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法律援助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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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機構對于殘疾人法律需求和殘疾人事業具體情況的掌握還不夠全面和深入。這可能會導致對于殘疾人的法律服務不夠專業。比如，如果法律援助機構不了解本管轄區域內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情況，針對這些殘疾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和具體措施就缺乏針對性，不能有效滿足其法律需求和維護其切身利益。

（二）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還需進一步加強。各級殘疾人聯合會與法律援助機構之間協調配合機制有待加強。雖然全國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殘聯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合工作機制，但是在具體實施和執行層面效果不太理想，包括信息共享程度低，溝通不及時，部門之間的工作銜接不暢等問題。

（三）對殘疾人服務類別不夠細化。目前，大多數法律援助機構對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比較籠統，比如在審查程序簡化方面，對于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僅需提供殘疾人證即可；在便民設施方面，雖然各地法律援助機構將接待場所設在臨街一樓并開通綠色服務通道，在民事法律援助事項范圍方面，將殘疾人追索侵權賠償案件納入補充事項范圍，但是具體到法律援助服務的提供方面，很少有法律援助機構按肢體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視力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等不同的分級分類標準為殘疾人提供有針對性的法律服務。

（四）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保障。在目前法律援助經費普遍面臨不足的情況下，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得到保障，相關辦案補貼發放不足或不能發放，這既影響了律師辦理殘疾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影響了服務質量，也難以有效維護貧困殘疾人的合法權益。

（五）服務機構比較單一，服務機制不夠靈活。目前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機構主要是政府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和各級殘聯，除此之外，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對殘疾人法律援助服務工作的參與度還不夠，這限制了為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二、國外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在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靠各級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殘疾人聯合會承擔，也就是說，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開展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系統和制度。但是在西方很多國家，沒有統一的政府體系或機構體系，而是由政府設立的機構或非政府機構通過實施單個項目的形式為經濟困難或具有特殊情況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在一些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對于法律援助的管轄權很小，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援助制度，各省（州/地區）對于法律援助的條件、提供模式等的規定大不相同，因此殘疾人法律援助的實施形式也差異很大。比如美國紐約市的法律援助協會，是一個非政府機構，它實施法律援助的經費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民間捐贈，部分定向來自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捐贈。其法律援助業務主要分為三大塊，分別是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青少年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分為很多項目，其中殘疾人法律援助項目為其中之一，它主要為那些符合獲得傷殘補助、退休金以及雖然符合“補充保障收入（SSI）”或“社會保障（OASDI）”項目規定的福利條件，但卻被拒絕或終止福利的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供范圍廣泛的法律援助服務。法律援助協會代表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出相關福利申請、參加行政聽證、法庭訴訟，并向他們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實踐中，數以千計的紐約市民符合聯邦政府的傷殘補助條件，但是卻只能從紐約市獲得公共救助，法律援助協會的一大職能就是幫助這些人從聯邦政府獲得應得的傷殘補助。

加拿大的ARCH殘疾人法律中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比較著名的殘疾人法律服務機構。它成立于1980年，是一個專門致力于維護和促進安大略省殘疾人平等權利的社區法律援助診所，為安省殘疾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幫助他們獲得尊嚴并充分參與社會生活。ARCH致力于殘疾人和殘疾人社團的法律改革與政策建議、社區發展、法律咨詢與轉介、公共法律教育與訴訟。其法律服務由律師和實習學生提供。其他許多團體也慷慨地與ARCH共享人力和智力資源。一些重要的法律、殘疾和健康方面的專家積極參與ARCH殘疾人法律援助政策的制定工作，并作為一些試驗性案件的專家證人。ARCH是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其成員每年通過會員大會選出董事會，董事會成員由至少一半的殘疾人組成。董事會執行領導和管理工作，并向安大略省法律援助署申請社區診所資金。ARCH向安大略省的殘疾人居民，殘疾人服務機構提供一定范圍內的法律服務，以尊重殘疾人的尊嚴、獨立與充分的社會參與度的方式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自成立以來，ARCH的工作人員、志愿者和董事會一直致力于采取積極措施，提供優質法律援助服務等，以滿足殘疾人遇到的多樣化的身體、精神、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時尊重殘疾人的隱私、尊嚴與獨立。多年來，ARCH辦理了很多具有社會影響的殘疾人案件，在法院和特別法庭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包括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在許多有重大影響的涉及殘疾人的案件中為個人或者殘疾人團體提供服務。ARCH通過與殘疾人組織和社區共同合作，為殘疾人爭取更大程度的平等，并推進影響殘疾人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政策的出臺與實施。

在西方一些法律援助歷史比較悠久或者制度比較先進的國家，非常注重對精神殘疾人的法律服務和法律保護。因為精神殘疾與聽力殘疾、肢體殘疾等生理上的殘疾有很大不同，有其特殊性，所以具有精神殘疾的人會遭遇特殊的法律問題，有特殊的法律需求，需要特殊的法律保護和法律服務。因此，西方國家有不少專門的致力于精神殘疾和心理健康方面法律服務的非營利的民間機構，這些民間機構大都屬于具有慈善性質的機構。

三、殘疾人法律援助未來發展方向

根據“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總體目標要求，司法部在《2012年全國法律援助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做好為困難群眾及特殊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關注解決民生領域問題，其中包括要認真貫徹《關于加強“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意見》，依據《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國家標準），制定加強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完善“便殘助殘”措施。

一是要以殘疾人為本，做好相關法律援助工作。殘疾人作為相對弱勢和困難的群體，其訴求容易受到忽視、權益容易受到侵害。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更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和諧穩定。要認真了解殘疾人狀況、掌握殘疾人訴求和相關需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盡可能進行殘疾人法律需求評估，從而能夠充分了解殘疾人利益訴求，將針對殘疾人的法律援助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建立在實證基礎上。只有把這項工作做好了，真正做到情況明、底數清，法規政策措施才會符合殘疾人的實際需要，公共資源才能得到有效的運用。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使殘疾人享受服務門檻更低、服務內容更多、服務范圍更廣的法律援助服務，緩解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供需矛盾，切實保障和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

二是要進一步降低門檻，擴大殘疾人法律援助覆蓋面。目前已經有一些省級法律援助規章通過將經濟困難的殘疾人人身損害賠償、侵權糾紛等相關權益保護事項納入法律援助補充事項范圍，或者規定對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不受案件范圍的限制，進一步擴大了殘疾人法律援助的覆蓋面。有的地方對特困殘疾人、重度殘疾人和多重殘疾、一戶多殘及老殘一體、孤殘兒童等群體免除經濟困難審查。今后，應當進一步加強相關規定的落實力度，確保更多殘疾人獲得法律援助服務。

三是要加強部門配合，整合資源，共同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各級法律援助機構要主動與當地殘聯組織建立密切聯系，可以通過殘聯獲取本地區殘疾人的基本情況、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信息，并征求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等，由殘聯協助法律援助機構為殘疾當事人提供盲文、手語翻譯等輔助幫助。同時，司法行政部門和法律援助機構要切實加強對殘聯等組織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導、支持和監督力度。

四是要積極開展培訓活動，健全殘疾人法律援助隊伍建設。提高法律援助提供人員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培訓，提高為經濟困難殘疾人和特定刑事案件中的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質量和水平。同時，為彌補政府法律援助人力資源不足的狀況，可以培養建立熱心為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志愿者隊伍和社會工作者隊伍，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殘疾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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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法律援助的特點

法律援助制度又稱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對經濟困難、生理殘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幫助的當事人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減免費用而提供法律服務的一種司法救助制度。這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理解。廣義的法律援助包括減免訴訟費在內在的整個法律程序的各個環節上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幫助。狹義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為社會的貧困者、弱者、殘疾人和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同國外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一)中國法律援助物質保障的現實性

中國社會主義法制不同于資本主義法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我們的法律既規定了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實體權利，又規定了為實現平等實體權利所必須的平等程序權利，而且特別強調為實現這些權利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權利的實施機制，切實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得以真正貫徹實現。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質區別?？偠灾袊姆稍m然起步晚，但是起點高、范圍廣、后盾強，有保障，是一項大有發展的公益事業。當然，作為一種新的制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逐步探索、解決和完善。

