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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盡管不同學者對“多元社會治理”基本內涵的理解存在細節上的差異,但也包含著兩大基本共識:社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重要甚至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社會非營利組織、市場化的組織、公民社會等等。社會治理的手段是復合的,既有政府通過行政或者市場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有市場化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有非營利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或者社會動員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為了進一步把握多元社會治理的涵義,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多元社會治理的本質:
1.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識上,傳統行政管理體制的合理性基礎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轉向為社會主體活力的持續釋放提供制度保障這一角色上來。政府從繁雜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用法律、經濟乃至政治的途徑與方式發揮全局性統籌協調功能,開始做更多的冷靜思考、制度研究和長遠規劃。
2.在政府與公民關系的認識上,公民作為政府行政行為的相對方,享有參與權和發言權。政府行政的效果取決于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有賴于行政相對人的合作與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間不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同時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被監督者與監督者的關系。
3.在責任意識上,多元社會治理實現了從片面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單方責任向同時強調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共同責任的轉變。可以說,多元社會治理既是對傳統行政集權式社會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更是現代社會管理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
二、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特點
1.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運行以法治為基礎。法治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制度資源和調控模式,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社會提出的構成“善治”的八個特征,即:參與性、協商性、責任性、透明性、回應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幾乎都與法治精神相契合。社會生活需要不同的手段來調節,社會治理也需要采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等,但整體而言,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運行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強調運用法律調整手段把政府行政機關的行政權限、方式和程序用法律手段固定下來,把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權力和義務用法律手段固定下來。從而運用法律調整的公開性、規范性和普遍性來有效地制約公權力和私權利的濫用。
2.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成效受多種環境條件的制約。眾多環境條件如市場發育程度、有關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民間資本的規模、績效評估機制以及監管機構和監管機制等等,都會影響到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成效。盡管“我們不是在完善的政府與完善的市場中選擇,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場之中選擇”,但是,“盡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場和不完善的社會,但我們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選擇。”
3.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實現路徑具有動態、權變的特點。和傳統社會管理模式的穩定和剛性相比,多元社會治理模式具有動態和權變的特點,在不同國家,其實現路徑不同。首先,現代社會面對的外部環境是多變和模糊的,各種信息的不確定性,必將會增加公共決策過程的模糊性。其次,社會成員是流動的,具有多樣化的需求。現代社會面臨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成員本身的動態性要求社會治理必須遵循權變原則,也就是因地施治原則,注重環境因素和偶然因素。社會治理的權變方法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治理沒有一個最佳方法;第二,在特定情況下,并非所有方法都同樣有效,其有效性取決于設計或方法對情景的適合程度;第三,管理方式的選擇應該以對環境中的偶然因素的細致分析為依據。多元社會治理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以協商、參與機制為基礎。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是權力、利益逐漸分化的多中心社會,政府只是社會之一極,它用服務而不是用集權來獲取公民的支持,這就是多元社會治理理論的核心思想。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系統,社會治理也應該是多元的。首先,社會治理應堅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會政策、方針、對策、措施必須考慮各種不同社會利益,并且以社會最大利益為取向,尤其應使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利益得到保護和體現。多元社會治理主體之間是相互協作的關系,追求公共責任的實現。政府與公民、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在傳統社會管理模式中的管理與被管理、控制與被控制之間的關系變成了相互協作的關系。在協作關系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公共責任,多元社會治理實現了從片面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單方責任向同時強調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共同責任的轉變。在公共責任的框架下,一是要求確立現代公民觀,包含權利本位意識、競爭與合作意識、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制度合理與合法性認識等基本內容。二是民主公平價值觀的確立。社會的自治與自我管理在各個組織與公民個體的民主參與下才可以實現,這種民主意識不僅體現在多元的社會主體相互合作之間,而且在各個社會自治組織內部更應該實現民主管理。馬克思?韋伯式官僚體制的組織特征如具有嚴格規章制度的正式結構、有限的溝通渠道、狹窄的創新和變革空間等特點,是不符合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要求的,因為多個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作意味著商議、參與、合作、信息的自由和無限制的傳遞,以及以妥協和相互理解為基礎的契約,還有對權力和資源的更為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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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育社會問題及危害
體育—這一人類社會活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們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體育的實際社會效能不僅表現在增強人們體質,同時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家安定團結、豐富文化生活、培養人們良好的個性心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國際交往和促進人們之間的友誼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現在出現了一些體育社會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干擾人們生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同時妨礙體育的正常健康發展,既不利于正確地完成體育的目標,也不能充分發揮體育的各種效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謂體育社會問題是指: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行為,如“吹黑哨”、“打假球”、“濫用違禁藥物”等等;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如“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失衡”問題,“我國競技隊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以及“‘體育政治化”問題等等。
綜合起來說,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體育的影響:妨礙體育的公平競爭,站污了體育的形象,_對運動員、教練員及人民群眾身心產生危害,導致體育畸形發展。第二、對社會的危害:干擾人們的生活,嚴重時能擾亂社會正常運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會矛盾。
二.體育社會問題的治理
1、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必要性。
正因為體育社會問題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危害和影響,所以要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另外,治理好體育社會問題,對消除體育中不公平競爭現象,維護體育原有的純潔的精神,促進體育的健康發展,讓體育更好地為建設我國的“兩個文明”服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具有現實的意義。同時,我國的某些體育社會問題幾近“瘋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要“捂著蓋子”,不敢揭開。當我們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而歡呼時,又有誰知道正是中國的這種“國粹”—“假球”、“黑哨”,耽誤了我國足球運動多少時間。
