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和稅收的區別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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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的無償性。稅收的無償性是指國家征稅后，稅款一律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由財政統一分配，而不直接向具體納稅人返還或支付報酬。稅收的無償性是對個體納稅人而言的，其享有的公共利益與其繳納的稅款并非一對一的對等，但就納稅人的整體而言則是對等的，政府使用稅款目的是向社會全體成員包括具體納稅人提供社會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因此，稅收的無償性表現為個體的無償性、整體的有償性。

稅收的固定性。稅收的固定性是指國家征稅預先規定了統一的征稅標準，包括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率、納稅期限、納稅地點等。這些標準一經確定，在一定時間內是相對穩定的。稅收的固定性包括兩層涵義:第一，稅收征收總量的有限性。由于預先規定了征稅的標準，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的征稅數量就要以此為限，從而保證稅收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適當比例。第二，稅收征收具體操作的確定性。即稅法確定了課稅對象及征收比例或數額，具有相對穩定、連續的特點。既要求納稅人必須按稅法規定的標準繳納稅額，也要求稅務機關只能按稅法規定的標準對納稅人征稅，不能任意降低或提高。當然，稅收的固定性是相對于某一個時期而言的。國家可以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適時地修訂稅法，但這與稅收整體的相對固定性并不矛盾。

二、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是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稅收是財政收入中最基本、最穩定可靠的形式，稅收過程就是國家組織籌集財政收入的過程，也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對于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有重要作用。在財政收支和稅收征管中都要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財政和稅收都是國家實現宏觀調控目標的重要調節手段。稅收的作用與財政的作用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的聯系表現在:它們都是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所運用的重要的經濟杠桿．都可以調節并促進經濟的發展，財政的作用中包含著稅收的作用，稅收是財政發揮作用的一種重要形式或重要工具。二者的區別在于:財政的作用包含財政收入和支出兩個方面的作用。

三、稅收的財政收入職能

稅收具有組織收入的重要職能。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從早期的奴隸社會起，稅收就是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基本手段。如我國夏、商、周三代的“貢”、“助”、“徹”，相傳羅馬的土地稅、古埃及向農村公社強制進行的農產品攤派等，都是當時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在中國，素有“皇糧國稅，自古有之”之說，就是例證。稅收財政職能發揮，要處理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地位。稅收組織財政收入職能的發揮程度，首先取決于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地位。如果稅收比重過低，意味著人們把較多的財政收入任務放在其他收入形式上，稅收籌集資金功能的發揮不可能充分;而當稅收成為最主要財政收入形式后，意味著稅收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其組織財政收入職能才會有較大程度的發揮。

2．稅收(財政收入)總量。當稅收確立其最主要財政收入形式的地位后，稅收總量的確定，實際上就是財政收入總量的確定。這個總量的確定，應堅持滿足國家履行職能的需要，又不能超過社會經濟負擔能力的原則。

3．稅收籌集資金的形式結構。稅收組織財政收入職能的發揮，總要借助若干個具體的稅種，這就牽涉稅種形式結構的問題。稅種形式結構問題包括稅種數量和各稅種在稅收總額中所占的地位等問題，科學合理的稅種結構有利于發揮稅收組織財政收入的職能，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將在以后的章節中作進一步的討論。

四、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成為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稅收收入逐年大幅度上升，我國的稅收收入已占到財政收入的95%左右，是財政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國家運用稅收籌集財政收入，通過預算安排，支持農村發展，用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進行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和城市的公共建設以及國防建設，維護社會治安，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開展外交活動，保證國家安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稅收組織財政收入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稅收來源的廣泛性。稅收不僅可以對流轉額征稅，還可以對各種收益、資源、財產、行為征稅;不僅可以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征稅，還可以對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征稅;等等。稅收保證財政收入來源的廣泛性，是其他任何一種財政收入形式不能比擬的。二是稅收收入的及時性、穩定性和可靠性。由于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特征，因此稅收就把財政收入建立在及時、穩定、可靠的基礎之上，成為國家滿足公共需要的主要財力保障。

五、加強稅收管理創新

伴隨著新稅制的實施和稅收征管改革的不斷深人，我國稅收管理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國家財政收入呈現大幅度穩定增長的態勢。1994年到2001年，財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3億元，增長17．7%，是歷史上財政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增長最穩定的時期。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11．2%提高到2001年的17．1%，由不斷下降的趨勢轉變為穩步上升的趨勢。地方財政收入也實現了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從1994年到2001年，地方財力年均遞增19%，增幅高于中央財政收入16．7%的增長幅度。但是。稅收管理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加人WTO后，傳統的稅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體制正面臨新的挑戰，迫切要求加快稅收管理的改革創新，實現傳統型管理向現代型管理轉變，應加強稅收管理理論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基本思路及對策措施，以實現傳統稅收管理向現代稅收管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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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事權與財權的概念為中國財政理論所特有，國際財政分權理論基本上不使用這樣的表述。這一理論和概念的形成，與中國計劃經濟歷史密切相關。

事權與財權及兩者的統一，比較權威的表述，是財權和政權總是聯系在一起，有政權就必須有財權，否則無法實現其政治經濟任務。1954年《憲法》規定，全國有中央、省、縣、鄉四級政權，各級政權都有審查批準執行預算的權力。財權和事權也是聯系在一起，中國的社會制度決定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營企業與事業，國營企業和事業歸哪一級管理，即事權放在哪一級，財權也相應放在哪一級，地方財權的大小和中央劃給地方的事權一致。

上述理論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發展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基本論點是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應該統一。現在許多人依然在使用這樣的表述和理論。

但從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始，改革的實踐已經背離了這個理論。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統一，中央政府擁有了更大財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與其支出（事權）相比要小。這種改革后的事實成為現在爭論的背景。

問題在于，究竟是改革錯了，還是原有的理論滯后了？更重要的是，應該遵循原有的理論，還是應該創新體制和理論？

建國以來至1994年前，中國財政體制歷經了十幾次調整，但劃分中央與地方間財政收支的依據始終具有“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統一”這一特點，在按照行政隸屬關系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后，收入劃分實行直接匹配，財力實行“先下后上”。即根據各級政府的支出事權，收入與支出規模相聯系進行財政資源配置，實行收支掛鉤。

1994年分稅制改革，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在財政的支出劃分上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也沒有進行明顯調整。改革重點是對收入劃分進行了大的變革，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實質上改變了以地方收支掛鉤為基礎的財政體制，形成了現行的財政體制。

這種體制的突出特征是收入首先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財政收支脫鉤，中央財政或者上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使下級財政的收入財力與支出需要相匹配。因此，現行體制的特點，是地方財政收支脫鉤下的間接匹配、“先上后下”的體制，這是目前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模式。

為什么中國在經歷了十余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后，要對政府間財政關系進行重大改革？

表象原因，是中央財政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削弱。更深刻的原因，是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重大轉變，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舊的財政體制與新的市場經濟發生了沖突。市場經濟要求形成全國統一、資源自由流動的大市場，而舊的財政包干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激勵地方政府保護本地經濟資源，封鎖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整個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政府職能由直接配置經濟資源為主，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政府間的職責劃分，不可能按原來事權劃分的概念進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發生了實質性改變，由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財政收入以利潤上繳為主，轉變為以稅收收入為主，使政府間的財源配置與企業的隸屬關系之間的聯系已經十分微弱。

按市場經濟的要求，為協調地區間因經濟發展差距形成的公共服務差別，中央財政需集中一部分財政收入進行再分配。將影響市場機制按照全國統一市場原則配置資源的相關稅種，如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進出口稅收等集中作為中央財政收入，盡可能弱化稅收環境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分稅制改革正是適應了這樣的需要。不過，由于分稅制改革的漸進性、階段性，中國的政府間財政關系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許多人誤以為實現事權與財權統一可以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但這可能導致體制的倒退，甚至回歸舊體制。

既然事權劃分及與財權相匹配的理論是一種“回歸”原體制的想法和理念，與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體制現實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更新理論。

首先，應將事權改變為公共服務職責。事權的特定含義，是各級政府對所管理的國營企業與事業的行政管理權，它反映的各級政府管理職能的劃分，突出的是行政隸屬關系。在現行政府間財政關系中，仍保留著按照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支出責任的做法，但隨著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國企關系的變化，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尤其是收入劃分的分稅制體制的形成，“事權”概念與新體制發生了明顯的不協調和理念上的碰撞。

“公共服務職責”則是指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和責任，與“事權”概念不同。其特點是政府職責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是服務型政府，管理寓于服務之中；各級政府公共服務職責的劃分，不僅僅是依據行政隸屬關系。

