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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全球碳交易機制主要是指由“京都議定書”提出的三大靈活機制,即CDM、JI和ET。隨著國際環境局勢變化,現有的三大靈活機制已經不能很好的滿足國際市場碳金融交易的需要。本文從現有碳交易機制的不足出發, 思考了今后國際碳金融交易機制的發展方向。
一、“京都議定書”的先天缺陷
(一)退出機制存在漏洞
“京都議定書”規定,締約方在議定書生效三年后,可以隨時發出書面通知退出該議定書。由于整個“京都議定書”關于減排的談判即為各國之間的政治博弈的結果,這種政治權衡的產物必將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不公平,此時若缺乏完善的退出機制,便不能很好地約束參與方的“隨意退出”行為。如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美國中途退出了該機制,這對于全球整體減排目標非常不利。
(二)減排標準的設置存在漏洞
一是總體標準偏低。希拉里·弗倫奇在《消失的邊界》中指出, 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會在1990年水平上增加30%,而“京都議定書”規定議定書附件一范圍內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僅僅減少5%。二是對于各國分配的標準不科學。減排量的制定只是政治博弈和政治妥協的結果,與承諾的“共同但有區別”原則有所偏離,不利于調動各個國家的減排積極性。在后京都時代,相關指標的確定需要根據一套科學的指標體系,這也是各國當局所面臨的一個挑戰。
(三)承諾期過于短暫
“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承諾期只有5年,如此短的時間不利于減排目標的實現。隨著減排工作的開展,各國的花費會不斷增加,但收益相對滯后,因為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短期問題。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承諾期只有短短的5年,則在很大程度上會降低減排積極性和影響減排進度。所以我們認為在后京都時代,當局應該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制定出合理的承諾期。
(四)發展中國家未能充分參與
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減排空間,但在“京都議定書”中唯一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的只有CDM項目,發展中國家不能有效參與對于整體目標實現是不利的。雖然在第一承諾期未將發展中國家列入締約方,但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他們在下一個承諾期是否應該被列入締約方成為了當下熱門的話題。
二、CDM機制缺點分析
一是缺乏激勵機制。目前CDM所占市場交易份額較小,未能充分挖掘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潛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此處的激勵機制是雙向的,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二是缺乏國家層面的連接機制。溫室氣體減排是公共產品,根據公共產品理論和外部性理論可以知道,公共產品會造成外部不經濟,而CDM是基于市場設計的機制,其項目均發生在私人部門之間,因此很難實現效率最優。所以在CDM項目中我們需要有國家層面的連接機制,國家層面的技術轉移和科技研發更容易實現。
三是交易成本較大。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CDM項目會帶來一些額外的交易成本,這些交易成本主要發生在項目搜尋、發展基準線方法學并估計項目減排量、準備相關技術文件成本等許多方面。大額的交易成本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不愿意承擔,如前所述,減排的收益具有滯后性和不確定性,而且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國內經濟增長的壓力。
四是技術轉移和資金支持較被動。目前CDM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很難展開,其包含的技術轉移和資金支持均相對被動。當前CDM實行的是“事后支付”,但是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大規模的減排在前期需要發達國家的相關技術和資金能及時到達,否則很難開展規模減排。事實上當前的這種“事后支付”模式在經濟學上是缺乏效率的。
三、對于國際碳金融交易機制發展的思考
針對上述缺陷,本文有針對性地提出一個輔助機制,根據其作用特點,命名為“捆綁機制”。
(一)項目層面的捆綁機制
1、捆綁相似的CDM項目,實現規模經濟
此處的“相似”包括項目性質相似、分布區域相近或同屬同一國家的較小項目。這樣除了降低單個項目的交易成本之外,還能調動部分貧困國家減排的積極性。因為這些較貧困的國家在按照原有機制開展項目時,其實現的規模較小,且高昂的交易費用會讓這些國家望而止步,但通過捆綁機制,這些國家可以和臨近的國家一起實現“捆綁”,從而實現以較小的成本實現減排效益,達到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2、項目由東道國主動發起
要求項目由東道國主動發起,并提供減排實施方案,附上所缺技術清單和資金預算,并由東道國邀請發達國家作為伙伴國。此處對于伙伴國的要求與原有的CDM有所不同。捆綁機制要求發達國家必須承諾做到共同減排,并能夠及時提供東道國事先提出的方案中所涉及的技術支持和資金支持,而不是采用形同虛設的“事后支付”。但是,這些發達國家在方案成型之前有權與東道國就項目所需技術或資金方面的問題進行交涉,同時發達國家之間也可以通過捆綁機制捆綁共同完成某一個項目,這樣可以實現不同國家的技術融合和解決短期內的資金困難,避免在發展中國家中產生“鎖入效應”。
(二)管理層面的捆綁機制
管理層面的捆綁機制是指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式進行“捆綁”。“自上而下”是指發起點在國家,從宏觀的角度對減排路徑和成效進行評價;“自下而上”是指發起點在中觀層面的行業或者微觀層面的企業。目前IPCC及斯特恩出臺的報告都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型。事實上國家與企業的目的是不矛盾的,國家層面來看,國家設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目的是為了能夠控制碳排放總量,絕不是為了靠賣出排放權而獲利;企業層面來看,企業希望國家能夠保障其正常的排放權利,同時也不愿在不確定性很強的排放權上投入大量資金,造成企業財務壓力和損失。就目前來看,現有的機制很難將這兩種方式有效結合。捆綁機制的工作機理如下:
首先,當“自上而下”機制失效時(如國際談判協商未果),捆綁機制的執行理事會啟動“自下而上”機制。此時這種通過市場之間的連接而成的“自下而上”機制就會作為一種補償機制,對“自上而下”機制進行補充,在保障減排目標不受影響的前提下,為進一步的國際協商爭取了時間。同時在特殊的情形下,這兩種機制可以同時啟動,此時就能夠促進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交流,從而使得市場更流動,經濟更效率。同時由于兩種方式相互補充,可以使得宏觀層面的政策把握更加準確,微觀層面的信息披露更加透明,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其次,捆綁機制的這種“捆綁效應”也能運用到CDM項目中。現有CDM項目的直接參與者是私人部門,缺少國家層面的連接機制,從而使得減排所需的公共設施和相關技術研發受到影響。通過“捆綁”,將“自上而下”機制和“自下而上”機制有效穿插其中,即從國家層面接觸CDM項目方案,政府有針對性的開放技術市場,東道國和發達國家從政府層面搭建減排的科技平臺,同時啟動“自下而上”機制,給予企業充分的發揮空間。較為理想的效果是,經過不斷嘗試、磨合和完善,能夠使得本國的碳交易機制比較開放,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充分接軌和相互促進。
四、小結
捆綁機制通過其特有的“捆綁效應”,很大程度上調動門檻外國家參與減排的積極性,并為其提供切實可行的減排路線,在CDM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了潛在參與國的數量,故可認為捆綁機制本身也是一個激勵機制。本文認為捆綁機制在未來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一)與三大靈活機制更加互補
捆綁機制能夠通過管理層面作用于三個不同的靈活機制,但就其自身特點而言,它與CDM融合的會更好,且能夠在預期范圍內見到不錯的效果。本文認為捆綁機制在今后可以不斷完善,以能夠與JI、ET或者其他新生碳交易機制更加融合,使得捆綁機制更加的開放、靈活。
(二)促進搭建區域化碳交易市場
目前歐盟在碳交易市場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本文認為以“區域化碳市場”出現在國際視野中將是未來碳交易市場的發展趨勢。捆綁機制能夠將其特有的“捆綁效應”擴及到某一特定區域內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有利于這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化危為機,另一方面對于實現減排目標的實現也是非常有利的。同時這種“捆綁”國家的理念是與現有捆綁機制的目標和原理相吻合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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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定位和教學目標不明確
在高職階段,財政金融類、國際貿易類、國際商務類等專業中基本都開設有國際金融課程,以往的教學大多保持通才教育,以課程為基礎不加以區分。但是專業不同,人才培養的要求差別很大,同一門課程在不同專業中的教學目標也應體現區別,要考慮專業的特色,考慮與專業業務知識的銜接,考慮學生專業操作技能的特點。財政金融類專業培養的目標主要是金融從業人員,因此對學習的要求更高,達到的理論深度應更深,而國際貿易類和國際商務類專業培養的人才將來并不是專門從事金融行業,而是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應用金融工具和開展金融交易,因此教學的重點應放在如何利用國際金融知識和技能服務于國際貿易。
(二)課程內容廣泛且抽象,學生學習存在一定困難
國際金融主要研究國際間貨幣關系和金融活動的規律及其實現形式。作為一門學科,國際金融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國際收支、匯率、外匯業務、外匯風險管理、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體系等。其中既有經濟學理論,又有管理學實踐,既有宏觀分析,又有微觀操作。這些問題具有相當的深度,要求學生在學習之前具備比較扎實的經濟學、國際貿易、會計等相關基礎,而高職學生基礎普遍比較薄弱,因此學習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三)課程內容與現實發展和實際業務存在一定脫節
目前市面上針對高職階段的國際金融教材雖然也進行了諸如項目化設計、工學結合等許多改革,但是在內容選取上基本還是沿用傳統的國際金融學科體系,其中有很多??題比較宏觀且抽象,與外貿業務和學生生活聯系并不密切。比如國際儲備管理、遠期匯率的計算、復雜的國際金融衍生產品、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組織等,這些內容雖然是國際金融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是對于高職國際貿易專業學生來說并不實用,理解起來比較困難,反而會加深他們對該課程的抵觸心理。此外,國際經濟環境和金融市場不斷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國家政策不斷推陳出新,比如跨境人民幣結算、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改革等,這些都是傳統課程內容中沒有但是與學生將來工作密切聯系的,這就要求教師具有很敏銳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能力,并不斷更新和添加新的教學內容。
