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現代經濟學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國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經濟學。對經濟學進行一場新的革命，以滿足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及人民福祉的增進需要，已擺在了中國經濟學界的面前。

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 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篇（2）

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強調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場經濟就夠了,市場經濟會在競爭中自然產生出道德機制、道德規范來。有人把道德定義成:道德的行為就是不能給你帶來眼前好處的行為。市場經濟有沒有必要談道德,經濟學陣營中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否對呢?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怎樣的高度?有人將道德定義成:凡是理性的考慮都不會做的那種事。只要是考慮效用函數極大化,就絕對不會干的那類事中,有一類事叫道德行為。當然還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處于非理性范圍內。我們是將道德作為一次事件來考慮。這就不必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糾纏于:到底道德有沒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個交易的結果,是個充分競爭的行為之后自然就會產生道德規范,還是先有道德規范才有交易這樣一個問題。

在一個市場社會(不是市場經濟)里,需要不需要一個包括對產權的尊重、對他人權利的尊重、自我約束等等的道德基礎?我們知道道德與理性是對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道德行為發生?道德是否是作為社會的基礎存在呢?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這些問題。

一、社會的形成與道德危機的產生

(一)完全自私自利的群體不會產生社會

在傳統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基礎上討論這么一個問題,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是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們如果僅僅在自私的意義上是充分理性的,僅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們的工具,是他們達到自私目的的一種手段。別人是我的工具,同樣你也是別人的工具,你的生命、你的財產、你的幸福都是他人利用的工具。在這樣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場社會,答案是很明確的:不可能。在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也都體現了這一觀點: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們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蠻人,就沒有文明社會。

(二)鄉土社會的形成

在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中都認為社會是文明社會狀態。而一個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就意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占有權利。道德共識的意思就是人們相互間有一個起碼的尊重。這個尊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歐洲進入啟蒙時代之前的時期,并不顯得很重要,因為分工不發達、社會規模小,秩序擴展得還不寬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共識比較容易達成。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產生現代社會的萌芽,只是一種前現代的共識:我們面臨同樣的生存問題,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們擁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那么我們就是一家子。這就是從血緣和地緣關系上形成的前現代社會。

(三)道德危機的產生

當進入現代的時候,前現代社會開始瓦解,黑格爾等思想家認識到了道德危機,或者說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從分工開始的。分工以后,人們的知識結構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們在具體環境中積累知識,那么每個人判斷事物的經驗、知識積累就與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產生了差異,從而價值判斷就會產生差異,利益就會有沖突。有機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雖然是分工的,但他們通過交易、通過市場貿易互相尊重這種有機的關系,并結成個互相依賴、互相依存的社會。因此,在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們也能找到共識和基礎,這個共識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為它不是依賴于共同的前現代的共識,而是依賴分工制度。這個時候,道德共識就會出現問題,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們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動革命的道德基礎的危機。在道德基礎開始瓦解的時候就會有革命,革命無非是道德共識不能達成的產物,是一種極端的手段。

(四)西方學說對中國人的影響

中國人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要么沿著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適合中國的問題或中國式的問題;要么就受到歐陸哲學的影響,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提出中國式的問題。所謂中國式的問題就是中國人關心的是中國,立足于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命運,考慮的是中國人所考慮的問題。也就是問題意識是中國的。像國有企業改革、農業發展問題、關貿問題等等一些很細致的現實問題。在和外國人談論問題時,問題意識很重要,問題意識只能是本土的。現在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有問題意識的,在許多學者提出一個政策或一個理論中完全看不到問題意識。當然,一些海外的學者也是沒有這種問題意識,而只是隔靴搔癢。如果有了這種問題意識,并在這里面提出正確問題,在求解時再參照一些其他社會、其他民族的歷史過程、經驗,回到西方去看(因為很多學問都是西學)時,就會出現幾種傾向,一部分人就到歐陸哲學中去找一個合適的參照系、一個啟發,經過啟發后回來獨立地求解中國式的問題;另一部分人是從英美傳統中去尋找啟發;還有一些學術訓練比較全面的人綜合考慮兩方面的傳統,同時還有問題意識,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二、經濟社會要有一個基礎的道德共識

(一)自由的概念

1.在歐陸傳統里,盧梭有一個看法:田園詩式的野蠻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為那時候人少地多,從樹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沒有資源稀缺性,沒有對于稀缺資源的競爭關系,所以那時也許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園詩式的浪漫的,在這樣的標準下,每個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慮其他任何人與他的競爭關系。但是由于經濟學家看到的資源稀缺和對稀缺資源的競爭,產生了殘酷的以他人作為手段的生存方式,這時候人就開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個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對自由無限地要求下去,一定會邏輯地把其他人作為自己生存的手段。

2.自由是相對的。每個人都認為自由是好事,可對自由的程度每個人的認識并不一樣,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認為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你自己,這就是所謂積極自由的態度,如果你追求的個人自由那么廣泛,那么徹底,以致你的主觀意志、個人意志的充分自由體現出來后,結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為達到你的個人意志的工具,解放你自己的一個工具,這就很可怕了。總之,這一套是屬于政治哲學的內容。這一套之前是屬于道德哲學的內容,只有在這兩套體系成型之后,我們才能談到所謂經濟生活,經濟生活才有一個規矩,才有每個人都在服從的一套規范,都在自己相應的網眼里自由地活動,同時,也充分地信賴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網眼中活動而不越軌。

(二)道德事件的發生

1.在歐美國家有一個道德黃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這樣的說法,在中外都是適用的。不同的文明社會時間、歷史、地理差別很大,但都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你不服從這一條,你就結不成社會。我們知道歐美有這樣的一個斯多葛推理:理性的人不會理性地去做錯事,去傷害他人,因為他會理性地推斷如果這樣做,別人也會反過來傷害你,這就非理性了。這就是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導出來的道德黃金律。

由此,從歐陸哲學中衍生出來了一種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義上的自由,應該是由普適主義或普遍主義原則來保證的。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確推理原則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規則。

