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區的主要特點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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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作為社區建設的一部分，具有基礎性、群眾性的特點。它作為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其內涵在實踐中被不斷豐富和完善，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成為現代教育發展的一種新趨勢。成職教科已把社區教育全面推向農村，加強鄉鎮社區教育與創建學習型城鎮作為====年我縣成人教育的重點工作來抓。

農村社區教育與城市社區教育由于地域、人群等的差異，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如何探索新形勢下農村社區教育工作，圍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主題，將是農村社區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農村社區教育興起的原因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農村城市化和農村產業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勞動力日益朝非農業轉移，農村人口和產業進一步向城鎮集中。而建設經濟繁榮、科技進步、生活富裕、社會文明的新農村，都離不開農村社區教育。其次，“一優兩高”農業的實施，第三產業的蓬勃興起，為城鄉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門路，同時對人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人均收入快速增長，人們崇尚教育、崇尚文明，需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要求更加迫切，從而追求一種高質量、高品味的新穎生活。農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促使社區教育應運而生。

二、農村社區教育的性質與作用

社區教育是指將教育置于一定區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中所形成的學校、家庭、社會一體化的教育體系和活動，是區別于正規學校教育、旨在實現學校和社會的交流與溝通、帶有社區性質的教育。農村社區教育有=個基本特點：一是與城市社區教育相比，具有明顯的松散性，也即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容上都具有其特定的模式；二是具有更強的現實性，農村從業人員的素質決定了農村社區教育必須符合農村居民和從業人員的現實需求；三是農村社區教育要培育農村學習群體，構建農村終身教育體系。農村社區教育對于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意義。

農村社區教育在農村社區發展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對農村社區發展是一個具有根本性、關鍵性的影響要素。如果沒有農村社區教育，農村社區就不可能實現健康、完美、協調和持續發展，而且會在未來的學習化社會中失去許多發展的機會。

那么怎樣才能構建學習型社會呢？

創建學習型社會，就是說，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情況下可以自由取得學習、訓練和培養自己的各種方式。在農村，學習型社會，就是要溝通農村社區教育與社會的聯系。一方面，充分利用社會上的各種教育因素，提高農村成人教育的效率，使農村社區教育得到農村從業人員的認可；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將農村社區教育延伸和滲透到農村經濟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使農村社區教育化。這兩方面最終構成農村學習型社會。農村社區教育的終身性、開放性、多樣性決定了它可以把教育和整個社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通過多種形式、多種方法、多種手段，培養各層次的農村人才，滿足建設農村現代化社會的需求。

三、農村社區教育的對象和內容

社區教育的對象具有全員性，教育內容具有全面性和全程性。不同規模、條件的農村社區，有不同的教育對象和內容，且隨時代相應變化。目前，農村社區的對象和內容可以包括以下幾類：

⒈從業人員的業余文化教育和崗位技術培訓

它包括農村實用技術培訓，“農函大”’、“綠色證書”教育，鄉鎮企業和個私企業的各類管理人員培訓；第三產業各行業從業人員崗位培訓，失地農民培訓，農村基層干部教育和培訓等。

⒉預備力量的職業技術教育

它包括初中畢業生的職業技術培訓，中小學生的勞動技術教育，外來人員的文化技術教育培訓及下崗工人再就業培訓。

⒊提高自身素養的群眾文化體育活動

它包括社區內群眾性體育鍛煉、兒童少年象棋圍棋培訓、田歌輔導培訓、舞蹈培訓等。

⒋中老年人為主體的休閑養生衛生保健活動

它包括農村的老年教學（如老年大學），家庭婦女家政家教學習，社區內衛生保健培訓與推廣等。

⒌青少年學生為主的文體藝術培訓

由成校組織的利用雙休日進行的校外德育教育、校外體育、藝術培訓、個性素質興趣課，都可以作為社區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⒍各階層群眾的精神文明教育和普法、環保等教育

基本路線教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教育，以及近期“三個代表”、十六大精神等內容的教 育，科普教學、普法教育、環保教育等，都是社區教育的補充和完善。

四、農村社區教育的開展形式

鎮、村兩級成校是農村社區教育重要的陣地和載體。因為農村社區的主要特點是其空間與基層政權的管轄空間相一致，所以鎮、村兩級政府有責任和義務承擔本社區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以利于本社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突出鎮、村兩級成校成為農村社區教育重要的陣地和載體就顯得尤為必要。

社區教育具有全員、全程、全面的特點，針對農村社區教育特定的對象和內容，開展多元化的教育培訓。

例如各鎮自考聯絡站承擔起全鎮學歷教育的組織和實施工作；鎮黨校主要以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綜合素質為主，深入開展創建“規范化黨支部”、“五好黨支部”、“紅旗黨支部”等活動，采用“請進來”、“走出去”等辦法開展十六大主題教育，舉辦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培訓班、“招商引資”工程、“先鋒工程”等系列教育活動。農技站則發揮自身的優勢，通過舉辦“綠色證書”、“農函大”等培訓班，采用召開新品種、新技術現場會，用電化教育、圖片展覽、專家咨詢、發放資料等教育手段，使廣大農戶掌握多項農用技術，指導生產實踐等等。

總之，社區教育培訓中心必須依靠群眾力量開展各種活動，促成全鎮“人人皆是學習主人，處處皆是學習之地，時時皆是學習之時”的局面，從而提高了群眾的整體素質，推動學習化社會的進程。

五、農村社區教育的推進策略

⒈加強宣傳，積極實踐

要推動此項工作，鎮黨委政府必須認識到社區教育的開展有利于全面提高社區成員的素質，認識到兩個文明建設與社區教育的密切關系，因此，黨委政府要把“社區教育”當作一件實事工程來抓，并把它納入到政府的議事日程。加大宣傳力度，形成一種共識。

⒉健全網絡，完整制度

社區教育必須有一個扎實的運行載體，才能深入、有效、持久地開展起來。

全鎮范圍內的教育培訓活動主要由社區培訓中心承擔，各層次的文化教育、學歷教育、崗位培訓、思想教育等通過社區培訓中心組織實施，同時，社區培訓中心應協調、指導農村社區培訓站開展工作，如定期召開工作例會，以保障教育活動的正常開展。

⒊政府參與，統籌規劃，資源共享

搞好社區教育必須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機制。可根據“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群眾參加”的原則，在各鎮成立由當地政府主辦的，集公益性、綜合性、社區性于一體的社區多功能教育培訓中心。社區教育培訓中心全面負責社區教育，制訂教育計劃，落實具體措施。社區教育培訓中心主任應由鎮分管領導擔任，可聘請鎮黨委書記、鎮長，教育局有關領導和社會人士為顧問，指導社區教育實踐工作，鎮成校校長擔任副主任負責具體工作，鎮黨校、科協、婦聯、團委、文化站、農技站、計生辦、司法辦等職能部門負責人，中小學校長和各村書記或村民委主任擔任委員，協助開展工作。各行政村成立社區教育培訓站，由村支部書記擔任站長，村民委主任擔任副站長，村民委員擔任聯絡員，具體組織、實施社區教育培訓中心下達的各項培訓任務。

鎮社區培訓中心和村社區培訓站的建設，必須有政府參與，沒有政府參與，農村社區教育的工作很難開展。政府的參與，不是對具體工作的直接插手，而是確定社區教育的目標及方針，對教育資源的綜合集聚的決策，制訂出推進本社區教育的相關的總體規劃及政策，并對階段工作進行指導。為社區教育規定了具體的方向；并著力培育出一批學習型社區、學習型企業和學習型家庭，為初步形成農村終身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學習化社會奠定基礎。

開展農村社區教育，既要發揮當地政府的統籌協調作用，也需加強各部門的協同合作和資源共享。首先是有關部門和單位，要重視本部門、本單位人員的教育培訓工作，并將這些工作同社區教育銜接；其次，社區內各級各類學校要充分開放各類資源，提高綜合效益，要求中小學在寒暑假、雙休日等時間，定期向社區居民開放有關資源；再次，社區內的文化站、圖書館及各式各樣類文化設施也要無償或低償向社區開放，以達成居民“學有去”的格局。

⒋吸納人才，健全隊伍

培育骨干，建設隊伍是農村社區教育健康發展的依托。農村的社區教育與城市的社區教育不同，教育的對象文化層次低，而且呈分散狀態，沒有專職的管理人員和師資隊伍，再好的規劃與設想，都無法落實，即使在政府的關懷下，一時搞得轟轟烈烈，時間一長，很可能走過場。因此，要高度重視培育農村社區教育骨干和農村學習群體，建設農村社區教育隊伍，逐步建成一支有一定數量并有較高質量的農村社區教育的專兼職教師隊伍。

此外，社區教育需要一大批志愿者隊伍。各鎮可建立社區教育人才庫，經過調查摸底，把社區內熱心教育的退休 干部、教師、專家、技術人員和先進人物組織起來，進行歸檔，從而步形成各類志愿者隊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報告、咨詢、輔導講座等宣傳活動。

社區教育的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為此需要形成一支專兼結合“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教育工作者隊伍，能夠對社區教育進行參與、評估，并發揮各自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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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農村社區建設的進行，人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被人們忽略的垃圾處理問題越發嚴重，其對區域生態系統的穩定、新農村健康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環境的改善有著重大阻力，逐步引起各界普遍關注。本論文中所提出的農村生活垃圾的生態恢復與景觀設計，主要是通過適生植物的篩選找出一條適合農村垃圾場的生態恢復之路，“希望通過覆土摻拌淤泥，沼氣回收等方式，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態恢復體系，基本上解決垃圾場的二次污染這一狀況”。

