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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際協調;會計國際化;會計環境;會計標準
會計國際化是一個國際協調的過程,將來世界各國都要參與到這個協調過程中來,它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所面臨并應予關注的問題。會計國際協調的動力是經濟利益,會計國際化實質上就是各國的利益協調,因此,世界上各個國家都要參與到這個協調中來,中國更要參與到這個協調中來,并且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發展的會計國際化道路。
1會計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趨
世界貿易的飛速發展和全球資本市場的快速流動,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正在迅猛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融入到國際經濟潮流中,任何國家如果要脫離世界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而謀求自身較高水準的發展是難以實現的,隨著我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我國的經濟大門將向世界敞開。國際貿易的發展,使我國經濟與世界各國經濟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賴,相互促進,這樣超越國界的經濟,必然要求作為通用商業語言的會計,要有統一的“文字”和“規格”,以消除語言障礙,為國際經濟交流和國際貿易發展提供便利。
隨著科技革命的突飛猛進,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響著會計信息使用的全過程??梢哉f,正是因為信息技術革命才為會計國際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世界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各國際或者區域組織在國際協調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為推動會計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力量。
2從實際出發,確立正確的會計國際化態度
中國要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會計協調。促進會計的國際化。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國家發展需要資金,為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工作。引進外資需要相應的投資環境能合理保護外商投資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國傳統的會計制度,是建立在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外國投資者很難看懂當時的會計報表(三段平衡式的資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礙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投資,為此,中國必須走國際化的道路。
盡管我國目前尚沒有完全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但是中國實際上也是國際財務準則的使用者和受益者,為此,中國一直以十分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會計協調,并支持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包括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推動全球會計準則協調與趨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會計改革和會計標準建設過程中,我們認識到推動我國會計的國際協調對于改善我國投資環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國國情,立足于我國當前的會計環境下,我們應該積極地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協調,除非相關的國際會計慣例與我國的法律法規存在沖突或明顯不切合我國實際。當前,我們需要繼續關注國際國外會計準則的最新發展,必須密切關注國際會計準則建設和國際會計協調的步伐,研究國際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協調的重點問題,緊跟我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及其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并與我國的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國際會計資源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同時也推進我國的會計國際化進程。
3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會計國際化道路
對處在經濟轉軌時期的我國來說,我們不應被動消極地接受其他國家協調的結果,而應積極地參與會計國際化進程,利用國際會計資源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一方面,我們既要密切關注國際會計協調的發展和動向,充分借鑒吸收有益的技術和經驗又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不簡單照抄國際會計準則;另一方面,我們更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際會計協調的進程中,施加我們的影響,使國際會計準則也能解決我們國家所面I臨的一些特殊會計問題。
從市場本身的發展看,我國市場經濟尚處于發育階段,企業間的交易行為不十分規范,市場競爭不充分,公允價值難于形成。特別是國有企業相互之間的交易比較多,且關聯交易較為普遍,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為上市公司粉飾財務報表有了可乘之機。而對這種情況,我國不得不對非貨幣易準則進行修訂,從我國實際出發,要求企業將所有非貨幣易均作為同類非貨幣易處理,同時我國對債務重組等交易的會計處理規定,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從企業監管和業績評價看,根據我國的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對公司進行監管和評價的主要指標是利潤而不是未來的現金流量,強調的是過去的會計信息。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規范的重點偏向利潤表對利潤指標較為重視,而國際財務報告準確規范的重點是資產負債表,按其提供的會計信息側重于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我國現行會計準則側重于規范利潤表與國際會計準則,關注資產負債表是兩種不同的觀點,所遵循的會計原則也不一樣,這就使我國會計準則在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披露等方面難于實現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完全一致。
從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國的法律體系屬大陸體系。法律條款規定的內容必須予以遵循,相應地,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中也要體現涉及國家法律規定的相關內容。比如,我國(公司法>規定企業應從稅后利潤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積金等,這些法律規定必須寫進我們的會計準則和制度中,通過企業的會計核算在企業對外提供的財務報告中予以提示。
從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來看,在中國,國有控股企業居多,國家是企業最大的股東,社會公眾等投資者則是一些較為離散的小股東,機構投資者較少,與西方國家的上市公司有著明顯的區別。
為此,我國現實的選擇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鑒國際會計準則,盡量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協調,但又不簡單地照抄國際會計準則,要從中國現實的會計發展實際出發,主動地協調而不是被動的接受。所以在我國的會計國際化過程中要從內容、形式等多方面體現中國特色,不僅考察其技術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產生的環境背景;不僅要重視現在環境下的適應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國會計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對會計國際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轉雖然會計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注重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否則,不但問題無法解決,并且可能導致會計信息出現混亂或者失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經濟的健康進行,由此帶來的改革成本和風險是巨大的。各國的會計國際化都要有一個過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國直接采用現成的國際會計準則,而是充分尊重各國環境,研究各國存在的特殊問題,不斷調整改進,完善國際準則,使之適合各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會計環境與國際會計準則針對的發達市場經濟環境顯然是存在差別的,因而我國會計標準與相應的國際會計準則所存在的不一致之處是受我國的現實環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們應向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積極反映我們存在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我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與發展,我們將會更廣泛地與國際會計準則保持協調。
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如英國的會計國際化協同進程的方式方法,抓緊研究我國會計國際化的動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會計國際化的具體步驟和處理方式,將對推進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頗有助益。首先,在會計準則國際化的進程中,最基本的是應達成與國際會計準則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會計術語和內容都相當準確一致,各個具體準則制定中均可依賴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標和基礎之上進行具體準則的協調進程,單從會計的角度考慮,這無疑會減少協調中的磨合,加速協調的進程,為中國會計準則最終國際化奠定良好的基礎和開端。其次,加快會計準則國際化制定進程,以適應經濟高速國際化的需要。制定我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化進程表,深入分析國際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著手進行準則間的詳細分析和差異對比,使我們會計國際化走上系統性,實質性議事日程。再次,中國會計的國際化包括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和會計實務的國際化兩個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動會計準則的國際化之外。如何盡快提高會計實務的質量,實現會計實務操作的國際接軌是會計國際化的又一項重大艱巨的任務。
我們要全面正確認識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以及如何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新構架下發揮我們的作用。從而使國際會計準則更多地兼顧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和需求,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挑戰。一方面,我們應當更加全面、廣泛地參與國際會計準則制定工作,包括積極對征求意見稿提出意見等,另一方面,在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協調的同時,反映我國的特殊情況,盡可能地在國際協調方面施加我們的影響,以便在國際化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新格局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應該積極地與經濟背景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國家開展區域間溝通、對話和合作,以提高我國在國際會計協調中的影響力。此時,我國更應當加強與亞洲國家會計機構間的溝通與合作,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和國際化會計準則提出意見和要求,可以擴大亞洲國家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影響,使之更多地體現亞洲國家的情況和需求。并確立我國在亞洲國家會計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進行會計改革,實現我國會計的國際協調。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會計人才隊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國整個會計人員隊伍素質不能滿足會計改革和進行國際協調的需要,做好會計的培訓工作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不僅財會人員需要學習,單位負責人也應當能夠了解一些會計知識,還有監督、檢查等部門也需要接受新的會計知識。另一方面:面對我國會計的日益國際化,國內的會計人員不有只重視國內,而要將眼光放遠于世界,將自身的知識與國際化的會計潮流相融合,這樣才能夠更加促進我國會計的國際化進程,逐步提高我國會計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