2.今天我們現實生活中面臨著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們將抽象的理論用來解釋現實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中國社會里,什么是道德行為。就是每個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環境考慮清楚,你是這個環境的中心,然后按照你確定的理想模式去處理各種關系,去與別人博弈,一直處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準則。這種情況下,一個問題就出來了:從鄉土中國到一個現代市場社會的過渡時期,由于我們缺乏強有力的普遍主義原則,怎樣才能形成道德共識?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本來就缺少普遍主義原則的社會,一旦走入市場經濟或現代的分工社會,那么原來賴以維系社會的家庭聯系就被沖爛了,血緣關系就被淡化了,那么與血緣關系聯系的前現代化的共識就瓦解了。而我們又沒有宗教生活,沒有一個從中世紀帶來的遺產,就是把上帝變成法就完事,使社會有一個自然秩序的條件。所以就變成了無法無天的情況,人們就開始追求最眼前的經濟利益,用錢來指導人的行為。這時你沒有道德準則了,你從小到大,沒有人告訴你什么行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來的,是一點點在傳統中熏陶出來的,可我們的傳統正在巨變,正受到沖擊,每一個人都開始失落。

3.如果按正常的狀態,即便在一個特殊主義社會,也先有一個道德的基準,在這個參照系之下,人們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過程,而現在我們似乎不是這樣,而是有點野蠻化的過程,因為,沒有人去指導,人們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來了。人們只是靠理性驅動,他的利益函數、效用函數,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嚴格地講,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事是要經過多次博弈的,就是說一個充分理性的人應該考慮到無窮遠的未來的收益,然后將它折現到現在使效用最大化,這個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為,也就是顧及他人的行為,因為如果毀掉了名譽,以后就沒辦法與人合作。但我們處在過渡時期,未來貼現值不確定,以致沒有人考慮。結果每一個人都越來越短視,所以就會看到我們社會目前的假冒偽劣,這都是不要未來名譽的行為,一個規范的社會不會有這種現象。如果你顧及名譽,你就吃虧,以致生存不下去,結果就很危險了。一旦出現了這種道德風險,影響破壞了互相信任的關系,如果這種道德風險代價太高,沒有一個機制來平衡它,那就是逆淘汰,那么最后這個社會里都是壞人,那些稍微好點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堅持這種標準,那就沒有貿易、交換、信任可言,市場在這個意義上就崩潰了,結果這個部落幾十年以后就會自然消失。

篇（3）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篇（4）

契約理論循著古典契約理論―新古典契約理論―現代契約理論的發展脈絡演化至今。眾所周知，現代契約理論也稱作現代企業理論，公認的開山鼻祖是科斯。

現代契約理論從交易行為的角度解釋企業，將企業看作是個人間交易產權的一種合作組織，由一系列契約聯結而成，企業行為是所有企業內部成員博弈的結果。該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前者著眼于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不完全契約下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后者則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委托―關系。兩種理論的共同特點是都強調企業的契約性、契約的不完備性及由此導致的所有權和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貢獻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則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貢獻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人，則進一步研究了在科層式組織中契約如何定義、科層式組織如何完善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科斯所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及其門徒再次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組委會的垂青，進而引起全球經濟學家及普通人的關注。

不完全契約理論及哈特的貢獻

傳統觀點認為，契約一旦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便是有利于激勵長期投資的。標準的契約理論假定契約是完全的，契約的設計以及監督實施都是沒有成本的。

然而現實中的契約是不完全的。契約的不完全、不完備會導致事前的最優契約歸于失敗。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專用性投資便無法寫入契約。一旦自然狀態實現，在這種具有雙邊鎖定特征的談判過程中，投資方就面臨被對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準租金”的風險，即投資者投資的邊際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對方分享了。由于預期到這種敲竹杠行為，投資者在事前就會選擇投資不足或者做出無效的專用性投資。

經濟學家們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由于契約不完全所導致的效率損失中，逐漸發展起不完全契約理論。而不完全契約與完全契約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不事先規定各種或然狀態下的權利和責任，而主張在自然狀態實現后通過談判來解決，因而重心就落在對于事前的權利（包括再談判權利）進行機制設計或制度安排；后者則在事前規定了各種或然狀態下當事人的權利和責任，因此問題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監督。

作為現代契約理論的一個分支，不完全契約理論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論、激勵理論和產權理論組成。現代契約理論考慮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不對稱信息下的收入轉移；二是不同風險態度的當事人之間的風險分擔。兩個核心問題正是不完全契約理論聚焦所在。

第一個發現契約不完全的經濟學家極有可能是科斯。他在開創性的《企業的性質》（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預測的困難，關于商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那么對買方來說，明確規定對方該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適。”

哈特則從三個方面較為全面地解釋了合約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并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第二，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締約各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對于這些，過去的經驗也提供不了多大幫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商，他們也很難用下面這樣的方式將計劃寫下來：在出現糾紛的時候，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能夠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強制執行。

簡單概括哈特上述三點：一是因當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預見成本較高；二是因當事雙方語言溝通的障礙特別是對書面語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締約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觀察但不可證實”所造成的證實成本。

不完全契約理論正是以合約的不完全性為研究起點，以產權或（剩余）控制權的最佳配置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業理論和公司治理結構中控制權的配置對激勵和信息獲得的影響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由于人們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項的不確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權利的成本過高。因此，擬定完全契約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約必然是經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約的存在，所有權就無法以傳統產權理論那樣以資產這一通常的術語來界定。因為在契約中，可預見、可實施的權利對資源配置并不重要，關鍵是對那些契約中未提及的資產的控制權，即剩余控制權。因此，對一項資產的所有者而言，最為關鍵的是對該資產剩余權利的擁有。據此，哈特等人將所有權定義為擁有剩余控制權或事后的控制決策權。在哈特等人看來，當契約不完全時，將剩余控制權配置給投資決策中相對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區分特定權利與剩余權利。特定權利就是指在合約中被明確規定的權利，而沒有被明確規定的權利就是剩余權利。不完全契約理論主張：企業與市場的區別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權的分布決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權的分布決定。市場意味著剩余控制權在交易雙方是對稱分布的，而企業意味著剩余控制權的非對稱分布。當兩個經濟行為主體進入一種交易關系，財產被用來創造收入，而要在契約中列出所有關于財產的特殊權利的費用極為高昂時，最經濟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購買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權，術語稱一體化。但是“剩余權利對購買方來說是一種收益，對另一方卻是一種損失，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勵機制的扭曲。因此，一種有效率的剩余權利的配置必須是購買者激勵上所獲得的收益能夠充分彌補售出者激勵上的損失”。由此可知，投資行為最重要的一方應當取得剩余權利的所有權。

