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指數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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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數的首要任務。只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才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政治經濟文化需求，中國經歷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轉折時期，也就是必須推動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一、經濟發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數的根本前提

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物質財富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發展首先決定于經濟的發展。人民幸福與否，從根本上說決定于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只有經濟的充分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有現實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數才有根本前提。雖然物質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貧困肯定幸福指數不高。歷史事實證明，物質財富匱乏所造成的貧困，是造成社會發展不和諧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質資料的缺乏，根本滿足不了社會所有成員的需求，人們為了維持基本生存條件，就會相互爭奪生活必需品，社會就會處在嚴重的對抗和沖突之中，就會產生社會動蕩，引起社會的不和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但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擁有物質財富的程度，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不相適應，必須堅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努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以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防止因為強調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而忽視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不能放松。必須牢固樹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當然，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社會福祉。經濟增長用GDP來衡量，而GDP僅是一個流量指標，并不反映一個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福祉的提高。社會福祉則是一個存量指標，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有形的和無形的財富的持續積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夠使用的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由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滿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數要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幸福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有利于社會財富穩步增加，有利于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強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沒有持續而穩定的經濟發展，就不會有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滿足度的增強，可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對于提高幸福指數至關重要。與一些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福祉轉化度較低。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民眾從經濟發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國要高。由于經濟高增長帶來的社會福祉轉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經濟低增長，社會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由于過分追求經濟數量的增長，熱衷于追求GDP，而輕視或忽視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致使中國獲取等量的GDP卻需要耗費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源和能源，經濟發展已出現資源能耗“瓶頸”制約，可持續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過去那種單純追求速度、盲目擴大數量的發展轉變到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方式上來；必須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到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上，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為此，要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優化經濟結構。只有結構優化才能實現良性發展，而調結構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等。在調整產業結構中，要按照經濟發展規律有序推進三次產業的演進升級；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調整方面，應把有效擴大內需作為第一拉動力，使內需成為推動經濟平穩持續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內需、投資和出口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協同帶動作用。 統籌協調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 注重社會公平，共享發展成果。在“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實施幾十年后的今天，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不僅是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擴大國內需求、釋放發展潛力、保持發展連續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續發展要求以人為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篇（2）

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物質財富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發展首先決定于經濟的發展。人民幸福與否，從根本上說決定于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只有經濟的充分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有現實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數才有根本前提。雖然物質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貧困肯定幸福指數不高。歷史事實證明，物質財富匱乏所造成的貧困，是造成社會發展不和諧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質資料的缺乏，根本滿足不了社會所有成員的需求，人們為了維持基本生存條件，就會相互爭奪生活必需品，社會就會處在嚴重的對抗和沖突之中，就會產生社會動蕩，引起社會的不和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但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擁有物質財富的程度，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不相適應，必須堅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努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以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防止因為強調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而忽視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不能放松。必須牢固樹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當然，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社會福祉。經濟增長用GDP來衡量，而GDP僅是一個流量指標，并不反映一個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福祉的提高。社會福祉則是一個存量指標，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有形和無形財富的持續積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夠使用的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由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滿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數要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幸福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有利于社會財富穩步增加，有利于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強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沒有持續而穩定的經濟發展，就不會有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滿足度的增強，可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對于提高幸福指數至關重要。與一些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福祉轉化度較低。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民眾從經濟發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國要高。由于經濟高增長帶來的社會福祉轉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經濟低增長，社會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由于過分追求經濟數量的增長，熱衷于追求GDP，而輕視或忽視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致使中國獲取等量的GDP卻需要耗費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源和能源，經濟發展已出現資源能耗“瓶頸”制約，可持續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過去那種單純追求速度、盲目擴大數量的發展轉變到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方式上來；必須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到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上，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經濟快速發展。

為此，要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優化經濟結構

只有結構優化才能實現良性發展，而調結構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等。在調整產業結構中，要按照經濟發展規律有序推進三次產業的演進升級；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調整方面，應把有效擴大內需作為第一拉動力，使內需成為推動經濟平穩持續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內需、投資和出口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協同帶動作用。

（二）統籌協調發展

要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

（三）注重社會公平，共享發展成果

在“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實施幾十年后的今天，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不僅是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擴大國內需求、釋放發展潛力、保持發展連續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續發展要求以人為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的背景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首先關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發展。其思想基礎的核心要義是：人類是自然界無限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具體的發展形態，作為自然界這一無限發展的大系統的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個與自然相互依賴、相互競爭的有限發展系統。人類與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建立在人與自然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基礎上，人類由此來獲得自身發展的基本條件，人類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毀壞這些基本條件。只有在有限的發展條件下，人類運用科學的技術與手段去開發自然、保護自然，并通過競爭和協調機制，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永續共存，從而謀求自身的持續發展。

人的生存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同時人的發展又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沙掷m發展理論突出了人的主體地位，其實質是以人為本的發展，這與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統一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終歸結于人的全面發展，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中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落實好以人為本的根本要求。

篇（3）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2）04—0001—09

隨著對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反思的深入，國內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實體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便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這一背景下，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力評價成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考核標準和政策績效評價的核心要素，也是經濟發展研究的基礎環節。企業是實體經濟的生產主體，是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基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體系是實體經濟發展能力評價的關鍵。

以GDP為基準的區域經濟發展評價存在缺陷，盡管當前以地方GDP增長為主體的考核與激勵是造就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時也帶來了日趨嚴重的問題，如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的依賴、重增長輕質量、土地財政擴張和投資沖動等。

本文基于微觀主體——企業來評價區域自生能力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分析診斷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總體態勢、相對優劣和內部結構，可以有效地防止經濟增長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和非生產，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實可行的促進優質實體經濟項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據。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當期（或當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對該地區后期（或幾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證明了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業自生能力對于國家或區域經濟優質、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相關研究述評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詞廣泛應用于醫學、植物學、生態學和遺傳學，指生存、發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與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廣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在沒有外部扶持的條件下，能夠獲得不低于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經濟利潤而非會計利潤）水平的能力。他認為，違背比較優勢會導致轉型期的中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進而造成一系列經濟問題。其后的研究認為，企業自生能力概念的內涵應該更加豐富，除比較優勢外，技術優勢、競爭優勢都是企業自生能力的體現（廖國民等，2003），這種能力應該是動態的，可以而且需要適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則，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長期化，也無法自動、自發地實現產業升級（胡漢昌等，2002）。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級及影響的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企業為軸心的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的研究，另一類是關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國內外對國家或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區域或國家競爭力的評價上。

以企業為軸心的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研究，主要關注宏觀層面企業營商環境的優劣和微觀層面企業關鍵生產要素的數量與質量（如勞動力）、創新的能力和創業等。其中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主要側重于宏觀營商環境的評價，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國際競爭力報告》的指標則是宏微觀相結合，企業層面的微觀指標主要有企業技術吸納能力、實用專利和公司研發費用、企業集群等（Xavier，2011）；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新經濟報告》和英國政府的《生產率和競爭力指數》則更加偏重企業層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與通信技術應用、創新與技術擴散、人力資本、創業和宏觀因素等五類指標，后者主要包括投資、創新、技術、企業和競爭性市場等五類指標。區域競爭力的評價指標也與之類似，只是應用對象和處理方法略有差異，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巴克萊銀行和威爾士發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與世界競爭》、英國貿工部（UK DTI）的《區域競爭力指數》等。國內研究方面，倪鵬飛等（2010）主編的全球500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指數（GUCI）主要依據綠色GDP規模、經濟增長、專利申請數、創新能力、投入產出、跨國公司指數等指標對城市綜合競爭力進行評價，并總結出影響城市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是科技創新和全球聯系。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構成部分的具體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論有企業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創業型經濟理論、企業集群能力理論、企業國際化能力理論、大企業理論、企業干中學的學習效應理論。這些理論及其相應的實證研究分別表明，企業創新、創業、企業集群、企業國際化、企業規模、企業經驗等都是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能力的微觀構成基礎。

國內大量針對中國現實的研究也證實了以上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中小企業競爭力（銷售收入、利潤及其增長率）總體上與其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陳佳桂等，2003）；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李宏彬等，2009）；企業集群為國內企業帶來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創新、知識溢出、資源、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優勢；大企業兼具應對政府和市場的“雙能力”（唐曉華等，2011）。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均把企業置于區域發展能力的核心地位，這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內涵、評價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非常具有啟發性，基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的結論，即存在以微觀企業自生能力為基礎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這種能力是可以量化評價的，而且它是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核心解釋力和影響力的因素。

同時，既有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內涵上，對企業自生能力的界定雖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業競爭力概念存在宏觀和微觀雙重視角，概念繁雜（Aiginger，1998）、構成要素龐雜，甚至存在著產出指標與競爭優勢構成指標的混淆問題（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這一概念；（2）在基于企業的區域發展能力評價方面，目前主要是國家或區域競爭力評價，這些評價除了將解釋企業自生能力的宏觀環境因素與企業自生能力本身混為一談外，變量間還存在相關甚至重疊的問題；（3）現有研究或是建立龐雜的指標進行評價，或是從理論上進行解釋，或是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進行評價及解釋，尚未建立一個區域自生能力評價、經濟發展解釋和政策應用相關聯的整體框架。

二、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指標設置

本文將企業自生能力定義為在一定的經濟（包括稟賦的比較優勢，如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社會、文化等環境的約束下，在競爭性經濟中，企業通過自身的創新、網絡集群、規模優勢、經驗積累、國際化等建立的生存與發展的能力。簡言之，就是在競爭性經濟中企業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實質是在競爭性經濟中區域內企業整體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及活力，這種能力和活力主要體現為區域內企業的創新力、創業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國際化能力。本文正是著眼于企業自生能力的微觀層面，依據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實質構成，對區域內企業整體自生能力指數進行評價。本文共設置了五大類24項具體指標以評測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詳見表1。五類指標設置依據及其具體指標設置情況如下：

1.區域企業創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創造性破壞”，而企業是其實現主體，“創造性破壞”的壟斷利潤是企業家執行“新組合”的動力。企業創新力在區域經濟發展評價的經典文獻中都有體現，而且是其關注的核心。在中國，區域創新的主體已由原來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為主導轉變為以企業為主導，同時區域間企業創新力的差異日益擴大，因此地區間創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擴大（李習保，2007）。在區域企業創新力評價指標的選擇上，既有研究普遍將區域企業創新能力分為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朱海就，2004），企業創新投入主要包括經費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經費投入又分為研發經費和消化吸收經費，企業創新產出主要包括專利的申請與授權、技術交易和新產品，因此，本文選擇表1中的八項具體指標來評價區域企業的創新力。

2.區域企業創業力

德魯克（2002）認為，創業型經濟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只有在創業型經濟成功、生產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現代福利國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實上，不僅美國如此，在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創業型經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創業作用于經濟發展的路徑，包括知識溢出（Acs，et al，2005）、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競爭（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業（Reynolds，1987）。在區域企業創業力評價指標的選擇上，本文參考全球創業觀察項目（GEM）的研究，選取的區域創業力具體衡量指標主要有全員創業活動指數（TEA）、創業率指標（CPEA）和私營企業數，其中前兩者是相對指標，后者是絕對指標。TEA是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與15—64歲人口數之比，CPEA指標是近三年新增私營企業數與15—64歲人口數之比，私營企業數則是一個區域創業企業存量的體現。