(四)課程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有待創新
高職教育的特點決定了僅僅采用傳統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無法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因此國際金融課程同樣需要引入“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的教學模式。但是由于課時有限,學生基礎比較薄弱、自主學習能力不強,學生在完成任務時仍需要教師的大量講授,學生在課堂上練習的時間有限,課后練習比較難以監控,學生實操的立體化程度不夠。因此如何設計合理可行的項目任務,創新教學方法,是課程改革的關鍵,也對授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國際金融課程改革思路
(一)結合實際,明確課程定位和教學目標
既然對于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國際金融課程是幫助其完善知識結構與提升專業技能,輔助其將來從事國際貿易工作,我們就將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目標設定為:通過學習該課程,學生可以掌握從事與國際貿易密切聯系的金融活動的相關職業技能,熟悉常用國際金融工具、業務特點和運用方法;正確理解和分析國際金融現象,了解國際金融發展新動態和國家政策,增強理論聯系實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還應提高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增強金融意識和理財能力,從而促進提升整體綜合素質,為未來職業拓展和個人生活奠定基礎。
(二)深入淺出,優化精選課程內容
確定課程教學內容首先要深入外經貿企業進行調研,了解企業有哪些工作崗位需要具備國際金融相關的知識、技能和素質,需要達到什么目標;其次,分析提煉具體工作崗位上的典型工作任務,將屬于國際金融方面的任務作為課程項目的基礎;最后從國際金融學科中選取相應的知識點、技能點進行搭配組合,構建國際金融課程的項目化教學內容。課程內容的選取以實際公司業務和崗位能力需要為基礎,不拘泥于傳統的課程知識體系,設置典型工作項目(任務),如果完成工作任務所需要的知識、技能是現有教學內容中沒有的,要補充進來;反之,如果現有教材和學科中的內容與典型工作任務無關,在實際業務中不需要,則應考慮適當刪除。除了強調實際操作性,我們也注重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對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的敏感度,宏觀思維及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這樣既能夠與相關職業崗位對接,也保證了國際金融知識體系的完整性。最終我們將課程內容設置成六大項目,每個項目包含不同的任務,具體內容如表 1 所示。
1-2:根據近年數據總結分析我國國際收支的特點、原因,對我國當前國際收支形勢和政府相關政策進行討論。2-1:出口國際收支申報(填寫涉外收入申報單)項目三:匯率行情的查找、解讀、分析與運用1任務一:外匯行情的查找、解讀和運用任務二:主要國際結算貨幣匯率走勢分析任務三: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濟為主題的討論會11-1:查找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并進行解讀。
1-2:查找各大商業銀行最新人民幣外匯牌價,并進行解讀。
1-3:查找國際外匯市場主要外匯幣種匯率行情,并進行解讀。
實訓2:不同情境下成交價的選擇和折算。2-1:查找主要國際結算貨幣匯率走勢圖及外匯評述,結合所學對其近期及未來走勢進行一定分析。3-1:分小組完成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濟為主題的論文。
3-2:小組代表發言,同學交流。項目四:外匯業務操作與運用1任務一:結售匯業務辦理11-1:人民幣遠期匯率行情的查找和解讀。
1-2:遠期結售匯業務辦理。實訓3:遠期結售匯的運用。任務二:套利和掉期交易模擬操作12-1:為企業選擇資金運用方案并計算相應的盈虧。任務三:即遠期進口報價折算13-1:查詢開戶銀行中國銀行即遠期匯率報價,分析匯率走勢。
3-2:根據匯率報價進行進口價格折算,選擇較有利的報價,或進行還盤。任務四:即遠期出口報價折算14-1:查詢開戶銀行中國銀行即遠期匯率報價,分析匯率走勢。4-2:根據匯率報價進行出口報價折算。實訓4:出口報價折算。項目五:外匯風險管理1任務一:外匯風險管理案例分析任務二:運用金融交易進行外匯風險管理11-1:根據材料分析企業在進行外匯風險管理時都采用了哪些方法。
1-2:分析不同外匯風險管理方法的利弊。2-1:在簽訂貿易合同之前,對合同涉及的幣種、期限、結算方式進行分析,結合匯率走勢預測,對可能存在的外匯風險進行識別、衡量和分析。
2-2:根據具體情況,運用各種金融交易設計外匯風險管理方案。項目名稱1任務名稱1具體內容項目六:國際貿易融資操作1任務一:出口貿易融資操作任務二:進口貿易融資操作任務三:保理業務操作任務四:福費廷業務操作11-1:辦理打包放款:具體流程、填寫申請書、簽訂《打包放款合同》。
1-2:辦理出口押匯:具體流程、填寫押匯申請書、簽訂《出口押匯合同》。
1-3:辦理出口信用保險。2-1:辦理進口押匯:具體流程、填寫進口押匯申請書、簽訂進口押匯合同。3-1:辦理保理業務:具體流程、填寫申請書。4-1:辦理福費廷業務:具體流程、填寫申請書。(三)教學做一體,改進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
在“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的教?W模式下,各個任務均按照任務導入、明確學習目標、布置工作任務、知識準備、操作示范、項目實施、成果評價、實訓練習等步驟展開。通過這些教學環節實現在做中學、學中做的效果。在教學方法上應靈活運用,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一是充分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教學資料,教師在日常備課時就應多積累教學素材,盡量使用視頻、圖表、圖片、真實業務案例等資料,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二是設置工作情境,通過工作崗位和工作任務的設定,使學生具有職業代入感,激發其完成工作、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愿望,從而促使其自主學習。三是充分運用啟發式、討論式教學,教師不再一味地講授知識點,而是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學生,通過提問、課堂討論的方式,啟發學生思考問題、表達觀點,提高學生的參與程度。
(四)多元評價,完善考核方式
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的考核,采用過程考核為主的考核方法,根據項目完成情況打分。教學做一體的項目化教學,特別注重學生在平時的學習,重點考查在項目完成過程中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項目的完成情況。過程性考核為主的考核方式鼓勵學生把功夫用在平時,避免了傳統授課中學生期末突擊復習的情況,更能夠鍛煉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
本課程設計的實訓項目,可分為個人實訓項目和小組實訓項目。其中個人實訓項目要求每一個學生獨立完成,主要適合于一些單據、表格的填制、計算等,此類項目的標準比較明確,答案統一,由教師根據學生提交的作業進行批改打分。小組實訓項目則是由多名同學共同完成,涉及環節多,項目成果多樣,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小組實訓項目的分數構成采用以下方式:
100%小組項目成績70%教師評價70%成果評價
30%學生評價
30%組內成員互評
【關鍵詞】
碳金融交易;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對策
1 我國碳金融交易市場的發展現狀
隨著低碳經濟的日趨發展,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積極都參與到碳交易中來。目前,我國是最大的CDM項目供給方,占到市場供給總量的70%左右。截至2010年9月7日,我國累計批準了2685個CDM項目,減排量和項目數量當時是居于世界第一。自2005年以來,我國在全球初級CDM市場中年交易量占較大優勢,而且我國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逐年上升(表1),碳減排方面在國內有巨大空間。
但總體來說,我國在碳金融交易業務的發展還是明顯落后于國際金融機構。由于國內在資金支持和立法保護方面的空缺,使得我國國內金融機構對碳交易的了解較為淺顯,所進行的碳交易很少,所以我國在碳金融交易發展的廣度和深度有限。所以大體上看,我國碳金融交易市場發展的水平仍處于全球碳交易產業鏈中的最末端。我國各金融機構也并沒有更多的參與到處理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碳交易和碳金融產品在研發上也存在法律體系不完善、監管和核查制度缺失等一系列問題,國內的碳金融交易市場尚未充分發展,也未研發出標準化的交易合約,在碳金融產品定價方面還有著明顯的缺陷和不足,與發達碳交易市場開展的業務種類與規模都有一定差距。
2 我國碳金融交易市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2.1對碳金融交易的認識不足
在我國,碳金融交易仍是一個新興金融行業,發展時間較短,國內的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對碳金融交易中蘊含的巨大商機與潛力還沒有清楚的認知,并且對其項目的運作與開發、碳金融產品的定價、運作流程和交易準則都不熟悉。
2.2缺乏相應的立法保護
目前為止,我國相關法律部門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碳金融交易法律法規,使得它的交易風險增大、成本偏高,不利于鼓勵投資機構參與碳金融交易市場,國內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機構企業會因此望而卻步。
2.3缺乏對碳金融產品的定價權
由于我國碳金融交易還在初級階段,所以我國在碳金融產品定價方面處于劣勢。由于買賣雙方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交易不完全透明,使得我國在碳金融產品定價方面沒有話語權,在國際碳金融交易產業鏈中處于最底部。
2.4碳金融產品種類單一、缺乏創新
由于起步較晚、發展較慢,我國碳金融產品種類比較單一,創新力度不夠。目前,我國只有以下幾種碳金融產品:CDM項目、綠色信貸、碳基金、碳保險、碳債券等等。
2.5缺乏專業人才的支持
碳金融交易規則比較嚴格,項目的研發程序比較復雜、時間比較長、風險比較大,非專業機構比較難以控制碳金融交易項目的研發,這就使得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投入到碳金融交易中,來支持碳金融項目的研發并且設計創新的碳金融產品以及衍生品。
3 對我國碳金融交易市場建設的幾點建議
3.1增大對碳金融發展的金融支持,加強對碳金融交易的宣傳與推廣
政府應該加大對碳金融交易市場的支持力度,增加對碳金融相關信息的宣傳與普及,讓更多的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都能充分認識到碳金融未來在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與無限的商機。
3.2建立健全我國碳金融交易的法律法規,為其提供立法保護
我國僅在2005年由發改委出臺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辦法》,但是在此辦法中并沒有出臺企業對于參與CDM項目交易的細節,更沒有保證我國賣方利益不受侵害的相關條文。所以建立健全我國碳金融交易市場的法律法規對我國碳交易的發展尤為重要。
3.3加強交易平臺的建設,培育碳交易市場體系,大力培育碳金融中介服務機構
要加快建立一個公平、公開、規范的碳金融交易市場,使得越來越多的碳金融項目能夠實現交易由場外到場內的轉變。要完善制度建設,制訂配套政策法規;積極引導各個金融機構及其它機構投資者加入到碳金融交易當中。要培育中介機構,把碳金融服務水平提升到一定層次,促使參與主體范圍有效地擴大,進一步降低項目交易的成本與風險。
3.4積極培養專業的碳金融交易人才,鼓勵碳金融產品多樣化的設計與創新
