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研究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醫學研究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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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轉化醫學理念可以激發學習興趣實施轉化醫學教育，理論聯系實踐，可以激發醫學研究生的學習興趣。醫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研究生經過了五年本科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學習，經過了本科臨床實習期的觀摩，已構建其知識體系，對各種疾病也有初步的認識。在研究生階段，強化他們基礎理論研究與臨床應用相結合的意識，倡導其以患者為中心，以疾病的診療為目標。醫學研究生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和提出問題，并積極主動地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自覺地查閱相關文獻和資料，請教研究生導師。避免單純以為目的，科研創新性差，成果應用前景渺茫的研究方向。這樣的學習過程，能讓他們逐步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學習方向，能激發其繼續深造的欲望，從而明確自己未來想要從事的研究方向，并在長期的教學、科研以及臨床工作中沿著這個方向繼續不斷深入，不斷探索，不斷完善。

1.2轉化醫學理念可以培養團隊精神一些重大疾病、多系統疾病從病因、機制、診治到預防，涉及的因素眾多，極其復雜，臨床問題的解決靠單一專業學科醫療力量很難完成。這往往需要多學科的基礎、臨床人員組成研究團隊，發揮各自專業優勢，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通力合作、聯合會診，共同完成疾病的診治。轉化醫學即倡導基礎與臨床科技工作者的密切合作，由臨床研究者對疾病的進程和特性進行觀察，提出科學問題，基礎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研究，然后將基礎科研成果快速指導臨床應用，為臨床治療提供用于疾病醫療的新工具，從而提高醫療總體水平。另外，醫學實驗技能課和動物實驗課，也需要研究生們團結合作，齊心協力才能完成。研究生在接受轉化醫學教育的同時，就水到渠成地培養了這種互助、共進的團隊精神。

1.3轉化醫學理念可以提升綜合素質對醫學研究生進行轉化醫學理念的教育，有利于培養具有轉化醫學能力的醫學精英，進而有利于提高我國的醫療水平，促進醫療事業發展。在現今轉化醫學的時代，僅具有單方面的科研能力和臨床技能是遠不夠的，轉化醫學理念主張高素質、綜合型人才的培養，既精于科學研究又精通臨床技能，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能敏銳發現臨床中待解決的問題，開展科學研究，具有豐富的多學科、多專業的知識，具有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和組織能力、交流溝通和協調能力，能組織多學科多領域的科學研究工作。因此，對醫學研究生進行轉化醫學教育，可使其自身專業素質更加全面、系統，厚積薄發。

1.4轉化醫學理念為交流合作提供平臺轉化醫學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基礎教學科研人員和臨床醫務人員頻繁的交叉對話，使雙方均能不斷熟悉對方語言，進而促使轉化醫學變成雙向通道———從實驗室到病床，再從病床到實驗室，依此形成良性循環。轉化醫學教育無疑為研究生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學科交叉的開放式交流合作平臺，鼓勵多學科介入機制以完成研究項目的跟蹤、系列研究。藉此互動平臺，醫學研究生可以不斷提高與他人溝通交流的能力，提升個人的科研領導、科研協調的能力，建立聯系網絡，形成積極、和諧、互助的團隊合作的局面，這也將最終促進其個人職業生涯的成長。

2推進轉化醫學教育理念的策略

對醫學研究生加強轉化醫學理念教育，有利于培養具有轉化醫學能力的醫學精英，有利于提高我國當前整體醫療隊伍的水平，有利于跟進國際醫學發展的步伐。推進轉化醫學教育理念的廣泛普及，需從政府、高校、醫院、企業等各層面齊抓共管，打造出蔚然成風的蓬勃局面。宏觀把握制定轉化醫學發展的長期戰略規劃，聯合醫科、理科、工科等多方面的力量，組建跨學科多專業研究團隊，搭建醫學研究共用平臺，建立促進轉化激勵引導機制，催生高層次研究成果，形成“產學研”一條龍發展模式［6］。以轉化醫學理念加強醫學研究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具體包括如下策略：

2.1強化師資力量充分發揮專業優勢，增選綜合素質高、博學強識的授課教師，保證師資力量。為教師們提供交流的平臺。可以在基礎醫學院和臨床醫院之間定期舉辦學術沙龍、會議、討論會等，讓不同專業方向的教師們增進溝通，取長補短，更新研究理念，拓寬研究思路，這樣才能為更深入、有效地開展轉化醫學教學奠定厚實的師資基礎。可以實行雙導師制，如科研型的研究生可以選擇臨床醫學的教師作為副導師，臨床型的研究生可以選擇基礎醫學的教師作為副導師。主導師和副導師聯合為研究生制定個體化的培養計劃，這樣可使研究生們在基礎和臨床領域中得到全方位、深層次的指導和培養，有利于科研思維的拓展，有利于臨床實際問題的科研化，能促進青年學子們的長足成長。

2.2優化課程體系轉化醫學的核心理念即打破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固有屏障，建立彼此間的緊密聯合。因此，在課程體系的建立上，適當減少公共課學時，確立以基本知識、臨床應用、實驗技能為重點的教學內容，將基礎課程和臨床課程有機融合，以疾病為基本元素講授相關知識，圍繞臨床問題的各個方面（從病因、發病機制、臨床表現、診斷、治療及預防等）展開啟發式教學。重視綜合性的系統生物學的教育，增進醫學生對學科之間的交叉和基礎醫學知識與臨床醫學知識之間的銜接融合的理解，在理論層面真正跟進轉化醫學的思維模式。實驗課程應適當減少演示性和驗證性實驗，加強綜合性實驗和設計性實驗課程的開設，充分調動研究生的主動探索和創新精神，培養其對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另外，科研工具和方法學的教學亦是必不可少。良好的文獻檢索、文獻綜合能力，扎實的外語功底，醫學統計學的熟練掌握和應用等，均有助于醫學研究生合理知識體系的構建，為今后順利開展科學研究提供知識儲備。國內很多高校調整學科結構，目前增設了轉化醫學二級學科，這為醫學成果的轉化和轉化醫學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孵育基地。

2.3拓展實踐應用目前醫藥行業在基礎、臨床、新藥和器械研發等各個環節存在嚴重的脫節現象，基礎研究人員不重視研究成果解決實際問題的可行性，臨床醫務人員不能跟進國內國際的前沿科學問題，藥物和器械臨床試驗不能緊貼臨床的實際需求，這樣造成了大量的醫療資源的浪費。實現轉化醫學理念，需要政府機構、醫院、高校、高新科技企業等多方面力量來共同推進，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員切實合作，才能形成“產學研”一條龍的發展模式。在研究生培養模式上，應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啟發其獲得科研靈感，培養自己獨特的科研興趣和方向，并在長期的職業生涯中努力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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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技能的嚴格培訓從技術上保證了各項實驗的順利進行

每一個實驗室的每一個實驗都應該有標準的操作規程，包括試劑的配制、保存以及實驗流程步驟，從根本上保證實驗的可重復性。每一個剛進入實驗室的研究生都要經過嚴格的標準化的實驗技能培訓。可以是實驗室技術人員示教，可以是外請工程師的培訓講解，但更多的是博士生帶碩士生，高年級帶低年級的梯隊結構，讓新生在進實驗室后熟悉實驗室設備的基本操作，在博士或師兄的幫助和指導下快速積累實驗技能，盡快提高他們的實際動手能力，使他們能夠更早地掌握從事本專業科學研究所必備的知識和技巧，從而使更多的研究生得到鍛煉。有助于樹立團結互助的科研精神，并形成實驗室研究生"自我管理"的運行模式。為了能夠順利開展實驗，每位學生都在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盡一切可能在實驗中減少失誤，少走彎路。俗話說"細節決定成敗"，醫學科研實驗的成敗與水平許多情況下就取決于實驗操作細節。例如，所有需要4℃保存的試劑、樣品在使用時，必需放置于冰盒里；加抗體、反應酶時，要求必須在冰箱旁加，并且速度要快；加樣器的使用方法，平時在這些細節上多注意，就可以提高實驗結果的水平，延長儀器設備的使用。