1.國內外的研究總結

1.1國外的研究總結

相對國內來講，國外對垃圾場的關注和認知要更加提前，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關垃圾滲透液污染地下水的研究。國外針對垃圾場的生態恢復主要分為幾個階段，早期主要是進行簡單的生態恢復，篩選出適合垃圾場種植的植物，然后對垃圾場進行簡單的植物種植，品種要選擇根系發達、材質堅韌、抗貧痔、抗有害氣體的植物，如香樟、大葉榕、合歡、大葉紫薇、垂柳、楊樹、廣玉蘭等。一些國家還種植了育苗基地，不僅改善環境，還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為了防止滲透液滲出，在垃圾填埋堆上都覆蓋了一種保護膜，然后在膜上覆蓋了一定的泥土層，這不僅形成了一個隔離層防止滲透液的流出，而且泥土還可以防止保護膜被破壞。

1.2國內研究總結

在垃圾場的生態恢復研究方面，國內也做了一些實地研究，如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高吉喜、沈英娃等。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垃圾填埋場中的填埋物經過長時間的填埋所產生的甲烷是抑制樹木生長的主要原因，通過覆土不僅改善土壤環境，為樹木提供必要的生存環境，而且還能阻擋甲烷的溢出。在對垃圾覆蓋堆體進行綠化時，要根據不同植物對環境的適應性來選擇，盡量選擇本地和易生存的植物。經過四季的更替，垃圾場的環境得到初步改善，這時可以嘗試種植觀賞性的植物，進行合理的植物配置，使垃圾場的生態環境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狀態。

綜上所述，針對垃圾填埋場的生態恢復等技術研究還沒有具體深入，大部分只是局限在適生植物的篩選，還沒有解決滲透液和甲烷等有害物質對生態環境恢復所造成的困擾。

2.生態恢復

生態恢復指通過人工方法，按照自然規律，恢復天然的生態系統。生態恢復的含義遠遠超出以穩定水土流失地域為目的種樹，也不僅僅是種植多樣的當地植物，生態恢復是試圖重新創造，引導或加速自然演化過程，因此生態恢復的目標不是要種植盡可能多的物種，而是創造良好的條件，促進一個群落發展成為由當地物種組成的完整生態系統，或者說目標是為當地的各種動物提供相應的棲息環境。

3.新農村社區垃圾場現狀分析

近年來農村的經濟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口數量不斷增長，新社區不斷出現，從而導致農村垃圾不斷增加，村中沒有垃圾堆放地點，也沒有垃圾箱等基礎設施，村民都將垃圾隨便丟棄，讓其自然銷毀，導致村頭、河邊、路邊垃圾成堆，嚴重損毀村莊形象。垃圾問題使昔日的田園風光被烏煙瘴氣的現狀代替，處理方式更是簡單粗放的“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垃圾的不當處理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氣污染，使土壤的生態系統功能遭到破壞，使生物種群結構發生改變，土壤生產力下降，環境越來越惡劣，從而影響了附近的食品安全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引發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也紛至沓來：一是影響村容村貌；二是影響村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三是不利于村民身心健康。

4.農村垃圾場景觀生態設計

4.1垃圾場景觀生態設計原則

4.1.1減量原則除必要建筑景觀構筑物。不規劃設計其它建筑類項目。園內盡量減少對水、電及其它能源的使用，避免大的施工項目，場地內植物配置中以草坪為主，使用易成活的鄉土樹種，待植物自身成長繁衍，可大大節約能源。人工干預下的植被恢復既是加速廢棄垃圾場達到理想景觀的有效手法之一，又是植物景觀的構成基礎，在景觀生態恢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利用場地內廢棄的材料，使用原有的植被、磚石、地形進行規劃設計，形成新的空能空間節點，一些廢棄的建筑改造為開放的休閑場所，廢棄的植物群落改造為田園嫻靜的小道，利用借景手法將周邊的村莊、樹林引入到設計中，從而節約大量的資源和資金的耗費。

4.1.2循環與再生結合。現場條件進行土壤覆土及改良，通過植物再生和覆土重建場內地下濕地系統，促進場地內良性循環的水系統。人工濕地將經中水處理過的水進行凈化流人人工濕地塘床系統，通過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及水生植物的凈化功能達到國家水質安全標準。其作用是成為多種生物的棲息地，亦對廣大游客進行了自然與生態保護教育。

4.2垃圾場景觀生態設計方式

4.2.1自然式。農村景觀應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先去完善景觀格局的完整性和連續性，根據垃圾場周圍環境調整和構建景觀，形式上以自然起伏的地形和植物群落來營造自然式景觀。利用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4.2.2鄉土化。對現場進行勘察調查不僅要了解場地的現狀，對于其周圍環境也要進行調查，在景觀規劃的過程中既符合場地的條件，也反映當地的景觀特點。垃圾場內植物配置選取抗旱、適應性強的本地品種，讓其自然生長與周邊形成景觀帶。

4.2.3保護性。垃圾場起伏的現狀為造園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在建設過程中保護好現有的地形對其進行合理改造，節省投資資金。

4.2.4恢復性。在設計中運用種種科技手段來恢復已遭破壞的生態環境。

4.3垃圾場的生態恢復方法

4.3.1恢復。恢復frestoration）是將城市廢棄地生態系統從遠離初始狀態的方向推移回到初始狀態。對廢棄地生態系統的恢復現實中有很多的案例，杜伊斯堡公園細部的恢復就是一典型的案例，根據現場條件給植物充足的水分和養分，對場地進行土壤覆蓋，覆土厚度設計為1m，使場地庫容土方就地平衡。植被恢復的短期目標是控制水的流失以及土壤的侵蝕。

4.3.2重建。重建是人為對生態系統的現有狀態進行改善，結果最終形成人們所期望的特點，而自然特色景觀減少。硬質景觀為人造景觀的主要特點之一，以游憩、使用、觀賞為主要功能的場所內，以道路環境、活動場所、景觀設施等為主的景觀。植物配置選擇具有觀賞價值的植物，同時考慮四季變化，對植物進行定時修剪形成具有特色的綠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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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7-0083-04

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農村傳統的以血緣、禮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遭到持續解構，建基于家族網絡上的鄉土秩序被不斷稀釋。在此種背景之下，農村社會糾紛正經歷著一個傳統與非傳統、道德爭議與法律紛爭、家庭倫理與經濟利益等不同類型糾紛碰撞與交織的現實發展過程。對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成因加以分析，進而尋求化解非傳統型糾紛的可行對策，既構成了對農村社會糾紛理論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農村社會法制建設的持續推進具有現實意義。

一、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

以“傳統”或“非傳統”來劃分農村社會糾紛的種類，實際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類型化研究方法的運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社會糾紛進行歸類，對其特點予以總結，從而為相應糾紛解決機制的設計奠定社會實證的基礎。然而何謂“非傳統型糾紛”？劃分“傳統型糾紛”和“非傳統型糾紛”的標準又是什么？這是在回答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特點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傳統”與“非傳統”的用語，實際只是對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描述。由于社會生活本身的連續性和復雜性，對二者加以精確區分事實上是極為困難的。但是，反過來講，我們也不應因為這種區分的模糊性和困難性而抹殺“傳統”與“非傳統”的分類所具有的價值。尤其是當我們立足于我國農村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來觀察，不難發現，中國農村從原來停滯、封閉的社會轉向一個漸趨開放的、流動的、去身份化的新型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脈絡是相對清晰的，而以開放性、流動性和世俗性構成的新農村社會轉型的顯著特點恰好吻合了人們對于非傳統社會的一般闡釋。[1]這意味著“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至少在農村社會領域仍舊具有相當的可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就農村糾紛而言，由于農村社會糾紛的產生和解決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就不能不受制于特定時空因素的限制和影響，以“傳統”與“非傳統”對農村社會糾紛進行區分更易于使我們發現不同類型的農村糾紛自身的特質所在，并進而為進一步的糾紛解決機制的討論奠定可行性基礎。基于以上分析，我們仍以“傳統”與“非傳統”作為農村社會糾紛的重要分類標準。

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主要是指那些在傳統鄉土社會中一直存在著的糾紛，此類糾紛主要包括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喪葬墳山糾紛、宅基地糾紛、一般傷害或賠償糾紛、山林土地邊界糾紛等。其顯著特點在于這類糾紛的產生與解決均受制于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現代的、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則根植于國家現代化發展和農村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中，展現了工業化、市場化發展過程中農村群體內部以及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復雜的利益糾葛。主要的糾紛類型如“舊村改造”中的房屋分配糾紛、裝修糾紛、征地拆遷糾紛、環境污染糾紛、交通肇事糾紛、勞動權益糾紛、村民自治糾紛、集體財產糾紛等，其糾紛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更是日漸涉及農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面。

非傳統型具有不同于傳統型糾紛的顯著特點，主要包括：

第一，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地域的拓展性。傳統農村糾紛通常發生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中，然而農村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人員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卻日漸打破了這種地域性的限制。據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披露，我國現有流動人口為2.61億，其中占據主要比例的就是農民工群體。[2]流動性的增加意味著農村社會糾紛在地域上的拓展。這種拓展至少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意義上的。如在一些城鄉結合部，來自于不同地域的居民相互雜居共存，在這一區域中發生的農村社會糾紛帶有強烈的地域上的拓展意味；其二是指某種心理和觀念意義上的。即現代農村流動性的增強實際也意味著來自于流動社會中的陌生人交往理念被漸次引入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鄉村地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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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城鎮化進程加快。從郊區農業人口和城鎮人口的變化看，1980年―1990年，郊區農業人口由375．3萬人增長到392．1萬人，說明當時的城鎮化進程緩慢，帶動郊區農民轉移的作用不明顯；1990年―1995年，郊區農業人口開始減少，1995年為373．4萬人；2005年，農業人口進一步減少到300．5萬人。其中，2000年―2005年平均每年減少9．26萬人。這說明，“十五”時期以來郊區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農村人口轉移的速度明顯提高。