其次，應將支出責任細分為“公共服務職責”與“支出管理責任”，兩者既相互聯系又有所不同。政府公共服務職責往往決定相應的支出管理責任，此時兩者的關系相一致。但有時會不一致：有些公共服務職責是由上下級政府共同承擔，如轉移支付的資金支出，上級政府承擔資金的分配，具體的支出管理責任全部由下級政府負責。因此，籠統地使用支出責任的概念，很難區分上述兩者的區別。

第三，要區別財權與財力的概念。財權是指在法律允許下，各級政府負責籌集和支配收入的財政權力，主要包括稅權、收費權及發債權；財力是指各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擁有的以貨幣表示的財政資源，來源于本級政府稅收、上級政府轉移支付、非稅收入及各種政府債務等。

財權與財力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擁有財權的政府，一般擁有相應的財力，但政府擁有財力不一定有財權。上級政府的財權常大于其最終支配的財力，一部分財力要轉移給下級政府使用，結果是下級政府的財力往往大于其財權。這種財權與財力關系的框架，是目前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通常使用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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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制度改革，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均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卻越來越明顯。為了經濟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保證社會公平，調節地區性差距，合理制定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各國普遍采用的辦法。轉移支付是將屬于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轉至下級政府，作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來支付地方政府支出。俄羅斯與中國均于1994年開始貫徹實行轉移支付制度，盡管制度開始的時間相同，可是兩國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具體規定和實施效果都存在不同之處。

一、中俄兩國現行轉移支付制度

（一）中國現行轉移支付制度

中國目前還沒有針對轉移支付的法律，但中國在實踐中也已經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轉移支付方法，基本上可歸結為以下幾種方式：第一，一般轉移支付，是現行主要的轉移支付形式，主要參照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差額按統一公式計算確定，不限定使用方向，以地方政府為單位進行分配。第二，專項轉移支付，指定補助的用途，地方政府必須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規定專款專用。第三，稅收返還，是每年從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中按一定的比例返還給地方政府的部分，作為地方政府的一項財政收入。

（二）俄羅斯現行轉移支付制度

俄羅斯于2000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俄羅斯聯邦預算法典》中就已經規定政府間轉移支付的方式與支付方法，將轉移支付上升到國家法律加以規范。其中，規定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具體實施方式：第一，以固定的計算方法評估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能力，使其能夠以具體的指標來體現，根據各地方政府實際收支指標進行計算評估，中央政府給予各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財政補貼，以此來平衡地方政府間的預算保障水平。第二，以固定的計算方法或根據國家的政策需要對特別的援助對象進行評估，以補助的形式對地方專項支出進行撥款。第三，通過對地方政府的預算借貸，彌補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缺口。將轉移支付的規定上升到法律層面，有利于對政府轉移支付過程的監管，使得各級政府預算各加透明化，強化各級政府的自律性。

二、中俄兩國轉移支付方式存在區別

俄羅斯是通過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提供貸款或借款的方式彌補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不足，而中國是采取稅收返還的方式。這與兩國不同的國家結構形式有關。俄羅斯屬于聯邦制國家，中國屬于單一制國家。兩者之間的區別多數學者從國家政治結構角度去區分，認為聯邦制的國家地方政府較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政府在政治權利上更具有獨立性，而地方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所扮演的市場經濟主體的角色卻常常被忽視。俄羅斯地方政府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的特征在轉移支付方式中得到了體現。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除了所擁有的行政管理權力外，與其他經濟主體平等的擁有經營、收入和支出、盈余和赤字（虧損）及可以借貸的權力，當財政預算吃緊時，可根據地方政府的實際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貸款，使得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緊密掛鉤，一一對應，提高財政撥款的使用效率。

中國地方政府不具有政權獨立性，但是按照中國經濟法的規定，地方政府屬于行政單位是獨立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主體，可以從事經濟活動。雖然也明確了地方政府的經濟主體的資格，在實踐中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的權利得到了限制，其只能發揮其政府職能，卻很難像一個經濟主體那樣對政府財政進行經營。這種轉移支付方式固定了中央向各地方政府的返還比例，地方政府無還款壓力，只要達到返還條件即可獲得中央政府的稅收返還，至于該筆補助的利用效率與稅收返還的條件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這將可能導致地方政府投資質量低，或出現重復建設等浪費。

三、俄羅斯政府轉移支付比例低

國家想有效發揮轉移支付的宏觀調控效力，需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即中央政府擁有穩定充足的財政收入和較高的轉移支付比例。2011年中國全國財政收入總額為103740億元，中央財政收入總額為51306.15億元，占前者49.46%，俄羅斯全國收入總額為20335.1億盧布，中央財政收入總額為11211.3億盧布，占前者55.13%；2011年中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為56414.15億元，中央轉移支付總額為39899.96億元，占前者70.73%，俄羅斯中央財政支出總額為11019.4億盧布，中央轉移支付總額為602.7億盧布，占前者5.47%。以上數據表明，俄羅斯的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高于中國5個百分點，而轉移支付占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低于中國65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俄羅斯雖然中央財政收入比例較大，但向地方政府轉移支付比例卻非常小，中央財政對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十分有限，財政權力過渡集中在中央一級政府，使得地方政府財權受到限制，導致地方政府缺乏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加劇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促使其在稅收環節對中央稅收的截留現象的進一步泛濫。與之相反，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比例略小于地方政府收入比例，但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比例卻高達70%以上，財政權力過渡下放到地方，盡管看起來中央對地方的直接調節能力增強，可以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可是，對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支出監管就變得尤為重要了，監管不力，不僅會造成資金及資源的浪費，還會孳生腐敗，擴大社會矛盾，影響國家政權穩定。所以，建立健全我國的財政支出監管機制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

參考文獻

[1]高強，財政部《稅收制度國際比較》課題組.俄羅斯聯邦稅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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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的原則，改革工商稅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財政包干制改革為能夠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分稅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個稅收體系。

在中央和地方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首先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國的稅收制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稅種較多、稅率難定、重復征稅、隨意減免等問題十分突出，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首先是簡化稅種，從過去的三十多個簡化到18個稅種；其次是改產品稅為增值稅。產品稅是按一個個產品大類來征稅的，其缺陷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產品層出不窮，確定產品的稅種和稅率十分困難，并且有產品就要征稅，無法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增值稅適用于所有的生產和經營環節，稅種單一，稅率簡單，且前一道產品所開的增值稅發票，到后一道產品出售時，可以憑發票扣除以前交的稅款，有效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工商稅制改革后，我國形成了以流轉稅、所得稅為主的復合稅制，基本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工商稅制確立后，我國按稅種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體系。基本內容是關稅、消費稅、中央企業所得稅歸中央；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農業稅等歸地方；增值稅實行中央和地方分享，分享比例是中央得75％，地方得25％。整個分稅制改革，采取漸進的辦法，即以1993年為基數，基數內的收入全額返還地方。同時，增值稅和消費稅實行增量三七分成，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每增長1％，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2001年又實施了所得稅收入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對2002年的所得稅增量，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對2003年的增量，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自此，我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經過實踐的檢驗，我國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建立了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這一改革的成功實施，結束了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減稅讓利和財政退讓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支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增強了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31.2％一路下降到11.2％，財政不斷積弱，各級財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明顯的或者隱形的赤字，財政困難已影響到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改革后，1994年至2001年我國財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長17.8％，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不斷增強，為我國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政策提供了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均快速增長的雙贏的財政體制，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1994年到2001年，中央財政收入從2906億元增加到8583億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財政收入從2312億元增加到7803億元，增加了2.37倍。同時，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從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來的50％左右，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近年來，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對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又進行了一些改革。一是農村稅費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鄉鎮統籌費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先期試點的地方改革表明，這項改革規范了農村的分配關系，減輕了農民負擔，農民人均減負率一般在30％左右，農村“三亂”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對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進一步調整稅制。如對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減半或暫停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連續多次調整出口退稅率，使我國出口貨物的平均退稅率由原來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等等。稅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進一步增強了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二）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進展分析

1998年以后，財政改革的重點轉向財政支出體制，目標是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在推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方面，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門預算；二是實行國庫集中支付；三是推進政府采購改革；四是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實行部門預算，增強了預算的完整性、統一性，部門的各種財政性資金（包括預算內外資金）全部在一本預算中編制，所有收支項目都在預算中反映出來。部門預算經過人大批準后，對該部門的收支項目安排就具有法律效力，從預算執行到資金使用的全過程都必須接受法律監督。從2000年開始，我國中央和省兩級逐步推行了部門預算，有些市、縣也開始編制部門預算。