2、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為目前我國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來對體育實施宏觀調控,那么治理體育社會問題就少不了要通過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是通過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調撥體育經費、任免體育官員、審批體育社會團體、開展重大體育活動,以及通過對各種體育理論的選擇和評價,組織研究體育的發展戰略,編制體育的規劃和計劃來實現。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主導性和規定性的作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各體育社團的群眾團體法等。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穩定性和不可違背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定:“在體育競賽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檢查”,“在體育競賽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直接負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這是對解決“濫用違禁藥物”問題的直接寫照。在運用法律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應注意兩點:其一,具體針對某些問題的法律條文,隨著這類具體問題的解決而自動失效,對于這些條文要予以揚棄。其二,對可預見性的新的體育社會問題,應通過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這類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惡化。
③紀律手段。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組織的性質、目標不同,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紀律,所以紀律有多樣性的特點。紀律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背性。紀律手段在治理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
④社會輿論手段。社會輿論可以督促某些現象性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一些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行為的導向。社會輿論往往暗示出特定社會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體育這一特定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層面,它的基本價值規范是“更快、更高、更強”,基本行為準則是“公平競爭”。這正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和監督足球運動中的“假球”問題和“黑哨”問題的原因。其二是社會行為的約束。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與眾不同的言行,特別是越軌行為具有壓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數人的行為,這些人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的行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習俗、信仰等手段,它們主要是通過對人的思想、觀念、認識等產生作用,然后再對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產生影響。如“運動場暴力”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體育比賽,還對運動員和觀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通過對運動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后,可以適當地緩解或解決這一問題。這些手段雖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得強烈和直接,但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本要求。
①應具有客觀性。只有對實際問題進行正確、客觀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進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們的認識往往受到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觀,這要求我們對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認識上。
②應具有針對性,或稱選擇性。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無論是采取哪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或者說治理具體的問題時,采取的方式、手段應有選擇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則適得其反。
③應具有靈活性。在治理某一問題時,往往有多種方式或手段可供選擇,在選擇具體的方式和手段時,要依據問題的發展和變化,靈活地變換選擇,才能有利于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控制。
④應具有適時性。體育社會問題都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時性。比如,相關的法律條文一定要適用于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只是對過期問題的鞭答;社會輿論一定是關注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僅是對未來假想問題的譴責。
4、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個基點。
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點應該放在對現行體育體制和體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體育社會問題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幾乎都與相應的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失調有關,并且在導致社會問題的各種原因中,體制和法制的失調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變遷的廣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體制和法制上的東西存在缺陷或混亂。如我國的足球管理體制,“中國足協”既是民間足球協會又充當足球運動行政管理機關,既是“甲級”聯賽的組織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還是執法者。這種體制,與我國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問題的出現,有著莫大的關系。《體育法》只對體育比賽中的裁判權利義務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對裁判的違紀違法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甚至在中國足壇“黑哨”現象曝光后,卻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法律條款來懲處。
根據以上事實,筆者認為為了有效的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應該合理地改革我國的某些體育體制,進一步完善體育法制。具體的說:在體育體制的改革方面,應確實分清行政、管理和經營的性質、權限和責任,不能因體制自身的混亂,而成為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溫床”;在體育法制方面,《體育法》中應該具有詳細的對違反有關規定作出處罰、處理的條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讓某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有空可鉆。
三、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體育社會問題
1、應該充分地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危害,不能文過飾非,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治理。同時應客觀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與其它社會問題相比,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沖擊力要相對較小,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不要將之盲目擴大化。
2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主要是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社會體育也需要轉變體育治理方式
2.1堅持系統治理,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是要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將成為今后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在由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部門應該建立與其他主體的合作伙伴關系,分工負責,共同實施社會治理。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不是領導作用,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與其他主體是平等關系,而不是其他主體的主管領導。從社會體育系統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體系。這里的多元主體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相關利益群體。如社區體育治理應該由社區行政與社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老年人體育治理就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與老年人體育協會共同進行治理;區域社會體育應該由地方政府與地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其次,系統治理要有明確分工,政府與多元主體各司其責,互相配合,實施共治。政府部門盡可能退到后臺,發揮調控和協調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體間產生矛盾時,政府部門可以進行調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門過多干預的情況再現。再次,系統治理過程中,要體現民主協商的運作機制特征。即在多元主體的共同協商下確定治理方式,產生分歧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要避免行政決定、其他組織執行的傳統管理模式再現。
2.2堅持依法治理,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轉變
