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原理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馬克思原理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在的理論來源，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和費爾巴哈哲學當中，思想家對市民社會、對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對人類幸福的向往，最終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一方面，他們根據理性預設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并將其作為人道尺度衡量現實，從而得出現實“不合理”的批判性結論;另一方面，當他們想使異化現實“恢復”到理性狀態時，又不得不訴諸哲學家的道德呼吁和統治階級的良心發現。總之，從 “破”到“立”，舊哲學的方法論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實現哲學革命之后，被世代進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應然與實然的鴻溝，找到了理想現實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實現世界的大同，對人類解放何以可能這一問題的回答，只能是無產階級依據歷史規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從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實踐活動。因此，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革命的實質稱為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所謂人道尺度，是應然、規范、價值性范疇，主張尊重人、愛護人、以人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其最初產生時直接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剝削的現實;所謂歷史尺度，是實然、事實、真理性范疇，即科學地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研究歷史運動的規律性，從而在歷史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塑造理想生活?？梢?，歷史尺度作為對抽象人道尺度的揚棄，內在地包含了人文關懷，是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

唯物史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前代思想成果的創造性發展，是一個動態、開放的概念系統，梳理唯物史觀的形成、發展史，我們才能看到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生成過程。

二、歷史觀的歷史演進——唯物史觀的動態生成

的歷史觀經歷了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其唯物史觀又經歷了提出、運用、發展諸階段。

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1842—1844年)，由于現實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內部的矛盾，馬克思開始了其世界觀轉變的艱巨過程。在 1843年撰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上的唯心主義觀點，論證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但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從市民社會劃分出經濟關系、生產關系，并且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把市民社會、國家等社會形式視為“人的本質的實現”或“人的本質的客觀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政治國家視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在次年寫就的《巴黎手稿》中，馬克思首次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思想。異化理論的隱性前提，是預設一個永恒不變的人之本性，當現實與該預設不符甚至相悖時，則為異化狀態。異化的揚棄就是人向本來面目的復歸?？梢姡凇栋屠枋指濉分?，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脫離近代的人本學模式。所以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馬克思所持的歷史觀本質上仍舊是唯心史觀。但是，從1843年開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為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馬克思寫下了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到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篇論著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觀探索中發生了質的飛躍，唯物史觀已經形成。在從舊世界觀向新世界觀的躍進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轉折，并不是法國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所稱的神秘的“斷裂”，而是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論背景和歷史情境下，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實踐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這是他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后來在布魯塞爾繼續進行研究所取得的“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因此，對于初創時期的唯物史觀，我們有必要分兩個層次進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觀的提出是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它使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成為方法論上的現實;第二，唯物史觀作為方法論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學假說的形態出現的，必須要在實踐中予以求證。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著《資本論》正是這一的思想實驗室。

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為止，歷時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觀的提出是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的結果”，唯物史觀的證明和運用，更是在其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具體展開、實現的?！顿Y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思想體系的百科全書?！顿Y本論》的哲學意義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觀作為新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用于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應用于一門具體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實現了這一目的，從而使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得到較為充分而嚴格的驗證。因此，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對于這一論述，我們同樣要作辯證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經濟研究中得到了確證;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唯物史觀，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研究的成果，然而，從本質上是西歐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理論出發，能否推演出普適性的歷史規律?相信科學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這一沉思，而作為其思考成果的則是《古代社會史筆記》。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變化，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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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案鱾€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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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概論”課（以下簡稱“原理”課）從基本理論角度幫助大學生從整體上把握的科學內容和精神實質，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使大學生終身受益的一門課程。然而，由于這門課程學理性強，學生理解很困難。特別是部分學生受實用主義影響，認為這門課程對自己將來就業和發展沒有用，因此不夠重視，甚至抵觸，這必然形成他們學習的障礙。要消除這種障礙，關鍵在課程伊始要通過多種途徑提高大學生對“原理”課的接受度。

一、認識學科意義明確學習目的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學生只有明確學習目的，才能端正學習態度，增強學習的積極性。

“原理”課的學習有助于大學生優化知識結構，豐富人文底蘊。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升我國的核心競爭力，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而創新能力的培養，需要人文素質教育與科學教育的有機融合，人文社會知識越深厚，越有助于提高運用科技知識的能力，激發出創新火花。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提升大學生人文素質的主要渠道，而“原理”課又是思想政治理論課體系中最基礎、學理性最強的科目，特別是哲學的學習對提高大學生的哲學素質至關重要?？茖W發展史表明，科學工作者總是要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在于是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支配，還是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指導。一個沒有哲學素養的科學工作者是不可能有所突破的。

世界觀、人生觀的確立，關乎人生發展的方向。世界觀、人生觀又決定了價值觀。價值觀對人的行為起著規范和導向作用。實踐證明，僅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并不能保證人的行為的價值取向的正確。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什么樣的人生觀、價值觀才是正確的，如何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貢獻與索取、個人理想與共同理想、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這是困擾大學生并引發其思考的現實問題。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大學生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起著導向與激勵的作用。

“原理”課的學習有助于大學生增強理論思維能力，形成科學的思維方式。理論思維主要是指辯證思維，是從整體上、全局上、本質上對問題進行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的能力。人們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無論工作方法的確定還是學習方法的選擇，都離不開思維方法的理論指導和實際運用。知識經濟時代，沒有良好的思維也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變化，更無法開拓新的領域。學習哲學，就是使我們獲取科學的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辯證思維方法的系統訓練。

二、了解學科的現狀與發展激發求知欲

了解一門學科現狀，展望學科發展的前景和趨勢，有利于加深對學科的認識和理解，激發學生的求知欲，為學生的進一步探索提供方向。

學生對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在以往的學習中了解比較多，已沒有理論新鮮感。他們更關注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和社會主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就在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彈冠相慶，宣布徹底失敗之時，馬克思及其學說卻比以往更加受到世人的關注和崇敬。世紀之交，在西方媒體舉辦的“千年思想家”評選中馬克思名列榜首，世界范圍內出現了“回歸馬克思”的熱潮，研究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學術流派風起云涌，紀念馬克思活動異常高漲。同時西方最負盛名的思想家德里達、詹姆遜、哈貝馬斯、吉登斯等紛紛為馬克思辯護，認為馬克思學說仍是批判當代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走向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也未能超越馬克思理論的分析框架。最近這場始自美國經由西方而波及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再次引發有識之士反思資本主義制度，西方的思想家們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破壞作用深感不安，同時苦于找不到良方來挽救這個社會，他們又開始向馬克思尋求答案。通過介紹西方學者對理論的研究、認同和借鑒，讓學生從另一個視角理解在當代的影響和價值，拓展了他們的理論視野，激發了理論學習的興趣。

三、傳授科學方法提高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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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完成博士論文后希望在大學謀一教職，成為哲學教授，然而正在這一時期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成員鮑威爾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于他在思想上的極端性，遭遇到虔誠派，保守派甚至是自由派的某些方面的激烈攻擊，鮑威爾的大學教授職位不保，馬克思作為鮑威爾集團中的主要理論家，思想家，鮑威爾的解雇也就明確的意味著馬克思進入大學任教的可能性被打破，也即意味著馬克思進行純哲學研究的道路成為不可能，在這一情況下，1842年初，“在大學任教的愿望破滅以后，馬克思通過為《萊茵報》撰稿以及任該報主編開始直接參與社會的政治生活?！奔撮_始實際的參與到當時的新聞界，政論的工作中去并很快表現出其突出的才能。