管治是西方近來興起的概念。通常我們認為西方國家是所謂的“市場經濟”,這種認識忽略了其國家機器的強大管理功能。這種功能是在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的上層建筑也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義”轉型引起了國家治理的危機(Jessop,1998)。
國家由此不得不尋求新的方式(如與私營部門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現了所謂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轉變”。
管治概念中國古來有之?!顿Y治通鑒》集成了帝國管治的精華。尋求天下大治,無非是掌握天時地利人和,明察各種關系,以達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當然不盡相同。
因此,管治實為一種視野,我們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體管治形式。
2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
資本主義力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整合,危害了邊緣民族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由此而生,是對這種勢頭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東西對峙。唯有國家才可承擔此重任。感嘆封建和半殖民的舊中國是“一盤散沙”。這種無組織狀態是實行快速工業化的最大障礙。對資源調動和社會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消費方式的集體化。比如,住房的單位分配即為一例。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產生于對無序社會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其合法性不僅建筑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機。
3管治基礎的改變
市場經濟改革轉變了原有的基礎。在國家內部,為了建立激勵機制和轉移中央壓力,實行財政放權。放權形成了計劃外資本循環和地方主義。在地方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在實行分稅制后有所改變,但出現了復雜的中央與地方的博奕關系。當地方政府對其可控資源的收益有穩定的預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謂的“企業式經營政府”的行為(Walder,1995)。在體制外,市場使體制外要素的出現成為可能。傳統上,單位關系是劃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主要標準。但當內外差別弱化時,此區分便失去了意義。
人力資源:隨著城市私有企業出現,私營、外資企業的職員們脫離了他們與國家單位系統的聯系。私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單位體系之外的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國有企業的職工們也開始放掉“鐵飯碗”,“下海經商”。通過“一家兩制”,諸多私營企業職員也可保持與單位系統的聯系,也就是說,一個家庭成員繼續在國有單位工作,以享有住房、醫療補貼及工作的穩定等種種待遇,而另一成員在合資公司或私有企業“掙大錢”。盡管如此,對體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單位本身的變化也在弱化職工和工作地之間的聯系。隨著單位社會功能的減少,城市從業者開始“走出單位成為社會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響。除了去私有企業工作,工人在國企重構中也有可能變為剩余勞動力。同時,伴隨大量下崗者,還存在與日俱增的離退休人員。因此,政府意圖切斷住房、就業和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將責任轉嫁給城市社區。
而最大的轉變則是城市中大量的農村移民。這一運動具有自發性,未經規劃,但與家庭紐帶或老鄉關系相關。移民一般難以溶入社區生活,因此他們保有“外來者”的特征。同時,戶口制度仍固執地將他們排斥于城市服務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變動性,對他們的管理成為政府的嚴重挑戰。
生產資料和基礎設施:市場經濟改革通過放松對一定生產資料的控制引入市場化。在1990年代中期,計劃分配的原材料份額大為下降,由此為終結多數工業原材料的計劃分配鋪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終采用了一種特別的“劃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理論建立了土地租賃體系(YehandWu,1996)。這一新系統的采用最終促成了國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職能上的放權。而在正規土地利用體系外則還存在不斷膨脹的“黑市”。
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場機制。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地方政府的負擔,除了專款支持的大型項目,基礎設施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與單位相聯系。而在改革時代,在土地租賃系統建立后,基礎設施投資開始發揮出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政府財政稅收等的巨大作用。
資本: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經濟與世界聯系起來。外資的流動性引發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外資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資本構成的貢獻,更在于它對非國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啟動資金。而民營的非國有企業也存在極大之活力,由此亦成為就業的重要資源。
空間:由房地產市場建立而起,內城變化開始加劇。戶口對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開始減弱。購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戶,或者施行所謂“人戶分離”。另一方面,自發的土地開發也在沖擊單一的單位空間。事實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單位的特征所決定。由于對單位的放權,國家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對土地利用規劃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國家通過增強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社區發展,加強由單位開發的,但游離于法規控制外的內城空間的“地域化”。而在單位系統無法觸及的城市空間,非正式空間出現了,例如“浙江村”。
總體上,社會復雜性增加了,這減弱了國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國家需要將各種要素聯系以整合為可管理的社會。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權力得到鞏固
與等級式的單位系統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區、縣,街道辦、城鎮、鄉,居委會、村)屬于“地方”組織。隨著單位體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組織開始承擔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對于放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工作,到私營企業去的人員,他們的人事檔案將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確證其身份。由此看來,國企工作是一種事實上的“身份證明”,包括“單位證明”,居住地則以戶口加以確證。隨著非國有企業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從屬于正式的單位,因此地方和社區服務就變得重要起來。
市政府:與中央在經濟發展中的轉變相適應,城市在經濟組織中的作用開始被確認。市政府開始在地方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角色從輔助國家項目轉向更積極的地方發展戰略制訂者。
城區:1960年代曾有過將屬于不同系統的單位整合進同一地方公社的嘗試,但流于失敗。1990年代后,這一嘗試重新出現。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個新的管理結構,謂之“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其中開始強調區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辦:嚴格地說,街道辦事處并不是政府層次而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與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補充性作用一樣,街道辦扮演著邊緣角色,承擔管理國家單位外人員的作用。
居委會: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區別在于居委會是一個“群眾自組織”。實際上,居委會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經費亦在地方政府預算之內。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鞏固形成了諸多新功能。
空間流重組:地方權利的重新組織造成了資本和信息的空間流重組。政府監督部門和下級單位之間的資本流從垂直轉為水平方向。從上至下傳達和從下至上報告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級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單位依據其管理關系劃分等級。當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種關系就為水平聯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業化
管治企業化的出現是政府對內部能力調整的一種應對。例如管理部門直轉變變為公司,房產局接轉為房產公司。
建立地方商業合作:從1990年代開始,街道產業已成為上海第二大地方財政收入。在地方層次上,政府和企業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經濟活動在地方尺度上緊密聯系,這為企業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創造地方空間:空間的創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為可能。在明確的地域邊界內,使用更具風險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試驗。同時,很多發展區都通過“土地開發公司”進行開發。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訂了一系列法規并建立了一個開發公司專門負責外灘的發展開發,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灘已成為上海的中央商務區之一。而且,城市景觀也開始被大力提升。
6從街道辦事處到社區:走向市民社會?
重建城市社區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它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社區通過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滲透發展起來。國家權力的下放使街道辦事處獲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當街道辦事處具有了諸多的此類功能,它就變得更為正式并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區別開來。將國家的權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無疑將促成一個更富變化和更具應變力的政府。街道辦事處或多或少成了一種政府實體,因此無論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構城市,街道辦事處仍然有異于社區。
