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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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與社會的和諧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諧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社會結構中以人為主體的各層面、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協調的狀態；道德則是人類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者關系的倫理智慧與行為規范，是以一種非強制性的傳統習俗、社會輿論、內心信念、人類良知以及教育去調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保證整個社會有序運行的精神力量。無論社會多么進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諧社會的首要前提無疑是一個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會。

（二）德育的和諧價值

新的社會發展觀、發展模式賦予現代德育新的意義，它是通過對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質的塑造，賦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們在一切生產的、生活的社會活動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價值的定向，使人不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認識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僅懂得世界是怎樣的，而且懂得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從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適合人自身的需要與發展，而不是背離人的需要與發展。從這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出發。德育的價值也主要表現于人自身價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質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人的本質力量的展現與增強。因此。站在人的和諧發展的高度，我們有必要對德育的使命和功能進行再認識。要讓我們的社會成員具備和諧社會中的“和諧人”所應有的思想道德素質。同時在制約社會和諧的各種力量中，由道德價值觀凝聚起來的精神上的和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們只有有了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追求，面對社會的諸多矛盾和利益沖突，才能達成諒解，形成共識，理順情緒，凝結意志，協調行動，步調一致。一個社會是不是和諧，一個國家能否實現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沒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沒有良好的道德規范，是無法實現社會和諧的。

二、和諧德育-和諧社會視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諧德育的特征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諧德育必須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為先、全面發展的理念，把促進學生德才兼備、全面發展作為教育的目的和歸宿；在教育對象上，突出個體價值、社會價值相統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和發展學生需要有機結合起來。二是遵循科學規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活動規律，根據受教育者年齡、心理、閱歷、個性特點，選擇適當的德育內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規律，充分認識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實踐中的內在本質聯系，按規律辦事。三是體系完整。協調推進，協調發展。和諧德育應該是由若干相互聯系的基本要素構成的具有確定特性和功能的個完整體系，而不是單一方面；應該是作為個完整體系良性運行。

（二）和諧德育觀念的創新

和諧觀念是構建和諧社會派生出來的一個問題，既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保證與前提，又是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諧觀念，就是要把和諧的意識、和諧的價值取向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形成和諧的社會心理與社會氛圍。在當前社會，要教育學生增強以下和諧意識；1.開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應把封閉式德育變為開放式德育，把學生德育“小課堂”同社會德育“大課堂”結合起來。新時期德育的根本任務，不是培養單純的書生，而是培養品格健全、學識廣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學生成長，而要培養他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誠信意識。誠信是現代社會中做人立世必須具備的一項基本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和諧社會一定是一個誠信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友善、相互信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每個人都要恪守誠信，信義相交。坦誠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確立“以人為本”的德育觀。當今德育工作對象的思想意識、心理素質、價值觀與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選擇必須以人為本，關鍵在于是否受學生歡迎，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生動活潑，能使受教育者在輕松、自然的狀態下愉快地接受教育，從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識的建構。

（三）和諧德育方法創新

一是要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及建設內容納入學校的學科教學與德育課程之中，注重德育內容的現實性。首先要從理論與歷史二個維度結合人手，在各科教學及德育課程中，有機穿插和引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社會和諧、人際和諧、天人和諧的思想文化資源，并及時宣傳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所涌現出的先進人物和典型事跡，引導學生做好人好事，學先進等行動。其次是內容的現實性，馬克思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德育必須適應客觀現實的需要，并與學生的發展需要相一致，才會被大學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堅持以學生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學生的全面發展，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實施人文關懷。堅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堅持用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學生，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二是充分整合學校、社會、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響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個優化的社會關系環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實現和提高，從而有利于德育價值的最大化實現。構建和諧社會下的高校德育環境，需要學生、學校和社會三個方面的共同作用。學生要形成融洽和諧的人際關系環境；學校要努力創設和諧統一、融匯多種價值的校園環境；社會要根據德育與人才培養的目標，系統調整社會結構，改變社會關系，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從而形成持續優化的社會教育環境。

總之，和諧社會視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諧”為目標，給學生更多的鼓勵，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體驗機會，使他們既關愛自己、對他人和社會負責，勇于超越自己，逐漸實現由自然人向社會人的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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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控制醫療成本，提高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保障水平。當前，農民就醫的費用和成本較高。有效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是保證農村合作醫療可持續性發展的關鍵。農村基層衛生網絡的建設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改善基層衛生服務設施，提高基層衛生服務水平，充分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功能，合理引導農民就醫選擇，減輕不必要的醫療負擔；探索有效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形成的醫療機構誘導需求和過度供給問題；引進競爭機制，建立定點醫療服務機構的進入和退出機制，消除定點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加強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督、考核、管理體系建設，采取綜合措施有效約束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行為，規范新農合藥品目錄、制定診療規范，限制就診價格、加強處方監管，促進合理用藥、合理診療；推行信息化建設，實施網絡監控、動態跟蹤和預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內部運行效率，有效降低籌資、運營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統籌層次，增強互濟功能，推進農村大病醫療保險，降低農民因大病致貧風險。現在農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對農民的醫療壓力最大。《2008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住院病人平均醫療費用為4，973.8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140.4元。大病的風險最大，據專家研究，農民醫療費用如到個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貧。推進大病統籌體現了農村合作醫療的互助共濟特性，增強了農村居民應對巨大疾病風險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貧風險。推進大病統籌，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級統籌最關鍵。提高統籌層次，可以分散風險、增強互濟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調劑，減少區域差異，促進社會公平；可以減少管理環節，降低管理風險。在推行省級統籌的過程中，要注意調動市縣的積極性，建立有效的責任分擔機制。

五要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對不同的農民工群體區別對待，讓完全市民化了的農民工進入城鎮居民社保體系，率先實現農民工社保的城鄉一體化。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長期被排斥在城市經濟的體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業“用而不養”。為此，我們需要高度重視與這一群體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當前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分化，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保制度，必須堅持分類指導。第一，對完全市民化或城市歸屬意愿強烈或有正規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可直接納入城市社保體系。比如那些已經成為城鎮私營業主的農民工，他們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鎮已經相當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問題，成本較小；新生代農民工淡化了對鄉土的認同，并嘗試去認同城市社會，并且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也不再適應農村生活，具有十分強烈的城市歸屬感。第二，對回流性強的農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較低標準和流動賬戶來實現回鄉后的保險轉換。例如，對老一代農民工，其進城務工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們的觀念仍然是典型的傳統農民思維方式：鄉土觀念十分濃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強。第三，對一般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可設計“便攜式”個人賬戶，降低參保門檻，建立社會統籌部分隨個人賬戶轉移的制度，提高參保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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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生公德缺失原因的分析

首先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的大學生多數為90后，家庭條件相對優越，父母對孩子的寵愛造成孩子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識強。并且社會責任感降低。經常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當這樣的孩子走入大學校園，很難適應大學生活，遇到集體活動表現得不夠積極，集體宿舍里表現得孤立、格格不入。經常被稱作有個性一族。這種社會意識、集體意識薄弱的群體在走入社會后也經常表現出團隊意識、合作意識不強。其次，學校對學生公德的培養欠缺，長久以來的教育體制中，注重學生的分數，忽視道德教育。學生進入初高中后，這一點更為明顯。曾在2009年，湖南省一私立中學下晚自習后發生踩踏事件，8名學生遇難，26人受傷。這一事件在向我們說明學校的教育中欠缺了對學生公德意識的培養，在公共場合，樓道里行走要靠右通行，緩慢通行不推撞，互相謙讓不喧嘩。在學校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也更多關注成績，最終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學是由成績決定的。而在大學開設的兩課中，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生曠課、課上不聽講等現象屢見不鮮。認為思政課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其他認真聽課的學生也往往是知而不行。例如課上講到要愛護公物，課下就有在課桌上亂寫亂畫的。所以說培養社會公德的意識并沒有落實到踐行環節。所以在學生心目中考試始終是劃分課程重要程度的唯一標準，這是長久以來教育體制遺留下來的陰影。再次，社會上不良環境影響。大學生在年齡上進入成年人行列，但是在思想意識上受外在環境影響較大。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出現形形的不分美丑、善惡現象。例如金錢至上、權錢交易、制假造假等等丑惡現象，它使得大學生容易走向功利化、世俗化。大學校園經常看到四六級替考、賣答案、畢業論文等廣告。這些背離誠信、褻瀆知識的行為在誘因著青年一代。勢必對其社會公德的養成起著嚴重的負面影響。最后，信息時代網絡的沖擊。在信息時代極大發展的前提下，人們生活空間由現實社會已經擴展到了虛擬空間中來，當代的大學生對于網絡的依賴程度超乎想象，作業、入黨申請書、思想匯報很多情況下不經過獨立思考，直接到網上抄襲。網絡聊天、購物、沖浪游戲占據了個人大部分生活空間，在一個沒有嚴格制度約束的自由空間里，道德主體需要用自律意識去約束自己的言行，可是對于各種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卻缺乏明確的道德判斷標準的主體來講，自律意識顯得那么薄弱。所以在大學生群體中出現了沉迷網絡、欺騙、制造謠言、瀏覽等等行為。

3當代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手段

對于大學生群體而言，社會公德是衡量其個人品質的重要標準，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自我價值，而在于他的社會價值，這一點不僅指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在于他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要提升大學生群體的社會公德意識。筆者認為高校尤其是思政課教育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站在前沿陣地筆者也試圖探索出能內化道德行為意識，外化道德行為習慣的一種模式，從根本解決問題。

3.1教與學結合，注重細節

高校開設“兩課”，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門課程站在理論前沿，對于加強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具有戰略優勢，高校要抓好時機，利用教的優勢，培養學的興趣。主要體現在課堂的教學環節，要堅持教師主導，學生主體地位，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站穩大學生思想陣地，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培育學生。在教學方法上要選取真實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講授文明過馬路時，選取中國式過馬路的驚險片段播放，以此加強學生對社會公德的敬畏意識。讓教與學間有結合，讓學生體會學的必要性、緊迫感。所以要抓住教的細節，切忌過粗、過于形式化的泛泛而談。文明出游、餐桌禮儀。握手禮儀、水電資源的合理利用、助人為樂等等教學環節。尤其要強調對細節的關注。

3.2信與守統一，堅守信仰

在社會生活中，當面對道德困境時很多大學生往往表現出困惑，例如當問道“有老人路邊被撞倒，你是否敢扶?”時，大家會聯系到2008年彭宇案，大學生扶老人被判賠7.9萬元。同樣在2014年，發生在武漢街頭，一老人騎車摔倒手骨折，“最美女生”勇敢扶起。所以善惡美丑的鮮明對比更有利于錘煉大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要廣泛開展學習先進典型和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邊好人活動，用人們信服的榜樣進行引領，用令人敬仰的模范先進示范，形成見賢思齊、尊道尚德的濃厚氛圍。使大學生群體堅信社會的道德主流是向善的，培養大學生對社會公德的堅守。提高其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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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分水嶺

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項經濟制度，它還是并且主要是一項社會制度，社會的基礎建設。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補償、經濟支援。它更是一種社會補償、社會關懷、社會支援。對那些在市場競爭中的失利者、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而言，社會保障表示了社會對他們的承諾和保護：不論他們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風險，社會承諾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和起碼的尊嚴。