郊區城鎮化與城市郊區化合流。合流的交匯點集中在郊區新城以及區位、經濟和環境等條件較好的小城鎮和部分農村社區。城市郊區化進程的加快，將對郊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產生深刻影響。比如，城市人口擴散、城市高消費需求增加，會推動郊區第三產業、郊區生態農業和旅游農業的發展，進而推動郊區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結構升級和更多城鄉混合型社區的形成，帶動農村的舊村改造。

郊區新農村建設進程與城鎮化進程合流。近年來，北京郊區出現了一種新的城鎮化模式――原地改造型和環境整治型，也就是一般農村的舊村改造或環境整治。這種城鎮化雖然沒有較明顯的經濟及人口轉移和集聚趨勢，但通過舊村改造、基礎設施和環境衛生條件改善等，使農村面貌得到根本改觀，讓農民享受到城市文明成果、開始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從廣義上講，城市化的最終結果不是使所有的農民都集中到城市，而是讓居住在農村的農民也能享受城市文明成果。這種城鎮化不屬于傳統的城市化范疇。由此可以看出，郊區城鎮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進程呈現出合流趨勢。

京郊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

郊區農民城鎮化轉移和非農就業轉移滯后。1980年―2005年，北京市農業戶籍人口總數由375．3萬減少到300．5萬人，減少了74．8萬人；而全市城鎮人口則由521萬人增加到1286．1萬人，增加了765．1萬人。郊區農業戶籍人口減少數只占全市城鎮人口增加數的9．8％。這表明，北京城市化率的提升主要是由外埠進京人口實現的，本市郊區人口轉移所占的份額很小。1995年―2004年，農業生產總值占郊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2．6％下降到10％以下，但同期郊區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勞動力僅從40％下降到31．8％。這說明，郊區勞動力就業結構調整仍然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

郊區二、三產業集中不夠，區縣城集聚力不足。郊區企業數量大，但單體規模小、布局分散。由于歷史原因，大部分企業分散在鄉鎮或村所在地，無法形成城鎮集聚效應。工業集中程度低，造成區縣城經濟規模小和集聚力不足，在郊區城鎮化進程中難以發揮主體帶動作用。區縣城第三產業升級緩慢，教育、衛生、文化、科技發展水平明顯低于中心城區。

小城鎮缺乏產業支撐，不能有效帶動當地農民轉移。目前，京郊小城鎮核心區的大多數村莊尚未完成由傳統農村向現代城鎮社區的轉變，缺乏強有力的產業支撐，不能形成對村莊的集聚和輻射效應。

郊區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益服務設施不足，社會事業發展滯后。郊區環境衛生、飲用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影響郊區城鎮化進程；郊區一般農村地區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滯后于城市，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體育等資源的占有率偏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農民社會保障水平亟須提高。

協調推進郊區城鎮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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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空巢老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會醫療衛生條件的逐步改善，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為1339724852人，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2006年末，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31億人，其中，外出從業勞動力約1.32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資源的25%。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流動由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激增。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07137093人，鄉村人口減少133237289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農村向城市流動加劇空巢化。民政部中國社工協會副會長趙鵬奇談到，中國老齡化的速度、規模已表現出“兩高兩大兩低”特征，即高速、高齡；基數大、差異大；社區養老社會水平低、自我養老和社會意識低的現狀。人口的老齡化給老年人口特別是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二、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狀況及養老需求

（1）經濟收入保障需求。我國農村空巢老人生活困難，勞動強度大。當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相對城鎮而言，農民的養老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許多空巢老人只要尚有一絲勞動能力，就需要勞動養活自己。（2）日常生活需求及醫療需求。目前，我國老年人中70%患有各種老年病，其中15%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而這些患有嚴重疾病的老年人，有一部分生活在農村空巢家庭中，他們既沒有兒女在身邊照顧生活起居，也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請保姆進行日常生活的照護，其生活狀況不容樂觀。因此，農村空巢老人迫切需求日常生活的照顧以及醫療照顧。（3）精神需求。農村空巢老人普遍存在孤獨感，文化生活缺乏。絕大多數農村空巢家庭的子女一般是年初外出，年終回家，在家待的時間很短，老人與子女面對面的交流更加有限。此時，如果配偶尚在，夫妻雙方還能彼此相互慰藉，一旦喪偶，失去對方的沉重打擊會給老年人帶來嚴重的精神創傷，甚至引發身體疾病和精神障礙。

三、關于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保障問題的建議

（1）關于保障經濟收入需求，要全方位探索農村老人經濟保障新模式。一是促進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二是建立農村老人生活補貼制度。三是進一步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擴大新農保覆蓋面，不僅做到全民覆蓋，更要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四是完善農村老年醫療保障制，逐步提高住院費報銷比例的同時，對60歲以上的農村參保老人門診費給出報銷標準，將慢性病管理列為醫療服務內容。（2）關于保障日常生活需求及醫療需求，一是建立社區和鄉村養老模式。我國的農村社區主要特點是居民以農業生產為主要謀生手段，人口密度低、人口規模小、同質性強，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受傳統勢力影響較大，社區成員血緣關系濃厚。二是積極鼓勵打工青年返鄉創業。（3）關于保障精神需求，一是大力發揚尊老的優良傳統，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在社會中形成“敬老”、“愛老”的良好風尚。二是動員各種力量興辦農村養老院或空巢老人文化村。實現空巢老人的集中供養，破解農村養老難題，將有助于解決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籍方面的需求。三是鼓勵低齡空巢老人與高齡空巢老人之間形成互助。用“助人自助”、“換位思考”的理念指導低齡空巢老人為高齡空巢老人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四是加強空巢老人的維權意識。

參考文獻

[1]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2]周運清，彭錦．空巢老人玫瑰夢[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9）

[3]國務院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EB/OL]．http：//stats.省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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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守兒童的現狀

所謂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一方或雙方在外打工而留在農村生活，由其他監護人代為撫養的未成年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快速轉入城市，我國留守兒童日益增多。2010年10月，“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活動調查分析報告”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近三成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年限在5年以上。還有其他研究報告表明留守兒童在農村學齡兒童中所占比例高達47.7%。在一些經濟社會不發達地區，留守兒童的所占比重更是驚人。在廣西，2005年留守兒童學生占在初中小學校學生總數的18.67%。最近，全國婦聯《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稱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了約242萬。

2004年公安部的調查顯示全國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數在農村，其中大多數又是留守兒童。河南省檢察院對全省2005年至2007年批捕、起訴農村留守兒童的犯罪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2005年的案件有443件，2006年475件，2007年460件，分別占當年未成年犯罪批捕數的7.03%、7.21%和6.45%。安徽省東至縣人民法院近三年來留守兒童犯罪案件進行了統計分析：2009年留守兒童犯罪案件審結15件19人，2010年增加到19 件27人，2011年持續增加，達到了24件38人；2009年故意傷害案件8件8人，搶劫案件2 件3人，2010年故意傷害案件5件7人，搶劫案件3件7人，2011年故意傷害案件8件9人，搶劫案件7件16人。大量的數據揭示出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問題的嚴重性。

二、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主要特點

（一）犯罪率高，犯罪類型多

由于缺乏父母監管，智力和身心發展不完善，往往缺乏正確的判斷能力，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文化的影響，產生錯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走向違紀違法的犯罪之路。福建省的數據顯示，因打架斗毆、小偷小摸等行為被送到派出所的孩子中，有60%是留守孩子。這些涉案的留守兒童實施的犯罪類型多樣，主要有侵財型犯罪、性犯罪、報復型犯罪、暴力型犯罪等。

（二）犯罪惡性日顯嚴重

缺乏正確的家庭教育的引導，很容易引發變態性質的性格異常，導致人格發育的不健全。這些處于青春發育期的孩子由于年輕氣盛，做事容易沖動，很難真正意識到自身行為的巨大社會危害性，易選擇比較原始而殘忍的暴力性犯罪。

（三）低齡化，文化程度低

得不到有效的監護和教育，留守兒童便會輕視法律的威嚴，不斷試圖觸碰法律底線。由于其文化程度不高，加之農村地區的普法意識不夠，極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團伙性犯罪，侵財型案件居多

有關統計數字表明，青少年刑事案件中70%屬于3人以上的團伙犯罪，而且團伙成員低齡化趨勢日益明顯。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團伙犯罪尤為突出，成為當今農村社會治安的隱患。由于農村經濟條件相對落后，父母親通常無法滿足其物質需求，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往往走向盜竊，搶劫等侵財犯罪。

