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生活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二、在平時與人的交流中學習語文

語文是一門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學科，我們說話其實就是語文在生活中的呈現。當我們聽了一個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敘述給小伙伴們聽；當我們放學回家后，把一天的見聞感受告訴父母；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邊走邊描述一下環境的變化；當我們跟父母去菜市場，與小商販討價還價，這些都是在生活中運用語文的表現。另外，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生活閱歷豐富的老人，他們經歷過很多我們聞所未聞的事情，傾聽他們的故事也是提高語文能力的一個過程。在傾聽中，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奇聞軼事或者民間俗語。這些鮮活生動的語言恰恰是我們平時語文課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謎語對聯歇后語笑話中學語文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傳下來的俗語和笑話等。這些古老的語言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如謎語這一形式。猜謎語其實是一種文字游戲，謎語有謎面和謎底兩個部分，一個字、一個動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過謎面的形式來形容出來，然后人們根據提示來猜出謎底。有些漢字的謎面，讀起來生動有趣、概括能力強，當我們猜出謎底之后，就會非常輕松、愉悅地就記住了這個漢字的特點。當然，有的謎面概括的知識就更豐富了，如有的是對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對人物特點的概括。這樣的謎語，既鍛煉了學生的思維能力，又豐富了他們的語文知識。在猜謎的時候，教師可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要求學生自己以班內同學的名字為謎底設計幾則謎語。學生熱情高漲，一則則精彩的謎面被設計出來。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風（施青峰）”“結婚———成親（程欽）”……總之，抓住生活的點點滴滴，眼里有資源，心里有教育，語文課程資源就無處不在。

四、引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語文

語文學習應該是把已有的語文知識投入生活實踐，在實踐中提高、發展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不僅要在生活中學習語文，更要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踐語文知識。

（一）生活中需要語文知識來進行點綴

在語文課上，學生都學過擬人、比喻這些修辭手法。對此，教師就可以讓學生活學活用，運用這些修辭給班級書寫文明用語，為校園樹立新風。于是，“小草在成長，請勿打擾”“不要弄臟小草的綠裙子”“悄悄地來，悄悄地去”“你給我愛心，我奉獻綠蔭”等一條條充滿童真童趣、樸實無華的警示語從他們的大腦中迸發而出。“產品”一旦為生活采用，學生就能感受到語文在生活中的用處非常大，從而使他們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語文。

（二）探索社會生活中的神秘地帶

我們都是一個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對學生來說，社會上有很多他們想觸及的“神秘地帶”，比如，城市水資源污染程度如何呀？革命圣地南湖有什么典故呀？衛星是怎么發射到太空的呀？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這些好奇心，帶領學生去深入到大自然和社會中考察研究，并鼓勵學生積極地進行運用實物實地考察法、文獻資料論證法與合理想象、推理法寫出科技小論文或考察報告。

（三）糾正社會生活中的語文“病癥”

社會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甚至錯誤使用語言文字的現象，對語文教學有一定負面影響。與其“嚴而守之”，不如“以攻代守”。因此，在語文課上，我經常向學生灌輸一種意識：人人爭當語言文字小醫生，為規范語言文字的使用做貢獻。于是，學生經常能從店牌、廣告牌、電視字幕、報刊雜志中找出錯別字、病句，從家長、教師、同學、節目主持人的話語中找出不規范的、錯誤的表達。變大社會為小課堂，讓學生帶著語文課堂的收獲走向社會生活，這樣，一個“在學中用，在用中學”的良性循環系統就產生了。

篇（2）

一、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

社會學是以直接面對經驗事實的面貌出現的，而經驗事實是人們通過日常交往行動展開的，借助語言溝通的交往行動是經驗事實的基本內容。從這個角度說，社會學產生之初就內在注定無法回避語言學問題。然而，由于長期以來受主觀與客觀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早期的社會學雖然極力強調直面經驗現實，但這里的現實是非經驗的、抽象的，現實中的主觀因素被凈化了，相應的作為主觀因素重要體現的日常語言也被忽視了。

社會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語言學問題進入社會學的主流視野。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認為，語言是人類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語言不僅展開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帶入了社會。語言同現實世界不是主觀同客觀的對立關系，而是統一的過程，因此研究現實世界應當關注語言?；钌恼Z言在行動之中，同時現實的行動一定是言談著的行動，解釋學的語言學研究同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研究直接統一。因此，研究語言應當面向社會行動，而研究社會行動又必須面對語言。

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有其全面展開的現實基礎，即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人類社會經歷了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發展歷程。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后工業社會來臨使問題發生了實質的變化，人類社會的主要任務不是從自然中獲取生活資料，而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的基本矛盾也由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人際關系。基于此，從人際關系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團、社團與社團關系中認識人類社會，成為越來越多社會學家的共識。人際關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語言溝通，最核心的內容是通過語言溝通而達到理解、形成共識，當代一些重要的社會學流派紛紛把語言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

語言學轉向把社會學引入了一個交往世界或對話溝通世界，一個區別于科學世界和生產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進入生活世界，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人的交往行動來理解社會，是轉向語言學后各個流派社會學的共同趨向。語言是主觀和客觀統一的過程，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由此獲致的不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共識，捕獲到的是創造著的意義。