3.區域企業集群力

企業集群力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即提升區域內企業生產率、掌握創新的方向和步驟、促進新業務的形成并壯大集群自身實力。因為越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社會，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優勢來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關系、更完備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勵等，進而取得生產率和創新上的優勢（Michael，1998）。實證研究表明，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確對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影響，但在不同區域會存在差異，美國經濟增長對產業集聚的彈性系數為6%，西班牙為3%～5%，中國為8%左右（劉軍等，2010）。針對區域企業集群力的評價一直是個難題，本文借鑒哈蓋特（Haggett）提出的區位熵概念作為衡量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相對指標，即各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的全國占比除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平均人數的全國占比，用相對指標計算中所涉及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增加值、利潤、主營業務收入、從業人員、企業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的全國占比等作為衡量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絕對指標。

4.區域企業成熟度

大企業理論（錢德勒，1987）、規模優勢理論、經驗積累理論等的核心結論是，企業的成熟度（包括規模、治理和經驗）是國家或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重要內容?；谥袊鞯貐^的實證研究得出了與理論一致的結論：基于1985—1997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企業規模對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非國有企業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實證分析還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的規模與債務融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周勤等，2006）。在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融資約束的情況下，企業IPO具有信號效應，可以提升企業后續信貸融資水平（朱凱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區域內企業A股IPO融資額衡量區域企業財務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腳投票”機制和內部治理機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體上擁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選用區域上市公司數量來衡量區域公司治理成熟度；從規模上來看，區域內中國500強企業個數和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個數能體現出一個區域企業的整體規模優勢，因此可以作為衡量區域企業規模成熟度的指標。

5.區域企業國際化能力

企業國際化能力理論（Sapienza，2006）認為，企業可以利用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產品生命周期優勢、特殊市場優勢、網絡資源優勢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區域經濟發展能力。即使是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引進再生式的創新形成企業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對于后發國家而言，企業國際化能力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通過國際化利用外資，引進、模仿與吸收國際優勢技術的內向國際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優勢和海外市場優勢實現自身發展壯大的外向國際化能力。這兩種能力被形象地稱為“引進來”和“走出去”，本文借鑒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鑒Mathews（2006）等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衡量后者，同時考慮到中國金融企業僅集中在極個別地區，且金融業是國家控制行業等的特殊性，最終選用非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額衡量后者。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評價指標中并不直接包含影響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比較優勢（林毅夫，2002）指標，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否認比較優勢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影響，之所以未單獨設置該指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其一，在知識經濟時代，作為比較優勢基礎的生產要素的價值角色在逐漸消退，如“彈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卻成為高效經濟的農業生產國，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卻成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個小漁村的香港也已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區基礎要素（勞動、土地、資本）的比較優勢情形大致相同，因為戶籍制度改革總體上促成了各地區間有效的勞動力流動（孫文凱等，2011），金融資源在全國均是由國家統一調節和國有產權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雖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縣及地區層面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地方政府也都積極增加土地供給（張五常，2008；曹正漢等，2011），甚至出現了供給過剩的情況（劉江濤等，2009）；其三，比較優勢理論給出的是判斷某類企業有無自生能力的標準，而現實證明各地區的企業整體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業是“經濟人”，企業創新、創業、集群、經驗和國際化等“經濟行為”也隱含著對比較優勢的考量。

在理論、實證和中國現實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中國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指數的評價框架，即各區域企業的自生能力是對其創新力、創業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國際化能力的綜合評價。

三、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基于AHP的分析

根據表l所示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體系，結合AHP評價模型程序，依次進行數據搜集、數據標準化處理和指標權重確定，最終作出綜合評價。

1.數據搜集和標準化處理

根據指標設計需要，24個指標涉及各地區2005—2010年30多項具體數據，這些數據分別來自于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中經網數據庫、《中國高科技產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各地區統計年鑒，還有個別數據來自于專業網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區A股IPO金額和上市公司數來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統計數據，各地區2005——2010年的中國500強公司數來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論文《10年來中國企業500強發展趨勢》。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項數據之后，由于不同數據之間不具有可比性，我們首先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當年各地區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區的專利申請數為C16=22572件，而當年申請專利數最多的地區為廣東，其專利申請數max C16=72220件，因而經過標準化處理后，北京地區的該項指標數值為C16=22572/72220≈0.312545。

2.構造判斷矩陣，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

首先，用AHP模型構建判斷矩陣，即根據AHP模型制定的評判標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數的評判標度來描述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

然后，根據相對比較評判標準，構造判斷矩陣，分層、逐步確定指標權重。權重確定的原則是：在尊重經濟理論和中國轉型期經濟事實的基礎上，采用專家打分法，選取平均分值，根據平均分值組成的判斷矩陣，得出AHP模型下該指標的權重，并用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C.I.）、隨機性指標（Ran.dom Index，R.I.）和隨機一致性指標（C.R.=C.I./R.I.）檢查權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們對于準則層指標構造出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最終確定指標權重。類似地，我們最終確定了表1中各項具體指標的權重。

3.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的AHP評價

指標權重確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計算出各地區2005—2010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借鑒WEF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可從存量值和發展值兩個角度進行評價，二者分別反映了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當前水平和動態發展能力。

為了平滑單一年份的數據異常帶來的評價誤差，我們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來衡量各地區基于企業的區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樣，我們還可計算出各地區基于企業的自生能力動態發展值，其計算過程與上述存量值計算過程相同，只是每一個指標的原始數據取當年該地區在該項指標上的環比增速。最后，將存量值與發展值加權平均，得到5年年均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綜合指數。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別列舉了各地區2006—2010年企業自生能力存量值、發展值和綜合值的評分。

四、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分析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發展值的結構來看，中國的區域經濟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高位調整區域，即一些地區雖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發展值卻不甚理想，這可能意味著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種類型為積極趕超區域，即部分地區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發展值都比較可觀，如廣東、江蘇和重慶；第三種類型為快速追趕區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盡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較低，但增量值較好，這種自生能力的發展如果得以保持，則追趕有望，如安徽、湖南、陜西、內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種類型稱之為雙重拖累區域，主要有個別西部省區，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長值均明顯落后，亟待突破和關注，如青海、貴州等。

從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價結果整體來看，我們還發現了一個可能的趨勢：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發展值都為正值，而且快速追趕的區域占多數。這說明如果能夠保持這種勢頭，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就有望實現收斂。但是，第四種類型的地區短期內顯然還難以擠入收斂的行列，所以這種收斂是不完全的。

就地區之間比較而言，對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總體及構成進行對比分析有利于確認各自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進而可以結合區域實際情況，更為科學地確定政策著力點。以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省的企業創新力為例，截至2010年底，試點地區有安徽、浙江、江蘇、山東、廣東、四川、遼寧、上海，其部分指標排名見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區域企業的創新力落后于企業整體的自生能力，盡管從發展的眼光看這種狀況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業創新的投入和產出上較其他試點城市還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投入強度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因而，針對安徽企業創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時加大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否則企業的創新力瓶頸將會制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據上文推測，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核心解釋力和影響力的因素，在完成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以下四個模型進行驗證。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區在2011年人均GDP與當年全國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區2011年人均GDP的相對數；GDPAY3表示各地區2009—2011年人均GDP相對數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區2006—2008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發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發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個模型的分析結果整體上證明了最初的推測，即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或某一年）的企業自生能力對該地區下一時期（或未來）的人均GDP有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將模型1、模型2、模型3作為一組，模型4作為另外一組，可以發現，無論是未來某一年的區域人均GDP還是未來某一階段的區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區歷史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來顯著地解釋，而且當被解釋變量是一個階段時，其解釋的顯著性就更強，兩類企業自生能力的影響也在加大。通過模型間的對比還能發現，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發展值及其單期指標與階段指標在解釋力和影響力上的差異。

四個模型中的自生能力發展值的系數均為負數，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個區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與發展值位勢相反的地區占多數，即本文所說的第一類和第三類區域，而近期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主要還是存量值，所以發展值的位勢與區域發展程度的位勢是相反的。

五、結論

基于理論、實證和中國的現實，本文所做出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試圖為區域經濟發展或經濟質量的評價提供一個新的、可行的標準，或至少可以作為當前GDP評價和競爭力評價的有益補充。盡管以GDP（增長）作為區域經濟發展衡量基準與區域間“以GDP為基礎的錦標賽競爭”的激勵制度（周黎安，2007）相結合的機制，造就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但由于GDP指標存在統計遺漏、未考慮增長的成本、未考慮產品升級和新產品研發、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過重復建設、投資拉動等人為“制造”，所以這種機制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造成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大、要素價格被扭曲、重復建設、地方分割和惡性競爭等。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之所以是區域經濟發展評價的一個可行標準，不僅因為它難以被人為地“制造”，也不僅因為它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還因為它是當前發展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評價。相對于區域競爭力評價，它的最大優點在于并未將影響發展的環境評價和發展本身的評價混為一體。

根據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可以將中國的區域經濟劃分為四種類型——高位調整型、積極趕超型、快速追趕型和雙重拖累型，而且，這四種類型的區域呈現出一種不完全收斂的態勢。

本文實證分析表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且當考察的是一段時期而非特定年度時，這種解釋力和影響力會更強。這一結果的經濟戰略含義是：區域經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倚重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升。一個地區要謀求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應把優質實體經濟項目源培育作為經濟發展政策的核心內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較優勢和劣勢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區的情況，著力培育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及創業能力，打造優勢集群，提升企業成熟度與國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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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政策差異因素