實行國庫集中收付，是將所有的財政資金納入國庫單一賬戶，所有的財政支出由國庫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門和單位在銀行設立的收支賬戶。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后，財政部門加強了對各部門和單位的收支活動的全程監督。2002年，中央在38個部門實行了國庫集中支付的試點，許多地方也積極進行了改革探索。與此同時，編制政府采購預算和實行政府采購資金財政直接撥付制度，支持了部門預算和國庫管理制度的改革。

實行政府集中采購，克服了過去分散采購的許多弊端，如采購資金的分配和使用脫節，無法有效進行監督；采購效益不高，采購的產品和服務往往價高質次；采購過程不透明、不公開，容易滋生腐敗，等等。1999年實行政府集中采購以來，采購規模快速增長，當年采購規模約130億元，2002年已突破1000億元，每年政府采購的資金節約率都在11％左右。2002年，人大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標志著我國政府采購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

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從收入方面，防止了部門和單位亂收、濫罰及坐收坐支；從支出方面，執收單位上繳收入不再與其支出安排掛鉤，有利于執收單位公正執法。近年來，這項改革不斷向前推進，中央和地方普遍加大了改革力度。

與此同時，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我國各級財政逐步減少了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支出，加大了教、科、文、衛、社保等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方面的重點支出，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向公共支出轉變。總之，經過近五年的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優化了支出結構，增加了財政支出管理的科學性，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

二、今后我國財政改革的側重點和趨勢分析

過去的財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但由于改革的漸進性，新的財政制度、機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協調、不適應、不規范等問題。結合當前經濟發展的形勢，今后必須在以下方面繼續深化財政改革：

（一）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繼續深化財政預算管理改革

經過1998年以來的財政支出體制改革，我國雖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離建立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仍有較大距離。公共財政體制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進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財政的主要職能和基本定位。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其主要職能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對全體公民一視同仁的規范的稅收。二是財政的運行機制。也就是財政收入的組織機制和財政支出的安排機制，目前的運行機制主要是財政的預算管理。三是科學的方法和有效的監督。如預算的科學編制方法、稅收征管的方法和手段、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集中采購等。在這三個層次中，預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財政的職能要通過預算的安排體現出來，即通過預算得以實現；其次，科學、細化、規范的預算管理，是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購正常運行的基礎；再次，預算是財政監督的依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預算不規范，不僅財政部門很難進行全程監督，也不可能形成社會其他有效監督機制。因此，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必須要不斷深化預算管理改革。我國在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購等方面已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這使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進入了核心和攻堅的階段，即深化預算改革階段。

財政預算規定了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與結構，以及需要全體社會成員擔負的成本即稅收數量。那么，每年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以及社會負擔的成本由誰來決定，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結構和類型又由誰來選擇，即財政預算管理中的公共性問題如何解決。因此，今后財政預算管理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預算管理中引入公共決策和選擇機制。比如在人大設立預算編制和審查委員會，專司預算的編制、審查和監督工作；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建立廣泛征求意見的機制；增加預算的透明度，擴大預算編制和執行的社會監督，構建納稅人的意見反饋機制等。

財政支出預算是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購以及加強財政監督的依據，也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益的關鍵，因此，必須要細化預算的編制。目前的預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員工資和共用經費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專項經費部分；三是轉移支付部分，即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對于固定部分，關鍵是要引入績效預算的辦法，即財政供給與單位取得的成效掛鉤，成效越大，財政支持越大，改變過去財政養人、養懶的做法，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引導作用。對于專項經費的預算，一定要細化到項目，把經費和項目掛鉤，加強對項目資金使用的管理和監督。對于轉移支付支出，要按照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均等化的原則，規范轉移支付，減少隨意性。總之，要盡量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和方法，不斷細化預算編制，使預算盡可能的規范、合理和透明。

（二）按照財權、事權對等的原則，繼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

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以來，逐漸暴露出來的不協調、不匹配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基層財政越來越困難。

目前，我國的財政體制是五級財政，即國家、省（市、自治區）、市、縣（市、區）和鄉（鎮）。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明確劃分了中央和省（市、自治區）的收入范圍，省以下的體制是各地仿照分稅制體制自主安排的。在中央提出逐步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的背景下，省以下的體制安排自然帶有層層集中財力的傾向。近年來的情況顯示，現在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的結果是，財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權仍在基層，甚至呈擴大的趨勢。尤其是許多該財政承擔的支出，如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過去基本由農民自己承擔，農民負擔過重已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的稅費改革，這部分支出開始回歸財政，基層財政的事權反而在擴大。因此，在這兩個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縣、鄉財政困難的矛盾開始激化。2001年全國拖欠工資的縣、鄉占全國縣、鄉總數的18.7％和27.1％，縣級財政支出中工資支出高達61％。絕大部分縣、鄉的財政是捉襟見肘，僅僅能夠應付“保工資、保運轉”的支出，用于建設的財力非常有限，各方面的支出欠賬越來越多。目前，在基層財政困難的倒逼機制作用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以維持基層政府的正常運轉。但基層財政困難的程度，是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經濟形勢變化而逐步顯現的，因此轉移支付較多采用的是一事一辦的專項轉移支付，不僅轉移支付很不規范，基層財政預算難以安排，而且增加了基層財政對上級財政的依賴，出現“你給錢我才辦事”的被動局面。

分稅制財政體制能夠成功運行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各級政府有自己的主體收入，用自己的財力辦自己的事情。否則，地方政府就會逐步增強對上級政府的依賴。依賴不斷增強和上移的必然結果，是分稅制財政體制逐步轉化和變質為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分稅制財政體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轉化為“跑上”的積極性。因此，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解決基層財政的實際困難，核心是確立一級財政，就要使這級財政有能夠基本滿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財力，在輔之少量的轉移支付財力的情況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辦。目前，我國的五級財政體制存在不合理的問題：一是財政層次過多，影響了各級財政主體收入體系的形成。二是財政層次過多，影響了各級財政的事權劃分和職責的確立。總之，目前我國的財政層次過多，是影響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和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建議取消鄉鎮財政，實行鄉財縣管；取消市級（地級市）財政對縣級財政的管理，實行省級財政直接管理縣級財政。這樣一來，全國的財政級次變為三級，即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縣（地級市、縣級市）三級，增強各級財政的調控能力。

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相對稱，是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的又一基本要求。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一是中央財政的職責重大，如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展高等教育、尖端科技和高新產業，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江河湖泊的治理，等等，中央財政必須要有強大的財政調控能力。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逐步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符合中央財政的財權和事權相對稱原則。另一個是縣級財政的職責重大。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離的社會經濟體制，“二元經濟結構”非常明顯。結果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時，財政供給的公共產品主要是面向城市居民，農村居民享受到的很少。因此，我國今后要實現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在有九億多農民的廣大農村，財政在供給公共產品方面要彌補歷史的欠賬和滿足新的公共需求，如提供基礎教育包括今后發展的高中階段教育，提供農村社會保障，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等等，基層財政的任務是非常巨大的，時代賦予基層財政的責任和壓力也是空前的。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要增加縣級財政的主體稅種，擴大稅收分享中縣級財政分享的比例，同時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強縣級財政的實力。

（三）按照公共財政和城鄉一體原則，繼續改革農村財稅制度

目前，我國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其主要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分配關系，遏制農村“三亂”現象的發生。從試點情況看，農村稅費改革確實實現了上述目標，減輕了農民負擔，安徽省農民平均減負在25％以上，有效遏制了農村“三亂”現象。但是，現在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并沒有根本改變我國1958年左右形成的農村稅收體系，農村仍然實行有別于城市的稅收制度。

從稅收負擔看，目前農村居民普遍相對高于城市居民。如對城市居民普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月均800元，假如一家三口僅一個人工作（這種情況是比較少的），也就是說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3300元以下是不需要交稅的，但農民現在的人均純收入基本都在3000元以下，卻普遍都要交稅。許多工商稅都有起征點和免征額，如增值稅、營業稅等，但農業稅沒有，無論農業生產的成本多大，也無論農業生產的凈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繳納固定比例的農業稅。目前，許多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還不如城市居民的“低保”水平，尤其在很多貧困地區，但在城市享受照顧，而在農村確要納稅。因此，相對城市居民來說，農民的稅收負擔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稅制上設置了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待遇。

