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調查報告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精神病調查報告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圖分類號：R521

肺結核病是一種經呼吸道傳播的慢性傳染病，近年來呈迅速傳播趨勢，嚴重威脅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為有效控制結核病疫情，降低結核病的發病率、病死率，提高發現率和治愈率，WHO制定了全球基金結核病控制項目，并推薦了DOTS策略，要求結核病人的治療統一采用WHO推薦的短程化療方案。我國已將結核病納入國家重點傳染病控制項目之一，并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由于存在個體差異，每個病人使用WHO推薦的抗結核病方案后不良反應各不相同，比較常見的一般為：過敏性反應、藥物性皮疹及對肝臟的損害等。大多數經停藥或減量治療后能逐步好轉，但因服用1次抗結核病藥就出現如此嚴重而持久的精神病癥狀的還屬罕見的。筆者將收治的1例因服用抗結核藥1次而突發精神病的案例報道如下：

1．病例資料

患者，女，54歲，農民，平時身體健康，但身材瘦小，無其他傳染病、慢性病及精神病史。其弟及父母也無傳染病、慢性病及精神病史。因近3月干咳，身體日漸消瘦，于2007年4月23日在當地衛生院就診。經x線拍片檢查懷疑為肺結核，于2007年4月24日到我院就診，經做CT檢查顯示為：右肺下葉肺結核。隨即轉診到區疾控中心，經疾控中心結核病防治科進一步檢查確診為：右下肺結核。按照免費治療程序和要求辦理相關手續后，疾控中心按照WHO推薦的抗結核治療方案給予了一線抗結核藥HRZE組合藥劑隔日頓服療法(即異煙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四聯組合)。4月26日早晨，患者按要求劑量空腹首次服用此組合藥物，當日中午，患者突然出現精神興奮，狂躁不安、奔跑、迫害妄想、傻笑、胡言亂語、打鬧、拒食拒喝等。因病人癥狀逐漸嚴重，于當晚8:00，家人電話報告區疾控中心，區疾控中心結防科負責人詢問情況后建議：立即停藥觀察，病情加重隨時就診。4月27日，患者癥狀繼續加重，家人即帶她到市精神病院就診，精神病院醫生詳細詢問了病史并進行了詳細的體格檢查?；颊呱w征正常，但精神異常，即診斷為狂躁型精神病。建議：停用抗結核藥進一步觀察，并給予奮乃近等抗精神病藥物及維生素B6治療。4月28日，我區疾控中心派人進行了調查，認為確實是服用了1次抗結核藥后發生了精神癥狀，同時向省、市、區疾控中心及區衛生局寫出了書面調查報告。此后，病人一直服用抗精神病藥，精神癥狀逐漸好轉。

6月20日，家屬帶病人到我院再次就診，要求進行抗結核治療，醫師與其家屬履行告知及簽字手續后，給予了小劑量三聯抗結核藥物(即利福平0.45g、吡嗪酰胺1.25g、乙胺丁醇0.75g)隔日頓服治療2月。8月16日，病人經市傳染病院拍片檢查顯示：結核病灶吸收好轉。

到8月20日為止已3個多月了，患者的結核病癥狀明顯好轉，但精神病癥狀仍沒有完全消除，仍有傻笑、精神異常等，患者不能正常的生活和勞動，經常需要家人看護，給患者及家人的身心健康及生活工作等都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2．討論

2．1患者平時身體健康，無其它傳染病、慢性病及精神病史，家人也無傳染病、慢性病及精神病史，但患者年齡較大。身材瘦小，不到45kg，疾控中心雖然嚴格按結核病免費治療程序進行了檢查、告知和簽字手續等，但按照WHO推薦的一線抗結核病組合藥物治療時，未考慮到個體差異，存在劑量過大的可能。

篇（2）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處理中，審前調查制度已成為當今各國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義。盡管我國對這種制度沒有實現立法化，不過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這方面內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指出：“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敝档藐P注的是，用司法解釋這樣的規范法律文件形式來確立審前調查制度在我國尚屬首次。當前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不同形式的審前調查報告、審前調查筆錄等，已在客觀上對刑罰裁量有一定影響作用，而對于審前調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體現，無疑還要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審前調查制度的一般解釋

審前調查制度，被我國許多學者稱作社會調查制度或者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或者個人對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的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一種制度。審前調查報告，即為審判前的調查報告，鑒于我國定罪量刑的程序沒有分開，那么審前調查報告自然應當包括足以影響犯罪事實認定和影響量刑適用的因素；當然，審前調查以刑罰個別化原則為理論基礎，既有利于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也有利于保護犯罪人人權，其實質歸宿與量刑調查無異。從應然角度看，審前調查涵蓋入罪認定和量刑適用兩方面的內容；從實然角度看，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模式將犯罪和刑罰緊密結合，以品格證據質疑犯罪構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審前調查則與量刑前的調查無異。從美國的量刑前調查制度來看，審前調查報告包括犯罪人情況報告和犯罪行為情況報告兩方面的內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違法情況、犯罪行為的描述、被告人職業和工作歷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關資料，被害人是否對其有傷害、可能適用的量刑指南條款等?？梢哉f，現代的量刑前調查，既是緩刑的重要依據，更是整個量刑考慮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審前調查本身就被廣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對未成年人刑罰處置的輕緩化上發揮特殊的功效。

審前調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罰原則的理論中也呈現了其必要的價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為主”的處遇理念已被各國法律制度認同，隨之引發的未成年犯再社會化的命題也是針對未成年人社會化進程的謬誤而來，而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更是教育和再社會化理念演繹的結果，同時也是實現教育刑及再社會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審前調查制度正是配合實現刑罰個別化原則的重要支撐?，F代犯罪和刑罰的新觀念認為：犯罪原因既有社會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罰責任上有社會的責任也有個人的責任，各國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現為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并重。其中，刑罰的個別預防要求刑罰的個別化，要求刑罰應當與罪犯的個人情況相一致，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僅要充分考慮行為人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也要適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從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運作來看實際上已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的意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處遇，正是刑罰個別化原則的具體展開。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審前調查制度，存在的價值可見一斑。

二、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前形成

2006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公、檢、司四家單位出臺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審前調查的主體、職責、調查的內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詳細規定。2010年4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還專門會同江蘇省司法廳就《辦法》的修訂進行了座談，對主要問題深層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對調查機構的選擇確定問題