發展經濟學認為,不發達經濟狀態的形成與資本短缺有著重要的相關關系,在自然條件、原材料和資本三要素中,資本對于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政策性因素體現出來,國家不同時期政策的差異直接導致不同地區投融資規模的差異,對不同地區經濟增長水平起刺激或制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0,把東部作為國家投資的重點區域,對非重點投資區域的投資力度也有很大差異。2002年,河南中央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為12.3%,而湖北為26.4%,湖南為18.6%,山西為21.6%。¹在金融信貸方面,2002年,河南人均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為5113元,而山西為7361元,湖北為5730元,全國平均水平為8800元。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是新興的重要融資渠道,但河南的新興金融業發展相對落后,利用股市和債市融資的能力低,對新興資本市場的利用程度與周邊其他省份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到2002年底,河南在深滬兩市的上市公司有27家,而同期湖北有53家,湖南有34家,安徽有29家。政策差異導致的投資融資差異,已成為制約河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制度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變革與優化還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經濟系統越來越復雜的形勢下,利用制度變革與優化來降低復雜系統中行為不確定性更顯得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經濟體制改革步伐較快,不但為企業發展創造了由法律、制度、政策等組成的綜合制度條件,而且還在制度變革的最終體現$$市場化進程方面贏得了先發優勢。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測算,1997年河南市場化綜合指數一度躍居全國第8位。但隨著其他地區市場化進程步伐的加快,受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相對加強、投資向國有企業傾斜力度加大、金融部門市場化進展趨緩和向非國有企業貸款比重下降等制度性因素影響,河南市場化位次逐年下降,1999年在全國居第11位,2000年后移至第16位。而周邊地區的安徽則從1999年的第16位移至2000年的第9位。非公有制經濟是制度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成長與發展壯大對市場化進程起巨大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較快。1979)2002年,非公有制經濟年均增長22.5%,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12個百分點。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5.2%上升到2002年的近40%,從業人員占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由不足5%上升到近30%。但在發展非公制經濟方面依然存在思想解放不徹底、政策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環境不寬松的問題。非公有制經濟人均水平與全國和周邊省份相比都有明顯差距。2002年,河南每萬人擁有個體工商戶123戶,比全國水平少68戶,比安徽少113戶,比湖北少91戶;每萬人擁有私營企業5.76家,比全國平均水平少10.13家,比安徽、湖北均少3家;個體私營從業人員占全省總人口的比重為2.96%,比全國平均水平低7個百分點,也低于安徽和湖北的水平?？茖W有效的分配制度能充分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提高市場主體的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經形成,資本、知識參與分配的領域越來越寬,作用也越來越大。河南的收入分配制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宏觀收入分配領域和吸引人才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居民個人收入增幅低于經濟增幅的問題依然持續存在。1997)2002年,河南GDP年均遞增9.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遞增分別為7.5%和5.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45.4元,居全國第23位、中部六省第4位,而人均GDP居全國第18位、中部六省第3位。這種反差長期持續存在,將可能重新引發人浮于事、創新和創業動力不足、人才外流、企業活力下降等問題,最終導致對資本重視程度不夠,/三外0資金引入受到限制,投資增長乏力,制約經濟增長后勁。

三、科技與人力資源因素

在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和知識化的今天,技術進步與創新對增強企業發展活力和產業競爭能力的影響越來越大,作用越來越明顯,對人力資源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成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技術進步貢獻份額都大大上升。二戰以后至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之前這段時間,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素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平均為49%,而準工業化國家僅為31%?，F階段河南正處于由工業化初期向中期加速推進時期,尤其要求重視和加強技術進步,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質水平。但科技進步在河南經濟增長中尚未占據主導作用。2002年中部六省科技與人力資源評價中,河南僅排在第5位。究其原因,一是科技投入強度偏低。河南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投入2418億元,僅相當于湖北的7113%。河南R&D經費占大中型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17%,比全國518%的平均水平低211個百分點。二是科技力量較弱。河南每萬人科學家、工程師為255人,湖北為388人,湖南為280人;科技部公布的科技財力投入綜合評價河南居全國第16位,湖南、湖北則分別居全國第11、12位。三是新產品開發投入不足。河南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中開發新產品用款所占比重為3913%,全國為4312%;新產品平均項目經費為5817萬元,全國為7316萬元。四是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2002年河南技術市場成交額在各省市中居第22位,而湖南、湖北則分別居第11位和第10位。

四、經濟開放度因素

經濟開放度不僅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特點、經濟發展階段、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關系格局的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以發展出口貿易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在促進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具有內向型經濟所不可比擬的優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部地區利用其處于國際、國內兩大市場過渡地帶特別是瀕臨港澳臺這一優越地理位置,通過不斷引進資金和技術,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為經濟快速成長提供了強大動力。但由于受外貿依存度和投資依存度較低、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不高、地區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響,河南經濟開放程度依然很低,2002年經濟開放度指數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40%多一點,在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居第22位,在中部六省中居最后一位。其中,外貿依存度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0%,投資依存度相當于全國的23.5%,生產開放度相當于全國的37.3%,出口結構僅相當于全國的96.2%,/三資0企業效益水平僅相當于全國的37.6%,大多處于中部六省下游水平。這些因素已成為影響河南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位次的制約因素。

五、金融效率因素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媒介,金融要素是否活躍、結構是否合理與競爭力密切相關。雖然河南一直重視金融發展,但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還有待加強。2002年,全省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和貸款余額分別比年初增加921.43億元和667.85億元,三成以上的新增存款沉淀在金融機構內部(扣除存款準備金)而不能實現投資功能,而湖南的這一比例僅為17.4%,湖北為8.3%。河南產業與金融效率在中部六省中落后于湖北、湖南居第3位,是導致河南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中游地位的首要因素。金融效率不高的直接表現是投資融資機制不活,儲蓄)))投資的轉化效率低下,潛在投資能力尤其是民間投資能力沒有發揮出來。2002年,河南人均儲蓄居中部六省第3位,而人均投資居中部六省第4位。投資與儲蓄比河南為45.0%,而湖北為67.8%,湖南為55.4%。金融效率不高的另一個表現是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提供完善、多層次服務的金融體系。近年來,國家為防范金融風險采取的措施對河南這樣的經濟欠發達省份很不利。如銀行重點管理、資金負債管理、貸款多層審批制和個人終身責任制等,使銀行信貸資金發放出現怕貸、慎貸、少貸的情況,銀行情愿選擇向上級行轉存或購買國債、證券等風險小的資金使用出路。這種狀況使銀行存貸差迅速擴大,2002年底,河南存貸差高達898.01億元,比上年擴大了254億元。

六、工業產業集中度因素

篇（5）

知識擴散

知識擴散，是指知識通過市場及非市場渠道的傳播，使知識從發源地向外進行空間傳播、轉移，或被其他地域通過合法手段從知識生產者傳遞到使用者的過程。知識擴散是知識的時空傳播，是該項知識在其他經濟領域和更大的地域空間范圍的應用推廣。同時知識擴散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能降低成本，隨著經驗的增加，完成某項工作的時間會大大縮短。知識擴散促進知識生產，知識擴散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社會對知識的利用。傳統的資源要素如能源、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等具有稀缺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取代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等傳統資源而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源要素。收益遞增規律成為網絡化經濟時代的首要經濟規律，即在提高資源效率方面投資越多，獲得的邊際收益越多。這種效應在傳媒、電腦業和軟件業等新興的高科技產業中普遍存在。知識的擴散是在不同層次上進行的，包含產業內的擴散和地域上的擴散兩個不同角度。產業內的擴散主要是針對知識生產的擴散而言，是指知識在同屬某一產業的企業之間的擴散。地域上的擴散則分為區內和區外兩個方面：區內擴散即知識對城市內部經濟的作用過程；相應的，區外擴散則是指城市知識系統對周邊地區(城市輻射地區)的影響。

知識擴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資源環境中進行的。因受環境影響，所以要充分考慮約束條件后才能確定最適合的擴散地區。

社會環境。各地區發展的歷史、自然、經濟、知識等條件以及勞動力資源、人們的文化、價值觀等差異很大，這種差異決定了某種知識是否有利于在本地區發展和當地采用這項知識的快慢程度。

資源環境?？紤]資源環境時不僅要考慮到本地區自然資源，還應在盡可能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考慮全社會資源調配的可能性。資源環境對知識擴散的影響主要有五個方面：人員素質、能源、資金、交通、通信。

知識擴散溢出效應。知識的擴散、轉移必然伴隨著知識價值的溢出，知識的擴散、轉移的本質是知識價值的外溢。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后發國家之所以有“后發優勢”，關鍵就在于后發國家可以通過接受先進國家“外溢”的知識價值，利用先進國家“知識的外溢效應”來加快自身的發展。19世紀，人口統計學家提出了邏輯曲線，其模型為：

其中，N(t)——t時刻人口數，N0——t=0時人口數，R——凈相對增長率，K——增長的一個穩定的平衡值。

邏輯曲線發展遵循一條S形曲線，如圖1所示。邏輯曲線同樣適用于知識擴散的過程。曲線的最初階段增長緩慢，符合指數規律，曲線比較平滑，隨后增長越來越快，曲線比較陡峭，其后發展速度又趨于緩慢，曲線又呈平穩狀態。

知識及產業轉移

任何一個區域都可以通過創新和引進兩個途徑獲得新知識和新產業。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或邊緣地區來說，知識引進更有現實意義。因為新知識引進可以避免漫長的探索、發現、研究過程。欠發達地區和邊緣地區應充分利用“反回頭效應”，發展新興產業，加速產業結構的轉換，擴大出口，盡快縮短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產業的國際轉移或者說國際產業轉移，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國際產業轉移是指發生在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即某產業由某些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現象。這種產業轉移往往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開始，進而到資本、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從相對發達國家轉移到欠發達國家，再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逐層推進。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產業轉移的深度、廣度、構成、模式等日益受到知識這個新的經濟增長源的影響，而知識通過對產業轉移的影響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也是知識經濟具有的巨大溢出效應在這一領域的體現。

知識擴散在區域經濟中的作用

在世界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中，知識的國際間擴散越來越迅速，規模越來越大。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面臨推遲出現知識投入的邊際收益遞減、最大限度實現知識產品的市場范圍、延長壽命周期的問題，向知識低梯度國家擴散知識是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方式。而后進的發展中國家在意識到決定國際競爭力的因素已經從低成本的價格優勢向知識含量轉化以后，在知識水平差距拉大的現實條件下，也自愿開放市場、換取知識，爭取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追趕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和現象，知識經濟時代國際間知識的大規模迅速擴散為發展中國家加快經濟發展步伐，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了發達國家提供的巨大歷史性機遇。通過認識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知識擴散規律，進行科學規劃，大幅度提升區域產業知識水平，培養知識生產能力，大力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知識擴散使知識作為生產投入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知識投入可以替代物質投入或使物質投入更加有效，從而達到節省物質資源、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知識投入使傳統產業越來越知識化，并進一步高級化和軟化。

大力發展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造成我國與先進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主要因素。應大力開發支持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要使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員保持一定的流動性，使最優秀的人才有機會進行科技創新，并不斷地將知識成果輸送給社會。

提高對知識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根據知識擴散模型，我國目前處于經濟趕超的初級階段，技術貿易以技術引進、轉移和模仿為主。許多科研院所和企業的思路主要還在技術引進上，在與國外企業的合作中只注意資產比例的控制力，對知識的控制力重視不夠。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在知識擴散過程中應對有潛力的企業實行戰略性保護。羅默在知識溢出模型中提出，政府可以向生產知識的廠商提供補貼，或者在對知識生產提供補貼的同時對其他生產課稅，這種戰略性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頗為重要。

知識擴散及其外在性在當今的經濟增長中作用已勿庸置疑。我國的經濟增長除了要不斷地增加有效勞動和資本以外，還需積極地提高自身的知識積累。

總之，無論是一國內部創造的知識、還是來自于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知識，從經濟學最簡單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原理出發，強調知識在社會中的有效擴散、并合理地利用知識的外在性，這樣可節約大量的經濟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知識功效的作用。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其科學地對待和審慎地引進國外先進知識乃不失為一個明智的舉措；但僅僅將視野停留在觀望或單純的引進上，而不積極地開發、利用現有的知識，合理地推廣技術經驗、最大化地發揮知識擴散及其外在性的作用，不但會造成經濟資源的大量流失，同時也會導致知識引進的不完全局面。用知識擴散概念來看，沒有充分擴散的知識被引進，事實上這種做法就沒有徹底完成知識引進的所有過程，因而這種知識引進是不成功的。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而言，無論對于知識擴散源、還是對于知識吸收體，產業或廠商相互間的知識擴散的意義更是重大。因此，只要在知識產權許可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利用了各種知識擴散及其外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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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于社會經濟和國家發展來講，會計指數是研究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探析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佐證數據。于會計體系本身的發展來講，強化會計指數研究是強化會計系統，完善會計體系框架，優化國際影響和社會影響的重要手段。本文之所以提出會計指數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就是為了滿足社會發展對會計指數研究的需要以及會計體系對會計會指數研究的需要。