從實現我國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出發，必須繼續深化我國的農村稅收制度改革。長遠的目標，應是逐步建立城鄉基本協調的稅收制度，將農業稅改為體現農民純收益的具有和城市個人所得稅有大致相同的起征點和免征額的新型收益稅。當前，“三農”問題已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市場恢復乏力，已嚴重影響了國內有效需求的擴張。目前，增加農民收入，已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為此，在農村新的稅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議目前免除一切農業稅。現在我國財政收入增長形勢較好，而農業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3.7％左右，并且農業稅的征收成本很高，免除農業稅對財政經濟形勢沒有多大的影響，但對于目前廣大農民的休養生息和增加農民收入是非常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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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原則的探討

我國電子商務中的稅收問題，對我國現行的稅收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戰。因此，有必要結合我國的現行稅收制度，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商務稅收原則。

2.1財政收入原則

財政收入原則是指稅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都要有利于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保證國家財政支出的需要。從國際上來看，各國對于電子商務普遍實行征稅制度，如英國、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就連一直以來對電子商務免稅的美國，也于近期通過《市場公平法案》，要求企業通過互聯網、郵寄產品目錄、電臺和電視銷售商品時，必須向購買者所在地政府交納零售稅。與之相比，我國電子商務卻一直未曾納入稅收監管之中。目前，我國電子商務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商品和服務市場的主力軍。電子商務領域凸顯出阿里巴巴、京東商城、淘寶網等大型網絡交易平臺，極大地帶動了國內居民消費需求。據統計，2012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總額達到7.85萬億元，同比增長30.83%。可見，電子商務規模的快速發展，能夠為國家財政收入進一步擴展稅基來源。因此，電子商務稅收的制定應該體現財政收入原則。

2.2稅收中性原則

稅收中性原則是指國家征稅不應使納稅人產生除稅收以外的超額稅收負擔，也不應使稅收成為超越市場的資源配置手段。從電子商務領域來講，稅收中性原則是指稅收的實施不應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延緩或阻礙作用。發達國家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時也普遍實行稅收中性原則，大都是在不征收新稅的前提下對本國的電子商務進行稅收控制。如美國在1996年的《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稅收政策》中，就明確提出稅收中性原則。我國電子商務起步較晚，但發展態勢良好，因此稅收制定也要充分注重稅收中性原則，禁止開征新稅和附加稅。

2.3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要求條件相同者繳納相同的稅，條件不同者繳納不同的稅。電子商務與傳統貿易并沒有交易本質上的不同，只是交易的形式有了變化，因此，兩者的稅收待遇應該相同。如新加坡早在2000年就對有關的電子商務所得稅和貨物勞務稅明確了征稅立場，對網絡銷售貨物和傳統貨物一樣要征稅。

2.4優先發展原則

優先發展原則是指根據電子商務發展階段給予稅收政策優惠，以促進信息產業的發展。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電子商務發展早期，對電子商務實行國內交易零稅收和國際交易零關稅的免稅政策，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我國電子商務也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發展，取得了現有的規模。但在稅收政策制定時也要考慮到電子商務的發展階段和特點，遵循優先發展原則，制定適當的優惠政策，實行差別征稅。

2.5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款的征收和繳納應盡可能地便利和節約，避免額外的征收成本。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制定時，要采用高科技征管手段，簡化納稅手續，避免額外負擔，提高稅收效率。

3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建議

3.1加快電子商務稅收立法

從財政收入原則及稅收公平原則出發，對電子商務應同傳統交易一樣進行征稅，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還沒有把電子商務涵蓋進去，因此應該加快電子商務的稅收立法。(1)根據電子商務的特征，對網絡稅收中的“居民”“、常設機構”“、所得來源地”“、商品“勞務”“、特許權”等概念進行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規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等。

(2)根據我國國情和電子商務自身發展的要求

對電子商務稅收實行階段策略。(3)根據交易產品的性質(產品所有權、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明確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課稅對象。

3.2完善現行稅收制度

3.2.1擴充現行稅制中增值稅、營業稅的征管范圍

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是有形商品或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營業稅的課稅對象是勞務、無形資產和不動產。因此，對于電子商務中的有形商品，應同傳統交易中的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對于數字化產品(如圖書、音像制品等商品)的交易應區別對待，對于非版權轉讓的數字化產品應與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而對于數字化產品的版權交易，則應視同特許權轉讓征收營業稅。對于通過網絡渠道提供的勞務，則按勞務征收營業稅。

3.2.2界定所得稅的征管范圍

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應根據提供電子商務產品的納稅人身份進行界定，若提供者屬于居民納稅人，征稅對象為營業利得；若提供者屬非居民納稅人，則可以將收入金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征收預提所得稅。

3.2.3制定電子商務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稅收中性原則和優先發展原則，在現有稅制基礎上，對電子商務制定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差別稅收政策要根據規模大小和稅負能力對不同的稅收主體實行差別的稅率，對于規模較小的網店，應按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實行低稅率，劃定營業稅的免征額，以降低小規模網店的稅收負擔。同時，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應該在現有稅種基礎上實行優惠稅率，不應增設新的稅種。

3.3創新監管方式

3.3.1充分利用“網絡實名制”

2010年7月實施的《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開啟了我國網絡經營“實名制”的時代。稅務部門可以利用網絡實名制，識別和管理網絡商品交易主體，對納稅主體進行監管。

3.3.2加強稅務部門信息網絡建設

稅務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加強信息網絡建設，依托網上交易平臺、網上銀行支付平臺等渠道，對網絡交易、網絡支付等活動進行監管，從而實現對納稅主體行為的監管。

3.4加強國際間稅收協調與合作

3.4.1堅持以居民管轄權與地域管轄權并重的原則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將長期扮演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角色。在跨國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應堅持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與居民管轄權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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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籌劃作為一種經濟現象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一般認為，稅務籌劃的開展以及研究真正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目前，稅務籌劃在西方國家幾乎是家喻戶曉，并且已經進入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稅務籌劃這一概念才被引入中國，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納稅人納稅觀念轉變和納稅意識逐步提高的體現。但是，稅務籌劃的理論體系并不完善，存在理念上的痼疾和偏差以及方法上的不足，對它的涵義界定比較模糊，不同學者解釋不一，在許多文獻資料中經常將稅務籌劃與稅收籌劃兩者混為一談。對稅務籌劃和稅收籌劃的涵義進行辨析界定，有助于對稅務籌劃的進一步研究掃清障礙。

一、稅務籌劃的研究范疇

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IBFD）《國際稅收辭典》對稅務籌劃定義為：“稅務籌劃是指通過納稅人經營活動或個人事務活動的安排，實現繳納最低的稅收。”

美國W.B.梅格斯博士認為：“稅務籌劃是在納稅發生以前，有系統地對企業經營或投資行為作出事先的安排，以達到盡量地少繳稅，此過程即為稅務籌劃。”

印度稅務專家N.J.雅薩斯威在《個人投資和稅務籌劃》中指出，稅務籌劃是“納稅人通過財務活動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稅收法規提供的包括減免稅在內的一切優惠，從而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

美國著名法官勒尼德·漢德指出，稅收是依法強制課征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獻。以道德的名義來要求稅收，不過是空談而已，人們合理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經營活動，使自己承擔最小的稅負，這種方法可稱之為稅務籌劃。

上述觀點和認識都指出稅務籌劃是納稅人基于自身利益出發，通過有目的地策劃和安排，以達到少繳稅款或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稅務籌劃是納稅人主動的、合法的、理性的行為選擇。

蓋地（2003）認為：稅務會計與稅收會計是兩類不同的會計主體，為了與會計的稱呼一致，納稅人的會計是“稅務會計”，納稅人的籌劃則應是“稅務籌劃”，而非“稅收籌劃”。但遺憾的是，蓋地并沒有進一步解釋稅務籌劃與稅收籌劃的實質性區別，僅僅說明這兩個名詞存在差異是為了保持稱呼的一致性。

范百順（2006）指出：“稅務籌劃”和“稅收籌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稅務籌劃”屬于稅務會計的研究范疇，而“稅收籌劃”則屬于稅收會計的研究范疇。其研究結論是從研究范疇方面指出了稅務籌劃與稅收籌劃的區別，基本理清了兩者差異的方向，但是，并未指出兩者差異的關鍵點。