《辦法》對調查主體明確為未成年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此規定對本地籍貫的未成年被告人開展審前調查沒有絲毫影響，但對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調查問題，矛盾比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動作案的人員，多為隨父母來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隨父母來本地的租住地容易變化難以確定經常居住地，選擇社區矯正機構來調查就形成了困擾；屬流動人員的又要其戶籍所在地出具調查證明。調查機構是否健全、調查人員是否專業、調查結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憂患。

（二）審前調查評價結論的客觀性問題

《辦法》要求審前調查由縣（市、區）的社區矯正機構統一扎口，鄉鎮街道社區矯正工作機構負責具體調查，并形成書面調查評價報告和兩級量刑建議。這些結論意見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的具體工作。因而這些人員的政治素質、政策水平、社會經驗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識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對其所作出的調查結論影響甚大。然而，基層司法所及其所屬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政治素質、法律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在精力上、時間上、業務能力、敬業精神上往往不能適應《辦法》要求的相對專業化的需要。有的調查機構和人員根本未經認真、全面的調查而簡單、草率地作出結論；有的為減輕其今后需承擔對矯正人員進行矯治的工作負擔，不加區分，故意作出不宜適用非監禁刑的結論；更有甚者，某些地區極個別調查人員還可能與被調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在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的評價上存在金錢交易的嫌疑。審前調查結論的客觀性受到質疑，將直接影響到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恰當量刑。

（三）委托審前調查制約法院正常審理節奏的問題

一般而言，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簡易程序審限為20日，普通程序為45日。按照《辦法》的規定，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法院應當在案件受理后3日內向相關社區矯正機構發出委托調查函，對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區矯正機構應分別在接到委托調查函的5個和7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評價報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調查報告回復的漫長過程中，案件審理的期限卻日日縮短，從業績考核以及對未成年人全面負責的層面說，都是回避不了的難題。

（四）審前調查報告結論當庭接受質詢的問題

《辦法》規定，人民法院要對調查評價報告當庭質詢的，應在開庭前三日將開庭時間、地點通知縣（市、區）社區矯正工作機構。社區矯正工作機構收到開庭通知后，應當指定調查人員出庭并做好出庭準備工作。同時《辦法》也對調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詢的程序作出了規定。作為法院量刑參考依據的調查評價報告，雖不屬于證據的范疇，但法院應當對其客觀性進行審查，而作出結論的人員當庭接受訴訟參與人的質詢，無疑是一種最好的審查方式。但調查人員當庭接受質詢卻很難進行實際操作。一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受官本位觀念影響，一般不愿當庭接受質詢；二是外地調查人員因路途遙遠等客觀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質詢；三是受審理期限的限制，有時開庭審理時審前調查評價報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調查人員出于對自己人身安全的考慮，不同意當庭接受質詢。再因《辦法》規定可以當庭對調查評價報告進行質詢，在當事人或其人、辯護人向法院申請后，法院通知后調查人員實際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動。

（五）法院判決結果與調查報告結論不一致的問題

法院基于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審理，根據案件事實、對照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依法定罪量刑，這是對案件審理的職權和職責。但作為量刑參考的審前調查報告結論有時與法院擬作出的量刑結果不盡一致，由此可能帶來的一些現實后果以及對法官的無形風險也不可避免。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監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結論適用非監禁刑的，在刑罰執行時社區矯正機構的態度暫且不論，一旦該未成年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重新犯罪或有其他違法行為，社區矯正機構可能將責任轉嫁于法官。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非監禁刑，法官依法判處監禁刑的，則可能會引發被告人親屬無理糾纏的現象，給承辦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壓力。

綜上，從我省的實踐情況及我們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況看，我國目前的審前調查報告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報告名稱不統一，如審前調查報告、社會調查報告、社會調查情況等；二是調查對象不完全，一般只適用于未成年人，如豐臺區法院等個別法院才有對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調查目的不寬泛，更多是為了考慮適用緩刑的效果，便于非監禁刑犯進入社區矯正，對可能判處實刑的調視程度不夠；四是調查的主體不確定，有檢察、審判機關直接調查的，有基層司法所調查的，也有社區矯正機構或者委托社會調查員進行調查；五是調查內容不規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個性特點、案件情況、自我認識，除了北京門頭溝法院引入社區評價、蘇州平江法院考慮幫教條件外，對于沒有明文規定的酒精史、藥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診斷等影響量刑的因素極少評判。為使審前調查報告更具有實踐操作性，就以上幾個方面，進行統一的論述。

1．調查報告的名稱

在我國有著各種名稱的審前調查報告。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對于法官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進行規范化。[1]按照我國目前的狀況，應當說，有什么樣的制度名稱，就應該有什么樣的報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實，又要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讓其認識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平時表現、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其在訴訟中的表現。[2]如此看來，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調查報告”名稱是能夠被借鑒和貼近實際的。

2．調查報告的對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別保護和關注的對象，雖然我國的審前調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強制，但司法解釋對審前調查已作出授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廣泛運用審前調查報告，就符合了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也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待審前調查制度已經日臻完善時，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廣，現有形勢下的審前調查，應當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適用，對成年被告人鼓勵適用。

3.調查報告的調查主體

依據現有規定和做法，調查報告來源于司法機關、社區矯正機構、有關社會團體、社會調查員等多種渠道，究竟由誰來承擔審前調查的主體，也存在一定爭議。如有學者主張，調查報告的主體應該是法官。從法理上來說，調查結論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法官作為刑罰裁量的主體，為保證量刑適當，應當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親自調查，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結果的過程。[3]但司法機關直接擔任社會調查主體有不少弊端：如在偵查環節的警官同時承擔社會調查任務的，其對犯罪主觀的判斷容易誤導調查報告的內容；如檢察官，社會調查制度要求其積極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甚至內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夠影響法官定罪量刑的情節，這些要求似乎與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職責不相協調。[4]調查過程的“先入為主”、“先定后審”的弊端，則有可能對法官公正判決產生影響。而由辯方擔當社會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可能有失偏頗，調查報告極易淪為脫罪的工具。由社會團體組織進行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的調查,是各國審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見形式。[5]社工等社會團體組織人員，不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具有親和力，且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所做社會調查報告更具客觀性，還可彌補司法資源緊張等缺陷，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表現。[6]所以，我們建議從立案起，調查工作就應伴隨刑事訴訟的展開而啟動，這樣可以減少批捕、的案件數量，也有利于提高審判的效率。