一、 會計指數概述

會計指數的產生基于現代經濟發展和會計需求與傳統會計不符的基礎之上，主要針對一些傳統會計無法解決的、難以量化的會計因素。如今，經濟全球化變化越來越明顯，各國家、各類型、各地區的經濟交融在一起，企業財務不僅受到了不同資金類型的影響，還會受到各種非經濟與非資金因素的影響，而這些都是傳統會計無法概念化、具體化的因素，因此，就需要一個新的系統對這些因素來進行概括和具體化，這就是會計指數。會計指數用以量化和分析非則務性績效與市場估值之間存在的關系，對于企業的財務管理具有“完善財務管理信息鏈條”的作用，解決了傳統會計在搜集和分析財務信息與財務影響因素不足的問題。簡言之，它的作用就是為需要的對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財務分析、經濟指數、經濟狀況分析以及社會經濟對于對象的影響。

會計指數產生于社會需求之上，是一項具有實際效應和實際需求的科學研究。未來經濟發展于企業生存將會更加依賴于會計指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成果，而會計指數本身也將不斷的深化和完善。

二、 增強會計指數研究的重大意義

會計指數的誕生和研究完全迎合了社會的實際需求，也可以說，它的產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從實際的使用和研究效果上來看，增強會計指數研究具有以下四點重要的意義：

（一） 促進市場經濟發展

如今，我國的經濟幾乎已經達到了全面開放的程度，除了一些戰略性物資和科技沒有形成完全的對外開放以外，在其它方面的開放的程度都比較高。這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來自于全世界各類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作為企業，需要一個全面分析財務影響因素的方法，而對于國家來講，更是需要一種可靠的手段解析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會計指數的產生和研究正好能夠滿足二者對于經濟分析的要求，它擁有一套科學化的理論系統和時效性的研究分析手段，經濟分析流程十分嚴謹，且符合實際狀況，能夠提供最為真實、全面、有效的經濟資料。這種系統性、客觀性的分析手段正是企業和國家所需要的，從而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未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將更加離不開會計指數。

（二） 加強經濟管理

這里的經濟管理主要是指我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政府管理國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管理經濟，對于我國的經濟體制來講，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將永久性的持續下去，作為管理者，必須要不斷的進行職能優化，強化自身的管理實力，且能夠擁有一套科學完善的管理系統，準確判斷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分析市場經濟發展實況，采取正確的調控手段，扶持經濟發展，保障市場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會計指數能夠滿足國家對經濟宏觀調控的諸多需求，它區別于傳統的會計，對于市場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分析更加的全面、準確，且尖銳，毫不夸張的講，它對于經濟的分析能力具有“一語道破”的效果，分析市場經濟動向和各國經濟形式能夠做到穩、準、狠，是政府加強經濟管理的一把“利劍”，除了維持市場經濟的公平性、穩定性之外，還能穩保經濟的增長，預防經濟風險。

（三） 增強會計的社會影響力

如今，會計指數已經成為各企業、單位用以分析內部財務和外部經濟狀況的重要手段。它能夠分析到更深層次的經濟狀況，它的分析結果也更具前瞻性和準確性。作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計指數于企業、各單位的影響也直接轉化和表現為了對于社會的影響。簡單敘述，就是說，會計指數的強化研究和不斷完善增強了會計的社會影響力，進一步的凸顯了會計對于整個社會系統的價值和作用。

（四） 多方位促進經濟發展

基于傳統會計體系發展起來的會計指數，擁有了強大的理論系統作為支撐，它以現代經濟發展作為研究背景，更加貼合實際需求。除此之外，它具備獨有的分析方法和轉換手段，分析思路清晰，對于經濟發展與轉變更具參考作用。如會計指數中的企業投資價值，它重于分析企業開展項目投資的價值評估，綜合分析了項目投資的利與弊、風險和效益的評價和對比等，這樣分析數據能夠為企業的項目投資提供可靠的信息。同理，對于國家機關、事企業單位等部門來講，會計指數分析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會計指數能夠解析歷史、分析當下、探析未來，它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所提供的資料也是全方位的。研究會計指數不斷的為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提供信息。量化的數據、具體的經濟指數等都是現代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到的元素，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加清晰、直觀的窺探到經濟動向。會計指數于社會企業、國家以及自身的影響已經不知不覺的轉化為各類型經濟影響力量，正在從多個方向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 推進會計指數研究

推進會計指數是社會各企業、單位的需要，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會計指數研究，繼續擴大會計指數的社會影響力和對經濟的指導作用。推進會計指數研究有如下幾點措施：

（一） 會計指數研究需要開設專門課題

課題開設是任何一門科學進行研究的必要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細化研究對象，將研究內容具體化，有利于形成系統化的研究理論。開設研究課題能夠加快解決會計指數研究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讓被研究對象更加的透徹、深入。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必須要開設專門的課題，針對解決會計指數實際運用中的問題，發展和創新新的內容，開拓研究方向，它能夠保障會計指數的可持續化發展，穩固其實效性，繼續深化和擴大會計指數的價值。開設專門的課題則主要根據會計指數在實際運用當中的難題、現代經濟發展需求以及原有理論系統的缺點和漏洞來進行，不斷的彌補會計指數的不足之處。

（二） 會計指數研究設置研究機構

專門的研究機構具有專業性、對口性，更具研究實力。專門的研究機構從事會計指數專業研究，擁有完善的配套設施和充足的科研人才，能夠持續性的對會計指數進行研究，不會因其它所示終止研究。充足的資金、高水平的人才、完善的設施設備能夠保障會計指數研究的硬件實力和軟件實力。因此，需要設計專門的研究機構來從事這一項研究，不斷的更新會計指數理論系統和實用方法，長期為國家、企業單位等提供科學先進的理論系統和分析方法。

（三） 會計指數研究發表學術研討成果

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集眾人之智慧才能夠為會計指數研究蓄積能量，加速會計指數的更新。加強學術研討和交流，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學術研討會，發表優秀的研究成果，集眾人之所長，推動科學發展，集中研討交流學術成果、共享研究果實，形成百家爭鳴之勢，才能不斷的推動會計指數研究與發展。

四、 具體影響力的有效分析

會計指數投入使用多年，從眾多的運用效果來看，會計指數的價值是明顯的、積極的、重大的。它對于社會經濟一直發揮著“正”的影響力，一直在貢獻者自己的價值和力量，創新和研究會計指數以來，國家經濟出現了一些變化?？傮w而言，會計指數的影響力主要表現為：

（一）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

傳統會計系統下，我國經濟發展所以來的會計數據比較單一，大都是經濟一類的數據，缺少對于非經濟因素的分析，例如政治、文化等，并且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體系。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得不到科學資料的支持。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人們創新了會計指數，能夠全面分析經濟影響因素，政府的計劃經濟也轉變為了宏觀調控、維持經濟市場秩序，現如今我國緊急發展速度迅猛，而且增長速度快，經濟形勢多樣化，世界各國經濟都與我國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這里面也有會計指數的功勞。它為市場經濟發展、國家的宏觀調控提供了真實有效的數據資料，如：國家從稅收中了解社會企業的經營狀況，從而探析整個國民經濟，這都需要依賴于會計指數。會計指數研究的影響力之一就是加快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

（二）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為經濟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前提保障

經濟管理是國家對于領土內各經濟載體、經濟系統以及經濟體系的管理。我國政府于經濟的管理既要實施宏觀調控，又要放手讓經濟遵循科學規律發展，在某個時刻，二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經濟指數為國家宏觀調控決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國家經濟管理的準確度，有效的緩和了宏觀調控和自由發展之間的矛盾關系。因而，會計指數的另一影響力就是為經濟管理提供了全體保障。

（三）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有效提升會計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在對外開放之前，人們對于會計從業人員以及會計體系的理解僅僅是計算賬目、核對盈利等，如今的會計卻成為了一個完整的學科系統，會計從業人才囊括了財務管理、經濟分析師、金融人才等各個崗位，會計成為了經濟分析與管理人才的代名詞，這都得益于會計指數的創新和發展。當前，無論是會計從業人才，還是會計體系，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越來越突出，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利用會計指數獲取經濟利益，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如此微小的影響聚集在一起，則成為了會計對于社會的影響。

（四）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有效提高我國會計的國際影響力

會計指數研究為我國經濟體系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在我國經濟體系中的影響也日漸強大，眾多的國際團體、學者開始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展開研究。當然，其中也不乏投入到我國會計指數研究當中的目光，更多的國家和團體通過研究我國會計指數的發展更新了自身的會計體系，吸收了我國會計指數發展的優勢和成果。自此，我國會計在國際當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結束語：

會計與會計指數是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會計指數的研究和發展完善了會計體系，提升了經濟管理水平，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未來，還應該繼續加大會計指數研究投入，不斷的更新學術內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不斷的優化會計指數系統，通過引進人才、培育人才、加強教育、增加科研投入等辦法，提升我國會計指數研究水平。 （作者單位：北京市西城區國家稅務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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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芬.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全面提升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研究[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13（06）：349-350.