三、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探析

（一）寄養監護代替親子監護

戶籍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制度建設還不能跟上我國城鎮化進程，使得我國大量年輕勞動力在前往城市就業時不得不把子女留在戶籍所在地。兒童的生活照顧主要由近親屬代辦完成，即所謂的寄養。現在農村留守兒童的寄養主要有隔代監護和委托監護兩種，前者是跟隨父母一方的父母生活，后者是跟隨親戚、朋友生活。有資料顯示，在留守兒童中，因父母一方外出而與單親一起生活的占43.8%；因雙親外出而與（外）祖父母或其他親屬一起生活的為51.7%，獨自生活者占4.4%。至于那些雙親外出的少年兒童，通常有80%左右被托付給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組成隔代家庭，少部分寄養在其他親友家中，也有的是獨自生活。由于年齡上的差距，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與兒童難以有父母和子女間的親情交流，使得留守兒童得到的大多是物質上的支持，難以獲得父母般情感交流。寄養在親戚朋友家里的，由于缺乏家庭溫暖氣氛和父母親情呵護，兒童有一種不安全感，總感覺寄人籬下。留守兒童由于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在認識事物和人生價值上容易出現偏差，加之兒童的心理還沒有成熟，極易受到不利因素的影響，走上犯罪道路。

（二）親子間聯系缺乏

父母的言行對子女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心理和意志力，在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親子間的良好交流和溝通是培養子女全面發展的保證，也是預防子女違法犯罪的一道堅固防線。但是，農村留守兒童由于親子間長時間的疏遠，使得父母對子女的關愛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子女嚴重的情感饑渴和生存障礙。遠距離流動導致與其父母見面的頻率一般都很低。在四川眉山調查的近6000名留守學生中，父母一年回家一次的占50.7%，二年回家一次的占17.5%，三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由于外出打工的父母長期放任不管子女，或關愛層次的膚淺，他們的外出給孩子留出巨大的自由時間和空間，一些人因心靈空虛轉而盲目尋找其他精神支柱，很多人迷上電子游戲，有的拉幫結派，部分留守兒童從此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

（三）學校教育缺席導致對不良文化的接觸

留守兒童往往得不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和監管，在學校同樣得不到行之有效的管理。學校在管理不了的情況之下往往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留守兒童的不健康行為得不到良好的矯正。由于學校和家庭教育的雙重缺失，他們的行為不受限制，極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實施者。還有些留守兒童流入社會后，由于家里無人看管照顧，混跡于犯罪發生集中的場所，習得了犯罪手段，最終演變為犯罪人。

（四）農村社區組織疏管

由于受組織建設和經濟條件等因素的限制，農村社區功能不全，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大多數留守兒童在農村社區里基本上是散養。那些文化程度低、未經專業培訓的未成年人又不愿務農，就業就更成了問題。無所事事的留守兒童等青少年脫離了社會的管教，極易走上犯罪之路。

四、控制和預防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對策建議

為了有效控制和預防留守兒童犯罪，應綜合治理，國家、社會以及家庭齊抓共管，把留守兒童納入有效的監管中。目前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加快制度建設，努力消除城鄉差距

政府應加快改革，打破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中心的制度壁壘，使流入城市的農民享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權利和社會權益，這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礎上要營造孩子不離父母的社會環境，合理推動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通過廉租房建設給孩子一個固定的家，從本質上給孩子一個穩定的心態。并且，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穩定進城務工農民的收入，讓民工子女能享受當地的義務教育政策，實現就近入學，保障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

（二）父母要切實負起責任

父母首先應樹立正確的育子觀念，盡可能地保持和孩子的密切聯系和溝通。外出務工父母應經常和留守兒童保持聯系溝通，對孩子進行全面的指導教育，而不能放任不管。外出務工父母應常回家看看孩子，并利用電話等現代工具強化交流和溝通。父母從有利于孩子的角度出發，尋找和確立監護人，經常與子女在家的監護人和老師溝通聯系，了解子女的思想狀況，必要時要常回家與子女進行面對面溝通與交流。

（三）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的服務功能

農村社區應順應時展，沖破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依靠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優勢，堅持以家庭和社區為主要領域，以更新家教觀念為主要內容，積極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兒童的教育歷來是家庭、學校與社會共同的責任。要實施轄區行政負責人對留守兒童管護責任制，并列為對鄉村學校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共同構建農村少年兒童健康發展的教育和監護體系。這有利于保護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生活態度，培育他們形成健康人格，提高其綜合素質。

（四）積極發揮學校功能

學校應建立留守兒童檔案和聯系卡制度，摸清留守兒童的情況。學校應該通報學生在校學習情況，了解留守學生回家后的思想狀況和行為習慣，有的放矢地加強教育。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的建設力度，不斷完善其基礎設施和各種文體投入，切實有效地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與管理，讓留守兒童在老師、同學群體中成長。在學校教育中還應加強對留守兒童心理、生理、行為、法制等方面的指導教育，幫助兒童健康、和諧發展，引導兒童走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

（五）加強社會組織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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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對社區銀行的認識

對于社區銀行這個名稱，現在學術界也沒有統一的解釋，每個國家對于它的稱呼也有所不同。比如在日本就把社區銀行叫做地方銀行，在德國叫做區域性銀行。公認的社區銀行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美國詞典給出的解釋是在特定地區范圍內，按照市場化原則由地方自主建立和運營的商業銀行。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升級，美國對于社區銀行的看法也存在多種變化，不過總體呈現三方面特點。其一在于投資規模小，大多數都是總額小于10億美元的商業銀行；其二在于定位比較準，主要的服務范圍在當地家庭、農戶以及中小企業之間；其三在于成本低廉，社區銀行的服務費與其他的大銀行相比低15%[1]。

（二）我國對社區銀行的認識

我國的社區銀行還處于初級階段，僅僅建成兩年，很多規定和體制都不夠完善，也沒有深入性的理論研究。最早建立的聲音，應該在2002年，由巴曙松提出的，他在書中指出，社區銀行應成為放松銀行的突破口。緊隨其后，國內的很多學者對社區銀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通過借鑒的形式給出了不少合理建議[2]。

2005年，王愛儉也在出版的作品中提到了社區銀行的概念，并指出我國在當下對于社區銀行的建設，應該本著良好的監管力度為基礎，再加上外部資金作為支撐，走一條以改造為主的社區銀行發展路線。直到2012年，各地銀行才對社區銀行的探索達到如火如荼的地步，2013年底，銀監會聲明支出，社區銀行是定位于服務社區居民和小微企業的簡易型銀行網點，屬于支行的一種特殊類型。對于概念的界定眾說紛紜，不過大方向是從服務對象、資產規模、區域經營方面進行討論的。

二、社區銀行的發展現狀

（一）我國社區銀行的現狀

在當下，社區銀行的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主要研究的對象有三個方面：第一，是以龍江銀行為代表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社區支行，這個銀行是在2009年由黑龍江政府組織的社區銀行，不到幾年的時間里，銀行的經營規模就顯露成效，規模增長了近三倍，資產也達到1500億元。在金融領域競爭激烈的今天，龍江銀行能夠有如此的成績，靠的就是定位準確、機構設置邊緣化、貼近百姓以及與社區緊密融合的特點；第二，是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農村社區金融，這樣的社區銀行最接近銀行本質，是當下社區銀行的主要發展趨勢，重點在于它能夠把市場地位轉向農村，在國家政策的號召之下，更好的完成對于“三農”的服務；第三，是以民生銀行為代表的金融便利店，其主要特點在于延長了人工服務時間，方便了用戶隨時辦理業務的需求，讓社區銀行發揮了便捷性的優勢進行運作，受到了廣大社區群眾的歡迎[3]。

（二）社區銀行的監管現狀

現階段，我國對于社區銀行的監管進行了調整，逐步加強了對銀行內各項業務的監管。中國銀監會在2013年底就監管層面發出通知，要求監管部門對社區銀行的牌照范圍、風險管理以及業務模式進行全面監督，不允許出現業務外包，或者是展開許可經營之外的業務。總體而言，監管部門對社區銀行的發展持支持的態度，只是禁止了經營過程中的不合理渠道。

由于我國對于社區銀行的管理還處在摸索階段，很多銀行的具體做法與政府的規定不一致，對于規定之前的中小銀行，在成立之初沒有領取許可證的機構，也要納入之后的發展計劃當中，應通過轉變為自助銀行的方式進行調整。銀監會出臺的規定使得很多社區銀行都放開了拳腳準備大干一場，紛紛通過人工與自助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運作，有了監管機構的保障，降低了投資風險，加大了投資力度[4]。

三、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前景

（一）就社區銀行的建立途徑而言

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條件下，應該本著“改造為主，新設為輔”的發展思路，首先要把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小銀行進行系統的改變為社區銀行，這樣能夠解決農村小銀行安全系數低、管理能力差的問題；其次應該通過民營企業資本來建設社區銀行，通過民營資本的介入，無疑為社區銀行增添了新的活力，其優勢在于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同時還卸下了之前的歷史包袱，讓產權保護的情況更加深入人心，更有助于防止風險問題的發生；最后應積極引導民間眾多的非正規金融機構進行重組，讓他們積極發展成為社區銀行，以解決這些機構積攢多年的問題，加入到有序、合理的組織中來。

（二）就社區銀行的經營原則而言

社區銀行想要有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要本著定位準確、穩步發展、突出特色、強化合作等特點，社區銀行應該結合自身實力，準確的做出市場定位，因為一旦盲目做大，就會增加貸款的風險，導致資源配置出現問題。還應在集體的大浪潮中走出來，結合自身所處的位置發揮自身的長處，走一條特異化道路，同時應該有選擇性的進行合作，通過合作可以加快產業鏈的融入，對于國際化經營的推動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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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區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和六安,土地面積占全省的41%,總人口接近全省的55%,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糧食主產區,但由于皖北鄉村治理中各種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該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全省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時,皖北農村人口多,農業比重大。以阜陽市為例,阜陽下轄8個縣市區,172個鄉鎮、辦事處,擁有584.8萬畝耕地,人口930萬,其中,農業人口占840.1萬,也就是說存在800多萬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這對于一個區域來說,不僅會影響農業的自我發展和農村的穩定,而且會影響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建立一個治理結構完善的皖北鄉村社會,對全省甚至全國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鄉村治理是指運用公共權威對鄉村社區進行組織、管理和調控,構建鄉村秩序,推動鄉村發展。一方面,鄉村治理區別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鄉村治理視野中只是一種民主化治理模式的設計和實踐,而鄉村治理是包括自治權力在內的各種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活動。另一方面,鄉村治理又不僅限于村莊內部的封閉式治理。

