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公司證券投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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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諸多新鮮事物都屬舶來品，資本市場的若干專業術語也都起源于英美等金融業發達國家，而對于完整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一詞，國外官方和大辭典中并沒有出現過。我們從美國關于私募型投資公司的最終文件和一些建議性文件中可以找到“Private Fund”或“Privately Offered Fund”等字眼，除此之外沒有找到更貼近的說法。然而“Private”只是為了強調募集方式，跟“Public Offering of Fund”即公募基金有所區別。雖然沒有相互匹配的術語，但是國外證券市場中有很多類型的基金具有國人所說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影子。例如，對沖基金（Hedge Fund）、股票基金、期貨基金和期權基金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當屬對沖基金，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興風作浪的“量子基金”就是其典型代表之一。

現階段國內外對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定義缺乏統一口徑，并且對私募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等名詞及英文表述混淆不清。對此，筆者將其歸納整理如下圖。

設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需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首先，法律對投資者資格有明確的限定，只針對少數特定投資者，圈子小，門檻高，所以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人一般都是擁有資產較多的機構或富裕的個人。其次，募集方式非公開，譬如，在美國禁止通過任何傳播媒介（報紙、雜志、電視、網絡、廣播等）向社會公眾進行宣傳，但可以通過基金管理人與特定少數投資者直接協商設立，也可委托第三方進行銷售。非公開的募集方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投資者人數，而投資者人數越少越能防止搭便車等不良行為的發生。

國外的法律法規對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注冊、登記要求一般較低，且各國證監會對其監管較松，基金信息披露要求較少。因此，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更具隱蔽性，運作也更靈活，深受一些投資者的歡迎，是證券投資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一種重要投資參與方式。總而言之，成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需要遵循的原則是：將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普通社會公眾排除在外，而給留在圈子里的理性人更多的自由空間。

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只有短短20年的歷程，加上相關法律法規和市場的不健全，與英美等發達國家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相比差距較大。雖然目前我國對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沒有一個法律上明確的定義，但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地下私募基金已經具有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性質，無論從規模還是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力來看，都越發值得關注，其發展軌跡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萌芽階段（1993年～1995年）：這一階段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規模普遍較小，平均規模約為5000萬元。[1]此時，證券公司的主營方向由傳統的經紀業務轉向了承銷業務，各大證券公司紛紛開始拉攏大客戶組建屬于自己的特定客戶群體，為了滿足業務需求，多數證券公司與部分大客戶之間形成了不正規的信托關系。由于國內證券市場剛剛起步，存在許多漏洞，如同一只股票從一級市場進入二級市場價格會大幅提升，這使得資金投資于一級市場不僅收益高而且風險小，故證券公司將大部分資金投入了一級市場，這些隱蔽的“一級市場基金”便是萌芽期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形成階段（1996年～1998年）：此時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平均規模大約為1億元，最大規模不超過10億元。[1]這一時期的初級市場十分活躍，公司一經上市往往能得到一大筆的初始資本，多數上市公司存在資本富裕，于是全國各地涌現出各種各樣的理財工作室、咨詢公司和投資顧問公司等，他們以委托理財的方式設立、運作由上市公司從股市募集來的富裕款項，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在此階段逐步形成。

盲目發展階段（1999年～2000年）：中等規模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有5億元，基金總規模約3000～4000億元。[1]這期間證券市場出現兩方面關鍵因素的改變，使得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出現了急速膨脹與繁榮。一方面，證券市場出現了歷時較久的牛市行情，高收益率誘使企業和富裕個人把更多的錢（包括違規資金）投到股市中去，促成了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初始投資規模的擴大；另一方面，法律規定綜合類的大券商可以經營資產管理的業務，但公募基金在具體的運作上受到很多限制，基金管理人的薪酬也比較低，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恰恰克服了上述缺陷，導致券商中很多業界精英紛紛轉投私募。由此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所需要的資金渠道和專業人才都得到了拓寬和補充，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出現了爆棚式的混亂發展。

深度調整階段（2001年～2013年）：根據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司司長夏斌所做的調查研究，我國已經存在7000億元左右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2004年中央財大私募基金課題小組做的調查問卷顯示，私募基金在證券市場全部投資者交易資金中占的比例約為30%～35%，資金總規模在6000億～7000億元之間，超過了公募基金；據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投資中國證券市場的私募基金總額在7000億～9000億元人民幣之間；私募排排網（中國私募基金第一門戶網站）做出的2009年度報告中顯示，目前我國私募基金的規模在1.1萬億元左右。以上數據反映出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規模在逐年擴大，并且目前的規模已經到了我們不可忽略的程度。從2001年6月到2005年底，中國股市的持續蕭條，讓大多數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承諾的收益難以兌現，同時很多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財業務提前結束，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不堪重負紛紛關門大吉，能夠堅持運作下去的已是寥寥無幾，市場的優勝劣汰使得現存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運作更加規范。隨著我國股市各項規制措施的出臺，各種違法資金運作和違規操作都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遏制，國家開始加大力度查處違規挪用資金、老鼠倉、惡意坐莊等違法行為，使得股市盈利更加趨于理性，通過找漏洞鉆空子獲取巨額投資回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同時，國家逐步允許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有限度地開展私募基金業務。地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經歷了一番深度調整后開始逐漸浮出水面，陽光私募便是比較典型的代表，這為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未來的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發展階段（2013年6月至今）：今年1月17日，基金業協會《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私募行業才結束了長達半年的監管真空期，逐步得到市場的認可，獲得自身的市場地位。2014年2月，基金業協會開始開展私募機構的登記和私募產品的備案工作，目前主要包括私募股權、創投、私募證券，以及證券公司和基金子公司的私募資管產品。證監會7月11日《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私募基金正式有法可依。截至7月31日，已完成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970家，管理私募基金5696只，管理規模為（下轉第頁）（上接第頁）21477.2億元。此外，截至6月底，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專戶業務管理資產規模3.54萬億元，證券公司資管業務資產規模達到6.82萬億元，上述私募產品合計規模約12.5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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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期貨和賣空機制的缺失使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無從對沖證券市場的系統風險