篇（7）

一、著眼全局．充分認識會計指數的重大意義會計信息對于真實、準確、完整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具有重要作用。經過提煉的企業會計信息可以幫助政府及時深人地了解微觀經濟基礎，把握宏觀經濟走勢，做好宏觀經濟決策。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有用性，提升會計的決策支持作用，是企業與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會計工作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楊紀琬和閻達五教授就提出，會計制度既要為本單位服務，又要為國家綜合部門服務，兩者不可偏廢。他們特別指出，我國會計制度的設計要特別考慮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楊紀琬和閻達五，1980、1982、1984；楊紀琬，1984；閻達五，1984)。此后，閻達五教授等許多會計學前輩也試圖從社會會計、宏觀會計等角度探索會計為宏觀經濟決策服務的路徑(閻達五，1988)。

 

囿于當時會計制度和會計信息質量的限制，這些學術思想未得到系統深入的研究。近年來，我國企業的會計工作取得了很大進步，會計準則的不斷修訂完善為企業提供可靠的會計信息奠定了基礎。上市公司的季報、半年報及年報為學術界和投資者提供了大量可利用的財務信息，財政部門也積累了包括國有企業快報在內的大量會計信息。這些會計工作對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有序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會計信息已在企業微觀決策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但其在宏觀領域的決策支持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尚有廣闊的提升空間。正是基于這種情況，財政部王軍副部長提出①，應該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一個或者一套綜合反映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景氣程度的會計指數，以提升會計工作在宏觀經濟決策中的地位與影響?？梢哉f，會計指數研究是時代的要求，發展的必然，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具體而言，會計指數的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會計指數的研究，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大提高。而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資源連同其他生產要素，已經成為彌足珍貴的經濟資源。沒有一流的數據，就沒有一流的決策。無論是政府加強宏觀調控，還是企業加強微觀管理，都離不開高質量的信息資源的支持。與其他信息源相比，會計信息有其特有的一套比較科學、嚴謹的方法，集中表現在從填制憑證到登記賬簿再到編制會計報表這套“會計循環”上，這套科學的方法保證了會計資料的全面性、系統性、真實性和客觀性。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會計指數，可以充分挖掘利用會計信息資源，提升會計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加強經濟管理的需要。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不斷調整職能，一方面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及時掌握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適時推出適當的經濟政策，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主體，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宏觀經濟部門判斷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參照。而具有反映和監督職能的會計工作，以其科學嚴謹的信息處理方法，系統、真實、客觀地反映了企業的運行狀況和財務成果。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會計指數，是企業財務信息重要和系統的反饋渠道，也是宏觀決策的重要參考。通過對會計指數變化趨勢及變化原因的深入分析，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可以更好地掌握和監測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科學地分析判斷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合理地引導資源配置的行業地區分布，有效地推進產業政策實施。這對于提高國民經濟預測、預警與監測水平，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具有積極作用。

 

第三，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構建協調統一的中國會計體系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會計行業始終堅持推進會計改革和發展，以提升會計信息質量為紐帶，以構建充滿活力的中國會計體系為目標，既融人國際，又獨具特色。為了深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財政部結合財政、會計工作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征求意見，在此基礎上初步確定了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會計行業的發展戰略，把全力加強法制建設、會計準則、審計準則、內部控制、XBRL、會計鑒證、人才評價和會計指數等八個方面的工作作為重中之重，并努力打通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對接通道，形成既各有特色，又相互促進，銜接有序、整體互動、相得益彰的中國會計體系，更好地發揮其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和服務效能(王軍，。會計指數是中國會計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子系統。會計指數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發揮中國會計體系的信息保障作用、決策支持作用、風險預警作用和管理提升作用，為會計的協調發展探索一套新機制、闖出一條新路子、開辟一片新天地。

 

第四，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提升我國會計在國際上影響力的需要。我國經濟在國際舞臺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會計作為反映經濟活動、服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理應走上國際舞臺，扮演其應有的角色。近幾年，我國推進的會計審計改革、領軍人才培養、內控體系建設及可擴展商業語言(xBRL)，得到了國際國內的充分肯定和廣泛好評，中國會計行業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明顯增強。而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們更是走在了國際同行的前面。我們應當持續推進這項工程的研究工作，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努力提供具有國際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五，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增強會計社會影響力的需要。目前，會計數據更多地被用于分析單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較少與行業綜合評價乃至宏觀經濟分析相結合，而微觀企業又是整個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營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因此，對微觀企業會計數據加以提煉，使其能反映一類企業乃至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有助于拓寬會計數據的應用范疇，有助于提升會計的決策支持作用，提升會計工作的地位，增強會計的社會影響力。

 

二、集思廣益。合理構建會計指數的研究框架立足于基本的會計理論與宏觀經濟理論，充分借鑒指數編制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利用公司會計信息與科學的統計方法，可以嘗試構建基于企業會計信息的一套指數體系，這個指數體系包括綜合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的價值創造會計指數，評價某一行業內企業整體運行情況的行業評價會計指數，以及分析單一企業股票投資價值的企業投資價值會計指數。指數的整體框架如圖1所示：

 

在圖l中，價值創造會計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進而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該指數體現了宏觀經濟運行中微觀企業的價值貢獻，通過考察該指數的變化，可以直觀地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的變化趨勢。這一指數又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對價值創造額進行構成分析，可以反映股東、政府、員工及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分配關系及其變化趨勢，為國家制定分配及稅收政策提供依據，促進企業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分經濟性質進行分析，能夠對不同經濟性質企業之間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對比，從而為國家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非國有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參考。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細分行業分析，可以反映不同細分行業受宏觀經濟變化的影響程度，揭示不同細分行業的經濟運行特點，為國家有針對性地制定產業政策提供依據。對不同細分行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的分配狀況進行分析，可以判斷不同行業內的利益分配生態，有助于政府更具針對性地制定稅收和收入分配政策。對價值創造額、構成及效率進行分地區分析，可以反映全國各地區的大制造業上市公司在經濟增長、收人分配及資源使用效率方面的發展動態，為國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相關行業的區域發展戰略、資源分配政策、差異化的稅收政策提供參考。

 

行業評價會計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綜合評價某一行業中企業在特定會計期間內整體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的指數。該指數是對宏觀層面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在大行業和細分行業的深入分析，并形成一系列反映行業發展狀況的基準數據，可以綜合反映一定時期內某一行業的整體發展態勢，進而揭示某一行業當前的運行狀況，據此推斷和預測未來前景。該指數可以為國家相關部門優化產業布局、制定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會計投資價值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及其市場表現構建的反映企業長期投資價值的指數。該指數可以反映綜合考慮企業盈利能力、盈利質量、成長能力下的投資價值，目的在于引導投資者進行價值投資，充分發揮會計信息在資產定價中的基礎性作用。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作為一個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夠完善。最突出的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市場波動劇烈，二是市場結構不能體現優質優價。究其原因，有體制問題，有監管問題，還有社會文化、投資習慣、市場心理等多種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還是從提高投資者投資回報的角度，鼓勵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都顯得尤為重要。企業投資價值指數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王化成等，2012)。

 

上述框架對會計信息的應用不只局限于對企業自身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分析，而是擴展到宏觀經濟運行情況、中觀行業運行質量以及微觀企業長期投資價值等多層次多角度，信息更加豐富，范圍更加全面，層次更加清晰，指數之間功能互補，可以綜合反映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景氣程度，從而能夠發揮指導微觀經濟的“指南針”和反映宏觀經濟的“晴雨表”的作用。

 

三、齊心協力。扎實推進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是一項全新的系統工程，技術性強，影響范圍廣，實施難度大，國內外沒有成熟經驗可茲借鑒。開發出一套“立得住、叫得響”的會計指數，為反映經濟運行趨勢、進行經濟預測和宏觀經濟管理與調控服務，是中國會計界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廣大會計從業人員責無旁貸。相關方面也應認識這項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特別是要認識到會計指數研究的歷史性意義，切實處理好與各項工作的關系，確保會計指數研究工作取得突破。

 

第一，多管齊下，集思廣益，營造會計指數研究的學術氛圍。會計指數研究的扎實推進離不開學術界、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共同參與。應該由財政部、會計學會牽頭，采取多種舉措推動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營造全行業研究會計指數，全社會關注會計指數的良好氛圍。這些舉措包括：

 

專門課題起步，研究報告破題。會計指數研究是會計理論的拓展，會計體系的完善。對指數內涵、作用、理論基礎等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決定著指數的質量和效用。因此，會計指數研究首先應從相關課題研究起步，形成具有理論深度、實踐可行的研究報告，把會計指數有關的內容說透，把指數編制的難點理清，然后再探討指數編制和的方法。目前，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課題組主持的財政部重點科研課題“價值創造效率會計指數研究”已經順利完成結項。該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得到了政府部門、高校、企業等領域內眾多專家和學者的鼎力支持，課題組對會計指數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充分論證，對編制思路做出了反復修改，對樣本數據不斷擴展，從多個角度對編制結果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課題所形成的研究報告資料翔實、內容豐富、論述透徹，為會計指數的破題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技術基礎。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應該在財政部和會計學會科研課題中專設會計指數的相關研究課題，鼓勵廣大會計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相關問題展開研究，爭取形成一批質量較高、論證透徹、理論與實務有機結合的研究成果。(2)學術研討促進，成果發表推動。鼓勵爭鳴、集思廣益、兼容并蓄是保障會計指數質量，及時發現并解決存在問題的重要手段。中國會計學會可以圍繞會計指數研究的主題組織專門的學術研討會，鼓勵廣大會計學者和實務工作人員就會計指數研究出謀劃策，提供方案。學會主辦期刊可以就會計指數研究開設學術專欄，發表指數研究的優秀成果，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學術氣氛。

 

設置專門研究機構，穩步推進指數研究。會計指數的研究和編制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設置專門的研究機構，持續推進指數的編制、分析和工作。研究機構的職能定位于定期編制并會計指數及指數研究報告，為政府部門、企業、投資者等各方面提供中國企業財務運行的數據及相關研究成果，同時圍繞會計指數研究進行系列衍生研究，以不斷擴大指數的社會影響力。

 

第二，多部門合作，精心設計，解決指數編制的數據源問題。指數編制的質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源質量的高低?？紤]到數據的可獲取性，目前對指數的測算以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以公開披露的季度報告、中期和年度報告為數據基礎。但是這一思路存在時效性欠缺、樣本量少等缺陷，從而會影響會計指數效用的發揮。鑒于此情況，我們應該加強與國資委、證監會等部門的合作，拓寬指數編制的數據來源。

 

如可以使用國有企業與金融企業每月快報數據編制指數，提高指數的時效性，加強對宏觀經濟決策的影響力。同時，可以增加快報內容，要求企業直接上報人工成本、企業稅費以及利息支出的相關信息，從而克服數據取得的限制，大大簡化指數的編制工作，提高指數質量。

 

另一方面，財政部目前大力推廣的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xBRL)，可以快速、準確、可靠地處理財務數據，大幅提高信息收集、分析的質量，提升會計指數編制的效率和準確性，對于會計指數的研究將具有重大推動和支持作用。XBRL采用的技術架構，具有良好的信息開放性與數據兼容性，能夠在windows、等不同操作系統下直接使用，在不同軟件、平臺、技術間實現數據的可靠提取和順暢交換，還可通過互聯網遠程自動獲取會計信息，從而擺脫對其他數據庫的依賴，可以降低會計信息的獲取成本，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提高會計指數的獨立性。

 

篇（8）

江蘇省憑籍物產豐饒的亞熱帶地理區域優勢和嫻熟的絲綢織造技術，歷史上長期引領國內的蠶桑種殖、繅絲綢緞織造產業，蜚譽海內外。在千年的歷史沉淀和現代先進工藝技術的促進下，該省目前擁有非常完整的繭絲綢產業鏈。在上世紀80年代江蘇在太湖流域大力發展蠶桑事業，在改革開放中一躍憑借蘇南模式成為我國繭絲綢外向型生產加工和出口的第一省區，成為國家出口創匯的功勛產業。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江蘇省繭絲綢業沉著應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積累了一定的寶貴經驗，但也依舊充滿困難和挑戰。目前江蘇省正順應國家區域經濟戰略結構的重大調整，和鄰近發達省份都加快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步伐，但隨著中西部蠶桑產區的逐漸成熟，東絲西移、東綢西移的趨勢指日可待；東南亞新興繭絲綢國家的悄然崛起，世界絲綢終端市場行情的瞬息萬變；遭受重創的歐美國家為實施經濟復蘇計劃設置的超級量化寬松的貨幣金融政策等等因素，都給江蘇繭絲綢在國際市場上的經濟地位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江蘇無論是在如何保持當前繭絲綢國際市場份額的相對穩定，還是能否力爭未來在國內乃至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有所突破性的增長，都成為該行業企業廣泛深入研討的重要議題。