劉建民（2002）認為：稅務會計與稅收會計是兩個明確不同的主體，因此，納稅人的籌劃稱“稅務籌劃”，征管人的籌劃稱“稅收籌劃”較妥。其研究觀點基本理清了兩者存在差異的關鍵點是主體的不同。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稅務籌劃的涵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稅務籌劃包括狹義的稅務籌劃和稅收籌劃。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是不夠準確的，背離了稅務籌劃立足于納稅人這個主體的基本出發點，稅務籌劃與稅收籌劃是兩個不同的研究范疇。稅務籌劃本身倒應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稅務籌劃包含節稅和避稅行為，而狹義稅務籌劃僅指節稅行為。從納稅人進行稅務籌劃的最終目標和價值取向來看，稅務籌劃應該包括“合法但不合理”的避稅行為以及“既合法又合理”的節稅行為，對納稅人來說，無論是節稅行為還是避稅行為，都是通過籌劃活動獲取財務利益實現財務目標的理性選擇。

二、稅務籌劃與稅收籌劃涵義之區別

（一）稅務與稅收涵義之區別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1996）對“稅務”所作的解釋為：稅務是關于稅收的工作，即稅收事務，或納稅事務。很顯然稅務是由稅收的產生而產生，稅務的主體是納稅人，稅務從另一個層面講是納稅人的義務，納稅人必須依據國家稅法規定繳納各種稅款。事實上，納稅人是集權利與義務為一身的特殊群體。政府部門用于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資金，主要來源于納稅人所繳納的稅金，只要納稅人依法繳納了稅金，便擁有了向政府部門索取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權力；反之亦然。納稅人換取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消費權的代價便是繳納稅款。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1996）對“稅收”所作的解釋為：稅收是國家征稅所得到的收入。稅收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政府行為，政府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籌集財政收入，以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稅收是政府聚財最重要的手段。

兩者的區別在于，稅收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手段，是國家為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所付出的成本。而稅務是指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依據稅收法律法規繳納稅收的一種義務，是納稅人在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時所支付的費用。稅務因稅收而產生，稅務機關是代表國家征收稅款的執行機構，是稅收法律關系中與納稅人對立的主體，互有權利義務關系。

（二）稅務會計與稅收會計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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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社會主義稅收的性質和作用；理解社會主義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稅收，以及稅收的三大作用

能力目標：通過對稅收和利潤的區別和聯系的分析，提高學生的辨證思維能力。

德育目標：通過對我國稅收的認識，幫助學生提高依法納稅，自覺納稅的意識

教學方法：舉例法，討論分析法，講解法

導入新課：列舉有關南昆鐵路，京九鐵路，三峽工程等事例，提問學生：“修建這些工程的錢從哪里來？

學生回答教師總結：是財政撥款

教師提問“財政收入主要又從哪里來呢？”

學生回答教師總結：稅收——我們知道財政在調節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起著巨大作用，那么稅收又有什么重要作用呢？我國稅收是什么性質的稅收呢？這些都是本節課要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稅收的性質（板書）

要求學生閱讀有關課文，點出國家的性質決定稅收的性質，雖然不同國家的性質不一樣，既然都是稅收，他們也是許多相同的特征，要求學生閱讀完第一自然段，并歸納：

（1）稅收的共同特征：（板書）

1.稅收都是取得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

2.稅收都是為國家實現其職能服務的.

3.稅收具有共同的特征.

4.稅收都是以國家政治權力為前提的分配關系.

5.分配的主體都是國家.

6.稅款都是取之于民

過渡：（這些特征與不同的社會制度結合，就形成了各自的獨特特征）

（2）社會主義國家稅收的性質（板書）

投影顯示材料一：1999年1-11月份，全國稅收收入完成917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4%，增收1225億元。在已實現的9172億元稅收中，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兩稅“收入完成426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增收315億元。

這些稅收都是來源于人民，與封建社會不同的是，國家并未將這些稅收用于自己的利益而是用于經濟建設，發展科學，鞏固國防，都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勞動人民是稅收的最終受益者。

投影二

1999年，國家財政支出540個億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基本生活費，失業保險費，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了30%；機關事業單位在職職工工資和離退休人員費得到了增加，全國受益人口達8400萬，預計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比1998年增長9.3%，農民全年人均純收入可增長4%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稅收在逐年增長，其增長主要是依靠生產的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和效益的提高，而不是加重企業和人民的負擔。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看出社會主義稅收體現的分配關系而不是剝削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國家政治機構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

通過分析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國家得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稅收。

（1）。從稅收的來源看……體現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從稅收的使用來看……

二.我國稅收的作用（板書）

(1).稅收是組織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板書）

提問：為什么是基本形式？

教師歸納：第一稅收是國家實現其基本職能的基本形式，這是稅收的基本作用。憑什么呢？政治權力

第二稅收占財政收入的95%，是基本形式

第三稅收可以使財政收入得到盡快實現，因為他憑借政治權力，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嚴格執行，不受企業狀況好壞影響。

要求學生思考課本上的想一想,進行課堂討論

學生討論,教師總結:(利潤不具固定性,隨企業經營好而定,企業經營好,贏利多,上繳的利潤也多,反之則比較少.而稅收則比較穩定,不管企業盈虧,都必須按照應稅項目和規定稅款納稅

(2)稅收是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板書）

例如,對價格高于價值的一些商品多征稅,平衡商品之間的利潤水平,避免片面的生產價高利大的產品,而不生產價低利小的產品；還可以合理調節消費行為，避免過度消費損害健康。如：煙酒稅；又如，為鼓勵農村經濟的發展，改善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國家對農產品采取低稅或免稅政策。

講解的時候可以要求學生列舉身邊的例子，仔細體會驗證

（3）稅收是國家實現經濟監督的重要手段（板書）

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

從宏觀方面：稅收可以反映國家經濟的運行狀況，據此，國家可以采取相應的對策。

例如，從各地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狀況，可以大致了解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從而采取必要的調節政策和措施，防止地區之間的收入過于懸殊。

從微觀方面：國家各級稅務部門通過征管工作，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及時發現或防止企業違反稅法的行為，促進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

關于這一作用的詳細說明，由學生自己閱讀小字部分材料了解

總結全課：主要講述了我國稅收的性質和作用。社會主義國家的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稅收理解稅收的三大作用

課堂訓練：

一．多項選擇題

1．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無論在任何國家都是（）

A．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B．為國家實現其職能服務的

C．以國家政治權力為前提的分配關系

D．國家作為分配的主體

2．在我國，稅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有：（）

A．它是組織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

B．它是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

C．它是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增長的唯一源泉

D．它是國家實行經濟監督的重要手段

答案：1。BCD2。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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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綜述

經濟學家威爾森和鄧肯（1993）提出“財政規劃”概念，指出財政規劃是所有財政政策工具的一組特定值，此組政策工具值或適用于當年，或包括未來時期財政工具的特定變化。如果財政規劃不會引起公債-收入比率的驟增（或驟減），那么這種財政規劃或財政政策是可持續的。如果財政規劃不可持續，就必須對一項或或者多項政策工具予以調整，或對其他非財政政策工具予以調整，或者適應外生變量變化等。工業化國家經驗證明，高水平和持續上升的公債-收入比率的代價是高昂的，債務負擔過重，利息支付壓力過大，要想保持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就必須降低公債-收入比率。經濟基礎、產業結構、稅收體制、財政體制、利率、匯率、國際收支、就業政策、經濟增長政策等多因素，都會成為影響地方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1959）提出，財政政策措施的理論框架，應該包括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三大方面。坦茲和澤（1997）從實證和規范角度，按照稅收、公共支出和總體預算差額，分析了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戴蒙德、莫里斯（1927），對靜態稅收超額負擔進行了論述，認為稅收引致的經濟行為扭曲會使經濟造成凈效率損失，在稅制結構得到優化，即在所有稅種中每一種稅的超額負擔均等或成比例，仍然存在征稅水平越高，凈效率損失越大，而且當經濟中存在其他稅收扭曲時，這種損失的增加與稅收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阿特金森和桑德莫（1980）從稅收對要素積累，特別是資本積累的影響入手，考察了動態意義上的稅收超額負擔問題，在兩期生命周期迭代模型中，最適資本所得稅率在長期不一定是零，通常取決于勞動供給與儲蓄的相對稅收彈性及其他們的交叉彈性。克姆利（1986）利用無限期界模型證明，長期最適資本所得稅率實際為零。坦茲和澤（1995）論述了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Ram（1986）指出公共支出會取代私人部門產出，產生排擠效應，也會提高私人部門生產力，產生外部性或共用品效應，公共支出的社會收益總量必須看作兩種效應之和。排擠效應和外部效應相反性表明，公共支出水平特別是結構非常重要。

上述文獻表明，財政政策工具組合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三、地方公共債務風險管理：財政政策創新