不完全契約理論又被稱為GHM理論或GHM模型，由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爾（1990）等共同創立。GHM模型直接承繼自科斯、威廉姆森等開創的交易費用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發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決資產一體化問題，1990年的模型發展成為一個資產所有權模型。

哈特等人進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權直接來源于對物質資產的所有權，相當于所有權。一個人擁有的資產越多，外部選擇權越多，剩余控制權就越大；談判力越強，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專用性投資激勵就越強。由于剩余控制權于契約雙方而言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得到剩余控制權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資激勵，但失去的一方卻因此減少了投資激勵，所以社會最優的投資激勵不可能實現。這就是一體化帶來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認為，應該通過資產所有權或者剩余控制權的配置，確保在次優條件下實現最大化總剩余的最佳所有權結構，這就要求把所有權安排給投資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權天然地歸非人力資本所有。在契約不完全的環境中物質資本所有權就是權力的基礎，而且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業也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資本所規定。哈特等人這種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觀念，深刻地洞悉了組織權力的來源，相對于以前的理論而言是進步。然而，現實世界還存在著擁有更多物質資產卻并不意味更多投資激勵的現象，有時權力不僅僅來源于物質資產。這是哈特等人資本強權觀和資本至上觀方面存在的問題。

哈特與莫爾（2006，2008）還提出了一種與傳統契約理論相融合的互補性觀點：契約為交易關系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他們的模型中，一方交易當事人的履約行為是從契約承諾中獲得的權利感受的函數。交易雙方既可以簽訂柔性契約，允許當事人對事后不確定性作出適應性調整，也可以在事前簽訂一項與未來結果密切相關、當事人對未來的任何結果都不會感到失望的剛性契約。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約的投機行為造成無謂的損失，而后者正是降低這種無謂損失的方法，當然這也會降低柔性契約可能帶來的好處。因此，他們提出了當事人在柔性契約和剛性契約之間進行權衡的觀點，為長期契約提供了基礎，同時闡明了為什么事先確定價格，允許雇傭者選擇任務的雇傭型模型是最優的。

簡單對不完全契約理論做一個總結性評論。

GHM模型用一階方法和博弈論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為不完全契約的研究開辟了全新天地，這一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環境過于簡化，相對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創立的交易成本理論而言是一種退步。如何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資產的資本家和無資產的經理人及工人，從而建立一個科層理論，這是一個挑戰。另外，以GHM模型為代表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一方面假定當事人在某種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當事人具有計算未來成本和收益的動態規劃能力，這種對理性程度的“曖昧”假設遭到經濟學界的批評。為規避這種曖昧的有限理性假設，同時為了內生化契約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爾（2004）將契約分為“緊的”和“松的”兩類，似乎又向完全契約的理論靠近了一步。

對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權”的定義也存在爭議，它有時表示“剩余權利”（格勞斯曼和哈特，1986），有時又以“全部權利”的面目出現。作為一個組織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如何解決這個核心概念的歧義問題，同時賦予其連續的性質以便拓展到更為現實和復雜的科層分析之中，又是一項挑戰。市場和官僚機構可以被認為是分別對應于完全契約和不完全契約的兩種極端的治理結構，不完全契約理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市場的理論研究。

總體而言，不完全契約理論在完全契約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增強了契約理論的整體解釋力。其對控制權、組織邊界、組織結構、金融契約、法律執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釋，為我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另一扇門，其研究方法亦正越來越成為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領域的基礎工具。

完全契約理論及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

委托―理論是過去40多年現代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它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經濟學家不滿阿羅―德布魯體系中的企業“黑箱”理論，而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發展而來，創始人包括威爾森、薩平頓、羅斯等學者，也包括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霍姆斯特羅姆和哈特。

委托―理論的核心是解決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委托人人的激勵問題，即問題。作為制度經濟學契約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該理論主要研究的委托關系指一個或多個行為主體根據一種明示或隱含的契約，指定、雇傭另一些行為主體為其服務，同時授予后者一定的決策權力，并根據后者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授權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權者就是人。簡言之，委托―理論主張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經過多年的發展，委托―理論已由傳統的雙邊委托理論發展出多人理論、共同理論和多任務理論。該理論也早已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的邏輯起點。

委托―理論遵循的是以“經濟人”假設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間利益相互沖突、委托人和人之間信息不對稱兩個基本假設為前提。由于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委托人必須設計某種契約或者機制，誘導人選擇適于委托人利益的最優努力水平。

委托―理論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邏輯：委托人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將其所擁有（控制）資源的某些決策權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務或行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資源決策權時可能會將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進而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即產生問題。由于問題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機制（契約）來規范、約束并激勵人的行為，減少問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單一委托人、單一人、單一事物的雙邊委托問題。雙邊委托是所有委托類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論的基礎。霍姆斯特羅姆（1971）的模型給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最優解為：（1）委托人無法觀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效率損失，即在滿足激勵相容約束與參與約束條件下的結果是“次優”，無法像在信息對稱情況下，達到帕累托最優；（2）權衡最優契約效率和對人的激勵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并作出決定，且人必須承受風險。

多人理論、共同人理論、多任務人理論是雙邊委托理論的擴展形式。霍姆斯特羅姆對多人理論和多任務人理論有著重要貢獻。

總的來說，委托―理論作為西方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豐富了現代經濟理論，為我們分析現實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經濟社會問題通過委托―理論得到了很好的解釋。但在運用該理論時，須充分注意委托―理論的前提假設及其所適用的條件。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委托―理論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論的結論，而應該是運用其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對中國現實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得出符合國情的結論，以便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