我們不妨參照一些法院嘗試的由未成年人保護組織聘請的社會調查員（審前調查員）來進行審前調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審理前已經先行形成調查報告，而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時再根據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現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點，也反映出對審前調查報告科學、客觀性的認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發進入刑事訴訟階段，調查活動就能伴隨辯護權的行使，無疑也是對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體現和尊重。社會調查員全面直接參與調查，選拔時應要求其具有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審前調查技能，如面談與溝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調查量表、撰寫分析透徹的調查與評估報告等，再適當地對其進行培訓。為保證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在必要時，還應委托專業機構及人員對涉案未成年人進行醫學、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這樣做既解決了困惑我們的審限問題，也解決了調查員的出庭問題，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調查報告的質量。在逐漸建立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后，調查報告的正確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說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擺脫外界的干擾、專心辦案。

4.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

目前，審前調查報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個人特點（包括個人經歷、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況、自我認識、社區評價、幫教條件六個內容：

（1）個人情況和性格特征。

個人情況包括具體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生活經歷，以及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òň癫。⑹欠裼形?、酗酒、賭博、網癮等不良表現，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現的人進行交往等。

（2）犯罪情節和個人表現。

犯罪情節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關系、被害人是否有過錯，以及犯罪的目的、動機、手段，等等。個人表現包括平時的一貫表現、有無違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為、犯罪后的認罪、悔罪態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員的基本情況、父母的個性與和睦情況、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情況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況和對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當等情況。教育環境包括學習成績、學習態度，學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況等。

（4）生活環境和幫教條件。

生活環境包括家庭遷移的情況、所在社區的治安秩序、鄰里關系等。幫教條件包括社區矯正機構的完善、矯正人員的配備、矯正措施的得當等。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判運用

長期以來，定罪量刑捆綁在一起成為習慣的方式，在立法沒有修改、現行訴訟程序不改變的前提下，審前調查報告在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處罰上，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如何較好地把握審前調查報告，是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刑罰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實現量刑均衡的重要環節。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1條第二款規定:“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61條的規定，并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蓖瑫r，隨著近年來非監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擴大適用以及社區矯正等非監禁處遇方式的發展，是否選擇非監禁刑，以及選擇何種非監禁處遇方式，均依賴于審前調查對涉罪未成年人個體情況的調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階段突出審前調查報告的作用，對于對涉罪未成年人實施個性化矯治具有積極的作用。

（一）調查報告僅作為量刑的參考

在審判實踐中,審前調查報告主要反映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觀與客觀因素，是少年法庭據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動機的重要依據。有人認為，根據調查報告本身的內容及其作用，從理論上而言，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證據規則中品格證據的屬性。[1]傳統觀念認為，證據必須與犯罪事實聯系在一起，也就意味著證據只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部分，從庭審程序上說屬于犯罪事實的調查，只限于根據犯罪構成來判斷定罪與否。在這樣一個程序中，牽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這些品格事實是在定罪即判斷被告人犯罪事實是否成立時所禁止的。例如有關被告人平時自私、愛占便宜的品格證據，不應作為被告人犯盜竊罪的根據。是否構成犯罪或者構成何種犯罪，都應嚴格按照犯罪構成要件來加以判斷，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樣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當被告人的品格證據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實，相關證據涉及品格問題，或者使用品格證據對污點證人證言的可靠性進行質證等情況下才能使用品格證據。[2]由于審前調查報告中涉及的內容有很多是與犯罪無關的，但是又影響量刑的，而這些量刑情節如被告人的品格和習慣，容易在事實問題的判斷上造成事實認定者的偏見。有學者提出將量刑程序從定罪程序中分離出來，保障法官既不會因為與犯罪無關的事實影響自由心證，又能適當量刑的前提。進入量刑程序、量刑聽證時，應當提交包括了與犯罪無關的信息的量刑調查報告。[1]伴隨時間的推移，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相分離的模式正被試行并有逐漸推廣的趨勢，審前調查制度將更大程度地為世人關注。

（二）審前調查報告在庭審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中指出了調查報告的提交者為控辯雙方、必要時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調查。為此，在司法實踐中出現各類的調查報告，有關其認識和在法庭審理時的出示時間、方式、效果，都不盡一致。更有呼吁社會調查報告從理論上應當視為證據的觀點，[2]但同時又提出調查報告只能作為量刑的依據，不能作為定罪的根據。如果從證據角度來說，只能在法庭對犯罪事實調查時出示，且一般均為與訴訟程序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提供，這種方式的市場比較廣闊，值得深思。

根據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綱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對獨立，由此，審前調查報告作為影響刑罰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審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為。我們通過對當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離的庭審觀摩，清晰知曉庭審調查的事實部分已經由單純整體的犯罪事實轉變至定罪部分的事實和量刑部分的事實。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調查的僅限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樣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都納入量刑事實部分加以調查，列舉證據，在這里審前調查報告便可以自然作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從幕后走向臺前，在法庭調查階段作為量刑事實出示，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詢，對審前調查報告的判斷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證轉變為審判程序的合法環節。出示審前調查報告時，可以參照個別法院引入“適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勵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作為一個類似專家證人的社會工作者，其僅對其調查報告所載未成年被告人成長經歷和生長環境的客觀、真實負責。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據此作為從重、從輕的量刑辯論，從程序和實體上都能達到一種平衡。從效果上看，既闡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應注意的問題，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結事了、息訴罷訪的訴訟要求。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量刑評析

由于通過審前調查所獲得的有關該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征，因此，審前調查是獲知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進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重要途徑。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和人格為基礎的”，[3]對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個人情況不同適用不同的刑罰，要實現立法上的制刑個別化、量刑個別化和行刑個別化。

審前調查能夠影響量刑的具體因素非常多，在此無法用所謂量刑基準來簡單說明。我們這樣認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從寬或者從嚴處罰的理由。這些原因在犯罪學上整體概括為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的原因及在個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適合何種處罰進行教育改造的條件，才能達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的，而與此相關的條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現、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社會評價和容忍度。以上內容有些既是從寬或者從重處罰時需要考慮的理由，也是是否適合某種刑罰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兩者同時要考慮的因素。