(二)中國法律援助主體的能變性

在中國，法律援助是以政府為主導，政府與社會相結合的行為。法律援助既是國家的責任，也是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責任。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目前還缺乏大量的社會援助組織，沒有形成穩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資金來源，而律師又已成為法律服務資源市場的競爭主體。因此，如果沒有國家的全面參與和組織領導，單靠社會和律師個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種開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動的有效制度并維持整個法律援助機制的統一、有序運行，不僅是困難的，而且也是不現實的，而且還可能導致法律援助活動出現各自為政、孤軍奮戰、管理失靈、形式混亂、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所以，我們的法律援助必須以政府為主導。這是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點，也是其優點。我們在確立法律援助為國家責任的同時，也沒有排斥法律服務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動。這種以國家援助為主，社會組織和個人援助為輔的法律援助機制，不僅體現了國家在整個法律援助活動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有利于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國家或僅僅把法律援助強調為一種國家責任，或只認為法律援助是社會組織和律師個人的人道行為。這兩種作法，或是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或易導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國法律援助范圍、對象和主體的寬泛性

首先，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來看，包括如下:刑事辯護和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公證證明;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務。而一些國家的法律援助則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辯護及簡單的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法律咨詢。

其次，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對象來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確因經濟困難或其它特殊情況，以及符合特定條件的外國人，都可以獲得法律援助。而許多國家則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國人的法律受援權。

再次，從法律援助的主體來看，中國法律不僅明確規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師的應盡義務，而且還要求公證人員、墓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及其他法律專業人員也應為維護社會弱者的法律權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國家，法律援助被認為僅僅是公設律師的工作和少數具有正義感的私人律師的善舉。

二、中國法律援助展現極為重要的現代社會價值

(一)實現和保障人權

認為，人權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一定社會中的一切成員或一定國家中的每個公民，不論其種族、民族、性別、語言、、政治主張、財產收入、教育程度等狀況如何，其所受到認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障)的能夠實際擁有的實然權利和應當擁有，但因目前種種條件的限制實際上還無法擁有的應然權利，特別是生存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權利等，不僅在資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應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此創造了前提和基礎條件。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法律就是人權法。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無論是憲法，還是各部門法，對人權的保護還僅僅是一種立法上的承認，而對人權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這些法律規定的權利真正地在社會生活中成為現實。一般而言，人權的實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自己的法律行為來直接實現其實體權利;二是人們在司法救濟中通過行使程序權利(訴訟權利)來保證實現其實體權利。以上兩種實現人權的途徑，隨著法律規范的繁多復雜，越來越需要專業性的法律服務。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法律服務資源的有限性、有償性往往導致社會弱者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方式獲得相應的法律服務。因此，傳統的人權保障措施已遠遠不夠，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無論是從道德及人道主義的角度，還是從公正、平等的法律價值與評價的角度，或是從人權的角度，中國都不僅應當實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國的法律援助都應當比外國實現得更好。

(二)凸顯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為解決各類社會沖突而追求或擁有的一種法律理想和法律評價。它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要運用體現公平原則的實體規范來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又要使這種確認和分配的過程與方式體現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稱作實體正義，把后者稱作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有實體正義是不夠的，還要有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靠司法人員的秉公執法也是不夠的，還要有對社會弱者的法律援助。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對司法公正特別是對程序正義的種種障礙，其中包括社會弱者在尋求法律的平等保護時遇到的有形或無形的困難。具體而言，這些障礙主要有以下幾種:經濟上的障礙;知識與信息上的障礙;權利和義務觀念上的障礙;溝通交流上的障礙;法律服務資源上的障礙;生理上的障礙;人身自由上的障礙。以上諸種妨礙司法公正的障礙的存在，客觀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從而導致了實體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則是保障這兩種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國法律援助蘊涵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為了適應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產生的?！允紫仁窃谖鞣缴鐣霈F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諾言，積極支持在有關法律制度中訂立給予窮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內容。如法國1851年確認法律援助制度，英國1903年頒布《保護窮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頒布《法律援助和咨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對封建地主階級享有法律服務特權的否定，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但是，從根本上講，西方國家為窮人提供法律援助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并沒有改變其維護資產者利益的階級本質，且他們所宣揚的人權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人權，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資本主義法律成為普遍保障廣大窮人利益的工具。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國家，窮人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現象仍到處可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決定了我們國家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應該提供法律幫助，保障實現其應有的合法權益。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樣，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鏟除人間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國全體社會成員大都具備的或是能夠接受的傳統道德價值，又體現出了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必然聯系。中國的法律援助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一)體現仁愛積善

孔子云:“仁者愛人”，這是中國占代早期的人道主義?？鬃訌膼圩o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倫理立場出發，認為作為一個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仁愛”思想，進一步提出人的“良知”問題，認為“良知”即“不慮而知者”，可與“良能”、“良心”視為同義語?！傲寄堋?，是指天賦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認為“惻隱之心”是‘·仁之端”?！胺e善”亦即多做好事，與人為善。鐵面無私的包拯、剛正不阿的海瑞等為民請命、為民伸冤的壯舉，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傳統道德價值觀在司法活動中的典型表現。

中國的法律援助，給在犯罪案件中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給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而無力支付律師費者，給請求給付撫恤金、保險金或與此有關的公證而無力支付費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幫助。同時，也給某些經濟上有嚴重困難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法律糾紛提供法律援助。這些都可謂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貧幫困助殘，充分體現了仁愛積善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歷來被人們看成是公平和正義的化身?；诟鞣N原因，社會上總會存在一些弱者，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因經濟貧困或其它原因，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因此，對弱者的法律援助，不僅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制度，也是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之一。為社會弱者提供減免收費的法律援助，是我們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體現。

(二)強調義務，淡泊利益

義與利，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居于傳統道德價值觀主一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義輕利。它主張“君子義以為上”，“不義而富且貴”則“如浮云”。這種重義輕利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抵制貪欲、戰勝邪惡的武器。在法律不斷受到金錢腐蝕的今天，全國首屆十佳律師王海云的話擲地有聲:“做律師就不能為了錢!”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是律師至高無上的準則。律師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許多當事人受益。法律援助，為貧弱者減免服務費，不正是重義輕利這種傳統道德價值觀的生動體現嗎?

(三)注重尊老愛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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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診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國自1830年起，律師在法學院的集中訓練開始逐步取代了學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學法正式確立，并成為美國法律學校占主導地位的教學方法。但自20世紀60年代起，法律現實主義運動學者對案例教學法提出了質疑[2]，而診所教育能使學生真切地感受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和生活的多變性，使學生真正在實踐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另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促使教師和法學院學生意識到將法律規則運用于實踐，通過提供法律服務來培養自身法律實踐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學生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完整、經驗上的不足，缺乏教師的指導和其他機構的幫助，在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中就會顯得力不從心，以致不能能為當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幫助。在這些矛盾凸顯之后，美國的法學家開始意識到，要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借助法學院師生的力量。同時，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學法已隨著法學教育的發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局限性。人們開始懷念學徒制，診所式法律教育在這種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從上述美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發展可見，診所式法律教育與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診所教育目標本身即帶有公益性。

（二）彌補課堂教學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盡管與早期的法學教育傳統方法“講義教學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學法具有明顯的優勢，能夠突出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并獲得良好的邏輯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著明顯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實踐中許多基本技能的訓練，例如會見當事人、事實調查、法律咨詢、調解、談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斷力、職業責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職業人的社會角色等方面對學生們的培養。另一方面，即使是專門面向實踐技能訓練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針對性的課堂教學也同樣無法提供真實案件的效果。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彌補這一欠缺。從會見當事人開始，咨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實調查，乃至參與談判、訴訟，都由診所學生擔當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一個具體處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個細節決定的失當，都可能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所加諸的壓力下，學生的積極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龐大需求與資源匱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項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國法律援助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缺口很大。據統計，2010年全國法律援助機構的平均工作人員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機構平均受理審批法律援助申請222件，按照最低審批所需工作日計算，僅這一項工作所牽涉的人力之大就無需多述[4]。以廣東為例，廣東是一個人口大省，常住人口達9194萬人，同時也是全國進城務工人員（農民工）最多的省份，約2000多萬，占全國的1/4。但政府能夠投入的經費有限，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級政府投入經費共1.985億元[5]。按照這一數據，平均每萬人的法律援助經費只有約2000元/年。上述數據充分顯示，無論從投入的人力還是財力來看，法律援助工作僅依靠政府投入是遠不能滿足現實需求的。因此，作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補充，利用高校師生資源，診所式法律教育過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夠起到一定填補缺口、緩解矛盾的作用。