因為基層組織的變化主要在從上至下的方向,是否這些努力將促成市民社會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學者曾提出“居委會肩負著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會的存在背離了社區自我治理的目標”(劉,2001)。
7結論
中國城市的管治基礎在市場經濟改革后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本文的結論著重于正日益變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結果。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轉變速度超出了國家單位系統的能力范圍。對市場轉型和后福特主義轉型而言,治理在它們中的出現存在相似性,盡管這一復雜性在不同角度展開。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本身。
規劃控制的放松導致了各種尺度上生產要素的變動性,而且造成了維持社會等級組織的巨大困難。在城市尺度上,區政府相互競爭以成為零售和商業中心。地產的租金驅使他們與開發商簽訂協約(Wu,1999)。通過吸引外資和直接參與,地方政府也積極地參與到本地域中的開發中來(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變化的方向不在于構建新的市民社會。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帶為政府功能在基層組織的擴張而填棄,而非依靠自組織的地方管治。市場化造成了體制外的諸多自發變化,如人口變動性的增加,資本流,“體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們在本文中看到了國家在調整與動員要素關系上的領導角色。例如處理同私有企業主、下崗工人的關系方面。種種努力的背后是強大的行政指令,為的是在邊緣群體的服務設施供給、下崗工人再就業和鄉村民工潮的巨大壓力下,保有一個可管治的社會。另一角度上,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盡管市場化造成了有礙于管治的趨勢,它也為國家體制的創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機,而市場轉型中的管治企業化亦為消除資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資本。
最后,需特別指出的是,為了理解中國城市管治的變化,我們應更多地在微觀尺度上進行地域、組織和結構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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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農村經濟轉型存在的主要困難
第一,農村各種條件的改善需要大批量資金,但是基層政府財政困難,無力支撐。我國城鎮的發展經歷了20多年,這期間中央、省市等各級政策和資金都集中在城鎮發展中,農村的大批量資金也進入城鎮當中。但是當前,各級政府雖然在倡導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發展戰略,但是我國對城鎮的扶持也必不可少的。中央以及各級政府雖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但是投入有限,主要依靠基層政府的支撐。近年來隨著醫療、教育等條件的不斷改善基層政府財政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在上級政府的有限支持下也難以滿足農村龐大的資金需求。比如說每一年一個縣的農村道路設施、水利設施、電力設施的開支非常龐大,每年耗費數億元。如果要增加其它各種設施,大多數縣級政府都無力承擔。
第二,農村企業效益水平較低,薪資水平等各方面的綜合條件與城市企業存在差距,無法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無法吸引農戶放棄農耕,導致農村土地無法集中生產,實現規模化、機械化。薪資水平一直是吸引勞動力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我國勞動力大批量往經濟水平較高的城市集中的關鍵原因。相比城市與農村企業,除了薪資水平無法吸引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外,企業的工作環境、人文環境以及管理規范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近年來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但是農村富余勞動依然很多。農村企業對富余勞動力吸引不夠,導致大量勞動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中,導致小農經營的現狀無法改變,也將影響土地的集中生產,不利于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生產模式的實現,而這些是農村經濟轉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農村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農戶,信貸困難,滿足率低,不利于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張,不利于農戶生產條件的改善。近年宏觀經濟不穩定,農村許多中小企業面臨資金周轉的問題,但是由于規模小,資產有限,無法在正規金融機構實現信貸,而在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利息較高,生產的效益無力支撐,導致農村近年來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對于市場前景好的農村企業,由于信貸無法實現,融資不足,規模無法適時擴大,影響企業的發展。雖然近年來小額貸款不斷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但是依然供不應求。同時對于農戶來說,在沒有關系和擔保人的情況下,基本很難實現貸款。目前我國農村的信貸滿足率不到40%,這還不包括一些有貸款需求但是沒有貸款意識的農戶。
第四,除了信貸業務外,其他金融業務發展嚴重不足,不利于農村中小企業和農戶生產風險的分散(保險行業發展不足),也不利于其進行投資和融資活動。城鎮各種金融業務發展迅速,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風險,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投資工具,也可以作為集中零散資金的融資工具,可以說金融業務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各種金融業務在農村發展嚴重不足。首先是保險業務。保險對于居民生活和社會生產來說越來越重要,可以有效降低意外風險事故,降低個人和企業承擔風險。但是我國農村保險業務除了基本的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外,生育保險、意外保險、大病險以及農業生產風險、企業生產風險等各種關乎居民生活和農村生產風險缺乏推廣和應用。其次是金融投資與融資業務在農村的應用不足。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閑余資金越來越多,但是農村居民的投資意識卻不高,一般存在銀行等著貶值或者將現金留在身邊,這樣不利于農民增收,不利于改善城鄉居民差距。實際上,農村閑余資金在增加的同時,農村資金缺口越來越大。農戶或者中小企業要擴大生產或者農戶想從事非農活動,在自身資金不足時就需要向外融資,但是農村融資非常困難。這就形成了大量的農村閑散資金和農村融資困難的矛盾。這種矛盾是農村金融業務發展不足的重要體現。
三、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轉型的支持
(一)農村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持現狀
為了加快農村金融的發展,提高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轉型的支持度,政策對農村金融支持在不斷加強,覆蓋范圍越來越廣,支持力度越來越大。金融對農村經濟轉型支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減免,如《關于農村金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規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間,對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戶小額貸款(5萬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營業稅。二是定向補貼和獎勵支持。近年來政府對農村信貸實行貼息政策,即對常年虧損的農村信用社保值貼補利息給予補貼的政策。同時為了引導引導金融資金進入投入到農村地區,支持農村經濟轉型和發啊站,對農村專項貸款實行貼息政策,例如自2008年起財政部對符合條件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給予費用補貼《;中央財政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對達到一定要求的村鎮銀行,按其上年貸款平均余額的2%給予補貼。2012年財政部將小額貸款公司也納入了涉農貸款增量獎勵的試點,以加大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據統計,2012年中央財政向農村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機構定向補貼了36.21億元,2013年已經超過了41億元,增幅非常大。目前,我國對農村金融的支持政策已經覆蓋了所有農村區域。可以看出,政策上我國對農村金融的支持程度越來越大,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政策支持依然集中在國有銀行的涉農貸款定向補貼,針對個人的支持度較少,此外針對地區性銀行的支持度較低;二是政策的實施與規定目標偏離,這是因為我國農村經濟與縣域經濟的界限不明,很多銀行將資金投入到縣域經濟而非農村經濟中,但是其也能獲得涉農金融政策支持;三是,雖然政府對農村金融支持的額度越來越大,支持范圍越來越廣,但是其支持資金相對于農村經濟轉型的龐大資金需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實際上,我國財政力量有限,僅憑政策補貼來實現農村金融發展滿足農村發展需求的路徑行不通。因此,農村金融機構依然供給嚴重不足,不能滿足農村經濟轉型與快速發展的要求。
(二)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現狀
第一,金融機構的數量不足。比較城市各種商業銀行,隨處可見,包括國有銀行,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以及地方性銀行等各種規模的銀行機構,但是農村的銀行非常局限,主要是我國四大國有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非常少,其網點也非常少,這不僅影響農村的金融規模,也影響農村居民辦理金融業務的便利性。實際上,近年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陸續在縣級以下區域退出。在1998~2007年,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撤出了3萬個縣級以下機構,近年來撤并還在繼續。當前商業性保險、證券、擔保、信托投資、租賃等金融機構在縣以下大部分農村地區還是空白。農村信用社成為勉強支持農村地區金融發展的主力軍。第二,金融機構業務規模總量的不足。我國城市經濟依然在穩步發展當中,其中資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金融機構的資金集中投向了城市,而農村的配額非常低。例如我國農村的貸款額度,從下表可知。2013年我國農村涉農貸款余額大約為20萬億元,同比增長率才3%,而我國金融機構總的貸款余額為72萬億元,涉農比重為27.8%。也就說,我國絕大部分資金投向非農領域和非農區域。第三,我國農村金融業務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首先體現在貸款上。我國農村貸款不滿足率達到72.4%,也就說只有27.6%的滿足程度,大部分的農村貸款得不到滿足。同時在我國農村借貸中,正規借貸(金融機構借貸)的比例非常低,為27.6%,絕大部分貸款需要依靠民間借貸來完成。大部分家庭因為資質不合格不會提出申請,而提出申請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被拒絕。因此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借貸的缺口很大實際上,我國保險等其它業務的缺口更大,只是由于沒有推廣,潛在需求沒有被開發出。
(三)我國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轉型的支持與影響
第一,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血脈,是農村經濟轉型重要的資金來源。從農業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儲備資金不足,如果要提高機械化水平進行擴大生產,需要金融機構提供貸款,而農業生產風險可以通過保險等業務來分散。從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來看,雖然通過項目來實現,但是項目的實施基本需要通過銀行融資貸款來完成。目前基層政府入不敷出,很多提前支出也需要依靠金融機構來實現。從農村企業的發展來看,無論是中小企業擴大規模,還是中小企業的兼并重組,都離不開銀行的參與。農村經濟轉型的任何方面都需要資金進行依托,而金融是資金的主導者,因此農村經濟轉型離不開金融的支持與發展。