在審前調查制度被落實、具有相當經驗的社會調查員公正獲取客觀資料，經法庭質證后由高素養的開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夠借助法庭審理教在場者信服，還可以借助文書制作讓公眾者認可的。

篇（3）

我市民政局及殘聯在3年前開始實施免費門診治療包括免費給藥及檢查。效果如何，本文將對此做相關的研究。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2009年7月～2009年12月持有市民政局及殘聯和我院的相關同意免費治療證明，共96例為研究組，同時期普通門診的就醫患者94例為對照組。入組標準：①符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②病程5年以上；③患者和家屬知情同意參加本次研究；④至少有1名監護人和患者共同生活。排除標準：排除器質性精神障礙，及精神活性物質和非成癮性物質所致精神障礙。兩組患者均進行為期1年的研究，如果病情復發或再住院則停止研究。

兩組病例一般臨床資料在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病程、用藥情況、家族史、診斷分型等方面均無統計學方面的差異。

方法：兩組患者均在我院門診由副主任醫師及主任醫師負責治療，包括物調整，不良反應的處理，講授相關的精神衛生知識及康復干預措施。

療效評定：所有量表均有心理測驗室評定，包括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BPRS）、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SDSS）。并統計復發、再住院、就醫及服藥依從情況。

評定標準如下：復發標準：BPRS中精神分裂癥的核心癥狀（第4、7、11、12和15項）中任何1項評分≥5分，或任何2項每項評分≥4分；或嚴重的自殺、自傷行為，或具有殺人沖動或自殺；或暴力行為導致他人傷害或嚴重財產損失。SDSS總分≥2分即為社會功能缺陷。就業包括恢復原工作及再就業≥3個月。停藥或自行減量為服藥依從性差。

統計分析：采用統計軟SPSS12.0件進行統計分析，脫落者不進行統計分析。

結 果

入組時和最后結束時兩組間各指標評分比較：兩組間BPRS、SDSS在開始時無差異,結束時免費治療組比較入組時有統計學意義；兩組在結束時比較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兩組間復發再住院再就業及服藥依從性比較：免費治療組在復發率再住院率及就業服藥依從性要優于對照組。見表2。

討 論

本研究由于是政府提供的免費治療，但不是對所有精神分裂癥病人的，因此獲得免費治療的患者及其家屬都很重視這個機會。通過免費的門診維持治療，確實提高了患者對治療的重視程度，提高了治療的依從性，從而提高治療效率，降低復發率（6.3%）和再住院率（4.2%）。精神疾病又是負擔最重，對社會和家庭產生嚴重影響的疾病之一。本研究顯示，通過免費的門診治療可以提高精神分裂癥病人的治療率、降低復發率；而且由于是免費的供藥和相關輔助檢查，使患者及其家屬在治病方面無任何經濟壓力，反而由于就業率的提高而增加家庭收入，這對于困難家庭就顯得格外有意義。同時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質量，降低了對社會和家庭的危害，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2，3］。

本次研究是由市民政局、市殘聯提供的福利彩票公益金為基礎，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的，但結果確實有效。

參考文獻

1 李征.對精神病人免費投藥調查分析.社區醫學雜志,2006,4（1）:6-7.

篇（4）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12-7461-02

康復期精神病患者往往會出現多種心理問題，會對患者的康復產生嚴重的影響，能夠減低患者的生活質量[1]。對于患者的認知療法是臨床康復期精神病常用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在認知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患者錯誤認知和觀念進行改變，使不良情緒與行為得到糾正，能夠使患者正常的進行各種心理活動，最終達到有效的治療目的。筆者現將康復期精神病患者認知心理治療的護理觀察匯報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科收治的康復期精神病患者90例進行分析討論，其中男性患者42例，女性患者48例，年齡在23-59歲，平均年齡為35.18±2.39歲。此組患者的精神癥狀緩解或已經消失，自知力已經恢復或部分已經恢復，病情處于穩定狀態，但還存在一定的心理問題，這種心理問題不是精神病的疾病狀態。其中：雙向情感障礙患者23例，精神分裂癥患者47例，神經癥患者18例，應激性精神障礙患者2例；隨機將其分為兩組，一組患者實施常規護理措施為對照組，另一組患者實施認知心理治療護理干預措施，比較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精神癥狀、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社會支持、家庭支持等一般資料進行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臨床可比性。

1.2 方法 對、工作能力、學習情況等進行收集總結。

1.2.1 治療階段 將進行治療的康照組患者實施常規的護理措施，觀察組患者實施認知心理治療及護理干預具體方法如下：

此組患者均進行常規相關的藥物進行治療，在此治療的基礎上聯合進行認知心理治療方法。每周進行認知心理治療1次，每次治療時間為40-60min。對于此組患者進行護理觀察3個月。

1.2.2 認知心理治療方法 由我科有資歷的心理咨詢醫師開展認知心理治療。

1.2.2.1 準備治療階段 收集康復期精神病患者的各方面資料，其主要包括誘發精神病的社會心理因素、家庭社會背景、人際環境關系、婚姻戀愛史、性格復期精神病患者在安靜的房間內并由咨詢師與患者進行有關心理治療的交談與交流。注意對患者求診的目的要耐心傾聽，并鼓勵患者對自己內心存在的問題進行傾述，在交流中一定取得患者的信任，對于患者所存在的心理問題要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解釋，幫助患者能夠找出問題所在，對患者的錯誤認識進行糾正，并對患者所提出的問題給予有效的解決的方法。

1.2.2.2 鞏固治療階段 對于康復期精神病患者進行反復的認知治療訓練。尤其是針對病情反復的精神病患者，應耐心細致的進行有效的心理分析，對錯誤認知及時進行糾正，鼓勵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自我進行鍛煉，以鞏固認知心理治療的療效。

1.3 效果評定 對于兩組患者在治療后分別由心理醫生用SGL-90[3]進行檢測治療結果，該評定表共有90個條目，其中主要分為軀體化、人際關系敏感度、強迫、焦慮、抑郁、敵對、偏執、恐怖以及精神病性等癥狀因子，每一項主要按5級評分進行評定，得分越高證明心理癥狀越明顯。問卷由心理醫生監督發下并同意回收。

1.4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χ±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統計分析使用SPSS11.3軟件包完成，P