選擇采用采用出口產品及市場相似度指數比較江蘇與鄰近省份和新興產區的出口產品和市場結構；采用TC指數和RCA指數比較江蘇和其他主要出口省份繭絲綢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提出增強江蘇省繭絲綢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可行性對策。

一、江蘇省繭絲綢產業生產和出口概況

江蘇省是我國從事蠶桑養殖最早的地區之一，桑蠶生產和貿易歷史源遠流長，是我國著名的良種蠶桑培育之鄉。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江蘇省的蠶桑總量一直保持在全國第一的領先地位。1995年在國際繭絲綢需求旺盛的驅動下，市場全省桑園一度達到340萬畝，發種580萬張，年產繭17.57萬噸，產量達到歷史最高記錄。但伴隨著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桑業規模大副減少。2005年桑園面積出現較大滑坡被廣西趕超，為120萬。表1中2006年到2011年的6年間江蘇省的桑園面積和蠶繭總產量在全國占比呈遞減趨勢，桑園面積從10.88%跌至7.28%；蠶繭產量從15.94%跌至10.985[1]。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個蠶桑產區，涵蓋13個市49個縣（區）。目前蘇南地區主要是吳江、鎮江、丹陽、金壇、溧陽還保持著一定的規模，但蠶桑產能主要轉為蘇中沿江沿海平原和蘇北徐淮平原，并集中在南通和鹽城兩市，鹽、通兩市桑園面積占全省80%。全省養蠶戶39.1萬，年繭收入達30億元。擁有“東臺蠶繭”、“星云”牌干繭省級名牌。

由于伴隨著夏秋濕澇、高溫伏旱多災季節頻發，受蠶繭品質差異和市場需求因素的影響，蠶繭收購價格屢創新高。江蘇省內主產區鹽城的東臺、大豐、射陽春繭收購價最高為每公斤54元左右，最低收購價格每公斤46元左右，全市春繭收購均價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5.6%，明顯高于鄰近外貿真絲綢整體效益第一大省浙江，江蘇省2012年春繭平均收購價格為33元/公斤，2013年平均收購價格為43元/公斤。按照目前蠶繭收購價格預測加工生絲價格將達到42萬元/t的高位，與目前市場生絲收購價40萬元/t相比，意味著絲廠每繅一噸絲，企業將虧損2萬元。

2013年7月海關統計生絲全國出口7月累計4029噸，出口金額221369千美元，表2顯示江蘇生絲6月累計11416噸，同比增加2.98%，江蘇省名列全國第三。真絲綢緞江蘇省出口6月累計6487萬米，同比增加10.11%，名列第四。

表2 2013年1∽6月各省市生絲、真絲綢緞產量表

單位：噸，萬米

二、江蘇省繭絲綢產業評價模型體系及分析

本次調研主要采用了WTO組織較為常用的出口相似度指數ESI（export similarity index，來分析和比較江蘇省和浙江省、廣西省、安徽省和四川省的繭絲綢出口商品及出口地理方向的相似程度；另采用貿易專業化系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系數來比較江蘇省和其他省份繭絲綢貿易的競爭力。

1、產品相似度指數模型為Sq（ij，m）=[Min（Xkim/Xim），（Xkjm/Xjm）]100[2]，指數區間為[0，100]。出口相似度指數最初可以在兩個不同的域內被測度，即商品域和市場域（出口目的地）。用于衡量i、j兩國家或地區在第三方市場M或國際市場上出越接近越相似，該Sq（ij，M）值越接近100，Xkim/Xim表示i國產品K在M國出口占本國對M國總出口的比值。若隨著時間兩國產品出口相似度指數逐漸上升，則顯示兩國出口結構隨時間趨勢趨于收斂。指數的變化能反映出某國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演進等特點。選取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四川五省2008年至2012年繭絲綢各類產品和制品出口和其他相關數據，計算和比較江蘇和其他四省的繭絲綢產品出口相似度，發現江蘇與浙江相似度最高，其次為安徽省、山東省和廣西省。江蘇和浙江蠶桑生產周期較短，春夏秋三季都適應蠶桑生長。兩省絲綢多為優質生絲原料生產，出口地理方向也幾乎完全相同，成品市場主要銷往歐盟、美國和日本及香港地區。目前，蠶桑業發展迅速的新興產區廣西，目前在生絲和綢緞成品的出口力量還比較薄弱，短時間內和江蘇出口相似差異依舊較大。

2、貿易競爭系數模型為TCm=（Ekm-Ikm）/（Ekm+Ikm）。指數區間為[-1，1]，競爭力指數是貿易差額系數，商品競爭力指數越接近100%，競爭力越強；反之，越接近-100%，則競爭力越弱。該指數表示M國某時期內K產品的凈出口在M國某時期內K產品進出口總額中的占比。該指數可以規避繭絲綢行業受國際匯率、通脹等影響波動，更具有可比性[3]。研究數據顯示，江蘇省的生絲出口貿易競爭優勢略低于浙江省和廣西省，綢緞成品貿易競爭優勢高于浙江省和其他省份。中國纖維檢驗局毛麻繭質監處《2011年度桑蠶干繭質量分析報告數據》顯示，江蘇省全年綜合質量為4A3257II低于鄰近競爭省份浙江5A3362II。這主要因為近年來江蘇省內工業用地激增導致農業用地遭受污染，生絲品質下降和印花染整中對偶氮染料的不適當使用，造成各類深加工產品出口不能很好滿足國際綠色環保主義壁壘盛行下的歐美主市場。

3、顯示性比較優勢系數模型為RCAkij=（Ekij-Etij）/（Ekwj+Itwj）。指數區間為[0，+∞]。RCAkij表示i國某時期出口產品K在j國市場上的顯示性比較優勢，Ekij表示i國某時期對j國產品K出口額；Etij 表示i國某時期對j國所有產品出口額； Ekwj 表示世界對j國某時期產品K出口額；Itwj 表示世界對j國某時期所有產品出口額。該指標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顯示了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5]。計算結果顯示江蘇省RCA指數略低于浙江，但和浙江省都超過了1，其它省份都小于江蘇。說明江蘇省繭絲綢的綜合實力比較強，這和實際情況相符。

三、江蘇省繭絲綢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幾點思考和建議

基于以上競爭力指數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當前江蘇省繭絲綢行業產業鏈正面臨著來自國內外產區新格局的巨大壓力。繭絲綢產業鏈橫跨農業、工業和貿易三大領域，終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涉及到許多方方面面的環節。明確繭絲綢業核心競爭力的新內涵和必要性，正視傳統繭桑基地面對產業結構調整帶來勞動力不足、繭絲原材料質量下降等諸多“短板”，深入探討江蘇繭絲綢產業鏈轉型升級，提高產業競爭力的相關對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據江蘇省統計部門數據最新顯示，雖然江蘇省繭絲綢外貿出口總體效益名列全國第二，但是一直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顯示出其特有的堅忍和韌性。

（一）目前江蘇省繭絲綢行業轉型升級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1、為繼續保持我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優勢，自2006年始國家陸續對重點區域經濟和產業布局做了重大調整。減少對包括江蘇在內的若干省份繭絲綢產業的計劃性安排，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把雙刃劍，中西部省份蠶桑產業異軍突起激化了尚未育成的有序行業秩序，2012年江蘇省蠶桑生產區僅為90萬畝，年產繭7萬噸，產量居廣西、廣東、四川省之后，省內蘇南、蘇中和蘇北桑園三板塊重組依舊挽回不了蠶區總面積的大面積萎縮。出現在省內繭絲供求市場上時而總量過剩、繭絲滯銷，時而供應不足，有價無市行情波動異常的怪圈?？陀^上對江蘇省繭絲綢外貿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協調性和持續性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2、世界銀行預期未來兩年內全球經濟增長仍舊下調，其中發達國家增速由1.3%降至1.2%，發展中國家增速由5.5%調低到5.1%。外部市場需求疲軟直接導致中國出口企業訂單的下滑，出口增長陷入低迷。受外界影響，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3年1～6月，江蘇省的絲綢工業增速較去年底回落8.56個百分點。

3、包括美國在內，對在紡織品中廣泛使用的偶氮染料、部分含溴阻燃劑的測試尤為嚴格，各國都頒布了禁令。最大的繭絲綢市場競爭對手的印度，自2012年初就宣布為期長達5年對中國進口絲綢面料反傾銷關稅和欲恢復30%生絲進口關稅；面對來自繭絲綢新興東南亞國家的積極加入市場競爭，作為世界上最大繭絲綢出口大國家卻沒有定價話語權。

（二）加快傳統功勛產業轉型升級，努力打造繭絲綢大省強省形象

1、借助先進技術助跑企業更新換代，加強產業高技能人才的培養

由省農科院牽頭帶動省內科研院所、一線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協同攻關，利用遺傳育種等先進改良技術，增加單位面積桑荷種量和單位面積產繭量；開發新型廣譜蠶桑農藥，加強桑蠶病蟲害預測與防范；全面推廣田間農副產品復合套種養殖技術。以江蘇絲綢發達地區吳江為例，目前12家絲織廠擁有無梭織機336臺，片梭織機40臺，劍桿織機296臺；有梭織機724臺。其他地區無梭織機比例更低。對新型功能型面料的日益需求，使得絲織行業和相對更為薄弱的印染行業急需引進國外先進自動化生產線。由于蠶桑整體生產規模減少，不少地區日益老齡化的蠶桑生產者還停留在純手工、半機械操作階段，生產效率徘徊不前。因此行業企業必須借助科技人才來保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省內有較為豐富的產學研科研機構和專家技術人員隊伍，有省市級蠶繭辦、繭絲綢協會統領、協助各地開展繭絲綢生產和統計，有鎮江的中國農科院蠶業研究所和蘇州大學等多所大學開設相關專業培養新一代繭絲綢人才，推動產業升級從高勞動密集程度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

2、弘揚傳統繭絲綢文化深入現代營銷，打造世界品牌引導消費市場新生代

江蘇民間素來呵護民間蠶桑情結，自明清起織造業昌盛，“晴翻千尺浪，風送萬機聲”的江南勝景充分表明了江蘇繭絲綢業獨占全國的“半壁江山”的重要歷史地位，江蘇素有“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贊譽。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江蘇人民創造和保留了豐富的繭絲綢民間習俗和文化，設立在蘇州、無錫等地的繭絲綢檔案館和展覽館，作為搜集、展示、推廣、應用、研究和交流繭絲綢文化基地，深入推動繭絲綢科研、技術、人才等優勢的形成。中國13億人口中的高端消費群體正在形成，對高檔奢侈品消費能力潛力巨大，但目前大部分年輕人對傳統絲綢知識知之甚少，針對江蘇絲綢產業的傳統生產要素比較優勢逐步喪失，面對世界主要高端絲綢服裝消費市場的時尚需求，提升絲綢終端產品的附加值無疑成為新的行業競爭優勢。2004年首批國家高檔絲綢標志企業江蘇擁有3家，江蘇奔仙股份有限公司、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江蘇海安繭絲綢股份有限公司，至2007年6家，絲綢類8個國家名牌，2012年為9家。江蘇省一些高校如蘇州工藝美術學院主動和法國、意大利頂尖絲綢行業建立以服裝研發設計為主導的交流平臺，兼收并蓄中西方跨國界、跨時間的多元文化。2004絲綢消費者認知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有86%的消費者認同絲綢產品，真絲綢產品可憑借“綠色環?！睍r尚標簽作絲綢產品變潮品的新賣“點”。