二、與“自由人”的決裂

“自由人”實際上是以鮑威爾兄弟為首的，持非常堅定的自我意識立場的人，馬克思當時作為青年黑格爾派左翼的成員，他與“自由人”的思想觀點是十分接近的，但在這一過程中，鮑威爾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虔誠派，保守派，自由派的某些部分都對鮑威爾進行了很尖銳的攻擊，導致鮑威爾的大學教授職務被免除，這使得“自由人”變得極其尖銳，極其的憤怒，對基督教德意志世界充滿怨恨，他們甚至把鮑威爾被解雇這一事件看成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他們對當局的抗爭的尖銳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見，一種主觀主義的哲學在受到壓制的時候所迸發出的憤慨和怒火是多么的強烈，馬克思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自由人”把《萊茵報》當做機關報，不斷的把一些尖銳的，刻薄的文章發給馬克思，并對馬克思發號施令，這時的馬克思實際上和自由人已經開始發生分歧，但作為《萊茵報》的主編，馬克思固然也發表了一些“自由人”的文章，但這些文章表現出來的實際上是主觀主義的極端的形式，這種極端的形式由于鮑威爾受到壓迫而表現的更加極端，馬克思認為這樣來討論宗教、政治問題是完全不恰當的，馬克思并不是為了保住《萊茵報》主編的位置故意為之，而是馬克思在其基本的觀點上和“自由人”產生了分歧。

由此可以想象，是“自由人”由于鮑威爾受到了壓迫而使得他們的主觀主義的哲學發展到了極致，馬克思作為《萊茵報》主編不能接受這一點，同時，在哲學思想上，他們之間存在著差別，馬克思對自我意識哲學的純粹主觀主義的立場是有保留的，因此，馬克思與“自由人”的決裂絕不僅僅是義氣上的事，而是哲學立場上的分歧，馬克思的思想正在轉向現實，雖然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哲學的主觀主義對于自由，啟蒙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它的優越性，但是馬克思作為黑格爾的學生，他意識到單純的主觀主義有他的局限性，馬克思哲學的立場在往現實的方向走，而“自由人”則走向主觀主義的極端，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自由人”的文章全是毫無意義的牢騷和空論。

馬克思在哲學思想上和“自由人”有了巨大的分歧，鮑威爾是對黑格爾哲學作了自我意識解釋的最主要的思想家，而且他實際上更徹底的站在黑格爾哲學的費希特的因素上，但是馬克思雖然一開始也是站在自我意識的立場上，但是馬克思對此有所保留，他意識到主觀主義的哲學有其局限性，特別是把應有和現有對立起來，這一對立必然形成一種批判，而且是非常激進的批判，但另一方面，這種批判與現實離得越來越遠，“自由人”明顯地表現出這一特征。正是這一點使得馬克思與“自由人”徹底決裂。

三、物質利益問題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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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礦產資源是指賦存于地下或地表的固體、液體和氣體的自然富集物質,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當前資源約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國家資源安全問題突顯,因此開展礦產資源價值與價格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更具有時代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1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礦產資源價值

    1.1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基本原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在批判地繼承古典經濟學派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基礎上創立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重點是揭示了商品的社會性和勞動的二重性,他指出,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是作為勞動自然屬性的具體勞動,體現了人和自然的關系,創造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作為勞動社會屬性的抽象勞動,體現了人和人的關系,創造了商品的價值。馬克思指出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而勞動是由社會勞動時間來衡量,進而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涵義,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

    運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考察礦產資源價值,關鍵在于確認礦產資源中是否凝結了人類勞動。馬克思在闡述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關系時曾論述到:“如果它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么它就不會把任何價值轉給產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價值,而不形成交換價值,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產、樹木等,都是這樣”,這種論述長期以來,造成人們對馬克思理論的片面理解,產生了“處于自然狀態下的礦產資源是自然界賦予的天然產物,不是人類創造的勞動產品,沒有凝結人類的勞動,因此礦產資源是沒有價值的”傳統資源價值觀。

    1.2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礦產資源價值是不依賴于價值認識或評價主體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如果不能正確認識礦產資源價值,礦產資源就難以得到合理地開發利用;只有經過不斷的實踐,在實踐中正確認識礦產資源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礦產資源價值,也才能夠最大限度的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

    在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新的形勢提出了對勞動價值理論如何理解和認識的新課題。******總書記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創始人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正確理解和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于我們深入理解理論觀點,促進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處于自然狀態下的礦產資源是由天體、地殼的運動及其他地質作用形成的,但礦產資源與普通自然賦存物不同。一方面,礦產資源的物質性能和存在形式是自然界賦予的,直接來源于自然界;另一方面,礦產資源是經過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歷史過程逐步形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經過地質勘查勞動后才發現和確定的。實踐證明,地質勘查工作既包含了簡單的體力勞動又包含了復雜的腦力勞動,最后確定了礦產資源的具體空間位置、礦產資源數量以及品味?？傊?礦產資源是經過人的努力而被認識的,在進入社會、被開發利用前經過了一系列的勞動,可以說,礦產資源在人類認識其使用價值、開采、加工利用的過程中已經凝結了人類的“附加勞動”;為了了解其使用價值、開采礦產資源及創造加工利用礦產資源的條件而付出的勞動就形成了礦產資源的資產價值。

    筆者認為,盡管勞動價值論可以從人類認識礦產資源的角度作為解釋礦產資源價值的基礎、理論核心,但運用勞動價值論全面解釋礦產資源價值的外在表現形式—價格是不完全的,盡管價格取決于價值,價值又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但根據經驗觀察不難發現,無論商品包含了多少勞動量,或耗費了多高的成本,如果不能滿足人們的客觀需求,那么價格就低;相反地,即使一件物品不含任何勞動量,如果其能夠極大的滿足人們的客觀需求,價格也將很高;因此,為了全面、正確地解釋礦產資源的資產價值的外在表現形式—價格,還應從資源的供給和需求關系等方面繼續研究。

    2供給一需求理論與礦產資源價格

    2.1馬克思的供給需求理論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供給和需求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馬克思指出,供給是’‘某種商品的賣者或生產者的總和”,需求是“這同一種商品的買者或消費者的總和”,而且這兩個總和作為兩個集合力量互相發生作用,而供給與需求對價格起到了重要的調節作用。馬克思始終堅持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反復指明價值是價格圍繞著運動的重心,價格的不斷漲落也是圍繞著這個重心來拉平的。價格上下波動和偏離價值,始終圍繞著價值這個中心進行。

    馬克思關于供求理論的闡釋,揭示了價值對供求關系的深刻影響,是勞動價值論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全面掌握和理解勞動價值論對我們深入研究礦產資源安全問題,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2.2馬歇力’的均衡價格論在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提出了現代萬方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和核心理論—均衡價格論。馬歇爾認為,商品的供給和需求處于均衡狀態時所形成的價格就是均衡價格,它是由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直接決定的,均衡價格就是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相交的交點所決定的價格。