第二,金融影響農村經濟轉型的速度和方向。金融直接影響農村經濟轉型的速度,這是因為金融的發展情況,金融對農村經濟轉型的支持程度,是否滿足農村經濟轉型的基本要求,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轉型的速度。如果金融能夠大力支持農村經濟轉型,能夠滿足農村經濟轉型的基本要求,那么農村經濟轉型的實施速度就會加快。同時,金融業影響了農村經濟轉型的方向,這是因為資金的去向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也就影響了農村金融轉型的方向。例如,如果金融機構的資金大量流入某個農村區域的水稻加工產業,那么該區域水稻加工產業在資金充足下會擴大規模生產,在加工技術上也能夠大幅度提高,并且在加工需求下水稻種植需求也會大幅度增長。
第三,金融影響農村經濟轉型的質量和效果。農村經濟轉型的質量和效果取決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區域農村經濟轉型的目標和金融支持的方向是否匹配;二是金融支持的程度是否滿足區域農村經濟轉型的速度和要求;三是農村經濟轉型的戰略和政府政策的正確性和匹配性。可以看出,前二者都與金融相關,并且是實施成功的關鍵。具體分析,金融對農村經濟轉型質量與效果的影響如下:金融機構與業務的豐富性影響農村經濟轉型后經濟的穩定性,金融機構越多,其資金實力越雄厚,支持程度越高;金融機構和業務發展的穩定性影響農村經濟轉型實施的順利程度。近年來經濟不穩定,金融不穩定,導致金融對經濟的支撐不夠屢見不鮮。如果農村金融發展不穩定,存在各種風險,那么其對農村經濟轉型的支持也存在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就不能為農村經濟轉型提供穩定的資金供應以及其他金融服務,這將影響農村經濟轉型的順利程度。
四、基于農村經濟轉型條件下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策略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農村經濟轉型環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金融支持,農村經濟轉型的問題需要金融來協調解決,而農村經濟轉型的關鍵問題實際上還是金融問題?;谵r村經濟轉型的需要,為促進農村金融的快速發展,筆者提出了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策略:
第一,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制度,加強構建豐富的、具有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解決農村金融供不應求的問題應該從多樣性著手,允許社會資金進入金融行業,以需求為基礎構建具有競爭力的多樣化金融市場。當前民間資金非常多,應該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正規金融機構,放寬農村的金融供給,同時對于非正規金融機構也需要不斷規范,加強管理。
第二,鼓勵農村金融創新,加快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建立適宜農村經濟轉型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比如我國保險業應該針對農業經濟設立各種保險業務,以分散農村生產風險。各種金融融資工具和業務可以適度創新,吸引民間資金進入,擴大農村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和放貸能力。
首先,整體經濟從依靠出口拉動轉變為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其次,產業的優化與升級成為迫在眉睫的議題。傳統的過剩產能需要調整,傳統的產業需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革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培育,節能減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都可能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引擎。再者,區域的協調發展再度提上國家戰略的高度,相繼出臺的區域振興規劃反映了宏觀政策的這一取向。對于資本市場而言,我們看到的則是區域板塊、戰略性新興產業板塊的相繼登場和估值中樞的不斷抬升。
經濟轉型帶給資本市場的不僅僅是一個投資話題。目前,代表傳統周期性行業的大盤股和代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小盤股的估值差異達到歷史高點。隨著A股市場的調整,投資者又該如何看待這條投資主線呢?經濟轉型之年更應著眼長遠,把目光轉向3—5年后的中國。那時,我國將經歷怎樣的劇變?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要素價格,進而影響上市公司利潤,并傳導到市場估值?超級秘書網
首先,老齡化將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國的“人口紅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這就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抬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初級加工產業將走向衰退.而醫療保健、技術密集型產業、自動化/半自動化產業將逐步興起。
其次,節能減排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是今后相當長時間的一項挑戰。為實現我國2020年單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標,發展節能照明、智能電網、建筑新材料、廢棄物處理等產業,將是今后產業政策的重點之一。
第三,資源瓶頸仍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應對資源瓶頸,發展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在內的新能源,推動煤電一體化建設,改變我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實施資源稅改革,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政策。
目前學術界對經濟轉型升級進行了較多的的研究,但在建立計量模型時較少考慮自相關、異方差等問題,同時對轉型升級的內涵論述較少。因此,本文從轉型升級的內涵入手,以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利用計量經濟模型研究方法,結合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技術創新的相關數據,深入分析技術創新對工業經濟轉型的作用,得出了新的研究結論。
2技術創新與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理論研究
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來自創新驅動。通過技術創新將傳統的加工組裝主體形態轉向以研發為基礎的制造,大幅度提升研發、設計、標準、營銷網絡、供應鏈管理、品牌等環節在價值鏈增值中的比重,提升產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圖1顯示了技術創新促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自主開發戰略是指企業內部開發,具有率先性,核心技術來源于企業內部的技術積累和突破;模仿戰略是指創新主體通過學習模仿率先創新者的方法,引進、購買或破譯率先創新者的核心技術和技術秘密,并以其為基礎進行改進的做法;合作開發戰略是指若干企業聯合投資建立一家新的合資企業或者是使用合作開發的某種技術;產學研合作創新是指以企業為主,企業、大學、科研單位及政府的相關部門為追求發展目標在利益驅動下,運用各自資源相互協作所進行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其重點在技術創新過程的上游和中游。
3計量經濟模型本文選取
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研究對象,選取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而不是所有工業企業的原因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比較有代表性而且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并不明顯。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法人企業。通過實證分析和檢驗技術創新對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影響,驗證技術創新的三個指標:研發人員投入、研發經費投入、和研發產出效率是否有效促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7]。采用回歸分析模型來估算研發人員投入情況、研發經費投入情況、研發活動產出情況對于萬人平均產出的相關系數。在構建回歸方程的過程中,由于數據為橫截面數據,很有可能出現異方差。因此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以使數據趨勢線性化和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同時其回歸系數又代表了彈性的意義。計量模型設定為:lnPETU=C+αlnRDFD+βlnRDOP+γlnRDHR+δlnPESC+ε.其中,PETU表示企業轉型升級情況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萬人平均產出代替。萬人平均產出,反應了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轉變的程度。RDFD表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萬名從業人員R&D經費。RDHR表示研發人員投入情況,這里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萬名從業人員中R&D人員折合全時當量來表示研發人員投入情況。RDOP表示研發活動產出情況,這里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每萬名從業人員有效發明專利數表示研發活動產出情況。PESC表示平均工業總產值,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其中,α、β、γ、δ、C為回歸常數,ε為模型誤差項。
4技術創新與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實證分析
4.1描述性統計
從表1可以看出,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萬人平均產出為63.06億元。然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額比較大,達到66.38億元。這說明各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由離散系數也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波動也比較大,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倍數都達到三倍以上。
4.2參數估計
采用eviews6.0計量經濟軟件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回歸結果如表2。從表2可以得出,該方程的判定系數為0.702,擬合優度較高;F統計量為15.277,其對應的P值為0.000,說明該方程在5%的水平下顯著。該方程的各個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下也顯著。另外,該回歸方程的DW統計量為2.380,屬于判斷盲區,因此需要做自相關檢驗,同時還需要做white異方差檢驗。首先做LM自相關檢驗,得到檢驗統計量為1.633,其相應的P值為0.201,所以接受無自相關的原假設,該模型不存在自相關。再做White異方差檢驗,得到檢驗統計量為16.359,其相應的P值為0.292,所以應接受無異方差的原假設,該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4.3回歸模型結果分析
通過前面的分析,判定表2得到的回歸模型不存在自相關、異方差等問題,所以我們可以利用表2得到的回歸模型來分析技術創新對轉型升級的影響。2企業平均工業總產值對轉型升級有顯著影響,說明企業的規模越大,經濟轉型升級的效果會越好。其次,科研經費投入和科研活動產出對轉型升級有顯著影響。這兩個變量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下顯著。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科研經費增加1%,萬人平均產出增加0.546%;科研活動產出每增加1%,萬人平均產出僅增加0.195%。最后,參數估計結果顯示科研人員投入指標系數為負,并沒有對企業轉型升級起到正向促進作用,這與相關技術創新理論和研究成果并不一致。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種解釋為科技人才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影響了科研人員的創新進程。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員僅僅為了成果去做科研,并不考慮實際的有用性,使得科研成果與實際脫離,并不能給經濟的轉型升級帶來正向影響;另一種解釋為,科研人員質量參差不齊,數量上雖然有所增加,但質量遠不如以前??傮w而言,技術創新對轉型升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2提升會計管理職能的對策