3臨床技能的前期培訓

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主要以培養高水平臨床醫師為目標，其教育的核心是培養研究生的臨床操作技能。但目前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均制約了研究生的培養，嚴重影響了培養研生的素質與臨床操作能力。嚴格規范的實驗室管理為確保和提高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提供了保障。我們所在的西京醫院心臟血管外科是國家級重點學科、中國醫師協會微創心臟外科和重癥心臟瓣膜外科的培訓基地，每年有大批的研究生、進修生進科室進修學習。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更多的心血管外科學知識，了解更多的心血管外科學相關的新業務和新技術，是帶教教員與學員共同努力的目標。心臟血管外科的每一例手術均為特大手術，任何一點疏忽都可導致大的失誤，因此學員在進修學習中親自動手，進行手術操作的機會很少。而實驗室進行的動物實驗給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操作練習機會。對于一些具備一定基礎理論知識和熟練外科技巧的學員，可以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指導他們進行一些手術操作，以調動他們的學習熱情，同時也能幫助他們發現弱點進行針對性練習。如經常有學生在縫合時習慣應用止血鉗夾針，這樣進行心內操作很容易損傷心內結構。再如心臟外科手術野位置較深，在打結時容易出現打不緊和撕裂組織的危險，因此平時應多練習打滑結和原位打結技術。由此可見，實驗室為每位研究生從學生成為醫生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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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學內容和方法評價學生對教學內容和方法的總體評價呈滿意狀態，尤其在授課條理性、教學內容實用性和多媒體應用等三項評價較高，但在案例分析、實驗操作和自主學習等三個環節評價相對較低，均間于滿意和不滿意之間、僅偏向于滿意。從專業角度看，雖然案例分析、實驗操作和自主學體評價較低，但體育教育專業對自主學習、康復治療專業對案例分析和自主學習公選班學生對實驗操作評價均為滿意，通過訪談發現，作為必修課的體育教育和康復治療專業在自主學習和案例分析方面因為要求更高、同時在課時與教學設計之間協調得更好，而公選班學生對實驗操作的要求則更低；此外，體育教育學生對教學內容重點難點、針灸推拿學生對教學內容針對性、公選班學生對課程教學進度的評價均僅為偏向于滿意，通過訪談發現，體育教學專業因為知識結構不同對教師重點難點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針灸推拿學生認為教學內容中針對中醫藥（尤其是針灸）的內容偏少，公選班學生則認為課時較少、課程進度安排應該更斟酌。詳見表4。

1.3教學效果評價學生對教學效果的總體評價呈滿意狀態，其中對綜合能力提高、專業發展幫助和運動醫學知識掌握等三方面的評價較高。但從專業角度看，體育教育學生對學習方法促進、針灸推拿學生對專業發展幫助、公選班學生對運動醫學知識掌握的評價相對較低。通過訪談發現，體育教學學生認為運動醫學和其他專業課相比相對特殊、且教學過程中相互聯系有所欠缺，針灸推拿學生認為因為中醫藥和針灸的相關內容相對較少而對專業發展的幫助和預期相比還有差距，而公選班學生則認為由于課時偏少知識的系統完整性受到一定影響。詳見表5。

2對策與建議

現代教育理念、教學方法的不斷更新，我國中醫藥事業和體育事業的迅猛發展，又對運動醫學課程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運動醫學作為中醫院校本科專業中開設較晚的課程，其教學過程各環節都有待加強。為保證并提高運動醫學課程教學質量，促進運動醫學學科專業建設，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2.1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優化專業結構師資隊伍狀況對高等醫學教育質量和學術水平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已為高等醫學教育的實踐所公認[3]。鑒于運動醫學具有體育學和醫學交叉學科的特點，以及中國運動醫學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應該具有中醫特色等客觀情況[4]，運動醫學教學團隊和學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應該科學的綜合的考慮年齡、職稱、學歷、學緣和交叉專業等因素。針對目前所存在的年齡、職稱、學歷和學緣較為合理，但專業結構和交叉專業融合并不理想的實際情況，應該采取措施，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青年教師的成長創造良好的平臺，課程與學科建設的重點應該以教師發展作為核心內容，通過人才引進、繼續教育、進修培訓等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加強運動醫學師資隊伍建設，彌補當前臨床醫學專業師資相對不足的問題，同時注重中醫和西醫、體育和醫學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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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評價由自身素質、學習研究素質和拓展性素質，依據這三個指標的內涵和外延的擴展范圍，進一步確定分級指標，才可構素質教育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內容，探索或實施有自身特色的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評價體系。其中自身素質指標應該包括在日常的思想政治、生活、工作中所體現的各種人文素質；學習研究素質指標應該包含在研究生開展的學習科研活動中所體現跟人文素質相關的創新能力、創造能力、推理能力等；拓展性素質應該包括醫學研究生在日常的體育活動等拓展性的活動中體現出來的人文素質。

（二）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評價方法

從上面各具體指標可以看出，高校已經認識到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評價所要考慮的多方面的子因素，但各高校測評方法參差不齊，差別很大，高校還在沿用傳統的定量的測評方法，把許多測評的內容量化。目前，高校運用最多的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評價的模式是“1+X+Y”模式，“1”指的是醫學研究生在一學期所開設的所有關于人文素質提升的相關課程的成績，“X”指關涉人文素質提升的各獎項的總數，“Y”是指其他跟人文素質相關活動的開展。

二、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的評價體系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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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通常指臨床所稱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各種心臟疾病導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種復雜的臨床綜合征。CHF是一種心室泵血能力下降，心排血量降低，不能滿足肌體代謝需要的疾病[1]。其發病率、死亡率、病殘率高，嚴重影響患者生命和生活質量。現已明確心室重構是慢性心力衰竭的基本發病機制，目前中西醫藥物治療CHF研究的熱點是心室重構。如何逆轉、延緩心室重構是目前CHF治療的主要目標，但僅處于初始階段。近年來，隨著基因組學，蛋白組學和系統生物學的迅猛進展，大量生物信息的不斷涌現，確定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標志物已經成為一種迫切需求，目前正在不斷地從定義到方法學上進行規范化。[2]尋求相應的療效佳、副作用少的防治藥物，指導心衰治療，一直是新藥研究的方向。

1中醫古代文獻整理

古老的中醫文獻對心衰的描述早有記載。《素問·逆調論》云“若心氣虛衰，可見喘息持續不已”，“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指出了陽氣虛衰，水氣射肺的征象。《素問·脈要精微論》云“細則氣少，澀則心痛”，指出脈診提示心衰以氣虛、瘀血為病因。漢代張仲景在《內經》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與心衰有關的“支飲”與“心水”兩個疾病的概念，如《金匱要略·痰飲篇》云“膈間之飲，其人喘悶、心下痞堅，面色黎黑”，《金匱要略·水氣篇》云“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悸，其人陰腫”，指出陽虛水泛之征，并在傷寒論中創造性的提出真武湯、葶藶大棗瀉肺湯等，至今仍是治療心衰的主要方劑。《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篇》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指出心衰病因是氣虛痰飲。《傷寒明理論》指出心悸之由，“一者氣虛，二者痰飲”。宋代趙佶《圣濟總錄·心臟門》中首提“心衰”病名，“心衰則健忘，心熱則多汗，不足則胸腹協下與腰背引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體強”，《醫參》中記載“主脈，爪甲不華，則心衰矣”以及《素問·痹論》云“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則喘”，指出了心衰的臨床表現甚至病情猝然加重的可能。據中醫理論“心主血脈”、“諸氣皆屬于肺”、“脾主運化”、“腎者水臟，主津液”，中醫認為心衰的發生主要在于臟腑的虛損，病位在心，并與肺、脾、腎的功能紊亂有關，與氣、血、水關系密切，[3]歸屬于心悸、咳喘、水腫、積聚等范疇。病理特點是本虛標實，心陽(氣)虛為本，水停血瘀為標。病機認為是氣虛血瘀、陽虛水泛、陰虛生熱、聚濕成痰，從而出現心悸、短氣、喘息動則尤甚、不能平臥、少寐、尿少浮腫、腹脹納少、舌質淡或暗，苔薄白或黃膩。盡管近年來中醫對病因病機的認識基本趨于一致，但仍各有側重。[4]。