我國碳交易市場仍然停留在項目層面。碳金融交易專業人才的缺失及其相關產品的不足,使得我國在全球碳金融市場上無定價權,造成一些企業利潤流失,市場風險壓力巨大。因此,大力培養碳金融交易的專業人才,加大財力支持碳金融產品的研發與創新,對構建我國的碳金融交易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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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分類號:R58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2)01-0037-04
《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十二五”時期要基本確立上海在全球的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地位。這對于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增強上海金融市場國際定價話語權、打造國際金融核心節點城市、擴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對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意義
(一)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的內涵
人民幣資產交易中心主要依托各類人民幣資產交易平臺,為交易雙方提供交易撮合和結算服務,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增強金融集聚輻射功能。人民幣資產定價中心主要依托龐大的人民幣資產交易規模,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民幣基礎資產價格體系,對次級市場、衍生市場和周邊市場資產價格產生強大傳導和影響。人民幣資產清算中心主要包括連通中央銀行的實時全額支付系統、外匯跨境支付系統、證券托管結算系統等,通過提供中央對手方本外幣集中清算服務,建立交易頭寸報告機制、風險暴露盯市機制、自動證券借貸機制等,成為開展各類金融業務的重要平臺。
(二)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對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意義
1、有助于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資源配置能力。
第一,打造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將為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金融市場、境內投資者投資境外金融市場提供高效便捷的交易、支付和清算通道,使上海真正成為連通境內外金融市場的橋梁和紐帶,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專業服務、金融人才加速向上海集聚。推動上海各類金融要素資源向國內外輻射。第二,完善的交易、定價、清算體系有助于集聚和沉淀大量資金,提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金融資源配置能級。第三,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將借助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清算中心機遇,提升全球人民幣資產配置能力,形成人民幣資產在岸市場中心。
2、有助于顯著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運行效率,促進需求導向的創新。
第一,健全的支付清算體系構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設施。金融交易達成后,必須經過債權債務的清算,才能最終實現資金的收付和金融產品的交割。高效安全的清算體系保障了外匯、證券、黃金、衍生品等各類金融市場正常運轉。第二,成熟的清算體系是以中央對手方為主的集中清算和凈額清算,將顯著節約銀行間市場參與者開展各類交易的資金成本,有效提高市場整體運行效率和流動性。第三,打造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將為金融創新提供需求導向、技術支持和保障手段,有效提高金融創新的適用性、穩妥性和持續性。
3、有助于不斷提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監管水平,增強金融風險管控能力。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對建立場外市場集中清算制度安排、及時完整地獲得市場交易和參與者的風險敞口信息并實施有效監管達成了普遍共識。比如,CDS(信用違約互換)交易的集中清算已在美國及歐盟逐步推行。建立健全人民幣集中清算體系,監管機構可以及時統計和監測人民幣資產市場總體風險信息、市場交易主體的風險敞口信息,準確把握和評估重點機構、業務和工具的風險,有效防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的基礎和機遇
(一)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已具備扎實基礎
在市場平臺方面,上海是國際上不多的各類市場體系配置比較完整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具有良好的社會信用和金融文化環境。2010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場(不含外匯市場)交易總額386.2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3.88%。其中,上海證券市場股票交易額位居全球第三位;上海商品期貨市場合約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成為全球三大有色金屬定價中心之一;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現貨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
在交易主體方面,截至2010年末,上海各類金融機構達到1049家。其中,內資股權投資企業193家,內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227家。外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47家;5家村鎮銀行開業;近百家小額貸款公司已正式開業。
在基礎設施方面,上海已經形成國內領先、世界一流的金融信息和數據交換系統,許多全國性金融機構的主要營運中心、交易中心、票據中心、離岸業務中心、授信評審中心、數據處理中心、研發中心等紛紛匯聚上海。2009年落戶上海的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我國第一家專業清算機構,不到兩年時間已經開發出多個金融產品交易的清算方案,面向市場提供多產品、跨市場的清算服務。在金融結算領域,上海證券交易所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簽訂了《滬港交易所更緊密合作協議》,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的制度基礎正在加速完善。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面臨重要機遇
一是國際金融格局深刻調整。全球金融格局正加速變革,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新興經濟體在金融資源配置、定價方面的話語權加快提升。上海正逐步成為全球金融資源配置的重要節點城市,這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機遇。
二是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十二五”期間我國將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步伐,金融服務對經濟轉型的要求更加迫切,由此將加快金融市場體系、交易主體結構、投融資方式的深刻變革,對上海打造人民幣資產交易平臺、定價機制和清算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加速推進。人民幣正從國內結算貨幣邁向國際結算貨幣,從計價貨幣邁向投資貨幣和區域儲備貨幣。截至2010年年底,上海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達16472家。2010年跨境人民幣業務規模達到674.9億元,比2009年增長了約8倍。資本項目下跨境使用將成為下一階段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力方向,這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四是“十二五”期間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快速推進。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序推進,上海將進一步拓展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加快開發固定收益類人民幣產品,穩步推出匯率、利率、股票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建設人民幣跨境投融資平臺,吸引各類金融機構入駐,有力推進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
三、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存在的瓶頸
一是上海金融市場廣度、深度和開放度不足。價格發現和形成機制尚不健全。廣度不足的金融市場參與者主體結構不均衡,數量較少,市場價格難以及時準確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未來預期;深度不足的金融市場難以為風險偏好和回報要求不同的投資者提供多樣化的投資渠道,金融市場彈性不足,市場價格反饋機制和糾正能力欠缺,難以有效規避系統性風險;開放度不足的金融市場與海外市場聯通渠道狹窄。境外市場主體參與度有限,限制了人民幣資產價格信號向境外傳導。
二是金融創新能力較弱,人民幣投資品種較少,投資渠道不暢。當前上海的金融創新能力較弱,能夠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的多樣化人民幣投資產品較少,缺乏面向境內外投資者的高效、便捷的投資渠道。
三是高端金融人才缺乏。在總量上,上海的金融人才數量難以滿足打造交易平臺、定價機制和清算體系的人才需求。在結構上,上海缺乏既精通國際慣例、法律規范,又掌握金融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缺乏有在世界一流資產交易、清算機構工作經歷的高層次金融人才;缺乏精通風險管理、資產定價、衍生品設計等高端金融工程的專業人才,難以滿足各類金融產品創新與清算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
四是金融稅收制度制約。營業稅方面,適用于金融業的現行營業稅制存在重復征稅和賦稅較重的問題,阻礙了金融機構的發展壯大;所得稅方面,我國現行個稅制度對收入較高的金融從業人員吸引力不大,難以吸引到海外高端的金融人才。
四、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的總體思路
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可以分“兩步走”
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隨著跨境貿易結算范圍的日益擴大,人民幣產品和服務創新不斷豐富和優化,市場的交易規模進一步擴大,資源配置能力和效率明顯提升,人民幣交易清算和結算體系逐步完善,主要人民幣產品的價格發現和形成機制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功能。