海外之所以將此類投資于證券及其衍生工具的私募型基金稱之為對沖基金；是因為這些基金在最初都采取了對沖的交易方式規避市場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天我們所謂的對沖基金并非都采取對沖手段，但如果完全不能進行對沖交易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也很難稱得上是對沖基金。建立投資組合可以降低非系統風險，卻不可以消減系統風險。目前我國股市價格波動幅度大，系統風險約占市場風險的65%，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大部分只占30%，因此，對國內股票的系統風險進行對沖十分必要與迫切。在債券市場上，由于國內還未實行利率市場化，債券的收益率波動較小，還未形成對債券類對沖工具的強烈需求，但是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金融開放與創新的必然趨勢，對這方面工具的需求也將日益暴露出來。由于缺乏金融期貨等對沖工具及賣空機制，國內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只能在單邊上升市場中獲利，而在證券市場的單邊下降趨勢中無法規避系統風險帶來的損失，不能如同海外對沖基金一樣，在雙邊市中同時獲利。表1對不同類型對沖基金的波動率進行了比較。

從表1可以看出，采用了對沖交易規避證券市場系統風險的對沖基金，除做空傾向基金和新興市場基金外，其他的收益波動性都遠不及標準普爾指數基金，而它們的Sharpe指數卻基本高于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

圖1是CreditSuisse／Tremont對沖基金指數公司對全球對沖基金歷史收益率的一個統計，圖表中同時反映了標準普爾

由圖1可以看出全球對沖基金的收益率雖然沒有明顯優于標準普爾500指數，而且在1998年到2002年之間還低于普爾指數，但是從1999年開始卻優于道瓊斯全球指數，且它的波動性遠遠小于標準普爾500指數與道瓊斯全球指數。

由于不同投資者和基金經理人的風險偏好和投資策略不同，目前海外就對沖基金種類愈加細分，有許多種類的對沖基金與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一樣不采用對沖手段控制投寸、鎖定風險。不同的是，國內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長期以來受制于缺乏可用以對沖風險的賣空機制和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貨和債券期貨等，無論私募基金欲采取何種投資策略，在客觀上都不允許其對證券組合的系統風險進行對沖。圖2是2001年7月底到2006年12月底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收益率與新華富時A指的比較。

和海外的情況相同，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收益率的波動性也小于大盤指數，但是，由于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缺乏海外對沖基金規避風險的對沖工具，因此其較海外對沖基金經受著更大的波動性，同時，當系統風險到來時只能被動地接受損失。

2006年推出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試點管理辦法》和即將問世的滬深300股指期貨，填補了國內無對沖機制和對沖金融工具的空白。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可以通過向證券公司辦理融資融券業務以對沖基金資產中的部分股票、共同基金和債券的風險頭寸，滬深300股指期貨的推出使我們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中的部分成分股票的系統風險進行對沖成為的可能。由于國債“327”事件，國內的債券期貨遲遲未再推出，因此，近期想要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中債券的利率風險進行對沖只能通過融資融券。無疑，融資融券和金融期貨的陸續推出，通過允許讓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中部分種類金融資產的風險進行對沖，使國內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逐步向真正的對沖基金演進。

二、不完全的賣空機制使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難以發揮對沖基金的高杠桿效用

從組織形式上來劃分，我國目前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契約型，主要是指通過契約的形式維系各參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另一種是合伙型，通過投資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出資，形成合伙性質的組織形式來運作。再一種是公司型，是通過按《公司法》成立的投資公司來協調各參與人之間關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在《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試點管理辦法》出臺前，以上三種形式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都難以通過向其他金融機構融資來放大自身的投資杠桿倍數。契約型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只能以個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但是，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對個人除開立了住房、汽車、消費和助學貸款外，只允許個人以憑證式國債做質押貸款。對于合伙與公司型的企業法人，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對其通過不動產的抵押和動產的質押來發放貸款，如憑證式國債、股權和股票的質押貸款。但是對于經營高風險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法人來說，其很難滿足銀行的其他要求，因此，合伙與公司型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法人要獲得銀行貸款以進行杠桿投資在現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幾乎是不可能的。2005年，Van對沖基金國際顧問公司統計了截至2004年底各種不同類型對沖基金，在投資過程中通過賣空交易使用杠桿放大倍數的程度，調查的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海外對沖基金通過賣空機制使用杠桿的倍數一般在兩倍以下，但也有30%的對沖基金的杠桿倍數在兩倍以上。根據《融資融券試點交易實施細則》，投資者融資買入證券和融券賣出時，保證金比例都不得低于50%，這一細則將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杠桿倍數控制在兩倍以下，限制了基金根據自身投資策略縮放杠桿倍數的自由度。考慮到國內對證券公司開展融資融券業務仍處于試點起步階段，隨著證券公司控制風險能力的增強，業務發展的成熟，保證金比率有可能逐步下降，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可控杠桿倍數將放大。

三、資本項目的不完全開放使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難以涉足國際金融市場

在我國的資本項目還沒有對外完全開放之前，唯一能以境內資本合法投資海外資本市場的也只有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ualifiedDomesticnstitutionalInvestors，QDII)，目前獲批的機構只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和全國社保基金。國內經營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機構短期內要想合法涉足海外資本市場幾乎不可能。而在美國等一些發達金融市場中，正是由于開放的資本項目，才會產生游走于國際資本市場的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和堅持在全球金融市場進行價值投資的巴菲特。圖3是Van對沖基金國際顧問公司對1995年到2004年國際對沖基金種類占比的統計。

圖3中全球宏觀型對沖基金和新興市場型對沖基金都是主要將投資定位于全球金融市場的對沖基金，且其他類型的對沖基金對海外資本市場的投資比例也不可小覷。只能投資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受一國經濟、政治和法律法規的影響較大，無法通過分散投資于不同市場規避這些風險。不完全開放的資本市場也是障礙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成為真正的對沖基金的一道門檻。

四、法律法規的空白不能保障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相同的合法地位

1949年，世界上第一只對沖基金在美國誕生，半個多世紀后，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對沖基金經營最活躍、法律法規最健全的國家之一。在美國，并沒有通過專門針對對沖基金的法律，而是利用涉及投資行業的多項法律法規中的豁免條款給予其合法地位與相應監管的，即滿足豁免條款的對沖基金可以免于如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登記及向公眾披露基金信息等一系列共同基金必須遵守的條款。這些豁免條款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的人數、資格及銷售渠道的限制。涉及規范與保護對沖基金的美國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證券法、1940年的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1997年的稅收減免法案、1936年制定，1974年修訂的商品交易法及各州的藍天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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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現狀