2 結 果

兩組患者在經過不同的治療后，觀察組患者的SGL-90評分的心理健康狀況的各個項目均明顯優于對照組，經比較具有顯著差異（P

3 討 論

精神病患者在急性期發病時，由于受精神癥狀和自我缺乏認知力的影響，主要以藥物治療為主，但是進入康復期后，患者的精神癥狀逐漸的消失或者緩解，自知能力能夠恢復，因此，在對于康復期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各種心理問題應適時認知心理治療方法，并針對性的進行心理干預這對臨床康復治療有重大的意義。從以上報道可以證明，對于康復期精神病患者的認知心理治療是至關重要的，可以提高精神病患者的康復期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認知力，對日后生活質量以及促進患者的全面康復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篇（5）

要提精神分裂癥的早期干預就有必要談談以下幾個因素與此病的關系問題：

1 遺傳因素：經過80多年的遺傳學研究，目前一致認為遺傳因素在精神分裂癥的發生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因為調查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親屬中的患病率比一般居民高得多。而且，與患者的血緣關系愈近，患病率愈高。如果父母雙方均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其子女的發病率將達到35%～68%；而父母一方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子女的發病率也有15%～26%；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子女即使自幼寄養在精神健康的家庭，其發病率也大大高于沒有家族史的同年人。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精神分裂癥與遺傳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但是，這并不是說，精神分裂癥是百分之一百遺傳的，否則，我國的婚姻法就會有禁止精神分裂癥患者結婚的條文。然而精神分裂癥的遺傳相當復雜，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多基因遺傳，這種遺傳是由許多基因的積累作用造成的。

2 性格因素：大量調查報告顯示，大約有50%～60%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病前或幼年期即存在一些特殊的個性特征，譬如孤僻、內傾、怕羞、敏感、多疑、怕見陌生人、與親人缺乏親情、不愿與同齡孩子玩耍，卻常常與老頭親近，有時還會有一些奇特的動作和做出怪異的姿勢，思維缺乏邏輯性，好幻想、主動性差、依賴性強、膽小、做事猶豫。有時莫名其妙地外出不歸等。有的專家將這種性格稱之為：分裂性人格。

3 內分泌因素：由于精神分裂癥多數在青春期前后性成熟階段起病，因此有的學者就認為此病與內分泌有一定的關系。但是，這一點尚未得到大家的首肯。

篇（6）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醫學模式從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逐漸發生了轉變。美國精神病學家、內科學教授恩格爾于1977年正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該模式認為人的健康是生理、心理、社會適應和道德品質都處于良好狀態，從此心理這一影響因素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當代大學生承載著學校、家庭和社會的較高期望，對這一群體的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關注迫在眉睫，建立心理健康檔案勢在必行。但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檔案的建立在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這就需要專業心理工作者和一線學生工作教師共同探索，抓住新生入校的黃金時期為其建立心理檔案，對篩選出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及時干預并幫助其順利度過波動期。

針對這種現狀，我對四川大學錦城學院12級財務管理專業和11級會計學專業共260名同學使用了精神癥狀自評量表（SCL-90）做了心理普查，建立了個人心理檔案，從總體上把握了學生心理問題和心理特征；對篩選出的個別有嚴重心理問題傾向的同學重點關注、個別輔導，起到提前危機干預的作用，同時也借此機會向全體同學普及一些心理健康常識。

一、測量工具、對象和方法

1. 測量工具

本調查使用的癥狀自評量表SCL-90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測試量表之一，是當前使用最為廣泛的精神障礙和心理疾病門診的檢查量表，可以從十個方面來了解自身的心理健康程度，適用于16歲以上的群體。

2. 測驗對象和方法

本次主要測查12級財務管理專業和11級會計九班共260名同學，在周日晚點名時共發放260份問卷，使用統一的指導語，要求被試根據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如實反映最近一周內的狀況，獨立回答，如實填寫問卷。最終獲得253份有效問卷，有效率97%。把253份有效問卷輸入SPSS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了以下結果。

二、結果與分析

1. 樣本與全國常模的比較

由上表顯示，在調查的253名同學中，總分、強迫癥狀、焦慮、恐怖和精神病性上的分數要高于全國常模，表明該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程度明顯偏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一新生剛剛進校，對周圍的環境還不是很適應，目標不清晰，內心產生較大的焦慮感，而大二的學生因為意識到就業的壓力和各種考證帶來的壓力也會讓其強迫癥狀加深，并伴隨一定的精神病性。

2. 異常情況的分析

在被調查的253名同學中，超過160分中度異常的有34人，占被調查人數的13.44%；超過200分偏重異常的有12人，占被調查人數的4.74%。如果SCL- 90任一因子分達到3分以上，則提示有中等以上的心理問題，以此為標準，統計了各因子分≥3的分布情況。結果顯示，有心理問題的各因子比率由多到少依次為：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敵對、抑郁、其他、偏執、恐怖、精神病性、軀體化。

三、結論和建議

1. 調查結論與原因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2012級財務管理專業大一新生和2011級會計學學生心理健康總體狀況不容樂觀，與正常人群相比明顯偏低，心理問題發生率13.44%（總分≥160），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敵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高考壓力。在應試教育的環境下，許多學生高中時關注點全部放在學習上，忽視了心理健康，可以說處于亞健康狀態，進入大學后這些隱患就日益暴露出來了。二、新舊環境的差異。遠離家鄉，異地求學，新生面對方言差異、飲食氣候等因素的諸多不適應，導致人際交往、學習認知等障礙。三、學習內容和方法的改變。高中教育主要是安排好的應試內容，進入大學后，以主動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讓很多學生無從適應，沒有目標感，這也是導致學生心理障礙的重要原因。

2. 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建議

（1）進行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檔案。

（2）加強對輔導員的心理輔導技能的培訓，幫助輕度心理問題學生。

（3）開設心理健康必修課，全校范圍普及心理健康知識。

（4）采用個別咨詢、團體輔導（向日葵特訓營）、心理電影展播、專家心理講座、心理情景劇比賽、學生心理協會活動、網絡咨詢等形式為學生提供及時、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導。