由上可見，認識社會、直面經驗事實需要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認識語言。所以說，這里存在一個認識鏈：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也表明，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語文教育若能處理好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推動語文教育的生活化，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

二、語文教育與生活

語文與生活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美國教育家華特指出：“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闭Z文從生命開始，與生活同行，“聯系生活”已成為語文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在語文教育與生活的關系上，葉圣陶先生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1.語文教育是應生活的需要產生的。葉圣陶先生說：“咱們為了生活上的需要，從小就學習語言。”“盡量運用語言文字，并不是一種奢侈的要求，實在是現代公民必須具有的一種生活能力?！泵恳粋€社會成員都需要進行廣泛的人際交往，語言文字的應用是最基本的工具，否則就缺乏必要的生活能力。學語文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從根本上說，人一生下來，就存在著學習語言的環境。在長期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的語用實踐中，逐步學會用語言與人交往，滿足不同范圍的交往需要。然而，葉圣陶先生告訴我們：“平常說的語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這弊病，便算不得能夠盡量運用語言；必須去掉粗疏的弊病，走到精粹的境界，才能算得盡量運用語言。”

 

2.語文教育的內容源于生活。貼近生活的語文教育“教什么”，以寫作為例，葉圣陶先生對此有生動的闡述：“咱們每天認識些事物，研究些問題，習慣地完成一串串的思想過程。寫作不過是把它寫到紙上去罷了，并不是什么特別稀罕的事兒。”生活是寫作的基礎，并不神秘，它只是作者在生活中形成的經驗思想情感的文字表述?！皩懽骶褪钦f話，為了生活的種種需要，把自己要說的話寫出來?！笨傊恼聝热菰从谏?，文章才有生命力，生活的質量決定著文章的質量。當然，生活是廣闊的，并非生活中的一切都可拿到語文課堂上或者干脆將課堂搬到生活中去。

3.生活是教育的本源性的決定力量。人的生活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的根基，教育以人為對象，就意味著要以人的生活為根基，滿足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構人的可能生活，生活的空間即教育的空間。教育只有注重向學生生活實際的回歸，才有可能建構起理想的人生生活。

三、對當前語文教育的反思

在最普遍的意義上，生活先在性地規定了語文教育。我們關注語文教育，努力實施語文教育，如果無視生活的要求和變化，其效果將令人懷疑。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語文教育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脫離生活的弊端，在內容和表達方式上給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談到訓練兒童說話能力時，葉圣陶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與兒童一起生活”，“這里所謂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處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觸他們的內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頭?！币簿褪乔拔乃f的，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最終實現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民國時期的三種教材《商務國語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世界書局國語課本》，幾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會層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刮起了一陣“懷舊風”。民國時期教育家、文學家重視對基本教材尤其是對初級學生課本的編寫，語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說：“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這些民國大家愿意在“紅花開，白花開，紅花白花朵朵開”“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覺”這樣淺白的課文編寫中傾注才華，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話詩般的語言，讓長期生活在單調的教科書語言和新爆的網絡語言環境中的人們感到陌生、新奇、優美。

對老課本的懷舊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對現行語文教材的不滿。現行語文教材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責任，其結果往往道彰而文傷。民國老課本并非不講以文載道，但其傳導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以“立人”為宗旨，“做人”為準則，在傳導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誘，“攙著學生向前走”?！独蠋熀芟矚g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學回來，母親問他說，老師喜歡你嗎·弟弟說，老師喜歡我，他攙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對應著“攙”字，現行的教材可用一個“牽”字來概括。“你看，你看，滿樹盛開的小花，那是我們的笑臉，感謝你時時把我們牽掛。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師，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讓花香飄進你的夢里?！边@種將老師形象定型化的文字，以及其他極富意識形態色彩的“金水橋”“大典”“檢閱”“神州”“騰飛”等詞匯與學生心理脫節太遠。

“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一認識鏈是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帶給我們的啟示，通過認識語言去認識日常生活，進而認識社會，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是否一致不是絕對的。泰州學派的基本理念是“百姓日用即道”。課文中涉及的內容應該都是學生身邊事、家中事、學堂事和經常接觸的自然現象，用淺顯的方法說明人倫之理、孝親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際往來所必須具備的品德、素質和知識。這樣的生活化語文教育才算是處理好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也才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這是語文教育改革中應當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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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

社會學是以直接面對經驗事實的面貌出現的，而經驗事實是人們通過日常交往行動展開的，借助語言溝通的交往行動是經驗事實的基本內容。從這個角度說，社會學產生之初就內在注定無法回避語言學問題。然而，由于長期以來受主觀與客觀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早期的社會學雖然極力強調直面經驗現實，但這里的現實是非經驗的、抽象的，現實中的主觀因素被凈化了，相應的作為主觀因素重要體現的日常語言也被忽視了。

社會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語言學問題進入社會學的主流視野。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認為，語言是人類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語言不僅展開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帶入了社會。語言同現實世界不是主觀同客觀的對立關系，而是統一的過程，因此研究現實世界應當關注語言?；钌恼Z言在行動之中，同時現實的行動一定是言談著的行動，解釋學的語言學研究同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研究直接統一。因此，研究語言應當面向社會行動，而研究社會行動又必須面對語言。