堅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強法律規制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用法律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用法律來監督管理者的治理行為。依法治理還要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鼓勵人們依法開展各種社會活動。過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社會體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為法律管雙方;改行政管控為服務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轉變,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法律法規體系,這是依法治理的基礎。其次,要學會以法律為準繩,以法規為標準進行社會體育治理,要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行政干預,實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放手由民眾自主地開展體育健身活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蓬勃發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雙方轉變,就是要改變政府與民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把雙方都納入依法治理的體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監督之下。雙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監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又通過互相合作,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是要改變以控制為手段的管理方式,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限制。通過提供服務保障等方式,為社會體育活動保駕護航。過去,社會體育發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其原因與簡單管控方式有很大關系,即要么不許亂說亂動,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還與行政思維模式有關,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不僅是轉變方式,更是轉變思維。
2.3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堅持綜合治理,就是要改變過去單一采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簡單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齊下”和“多策并舉”的綜合治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以期獲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為強制性手段,不適合用于作為生活方式的社會活動管理,而社會治理由于采用綜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覺會更好。從社會體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還有法制、道德、規范、文化、教育等多種管道可以規范體育行為。這樣,不僅可以在制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還可以在輿論環境、文化習俗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齊抓共管,使人們從內心認同社會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環境壓力,達到自覺、自律的社會效果。社會體育治理還應該采用多策并舉的方式進行管理。如調整社會體育政策,并通過優惠政策引導社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再如制定發展策略來推動社會體育的進步,像扶持體育創新、支持有組織體育活動等,一定會帶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還有改變行政主導的活動開展方式,放手讓相關體育協會自主開展活動,政府對符合法律規定的體育組織活動給予經費、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過構建、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來推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總之,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會體育治理。
2.4堅持源頭治理,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
堅持源頭治理,就是要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因為“亡羊補牢”式的事后處置方式對已經造成的損失無能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前置治理主要指決策前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經過充分論證和必要聽證,確保決策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需求,符合國情、國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種利益訴求,及時解決利益沖突與矛盾,增強社會和諧,激發社會的活力等。源頭治理講究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社會體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與群眾聯系的窗口設到老百姓身邊去,方便群眾反映情況,方便政府了解情況,方便各方的溝通和互動。具體講,就是要在社區層面設置公共體育服務平臺,傾聽百姓的呼聲與需求,有針對性地服務。源頭治理還應該建立智庫機構,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政府部門在決策前,要請科研機構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提出可行性報告,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再去召開聽證會,征求民眾的意見。從社會體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以民眾利益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在社會體育活動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大都為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調解和深化服務得到解決。在調解群眾體育矛盾時,可以通過群眾體育組織進行勸解,也可以通過組織間的談判獲得和解。總之群眾利益矛盾在自治組織的范疇內解決比較有利。堅持源頭治理,還要做好激發社會體育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工作,實現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3創新社會體育治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3.1轉變社會體育管理觀念
從傳統管理到社會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治理的目標、方法等方面都要發生轉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首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是要學習“社會治理”理論和方法,明確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方法及組織運作模式等,為創新社會體育治理奠定基礎。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轉變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眾自治的社會治理理念,積極推行社會體育領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綜合治理的基本觀念,改變單一行政和行政主導的管理方式,實現社會體育綜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會體育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體制的創新。從社會體育共治的要求看,社會體育組織全面參與體育治理是社會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做好職能轉移的安排,在社區層面實現基本自治,即可以讓群眾自治的部分,交給群眾進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團隊、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等,暫時有困難的,交給社區體育服務組織進行管理。在縣及以上地區實現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門與相關體育組織共同進行社會體育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逐步放手讓社會體育組織獨立承擔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維護,政府部門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與規劃的制定與體育發展的宏觀調控方面,通過協作共治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體育的和諧發展。
3.3調整社會體育機制
要調整縱向等級管理機制,采用扁平化運作機制,使各個層級都有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權利,充分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實現群眾體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調整社會體育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雙向型體育信息通道及信息處理機制。要調整按規定辦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機制,實行目標管理機制。要減少程序約束,改革評價方式。要調整行動激勵機制,比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體育創新等。推行調研活動,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要完善績效考核、群眾評議和反饋等機制,促進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3.4培育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長期單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的弱化,對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難。要提高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首先,可以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公共體育服務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并通過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與監督制度,確保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為群眾提供優質體育服務。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將若干社會體育治理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業務指導幫助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提高社會體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讓其獨立開展工作。再次,可以發揮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過其傳達政策法規及其他社會治理信息,群眾通過其轉達對社會體育治理的意見與建議,使其成為政府與群眾聯系的紐帶。