第二步是到2020年,人民幣成為廣為接受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國際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職能顯著增強,國內外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機構大量集聚,基本形成品種豐富、高效便捷的人民幣資產交易體系,基本形成人民幣資產國際定價能力,形成服務高效、監管規范的人民幣國際化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基本建成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
五、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的重點舉措
(一)以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核心,加快確立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中心地位
一是積極拓展資本市場功能,不斷擴大人民幣資產交易規模。不斷完善股票市場體系建設,繼續推進主板市場建設。不斷完善和提高主板市場功能,積極探索不同市場和層次間上市公司的轉板機制;積極推動代辦股份轉讓試點擴大方案,加快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的建設和運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培育上市資源。加快債券市場發展,不斷擴大債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逐步提高債券融資在直接融資中的比重。穩步推進期貨市場、金融期貨市場等資本市場發展。全面增強資本市場整體包容能力,擴大市場覆蓋面,加快形成國際化、規模化的人民幣資本市場格局。
二是加快人民幣產品創新,進一步豐富人民幣資產交易品種。加快各類基于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基礎產品、結構性衍生產品的研發力度。加快研究并適時推出以利率、匯率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豐富人民幣衍生產品體系,將上海建設成為人民幣利率、匯率衍生產品的主要交易場所。加快股票、債券等基礎性金融產品的發展,大力推進跨境ETF產品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加快公司債、短期(超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集合票據、外幣債券等債券品種發展。加快期貨、期權等衍生產品創新發展,推動原油期貨等新的大宗商品期貨品種開發和上市交易。
三是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開放度,加快推進人民幣資產交易市場國際化。進一步提高上海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積極穩妥推進國際板建設,加快發展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積極推進私人股權投資等新興投融資機構的集聚,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中心、私人銀行、大企業財務管理公司、企業年金、PE、VC等在上海落戶,使上海成為新型金融機構的核心集聚地。健全人民幣資產交易機制,不斷完善人民幣詢價交易機制和做市商制度,積極探索境外人民幣流動和交易機制,規范交易行為,建立健全人民幣資產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支持滬港共建全球人民幣資產中心,充分發揮二者互補、互動、互促作用。鼓勵兩地金融機構合作推出以人民幣計價或交割的各種創新型金融產品,推動建立滬港聯動的離岸人民幣遠期匯率形成機制,促進滬港兩地人民幣金融市場協調發展。
(二)以全球人民幣資產交易中心為依托,加快形成全球人民幣資產定價中心功能
一是不斷增強人民幣資產定價權。一要穩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國家相關部門指導下,大力發展人民幣場內交易,推進人民幣衍生品交易市場發展,完善中國國債市場無風險利率定價,推動各利率產品定價市場化,打造市場化的利率體系,為遠期匯率合理定價創造條件。不斷鞏固和提高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作為人民幣基準利率的地位。不斷完善Shibor形成機制,擴大貨幣市場外資銀行的參與度,提高Shibor報價質量和交易基礎。進一步強化Shibor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充分發揮Shi,bor對各類人民幣產品定價的指導作用。充分發揮浦東先行先試示范效應,建立人民幣在岸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試驗區,推動在岸人民幣NDF交易市場發展。逐步向具備資格的法人銀行放開境外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和外匯期權業務,積極穩妥引進境外金融機構參與境內人民幣衍生產品市場交易,不斷擴大境內人民幣定價權影響力。
二是加快期貨市場發展,提升大宗商品國際定價地位。進一步提升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借助上海期貨交易所黃金、線材、螺紋鋼、燃料油、銅、鋁、鋅、天然橡膠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基礎,不斷提升我國貴金屬、鋼鐵、有色金屬、天然橡膠等大宗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定價權,積極爭取原油等戰略性資產的國際話語權。健全期貨市場套期保值功能。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國有企業參與套期保值考核體系,加快推進企業會計準則與套保實務操作相適應,鼓勵和支持企業審慎開展套保業務,穩步提高企業利用期貨市場管理金融風險的水平。鼓勵上海期貨交易所積極參與全球范圍的交易平臺兼并整合。探索對國外交易所的參股并購、全球交易終端設立以及合約互掛等業務。不斷提高國際期貨規則制定參與度與話語權。
三是大力培育和發展金融機構,發揮市場定價引導功能。加快推進傳統金融機構、新型金融機構、專業服務機構的有效對接。積極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服務機構,建立健全金融服務方式和手段,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和服務能力,重點培育會計、審計、資信評級、法律服務等專業服務機構,形成完整的金融服務
產業鏈。增強金融機構市場定價研究能力,進一步發揮金融機構的風險過濾、產品創造、價值發現以及投資組合等功能,不斷提升對全球資源的分配權和主導權。有序引進國外優秀金融機構,提升市場定價能力國際化、信息化水平,提升金融機構行業整體運行效率,增強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三)以不斷提升金融運行效率為抓手,全力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清算中心
一是建立和完善人民幣清算體系,夯實國際清算中心基礎。推進人民幣登記清算服務功能的整合,加快打造貨幣、證券、外匯、期貨、黃金等金融市場間集中、統一、互連并與全球主要金融市場接軌的統一清算平臺。加強證券、外匯、電信和銀行內部基礎設施之間的兼容性、關聯性和應變性建設。進一步完善中央銀行實時全額支付系統、外匯跨境支付系統及證券托管結算系統建設,加快全球各金融市場之間人民幣支付清算業務的直通式處理。積極探索設立以上海清算所為中央對手方的人民幣全球清算機構,推進構建多幣種支付清算系統以及本幣與外幣支付清算系統之間的PVP(同步收付)渠道,加快完善覆蓋全球的人民幣清算網絡。推動高效、優質、集中的人民幣國際化清算服務平臺建設,形成全球人民幣跨境活動情況的動態監測網絡。
二是創新和優化人民幣清算業務,提升國際化清算功能。積極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抓住跨境人民幣結算擴大機遇,探索在上海設立人民幣跨境結算中心,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人民幣全球結算體系。建立人民幣和日元、港幣、臺幣之間的交流機制,推動建立亞太地區銀行間的清算和結算體系。增強管控跨境資本流動風險能力,防范人民幣大規模異常回流風險。加快推出與創新金融產品相配套的集中清算機制。推動銀行間債券、外匯市場形成相對獨立的專業化凈額清算體系,為新型貨幣市場工具、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現金流支持結構性產品等金融產品提供清算服務,探索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路徑,積極拓展創新金融產品的服務領域。
三是擴大清算市場開放度,提高清算中心國際競爭力。加快推進通過銀行連接、數據轉換連接、托管轉賬連接或系統全面連接,積極探索通過支付清算系統的跨國合并,以及在其他國際金融中心設立系統接入網點,實現人民幣全球支付清算體系的聯網。積極促進清算機構發展。鼓勵國內優秀清算機構“走出去”,拓寬人民幣全球支付清算工具和服務范圍。積極引進國外優秀清算機構,加快與國際清算體系接軌,提高國內清算機構整體水平。全面提升監督和保障人民幣全球清算基礎系統和網絡安全運行水平。探索建立收取交易保證金和抵押品、成立共同清算基金、擴充資本金規模等多層次風險防范機制,不斷增強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的規模經營效益和風險承受能力。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f833/8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十”報告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是提高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縮小農村金融發展差距,而探究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的影響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研究一般包含在區域金融差異研究之中。宋宏謀等以農村信用社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了1979~2000年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問題[1];伍艷等發現我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給的區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國在農村金融相關率方面區域差異明顯,且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也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3];高新才等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市場化進程的區域差異以及政府行為的區域差異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勞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概念[5]。隨著金融地理學的發展,越來越多學者嘗試將這一理論運用于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研究中,如田霖(2005)將各種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納入實證分析,認為經濟、科技、文化、開放、基礎設施、勞動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對區域金融綜合競爭力有顯著影響[6];盧佳、金雪軍(2007)實證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區域金融發展均有顯著影響[7]。但目前國內從金融地理學角度研究農村金融的文獻并不多見。
本文試圖將金融地理學理論創新性地運用于我國農村金融區域發展差異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對農村金融產生影響,且影響程度不同,并運用模糊曲線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以期拓寬金融地理學在農村金融發展方面的應用領域,為國家實施惠農政策、縮小農村金融發展差異提供理論指導。