【參考文獻】

篇（7）

精神病是一種以情緒、認知、行為改變為特征，伴有痛苦體驗，和或功能損害的一種疾病，目前全球總患病率10％左右，占全球疾病負擔的近11%，前10位造成功能殘缺的疾病中有5個屬于精神障礙。精神病分為輕癥和重癥兩種，我國目前重癥精神疾病的比例大約為1.3％，主要以精神分裂癥和情感障礙為主，精神疾患在我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已超過心腦血管病和惡性腫瘤居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精神病患者由于思維、情感障礙，導致行為失去控制，從而出現一系列癥狀，尤其有攻擊行為的精神病患者傷人、毀物、縱火，破壞性大，威脅家庭和社會安全，同時因其不能對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因而無法借助法律手段對其進行控制，作為重要公共衛生問題和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和國際社會的共識做，好精神衛生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和社會穩定,對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精神病采用三大療法，即藥物治療、電休克、心理治療，約有20％的病人經過上述治療無效，發展成為難治性精神病。難治性精神病是指病史在3－5年以上,經過內科系統住院治療，連續使用3種化學結構不同的抗精神病藥物,足量、足療程治療,且經過電休克、胰島素等方法治療后仍然效果不佳的患者, 這部分患者治療十分困難，國內外學者一直在探討新的治療方法。精神病的病因至今未闡明，但患者發病與遺傳因素，個體素質，器質性因素，及心理社會因素有關。發病機制也不明確，近年的研究表明，患者精神癥狀的產生，與腦內某些神經遞質的的失衡有關，通過藥物或手術的方法使神經遞質恢復平衡，可減輕或消除癥狀。

二、精神外科的歷史

1935年，Fulton和Jackson對兩只黑猩猩施行額葉切除術后，發現其興奮性降低，術前恐怖狀態消失，該實驗結果在倫敦第二屆國際神經精神學術會上發表，1935年11月葡萄牙精神病學家Moniz與神經外科醫師Almeida Lima合作首次采用雙側額前葉腦白質切斷術治療精神病患者，獲得成功，精神外科從無到有，開始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1949年Moniz因首先介紹額葉前部白質切斷術治療嚴重精神病成功而獲得諾貝爾獎，故此，這位葡萄牙的精神病學家被認為是精神外科的創始人，額葉白質切斷術也被命名為Moniz- Lima手術。1936年在美國也開始了精神病的手術治療，美國精神學家Freeman和神經外科學家Watts逐步完善了Moniz的觀點，于1942年設計了標準前額葉白質切斷術，使精神外科迅速發展普及。當時在北美約作了50000例手術，在英國約作了10000例，這些病例中幾乎2/3為精神分裂癥，1/3為情感性精神病，治療結果：18%精神分裂癥效果好，50%情感性精神病得到改善或恢復，但有3.1%病人在術后出現嚴重人格障礙，1.3%發生癲癇，死亡為0.3%。英國衛生部回顧了1945-1955年間經手術治療10365例精神病患者的結局，其中3/4的患者進行了額前葉白質切斷術，結果證實手術對情感性精神癥狀療效最顯著，精神分裂癥最差，30%的精神分裂癥術后可“完全恢復”、“社會恢復”和“顯著進步”，3%的患者術后人格障礙達到不能出院的程度，2%病情惡化，4%死亡。前額葉白質切斷術當時曾被認為是一種較好的治療方法，然而該手術在取得療效的同時，部分患者遺留無可挽回的器質性精神障礙，如記憶、智能和人格缺陷等等，其后許多學者試圖在減少腦組織損害而又不降低療效的情況下對該手術進行了有限制地改良。該手術雖然幾經改良，副作用有所減少，但仍未超出腦白質切除或切斷的范疇，終因并發癥嚴重和缺乏明確的神經生理依據，精神外科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和批評。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新合成的有效抗精神病藥物的臨床應用，上述手術在世界范圍內急驟減少，額葉腦白質切除術幾乎完全被廢棄。

1949年Spiegel與Wycis首先報告采用立體定向行丘腦背正中核破壞治療精神病。1962年Foltz與White報告用立體定向扣帶回毀損術來治療惡痛、焦慮癥和其他精神病，所做16例手術，12例效果良好。Ballantine等也采用Foltz的定向方法治療各種嚴重精神病，共294例病人做了410次定向手術，無1例死亡。立體定向技術應用于精神外科，是現代精神外科誕生的標志，它將對腦組織進行纖維切斷或切除以阻斷神經傳導的方法，改為用定向技術進行電凝或射頻熱凝，使單部位單靶點手術發展為多部位多靶點手術，由一側半球手術發展為兩側半球同時手術，在減少腦組織損害的同時，大大提高了手術效率。近幾十年，隨著影像技術、電生理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立體定向手術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于神經外科的各種手術中。

自1948年以后的歷屆國際精神病學會議關于精神外科的討論中，都肯定了精神外科的效果和成就，認為精神外科對于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癥、神經癥和癲癇伴發精神障礙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成立“人的生物醫學與行為研究保護國家委員會”，對美國1971年至于1973年間每年所進行的400例手術患者進行調查和研究，結果半數患者療效肯定，手術并未導致明顯的精神缺陷；美國國會1977年在對手術病例歷經3年調查后發表了《關于精神外科的實踐和研究》的調查報告，肯定了精神外科在精神病治療中的地位，并駁斥了一些認為精神外科不人道、不安全和無效的臆測，為該學科的繼續開展提供了有力依據。目前，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和醫療發達國家均有精神外科手術開展，每年報道約數百例，以躁狂抑郁癥，頑固性強迫癥和癲癇性精神障礙為主。

三、中國精神外科的歷史與現狀

我國的精神外科起步較晚，20世紀50年代前后國內有學者進行了少量的額葉白質切除術，因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快終止。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國內陸續開展了立體定向手術治療難治性精神病，1987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召開的首屆全國立體定向和功能性神經外科學術會議上，交流了一些地區開展精神外科的經驗。1988年首屆精神外科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交流論文30余篇，手術病例542例，代表們對我國精神外科發展的現狀、學術上的分歧以及如何促進精神外科健康、穩定地開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一致認為，立體定向手術雖然有效，但仍處于探索階段，應該有限制和科學地開展。會議對精神外科手術病人的選擇、手術操作規程、并發癥的預防、量表的應用、療效評定的方法等提出了原則性意見，起草了《全國精神外科協作組關于現代精神外科手術治療的要求（草案）》。1991年10月在山東曲阜召開的第二屆全國精神外科研討會上，交流論文99篇，手術病例943人次。從這次交流論文看，我國精神外科手術病例選擇規范，普遍采用了大型定向儀和射頻儀進行手術，療效明顯提高，并發癥明顯減少。