但是，在我們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時候，人們注意到了充分認識和高度肯定市場經濟的巨大優越性，這當然是必要的，卻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獨立價值和作用強調不夠，因而對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認識模糊。就人的需要而言，好的市場經濟應該能夠普遍地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但這卻是單靠市場經濟制度本身難以做到的。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配置的經濟制度，它的核心是自由競爭，市場競爭的規律是優勝劣汰。由于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身稟賦包括受教育水平、體能和工作能力不同，社會資源和發展機遇各異，在分配領域中必然損益有別，從而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并引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部分國有企業被兼并破產，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因嚴重虧損而面臨困境，由此出現了規模空前的下崗和失業現象，一些國有企業的職工以及部分離退休人員的生活發生困難，一部分人甚至跌落到貧困線以下，而大量財富卻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社會保障是政府通過法律和制度手段，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對社會成員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必要的救助和保護，以滿足社會成員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權，進而為實現每個人的發展權提供基礎條件。通過建立醫療保障制度、社會救助制度、實施失業者職業技能培訓等措施，保障人的發展權利，拓展人們的發展空間。因此，社會保障是實現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方式。

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不同。社會保障制度是人們通過達致社會合作而形成的一種公共品。在這里，人和人之間是非競爭的關系。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弱者，都有可能遭遇危險，又都需要維護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社會保障就是人們達成的風險共擔、同舟共濟的契約和道德承諾，個人與社會之間有了這個相互承諾，人與人之間才能擺脫那種“豺狼式”的狀態；人與社會之間才能擺脫那種只向社會索取，不向社會貢獻的關系。只有這種社會承諾建立起來了，市場規則、法律規定才可能被遵守。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規則、法律規定都以人與社會之間的公平契約為前提。所以，市場經濟和法制雖然都是和諧社會的基礎，但都離不開公平契約這個基礎。

就社會發展而言，好的市場經濟應該能夠促進社會穩定，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這也不能單靠市場機制本身，而要靠市場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結合才能做到。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特點是優質資源向能夠獲得最大效益的方向流動。這些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優質資源——青壯勞動力、財力和物力迅速向城市、向工業、向發達地區集聚，“三農”問題積累日甚，地區差別繼續擴大，社會發展難以平衡。社會保障具有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過社會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轉移支付，使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傾斜，從而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維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以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穩定，社會保障不僅是一種重要的利益平衡機制，而且也是市場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支撐。

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保證社會基本生活水平的穩定性，推動有效需求適度增長。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積累社會保障資金，形成個人收入不確定部分的補充，當宏觀經濟大局、微觀經濟態勢發生不期而至的變故，人們面臨失業、退休、生病和出現事故傷殘等難以抗拒的風險時，社會保障提供了相對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滿足基本需要。從而恢復和保持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適度增長。社會保障制度改善了人們的收入預期，提高了人們的安全感，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從而減少經濟波動對人們的影響，有利于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從長遠看，21世紀前20年既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機遇期，也是進入老齡社會的風險期。我國是在剛剛進入低水平、不全面的小康社會情況下，迅速跨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一時期又是以獨生子女勞動力為就業主力軍的階段，我國的就業結構、消費結構面臨重大調整，這都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活力。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障制度是協調代際分配關系、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的重要制度，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保障是相對獨立的社會體制，它包括經濟制度，但并不限于資金籌集和發放，管理和運營，不僅僅是現金保障，還包括服務保障、權益保障、組織保障乃至精神保障。因此，簡單地說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夠準確的，正如不能把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看做“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盡管這些制度都要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相適應，但社會保障制度畢竟有自己的獨立體系，不能歸結為“市場經濟體制”。

二社會保障的首要功能：為社會公平提供制度基礎

中國有13億人口，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并不充足的財力解決世界上最龐大人群的社會保障問題，這是一項空前艱巨的偉大事業。特別是中國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背景，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各種社會制度，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制度、財稅制度、社會管理體制等等都在發生重大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供給不足、滯后并且前后不一致，難免經常發生。

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設的大力推進，確實是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伴隨的。但這一點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障必定是依附于市場經濟的。事實上，不搞市場經濟，也要搞社會保障，但社會保障的獨立地位卻一度被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仿佛只是為了配合國有企業改革，為了給企業卸掉社會包袱、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需要搞社會保障。后來，又仿佛是為了解決下崗失業職工安置問題，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才需要搞社會保障。這樣一來，社會保障好像只是為了解決一時的具體問題，它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意義被淡化了，其社會功能被忽略了。

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又希望這項制度能夠自我運行，著重考慮經濟效益是可以理解的，從效率的角度講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繳費多的人國家財政和企業單位給予的補貼也多，而少繳費則少補貼，不繳費則無補貼。這樣一來，在個人收入差距本來就在迅速拉大的背景下，社會保障制度不但沒有起它應該起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不經意間助長了差距拉大的趨勢。

長期以來，社會保障考慮的對象范圍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廣大農村除少數有條件的地方自行實施了局部的、有限的社會保障以外，全國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供給基本付諸闕如。例如，在城市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000萬城市貧困人口得到了這張“安全網”的有力保護，但在廣大農村至少也有3000萬貧困人口翹首以待的同樣的制度性保障卻遲遲不能出臺，在城鄉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這種制度安排不但沒有起它應該起的在城鄉居民之間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反而在不經意間助長了城鄉差距拉大的趨勢。

社會保障制度有利益的層面，也有價值的層面。它的價值追求本來是為了促進和實現社會公平。如果社會保障的理念不明確，只講“效率”，只追求經濟效益不追求社會效益，它就可能陷在利益的計較中，模糊了方向。實現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首要社會功能與核心價值關懷，因而是這項制度的靈魂。

從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和地區的實例看，盡管不能簡單地說社會公平程度一定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成正比，但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確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例如英國，在1994—1995財政年度，初始收入分配中，20%高收入家庭與2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二者相差19.8倍，但是經過收入和消費稅收以及社會保障等福利制度的調節之后，最終收入差距縮小到3.7倍。再比如芬蘭，如果單看收入差距，大致在120歐元—1800歐元之間，為15倍，與月工資（200—3000）差距相一致。但月工資在1600歐元以上者不享受國家養老金，月工資在200歐元—1600歐元之間者，享受國家養老金的數額逐步減少，大約從每月440歐元減到0.月工資在2000歐元以上者，不享受住房津貼，月工資在200—2000之間者所享受的住房津貼也逐步減少。這樣調整下來，雖然月工資收入相差15倍，但享受養老金的差距卻在720歐元-1280歐元之間，僅為1.7倍。

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因種種原因，而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這項制度是有共同理念基礎的。這個基礎就是社會公正的理念。在市場經濟社會，如果沒有起碼的社會公正，這個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所以，從“貝弗里奇報告”到北歐社會的“均等化原則”，從“基本需要”到“基本權利”，社會公正的基本理念得到了維護，從而社會保障也從市場經濟的陪襯，政府緩和社會矛盾的工具，變成了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和諧社會建設中，要求社會保障發揮的作用主要是促進社會公平。社會的公平正義顯然主要依靠包括稅收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各項社會制度的共同作用，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是當仁不讓的主要功能承擔者。當然，社會保障制度發揮好了對促進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也就同時可以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其他方面做出相應的貢獻。

三適度公平就是底線公平

對于社會公正，過去主要是從社會倫理、社會價值的層面去理解的。自羅爾斯提出“作為社會公平的公正”以后，社會公正落實到了經濟利益調節和補償、社會差距的縮小和社會機會的平等這樣一個更具體的可操作的層面。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類型，在實現社會公平的能力和作用方面具有明顯的差別。選擇什么樣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公平。它要受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和兼得，是社會發展與社會公平的均衡和協調。

在科學研究和政策設計中，“度”是重要的。沒有“度”就沒有科學，就沒有政策。一個國家，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是確保每一個公民，當他的自我保障能力不足時，不至于淪為貧困、無法就學和不醫而亡，也就是保持作為一個公民的起碼的體面和尊嚴。在我國，至少在目前乃至未來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所謂適度公平其實就是底線公平。底線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

“底線公平”是一個確定和描寫社會公平度的概念。依據社會保障的基本理論，這個度是指“基本需要”。但從確定社會公平度的要求看，“基本需要”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有較大幅度的變化，它對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敏感，伸縮性較大，因而不夠穩定，也不太容易定義。應該并且還可從“基本需要”中找出更具穩定性的“需要”——“基礎性需求”，它包括：（1）解決溫飽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礎教育的需求（發展需求）；（3）公共衛生和醫療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這就是人人躲不開、社會又公認的“底線”。

“底線”劃分了社會成員權利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底線以下部分表現“權利的一致性”，底線以上部分體現權利的差異性。從而，底線公平可以定義為：所有公民在這條“底線”面前所具有的權利的一致性。

在經濟水平比較低時，政府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以確保每個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在經濟水平提高以后，政府仍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以防止社會保障水平繼續剛性上升。在底線以上，政府的責任是調節貧富差距，加強稅收能力，而不是搞“福利國家”政策。就市場機制而言，底線以下不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而是公共財政確保的領域，底線以上要靠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是解決社會保障剛性問題的關鍵。底線公平，不僅適用于經濟水平較低的發展階段，而且適用了經濟水平較高的階段。或者說，它應該是確保社會保障健康持續發展——在現在，走向擴面和公平，在將來，防止過度公平和過度福利的——最關鍵的機制。這就是“柔性調節機制”：“底線”以下部分，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是必保的，剛性的；底線以上的部分是可以用市場機制由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去承擔的，是柔性的。

四以底線公平為核心理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底線公平概念和柔性調節機制，不僅可以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礎教育制度、大病統籌和醫療救助等制度的加速推進和完善提供理論論證，還可以為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為社會保障的擴面，為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從而有助于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打開新的局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做出了全面部署，強調“要以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系、發展社會事業為著力點，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關系，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其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一個重要的著力點，對于促進實現社會公平，形成和諧的社會關系具有重要作用。而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目前群眾要求最為強烈的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將更多的社會成員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承認，多年以來，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是太窄。到2005年底為止，納入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只有1.7億人，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只有1.4億人，而失業保險只覆蓋1億人左右，這種情況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并且已經成為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隱患。“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提高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層次，加強社會福利事業和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特別是首次明確要求要“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些重要措施將對加速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起重要作用。

目前，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迫切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盡快地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來。從和諧社會建設的角度來看，農民工的問題要予以高度重視。農民工和城里人同工但是沒有一樣的待遇，這種不公平感就會特別真切。把農民工納入社保體系問題，有些地方已經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上海市、大連市專為農民工設計了一個不同的制度，但還需要配套和完善。

第二，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2002年至2004年初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征地5600萬畝，40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到目前，失去土地的農民不會少于5000萬人。這兩年上訪告狀的群體一部分就是失地農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問題解決得不好。從全國來看，浙江省有一些地方例如嘉興市解決得比較好，對農民實行了比較全面的社會保障，標準也還比較符合當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從全國來講，這方面還缺乏比較規范的制度安排，還處在探索的過程中。

第三，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在靈活就業人員中，一部分是下崗失業職工，這幾年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一部分大學生，一部分文化水平、技能水平比較高的在信息產業、文化產業就業的人員，也采取了靈活就業的方式。靈活就業人員的收入有時多，有時少，有時有，有時沒有，不大能夠連續地按照固定的比例繳費。所以對待靈活就業人員如何設計更好的、更加靈活的制度，也是一個比較迫切的問題。

第四，在農村普遍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城里人不一樣，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可以低一些。因為農民有承包地，可以種點糧食、蔬菜。從補差來看，各地農村也有差別，平均起來，實際補差每個貧困人口一年100元—200元就可以了。亞洲開發銀行認為有27億元就夠了。這是按農村貧困人口是2700萬計算的。那么，即使多算一點，標準再高一點，54億元或者再多一點，大致相當于用于城鎮低保的100億元左右，就可以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所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是可不可以實行的問題，實際上有些省已經搞起來了。