二、指標選取、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考察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影響因素的前提是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國內關于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鑒區域金融研究中指標構建思路[6-8],進行一定調整和整合,從金融總量、金融結構、金融效率、金融環境四個方面來構建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見表1),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各指標數據均來源于2006~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農業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銀監會網站農村金融服務圖集。我國農村金融協調發展是合作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等相互依存,面向“三農”的協同過程[9]。下面選取五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農村地區金融數據。為了使數據平穩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為基礎數據。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個變量間相關性的一種多元統計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對樣本進行分類和綜合評價①。
2.模糊曲線法。
金融地理貢獻因子和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關系是復雜的非線性形式,模糊曲線法不需要建立數學模型就能識別最有效的輸入變量,比較適合解決金融地理因子的貢獻程度問題②。
本文綜合考慮特征根值大于1、累積貢獻率大于85%兩個標準來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5%,即前五個因子可以解釋原始變量90%左右的方差,已經包含了14個統計指標絕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可知,公因子
f1在網點分布密度、金融從業、人均存款、人均貸款的載荷值較大,可代表農村金融資源覆蓋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關率、金融市場化率載荷值較大,代表農村金融結構;公因子f3在儲蓄投資轉化率、農村gdp、農村財政支出載荷值較大,代表農村金融環境;公因子f4在貸款增長率、存款增長率載荷值較大,代表金融增長潛力;公因子f5在存貸比、貸款產出率和儲蓄動員率有較大載荷值,代表農村金融效率。綜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計算出各省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得分排名(見表3)。(二)因子分析結果
從表3可以看到,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內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東部沿海的省份,內蒙古由于在金融資源覆蓋水平和金融增長潛力方面表現突出,使得它的綜合得分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農村金融環境和金融增長潛力排名較好,綜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現象尤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區的江西、山西農村金融綜合水平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區的陜西農村金融綜合水平較好,排在18位。可見我國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在各省之間存在差異,且和東中西部行政區域劃分不盡相同。 四、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選取與計算
為了更好地解釋各省(區/市)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差異的因素,依據金融地理學理論,引入經濟、環境、設施、勞動、文化、科技、開放、聚集金融地理學因子作為解釋性指標(見表4)。環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條件、地理區位和經濟區位。自然資源是社會生產原料和能量的來源,農業生產尤其依賴陽光、溫度、降水等自然條件,故以基礎能源資源儲量、受災面積代表自然條件。從地理區位上看,距東部海岸遠近是影響東部和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區位因素,與我國降水量分布規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農村的地理區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國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村所在地區經濟實力,能代表經濟區位。
農村基礎設施是指為農村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種設施的總和,它能直接間接作用于農村經濟,用發電裝機容量、人均擁有機械動力、公路里程數來衡量農村設施因子。勞動力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和素質高低也是農村經濟發展重要影響因素,用農村就業率、農村金融從業比重、勞動力文化水平來衡量。
文化觀念是包括風俗、習慣、禁忌、價值觀念等在內的社會意識。和諧豐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進農村居民間的信任關系和社會資本的積累,有利于農村互助金融的發展。選取農村文化站數量和農村文教娛樂支出比重來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進步已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選取農村固定投資投入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科學研究數量以及各省技術成交量來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策略使得對外開放水平對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影響較大,國內很多學者均從實證角度證明了開放對我國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有顯著影響,選取農村進出口額和農村外商投資總額來衡量開放因子。
另外,借鑒田霖(2005)博士論文中聚集力指標,將人口密度和產業密度作為聚集因子來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產業結構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
(二)各因子的貢獻程度
根據模糊曲線原理以及運用matlab編程計算③,輸入各個省份的樣本數據,就可以得出每個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見表6)。表中顯示:各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均產生正向貢獻,依其重要程度依次為科技因子、經濟因子、文化因子、設施因子、開放因子、環境因子、勞動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貢獻程度最大,說明農村科技水平成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經濟因子作為農村金融發展的基礎因素,其貢獻程度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貢獻程度達到0.178,排名第三位,說明農村文化建設對農村金融發展有著重要促進作用。設施因子、開放因子和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比較相近,均在0.16左右,說明這三個因素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貢
程度只有0.08,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作用較小,人口密度和產業集中度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影響不大。
五、相關政策建議
縮小農村金融區域發展差異,實現農村金融協調發展才能充分發揮金融資源扶貧功能,幫助縮小城鄉經濟差距,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根據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結果來看,農村金融發展依靠的是各種社會經濟文化的協同作用,我們不能忽視各地農村中除經濟以外的科技、文化、設施、地理環境、勞動力等影響因素,要依據客觀規律和各地自身情況,抓住關鍵金融發展因子。
1.繼續貫徹“科技興農”方針,深化農村科技體制改革。增加對農村信息、計算機和科研的資金投入,促進金融資本與科技創新的結合,提高農村金融有機構成,從而發揮科技與農村經濟、金融的良性互動作用,提高農村金融的發展實力。
2.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培育良好信用環境。增設農村文化站點,豐富農民精神生活,增強農民間情感交流和溝通,增進社會信任,提高守法意識、信用意識,為農村金融發展創造良好的信用環境。
3.順應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夯實農村經濟基礎。政府應抓好農村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交通運輸條件,構建和完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制度框架,夯實農村經濟基礎。
4.適當鼓勵農民工返鄉就業,拓寬農民創業融資渠道。政府應積極為返鄉農民工提供創業培訓、融資指導服務;農村金融機構應加大對農戶和農村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充分發揮農村金融的杠杠效應。
注釋:
①本文建立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指標數量較多,且指標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較合適。
參考文獻:
[1]宋宏謀,陳鴻泉,劉勇.中國農村金融區域發展程度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艷,余兼勝.中國農村金融的區域差異性研究[j].農村經濟,2009,(1):63-66.
[3]黎翠梅,伍薔薇.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比較分析[j].財經論叢,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陽.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與政策分析[j].現代經濟探討,2008,(3):45-48.
[5]勞拉詹南.金融地理學金融家的視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6]田霖.區域金融綜合競爭力差異比較與模糊曲線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5,(6):8-15.
[7]盧佳,金雪軍.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地理環境與經濟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學視角的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7,(4):7-9.