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有其全面展開的現實基礎，即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人類社會經歷了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發展歷程。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后工業社會來臨使問題發生了實質的變化，人類社會的主要任務不是從自然中獲取生活資料，而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的基本矛盾也由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人際關系。基于此，從人際關系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團、社團與社團關系中認識人類社會，成為越來越多社會學家的共識。人際關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語言溝通，最核心的內容是通過語言溝通而達到理解、形成共識，當代一些重要的社會學流派紛紛把語言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

語言學轉向把社會學引入了一個交往世界或對話溝通世界，一個區別于科學世界和生產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進入生活世界，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人的交往行動來理解社會，是轉向語言學后各個流派社會學的共同趨向。語言是主觀和客觀統一的過程，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由此獲致的不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共識，捕獲到的是創造著的意義。

由上可見，認識社會、直面經驗事實需要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認識語言。所以說，這里存在一個認識鏈：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也表明，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語文教育若能處理好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推動語文教育的生活化，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

二、語文教育與生活

語文與生活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美國教育家華特指出：“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闭Z文從生命開始，與生活同行，“聯系生活”已成為語文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在語文教育與生活的關系上，葉圣陶先生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1.語文教育是應生活的需要產生的。葉圣陶先生說：“咱們為了生活上的需要，從小就學習語言?！薄氨M量運用語言文字，并不是一種奢侈的要求，實在是現代公民必須具有的一種生活能力。”每一個社會成員都需要進行廣泛的人際交往，語言文字的應用是最基本的工具，否則就缺乏必要的生活能力。學語文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從根本上說，人一生下來，就存在著學習語言的環境。在長期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的語用實踐中，逐步學會用語言與人交往，滿足不同范圍的交往需要。然而，葉圣陶先生告訴我們：“平常說的語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挥羞@弊病，便算不得能夠盡量運用語言；必須去掉粗疏的弊病，走到精粹的境界，才能算得盡量運用語言。”

2.語文教育的內容源于生活。貼近生活的語文教育“教什么”，以寫作為例，葉圣陶先生對此有生動的闡述：“咱們每天認識些事物，研究些問題，習慣地完成一串串的思想過程。寫作不過是把它寫到紙上去罷了，并不是什么特別稀罕的事兒?！鄙钍菍懽鞯幕A，并不神秘，它只是作者在生活中形成的經驗思想情感的文字表述。“寫作就是說話，為了生活的種種需要，把自己要說的話寫出來?！笨傊恼聝热菰从谏?，文章才有生命力，生活的質量決定著文章的質量。當然，生活是廣闊的，并非生活中的一切都可拿到語文課堂上或者干脆將課堂搬到生活中去。

3.生活是教育的本源性的決定力量。人的生活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的根基，教育以人為對象，就意味著要以人的生活為根基，滿足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構人的可能生活，生活的空間即教育的空間。教育只有注重向學生生活實際的回歸，才有可能建構起理想的人生生活。

三、對當前語文教育的反思

在最普遍的意義上，生活先在性地規定了語文教育。我們關注語文教育，努力實施語文教育，如果無視生活的要求和變化，其效果將令人懷疑。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語文教育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脫離生活的弊端，在內容和表達方式上給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談到訓練兒童說話能力時，葉圣陶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與兒童一起生活”，“這里所謂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處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觸他們的內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頭。”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最終實現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民國時期的三種教材《商務國語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世界書局國語課本》，幾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會層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刮起了一陣“懷舊風”。民國時期教育家、文學家重視對基本教材尤其是對初級學生課本的編寫，語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說：“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這些民國大家愿意在“紅花開，白花開，紅花白花朵朵開”“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覺”這樣淺白的課文編寫中傾注才華，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話詩般的語言，讓長期生活在單調的教科書語言和新爆的網絡語言環境中的人們感到陌生、新奇、優美。

對老課本的懷舊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對現行語文教材的不滿?，F行語文教材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責任，其結果往往道彰而文傷。民國老課本并非不講以文載道，但其傳導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以“立人”為宗旨，“做人”為準則，在傳導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誘，“攙著學生向前走”。《老師很喜歡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學回來，母親問他說，老師喜歡你嗎·弟弟說，老師喜歡我，他攙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對應著“攙”字，現行的教材可用一個“牽”字來概括?！澳憧矗憧矗瑵M樹盛開的小花，那是我們的笑臉，感謝你時時把我們牽掛。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師，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讓花香飄進你的夢里?！边@種將老師形象定型化的文字，以及其他極富意識形態色彩的“金水橋”“大典”“檢閱”“神州”“騰飛”等詞匯與學生心理脫節太遠。

“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一認識鏈是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帶給我們的啟示，通過認識語言去認識日常生活，進而認識社會，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是否一致不是絕對的。泰州學派的基本理念是“百姓日用即道”。課文中涉及的內容應該都是學生身邊事、家中事、學堂事和經常接觸的自然現象，用淺顯的方法說明人倫之理、孝親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際往來所必須具備的品德、素質和知識。這樣的生活化語文教育才算是處理好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也才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這是語文教育改革中應當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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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傮w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篇（5）