第五，大力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我國衛生和醫療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是資源分配不公平，大體上說，80%的醫療資源分配給了城市，其中又有80%的醫療資源給了大城市，廣大農民缺醫少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遠甚于城市居民。2003年，中央決定在農村試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但籌資標準太低。2006年，總理在“兩會”上宣布把籌資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50元（中央財政出20元，地方財政出20元，農民個人出10元），并要求迅速推廣，到2008年基本普及。這項重大決策結束了農民健康問題沒有制度性保障的歷史，盡管目前的籌資水平仍然不高，但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

底線公平概念和柔性調節機制，由于區分了不同的需求層次，明確了政府、社會和個人的責任，劃分了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的界限，因而對于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但以下幾個關系需要進一步明確：

第一，擴面和標準的關系。

現在我們提的“廣覆蓋、低門檻”從總體上講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們畢竟是個窮國、人口大國，社會保障又是人人都需要的，起碼在半個世紀以內標準都不能高。“廣覆蓋、低門檻”實際的效果是門檻也不高，覆蓋也不廣，這里面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門檻低了覆蓋面就寬了的問題。比方說在工傷保險這種事情上應該有不同的門檻嗎？我們時常發生農民工受了傷賠償只相當于城里人的幾分之一，“門檻”高固然不利于擴面，但問題的核心是不公平，保障過分和保障不足同時存在，有保障和無保障同時存在。解決的辦法，按照底線公平的思路，就是優先把處于底線以下或瀕臨底線的群體的基礎性需求保障起來，城鄉并舉，貧富兼顧，逐步解決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問題。

第二，政府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

在整個社會保障問題上，政府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怎樣建立起一種平衡的、協調的關系？正好像現在減免了農業稅，政府就必須承擔農業稅減免之后原來靠農業稅支持的那些社會事業怎么辦的責任。例如，原來靠農業稅養老的那些“五保戶”、鄉鎮養老院何以為繼？農民工的問題也是這樣，農民工群體脫離了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也就脫離了傳統土地保障的范圍，他們與城鎮其他勞動者一樣，面臨著城鎮就業生活中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風險，客觀上也就有進入社會保障網絡的需要。政府既然承諾了可以自由流動，那就承擔與自由流動相關的責任。面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就不能怕外資不來，不怕私企承擔不了。為什么外資可以進來廉價地剝削中國的民工，為什么私企可以無限制地搞原始積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個人化，就等于相應地承認了外資不給中國職工交納社會保障金、私企不給職工參保的合法性。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利用外資的合理性問題了，中國私企的原始積累已經搞了20多年，也應該離開這個階段了。所以，政府沒有必要再擔心嚇跑了外資和私企，而容忍他們推卸對職工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

第三，企業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

前幾年，對失地農民的經濟補償一般只是一次性貨幣補償，且不說補償標準普遍偏低，不足于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即使補償稍多一點，也不能據此應付失業、疾病、養老等風險。最近，四川成都市和浙江許多地方都提出變一次性貨幣補償為制度性社會保障，廣東省政府要求凡開發商不能對失地農民提供基本生活的社會保障，就不批準征地，這叫“即征即保”。同樣道理，任何企業，不論外企、私企，還是國企，只要雇工，就應該提供社會保障，這叫“即雇即保”或“即聘即保”。事實上，前一段時間在農民工問題上普遍存在只用工不保險的現象。不論是從尊重人權還是維護公平出發，只有承諾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用人單位才有資格雇用農民工。

第四，強制和自愿的關系。

篇（5）

1我國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行為的現狀

社會保險基金欺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享受社會保險待遇過程中，實施弄虛作假、隱瞞真實情況等的行為。我們可以從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所涉及的各方責任主體來理解。

到2006年底，全國共有30個省成立了省級社會保障監督委員會，逐步加強基金監督工作，基金管理進一步規范。但是，當前擠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領、騙取社會保險金的問題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發生的23.47億元違規資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問題；2000年以后發生的47.88億元違規資金，多數屬于管理不規范問題，甚至包括違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與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有關。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該案中違規挪用的社保基金連本帶息共計37億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華又爆發數億社保資金被挪用的大案。據新華社報道，在1986年至1997年間，全國有上百億元社會保險基金被違規動用。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國家審計署對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基金（養老、醫療、失業）的審計結果中，發現違規問題的金額達71億元。

一邊是數以億計的資金被違規挪用、流失，一邊是我國社會保險中所出現的養老保險“空帳”、醫療保險費用支出龐大等問題，這些都將嚴重影響社會保險基金的使命——保證勞動者基本生活水平。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對社會保險基金中的欺詐現象進行深入研究，造成社保基金欺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體制不暢、經費短缺、管理不善、打擊不力等，在這里就僅從其最根本的理論源頭來進行分析。

2關于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行為的理論分析

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出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監管不力，社會保險基金監管的理論基礎——信息不對稱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此現象。

信息不對稱理論是指市場交易的各方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等，買賣雙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質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較多的相關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另一方則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社會保險基金的欺詐才有產生的可能性。首先是對于參保企業來說，擁有本企業用工的數量、工資水平、工人被辭退和平均時間長短和比例等完全信息。企業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會發生不如實交納社會保險費的情況。而社會保險經辦結構由于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無法完全準確獲取參保企業的內部信息，只能根據企業提供的信息進行保險，致使參保企業有隱瞞用工人數、工資水平等信息的動機。

社會保險的購買者（社會保險的參保人）和社會保險基金的營運委托人（社會保險機構）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存在道德風險。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的管理人員會有動機進行、欺詐、挪用、侵吞社會保險基金以中飽私囊，或者用虛假的財務狀況隱瞞營運中社會保險基金的貶值、損失與風險。

在社會保險基金發放過程中，由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可能去完全調查清楚每個投保人的真實情況，以及條件變動下個人的現況；個人在利益的驅使下，也可能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隱瞞真實情況、騙領保險金。

3建立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反欺詐機制

3.1建立多方共同監督制度

通過對理論的分析，看到欺詐現象的產生除了個人道德上的主觀因素之外，信息溝通的不完全是其產生的客觀原因，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全方位的監督制度。

行政部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范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基金風險，但是要把經管權和監督權分離開來，否則這樣的制約將會是失效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事務要由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只對社會保險基金的運行行使行政管理和監督的職能。除了行政監督之外還要成立專門的監督機構。建立一個包括政府專家、企業界代表、財政部門、參保職工代表、工會代表、社區代表等參加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理事會。

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內部也要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對違反規定的行為要進行嚴懲；內部工作人員之間也要互相加強監督和管理，及時發現和糾正違規行為。

3.2利用現代科技協助反欺詐管理

全國的社會保險信息網絡系統存在著相互協調性差、數據不能共享，各地分散管理的缺點，參保人員在流動時信息不能及時傳遞，讓騙保存在了可能性。要運用現代科技去優化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把社會保險基金監管部門與勞動部門、地方稅務部門、服務部門等用網絡聯合起來，實現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數據的統一和共享。比如說為了杜絕騙取養老保險的行為，可以利用現有的高科技指紋識別設備，建立定期指紋比對制度。將所轄離退休人員的指紋全部采集，每年向退休職工發放指紋采集卡，然后進行比對，確認無誤后繼續為其發放社會養老保險金。這項科技在一些市區中已經被采納了，并被證明反欺詐的效果顯著。

3.3加大對社會保險基金稽查的力度

針對一些企業隱瞞職工的真實情況，少繳漏繳保險費的，可以發揮各級勞動保障監察大隊的作用，深入到企業內部對職工的工資、人數等基本情況進行拉網式大檢查。社保經辦機構也可以委托會計事務所對用人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情況進行審計，對人為瞞報職工繳費基數的要重新補繳養老保險費，規范參保單位申報基數和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行為。

3.4加強反欺詐立法

我們要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保基金管理與運營辦法，制定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加強對社保基金的監管，逐步實現對社保基金的保值與增值，有效遏制社保基金被非法挪用的現象。依法進行社會保險執法監察，強制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真正做到應保盡保，從根本上防止企業不參保，杜絕用人單位漏報參保人數，少報繳費基數，遏制惡意拖欠社會保險費。各地要按照國家的法律，積極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策，增強《勞動法》可操作性。并對欺詐社會保險基金的現象進行嚴懲，實行舉報獎勵等措施。對有欺詐行為但未造成社會保險基金損失的單位和個人，可視其情節輕重處以一定的罰款；對拒不繳納罰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構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參考文獻

篇（6）

二、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的對應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目前社會保障收入主要來源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稅或費；二是政府的預算撥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收益；四是各種形式的捐贈。社會保障稅(SocialSecurityTax)，又譯成社會保險稅，是為籌集社會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種專門目的稅。有的國家薪給稅(PayrallTax)與社會保障稅是作為一個稅種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國家征收的薪給稅實際上是按工薪收入預提的個人所得稅。在歐洲的多數國家中，社會保障稅采用社會保險繳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稱之為稅，是基于這種繳款具有有償性利益對等關系的考慮。但不管名稱如何，他們的性質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國大多數以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來彌補社會保障稅收入與社保障支出之間的缺口。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依賴從社會保障稅獲得資金，而另一些國家則側重于一般稅收收入。社會保障稅在規模和結構上的差異反映了各國組織社會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會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可將目前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籌資方式劃分為三種類型：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蟊戎氐某鎰誓J揭約耙話闥笆照忌緇岜U現С黿洗蟊戎氐某鎰誓J健?/P>

(一)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

該模式的典型國家是德國。德國的社會福利方案體系較為完善，具體包括國家養老金體系、國家醫療保險方案、工傷事故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方案。其中，國家養老金體系主要由工資稅提供資助，同時，還從聯邦稅收收入中取得占養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補貼。目前這一比例為25％。國家醫療保險方案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工傷事故保險幾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資稅提供資金，失業保險幾乎完全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而其他社會福利方案所需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

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1998，%）

1996年德國各級政府的社會保障稅收入總額為6550億德國馬克，而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6555．1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9．92％；1997年社會保障稅收入上升到7817．94億德國馬克；社會福利開支為7920．69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8．70％。

以上數據表明，德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通過社會保障稅籌集，政府轉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會福利方案。這也使得社會保障稅在德國的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高于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都是這種模式，如俄羅斯、瑞典。俄羅斯的社會福利項目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其他福利。具體地說，養老保險基金中來源于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占資金總量的81％，其余7％來源于預算，10％來源于增值稅，2％來源于其他；醫療保險77％來源于社會保險稅收，23％來源于地方預算；失業保險主要以社會保險稅籌集資金，一小部分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贈；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來自于社會保障稅，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羅斯主要福利計劃的資金來源。

俄羅斯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1995，%）

1995年，俄羅斯社會保障稅收收入為950億盧布，占社會福利支出(1080億盧布)的87．80％。

瑞典的情況與俄羅斯相似，1996年該國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3807億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億瑞典克朗)來源于社會保障稅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資助主要社會福利項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會經濟運行體系由社會生產系統、社會管理系統和社會保障系統組成，三者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體系。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穩定機制，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原來各企業分散提取和管理，轉變為目前社會化的收繳和管理。但是，現行的繳費方式在實踐中仍存在著諸如覆蓋面小、保障項目統籌層次低、征收力度不夠、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統一等一些問題，難以保證籌集社會保障收入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人口老齡化周期的到來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入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進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目前理論界的主要觀點是開征社會保障稅以代替現行繳費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強制力的稅收形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擺脫當前繳費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設置我國的社會保障稅就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通過比較和分析各國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討了在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相關重要問題。