張五常對契約理論的貢獻

哈特因不完全契約理論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就為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鳴不平，認為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借鑒”了張五常教授關于合約結構的思想，哈特是用數學的語言詮釋了張五常的思想。誰先誰后、誰借鑒誰等學術考據不是本文討論的范疇，但也毋須諱言，對于這位在華裔經濟學家中幾乎是唯一有可能獲得諾獎的學者的支持，輿論中不乏民族主義情緒。在此，不妨回顧一下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張五常稱契約理論為合約理論）。

張五常對現代契約理論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論》為肇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他從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約的選擇與風險規避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問題。20世紀80年代，又從分析企業的合約性質開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約的本質以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并系統地形成其合約理論。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就是對合約的局限條件的研究，是關于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對簽訂合約如何形成影響的研究。

在張五常看來，在現代社會中合約的存在與選擇，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條件下資源有效運行的結果（市場的合約是以私有產權為局限的）。而市場價格機制則是減少資源消散最為合適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會造成大于其機制運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況。根據張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經濟增長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在競爭情況下的資源浪費。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就要制定競爭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些競爭規則就是約束人們行為的產權制度。張五常將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分為三類：以規制來限制財產的使用；以“人”本身為界定權利的單位或以等級來分配權利；以資源或物質本身來作為界定權利的單位。而物質或資源的衡量標準又是以市場價格機制為基礎的。

但市場價格的運作不是無成本的。科斯在其《企業的性質》里提出了交易費用問題，也就是張五常所說的租值消散，即市場價格的運作成本。科斯主張，為了減少這種租值消散，以企業組織代替市場價格機制。但是張五常認為科斯關于“企業代替市場”的觀點是不完全的。人們在交易中對合約安排的選擇只是一種合約安排代替另一種合約安排，而不是一種企業代替一種市場。正是在這意義上，在私產局限下，一種企業組織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種合約安排的形式，企業組織的選擇本質上就是合約的選擇。合約安排的本質在于如何在局限條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對不同的合約安排的選擇也就決定了交易費用的高低，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快慢及資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中多次提到張五常是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的貢獻者。而合約理論是張五常對現代經濟理論貢獻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現代契約理論而言，張五常無疑是最為主要的創始人之一。

總結

微觀經濟學研究方面，從科斯開始是一個重大轉折。

在科斯以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市場。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業當成一個生產函數、一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在市場和技術的約束下純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單位。故而，在“前科斯時代”，經濟學家并不分析企業的內部結構。

自科斯以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才開始從市場拓展到企業。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的契約研究便是延續并深入了科斯所開拓的這片研究領域。

企業內部的問題，從更廣義上講，是組織問題、科層等級制問題，并不屬于市場研究的范疇。在市場中，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企業，各方地位平等，誰也不能指揮誰。但是在科層組織內部，第一要義就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這是在市場上所沒有的。所謂企業內部的契約，即是此種科層等級制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規定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下級要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權威。這是市場契約與組織契約的本質不同。

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企業。科斯的貢獻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等人則進一步研究了科層式組織中契約是如何定義的。不完全契約的服從僅限于一定范圍，但范圍又無法在事前定義清楚，這就意味著雙方都有鉆空子的機會。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鉆空子的機會主義行為壓縮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貢獻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層式組織。

篇（5）

 

1、知識經濟推動建筑技術的變革

知識經濟被定義成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亦即是指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是和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1]]。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意味著知識的獲取、信息的交流和創造性思維的迸發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知識經濟中的知識,第一方面包括了平常所說的關于知識和能力兩個方面；第二方面包括科學和技術兩個方面；第三方面指對社會關系的認識，也就是關于管理的知識和能力；總之包括科學、技術、能力、管理等各方面現代化，其中更強調知識中的能力。我們今天就以建筑行業中的生態建筑為例來分析知識經濟對社會發展的沖擊和震撼。

2、現代生態建筑的發展需要知識經濟的支撐

當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隨著生產力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 導致大規模、大批量的建筑活動，也帶來了建筑材料、結構、技術的突飛猛進。例如目前我國正處在城鎮化水平和城市建設高速發展時期,每年新建建筑面積約10億平方米,城鎮建設投資每年高達數萬億元,規模巨大。但是,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過程中,耗用了大量土地, 直接消耗的能源約占全社會總能耗的30% ,用水約占城市用水的47% ,使用鋼材約占全國用鋼量的30% ,水泥約占25%。傳統的建筑技術在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基礎上,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由此卻帶來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和物種消亡等一系列的生態問題。

生態建筑發展觀要求做到“ 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 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這實際上是在一定技術經濟條件下的一種均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家開始提倡的“綠色建筑”、“生態建筑”延續到最近深層次的“低碳建筑”,其特點均在于, 面對建設事業飛速發展的形勢,怎樣在城市建設中切實做到節約土地、節約能源、節約用水、節約材料和環境保護,對于建設節約型社會影響深遠。同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建筑節能概念并非不要消耗能源,而是需要大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時大幅度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這種把建筑耗能與自然生態、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是當前最具積極意義的節能概念，實際上也就是生態建筑觀的重要內涵論文怎么寫。

2.1、知識經濟助推生態建筑效應之一———建筑節能技術開發

生態建筑系統工程需要依靠知識經濟的支撐，生態建筑要想卓有成效地得以推進與普及,除了需要資金的傾注、政策導向的引導和必要的管理手段外,還呼喚將高科技技術不斷滲透以全面提升建筑節能技術，這些新技術主要包括新型保溫材料、遮陽技術、太陽能利用技術、自然及機械通風技術、新型采暖空調設備、燃料電池、微型燃氣輪機、計算機控制技術等等。許多生態建筑充分利用了這些新技術,并把他們合理地糅合在一起,做到了舒適和節能的高度統一。

以我國北方采暖地區城鎮居民住宅建筑為例,在建筑外圍護結構中,通過外墻和屋頂的傳熱的熱損失達70 %～80 %,而通過門窗能耗約占20%～30% ,顯然提高整個建筑外圍護結構的熱工性能,減少采暖與空調能耗勢在必行[[2]]。從我們20 世紀80 年代至今的外墻保溫隔熱技術的研究結果來看,提高外墻熱工性能的技術類型包括傳統技術、現代技術和高技術三類。而傳統的技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城鎮建筑高效節能標準的客觀要求。以北方陜西地區而論,要達到我國《民用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居住建筑部分) 的要求,其城鎮居住建筑外墻的熱阻限值須達1.00m2·K/ W。要實現這一節能技術目標,若采用傳統的粘土實心磚墻,其厚度必需達到490mm 以上。其結果,不僅外墻的力學性能不能得以充分發揮,而且墻體耗材劇增,占用室內空間面積過多，造成資源浪費。