一、皖北鄉村治理所面臨的困境

(一)鄉鎮財政危機嚴重

多年來,我國把政府價值取向定位成“經濟建設型”而非“公共服務型”,為了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種“壓力型”的目標任務體制。鄉鎮政府為了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和任務,就要為國家從村莊里吸取資源。鄉鎮政府自己的財政支出很大,財源又有限,也只有從農村汲取。為此,鄉鎮政府必然會加強對村級組織特別是村委會的滲透、影響和控制。根據我們對皖北地區2個縣4個鄉鎮的調研,皖北地區鄉鎮的鄉村兩級80%左右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做計劃生育工作,提供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財力十分短缺。皖北地區鄉鎮政府既要保證完成上級規定的稅收上繳任務,又要保證鄉鎮自身的工資發放,往往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壓力。目前皖北地區各鄉鎮政權吃“財政飯”和“事業飯”的人普遍較多,鄉鎮財政面臨危機。面對生存困境,我們發現,基層組織正在出現一種令人憂心的變化,在許多情況下,基層組織變成了自己利益的代表。皖北地區鄉鎮財政危機的出現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鄉鎮政府沒有足夠的稅源,穩定性較差,征收難度大,增收潛力小,因為很多稅源已被工商、土地等部門所汲取;與此同時,鄉鎮必須承擔過多公職人員的工資,以及辦企業和興教育而遺留下來的債務。為擺脫財政危機,一些基層組織本身甚至成為鄉村沖突的直接制造者。

(二)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矛盾激化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黨支部是鄉鎮黨委在村級的人,村委會是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組織,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并對村民負責,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這一制度安排使村委會更多地成為村民利益的當家人,而非鄉鎮政府在村里的人[1]。在皖北地區,基層黨內民主很不健全,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情況是村黨支部沒有重視村委會的法定職權,隨意干涉村委會內部事務,使村委會長期無法行使法定職權,黨支部書記和成員形式上是由村中黨員民主選舉產生,但實際上還是由鄉鎮黨委決定和任命;另一種情況是村委會主任認為自己是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自己應當向村民負責而不是向黨支部負責,因而不接受黨支部的領導,特別在黨支部貫徹上級指示時,當這種指示與農民利益發生矛盾時,村委會從維護農民利益角度出發不愿意執行來自上級的指示,自然和黨支部的矛盾就進一步加深。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矛盾表現了村莊內部自上而下國家授權與自下而上民間授權之間的關系,體現了國家統治權力與社會自治權力的關系。“兩委”矛盾從本質上看是村內外交錯影響的各種具體矛盾的集中體現,而矛盾存在的關鍵是村民群眾地位沒有真正確立。

(三)農村精英外流增加了鄉村治理的壓力

按常理,流動會促進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農村人口流動對鄉村治理本身并不都是樂觀景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國鄉村治理陷入一種“治理性困境”,出現了有流動而無發展的鄉村發展“空心化”態勢[2]。絕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并非從絕對意義上講的剩余的那一部分人。大批農村精英外流,促使皖北地區“鄉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表現出一種實質枯萎態勢,漸發蛻變并引發鄉村政權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趨向[3]。農村人口流動雖然減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負擔,但也增加了鄉村治理的壓力。在每年有超過上千萬外出務工人員的皖北地區,人口流動進一步加大了村民收入水平的差異,進而造就了新的村莊精英。這些新的村莊精英以經濟實力較強為主要特點,他們的經濟收入主要不是在村莊內獲得,在村莊的時間不多,與村莊和其他村民之間的關系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關系,從而對于和自己利益相關不大的村莊事務缺乏參與熱情。皖北地區人多地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越來越多的村莊成為典型的“空心化”,進而使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面臨著“決策什么”和“管理什么”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支撐村民自治的機制被架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民主化的自治功能成為空談。

二、皖北地區鄉村有效治理的對策選擇――協同治理

(一)協同治理的內涵

鄉村治理的現實遭遇使很多研究者開始反思中國的鄉村社會到底適宜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農村稅費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的變化,于是鄉村社會的治理不再單純地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來分析情況,大家開始關注權變的、多元的、互動博弈的治理理念。所謂協同治理,是指由政黨、政府、社會團體、機構、公民個人等社會多元要素參與合作、相互協調,共同治理社會公共事務,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終達到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協同治理模式使得各種要素通過某種途徑和手段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其所發揮的整體功能總和大于各子系統單獨的、彼此分開時所發揮功能的代數和,即協同治理過程中利益主體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知識、技術等優勢,發揮出對社會公共事務“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在這種新的治理模式下,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是互動的,治理不是單向度的,而是采取互動的方式;政府不是控制社會而是進行治理;不是政府一個權威中心單獨治理,而是與社會公眾機構、民間組織之間保持協同、合作,以實現公共管理事務效益最大化,達到“共贏”的目的。

(二)協同治理的可行性

單一的治理機制存在著諸多問題,若僅依靠政府或國家,會出現結構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等政府管理失效的情況。通常來說,政策性失效會削弱社會安全,但不會直接導致社會不安全。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會導致制度失效,甚至影響到整個治理結構的運行。為解決鄉村治理的新問題,由以政府單一主體為中心的傳統行政管理范式轉向協同治理的范式成為一種必然選擇[4]。同時,鄉鎮政府、村莊精英和普通村民作為我國鄉村治理的主體正在逐漸成長和壯大,為我國鄉村的協同治理提供了可能。在“鄉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鄉鎮政府已由原來“三級所有”體制時期農村行政結構的最上級,變成政府權力延伸到鄉村社會的最后一級,其功能主要是提供適合本轄區范圍內生產和農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務、建立健全基層行政管理監督網絡、搞好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等。村莊精英居于中介地位,其行為狀態構成了村莊權力互動的交叉點和集合部。村莊中一些具有經濟頭腦和一技之長的村民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引導下,通過勤勞、努力率先富了起來,村莊精英呈現多元化格局。而普通村民既無力把握村政,又無力把握市場,要具備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須從高度分散的狀態中組織起來。因為組織是一個群體權利的保障,可以提高群體在社會規則中的談判地位,強化農民與政府、社會的對話權能。而且村民通過組織可以獲取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提高經濟技能。通過組織使農民擁有實現權利的載體,這不僅可以增強其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主張權利的“話語權”,而且可以在“鄉政”和“村治”之間架構有效的溝通橋梁。

三、結語

農村社會治理的民主化是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的共同訴求。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之間的利益博弈并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另一方利益的受損。從長遠發展而言,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追求的目標一致,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暫時的。因此,在實施村民自治、完善鄉村治理時,要有長遠的、戰略性的眼光,采取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協同治理的鄉村治理發展模式是皖北地區鄉村治理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賀雪峰,蘇明華.鄉村關系研究的視角與進路[J].社會科學研究,2006,(1).

[2]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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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凸現的幾個主要特點

西海岸國家新區成立之后，在多項優惠政策的推動下，社區經濟得到了穩步快速發展。具體體現在：

1.社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快。隨著政府及社會對西海岸新區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再加上各項優惠政策的出臺，社區經濟亦如雨后春筍地迅速發展起來，已經成為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速度令人矚目。

2.社區經濟發展優勢比較突出。社區經濟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中，充分展示了她的小社會，大舞臺的競爭優勢，多數社區經濟的發展勢頭喜人，規模小、門類全、機制活，是區域經濟的有益補充，為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社區經濟發展功能定位合理。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始終堅持以提高社區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為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體現了社區經濟發展來源于民、服務于民的宗旨。通過發展社區經濟，社區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幸福指數得到了顯著提高。

二、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隨著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也暴露出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如果這些矛盾和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解決，社區經濟就不能持續健康發展，就會走彎路，就會影響新區發展的步伐。矛盾和問題主要體現在：

1.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制度保障。隨著社區經濟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與社區經濟發展相對應的社區組織建設、經濟管理制度等沒有及時修改完善，如果這個短板不能夠及時補齊，社區經濟就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因為良好的社區組織管理制度是社區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2.缺乏統籌兼顧的有效協調機制。近年來，雖然上級機關已把多數權利下放到社區，為社區經濟發展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但是社區門面小，規模小，盤子小的傳統體制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這就直接從體制上制約了社區經濟向縱深發展。

3.缺乏互聯互通的資源信息共享。目前，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區位優勢突出，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社區，發展勢頭良好，社區居民生活和諧穩定。經濟基礎薄弱的社區，有的甚至連社區工作人員的工資都勉強能發下來。歸納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缺乏資源共享，缺乏信息交流、人才交流，社區資源的利用沒有實現最大化。