4結論
4.1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社會體育發展與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社會體育管理必須盡快向社會體育治理轉變。社會體育治理須從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的改變,社會公共管理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有效的運用經濟、政治、管理、法律等方式進行公共管理改革,提升政府部門的管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以及績效,為社會公眾謀取更多的福利與利益,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因此要積極采取措施,不斷提升公共管理主體的治理能力,創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機制,構建核心價值體系,對解決當前公共管理面臨的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公共管理面臨的困境
(一)治理主體結構有待優化
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平穩、政治穩定以及文化繁榮的新時期,我國的行政生態環境與的實際經濟發展都處于良好的狀態,但是目前在公共管理中仍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我國社會與經濟的長遠發展,比如說:公共管理治理體系中的治理主體結構仍舊有帶進一步優化,治理制度缺少完整性與靈活性,法制化、民主化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等,雖然在新階段政府、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公眾都屬于公共管理上的治理主體,但是治理主體存在著的能力不足的情況,比如說:治理主體內部成員的素質能力相對不足,不能夠適應新形勢下公共管理的要求,另外,治理主體協同治理能力比較弱,各個治理主體缺乏明確的分工等,因此也可以說公共管理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仍舊無法滿足社會實際發展的需求。
(二)公共管理手段比較單一
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包含了數字治理技術、科學決策技術、績效治理技術以及風險評估技術等,而且這些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已經在公共管理中具有了可行性,并且由于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具有可操作性、規范性等優勢特點受到公共管理主體的青睞,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卻沒有充分發揮出實際效果,公共管理主體在現代公共管理技術的應用中并沒有根據實際管理職能的需求以及社會公眾的意愿進行應用,從而無法使現代管理技術實現最大化的社會公共利益,僅是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職能而采取較為單一且保守的管理手段,進而導致社會公眾對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產生懷疑,甚至有可能產生社會信任危機。
二、公共管理的發展路徑
(一)促使公共管理主體不斷提升治理能力
公共管理主體涵蓋了政府、社會組織以及公眾,并且在不同的治理層面上對管理主體的治理能力要求也存在很大的差別,比如說:對政府部門來說,在公共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門不斷深化體制改革,積極轉變治理手段以及要積極優化政府的治理結構。而對于政府部門內部來說需要不斷完善相關的機制,比如說:需要完善績效治理機制、人員選拔機制以及激勵機制等并要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加大管理能力的培訓,從而有效的提升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的服務理念以及職業道德水平,促使政府部門解決公共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而對于社會組織來說,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為了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并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督力度,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出協同治理作用。另外對于社會公眾來說,要注重提升現代化水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我國不斷完善社會民主制,使人民群眾參與治理的渠道更加順暢,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同時需要我國不斷完善知識教育體系以及文化價值體系建設,促使人們的民主法治以及治理主體意識得打有效的提升,自覺的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
(二)創新公共管理手段
現代先進的管理技術,比如說:應急管理技術、數字治理技術、智慧政務技術以及風險評估技術等為現代公共管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應該注重現代公共管理技術的應用創新。這就需要促使政府部門不斷地改變觀念,樹立現代管理意識,并運用現代化的公共管理思維方式,科學的運用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從而促使引導公共管理管理主體自覺的改變傳統的單一且僵化的現代管理手段,并創造更加新穎以及使用的現代管理技術。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還可以把公共管理技術與物聯網、移動互聯網技術等建立必要的聯系,從而為公共管理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以及創新管理手段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
(三)完善公共管理機制,構建核心價值體系
隨著網絡信息科技的發展以及人們自我意識的提升,人們的思想意識也逐漸朝著多元化的思想方向發展,尤其表現為在公共管理管理主體所表現出的拜金主義以及思想等,從而導致在公共管理中無視公眾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給公共管理帶來很大的危機,在此種情況之下應該要逐步完善公共管理機制,促使公共管理行為能夠受到法律制度的約束,并要著力構建核心價值體系,解決公共管理組織文化對公共管理主體意識影響,從而促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理念有效的結合,使公共管理管理主體樹立正確的公共行政價值觀念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意識,逐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根據公正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的引導,創造和諧發展環境,促進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與配合,從而有效的解決公共管理中的各項矛盾,實現公共管理的可持續化發展。總之: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常態環境下,我們要加快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步伐,協調各個治理主體的關系以及提高他們的治理能力,就要改變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就要促使公共管理主體不斷提升治理能力,創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機制,構建核心價值體系,并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院系從而促使公共管理效能逐步提升,把民生作為公共管理的重點內容,構建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公共管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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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我國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不斷遭遇績效困局。隨著俞可平、張康之教授引進與宣揚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體”為基礎的治理與合作治理日益成為中國社會備受關注的社會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模式歸根結底是人類在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關系的組合,尋求不同以往的、更為有效的實現公共利益道路的努力。作為一種價值追求與制度設計,必然也會有其自身的邏輯困境與實踐障礙。
1 三維合作治理的理論設計
(1)以多元化組織為“治理主體”。正如羅德•羅茨在《理解治理》中所指出的,治理就是管理網絡。治理理論始于認識到公共行政的主體已經超出了多層級的政府機構,而延伸至社區、志愿部門和私人部門,這些部門在公共服務及項目實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治理視角關注的重要領域。過去,公共責任屬于政府專有,而現在它為政府與其他許多非政府組織所共享“在某種意義上,‘公共行政問題’已經跳出了公共機構的邊界,現在,一種寬泛的第三部門正密切地進入公共事務的執行和管理中。”第三部門“可以包括準政府機構、公共企業、社會企業、志愿性的非營利組織等”。
(2)以公共領域利益為“價值追求”。一般來說,基于價值認同的共識基礎是合作得以延續的最深厚根基。公共利益至上是合作治理追求的核心價值和思想精髓。尋求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謀求公眾福祉始終是人類社會的治理之道。公共利益是包含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是合作治理的起點,也是合作治理的底線。沒有公共利益,談不上合作的可能,而人類合作的目的也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治理理論對傳統行政模式中的“價值中立”進行了批判,認為最重要的行政價值是社會公平、代表性、回應性、參與和社會責任感。
(3)以復合化手段為“技術支撐”。社會治理的手段是復合的,既有政府通過行政或者市場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有市場化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倡新治理、軟治理、整合性公共治理、網絡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統治向治理的轉變是當代社會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遷。而要實現治理的價值追求,需要復合化的治理手段作為技術支撐。
2 三維合作治理的危機解讀
Bob Jessop將治理理論的內在困境概括為四種兩難選擇:一是合作與競爭的矛盾,二是開放與封閉的矛盾,三是治理性與靈活性的矛盾,四是責任與效率的矛盾。中國語境的三維合作治理不僅包含以上內容,還有獨特的障礙性因素。