（一）我國公募基金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國境內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1家，其中中外合資公司45家，內資公司56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資格的證券公司或證券公司資管子公司共10家，保險資管公司1家。發行公募基金共2722只，比上年增加54.40%，資產凈值合計83971.83億元，比上年增長85.15%。其中，封閉式基金164只，凈值規模1947.72億元，開放式基金2558只，凈值規模82024.11億元。在開放式基金中，股票基金587只，凈值規模5988.13億元；混合基金1184只，凈值規模17948.31億元；貨幣基金220只，凈值規模44371.59億元；債券基金466只，凈值規模5895.92億元；QDII基金101只，凈值規模662.53億元。

在我國，開放式基金因其靈活的投資方式受到市場追捧，在證券投資基金中占據了主體地位，2015年發行的證券投資基金中，開發式基金占比達到92.71%，封閉式基金僅占7.29%。

我國開放式基金主要包括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貨幣基金、債券基金和QDII基金。2015年，除股票基金外，其他四類基金數量均呈現增長趨勢。其中，混合基金因其中等風險和較高收益的優勢，份額大幅增加（46.29%），更為投資者所青睞；而受2015年下半年股票市場的不穩定因素影響，股票基金份額自6月份開始下滑（22.95%）；貨幣基金（8.60%）、債券基金（18.22%）和QDII基金（3.95%）份額則小幅增加，如圖2所示。

2014年12月底，我國公募基金規模為4.5億元，2015年伴隨著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發行數量的快速增加，基金份額迅速擴增，公募基金資產凈值大幅增漲，達到8.4萬億元，增幅86.7%，充分體現了證券投資基金行業良好的發展態勢。

（二）我國私募基金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5年12月底，基金業協會已登記私募基金管理人25005家。已備案私募基金共24054只，認繳規模5.07萬億元，實繳規模4.05萬億元。

相比公募基金，我國私募基金隨著創新創業浪潮的到來，規模迅速擴大，加之中小企融資訴求急需得到滿足，私募基金發展勢不可擋。

二、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發展迅速，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創新，推動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但發展過程中資本市場環境、基金內部治理結構及監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

首先，我國的證券市場環境對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發展有一定的影響。第一，上市公司贏利水平有限，信息披露不明確，制約證券投資基金理性投資。我國證券市場規模過小，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是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第二，市場缺乏做空機制，證券投資基金市場難以規避風險。證券市場做空機制，有利于投資者主動規避風險和市場流通性增加，也利于證券市場的平穩發行，降低市場風險，利于證券市場監管的間接化、彈性化及科學化。做空機制給市場提供了一個風險對沖工具，有助于投資者回避市場風險，所以一個健康的證券市場需要做空機制實現穩定。第三，證券市場金融產品稀少，證券投資基金選擇有限。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投資方式，所以逐步代替了個人投資。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發展還不成熟，證券投資基金選擇的金融產品有限，致使證券投資基金投資空間減少。基金管理人就難以對基金產品進行組合投資，很難達到風險對沖的目的，難以規避風險。

其次，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第一，證券投資基金持有人與基金管理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道德風險。證券投資基金持有人與基金管理人是委托關系，基金管理人應本著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優先原則為持有人服務，但由于持有人期望資產增值最大化，而管理人期望效用最大化，二者的目標函數不太一樣，基金管理人可能會利用基金財產為自己謀利，或為公司謀利而損害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等。第二，基金托管人的獨立性受限。基金托管人由法定的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擔任，由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監會核準。《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得為同一機構，且基金托管人對基金管理人依據交易程序已經生效的投資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及基金合同約定等，應馬上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時向證監會報告。但基金管理人對基金托管人的聘任有一定的決定權，致使基金托管人對管理人的監督有效性不強。第三，基金公司內部缺乏有效激勵制度。第四，基金持有人大會虛設。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份額持有人對基金管理人的基金運作和管理無權干涉，只能通過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的召開才能行使職權。但基金份額持有人缺乏召開大會的實際操作能力，不能發揮大會實質性的作用，造成基金持有人大會虛設。第五，基金公司故意誤導投資者，進行虛假宣傳。

然后，基金外部監管體系不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基金監管內容應具有全面性、監管對象具有廣泛性、監管時間具有持續性、監管主體及其權限具有法定性、監管活動具有強制性等特征，我國的基金監管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做支撐。我國基金業發展不如國外基金業發展成熟，相關的法律法規也不夠健全，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規范的法規體系。

最后，證券投資基金行業高端人才匱乏，且流動頻繁。我國的基金業發展迅速，基金市場人才需求量大，致使基金管理人員的頻繁流動，不利于基金業績發展，對基金業的穩定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對于目前國內盛行的私募基金，其也相繼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是私募基金變相公募，向不特定對象公開推介，變相降低投資者門檻等；二是管理示范違規運作，部分私募將自有財產與基金財產混同，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還存在操縱市場等問題；三是登記備案信息失真，部分私募機構長期失聯，逃避監管；四是跑路事件時有發生，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非法集資的風險。

三、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的對策建議

為了促進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穩定健康發展，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

（一）改善證券市場環境，使基金產品多元化發展

提高公司上市市場條件，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推動市場做空機制的建設，利于規避市場風險。同時加大產品創新，推動基金產品多元化發展。

（二）加強基金管理公司內部控制

加強內部控制制度應本著合法合規、全面審慎、適時的原則，規范基金管理公司內部控制大綱，健全基本管理制度，完善部門業務規章制度，規范基金信息披露工作，防止利益輸送，保障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加強合規管理機構設置，強化約束激勵機制。

（三）完善基金監管體系，健全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

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步放開，必然加強相應的監管工作。對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相關的基金從業人員的監管勢必要加大力度。加強對基金活動的監管，規范監管機構和自律組織的監管職責及監管措施，加快建立以《證券投資基金法》為核心的規范性文件及完整的法規制度。同時加強基金行業自律，穩步推進基金監管體系建設，積極健康發展基金業。