    在論證均衡價格決定和形成的基礎上,馬歇爾認為需求價格,就是消費者為購買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價格,它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價格越高,購買者就越少,銷售量就越小;反之,如果價格越低,購買者越多,銷售量就越大。供給價格就是售賣者對自己提供一定數量商品時愿意接受的價格,它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相等時的價格。

    馬歇爾的均衡價格論撇開價值來談價格決定,使價格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資產階級庸俗化的表現。同時,供求決定論只能說明商品的市場價格如何圍繞價值波動的現象,而對于供求平衡時的價格決定卻無法解釋。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顯然更具有科學性。馬克思指出:“供給和需求可以說明為什么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會漲到它的價值以上或降到它的價值以下,但不能說明這個價值本身。假定說,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經濟學者所說,是相互抑制而停止發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當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發生作用的時候,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會同它的實在價值一致。所以在研究這個價值的本質時,我們完全不用談供給和需求對市場價格發生的那種一時的影晌”。另外,均衡價格論還引入了邊際效用論。馬歇爾斷言,商品的需求價格決定于商品的邊際效用,邊際效用通過買者主觀上所愿意支付的價格來測定,但人們的需求是不斷變動的,這種變動取決于“效用遞減規律”。這就把價格圍繞價值的市場性波動歸結于人的主觀心理因素,顯然是形而上學的表現。

    盡管馬歇爾的均衡價格論還存在一些理論缺陷,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首先,馬歇爾將物理學的均衡概念引入經濟學分析,完善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體系。馬歇爾就是用供給和需求這兩種力量平衡和相等來說明市場體系的均衡,從需求價格和供給價格的相互關系來說明均衡價格的形成的。這種方法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析礦產資源供給和需求狀況提供了一個直觀的分析工具,具有借鑒意義。

    其次,均衡價格論中有關供給、需求、價格之間函數關系的分析,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價格的形成,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盡管馬歇爾拋棄了價格的基礎—價值,用價格決定取代了價值決定,但是他關于供給、需求價格之間函數關系的分析,在一定意義上對價值規律作用形式、市場機制實現形式進行了科學的分析,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與市場機制作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對馬歇爾的均衡價格論必須進行客觀的、辯證的分析,決不能輕率地予以全面肯定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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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發展中“迷思”

20世紀50年代隨著戰后經濟的迅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用傳統的經濟理論難以解釋和說清的“經濟之謎”，這些“經濟之謎”對西方經濟學來說簡直是災難性的困難和挑戰。這些“經濟之謎”主要表現在這樣八個方面：

1.“現代經濟增長之謎”。20世紀50年代，一些美國經濟學家在對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中發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即美國的產出增長率遠遠超過了生產要素的投入增長率，但根據傳統的增長理論，兩者應該相等，因為產出的增長只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導致了產出增長超過投入增長的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經濟增長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對這種現象，傳統的增長理論走入了困境，因為它不能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2.“庫茨涅茨之謎”。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庫茨涅茨在對美國的資本形成的研究中發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其資本形成的速度卻下降了。這意味著相對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美國的凈資本形成卻在減少。這一發現與美國這個歷來被認為是資本高度密集的國家的儲蓄與資本的作用相矛盾，從而使傳統的資本理論再次受到質疑。

3.“里昂梯夫之謎”。美國是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根據流行的比較利益貿易理論，其出口應該是以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為主。但是，根據里昂梯夫對美國1947年貿易要素的構成和結構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卻恰恰相反。美國出口的大部分產品并不是資本密集型的產品，而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理論與實際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長之謎”。自50年代以來，美國和西方國家工人實際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與此同時，勞動工時卻大大縮短了。這種變化似乎為凱恩斯的消費不足理論提供了注腳，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似乎也得到了驗證。但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

如果說這是一種趨勢，那么其必然性何在？這又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難以回答的問題。

5.“個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趨勢之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個人收入統計資料表明：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些國家的個人收入分配之間的差別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而無論是從累進稅制，還是從公共轉移支付，均難以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在這個趨勢中，一定存在著某種或某些深層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著經濟學家們進行挖掘。

6.“馬爾薩斯困惑之迷”。馬爾薩斯19世紀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世界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等生活資料則按算術級數增長，故將導致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下降。事實是，20世紀人口比19世紀增長了好幾倍，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為提高。這是為什么？

7.“資源短缺型國家現代化之迷”。物資是發展的基礎。一般認為，資源短缺國家是難以實現現代化的。但是像沒有煤炭、石油、鐵礦石的日本、丹麥、瑞士，也都實現了現代化，這又是為什么呢？

8.“戰后戰敗國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被夷為平地的戰敗國。機器、設備、廠房蕩然無存，但是在戰后二三十年里，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卻令人驚異地崛起了，這其中又有什么奧秘？

現代經濟發展之迷，形成對傳統的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的嚴重挑戰。而人力資本理論卻能使現代經濟發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資本理論解釋現代經濟發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經濟增長和撲朔迷離的大國興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F代人力資本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從概念、結論和思路都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是這些相似之處構成了兩大理論關系的“理論之謎”。

二、“理論之謎”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理論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關系

關于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美國經濟學家索羅在其1957年的“技術進步與總量生產函數”的著名論文中，對美國1909—1949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在人均產出的增長率中，人均資本貢獻僅占1/8，而7/8則歸因于技術進步，這就是所謂的“索羅技術進步殘差”。正是這一殘差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關注。

為了揭示“索羅殘差”存在的秘密。舒爾茨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將“索羅殘差”的存在歸結為由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所產生的知識效應。保羅·羅邁爾則把知識因素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考慮。舒爾茨與羅邁爾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羅殘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強調的是通過教育途徑所傳播的作為外生變量的公共知識與準公共知識對“索羅殘差”存在及其擴張的意義；后者強調的是在勞動者與其他要素相互作用過程中內生的專業性、特殊性知識對“索羅殘差”存在及其擴張的意義。

篇（7）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1－0051－05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文本解讀的興起，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進展良好，研究的學術性大為增強，無論是在研究的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上都取得了不少極為有益的共識。例如，學界普遍認為，哲學形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之處是努力在文獻基礎與思想闡發兩大維度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既需要夯實文獻基礎以防止議論流于空泛，也需要注意提煉思想以避免不切世用，努力實現文獻研究與思想研究的良性循環。這一共識的獲得是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長期努力的結果，而在新的學術環境和歷史條件下要不斷鞏固和發揚這一研究共識也殊非易事。

綜觀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大方面：脫離語境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詮釋不足以及從當代現實出發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不難看出，這三方面問題并不是什么新問題，而正是文本解讀著力解決的老問題。因此，分析這三大問題不僅是當今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對于進一步探討與推進中國哲學形成史文本解讀也是有益的。

一、痼疾一：脫離語境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語境問題是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文本解讀需要注意的第一個問題，語境意識是當代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獲得大發展的第一大助力?；仡櫸覈軐W形成史研究史，這一語境意識的獲得是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警惕完全在“熟悉”的哲學體系中閱讀這些文本。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文本研究在我國哲學形成史研究中蔚然興起，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其中有一個問題應予闡明，新世紀以來的文本解讀不是上世紀哲學研究中的“哲學原著選讀”，毋寧說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之否定。二者的本質區別就在于，雖然二者都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文本解讀自覺反思哲學形成史研究史，自覺將自己的研究置于哲學形成史研究傳統之中，時刻注意自己研究所受到的各種限制和可能犯的各種錯誤，因而，它絲毫不要求研究的透徹與徹底，雖然它始終以此為目標。因此，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發只是哲學形成史文本解讀的一個很表面的特點，換句話說，只是一般性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僅不是文本解讀，更是文本解讀所致力反對的。