國內外建筑節能和墻材改革的大量技術理論研究和應用實踐一再證明,外墻的高技術復合化途徑是建筑外墻節能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復合外墻是指外墻在材料與構造上,由承重結構部分和保溫隔熱部分經組合而成,能充分發揮兩種材料的各自特性,在達到節能建筑外墻熱工指標的前提下,有效地減薄外墻的厚度,藉以節能節資。同在我國華北部地區,若采用復合外墻,僅需采用240mm 厚粘土實心磚墻,180～200mm 厚的鋼筋混凝土墻,另加厚約20～40mm 厚的優質保溫材料層,其總熱阻值即可完全滿足節能技術指標要求[[3]]。試想如果沒有高效能、低成本、成熟配套的建筑節能技術,要全面推進生態建筑是極不現實的。毫無疑問,隨著知識經濟不斷發展狀大,將不斷帶動我國建筑節能技術的全面進步。

2.2、知識經濟助推生態建筑效應之二———生命周期成本實施

生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 Costing)原本來自于經濟學，主要是指在產品經濟有效使用期間所發生的與該產品有關的所有成本，包括開發、生產以及后勤支持。運用在建筑領域的定義是:“當存在若干個可以達到客戶目標,且具有不同的初始成本和運營成本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時,幫助客戶對建筑工程的成本性能進行評估的一種工具”現代化，作為在建筑方案經濟性能評價領域里的一種新的成本—價值評價體系,要求在評價建筑物的經濟性能時,要考慮建筑物的全過程,也即從項目的構思、策劃、設計、建造、使用、維護、修建直至拆除的整個生命周期內所發生的全部費用。關注建筑的生命周期,意味著不僅在規劃設計階段充分考慮并利用環境因素，而且確保施工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最低，運營管理階段能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低耗的無害空間，拆除后又對環境危害降到最低，并使拆除材料盡可能的再循環利用。

生態建筑一般都具有初始投資較大而運行與維護費用較低的特點,以往房地產開發商總是把短期經濟效益放在首位, 對他們而言, 生態建筑、節能和環保往往只是一種促銷手段。業主兼住戶則不僅關心項目的初投資, 而且十分注重建筑物的環保、節能效果和運行、維護費用。顯然, 后者應用生命周期成本法的積極性要比前者高得多。因此在項目初期即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進行經濟性能評價，從長遠的角度出發綜合考慮建筑物的經濟性能, 有助于改變投資者的成本觀,對生態建筑的評價和實施都十分有利[[4]]。比如,在現代生態建筑中,建筑設備在建筑物造價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在各種機電設備的設計、選型、采購和安裝上進行分析,是比較客觀的。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革命與技術革新,為建筑技術的全面創新適時地提供有力的扶助論文怎么寫。

2.3、知識經濟助推生態建筑效應之三———一體化設計方式

知識經濟學體系中注重理論和應用兩個層次的結合，主要是研究知識活動的經濟問題及其經濟規律。它把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應用看成一種經濟現象，用經濟學的方法來探討科學、技術、信息、知識的活動過程及規律現代化，既研究知識活動的經濟問題，又研究經濟活動的知識作用問題，既分析知識活動的經濟因素與經濟后果，又考察經濟活動的知識動因與知識效應。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一種新的交叉邊緣學科。

在建筑設計領域長期以來,建設項目的設計工作按照專業化分工的要求被分解為若干階段：由建筑師提出建筑方案, 然后結構工程師和其他專業工程師分別完成結構設計和水、暖、電的系統設計。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 特別是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的廣泛應用, 建筑設計領域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來越高, 以至于造成各專業之間的隔閡，對生態建筑的設計實施尤為不利。一體化設計是在現有的成本約束條件下進行綠色設計的整合化途徑,它要求與項目有關的各類人員, 包括建筑師、土木工程師、暖通工程師、電氣工程師, 甚至包括承包商和物業管理人員從一開始就介入設計過程，將專業間的隔閡降至最低，充分交換意見、共享信息, 從而增加采用“ 綠色” 方案的可能性, 同時可以減少因采用“ 綠色” 方案而造成的初投資的增加值。日本在這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在川崎市一座大型寫字樓的建設中, 新的成本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建筑師、業主和承包商共同組成生態委員會, 下設環境管理、資源循環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個分委員會, 完善的組織和激勵措施保證了綠色建筑方案的實施, 使該建筑的能量消耗減少32%, 生命周期CO2排放量降低約38%。

3、結語

工業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節能新產品的開發研究、生命周期成本的實施以及一體化設計等措施有利于轉變人們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 克服傳統的成本、價值體系的弊端, 促進生態建筑的發展。這些都離不開知識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知識經濟以生產過程更多的創新知識投入和產出、生產,在生態建筑節能技術領域,開發出更多、更新、性能更優的技術產品,從而突破傳統理念傳統技術的禁錮，使我國建筑節能系統工程早日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目標。可以預測,21世紀在知識經濟的強大沖擊力對建筑節能及其技術體系的激發下,人們賴以生息的人居環境將更加舒適宜人,社會經濟和自然生態必將步入協調、共生、可持續發展的良性運行軌道。

1． 馬 寧 女 年齡：35歲（廣州，510520）

工作單位：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建筑工程系(GuangDong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China)

最高學歷：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研究生

職稱：講師、經濟師

2． 壽勁秋 男 年齡：35歲（廣州，510640）

工作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China )

最高學歷：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研究生

職稱：一級注冊建筑師、工程師

參考文獻：

[[1]]陳志生，知識經濟概念的哲學辨析，學術論壇[J]，2007(02)：21-25.

[[2]]壽勁秋、馬寧，淺論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現代生態建筑，建筑科學[J]，2009(12)：34

[[3]]許志中,曹雙梅,我國建筑節能技術的研究開發與發展前景探討，工業建筑[J]，2004 (4) ：73-75.