2臨床應用概況

辨證論治始終是中醫診療特色，盡管目前辨證各有千秋。辨證分型[5，6]主要有：①心肺氣虛——益氣養心——養心湯，生脈散，歸脾湯加減。代表醫家史載祥，許心如，成啟予等。②氣陰兩虛——益氣養陰——生脈散合炙甘草湯加減。代表醫家：顧景琰等。③陽虛水泛——溫陽利水——真武湯，苓桂術甘湯，五苓散加減。代表醫家：陳鼎祺，鄧鐵濤，韓子江，廖家楨，馬連珍，刑月朋，趙錫武，秦伯末等。④血瘀水阻——活血利水——桃紅四物湯合五苓散，血府逐瘀湯加減。代表醫家：湯益明，李介鳴，劉家駿等；⑤陽氣虛脫——回陽救逆——參附龍牡湯，四逆湯加減。代表醫家：柯雪帆，周次清，任繼學等。同時還有張銘熙溫陽利水活血方(炙附子10g，干姜10g，白術15g，豬苓15g，茯苓20g，葶藶子15g，川芎10g，延胡索15g，水蛭6g，炙甘草10g)每日1劑，水煎服，15天為1療程，兩組共2個療程后判定療效。結論：溫陽利水活血法治療慢性心力衰竭，可明顯減輕癥狀，改善心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曲營等運用生脈散為主方加味治療氣陰兩虛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效果顯著。李雪瑞，董飛俠以強心合劑基本方：紅參6g(另燉)，黃芪30g，熟附子10g(先煎)，麥冬12g，五味子10g，葶藶子12g(包煎)，北五加皮10g，澤瀉15g，丹參30g，川芎12g，赤芍12g，炙甘草10g益氣溫陽、活血利水治療CHF療效滿意。[7]趙金鐘用強心合劑紅參6g，麥冬15g，五味子10g，附子10g，北五加皮6g，葶藶子30g，車前子20g，茯苓12g，白術10g，丹參20g加減益氣活血利水治療CHF療效滿意。[8]陳曉虎，丁以艷，唐蜀華，蔣萌，洪建軍強心合劑由黃芪、附子、丹參、葶藶子等藥物組成益氣溫陽、活血利水佐以養陰的冶法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取得一定的療效。[9，10]幾千年來，運用中醫辨證分型治療心衰的效果顯著，于是許多學者進行了關于中藥改善心功能機理的研究：①一是心氣虛與心功能的研究。中醫學認為“心主身之血脈”，心氣是推動血脈運行的動力，與現代醫學所說的心臟泵血功能一致。許多研究資料表明，心氣虛患者的左心功能異常。用超聲心動圖對心氣虛患者的左心功能研究發現，心氣虛者的每搏輸出量，每分排血量減少，射血分值，射血指數，左室心軸縮短百分率均值減少，與其他虛癥比較，有高度顯著性。②二是治療研究。單味藥的研究：葶藶子，附子，羅布麻根，福壽草，北五加皮等有類強心甙作用，可增強心肌收縮力，減慢心率；附子，黃芪，丹參，紅花，當歸，川芎，赤勺，回心草等可擴張血管，減輕心臟后負荷；黃芪，茯苓，豬苓，車前子，白術，澤瀉，玉米須，益母草等具有利尿，降低心臟前負荷的作用。復方研究：生脈散經臨床及實驗研究證實，本方具有升壓，強心及改善外周循環的作用，可使心臟收縮力增強和冠狀動脈循環改善[11]。抗心衰I號：葶藶子30~50g，丹參15g，枳實15g。心衰合劑：葶藶子，桑白皮，車前子，生黃芪，太子參，丹參各30g，澤瀉15g，麥冬15g，五味子10g，全當歸10g。中成藥研究：北五加片20mg，3d后改維持量10~20mg/d。丹參注射液，紅花注射液，參麥注射液，生脈注射液均可增加冠脈流量，改善心肌供血，臨床研究可改善心功能。

3研究現狀及思考

一個世紀以來，對CHF機制的認識經歷了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12，13]：上世紀40~60年代為心腎學說，認為心衰是心臟受損后搏出量或回心血量降低，即后向性和前向性衰竭學說，主要癥狀是水腫，首選藥物為洋地黃類和利尿劑；上世紀70~80年代為血流動力學說，即前、后負荷學說，認為外周阻力增加是主要成因，故強調在強心、利尿的基礎上使用血管擴張劑，以改善呼吸和四肢乏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心室重塑學說，認為CHF發生、發展的基本機制是心室重塑(VentricularRemodelling)。心室重塑是由一系列復雜分子和細胞機制導致心肌結構、功能和表型的變化，是神經激素-細胞因子系統長期、慢性激活的結果。該系統包括腎上腺素能神經系統，主要是去甲腎上腺素(NE)水平升高；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表現為血管緊張素II(AgII)和醛固酮(ALD)水平升高；致炎性細胞因子系統，表現為腫瘤壞死因子(TNF-a)、白介素(IL-6、IL-10、IL-18)，以及一氧化氮合酶(NOS)水平升高；此外，抗利尿激素、鈉尿肽類[主要是心鈉素(ANP)、腦鈉素(BNP)和C鈉素(CNP)]以及內皮素(ET)等水平也顯著升高。CHF病理生理的研究成果帶來了藥物治療策略的根本轉變。隨著現代醫學飛速發展，西醫治療CHF觀念的根本性轉變給中醫藥治療CHF提出了挑戰與機遇。洋地黃、利尿劑、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和β-受體阻滯劑是目前CHF患者常規治療使用的4類藥物，這些藥物的作用已經在大規模臨床試驗中得到證實，使用中的主要問題是能否充分使用。王振濤等對wistar心衰模型大鼠注射活血注射液(由黨參、黃芪1∶1組成)，用放射免疫法測得模型組心肌局部RA、AngⅡ明顯高于假手術組；活血、益氣注射液可以降低心肌局部RA、AngⅡ活性，其作用是由于對心肌局部RA、AngⅡ的內分泌和旁分泌有明顯抑制作用。提示活血、益氣中藥是通過調節內分泌系統活性而治療心衰的機理。蔡輝等對實驗性心衰模型大鼠采用放射性免疫法測得中藥鹿角方口服液(由鹿角、補骨脂、羊藿、女貞子、沉香等組成)能使心肌Ang1I及血漿Ang1I水平較模型組下降，并與劑量呈正相關。說明中藥對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的調節作用已越來越被證實。張道亮研究顯示保心合劑能調控心衰時大鼠神經內分泌水平，具有積極的治療意義。徐偉建等選用Wistar大鼠，采用縮窄腹主動脈法制作心衰模型。隨機分為空白組、模型組、保心合劑高/中/低劑量組、西藥組、偽手術組，給藥4周；用放免法觀察保心合劑對心衰大鼠AngII、IL-6的影響。結果中藥高、中劑量組及西藥組與模型組AngII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模型組與中藥低劑量組無差異。劉革命等選擇37例CHF患者給予康達心口服液治療，治療前后測定患者血漿中的PRA、AngII、ALD含量，同時設27例正常人為對照組。結果：CHF組與對照組比較：PRA、AngII、ALD均有明顯升高，差異有顯著性(P<0.001)。CHF患者在康達心口服液治療前后其血漿PRA、AngⅡ、ALD有明顯降低，差異有顯著性(P<0.001)。結論：CHF患者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活性增高，康達心口服液對CHF患者RAAS有抑制作用。鄒國輝，劉中勇等中藥強心合劑(制附片10g，炙黃芪20g，桂枝10g，葶藶子20g，丹參20g，白芍20g，茯苓20g，澤蘭10g，益母草15g，桃仁10g，北山楂20g，炙甘草6g)明顯改善患者左心室的舒縮功能，延緩心室重構并且降低血漿BNP水平.是一種治療CHF安全有效的中藥制劑。綜上所述，回顧慢性心力衰竭辨證治療研究歷史，得到的最重要啟示是中醫藥多途徑、多靶向、副作用小的特點治療CHF療效確切，但缺乏嚴格的大規模、多中心的臨床研究和科研評價。21世紀心衰的發生率還將上升，對于心衰辨證治療的標準化客觀化和規范化的統一，超微層面的作用機理以及基因水平的研究，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需要我們從更廣更深的領域進行不懈地研究和探索。

參考文獻：

[1]劉新民，伍漢文.心力衰竭心血管疾病鑒別診斷與治療學(第一版)[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6：1-2.

[2]胡大一，馬長生.心血管疾病生物標志物心臟病學實踐(第六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477-488.

[3]霍根紅.談氣、血、水相關理論與心力衰竭[J].河南中醫藥學刊，1995，10(4)：8-9.

[4]張于彬，鄭宗銬.充血性心力衰竭(第二版)[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7：531.

[5]史大卓，李立志.慢性心功能不全疾病篇心腦血管病(第二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337-387.

[6]沈紹功，王承德，韓學杰等.中醫心病治法大全(第一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5：115-119.

[7]李雪瑞，董飛俠.強心湯治療慢性心力衰竭60例療效觀察[J].內蒙古中醫藥，1994，4(2)：78-80.

[8]趙金鐘.強心合劑治療慢性難治性心力衰竭[J].天津中醫學刊，2000，4，(17)，2.

[9]陳曉虎，丁以艷.強心合劑對大鼠充血性心力衰竭血流動力學及心鈉素的影響[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3(17).

[10]陳曉虎，唐蜀華，成啟予，等.強心臺劑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30例臨床觀察[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3，9(2)：15.

[11]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中華心血管病雜志編輯委員會.慢性收縮性心力衰竭治療建議[J].中華心血管病，2002(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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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SCI論文作為當今世界一流的科學論文收錄檢索條目，它的寫作與發表已成為國內許多高校衡量學生學術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標。SCI論文寫作過程作為了解與掌握先進的研究方法、手段及思路、了解國際最新科研動態的過程對學生科研能力和學術素養的提高以及未來的職業發展有著極強的推動力。此外，伴隨著我國醫學研究領域不斷加強的國際學術交流，以英語為工具語言的學術論文寫作已成為眾多醫學研究者們在國際舞臺上展示學術成果的必備要素。但是對于一直在重教學輕科研的傳統培養模式下成長的醫學研究生們來說，他們所具備的寫作知識遠不能滿足現階段從事科學研究和進行學術交流的需要，他們在英文論文寫作方面的知識也僅僅是小學時學習的應用文寫作知識，以及通過自己閱讀文獻的零星積累。因此，要完善醫學研究生教育體制，培養出具有扎實專業知識、深厚學術素養、創新意識和能獨立從事科研的高素質醫學人才，針對于醫學研究生的SCI論文的英文寫作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但是截至目前，針對于如何提高學生的SCI論文的英文寫作能力的研究尚為數不多，且存在著一系列問題，集中體現在：一、從研究對象來講，多數研究停留在對SCI收錄期刊的語篇結構及句法層面的語言特點的分析，旨在為學術寫作提供方向導引但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導。二、從研究方法方面來看，主要有對體裁教學法和探究式教學法的研究，但目前并無太多的實證研究證明其有效性，大部分研究只是在文本分析或學生問卷反饋的基礎上給出進行體裁教學或探究式教學的建議，缺乏學生的寫作的數據分析。三、在研究內容方面，據筆者的調研情況看，除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鄭家偉（鄭家偉，楊秀娟，張善勇，2011），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楊植（楊植，2012）和第三軍醫大學的詹小青（詹小青，廖榮霞，陳敏，2010）的研究涉及到具體專業SCI論文的英語寫作之外，其他研究均從廣泛意義上探討SCI科技論文的寫作及課程建設問題，因而研究缺乏針對性，此外，就SCI科技論文本身來講，幾乎沒有研究涉及到特定專業下的具體論文形式寫作的探討。