(1)“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合作治理的理念保障危機。合作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在于政府過程中保持公共性價值取向。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延續使用階級性的話語――“人民”。學術界提出的合作治理理念植根的是“以公民為本”或“公民本位”的社會。合作治理的第一著眼點應當是公共利益,這與我們國家傳統計劃體制下首要考慮的國家整體利益正好構成一對矛盾。
(2)“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合作治理的能力缺失危機。合作治理建構了一個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三維立體架構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這種模式的成功實施必須以有效的政府、發達的市場和強大的第三部門為基礎,否則,合作治理只能是空中樓閣。建構有效的政府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關鍵,目前獲取資源的能力與行動能力不協調,獲取資源的能力與行動能力之間發展不平衡,政府能力在結構與功能上均存在不足。完善的市場體系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礎,我們國家的市場體系構建還處于初期,存在市場主體不強、制度體系不全、運行秩序混亂的問題。第三部門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保障,我國公民社會發展不成熟、公民文化發展滯后、公民自組織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國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為基本內容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雖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卻缺乏公民治理的內容與精神。
(3)“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合作治理的運行秩序危機。合作治理運行是以反思的理性為基礎。然而,合作治理強調了自組織的優越性,卻回避了反思的理性,同樣也存在的短視、不確定性、私益至上等缺陷。因為“公私關系的安排既有讓私方利用國家資源牟求私利的危險,也有政府出于國家的或執政黨的利益把手伸到市場經濟和民間社會中的危險”。即使合作治理參與各方認識到存在相互之間的共同利益,認識到合作可能帶來的好處,也不一定就意味著合作是自發的和順利的。
3 “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合作治理的機制構建
(1)建立三維合作治理的決策機制。合作治理從本質上是通過政策來進行治理的,從政策科學的角度其實合作治理模式就是政策網絡治理,本質上是一種建立于非等級的協調之上的、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治理形式或者治理結構,其參與主體經過對資源的相互依賴和經常性的互動,培養出共同的價值觀,形成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公共政策是合作決策的產物,政策過程是政治過程,合作決策也是一門政治藝術。
(2)建立三維合作治理的參與機制。要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通過擴大參與規模、疏通參與渠道、創新參與方式、增強參與效果、保障參與權利等措施不斷推動政府之外的治理主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如在參與方式上,政府之外的市場、第三部門等治理主體可通過投票、、質詢、參加聽證會、在媒體上發表意見、提供信息和咨詢建議等方式與政府部門或其他主體合作。
(3)建立三維合作治理的激勵機制。要針對不同的治理主體性質采用不同的激勵措施。對政府而言,要推行企業家政府的激勵機制,嘗試把公共治理績效與其收益掛鉤,讓節省的財政資金由政府自主支配并實行富有彈性的績效工資制,對績效良好的機構和個人進行獎勵以激勵其進一步節省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對市場主體而言,要明晰公共治理中的私人產權,積極探索公共治理形式,走民建、民有和民享的治理之路,充分發揮民營資本的治理作用,以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對參與某些具有高成本、非營利性等特點的公共事務,政府可對企業等治理主體給予補貼或稅收等其他優惠政策。對第三部門,要加大輿論和媒體宣傳力度,通過精神表彰以鼓勵和肯定其致力于公共事務治理的努力和品質。
圖書館治理道德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但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它回結為兩大部分:一是治理道德的價值理論;二是治理道德的實踐結果。前者是圖書館治理活動中的思維準則,它指導治理活動的實踐;后者是治理活動的行為結果。治理道德的價值蘊躲在治理活動的過程中,并通過治理活動表現出來。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從作為價值學和哲學的一般范疇來看,是人們在圖書館的治理活動中,將各種普遍現象和內容進行了本質的概括,將各種具體的、特殊的價值形態進行了全面的抽象和總結。說到底,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在于滿足讀者對知識、信息無窮追求的需要,滿足館員自我存在和治理活動的需要。當然,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有其自身的特點,并有巨大的導向作用。
1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特點
1.1受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
治理道德的價值和特定的文化氛圍相聯系,任何一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因此,他們的活動行為總是帶有時代文化的烙印。每一個治理者的思想理念都深深受到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影響。治理作為人的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整個治理過程,從決策到組織職員配備、計劃、控制、信息溝通直至各個具體的治理環節,每一項職能無不受到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社會意識形態,直接影響和制約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和實踐。我們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不僅指一般政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更主要的是指民族、階級、專業、職業、教派、政治團體等群體的觀念、信仰、思維方式等。這些意識形態是受其各自群體的地理環境、天氣、生活習俗、文化活動等環境所制約和決定的。因此,圖書館的治理者有必要了解價值觀的演變,以便理解治理道德價值發展的基本氣力,從而有效地控制治理道德的實踐活動。而我們治理者的動機和行為都受到自己所處的社會價值系統的影響。所以,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服務于不同的社會階層。
1.2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具有社會性
在現代社會中,人總是屬于一定的治理系統。現代化治理實踐中的主客體關系,在一個確定的治理系統中,都具有交互主體性。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它既是治理者,又是被治理者。在圖書館,館長、館員、讀者這三者之間是交互主體。治理道德的交互主體性要求把對方看作與自己同等地位,有著相同作用的主體或客體。尊重對方、尊重他人,從而互相承認,互相協作,形成一個理性的、***的公共生活秩序。圖書館治理活動的主體和客體交互作用的過程是:館員治理讀者,讀者以館員工作條例或職業道德規范來監視館員;館長治理館員,館員以行政治理規范監視館長;館長同樣也要抽時間治理讀者,讀者以人性化治理和治理條例不完善、不公道為由,要求修改治理條例,改善服務環境等,同樣也督促著館長改變工作作風,改善服務環境。圖書館的這種主客體交互作用的過程,本身就是社會群體的活動。可見,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盡非某一主體或個人所能創造的,而需要館長、館員、讀者乃至社會的共同努力、參與。這就是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社會性。
1.3治理道德價值的二重性
現代社會的治理活動要求將倫理道德作為一種擴展意義上的治理秩序,并形成為調整治理行為規范體系。治理道德價值是治理實踐活動指導思想的準則,而治理活動作為社會實踐是治理主體,即圖書館治理者的工作內容。治理的目的是為社會服務、為讀者服務。也就是說,為滿足社會的需要、讀者的需要而獲得社會效益。否則就沒有什么價值可言。這種為滿足社會客體的需要,也就是對社會、對讀者具有價值性。可見,治理道德的價值是以對社會、對他人有價值的價值。只有實現了價值的社會性,進而才能實現館員的自身價值。這就是圖書館治理道德的二重性。沒有第一個對他人(讀者)、對社會有價值,也就沒有第二個對自身有價值。實在,在圖書館的治理活動中,治理道德價值的社會性與館員的自身價值是同時實現的,二者不分先后,不能分離。
1.4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創造性
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是一種創新活動,它既不是現成的東西,也不能立即見效,而是通過治理活動過程中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館內各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條件進行變革、調整、重新組合,獲得新的治理績效,實踐治理道德的新價值。可見,只有經過一系列的過程,治理活動才能創造出新的價值,滿足讀者和社會的需求,達到社會效益。所謂創造性,是對過往的改變和超越,即改變過往的原貌原樣,使治理活動出現新的氣象、新的局面,從而創造出新的價值。在治理活動中,館員的個人奮斗目標和愛好,決定了治理道德發展的內容和方向。假如館員對電腦及其自動化等方面很感愛好,那么,他在工作中就會自覺地利用網絡、多媒體等工具進行治理活動的改革與創新,為讀者服務。從而實現了治理活動的目標:在服務治理中創造了治理道德的價值。也就是說,在治理活動中實現了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創造。
1.5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審美性
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治理活動,無非是管人、管物這兩大類。圖書館的治理活動包含著這兩大類,既管人,又管物。所以,就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藝術。既然是藝術,就存在著“美”的治理道德價值。“美”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的評判標準,是指主體運用內在標準在觀念上往評判客體,它既有物質的價值,也有精神的價值,是物質和精神的綜合境界。“美”的對立面是“丑”,而美的東西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美好的,為人們共同欣賞和贊美。
圖書館的治理活動與一般的治理活動一樣,它不僅是一種單純地追求績效的活動,而且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實踐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多個層面的意義。無論是治理的主體——館員,還是被治理的客體——讀者,都受到特定社會的浸染和熏陶。圖書館的治理活動是一種社會的集體行為,這種行為是要用審美的道德價值觀來衡量的。館員在治理活動中,既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精神財富。更重要的是,治理活動本身也有助于進步館員和讀者的思想文化修養,陶冶著人們的情操。我們以為,文化心理是治理活動的靈魂,人才是治理活動的主體,因此,決定圖書館治理效率和發展趨向的是具有各種各樣的感情、欲看、思想所支配的無數個館員的協力,只有激發和調動他們的各種潛能才是發揮了圖書館治理活動的藝術精華。這也是圖書館治理道德美的所在之處。