篇（6）

1.從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時期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時期是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階段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后期開始，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開始顯現出來。1825年英國爆發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從貨幣危機開始，大量商品賣不出去，物價暴跌，大量工商企業破產，到1847年經濟危機蔓延至整個歐洲的工商業，經濟危機開始大面積爆發。經濟周期波動是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這一時期的宏觀經濟研究的主要重點，比如，還有美國經濟學家密契爾的“經濟循環論”，以及對國民收入、經濟周期的研究等，帶動宏觀經濟學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2.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從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這一階段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即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初步建立階段。1936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巨匠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真正的誕生。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古典經濟學理論無法解決，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只能束手無策，然而凱恩斯卻能運用切實有效，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理論以及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逐漸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度過經濟蕭條的危機，這也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真正誕生了。在美國，經濟學家更傾向于用貨幣政策穩定商業周期。

3.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演變時期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演變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由于石油危機的兩次爆發和美國經濟發生停滯性通貨膨漲，然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卻顯得有些無能為力，所以非凱恩斯學派在這一時期陸續涌現。

二、現代宏觀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

現代宏觀經濟學自從誕生一以來，就在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從改革開放開始，引入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經過吸收、批判和科學的借鑒，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我們都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走的是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濟上是以馬克思經濟學說作為理論基礎，另外，我國從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實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然而，市場經濟體制卻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因此，我國還不能全部的接受現代宏觀經濟及其理論，所以我國在應用和發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過程中還不夠成熟。

我國經濟體制應該善于博采眾長，兼聽則明，對于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和研究范式，要善于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根據我國的國情，解決經濟問題。科學在不斷發展進步，經濟學的理論也是不斷發展完善的，就像由最初的薩伊定律，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由于產品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而不會出現產品過剩的問題的理論，不斷發展到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以及“景氣循環”經濟學主張，這些都告訴我們，要善于吸收借鑒宏觀經濟學的精華，從而能夠切實的解決我國的經濟問題。

篇（7）

黨校教學無論從受訓對象、授課內容到實訓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

（一）黨校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的對象是大學生，主要任務是進行學歷教育，以知識導向為本，傳授分門別類的學科基礎知識。黨校教學的對象是社會人，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生活閱歷和成長經歷。其學習以實踐導向為本，以綜合交叉的補缺新知為主，進行經驗分享，而不是探討純學術的問題。要形成舉一反三、融會貫通、觸類旁通的思維框架。

（二）黨校教育以短期培訓為主

現代培訓理念認為培訓不是教育，教育是基礎，培訓是發展。培訓主要是為學員創建一個交流的平臺，價值在于對學員經驗和智慧的開發，實質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找尋橋梁。

案例教學不是簡單的舉例子，也不是例證，而是根據教學目的與要求，選擇恰當的案例，組織學員進行分析、展開討論，達到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因此，黨校案例教學只有與黨校教學特點和定位相銜接，才能適應中國干部教育培訓需求。

二、要與學員相銜接

（一）黨校教育的學員是成人

成人的學習是一種基于反思的體驗，學習是在探索和解決工作和生活的難題時獲得的知識，是掌握相關技能、轉變思想觀念的過程。學習結果追求的是人的能力和素質的提高，是人的全面發展。現代培訓理念認為成人學習具有實踐性、多維性、感悟性、愉悅性的特點，如學習出發點是工作、組織或生活需要；學習方式是比較真實的例子，通過高度參與，向老師、實踐學習等。

（二）黨校教育的學員是領導干部

領導干部不同于一般的干部，職務越高其思維訓練要求比重越大于行為訓練比重。領導干部不僅要提升其崗位素質和工作能力，能做事、會做事，更重要的會看問題、想問題，形成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全局思維和創新思維，最終能妥善解決現實問題。因此，黨校案例教學要銜接成人特點、領導干部特點，不能“給經常接觸文件的人講文件精神、給經常有出國機會的人講國外情況”，要以帶有問題或疑難情景的真實的典型事件，引導學員的思考。

三、要與經濟學科相銜接

現代培訓理念倡導培訓內容以提高能力、改變態度為主，注重發掘潛能、轉變觀念和思維方式。當前領導黨員干部，在處理和解決經濟建設發展中遇到或出現的如生態建設、節能降耗、經濟效益并舉等很多現實問題時，切實需要全局觀念、創新思維。

（一）案例教學引入經濟學領域的時間比其他學科短

案例教學是目前國際上應用最廣的教學方法之一，最初被廣泛應用于哈佛大學法學和醫學教育領域，后逐漸延用到哈佛商學院。法學例教學法最早是在1870年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首次引入。19世紀90年代，哈佛醫學院引入案例教學法。1919年哈佛商學院推廣使用案例教學法，并在MBA教學實踐中獲得最大的成功，為社會培養了大量杰出的工商界驕子。自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陸續在管理學教育中引入案例教學法。這說明，案例教學在經濟學領域應用的時間比其他學科短。

我國在理論經濟學中的運用不及國外普遍，且重視程度也遠遠不夠。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學者才認識到“案例教學法有助于改變目前理論教學中重名詞概念、輕生活事實的現象，有助于解決所謂‘黑板經濟學’和高分低能的問題”。之后，應用于高等院校的理論案例相繼問世，如《西方經濟學案例》《政治經濟學案例》《公共經濟學案例》《產業經濟學案例》《計量經濟學》教學案例集等。但應用經濟學案例較少，近年來，才有了《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教學案例集、《區域經濟模型與案例分析》，正逐漸填補應用經濟學領域案例庫的空白。

（二）黨校案例資源供應嚴重不足，質量欠缺

案例教學在國外高校教學當中有100多年的實踐與發展，已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模式。而在黨校教學中，尚處于研究與實戰的起步階段。黨校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案例庫，找到好的案例非常困難，教師主要依靠自己進行搜集與整理案例。這不僅耗費了教師大量的精力，搜集到的案例也不一定符合教學要求。還有部分教師對案例不經認真修改提煉就直接應用于教學，這樣的案例針對性不強，無法滿足學員實際水平和教學要求，無法真正實現案例教學目標。另外，本土化案例數量少，也是困擾黨校案例教學的一個突出問題。