二、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的對應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目前社會保障收入主要來源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稅或費；二是政府的預算撥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收益；四是各種形式的捐贈。社會保障稅(SocialSecurityTax)，又譯成社會保險稅，是為籌集社會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種專門目的稅。有的國家薪給稅(PayrallTax)與社會保障稅是作為一個稅種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國家征收的薪給稅實際上是按工薪收入預提的個人所得稅。在歐洲的多數國家中，社會保障稅采用社會保險繳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稱之為稅，是基于這種繳款具有有償性利益對等關系的考慮。但不管名稱如何，他們的性質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國大多數以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來彌補社會保障稅收入與社保障支出之間的缺口。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依賴從社會保障稅獲得資金，而另一些國家則側重于一般稅收收入。社會保障稅在規模和結構上的差異反映了各國組織社會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會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可將目前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籌資方式劃分為三種類型：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蟊戎氐某鎰誓J揭約耙話闥笆照忌緇岜U現С黿洗蟊戎氐某鎰誓J健?/P>

(一)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

該模式的典型國家是德國。德國的社會福利方案體系較為完善，具體包括國家養老金體系、國家醫療保險方案、工傷事故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方案。其中，國家養老金體系主要由工資稅提供資助，同時，還從聯邦稅收收入中取得占養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補貼。目前這一比例為25％。國家醫療保險方案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工傷事故保險幾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資稅提供資金，失業保險幾乎完全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而其他社會福利方案所需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

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1998，%）

方案名稱社會保障稅投資收入預算轉化

養老金75025

醫療保險10000

長期醫療保險10000

意外保險10000

失業保險10000

其他社會福利方案00100

1996年德國各級政府的社會保障稅收入總額為6550億德國馬克，而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6555．1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9．92％；1997年社會保障稅收入上升到7817．94億德國馬克；社會福利開支為7920．69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8．70％。

以上數據表明，德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通過社會保障稅籌集，政府轉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會福利方案。這也使得社會保障稅在德國的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高于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都是這種模式，如俄羅斯、瑞典。俄羅斯的社會福利項目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其他福利。具體地說，養老保險基金中來源于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占資金總量的81％，其余7％來源于預算，10％來源于增值稅，2％來源于其他；醫療保險77％來源于社會保險稅收，23％來源于地方預算；失業保險主要以社會保險稅籌集資金，一小部分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贈；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來自于社會保障稅，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羅斯主要福利計劃的資金來源。

俄羅斯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1995，%）

項目社會保障稅增值稅轉移預算轉移其他

養老基金811072

社會保險基金9019

失業保險9010

工傷保險982

1995年，俄羅斯社會保障稅收收入為950億盧布，占社會福利支出(1080億盧布)的87．80％。

瑞典的情況與俄羅斯相似，1996年該國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3807億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億瑞典克朗)來源于社會保障稅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資助主要社會福利項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項目社會保障稅投資收益預算轉移保險費、贍養費用或市政

基礎養老保險6238

輔助養老保險6139

部分養老保險7327

疾病保險99.90.1

工傷保險982

看護津貼95

住房津貼991

養育子女津貼100

贍養補助6733

向家庭提供的住房津貼100

其他項目

自愿者失業保險937

基礎失業保險100

郡級醫療服務費68572

(三)一般稅收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社會福利計劃主要包括養老金方案、健康保險方案和失業保險方案。其中養老金方案由兩個層面組成，一是固定數額的全民方案，叫作全民養老金方5案，其資金全部來源于聯邦一般性稅收。第二個是與收入掛鉤的方案，這一方案對于魁北克人來說是“魁北克養老金方案”(QPP)，對于其他加拿大人來說是“加拿大養老金方案”(CPP)。CPP和QPP的資金全部來源于社會保障稅，前者由聯邦政府和各省(除魁北克外)共同征收，后者由魁北克省征收。健康保險方案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一般性收入，而失業保險的資金來自于薪金稅。下表列示了加拿大主要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加拿大主要社會福利保障方案，1998收入來源分配情況（%）

1998年加拿大聯邦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為594．56億加元，其中聯邦社會保障稅收入為188．42億加元，所占比重僅為31．69％；該年度各級政府社會保障稅收入為444．11億加元，占社會福利支出(1001．31億加元)的44．35％。可見，加拿大政府實施社會保障計劃、貫徹社會保障法令依靠的是財政支出中對個人的轉移支付，其中聯邦財政把很多稅收收入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再分配到個人手中，使之形成個人的消費基金，這些款項構成加拿大社會保障制度運轉的另一大資金來源。二戰以后，這種轉移支付在各級政府中均不低于社會保障稅收入的規模。加拿大社會保障稅收入在其社會保障資金中所占的比重遠遠低于其他國家，這也使得加拿大社會保障稅收入在其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偏低。

采用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的優點在于，該模式容易體現納稅人繳納的稅收與其應得的福利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使福利水平隨著每個納稅人納稅多少而變動。這已成為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一大特點。同時，這種方式也使得政府為社會保險籌資與政府其他職能分離開來，這種分離無疑加強了對社會保障在財政上的監督，因為福利水平是隨著社會保障稅收入的增長而擴大的。該模式的缺陷在于工作在未被社會保險所覆蓋的行業中的人們不能享受福利。這種限制的影響對于那些擁有很多非正式工作、大量個體戶或農村經濟的國家尤為重要。

采用一般稅收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的優點是社會保障計劃對每個公民來說是自動實現的。在該模式下，享受到福利計劃的公民范圍擴大了，即政府通過預算撥款為每個公民提供社會保障福利。該模式的缺陷是一般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收與其所受福利之間沒有特別的聯系。因而人們往往希望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通過預算來實現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提高納稅額。

三、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

現代各國的社會保障稅制度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設置的方式不同，大體上可以將社會保障稅分為三類：一是單純按承保項目而分類設置的項目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瑞典為代表；二是單純按承保對象而分類設置的對象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英國為代表；三是以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相結合設置的混合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三種模式各有特點。

(一)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按承保項目分項設置社會保障稅的模式。這種模式以瑞典最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都采用這一模式。

瑞典的社會保障稅按照不同的保險項目支出需要，分別確定一定的比率從工資或薪金中提取。目前瑞典的社會保障稅設有老年人養老保險、事故幸存者養老保險、疾病保險、工傷保險、父母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工資稅七個項目，并分別對每個項目規定了稅率。老年人養老保險稅的稅率為13．35％，事故幸存者養老保險稅稅率為1．70％，疾病保險稅的稅率為了，50％，工傷保險稅的稅率為1．38％，父母保險稅的稅率為2．20％，失業保險稅的稅率為5．84％，工資稅的稅率為8．04％。征收的辦法是按比例實行源泉扣繳，稅款專款專用。以前，公司受雇人員的社會保障稅全部由雇主一方繳納，以便于征收管理。總的來看，瑞典的社會保障稅稅負是比較重的。1999年，政府雇員和企業受雇人員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大致為他們工薪總額的40．01％；自由職業者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大致為他們直接收入的38．2％。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的最大優點在于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與承保項目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專款專用，返還性非常明顯，而且可以根據不同項目支出數額的變化調整稅率，也就是說，哪個項目對財力的需要量大，哪個項目的社會保障稅率就提高。其主要缺點是各個項目之間財力調劑余地較小。

(二)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是指按承保對象分類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采用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是英國。英國的社會保障稅雖然被稱為“國民保險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強制性，且與受益并不完全掛鉤。因而雖然稱作“捐款”，實際上也是一種稅，其性質與用途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并無軒輊。英國的社會保障稅在設置上主要以承保對象為標準，建立起由四大類社會保險稅組成的社會保障稅體系。

第一類是對一般雇員征收的國民保險稅。它是四類社會保險稅中最主要的一種。該稅的課稅對象是雇員的薪金或工資，納稅義務人包括雇主和雇員。雇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包括在國家退休金計劃之內的雇員，一部分為不包括在計劃之內的雇員。兩部分雇員及其雇主所適用的稅率各不相同。前者雇員稅率為9．0％，雇主為10．54％，應稅工資最高限額為每周235英鎊(全年12220英鎊)；后者則規定有一個起征點，每周32．5英鎊以下免稅，32．5英鎊到235英鎊之間，雇員稅率為6．85，雇主為6．35％，超過235英鎊不再納稅。另外，每個雇主還要繳納稅率為1．5％的國民保險稅附加。

第二類是對全體自營者(個體工商業者)征收的國民保險稅。征稅對象是自營者全部所得。實行每周征收4．4英鎊的定額稅率。起征點為年自營收入1775英鎊。

第三類國民保險都是對自愿投保者征收的，希望取得享受失業保險金的失業者可以繳納此稅，希望增加保險金權益的雇主、雇員和自營者也可繳納。該類稅收按每周4．3英鎊的定額稅率繳納。

第四類是對營業利潤達到一定水平以上的自營者征收的國民保險稅。起征點是年利潤額3800英鎊，最高限額為12000英鎊，稅率為6．3％的比例稅率。

英國的國民保險稅與所得稅一并繳納。

英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優點是可以針對不同就業人員或非就業人員的特點，采用不同的稅率制度，便于執行。比如對收入較難核實的自營人員和自愿投保人采用定額稅率，征管不會遇到麻煩，對個體或獨立經營的營業利潤按一個比率征收也十分便利。由于設置了起征點，使低收入者的稅負有所減輕，因而英國的社會保障稅累退性要弱一些。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主要缺點是征收與承保項目沒有明確掛鉤，社會保險稅的返還性未能得到充分的體現。

(三)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以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并存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美國是采用這一模式的典型國家。該國的社會保障稅不是一個單一稅種的結構，而是由一個針對大多數承保對象和覆蓋大部分承保項目的一般社會保障稅(薪工稅)與針對失業這一特定承保項目的失業保險稅，以及針對特定部分承保對象而設置的鐵路員工退職稅和個體業主稅四個稅種所組成的稅收體系。

1、薪工稅

美國于1937年開始征收薪工稅，當時的目的是為老年人籌措退休金，稅款專用，之后陸續實行殘疾人保險、醫療保險等。美國薪工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和雇員。征稅對象分別為雇主全年對每個雇員支付的薪金工資額和雇員全年領取的薪金工資(包括獎金、手續費和實物工資)額。在美國，薪工稅沒有減免扣除規定，但有應稅收入最高限額規定。也就是說，薪工稅稅基數額有最高限度，超過部分不再征稅。這意味著每個人繳納的薪工稅有最大限額。薪工稅稅率是統一的比例稅率。雇主和雇員適用的稅率相同。薪工稅的稅率各年度均不一樣，且有不斷提高之勢。1937年稅率為1％，1950年稅率為1．5％，1960年稅率為2．5％，1971年稅率為5．2％，1980年稅率為6．13％，1990年為7．65％。薪工稅實行源泉扣除法。雇員的薪工稅由雇主在對雇員支付工資、薪金時，將稅款源泉扣繳，連同雇主本人應繳稅款，在季度終了后的下月最后一天前申報繳納。

2、鐵路員工退職稅

鐵路員工退職稅是為鐵路人員設計和以為鐵路公司員工籌措退休費為目的的稅。其納稅人為雇員、雇主，課稅對象為雇員領取的工資和雇主發放的工資。該稅同樣有應稅收入最高限額的規定。1980年雇員稅率為6．13％(月工資最高限額為2158．33美元)，雇主稅率為9．5％(雇主對每個雇員支付的月工資最高限額同樣為2158．33美元)。此外，鐵路系統也有獨立的失業保險稅，目前稅率為8％，應稅工薪最高限額為每人每月600美元，稅款全部由雇主支付。鐵路員工退職稅也實行源泉扣除法，雇主在季度終了后兩個月最后一天前把自己和雇員的稅款一并繳納到稅務部門。