1.斯賓塞其人及其主要社會學思想

1.1斯賓塞生平簡介

斯賓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德比，他在九個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父親是一名教師，母親耐心而又溫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賓塞從小體弱多病，這導致他不能進入正規的學校讀書。長期以來，斯賓塞的教育是由其父親和叔叔承擔的。斯賓塞先后嘗試過鐵路工程師、作家、機器發明家等職業，始終不曾有過長期而穩定的工作。在他28歲時，終于出現了轉機。他成為倫敦著名雜志《經濟學家》的編輯，穩定的收入和體面的工作不僅使斯賓塞結交了托馬斯?赫胥黎、約翰?廷德爾等著名科學家，而且也使這位思想家的學術潛質開始充分的發揮。3年后，斯賓塞的第一部著作《社會靜力學》出版，1852年，發表了論文《發展的前提》，詳細的論述了進化的理論，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學原理》、《社會學研究》，多卷本的《綜合哲學》、《社會學原理》等著作陸續出版，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斯賓塞成了維多利亞時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幾乎可以和達爾文媲美。1903年，83歲的斯賓塞去世。

1.2斯賓塞的主要社會學思想

首先，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是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兩大基本支柱。斯賓塞的社會學是生物學主義的典范，生物學的類比法成為他考察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他從兩個途徑出發考察社會：一方面他將社會比擬為單個的生命有機體，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有機體論；另一方面，他將社會的發展比擬為生物由簡單向復雜的進化，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進化論。在斯賓塞的主要著作《社會學原理》中，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會？”，接著他回答到“社會是有機體”。斯賓塞不同意社會唯名論者的觀點，認為社會不是一系列個人的一個集合名詞，而是―個客觀的存在物。在該書中完成對社會性質的論述后，斯賓塞緊接著說明了為什么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他的答案主要來源于將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進行類比后獲得的―些相似性，他認為和有機體一樣，社會也具有隨著體積的增大，其機構也復雜化的特征；在斯賓塞看來，雖然社會和生物有機體之間有太多的一致性，但他還是清醒地意識到兩者間也有一些本質的區別，例如：社會沒有一個具體的形態、社會是一個分散的整體等。因此，斯賓塞認為，社會既是有機體，又不是一般的有機體，它是“超有機體”。作為超有機體的社會，像生物有機體一樣是由“器官”和“系統”組成的。斯賓塞列舉了六大制度作為社會的主要器官，分別是：家庭制度、禮儀制度、政治制度、教會制度、職業制度和工業制度等；正是這些 “器官”進―步構成了社會的三大功能系統：支持系統，分配系統，調節系統。

其次，社會進化理論。斯賓塞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上至天體的形成，下到物種和人類的起源，事務無一不受進化規律的支配。進化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不確定到確定，以及由同質到異質的轉化過程”。由于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是如此的龐雜，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許多互為聯系，甚至互為矛盾的觀點。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林指出，斯賓塞的進化理論實際上包含了四種互為聯系又互為區別的亞理論。分別簡述如下：①社會進化的目的論。②社會系統的功能論。③社會分工論。④社會進化模式論。在綜合上述三種亞理論的基礎上，斯賓塞提出了劃分兩種社會類型的模式，而這些模式的出現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再次，社會分類理論。由前述可知，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論述社會的分類。他主要提出了兩種劃分社會類型的標準，一種是根據社會的復雜程度，另一種是根據社會內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簡單、復雜、二倍復雜和三倍復雜等數種類型。在第二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兩種類型，關于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的簡要對比見表1。相比而言，后一種分類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一些。

表1 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對比簡表

尚武社會 工業社會

典型特征：強制性 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賓塞認為“尚武讓會的總體結構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組成單位都被強制性地納入各種聯合行動之中。因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長官意志的人。與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維持尚武社會生活的合作是一種強制性合作……”。 斯賓塞指出：工業社會“具有與任何商業交易一樣的個人自由。工業社會豐富多彩的活動賴以實現的合作成為一種自愿合作。像生物有機體發達的支持系統―樣，社會有機體也被賦予了其所需要的工業類型的支持系統，這是一種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統；同時，工業社會也傾向于通過從各個階級中獲得相互爭執的權力來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會關系的個人主義理論。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幾乎是所有社會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斯賓塞強調，不僅個人決定了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性質，而且社會也應該成為謀取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的工具，那些能夠最大程度地維護個人自由的社會是最為理想的社會。

2 斯賓塞對美國早期社會學家的影響

美國早期的學者發現歐洲社會學的許多理論與美國的社會實際并不相符，全盤照搬歐洲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美國的社會問題。因此，他們立足于本國，著手構建一套適合自己實際的社會學理論。由此，美國開始了一場社會學本土化的運動。這段歷程肇始于19世紀末，完成于20世紀初，前后歷經數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2.1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

在這一階段，美國社會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學習和介紹歐洲社會學理論，并試圖推動社會學在美國的制度化。他們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建立了美國最早的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學課程，為美國社會學其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社會學家羅伯持?法里斯認為“在19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學家參與了社會學的創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萊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漢姆?薩姆納、弗蘭克林?吉丁斯，以及愛德華?羅斯。

首先，斯賓塞對沃德的影響。萊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會學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孔德、斯賓塞的實證主義傳統，“像在19世紀60年代長大成人的許多年輕人―樣，沃德也少不了用斯賓塞的自由主義攪拌器為自己的教育大餐調味，并且十分推崇斯賓塞的一般進化論”；另一方面，他突出強調人的意識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對斯賓塞的自由放任理論，提出“有目的的進化論”，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動的因素引入古典進化論的最初嘗試。沃德認為，社會制度與其說是活體力量發展的產物，不如說是心理力量發展的產物。社會力量也是在人的集體狀態中發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會學應以心理學而非斯賓塞所認為的生物學為其基礎。