因此，筆者認為探討不同教學法在醫學研究生SCI論文寫作中的影響程度，找到和發現不同教學法下學生SCI論文寫作能力的最佳發展維度對于彌補當前國內相關研究中的空白，更好更快地促進我國研究生SCI論文的寫作能力發展具有著積極而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具體來講，本研究重點圍繞寫作教學常用的體裁法、成果法和過程法來展開，其研究結論如下：

一、體裁法

總體來講，體裁法對學生語篇結構的影響最大。在教學中，教師分別選用了比較標準的研究報告、文獻綜述和臨床總結的范文與學生品讀，重點講授了學術論文與學生較熟悉的說明文、記敘文以及一般性論說文的體裁區別。此外，對于學生影響較大的應用文體裁意識，教師也著重進行了講解和分析，使學生首先從文章樣式上有了直觀而形象的了解和掌握。反應在寫作中，學生一般能基本遵循學術論文的篇章結構，做到不落要素，但是也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才能使文章各部分結構匹配合理、詳略得當。

二、成果法

在學生SCI論文寫作能力的發展過程中，成果法對其學術語言維度的影響功不可沒。由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受母語因素的干擾，并且長久以來缺乏學術語料的輸入，因此，研究生們的寫作水平體現在語言層面上則基本處于大學英語四六級的水平，不但缺乏學術詞匯的積累，而且在句式結構和表達形式上單一枯燥，不符合學術論文的表達習慣。因此，在教學中，教師結合大量學術語料的輸入，一方面通過精選真實語料中的高頻詞匯和表達法來強化記憶，另一方面通過對比評價糾正學生文本中的語言、語法問題和非常規表達現象。由此，學生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大量積累科學詞匯和表達，并通過不斷的寫作訓練應用到真實的寫作任務當中。

三、過程法

在實際教學中，過程法一直以組合的形式應用于前兩個教學法實施過程之中，通過學生的座談和問卷反饋分析，過程法對學生批判性思維的培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具體教學中，教師一方面依據過程教學法的寫前、寫中和寫后的學習階段安排不同的教學內容，應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如在寫前階段應用頭腦風暴的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并鼓勵學生充分利用網絡、圖書館等渠道搜集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和總結，在寫中階段，通過教師和學生以及學生和學生之間的無障礙溝通和互評引導學生不斷地修正文本并反思錯誤原因。在寫后階段，教師除給予建設性的點評之外還會進一步指出學生下一步的改進目標。另一方面，教師也要求學生對課堂的每一個學習步驟進行課下反思，從教和學兩個角度對課堂教學給予評價和建議，反思自我學習的優勢和劣勢等。通過反復練習，學生逐漸在過程法中領悟到了批判性思維的實質和意義，掌握批判性思維的行為策略，并能自覺地把這種策略應用到后續的學習和研究活動中。學生科研能力水平提高了，其學術論文的寫作能力自然也會得到相應提高。

參考文獻：

[1]鄭家偉，楊秀娟，張善勇.如何撰寫與發表口腔醫學SCI論文[J].中國口腔頜面外科雜志，2011，9（5）：4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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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招生和導師隊伍建設

臨床醫學科學學位研究生是醫學科研工作的主力軍和新生力量，吸收高質量的生源報考是研究生培養單位的重要工作，對學科科研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在當前越來越多的單位獲得研究生培養資格的形勢下，各個院校、醫院間同樣存在競爭關系。作為研究生培養單位和導師應當努力去發現和吸引優質生源，通過多種渠道開拓生源和主動聯系學生報考。每年暨南大學針對在讀本科學生設立數百項本科生創新科技項目，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通過參與這些創新項目，可以早期接觸到科學研究，對實驗研究形成初步認識，也通過跟指導教師做實驗產生科研興趣，成為將來潛在的研究生報考生源。另外，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面向重點醫科院校在讀的臨床醫學等專業的大四學生舉行夏令營，介紹醫院和專業的基本情況并與導師見面座談，對獲得保送資格并通過面試考核的學生直接錄取為免試研究生。目前已經有不少院校采用這種模式吸引免試生報考，收到不錯的效果。另一方面，研究生導師隊伍建設在研究生培養體系中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要打破以往對研究生導師的錯誤認識，導師是一個工作崗位，意味著責任和義務，而不是一種地位和身份的體現。對于臨床醫學科學學位導師的遴選，應當更加注重科研素養和基礎研究工作經歷，保證研究生在就讀期間得到導師有效的指導和幫助。對于只從事臨床工作的導師，可以轉為專業學位導師。暨南大學在這一方面做出了頗有成效的改革，為科學學位導師的遴選制定較高的科研業績標準，打破了導師終身制，改為定期審核制，實施動態管理，只有通過審核的導師才能進入招生目錄，獲得招生資格，極大提高了導師隊伍的整體素質。

3研究生課程安排與設置

以往的研究生課程設置上普遍存在知識結構陳舊、應用性不強的問題。許多研究生在入學階段選修的課程只是為了滿足學分的需要，而進入研究工作后會發現所學課程用處不大。因此，針對臨床醫學科學學位研究生的培養目標，應當在課程設置上更加注重實用性，特別是對于研究過程中所必須的實驗操作技術和文獻管理技能，應該給予格外重視。近年來研究生招生對報考生源本科專業的要求也日益嚴格。為適應衛生部關于臨床醫師資格考試報名資格的要求，暨南大學自2012年起要求報考臨床醫學專業的研究生，無論科學學位還是專業學位，本科所學專業必須是臨床醫學。這一規定也逐漸在越來越多的醫科院校實行。這一規定帶來的結果就是將來生物類及其他相關專業的本科生將不能攻讀臨床醫學研究生。盡管臨床醫學本科生具有良好的醫學專業知識，但由于本科課程設置的緣故，絕大部分臨床醫學本科生接觸的實驗課以形態學和動物實驗為主，在細胞及分子水平的實驗技能方面比較欠缺。考慮到這一實際情況，在研究生課程設置方面除了基礎理論課程之外，更應該側重實際操作的實驗課程，使學生在課程中能夠掌握生物醫學研究中常用的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的實驗原理和操作技術，并且能夠分析和解釋實驗結果。為了能及時了解最新研究進展，跟蹤最新研究技術，文獻檢索、管理和閱讀是研究生必須掌握的一項基本技能。只有熟練掌握了這一技能，才能在海量的科研文獻中快速找到相關結果，為科研選題、研究方案設計做出正確的決定。有條件的綜合性大學可以通過開設公選課的形式幫助研究生盡快掌握這些技能，在專業的醫科院校或者醫院，則可以通過聘請專家講座等形式來實現。暨南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每個學期面向全校研究生開設文獻檢索、Endnote軟件操作等培訓班，開通了著名的文獻出版機構湯森路透的在線教程，并且提供了許多培訓教程PPT下載，使研究生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學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科學研究的指導與過程管理

臨床醫學科學學位的研究生導師主要來自醫院的臨床醫生，也有少量導師來自大型教學醫院中設立的研究所。根據筆者觀察在研究生指導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①臨床工作太忙，沒有時間指導學生。許多導師擔任臨床科室的主任或者副主任，每天門診、病房以及手術等臨床工作非常繁忙，可能幾個月都沒有時間跟學生深入交流研究課題，指導就無從談起。②科研經歷欠缺，指導能力不足。由于歷史原因，現有的很多研究生導師本人在讀書和工作期間一直從事臨床工作，未曾接受過正規的科研訓練，沒有建立科研思維方式和掌握常用的科研技術方法，因此很難給學生提供切實有效的指導。③責任心不強，指導方式欠合理。有些學術成就較高的導師，本身有行政職務或者很多學術兼職，經常開會、出差等，而且同時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很多，為了省事就采用了博士指導碩士，師兄指導師妹的方式，這樣無疑使學生失去了接受導師直接指導的機會。因此，在提高導師指導效果上可以采取多種措施。首先，建立定期交流和指導的機制，比如每周舉行課題組的周會，討論最新的相關領域研究進展，匯報實驗結果和總結經驗教訓等。其次，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和合作意識。同一課題組內可以將常用的實驗技術建立規范的操作流程，減少在技術摸索上需要花費的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對于以臨床工作為主并且缺少科研經驗的導師，可以與基礎研究的教師建立導師組聯合培養和指導研究生。最后，要注重研究生科研素質和能力的培養，使研究生在讀期間能夠較好地掌握專業外語、文獻檢索、統計分析、生物學軟件等必備技能，并且鼓勵學生積極參加跨學科的學術沙龍、國內外著名學者的專題演講、前沿研究熱點以及最新實驗研究技術的報告和講座等，這樣可以很好地開拓視野，有助于啟發科研思維。