國際貿易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大分支,國際貿易學的教學工作需要及時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適當調整。目前,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隨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進而對我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實體經濟亦造成巨大沖擊和影響。200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高達73.5%,因此,即使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直接影響不大,但間接影響卻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筆者認為,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對學生進行國際貿易教學時有一些概念和理論需要重新認識。
一、重新認識我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200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3370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3,外貿進出口規模達25616億美元,世界排名同樣也是第三,而外匯儲備則達到了1.946萬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一,然而從人均GDP來看,我國只有2460美元,在全球排名僅位于第104位。2007年,我國為世界上每一個人生產了一雙鞋子(62億雙),2米布(125億米),三件衣服(177億件),但要出口60件衣服才能換回一件BOSS體恤。我國需要出口8億件襯衫才能購買一架空中客車380。在這些數字背后是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代價:因此,在教學中描述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為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應該讓學生正確認識到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對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國民福利的提高會造成不利的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愈來愈大。
二、重新認識國際貿易的作用
出口、投資、消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國際經濟理論和經濟發展的實證上,許多學者認為“國際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改革開放30年,我國已形成了“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其基本特征是,重外貿輕內貿、重出口輕進口、重國際市場輕國內市場,結果是國內市場發展遲緩,內需不旺。但這一次的金融危機讓我們對國際貿易特別是出口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目前中國的出口面臨著三座大山,一是全球貿易萎縮,二是美國消費行為出現改變,消費率下降而儲蓄率由0增加到7%,三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2009年第一季度的資料來看,2009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長率為6.1%,這其中投資貢獻了2%,消費貢獻了4.3%,而凈出口僅貢獻了0.2%,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在教學中過度強調國際貿易特別是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理性的,增加國民收入,促進國民消費才是目前促進經濟增長的重中之重。
三、重新認識比較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提成的比較優勢理論為自由貿易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曾被薩繆爾森評價為“所有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中重要且首屈一指的”。該理論認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形成的原因和基礎是生產產品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差異,及由此產生的生產成本的相對差異。每個國家都應生產與出口比較優勢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產品,這樣對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國家都有利。這一理論把國際貿易的基礎確定為比較優勢的差異,從而證明自由貿易比閉關自守更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一國國民福利,對指引落后國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體系有積極意義。然而如果發展中國家長期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進口發達國家的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品和工業產品則會使貿易利益分配出現問題,這種交換實質上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這次金融危機使珠三角和長三角許多靠生產低附加值出口產品生存的企業紛紛倒閉。以廣州為例,有數據顯示,2008年1月至7月,廣東有3618家玩具出口企業退出市場,占2008年同期出口企業總數的77.8%,而數據同樣顯示,退出市場的3618家企業在2008年1月至7月期間出口總額僅為2.2億美元,僅占2008年同期出口總額的7.8%。事實表明,只有那些能夠根據市場變化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并即時調整產品定位,重視產品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才能夠在遭遇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時生存下來。因此,在教學中我們應重新認識比較優勢理論,在向學生講述比較優勢理論時也應多講講與比較優勢理論相悖的例子,向學生強調“從比較優勢入手,逐步謀取競爭優勢”的理念,同時經常舉例說明技術創新、差別經營、規模經濟、知識制勝、品牌優先的經營戰略。
四、換角度思考貿易順差
生產要素主要包括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和技術要素對金融服務業競爭力的影響。生產需求主要考慮個人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對于金融服務的發展也是如此。這個模型對金融行業競爭力的分析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取得的成就
在出口額上,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從2005年的1.45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3.3億美元,上升趨勢明顯。同時,在部門分布上,一個以銀行、證券、保險等服務部門為主、其他相關金融服務部門為輔的較為完善的服務體系正在形成。美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從2005年的398.78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728.89億美元,其世界領先地位可見一斑。作為亞洲僅次于香港的新興金融中心,新加坡的金融服務貿易發展迅速,從2005年的30.42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40.99億美元。金融業是其經濟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且是其附加值最高的服務產業。而日本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金融服務得到顯著增長。其金融出口貿易額在400千萬美元到500千萬美元之間,平均出口額為390.55千萬美元。印度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從2005年的14.69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4.14億美元。而香港地區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服務的出口額比美國遜色,但遠遠超過了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
2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多角度分析
我們使用各地區的市場占有率、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競爭力指數等三個指標,來具體比較不同經濟體的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2.1國際市場占有率比較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個國家某種產品出口總額占世界同類產品出口總額的比例,反映該國該產品的整體競爭。(1)式中MSij表示i國的j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Xij表示i國j產品的出口總額,Xwj表示世界j產品的出口總額。從表2可以看出,從2005年到2011年美國的國際金融市場占有率都最高,所占份額的各年數值較為平穩,在2010年達到全世界的24%后,于2011年略有下降。在此期間日本的市場占有份額在1.3%~2.8%的區間內變化。2006年后有所下降,2010年和2011年略微持平。而新加坡的市場占有率則是上升的。從2005年的世界1.7%的份額上升到2011年的4.5%。而印度則從2005年的0.8%上升到2011年的2.0%,其金融業的市場占有率穩中有升,說明印度憑借有著良好教育的職工、信息技術等,金融服務業發展迅速。香港地區的金融服務貿易市場占有率從2005年的3.5%上升到2011年的4.9%,其金融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在亞洲地區很有優勢。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很弱,甚至與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差距還很大。我國的金融服務占有率低于0.48%,盡管我們從表格中可以看到我國金融服務市場占有率呈現增長趨勢。
2.2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分析本研究采用的第二個指數是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該指標反映了一國某服務出口相對于國際平均水平的狀況,是由Balassa首先提出的。該指標反應了一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國際平均水平。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種產品出口占其廣義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該種產品的出口額占世界廣義出口總額的比率。計算公式如下。(2)式中,Xij為i國j服務的廣義出口額,Xit為i國的出口總額。Xwj為國際j服務的出口總額,Xwt為國際廣義出口總額。在此公式中,當RCA>2.5時,表明該產業的競爭力極強;當1.25<RCA<2.5時,表明該產業競爭力較強;當0.8<RCA<1.25時,表明該產業競爭力中等;當RCA<0.8時,表明該產業競爭力較弱。從表3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這七年時間里,中國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遠低于0.8,說明我國金融業的產業競爭力比較弱。相反從2005年到2011年之間,美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的RCA指數在若干年份甚至超過了2.5,具有極強的競爭力。正是由于美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和自由度造就了其極強的行業競爭力。而中國香港的金融業競爭力僅次于美國,從2005年的1.25上升到了2011年的1.95,可見香港的金融業具有較強的行業競爭力。從2005年到2011年新加坡的金融行業競爭力在0.77~2.0之間。而日本的RCA指數在2005年時為0.49,2011年時為0.29,其金融行業的競爭力僅僅比中國要有優勢。印度的行業競爭力較強,在2007年以后印度的金融行業競爭力較強,若干年的RCA指數都超過了1.25。
2.3貿易競爭力指數比較本研究的第三個測度競爭力的指標是貿易競爭力指數,也稱貿易專業化指數,是對一個國家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時較常用的測度指標之一,它表示的是一國進出口的貿易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用來衡量一國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它剔除了通貨膨脹等影響,即無論進出口的絕對量是多少,都在-1和1之間。(3)式中,Xij為i國金融產業的出口額,而Mij則為i國的j產業的進口額。當TC>0時,說明行業的比較優勢較大,且越接近于1,行業競爭力也越強,當TC<0,說明行業比較優勢小,且越接近于-1,行業競爭力越弱。當TC=-1,說明該國或是地區只有進口;如果TC=1,說明該國或是地區只有出口。當TC越接近于0時,說明該國或地區比較優勢接均水平,凈出叉明顯。由表4可知,中國的TC指數從2005年到2011年這七年間金融業的貿易競爭力指數都為負,表明其比較優勢較小,遠遠落后于亞洲的發達經濟體如香港、新加坡。香港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在2005年到2011年這七年里基本上都在0.54~0.64之間,行業競爭力比較強。新加坡同樣呈現出比較強的比較優勢,一直在0.5~1之間。在2009年以后其貿易競爭力指數超過了香港,可見其金融行業的比較優勢較明顯。而美國的TC指數2005年至2011年間都在0.5~1之間,有很強的比較優勢。日本的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在2005年時為0.304,而在2011年時下降為0.101。盡管與亞洲其他經濟體如印度和中國相比,其行業有比較優勢。但是與新加坡和香港相比,其金融服務業競爭力較弱。印度在2009年之前有較強的競爭優勢,而2009年以后印度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變弱。
2.4商業存在模式下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分析最理想的是FATS統計,一方面由于FATS統計的數據極難獲得,另一方面為了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和數據的可比性,本文將利用英國2013年TheBanker數據庫對中國、美國、日本、印度、香港等多個經濟體的銀行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一級資本的前25名中美國有七家銀行,其中美國富國銀行排名第一,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美國銀行等位于排行榜前列。而日本有一家銀行,三菱日聯金融集團為排行榜的第19名。中國的工商銀行排名第7名,建行排第10名,中國農業銀行排第11名。總資產的排名前25名中,美國的摩根大通公司、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和美國富國銀行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和第6名。日本的三菱日聯金融集團是第7名,中國工商銀行是第8名,中國銀行第11名,中國建設銀行第12名。通過比較發現美國的金融綜合實力最強,而日本和中國銀行的總資產等方面都具有較大的優勢,這方面印度、新加坡等都無法比擬。
從資本形成情況來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金磚五國的資本形成占全球的比例約為5%,90年代末上升到10%左右,2010年增加至25.7%,是基本宏觀變量中全球占比最高的指標。其中,中國的資本形成全球占比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2%上升到90年代的6%,2010年進一步增長至17.5%。從資本形成占本國GDP的比例來看,截至2010年,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的這一比例均高于OECD國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巴西的這一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和OECD國家接近。