3、爭取政策扶持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嚴格標準化生產和世界接軌

保桑護桑，依桑擴桑，防旱排澇，穩定桑園規模建設優質蠶桑新基地，高效農業規?；a，加強基地建設保證本省優質繭絲供應。最大限度地穩定省內蠶桑種殖面積，確保絲綢生產的利益空間。充分理解和利用政府2013年起陸續實施到位的紡織品外貿便利化各項創新舉措。爭取特別對繭絲綢企業資金密切相關的農業信用社制定更優惠的政策，大力推廣使用繭絲綢中小企業出口信用保險，減輕資金流壓力降低繭絲綢出口企業成本，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嚴格按照2013年頒布的各項國家繭絲標準來規范桑蠶種的生產和檢驗流程，敦促繭絲綢各生產和銷售環節，嚴格符合國家、行業、用戶和企業絲綢產品各項技術質量指標；打擊市場投機行為。《消費品使用說明第4部分：紡織品和服裝》、《無氨高彈桑蠶絲針織綢》、《生絲電子檢測試驗法》，促進國家《繭絲綢行業十二五技術標準體系建設方案（絲綢領域）》，這都將使我國的繭絲綢行業更快和世界標準接軌，避免遭受更多隱蔽性的國際貿易壁壘。

2013年8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邁入“6.11”時代，雖然目前江蘇省繭絲綢規模有所收縮，繭絲綢產業對本省經濟效益影響力日趨減弱。但若能找準切入點，在CPI放緩的趨勢下，自我優化主動調整，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支撐和規劃引導，有效化解瓶頸，努力保護江蘇省繭絲綢特色產業，客觀上對穩定我國紡織品外貿出口也起著積極作用。

同時，也因為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不可或缺，江蘇傳統繭絲綢產業鏈的存在有著十分重大的必要性。江蘇省繭絲綢產業未來的發展完全可以圍繞國家經濟格局調整的需要，緊密結合本區域經濟轉型升級、歷史文化傳承的特點，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回升向好之年，居安思危，發展產業競爭優勢化解外在風險和潛在威脅，抓住市場機遇，平衡內外需求，保持本省在全國乃至世界絲綢領域的應有地位，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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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工業發達國家的人工智能戰略是以制造業“智能化、數字化”為核心，實現數字制造與個人制造相融合的“再工業化”戰略，這一戰略將帶來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對智能制造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強。那么，在新一輪中國制造業向智能化升級的國際競爭中，中國各地的發展近況如何？為此，本文選擇中國臺灣、東莞、上海、深圳、南京這5個中國制造業發達的先進地區，對其智能制造產業發展近況進行闡述，以期透過這5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地區，來更好地了解我國在新一輪世界“再工業化”備賽中的表現。

1東莞

東莞向來是制造業重鎮，也是“廣東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9東莞智能制造工業總產值達310億元。東莞不僅具有雄厚的智能裝備產業基礎，也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先行市的典型代表。憑借多年積累的制造業全產業鏈聚集優勢，東莞智能裝備產業近年來發展迅猛。目前東莞已經擁有智能裝備企業400余家，從業人員約55000多人。這些企業在虎門、長安、松山湖、大朗等區域逐漸匯聚成了智能裝備產業集群，東莞近5年智能裝備產業年均增長率74.09%。涉及數控加工機床，大中型企業應用ERP或CRM，制造類企業應用CAD、CAM、CAE以及機器人裝備等十多個行業。東莞目前工業機器人領域企業有200余家，不僅擁有拓斯達、艾爾發、伯朗特等快速發展的本地企業，還引進了一批包括西門子、大連機床、李群自動化等國內外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機器人龍頭企業。作為中國機器人產業先行市的典型代表，東莞鼓勵企業大范圍進行“機器換人”。2019年，東莞減少用工近5萬人，新增設備30000多臺，機器換人的項目有900多人，單位勞動成本下降11.05%，產品合格率從92%提升到97%，勞動生產率提升1.66倍，工業技改投資額及增速均在珠三角排名第三。

2上海

上海正在著力布局、打造智能制造發展集聚區。一方面，上海依托臨港區域的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正在建設臨港國際智能制造中心，希望將臨港打造成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智能制造產業基地；另一方面，上海還在努力將浦東金橋、寶山顧村等區域打造成智能制造裝備服務產業的研發、生產和系統集成高地，并建成國內首個機器人“創客空間”。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政策為引導，以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為主線，以示范區輻射為帶動，高校、企業、科研院所等各界都積極參與的智能制造發展格局。上海推進智能制造的發展在不同細分領域均有呈現。在工業機器人領域，已形成金橋開發區和康橋工業區引領“2+X”的產業區域布局。在數控機床領域，上海的數控機床從鑄造、加工、熱處理、冷作、油漆包裝到各類機床零配件、附件、刀具以及數控系統等都能實現自主供給，不僅品種規格比較齊全，而且擁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能力，目前產品結構朝產業高端方向發展。在3D打印、耗材方面，一些企業如上海聯坤電子材料有限公司，除了具有PLA和ABS等普通3D打印材料的生產能力，部分機構也在特種3D打印上進行一些嘗試；服務端，一些3D打印創新應用服務商應運而生。上海3D打印領域的上中下游產業鏈逐步完備。

3深圳

億歐智庫的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20強數據，其參考指標包括企業規模、政策基礎、學術基礎、產業基礎和資本環境五個維度。數據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深圳位于全國第三，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目前正在重點發展數字化網絡設備、機器人、新型材料等11大領域。自2014年以來，深圳市每年會安排5億元專項資金，用于支持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產業的核心技術攻關。2015年深圳開始啟動新一輪技術改造，2019年深圳全市技術改造投資規?？偭窟_520億元，年均增長30%以上，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占全部工業投資比重提達40%。深圳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2019年，深圳機器人企業數據量達到794家，工業增加值超過500億元。目前深圳裝備制造業領跑全國。無人機、機器人、可穿戴設備等產業發展迅猛，大疆、光啟、優必選、柔宇一電科技、大富科技、日東科技、大族激光等一批企業已成為深圳先進制造業的新興力量。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深圳智能制造的產業方向正在逐漸向技術壁壘和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把控上聚焦。比如針對視覺系統的產業鏈布局、算法公司、視覺模組公司與硬件企業的協同研發等，使得深圳“智造”進一步邁向智慧化。深圳還積極參與國家戰略，在珠三角中國制造2025國家級示范區方案中，深圳成為電子信息、汽車和機器人的示范區。在2018年底確立的“9+2”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深圳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浉郯拇鬄硡^的成立對金融、服務和貿易產生巨大影響，香港的高校在全亞洲地區都是頂尖的，研究力量很強。在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GDP最高，深圳超過廣州位居第二，深圳出現高端人才凈流入的大好人才紅利。

4南京

南京正全面實施企業制造業裝備升級計劃以及企業互聯網化提升計劃，布局工業機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術領域，加速推動產業鏈從“制造”的低端向“智造”的高端升級，努力實現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的根本性轉型。為鼓勵企業堅持創新研發和技術改造，南京正在深入實施“雙百工程”，每年重點抓100項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和100項重點技術改造項目。根據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南京全市工業重大投資項目56個，當年完成投資669億元，占重大項目投資的24.0%，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先進制造業項目。南京自2014年便開始推進智能工廠示范城市建設，啟動了50家智能工廠的創建工作，目前在關鍵基礎零部件、智能儀器儀表、高檔數控機床、智能專用裝備等領域都有代表企業。2019年，南京裝備制造業在全省排名第三，實現銷售收入7200億元，占全市工業板塊的45%。其中，南京智能裝備產業銷售收入達680億元，占整個裝備制造業的10.3%。近些年來，面對工業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在研發上自主創新，在搶市場上抱團發展，已成為南京市制造業企業的發展特點。如，近幾年，南京市開始以浦口開發區作為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主要載體，致力打造百億級的“金陵硅谷”?？偼顿Y達130億元的自主示范線——南京市軌道交通項目寧天城際軌道線，幾乎全部用的南京軌道交通產業自主的技術和產品。衛星導航產業也是創新研發、“組團”發展的典型，中國北斗衛星導航（南京）產業基地，作為北斗產業的重要載體，集聚了衛星通訊及導航相關企業60多家。

5中國臺灣

中國臺灣自動化智能制造產業發展從19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有很好的基礎。中國臺灣智能制造歷經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及創新密集產業等發展階段，幾乎每十年有一階段性重大轉變。第一階段約自1971年至1980年，應用PLC發展PLC機械設備智能制造，由全人力作業進展至半自動智能制造，以增加產量；第二階段約自1981年至1990年，應用CNC發展高精度智能自動化生產制造，即運用數值控制設備，由半自動進展整線生產，提升生產效率與質量；第三階段約自1991年至2000年，企業管理及制造e化，生產信息由紙本作業進化為電子化及時掌握，達到企業資源有效應用；第四階段約2000年至今，進入智能制造集產業階段，將專用機大量生產推展至具有訊號感測、資料處理、智能決策、作動控制等智能機器人應用，發展智能生產制造系統。中國臺灣智能自動化產業發展帶動10個重點產業，并帶動中國臺灣產業導入智能生產制造風潮，目前已有鴻海、和碩、廣達、群創、臺達電、研華、上銀、寶成等公司積極投入，有效帶動智能生產制造產業鏈發展的基礎。2018年中國臺灣產業生產總額中，農業占比為2%、制造業占比為51%、服務業占比為47%。在就業人口方面，制造業就業人口300.7萬人、商業服務業就業人口約652.6萬人，農業就業人口54.8萬人。長久以來，中國臺灣產值及勞動生產力指數之成長，主要是來自于制造業的貢獻，但近年整體產業值成長趨緩，勞動生產力成長由6.55%下降至3.93%（下降40%），使得人均產值成長持平。在接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及因應高齡化社會工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中國臺灣智能制造發展重點如下：高值生產力：建構機械產業未來10年技術核心能耐，如精密量測，監控和遠程診斷服務、中央監控系統、智能控制器制造與關鍵元件技術研發、應用IOT、BigData等技術；敏捷生產力：建立CPS系統、研發智能生產平臺、研發整線生產平臺、整廠輸出，取得整線生產系統，智能制造工廠；人性化生產力：人機協同、設計與制造一體化，遠端控管與排程、個人化服務設計、一指下單生產模式，達成產業結構轉型創新技術；智慧商業營運：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建構個人化、行動化服務載具，創造網實通路整合商業服務，提升商業質量與效率；導入人機協同作業機械，提高農業生產力；透過數字化、巨量分析、物聯網、云端科技等技術，推動食品安全履歷系統，讓民眾食得安全、安心；核心技術發展與人才培育強調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跨專業領域合作是關鍵。

6結語

綜上所述，一方面世界工業發達國家以“智能化、數字化”為核心的制造業改革正在風起云涌；另一方面，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使得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正在失去成本優勢。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政府近年了多項政策支持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尤其是“中國制造2025”的頒布標志著我國支持智能制造發展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完成。以中國臺灣、東莞、上海、深圳、南京為代表的中國制造業先進地區也清醒的認識到，高投入、高耗能的制造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不可持續，因此也都在迫切推廣智能制造，以期在新一輪的“再工業化”的競賽中率先實現“制造業”向“智造業”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1]閻世存.培育壯大經營主體切實加強政策支持[N].菏澤日報,2020-05-16(10).