5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考核評價與激勵措施

2013年7月中旬，教育部下發了《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特別提出對研究生實行嚴格的中期考核和論文審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時也要改變單獨評定研究生導師資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導師終身制。這表明教育部已經把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放到了重要位置。科學學位的研究生教育以培養研究生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為主要目標。研究生的科學研究能力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發現科學問題的能力；二是科學實踐的能力；三是撰寫科學論文的能力。作為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科研論文在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考核中占有重要作用。隨著國內整體科研水平的提高，對研究生也提高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越來越多的培養單位鼓勵研究生發表SCI論文，有的單位甚至把發表SCI論文作為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20世紀80年代后期，南京大學首先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引入科研評價體系后，現在SCI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重要的評價指標之一。每個被SCI收錄的期刊有對應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IF），它是通過對期刊引文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的數值，將其作為衡量期刊影響力的一項指標。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表明該刊物對其學科領域越具影響。盡管SCI作為一項學術評價指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處，但是同時它在推動我國近年來科學技術國際化發展道路上發揮了巨大作用，是目前較為公正合理的評價標準之一。當然，應該拋棄唯SCI論的觀點，在學術評價中考慮具體學科的實際情況，結合具體論文的引用情況、期刊的特征因子等其他評價指標等，建立更為合理的評價機制。學校或者院系層面設置適當的獎勵措施對于提高研究生積極性具有很好的提升作用，常見的方式有設立優秀研究生論文獎和優秀畢業研究生獎等。暨南大學研究生院在鼓勵和推動研究生發表高水平研究論文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根據中科院學術期刊分區，對于以第一作者發表一區論文的研究生，給予高達5萬元的獎勵，同時給導師提供10萬元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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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質量監督與考核體系不完善

口腔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質量監督與考核體系尚需完善，缺乏系統全面的質量監督與評估機制，課程考核多采用課程論文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對研究生專業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進行全面評價，其教育模式尚未擺脫學術學位研究生培養的傳統，側重科學研究，論文選題也與臨床工作實際聯系不緊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依靠導師培養和嚴格的過程管理，還需規范的評估機制及一系列規章制度來保證［4］。

三、提高培養質量對策

培養質量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加強質量監督與評估可以使研究生的培養步入規范化的軌道，重視過程管理，規范培養過程，保證培養質量，在研究生教育過程中注入全程培養觀念，即從研究生導師遴選到招生選拔，從制定培養方案到實施并進行考核評估及論文答辯的整個過程中，保證每個環節的質量，從而使培養質量得到保證。

1．不斷壯大高水準的導師隊伍，提高師資力量。在提高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師資隊伍方面，可通過以下方式解決:(1)通過“內培外引”等方式，努力構建結構合理的導師隊伍;(2)注重導師遴選，應重點考察其知識結構，尤其對本學科發展趨勢和臨床前沿的了解;(3)加強對現有學術型導師的實踐性培訓和考察，促進師資轉型;(4)增加專業學位導師的進一步深造和培訓機會，注重導師對研究生培養與管理的學習與交流，促進導師隊伍建設。

2．控制生源質量。注重口腔醫學研究生生源質量，嚴格控制專業學位研究生獲得入學標準。除研究生招生所必備初試、復試的嚴格考核和把關外，專業學位研究生還需強調其臨床操作基礎，應掌握基本的技術知識，具有獨立診療臨床常見病、多發病的能力和較強的臨床操作能力。

3．確立培養目標及培養計劃。專業學位研究生所需的“臨床、科研”協同培育以能力和思維培養為中心，需因材施教、嚴格要求，同時，還要保障研究生培養計劃的實施，制定全面的培養流程［4］。(1)研究課題應與臨床緊密聯系，主要研究疾病診斷、治療與服務等臨床實際問題;(2)制定科學、合理的培養計劃，使研究生培養根據課題選題、研究條件等有序進行;(3)科室應成立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帶教老師為指導小組，全面開展臨床指導工作;(4)根據研究生培養要求提供相應的臨床病例和實踐操作機會，應用新技術，提高治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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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期刊編輯工作中如何適應形勢的變化,按職業倫理學要求進行日常工作,從而推動我國醫學編輯職業走上符合倫理原則的良性發展軌道,并促進醫學編輯職業與國際接軌,是醫學期刊編輯工作者面臨的新問題。筆者認為作為一名醫學編輯,職業倫理正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1.醫學期刊編輯的職業倫理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醫學編輯的道德問題

醫學編輯職業倫理是醫學編輯從業者對具有總體性的社會倫理和社會主導價值觀的遵循,其與職業道德的個體性和主觀性形成了對照。在社會化和市場化趨勢日益凸顯的現今社會,對于職業倫理的要求較之職業道德,將更為迫切和必要,因為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相比更加全面和具有操作性。在以往的認識中,我們都認為醫學編輯工作的職業性質與業務操作是兩個認識范疇,在由此產生的醫學編輯職業道德規范中,奉獻美德是編輯專業特點所要求的工作態度和道德境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但是如果我們把奉獻美德這種主觀評價當做編輯職業道德的核心精神來強調的話,恰恰忽略了編輯職業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應強調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職業觀念。醫學編輯職業道德的核心精神不能游離于其職業性質,由于社會現實生活的復雜性,決定編輯職業行為的因素很多,比如說選稿、定稿的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因素不單是從稿件、工作本身而來的,單從奉獻這個角度從職業道德上評價其倫理是非,既有失公正也脫離實際,同時對醫學編輯的職業化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么,職業倫理作為一種特殊的倫理立法被我們認識,就是要告訴我們不能單從職業道德這個主觀層面上確立職業的倫理規范及價值觀問題。職業倫理存在的必要性恰恰在于著力解決職業領域內的倫理失范和價值混亂問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由于編輯職業的特殊性質,在編輯職業道德上強調社會責任意識才是首要的。時下醫學編輯職業面對的道德困惑很難回避,針對醫學編輯職業道德的社會指責明顯增多,這一問題引起我們對編輯職業道德的反思,強調以社會責任意識為核心的編輯職業道德和以職業倫理為準則的操守觀念,有助于增強編輯人員自我制約的能力[2],促進醫學編輯、作者、相關醫學專業領域的人員正確認識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醫學編輯的職業道德。

2.醫學期刊編輯職業倫理的構建有利于促進醫學期刊編輯對職業角色的定位

職業倫理從社會意義的角度提出要求,是它的基本定位。把從業者視為按照職業來加以區分的特定的社會角色,并在此定位基礎上對其權利與義務作出規定,這樣來說,職業倫理其實就是角色倫理。作為角色倫理的職業倫理,必然要求明確依照職業來區分的每個社會角色的“名分”所在。“名分”可以看做是“名”與“分”的統一。醫學編輯對職業角色的定位其實就是對這種“名分”的明確。對于醫學編輯而言,名是醫學編輯行業和崗位,分是醫學編輯的職責和義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名分就是要求醫學編輯須恪守醫學編輯的行為規范和倫理準則,要對自己的職業有一個清晰的定位。確定醫學編輯的角色倫理是醫學編輯工作者確定自己工作定位,從而更好地開展工作的基礎。只有將編輯人員的操守和自律意識,上升到職業倫理的層面,使它形成一種明確的編輯職業道德規范和準則,才會決定其道德實踐的效果[3]。也就是說只有我們的醫學編輯真正職業化,真正把醫學編輯工作作為一種有法可依、有德可依、有職業操守和職業倫理需要遵守的職業,我們才能在此基礎上促進其職業及事業的發展,同時對其工作及其職業道德進行評價。超級秘書網

3.醫學期刊編輯的職業倫理有利于醫學編輯職業行為的標準化建設和醫學期刊編輯的素質培養

一般認為,編輯工作是一種技術行為,然而隨著社會及科學的發展,醫學編輯的職業行為已不能單純考慮技術的問題,這是對醫學編輯的職業素養的要求。從醫學編輯從事的組稿約稿、選稿定稿、審稿復審等各個日常行為中已經體現出對于倫理學的一種需求,針對醫學編輯人員日常工作過程中應遵循的倫理學原則,有論者[4]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這種需求的重要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這種需求要求醫學編輯的日常工作行為既是科技倫理與職業倫理的統一,又是醫學道德和編輯專業道德的統一,這種素養的要求是醫學編輯職業化及其職業精神的體現,這就需要我們在醫學編輯職業倫理的框架下使醫學編輯職業行為進一步標準化,而這種標準化并不單純是指操作規范那么簡單,它取決于以社會責任感的編輯原則立場和獨立思考精神等等為內容的職業核心。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另外,通過對醫學編輯職業行為的標準化建設,對醫學編輯職業倫理的認知,還有利于醫學編輯的素質培養。編者的編輯過程在期刊操作中至關重要[5],醫學編輯職業的特殊性和醫學期刊編輯工作對于整個醫學科學發展的重要意義,會使編輯人員產生一種能維護其職業尊嚴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的源泉就是編輯職業道德所體現的高度社會責任感,也正是職業倫理存在和構建的意義所在,更是醫學期刊編輯的素質培養的核心。

〔參考文獻〕

[1]趙一鳴.醫學倫理學與期刊審稿和編輯工作[J].中華眼科雜志,2006,42(1):68-70.