（一）一個實例：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地方公債管理 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簡稱“WH開發區”）為例，2002年到2011年，WH開發區順應國家宏觀金融形勢，自主作為，因勢求變，以國有投融資平臺為主體，為地方財政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組織資金。從當年底余額6.7億元到2011年底余額45億元，有效緩解了地方財力不足弊端，加大了園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為開發區的長遠發展騰挪出了空間。2009年之前，WH開發區融資特點是，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立融資項目，開發區財政局以財政預算收入信用兜底，投融資平臺公司在銀行組織授信資金，資金到公司賬后，視同財政資金封閉管理，全額劃入財政預算基建專戶，確保專款專用；融資平臺公司組織資金，先由財政部門審批，再由公司組織借款資金，是典型的政府強力主導型融資模式。2009年后，隨著國家對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重視，WH開發區主動求變，將傳統財政信用兜底的債務融資部分剝離到以土地儲備為信用兜底新的平臺上。原有的融資平臺公司規范為市場商業抵押信用為基礎的市場化公司。歷史存量和新增量的公債信用風險管理，逐步向市場化方式貼近。

但是，隨著政府融資平臺一刀切的政令后，開發區政府平臺融資能力驟然趨弱，如何搞好地方公共債務風險管理，實現地方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主要財政政策影響因素分析 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核心是確保現有存量公債到期還本付息，新增公債還本付息有可靠的資金來源。目前普遍認同的是貼現值法，即考慮債務時間因素，以未來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和債務還本付息額度進行貼現計算，如果貼現值收入與支出比較是凈收益，則說明公債負債水平是適度的，反之則是過度負債。財政收入的決定性因素是多樣的，例如地方產業結構、地方經濟基礎、稅收政策、財政體制、財政分配政策、產業激勵政策等。在所有決定性因素中，從長期影響效果看，稅收政策是核心。稅收政策決定了一個財政年度或者一個財政跨期的財政收入水平和財政收入結構，對地方財政支出水平和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WH開發區為例，該區定位在建設現代制造業基地，按照現行稅收政策，該區的稅收結構也明顯地表現為現代制造業基地的特點。增值稅、消費稅和土地增值稅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逐年增長幅度最高的稅種。從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綜合比較看，每年財政收入抵扣支出還大有盈余。因此，單純從局部收入與支出來看，該區應該是穩健性成功運作的典范。但是，從綜合收益原則來說，為區內現代制造業基地提供公共服務的不僅有區一級公共機構，還有市級、省級和國家級，因此稅收分配體制應該從總稅收稅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解省市和中央。在現行的分稅制下，區內企業貢獻的稅收從入庫即分成上級和本級財力。從整個收入分配結構來看，本級可用財力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地方公共配套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同時為區域可持續發展儲備招商項目，地方政府為了規避地方財政不能直接負債的法律限制，成立了地方國有全資公司，通過公司平臺間接負債融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從該區國有公司成立的歷程可以看出，地方債的出現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即是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發展，在地方可用財力不足，地方信用空間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的一個必要融資手段。換句話說，稅收分配體制是決定WH開發區地方負債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在WH開發區，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對地方公共債務風險管理的影響是正面的。由于開發區歷史包袱少，而且政府公共職能部門從開始就是大部制運轉，機構少，公共非生產性財政負擔小，地方可支配財力的絕大部分可用作財政基礎設施建設，弱化了對地方公共債務的負面影響。如果開發區沒有新增項目，那么現有開發區歷年存量債務就可以全部歸還，開發區現有公共債務風險就可以有效化解。如果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得到充分發揮，公共基建債務融資缺口就會迅速擴大。所以說，控制地方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規模，管理地方公共債務風險的有效手段。

總體預算差額對WH開發區的影響，主要是對生產型建設資金的影響，即對未來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的投資影響。由于開發區可用財力除了少部分用于公共部門運轉外，大部分財力用在未來發展的基礎設施投入上，開發區財政屬于典型的建設性財政，有別于其他部分地區的吃飯性財政。在財政總預算安排上，區別于吃飯性財政的剛性支出壓力，建設性財政支出壓力表現出一定的彈性，財政總預算差額可以充分考慮未來發展的機會成本，對現有新增差額預算的規模進行適度優化決策。

（三）財政政策創新對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影響分析 地方經濟基礎及其可持續性、地方產業結構、稅收政策、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體制，公共支出政策、總體預算差額等綜合經濟政策創新，是化解地方公債風險的有效工具。

以WH開發區為例，在改革開放大的政策創新背景下，開發區從雜草叢生的荒地，逐步變成現代化的工業新城。現代制造業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其他城市化配套產業的發展，開發區財源結構由單一制造業逐步向多元化產業發展，開發區稅收收入結構也進一步豐富。從開發區過去十年的稅收增長趨勢和結構看，增值稅和消費稅占70%以上，每年慣性增長幅度超過15%。應該說，WH開發區已經培育起了較好的財源基礎和增長后勁。

雖然WH開發區總體經濟塊頭逐步膨脹，但是過于單一的產業結構將會成為影響其財源穩定性的致命缺陷，地方產業結構政策創新，是WH開發區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行業景氣指數和產品生命周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建設現代化制造業基地，除了汽車產業、還應前瞻性地鼓勵發展家用電器等其他產業，分散行業景氣指數變化影響的財源風險。由于公共債務是在未來若干年分期規劃，保持財源穩定性增長異常重要。鼓勵地方產業結構政策創新，促使地方財源機構多元化，是化解地方公債風險的有效工具。

稅收政策創新對地方公債風險管理具有重要意義。現行地方財源基礎和稅收政策決定了地方可組織的財政收入。稅收政策創新可以充分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擴大稅源基礎、優化稅源結構，夯實總體稅收水平。

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體制對地方公債風險管理具有重要影響。以WU開發區為例，過去十年累計組織財政收入億元，按照財政收入分配體制，地方留存億元，上解中央省市三級億元。如果地方財力占總體財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大一點，地方可用財力會大大增強，地方公債風險管理將會得到強大的財力保障。

公共支出政策對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影響主要表現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建設性財政支出和非建設性財政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是建設性支出中“大循環”和“小循環”的支出比例。所謂“大循環”即開發區財政撥款用作城市道路管網等基礎設施建設費用投入，需要享受這些配套服務的轄區內企業通過稅收上繳，地方財力留成彌補。所謂“小循環”即地方國有公司投資進行土地一級整理，后通過拍賣土地收回投資；或者對土地進行經營開發，通過租賃或者銷售，實現資金回籠。

總體預算差額政策工具創新，實質是地方財政支出體制創新，即預算支出涵蓋范圍問題。由于社會功能板塊支出是剛性的，此板塊財政預算差額政策創新工具彈性不大。建設性板塊體制創新，對總體預算差額的影響很大。以WH開發區為例，公債融資長期作為財政建設資金不足的一個補充來源，因此在融資方式上，融資平臺公司只是作為一個財務殼存在，所有項目資金支出全部劃入財政后支出。財政建設性資金的杠桿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公司造血功能沒有培育成熟，地方公共債務融資不僅信用空間日益縮小，而且公債風險日益暴露，不符合銀行監管要求，為進一步融資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礙。如果財政能將建設性資金作為資本金注入國有平臺公司，則一般可以按照三七開的比例組織債務性資金，信用放大倍數可以得到根本性提升。財政建設性支出預算差額將直接到公司層面解決，財政建設性資金支出壓力直接下沉到公司層面解決。

四、結論

創新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源動力，也是解決地方公債風險管理的動因所在。堅持財政政策創新，應用多種財政政策創新工具組合，可以有效管理地方公債風險。當然，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地方公債風險管理是否引起足夠的重視，地方公債風險是否危及到整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以及中央政府加強對地方政府管理，把公債風險放在一個何等重要的位置，公債風險管理中的利益博弈等綜合因素，都可能成為財政政策創新或阻礙創新的潛在理由。但是，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財政政策創新工具組合，是公債風險管理的有效目標函數，搞好財政規劃，對提高財政整體運行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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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管理是國家及各級政府對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涉及的各類經濟活動的管理，是國家經濟政策落地實施的關鍵。加強財政管理，將促進我國行政及公共事業管理水平的提升。這其中，內部控制作為各類組織基礎管理的主要措施，明確財政管理內部控制建設的主要內容和措施，將促進各級財政管理的建設與實施，進而保障國家政策的落地，促進實體經濟穩步發展。