粗略地看，脫離語境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以下幾種情況：首先是修辭式引用。這可謂是比較粗暴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這種引用中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不是要解讀的對象，而只是用以提高論述效果的工具。因而，一般說來引用的文本也以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警句居多，這種情況在今日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中正越來越少；其次是目前仍然較為常見的串聯式引用，這種引用的主要特點是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論述來論證某一觀點。細究起來，這種引用雖然并不一定以哲學原理來支撐對全部引用的理解，但一般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他們某一文本中）的論述是一個自洽的體系。因而，在這種引用中，隱而不彰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被平面式地理解的，換句話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沒有被置于真正的歷史場域之中。

以上兩點在文本解讀興起之前就已較多存在，而自文本解讀興起以來也受到了較大的批評，因而在我國當前的哲學形成史研究中并不具有太大的影響。當前應予以較多注意的是隨同文本解讀興起而形成的過度重視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傾向。在傳統的哲學形成史研究中，由于注意的焦點集中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現實影響，因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往往更加重視他們已發表或已成型的文本，對于他們的手稿重視不夠。隨著文本解讀的興起，以往研究較少的馬恩手稿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在傳統的哲學論域之外出現了馬克思哲學、恩格斯哲學新論域。

毋庸置疑，加強馬恩手稿研究對于推動哲學形成史研究極為必要也極有益處：這不僅可以彌補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與空白，更有利于深入考察青年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機制。然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似乎有一種傾向，認為馬恩手稿的地位要高于他們已成型和已發表的文本，其原因在于這些手稿更能反映、體現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過程，更具有某種歷史的真實性。應該承認，馬恩的手稿（主要是馬克思的）在記錄他們思想的發生上的確具有其他文本難以替代的價值，然而若據此認為手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文本則有失偏頗。

要分析這一問題還得回到文本解讀在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中興起的歷史背景。文本解讀的一大目的就在于解除馬哲形成史研究中馬恩文本相對于哲學原理的依附性，在于恢復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相對獨立地位，指出這些文本（的形成過程）是馬哲形成史研究的組成要素，一言以蔽之，在于消除馬哲形成史研究中常見的目的論和預成論。那么如何才能破除目的論、預成論呢？答案就是回到歷史。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一回到歷史的過程也就是使文本重新陌生化的過程，因為這一過程不僅要努力走出“熟悉”的哲學原理體系，它所要回到的歷史其實也是不斷反思的、開放的，也就是不斷陌生化的。因此，如果認為手稿要高于其他文本就會得出如下觀點——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發展來說形成手稿是最難的事，只要手稿形成了，從手稿到成型文本主要就是技術加工。這一觀點有許多地方值得深究，②這里最有必要加以分析的是如何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過程?？梢哉J為，上述觀點中對馬恩思想的理解方式是很實體化的，即把馬恩的思想視為某種邊界分明的實體。這種理解方式與把馬恩思想的發展視為線性進化并無本質矛盾，從而隱含了目的論與預成論。

因此，文本解讀重視手稿并不是認為手稿更真實或更接近歷史，而首先是因為手稿自身是一種真實的歷史存在，因而在手稿與成型文本和發表文本之間就存在一定的歷史空間，這種空間既是研究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也是研究需要面對與解決的一大任務。因而，既不是手稿高于成型文本，也不是成型文本高于手稿，既不能認為手稿隱含了馬恩思想形成之謎，也不能認為成型文本就是馬恩某一階段思想的成熟表述，二者在記錄馬恩思想的形成上是等值的。這些片面理解都未能把馬恩思想的發展理解為一個活生生的歷史過程。

行文至此，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就出現了：什么樣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呢？由于這里批評的主要是引用脫離語境，因而主要需解決的就是語境問題。由于馬恩文本的形成已經是歷史，在當下與那段歷史之間總是存在著歷史間距，因而考察馬恩的思想就不可能是復述而是一種從當下出發的重構。只是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文本解讀看來，馬恩的文本內在構成了重構的一個要素，因而重構在本質上并不是當下的投射，雖然這種危險總是存在，重構更近于當下與歷史的一種交流。而由于歷史不是在當下之外的實體性存在，歷史總是已經融入當下之中，因而說當下與歷史交流實質上意味著剝離當下以重構其豐富的歷史性。依此分析，引用如要合理就需自覺反思引言的歷史語境，從而避免脫離語境使得引言變得抽象、空洞。

二、痼疾二：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詮釋不足

在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時經常提到的一個問題是詮釋過度，意指對馬恩文本的理解加進了太多的詮釋者主觀的見解。近年來隨著文本解讀的興起，需要解決的一個更加緊迫而重要的詮釋問題——詮釋不足擺在了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面前。

何謂詮釋不足？解決詮釋不足這一問題為何變得如此緊迫與重要？這一問題的突顯與當代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進入新階段是密不可分的。簡而言之，上世紀的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馬恩說了什么，還不太可能繞過這一點而直接追問馬恩為什么這么說，換句話說，上世紀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而對于中國當下的馬哲形成史研究來說只限于考察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遠遠不夠了。借用照著說與接著說的說法，當下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接著馬恩往下說，而要清楚我們真的是在接著說而不是照著說就需要明了馬恩思想的邊界，馬恩思想的邊界本是一個歷史的客觀問題，但對于研究者而言這一問題就轉化成了主觀的視域問題。

綜觀我國近幾年來的馬哲形成史研究，用思想史的視野與方法來研究馬哲形成史正逐漸為學界重視，③這一研究路徑可謂是文本解讀結出的一大碩果。無論是文本解讀還是思想史研究對于馬哲形成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貢獻就是指出了解讀背后的詮釋框架問題。詮釋框架問題的提出意在表明沒有一種解讀能做到透明而沒有問題，因此，解讀者始終需要注意對解讀進行反思，不僅反思解讀的結果，也要反思解讀的出發點和過程。

客觀地說，經過這些年文本解讀的不斷努力，在我國馬哲形成史研究中非反思、無批判的研究已大為減少，研究者已有意識地對自己的研究做出某種界劃。然而，由于傳統研究的慣性作用，缺乏深度的解讀仍然大量存在，其中較為普遍的有以下三種情況：其一是用哲學原理來解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經過以《回到馬克思》為代表的文本解讀對“原理反注原著”的猛烈批判，直接用哲學原理體系來解讀馬恩文本的現象已大為減少。近幾年來隨著理論學科建設的加強，理論的整體性成為研究的重點，這一情況也對我國馬哲形成史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較為突出的就是強調研究形成的整體性。這一點對于推進馬哲形成史研究原本是有益的，但由于對整體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奠基于對三大組成部分的傳統理解之上的，因而這樣理解的整體性也就會存在較多的問題；其二是用經驗常識來解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經驗常識為何能在馬哲形成史研究中大量存在？這與對哲學的理解有很大關系。傳統對哲學的理解總是過于突出哲學的客觀性，即哲學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理。這一理解中沒有言明的意思是哲學在本質上與經驗常識并不相悖，毋寧說哲學就是揭去了意識形態遮蔽的經驗常識；其三是設置虛假或虛幻對立觀點。這一點往往與批判哲學原理教科書有關，當原理教科書不再成為真理與權威的來源時它就容易一變而成批判的對象。一般說來要立一個觀點并不容易，而要破一個觀點則相對要容易一些。近年來馬哲形成史研究中設置虛假對立觀點的情況雖不如以前那么普遍，卻也為數不少。但嚴格考察這些設置的對立觀點，往往大多數觀點都比較陳舊，學界也較少認同。