2.1強化會計預算管理,細化成本核算會計預算管理是確保工作正常運行的有效手段。只有切實加強會計預算管理,才能夠切實為企業提供有力的財務保障。為保障企業戰略能夠有效實施并取得預期的效果,企業會計人員要通過制定預算,對企業的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變傳統的事后核算為事前有預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新型財務管理,全面安排,并協調企業各部門、各環節之間的業務關系,對企業未來時期的供、產、銷進行綜合平衡。①以資金預算和成本預算為核心,抓好收支兩條線管理。企業所有收支全部納入會計核算,杜絕賬外資金循環。通過資金收支預算,盤活資金,加快資金投入和資金周轉。②在成本核算方面,推行目標成本與標準成本相結合的綜合管理,注重數字化管理,設立相應的成本中心和費用中心,特別應當注重成本控制目標與相關績效目標的博弈。③加強預算管理,將資本預算與業務預算動態結合,各職能部門要根據企業的銷售逐級編制預算報表,預算管理部門制定科學合理的預算政策和規則,優化預算編制程序,注重預算的跟蹤,將差異分析及時形成管理建議,促進會計管理職能提升。
2.2完善會計信息質量,細化核算體系信息不對稱在企業微觀管理方面的負效應也不容忽視,信息化管理也不僅要求會計人員記賬、算賬、報賬,而且要能夠將獲得的信息及時有效地傳遞至相關業務部門,形成有效決策,改善管理環境,提高運營效率。①以財務會計為基礎,拓寬會計信息質量。企業必須重視會計的基礎工作,結合實際,建立完善的會計崗位責任制,明確崗位職責,加強與各部門的聯系和協作,構建制約機制,完善內部檢查制度,定期組織人員進行內部核查,全面提升企業會計基礎工作水平,強化會計人才的培養,保證會計信息真實、有效,強化整體風險控制能力,適應企業轉型發展要求。②實施綜合管理,突出事前成本與成本過程控制。綜合考慮機會成本與質量成本;控制好成本費用的開支,實行限額管理;運用戰略成本管理理念,優化成本控制的頂層設計,強化跟蹤和監控力度。③開展清產核資,規范資產明晰管理。建立健全核算標準和管理制度,規范會計業務操作流程,使各項業務操作流程有章可循,做到了各個崗位和操作環節的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使各項業務自始至終處于內部控制制度的監督之下,做好項目資金的核算管理工作,有效節約建設成本。④清理債權債務,加強往來款項管理。對往來資金的運行狀況進行經常性分析、控制,做好往來款項的追蹤分析、賬齡分析和收現率分析,針對結算賬戶管理混亂、不規范的現象,開展結算賬戶的清理工作,減少壞賬損失。
管治是西方近來興起的概念。通常我們認為西方國家是所謂的“市場經濟”,這種認識忽略了其國家機器的強大管理功能。這種功能是在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的上層建筑也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義”轉型引起了國家治理的危機(Jessop,1998)。
國家由此不得不尋求新的方式(如與私營部門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現了所謂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轉變”。
管治概念中國古來有之?!顿Y治通鑒》集成了帝國管治的精華。尋求天下大治,無非是掌握天時地利人和,明察各種關系,以達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當然不盡相同。
因此,管治實為一種視野,我們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體管治形式。
2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
資本主義力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整合,危害了邊緣民族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由此而生,是對這種勢頭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東西對峙。唯有國家才可承擔此重任。感嘆封建和半殖民的舊中國是“一盤散沙”。這種無組織狀態是實行快速工業化的最大障礙。對資源調動和社會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消費方式的集體化。比如,住房的單位分配即為一例。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產生于對無序社會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其合法性不僅建筑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機。
3管治基礎的改變
市場經濟改革轉變了原有的基礎。在國家內部,為了建立激勵機制和轉移中央壓力,實行財政放權。放權形成了計劃外資本循環和地方主義。在地方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在實行分稅制后有所改變,但出現了復雜的中央與地方的博奕關系。當地方政府對其可控資源的收益有穩定的預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謂的“企業式經營政府”的行為(Walder,1995)。在體制外,市場使體制外要素的出現成為可能。傳統上,單位關系是劃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主要標準。但當內外差別弱化時,此區分便失去了意義。
人力資源:隨著城市私有企業出現,私營、外資企業的職員們脫離了他們與國家單位系統的聯系。私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單位體系之外的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國有企業的職工們也開始放掉“鐵飯碗”,“下海經商”。通過“一家兩制”,諸多私營企業職員也可保持與單位系統的聯系,也就是說,一個家庭成員繼續在國有單位工作,以享有住房、醫療補貼及工作的穩定等種種待遇,而另一成員在合資公司或私有企業“掙大錢”。盡管如此,對體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單位本身的變化也在弱化職工和工作地之間的聯系。隨著單位社會功能的減少,城市從業者開始“走出單位成為社會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響。除了去私有企業工作,工人在國企重構中也有可能變為剩余勞動力。同時,伴隨大量下崗者,還存在與日俱增的離退休人員。因此,政府意圖切斷住房、就業和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將責任轉嫁給城市社區。
而最大的轉變則是城市中大量的農村移民。這一運動具有自發性,未經規劃,但與家庭紐帶或老鄉關系相關。移民一般難以溶入社區生活,因此他們保有“外來者”的特征。同時,戶口制度仍固執地將他們排斥于城市服務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變動性,對他們的管理成為政府的嚴重挑戰。
生產資料和基礎設施:市場經濟改革通過放松對一定生產資料的控制引入市場化。在1990年代中期,計劃分配的原材料份額大為下降,由此為終結多數工業原材料的計劃分配鋪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終采用了一種特別的“劃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理論建立了土地租賃體系(YehandWu,1996)。這一新系統的采用最終促成了國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職能上的放權。而在正規土地利用體系外則還存在不斷膨脹的“黑市”。
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場機制。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地方政府的負擔,除了??钪С值拇笮晚椖?,基礎設施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與單位相聯系。而在改革時代,在土地租賃系統建立后,基礎設施投資開始發揮出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政府財政稅收等的巨大作用。
資本: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經濟與世界聯系起來。外資的流動性引發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外資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資本構成的貢獻,更在于它對非國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啟動資金。而民營的非國有企業也存在極大之活力,由此亦成為就業的重要資源。
空間:由房地產市場建立而起,內城變化開始加劇。戶口對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開始減弱。購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戶,或者施行所謂“人戶分離”。另一方面,自發的土地開發也在沖擊單一的單位空間。事實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單位的特征所決定。由于對單位的放權,國家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對土地利用規劃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國家通過增強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社區發展,加強由單位開發的,但游離于法規控制外的內城空間的“地域化”。而在單位系統無法觸及的城市空間,非正式空間出現了,例如“浙江村”。
總體上,社會復雜性增加了,這減弱了國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國家需要將各種要素聯系以整合為可管理的社會。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權力得到鞏固
與等級式的單位系統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區、縣,街道辦、城鎮、鄉,居委會、村)屬于“地方”組織。隨著單位體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組織開始承擔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對于放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工作,到私營企業去的人員,他們的人事檔案將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確證其身份。由此看來,國企工作是一種事實上的“身份證明”,包括“單位證明”,居住地則以戶口加以確證。隨著非國有企業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從屬于正式的單位,因此地方和社區服務就變得重要起來。
市政府:與中央在經濟發展中的轉變相適應,城市在經濟組織中的作用開始被確認。市政府開始在地方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角色從輔助國家項目轉向更積極的地方發展戰略制訂者。
城區:1960年代曾有過將屬于不同系統的單位整合進同一地方公社的嘗試,但流于失敗。1990年代后,這一嘗試重新出現。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個新的管理結構,謂之“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其中開始強調區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辦:嚴格地說,街道辦事處并不是政府層次而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與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補充性作用一樣,街道辦扮演著邊緣角色,承擔管理國家單位外人員的作用。
居委會: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區別在于居委會是一個“群眾自組織”。實際上,居委會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經費亦在地方政府預算之內。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鞏固形成了諸多新功能。
空間流重組:地方權利的重新組織造成了資本和信息的空間流重組。政府監督部門和下級單位之間的資本流從垂直轉為水平方向。從上至下傳達和從下至上報告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級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單位依據其管理關系劃分等級。當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種關系就為水平聯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業化
管治企業化的出現是政府對內部能力調整的一種應對。例如管理部門直轉變變為公司,房產局接轉為房產公司。
建立地方商業合作:從1990年代開始,街道產業已成為上海第二大地方財政收入。在地方層次上,政府和企業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經濟活動在地方尺度上緊密聯系,這為企業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創造地方空間:空間的創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為可能。在明確的地域邊界內,使用更具風險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試驗。同時,很多發展區都通過“土地開發公司”進行開發。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訂了一系列法規并建立了一個開發公司專門負責外灘的發展開發,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灘已成為上海的中央商務區之一。而且,城市景觀也開始被大力提升。
6從街道辦事處到社區:走向市民社會?