[2]林君雄.編輯要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J].中國編輯,2007,6(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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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

1.三類核心期刊中動物實驗期刊數及其中動物實驗論文數　由表1可見該三類期刊中動物實驗研究論文較多。基礎醫學類占期刊總數85,醫藥類、綜合類分別占85、72,平均80。該類期刊中動物實驗論文數占論文總數:基礎醫學為50、醫藥28、綜合類35,平均39。

2.論文中各種實驗動物分布　從表2可知我國實驗動物研究使用了大鼠、小鼠、兔、豚鼠等10余種,其中大鼠使用分布最高,小鼠次之,兔、豚鼠、犬使用也較常見。

3.論文書寫中獲得資助情況　各類研究占比例最高的是未注明資助的項目,為53.1,其次為國家級資助項目、省部級資助項目、軍隊、高等院校資助項目(見表3)。

4.論文中寫明動物級別次數及比例、動物來源數及比例　1617篇論文中629次使用動物,多數能寫明動物種類、體重、性別、數量,有366次寫明了動物來源(約58),僅有38次(約6)寫明了動物級別[2],其中普通動物(一級動物)7次,清潔級(二級動物)17次,無特殊病原體動物(三級動物)16次,無菌級(四級)0次。

三、討論

21世紀是一個充滿創新的信息時代,作為信息傳播媒介的科技期刊更是一種多功能的復合型信息傳播工具,是直接地、系統地傳播科技知識和創新成果的載體。實驗動物是醫學研究的基礎和支撐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生命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十幾年來我國醫學實驗動物事業在法規的制定、科學管理、專業建設、科研水平、動物質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但仍存在著差距。基礎醫學、藥學、綜合醫學是醫學中使用實驗動物較多的學科,通過20__年發行的在各專業享有較高聲譽的核心期刊中相關信息的分析,注意到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正確認識實驗動物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從我們的分析中可見,基礎醫學、藥學、綜合性醫學期刊中涉及實驗動物的期刊數、論文數和比例都很高,平均為80、39。可見作為重要的基礎學科之一的實驗動物學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下個世紀,人與自然、人與健康的諸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要靠生命科學研究來解決。在世紀之交的當今世界,要在生命科學研究領域中做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就要充分認識實驗動物工作對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加強實驗動物工作,使實驗動物科學水平更好地適應生命科學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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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藝學學術研究的主導趨向是“向內轉”:即向文藝本體規律的轉靠與回歸。作為“帶有整體性的文學動態”（1）,標示出文藝創作與理論批評“自生自發”“難以遏制”的內在要求。這一時期的文藝學思考者們發現:傳統認識論方法只能對文藝做出某種他律的共性本質的解答,而無法進入文藝內在特質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藝之“內”,抓住文藝的自律和“本源”,必須改換一種所謂“自我相關”的本體論方法,摒棄以外在角度、非文學內容規范文學的做法,專注于文藝本然的內在規定性的探尋。

一、文學審美論:他律本質論向自律本體論的轉向

文學審美論的開拓與探索為新時期文藝學對“本體”意義的追問提供了價值定向和邏輯前提。它以主體論文藝學的“文學向人回歸、向自身回歸”的“主體性”思想及康德美學的“審美無利害”的自律論學說為理論依據,將審美規律視為文學藝術活動的最重要的內部規律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討。從審美反映論的主體性強調,到審美體驗論的人類學本體論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論文藝美學對于感性本能及審美形式意義的渲染,文藝學研究實現了由認識論到本體論的轉向。“審美反映論”超越于傳統哲學認識論的重要標志在于:心理意識這一重要的審美主體中介的加入。在“審美反映論”看來,“心理現實”、“審美心理現實”,即由外在現實轉換成內在主觀的“心理意識”,是藝術內容、藝術形象得以生成的關鍵。而在這由外而內的轉換中,“心理意識”(“心理現實”、“審美心理現實”)已經根本不同于認識論中的那種近于“鏡映”的“認識”。作為一個遠比“認識”涵蓋面寬廣得多的概念,“意識”已經包括了認識之外的各種精神心理因素:諸如主體的人格情感、個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識因素都在審美反映過程中參與客體與主體、事物與映象之間的關系,從而繁生出“認識”之外豐富的心理內涵。作為一個審美中介系統,審美意識是一個與藝術家的人格結構相關聯,與創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認識等活躍的心理因素相關聯的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結構體”。它不同于發生認識論中所謂“圖式”、“格局”,只對外來信息進行選擇和同化,還要對其產生調節作用,即:使主體感知到的東西經過調整而更適合主體的需要。審美中介系統的調節作用使審美感知中的主體印象發生變異,而與作家希望看到的樣子重合。因此審美中介系統常常賦予反映以個性和人格特征。同時,這個審美中介系統又擁有人性的發生學意義,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實的歷史中生成。主體的審美心理結構實際上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制約與個體稟賦氣質多方合力作用的結果。顯然,在“審美反映論”對于審美中介系統豐富內涵的解釋中,文藝審美獲得了認識論與本體論的雙重意義,同時藝術本質論朝向藝術本體論轉型的跡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是審美文論步入藝術本體論殿堂的又一關節點。如果說“審美反映論”還是在認識論的框架內所進行的對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力圖打破認識論的框定而去展開藝術的本體思考,力圖完全擺脫界參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類本體、藝術本體自身。所謂本體,指事物內部的根本屬性及本源,或稱終極的存在。所謂本體論也就是對本體進行描述的理論。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區別在于,它是自我相關的,它并不憑借外界的事物尺度來說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體不斷發展的存在為依據,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處境,追問其生存的終極意義和根基。因此,人類學本體論只能是探向人類自身本然處境,描述人的生存意義及終極價值的理論;而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將藝術看做人類生存本體自身的詩化,看做人類重要的本體活動形式。顯然,“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是從把握人類生存與人類藝術、文藝本體與人類本體的關系入手,將藝術與人類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聯系了起來。在他們看來,人在藝術創造中生成著,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創造著藝術;同時,藝術還擁有人類生存的超越性質,它試圖回答過去、現在、未來的神秘性,向人們顯示著存在之謎,將人們引向未來,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夢境和烏托邦;而藝術作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類對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獲得無限,于瞬間中獲得永恒,達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顯然,在這里藝術審美具有著無可置疑的人類學本體意味,審美既作為人類生存的動因,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目的,既作為人類生存的起點,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終點。而藝術作為一種審美超越活動,不僅是人的存在在符號上的顯現,而且成為人類生命活動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與人的審美史重合,審美化成為衡量人生意義和人的歷史進步程度的惟一標尺。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超越了審美反映論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依賴,站在了認識論之外、并且進一步站在了認識論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場上來探求文藝的審美本體;但他也同時陷入了割斷文藝審美同認識的聯系、泯滅審美藝術活動同人類生命活動之界限的片面和極端。

審美體驗論、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摒棄文藝的認識論本質的追問,而著力探究人類文藝審美與人類生命合一的本體意味,自然將那個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審美體驗(生命體驗)推到了前臺,這就為當代文藝美學由認識論向體驗論的過渡提供了有力的邏輯支撐點。而文藝的人類學本體觀本身也在此過渡中凝結為一種存在論或生命論的文藝本體觀。對于感性的藝術本體地位的張揚凸現了審美體驗論的詩化特征。在審美體驗論者看來:美不是別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現實的世界對人的個體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為一種感性的存在得以確認（2）。從“人的自由本質”的探討入手,審美體驗論者還在藝術美的研究領域引入了“感性動力”的范疇,認為審美緣于人類追求自由的一種感性動力,審美活動是感性動力行進的一種形式,是一種滿足感性動力的需要的活動,而這種感性動力實際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礎深處的自然生命力,是人類創造世界和選擇進步方向的一種能力。與藝術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個體本位的強調。在“審美體驗”中,藝術審美的意義就在于它給予了感性個體以在其他活動中所不曾有過的自主地位,它使每個個體自身期盼著的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權利得以實現,而藝術審美正是這種實現的特殊方式。當然,多數的審美體驗論者是在個體與整體的統一中給予個體以更加顯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論家盧卡契所言,“審美體驗是以個體和個人命運的形式來說明人類”（3）。審美體驗實際上是為個人的心理體驗與人類精神的貫通提供一個媒介體,主體正是從個體的人生境遇出發,通過對對象的形式美的愉悅進入人類精神內宇宙的感悟,去體味人類心靈的深層領域的豐富蘊含,從而使個體得以傳達總體,實現對人類生命本體的直觀表達。審美體驗論的復蘇還使得那些召喚著深層人生體驗的審美形式獲得了足以取代審美內容的品格和價值。審美體驗論以對形式魅力的關注取代對本質內容的形而上追問,這明顯受到了英國著名視覺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的藝術定義的啟發,貝爾在1913年出版的《藝術》一書中提出的“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國當代審美文論家的青睞,貝爾認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離開了形式而作無邊的聯想不是意味,用說理的方式傳達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貝爾認為是一種能夠喚起我們的審美情感的藝術品中存在的某種性質,“離開它,藝術品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4）。那么藝術品中能夠喚起審美情感的是一種什么性質呢?貝爾并沒有說得很清楚,只是說它是一種與人的無意識心靈相對應的東西。然而正是這種含糊誘導出了人們對于形式本體的“終極實在”的思考,使人們發現了人的審美心靈與藝術的創造性形式的某種內在、先驗的聯系。審美體驗論者正是從這里,從人的審美心靈與藝術形式的這種內在的神秘聯系出發,在兩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尋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開始了對藝術形式的獨立價值的發掘。審美體驗作為一個獨立于認識的自主性概念帶來了文藝學的“內部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文藝的形式本體論研究也由此發生并逐步蔚成景觀。