從金磚五國的進出口情況來看,五國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從2000年7%增長到2010年的14%,其中,中國所占的比例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0年的8.5%,共占這一時期金磚五國全球占比提升量的79%。從出口占GDP的比例來看,中國、俄羅斯和南非在1990~2010年的均值都在25%以上,超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23%),而巴西和印度分別為11%和14%,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國際收支情況來看,巴西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俄羅斯和中國由于資源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都是出口占GDP比例比較高的國家,表現為貿易盈余;印度和南非為貿易赤字國家,其中印度尤為突出,2010年高達GDP的6.39%。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過去三十年,金磚五國對基礎性大宗商品的消費量(全球增量貢獻比)一直維持在高位。根據刊發在《國際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的文章《“金磚五國”的合作背景和前景》提供的數據,過去十年,除鐵礦石下降外,其他幾種商品增量貢獻比進一步大幅上升:粗鋼和銅超過100%,鋁和鐵礦石接近100%,貢獻比最低的石油增量也有三分之二。在金磚五國中,中國的增量貢獻比指標占據支配地位:石油約為47%,鋁和鐵礦石超過80%,粗鋼和銅超過100%。
經濟的強勁增長和廣闊的市場前景,為金磚國家帶來了持續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在金磚五國中,除南非外,其余四國在最近十年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都出現了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金磚五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3021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22.5%,其中,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851億美元,超過金磚國家總量的六成,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13.8%。目前,中國和印度已與美國并列成為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的三個國家。
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近年來金磚國家的宏觀經濟風險也在逐步降低。從金磚國家的外債負擔水平來看,除俄羅斯外債水平相對較高外,其余四個國家的總外債存量與GDP之比都在20%以下,其中短期外債與GDP之比均處于2%~5%。在金磚國家中,中國的總外債水平最低,只占GDP的9%;俄羅斯最高,約占GDP的31%。
入世7年的實踐證明,金融開放引起的中外資金融機構競爭的加強,打破了國內金融原有的壟斷格局,帶動了金融改革的深化,促使中資金融機構加快改革和創新,提高了金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金融的效率。截至2008年上半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721億美元,同比增長29%;服務貿易進口754億美元,增長28%;逆差33億美元,上升5%。其中,保險服務和金融服務共進口66.19億美元,出口6.68億美元,貿易總額約73億美元,逆差約60億美元。中國保險服務和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從1997年15.7億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3.6億美元,增長了約7倍。我國金融貿易很大比例都是以商業存在的方式發生的。據中國人民銀行消息:截至2007年末,銀監會已經批準21家外資銀行將其中國境內分行改制為外資法人銀行,其中17家已經完成改制開業。截至2007年末,我國已有在華外資法人銀行26家,下設分行及附屬機構125家、支行160家;外國銀行分行117家。截至2007年末,我國共有25家中資商業銀行引入33家境外投資者,投資總額212.5億美元。
1997 年12 月12 日WTO成員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框架內達成《金融服務協議》(FSA),這標志著金融服務貿易被正式納入了WTO 多邊貿易自由化體系。《金融服務協議》為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向前推進構建了一個開放的框架,各成員國金融服務市場的逐步開放已成為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之一。GATS(1994)規定:國際金融服務是由一成員方金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關金融方面的服務,包括兩大類(1)所有保險和與保險有關的服務;(2)所有銀行和其它金融服務(除保險外)。全球保險和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在1997年為1477億美元, 到2006 年達到4457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倍。本文的研究采用了IMF的國際收支平衡表BOP統計口徑,金融服務貿易包括保險服務和金融服務兩類,選取國家36個包括中國、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印度的相關資料。
二、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國際比較分析
1.市場占有率分析
國際市場占有率,即一國某產業或產品的出口總額占世界市場出口總額的比率,在綜合考慮該國整體規模和實力的基礎上,可以簡潔的表明該國該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該指標的計算式為:A_{ij}=X_{ij}/X_{wj}。其中,Aij表示i國j產業或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Xij表示i國j產業或產品的出口總額,Xwj表示世界市場j產品的出口總額。
從表1中可以看出, 1997至2006年的金融服務貿易市場上,美國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保持了較高的水平,處于18-20%之間,相當于全球1/5的出口。新加坡和韓國的市場占有率都呈現上升趨勢,分別從1995年的1.89%和0.23%增長到了2005年的2.26%和1.01%。日本的金融服務出口市場占有率在2001-2002年達到最大值,然后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但是整體仍然處于2.5-3.5%區間。印度作為與中國具有可比的發展中大國,金融服務出口市場占有率高于中國,并且從2000年開始出現波動上升的趨勢。而我國市場占有率一直保持在0.2%以下的水平,表明金融服務在國際市場處于競爭劣勢。
就保險服務出口而言,美國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優勢,市場占有率從1997年的8.84%增長到了2006年的16.24%。印度和新加坡表現出較強的的增長勢頭,中國、韓國和和日本都表現比較穩定,增長趨勢不顯著。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高于韓國但是比印度差。就整個金融和保險服務而言,美國市場占有率最高,竟爭優勢顯著,日本和新加坡市場份額相對穩定,競爭力較強,韓國和印度市場份額都明顯呈上升趨勢,中國市場份額最小,且不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2.貿易競爭指數分析
競爭優勢指數(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CA),即一國某一產業或產品的凈出口總額與進出口總額之比,國外學者稱之為可比凈出口指數(Normalized Trade Balance,NTB)。它是一個剔除了各國通貨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也排除了因國家大小不同而出現的國際間數據的不可比較性。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之間,競爭優勢指數具有相當的可比性。該指標的理論值域為[-1,1],在值域內,競爭力單調遞增,越接近1,表明該國該產業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越強。該指標的計算式為:CA_{ij}=(X_{ij}-M_{ij})/(X_{ij}+M_{ij})其中,CAij代表i國j商品的比較優勢指數,Xij代表i國j商品的出口總額,Mij代表i國j商品的進口總額。從表2的計算數據可以看出,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都是金融服務的凈出口國,而且競爭指數都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表現出一定的競爭力。印度的金融服務業從2000年的凈進口轉變為2006年的凈出口,表現出競爭力不斷增強的態勢,這得益于近幾年金融服務外包的興起。印度的保險服務一直處于凈進口。而中國在金融服務和保險服務上都是凈進口國,而且競爭指數在-0.8左右,表明我國金融保險服務行業的競爭力很弱。
3.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分析
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也是研究產業競爭力時經常使用的一個有力工具,最早是由世界銀行經濟學家Balassa設計并采用的。該指數的計算式為:RCA_{ij}=(X_{ij}/X_{it})/(X_{wj}/X_{wt})。其中,Xij表示i國當期j產品的出口額,Xit表示i國在當期出口總額,Xwj表示當期世界市場j產品的出口額,Xwt表示當期世界市場的全部商品的出口額。一般的,如果RCA大于1,說明i國第j種商品具有“顯示”比較優勢,RCA小于1則說明沒有“顯示”比較優勢,或者認為“顯示”了比較劣勢。具體來說:如果RCA指數大于2.5,則表明該國服務貿易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果RCA介于2.5-1.25之間,表明該國服務貿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果RCA介于1.25-0.8之間,則認為該國服務貿易具有中度的國際競爭力;倘若RCA
從表3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在所選的樣本國家中,美國和新加坡的金融和保險服務RCA指數呈上升趨勢,2006年都大于1,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日本的金融服務RCA指數在0.7-0.8之間,競爭力中等,日本的保險服務RCA指數也呈現上升趨勢,逐漸表現競爭力增強的趨勢;印度的保險服務RCA指數基本都大于0.8,表現出一定的競爭性;韓國的金融和保險服務在2000年之后也表現出競爭力提升的趨勢,但是與美國和印度相比,競爭力仍然較弱。我國的金融服務RCA指數非常低,不到0.1%,保險服務RCA指數基本不到0.4%,表明我國金融和保險服務競爭力很弱。
4.主要結論
通過以上三個指標對六個典型的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根據2007年以前的數據分析,美國作為最強大的發達經濟體,其金融和保險服務國際競爭力最強;中國的金融和保險服務競爭力在所選的六個國家中最弱。2007年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了美國金融保險業以沉重的打擊,中國的金融保險業卻遭遇的影響不大。但這并不說明中國的金融和保險服務競爭力超過了美國,而只能說為加快提升中國的金融和保險服務競爭力提供了機遇。
三、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
1.著力發展教育和職業培訓,大力引進人才,加速人力資本積累
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也是決定一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因素之一。金融服務人才建設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一是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培養國際化的高素質的銀行員工,并且從制度上入手,留住人才,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隊。二是利用海外機構地處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員工培訓基地,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三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我們低成本儲備高素質的、國際化的專業人才提供了難得的機會。2008年,美國金融行業的裁員數量居各行業之首,已經超過10萬人。要使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發展好,需要搭建一個良好的事業平臺,構建讓人才能夠充分展示才華的體制機制,完善人才流動、激勵、福利保障等一整套的制度體系,確保人才的誠信流動,提高人才配置的效率,降低人才流動成本和風險。同時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引智引才積極性,在國家宏觀人才戰略的指導下,統分結合,加強中央與地方在金融人才引進中的互動合作。
2.大力推進國內金融體制改革,以結構調整和效率提升應對國際競爭
隨著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我國的金融結構與效率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優化與提高,但與國外金融服務業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入推進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行業的體制改革。具體而言包括:(1)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和股份制轉制工作,切實解決好治理結構、資本金以及銀行不良資產等問題;明確定位,尋求特色,支持和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的發展,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迅速推進農村信用合作社和改組與改造工作,充分發揮其功能和作用。(2)建立健全針對證券交易、證券投資者保護、投資公司等的法律法規體系;繼續推進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建立和完善各類證券機構,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拓寬合格資金入市渠道;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規范和發展主板市場,推進風險投資和創業板市場建設;積極拓展債券市場,完善和規范發行程序,擴大公司債券發行規模,探索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不斷豐富證券市場品種;對現存的證券機構進行兼并重組等。(3)繼續深化保險企業的改革,吸收外資和社會資金入股,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和機制,提高風險控制能力和資產運營質量;放寬對保險業的進入限制,鼓勵民營保險公司和外資保險公司的設立和發展,建立各種保險公司并存在的結構合理、競爭有序的現代保險市場體系,積極培育再保險市場,同時注意規范發展保險中介市場;根據市場需求大力推進保險產品開發創新和結構調整,努力提高保險服務水平。