目前通過精神外科手術治療的疾病主要有：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頑固性強迫癥、癲癇、癲癇性精神障礙、藥物依賴等。近十年隨著大型定向儀，新型射頻儀，微電極，高精度螺旋CT及磁共振的應用，手術定為更準確，療效更佳，并發癥亦明顯減少。手術方法也由單靶點毀損發展到多靶點毀損，手術效率明顯提高，手術效果更好。

四、精神外科的局限與不足

精神病的病因與發病機制仍不確定，手術缺乏必要的理論依據。盡管通過動物實驗，人們對邊緣系統的Papez環路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確定這些結構與人類的情緒、行為等重要功能密切相關，但是，在動物實驗中無法制造出相應的精神病模型以模擬手術效果，因此精神外科實際上仍缺乏真正的理論基礎，這也是精神外科爭議的焦點之一。

早期精神外科進行的腦白質切斷或切除術，雖取得了較好的治療效果，但術后出現記憶、智能和人格缺陷等嚴重并發癥，在社會輿論的過分渲染下，使人們對精神外科手術缺乏信心。另外，精神外科手術涉及多個學科，神經外科和精神科醫師從不同角度看待病人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觀點和認識；精神外科手術的療效評價缺乏客觀指標，很多類型的精神病有自動緩解期，這往往被統計在手術療效內，使得療效評定欠客觀可靠。

精神外科不但存在醫學觀點的爭論，還涉及較多的社會因素、政治因素、倫理道德問題及特殊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一些國家甚至將精神外科用于政治目的，選擇政治犯或有色人種進行精神科手術?？茖W家擔心一旦精神外科手術被政治野心所利用，就可能將反對他們的人們變成沒有獨立思考、盲目執行指令的工具，因此，有些國家曾立法加以禁止。盡管美國國會于1977年肯定了精神外科的療效，但某些州議會仍通過立法對精神外科手術嚴加限制或禁止。許多國家的精神外科手術需要一些繁雜的申報和審批程序，使多數神經外科醫師不愿涉及此領域。另外，許多權威性醫學雜志為了避免引起倫理、道德及其它方面的爭論，不愿登載有關精神外科方面的文章，使得精神外科方面的論文大多只出現在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中，影響了這一學科的正常學術交流和發展。

精神外科術后的隨防與評價也是精神外科中復雜、困難而又充滿爭議的環節，其原因在于，精神病本身即缺乏必要的客觀診斷標準及病情輕重的客觀衡量指標，精神科量表的評估也很容易受外部條件的干擾，精神外科的術后評價更是牽涉到精神科、神經外科及其他相關學科，標準統一困難，制定更科學、客觀和易行的療效評定標準，也是精神外科面臨問題之一。

篇（8）

同A君相比，B君就沒那么幸運了。B君是一家紡織廠的技術科長，正牌大學畢業，而且是廠領導班子候選人，前途無量，下崗后自恃清高，求職高不成，低不就，兩年來不知更換了多少次工作，總感到不滿意，不是怨聲載道，就是借酒澆愁，工作沒有著落，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身體情況也越來越差，一天因心慌、胸悶、頭昏、乏力而入院檢查，診斷為冠心病。

現代醫學研究證明，長期精神心理壓力，會削弱人體免疫力，造成機體環境失衡，誘發動脈硬化、高血壓、冠心病、腦血管病、潰瘍病、糖尿病、精神病及惡性腫瘤等身心疾病，嚴重地危害健康。心理學家認為“病由心生”，一個人經常受到壓力的困擾，精神抑郁，情緒低沉，就會導致機體神經內分泌系統功能紊亂，給罹患身心疾病埋下危險的種子。據有關專家調查發現，我國有68.5％的居民覺得生活有壓力，有20～23％的大學生因心理壓力而罹患程度不等的心理性疾病。美國哈里斯民意測驗所在不久前的調查中發現，大約有89％的美國人都經歷過沉重的心理壓抑的體驗。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心理壓抑，已成為20世紀乃至21世紀最嚴重的健康問題之一?！?/p>

篇（9）

隨著我國互聯網使用日益低齡化、便捷化，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應用日益普及，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直至成癮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并成為青少年違法犯罪的誘因之一。2007年，“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正式投入使用，該系統利用技術手段對未成年人在線游戲時間予以限制，但結果收效甚微。某某因玩游戲連續幾天泡在網吧而猝死，某某因網癮發作離家出走甚至誤入歧途……類似這樣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他們都有可能是“網絡成癮癥”的受害者。

“網絡成癮癥”（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縮寫作IAD），最早由葛爾?柏格在1995年提出，指的是上網者由于長時間地沉浸在網絡中，對互聯網產生強烈依賴，以至于達到了癡迷程度而難以自我解脫的行為狀態和心理狀態。具體癥狀為，患者對現實生活冷漠，對虛擬的網絡游戲、情愛、信息等沉溺和癡迷。更有甚者，會表現為在上網時身體顫抖，手指經常出現不由自主敲打鍵盤的動作。不過，在業界，伯格的這一理論，目前仍存在爭議。

其實，就大多數人而言，網絡成癮主要表現為上網時間過長。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互聯網用戶每天的上網時間為19億個小時，比兩年前增加了60%。網絡成癮人群所占的比重也很大。2009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青少年網民中網癮群體比例為14.1%，人數約為2404.2萬。而最近，澳門公布的青少年網絡成癮的現況及成因研究報告顯示，澳門已染網癮的青少年約占總數的22.6%。

篇（10）

Analysis on the Compliance of Maintenance Treatment for the Rural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Hong-mei，YANG Bin，LI Jun，FAN Hong-ying，QIU Dai-jing，PENG Ze-xiang