（四）診所式法律教育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條件一是診所學生普遍珍惜實踐機會，工作熱情很高。從實踐經驗來看，診所學生非常珍惜接觸、真實個案的機會。學生還沒有直接面對生活的經濟壓力，赤子之心使他們更能同情當事人的際遇，盡管沒有經濟收益，但他們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熱情高漲。二是診所法律援助的機制相對靈活，能填補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從法律援助的可獲得性要求上來說，主要體現在經濟困難標準和范圍的規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對于經濟困難證明的要求較高，尤其對于外來務工人員，要回到戶籍所在地開具經濟困難證明，不僅手續繁瑣，經濟成本（主要來回的交通費）和時間成本都較高。三是診所學生在教師指導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種保護下的獨立，工作的風險大大降低。診所學生畢竟涉世未深，欠缺實務經驗，如果完全放手讓其獨自面對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局面———訴訟糾紛，很可能出師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還可能要承擔失職的法律責任，這不僅可能會使遭受挫折的學生心理上產生陰影，也會給診所法律援助工作帶來負面影響。而診所教師能夠以其豐富的實務經驗與社會經驗，給予學生必要的指導與支持，使診所學生獲得“保護下的獨立”，降低風險。診所學生在羽翼未豐之時，未具備獨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診所教師的幫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結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案源穩定性問題在我國診所法律教育實踐中，案源不穩定是很多法律診所開設的法律援助中心面臨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從當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學生無論在理論知識還是實際執業經驗上都有明顯的欠缺，即使有教師的指導，部分當事人還是會對案件勝訴率的把握上心存憂慮，因此，他們不放心將案件交給學生。其次，從學生方面來說，現實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適合學生辦理，對接收到的咨詢個案必須要加以選擇。最后，由于我國診所法律教育總體上還在起步階段，社會宣傳力度還不夠，很多人對學校診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還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實案源，學生就無法通過真實的案件、真實的當事人真切地在辦理過程中掌握基本實踐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體系，更別提法律職業道德以及社會公益心的培養，診所教育的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義。故此，案源不足是診所式法律教育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二）糾紛類型的單一性問題診所式法律教育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受案類型的單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資源不能沖擊正常的法律服務市場，只能針對于特定人群與特定類型案件提供援助，而這些人一般面對的法律糾紛往往集中于勞動爭議、人身損害賠償、離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較為簡單，而復雜的案件類型如房地產糾紛、公司有關的糾紛、知識產權糾紛等則不會涉及到。這就使得診所學生辦理案件的類型偏向單一，無法獲得全面的鍛煉。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診所學生并非執業律師，不能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使得他們的受案范圍進一步收窄。

（三）經費保障問題與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相比，高校開設的法律診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經常面對經費不足的問題。據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網站的資料顯示，高校的法律診所援助經費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從學校的行政開支中列支；二是來自校內師生的捐款；三是來自社會的捐助。例如，復旦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設初始的經費來源包括：中心成員捐獻了自己的獎學金、生活費近1000元，復旦律師事務所捐贈500元及法律系一些開支的報銷。但是都存在經費不足、不穩定的問題。經費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法律診所的發展。

（四）診所學生開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問題法律診所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主體是學生，但在校學生走出校門從事法律援助工作會經常遭遇各種制約。一是調查取證權利受限。由于學生并不具有律師身份，到有關部門調查取證的權利就受到限制。這使得學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響。二是出庭權利受限。由于社會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師資格的人非法從事有償法律服務，許多地區的法院、勞動仲裁委員會都訂立了對公民的限制規則，例如，有的法院規定公民必須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有的勞動仲裁委員會要求公民要當庭提供免費的協議。三是學生人身份沒有得到尊重。個別法院或者仲裁員不了解診所學生法律援助的情況，對出庭的診所學生不信任，對其人身份也不認可，在調解過程中繞開學生，容易使當事人對學生人產生誤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五）人員流動性問題考慮到法律援助工作對學生專業知識結構完備性的要求，學生參加法律診所課程和參與法律援助一般已經是大三，而學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參與辦案的時間很難得到保障，畢業后去向就更難確定。而許多案件，從一審到二審再到執行，起碼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發回重審則時間更長，走完全部程序可能會持續兩年以上。隨著參與辦案的學生畢業離校，案件跟進可能會出現銜接上的問題。此外，很多法學院有關法律診所的課程一般只安排一學期，當課程結束后，學生就會將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課程學習上,并從相關的實踐工作中退出。這樣，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員的穩定性就很難得到保證，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養新的學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辦案質量、成員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受到限制[6]。

三、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環節的路徑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環節是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內容，實踐中上述問題的存在，影響了診所教育的效果。為此，需要有切實的方案解決或至少是緩解這些問題。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沒有足夠的案源，大多數學生沒有參與實踐的機會，診所工作只有單純的值班等待咨詢，診所課堂教學中的實踐技能沒有應用的機會，容易使學生產生“無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走出校門，多方面開拓案源是必要的。筆者所在高校的診所學生自發組織，通過與社區辦事處有效溝通，定期到社區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眾的關注，他們還與本地的社工組織聯系，一同組織活動。通過與社區建立長期聯系與合作，加大宣傳力度，打開局面，是開拓案源的有效途徑。另外，法律診所還可以與當地司法局的法援處聯系，定期組織診所學生參與法援處的值班，在執業律師的指導下參與值班咨詢。由于診所的機制相對靈活，部分不符合法援處受理條件的案件可以轉交診所處理。

（二）開源節流，拓寬法律援助經費來源法律援助既然是著眼于社會服務，就不能因為經費問題變無償服務為有償服務。法律援助經費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著手解決：一方面，法學院可以合理配置現有教學資源，整合部分實踐課程，適當調撥資源給法律診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診所應當積極爭取各方面社會資源的支持。法學院應當借助其教師與學生良好的專業素養在其所輻射的地域為社會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務，形成較好的聲譽并獲得所在地域公眾的認可。法律診所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得到各項社會資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國高校的法律診所普遍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影響，社會資助渠道并不暢通。故此，提高診所自身專業服務能力，是獲得社會資助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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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婦女法律援助案件的特點

由于婦女自身身體原因及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等原因，侵害婦女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涉及婦女維權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婚姻類案件?；橐鍪羌彝サ母?，由于傳統觀念及婦女自身身體原因，婚后大多婦女承擔了照顧家庭老人、孩子的重任，甚至為了照顧孩子放棄了晉升的機會，選擇了辭職回家做家庭主婦，時間一長夫妻雙方在認識各方面產生分歧，有了隔閡，從而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產生離婚訴訟。

二是房產類案件。房屋產權糾紛在婦女維權案件中尤為明顯，絕大多數的房產糾紛與離婚、撫養等問題交叉在一起，各種原因錯綜復雜。

三是撫養費案件糾紛。婚后婦女大多承擔了實際撫養孩子的重任，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孩子入托費、學費的增長，自己很難擔起撫養孩子的重任，只能通過訴訟等方式向男方索要撫養費，或者向法院要求增加撫養費數額。

二、婦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對婦女維權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一些社會團體和機關部門的工作人員缺乏愛心與同情心，責任心不強，對婦女反映的事情常常推來推去，不認真處理，敷衍了事，導致當婦女權益受到侵害時，很難維權。

二是法律援助經費不足。法律援助是政府責任。國家將法律援助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根據實際情況，市政府每年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撥付一定數量的辦案經費。但是，目前我市法律援助中心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數量較多，按照上級要求20__年辦案數量500件以上，所需的資金缺口依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援助案件承辦人員的辦案積極性。

三是對婦女維權宣傳力度不夠。盡管目前各個地區都設立了婦聯，各市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在婦聯成立了婦女維權工作法律援助工作站，但由于各縣市婦聯沒有法律專業人員，也沒有人員專職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為婦女提供法律援助也顯得愛莫能助。同時，由于對法律援助的宣傳覆蓋面不廣，很多婦女不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對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三、做好婦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幾點建議

當前，法律援助工作者要著重突出利民、便民的思想觀念，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針對婦女這類特殊群體的生理和心理特點，進一步從工作細節處著手，真情實意地關注困難婦女，把法律援助工作做好做扎實。

一是健全援助網絡，為婦女申請法律援助構筑便捷的渠道。我們在婦聯、工會、共青團、殘聯、老齡委等部門設立了法律援助聯絡站，在18個鎮（辦）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設立了法律援助聯絡點。形成了覆蓋城鄉的法律援助網絡，方便了基層婦女就近申請法律援助。對符合條件的貧困殘疾婦女發給法律援助證，她們需要法律援助時不再審查經濟狀況。對切實需要援助而又達不到經濟困難標準的婦女維權案件，積極爭取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項目經費，盡量滿足婦女維權的需要。