2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導向作用
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觀要求館員在日常治理活動中,樹立起服務觀念,做好本職工作,改進和創新工作方法,進步工作效率,使館員的服務得到讀者的認可,從而在服務中實現館員的自身價值。可見,治理道德的價值觀具有導向作用,它可以引導館員不斷地努力工作,在治理中實現其自身價值,從而得到社會的認可。
治理道德價值的導向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強制實行的,而是靠社會***和傳統習慣的作用,通過內心信念的轉變、調整來實現的。所以,我們要加強宣傳引導,借助于社會***的氣力,在讀者和館員中形成強大的***壓力,用良好的道德習慣來約束、調整、引導每一位館員的職業治理行為,在服務中實現其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
2.1引導館員成為知識信息的導航員
館員不僅要充分了解館躲,還要充分了解讀者的心理、思維、閱讀需求與傾向,并針對讀者的實際需求進行知識、信息、情報資源的收集和整理,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讀者提供相對應的服務。館員要對館躲、信息資源進行搜集、加工、整理、排序,使雜亂無章的信息變成有序的知識體系,并使信息資源在館員的加工、整理下不斷地增值。館員要方便讀者,并引導讀者進進知識的殿堂,利用各種形式為讀者咨詢,宣傳網絡資源及各種類型數據庫的檢索,開展課題查全、查新業務,編制二、三次文獻等,以此來引導并服務于讀者。
2.2引導館員進行創新服務
2.2.1服務技術及其設備的創造與更新
服務技術與設備的創新是其他方面創新的條件與基礎。治理道德的價值導向性引導館員利用圖書館的上風及資源進行設備的開發研究與技術的創新。充分利用多媒體、計算機、網絡等技術手段對信息資料、館躲載體、借閱設備、場所設施等進行優化、更新、改造。
2.2.2服務觀念的創造與更新
服務要創新,觀念必須先行。現代社會人們對知識、信息質量本身和與此相對應的服務要求越來越高。現代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導向作用使得館員必須改變傳統辦館觀念和服務觀念,改變傳統的“借借還還”、“重躲輕用”的老觀念、老意識。樹立起“開放辦館”的新意識,以及“讀者第一、服務至上”的新觀念。
2.2.3服務方式及其手段的創新與更新
服務方式及其服務手段的創新是進步服務水平的重要標志。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的導向作用要求館員的服務方式必須多樣性,服務手段必須現代化。除了傳統的借還、復印方式之外,還要利用數字、網絡技術為讀者服務,實現服務手段、方式的多樣性和靈活性。
2.2.4服務內容的創造與更新
現代社會是知識、信息爆炸式時代。知識更新飛快,信息瞬息萬變。這樣,治理道德的價值就要求館員進行“快”、“新”、“準”的服務。于是,館員必須深化服務內容,充分挖掘館躲資源和虛擬網絡資源的內在價值,充分實現服務內容的創新。
2.3引導館員作為教育者
圖書館是沒有圍墻的大學,是讀者終身學習的場所。無論什么樣的圖書館,其教育功能都非常突出。因此,館員不僅僅是服務者,而且是一個教育者。在解答讀者的提問過程中;在服務讀者、引導讀者閱讀過程中,都默默地體現了服務育人、治理育人這一社會理念。館員對知識信息具有批評、審美、凈化、整理的責任。在有聲有色的導讀活動中,能夠促進讀者文化素養的進步,接受健康思想的熏陶。館員良好的治理道德形象、豐富的治理知識、有效的治理手段,都在潛移默化地引導讀者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不斷探索、進步。因此,館員在讀者中的教育作用是圖書館道德的價值觀所決定的。
圖書館治理道德的價值指導圖書館各種具體的治理活動,使圖書館的治理活動具有公道性、科學性和人本性。圖書館治理道德價值指導讀者的治理思維是一種看不見的隱性網絡,它把讀者聯系起來,把館員同一起來,以一種共性的思維指導圖書館的治理活動。現代社會中的倫理觀念是多元化的。因此,作為現代化圖書館的治理者盡對不能用一元化的治理道德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治理活動,而應該自覺主動地應用多元化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來指導圖書館的治理活動,并把這種多元化的治理道德價值作為圖書館治理活動的總指導原則。
參考文獻:
萬君寶等.治理倫理.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標準化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標準化手段,系統地制定和推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有利于高效公平地運用公共資源并引導社會資源滿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區成立了全國首家“社區衛生服務管理集團”,市質監局將試點成果上升為杭州市地方標準《城市社區衛生服務規范》,同時又成為省級試點,引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標準化。
標準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補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張清單一張網”的權責清單制度,就是用標準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構建“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職能體系,已經取得明顯的成效。
標準化是提升社會管理績效的主要手段。通過建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體系,可以大幅度減少政府內部的請示和審批,提高政府在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領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國家級中國美麗鄉村標準化創建示范縣”稱號的安吉縣,按照“標準化建設,規范化管理”的原則制定了20項“中國美麗鄉村”建設標準,使美麗鄉村各環節建設有據可依、簡便易行。《美麗鄉村建設規范》上升為全國首個美麗鄉村建設地方標準。
標準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奠基措施。標準作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體系向具體化、精細化方向的延伸,既體現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彌補了法律法規的不足,為依法治國奠定扎實的基礎。杭州市上城區作為全國首批公共服務標準化試點,形成了科學有效的權力清單,推動了政府主導型服務向群眾需求型服務轉變,經驗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轉變。
標準化是社會共治的權威依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就是要用標準體系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為主體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提供規范。寧波市海曙區社區家政服務國家級標準化試點項目建設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導,協會主導,企業支撐,社會參與”的新模式,同時引入社會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監督的良好氛圍,實現了社會共治。
“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社會管理標準化的關鍵時期
《國家標準化體系發展規劃(2015-2020年)》規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標準化體系。“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的關鍵時期。
要確立標準化在國家治理中的戰略地位。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標準化應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成為實現人人受益的“中國夢”的重要保障。要加強標準制訂和執行,破解標準真空,讓標準成為政府管控的重要職能,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
1 引言
石漠化綜合治理是我國近年啟動的一項林業生態治理項目,開展石漠化綜合治理對保護生態環境,改善治理區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具有重要意義。自紅河州開展石漠化綜合治理工作以來,堅持“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的治理理念,巧借多方力量,廣開籌資渠道,特別是引入大戶、企業為主的社會力量投入治理工作,不僅將生態治理與產業發展結合起來,提高了建設的成效,還有效地促進了項目區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
2 社會資本參與是提高治理成效的合理途徑
石漠化治理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生態治理項目,需要政府、農戶以及社會資本的相互補充和投入。石漠化治理區石灰巖分布廣泛,由于石漠化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基巖大面積裸露,土層普遍較薄,土壤含石量較高、逐年沙化,綜合治理任務十分艱巨。在項目推進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需要解決的配套基礎多,投入的造林成本高,以當前國家投資水平計算,造林平均單價仍在低水平俳?藎?單純依靠財政投入保證不了造林成本需要。為確保治理成效,在適宜地區有意識地引導大戶、企業等社會資本發展產業,就成為了提高治理成效的一項合理途徑。紅河州開遠市在石漠化綜合治理中,引入了省級林業產業龍頭企業漸興林果有限公司,將造林資金按面積補助給企業,在開遠城市面山和高速公路兩側的治理區發展楊梅種植,建成楊梅園334 hm2,投入資金近5000萬元,既綠化了面山和通道,又發展了林果產業。由于企業投入,使造林單價得到了提高,綜合造價從項目補助的平均300元/畝,提高到了每畝近萬元,單位投資提高了30余倍。
另一方面,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林地資源重新分配到農戶手中,農民對林地的自主權得到了提高,客觀上對林權收益提出了較高要求,單純地進行林業生態治理難以得到農戶認同。石漠化治理區在規劃時,將林地、輪歇地、坡耕地等統一納入治理,如果不將產業發展作為治理重要內容,勢必影響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由于產業建設具有持續性、精細性和高投入性,一次性的治理投入不僅標準不夠,而且不足以支撐持續性的建設要求,這就要求以農戶、大戶為主的社會主體,也要承擔部分甚至要作為主要的投入力量。紅河州蒙自市在西北勒鄉石漠化綜合治理中,探索總結以產業帶治理的發展模式,充分尊重治理區群眾意見,以龍頭產品為突破點,以大戶為示范,以農村產業合作社為基礎,在治理區推廣發展蘋果種植,綠化荒山,提高了山區群眾收入。組建的蒙自市山里紅蘋果產銷專業合作社,在石漠化治理和產業發展中不斷壯大,現已成為有管理成員8人,社員527戶的農村蘋果產業專業合作社,遍布西北勒全鄉五個村委會,其中西北勒村委會有182戶、大丫口村委會115戶、他期口村委會107戶、香塘村委會63戶、左美村委會60戶。合作社立足本地資源和優勢,帶動農戶在石漠化治理區不斷拓展蘋果種植和市場開發,為廣大農戶提供了安全、方便、快捷的技術服務和銷售渠道。目前種植基地已發展到1400 hm2,有效帶動了大戶、農戶為主的社會投入超過2000萬元。社長王繼和成為當地有名的帶頭人,在州工業園區1號路建立了直營店,組建了紅河西北勒山里紅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形成了公司+市場+合作社+農戶的社會化、產業化治理模式。農業專業合作化組織程度的提高,使治理區群眾利益訴求得到了統一,有效提升了治理水平。
3 國家投入是綜合治理的主要力量