3、聯邦失業稅

聯邦失業稅是作為聯邦對各州政府舉辦的失業保險提供補助財源而課征的。該稅以在一個日歷年度內的20天期間(按滿20天計算)雇傭一人以上或每季支付工資、薪金1500美元以上的雇主為納稅義務人，按其支付給雇員的工資、薪金總額計征，且無寬免或費用扣除。目前最高應稅限額為7000美元，稅率為6.2％。雇主支付給州政府的的失業保險稅可以從向聯邦繳納的失業保險稅中抵免，最高抵免率為聯邦失業保險稅應稅工薪的5．4％，因而聯邦失業保險稅的實際稅率為0．8％。失業保險稅的繳納，須按歷年編制申報表，在次年的1月31日之前繳納，也可實行分季繳納。

4、個體業主稅

個體業主稅又稱自營人員保險稅，是為個體業主(除醫生外)的老年、遺囑、傷殘及醫院保險而課征的。納稅人為單獨從事經營活動的個體業主，征稅對象是個體業主的純收入。個體業主的起征點是400美元，稅率為12．3％，完全由個體業主承擔。個體業主稅實行同個人所得稅聯合申報的辦法，納稅過程和個人所得稅基本一致。

由此可見，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主要優點是適應性較強，可在適應一般社會保險需要的基礎上針對某個或某幾個特定行業實行與行業工作特點相聯系的加強式社會保險，還能讓特定的承保項目在保險費收支上自成體系。該模式的缺點是統一性較差，管理不夠便利，返還性的表現不夠具體。此外，這一類型的社會保險稅累退性較強，再分配的效應受到抑制，社會保險稅的社會公平功能趨于減弱。

四、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

綜觀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稅制度，盡管其設計與實施各有特點，但也存在著一些近似之處，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一般為雇員和雇主。由于自營者不存在雇傭關系，也沒有確定的工薪所得，是否應納入課征范圍，各國的做法不盡相同。按照專款專用的原則，只有納稅才能享受社會保障利益，因而多數國家在行政管理條件可行的情況下，把自營者也包括在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范圍之內，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納稅人范圍的擴大，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雇主與雇員納稅人的確定一般以境內就業為準，凡在征稅國境內就業的雇主和雇員必須承擔納稅義務，不論其國籍和居住地何在。本國居民被本國居民雇主雇傭在外國工作的，有些國家(如美國、巴西)也要求繳納社會保障稅。

在各國的社會保障稅體系中，多數項目由雇主和雇員雙方共同負擔，負擔的比例各國不盡相同。有的國家是雇主和雇員雙方各負擔一半，如美國的養老金稅(各為6．2％)、健康保險稅(各為1．45％)，德國的養老金稅(各為9．75％)、健康保險稅(各為6．8％)和失業保險稅(各為3．25％)等。有些國家雇主負擔的比例要高于雇員，如俄羅斯的養老金稅(雇主28．0％，雇員1．0％)和加拿大的聯邦失業稅(雇主4．13％，雇員2．9％)等。極少數國家雇主負擔的比例低于雇員，如瑞典的養老金稅(雇主6．4％，雇員6．95％)，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瑞典政府出于加強福利與成本相聯系的公眾意識的考慮。養老金計劃容易給政府形成較大的政治壓力，因為每個人都想得到養老金，并且越多越好。因此，由雇員負擔大部分的養老金成本有利于抵消這種政治壓力。個別項目完全由雇主負擔，如俄羅斯和瑞典的健康保險稅、美國的失業保險稅等。世界各國的工傷保險稅一般都由雇主負擔，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將福利中的成本分攤到相對的行業和產品中去，同時又對創造更為安全的工作環境起到激勵的作用。雇主所繳稅款可作為費用在計征企業所得稅時全部列支。而雇員和自營人員所繳納的社會保障稅，除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土等少數國家允許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進行限額或定率扣除外，一般國家均不允許扣除。

(二)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

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是雇員的工資、薪金收入額，有時還包括自營人員的經營純收益額。這里的工資和薪金，不僅包括雇主支付的現金，還包括具有工資性質的實物收入和等價物收入，但工薪以外的股息、利息所得、資本利得等通常不計入社會保障稅的稅基之內。各國一般對應稅工薪有最高限額的規定，即不是對納稅人的全年總工薪課稅，而只是對一定限額以下的工薪收入額征稅。最高限額的高低因國而異，一般在各國平均工資水平的1．2到2．7倍之間變動，并隨著各國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最高限額的設定，體現了社會保障稅繳納與受益之間的相關性，同時也為那些通過私人準備、團體簽約準備或工人自愿行為補充國家的福利計劃留有一定的余地。美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采用這種辦法。相反，在俄羅斯的社會保障稅體系中，沒有一個項目規定了最高限額，因而其社會保障稅具有很強的收入再分配特征，這與該國所強調的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國家既規定了應稅工薪的最高限額，也規定了應稅工薪的起征點，因而應稅工薪即為起征點與最高限額之間的那部分工薪收入，超過最高限額和起征點以下的工薪收入不課稅，如英國、加拿大、德國等。也有的國家只有起征點的規定，如意大利。這體現了對低收入者的一種照顧。除此之外，社會保障稅一般不設減免額或費用扣除額，不象個人所得稅那樣可以從總所得中扣除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費用開支，或者扣除一些個人寬免項目，而是把工資薪金所得直接作為課稅對象。

(三)社會保障稅的適用稅率

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形式有所差別，少數國家實行單一比例稅率，大部分國家按不同的保險項目設置不同的差別稅率。例如瑞典的社會保障稅按不同用途分為7個保險項目，又按工資和薪金額分別規定了不同的稅率。在社會保障稅率的形式上，大多數國家采用比例稅率。

各國社會保障稅稅率水平的高低，一般是由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和受益人收益的多少決定的。一般的情況是，剛開征時，保險的覆蓋面小，保險項目少，稅率一般較低。隨著保險項目的逐步拓寬，稅率隨之相應提高。目前，凡是保險受益多的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稅率都比較高。歐洲福利國家社會保障稅稅率一般都在30％以上。根據各國經驗，社會保障稅稅率的高低應當適度，既要考慮政府社會保障資金的需要，同時也要兼顧人民的承受能力。

五、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與管理

(一)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機構

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機構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國家的稅務機關負責征收，另一種則是基金管理部門進行征收。

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由稅務機關負責征收。如加拿大收入部負責征收除魁北克(該省養老金稅由魁北克收入部征收)外所有省份的社會保障稅；美國所有的聯邦社會保障稅均由國內收入局征收；瑞典的稅務機關(包括中央級的稅收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稅務機關)負責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將稅款征收集中于一個機構減輕了雇主的負擔，避免了一些重復性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征收效率。

有些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則由基金的管理部門負責收繳，如德國和俄羅斯。德國征收社會保障稅的部門是大病基金，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形成的。由于社會勞工事物部、財政部以及醫療、養老金和失業保險體系之間存在著密切合作關系和共享的數據庫，德國很少發生社會保障稅的偷漏稅問題。雇主及雇傭合同必須在有關政府部門登記以便允許其證實每人總收入及社會保障稅的減免。由于所有社會保障稅都由為在職人員提供醫療保險的組織征收，這使得雇員獲取社會保障的資格同繳納社會保障稅緊密相連，更進一步促進了所有雇主遵守稅款繳納的有關規定。在德國，如果雇主未按時繳納社會保障稅，其雇員將會失去社會保障的資格。對雇員來說，偷逃社會保障稅將會得不償失，特別是醫療保險，因為如果雇員繳納了醫療保險費，其撫養人也將無償獲得保險。這一體系的缺點是雇主的納稅成本較高。雇主需要同許多機構接觸，如每月交納所得稅時需同財政部接觸，每月繳納社會保障稅時同各個大病基金接觸，而且每年向大病基金、聯邦就業服務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匯報其雇員數量、雇員收入以及大病基金稅額繳納等情況。俄羅斯3／4的社會基金自己征收社會保障金。這種方法因征收成本較高、征收效率較低而受到批評，因為各基金必須負擔為征收稅金而支付成本，而且還要檢查雇主是否繳納了適當的稅額。由于各基金均獨立征收稅金，因此造成了許多重復性的工作。以養老基金為例，該基金通過一個由約2400個分布于全國各地的辦公機構組成的網絡進行稅款征收。由于企業不配合以及財務上的困難，養老基金很難做到稅款的應收盡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目前正在運用一系列手段幫助養老基金改進其征收策略，其中包括更改養老金的內部運作方法和程序以及個人帳戶的引入。

究竟由何種機構征收社會保障稅具有更大的優越性，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當一個國家稅務當局的征收行為是有效的并且是高效時，由稅務機關集中征收社會保障稅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和雇主的納稅負擔，并且可能促進稅款的順利征收。相反，當稅務當局的作用較弱時，由社會保障機構負責稅款的征收可能優于稅務當局，因為雇主和員工們可能更愿意將稅款交納給社會保障機構而不是當作一般稅款繳納給稅務局，特別是當他們的健康保障和養老金直接與繳款息息相關時。

(二)社會保障稅的納稅期限

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都實行由雇主源泉扣繳的課征辦法。具體地說，雇員應繳納的稅款，由雇主在支付工資、薪金時代扣，最后連同雇主所應繳納的稅款一起申報納稅。無須雇員填具納稅申報表，方法極為簡便。至于自營人員的應納稅款，則必須由其自行填報，一般是同個人所得稅一起繳納的。

多數國家按月征收社會保障稅。如瑞典規定雇主應按月為其全體雇員向稅務機關繳納社會保障稅，稅款應在次月的10日內繳清；德國規定所有雇主和自由職業者都要在每月15日之前把上一月的社會保障稅存入有關帳戶；俄羅斯的雇主按規定應按月向社會基金繳納社會保障稅。

有些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期限視企業規模而定。比如，美國要求雇主將社會保障稅定期直接匯往國內收入局，匯款的周期隨企業的規模而不同。大型企業每5—7天匯款一次，小企、比每三個月匯款一次。與美國相類似，加拿大規定代扣代繳總額不超過15000加元的雇主按月申報，總額為15000到50000加元間的，每半個月申報一次，更多的為每周一次。

各國一般對自營者的納稅期限另有規定。如美國規定自營者在繳納所得稅的同時繳納社會保障稅，每三個月預繳一次，每年年底申報所得稅時進行匯算清繳。加拿大要求自營者按季繳納社會保障稅稅款。

(三)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

經過多年的實踐，各國都形成了核定雇主繳納社會保障稅準確性與誠實度的機制。在一些國家中，這種機制是通過稅務機關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的配合來實現的。比如美國，雇主每3個月向國內收入局提供一份報告，列明已上繳的稅款總額及其在社會保障稅和個人所得稅間的分配狀況。每年，雇主還向養老保險機構提供一份報告，列出其雇員的人數、收入以及從每個人的收入中代扣代繳的稅款。養老保險機構將這些報告和季度納稅申報表作以比較，以核定每份報告的準確性。與美國相類似，德國的雇主每年要向長期醫療基金、養老金機構和聯邦就業服務局匯報雇員收入及年度社會保障稅繳納的數額。各基金管理部門會將從大病基金獲取的稅金的數量與雇主的報告進行對比，以核定雇主納稅的確切性。在其他國家中，這種機制是單純通過稅務機關或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來實現的。比如，瑞典的稅務機關有權對任何納稅人的帳目進行審計；在俄羅斯，雇主必須提交報告說明雇員工資以及每季度向各基金管理部門支付的稅款。每個雇主向銀行支付的款項均被記錄在基金管理部門的電腦系統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通過比較銀行款項與雇主提交的社會保障稅清單上的數字來核定雇主是否繳納了正確的稅額。