4.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人才保障機制。由于受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多數社區缺少經濟發展的明白人，人才短缺，而且多數社區兩委干部對發展社區經濟認識不到位，提起經濟發展方向、國家經濟運行態勢、社區經濟發展策略以及社區管理體制等問題，很多人都感到很吃力，壓力也很大，甚至有些人根本承擔不起發展社區經濟的重任。人才缺乏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社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5.缺乏激活社區經濟發展的改革創新意識。創新是發展的動力。目前，多數社區經濟的發展缺乏動力，缺乏改革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沒有緊緊抓住西海岸國家新區發展的戰略機遇，沒有走出去，請進來，改革力度不夠大，思路不夠開闊。

三、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需重點把握的幾個原則

新型農村社區經濟的發展從來就不可能一蹴而就，為了使社區經濟發展少走彎路，良性發展，健康發展，需要我們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1.加強組織制度建設。在完善社區兩委組織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成立社區經濟發展領導小組，制定嚴格的社區經濟發展各項規章制度，分工明確，責任到人，定崗定位。為社區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組織制度保障。實現對社區經濟的統一管理，促進社區經濟的健康發展。

2.統籌規劃協調發展。結合西海岸國家新區經濟發展布局、產業結構調整，對社區經濟的發展方向、功能定位等統籌規劃，制定切實可行的社區經濟發展長遠規劃。充分依托社區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合理確定產業定位，確保社區經濟發展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

3.加強政府引導和政策扶持。認真貫徹青島西海岸國家新區關于發展社區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從實際出發，研究制定符合本社區實際的優惠政策。區街各有關部門對已經確定的社區建設服務項目，從資金、規劃、立項、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重點扶持，落實好工商注冊登記、稅費減免、資金信貸等扶持政策，為社區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秩序。

4.充分整合社會資源。為確保社區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社區資源的充分調動和利用非常關鍵。社區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資金資源、物質資源、社會資源等方面，在當前社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社區要采取多種形式，有效地動員和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好的經驗要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其發揮整體效用，為社區經濟和社區建設的發展服務。

5.推進社區服務產業化。社區服務的產業化是社區經濟發展內在動力，要培育和增大社區經濟，實現社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就要逐步實行社區服務的社會化、產業化、市場化，堅持有償、無償并舉，福利性、互利性和經營性相結合，公辦、民辦一起上，不斷探索新的服務形式和發展模式，增加社區稅源，促進社區建設的良性循環。

6.重視和加強對人才的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社區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社區一方面可以依托附近高校和人力資源部門，招聘專業技術人才；另一方面，社區通過開展各種經濟知識講座和培訓，從下崗工人和社區居民當中培養選拔合格人才，另外，社區還要為人才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留住人才，讓人才成為社區經濟發展最寶貴的資源。

7.加大改革創新工作力度。改革創新是社區經濟發展的源動力。隨著產業機構的不斷提升，新興產業迅速崛起，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應緊緊抓住青島西海岸國家新區發展的戰略機遇。結合社區經濟發展自身的特點，大膽改革創新社區經濟發展工作思路，尤其要加大對社區原有企業的改革力度，對企業進行改組、改制，盤活自有資產，找準社區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打好社區經濟發展攻堅戰，真正實現社區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需要重點突出的幾項內容

為了真正實現社區經濟發展與新區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確保社區經濟與社區文化、社區環境，群眾需求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全面提高社區群眾的健康幸福指數，需要重點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突出發展與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相結合的產業。特別是發展需求穩、投資少、有效益的社區服務項目，把發展社區服務作為社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圍繞居民生活多樣化的需求，不斷拓寬服務領域，要從面向老年人、殘疾人、社會貧困戶、優撫對象的福利服務項目，逐步擴展到托老托幼、家政中介、文化娛樂、社區醫療、法律咨詢等面向轄區居民的便民服務產業。

2.突出發展與西海岸新區基礎管理相結合的產業。隨著新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城市管理功能不斷完善，對環衛、園林、環保、保安、物業等行業需求越來越迫切，要通過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引進市場機制，發展城市管理型經濟，努力培育起點高、管理好的專業公司。

3.突出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相結合的產業。要把社區經濟發展同調整新區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個體經營緊密結合起來，吸引各種所有制經濟實體、大中小企業在社區投資。發展各種經濟實體，特別是第三產業，培育社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壯大社區經濟增長總量，形成新區經濟新特色。

4.突出發展與公益型崗位相融合的產業。社區經濟是擴大再就業的有效途徑，要著力拓寬社區就業服務渠道，引導和幫助更多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在社區服務領域實現再就業，創辦各種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企業，鼓勵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以個體、私營等各種經濟形式，興辦投資少、機制靈活、適應性強的社區服務型中小企業、勞動就業服務型企業等社區就業實體，使社區經濟領域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第二故鄉和最佳選擇。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5）04-0097-006

一、中國城市基層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

中國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給中國城市基層社區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筆者認為，目前社區治理中的很多問題和矛盾都與“集體消費”問題有關。在基層社區治理中，基本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環境衛生、社區安全、交通基礎設施、環境景觀建設，以及住房、車輛管理等，都不是居民或消費者個人可以單獨實現的，而是必須與其他居民或消費者一起作為整體而共同實現的。

1. 什么是集體消費

“集體消費”概念最初是由著名社會學家卡斯泰爾（Castells，1976：75）提出的。他認為，集體消費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消費，其性質與過程只能由集體組織和管理來完成，而無法通過個體交易單獨實現。卡斯泰爾的這一概念主要針對的是在歐美國家與公共福利有關的一些消費，諸如教育、醫療、公共住房、基礎設施等等。但是，由于中國在政府角色、制度體系、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與歐美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中國城市的集體消費問題具有特殊性。首先，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國所有制形式主要是公有或共有形式，所有制形式決定了中國城市的集體消費比例會大大高于歐美國家。其次，我國屬于人口超巨型社會，巨型或超巨型城市比比皆是，城市或城鎮的高層樓房高密度居住方式極為普遍，這就決定了我國城市、城鎮居民社區生活中集體消費的特征更為突出。第三，我國社會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社會，大量集體消費由政府財政支出完成。

2. 社區生活中的集體消費

中國的集體消費問題涵蓋諸多方面，社區生活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而言，人們主要在三種空間中生活，即就業空間、社會交往空間和居住空間，其中與居住空間相聯系的就是社區生活。而社區生活中，集體消費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幾乎涉及社區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社區中的住房問題，與之相關聯的不僅僅是房子本身的購買或投資，還有房屋的維修、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等。

社區集體消費的最大特點在于，人們的居住選擇與社區集體消費緊密連在一起，而且一旦居住選擇確定后，社區集體消費往往具有無法規避的特性。在社區中，不同群體圍繞著集體消費問題很可能產生矛盾或沖突，如果集體消費問題解決不好，常常會將矛盾或沖突訴諸政府。社區治理中的集體消費問題不僅涉及居民與居民的、居民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也會牽連到居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那么，中國城市基層社區的集體消費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為了研究這些問題，我們將中國城市基層社區進行了分類研究。目前，城市社區類型繁多，本文探討三類主要社區：

第一，單位制解體之后的老舊社區――本文稱之為后單位制社區，其主要特點是居民收入低，缺乏物業管理或者物業管理不到位，社區基本公共服務或建設相對較差。第二，新建商品房社區，是目前中國最為主要的居住類型，許多居民通過購買商品房進入社區，并重新構造社區關系。這類社區的市場化程度高，大都由物業公司管理，在物業費的價格、繳納、公共服務提供、小區基礎設施建設等集體消費方面，常常存在著不少的矛盾和隱患。第三，聚集大量外來人口的城中村社區，這類社區的主要問題是由人口城鎮化和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人口流動性高、職業結構相對多元，難以組織和管理集體消費，社區中的矛盾或者沖突比較明顯。

二、 三種不同類型社區中的集體消費問題

1. 后單位制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

新世紀以來，房屋和小區的管理責任推向了房屋所有者，這就逐漸形成了單位制解體之后的居住小區或社區。然而，在改制過程中，最初的相關政策制定者并沒有很好地考慮到集體消費的組織和管理問題。無數脫嵌于體制的個體，既沒有能力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物業服務或小區管理，也無法自發組織起來實現集體組織與管理。最終，這些原因導致這類社區開始走向衰敗。

后單位制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因為這些社區聚集著大量中、低收入者，他們習慣了國家的“包干”管理方式或者由于收入低，不繳納或拒絕繳納物業服務費的占據相當高的比例。另一方面，難以收取的或低廉的物業費，導致物業公司無法提供適當的社區服務和集體消費品，難以勝任老舊小區的物業組織管理工作。這兩方面的原因構成了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社區環境破敗、基礎設施老化、社區矛盾被積聚，沖突不斷。

2. 新建商品房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

從發展趨勢上看，新建商品房社區是今后中國人獲得住房或者社區公共服務的最主要方式。房改以后，中國人要獲得住房需要從市場上購買，人們一旦完成這個交易，就會直接進入集體消費過程之中。目前，新建的商品房社區，主要是由物業公司來負責組織和管理基本的物業服務，包括環境衛生、小區保安、房屋維修、基本設施、供熱供水等。總體上看，與其他居住形式相比，這一類社區的集體消費相對較為規范。但是，在這些社區中，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和隱患。

首先，市場機制在處理這種具有部分公共物品性質的社區服務中具有先天的不足。市場為個體消費提供了充分的選擇空間，但是，市場在處理集體消費時遇到了難題。物業公司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很多需要社區的居民作為一個整體來實現集體消費。物業服務常常難以有效地通過量化標準來衡量，而且物業公司與居民個體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同時這些產品或服務的消費不是立刻購買就能夠瞬間完成的，即個體不能夠獨自完成消費，產品和服務不具有可選擇性。其次，在新建的商品房社區，隨著時間的推移，房屋會逐漸老化，很多物業管理、基本的公共服務的問題將會暴露出來，但是化解各種糾紛的機制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大量的業主“維權”事件表明，現有的管理模式難以有效化解糾紛。第三，社區自治能力不強，居民之間難以組織協調，同時新建商品房小區中的業主委員會常常不能擔負起消費的功能，最終社區服務和管理跟不上，導致一些社區走向衰敗。