其次，斯賓塞對薩姆納的影響。威廉?薩姆納（1840―1910）平生論著很多，完全因襲了斯賓塞的學說，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社會，認為進化通過生存競爭為自己開辟道路，生存競爭就像進化本生那樣“自然”。l872年，薩姆納接受了耶魯大學的社會與政治科學教授的職位，開始在美國率先開設社會學課程。1875年，當薩姆納舉辦美國歷史上策一個社會學講習班時，他毫不猶豫地選用了剛剛出版不久的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1873年）作為教材，并開始在課堂上大張旗鼓地宣傳自由競爭和經濟不干涉主義。

最后，斯賓塞對吉丁斯的影響。弗蘭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會學從哲學的一個分支變成以統計學為基礎的獨立學科的先驅。吉丁斯也是一位堅定的心理主義者，將社會學視為一門心理科學。與前兩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沒有全部接受斯賓塞的社會學說，相反他對斯賓塞等人的生物還原主義有所不滿。他認為社會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心理關系。與此相應，社會學應該既研究社會現象的客觀方面，又研究其主觀方面，把主觀的解釋與客觀的解釋結合起來。

2.2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

經過第一階段的努力，社會學在美國的地位逐步被人們所接受，各大學掀起了學習社會學的熱潮。隨著研究的深入，美國本土學者愈益發現歐洲社會學的缺陷。庫利、托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會學家，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按照美國的精神和需要嘗試建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他們結合美國實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學理論，還更新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使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從而深化了本土化運動。

斯賓塞對庫利的影響。查爾斯?霍頓?庫利（1864―1929），在美國社會學歷史中占據著一種十分獨特的地位，是所謂美國第二代社會學家中最為卓越的代表。庫利承認，“在1870年到1890年間，我們所有人幾乎都是因為受到斯賓塞的感染而涉足社會學的”。然而，庫利反對斯賓塞等人對進化論作“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釋，反對斯賓塞對人類之間的弱肉強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態度。他認為，斯賓塞沒有對人類生活的結構和運動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賓塞的觀念不是嚴格的社會學的觀念，甚至斯賓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會學家。

2.3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美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失業、罷工、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面對這些問題，美國的第三代社會學家們做出了他們的努力，使社會學發展成為一門實用性的科學，聲名卓著的芝加哥學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該學派首次使實地調查成為一項完全合法的科研事業和社會學的基礎，從而提高了實地調查工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

斯賓塞對帕克的影響。羅伯特?埃茲拉?帕克（1864―1944）無疑是芝加哥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城市社區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城市社會學》也成為世界社會學名著。盡管在帕克的博士論文中，他提到了斯賓塞的分化原則；在他的著作《社會學導論》中，也有許多引自于斯賓塞作品的條目，但似乎社會進化論已不如生態學理論對帕克等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影響大。在帕克隨后的著述生涯中，斯賓塞的學說已經不那么受歡迎了。

三個階段后，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獲得巨大成功。美國社會學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不管是方法論，還是理論體系，都打上了鮮明的美國印記，從而達到了世界領先的地位。到以帕克為代表的第三代社會學家開始，斯賓塞學說在美國開始被遺忘。但正如科塞在《社會思想名家》中指出的那樣：“不論他們是贊同斯賓塞的思想，還是利用他的思想作為工具來發展不同的思想，其實也都是斯賓塞的受惠者。……他的思想仍然是社會科學中富有生命力的遺產。不僅現在，而且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會繼續研究他的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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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彩琴，《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運動對社會學中國化的啟示》[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

[4]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5]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篇（6）

2.呼喚學術自覺:人口社會學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再探討

4.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初探

5.外國人及港澳臺居民在中國大陸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的社會學思考 

7.人口社會學淺談

8.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老年糖調節受損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9.人口社會學的理論特點及其實踐功用

10.外出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和艾滋病KAB調查

11.人口社會學的課題

12.新疆高校大學生“五觀”的人口社會學差異分析

13.SARS對人口社會學的挑戰

14.關于人口社會學發展的思考

15.人口社會學淺談

16.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護士離職意愿的影響

17.面向現代化的人口社會學

18.人口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理論體系初探

19.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

20.對《人口社會學》構成體系的初步設想

21.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思考 

22.網絡社會的群體參與——以人口社會學為視角

23.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關聯初探

24.高職護理專業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學生人際容納狀況的差異性研究

2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興起與發展前景

26.人口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27.人口社會學的個理論問題

28.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29.流動人口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及對策 

30.“人口社會學”探究式學習教學法的應用

31.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結構

32.深入探討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全國第四屆人口社會學年會綜述

33.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34.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35.縣城不同職業流動人口社會學特征及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調查

36.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研討會綜述

37.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38.人口社會學的基本框架結構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40.第一講:人口社會學是研究什么的

41.當前人口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點與難點——全國第三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2.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的老年糖調節受損者應對方式分析

43.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44.聯合國人動基金委員會駐華顧問默頓斯在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講授人口社會學

45.理論聯系實際,探索深化創新——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6.探討·開拓·創新——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7.農村流動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體社會學為視角

48.英國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51.人口社會學的對象和方法50.人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5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現狀的社會學分析與控制對策