二是構建聯動機制，提高婦女維權實效。為切實有效地維護廣大婦女的合法權益，加強與婦聯的溝通、協調和聯絡，不斷強化市、鎮（街道）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與各級婦聯的工作，進一步做好婦女法律援助和婦女維權方面的有效對接。市、鎮（街道）婦聯在接待來訪婦女時，對其是否需要提供法律援助進行初步審查，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可直接提請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發揮律師、公證、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專業隊伍作用。對侵害婦女權益案件，在受理上盡量簡化程序，縮短受案時間，并在特殊情況下優先辦理，在處理方式上，對屬于婚姻家庭內部矛盾致使侵害婦女權益的，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的優勢，開展非訴訟法律援助，大大節約了訴訟成本。對于多次調解達不成協議的糾紛及嚴重侵害案件，積極為她們開辟訴訟通道。同時加大辦理涉及婦女權益的法律援助案件力度，建立重大案件討論制度、案件回訪制度、受理監督制度。根據案件不同情況，選派具有專長的優秀律師辦理案件，對其中相對較為復雜的案件實行全程跟蹤，確保案件質量，實現婦女權益保護效益最大化。

四是發揮法制宣傳作用，為婦女維權工作創造良好氛圍。針對部分婦女

文化程度較低、自我保護意識較弱、維權能力不強等特點，采用日常宣傳和集中宣傳相結合，加大對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的法律援助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宣傳教育力度。在法律援助宣傳月、“三八”婦女維權周、“12?4”法制宣傳日等特定時間，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廣泛宣傳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規，著力提高婦女的法律素質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提高法律援助在廣大婦女中的知曉率。充分利用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通過舉辦講座、培訓班、發放宣傳材料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法律知識，提高婦女法律素質，優化婦女生存發展環境。成立婦女維權法律顧問團，團成員深入農家炕頭、田間地頭、工廠街市為群眾宣講法律故事，深入到社區居民家中或社區居民集中的場所宣講法律故事，為廣大社區居民送法進家。

篇（5）

一、法律援助的歷史及制度化分析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援援助（legallaw）起源于十九世紀的英格蘭，起初是由當時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會公益的角度的個人慈善，當時的援助只是基于社會公德、良心和正義，并非一個系統，受限制的行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會屬性所體現出來的，無組織性的法律援助活動。但是這種社會良心及正義的價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斷發展的徹動力。到20世紀10年代關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務的觀念，開展向更深的層次發展。其內容也從提供訴訟程序中的和辯護的需要而拓展到國家法制運用的各個環節、各個層次的對經濟困難、國際道義，人權的實現而難以通過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者提供幫助，提供法律咨詢也越來越認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種法律援助方式，由于國家有責任保障每個公民訴訟法律，尋求司法救濟及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向經濟條件較差或處境不利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法律授助主要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并始終朝向社會化發展，法律體系的不斷構建的趨于進步和完善，正是基于國家民主化，法制化進程的提高，體現了從社會的民主化，法制的主導途徑而延伸到法的公正、公平、公開宗旨的伸張。

政府在提供及完善法援體系彰顯了以依法治國為政府政策指向，這也是現代各國政府在開展民主政治化及法制化進程中以完善法律體系及規范法律行為的具體行動，通過具體的法援開展有利于促進社會正義，通過司法正義實現社會正義，進而成為保障人權的重要內容，通過法核心的法律扶養的社會行為、以制度化的形式對法律資源進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勢群體及特殊人群因經濟、政治、語言的差異，使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政府通過制定法，完善法，保障法的實施，幫助人們用文明、理智、規范的方式解決社會通向文明的步伐，用來規范、減弱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政府的法律援助行為不僅自身蘊含豐富的道德價值，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F代化的務實的政府正是借助于這樣一種規范化、文明化的法律措施，來維護管理，減少社會運行的成本及其社會文明的構建。

在社會文明入規范，司法公正，控制政府運行成本的基礎上，法制援助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其存在是（1）權利保障之要求：公眾對法院訴求無非與保障其私有權利為基礎的擴展，經濟、文化、政治的差距使人們不能有效的應用法正義武器，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面則可能會濫用優勢，做出機會主義的行為損害他人的利益對抗弱勢方的法律行為維護之權利，正是出現這樣的不平等，法援即保障處于劣勢的權利行使者權利維護，提高法之公正性基本權利的維護地位。（2）實現控辯的平衡：主體間的地位不平等，必須要增加交易成本，弱勢群體對于實現權利的漠然，加劇社會的矛盾激化，法援的出現和完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不平衡的現實，為權利的實體提供制度的保障。（3）扶貧助弱法制化發展之必須：程序的公正進而維護實體的公正，進而維護相對的正義價值體系，弱勢群體在社會體制化運行中，缺乏所必要的條件追求受侵害的權益，政權就必須要以公力救濟來促進司法公正，降低維護社會秩序運行的成本，提高整體運行的效益和安全。（4）制度變遷的帕累托最優：制度的安排決定了經濟效率，由于一種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不用于另一種，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尋找原因，法援的產生是配合了社會環境及生產力條件下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遷迫使法援的完善，在國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確認的一套能使轉化社會關系的復雜性，節約交易成本，幫助社會成員安全、快捷、有序地進行效的“標準化”和“模式化”的規范體系，這種制度的完善遵循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優，其建立和完善對于文明法制社會的必然性。

以理論化的體系，國家的政治到社會道德，司法的追求，及其制度建立的成本核算，進而從各個層面理論化的提出法援的建立和完善是社會發展需要，從起源時的個人道德主義到制度化的建立和普及，法援體系從個人自主的行為上升到政府行為，從慈善行為到個人的基本權利，彰顯了法援制度上的優越性和可塑性，但面對社會制度的變遷，以保持動態的信息觀，加強對法援體系的再構完善。

二、隨著中國以建立理想的和諧社會的目標，法援制度不斷的健全，建設不斷的深入。江西省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大力加強法律援助工作。

“和諧社會”的法律條件就是建設以和諧、發展為目的法律系統工程，使該系統工程在社會結構、法律要素及運行匹配條件方面符合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有法律系統工程運行良好，形成穩定的社會運行機制，也才能構建理想的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必須有統一的秩序價值：穩定、和諧、發展。這個價值是最高價值，不同層面的規則價值都要服從這個價值來構建。法律援助的體系化正是服從于和諧社會建設的理念，追求社會的穩定、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在結構設計上符合基本的衡平性，符合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和政府資源的高效使用。

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是在94年3月陸續在北京、廣州、上海、青島等城市試點，起步較晚，起點低，其構建是以區域為單位的法律援助的機構滿足了部分公民的訴訟權利的行使，取得良好的效果，為了全面的鋪開法援工作在全國的推廣，司法部于96年12月批準成立了國家法援中心，下轄于司法部積極開展區域化的法援中心的建設，03年9月1日正式實施的《法律援助條例》以立法的形式來保障這項制度的順利運行，在政策、法制的范疇內規范了法援的發展方向，但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法援的發展依托于政府的政策指向，經濟水平，重視程度，整體發展不平衡，貧困地區法援發展的緩慢。據03年數據表明，全年全國共需法律援助條件70萬件，實際援助不足四分之一，全國法援案件平均每件國家支付60元至70元，而平均300元的實際成本相去甚遠，法律援助經費平均每人每年不足6分錢，投入的不足往往是法援的整體質量不高難以保證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甚至導致為數不少的法律從業者規避法律援助服務的現象。

江西省地處中國中部，優良的革命傳統孕育了一代代辛勤的建設者，但由于傳統的農業大省思路，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和水平在全國處于一個較低的位置，經濟的欠發達制約了法援工作的進步，面對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的增多，以研究江西省法援工作的現狀和對策為突破口，具有典型的推廣價值和普遍性。