重建城市社區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它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社區通過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滲透發展起來。國家權力的下放使街道辦事處獲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當街道辦事處具有了諸多的此類功能,它就變得更為正式并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區別開來。將國家的權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無疑將促成一個更富變化和更具應變力的政府。街道辦事處或多或少成了一種政府實體,因此無論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構城市,街道辦事處仍然有異于社區。
因為基層組織的變化主要在從上至下的方向,是否這些努力將促成市民社會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學者曾提出“居委會肩負著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會的存在背離了社區自我治理的目標”(劉,2001)。
7結論
中國城市的管治基礎在市場經濟改革后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本文的結論著重于正日益變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結果。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轉變速度超出了國家單位系統的能力范圍。對市場轉型和后福特主義轉型而言,治理在它們中的出現存在相似性,盡管這一復雜性在不同角度展開。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本身。
規劃控制的放松導致了各種尺度上生產要素的變動性,而且造成了維持社會等級組織的巨大困難。在城市尺度上,區政府相互競爭以成為零售和商業中心。地產的租金驅使他們與開發商簽訂協約(Wu,1999)。通過吸引外資和直接參與,地方政府也積極地參與到本地域中的開發中來(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變化的方向不在于構建新的市民社會。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帶為政府功能在基層組織的擴張而填棄,而非依靠自組織的地方管治。市場化造成了體制外的諸多自發變化,如人口變動性的增加,資本流,“體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們在本文中看到了國家在調整與動員要素關系上的領導角色。例如處理同私有企業主、下崗工人的關系方面。種種努力的背后是強大的行政指令,為的是在邊緣群體的服務設施供給、下崗工人再就業和鄉村民工潮的巨大壓力下,保有一個可管治的社會。另一角度上,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盡管市場化造成了有礙于管治的趨勢,它也為國家體制的創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機,而市場轉型中的管治企業化亦為消除資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資本。
最后,需特別指出的是,為了理解中國城市管治的變化,我們應更多地在微觀尺度上進行地域、組織和結構的調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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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融資制度;產權變革;制度創新
對處于戰略機遇期和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來說,自由化或者市場化取向的融資制度改革是必須的,這已成為一種共識。近年來相關實踐也在進行:以國有銀行改革為重心的融資制度變革向產權變革、利益分配等深層次縱深領域拓展,融資制度變遷的模式由政府主導向越來越尊重市場理性選擇轉變,融資制度變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須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層次問題阻礙了融資制度變革并導致變革的持久性。
一、憲法等基礎性法規決定了融資制度中產權變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憲法屬于制度環境中至關重要的基本制度規定。憲法為制度安排規定了選擇空間并影響著制度變遷的進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權制度是有效組織成立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中國,憲法規定國家是國有資產的唯一所有權主體,國家并非以一個自愿性契約為基礎,而是一種以行政權為基礎的強制性關系。
中國憲法決定了國有金融機構產權改革只能進行邊際性調整,這種邊際性調整決定了國有金融機構的產權改革的有限性,國有金融機構產權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為國有銀行的所有者將政府的目標繼續施加給國有金融機構,行政干預依然存在;國有金融存在利用國家不能運用退出權進行懲罰的弱點和信息不對稱,從事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利益的行為可能;多層級的委托關系所導致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依然存在,等等。
國有金融機構的產權改革,比如國有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國有商業銀行正在進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來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產權(股權)流動,則可能會使國家的國有產權轉移,國有基礎喪失;如果股權不能流動,則股份制的市場約束力就不能發揮作用。產權的流動性差,政府難以用“退出權”來保護國有產權。為了保持國有金融機構的國有性質,國家必須始終擁有剩余索取權。這樣,剩余索取權的不可轉讓性與要求企業產權的可交易性之間就發生沖突。當剩余索取權不可轉讓時,便很難確立有限責任原則。產權的流動性較弱,市場的約束也就難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有效產權的建立,受到既定的憲法和現有意識形態的制約。而憲法和意識形態的緩慢變化的特點決定了這一矛盾的長期存在,決定了融資制度改革的長期性。
二、非正式規則的緩慢變化決定了融資制度的實施機制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資制度的變遷過程中,僅僅改變其相關的正式規則還不能實現成功的變遷。融資制度的變遷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進方式,雖然正式規則變遷很快,但非正式規則(思想意識、習慣等)的改變卻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如果沒有非正式規則的改變,經濟制度變遷的實施將十分不穩定。非正式規則支持正式規則,并能有效幫助正式規則被人接受。
那些在國外有效的正式規則,并不總是能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土壤。更進一步的理解是,融資制度變遷的過程,并不僅僅指引進西方的經濟社會制度的過程,而是這些正式規則如何與本國的無形規則相兼容、相結合的過程。在有些國家.盡管原來的有形規則已經被摧毀,新的有形規則已經被引人,但由于與本國的無形規則不兼容,導致現代化過程的失敗。與有形制度相比,無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級。在制度變遷時,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會之間移植,無形制度更難以被外來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費時間較長。有形制度變遷多為突變的、斷裂的和強制性的.而無形制度的變遷多為漸進的、連續的和非強制的。在變遷中兩種制度的互動是必然的.因為只有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都能有效發揮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個制度結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當有形制度發生變遷時.無形制度往往不變,從而阻礙制度變遷的推進,以至削弱制度變遷的結果。但另一方面,無形制度又會減少有形制度帶來的沖擊,并修正有形制度變遷帶來的非均衡狀態的沖擊。
所以,國家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融資制度的正式規則(如頒布新的決定、實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們卻無法在短期內改變非正式規則。這說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創新的移植性的融資制度安排與非正規融資制度之間的磨合需要很長的時間。
三、融資制度變革的縱深推進導致相關利益主體更加激烈的沖突從而延緩了融資制度變遷的進程
中國融資制度改革的實質是改革資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資源的競爭性融資制度。由于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創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過程,而原有的計劃體制又控制著主要的資源,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舊制度。而由于舊制度安排維護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維護舊制度的利益集團必然會因改革舊制度而喪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團與因改革而受損的利益集團之間必然產生利益沖突。此時,作為推動改革的政府面臨著一系列約束條件:既要通過制度創新使融資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維護舊制度的利益集團反對改革,產生改革的強大阻力。同時,如果把作為國家人集團的政府也視為一個經濟人的話,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擔負著穩定經濟和安定社會的責任。國家人集團的目標函數是雙重的。在這種情況下,融資制度的安排必然內生于各種利益集團的矛盾中。
制度創新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制度的創新不會直接影響其他人的利益,這種制度創新可稱為增量制度的創新。這種創新會有助于擴大國家的稅收來源,因而這種類型的制度創新阻力較小。另一類是對現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現有制度是一個以維護和擴大占有租金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對現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會對該制度下的受益集團造成沖擊,因為這會減少他們現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們各種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類制度的創新是在現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狀況下進行的,這就導致其制度創新的空間并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類制度創新的目的在于獲得制度創新的利益.這就與維護舊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當這種制度創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會與現存制度發生摩擦、矛盾直到對抗。
通過對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的了解,對其工業化的過程分析,了解到在這個過程的早期發展中,是以農業發展為主體。在農業生產中投放了大量的社會勞動力,再把農業發展產生的資源投放到工業發展中。在工業化過程的中后期,隨著農業和工業的發展,2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工業漸漸取代農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我國的工業會發展到現在的這個地步,工業發展和城市的建設取得如此大顯著的成果,離不開農業資源的提供、農業經濟的大力支持、農民的偉大奉獻。隨著工業的不斷發展,積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國政府也隨之改變了相關的政策,為了保證工農產業的平衡發展,縮短工業與工業之間的差距,改變城市和農業發展的不平衡,規定用城市的發展帶動農村的發展,用工業發展來促進農業發展,增強農業經濟發展的調控能力,全力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