53.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4.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55.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6.全面認識社會與發展中的人口——評《人口社會學》

57.不同等級醫院門診患者就醫原因及其人口社會學特征

58.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59.老年人口養老意愿的社會學分析

60.農村體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趨勢的社會學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會學視角

62.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3.春運問題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4.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5.人口社會學研究內容探析

66.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67.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9.對加入WTO后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動人口社會學調查——廣州市化隆拉面從業群體的基本特征調查報告

71.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側記

72.對“溺嬰”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73.遼寧流動人口犯罪社會學分析及控制對策

74.基于社會學視角的人口就業理論探討

75.我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76.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

77.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法律社會學思考

78.知識社會學與1950年代中國人口控制論間的競爭

79.農村流動人口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80.公安機關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81.中國人口與中國體育人口比較的社會學分析

82.影響大學生體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會學分析

83.當代中國體育人口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84.農村人口控制的社會學思考

8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

86.社會學與人口問題

87.海寧市外來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及麻風病認知情況調查

88.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續)

89.我國當代人口流動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90.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1.從民族社會學視角看中國人口文化素質中的性別因素——兼論提高女性文化素質對和諧社會構建的意義

92.流動婦女心理健康狀況分析

93.我國老齡人口健康評價指標的社會學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國難民庇護申請者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5.流動人口犯罪的犯罪社會學分析及其社會性防治對策

96.試論社會學研究人口問題的內容和方法

97.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過程的社會學考察——一個城市空間轉型的個案研究

98.“義莊”:創建現代農村家族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重要參鑒——基于社會資本的視角

99.湖北地區革命傷殘軍人健康狀況抽樣研究Ⅰ.傷殘及人口社會學特征

100.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1.中國社會學2013學術年會“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合”分論壇成功舉辦

102.影響體育人口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03.山東省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健身觀念的社會學分析

104.論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對“生男偏好”的影響

105.農村流動人口“回流”動因的社會學分析

106.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7.大型社區的人口、住房、活力與公平 上海大型社區規劃理念與策略的社會學思考

108.論人口、貧困與幸?！獜摹度丝谠怼氛勂?/p>

109.人口結構與生育意愿變遷的社會學分析——以改革開放為背景

110.試從社會學角度談人口增長

111.勞動就業和社會學——討論人口普查中“在業人口劃分標準”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關系——基于社會學的視角

篇（7）

性別教育，對女生個體、對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在我國中學和大學教育階段，生理性別教育特別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經建立了初步的學科體系，取得了相當的成果。社會性別教育卻較被忽視。因此，高校應在進行女大學生生理性別教育的同時，推進社會性別教育，將社會性別教育納入公共課程，使女大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前，對社會性別的相關內容有一個理性而明晰的認識。

就目前的人類社會狀況來看，性別分層仍然是人類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絕大部分社會和文化中，兩性在價值、地位、等級上處于不平等的狀況，男權始終處于支配地位。性別是“作為一種等級差異而存在”[2]。社會性別矛盾“固然不是一種劇烈沖突的、但卻是一種持久的社會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種族隔離更加堅固，比階級的壁壘更加森嚴，更加普遍，當然也更為持久”[3]。女性較之男性，始終更突出地面臨著社會性別這一社會問題與人生問題。我國當前女性發展狀況和婦女權力在世界上處于較前的位置[4]，但是我國社會漫長的父權傳統和目前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特別是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使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別問題更加復雜。此外，社會性別問題在許多方面往往是隱蔽性的存在，同時社會性別作為一種文化與社會規范往往通過社會化直接作用于個體意識，如果不加提示，個體往往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以課程的形式進行社會性別教育，否則，絕大多數女生對社會性別問題將終身停留在社會經驗感知階段，從而對社會性別問題缺乏相應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

長期以來，由于不合理的社會性別文化與社會性別規范的培養，女性對自身的認識存在著偏差，使得女性在社會規則、文化習俗和自己內在人格的多重束縛下，人生策略、價值取向和發展潛能受到極大束縛，失去了本來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與更自主的幸福。

作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將走上社會就業的女大學生，在面臨社會角色、社會地位轉化和社會化、再社會化之前，系統地認識社會性別的顯性和隱性不平等狀況及其產生的機制和文化根源，將有助于女大學生建立起女性的社會性別意識，從社會性別的角度明確適合自己性別的發展方向，獲得必要的發展幫助與生活幫助。不僅如此，性別教育的影響還將與女性的社會性別一樣伴隨女大學生終身。