一、內部控制對財政管理的重要性分析

1.適應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經濟增速一直領跑世界，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粗放型增長帶來的經濟質量與經濟結構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世界經濟緩慢復蘇的大環境下，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發展，經濟增速由高速轉入中低速增長。在經濟轉型發展的大趨勢下，我國提出將供給側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倒逼各項改革推進，促進經濟穩步提升。財政管理作為國家宏觀政策產生實效的基礎，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加強內部控制建設與實施，將不斷促進財政管理符合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要求。

2.提高國家財政管理的有效性與權威性

財政管理是對國家財政收支各項行為的管理，財政收入支撐著國家機器運轉，滿足各類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需要，財政支出則是政府部門得以運轉的基礎，并通過轉移支付等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國家各區域的均衡發展。財政管理內部控制主要著眼于內控環境建設，通過流程梳理與風險評估，針對財政管理的風險點，實施控制活動，保障國家財政管理的有效性與權威性，起到關鍵支撐作用。

3.促進國家財政引導經濟發展作用的發揮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以“有形之手”發揮經濟調節作用，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節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手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稅收政策是國家調節行業發展的主要政策，通過對鼓勵行業的優惠政策，將促進國民經濟向更健康的方面發展。而財政管理內部控制通過政策效果的評估與監督，為國家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起到較大的促進作用。同時，通過過程控制與管理，促進國家財政引導經濟發展的政策順利實施，得到有效保障。

二、財政管理內部控制建設的主要內容

1.財政收入內部控制建設

一是稅收內部控制建設，需在綜合評估區域內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加強稅務機關對納稅主體的輔導與服務，通過稅收征管與稽查，保證財政收入實現與增長。二是費收內部控制建設，需在分析地區費收項目的環境下，加強政策宣貫，促進費收到位。三是財政收入預算內部控制建設，需按照預算法要求，建立預算實施辦法，提高預算的準確性。

2.財政支出內部控制建設

一是行政支出內部控制建設，需分別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建立財政支出管理制度與辦法，實施過程控制。二是轉移支付內部控制建設，需對一般財政轉移支付建立標準與辦法，對專項財政轉移支付定期評估，以保證轉移支付政策有效。三是財政支出預算內部控制建設，根據預算法對財政支出的具體要求，結合各級政府及預算單位的實際情況，編制財政支出預算，保障國家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

3.財政會計系統內部控制建設

一是建立財政會計系統崗位設置與職責分工，分別政府財政部門和各部門會計組織，建立會計管理體系，明確職責分工。二是建立會計系統內部核算控制體系，分別經辦人員、復核人員、審批人員，建立會計核算管理審批流程，強化內部控制。三是建立財政會計審計監督管理，實施定期審計，對政府財政部門及各部門的會計組織進行定期審計，建立評價監督機制。

三、加強財政管理內部控制的主要措施

1.加強財政管理內部控制框架體系建設

一是各級政府結合各自財政收支的實際情況，建立內部控制領導組織，保障內部控制體系建設與實施。二是建立財政收入與支出相關制度體系，以財政預算為抓手，明確預算制定、預算執行、預算變更、預算評價的全流程管理標準。三是加強內部控制理論體系宣講與培訓，普及內部控制建設的重要性與關鍵內容，提高政府機關全員的財政管理內部控制意識，促進內部控制的有效實施。

2.加強財政管理流程梳理與風險評估

一是分別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梳理財政管理流程，財政收入可區別稅收收入、土地收入、水利費用、殘疾人保障金費用等稅費種類梳理流程，財政支出可區別日常支出、固定資產支出、財政轉移支付等項目梳理流程。二是明確各流程的關鍵節點，如財政收入的征管節點、轉移支付的效果評估節點，建立關鍵節點明細表。三是對各流程風險點進行評估，分別風險程度，明確風險級別，建立風險偏好政策，采取不同的風險應對措施。

3.加強財政管理控制活動建立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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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觀分析我市財源建設面臨的形勢

總體上看，我市財稅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各級各部門特別是財稅部門圍繞推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群策群力，扎實工作，付出了艱辛努力，推動了全市財政收入增長和財稅質量的提高。也要清醒看到，我市財政實力、財源后勁、調節能力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財政支出壓力較大，財源建設仍然還有很大潛力。

成效主要體現三個方面：第一，財政收入實現持續穩定增長。2006年，全市完成一般預算收入128.44億元，比2005年增收22.28億元，增長20.99％，完成年初預算的105.36％。今年1-9月份，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16億元，同比增長24.2%，全年超過預期目標大有希望。第二，財源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通過壯大支柱產業，不斷培植新的增長點和稅源，地稅型產業和骨干稅源不斷壯大。第三產業對財政貢獻逐步提高，今年上半年貢獻率達55.83%。濟鋼、將軍等一批重點企業成為稅源的中流砥柱，對全市財政收入起到強勁拉動作用。縣域稅收占全市稅收半壁江山，章丘、歷下、歷城、市中等縣（市）區稅收收入超過5億，增幅均超過20%，歷下今年有望超過12億。第三，稅源結構更趨合理。2006年，金融、房地產、鋼鐵、煙草工業和機械五大行業交稅占全市重點納稅人的62.48%，成為地方稅收主要來源。上半年，房地產、鋼鐵、機械、貿易服務和交通運輸業增幅較大，均超過40%，初步形成結構調整與財源建設協調互動的良好格局。營業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對地方財政支撐作用逐步增強，2006年分別占整個稅收的34.51%、19.46%、14.08%，今年上半年又有快速增長，反映出我市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和綜合效益。這些成績，是在市委堅強領導下，全市財稅系統廣大工作者和各級各類企業共同努力的結晶。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納稅人，向全市財稅系統廣大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謝！

差距和潛力主要有：一是財政實力還需增強。我市財政收入在副省級城市中居第12位，增幅第9位；省內與青島差距逐步拉大，增速低于全省平均5.31個百分點,居第16位。這遠遠不能滿足我們解決民生問題、推進和諧發展的公共財政建設的需要。二是稅收比重有待提高。2006年，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76.1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青島（85.16％）、萊蕪（90.36％）等市相比差距較大，低于國內許多省會城市85%左右的比重。三是稅源過于集中。主要集中在一些納稅大戶，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實力對地方財政支撐力較弱，市屬企業財政貢獻小于中央和省級企業；許多建成的工業項目尚未形成新的稅收增長點，第三產業一些優勢行業稅收貢獻潛力沒有充分發揮。這種過于集中的稅源結構，特別是過分依賴資源型行業，遇到宏觀形勢和市場供需變化，將會引起我市財政收入大幅波動，不利于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四是財源建設仍不平衡。部分縣（市）區經濟基礎差、收入總量低，非稅收入比重大,可用財力相對不足，保平衡壓力依然很大。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們在財源建設上的不足和差距，也反映出財源建設的潛力和壓力。我們要正視困難和差距，變壓力為動力，迎難而上，勇于挖潛，廣植財源，推進全市財稅工作又好又快發展。

二、進一步明確財源建設的著力方向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各級財稅部門要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按照公共財政建設的要求，加強財源建設，優化收入結構，依法科學征管，著力改善和保障民生，把財政增長建立在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基礎上，不斷提高財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圍繞這個目標，重點做好以下四個方面工作：

（一）繁榮發展第三產業。把現代服務業放在事關結構升級全局的重要位置，全面提升金融、物流、會展、中介等生產業，突出發展軟件、文化、教育培訓等知識型服務業，大力發展旅游、商貿、社區服務等生活業，顯著提高服務業在經濟總量、地方稅收中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市金融業無論從增長率還是對地方稅收貢獻率，都表現出強勁勢頭。金融業對基礎設施和環境依賴小、產出大，聚集財富迅速，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極大、外部性極強，做好金融業發展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二）提高工業經濟效益。以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為重點，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為取向，加快提升工業發展水平。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改變“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增長模式，依靠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產品附加值，創造自主品牌，形成名牌效應，實現規模實力、質量效益、產業集中度和創新能力四個明顯提高。大力發展園區經濟，顯著提升園區承載力，培育高聚集度產業區，以骨干企業和名牌產品為龍頭，延長產業鏈，提高產業互補和協作能力，形成一批有影響力的知名企業和特色產業基地。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改變企業管理方式，促進企業集約化經營，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增強盈利能力。

（三）培植中小企業發展。在繼續發展、鞏固、壯大骨干財源的同時，努力創造條件，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促進中小企業快速穩定發展，培植后續財源，形成多元化財源結構，分散財政風險，增加財政收入的穩定性。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運用財政貼息等手段，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空間。對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實行公平待遇，通過招標或其他方式使中小企業平等獲得各類政府性資金支持。幫助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中小企業管理經營水平，鼓勵引導中小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開拓外部廣闊市場。