二、形式本體論:文學的形而上追問

這是一次文論觀念的變革,它既不贊成反映論文藝學對客體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現論文藝學對作家本位的強調,而是以文本為出發點和目的,對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語言本位進行昭示和張揚。在這里,歷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讓文學心倦意懶不堪承受的重負令人敬而遠之,思考的文學變成了文學的思考。文藝作為一種超離現實功利的精神現象,它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律是什么呢?文學思考者對于文學本體特性的追問,召喚著文學形式本體論的崛起,為文學的藝術形式賦予了自主的意義。在這樣一批文論家看來,談內容本身并不等于談論藝術,只有在談論形式的時候,才真正將藝術作品當做了藝術作品,也才是真正地進入了藝術的討論。所謂“回歸自身”就是把藝術當做藝術,平心靜氣地關注和研究藝術形式。形式本體論是將藝術形式作為超脫于作者意圖和讀者經驗之外的、獨立存在的、自主客體進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種文學觀念。這種觀念最早出現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派的理論著述當中,后來又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敘事學所強化;而在同時或稍后,在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學術派別那里,提出了與形式本體論的觀念體系不甚相同的文學觀念,二者在對文學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處又發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體論的某些觀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動。現象學的“意向性還原”,在作品本體和讀者經驗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而闡釋學則讓文學的本體存在向讀者經驗大幅度開放,到了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那里,文藝作品的讀者和受眾則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縛而獲得自由解放。這樣,形式本體的神圣性、純粹性和絕對的獨立自足性開始被打破,文學理論和美學又發生了由“內”向“外”的回轉。所以說,形式本體論在西方是相對意義上的,也正是這種相對性潛在地牽制和暗示著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學術史上形式本體論的邏輯展開和生存命運。

從“作品本體”到“形式本體”。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形式本體論研究是以作品本體論為先導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學研究“回到文學作品本身”。將反映論文藝學的客體本位及表現論文藝學的主體本位轉換為作品本位,從而把文學作品看做“一個獨立的自足體”。正如陳曉明在他的《理論的贖罪》一文中所言:要確定現論范型,就“應當把邏輯起點”移到“作品本文內部”,就應當承認“本文的語言事實存在就構成了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5）。作品本體論者深受英美新批評及英伽登、韋勒克等人的理論影響,將藝術作品看做一個與客觀世界沒有真正聯系的具有獨立而永恒價值的意向客體。認為作品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傳達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統本身。于是,他們主張建立獨立的文學作品內部研究,對于西方形式主義理論備感親切。在他們看來,形式主義“為直覺地把握作品尋找到了一條較好的科學表述途徑,它比任何批評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體論推出了文學作品的形式結構,并賦予了它本體論意味。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形式本體論試圖否棄傳統文論的形式與內容的二元論和內容的獨斷論,而將形式結構視為“有意味的形式”,視為文學區別于其他一切意識形態的關鍵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內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為形式本體論的要旨。隨著新時期社會結構的轉型及文學內轉趨勢的出現,那個曾經被受奴役的文學形式,脫離內容的框定獲得了獨立的意義和本體地位。正如孫津在《形式結構》一文中所言:“形式結構作為人對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勝利,它在形式與內容、手段與目的的這雙重關系上是一體化的。”（7）形式不再是內容的負載體,它自身就意味著內容。將形式本體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論意味》一文（8）。這篇文章將新時期文論從對藝術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體論的關注,并為新的理論形態的建構尋找到邏輯起點。文章認為:先鋒派小說的出現標記著文學形式本體演化的開始。由此對“寫什么”的強調被“怎么寫”的自覺追求所取代,文學形式由于它的文學語言性質而具有了本體意味。李劫將語感外化和程序編配作為文學形式本體意味的兩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認為,文學創作的基本動因之一是作家的語感,語感外化的過程即文學創作的過程。語感外化過程由三個層次構成:文字性語感,文學性語感中的表層語感,文學性語感中的深層語感。作品的深層語感因其隱喻、象征功能而變形和語象化為表層語感的描繪和敘述功能,最終通過顯示著作家詩人的語言功底的文字符號感得以外化。語言的深層結構中的這種關系性決定著整個語言系統的意義。同時,程序編配又將語感基因訴諸一個特定的有序系統,使整個作品成為一個有意味的形式結構。于是,文學作品如同人一樣自我生成為一個自足體。可見,在李劫這里文學的語言系統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義和目的本身。文學的存在及其意義是經過“文學語言及其形式結構的創造過程”物化為文學作品的,又經過一系列轉換功能才“生發出作品的歷史內容、美學內容以及文化心理內容等等”。因此,文學的形式結構及語言是先驗的固定的,文學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結構,才能抓住根本。文學語言學在此被轉變成為以文學語言的創造生成為對象的文學形式本體研究。

從“形式本體”到“語言本體”。在形式本體論的“怎么寫”的研究中,語言的生成與轉換始終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學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學語言性質才擁有了自身的本體意味。因此形式本體論自然趨近于語言本體論。新時期的語言本體論是在西方現代語言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及文化符號學的綜合影響下出現的。它們將語言看做先在于人類精神文化生活的結構性存在,認為語言世界與現實世界無涉,作品的語言系統本身自行產生意義。這是一種“語言中心”意識,是一種對“語言神話”的崇拜。當然,它也是出自對語言之于文學的天然創造性的高度自覺。這種意識同西方的聯系是明顯的。以語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學的語言論轉向的題中之意,無論是存在主義的“語言是存在的家”,還是后結構主義對語言和寫作本身的回歸,在西方都被視為一種歷史的進步,而這一切正是新時期文藝學的語言本體論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論支柱。當然,新時期語言本體論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針對性,即中國傳統文論和文學批評對語言的輕慢。人們往往并不認識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而到語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作品的諸如“現實意義”、“時代特征”、“歷史深度”等等,正所謂“得意而忘言”。而新時期文論家在得到西方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啟示之后,對這種傳統文論形態做出了尖銳的反省和批評,黃子平在《意思和意義》一文中用了一連串生動的比喻,來表達這種語言本體論的自省,他說“文學語言不是用來撈魚的網,逮兔子的夾,它自身便是魚和兔子。文學語言不是‘意義’的衣服,它是‘意義’的皮膚連著血肉和骨骼。文學語言不是‘意義’歇息打尖的客棧而是‘意思’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的家園。文學語言不是把你擺渡到‘意義’的對岸去的橋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們不能再對語言這個“自主的具體的實體”及它對于文學世界建構的本體意義熟視無睹了。于是,人們認定:“意義其實是被語言創造出來的。”因而提出了“語言是詩的生命”、“詩到語言為止”的口號。李潔非、張陵的《“再現真實”:一個結構語言學的反詰》更加鮮明地表達了這種語言形式的本體論觀念（10）,對傳統文藝學的“再現真實”的可能性提出了追問和質疑。他們否棄了傳統理論話語的語言“工具論”,強調“語言世界”的獨立性及對文學的創生性,從而將語言奉為詩及文學的生命。在他們的語言本體觀看來,“語言事實”并非自然事實,它自我創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動”著,規定著個體思維的形式和范圍。因而,語言與實在不可能完全“同構”,文學世界的真實即是“語言世界”的真實、表述的真實,“以‘模仿自然’為目的的再現型藝術終究只是一種幻想”。在這里,結構主義語言學及符號學對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的反撥表現得尤為強烈。索緒爾的語言獨立自足及實體意義的研究成為其“語言中心”論的重要理論支持,羅蘭·巴爾特關于語言的先在性的符號學論述,則為其語言本體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因此,它對“再現真實”傳統語言觀的反詰是徹底的,對語言的藝術本體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這種語言中心論又往往容易割裂語言的“所指”與“能指”之間的關系,導致語言世界與人類的經驗世界、意義世界的分離。因而那個真正的獨立自足的“語言世界”的真實性是應當打些折扣的。