省政府在其工作報告中指出“以建設和諧平安江西，共創富民興贛大業”為主題，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確保社會和諧平安。深化全民普法教育，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和完善群體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化解矛盾的排查調處機制和運轉高效的處置機制。江西省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底成立，2001年初開始運作，最初以開展組織機構的建設為突破口，加大管理法援案件和法援宣傳及經費的保障力度至今基層組織機構建設已完成，保證到了三級（省、市、縣）網點的建設，在目前的法援實踐中，已經建立了統一的申請、統一審查批準，統一的指派辦案中。統一的指派辦事件，統一監督（五統一體制），有條件的法援中心設立了網上受理援助事件。經過全體法援工作者努力，江西省法援在機構建設，制度的制定和規范、統一的思想、不斷創新的工作思想的前提下保障部分法援服務對象的合法權益，但現實擺在江西省法援工作者更多是資金的瓶頸，人力資源的不足，機構基礎建設薄弱，援助工作與相關部門的協作配合機制不完善，專職法援工作者的職業身份和社會保障。困難和困惑，制度的先行，實際的制約，老區人民一雙雙渴求公正的眼神，一樁樁公民在沒有得到法援幫助權利無法伸張的事實，短時期內需要建立一個有地方特色，可推廣性的法援制度，擺脫目前的困境。

三、對于江西省法援的思考及對策

（一）認真學習宣傳《法律援助條例》，進一步提高對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加強政府和律師的責任感。

法律援助是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重要工作直接關系到廣大貧困群眾的切身利益。加大《條例》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加強與新聞媒體的合作，通過采取形式廣泛宣傳，使各級黨政領導更加重視法援工作，使社會各界認識到法援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需要幫助的群眾，了解并實際運用法律援助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形成全社會都關心，支持參與法律援助的發展，通過宣傳和匯報爭取地方政府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經費支持，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等領導重視，主動與財政部門溝通，落實各級政府對法援的財政支持，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政府對法援的最低經費保障機制，并隨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增加經費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做為法援主力軍的從業律師們，面對著援助人數少，資金不足等因素始終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對法律服務需求，這樣就決定了律師自動提供法律援助的空間和舞臺，加強宣傳《條例》，以一個法律從業者的社會責任感出發。同時具有責任和義務的國家對于從業者與法援條件的補貼不足并非是逃避法援條件的根本原因，關鍵是律師缺乏責任感及利用法律援助來做為自身宣傳的最好平臺的意識。加強《條例》的宣傳目的就是政府、社會、個人三位一體的思想統一充分重視和支持法援開展。

（二）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三）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稐l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案Ｌ鼗稹痹谫Y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江西省的大多數開設法學教育專業的學校也紛紛開設了法律診所課程，其主要的課程設置包括了法律實務的講授、典型案例的討論和協助執業的律師和教師辦理案件，學生通過課程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和高校教師的指導，有能力并迫切的希望服務與法律援助的工作中。

（四）以實際出發，高起點設定法援的準入制度，培訓制度及福利及保障制度，營建法援的良性發展的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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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援助監督管理機制疏議

（一）法律援助監督管理關系

法律援助監督管理關系是司法行政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及法律援助人員之間形成的行政管理關系。在該關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機關、法律援助機構及法律援助者三個主體，其中司法行政機關是法律援助的監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機構是法律援助的組織實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體實施者。法律援助監管的有效性以主體權責分明為前提條件。從行政法律關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主體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國家責任的直接承擔著，直接對法律援助活動進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對于受助者而言體現為某種法律援助服務，從此意義上講，法律援助機構是履行政府責任的具體實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務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機構是具體組織實施法律援助的主體，確定法律援助機構的性質是司法行政機關落實監管責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機構是由地方政府依據當地情況設立（或確立）的機構，具體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機關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機構一般屬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具有事業編制。另一類是由政府確認的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及法律服務所。前者在監督管理機制中處于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角色，這在很大程度上給法律援助的監管帶來阻礙，隨著事業單位改革，司法行政機關應當進一步加強對于此類法律援助機構的監管，提升法律援助質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監管中屬于被管理者，但因監管力度不夠使部分此類機構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時“走過場”，嚴重影響了當事人合法利益及國家法律援助責任的實現。所以，對于性質不同的法律援助機構采取的監管措施也應當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監督管理責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確該責任的具體內容和形式，首先必須要確定該責任的主體，法律援助監督管理責任是司法行政機關的職責，同時也是法律責任，從此角度上講，法律援助監督管理責任的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責任形式表現為第一性義務（即職責），但同時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機關在違反第一性義務而產生的第二性義務（即法律責任）。雖然司法行政機關是法律援助監督責任的當然主體，但法律援助的順利開展還離不開法律援助機構及法律援助具體實施者，從法律援助的性質看，這兩者亦應屬于法律援助監督管理的責任主體。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機構是組織開展法律援助的機構負責法律援助的申請、受理及指派，在此過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就必須使法律援助機構承擔監督管理的責任。其二，法律援助機構的自我監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實施者的自我監管對案件質量的提升起著重要作用。雖然法律援助機構及法律援助實施者也有監管責任，但這種責任形態主要表現為行業責任與綜合性法律責任，這與司法行政機關的責任內含有著很大區別。而法律援助實施者監管責任則表現為道德義務和職業法律者責任。由此可見，法律援助監督管理責任的內容與形式具有一定的廣泛性，且呈現出多層次的特點，法律援助監管責任的實現途徑亦呈現為立體化的機構。

三、法律援助監管中國家責任的實現途徑

（一）建立“立體式、多層次”的責任體系

傳統意義上，法律援助監管責任主體僅限于司法行政機關，責任層次較為單一，且以第一性義務為主，這種責任機制呈現為單向性特征，難以形成責任聯動機制，反而阻礙法律援助的順利開展。法律援助從實施過程角度看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包括法律援助機構的確立、法律援助申請、審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環節，在這些環節中法律援助監管責任貫穿始終，且直接關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權益?；谝陨戏治觯⑾到y化的責任體系對于確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從責任主體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監督管理責任具有多層次性。其一，由于責任主體不僅限于司法行政機關，同時包括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機構的監管責任體現為自我管理的義務和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管理的義務，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順利進行的基礎。自我管理責任是由法律援助機構的性質與地位決定的，主要體現為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對法律援助申請的受理、審批、案件辦理進行自我監督，從而形成“自律性”責任機制。雖然自我監督在一定程度上為法律援助的順利開展起到積極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監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監管也必然成為“權力濫用”的屏障，不僅不能起到應有效果，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管職責，并給法律援助的有效實施帶來阻礙。

于此，法律援助機構的監管責任應當是在司法行政機關監督下的自我管理。從法律邏輯上看，法律援助機構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監管，同時履行監督法律援助者的義務。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監管責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后，必須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義務，該義務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產生的法定義務，具有不可棄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執業律師，無論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專職律師還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自我管理的義務。該義務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提供法律咨詢、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監管的不同責任主體，這種監管責任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從責任類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監管責任呈現為“立體式”結構。上文提到，監管責任包括了第一性義務與第二性義務，是一種綜合責任?！傲Ⅲw式”結構就表現為責任形態的綜合性，即不同的責任主體不僅要履行法定義務（或職責）還必須承擔由其不法行為所導致的法律責任（否定性評價），并以此作為彌補法律援助受助者損失的依據。

（二）完善經費使用監督機制

法律援助經費是保障法律援助順利開展的基石，經費的籌集、調撥、使用應當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和公眾監督。從監管責任角度講，經費使用的監督機制由縱向的行政監督與橫向的自我監督與公眾監督構成。目前，法律援助經費主要由國家財政負擔，實行?？顚Ｓ?，經費支出以法律援助辦案經費、補貼等為主，經費的合理使用直接關系到法律援助的質量，所以，對法律援助經費使用進行監管是非常有必要的，這也是法律援助監管責任的題中之義。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使用監管機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單獨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經費的使用應當建立專用賬簿進行單獨核算，避免和其他經費混同。第二，建立經費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經費來自國家專項撥款，必須接受司法行政機關與公眾的監督。公示內容不僅包括經費使用情況，且有必要對經費來源進行公示，因為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不完全限于國家財政撥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專人進行管理。第四，完善經費使用檢查機制。

目前，對經費使用情況進行檢查是落實監管責任的主要途徑。檢查主體一般是司法行政機關，檢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檢查內容主要是經費使用情況。雖然經費檢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監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約，使檢查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檢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檢查所耗費的行政成本也是較高的。故檢查機制應當堅持實質性的同時強調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電子技術，可以建設法律援助經費網絡管理系統，通過經費使用信息錄入、核對等環節實現對經費使用的監管，由此不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強了檢查效果。第四，進一步加強法律援助機構與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監管。雖然經費的調撥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但經費的使用者是援助機構和援助者，只有進一步加強對機構及其人員的自我約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經費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現經費濫用的情況。