總之，上述三種研究都難以把握青年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歷史邊界，都難以為接著說提供可靠的支點。以往的馬哲形成史研究重在努力呈現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脈絡與機制，其中馬恩思想的連續性是研究的焦點，即研究他們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發展過來的。時至今日，當下的馬哲形成史研究需要進一步追問馬恩的思想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毫無疑問，要回答這一問題僅僅研究哲學形成史研究史這一學科史是遠遠不夠的，還需進入廣闊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學術史。如果堅持哲學的創立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都堪稱一次革命，那么研究還勢必要進入整個西方思想史。④

可見，馬哲形成史研究不是已無太多的研究空間，而是其研究空間之大絕非一代研究者所能完成，只要轉換一下研究視角就能理解，馬哲形成史研究并不只是事關形成的一個斷代性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對整個哲學實質的理解。

三、痼疾三：從當代現實出發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

相比于前兩大問題，這一個問題在理論上要復雜得多，在現實中要解決起來也困難得多，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不妨從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中一個常見的現象談起。

在具體的研究中常見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個觀點及其現實意義的研究，這類研究粗看起來既有理論依據又有現實指向，較好地做到了理論聯系實際，然而其中的許多研究嚴格分析起來卻存在不少相沿已久的模糊之處。例如，國家問題無論在哲學形成時期還是后來的發展時期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問題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許多重要的論述，照上述研究做法都可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觀及其現實意義或當代意義。但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馬恩前后階段關于國家的論述不可能完全一樣，如果其間是否有重大差異不得而知，那么，他們哪一階段的國家觀更具權威、對我們更具價值呢？對這個問題常見的回答是，我們主要應注意馬恩前后階段共有的核心思想，這一觀點與通常所說的要繼承馬恩的立場與方法大體相近。

這一觀點大體說來是合理的，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實行起來卻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沒有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觀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要想把握他們國家觀的核心思想談何容易？嚴格說來是不可能的。這樣獲得的觀點只能是一鱗半爪，甚至可能是浮光掠影，以這樣獲得的觀點談論其當代價值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照此說是否就認為在沒有對馬恩的國家觀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之前就不能談論他們的國家觀及其現實意義呢？完全不是。其理由倒不完全在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面研究起來遷延時日，而現實的緊迫問題又迫使人們必須在一定的有限的時間內采取行動，雖然這一點也是人們理論與實踐生活中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一個方面。這里要加以討論的仍然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總是在一定的語境即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這些觀點的含義是受歷史語境制約的。因而，研究者在研究這些觀點時如果離開其形成語境就勢必會誤讀這些觀點，至于將這些觀點與當代進行直接對接所帶來的問題比起誤讀要大得多。

現實問題無疑是包括馬哲形成史研究在內的任何研究的落腳點，但這與從當代現實出發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有很大的距離。這首先是因為現實是極為復雜的，其實質遠不是直觀感覺所能把握的。學術研究可以一定的距離審視現實，通過這種陌生化迂回把握現實，從而為理解現實提供可能的新視角，而這也就是學術研究的意義所在。以馬哲形成史研究而言，其形成距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馬恩所處的時代特點及遇到的問題與當代差異甚大。因而，用馬克思、恩格斯當時的觀點來評判當代隔膜之處甚多，有時不免隔靴搔癢，而從當代出發去評價馬恩的觀點不僅無助于理解馬恩的觀點，就是對當代也沒有什么價值。

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當下是不斷游移的，而從不斷游移的當下出發得到的馬哲形成史也必定是不斷變動的，當然，這樣說完全不是反對對馬哲形成史的理解不可以有變動，而是強調馬哲形成史研究的嚴肅性與專業性。如果一種研究不能為實踐提供真正有價值的觀點，而更多地成為現實的反映、折射或見證，那么這種研究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第二，馬哲形成史研究中長期存在評價沖動，即由于哲學的形成過程迅疾而復雜，傳統研究往往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是缺乏能力對此進行細致的梳理，因而，在傳統的研究中不時可見以評價代研究。評價自然也是一種研究，然而卻是一種粗疏的難以提供新創見的研究，因為它往往會繞過研究中的許多疑難問題而只注意那些熟悉的問題，但是許多創見正是來自于對這些疑難問題的不懈探究。

從當代現實出發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隱含著實踐高于理論、理論應為實踐服務的前提。一般地說實踐高于理論、理論應為實踐服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這是一種歸根結底的理論立場，但如果直接以這種理論立場來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則會妨礙具體的研究，而理論立場自身也會變得僵化、空洞。⑤

四、小結

綜上所述，中國哲學形成史研究已經是當代中國現實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迅猛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僅僅重復馬克思、恩格斯說了什么是不足以把握這些新情況解決這些新問題的。當然，認為研究清楚了馬哲形成史就能為解決這些新問題提供根本的解答也純屬奢望?，F在所能肯定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融進了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而且這一研究將會繼續以它自身的方式影響、融入中國的社會現實，而這也就是中國馬哲形成史研究的存在方式。馬哲形成史研究應警惕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等的簡單無益的二元對立，致力于通過認真嚴謹的反思性研究溝通這些對立的雙方從而獲得一種歷史的通感。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形成史研究也就是它為自身存在所做的證明與努力。

注釋：

①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批評第二國際時率先提出不能把馬克思研究變成對馬克思文本的注解，到了20世紀60年代，阿爾都塞進一步明確地提出要通過回到歷史消除哲學形成史研究中的目的論與預成論。

②這里可以《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馬克思對它的反復修改為例表明不能把文本簡單地區分為內容與形式或思想與敘述兩大方面。退一步說，即使在作者那里這樣的區分大體能夠成立，對研究者而言內容與形式、思想與敘述的關系也是完全辯證的。

篇（8）

一、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種種不同觀點提出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討論經歷了幾次大的，從國內公開出版和發表的著述來看，是多種觀點紛呈，且論爭持續至今，但觀點分歧依舊。這一方面反映出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我們要在堅持勞動價值論的立場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按照變化了的社會經濟實際對該理論作出創新和拓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能看到，國內很多論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缺陷”的論文和專著，其實對于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深刻內涵和內容卻未能作出全面而探刻的理解和把握。在我國現今祟尚改革和創新的年代，對于傳統理論的指責已經不需要多大勇氣反而成為一種“時尚”。但是，理論創新其實是一種嚴謹和嚴肅的行為，要求我們必須對要評判的對象首先要研究深透，方能發表見地。從這一方面來說，國內較多學者的相關觀點似有流于膚淺和追求上述“時尚”之嫌。概括地說，我國理論界提出的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認為勞動價值論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現實不符。或認為勞動價值論存在“殘缺”，“不完整”。因此需要予以修正，使其與經濟現實相符。持有這一認識的學者們認為，我國市場經濟及其運行的現實是，生產要素經濟化市場化現象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存在，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都在生產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它們的投人會帶來相應回報，而這些報酬又成為產品價格的組成部分。難道機器、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不創造新價值嗎?因此，有學者認為，以勞動為唯一源泉的傳統“勞動價值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矛盾”是明顯的。“馬克思在分析交換價值時，把決定使用價值交換比例的共同因素僅僅歸結為勞動而忽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使他的理論與現實發生矛盾的關鍵或邏輯起點”。現今我國經濟理論界廣為流行的“要素價值論”，可能就是這一思維的結果。