1.2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就是農業開始使用現代的工業、現代的科學技術和現代的經濟管理方法,使農業生產力由落后的傳統的農業逐步改變為現代化的農業。它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手段?,F階段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業生產,建設現代化的農村,不僅會提高我國農業經濟的生產力,創新農業經濟的生產技術,還會為創建社會主義下的農村,實現現代化和城鎮化,提供一定的物質支持。建設現代化的農業經濟也可以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增強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村的競爭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強資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強農業產品的國際和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加快執行農業現代化進程,實現現代化的農業,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建設事業有著很大的意義。
1.3城鄉一體化
在我國社會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不平衡,農業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生產組織能力不高、生產設備匱乏、生產力低、增長過慢、農民收入較低。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過快,造成了工業與農業的差距越來越大,導致農民對城鄉一體化的要求更加劇烈,要求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綜合研究,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在政策上的平等、產業發展上的互補、國民待遇上的一致,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使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消除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實現城市與農村共同富裕。
2農業經濟的轉型對農業經濟的管理學科帶來了變化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農業經濟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給農業經濟的管理學科也帶來一些影響和改變。
2.1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為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帶來了新的改變和發展
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問題的增多,傳統農業經濟逐步被現代化的農業經濟所取代,農業的發展也隨之進入新的階段,關于農業的學科漸漸增多,管理學科的對象應著重放在農業的產業鏈上,注重農業生產的過程,保障農業產品安全質量。
2.2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為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帶來了新的改變和發展
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應該得到高度的重視。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主要的城鄉經濟結構。城鄉傳統的經濟結構被打破。在社會經濟的轉型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必定會得到極高的重視,管理學科的發展,會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現代也是一個注重環境的時代。農業本身就是經濟和環境的再生產結果,環境的改變也會影響農業產品的再生產,所以環境保護理論也成了管理學科關注的重點。
2.3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方針為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帶來了新的改變和發展
現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逐漸深入到農業發展中,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戰略方針漸漸變成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重點,并且進行了一些探討,主要體現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續性發展的戰略理念,把可持續性的使用和保護環境當作農業經濟轉型期的管理學科重點,以至于農業經濟的管理理論發生了質的變化;怎樣提高國際競爭力,提高農業生產將會成為農業經濟轉型期管理學科的重點。
3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和改變
3.1確定農業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社會經濟的轉型顯示出很好的發展趨勢,取得了一些顯著成果,但是轉型過程中,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經濟存在的矛盾。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很少,農業生產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還是比較零散的,沒有形成農業產業的整體形態。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過去農業發展只注重產品的重量,轉變成現在注重農業產品的安全質量。這就激發了過去傳統的農業經濟發展與現代農業經濟的發展2者之間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農業,就要確定好農業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勞動力,極力解決2者之間的矛盾和問題。
3.2分析農業經濟管理,著重變現學科之間的特色
在分析了轉型期農業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管理學科的探討對象的一些變化,了解到其中的差異,執行差異化的學科戰略,把工農的性質結果、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戰略作為農業經濟轉型期管理學科的研究重點,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注重農業經濟的整體分析,注重生產之前、生產中和生產之后3個階段的生產步驟,加大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環境和國際方面的問題。
3.3加強人才的培養
從差異性的學科中可以發現,針對不同的重點有著不同的方針,這樣就導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梢蕴岢隹茖W的人才培養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養計劃。科學合理地選取農業經濟在轉型期管理學科所需要的資源,例如教學教材、教師輔助教學所要用的資料和理論。恰當調整研究重點,將教學新理論、新方法和技術融入到管理教學中,培養探討重點所需要的人才。政府應加大教學的改革和規劃,推出新的農業經濟管理教學中的人才培養對策,重點培養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現和優秀的人才,增強培養力度。
目前,全市高新技術企業達到104家,總數居武漢城市圈前列。全市省級創新型(試點)企業達到29家。全市168家高新技術企業及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的企業,共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143.89億元,同比增長17.4%,占GDP的比重為11.6%。全市共建成科技型企業孵化器10個,科技企業加速器2個。全市80%以上的科技型企業與省內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關系,建立院士工作站6家,國家紙及紙制品質檢中心1家,省級研發平臺46家,市級研發中心111家,7家企業參與6個省級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孝感成功獲批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城市,全市2013年度完成專利申請1654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460件;專利授權990件,其中發明專利授權124件,發明專利授權量居全省第三。
(二)初步擁有了轉型升級的品牌競爭能力。
全市18家企業生產的24項產品認定為省級自主創新產品。全市200余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60多家企業的107種產品在全國有一定市場和知名度。其中,中國馳名商標7個,湖北著名商標93個,湖北名牌產品49個。主導產品競爭力逐步增強,鋼絲繩系列產品、重型平板車、竹纖維布料、光學儀器、電子真空開關管、動平衡試驗機、曲軸磨床、塑料薄膜、童車、糧食機械、智能機器人等30多種產品在國內和中部地區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并形成了一批“中國之最”和“中部地區之最”。
(三)初步明確了轉型升級的重點方向。
首先是初步形成了食品飲料、紡織服裝、鹽磷化工、裝備制造、紙塑包裝等新的五大支柱產業,其中食品飲料、紡織服裝、鹽磷化工三個產業的年主營業務收入過二百億元。其次是加快發展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國家確定的電子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七類新興產業中,我市有一定產業基礎的主要有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光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五個產業。截至目前,全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共有規模企業150余家,實現主營業務收入400億元,分別占規模企業的14.25%和20%。全市高新技術企業達到83家,居全省第四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突破100億元。第三是穩步推進了資源循環利用產業。湖北和天下循環經濟產業園等一批資源循環利用項目初見成效,已形成產業雛形。
二、工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經濟總量小,發展不夠平衡。
孝感規模工業增加值僅占全省約5.3%。企業規模偏小,規上企業1052家,企業平均增加值5500萬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000多萬元,僅為黃石的一半。缺少帶動力強的龍頭企業,截至目前,沒有一家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過30億元。區域發展呈南強北弱,市本級龍頭地位尚未形成。
(二)產業層次不高,核心竟爭力不強。
傳統工業占整個工業的90%以上。五大支柱產業中的前三強:食品飲料、紡織服裝、鹽磷化工全部為資源型和勞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
(三)信息化起步較晚,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不夠。
企業信息化應用的層次較低,信息產業低端產品較多,核心技術產品較少,信息化在工業經濟領域應用推廣不夠。
(四)核心生產要素供應偏緊,難以滿足經濟的發展需要。
金融保障能力還十分有限,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企業直接融資步伐不快,傳統產業和大量的小微企業難以得到金融部門的信貸支持。土地的供應,也難以適應企業的發展需要。現代生產業發展滯后,制約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中部城市,生產要素的保障與經濟的發展存在缺口是正常的,并將較長時期地伴隨著經濟的發展??s小缺口,一方面要靠不斷提高要素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加快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增強企業自身的發展實力和獲得支持的能力,同時減少對生產要素的過大需求和過份依賴。上述問題的存在,反映出孝感市工業結構不盡合理,與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還有相當的距離,與推進“五個跨越”、加快建設“五個城市”的要求不相適應。這就要求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力度,把工業結構調整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環節,正確處理好擴大總量和轉型升級的關系,既要重視總量的擴張,又要兼顧結構優化和升級提質,堅持在擴大經濟總量中進行調整,在轉型中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水平。為推進孝感第三次創業,實現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做貢獻。
三、工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主要目標
(一)指導思想