石漠化治理區立地條件差,大部分地區水資源分布不均,地表水漏失、地下水深埋,土壤保水率低,水資源的利用十分困難,造林成活率低,治理難度大。以紅河州建水縣為例,石漠化土地中度、重度、極重度石漠化比例達73.1%,造林極為困難,由于缺水,大部分地塊甚至只能采取封禁、防火等被動治理手段來開展治理,僅有26.9%的輕度石漠化土地有產業發展潛力。在這種情況下,指望社會力量、產業資本在中重度石漠化地區投入無收益前景的石漠化治理,顯然是不現實的。甚至在輕度石漠化區,社會資本也是有選擇投入,優先在石漠化區邊緣地帶,或石漠化區的非石漠化土地中進行開發。前述的漸興林果有限公司,雖然在石漠化治理規劃區進行產業開發,但是在土地選擇上,還是優先選擇非石漠化土地,輕度石漠化土地僅為150 hm2,僅占整個項目用地的45%。同時石漠化區也是人口密集、開發較早的地區,開展治理與否直接關系到地區發展和社會穩定,由于群眾沒有治理的自覺性,沒有治理的技術能力,而且難于承受治理的高昂成本,導致石漠化治理只能以國家投入為主,社會投入為輔,財政投入和工程治理還將是石漠化治理的主要投入力量和方式。
4 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治理要解決的問題
4.1 要解決治理和管理機制不順暢的問題
當前在石漠化綜合治理中存在項目管理機制不合理、工程施工管理脫節的問題,有的縣市在試點工作中,完全由發改部門包攬計劃下達、規劃計劃、發標招標、工程施工所有環節,不公開、不透明,各業務部門無法按照職能分工做好相應的技術指導、檢查監督和工程的具體實施,造成信息不明、項目沖突等現象,無法順暢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建設。
4.2 要理順財政投入和社會投入之間的法理地位問題
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學習興趣是維持學習的內在動力。教師如果能善于促進并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便能有效地達到教學目的,提高教學效果。興趣是個體對客觀事物所產生的積極的帶有傾向性的態度和情緒,它能引發個體探討對象的激情和熱情,推動個體主動去揭示關于對象的知識,并內化為自身的素質,外化為相應的行為。因而,興趣是調動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熱情的內因和原動力,它對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興趣是主體能力結構中的精神動力因素,它能引發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激情和熱情,使學生由被動的客體轉變為能動的主體。馬克思曾說:“激情、熱情是人強烈地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 在熱情的驅使下,學生會改變原有的學習態度,由被動地、機械地、單向地接受知識,變為積極地、能動地獲取知識,使教學效果事半功倍。其次、學習態度的轉變,可以使學生真正認識到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其學習、生活以及以后漫長的人生中的地位和價值,主動接受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自覺地將思想政治道德的知識和要求內化為自身的素質,并外化為自己的行為,使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目的得以實現。所以,能否激發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關鍵。
二、實行現代化教育教學,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
1.影響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興趣的主要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興趣的因素很多,比如教師缺乏個人魅力、教學內容脫離實際、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落后等,但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的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存在缺陷。由于經費和教學時數的限制,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形式單一,缺乏實踐環節;強調教育目標和社會價值,忽視了學生自我價值實現和追求個性發展的內在需求;有的教師教學觀念落后,不注重教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結合,不注重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不注重歷史和現實的有機融合,教學內容脫離實際,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和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使思想政治理論課因缺乏吸引力而失去了應有的魅力,影響了教學效果。盡管以多媒體為代表的現代化教學手段在逐步應用,但總的說來,應用率仍比較低,多數教師依然主要采用傳統的教學手段進行教學。同時,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考核也主要采取的是閉卷考試的方式,這就容易使學生進入為應付考試而學的誤區,從而喪失學習的興趣。
(2)教師缺乏吸引力。在教學過程中,多數教師具有教強的責任心和進取精神,他們在承擔教學任務的同時積極地進行科研,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和理論水平,受到了學生的歡迎。但也有部分教師對教學工作的精力投入太少,教學質量不高;有的教師自身知識結構不合理,理論水平不高,講授缺乏針對性、說理性,不能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給學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說明;有的教師對學生了解不夠,強調教師的權威性,不能平等地和學生進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這樣就必然導致空洞說教,導致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逆反心理,大大削弱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3)學生自身學習的內在動力不足。受社會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影響,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被學生運用到了學習之中。在學習過程中,一些學生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對自己的發展沒有用處,產生了重視專業課,輕視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直接影響到了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遲到、曠課、上課時看專業書籍的現象比較嚴重。有一些學生由于受到西方腐朽、落后思想的不良影響,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產生了逆反和排斥心理,無任何積極性和興趣可言。另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安排上與中學政治理論課有一定的重復,削弱了學生的求知欲,同時,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缺乏興趣和耐力。這些都導致了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在動力不足,缺乏學習興趣。
2.實行現代化教育教學,提高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現代化教育教學理論和技術是新的時代教育與時俱進的產物,是當代社會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與教育改革互動發展的結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實行現代化教育教學,從現代化教育教學理論中汲取新的符合時代特征的教學觀念,從現代化教育教學理論和技術中汲取新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以此來激發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
(1)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要面向現代化。當代大學生思想活躍,接受新事物、新信息非常迅速。信息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依賴教師就能夠獲取大量的信息,及時了解世界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面對學生的這種實際,如果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與時展脫節,那么,就無法吸引學生,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必須要反映現代化。就是要反映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使教學內容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相適應,開展基本國情和形勢政策教育,開展科學發展觀教育,使大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認識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認識自己的社會責任,從而提高學習熱情。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以及學科的交叉發展和融會,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豐富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必須要及時反映現代化發展的最新情況和最新成果,向學生傳遞最新的知識和信息,滿足學生對大量新信息的渴求。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掌握現代化教育教學的理論和技術,要把握實踐中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要研究實踐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新情況、新問題,并及時地充實到教學內容之中。只有用發展的理論去分析、解釋問題,才能對學生中存在的問題起到解惑釋疑的作用。如果教學內容不能反映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不能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創新,不能反映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不能跟蹤理論研究的前沿,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就不可能吸引學生,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一、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意義