（四）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建立基金人才市場，穩固證券投資基金基礎

加大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規范基金管理人的市場準入條件，建立規范有序的基金人才市場，為基金業提供優質的人才。同時，提高基金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服務水平、治理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有助于基金業穩定健康的發展。

篇（4）

前言：隨著國內私募基金的不斷發展，逐漸走向國際金融市場。目前，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之間，既具有區別，又具有聯系。受制度因素的影響，使我國私募資金在金融市場中面臨著一定的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不良影響。

一、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的發展現狀

私募基金是指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的群體募集資金；與之相對應的是，公募基金（Public Fund），指向社會大眾公開募集的資金。我們所說的基金主要是共同基金，即證券投資基金。

私人股權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是指對任何一種不能在股票市場自由交易的股權資產的投資。私募基金目前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杠桿收購、成長資本、風險投資、夾層融資和天使投資以及其他形式。在中國的金融市場中，經常被提及的“私募基金”，一般情況下是指相對于受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監管的，向不特定投資人公開發行受益憑證的證券投資基金而言，是一種非公開宣傳的，私下向特定投資人募集資金進行的一種集合投資。我國的私募基金運作方式基本分兩種，一種，基于簽訂委托投資合同的契約型集合投資基金，另一種，基于共同出資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資基金。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股指期貨、融資融券等對沖工具逐漸推出，促進了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目前，國內私募證券基金投資策略雖然越趨多樣化，但仍然以股票投資策略為主。國內對沖工具類型不斷增加，對私募基金管理有著更高的要求，為滿足更多需求者的需要，優秀私募基金管理者不斷涌現，促進了國內對沖基金管理的不斷加強。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證券市場聯系越來越密切，促進我國證券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使我國對沖基金迎來良好的發展機遇[1]。

對沖基金起源于么美國50年代初。當時使用對沖基金的目的在于利用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和對相關聯的證券進行買賣、風險對沖的操作技巧，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規避和化解投資風險。在金融學中，對沖（hedge）指的是減低另一項投資的風險的投資。對沖是指在降低商業風險的同時，仍舊可能在投資中獲利的一種方法。通常對沖是同一時間進行兩筆數量相當、行情相關、盈虧相抵且方向相反的交易。這里的行情相關指的是影響兩種商品價格行情的市場供求關系存在正相關性，如若發生變化，會同步影響兩種商品的價格，且價格變化的方向基本相同。方向相反是指兩筆交易一筆買入、一筆賣出，因此無論價格如何變化，交易的結果總是一盈一虧。如果要做到盈虧相抵，兩筆交易的數量必須大體做到數量持平。采用對沖交易手段的基金即為對沖基金（hedge fund）也稱避險基金，套期保值基金。對沖基金，運用各類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工具，以營利為目的的金融基金，亦是證券投資基金的另一種形式，可以理解為已經風險對沖過的基金。

自20世紀90年代起，海外對沖基金發展速度加快，其有利條件相對較多。首先，對沖基金有著絕對收益目標，更具吸引力，對金融市場環境產生影響。其次，投資者不斷增多，為對沖基金投資奠定有利條件和提供基礎。再次，市場環境相對較為寬松和活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沖基金的增長。第四，金融市場中不斷涌入優秀人才，為人力資源管理創造了良好條件。最后，金融不斷創新，為海外對沖基金的快速增長提供動力源泉。所以，海外對沖基金的發展有著良好的基礎條件。

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的發展相比，處于初期發展階段，不僅投資范圍受局限，而且缺少足夠的金融衍生工具。其次，在股票交易和過戶費方面，我國支出的經濟費用較海外國家高，且在做空方面有諸多限制。另一方面，國內期貨和期指的費用相對較低，與海外金融市場發展比較接近。

二、我國私募資金與海外資金的區別與聯系

前面提到私募基金，是指有關人員通過非公開方式，向具有投資經驗的社會公眾或人士等募集資金，以實現基金運作。就私募基金的投資方向而言，可將其分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兩類。投資于上市企業的資金被稱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對于海外而言，沒有私募基金的名詞，但海外對沖基金與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相對應，海外風險投資基金與國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相對應。因而我國基金項目與海外基金項目之間存在區別和聯系[3]。

首先，我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與海外風險投資基金的運作方式存在相同點，都是項目相關人員以非公開形式進行資金募集，之后將資金投入到非上市企業中，在一定程度上對該公司進行監管，待公司上市或被收購時，收回投入資金。此種投資方式的周期相對較長。

其次，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既表現在投資策略差異方面，又表現在投資收益方面。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發展速度雖然加快，但金融賣空機制仍然不夠健全，導致金融衍生工具較為缺乏，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不利。海外對沖基金在發展中，具備股指期貨、股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為對沖基金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環境。

隨著我國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和金融市場的深入，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國內與海外對沖基金的距離，但仍然存在著資金運作問題，影響和限制著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

三、制度缺失的不良影響

現階段，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前景雖然較好，但制度缺失對其產生阻礙作用。

首先，金融期貨機制和金融賣空機制的缺失，是國內股票的系統風險難以實現對沖。海外對沖基金是通過對沖交易而規避市場風險，所以對沖手段下的對沖基金，對海外金融市場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雖然也存在對沖，但與海外對沖基金存在較大差異。國內缺乏金融期貨機制和賣空機制，致使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只能單方面獲得利益，具有諸多系統風險。所以，加強國內私募證券投資資金的對沖具有必要性。其次，國內資本項目未能完全開放，使只有符合標準的境內機構投資者才能深入海外投資市場，而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投資者難以涉足海外投資市場，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形成阻礙。美國等海外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較為完善，其資本項目較為開放，促使投資者可以自由游走于國內外資本市場。由此可見，制度缺失對我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發展不利[3]。

結論：總而言之，加強對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比較的研究，對完善金融機制和促進資本項目的開放具有積極意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有序性和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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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民間資本正確投資,引導民間資本的有序流動,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所必然要思考的問題。其原因并不僅僅因為中國的各個產業領域已經成為國際資本的“蠶食”目標，更重要的是民間資本發展過程的自主需要。在我國，民間充裕的資本，多數時候都是以借貸、私下募資、股權擴充、合伙創業等途徑來達到快速積累的目的，我們把這稱之為“自由民間資本管理方式”。隨著現資管理理念的深入和運用，國際通行的私募基金管理方式逐漸被引入我國民間投融資體系。