2012年,我國服務進出口持續了增長的趨勢,規模再創歷史新高。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了48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但是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進出口差額為-0.41億美元,同發達國家還有差距。2012年,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達4706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2.32%;超過世界服務進出口總額的平均增幅10.31%,在世界服務進出口總額中占5.61%;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占比為10.82%,同比提升0.51%。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口的需求大于出口的需求,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幾乎一直存在逆差,且逆差的額度正在逐漸增加。在2013年,中國的金融貿易逆差額度已經達到了近5億美元。
(二)印度金融服務貿易現狀概述
近30年以來,印度大力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努力發展先進的信息技術,且印度具有英語語言的優勢,因此印度的服務業特別是國際服務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國際服務業的發展帶動了印度軟件開發、商務技術處理、信息技術業務外包等IT行業的擴張,同時也促進了印度金融資本市場的發展。印度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在2004年為11.33億美元,出口額為3.4億美元,進口額為7.9億美元,而在2013年印度的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增加到135.2億美元,出口額增加到54.24億美元,進口額增加到56.2億美元,金融貿易總額和出口額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5.84%和32.95%。
二、中印兩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分析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分析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某種商品(服務)的出口額與世界同類商品(服務)出口額的比值,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該商品(服務)在國際上的整體競爭力狀況及其國際競爭地位。一個國家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與該國的出口競爭力呈正比例關系。本文根據調查和計算,得出了2004~2013年中印金融服務出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如表1所示)。
從表1可知,在2004~2013年,印度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一直高于中國,在2004~2008年期間,印度金融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呈現上升趨勢,但經歷了2009年短暫的下滑后在2011年先增長后下滑的趨勢,在2010年達到最高值,與中國相比顯示出一定的競爭優勢。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一直處于0.5%以下,直到2012年才達到了0.61,不僅增長緩慢而且經常波動,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劣勢。
(二)貿易競爭力指數分析
貿易競爭力(TC)指數主要是針對行業來講的,是某行業的貿易差額與該行業貿易總額的比值,可以衡量該行業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力。在進行不同國家間對比研究的過程中,會出現通貨膨脹、國家經濟規模等不同等因素,而貿易競爭力指數剔除了這些因素的影響,使不同國家之間不同時期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具有更高的可比性。
中印兩國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在2004~2013年間除了個別年份以外幾乎都小于0,這表明中印兩國在2004~2013年間都是金融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國,在金融服務貿易中不具備出口優勢。印度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在2005年前后有了較大改善,TC值由負轉正,呈現出微弱的比較優勢。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數一直小于0,表現出較強的比較劣勢。在2010年之后,我國因為政策措施的改變,TC指數雖然仍是負值,但在逐漸增加。
(三)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分析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某種產品出口額占其廣義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該類產品出口額占世界廣義出口總額的比率。本文根據RCA設定了服務貿易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st),來計算一個國家(地區)某種服務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份額與國際上該種服務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例。本文根據調查和計算,得出了2004~2013年中印兩國的金融服務貿易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如表2所示)。
[ 關鍵詞 ] 服務貿易 現狀 對策建議
一、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43.5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560億美元,25年增長了59倍。1982年,我國服務貿易占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不足0.6%,居世界第34位;2007年,這一比重提高到4%,居世界第5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額由24.8億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1270億美元;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0.7%上升到3.9%。進口由18.7億美元提高到1290億美元,增長了69倍;在全球服務貿易進口總額中的比重由0.5%提高到4.2%。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改變了長期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格局,同時在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擴大就業、節能降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國服務出口水平還比較低,整體出口規模與我國的經濟實力相比仍然較小,與貨物貿易相比也處于劣勢。與英美等服務貿易強國相比,我國的服務貿易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下,2008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及出口額增速均出現回落。逆差進一步擴大至115.6億美元,為自1997年以來逆差最大的一年,同比增長51.9%。從國內國際環境看,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外需下降將導致服務貿易需求下降,部分行業受影響較大,全球服務貿易將繼續處于下滑態勢,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面臨較大挑戰。因此,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分析
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發展不平衡。旅游、建筑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近年來旅游業的競爭力呈現出越來越強的態勢,成為我國服務貿易的支柱行業;建筑服務的貿易競爭力主要是由于我國建筑行業勞動力資源豐富且勞動力成本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比較優勢;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優勢的獲得主要是靠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而一向被認為屬于勞動密集型的運輸服務的貿易競爭力卻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當今運輸服務越來越偏向于資本、技術密集型服務方式轉變,而我國在資本、技術兩方面的基礎一向比較薄弱,越來越顯現出相對的比較劣勢。通訊服務的比較優勢主要是靠國家壟斷獲得,而在絕大多數服務貿易項目處于比較劣勢,尤其是新興的現代服務貿易項目,如金融保險業、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法律咨詢、廣告、宣傳等,這些服務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尚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高附加值的服務貿易領域,基本處于依靠進口狀態,反映該行業對進口的依賴很大。
從全球貿易結構看,世界服務貿易整體呈現出運輸和旅游服務百分比不斷下降,而包括通信、金融、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他商務服務的百分比趨于增長的結構調整趨勢。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按照BOP統計顯示高收入國家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通信、專利、版稅和許可證費用和其他商務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較高,達到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50%以上。與此相比,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并不合理,服務貿易優勢部門主要集中在海運、旅游等比較傳統的領域,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專利、版稅和許可證費用等知識、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產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比重仍然很低,是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軟肋。
我國服務貿易伙伴高度集中。我國服務貿易收支的前十名國家(地區)占我國服務貿易收支的3/4。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國或地區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國、日本、中國臺灣和韓國,進口國或地區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國、日本、韓國和澳門。反映出我國的服務貿易發展范圍比較狹小。
三、發展我國服務貿易的建議
從上述分析來看我國服務貿易總體競爭力仍然較弱,存在發展規模偏小、服務能力弱、競爭力不強、內部發展失衡等問題。在我國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傳統服務貿易為主的貿易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新興服務競爭優勢仍然較弱。隨著我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WTO成員國的服務貿易大門將進一步向我國開放。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采取積極舉措,大力發展服務貿易。
1.加快服務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提高人力資本價值。
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長期以來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但是新型知識業的人力資源競爭力薄弱。因此,在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競爭優勢的同時,應多渠道、多層次培養服務業所需的各類人才,特別是培養適應現代知識業發展要求、精通國際金融、國際運輸、國際商法等業務的復合型人才。加快發展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產業,使服務業發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之上,為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本基礎。
2.充分發揮我國國內市場力量,推進服務貿易發展。
作為世界上的人口大國,我國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是提升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有利條件。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我國消費者會提高對于服務質量的要求。培育高素質高要求的消費者,轉變消費者的觀念有利于從需求方面提升我國的服務貿易的水平。
3.完善相關產業的發展,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基礎。
國家要從各地區服務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出發,鼓勵、引導不同地區依據自身比較優勢和產業發展基礎,確立不同的發展重點。中心城市要按照城市功能定位的要求,著重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積極發展信息咨詢、科技服務、電子商務等知識密集型產業,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使之成為我國服務產品主要輸出地區。同時能夠帶動周邊城市加快服務貿易發展步伐。
4.優化服務產業市場結構,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
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大引導外資進入現代服務業部門力度。我國保持較高的服務業開放度,同時根據各行業的特點和競爭力強弱堅持有差別的開放。目前,外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流入服務業的外資較少,政府應制定適當的政策引導外資進入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領域。通過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促使國內相關服務企業不斷創新,從而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對于服務行業的企業來說,應當充分利用我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服務貿易協定,同周邊國家積極開展國際服務貿易合作,為進一步走出國門積累經驗。
5.加強政府引導,促進國際服務貿易健康發展
目前,我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滯后,服務貿易立法不健全。為保證服務貿易健康發展,應加強對GATT、GATS、WTO等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法律準則的法律、法規。政府應當建立有效的國際服務貿易促進政策體系,積極發揮引導職能,從宏觀層面上指引服務貿易產業結構。充分利用國際規則,制定服務業出口市場戰略和服務業出口部門戰略,不斷深化和指引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充分利用和改造原有服務企業,發揮其競爭優勢,積極參與服務貿易市場競爭。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由于外部需求萎縮,我國的國際服務貿易正經歷著嚴峻的考驗。以金融危機為發展契機,我國應當從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等宏觀層面以及各服務行業部門優化提升等微觀層面積極推進我國服務貿易國際化進程,從服務貿易大國轉變為服務貿易強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