社會性別教育，是要讓所有女性都了解并獲得自己的權利、發展機會與尊嚴，認識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會的角色;認識社會，對社會性別規范與社會環境有一個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適應轉型與再社會化。要讓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會性別狀況，不僅是對女性的、也是對男性的限制，女性不僅是為自身的發展，也是為社會的發展與和諧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不僅對女生個體，對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澳信降鹊氖聵I在中國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國曾經是一個最傳統、最典型、發展時間最長、發展程度最高的男權制(父權制)國家。中國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備受矚目。因為我們的進步不僅具有改善我們自身外境的意義，而且對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樣的意義?！盵6]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我國各階層的共識，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兩個性別之間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二、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快速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它們從社會性別這一核心概念出發，將社會性別作為不同于生理性別的視角來考查人類的性別不平等狀況，致力于消除、減緩因社會性別而造成的社會分化與矛盾，運用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理論，通過豐富的社會事實論證，形成了系統的觀點與理論體系。社會性別學與女性主義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術語。除了“社會性別”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別、社會性別體制、性別規范、性征、女性氣質、性別角色、性別社會化、性別認同、性別期望、性權力、性觀念、生育制度、性別分工、性別化消費、性別發展、父權制、顯性性別不平等、隱性性別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優先原則、性別歧視、職業性別隔離、性消費、家庭暴力、性暴力、話語暴力(所列概念參考了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一書各章末所列的“關鍵概念”)等等，這些概念在性別社會學中都具有較完善的定義，它們和人生哲學中的理想、人生價值、自由、幸福及勵志話語中的人生定位、適應、素質、成功等概念，一起構成了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的概念體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論支撐。社會學的文化、社會結構、社會化、社會分化、社會秩序、經濟與勞動，社會性別研究中的建構主義理論、性別角色理論、性別差異理論(參見蘇紅《多重視角下的社會性別觀》第三章“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女性主義范疇的激進女權主義、自由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后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參見沈奕斐《被建構的女性:當代社會性別理論》第3章第2節“女性主義理論流派”)等理論為課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理論支撐與現成命題。

再次，提供了學科構架?！吧鐣纬?文化)—社會元素(個體與群體)—社會制度(規范)—社會運作與個人發展”的社會學的一般構架和“氣質—身體—社會文化—勞動、經濟—政治—發展與進步”的社會性別研究思路，為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結構提供了參考。社會性別視角下以女性為主體的社會、歷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類女性社會調查之中，將之納入課程的內容范圍之內，可使課程展現出更廣闊的社會視野與理論空間。社會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的理論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會事實與具體案例，這為課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基本內容

社會性別教育中，首先應該明確男女兩性不平等，社會性別機制不合理。這種狀況“嚴重損害了個體的權利和發展，對女性尤其如此”[7]。這種不平等狀態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會構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變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大致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闡明至今為止的社會性別文化和社會性別規范。兩性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幾乎貫穿至今為止的文明社會，而兩性的社會性差異則將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通過對共時性的兩性自然差異與歷時性的社會差異的講解，呈現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的兩性不平等狀況，并尋找這種差異的歷史性成因及男權的形成機制，可幫助女生理解性別社會及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的文化與制度基礎。

展示并分析當下社會的顯性與隱性的性別不平等狀況。這種不平等既體現在就業、收入、政治權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顯而易見的方面，也體現在語言、文學藝術、民俗、時尚文化、消費方式等隱性的方面;體現在我們社會的諸多“常識”之中，甚至還體現在學科理論之中;體現于外在社會，也體現于女性內心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歧視。

具體列舉目前的種種社會性別規范，并指出這種性別規范與男性的關系、與社會運行秩序及社會道德風俗的關系，從而理解規范的相對合理性。學習國家公共政策與法規對女性權益保護的具體內容，并學習利用這些政策、法規對女性權益進行保護的必要程序與手段。適當介紹世界婦女運動的發展狀況與我國男女平等事業取得的成就。

說明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對個人就業及人生發展的諸多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為個體外部的社會性障礙，也體現為個體內部的個性、思想性障礙。從女性性別的角度，指導女生就業與生活，幫助女生設計人生策略、調適社會行為，培養女生獨立性、個性全面發展的人格，指明實踐自身價值與女性價值的關系。

四、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幾個問題

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幫助女生建立起社會性別意識。作為公共教育內容，我們應放棄較為激進的女性性別意識觀點，選擇較溫和與平衡的觀點。相應地，作為社會適應指導與人生關懷性質的課程，宜強調策略性與調適性，而不鼓勵以激進的姿態與普通男權及社會性制度習俗對抗。同時，也不應在課程中放棄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機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不屬于社會學的范疇，也不是女性主義概論。它是大學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與就業培訓相結合的勵志型課程。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的相關內容只是為該課程提供了理論幫助與案例支撐。課程的目的最終在于培養女生的社會性別意識，使女生獲得合理的自我認識和清醒的社會認識，強調女性的知性、尊嚴與力量，為女生的發展提供關懷與幫助。對社會學和女性主義的各種理論要進行“有用性”的選擇，有用性、實踐性、勵志性是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別于“性別社會學概論”的地方。

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興起的時間較短，仍處于成長階段，特別是女性主義，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會現實與西方文化觀念而形成的，與西方各種社會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內容復雜。女生社會性別教育是為了幫助女生適應社會與發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構建中國特色的性別和諧社會，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別社會學及女性主義的成果，審慎選擇其中的內容，并采取穩妥的表述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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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

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篇（9）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著，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篇（10）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篇（11）

工程移民是社會學亟待加強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進一步加強對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業、貧困、社區建設、社會變遷、社會運行、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社會控制等問題的觀察、分析和研究，并應用社會學知識于工程移民過程，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和保障措施，顯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的任務。它對于豐富和發展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促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也有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過程：對工程移民進行社會學分析

工程移民過程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人口遷移，也不單純是一個自然環境的改變。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過程，是一種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在移民身上的社會—文化—經濟以及心理變遷的過程。下面，我們試從這兩個方面對工程移民這一社會過程做一分析探討。