私募基金:民間資本下一個熱潮？

當一種管理方式伴隨一個產業迅速發展時，必定是社會需求快速膨脹使然。通常每個國家的投融資體系，都是放在金融監管體系之內的，無論是銀行、信貸、證券、保險、典當等,都是以國家資本和大型合法合規的集團資本為主構架投融資體系，除此以外，則可能產生違背法律法規的地下錢莊，或其他通過非法集資等超出法律底線的途徑、違規運作的資金組合。法律底線的存在,制約了民間資本自由走向規范途徑。這并非只發生在中國，全世界都不例外。但大量民間資本以游資的方式自由流動，不能有效地納入國家投融資體系內進行監管，會給國家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帶來無窮的風險與后患。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幾乎可以用“應運而生”來形容，其在國際上逐步試行、推廣、流行、規范也是順勢而為。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我國又稱為“產業投資基金”，它最早起源于美國。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出現大量新興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基金”誕生;后來，“創業”的概念擴展到“創造新企業和老企業再創業”，由此出現了“企業并購基金”。當創業投資基金在80年代傳入亞洲后，又出現了專門投資于基礎設施項目的“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經過不斷演變，這幾類基金形式組成了現在所謂“產業投資基金”概念的外延。 2006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中國私募股本市場國際研討會上發言稱:“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是把富人的錢籌集在一起，投資于未上市的股權”，她的表述是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PE)的典型性描述。私募股權投資在交易實施過程中附帶考慮了將來的退出機制，即通過上市、并購或管理層回購等方式，出售持股并獲利。

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是證券投資基金的一種集合證券投資方式。它通過發行基金單位，匯集投資者的資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運用這筆資金，從事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投資。投資者與基金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是證券投資基金的兩種基本運作方式。私募則意味著這類基金以有限合伙人方式,只能通過私下定向募集股份。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與私募證券基金的區別在于私募股權投資相對于“公眾股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于未上市的公司股權,這里的“私募”指的是所投資公司為未上市的“私”有公司;而私募證券基金主要是指通過私募形式，向投資者籌集資金進行管理并投資于證券市場(多為公共二級市場)的基金，主要區別于共同基金（mutual fund）等公募基金。私募證券基金的投資產品，是以二級市場債權等流動性遠高于未上市企業股權的有價證券為投資對象。在美國,私募股權市場出現于1945年,參與其中的各家基金表現始終超過美國私募證券投資市場的參與者。

民資私募基金的發展趨勢

資本流動的實質在于保值和增值，資本流動方向以產業投資為基石、以市場投資為導向。目前，國家大力提倡民間資本進入產業投資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資本投資市場，為民間投資開拓了全新的局面，為民間投資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未來的民間資本，必將以合伙制私募基金的形式長久存在和發展下去。以下三個方面不可避免地成為近階段民間資本家需要慎重思考的重點:

首先，整合產業將形成細分產業鏈中的產業龍頭，搶占這些行業龍頭，為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鋪路搭橋。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現代高科技產業，都有自身發展的空間。國際私募基金的投資行為中, 英聯、霸菱投資了蒙牛、李寧，華平基金給國美投資1.5億美元等，都是以傳統產業為主;聯想控股為實際投資人的廣源傳媒，是一家生產3G通信列車電視技術為主的高科技企業，獲美國私募股本基金蓮花注資1600萬美元。

其次，融合資本，梳理民間資金流動方向，倡導先行理念，為證券投資基金的創立積蓄力量。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的中星資本在對青島軟控（002073）實施了五年的輔導和支持后，已使后者在深圳中小企業板成功掛牌上市;浙江的網盛科技也以“中國第一概念股”成功登錄資本市場。可見證券市場是民間資本流動的重要領域。索羅斯在1995年投資海南航空約2400萬美元，取得14.8%股權后，又于2005年10月對中國海南航空增加投資2500萬美元。

最后，有效跨接，把握產業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規范出入制度，全面服務于產業投資市場和證券投資市場的對接。 被稱之為“美國總統基金”的凱雷投資集團, 管理著總額超過 89 億美元的資產，旗下共有 26 個基金產品。按照計劃,凱雷收購徐工機械50%的股權,徐工機械則持有徐工科技19367.94萬股國有法人股，并通過控股子公司徐州重工持有徐工科技4103.15萬股境內法人股，合計約23471萬股，約占徐工科技總股本的43％,僅僅通過徐工科技的10送3.1的股改對價方案,凱雷投資集團就可以獲得直接賬面價值1.8億人民幣。

若按照凱雷投資對徐工科技的下一步包裝上市計劃,一旦徐工機械在美國證券市場成功上市,其產業投資與證券投資的市場對接,就使凱雷獲得更大的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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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指出，2011年將重點關注提升市場效率、推動基金法修改等工作，“建立適當的私募基金監管制度”。

這是自2004年私募基金規模發展以來，監管層首次在相關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將研究規范私募基金的制度安排。業內人士普遍猜測，國內龐大的私募基金在2011年有望迎來實質性的“陽光化”。

私募潛行

長期以來，在公募基金由于政策支持而實現超常規發展的情況下，私募基金卻一直處于“灰色”地段――不公開的報表、飄忽不定的投資風格、靈活的操盤手法，以及遠超公募基金的高額收益率。

雖然身份模糊，但并沒有影響到私募基金發展的突飛猛進。

好買基金研究中心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國內通過信托平臺發行的證券投資類私募基金已達614只；私募管理公司的數目為242家；私募基金公司的從業人員已超過了3000人；陽光私募的資產管理總規模已達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2010年國內股市表現疲弱不振，但私募證券基金的業績表現卻可圈可點。數據顯示，具有持續業績記錄的587個私募證券信托產品2010年全年平均收益率為6.4%，跑贏市場18.91%，也跑贏股票型公募基金3.39%。

目前，國內的私募資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遼寧和江蘇等地，以私募股權基金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為主。“在各省會城市，公開的陽光私募基金只有一兩家，但私下的民間私募基金卻至少有十來家。”一位在華東某二線城市從事私募基金投資的人士說。而江浙、廣東一帶還囤積了大量的游資，在行情漸起之時“重出江湖”，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強北弱”的格局。