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的總基調和“競進提質,升級增效”總要求,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以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為主攻方向,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調整優化工業結構,推動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資源利用方式從資源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轉變,增強工業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逐步建立起具有孝感特色和優勢的“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為實現產業跨越,推進第三次創業提業支撐。
(二)基本原則
———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相結合。把改革創新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內生動力。
———創新驅動與投資拉動相結合。通過自主創新提升優勢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引導一批重大投資項目向優勢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匯聚,帶動相關產業轉型升級。
———向內使勁和對外借力相結合。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挖掘企業自身潛能,提高企業轉型升級的自覺性。
———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相結合。堅持把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工業作為轉型升級的重要著力點,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進清潔生產;強化安全生產保障能力建設,加快推動資源利用方式向綠色低碳、清潔安全轉變。
(三)主要目標
產業結構:到2017年,食品飲料、紡織服裝、鹽磷化工、裝備制造、紙塑包裝五大支柱產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3500億元,年均增長22.2%,占全市的比重在2012年基礎上提高10個百分點以上。五大支柱產業年主營業務收入均突破500億元,其中食品飲料過千億元。戰略性新興產業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200億元,年均增長26.4%。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總產值達到150億元以上,年均增長20%以上。布局結構:區域板塊經濟優勢明顯,市本級帶動作用明顯增強,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24個優勢特色產業集聚區加快建成,產業集聚區經濟總量占全市的80%以上。技術結構:先進技術和工藝裝備得到廣泛應用,企業創新能力明顯增強,新產品產值率達到10%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比達到30%以上。企業結構:到2017年,全市規模以上企業達到1500 家以上,其中億元企業1000家以上,10億元以上企業50家以上,形成百億級企業集團5家以上。資本結構:直接融資企業得到較快發展。到2017年,爭取新上主板企業2—3家,新上中小板企業3—4家,新上創業板企業5—6家,支持更多的企業在新三板掛牌。
四、推進工業轉型升級的重點舉措
(一)以產業規劃為先導,引領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著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圍繞國家產業調整政策,積極引進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裝備水平。優化產業結構,重點提升支柱產業發展水平,著力培育產業龍頭企業。
2.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重點做好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光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五大領域產業的發展,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進孝感工業產業跨越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3.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大力發展工業設計和研發服務,積極推動制造業物流外包,引導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逐步實現生產型制造向服務性制造轉變。
(二)以重大項目為抓手,助推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切實抓好24個優勢特色產業集聚區建設。
2.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把擴大開放作為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積極推進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轉變,嚴把環保準入關、投資強度關、稅收貢獻關,提高招商項目的合同簽約率、落地開工率、投產達產率。
(三)以科技創新為動力,加快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加快推進產學研合作,以湖北省產學研項目洽談會為平臺,鼓勵和引導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開展技術交流與合作,解決技術難題,加速科技成果轉化。
2.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引導和支持各類創新主體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著力開發專利技術,提高發明專利的數量和比重。
3.加快實施名牌興市、質量興市戰略,推廣應用地理標志證明商標,開展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積極開展區域品牌創建,提高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競爭力。
4.充分發揮高新區在轉型升級中的龍頭帶動作用,要充分發揮軍工企業技術資源優勢,加快民品開發和產業化步伐,在汽車機械、高端裝備制造、光電子信息等重點領域取得新突破。
(四)以綠色低碳為方向,倒逼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加強對高耗能企業的動態監測分析,在重點用能行業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加強能源管理中心建設,完善能耗指標體系,組織實施一批節能減排示范項目,促使企業降低能耗標準。
2.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環保產業。充分利用發電、化工等行業的廢渣、尾氣等,發展新型建材、余熱發電,大力開發節能、綠色低碳等環保產品。
3.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加大紡織、印染、建材、鋼鐵等領域的落后產能淘汰力度,通過轉型升級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五)以“兩化”融合為紐帶,促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根據《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的要求,加強對通信部門協調管理力度,整合信息資源,推進開展“智慧孝感”建設,提升公共服務信息化水平;
2.組織實施“兩化”融合試點,以100家龍頭骨干企業為重點,推進智能化制造,以信息化手段完善產業鏈,創建100家“兩化”深度融合示范企業;以1000家成長型中小企業為重點,梯度推進全市中小企業信息化。
3.大力發展信息服務業,全面推進以市高新區投資10億元的中網在線為主體建設孝感軟件產業園,落實國家支持軟件業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知名軟件企業來孝投資。
4.鼓勵和支持電子商務的發展,更多地用信息化手段促進原材料采購、生產零部件采購和產品銷售。鼓勵企業內部推廣跨部門系統集成、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推進工業控制系統、制造執行系統(MES)、企業資源計劃(ERP)系統的一體化應用,提高運營效率和決策支持能力。
(六)以“兩個作用”的發揮為基礎,保障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要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
有序放開、搞活金融市場,積極引進更多的金融機構來孝設立分支機構、開展金融業務;積極支持、引導民間資本進入資本市場,進一步發揮小貸公司和融資性擔保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補充作用,服務孝感實體經濟發展;大力支持和鼓勵金融機制創新和金融產品創新,不斷豐富企業的融資方式;大膽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銀行和企業的合作方式,在積極推進“智力支持+政銀企集合貸”模式的基礎上,認真總結、完善、推廣。
2.堅持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相結合。
加快企業直接融資步伐,政策引導和激勵、扶持并舉,鼓勵更多的企業進入各類資本市場。充分利用股票、債券市場的融資和再融資功能,增加企業資金來源渠道,降低融資成本,并推進企業的科學化管理水平邁上新臺階。
3.千方百計保證企業發展對基礎生產要素的需求。
對重點骨干企業的轉型升級,高新技術企業和資源循環利用企業的發展壯大,在政策扶持、資金支持、土地供應、電力保障和市場拓展等方面進行傾斜。
(七)以優化環境為重點,服務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1.優化領導環境。
各級黨政領導要把工業經濟轉型升級作為新時期推進經濟加快發展的重要抓手,進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擔當,提升本領,積極探索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和方法,全力推進工業經濟提質增效。
2.優化體制環境。
抓住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機遇,協調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積極轉變政府職能,精簡優化行政審批流程,簡政放權,結合工作實際,找出阻礙本地區加快發展的體制障礙。
3.定期開展“涉企亂收費”專項治理活動。
二、走傳統產業提升之路
武進區域,傳統行業面廣量大,是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點,它們在抵御經濟危機時起著極具影響力的特殊作用。對這些傳統產業,要多途徑地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以提高其提升產品層次的積極性。要鼓勵企業樹立強烈的自主創新意識,努力從傳統模式中解放出來,增強轉型升級的緊迫感。武進紡織、服裝等傳統產業的轉型總體上是通過研發,提升產品,繼而集群化發展,主要是指產品、行業和塊狀經濟等方面的轉型升級。首先是對產品自身的轉型升級。新產品要向智能、環保、綠色、健康等方面轉變,由低端的“貼牌”加工向高端的“創牌”升級,企業前景、產品市場和產業發展就會迎來新的春天。其次是企業內部的轉型升級。企業通過改進管理模式、提升技術技能、調整發展方向等提升價值鏈,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如通過申請專利、創建品牌向自主創新型企業轉型;通過總部戰略,嚴把決策關,對科研、營銷、投融資等核心環節強化管理,從而使企業向總部型轉型;通過信息化平臺,促使企業轉變經營管理與業務營銷模式,企業整體向電子商務型企業轉型;通過企業價值鏈的提升,延伸企業供應鏈,業務范圍逐步向國外拓展,擴大核心競爭力,企業向集團、跨國轉型。再次是所屬行業的轉型升級。企業要著重用高新技術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在武進培育一批、從國內外再引進一批,力爭使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全區的主導產業、支柱產業、領頭產業。
三、走培育新興產業之路
首先是要培育領軍型大企業。武進工業以傳統低端價值鏈為主,規模偏小、偏散,產業經濟帶動能力不足。當前,要努力培育航母型企業,從抓規模著手,培育并支持發展壯大企業,跟蹤做好企業動態管理與監測服務工作,各鎮(開發區)都要重點排出一批具有產品優勢、發展前景的重點企業,開辟大企業綠色通道,集中政策、資源全力傾斜扶持,盡快將重點企業做大做強。其次是要培育科技創新型現代企業。從產業鏈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轉化,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為目標,加快轉型。當前企業要致力降本節支、深化管理,加快建立激勵、約束和倒逼機制,在全區具有一定規模的工業企業中,推廣建設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管理機制,為企業做大做強奠定堅實基礎,盡早實現潛在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