3. 城中村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

對城中村而言，改革前是、生產隊，改革后則由村委會來組織管理村務，其中不少村莊還實現了部分“農轉居”，建立了社區居委會，從而形成了農村與城市兩套管理體制并存的局面。在時期，農村的生產和消費由鄉公社和村大隊來組織管理，并不存在集體消費問題。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這些城郊農村逐漸變成了“城中村”，兼具城鄉二元特征。“城中村”往往在社區的實際事務管理上存在責任不明確等問題，社區的集體消費組織和管理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真空狀態。

隨著城市不斷更新和擴張，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得城中村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更加復雜。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帶來了土地租金收益的提高，增加了村委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們的經濟收益。但是，土地租金收益的分配機制不具有包容性，增加的收益也沒有用來改善社區居住環境，這些城中村在基礎設施建設、維修以及公共服務的提供等方面長期處在一種匱乏狀態。巨額的土地增值收入并沒有通過有效的機制被分配使用在社區集體消費事務之上，導致城中村社區在享受城市增長帶來的高收益之時，卻在社區居住環境和社區建設等諸多方面走向了衰敗。

三、后單位制社區：市場失靈

作為本文案例的A社區是一個后單位制社區，這里居住著3275戶居民，一共有35棟樓房，2棟高層住宅，3棟條件簡陋修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簡易樓。該社區房屋的產權比較復雜，大約有超過半數的房屋在房改后賣給職工;但也有相當比例住房，當年職工拒絕購買，因而還是具有當年“分房”性質的永久租住房;還有一些房屋產權單位至今也搞不清楚。社區居民有1萬余人，外來人口有4000余人。A社區的平均收入較低，有一家國有的物業公司負責運營社區物業，由于原工廠單位連年虧損，本應由房屋所有者和原單位提供的物業費常常不到位，該社區沒有建立業主委員會。

1. 社區管理資金缺口較大

A社區的物業費用籌集比較復雜，一部分是由居委會組織籌集的，主要是通過各種途徑設法從原單位爭取，從社區內原單位的一些可以用來出租的房屋獲得資金，有極少數業主交一些。由于物業費明顯不足，實際的服務很差，調研中，居民大多反映沒有感到有什么物業服務。A社區的居委會主任講：

我們社區的環境衛生一開始比較差，不如改制之前了。以前有單位管，后來改制了，理論上單位和我們關系也就不大了。但是，每年大約百萬的“物業費”還是由原單位從一些房屋租金中劃撥。這也是我們爭取的，畢竟很多老人還在。

A社區物業費構成極其復雜，這在后單位制社區中比較普遍。按道理，房屋體制改革，房屋賣給職工后，職工就是產權人，產權人應該交付物業管理費。但是，上文已述，A社區還有少半數職工當年拒絕購買住房，所以，迄今還是具有分配房屋性質的承租戶。承租戶的物業費應由原單位來交，而更復雜的是，當年有很多職工是“買斷”下崗的，原單位認為這些“買斷”的職工得到了一筆買斷費，他們與原單位沒有關系，所以，不愿負擔數目不小的“買斷”職工的物業費。在互相攀比的局面下，造成了居民普遍不交物業費的現象。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這些老舊社區的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往往對社區物業費的征收采取抵制態度，以社區環境衛生管理為例，一位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

每月3元的垃圾費都難以收齊，就不要說房屋維修了。有的居民竟然提出，必須把樓道內的衛生清掃也處理了，否則不同意交垃圾費。但是，也有很多居民說，小區內很多房子還是原來廠子里在管，不應該交這筆錢。

如果說物業費難以征收是表面原因的話，那么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這一類社區長期由國家、企業負責社區事務的管理，社會慣性導致居民們抵制市場機制的建立。

2. 社會慣性導致市場機制失靈

A社區居住者大多有過在國有企業經歷，僅黨員群體就有809人。大多居民曾經在同一個企業工作過，社區居委會也是由原來的3個家委會合并形成的。由于居委會無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政府資金不到位，加之改制下崗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居民對這一社區的管理抱有極大的不滿，但同時又將社區提升改造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在這一類后單位制的老舊社區中，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居民們由于長期的單位制居住經驗，對社區集體消費市場是抵制的。

3. 集體消費組織和管理缺乏責任主體

一位居民的看法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筆錢到底是居委會負責收，還是廠子負責收，誰也說不出個章程，大家自己組織又不可能，你看看垃圾費怎么收？那些簡易樓，就更沒人管了，連里面住的是什么人都不清楚了。以前廠子管，現在沒人管，也管不了。

由于歷史上采取單位制管理模式，后單位制社區難以適應新的市場機制，市場失靈現象十分突出。這一類社區，由于難以征收物業費，導致物業公司退出或者無法提供充足公共物品，社區環境出現了整體性的衰敗。加之大多數社區居住者長期習慣于政府、企業包辦一切的居住方式，社會慣性導致市場機制難以被居住者接受。

國企改制以及城市景觀的巨大變遷，造成了后單位制社區居民相對剝奪感較強，這進一步增加了這類社區在消費和進行社區事務管理方面的難度。而且，由于缺乏明確的組織管理集體消費的責任主體，這類社區往往處于管理失控狀態。

四、新建商品房社區：市場機制尚不健全

本文調研的特大城市某街道B社區，是一個新建中高檔商品房社區。現在已經開發建成了3期，共有2997戶，5000多人在這里居住。在冊流動人口約1200多人。居民大多是專業技術人員、政府官員、企業高管等高收入群體，具有較高消費能力。社區組織體系齊全，有物業公司、居委會、黨支部、服務站，也成立了業主委員會。社區物業服務基本到位，管理比較規范，居委會、黨支部、服務站也多次獲得榮譽，社區內環境整潔干凈。但是，在這樣比較高檔社區中，仍潛伏著集體消費中的不少問題。

1. 交易地位不對等引發集體消費矛盾

所謂交易地位不對等，是指作為個體的業主與作為組織的物業公司之間在市場交易中處于不對等的地位。

首先，雙方交易過程中的定價機制是不對等的。一個物業公司的工作人員說：“物業費定價本身是難以衡量的，如何定價，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是不對等的，或者說是物業公司比較主動。”

其次，個人往往缺乏消費能力，難以與作為組織的物業公司抗衡。同時，業主委員會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對等談判或者交易、監督的職能，這也導致大量的社區業主的利益被損害或被忽視。在B社區，一位小區業主談到了他為什么拒交物業費：

我之所以拒絕繳納物業費，主要是由于我想看他們（物業公司）的年度預算和決策報表，但是他們以種種原因推脫不給。

由于物業管理的相對特殊性和專業性，普通居民難以衡量或評估物業服務的優劣或相關公共物品的品質，而且無法強制性地要求物業公司提供財務狀況報表。業主委員會剛開始建立時一度熱情很高，但持續時間不長，后來幾乎是名存實亡，所以不可能代表業主利益去爭取合法權益。由于物業管理服務本身是一種集體消費過程，而且交易雙方存在著嚴重地位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因此往往導致業主利益被損害，甚至出現維權糾紛。

2. 社區的房屋專項維修基金是筆糊涂賬

隨著房屋老舊，各種維修費用加大，社區基本服務和管理的矛盾逐漸顯露出來。但是，用于住房維修的專項維修資金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著嚴重問題。

建立住房專項維修資金制度，始于1998年。2004年開始，辦理房屋產權證時必須繳納住房專項維修資金。2007年，修訂后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規定，公共維修基金專門用于小區公共設施的維修，歸全體業主共有。但是，在實際調查中，我們發現這一資金往往也是一筆糊涂賬。在B社區，這一資金的使用明細并沒有向居民告知，居民也很少過問和關心這一筆資金的使用明細。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社區中甚至出現了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串通挪用專項資金的事情。一位社區居民講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況：

某物業公司以小區設施需要維修的名義，通過發放問卷的形式讓每個居民表態，由于居民缺乏相關知識，缺乏關心小區事務的主動精神，往往也就簡單地簽字同意，最后這筆錢實際上是從居民繳納的房屋專項維修資金中支出。物業公司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才能夠輕易地從相關管理機構中套取這筆錢。

3. 集體消費缺乏有效的管理、監督機制

由于缺乏明確有效的管理機制，物業公司與居民之間矛盾的解決難以得到規范化的制度保障，或者監督成本太高而造成物業服務管理監督的缺失。在B社區，如果居民平時遇到問題，一般是居委會召集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來協商解決。但是，多龍治水模式往往導致管理效率降低。居委會提出來“1+X模式”，即以社區居委會為核心，把其他社區管理機構包括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社區警務站等組織起來。一位長期工作在這個社區的居委會工作人員說：

一開始社區的業主委員會并不認可我們居委會，但是隨著工作的開展，慢慢大家覺得居委會還是很重要的，在實際的工作中，居委會變成了物業公司、業委會之間的劑。例如，如果施工擾民的話，有居民提出意見，一般也都是居委會組織三方會議來協商。