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的運作模式大致有四種。

承諾保底，即基金將保底資金交給出資人，相應地設定底線，如果跌破底線，自動終止操作，保底資金不退回。嚴格意義來講，承諾保底不是真正的私募基金。

接收賬號，即客戶只要把賬號給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戶可自動終止約定，對于盈利達10%以上部分按照約定的比例進行分成。這種類型大多針對熟悉的客戶，或者大型企業單位。一般屬于地下私募基金，不受法律保護。

第三種是投資人以股權的方式成立投資公司，聘請基金經理進行投資。自2007年6月《合伙企業法》生效后，這種類型的基金開始發展。

還有一種是信托基金，2005年在深圳開始出現“陽光私募”，即通過信托公司募集資金，銀行進行托管，通過私募基金公司運作的投資基金。是目前唯一合法的私募基金類型。

信托賬戶掣肘

國內私募基金目前主要以陽光私募為主，其2000億元的規模已經成為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2009年7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突然暫停信托公司新開設證券賬戶，至今仍未有重新啟動跡象。“現在私募想要發行只能采取購買信托賬戶的方式，目前信托空賬戶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此前開設的多余的老賬戶，二是陽光私募到期清盤后閑置的賬戶。”一位私募基金公司的人士說。

雖然各種類型的陽光私募發行量在2010年再次創了一個新高，但現存的為數不多的信托賬戶已經成為掣肘國內私募基金持續發展的一大障礙。老賬戶日益稀少，信托賬戶的叫價越來越高，發行產品的成本越來越高。再加上對信托產品規模成立與投資顧問公司資歷的要求等問題，導致部分私募基金公司的新產品發行計劃被延期或者擱置。

私募排排網研究中心調查顯示，53.33%私募表示停開信托證券賬戶對他們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對公司規模的擴大有比較大的限制。

“有限合伙模式因能解決目前賬戶問題，而一度成為業內焦點，但由于其高稅收、進出問題等因素，有限合伙并未能如大家期盼的那般快速而大量的為陽光私募業注入新的血液。”私募排排網研究員田密表示，“修訂后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可能將私募基金納入監管范疇，對私募基金的組織形式、監管要求、合格投資者等做出切實規定。屆時，信托平臺可能將不再是私募實現合法化的唯一渠道。”

業內人士指出，在信托賬戶停開的限制下，私募產品數量仍然快速增長，反映出私募行業的市場潛力巨大。若《證券投資基金法》修改后將私募行業納入，私募發展將會更迅猛。同時，如果具體監管措施出臺，龐大的地下私募可能會逐步走向陽光化，私募行業發展或將迎來井噴行情。

適度監管成共識

長久以來，國內關于私募基金的法律規定和相關原則都比較模糊，一直沒有形成一個規范和明確的司法解釋，導致大量的私募基金在合法與不合法的邊緣上游走。雖然在《證券法》第11條中有一個相關的原則性規定：“非公開發行證券，不得采用廣告，公開誘勸和變相公開方式”。但與日益壯大的私募基金力量相比，這些規定仍顯得相當單薄。

目前，以信托產品形式募集的陽光私募基金在投資頭寸、資金監管等方面的監管權在銀監會，而私募股權基金雖無明確監管部門，但多數均尋求在發改委備案。

《證券投資基金法》編立之初，監管機構曾考慮將私募、PE等形式的投資基金納入其中，但最終僅涵蓋了公募基金，在原定的法規名稱《投資基金法》前也加上了“證券”二字。事后來看，私募基金監管的重要性不斷彰顯。

“私募基金這幾年來主要是借助于信托公司的合作把它變成陽光化了，但這不是制度化。我一直主張私募基金要納入監管體系、納入立法體系。”君澤君律師所管理合伙人周小明表示。

2010年12月4日，在第一屆“上證法治論壇”上，尚福林表示，證監會將配合立法機關全面修訂基金法，特別是要適應私募基金發展的現實需要，借鑒國際監管經驗，按照統一監管標準，防止監管套利的原則，建立適當的私募基金監管制度，為資產管理業務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

近兩年來，管理層對券商理財、基金一對多、一對一專戶理財逐步放開。券商理財和基金專戶理財，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私募性質。只是發起人屬于國有性質，同時操盤的團隊也是獲得證監會相關資質的證券從業人員，這些屬于監管范圍的理財產品，其運作方式和私募基金并無太大區別。

“種種跡象表明，管理層對理財方式的探索已經逐漸拓寬，私募基金真正意義上的陽光化成為一個必然的結果，而這次管理層提及的建立適當的私募基金監管制度，則是私募陽光化的一個前提。”一位接近證監會的人士表示。

“招安”私募

2011年1月中旬，《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的征求意見稿下發至各基金公司等相關機構，征求各方意見。此次修訂草案中，最大的亮點就是把私募基金納入監管范圍，符合條件后，他們也可以開展公募業務。

《修訂草案》中，為私募基金開辟了一個新的章節――第十章“非公開募集基金的特別規定”。

該章節中，第七十五條之一“通過非公開方式募集基金，運用基金財產進行股權、股票、債券等證券及其衍生品投資，適用本章規定”。

除了“非公開方式募集”，2003年《證券投資基金法》中的“證券投資品種”也在第二條中被擴充為――“證券投資，包括買賣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權、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投資品種。”

“所謂的陽光私募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都被基金法納入監管范圍”，業內資深人士表示，私募只是一個大概念，目前只是將符合一定條件的私募基金納入監管體系，而且還是分類進行管理。

有市場傳聞，經過此次修改后，之前沒有被納入監管的私募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風險投資基金(VC)、券商集合理財計劃、信托投連險等，均被納入監管體系。

但是，也有私募人士表示，“聽說PE方面，由于發改委不同意，就沒有放進去。”

修訂草案中，第七十五條之十三規定，“經注冊的基金管理人，其股東、高級管理人員、經營年限、基金資產規模等符合規定條件的，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規定和審慎監管原則批準，可以從事公開募集基金管理業務。”