所有國家都依靠征收機構的內部審計和國家審計來保證稅法的正確執行，并使社會保障稅稅款不被挪做他用。例如，加拿大收入署將納稅申報表所反映的年度養老金和失業金與按月申報的實際額對帳，對兩帳不符的雇主進行審計；加拿大收入部準備加拿大公共帳戶的帳務報表以及所有政府部門的帳務報表，說明收入與支出，并接受總長的審計。審計總長起草“加拿大公共帳戶”，該帳戶內容包括政府的財務報表，表達審計總長對報表的意見和看法。德國的大病基金、養老基金、長期醫療基金和聯邦就業服務機構都擁有內部審計權，而該國的聯邦社會勞工事務部連同審計總署對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和各項基金實行審計監督。美國財政部每天公布其中央銀行主要帳戶的現金流入和流出量。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機構的保險統計和管理人員會監控這些報告以確保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得到適當的運用。政府帳戶的現金流動情況每年有政府聘請的獨立審計師或財政部的總檢查員審計。這些審計在美國會計綜合辦公室的監督下進行，該辦公室將其監督結果匯報給國會。

各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各自國家的政府資金管理系統對社會保障基金進行財務管理，另一類是社會保障機構擁有自己的資金管理系統。前者的典型國家是美國，該國征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先存放于全國各地商業銀行的聯邦財政部門的帳戶中，然后轉入中央銀行中財政部的主要經常帳戶中。所有的社會保障資金管理和投資活動均由財政部長統一控制和管理。采用這類方式的國家還有加拿大和瑞典等。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德國，該國的各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所收取的稅金以及需要支付的福利費。采用這種方式的國家還有俄羅斯等。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各國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機構與其社會保障稅的征收部門是對應的。由稅務當局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其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部門往往是該國的政府資金管理系統，如美國、瑞典和加拿大；由社會保障機構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其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部門通常是該國的社會保障機構的資金管理系統，如德國和俄羅斯。這主要取決于各國社會保障機構的地位與作用。

各國一般都將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用于投資，以使這部分社會保障稅保值增值。比如，美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以用于國債投資，投資活動由財政部運作并由不同的社會保障機構監督。加拿大和瑞典指定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管理這些積累下來的稅款提留。委員會可以投資私營企業的證券，但這種運作由國家政府監督。所有收入在轉入社會保障委員會帳戶之前必須經由國家政府帳戶轉出。

六、社會保障稅國際比較對我國的借鑒

(一)我國社會保障稅在社會保障支出中應占的地位

筆者認為，我國應采取主要依靠社會保障稅取得社會保障資金的模式。一方面，鑒于當前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能力，征收上來的社會保障稅無法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資料，目前僅全國540萬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口就達50億兀以上，全國養老保險基金今年的收支缺口也將在100億元以上(經濟日報，2001年7月5日)。本著平穩過渡的原則，社會保障費改稅后，收入不會大幅度地增加，這就必然要求用一般稅收等其他方面的資金予以彌補。另一方面，社會保障稅又必須占社會保障基金中的絕大部分。因為公眾有這樣的心理傾向：享受的福利多多益善，交納的稅費則越少越好。九十年代后西方各國普遍出現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稅費的繳納與收益脫節，責任與權利相分離。如果以一般稅收作為社會保障基金的主體，就會破壞個人所繳納的稅費與其享受到的福利之間的對應關系，從而使我國政府面臨更大的壓力。

除用一般稅收彌補社會保障收支缺口外，還可將一部分國有資產拍賣收入轉化為社會保障收入。2001年6月國務院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凡國家擁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資者首次發行和增發股票時，均應按融資額的10％出售國有股。國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繳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這主要是由于過去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政策，社會保障費用沒有包含在工資之內，國家予以預先扣除，直接變成了新固定資產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因此對過去為國家創造了巨額財富的下崗人員，國家理應將一部分國有資產的拍賣收入劃歸社會保障部門，作為下崗職工理應獲取的社會保障待遇的一種補償。

(二)我國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城鄉差別較大，加之戶籍管理嚴格，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應以采用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為宜。即對于城鎮勞動者，根據不同保險項目支出的需要，按承保項目分項設置社會保障稅，分別確定一定的比率從工資或薪金中提取。根據實際情況，本著循序漸進、逐步發展的原則，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應設置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四個項目，等到經濟水平進一步發展后，再逐步增設其他項目。在目前欠繳社會保障費的企業比率較高的情況下，這種征收與承保項目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專款專用，返還性非常明顯的社會保障稅設置方式有利于減小征收阻力，使社會保障稅應收盡收。此外，采用這種模式的社會保障稅設置方式還可以根據不同項目支出數額的變化調整稅率，以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對于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收入較難核實的農民采用按各地區收入不同而略有差異的定額稅率征收，可以相應降低征管成本。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稅，一方面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防止我國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業已取得很大進展，截至1999年底，農村社會保障網絡已達19096個(中國統計年鑒2000)，這也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我國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

1、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納稅人包括企業、機構、城鎮勞動者個人和農民個人。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四個項目的納稅人分別如下：

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納稅人包括企業、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及其成員和個體勞動者。世界各國的工傷保險稅一般都由雇主負擔，對不同行業規定不同的稅率，從而達到福利中的成本分攤到相對的行業和產品中去，以及激勵雇主創造更為安全的工作環境的目的。相應地，我國工傷保險的納稅人包括企業、行政機關、事業單位。

2、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稅基

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稅基是工資總額。具體分為單位納稅稅基、個人納稅稅基。單位納稅稅基為全部職工應稅工資之和；個人納稅稅基為月實際工資額。為避免產生稅收爭議，月實際工資按國家統計局規定列入工資總額的項目計算。對收入較難核實的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采用定額稅率，根據月平均收入水平和稅率計算出應納稅額。

參照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做法，對個人工資收入超過平均工資一定限度的部分，免于征稅。目前我國應稅工資的最高限額可以規定為平均工資的3倍。

3、我國社會保障稅的適用稅率

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大多按不同的保險項目設置不同的差別稅率。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稅率不宜過高。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的考慮：首先，中國的企業近年來正處于產品結構調整時期，市場需求特征發生了變化，消費選擇性加強。很多企業對此很不適應，經濟績效下降，特別是國有企業，仍有不少處于虧損狀態，過高的社會保障繳款只能加重企業的負擔。其次，中國的高層次消費正在擴展，住房、養老、教育等將轉化為商品，這會促使中國居民調整支出結構。因此，如果讓工薪階層承擔較高的社會保障繳款，勢必約束整體消費進步和市場化改革。再次，中國有近13億人口，勞動力接近7億，如此龐大的勞動大軍，迫使中國只能走高就業低工資的道路，因而也就只能以較低的稅率征收社會保障稅。

據有關人士測算：在養老保險采用部分積累制的條件下，如果替代率從目前的80％下降為58％，養老保險稅率應為15％，企業負擔10％，個人負擔5％。在現收現付條件下，失業保障稅率可定為3％，企業負擔2％，個人負擔1％。醫療保障稅率可定為7％，企業負擔5％，個人負擔2％。工傷保險2％，完全由企業負擔。這樣，企業負擔的社會保障稅總和為20％，個人負擔總數為7％。筆者認為，這一負擔率是合理的。

對于收入較難核實的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可以參照美國的做法采用定額稅率。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除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外，其他單位職工的工資總額為9829元(中國統計年鑒，2000)，比照這一數額，個體勞動者的月收入可視為819元，按照上述比例，則個體勞動者每月應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定額稅率為：養老保險稅122．45元，失業保險稅24．57元，醫療保險57．33元，工傷保險16．38元。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的資料，1999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人為2210．3元，由此可以計算出農民應繳納的社會保障稅為396．781(即2210。3X”％)元／年。

在此基礎上，個人可拿出一部分收入投向個人養老帳戶，從而使高收入者自己提高替代率。

(四)我國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管理

職工應負擔的稅款。由所在單位在支付工資、薪金時進行源泉扣繳，最后連同單位所應負擔的稅款一并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的應納稅款，須自行申報，同個人所得稅一并繳納。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列入企業財務費用．可進成本；行政事業單位需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列入當年經費預算，納入同級財政預算。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可以從個人所得額中扣除，免交個人所得稅。

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后，由稅務機關負責稅款征收，將有利于降低社會保障基金的征收成本。利用現有稅務部門的組織機構、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征管，充分利用稅務部門在征管經驗、人員素質、機構系統方面的優勢，可以大大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資效率。

在納稅期限上，我國可采用按月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做法，這樣做既符合明確原則，也便于征收管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要求企業、單位定期向稅務機關提供報告，列明其上繳的社會保障稅稅款；此外，企業、單位每年還應向社會保障機構提供一份報告，上面列明其職工的人數、收入以及從每個人收入中代扣代繳的稅款。社會保障機構將這些報表作以比較，以核定其準確性。這樣做可以將社會保障資金的收和支分為兩個獨立的系統，便于加強資金運用中的管理，減少濫用和挪用的現象，有利于將社會保障資金的收支活動比較全面地納入規范的預算管理。

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應為財政部。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用于國債投資，以使這部分社會保障稅保值增值。

七、結論

篇（7）

社會保險擴面工作，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和下崗失業人員等社會弱勢群體的不斷增多，社保擴面的難度不斷加大。分析擴面難點，研究解決辦法是當前乃至今后推進社保事業發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參保擴面存在的困難與問題

（一）城鎮居民中弱勢群體比重過大，參保繳費存在一定困難。近幾年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城鄉就業一體化的快速推進，人員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城市之間流動加速，勞動力供需矛盾、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就業再就業及社會保障工作正面臨著巨大壓力。主要表現在：（1）國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大量企業關、停、并、轉，下崗職工群體不斷擴大，再就業問題尤其是4050人員的再就業問題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根本解決。（2）城鎮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安置難度越來越大，一是城鎮未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由于不愿從事服務性行業工作，造成大量沉淀。二是隨著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3）農村大量閑置勞動力進城務工，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的供求矛盾。（4）城鎮居民中老、弱、病、殘、幼等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尤其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一問題更加嚴重。

（二）部分地區地方政府對社保擴面缺乏支持力度，未能有效地組織和協調所屬各部門共同抓好社保擴面工作。（1）有的地方政府認為社保擴面會破壞當地的招商引資環境，會限制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地方官員的政績也關系不大，因此在思想上存在著等、靠、要的觀念。（2）社保擴面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配合的情況下，僅憑社會保障部門獨力支撐很難取得較大進展。

（三）經辦機構能力建設亟待加強。目前各地經辦機構普遍存在著設備落后、人員短缺、規章制度不健全的問題，而且基層鄉鎮、街道社會保障平臺建設仍處于初始階段，工作效率低、服務質量差的問題十分突出。經辦機構能力的欠缺給群眾參保帶來不便的同時也相應地推遲了社保擴面的進度。