語言本體論從現代語言學那里得到啟示,把文學作品視為自足的語言符號體系。語言符號不僅成為文學的深刻動因,而且被視為文學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從整體上看,對語言的自主性的強調仍然沒有超離內容、形式的二元思維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對文學“內部”語言形式研究強調的一種極端形態而已。在“語言本體論”中蘊藏著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進入“內部研究”的努力,語言本體論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種獨斷論取代另一種獨斷論。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學界對這種獨斷論的弊病逐漸有所反思,并力圖加以糾正。例如青年學者王一川90年代初開始倡導的“修辭論”研究,就通過對“修辭”的特殊的界定表現出了這種努力。在《修辭論美學》中,王一川闡述了這樣一種思想:以往的認識論美學“往往為著內容而犧牲形式,為著思想而丟棄語言”;語言論美學“在執著于形式、語言或模型方面時,易于遺忘更根本的、為認識論美學所擅長的歷史視界”;感興論美學又往往忽視語言論美學所慣用的模型化或系統化立場。于是他提倡將三者融合,使三股壓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認識論美學的內容分析和歷史視界、感興論美學的個體體驗崇尚、語言論美學的語言中心立場和模型化主張這三者綜合起來,相互倚重和補缺,以便建立一種新的美學。這實際上就是要達到修辭論境界:任何藝術都可以視為話語,而話語與文化語境具有互賴關系,這種互賴關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歷史。顯然,上述三種美學的困境及擺脫這種困境的壓力,導致了修辭論轉向。”（11）顯而易見,王一川的“修辭論美學”是要力圖避免單純的語言本體論研究或單純的認識論和社會學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種綜合。

三、解構文論:文藝學本體論的顛覆

從結構主義的形式本體意義追求到解構主義的拆解中心、消解意義,從形式本體論的語言崇拜到解構文論的語言游戲,其間只有一步之遙。而這一步之間卻承載著人文心理及歷史語境的重大變遷和復雜關聯。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國文論家所身處其中的歷史語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醞釀和開始啟動,人們在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受到強烈沖擊。市場經濟的歷史浪潮在中國大地上的層層推進,“商品”法則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強有力滲入,一方面萌發了許多與新的現實相適應的新的觀念、理想、道德、情感和價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壞和割裂了原本和諧統一的理想主義的文化圖景。某些舊的“規范”將破未破,某些新的“規范”將立未立,新舊交替混雜。在這大變動、大轉型的歷史氛圍中,人們(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們)對于物質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勢拆解著人道主義的權威性話語以及此前的以“人”(“主體性”)為中心的價值法則。正如一位青年批評家所看到的:“當代現實當然是由于突然間興起的商品經濟的沖擊而激發了內在的矛盾,引起了價值觀念的混亂。新時期文學一直懷著熱情去追求人道主義的信念、追求人的價值和尊嚴,卻受到了現實的價值尺度的無情嘲弄。知識分子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懷疑,必然導致對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終極價值的懷疑。而當代的懷疑主義是致命的,因為它植根于每時每刻的生存事實。當代現實的短期效應,急功近利,毫無疑問對所謂的終極性價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里才在西方興起、60～70年代才漸次傳播開來的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由于歷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國部分人群、特別是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中找到了雖不“理想”、但相當“熱情”的接受群體。某些敏感的中國理論家因而產生了強烈的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的話語欲望。一些批評家和理論家在那個消解意義、顛覆中心的解構主義理論當中,找到了自己對這個新的世界圖景的相近似的體驗和感悟。于是,“后”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領域興起并活躍起來。后現代主義的最重要、最顯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論表現就是解構主義,即拆解“中心”、顛覆“在場”、削平“深度”、反“元話語”、反“元敘事”、反“體系性”⋯⋯因此可以說,“后現代主義”即“解構主義”對包括形式本體論在內的所有“中心主義”和“意義”追求的顛覆是劇烈的、帶根本性的。

從理論特征來看,解構主義為中國當代文論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種本文策略和闡釋方式。正如王寧所言: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沒有提出知識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種本文策略（13）。作為一種解構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實施對自己所言喻的東西的顛覆;作為一種解構式閱讀方式,它要求于讀者的是如何發現本文中的盲點,如何對本文中的穩定的秩序、封閉的系統、終極的意義實施瓦解。解構主義對于作者自我言說的顛覆與瓦解,以及讀者的旨在摧毀本文之確定性的解構式閱讀方式,特別是其中解構式閱讀方式作為本文可讀性瓦解以及讀者創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國理論家的重視和關注。他們發現,解構式閱讀不再是一種符號的解碼活動和能指與所指的表述關系的呈示,而是對本文在“痕跡”和“差異”活動中變得捉摸不定的符號衍生和意義轉換。它強調本文的不穩定性和互文性,認為閱讀是一種意義的無限補充、替換、撒播和誤讀(當然,這種相對主義的閱讀模式又是導源于本文的能動性生產,因此最終還是無法擺脫本文的牽制而完全隨心所欲)。有的學者認真分析了解構策略的三個步驟:首先,面對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的穩定自足系統,揭示其不和諧性;而后實施消解的第一步:顛倒,即原有等級,取締原核心的主導地位;最后是尋求一種不穩定的漂移狀態,使新等級無法建立（14）。這種解構策略摧毀了在豐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義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號的不斷衍生、意義的不斷轉換中變得捉摸不定,天經地義地拒絕理解和閱讀,而導致誤解和誤讀。在解構文論的閱讀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經變成了一個神秘莫測的作案高手,而讀者只有從蛛絲馬跡中重讀出各種相互抵觸的意義,才不至于淪為受害者”（15）。同時這些紛雜的歧義和差異,也賦予了批評家極大的精神自由,使他們超越本文,從“能指的游戲”中獲得無窮的造語。新時期中國文論家也正是作為這種解構式本文策略和閱讀方式的傳播和實踐者,一方面檢點著解構文論的相對主義立場,一方面試圖從中找到一條走出文學“載道”的沉重傳統的超越之途。

然而,從理論的創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構文論在中國學界所得到的實質性拓展并不令人樂觀。新時期文論家對于解構策略的研究是與解構批評的理論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說中找到其理論的“實驗場”:包括從后新潮小說的“平面化”、“淺表性”讀出解構主義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結構主義形式本體論的“有意味形式”;從后新潮的“敘述圈套”中讀出世界統一性的顛覆,即打破結構主義的形式完整性及意義體系;從語言游戲中體驗主體及意義的失落,即在消解語符的意義同時,取締形式結構的人生隱喻功能。這其間,理論觀點的復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創見,肯定性的介紹與闡釋往往淹沒了理智而審慎的批判與吸納融合,這必然使得理論的拓進力度顯示不足。當然,解構文論作為中國當代文論的一股新的帶有“異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時間里給新時期文藝學研究帶來了某些生機和活力。尤其是它對于傳統的文學法則的沖擊,使人們獲得了對于文學的異質多樣性的認識。解構主義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則逐漸成為某些中國理論家面對日益破碎的文化語境思考和解決自己文明的新問題的理論參照。然而解構文論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帶來了中國當代文學者終極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資深學者所說:“后現代的反文化一旦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家哲學合謀,一方面它會使西方最先進的思潮成為中國傳統思想復蘇的傳聲筒;另一方面,則會延誤文化轉型,價值重建等現代人文學者的終極使命,具有很強的破壞性,邏輯上的解構就會成為文化上的破壞。”（16）解構文論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顛覆所有價值體系,又不再導向新的價值的確立;它與人類的所有精神成果實行訣別,而不去承擔再造歷史的重任;它不僅否決了人生的深度和意義,而且否決了對意義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構文論完全消除了理論發展的原創意向,它無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論革新任務,因而也無力引導中國當代文論走向未來。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下多元文化態勢對于意識形態整合性的拆解,新啟蒙話語失效后所謂“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淪喪”,以及價值相對主義的離散狀態,為文藝本體論的建構與解構文論的生成,提供了適宜的文化土壤和社會心理準備。中國文論的建構與解構的雙向運動,也只有在那個“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獲得了生長繁衍的可能。

注釋：

（1）魯樞元:《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文藝報》,1986年10月8日。

（2）李澤厚:《美學四講》,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6、53頁。

（3）盧卡契:《審美特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頁。

（4）克萊夫·貝爾:《藝術》,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

（5）陳曉明:《理論的贖罪》,《文學研究參考》1988年第7期。

（6）孫歌:《文學批評的立足點》,《文藝爭鳴》1987年第1期。

（7）孫津:《形式結構》,《當代文藝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上海文學》1987年第3期。

（9）黃子平:《意義和意思》,《小說文體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頁。

（10）李潔非、張陵:《“再現真實”:一個結構語言學的反詰》,尋找的時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頁。

（11）王一川:《修辭論美學》,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頁。

（12）陳曉明:《冒險的遷徙:后新潮小說的敘事轉換》,《藝術廣角》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