“總體來說，私募還是比較草根的”，該私募人士表示，但至少，目前排名靠前的近20家私募基金，對此還是很關注，并有長遠打算。

另有基金人士表示，對私募基金的監管剛開始推行，這是一個需要逐步完善的復雜過程，“但監管私募基金，對市場來說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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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在這里更準確的定義是――定向募集的證券投資基金，始終是中國證券市場里較神秘的一股力量。對于它的規模，學界有過各種估計，稱其盛時應不少于7000億元，但從未有人真正了解其廬山全貌。與從2003年開始規模不斷膨脹的公募基金不同，它們曾經有過繁榮時翻云覆雨的快意時刻，也有過熊市中人走樓空的蕭條情景。

“做信托公司開放式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投資顧問，可能是私募基金至今所獲得的最合法的一種模式。”趙丹陽說。

趙丹陽于2004年2月與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稱深國投）、國泰君安（亞洲）合作，首推“深國投赤子之心（中國）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在股市一片哀鴻之際，當年逆市而上，在大盤深跌26％的背景下，取得14％的收益率。雖然其最初規模僅千萬元，但良好的業績使得這一計劃又連續發了好幾期。

迄今為止，趙丹陽與深國投、平安信托合作管理的基金規模約為三四億元。

存在的理由

“赤子之心”的運作模式，被證明是一個在現行法規條件下的可取方案，并有可能借助信托公司的金融牌照和托管行的服務提升規范運作的形象，只要業績好即可有效擴大規模，因而受到私募基金界的關注和效仿。

目前，按此架構推出信托產品的，僅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平安信托投資公司（下稱平安信托）。“我們的角色就像是工廠，給客戶提供不同的產品組合。”平安信托總經理童愷說，“我們會挑選一些最好的基金管理者來合作。”

所謂合作，名義上是延請類似趙丹陽這樣的管理者擔任開放式證券信托計劃的“投資顧問”；實際上，信托計劃書載明，只有“投資顧問”――如“赤子之心”計劃中的趙丹陽――簽字確認的交易指令書，信托投資公司才會據此操作，這樣的投資顧問實質就是基金經理。

目前，深國投旗下的開放式證券投資信托計劃包括赤子之心、天馬、明達投資、億龍中國和景林穩健；平安信托則有Pureheart中國成長、平安價值投資、LIGHTHORSE、曉揚中國機會等，其中部分信托計劃都還在發行中（參見“新私募基金一覽”）。

這些信托計劃數量不多，規模尚小，但投資顧問們的背景形形。其中有投資界的知名人物，比如曉揚投資的楊駿、天馬資產管理公司的康曉陽，分別是君安證券的前總裁和副總經理；有歷經市場起伏存活至今的“某某系”代表，如億龍中國的投資顧問來自上海涌金投資咨詢公司旗下的涌金資產管理公司；有從長于“專戶理財、保底收益”的傳統私募基金轉型而來的新私募基金，如明達投資的劉明達；也有白手起家自成一派的新生代基金經理，如趙丹陽；甚至開始有海外背景的基金公司加盟其中，如平安價值投資的投資顧問是香港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惠理在香港管理的基金超過20億美元。景林的投資顧問為上海景林資產管理公司，此前主要投資香港市場，管理基金規模也高達幾億美元。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曾在內地證券市場低迷期轉戰香港市場――這也是他們能夠在市場上存活至今的主因之一――現在則大舉重返內地。除卻這些領銜者，這些投資管理公司團隊中，還多有來自公募基金的明星經理人和研究員。

到目前為止，開放式證券投資信托產品這一架構，在很多方面與公募基金相似，如不設保底收益、有托管行、定期（一般是半個月一次）公布凈值、封閉期（一般為一年）結束后每月有一到兩次的開放日供贖回和買入等。

不同的是，這類產品服務于高端人群，認購額起碼在50萬元以上；且運作方式和激勵機制更加靈活，投資顧問所收取的費用除了管理費（一般在資產額0.25％-0.5％左右），還包括以特定受益人的身份和信托公司一起享受利潤分成（一般是20％）。

“必須把業績做到比最好的公募基金還要好得多，這個商業模式才有存在的理由。”楊駿說。

何為風險

在規模上受到信托產品每期200份的嚴格限制，目前這些基金尚處于起步階段，還需要以穩定和長期的業績來贏得信賴，且不能向投資者做任何公開的推介活動，因此，規模上不大且很難爆炸性增長。這與公募基金動輒一個星期發上100多億元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語。

在深國托與平安信托已經推出多只開放式信托產品時，其他信托公司效仿者無幾。原因之一，是對于不作收益保底承諾的基金市場競爭力存疑；其二，過去五年中國證券市場熊市中，消滅了太多集合理財機構，各方心有余悸；其三，有同業認為，這一結構安排雖然合法且透明，但是對信托公司來說存在相當風險，因此仍持觀望態度。

所謂風險，首先是如何確定合格投資人的邊界。中國仍未有關于“何為合格投資人”的法律定義。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證監會有關部門希望以法規形式定義合格的投資者，比如年收入至少50萬元、資產總額200萬元以上、基金認購額為50萬元以上等。據悉，這一規定最早有望于今年底推出。

與界定合格投資人問題相關的，是對投資者“買者自負”的風險教育。信托投資公司在操作上，仍缺乏對合格投資人的可靠鑒定程序。開放式證券投資信托產品雖然至少都是50萬元起步，但參與認購的自然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承受風險？一旦美麗的愿景成為泡影，投資者是否會重回熟悉的“上訪之路”？

一家位于上海的信托公司高管告訴記者，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要開展這一業務，應當首先詳細了解投資人的資產狀況甚至風險偏好，充分揭示風險，投資人、信托公司、投資顧問、律師都應在場，“并有錄音為證”；悖論是，他亦承認，如果真的按此操作，則很可能無法募集到足夠資金。

更大的風險，則來自難以防范私募基金經理利益輸送。一位證監會官員向《財經》記者表示了擔憂。他介紹，證券監管部門對市場的監控通過交易所進行，但證監會無從對私募基金們本身實施監管。開放式證券投資信托產品由信托投資公司發行，銀監會承擔一定監管之責，卻對市場交易缺少監管手段。

不過，也有意見認為，利益輸送與基金出身私募公募并無必然關系，這一現象在受到嚴格監管的公募基金中也并不罕見。相反，私募基金激勵機制較為合理，更有動力抑制這一行為。淘汰犯規者，主要需要市場形成競爭，并保持開放的結構。