其二，認為勞動價值論對于現實市場經濟沒有應用意義。晏智杰教授的觀點是這一方面的典型。晏教授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設定的前提，即是排除了貨幣關系、供求變動、資本關系等以后的狹義價值論。“所謂狹義價值論，是指非市場價格和非資本市場條件下的商品交換規律理論，也就是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到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時所設定的那種原始的實物交換條件下的交換規律理論”?！叭欢绻匠隽笋R克思(以及古典學派)建立勞動價值論時所設定的條件，這個理論本身以及它對其它領域的現象仍然保有說服力，這還沒有得到證明，或者說還需要加以證明”。也正因為學者們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過于抽象而缺乏應用意義，為使其能夠進人應用，而將種種客觀經濟因素乃至人們的主觀心理引人對商品價值的分析，于是，諸如“效用價值論”、“資源貢獻價值論”等等其他種種價值理論便應運而生。盡管其中不乏合理因素，但大多少有說服力，或者偏離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

其三，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是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一種方法，對社會主義經濟無用。例如，馮春安教授就認為:“剩余價值理論只是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具體貫徹或表現”。“馬克思把剩余價值作為利潤的本質，利潤又具體分割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借貸利息和地租，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分配領域的具體體現，它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本質，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了理論武器”。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生產關系改變了，勞動者成為社會生產資料的主人，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共同富裕，而不再是為私人資本家階級創造剩余價值和進行剝削服務，所以勞動價值論在這里是無法作為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之用的。由此，持有這一方面基本認識的學者普遍認為，要想使勞動價值論能夠進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必須對其作出改造和修正。近若干年來理論界出現的有些別樣的價值理論，可能就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產生出來的。

我們以為，持有以上種種觀點的學者們對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指責，如果真是想發展而不是為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話，那么，他們要么是對勞動價值論中運用的方法沒有能夠深刻理解，要么就是對該理論的深刻內涵和所體現的立場及基本觀點未能作真正把握。本文試從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意義，對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市場經濟具有的社會意義以及應用意義作出闡述，以就教于理論界。

二、深入理解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意義

針對現實中我國理論界一些學者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種種誤解，我們需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與把握。如何深化?一條重要途徑是從抽象法在勞動價值論中的運用來給予理解和把握。馬克思認為，分析商品價值形式必須運用抽象法。因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辈⑶?，分析商品價值形式對抽象法的運用要求更高?！皟汕Ф嗄陙砣祟愔腔墼谶@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于成功。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單個商品形式或商品交換關系的分析采用了抽象法，即在分析過程中確定和暗含了三個方面的前提條件。一是抽象了貨幣關系，這也就是將價格等范疇撇開不談。馬克思認為，在所考察的商品價值關系中，沒有貨幣居于其間，當然更沒有資本存在的余地。因為如果引人貨幣，就勢必涉及價格，價格雖然比價值更接近現實，但是卻更遠離事物的本質，而本質只有在純粹的實物交換條件下才能得到闡明，闡明了價值之后才能說明價格一類現象。因此在實物交換中顯示出的商品價值關系，是分析商品價值的必要條件，而且應當是唯一正確的條件。二是抽象了供求變動因素對于商品交換比例的影響，即假定商品交換中供給和需求一致。無論是生產要素的供求，還是消費品的供求，都是相一致的。供求平衡，這實際上也就是排除了“稀缺性”因素引人商品價值關系的分析。三是抽象了生產領域中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如機器、資本、土地等)的作用，即假定勞動以外的要素使用都是無償的。當然，馬克思并不認為進人交換的產品僅僅是勞動這一要素生產的，他明確指出，就使用價值而言，它們是勞動和其他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產物，但是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只與勞動相關而同生產資料無關，因而，在他的交換價值分析中沒有機器、資本等要素的地位，這些要素出現在交換中也不要求付出代價。

馬克思對商品價值關系的分析設置上述前提條件的做法是合理的。抽象法的作用以及馬克思運用抽象法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商品價值的質的規定，即由生產者生產該商品時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然，在客觀上，分析商品價值形式時會帶有各種復雜性，即不僅有商品自身物質性質決定的因素，還有貨幣、資本、地產乃至市場變動和購買者心理加給它的各種復雜因素;但是，即使加人這些復雜因素，馬克思認為，也并不會改變商品價值的實體是抽象勞動凝結這一性質，而只能影響到價值的水平，并使問題的分析復雜化，甚至會模糊事物的性質。這里作出以上三個方面的抽象，就使考察變得簡單，同時又不影響事物的質的規定。

對于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形式時抽象法的運用，以及相關前提條件的設置，我國理論界很多的學者是有著不同看法的。例如晏智杰教授就認為，是馬克思由于設定了這么多的前提條件，使得商品價值只能由勞動這一唯一因素決定了。那么，如果按照晏教授的思維邏輯，如果對于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市場因素等等不予以抽象，而是統統納人分析的視野，比如將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機器、土地等要素加入分析，是否就可以得出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價值的結論了?看起來，“要素價值論”這一觀念意識的存在確實有著條件和基礎。對于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時運用的抽象法及其得出的結論的歧見，其實是產生于不同的人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觀點的分歧。

對于勞動價值論不能嘲笑是“古典”，對于“要素價值論”不能認為就是“現代”。的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于100多年前形成的，但不能由此而認為馬克思那時的理論境界沒有達到“要素價值論”的高度(該理論是否有“高度”?)。必須清楚，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正是在資本主義完全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核心是按資分配)、西方學者宣揚要素價值論的時代，批判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否定了要素價值論，提出自己的勞動價值論的。

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其抽象層次的不同，大體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表層理論，一是深層理論。表層理論一般是由以概括商品經濟運行的理論，是商品經濟表象的規律性總結，深層理論則是決定表層理論和支配表象性規律的本質層次規律的概括。深層理論和表層理論的關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內容，后者是前者采取的形式;并且，深層理論往表層理論演繹過程中往往發生顛倒，后者掩蓋前者，即呈現出來的是與深層理論相反的形式。勞動價值論是屬于深層理論，而“要素價值論”則屬于表層理論折射而來的虛假現象，連表層理論的真理性也沒有。晏教授可能認為勞動價值論對經濟現象役有說服力，但是他卻沒有正確對待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方法論運用。如果試圖越過相應的表層理論而企圖用深層理論直接去聯系客觀經濟現象，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

三、深刻領悟勞動價值論的社會意義

勞動價值論直接地說，其意義是在于作為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然而，馬克思在當時歐洲的那種人與物關系顛倒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中構建他的勞動價值論時，恐怕不僅僅是將其作為理論體系的一般基礎和出發點來對待，更是有著深層的批判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實和為廣大勞動者階級伸張正義的社會意義?，F今我們可以運用勞動價值論中蘊含的社會命題，來矯正我國現實社會經濟中的種種不和諧因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體而言，在我國經濟現實中，應堅持勞動價值論所蘊含和具有的以下兩個基本命題。