在實際運作中，在涉及社區集體消費的核心利益分配問題時，居委會的地位往往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在實際運行中，業主委員會一般難以起到監督的作用。同時，由于大量基本社區公共品由物業公司提供，居委會往往也處于邊緣化地位，其所應發揮的監督或者管理的作用也受到了較大限制。再加上該居委會成員沒有一位是該社區居民，所以，居委會也難以真正代表居民利益。

五、城中村社區：市場和政府的真空地帶

作為本文案例的C社區，是典型的城中村社區。C社區在籍1056戶，常駐人口為5362人。到2013年底，居委會登記暫住的流動人口有17229人，實際流動人口應大大高于登記人口。在城市化之前，作為農村社區，這一類社區沒有如此明顯的集體消費問題，因為大量社區事務的組織管理由鄉（公社）和村（大隊）負責。但是，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體制向城市體制轉變，市場機制進入這些農村社區，帶來了集體消費的新問題。

1.大量外來人口被排斥在分配體制之外

C社區是一個典型的人口“倒掛村”。2008年，其他很多郊區農村被拆遷改造，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涌入了C社區。這里的房租在特大城市中相對低廉，大約在600～1000元/月左右。社區中以外來的中青年群體為主，22―35歲的群體占流動人口總數的50%，22―50歲占總數的90%。

大量外來人口不愿離開特大城市，又無法融入當地社區，很多居民盡管在這里居住了五六年，但是仍然被視為外來群體，自然也難以被整合進社區事務的管理機制中。組織具有不同身份的居民進行集體消費，首先面對的就是體制。

這類社區的治理存在著諸多問題，不僅集體消費難以組織，而且存在著大量社會矛盾。更何況，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大量外來人口被排斥在以上兩種體制之外，導致這類社區出現了三元社會結構（李強，2012）。這兩種體制經常出現不協調的現象，導致社區的集體消費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

2.“公地悲劇”：大量社會矛盾積聚

很多居委會工作人員認為，大量的外來人口增加了管理的難度，而且“一地兩府”也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無人“買單”，最后只能由上級政府出面協調解決。C社區的公共治理問題的實質，其實就是奧斯特羅姆（E. Ostrom）所講的“公地悲劇”。

大城市周邊土地資源稀缺，原來的C村委員會并沒有在“農轉居”過程中消失，而是保留并重新組織。依托土地增值的利益，C村村委會及其村經濟組織獲得了巨大收益。但另一方面，C社區居委會卻負責管理轉居后的“居民”，由于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居委會難以提供公共物品。

從社區居住者的角度來看，由于社區結構的碎片化，外來流動人口、本地戶籍居民、外來常駐人口等，也僅僅是從C社區中獲得居住和生活方面的收益，沒有人負責和“照顧”這塊公地。

公地悲劇的后果是令人震驚的。由于缺乏交通管理、停車設施和空地，社區中的主要道路，經常被各種車輛“擠占”。同時由于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這一社區的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也帶來了各種“公用設施”不足的問題。盡管村里成立了4家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部分村集體改建的租賃房屋的日常管理，但這遠遠不能解決居住在這里的3萬多人最為基本的公共服務需求問題。

3.社區碎片化導致集體消費難以組織

城中村社區和后單位制社區在集體消費困境方面具有某些共性。例如，這些社區在改制或城市化過程中，往往在社區的利益結構、空間結構和組織結構上處于一種碎片化的狀態（李強、葛天任，2013）。這種碎片化社區往往導致集體消費難以組織管理。例如，在C社區，樓房住區、平房住區、商業用房混雜在一起，而且社區內部不同的居住小區差異很大，既有仍屬于單位制社區的某大學教工宿舍區，又有單位解體之后劃歸C社區居委會管理的小區。社區內部的不同片區之間，缺乏聯系，不同片區的居住者的要求差異很大。即便從這些“片區”的層面來消費，也存在著內部居住者在利益、身份方面的巨大差異。因此，在提供公共物品、征收適當的管理費用方面，社區居民存在著較大爭議。

六、消費：基層政府和

基層社區組織的核心責任

一般而言，政府干預的方式有三種，一種是全面管控，一種是全面放開，還有一種是采取中間路線。完全的政府管制，或者由國家統籌一切的思路和模式，被中國改革前計劃經濟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企業或者政府無法負擔巨大的維護成本，難以提供更具個性化的優質服務。但是，完全的市場化也將導致巨大的問題。迄今為止，至少在微觀層面，世界各國采取的方式大多是中間路線，鼓勵社區自治組織參與社區治理，只是側重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國社區中，就有類似中國“業委會”的多種形式的“公寓協會”、“業主聯合會”、“合作業主協會”，這些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政府管理的功能（吳曉林，2014）。因此，一方面，基層政府應該擔負起組織和管理集體消費的責任;另一方面，在不同社區中，基層政府應該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和管理規則。

首先，在新建商品房社區，應該加強居委會的監督職能，規范各項經費的使用。由于并沒有建立一整套正式的管理體系或者管理制度，多元治理主體或者多中心治理的結構往往帶來的是一種較為消極的協調式治理，很多情況是事后的應對，而并非從根本上建立了居民、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之間矛盾的調解機制。強化基層政府和社區居委會的管理和監督職責，也就是強調政府的“扶持之手”和“看不見的手”（施萊弗等，2004）。

其次，對于大量的后單位制社區來說，基層政府和社區組織，應該擔負起消費的職責，建立統一的規范和原則，進行統籌管理。一方面，政府應擔負起統籌管理的職責，另一方面也應該擴大有序的社區參與，讓政府與民眾之間形成正向的良性互動。

最后，對于大量的城中村社區，各種社會矛盾是疊加在一起的，而最為核心和基礎的，本質上也是如何組織和管理集體消費問題。長遠考慮，這一類社區中，需要建立一個政府主導，各個群體廣泛參與的社區集體消費組織、管理和監督機制。從近期來看，應該從城中村社區巨額的土地增值收益中分配相應的資金完善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并逐步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社會治理體制，把流動人口集體消費的組織管理納入到政府管理的職責之中。

參考文獻：

[1]Castells，M.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in pickvance（ed），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London： Tavistock，1976：75.

[2]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3]蔡禾，何艷玲.集體消費與社會不平等――對當代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的一種分析視角[J].學術研究，2004，（1）.

[4]陳釗，陸銘，佐藤宏.誰進入了高收入行業？――關系、戶籍與生產率的作用[J].經濟研究，2009，（10）.

[5]李強，葛天任.社區的碎片化――Y市社區建設與城市社會治理的實證研究[J].學術界，2013，（12）.

篇（11）

中國城鎮化主要特點是，家在外地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不能定居下來，而且這些流動人口春節都要回家，農民工不能真正成為市民。需要建很多專門的房子來使這部分人在城里住下。現在有保障房，但我覺得這條路不一定有效，而且開發商應該是蓋房子的主力，而不是政府，這樣會更有效率。

現在缺少的并不是就業，幾億農民實際上已經在城里實現了就業，當然這方面還需要努力，但并不是問題，給這些人提供廉價并且低標準的住房才是核心問題。我們現在是“半城鎮化”，人來到了城里，但家沒來，子女并不屬于城市，城里的醫療教育他們也享受不到，政策對他們是歧視性的。

未來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小型城市。最近10年，1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發展得相當快，就業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

現在很多城市的房屋空置也是個很大的問題，然而這些房屋都是較大的戶型，價格也高，并不適合農民工，農民工急需的住房條件并不高，40～50平米，可容納一家三、四口人，甚至是類似大學生宿舍那樣只有公共廁所的住房，這樣他們才能住得起。很多農民工現在的住宿條件都是集體宿舍，甚至在餐館之類的工作場所鋪個鋪蓋就睡覺了，這種條件要改善，但要一步一步來，不能一下就要求80～90平米，那就難了，也住不起。（采訪：本刊記者 楊森）

厲以寧

全世界最大投資機會在中國城鎮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根本在于民間蘊藏著的極大積極性。一定要調動這種積極性，并使之規范化。

應以體制創新、明確產權的方式來提高農民收入。比如城里的房子有產權證，可以抵押，可以投資。而農民沒有產權證，不能抵押，沒有財產權，就沒有財產收入。

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未必非要農民全部進城，可以實行農村社區化，做到以下三點：（1）綠色的，園林化的；（2）公共服務到位，包括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交通、照明、燃料供給；（3）充分發展循環經濟，垃圾處理應用。如果都做好了，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

全世界最大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的城鎮化，因為城市要建設、社區要建設。

吳敬璉

城鎮化若搞形象工程最終將變成空城

我國有1.5億至1.8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資源豐富，潛力很大，關鍵是要創造足夠的崗位讓他們就業。為此我們提出了“城鎮化”的口號，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但是，在全國一些地方，實施“城鎮化”只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搞“形象工程”，導致全國許多城市“千城一面”。由于一些地方的“城鎮化”缺少工商業的支撐，吸納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只是一座“空城”。不僅浪費了大量金錢，還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

各地進行“城鎮化”建設，必須充分考慮發展工商業等“軟件設施”，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讓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創業，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條件。

其他觀點

許小年：城鎮化的主角是企業和個人，政府僅是守夜人。

或許用“城市化”這個詞能夠比“城鎮化”更好地表達我想要傳遞的信息，只講“城”不講“市”，就抽掉了城鎮化的精髓。依靠沒有“市”的“城”維持經濟增長，那是將城鎮神化，一個美好卻無法實現的城鎮神話。

陳志武：城鎮化進程中要把政府所控資源和權力縮小。

要真正解決城鎮化進程中過度集中的趨勢，必須從根本上把政府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權力縮小。讓別的地方有更多的機會發展。

巴曙松：城鎮化將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