（Sichuan Veterans Hospital，Chongzhou 611236，Sichuan，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pliance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on long-term treatment in village.Methods The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compliance was investigated，including the severity of disease，drug side effect，social function，family support ability and et al.In this research，286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ural areas were selec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was measured through the mental health scale：the brife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the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and the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liance in the full sample are 28.6%patients of full compliance，45.3%patients of partial compliance and 26.1%of non-compliance.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are drug side reaction，family support ability，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Conclusion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are drug side reaction，family support ability，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Schizophrenia；Patients in countryside；Compliance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發病突然、病程長、療效慢，復發率高的慢性遷延性精神疾病。發病高峰年齡在男性為18～25歲，女性則在26～45歲。據有關部門的調查報告稱，目前仍有約三成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服藥依從性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患者服藥依從性比較差呢？本項目選擇2013年8月～2014年6月從本院出院的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對影響其長期維持治療的依從性的主要因素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來自農村的286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其家屬。要求受訪者能進行有效的交流。入組標準：年齡在18歲以上，性別不限，居住本地5年以上的農民。符合ICD-10診斷標準，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的患者，病程在6月以上。286例患者中男性154例，女性132例；年齡18～60歲，平均年齡（34.6±10.8）歲；已婚142例，離異98例，喪偶6例，未婚40例；本科以上2例，大專25例，中專（高中）56例，初中98例，小學87例，文盲18例；家庭成員5人以上62例，3～4人104例，2人74例，1人46例；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上57例，500～1000元165例，500以下64例。病程0.5～32年，平均（18.4±5.6）年。

1.2方法 追蹤現已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家屬，完成相應量化評估。在對精神科醫生進行檢驗工具一致性培訓后，由精神科工作5年以上的2名醫生深入面詢患者和家屬（與患者一起生活不少于1年，并負擔主要經濟和護理責任）。填寫人口學資料，精神衛生調查表。對患者使用評估工具：簡明精神病量表（BPRS），副反應量表（TESS），社會功能缺陷量表（SDSS）。對患者家屬使用自制評估工具進行面談評定家庭支持能力。資料以SPSS16.0分析處理。

2 結果

2.1 TESS、SDSS及BPRS評分與治療依從性 286例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分別為：完全依從82例（28.6%），部分依從130例（45.3%），不依從74例（26.1%）?；颊咧饕霈F的不良反應包括：嗜睡162例（55.6%），靜坐不能143例（50.0%），震顫189例（66.1%），便秘94例（32.8%），心動過速87例（30.4%），肌強直117例（40.9%），體重增加64例（22.4%），視物模糊26例（9.0%），扭轉痙攣23例（8.0%），肝功、血象異常16例（5.6%），心電圖異常12例（4.2%）。因副反應部分依從或不依從者122例（42.8%）。完全依從者SDSS為（4.2±3.6），部分依從者為（7.2±4.1），不依從者為（10.6±5.9）。SDSS總分越高，治療依從性越差，三者之間有顯著差異（P

2.2依從性相關因素回歸分析 以依從性為因變量，與依從性相關的因素（副反應、病情嚴重程度、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總病程等）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見表2。

3 討論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社會競爭不斷加劇，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人們所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精神衛生問題日益凸顯。精神分裂癥在精神疾病中是最多見的疾病。精神分裂癥是患病率、復發率、致殘率都較高的慢性遷延性疾病，絕大多數都需要長期甚至終身的治療和護理。在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中，抗精神病藥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許多患者不能維持治療而致使病情復發反復多次住院，嚴重的影響患者的預后、社會功能的恢復和生活質量。依從性是醫療得以湊效的前提條件，是影響治療效果的重要因素[1]。

依從性按執行醫囑類型分為治療依從性，用藥依從性、運動依從性、飲食依從性、生活方式改變的依從性等[2]。按服藥主動性來評定，完全依從是指患者主動按照醫囑服藥；部分依從是指患者在家屬的督促下被動服藥；不依從是指患者不遵守醫囑服藥，有藏藥、拒藥、扔藥行為[3，4]。本研究利用簡明精神病量表（BPRS），副反應量表（TESS），社會功能缺陷量表（SDSS）等評估工具對農村患者的依從性進行評估。結果顯示，28.6%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完全依從治療，略低于冉茂盛[5]報到的四川農村中的37.1%。依從性的檢測和評定方法不一，是造成差異的原因之一。本組患者均為四川農村人口，地域經濟、文化程度等亦是造成差異的原因之一。

影響患者服藥依從性的因素有很多，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提示，影響依從性的最重要因素為：副反應、家庭支持和病情嚴重程度。與壽忠平[6]報到一致：不依從者經濟收入低、疾病知識缺乏、藥物副反應明顯、家庭支持差是影響依從性的相關因素。病情嚴重程度直接影響治療依從性我們可想而知，但藥物副反應列為影響依從性的首要因素，出乎我們的意料。服藥不依從是精神分裂癥的一個常見問題。藥物的某些副作用，如嗜睡、反應遲鈍、目光呆滯、胃腸功能紊亂、排尿困難、心悸、頭暈等，這些不良反應直接影響患者服藥的依從性。經典的抗精神病藥物較新型的藥物不良反應大，藥物的不良反應助長了不依從性，因為抗精神病藥物常在藥效出現之前患者就感受到不良反應，極易造成患者治療不依從。治療方案復雜，多種藥物合用，患者往往不能準確的掌握服藥方法，容易混淆。藥物制劑本身也會影響患者的依從性，帶有不良氣味及顏色的制劑容易引起不依從，液體劑型和長效制劑有較高依從性[7]。所以提示在臨床工作中我們制定治療方案及選擇藥物時，必須重視藥物可能發生的副反應，方能保證治療方案的長期執行。

家庭支持能力在農村患者維持治療的依從性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首先，精神分裂癥患者對自身疾病毫無認識，拒醫拒藥是自然的，大多數患者被動就醫或藏藥?；颊叻裾J有病，此時家屬應該積極將患者送到?？漆t院診治，然而有些家屬不愿公開病情，不愿到精神科診治，怕影響子女升學、工作和婚姻等。其次，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經濟原因，有可能影響其服藥依從性。家庭經濟能力影響患者能否堅持日復一日數年的用藥以及所用藥物的種類，經濟差的患者多使用傳統抗精神病藥物，顯著而多樣的副反應長期服用難以耐受，進一步影響治療依從性，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家庭護理干預對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有較積極的作用[8]。

為患者及家屬提供方便、就近、實惠的醫療是我們未來更好的開展精神衛生工作的服務方向。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維持治療依從性如此低的嚴峻形勢下，我們需要探索不同的干預策略，不斷拓寬精神康復領域，做好精神衛生工作三級預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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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小燕，陳寶玉，等.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研究進展[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1，11（18）：34-35.

[3]范維琥，主編.臨床流行病學[M].第2版.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3：101-107.

[4]王平生，李榮琴，詹來英，等.定期門診健康教育對農村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影響[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8，22（10）：709-712.

[5]冉茂盛.精神患者治療依從性[J].華西醫學，1999，9（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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