篇（10）

根據區域戰略發展的需要進行產業的發展規劃并適時進行調整與升級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它又是建立在對產業的正確分析與評價基礎之上的。對產業發展的評價，主要是考察產業的競爭力大小。而產業競爭力是由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兩方面因素所決定的。本文將基于產業競爭力的兩個決定性因素，對重慶市的產業發展給予分析和評價。

一、比較優勢及動態發展趨勢

產業的比較優勢歸結為一個地區的資源稟賦，而區域內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趨勢則表現為區域產業相對發展的增長、擴張或衰退、收縮。它們可分別采用產業區位熵和產業集聚指數來衡量。

在產業結構的研究中，產業區位熵被用來分析區域優勢產業的狀況。它是區域內某產業和全國對應產業的同一經濟指標值占各自經濟總量比重的比值。產業區位熵值可反映區域內產業在全國經濟中所處的相對地位。

區域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趨勢表現為在一定時間段里，區域產業相對全國同一產業發展的集聚或衰退，產業的集聚反映了區域產業比較優勢的上升，反之，則說明區域產業的衰退。這一指標以某產業的全國平均增長速度為基準，采用區域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與其比值，來判定區域內產業的動態表現。

二、產業競爭優勢及動態趨勢

產業的競爭優勢則與產業技術水平及制度等因素密切相關。波特認為，企業可通過創新獲取競爭優勢，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產業取得競爭優勢的技術創新能力大小體現在產業內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投入和產業技術創新的人力資源等方面。這種對競爭優勢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測度，反映了產業的“科技區位熵”。而制度創新能力則要求微觀的企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和宏觀的經濟體制的改革。

我們用產業科技區位熵來衡量產業競爭優勢的現狀?？萍紖^位熵值體現了區域內產業目前具備的技術創新實力，從而推動產業持續發展的能力大小。對科技區位熵的測度，石慶焱主張考慮以下影響因素:(1)反映產業內研究與開發活動資金投入力度的R&D占產品銷售的比重；(2)反映產業技術創新人力資源強弱的科技人員占從業人員的比重;(3)反映產業創新市場接受程度的新產品銷售收入占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我們賦予上述三個因素相同的權重，則某產業的科技區位熵等于上述三個比值分別除以我國同一產業對應因素比重的的簡均。

產業競爭優勢的動態發展趨勢則表現為在一定時間段里，區域產業相對全國該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或衰減。我們定義：區域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平均增長速度與我國該產業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平均增長速度的比值為產業科技集聚指數。這一指標可用來判別區域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趨勢及區域產業科技區位熵在全國范圍內橫向比較中的動態表現。同時，還可以采用計算不同年份同一地區各產業的科技區位熵，通過前后時期的縱向比較，來判別該地區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在自有基礎上的發展變化情況。本文下文的分析采用了這種計算方法。

關于制度創新能力，一方面是企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另一方面，則是對市場經濟體制大環境的要求。從外部體制創新的表現來看，一是重慶市的產業發展，適逢直轄和城鄉統籌改革試驗區、成渝經濟圈的建設機遇，它所提供的制度創新平臺，為創造性地開辟適宜的經濟發展道路提供了條件；二是市政府對市場服務功能的準確定位和對市場服務與引導功能的充分發揮。這種制度創新的外部條件和創新能力的實際發揮保證了重慶市產業發展所需的良好大環境，也給區域內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重慶市制造業行業競爭力分析

根據競爭力強弱的衡量指標，我們針對重慶市的制造業進行了相關計算，得出重慶市制造業各行業的產業區位熵、產業集聚指數和科技區位熵值，并總結出各行業科技區位熵的變化趨勢（計算及結果略）。

根據計算結果，分析如下：

重慶市目前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較少，僅有以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四個。從產業科技區位熵值看，重慶市制造業在這方面的表現較好，在有可比數據的21個行業中，具備科技創新優勢的行業11個。這得益于政府和企業對科技的重視，特別是由重慶市政府發起組織的“千百高新人才”的引進。但遺憾的是，在最具有比較優勢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重慶市的科技創新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發展的角度分析，除極少數外，大部分行業在2003年～2005年的發展均超過全國同行業平均水平，其中尤以化學纖維制造業為勝，其次是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重慶率先在“官產研”合作的基礎上組建了“重慶市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研究院”，走在了這一行業的前面。只有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呈現出負增長。但在由產業創新能力體現的競爭優勢方面，形勢卻不容樂觀。在有可比數據的20個行業中，采用本地區2004年和2005年前后的科技創新能力比較，只有9個行業呈現增長，其中，塑料制品業的科技創新實力增長幅度最快。

四、重慶市制造業發展規劃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對重慶市的產業發展規劃，我們有如下建議：

1.在重慶市的制造業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煙草制造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和發展勢頭。對于這些行業，應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行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培育，維持并促進其優勢的增長，使其能夠獲得更大發展。

2.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飲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具有一定的行業發展基礎。但部分行業表現出因科技投入不足帶來的創新能力偏低或下降。對這些行業，政府應給予大力扶持，以幫助行業建立起區域優勢。政策性的助推將有利于它們在重慶市未來優勢產業的形成中脫穎而出。

3.基礎稍差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及基礎較弱的金屬制品業，食品制造業，橡膠制品業，紡織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家具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這些行業發展勢頭卻不錯。對這些行業，可考慮通過政策規劃，充分利用區域吸引力和行業集聚力，加強產業集群的構建；同時，在產業內部，加深產業內的分工協作，延伸產業價值鏈，促進效率的提升，并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增加最終產品的附加值，以促進產業新的增長。

4.其余7個行業在全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競爭中具有明顯的比較劣勢。對于其中對重慶市未來發展具備戰略意義的行業，出于區域經濟長遠發展的考慮，可加大扶持力度，促進其盡快發展壯大；其他一些不具備戰略意義的行業在產業規劃中可分別采取三種方式區別對待：(1)通過政策引導，將目標導向行業創新型項目。利用本地區的后發優勢，低成本地引進和學習示范性先發地區的先進技術和制度，通過自主性創新活動，獲得行業在短時間內的追趕跨越式發展，并最終取得行業發展的突破；(2)讓其在市場經濟中自由搏擊，接受競爭的考驗，實行優勝劣汰，而將政府資源集中于扶持那些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行業；(3)引導其合理的退出。

總之，只有在正確分析和認識的基礎上，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經濟發展戰略指導思想，才能夠引領區域經濟在市場經濟的競爭浪潮中獲得最大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課題組: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4

篇（11）

一、引言

新時代的機械設計制造發展更加的注重，知識，技術，創新的重要作用。通過利用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實現對我國機械制造設計的研究是如今我國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實現我國的經濟又好又快的增長，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設發展，實現我國的經濟轉型發展，將計算機技術應用于機械設計制造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二、實現機械設計制造智能化的優點

（一）在人工智能化方面的優勢

在計算機技術的背景之下，機械設計制造的發展更加的具有智能化和技術化的優勢，在以上的機械技術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人的工作技巧和工作的思維能力?？梢院芎玫膶崿F對基礎工作的操作和模仿人類的思維和工作的定勢，對生產進行自動化的管理與應用。對機械設計制造中的一些數據具有記憶作用，這一系列的動作都說明人工智能化已經成為機械制造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二）在系統化方面的優勢

系統化主要是機械設計制造根據行業的發展需求來形成自己行業的發展標準和數據。以便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領域之間，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合作。在系統化的基礎上，工業發展的各個環節都要進行必要的分工與合作。讓機械設計制造行業應用在計算機技術中，進一步實現科學的，高效的，技術性的機械設計制造的新一步發展。

（三）在環?；矫娴膬瀯?/p>

目前，我國提出了可持續的發展策略，機械制造行業作為我國的重點行業，需要進一步迎合國家的發展方向與策略。我們已經摒棄了“先生產后治理”的錯誤的發展觀念，利用計算機技術更好的應用于機械設計制造，提升我國的環保水平，使得我國的機械行業朝著更加，綠色，健康，環保，可持續性的方向發展。為后期的治理工程，節省較大的精力，時間，財富。進一步提升我國的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

三、計算機技術背景下的機械設計制造發展的途徑

（一）將計算機技術的理念融入機械設計制造之中

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機械的行業發展也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計算機的理念要融入機械設計制造的行業之中。機械行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論是生產環節還是最終的實踐落實的環節，都要本著科學，合理，技術，創新的理念來實踐。在整個行業的發展之中，要貫徹落實科學的發展觀，來實現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

（二）提高員工的專業素養和專業水平

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帶動了機械行業的發展，使得機械行業的發展更加具有自動化的水平，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之中，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會依賴于機器的自動化運行，智能化發展，人工的操作會大大的減少。但是，不論是智能化，還是自動化，都離不開員工的專業技術和專業素養。為此，要大力的培養員工的專業技術和專業的素養，提高員工的職業技能，促進員工專業水平的提高。使得員工都要掌握和熟練的應用計算機技術，來實現對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

（三）重視機械設計制造整體配套的發展

要想實現對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掌握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更要對相關的電子學，零件檢測技術，自動化技術等等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同時，還要在生產過程中，將程序數控機床的各種知識利用上，配上高效的自動化的發展，在管理的過程中和也要應用信息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為此，在以后未來的發展中，實現機械設計制造的發展就需要相應的基礎技術，如用來編程額控制器，傳感器，控制系統等等技術。新技術的發展還要配套相應的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新的操作人員。為此，企業要對自己的員工進行相應的培訓和學習，提高他們對新技術的學習水平，提高他們的知識層次和知識的結構，還要對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只有這樣才可以對我國的機械制造行業不斷的實現更好的發展。綜上所述，機械設計制造行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持性行業，作為我國的支柱性行業，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我國的第二產業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地位。為此我國的機械設計制造行業就必須要吸收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將計算機技術，將先進的理念應用于機械設計制造行業之中，優化產業結構，不斷的進行產業的升級，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建立屬于我國自己的智能化的機械發展之路。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發展之中，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之中，不斷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方向。為此，在計算機技術的背景之下，實現機械設計制造行業的發展就要求我們按以下的途徑來進行。第一，將計算機技術的理念融入機械設計制造之中。第二，提高員工的專業素養和專業水平。第三，重視機械設計制造整體配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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