1.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途徑。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這些既給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帶來了巨大活力,也使社會管理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在新形勢、新特點面前,我們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現階段社會建設的客觀規律,創新社會治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社會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并且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及時發現和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而有力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必然選擇。社會建設水平的高低、社會管理能力的強弱,是衡量和檢驗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應當看到,隨著經濟社會加快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組織結構、人員結構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有些已不適應、不符合時展的需要,人民群眾以及不同的社會群體對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元化,而現階段社會管理又面臨著許多新矛盾和新問題,從源頭上如何解決好一些地區和部門出現的管理分散、多頭管而又不管、管不好、社會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缺位、不到位以及社會管理現有的資源和力量整合等問題。這些都需要在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中認真改進和完善。
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滿足人民群眾期待的重要舉措。創新社會治理,是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的一項重要舉措。社會治理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直接關乎服務民眾、改善民生、促進民和、維護民利、保障民安的重大責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越來越期待社會和諧、社區平安、民生改善。社會治理創新,就是要使人民群眾安居樂業,讓人民群眾通過高效、有序的社會管理,感受到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文明進步。
二、創新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
1.人民內部矛盾易發多發。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國有企業改制、涉法涉訴等領域,因勞資糾紛、醫患糾紛、環境污染、非法集資、股市房市投資受損等引發的矛盾明顯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業各階層,既有農民、城鎮居民、職工、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業者、學生,也有軍隊退役人員、原民辦教師、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2.從社會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變化是,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以“單位制”和城市街居、農村社隊相結合的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單位、街居、社隊聯系群眾、整合社會利益、調節社會矛盾。現在,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等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大部分已經剝離出去,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城鄉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導致城鄉結構、就業結構、人口結構、居住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
3.從思想文化層面看,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一方面,人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部分社會成員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
4.從工作層面看,一些部門和地方經濟建設一手硬、社會管理一手軟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對新情況,過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經難以完全適應。
三、如何深化改革創新社會治理
韓國的網絡實名制成為一種具體制度始于2003年3月。為減少網上的語言暴力、名譽損壞、虛假信息傳播以及不正常的人肉搜索,韓國信息通信部向當時的盧武鉉總統建議,首先從政府部門開始網絡實名制,然后逐步推廣到民間。
崔真實事件的發生,則直接推動了網絡實名制的擴展。2008年10月2日凌晨,年僅40歲的藝人崔真實在籌拍《我人生中最后的緋聞》第二部期間,在浴室用繃帶自縊身亡。警方調查顯示:崔真實死于網上流傳的一則有關高利貸的謠言。此后,兩名女粉絲和藝人相繼自殺。2008年底,《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修正案,將網絡實名制擴大至日用戶數量超過10萬的所有網站運營商。
但另一方面,韓國實名制遭到了來自三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個人安全信息事件的屢屢發生。實施網絡實名制以后,韓國主要網站成為了黑客們的主要攻擊對象。一旦網站被攻破,施行實名制的網站顯然比匿名制的網站更令人不安。
二是網絡實名制的實施效果飽受質疑。首爾大學的研究表明,誹謗跟帖數量從實名制實施前的13.9%下降到后來的12.2%,下降幅度微弱之至。另一項由信息通信部自己參與的研究顯示,惡意帖僅僅減少2.2%。而反過來的數據則是(同樣來自首爾大學的研究)網絡論壇平均參與者從2500余人銳減到不到800人。
三是與保護候選人支持者隱私要求不符。SNS社交網站近年來在韓國政治生活中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使用SNS社交網站的選民對于整個韓國政治影響日增。為了保護候選人支持者的個人信息,網絡實名制顯然也不適合了。
適合實際的互聯網治理策略
治理互聯網應當采取與治理現實社會不同的宏觀策略,“通過代碼而治理”是治理互聯網必須樹立的觀念。
無論是治理現實社會,還是治理互聯網,都有四種治理手段:法律、自律、市場和架構。所謂架構,可以將其理解為世界的客觀限制,比如我們無法以超越光速的速度前進。在互聯網世界中,架構則表現為代碼,即代碼是架構的特殊形式,是指建構互聯網的程序和協議。包括各種協議,如數據鏈接協議、網絡交互協議、傳輸協議、應用協議等;還包括能接入因特網的應用層的各種程序,如瀏覽器、操作系統、加密模塊、Java、電子郵件系統等。互聯網治理與現實世界的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架構可變。在現實世界中,架構往往不可改變,只能作為其他治理手段的前提條件而存在。但是互聯網采用何種架構(代碼)則是人工建構的,人們的選擇實際上決定了互聯網的架構。
在互聯網治理中,依據代碼而治理應當成為優先的選擇。我們看到,韓國網絡實名制的出臺和實施還是延續了治理現實世界的思路:當政府和民眾認為某種手段對于解決網絡不端問題具有較好的效果時,就制定法律,為行為人(網民)設定義務,要求行為人做出某種行為(后臺實名登記)。這樣的規制方式忽視了代碼在互聯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韓國網絡實名制并沒有一套身份驗證系統來支持。韓國網絡實名制與互聯網基本架構的特性直接相悖。互聯網的基本架構中,網絡上傳遞的信息很難確定發出方、接受方以及內容,互聯網自身并不具備一個身份驗證架構,也就是說,無法將某種網絡行為與特定的人聯系起來。而韓國網絡實名制要求網民后臺登記,確立起網絡信息與特定的人之間的關聯關系,從而試圖解決由互聯網基本架構的性質帶來的規制無效的問題。網絡實名制將單一身份證號驗證作為手段,沒有一套有效驗證的代碼作為支撐,這就為“身份證偽造器”之類的軟件留下了可乘之機,大大影響了韓國網絡實名制的實施效果。
其次,韓國網絡實名制采用了分散式搜集信息的方式,缺乏整體上安全有效的設計。韓國網絡實名制是由各個網站驗證和保存用戶的相關信息,這就意味著網民每成為一個網站的用戶就不得不將相關的身份信息提供給網站,網民的隱私信息就多了一個被泄露的渠道。網民登錄的網站越多,被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網民的身份信息缺乏整體上安全可靠的保護手段,是導致韓國網絡實名制廢止的根源之一。
我國對代碼治理重視不夠的傾向仍然存在。在網絡治理的問題上,代碼決定了網絡行為的可規制性,代碼影響了法治、市場與自律的作用,代碼是網絡行為最重要的規制手段。我國互聯網管理政策,仍然延續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思路,技術手段僅僅作為治理的一種手段來看待。將維護現實世界安全的思路移植到虛擬世界,應當說具有較大的合理性,但是也忽略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某些重大區別,現實社會中技術僅僅是改造世界的一種手段,而在虛擬世界中以程序和協議為形式的技術,卻是構造世界的基礎,或者說,是世界的始基。
傳統的“技防”觀念給網絡管理者帶來的觀念誤區是,技術僅僅能夠對網絡結構的增量發生關系,僅僅能通過附加于網絡結構上的程序實現對網絡行為的約束,比如說通過安裝“綠壩”過濾軟件讓青少年遠離網絡不良信息毒害。事實上,代碼能夠通過網絡基本結構的改變,將某些規制性要求暗含到協議之中,從而實現治理的目標。簡而言之,構造一個可規制的網絡世界,比如兼顧保護隱私和可追溯性的身份認證成為登錄網絡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我國互聯網管理政策中,應當強調“代碼是實現網絡治理的首要考慮因素”。
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的能力
政府增強規制互聯網的能力可以通過代碼變化而實現。
韓國實名制通過出臺強制性規范,確立用戶與特定身份之間的關聯關系,試圖將網絡行為的“誰”、“做什么”、“在哪里”三個問題確定下來,從而使政府得以規制網絡行為。如前所述,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不同,這樣的強制性規定并不一定會實現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能力的目的,反而有可能會帶來某些不可避免的負面后果。實際上利用代碼的變化能夠有效地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的能力。代碼變化可以根據改變的程度將其劃分為兩個大的層次:一是代碼重整,即針對互聯網核心層(比如對TCP/IP協議)的代碼改變。二是代碼調整,即針對互聯網應用層(如各種應用軟件、操作系統等)的代碼改變,或者說嵌入互聯網中的代碼改變。
代碼重整的機遇實際上已經出現在了我們面前,我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CNGI)已經于2003年啟動。當前,我國已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網絡,我國IPv6的部分核心技術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下一代互聯網已經將安全等與網絡規制密切相關的要素列為基本協議所必須滿足的標準。如提出用真實IPv6地址來解決互聯網的安全性問題的構想,其目標是每個網絡終端都使用真實的IP地址訪問網絡,網絡基礎設施能夠識別偽造IP源地址的分組,禁止不真實IP地址分組在網絡上傳輸。一旦上述要求真正貫徹到互聯網的基本架構中,政府對網絡不法行為的查處將會變得更為容易。
代碼調整,即通過應用空間的協議來規制,是更加常態和可行的選擇。比如,IP地址追蹤軟件能夠讓網站記錄哪些電腦訪問過某網頁,登錄驗證軟件既使用戶的個人身份得到驗證,也令用戶隱私得到保護,而內容驗證軟件則可以對數據包的內容進行審查等。為了實現規制的目的,政府必須查清楚網絡上“他是誰”、“他做什么”、“他來自哪里”,這三點都可以通過不同種類的軟件來確定。因此互聯網上有助于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應用程序將增強政府的規制能力。
深入的公共商談
對互聯網治理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規制的手段,而是整個社會對于互聯網未來發展以及我們所采取手段的深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