（四）勞動監察執法及社保擴面宣傳缺乏力度。主要表現在：（1）企業（尤其是個體、私營企業）經營者法律意識淡薄，部分業主為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故意不簽訂勞動合同，不為員工辦理社會保險。在這部分企業中，隨意拖欠和壓低工資、超時加班、任意辭退員工現象比較普遍，這不但使勞動監察部門處罰缺乏法律依據，也給勞動者社會保險的參加和接續帶來了困難。（2）勞動者缺乏對法律知識的了解，維權意識差，在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敢據理力爭，也不敢向有關部門舉報以維護自身權益。（3）我國社保事業起步較晚，群眾缺乏對社會保險政策的了解，對社保擴面對自己帶來的利好以及對社會和諧穩定所發揮的重大意義知之不多，有的甚至把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混為一談，認為社會保險擴面是以營利為目的推銷的保險產品，思想上存在著抵觸情緒。

二、破解社保擴面難題的幾點建議

（一）把解決就業再就業問題、促進經濟加快發展問題與做好社保擴面工作緊密結合起來。（1）就業問題是民生治本，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做好就業再就業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把就業再就業問題作為“民心工程”、“和諧工程”堅持不懈地抓緊抓好，努力拓寬就業渠道，挖掘就業崗位，解決好百姓的穿衣吃飯問題，讓他們獲得穩定的經濟來源，促使百姓由被動參保向主動參保的轉變，真正實現百姓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傷有所治，這才是從根本上破解社保擴面難題的最佳途徑。（2）社保擴面的根本出路在于擴大就業，擴大就業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各級地方政府務必千方百計地抓好地方經濟建設，不斷壯大公共財政實力，為民眾參加社會保險提供更多的財力支撐，切實減輕群眾的經濟負擔，提高群眾的參予熱情。

（二）各級地方政府要加強領導，密切配合，確保社保擴面工作取得實效。（1）實行領導包保責任制，建立由主管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其他領導配合抓的領導責任體制。主管領導要親自調查研究，全面掌握情況，及時解決社保擴面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要組建工作小組，強化目標責任制，做到責任到崗，任務到人，確保按時完成社保擴面的階段性目標。（2）組織和協調各部門齊抓共管，形成合力。財政部門要籌措和運用好社保補貼基金，確保補貼基金及時、足額到位；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要加大對企業（特別是非工企業）的監察力度，規范其用工行為，對故意逃避參保及惡意拖欠社會保險費等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要依法從嚴懲處；其他相關部門要在立項、審批、統計、征費、年檢、以及考核評比等各個環節對企業參保情況進行嚴格把關，全面推進社保擴面工作取得新進展。

（三）切實加強經辦機構能力建設，提高辦事效率和工作質量。（1）各地要在深入全面領會國家社會保障政策的基礎上，通過調查研究，制定出臺符合本地實際的社會保險參保擴面操作辦法和實施細則，促使社保經辦業務走上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2）加快社會保障平臺建設，一是加大基層社保經辦人員的培訓力度，提高業務素質。二是加快網絡建設，提高信息化水平和辦事效率。通過社會保障平臺，把經辦機構的觸角延伸至各鄉鎮、街道，為群眾辦理參保提供方便條件。（3）切實提高經辦機構（尤其是基層經辦機構）的服務質量。一是通過組織基層經辦人員以上門走訪、入戶調查、預約服務等多種形式，開辟群眾（特別是老人、殘障人士）參保的“綠色通道”，方便群眾參保。二是對已經參保繳費的企業和個人實行跟蹤服務，隨時解決他們在參保繳費、享受待遇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熱情的態度和周到的服務贏得企業及廣大群眾對社保擴面工作的支持。

篇（8）

據筆者所知目前大多數檔案館的年利用人次、卷次是不盡如人意的與國外檔案館的利用率無法相提并論從檔案的利用范圍來看更多的是為領導機關服務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服務的比例很小。

二、社會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差

人們對檔案館的性質、地位及其工作職能幾乎一無所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影響了人們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阻礙了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檔案館宣傳工作沒有到位

近幾年檔案部門在社會上開展了多層次的宣傳活動。但這些宣傳活動一般是針對檔案法規及檔案工作自身而展開的對檔案館的宣傳卻未能做到同步進行。另外我國的檔案工作者歷來崇尚“默默無聞”檔案館工作人員更是如此只滿足于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頭腦中缺乏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及取得的勞動成果加以宣傳的意識從而影響到社會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

二、館藏匱乏

面向公眾為社會提供檔案服務必須有豐富的館藏作為后盾。從目前來看檔案館尤其是區縣級檔案館館藏匱乏是影響其社會功能發揮的重要因素。從館藏結構上看雖稱得上“門類齊全”但通常只被領導機關利用的文書檔案占大多數科技檔案、聲像檔案等卻很少。從檔案內容上看真正具有查考價值的檔案實在不多可為社會公眾所用的檔案就更少了。

三、服務水平不高

檔案館功能的實現主要體現在檔案服務上。服務質量的高低必然會影響到檔案館社會功能的發揮。目前大多數檔案館的服務水平尚有待提高。主要表現在

一利用方式單一

對于許多檔案館來說坐等利用者上門采取被動服務是主要的服務方式。而結合本區域內的中心工作提供主動服務針對館藏檔案內容開展方便、快捷的檔案咨詢等行之有效的利用方式仍然是“寫在紙上掛在嘴上”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二利用效率不高

這里所說的利用效率不是針對檔案館工作人員而言的查全率、查準率而是指利用者進出檔案館大門的麻煩、手工檢索的繁瑣、服務設施的不完善、閱覽環境雜亂等一系列問題導致了檔案利用效率的降低令有些利用者望而卻步。

三編研工作缺乏成效

檔案館編研工作起步較晚。截止目前雖有一定數量的編研產品但大部分為應付升級達標匆匆而就質量不高實用性不強利用范圍狹窄利用效果不顯著。因此編研工作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上述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礙了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要改變現有狀況充分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筆者認為應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

一、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開展檔案館宣傳工作

一組織宣傳活動

近幾年檔案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面向公眾而進行的形式不一的宣傳活動此起彼伏。各級檔案館應抓住每一個機會向社會展示自己。可通過懸掛條幅、印發圖片、回答公眾咨詢、贈送紀念品以至舉辦宣傳周、宣傳月等方式強化公眾對檔案館的認識。二借助新聞媒體的力量進行宣傳

電臺、電視臺、報紙等新聞媒體是宣傳檔案館的最佳場所是溝通檔案館與社會公眾的一座橋梁。檔案館與新聞工作者團結協作采取“廣而告之”的方式向公眾宣傳檔案館及檔案館工作成果介紹館藏檔案內容勢必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創辦刊物加強宣傳

檔案館可創辦刊物在自己的宣傳媒介上設立園地公布館藏檔案目錄及館藏檔案史料登載檔案內容簡介、介紹檔案館知識并在一定范圍內發行以達到宣傳檔案館的目的。

四設立宣傳欄

檔案館在自家門前或選擇適宜場地長期設立宣傳欄將檔案館工作、館藏檔案內容定期介紹給公眾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可大大加深社會公眾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

除上述幾種方法外檔案館還可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在各類節日期間印制明信片、賀年片、日歷卡等免費向社會公眾散發盡可能地宣傳檔案館工作。

筆者認為開展多種多樣的宣傳應遵循長期性的原則那種“轟轟烈烈一天默默無聞一年”的做法是收不到多少成效的。

二、做好檔案館各項業務工作充分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

檔案館為社會提供服務使檔案價值得以實現從而發揮其社會功能要通過各項業務工作的良好運轉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做好館內各項業務工作是使檔案館社會功能得以發揮的前提。

一豐富館藏、創造條件

沒有豐富的館藏“實現檔案館社會功能”就成為一句空談。豐富館藏任重而道遠因而也一直是檔案館工作者乃至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目前在豐富館藏工作中應著重注意以下二點

1豐富館藏應注重質量

多少年來由于國情的限制、認識的不足以及有關法規的不完善“豐富館藏”被片面地理解為只是館藏數量的增加。量的多少成為檔案館是否壯大的標志，甚至被作為檔案館增編進人的條件從而導致了館藏量的大幅度增加大部分無價值的檔案被冠以“永久”、“長期”之美名多年藏于庫內留之無用棄之可惜既無助于檔案價值的發揮也給檔案鑒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因此豐富館藏必須克服重量不重質的缺陷在修改、完善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將確實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收集進館。

2做好檔案征集工作

征集是檔案收集工作的主要方式也是豐富館藏的重要途徑。從實踐上看征集工作不像接收工作那樣受進館年限的限制在時間的掌握上具有靈活性。另外征集工作范圍較廣不只是面對領導機關還要面向社會。所以通過征集方式進館的檔案從價值上來說更具有社會性這就為檔案館發揮社會功能奠定了基礎。

開展征集工作是很艱難的它要求征集人員必須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極大的工作熱情要有正確判定被征集檔案價值的能力要及時收集有關信息確定征集目標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學知識正確處理與被征集者的關系還要將征集工作作為一項經常性、長期性、連續性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征集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做好檔案開放工作

檔案開放就是在無損國家和個人利益的前

題下將檔案向社會公眾開放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檔案的價值。所以做好開放工作是保證檔案館社會功能得以實現的一個主要方面。開放檔案時應嚴格依照檔案法及有關法規認真篩選、審慎鑒定符合開放條件的檔案必須向社會開放另外應做好開放檔案的宣傳工作通過公告等方式向社會公眾公布開放檔案目錄介紹開放檔案內容以便社會公眾知曉為開放檔案之利用創造條件。

三提高編研工作水平

編研工作是檔案利用工作的較高形式是開發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的重要手段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檔案館社會功能的發揮。從目前實際工作來看檔案館（尤其是區縣級檔案館編研工作水平有待提高。筆者認為應做到以下兩點

1加強編研力量

編研工作開展起來周期長見效慢因此在一些檔案館未得到領導的高度重視。無論在機構的設置上、人員的配備上還是職能的安排上都存在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給編研工作的開發增加了難度。只有加強編研力量增加人、財、物的投入為編研工作開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才能保證編研工作的正常開展不斷提高編研工作的水平。

2提高編研產品質量

撰寫出具有較高使用價值實用性較強易于傳播的編研成品才能說明編研工作在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提高編研產品的質量要求編研人員必須堅持實用性的原則。這一原則應貫穿編研工作的整個過程。

四運用電子計算機參與檔案館的管理與利用工作

電子計算機的高效、準確有助于實現檔案館的社會功能。從目前來看應努力做到以下兩點

1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提高工作效率

現在一部分檔案館雖然配備了電子計算機錄入了不少檔案信息并編制了各種專題目錄但并沒有真正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一方面是由于適用的管理軟件尚未出臺另一方面有些檔案館把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看作是實現現代化管理的“花架子”尚未認識到實現計算機檢索的迫切性。因而檔案館工作效率不高影響了其社會功能的實現。檔案館工作人員要提高認識并與科研部門積極合作盡快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

2建立信息聯網實現檔案信息資源共享

檔案作為一種信息若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必須進入信息高速公路進入社會的大信息網絡這是實現檔案館社會功能的最佳手段。筆者認為目前應做到兩點第一檔案系統內盡快實現三級聯網。即市館、區縣館、檔案室三級聯網使檔案信息在較為廣泛的范圍內得以交流為檔案價值的實現創造條件。第二盡快加入公共信息網使檔案信息的利用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檔案館的社會功能。

五舉辦展覽建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近幾年檔案館社會教育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舉辦展覽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發揮這一功能的主要方式。筆者認為舉辦展覽應抓住時機配合國家大事或本區域的中心工作而開展同時應因地制宜不必拘泥于形式那種非要辦出規模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三、進一步提高檔案館工作人員的素質

檔案館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較高的素質在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提高素質應做到以下兩點