（四）大力發展縣域經濟。促進縣域之間均衡發展，縮小縣域發展差距是財源建設的重要著力點。要在投資、金融、財稅、外經外貿、技術開發和利用等方面給貧困縣區適度的政策傾斜，營造縣區的良好發展環境，激發縣區后發優勢。通過做扎實的工作，積極創造條件，利用好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若干優惠政策，更多爭取上級資金支持，加大對困難縣區財政轉移支付和重點幫扶力度，充分發揮財政“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增強縣域經濟造血功能，提升縣域經濟規模、質量和創新能力，不斷把縣域財政做大做強。

三、完善和落實財源建設的激勵政策

會上印發了我市加強財源建設意見以及財政局出臺的實施細則，長林同志也作了說明。會前財稅部門做了大量細致扎實的研究論證，會后各級各部門都要認真抓好政策的貫徹落實。總的來說，這次出臺的政策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導向明確。《意見》圍繞保障科學和諧發展的主線，突出三個導向：一是鼓勵轉變發展方式。重點鼓勵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引導企業和社會資金更多的用于科技創新，支持循環經濟和重大節能技術開發，加大對重點污染源的防治力度，支持環保產業發展。二是鼓勵經濟結構調整。按照國家宏觀調控方向和產業政策，重點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總部經濟等發展，加快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三是鼓勵財源質量提升。針對縣域財源建設、稅收收入比重提高、財源貢獻大戶、財政困難縣區收入增長等方面的政策，都是為加快提升我市財稅結構和質量，而采取的有效措施。這個導向，就是財源建設的方向，也是各級各部門以及企業發展的重要著力方向。

第二，力度加大。在目前財政支出壓力過大的情況下，市委、市政府一次性拿出8000萬元專門設立財源建設扶持資金，而且每年都列入預算安排，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體現了市委、市政府對財源建設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對金融業的獎勵，一次性補助200萬元—2000萬元，這個力度也是很大的。按照各財源單位對財政收入的貢獻份額和動態增幅，相應調整扶持獎勵幅度和分類補助標準，獎勵幅度從2倍到10倍，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保障扎實。為確保政策落到實處，《意見》從組織實施、實施細則、覆蓋范圍、資金來源都作了扎實而有操作性的要求。要求成立市財源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明確各縣（市）區、各部門、綜合治稅部門責任，對支持政策作了詳細分解，對獎勵條件、標準、幅度作了明確規定，獎勵面涵蓋縣區、部門、企業、企業法人代表；特別要求縣（市）區要把專項扶持資金納入預算，體現出對財源建設的高度重視。各級各部門要把握好機遇，用足用好支持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杠桿作用，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四、加強征管，依法治稅

財稅部門要加強科學化、精細化、規范化管理，嚴格依法治稅，加強稅收征管，做到應收盡收，力爭全面反映經濟發展成果。

（一）依法加強稅收征管。要立足增收，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切實做好收入組織工作。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在抓好大企業、大集團等骨干稅源的同時，加強對中小企業和零星分散稅源控管力度；嚴格稅收執法，嚴肅征管紀律，強化稅務稽查，加大對涉稅違法行為打擊力度，嚴厲打擊偷、逃、騙稅行為；在抓好內資企業稅源控管同時，加大對外資企業稅收征管，對優惠政策到期的企業及時恢復征稅。大力推行稅收執法責任制，抓好征管責任區和稅收管理員制度落實，強化稅源管理，完善稅源動態控管體系，防治稅源流失；完善稅務稽查工作機制，改進稅收征管手段，發揮財稅信息化功能，通過強化納稅評估，提高征管控制能力。深化綜合治稅成果，完善協稅配合制度，加大區片管理力度，加強對重點行業、重點稅源和零散稅收征管。要區別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采取征管措施，切實加強對建筑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餐飲娛樂業等有潛力行業和個人所得稅的稅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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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國家與預算國家的概述

“稅收國家”的概念最早由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用來指由公眾稅收養活的現代國家，區別于中世紀西歐那些依靠國王自有領地收入的封建國家即領地國家。我國著名學者王紹光對此認為，稅收國家是這樣一個國家，中央政府及下級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用稅收的方式來汲取財力，更重要的是，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私人部門的財富，這使得稅收國家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于私人財富。稅收國家作為國家的一種形態，著重強調了稅收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稅收奠定了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

“預算國家”是王紹光率先提出的概念，按照他的觀點，預算國家指的是“擁有現代預算制度的國家”。現代預算，“必須是經法定程序批準的、政府機關在一定時期的財政收支計劃。它不僅僅是財政數據的記錄、匯集、估算和匯報，而是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必須由行政首腦準備與提交；它必須是全面的、有清晰分類的、統一的、準確的、嚴密的、有時效的、有約束力的；它必須經代議機構批準與授權后方可實施，并公之于眾”。

相對于稅收國家，預算國家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更理性、更負責地治理國家。

二、我國從稅收國家向預算國家轉型的原因

無論什么性質的國家，其活動都離不開財政支出。國家機器的運轉需要資金，制定政策實質上是在分配資金，實施政策也需要資金保障。總之，沒有資金什么活動都不能展開。從這個意義上看，如何籌集資金并進行支出固然是一個財政問題，但更是一個國家治理問題。毫不夸張地說，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預算能力。因此，改變國家取錢、分錢和用錢的方式，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國家做事的方式，改變國家的治理方式。

從國家形態來看，稅收國家是建立在國家通過稅收活動建立起強大的財政汲取能力的基礎之上。正因如此，從而導致國家對稅收活動的依賴性，使稅收成為國家存在的重要經濟基礎。由于稅收活動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和稅收手段的有限性，過度依賴稅收手段就會造成國家面臨許多問題。

首先，由于任何稅收對于納稅人來講都是一種經濟負擔，因此如果過分強調國家對稅收的依賴性而片面追求稅收收入的增長，就會加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影響納稅人從事生產、消費等活動的積極性，進而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根據拉弗曲線的描述，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納稅人的稅收負擔之間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率。在這個合理的范圍之內，稅收收入隨著稅率的上升而增長。而一旦超過了這個合理范圍，稅收收入不但不會增長反而還會下降。

其次，在稅收國家中以稅收的高速增長為前提而導致政府大幅度提高社會福利開支，使得西方所謂的“福利國家”用于福利的支出快速增長，國家福利支出數額巨大。據統計，在西方國家中，福利支出一般要占到政府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福利政策涉及到了執政者執政地位的問題，因而福利政策一旦出臺就容易變成剛性的社會政策。故當經濟處于上升期時，這種增長的福利開支一般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公共開支問題，但當一味增長的福利開支超出了經濟增長和政府收入增長的限度，社會福利所帶來的巨大開支就會給政府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導致國家財政支付困難。

第三，稅收國家面臨“財政幻覺”所導致的政府擴張和政府的低效率。意大利財政學家普維亞尼認為，為達到提供統治階級希望提供的產品、服務或籌措資金等目標，統治集團總是盡力使納稅人覺得所承受的負擔比實際的負擔要輕，使受益人覺得供給他們的公共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比實際的價值要大，這就是財政幻覺。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各種制度如此組織起來以創造這種幻覺。在這種幻覺下，國家可能會對外提高稅率增加稅收收入以及降低社會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同時在內部效應或內部性的驅使下，追求職位的提升、工資薪金的增長等。此時，帕金森定理所描述的情況就必然會出現，即政府機構擴大，政府工作人員膨脹化，從而導致政府開支的巨大增長。再加上政府公共物品供給過程中定價機制不完善、缺乏競爭機制和有效監督機制、缺少追求利潤的動機等因素，導致了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的低效率。

三、結論

綜上所述，在稅收國家中，由于過分強調了稅收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它在給國家帶來重大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為了減少這種負面的影響，避免政府失敗，除了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之外，還必須進行財政改革。一方面，必須對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入進行合理的限制。在保證國家合理需要的前提下，限制政府稅收收入的上限，以防止政府過度征稅對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這種限制也有利于消除財政幻覺中的稅收幻覺，以確保國家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防止政府過度擴張及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就是要對財政支出進行嚴格的約束與控制。針對現實中政府機構膨脹、政府支出擴大、政府效率降低、嚴重等問題，通過嚴格約束政府財政行為從而達到約束政府行為的目的。無論是財政收入還是財政支出，最為重要的內容還是要圍繞著財政預算來進行。通過建立科學完善的財政預算制度，確立預算在財政活動中的中心地位，從而達到用預算來控制政府財政活動的目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