其一，是堅持勞動價值論所代表的最廣大勞動者根本利益的立場。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是一個存在不同利益主體和講求所有權的社會，一個以人和物相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馬克思對于這樣一個社會經濟的解剖，卻以勞動價值論開始，將其作為其余理論的前提和賴以形成的基礎，這本身就是在宣告勞動對于財富形成的基礎性重要作用，宣告勞動者階級對于人類社會的創造性貢獻?？梢?，勞動價值論是宣揚勞動者的社會貢獻的理論。再從勞動價值論本身來說，該理論的首要或核心之點是回答商品價值的實體或本源是什么，即價值是由勞動者的抽象勞動形成的。馬克思認為，抽象勞動不是對一部分勞動者的生產性勞動的抽象，而是對構成社會分工體系的所有有用勞動的抽象。這也就是說，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勞動，如“精英”的勞動、“老板”和“老總”的勞動創造價值，其他更多的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勞動也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涵蓋和代表的是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全體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并與經濟發展的“共同富?！钡哪繕耸锹撓翟谝黄鸬摹Ｒ舱蛴诖?，這一理論才能成為“統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方面利益關系的理論基礎。其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一個理論支撐點，是將勞動過程的諸生產要素區分為主體和客體的原理。馬克思認為，人即勞動者是勞動過程的主體要素，生產資料是這一過程的客體要素，從而將勞動過程概括為是“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而生產出產品的過程。在勞動過程中，一切勞動資料就其職能和客觀屬性來說，是勞動者器官的延長。勞動工具無論多么先進，它也是人的勞動加工創造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一個核心理論點，即認為只有勞動者的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其他非勞動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的規定，正是建立在這一區分主體客體要素的原理的基礎之上的。由此可見，勞動價值論是肯定了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是為勞動者階級立論。勞動價值論也就是宣揚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以人為主、以人為本的理論。我們尊崇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就是要在面對多種客體生產要素所有權獲取價值分配面前維護廣大勞動者的經濟權益。我們在觀念和政策上，應在維護資本所有者權益的同時，相應地要更加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不受侵犯，因為人是主體的首要的生產力。

其二，勞動價值論是宣揚“以人為本”的理論，該理論應當成為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基拙。這里的“人”有三個方面的涵義:一是說，以人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生命、人權和人的尊嚴等等;二是說，以人為本的“人”，不是客體，而是主體，也就是說，不能把人民群眾單純地看作是被同情、關愛和救濟的對象，而應看作是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創造性社會力量;三是說，以人為本的“人”，即廣大勞動群眾，是政府考慮經濟發展工作的出發點、著眼點和落腳點，發展就是為了提升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由此，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構建和諧社會，體現在我國的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上，就是要求改變原有的以單純“追求增長率”為核心的指導思想，而形成以“富民”為根本特征的新型戰略指導思想?！案幻瘛睉鹇詮娬{的著力點起碼有這樣兩個方面。第一，需要樹立能夠獲得富民績效的科學理念，各級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上要真正做到“以民為本”。要確立科學發展觀、社會和諧觀、新的公平效率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代表富人與民爭利，政府官員不能為權不公、以權謀私，不可漠視群眾的疾苦。第二，要及時進行保證富民戰略獲得成功所需要的各種制度和機制的建設。要加快消除阻擋8億農民和城鎮貧困勞動者脫貧致富的財政、金融、教育、醫療等體制鴻溝，建立起“富民”的新體制。要形成一套社會各階層公平分擔社會轉型成本、分享改革和發展成果的新機制。加速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統籌城鄉、以城帶鄉、實現共同發展”的城鄉發展新體制。

四、正確把握勞動價值論的應用意義

狹義的勞動價值論，直接地說，它的意義和作用只在于成為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然而，勞動價值論作為商品經濟理論，它又是一種價值決定的規律及其對社會經濟發揮調節作用的理論。從這一層面來說，勞動價值論可以進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應用。但是，勞動價值論要進人現實應用，必須在商品價值范疇的基礎上，植人資本所有權關系和市場競爭因素，使之轉化為生產價格。因為生產價格規律是商品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的轉化形式。在我國市場經濟社會里，勞動價值論可以也有必要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形式，通過價值分配的方式來實現對于社會經濟的調節。具體而言，生產價格規律的調節作用有以下三個方面。

篇（9）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的物質生產部門—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和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在當代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與之相反，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眾多非物質生產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為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服務業和服務勞動的發展程度也是經濟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這無疑給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服務業的勞動是不是生產勞動、創不創造價值?目前國內學術界大致有兩種認識傾向:一種以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的一般規定為基礎，堅持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而服務業的勞動不是生產勞動，也不創造價值。另一種是把服務勞動的內涵加以擴大，并以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是能為資本帶來利潤的勞動的定義為尺度，認為服務業的勞動能帶來利潤，因而是生產勞動并創造價值。這兩種觀點的持有者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在于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中服務勞動理論的相關原理和結論。為此，深人探析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服務價值思想，將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理清，并對促進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服務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

馬克思對生產勞動有“生產勞動一般”和“生產勞動特殊”兩個定義?！吧a勞動一般”指的是人們在自然形態下從事的生產產品的勞動;“生產勞動特殊”指的是人們在某一特定社會形態下從事的反映該社會特性的、生產產品的勞動。在“生產勞動特殊”的意義上，馬克思認為服務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判定服務勞動是非生產勞動，“不是從勞動的物質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產品的性質，不是從勞動作為具體勞動所固有的特性)得出來的，而是從一定的社會形式，從這個勞動借以實現的生產關系得出來的”。馬克思判定服務是非生產勞動的條件是這些勞動“不同資本交換，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資或利潤交換”，如果服務經營的方式改變了，服務“作為活的要素來代替可變資本價值合并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去”，服務勞動直接生產資本，那么，服務勞動就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勞動特殊。他明確指出:“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用，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歌唱，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碑敶鞣桨l達國家第三產業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進行的的服務勞動，就是這樣一種生產勞動。在馬克思看來，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考察，在“生產勞動特殊”的論域內，服務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關鍵的問題在于它是否從屬于決定當時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