一鉆研業務提高工作水平

篇（9）

梅灣是江西宜黃縣一個純山區的小村莊。全村分為5個村小組，總共138戶人家，總人口597人。其中，有52戶上門姑爺，招贅婦女占已婚育齡婦女總數的46.4％，招贅婚居模式占總戶數的37.7％。梅灣村招贅婚姻的歷史并不是很長，大約從解放初期開始。以前，因為盛行比較嚴格的父系家族制度，所以招贅婚姻很少，而且即使有，也認為男到女家結婚落戶是一種恥辱，入贅郎仔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都很低，得不到族人的承認，受到他人的歧視、排斥。有的地方甚至以上門女婿是外來人口為由，不分給他們土地，不讓他們入戶。

梅灣作為一個小山村，耕地、山林資源非常豐富，人均1.6畝耕地，有的組甚至達到了2.2畝。當地村民就地取材，房子基本上是純木結構的兩層小樓，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勞動力來本地做工或做手藝，比如木工、篾工。時間長了，覺得當地經濟條件還不錯，就留下來做了上門姑爺。從個人和家庭因素這方面來看，50年代－70年代末期，招郎出去的家庭一般都生活比較困難，家里子女較多。例如有一個家庭，家里有九個兄弟姐妹（六個男孩、三個女孩），于是兩兄弟都出去招郎。而且既然招贅上門，不用給女方家任何彩禮。現在情況有所變化，年輕人出去打工的多了，從外面認識了男孩，帶回來做上門姑爺。此外，政府的引導與扶持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梅灣村的現任和前任村支書都是上門姑爺，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贏得了村民的信任，被選為村支書，于是對上門姑爺實行了傾斜政策，如可以同樣分得土地、山林和申請宅基地，能力強的入贅女婿可以擔任村組干部，使他們享受到與村民同等的待遇。后來，當地的縣、鎮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針對男到女家落戶家庭的獎勵與優惠政策，如給夫妻雙方辦理養老保險、獨生子女辦理健康平安保險并進行成才獎勵，可以優先承包魚塘、荒山，優先安排木材砍伐指標，優先得到扶貧貸款等，并明確規定在耕地調整、山林開發等方面，上門女婿享受當地村民同等待遇，在宅基地審批上優先考慮。當地的政府干部為了從輿論上引導這種婚俗新風尚，還親自為年輕人牽線搭橋或當證婚人，為上門姑爺舉行招贅集體婚禮，鼓勵男到女家落戶。

（二）招贅婚姻的特點

在梅灣，招郎家庭在準備結婚時一般都簽有招郎契約，這種做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招郎契約屬于一種規范性文約，在農村，招郎契約比結婚證看得還重要，一般是先簽契約，后領結婚證。

篇（10）

按照指導意見，新農保的試點將于今年啟動，試點覆蓋面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至于養老金待遇，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支付終身。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55元，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這意味著，這一制度將使農村中的每個老人都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制度性老有所養。

這一制度和先行一步的城市社保制度對接，將形成一個完美的社保覆蓋網，惠及全體國民。

篇（11）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較為迅速的一門理論，但由于其內容比較新且發展較快，國內學者在社會資本這一理論的使用上出現不少誤區，因此，有必要對該理論的發展進行梳理。本文將從資本的發展歷程入手，進而詳細介紹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

從資本到社會資本

所謂的資本最早指的是物質資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具體的內涵是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和以貨幣形態表現的生產性資源。在經濟學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大都僅指物質資本，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就一直強調財富是物質產品，認為增加國民財富的途徑是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分工，資本積累量的大小是經濟增長率高低的關鍵，他們所說的資本就是指物質資本。使用了同樣的資本內涵，并在李嘉圖思想的基礎上，凱恩斯創造了一個宏大的體系。而在人文社會研究的歷史上，使用資本這個概念最為著名的莫過于馬克思了，他(1849)認為，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于生產以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料。顯然，馬克思的資本也是物質資本，它的資本理論是有關物質資本的資本理論，后來被林南(NanLin，2001)稱為古典資本理論。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時間里，資本都是指與土地、勞動并列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它以實物和貨幣（金融）形態出現，也被叫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統稱物質資本。

隨著資本研究的逐漸深入，在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C•Schulz)、約翰遜(ChalmersJohnson)等發現人力也是種資本，資本可以存在于個體勞動者之中，它不是僅僅以實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現的。舒爾茨在1960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人力資本（humancapital）的觀點，他認為人力資源應該被視為“一種資本形式，一種產品的生產手段和一種投資產品”（1960）。幾乎是同時，約翰遜（1960）也提出，因為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勞動者已經變成了資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質資本又同屬于資本類別的人力資本。貝克爾（1964）則對舒爾茨的理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一個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建立起來了。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力的能力、技術水平等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個社會擁有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健康工人決定了傳統的古典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資本的投資則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這就是經濟不斷保持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貝克爾，1987；舒爾茨，1992)。

以上理論都在后來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在研究上有著巨大的意義，它修正了主流經濟學對資本的界定，大大擴展了社會財富創造中的資本概念，揭示了從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轉化過程中，人的知識和創新能力在財富創造中的決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巨大潛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人力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資本的內涵有了很大擴展，資本理論往前垮進了一大步。此后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的腳步不斷加快，在人力資本理論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理論興起了。首先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會學領域使用了社會資本概念，把它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并列，幾年之后，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國社會學界并用它來解釋人的行為。

社會學與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80年代，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在《社會學研究》上撰文，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界定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概念差距較大），他認為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同為大家共同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占有聯系在一起。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認的，并且是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Bourdieu，1985)。不難看出，在他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的集合體，而且這個集合體是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的。布迪爾是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起來的社會學家，他對社會資本的這一界定也把社會資本放到了社會學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在進一步的論述中，布迪爾把資本按照形式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從社會學的角度，他認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他們都屬于資本的范疇，對其進行投資都是有回報的，同時，社會資本又和經濟資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稟賦的，是在后天人們的活動中產生的，是看不見的，屬于無形資產。

布迪爾的文章發表后三年，在美國，一位叫詹姆斯•科爾曼(JamesColeman)的社會學家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了《作為人力資本發展條件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國社會學領域完整地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把社會資本引入了美國學術界，他認為在解釋人的行為時，除已有的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外，還必須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撰寫此文的目的在于說明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認為離開了前者，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實現。在得出結論之前，科爾曼先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界定，把社會資本定義為是“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其內容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社會中的個體只有通過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和社會網絡的聯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網絡攝取，才能得到社會資本的回報。Coleman(1988)給出了社會資本的五種表現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與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他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不可轉讓性；對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在科爾曼提出社會資本理念的同時，林南（NanLin）等社會學家也在關注著社會資本的發展，與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是從社會網絡出發，視角在于“關注社會資本的使用”。林南在社會網絡的研究方面享有廣泛的聲譽，他（2001）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嵌入在社會結構當中的流動的并且可以通過目的性行動來攝取的資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來，社會資本是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社會資本有三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涉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個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運用或動員這些資源。林南從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關于非經常互動和低親密度的“弱聯系”的概念出發，認為弱聯系網絡與強聯系網絡相比能提供更多、更豐富和更易獲得的社會資源。

科爾曼系統地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則把社會資本引向比較精細的方向，他（1993）認為，社會資本是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并提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

社會資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會學上使用并得到巨大發展的，社會資本理論方面的大多數名家也都是社會學家，但這些社會學家在思考社會資本時又往往采用經濟學的方式，同時也用社會資本理論來探討各種經濟學現象和問題，這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在經濟學領域有了很大發展并得到廣泛運用。

經濟學管理學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引入與發展

經濟學界首先關注社會資本的經濟學家是盧里（Loury），他在對勞動力市場研究中發現，以社區的社會資源所體現的社會資本決定了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收入和就業機會。盧里（1977）在比較了生活區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發現，通過實施對種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機會均等計劃并不能使得這些黑人孩子在長大后能獲得其他孩子一樣的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同等收入與就業機會，原因在于他們所處的社區環境中可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通過這一研究，盧里在經濟學領域內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區中隱含著社會資本。他還認為，經濟學中的“完全的利己主義”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個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在于，現實中的人不是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鑲嵌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

盧里的理論給了科爾曼很多啟示，他于1988年在美國學術界引入社會資本概念并把他系統化時，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并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研究，1990年他又擴大觀察對象，增加了社會資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會資本的內容從水平型聯盟擴展到了垂直型集體以及不同實體之間的行為，垂直型聯盟的特征是科層關系和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這就涉及到了微觀經濟學方面的內容。總之，鑒于科爾曼社會資本方面理論的系統性，雖然他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提出社會資本的，但他的很多觀點成為了經濟學進行社會資本研究的基礎。

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關系力量”假設時，強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于社會關系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這種大范圍的社會信任結構就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體的規則性期望，有效阻止了違反“互惠性”義務行為的發生，從而大大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學者雖然在經濟學上使用了社會資本，但他們最終研究中心還是在社會學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現讓社會資本全面進入了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引起了社會科學界乃至整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重視，他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理論和觀點也使得自己成為了社會資本研究史上繼布迪爾和科爾曼之后的第三個標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時候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的，他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探索了經濟現代化程度與制度績效之間的關系后發現，僅僅將南北制度績效上的差異歸結為南北方經濟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們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歷史中尋找根源，運用了大量證據有力地證明，公民生活的差異在解釋制度成功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定義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意大利最富經濟活力的中北部地區賦有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家具、農業機械、制鞋設備、優質陶瓷和瓷磚等“集群”(cluster)產業，這些網絡組織使得小企業在專業化的基礎上既能獲得規模經濟，使得地區經濟充滿了活力；而南方地區所具有的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而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他們的家族企業之間也一樣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了無論在創新性，還是在企業活力和企業競爭力方面都無法與中北部的企業相提并論，使得南方經濟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認為，南方差距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們的社會資本存在差異，社會資本通過推動和行動提高了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會資本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南方經濟落后這一現象。

普特南（1996）認為，社會資本逐漸被認為是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他指出，許多有關農村發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當地的經濟增長來說，由當地基層協會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網絡同物質投入、適合的技術一樣必要。

就社會資本對經濟產生影響這個觀點來說，普特南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后來的學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別從創新、制度經濟學、經濟發展和國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會資本，發現當各方面都以一種信任、合作與承諾的精神來進行經濟交往時，就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也能提高生產率。

在管理學領域，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得到最大運用和發展的是美國學者伯特(Burt)，他的“結構洞”理論指出，如果有經濟體（企業）能與結構洞兩端的個體（組織）都建立起關系進而跨越機構洞，它就可以同時使用兩端個體（組織）的資源并因此而獲得競爭優勢，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最后勝利。

在理論研究進行的同時，有關社會資本的實證研究也在同時開展，相關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會資本理論觀點的正確性。這其中萊克和基費（Knack&Keefer，1995）、扎克與萊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社會資本能帶來經濟增長。在國內研究中，張維迎（2002）、張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和信任對經濟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張廣利（2004）驗證國外有關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適用程度，并比較中西方社會資本差異。

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爭議

由于社會資本理論發展的歷史比較短，研究學者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群體是否封閉、測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的領域，以科爾曼和普特南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屬于公共財產，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的兩個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會資本可能有明顯的排他性和對整體社會的消極作用。

在社會資本會促進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學者的認同。有學者（Honget等，2001）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iguel等（2001）認為不是社會資本帶來了經濟繁榮，而應該是相反。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羅雖然斷言世界上許多經濟落后地區，市場經濟不發達可由缺乏相互信任來解釋，但他卻認為這和社會資本無關，甚至認為社會資本根本不能被稱為資本。以上爭議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