（三）完善案件跟蹤機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蹤機制是通過建立案件跟蹤檔案對案件進行監督的一種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蹤機制較為形式化，沒有很好地起到監管效果。案件跟蹤機制不僅要建立跟蹤檔案，且要在檔案管理的基礎上實現實質監督。具體實施辦法如下：其一，細化檔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蹤檔案是對案件辦理情況的原始記錄，檔案項目的設置可以依據法律援助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一般包括案件類型、承辦人、案卷編號、受理時間等基本情況，除此之外還應當增設關于案件評價或者反饋信息，這樣有利于從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監督辦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報告。法律援助者是實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責任者，確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是其重要義務。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蹤檔案是從監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動式管理，而定期報告制度則要求承辦人必須在規定期限內主動向法律援助機構和受助者報告案件進展情況，以便實時監控案件質量。其三，旁聽庭審。法律援助者所辦理的案件采取公開審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和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進行庭審旁聽，以此了解承辦人辦理案件的具體情況，并通過庭審旁聽為承辦人提出相關意見。

（四）建立案件質量的“量化評價標準”

法律援助案件評價機制是對法律援助案件進行質量評估的量化標準，評價機制的運行能從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目前，案件評價機制主要局限于案件辦理情況調查、回訪等，并沒有形成一套較為可行的評價方案。從理論上講，評價屬于價值判斷的范疇，是具有主觀色彩的一種意識或認知，然而對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的評價應當盡可能的排除主觀色彩，通過“標準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評價值機制更具合理性與客觀性。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的“量化評價化標準”應當涵蓋整個案件承辦過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辦理及結案三個環節。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評價標準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況登記、案件受理依據、案件受理情況、案件受理期限等內容，并設定不同的評估檔次。在案件辦理中，量化評價標準應當依據不同的案件性質規定不同的量化評價標準。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書基本情況、證據材料收集情況、會見當事人情況、案情分析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情況、庭審記錄情況等，通過較為細化的評價標準對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過程進行全程監督。在結案環節中，量化評價標準可以包括裁判文書基本情況、當事人意見、法律援助者結案總結等。只有建立較為完善的評價標準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辦理質量。

篇（7）

關鍵詞：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弱勢群體

“國無法不立”，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像鐵軌對于火車一樣，脫離了這條軌，必將導致國家的混亂甚至國家的存亡。法律對于國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國公民在法律知識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別是位于西部邊陲的人們。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大力宣傳法律知識，不僅是國家的事，更是我們每個法學專業者的責任。同時，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力普法宣傳，還是鍛煉自己的一個好機會。本著“學法用法，服務社會”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產生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2003年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廣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為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減收或者完全免費的法律幫助的一種制度。服務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和公正。狹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提供代表律師（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務，目的是確保任何具備充分理由提出訴訟或答辯的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或出于弱勢群體地為而無法打官司，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的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法律援助組織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據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依靠法學專業的法律知識資源優勢，經院團委同意，報校團委批準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長歷程

（一）、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內部組織結構

“大學生法律援助組織,是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面向社會,無償為公眾服務的公益性組織,它有著先天的優越性,對于培養法律后備人才和解決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著“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前身為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

該中心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工作原則，以義務法律咨詢、宣傳法律法規為其基本的工作內容；以論壇、講座等方式學習法律法規，總結實踐經驗；組織其成員深入社會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律服務活動，并且積極開展同國內各法律院校同類社團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設團支部，主任，秘書處，事務部一部，事務部二部，事務部三部。秘書處（下設網絡組、刊物組、外聯組）的主要工作是辦公室日常事務，值班、負責接待來訪等。事務一部的主要工作為行政復議，勞動糾紛，婦女，兒童權益來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二部的主要工作為一部以外的民事類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三部的主要工作為刑事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法律援助審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則，以確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順利開展。

事物總在不斷發展中壯大，作為石河子大學學生面向社會開展的法律援助的專業性公益性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師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發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簡了一些部門，其內部組織結構為委員會，團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務部，檔案部，外聯部和宣傳部部門。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詢為日常工作。同時舉辦自成立以來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傳日活動。例如，舉辦每年的“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五一”、“六一”、“十一”校園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124憲法宣傳日”普法宣傳活動；并成功舉辦了首屆“十一物權法宣傳”活動，承辦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大學生暑期三下鄉”送法下鄉活動，以及協辦每年的“西域法學高峰論壇”。

在活動中，我們組織學生參加，邀請指導老師帶隊，接受相關的新聞媒的采訪報道。我們發放各種法制宣傳單，接待來訪咨詢，現場為他們解決疑難問答，提供解決辦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則有專門人員負責接待，并給予滿意答復。在三下鄉中，我們送出了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不僅發放法律法規傳單，接待咨詢，還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群眾，知群眾之所難，給群眾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學以致用，服務群眾，并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咨詢上萬次，接待案例上千個，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幫助了經濟困難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舉辦了“第三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我國著名法學家，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資深法學教授馬克昌來我校作專題講座，并高興地給法律援助中心題詞：“維護弱者權利，保護公平正義”。馬克昌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學界，與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合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馬老對法律援助中心給予厚望，他希望我們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為弱勢群體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保護弱者權益，維護公平正義，我們將繼續努力，不辜負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姜明安，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王磊，刑法學研究室主任陳興良一行四人來到我校，分別作了專題講座，并分別高興地給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題詞，對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予了厚望。

三、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著多方面的意義，下面筆者結合以上論述來具體分析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

（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對學生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根據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務及開展的活動，（這些已在上文中論述過了，這里不在贅述）組織學生開展案例分析討論，論壇及模擬法庭等內部活動，提高了學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使學生的專業技能更加堅實，還為對外援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首先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實踐平臺，有利于自身理論的提高，真正體現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學生提供了解社會法律需求的窗口，促進學生良好法律職業道德素質的形成。法援通過對外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與援助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能，真正地做到了邊學習邊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能夠為貧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創造一種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胺ㄔ修k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貧困者的案件,這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最普通民眾的法律需求，使學生在承辦具體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這樣的案件中進行律師職業道德教育所達到的效果是學生在課堂上不可能達到的。這有利于培養承辦案件的學生對于全社會特別是當事人的責任心,培養學生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的奮斗、獻身精神。學生在辦案中能夠培養社會正義感和職業道德,從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質量上的保證?！?#61549;

總之，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僅可以使法援的成員學到法律方面的知識，更能學到社會實踐的本領。我們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服務于社會，不僅把我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應用，還鍛煉的我們的溝通交際等綜合能力。

（二）、大學法律援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從該中心的性質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對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節假日和法制宣傳日開展的法律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法律法規，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使廣大群眾受益。另一放方面也為國家普法，進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年來，法援通過定期的普法宣傳，法律知識講座和舉辦法律咨詢等多種活動方式，使法援在學校師生和觀大市民及周邊團場連隊里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近兩年來，該中心立足于團場，扎根團場，在團場司法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實踐基地，為團場職工全心全意服務。另外，法援以節假日為契機，廣泛開展市內街頭的法律咨詢活動，接觸到諸如勞動糾紛，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財產等各種常見的法律問題，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員值班，接受來訪、來電咨詢。一旦遇到無法一次性給予答復的疑難糾紛，我們會向我們強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門法的老師請教，集體協商爭取找到最為經濟有效的方案，以解決當事人的困難。

我們中心每年舉辦的各種法制宣傳活動，有利于進行普法宣傳，分擔了國家的職責，為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文明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聯合烏魯木齊一所高校的法學會共同開展“124憲法宣傳日”活動，得到了兵團電視臺的特別采訪，受到了烏魯木齊市民的一致好評。同時，我們中心提供的無償的法律援助，幫助了那些真正經濟上困難，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為我國司法部門減輕了工作負擔。

總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經歷證明了它存在的意義，證明了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用它的付出餞行了“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淋社會底層風雨，方知書本知識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睹眾生艱辛的生存掙扎，才會真正明白法制、法律這些字眼與現實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塹距離?！懊駷楸?，法為器”，“學法、用法、普法、援助”，本著心中無比堅定的信念，我們每一個法援學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學識投入到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們的無償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會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古訓，用我們最真誠的心和熱情服務周圍的人，讓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讓更少的人陷入權益無從救濟的困境，讓社會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們每個人最親近的守護神。風雨成長路，我們攜手走過；坎坷未來路，期待你的關心和支持！相信在我們所有法律援助組織的不斷努力之下，相信我們笑傲挫折的年輕，相信我們的明天不是夢，法律援助的隊伍會更大、更強，法律援助的明天會更好！

注釋：

《法律援助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法律援助中心翻印.2003年7月21日.