在“生產勞動一般”的論域內，服務勞動是否屬于生產勞動一般則要進行具體分析。馬克思將服務分為兩種，一種是可以物化的服務勞動，“把自己的勞動固定在某種物上，并且確實使這些物的價值提高了?！边@些服務勞動都是生產商品，即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勞動。馬克思以運輸服務為例對生產進行了分析，認為生產是生產過程在流通領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產勞動創造價值，這點大多數人都同意。另一種馬克思稱之為純粹的服務，這種服務“不采取實物的形式，不作為物而離開服務者獨立存在?！边@種服務勞動所提供的消費品是一種無形產品?！胺毡旧砭褪巧唐?，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馬克思將官吏、藝術家、牧師、律師、教師等歸人“純粹的服務”。這些人的服務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藝術家如演員、音樂家等，他們的表演服務有使用價值(能夠滿足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換價值(通過服務取得報酬獲取生存資料)。如果這些演出被錄制成片，他們的勞動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們的勞動一經提供隨即消失。第二類:教師和醫生。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務是訓練，保持勞動能力，使勞動能力改變形態等等，總之，是使勞動能力具有專門性，或者僅僅使勞動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學校教師、醫生的服務……這些服務應加人勞動能力的生產費用和再生產費用?！钡谌?國家官吏、軍人、法官等。馬克思說:“他們的勞動有一部分不僅不是生產的，而且實質上是破壞性的，但他們善于依靠出賣自己的‘非物質’商品或把這些商品強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質’財富。對于上述三類純粹的服務，馬克思都肯定他們的服務是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馬克思對純粹服務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純粹服務在“生產勞動特殊”的論域內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一般”的論域內則不是生產勞動，理由是這種勞動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物質規定性;也有人認為純粹服務無論在“生產勞動特殊”的論域內還是在“生產勞動一般”的論域內都是生產勞動，理由是馬克思認為“以產品或某種使用價值為結果的一切勞動、一般地以某種成果為結果的一切勞動”都是生產勞動。我們認為物質規定性只是在物質生產領域中成為生產勞動的前提條件，而生產勞動不只存在于物質生產領域中，它還存在于非物質的生產領域如服務生產領域中。 二、服務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即《剩余價值理論》中對服務進行了原則性的分析和闡述，認為服務具有使用價值。他在分析非物質生產領域時，多次提到服務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不管是物質產品還是服務產品，都是以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物質或非物質的需要，都具有使用價值。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就其形態而言包括兩類，一類是“物化、固定在某個物中”的“實物形式”的使用價值;一類是“隨著勞動能力本身活動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實物的形式，不作為物而離開服務者獨立存在”的“運動形式”的使用價值，后者就是服務的使用價值。馬克思說“服務這個名詞，一般地說，不過是指這種勞動所提供的特殊使用價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價值一樣;但是，這種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在這里取得了‘服務’這個特殊名稱，是因為勞動不是作為物，而是作為活動提供服務的，可是這一點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種機器(如鐘表)有什么區別。可見，馬克思認為服務具有使用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服務也具有交換價值，服務具有活動形式的特點。馬克思認為服務具有可消費性，“在服務形式上存在的消費品”與“在物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費品”一道構成社會消費品，服務消費品能夠“滿足個人某種想象的或實際的需要”，這點與其他商品沒有什么不同。馬克思分析了服務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特點，服務“只是在它們被購買時才被創造出來”，只能以“活動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產過程結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這說明服務具有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因為服務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購買勞動，就是購買以服務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資花在這些服務上，同他的工資花在購買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沒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為買者，即作為同商品對立的貨幣的代表，同僅僅作為買者出現，即僅僅把貨幣換成商品的資本家，完全屬于同一個范疇。同時馬克思也認為“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

篇（10）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边@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皠趧雍退械姆蛛x”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钴S，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笆忻裆鐣?，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篇（11）

一、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看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因素

1.馬克思對商品價值的表述。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論述，商品價值的實體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鄙鐣匾獎趧訒r間所決定的商品價值其實就是商品的社會價值。

2.影響商品國際價值因素。商品交換現在不僅是在一國國內進行，而是已擴展到國際范圍。那么從廣義上講商品價值這個含義就是商品的國際價值。決定這個國際價值的因素就是具有世界勞動性質的勞動，決定商品價值量的是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發展狀況不同，直接導致勞動生產率不同:比如，生產同一個商品，可能在生產力發達的國家需要一個小時，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則需要三個小時二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和一些新的國際貿易理論，在此種交換方式下，每個參與方都是能獲利的。但發展中國家在此交換中是受到剝削的。馬克思說過:“兩個國家可以根據利潤規律進行交換，兩國都獲利，但是一國總是吃虧;一國可以不斷攫取另一國的一部分剩余勞動而在交換中不付任何代價。”生產效率和勞動強度小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二、勞動價值論中商品的國際價值理論在中國現實意義的思考

(一)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價值困惑

1.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當代面臨的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提出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程度提高，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價值所體現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所以在知識經濟“大爆炸”的今天，就有學者認為，“先進技術設備的先進之處就在于它作為一代又一代的復雜勞動的積累和物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產效率，在生產中代替和節約大批活勞動，從而在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中，產生放大效應，創造出比舊設備多得多的價值?！贝擞^點有它的合理性。先進的技術，信息在當今社會中毋庸置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認為的是除了勞動以外，還有另一個因素—知識、科學技術創造價值，而陷人勞動、知識“二元價值論”。這些簡直就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一元論的顛覆。此外，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缺陷在于沒有考慮進“時間”因素，“在現實的世界里，時間就是黃金，利息率并不等于零”。還有其他的新變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也提出了挑戰使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面臨重重考驗。

2.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價值分析。那么，今天的社會到底是什一么創造價值呢?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當代的價值我們又如何對其作出評價呢?

從價值創造的角度分析，現代社會勞動形式在價值創造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參與價值和財富創造的生產要素除了土地、資本、機器外，又增添科學、技術、專利、信息等重要生產要素。但是這些生產要素并不創造價值，只是作為價值生成的必要條件，提供價值增值的可能性。所以，這些生產要素只有與勞動結合，以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形式才能創造價值。

從價值分配的角度分析。長期以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把非價值創造要素參與分配視為是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瓜分，是無償占有，否認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合理性。但是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各種生產要素也參與價值和財富的創造。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只能按在創造價值和財富中所作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而不能僅僅依據勞動時間來分配，要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區別開來。

從價值評價的角度分析在分析商品價值時，要從現實的價值實效去考慮，不能單純地從生產者那里進行評價。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一旦勞動產品在交換過程中不能成交，勞動產品也難成為商品，生產商品的勞動就成為了無效勞動，勞動產品就沒有價值可言了。所以，在評價商品價值時要充分考慮交換關系中的供給和需求兩個因素。這也給現代企業以及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提出了要求，就是要與市場調節有機地結合起來。

綜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依然具有科學性，非物質要素只是參與價值和財富的創造，但是本身并不創造價值，最終都要通過與勞動的結合才能使價值增值。但是，我們要充分利用和發揮它們的效用，最大化地創造社會財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中國現代社會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我們要深刻認識、補充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發揚與時俱進的品格，隨時代的發展賦予它新的價值

(二)中國加入WTO歷程與商品國際價值理論的融合

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是開放的經濟，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們將更廣泛地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參與世界范圍的資源配置，與進出口有關的商品的價值都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這就需要我們不僅考慮一國商品的國別價值，而且要考慮商品的國際價值，并在此中處理好國際價值和國別價值的關系。并且通過國際成本比較和國際市場供求狀況，來確定其商品的價格。這是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的延續和擴展。因此，馬克思關于國際價值的理論，在現今對企業對國家都有重要意義。

三、堅持經濟全球化思想，解讀中國的發展態勢，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商品國際價值，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認識到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不可逾越的一個經濟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可以也必然采取商品經濟的形式。

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時問不長，只有共十年。實踐還不充分，理論研究也還很不充分。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而且還要研究在中國如何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性課題，也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F在我們所取得的成就還是初步的，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把握好經濟全球化下勞動價值論國際價值這把雙刃劍，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加入WTO以后中國涉及商品國際價值的對外貿易面臨的問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以進出口總額相比，已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位的貿易大國。但是，距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