩。這樣的教學風格才能讓學生樂于接受,被其無窮的魅力所感染,愛上音樂。音樂是一種文化,是人文學科屬性的體現,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一部音樂既是音樂發展的歷史,也是社會發展的歷史。在音樂教學中進行相關文化的教學,應成為音樂教學的重要內容。
1.1音樂與詩歌的關系。中國民族音樂與古典文學的關系源遠流長,二者同根同源、彼此貫通、相攜共進,這已成為學界的共識。音樂中有詩歌,詩歌中有音樂,音樂離不開詩歌,詩歌離不開音樂。《詩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最富文化價值的詩歌總集,也是歷史上第一部可供系統考查音樂與詩歌關系的文化典籍。我們知道,《詩經》按“風”、“雅”、“頌”分為三類不同的題材,這“風”、“雅”、“頌”既是對詩歌的性質、地域和使用場所的分類,又是對音樂的分類。“風”是指帶有地方色彩的詩歌和音樂,“雅”是指周王朝貴族層的詩歌和音樂,“頌”是指宗廟祭祀時使用的詩歌和音樂。《詩經》中詩作的具體音樂形式雖然已不得而知,但從詩的語言節奏和韻律,我們仍然可以體悟出它的音樂節奏性和旋律性,感受它的音樂美感。
1.2音樂與文學的關系。根據文學作品創作的音樂數不勝數。如《圖蘭朵》、《梁山伯與祝英臺》等。雖然音樂不是對文學作品的再現,卻能使作品中所蘊含的情感與精神得到升華。縱觀中國古代許多著名的大詩人都是文學功底厚、音樂修養高的橫跨音樂與文學兩個領域的跨學科人才,他們不僅深諳平仄韻律,而且洞曉節奏音律,善寫歌辭、會創作樂曲、能奏樂唱歌,給后人留下了大量音樂文學方面的佳章妙句。關漢卿的《竇娥冤》就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作為劇作家,關漢卿具有音樂與文學雙重修養,能夠巧妙的將宏大的文學體裁用復雜的音樂形式表現出來。
1.3音樂與繪畫的關系。它們有許多共同點,從畫面的色彩、線條和構圖中可以感到音樂旋律、節奏及曲式的流動,從音樂的音響中也能聯想和想象到多姿多彩的畫面”。所以有人說:“聲音是聽得見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見的聲音。”音樂與美術的意境是那樣的相近。中國從北朝、隋、唐開掘出來的“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響堂山”等石窟,其中很多圖像是奏樂的樂伎圖像。他們或搖首或頓足栩栩如生。如果細心考證,也許都能解說出他們當時所奏出的音樂,是平和,還是興奮,是悲愁,還是愉悅。一千多年前創作這些藝術珍品的無名畫家與雕刻家,他們實際上是中國第一批以畫來表現音樂的大師。他們的作品除了使人明確知道當時如何奏樂之外,也確實使人感到“畫中有樂”。
1.4音樂與智能培育的關系。科學家經過多年的觀察發現,在教學中凡是音樂學得好的學生,接受能力和反應能力都比較強,其它學科的成績也都優秀。我國漢代學者董仲舒曾說:“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正如俗話所說“一心不能二用”。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而從事音樂活動卻可以超越這一規律。當孩子們彈鋼琴時兩眼同時看兩行樂譜,大腦要指揮雙手10個指頭,靈敏地把樂譜中不同聲部中不同高低、長短的音符協調而又富于情感地演奏出來,兩耳要靈敏地辨別奏出的音響是否準確,雙腳要控制好踏板,大腦要在“音樂的瞬間”,發出許多指令,正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手勤腳快,心馳神往。彈一首鋼琴曲好比打一場仗那樣,彈琴者是指揮官,大腦是司令部,指揮視覺、聽覺、觸覺“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開啟人類智慧的寶庫有三把鑰匙,一把是數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醫學心理學專家認為,人的幼兒時期,特別是學齡前的兩三年,是人類智力開發的黃金時期,在這個求知欲和吸收力的高峰階段,如果開始學習鋼琴,將會對人們的智力啟蒙、身心健康、性格發展產生相當大的效益。
1.5音樂與歷史的聯系。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都留下了音樂的聲音。《十面埋伏》和《霸王別姬》雖然是兩首不同的琵琶曲,但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我國古代的楚漢戰爭;丁善德的《交響曲》和組歌《不怕遠征難》再現了中國工農兩萬五千里的歷史。通過對這些音樂的欣賞可以豐富人的歷史文化知識,激發青少年的愛國熱情。
重視音樂與相關文化的學習,不僅可以擴寬學生的知識面,更重要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音樂與相關文化是音樂課人文學科屬性的集中體現,是直接增進學生文化素養的學習領域。它有助于擴大學生音樂文化視野,促進學生對音樂的體驗與感受,提高音樂鑒賞、表現、創造以及藝術審美的能力。”
2.1拓展學生的文化視野。在音樂教材中,許多音樂作品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既有瑰麗多姿的民族音樂文化,又有豐富的世界音樂文化。如《雪絨花》是美國電影《音樂之聲》插曲,在演唱這首歌曲的時候,通過觀看電影,既可以了解美國的歷史文化,還有助于感受歌曲所表達的感情。
2.2音樂是富情感的藝術。豐富學生對音樂的感受與體驗。情感體驗不僅來源于音樂的音響,也來源于與音樂相關的文化信息和具體的形象。例如欣賞《梁山伯與祝英臺》時,介紹當時的社會背景,讓學生首先擁有完備的思想積淀,之后又邊欣賞邊講解,增加學生對音樂的理解、感悟,增加學生對音樂的情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