篇（8）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法律援助人員已經有過萬人，但是由于我國城鄉之間發展水平不平衡，所以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員都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而在比較偏遠落后的農村卻很少有專業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但事實上恰恰是落后的農村農民更需要法律援助，他們有著更大的法律需求，所以就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現象。另外，農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員不足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資源沒有合理利用，很多在校大學生完全也可以投身于這項工作中，但現實是他們并沒有被充分任用。這些都嚴重阻礙了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開展。

(二)農村法律援助的資金不足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緩慢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金不足，并且資金的來源渠道也比較局限，造成了經費不足的現象?，F階段，我國還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村，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相關政府部門自然也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工作開展。此外，由于這些農村比較落后，來自社會上的援助資金也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員很難正常開展工作，可能導致缺乏必要的辦案資源，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工作人員的辦案質量和進度。所以，相關的政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對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給予足夠的資金支持，促進社會公正。

二、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

只有農民具備基本的法律意識才能證明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成功的。所以，相關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對農民進行法律知識的宣傳和講座，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首先，通過宣傳可以讓農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識，有基本的維權觀念，進而還要讓廣大農民意識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讓他們知道法律援助就是在他們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幫助他們維權的工具，讓他們在最快的時間能獲得最大的幫助。只有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才能從根本上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一)建立專業的農村法律援助隊伍

提高農村法律援助制度體系工作質量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建立專業的法律援助隊伍，高效解決廣大農民遇到的法律問題。首先，這應該是一支匯集專業知識過硬、職業道德高尚的法律人才的隊伍，同時他們還要能夠適應農村的法律環境;其次，對于農村中現有的一些“赤腳律師”可以進行免費的培訓，在群眾中培養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的法律援助人才;最后，國家和學校還要鼓勵在校大學生積極投身到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建設中，這樣不僅能緩解目前農村法律援助人才匱乏的問題，還能夠幫助在校學生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工作中，一舉兩得。

(二)開拓農村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

由于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是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持的，但是對于偏遠落后的農村而言，他們的政府資金又很有限，這就需要開拓農村法律援助資金的來源渠道。首先，政府的專項資金還是法律援助工作資金的主要來源，但是我們還可以通過建立最低經費保障制度、開設專項的法律基金、動員社會力量等方式來解決資金問題，保證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進行。

篇（9）

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由于身心發育不全、法律知識欠缺以及心理上的恐懼，無力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客觀上需要通過法律援助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由律師提供法律援助，代表其參與訴訟活動，維護其合法權益，這將有利于對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護。

（二）健全我國刑事法律援助體系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國刑事法治發展的主要標志之一。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是刑事法律援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納入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中，不僅有利于擴大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而且也可以實現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立法目的。

（三）切實提高刑事訴訟效率

由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所掌握的法律知識較少，生活閱歷較淺，因而，自身保護意識與保護能力較弱。而法律只規定了未成年被告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權利，而未對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違背了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賦予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均等的享受法律援助的權利,是實現司法平等的必然要求。法律援助律師可以從刑事、民事各個方面為其提供幫助，保障其訴訟權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刑事訴訟效率。

二、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不足

（一）立法缺失

由于犯罪行為對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身心危害嚴重，且未成年人自身缺乏防范意識，其在刑事個案中是典型的弱勢群體，因而，國家應當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他們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的保護和救濟。而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并未將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圍之列〔2〕?！斗稍鷹l例》雖然將刑事案件被害人納入了法律援助范圍，但其規定援助的范圍、階段和程序，與一般成年被害人同等適用，未能充分考慮未成年被害人群體的特殊性，而且在申請法律援助的方式上僅僅規定“可以”申請，沒有規定強制辯護，這顯然不利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特殊利益的保護。

（二）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

法律援助經費是法律援助制度最基本的物質基礎。我國法律援助經費來源呈現單一性特點，雖然有來自于企業、社會組織的資金援助，但其主要來源仍是政府撥款。這種單一的資金來源模式導致法律援助資金不足，尤其對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缺乏專項的法律援助基金。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甚至有一些律師反映，在辦理完法律援助案件后無法拿到補貼。經費的欠缺嚴重影響了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

（三）法律援助人員素質偏低

刑事法律援助律師的介入，彰顯了國家對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重視和保護，對于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具有重要意義。專職、穩定且經驗豐富的律師隊伍是提高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質量的有力保障。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承擔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大多是新加入律師隊伍的年輕人。他們由于缺乏實踐經驗，很多律師事務所在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委托后，選派一些年輕人去辦案，目的也僅僅是讓他們去熟悉辦案流程，培養鍛煉新人。由于新加入律師行列，經驗不足，相關領域如教育學、心理學等綜合知識欠缺，因而嚴重影響了法律援助的效果。

（四）救濟體系不健全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濟包括國家補償、公益救濟以及心理救助等一系列制度。首先，我國尚未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被害人如果不能通過訴訟獲得賠償，也無法獲得國家補償，生活將陷入困境。其次，我國公益救助制度缺乏規范化的管理，法律援助經費來源的單一性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動的開展。雖然社會上不少愛心人士在得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處境后愿意慷慨解囊，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多數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難以得到社會公益救助而身處困境。第三，我國欠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由于權利受到侵害，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往往情緒過激，不愿配合援助人員工作。如果有心理咨詢師通過心理疏導、心理干預加以關愛，幫助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緩解緊張、害怕等心理，那將有助于他們提高自身的心理調控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而目前這方面工作還很欠缺。

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構建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在遭受犯罪侵害時，國家應當為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事訴訟法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規定了強制法律援助制度，而對于未成年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則缺乏相關規定。因此，我國有必要建立該制度，以實現司法平等。

（一）立法應明確規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需要法律援助

2013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2條第2款規定：“對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請律師意向，但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訴訟人的，應當幫助其申請法律援助?！边@一規定給檢察院提出了一項新的要求，就是要幫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請法律援助，可以說，這是我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改進。筆者建議，在將來的法律修改中，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中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并將《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2款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與此同時，再將《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進行相應的修改，從立法上真正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對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權利實現多角度、全方位保護。

（二）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

近年來，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筆者認為，為了保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基金中劃分出一部分資金，建立專項法律援助基金，專門為保證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提供資金保障，并對需要醫療救助的被害人提供經濟幫助。關于專項基金的來源，主要渠道還是應當從政府的財政中撥款，也可以鼓勵愛心人士進行捐贈。

（三）不斷提升援助人員的法律素質

未成年刑事案件涉及被害人的諸多隱私，因此，在辦理這類型案件過程中，忽略任何細節都可能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這就給法律援助人員的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從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點出發，對從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人員進行定期培訓，提升其各方面綜合素質，以適應辦理該類型案件的需要。筆者建議，可以建立一支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點、擁有一定的辯護經驗、致力于未成年人的感化與挽救、專職從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隊伍，以對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好的服務。

（四）法律援助與社會救濟相結合

對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利進行保護，需要社會各界的協同合作，對已經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益于改善其身心狀況，減少與避免二次被害現象的發生。在進行法律援助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濟體系，以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1.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司法實踐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一般會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但由于各種原因，被害人通常并不能通過訴訟獲得賠償，導致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構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是指國家對一定范圍內因犯罪遭受損害而又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途徑獲得賠償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通過法律程序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補償原則、補償對象、補償范圍等。

篇（10）

2案件處理情況

1990年前,LAB承接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一般是通過合同請私人開業律師辦理。1990年后,刑事案件仍然是法律援助機構關注的主要目標,但由于法律援助機構擁有自己的雇傭律師隊伍,其辦理案件的途徑已有所改變(LAB在全國各地有自己的辦公室)。目前,LAB的法律服務體系主要包括:中心辦公室(雇傭律師和公共辯護人)、私人開業律師(LAB付費聘請)、LAB的合作伙伴(LAB提供資金的其他非政府組織)。

3資金與預算

LAB資金主要來源于中央政府,另有一小部分資金來源于私人捐贈的實驗性項目,國家資金并不影響該中心的獨立性。它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領導,其負責人由司法與憲法法制部部長直接任命②。過去三年,LAB的資金預算情況可以比較如下:

4影響政策

傳統上,南非法律援助機構主要為刑事案件提供辯護,但是最近建立了一些民事部門和一個憲法性的影響性訴訟部門。正是通過后者,南非法律援助機構內設影響性訴訟部門,為包括婦女、兒童和貧困人口在內的弱勢群體開展分類行動和先例訴訟。2004年1月,南非法律援助機構采用了一項影響政策,法律援助機構不時地抓住機遇,通過承擔或者資助訴訟和其他法律工作,積極地影響一大批貧困人口的生活,而不是僅僅為個人提供法律服務。南非法律援助機構在以下三個領域賦予影響政策以實際內容:(1)確立一項判例、法律制度或者解釋涉及貧困人口方面的法律;(2)通過開展集體訴訟或者處理少部分事務從而能夠解決大量的群體性糾紛,具備了處理群體性糾紛或者潛在糾紛的能力;(3)通過戰略性干預或者非訴法律服務,具備了促進一個群體或者該群體中重要人群生活的潛力。影響性法律服務可由以下機制提供:(1)南非法律援助機構所屬的司法中心和戰略性訴訟部門雇傭的領取薪酬的律師;(2)私人律師事務所的律師;(3)南非法律援助機構的合作伙伴;(4)法律診所;(5)以上機構和人員的組合。南非建立影響性訴訟部門,是為了保護人口中的邊緣化部分,而致力于將憲法規定的內容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為南非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承擔并資助訴訟或者其他法律工作的機會,并對一個群體或者該群體的重要部分產生深遠的影響。影響性訴訟部門通過訴訟,可以確立法律判例或者為法律的未知領域確立一個標準。此外,通過辦理集體訴訟和戰略性訴訟,影響性訴訟部門能夠在單一事務中,確立解決群體性糾紛的有效方式。

5法律援助戰略規劃

2008年9月,LAB批準了南非法律援助戰略規劃(2009~2012),為了執行這項戰略規劃,實現法律援助的展望與使命,法律援助機構制定并嚴格執行年度工作計劃。法律援助機構還根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每年都對該戰略規劃進行評估。南非法律援助的展望是建立一個公正的南非,使憲法中所珍愛的權利得到尊重、保護與防衛,確保正義被及所有的人。南非法律援助的使命是使法律援助機構成為最重要的法律服務提供者,通過高質量的專業化法律服務,以獨立、高效并充滿關愛的方式,確保窮人和弱勢群體獲得社會正義。為了實現自己的使命,南非法律援助機構確立了以下目標和戰略:(1)發展目標:法律援助機構成為積極高效的促進正義的部門;關注并幫助窮人和弱勢群體獲得社會正義,對所有南非人而言確保憲法權利得以實現;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有效的獨立組織,以確保能夠完成自身使命;培育尊重并服從憲法價值觀的公民和社會群體。(2)2009~2012發展戰略:①客戶和社區、相關部門:為客戶提供專業有效的法律服務;為社區培訓有關憲法和法律援助服務的知識;致力于幫助建立一套積極有效的司法系統;定期向議會和行政機關作出解釋,便于他們能夠了解法律援助機構的規劃和項目。②經費與可持續發展:維持可持續的、經費穩定的法律援助機構;確保管理良好;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廣為認可的法律援助品牌。③事業發展進程:評估事業發展進程(服務提供和支持),確保服務是有效率的、有用的、經濟的、以客戶為中心的、專業的、獨立的;建立精確的、可行的和及時的管理信息系統,以告知事業發展進程和決定;確保財政管理合理,事業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篇（11）

一、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含義

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是指注冊會計師在承辦業務的過程中，未能履行合同條款，或者未能保持應有的職業謹慎，或出于故意未按專業標準出具合格報告，致使審計報告使用者遭受損失，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注冊會計師或注冊會計師事務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按照應該承擔責任的內容不同，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可分為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三種，三種責任可以同時追究，也可以單獨追究。

二、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成因

(一)社會因素

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的高度信任和高度期望值是導致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產生的社會因素，近幾年來，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越來越關注，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的信任度和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但同時由于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行業還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導致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提出了許多不合理要求，各方報表使用者和利益集團希望注冊會計師能查m被審單位報表中存在的所有錯誤，舞弊和違法行為，事實上這是混淆了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的區別，一旦審計報告結論與被審單位實際情況不符．投資者或債權人遭受了損失，他們總是希望從其他方面得到補償而不管是誰的錯誤。另一方面由于受審計時間，審計方法及成本的制約，注冊會計師發現被審計單位所有的錯誤．舞弊及違法行為是不可能的。

(二)經濟因素

近年來，隨著注冊會計師行業競爭的加?。恍┦聞账鶠榱颂岣邩I務量、爭奪客戶、追求經濟效益，在選擇被審計單位時喪失了應有的慎重，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對被審計單位的歷史情況進行必要的了解，評價它的品格，弄清委托的真正目的。少數注冊會計師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不顧職業道德，迎合委托方的無理要求，對被審計單位報表中的虛假錯弊聽之任之，出具虛假審計報告，或與被審計單位串通造假。同時由于我國的審計費用比國際同行低，一些政府部門都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最低收費標準，為了生存和發展注冊會計師不得不降低審計成本．也就不可能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審計某一個項目，審計質量可想而知。

(三)環境因素

我國現階段市場經濟運行的不規范性是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環境因素。從公司內部環境來看，目前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同虛設，國有法人股缺位，股權過度集中，董事會、監事會由大股東操縱，或由內部人控制的情況十分嚴重，從而給公司管理當作盈利管理，粉飾報表、操縱利潤提供了可乘之機。公司內部控制的缺失造成公司內部控制的松散和低效，高級管理層對財務報告，特別是對會計政策隨意選擇和變更，公司由一人或少數幾人把持或壟斷財務決策，內部審計人員缺少獨立性和號業訓練，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只具象征意義。經營者由被審計人變成了審計委托人，注冊會計師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遷就上市公司，默許上市公司造假，幾乎成了一種“理性選擇”注冊會計師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他們的行為必然受到市場其他參與者的影響，沒有好的執業環境，注冊會計師很難獨善其身。

(四)法律因素

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是造成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法律因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會計環境的不斷改變，在對會計信息的不同認識而產生的法律沖突中，有關民事糾紛的問題最多?？墒牵@方面的規定恰恰是最不完善、也是最為缺乏的。

三、避免注冊會計師承擔法律責任的對策

(一)補充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中對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規定

注冊會計師行業出于行業自身利益和發展的需要．不應坐等立法及司法機構對有關法律法規進行修訂，而應積極主動地設法解決不同法律之間的矛盾問題。財政部也應當就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積極與有關司法部門進行協調，以保護注冊會計行業的合法權益。與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最為密切相關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會計師法》，由于該法頒布時間較早，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如對民事責任的規定相對薄弱，缺少關鍵的過錯和因果關系要件；與隨后頒布的其他法律法規中的相關部分失調；對法律責任的界定模糊等．故該法目前在有關方面的推動下正在進行修訂。補充完善《注冊會計師法》等有關法規，在相關法律中增加保護注冊會計師權益的條款，在法律責任對象、責任范圍和責任程度等方面給予明確規定．從而保證注冊會計師免受無謂訴訟的干擾。

(二)確定《獨立審計準則》在司法實踐中的地位

《獨立審計準則》依據《注冊會計師法》制定，由財政部頒布實施，因此它屬于行政法規范疇，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丢毩徲嫓蕜t》是注冊會計師執行獨立審計業務的權威性專業標準，各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在執行《注冊會計師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審計(驗資)業務時，必須遵照執行。然而，在現實司法實踐中，《獨立審計準則》被許多法官視為純粹的行業標準，不足以成為注冊會計師的辯護依據?！丢毩徲嫓蕜t》是判斷注冊會計師執業行為是否存在過失的唯一技術依據，特別是其中的會計責任與審計責任、公允性、合理保證等概念的闡述．對于保護注冊會計師。合理確定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至關重要。在此情況下，基于維護注冊會計師的利益，必須提升《獨立審計準則》的法律地位，使它成為重要的司法依據．否則它根本不能起到保護注冊會計師的作用。

(三)倡導建立合伙制會計師事務所

從1998年開始，會計師事務所開始脫鉤改制，并于1999年底全部完成。據統計．脫鉤改制后大部分的事務所采用了有限責任制形式，少部分事務所采用了合伙制形式。有限責任會計師事務所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能夠贏得主動，穩定客戶。提高市場占有率而往往忽略或放棄了獨立審計準則。因此，注冊會計師協會應適應當前注冊會計師內憂外患的環境和國際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要求，加快制定合伙制會計師事務所的具體組織細則和運作程序，積極引導和推動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合伙制改制，以強化整個注冊會計師行業對于信用風險的認識，樹立注冊會計師“誠實守信”的公眾形象。

(四)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財務信息的披露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