四、要與施教過程相銜接

（一）前期調研及編寫審定是基本保障

根據地域特點、發展階段、發展程度及發展中的問題，選擇應反映當前經濟發展中的具有典型性、系統性、多樣性和發展性的事例，到實地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調研核實，從相關問題的產生、發展過程，到存在的矛盾、困難、政策措施等等，通過多種途徑爭取掌握詳細情況，以保證原始素材或文獻資料的真實性、可靠性。如果脫離了調查研究，整個案例教學必將是失敗的。

案例文稿要按規范的標題、正文和教學指導三部分格式要求編寫，這三部分缺一不可。正文是案例的核心部分，要精練，具有嚴密性、邏輯性，而不是資料的簡單堆砌。要保持爭議性，應避免出現結論性、傾向性的內容，讓學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體會和思考。目前，如何編寫出反映本地區實際管理、實踐活動的案例是非常迫切且有難度的工作。

篇（8）

1、契約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原理，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是契約聯結的網絡。這些契約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買主。企業不僅與人力資本的提供者(雇員、經理等)和實物資本的提供者(股東、債權人等)締約，也與原料供應者、產品購買者締約，還與政府締結政府管制契約，與社會締結有關社會責任的契約。企業的契約人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企業原有的契約人可按一定的規則退出契約，而原來未締約的人也可按一定規則加入契約。這樣，企業除了有現實的契約人之外，還有潛在的契約人。契約市場(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勞務市場等)則是現實的契約人與潛在契約人進行角色轉換的制度安排。潛在契約人可以通過契約市場加入契約，而現實的契約人也可以通過契約市場退出契約。

契約是人與人之間交易的結果。交易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就是交易費用。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信息、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費用。交易費用對人們之間的契約有重大影響，不僅其高低決定著人們能否達成契約，而且交易費用低的一方可以利用其信息優勢取得契約中的優勢地位。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契約人就要想方設法降低交易費用。會計是一個將企業經營活動情況進行信息轉換和加工的系統，它不僅可以有力地降低企業契約人的交易費用，而且可以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降低信息成本，從而操縱信息。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財務會計目標界定為：降低企業契約人集(指直接契約人、間接契約人、現實契約人、潛在契約人的集合)的交易費用。

2、委托理論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理論假設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會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就導致了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剩余損失)的發生。為此，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就是一系列“游戲規則”，包括三部分：決策權的分配（即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即向誰報告何種信息）和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所以理論被用在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

3、現代產權理論對會計學發展的影響：產權會計學

產權會計理論認為：（1）產權界定是會計產生的基本動因之一；（2）產權制度是會計政策選擇的出發點與歸宿；（3）提高產權效率是制定會計準則的基本要求；（4）產權博弈關系決定企業會計的未來發展取向。按照產權價值運動論的觀點，會計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產權結構，體現產權關系，維護產權意志。我國著名會計學家郭道揚教授指出：會計的研究對象是產權價值運動過程、結果及其所體現的產權經濟關系。從這一點出發，可將會計的職能概括為：對產權價值運動過程及結果的反映與控制。反映是通過會計的信息系統進行的， 控制則是通過會計的控制系統進行的。會計工作者通過對這兩大系統的協調運作實現對產權價值運動的全面管理，維護、保障所有者的經濟權益及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履行對企業所有者及對社會的受托責任。由此便把會計的目標與責任統一起來，并在此基礎上揭示會計的本質：會計是一項對產權經濟具有基礎性控制功能與社會性意義的管理活動。

4、信息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基于信息經濟學，司可脫構建了其財務會計理論。他認為財務會計理論的基本問題是協調會計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紀60年代后期，信息經濟學、證券價格和行為科學在財務會計研究中的運用，導致由經濟收益計量觀向決策有用觀的轉變。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1號(1978)將財務呈報的目標確定為：(1)財務報告應該提供與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及類似決策有用的信息。這類信息對那些相當了解經營和經濟活動并愿意相當勤勉地研究這類信息的人們來說，應該是全面的；(2)財務報告應該提供有助于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評估企業預期現金流人的數量、時間和不確定性的有用信息；(3)財務報告應該提供關于企業的經濟資源、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以及使資源和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發生變動的交易、事件和情況影響的信息。

二、對會計規范分析的影響

會計規范是圍繞會計信息建立起來的一套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它是一種有關會計信息這種稀缺資源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制度安排，是各個利益集團博奕的結果。會計規范的演進是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問題，會計規范演進的原因是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是指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不一致。人類社會的發展使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原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凈收益最大，因此產生了制度創新的動機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變了制度的選擇集合和選擇范圍，從而改變了制度的有效供給。同時，也應注意到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種常態，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制度的變遷只不過是從一種不均衡狀態到另一種不均衡狀態，而決不是從不均衡狀態到均衡狀態，會計規范只存在于動態過程之中，會計規范的演進就是在以上背景下發生的。

新制度經濟學是研究制度的科學，制度作為一套行為規則被用來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相互關系，會計規范正是包含在制度這個概念之內的。因此，會計規范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一，我們可以運用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用制度分析框架來分析和研究會計規范問題。

三、對會計研究方法的影響

實證會計理論產生于本世紀60-70年代，早期的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者們運用的是有效市場假說及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奉行以會計信息價值為中心的理論，但最終發現這種理論不能圓滿地解釋會計慣例。而關于信息揭示管制方面的爭論使他們意識到：政府官員和其它管制者的行為可以根據“人的行為動機是謀求個人效用最大化”這一假設，通過建模進行預測。同時他們還發現，在行政管理中同樣存在著非零值的交易費用，使得會計程序能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及其價值。于是，在70年代末從傳統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派生出了一種以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實證理論。這種理論強調對不同企業和行業的會計慣例進行解釋，而不強調會計在提供計價信息中的作用。這種新型理論不僅建立在企業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之上，而且是這兩種理論的衍生物。交易費用是這種理論的核心研究內容，該理論的全部研究都是圍繞著政治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這些交易費用范疇內的內容展開。因此，如果稱新制度經濟學是實證會計理論的理論淵源恐怕亦不為過。事實上，著名會計學家、實證會計理論的奠基人瓦茨和齊默爾曼就曾感嘆：“缺乏完善的實證會計理論是由于經濟學上缺乏豐富的企業理論和政治程序理論。”(瓦茨，齊默爾，1999)實證會計理論的發展將會隨著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而得到促進。