1、移民：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

一般來說，工程移民，特別是國家重點建設工程項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因此，其遷移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政府，圍繞著遷移，移民與政府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面對面的互動。在這對互動關系中，政府的目標是順利實現遷移，而對于被遷的移民來說，他們面對的是一次巨大的經濟、社會、人生變遷和利益損失，利益保護本能則往往迫使他們拒絕遷移。而互動的必然結果則往往是遷移的實現。

工程移民這一社會過程作為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其互動的必然結果之所以往往是遷移的實現，這是因為在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中，盡管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特點，但有兩點則是共同的：一是互動雙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動結構的不對稱性。所謂互動雙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中，政府為了順利實現遷移的目標，往往采取了他組織! 由外在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將各部分聯系起來的組織行為" 的組織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權威的強制性和責任性強化這種方式，以對移民進行以遷移為目標的總動員。而互動的另一方——移民，面對信息輸入和利益損失，基于利益保護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護的機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動對象，在共同利益驅使下形成移民自組織，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降低遷移的凈損失等。但移民的這種自我保護機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軟弱無力的，它根本無力與高度組織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舊的社會解組和新的社會整合過程。

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同時又打破了舊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舍棄了舊的社區組織以至整個舊的家園，造成程度不同的社會解組與社會解體現象。

工程移民過程是舊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和文化樣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園的重建。這種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產方式和生產方式的簡單重復，而是社會結構的重構和發展，因此，移民的過程實際上同時也是新的社會整合的過程。在這新的社會整合過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國家與移民、移民地區與其相關的非移民地區以及移民地區內部不同的部門及個人之間的利益協調與重構則是關鍵。工程移民的社會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還包括社會的"狹義"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會關系網絡，村落和行政組織、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傳統、風俗習慣等。工程移民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社會整合，逐步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結構，實現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遷、適應和融合，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中實現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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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移民為發展：社會學知識在工程移民中的一個實際應用

從理論上講，征用和重建，移民與發展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現實中的征用和搬遷并不會自發地引起重建和發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設而被遷出后，他們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兩樣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結果與移民原有的生活水準大不相同。據一項對三峽移民的調查，在移民群體中，收入因遷移而受損失的現象極為普遍，許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觀外，其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遷移前的收入比現在少，而現在收入比遷移前多的僅占9.2%，外遷型移民收入減少者所占比例遠遠超過了后靠型移民；農村移民又比城鎮移民受損的范圍和程度更大更廣一些。而邁克爾?塞尼在對世界銀行工程移民進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認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貧困風險主要包括：喪失土地；無家可歸；失業；被排斥在社會發展進程之外；食物沒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財富的途徑；社會組織結構的解體。因此，為了減少工程移民的貧困風險，降低搬遷所造成的影響，促進工程移民從失去土地向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轉變，從失業向再就業工程轉變，從失去家園向重建家園轉變，從混亂向重建社會網絡轉變，從邊緣化到融于社會轉變，從被剝奪向恢復對公共財產的使用權轉變等，實現移民與當地人民融為一體，我們就必須切實改變以往那種“重工程輕移民”、“重搬遷輕安置”、“重一次性經濟補償，輕可持續開發”的思想和做法，改變那種認為通過行政手段就可以解決移民問題或把工程移民僅僅視為工程的附屬問題，用工程方法來解決移民問題的認識，真正把工程移民問題納入整個開發計劃中，將工程移民視為發展問題，在強調對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開發的前提下，在經濟發展和增強移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基礎上安置移民，不僅要使移民能夠“搬得走”，更要使他們能夠“穩得住，會致富”，即所謂的變移民為發展。

而在變移民為發展的過程中，社會學知識則可以也必須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種貢獻至少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準備階段，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參與實地調查，真實地了解受工程項目影響的地區和新安置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幫助政府及移民當局制定一個符合客觀實際，既能體現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規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實施的移民規劃，以便指導相關組織及時有效地開展移民工作，從而使移民和發展做到更有計劃性和預見性。這種移民規劃必須充分體現以人為根本的原則，充分考慮到移民未來的重建和發展，它至少應當包括發展計劃與戰略；幫助移民重建社會組織；對財產進行估價和賠償；有關文化習俗和社會服務的條文；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措施；相關組織所應承擔的職責等內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則穩定性的同時，又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從而為項目規劃者進行工程移民這一社會行動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實施過程中，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社區和社會組織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區組織與社區結構的方法，新移民與新安置區相互融合的途徑，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網絡的實施步驟等，以促進移民與安置地居民的盡快融合。同時還可以通過社會學家和移民的共同參與，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強移民對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公正感；保證移民應得的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減少移民對政府的“綜合依賴癥”，更好地調動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等等，而且，通過廣泛深入的參與，還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種建議和意見，使隱藏的有關問題及早地暴露出來，從而降低搬遷的難度，提高移民的滿意度，增加長期穩定的系數。而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與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前提和條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結束時，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工程移民的實際效果進行評估，以便進一步改進工作，最大限度地為移民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和寬松的社會環境，增強移民發展經濟的適應性，促進移民原有文化樣式與安置地文化的盡快融合，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移民恢復由于搬遷所帶來的經濟、文化、社會網絡、社會組織以及心理方面的損失，實現新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邁克爾?塞尼，1996，《移民與發展———世界銀行移民政策與經驗研究》水庫移民中心編譯，河海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