在實證會計方面，經濟學不僅提供了會計研究的方法論，而且使會計學在信息經濟學的影響下，“侵入”到金融學領域，對金融資產定價模型和市場效率假說的檢驗作出了突出貢獻。實證會計理論借鑒的是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據利益集團選擇會計準則、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的行為來解釋現存的各種會計實務，從而用實證方法證明有關會計假設，對未來會計實務進行預測。(張為國，1995)這和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大為不同，被比弗稱為是“一場會計學的革命”。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指出：“本書旨在介紹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經驗性會計文獻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論。”(瓦茨，齊默爾曼，1999)他們在書中介紹了有效市場假說、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市場失靈、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企業理論、公共選擇、管制理論、契約理論等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應用。

根據上面介紹和分析可以看到，經濟學理論對會計研究的作用，在于解釋會計現象和拓展會計新領域。在會計研究中引進經濟學研究中的先進成果是會計研究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使會計學研究逐漸登堂入室的前奏。會計理論無論怎樣發展，都必須適應經濟制度的變革和新的社會經濟環境。

參考文獻

1．郭道揚，2004，“論產權會計觀與產權會計變革”，《會計研究》2004（2）；

2．伍中信、田昆儒， 2003，產權理論與中國會計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羅納德科斯，1960，“社會成本問題”，（企業市場與法律）（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0；

4．閻達五、支曉強，會計學視野中的經濟學，會計研究2002，1；

篇（9）

Abstract: We may be arbitrary beforehand even carry too far define the morals: The moral behavior cannot bring at present the advantage behavior to you. For instance, some people fall in the water, you to rescue him to devote, or snatched others thing scoundrel with one to fight was injured, by now, we very difficult to say you were the self-interest, i.e. in yours rational consideration, you very difficult to consider, if lived, your heroic title will occupy the big status in yours utility function. This is we speaking of the extreme, with refutes another viewpoint: The market economy is not un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morals, holds this viewpoint person is mainly from the economic camp. Liberalism's economist often stressed that wants the morals to do anything, had the market economy to suffice, the market economy will have the moral mechanism, the moral rule naturally in the competition. Should say that I in many aspects with them am consistent. On this spot even is also consistent. But I want to highlight the moral importance to such altitude, i.e., might as well defines the morals: Every rational consideration will not do that kind of matter. So long as is considered that the utility function maximization, absolutely in the dry that kind of matter, some kind of matter will not be called the moral behavior. Certainly also has the non-moral matter also possibly to be in the non-rational scope. We are consider the moral event in the non-rational scope. Here we are take the morals a time event to consider. This does not need to pester with the liberalism economists in: Do the morals have the necessity, the morals whether is a transaction result, after is the full competition behavior, will have naturally the moral rule, will have the moral rule only then to have transaction like this some chickens and the egg question first.

   key word: Moral foundati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篇（10）

如果用我對道德事件的定義，那么基本的邏輯關系已經包含在這個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們如果僅僅在自私的意義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僅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們的手段，是他們達到自私目的的一個手段。別人是我的手段，同樣你也是別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財產、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這樣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場社會，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會。在傳統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討論中，答案是很明確的：不可能。在我們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像英美傳統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學傳統中的有關論述，在自由意志這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道德哲學，歐陸哲學，像盧梭，都有這一觀點：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們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蠻人，就沒有文明社會。

在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中都認為社會是文明社會（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蠻(barbarian)狀態。而一個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社會，這些詞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產權理論中，就意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占有權利，也就是他所講的property。雖然在歐陸傳統中關于對財產占有的尊重與英美傳統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學術上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都承認只要是人類社會就要有一個文明的基礎，這個文明基礎就是道德共識(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爾的論述中，道德共識的意思就是人們相互間有一個起碼的尊重。這個尊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歐洲進入啟蒙時代之前的時期，并不顯得很重要，因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沒有人認識到它一旦缺乏將是什么樣子，因此沒有形成啟蒙時代的道德危機。德克海姆關于社會道德共識的看法：在一個前分工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前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機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為那時分工不發達而且社會規模很小，秩序擴展得還不寬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共識比較容易達成。這一小群人大都面臨同一種風險――大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很廣泛的地理差別，人種上單一，在血緣上也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他們的能力、他們的知識結構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產生現代社會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機械式的團結、聚合（這個詞中文不太好翻），總之是一種前現代的共識：我們面臨同樣的生存問題，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們擁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那么我們就是一家子。這就是從血緣和地緣關系上形成的前現代社會，用中國人的話就是鄉土社會。

當進入現代的時候，黑格爾和德克海姆就發現前現代社會開始瓦解，這些思想家認識到了道德危機，或者說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從分工開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話說就是分工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發展。因為分工以后，人們的知識結構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們在具體環境中積累知識，那么每個人判斷事物的經驗、知識積累就與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產生了差異，從而價值判斷就會產生差異，利益就會有沖突。例如，工農之間的利益差別，就會有谷賤傷農、谷貴傷工的情況。所以前現代社會的道德共識很輕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識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說的有機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會中。有機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雖然是分工的，但他們通過交易、通過市場貿易互相尊重這種有機的關系，并結成個互相依賴、互相依存的社會。因此，在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們也能找到共識和基礎，這個共識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為它不是依賴于共同的前現代的共識，而是依賴分工制度，就像將每個人固定在一張網上的一個個點上一樣，將每個人行為束縛起來。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德克海姆強調的就是傳統政府權威，是權威的建立，像強權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圖這樣來擺脫韋伯的悲觀的解昧狀態。

對于道德共識、產生現代危機等問題認識最深刻的主要是歐陸哲學家。包括德克海姆、韋伯、黑格爾。按照哈貝瑪斯的觀點，黑格爾畢生精力要解決的就是為現代社會找到它的道德基礎。而哈貝瑪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當交往的基礎上。這是歐陸傳統的努力。

篇（11）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 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