法律真空

據了解，在深圳的這一新私募基金群落受到了深圳市政府金融辦和國資辦的高度關注，鼓勵兩家信托投資公司規范其在陽光下發展。一個現階段難以克服的障礙是，在這一架構中，信托公司承擔了較大的風險和責任。

從法律關系看，私募基金管理人只是“投資顧問”，他們雖然作出投資決定，卻并不在法律上對投資決定負責。信托公司才是法定的管理人，負責操盤、信息披露等很多職責，也承擔所有的法律風險。這要求信托公司有較強的管理能力、投資決策的判斷能力和自律精神。

也因為此，在“投資顧問”所分得的20％投資收益中，信托投資公司也要求分成，有的高達其中的30％。

這些風險彰顯了新私募基金們的生存空間仍然逼仄。他們的法律地位尚處未定狀態，運作成本高昂，目前以開放式證券信托計劃“投資顧問”形式存在，不過是“曲徑通幽”；這一行業的發展，還有待相關配套服務機構的專業素質更加成熟，以及第三方市場專業評估機構的成長。

對于私募基金的合法性和監管問題，始終存在法律上的真空。1998年出臺的《投資基金法》原有專章涉及私募，但最終不得不整章刪去，事實上成為公募基金法。此后，無論在監管層還是法律界，對建立私募基金法律框架的呼聲仍不絕于耳。最近的一次，是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將私募基金分為私募股權投資和私募證券投資兩種，并建議對私募證券投資可以采取監管備案的形式。

在海外資本市場上，以私募的方式募集并從事證券投資的基金種類，以對沖基金為主。隨著對沖基金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市場力量，美國證券監管部門也從以前放任自流的態度轉變到適度關注。

美國證監會（SEC）2004年末宣布，大多數對沖基金管理公司應在SEC作登記，報告主要負責人及背景的詳細情況、基金的投資策略，并向SEC檢查人員定期（通常是每隔幾年）報告賬目。但是，今年年初，美國一家聯邦法院已判決了美國證監會的這一決定，后者表示不準備上訴。

篇（8）

一、我國基金結構的改善

投資基金的結構就是協調基金相關利益方之間經濟關系的一套制度安排。契約型基金的相關利益方，包括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與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間的關系主要為信托關系，只是在不同的契約模式中存在不同的表現形式。契約型基金的結構包括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一是控制權的分配與行使，即基金資產的管理權、保管權和收益處分權在信托關系下，于基金相關利益方之間的分配。它主要解決三個問題:由誰通過何種方式代表分散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如何安排基金管理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安排基金托管人的權利與義務?二是對相關利益方的監督與評價，就是指如何監督和評價代行基金資產的管理權、保管權和收益處分權的相關利益方的行為，以確保其行為符合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同時解決兩個問題:通過何種機制保證基金利益代表人能夠獨立行使代表權并實現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以及通過何種機制安排實現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間的相互監督。三是激勵機制的設計與實施。其中，前兩者構成基金治理的核心與基礎。我國投資基金結構的現狀是:基金管理公司首先作為主發起人發起設立證券投資基金，然后作為發起人代表基金負責選聘基金管理人與托管人，并與之簽訂基金契約。而在我國目前的基金中，作為發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百分之百地成了自己發起設立的基金的管理人。因此，在契約成立后，基金管理公司又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運作基金資產。同時，由于基金持有人大會是由基金管理人召集的，所以基金契約的修改以及管理人和托管人的更換事宜實際上均掌握在基金管理公司手中。基金托管人的選聘雖然是由發起人決定的，但是由于基金管理人與發起人實際上為同一方，所以，托管人實際上是由管理人選聘的，二者是聘用與被聘用的關系。基金結構中各方的權利義務由信托契約(基金合同)和托管協議確立，基金管理人受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雙重監督。但從我國基金業的發展現狀來看，其實際結構存在嚴重缺陷，未能形成基金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相互制衡的金三角關系，不利于保障投資者權益。首先，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現有的基金治理架構中缺少持有人利益的實際載體，而直接由發起人代表持有人的利益，由于發起人本身的獨立性差，與相關各方又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因此很難真正代表持有人的利益。其次，發起人與基金管理人重疊。作為基金主發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同時又自聘為基金管理人，另由其選聘托管人，導致基金契約的簽訂幾乎成了基金管理公司的獨角戲，這種架構設置不利于基金管理人的盡責和對其監督，這也是目前招致較多批評和要求修改的焦點所在。但是，從《證券投資基金法》的立法動向(以二次審議稿為例)來看，立法有遷就和承認實踐中不當操作做法、且更為過分的意向，如取消了基金的發起人，由基金管理人直接發起設立基金，并自任管理人，選任托管人，基金持有人大會亦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于前述弊端，我們認為此結構設計大有探討之必要。從全球范圍來看，盡管目前公司型基金發展非常迅速，但是契約型基金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證明其結構仍有可取之處。因此，可以參考有關國家和地區契約型基金的具體做法，并從我國基金的具體情況出發，改善我國基金結構。按照目前有關國家和地區不同的基金結構，可以分為日本模式、英國模式和香港模式。1.日本模式。日本的信托型基金稱為證券投資信托。根據日本證券投資信托法第25條的規定，基金管理人受持有人委托，負責募集基金以及選聘受托人保管基金資產;受托人為信托銀行，主要職能是按照委托人的意圖計算和管理基金資產;受益人為投資者，依照信托合同的約定享有基金收益。在日本模式中，難以對基金管理人形成有效的制約，而且在實踐中也遇到了持有人利益受到損害時難以追究基金管理人責任的情形。日本模式在結構上存在與我國類似的架構性缺陷(如缺乏基金持有人的實際利益載體，管理人身兼數職以及監督權和管理權重疊等)，但是在實踐中卻得以順利運行，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相關的附加性結構(如監察委員會)的設置發揮了較為有效的權利制衡作用，從而部分地彌補了原有架構設置的不足。2.英國模式。按照英國1986年《金融服務法》第81節的規定，傳統信托法上的受托人職責由信托型基金中的基金管理人與基金保管人分擔，基金管理人是信托型基金的管理受托人，基金保管人是信托型基金的保管受托人，因此英國模式實際上就是共同受托人模式。由于管理人和托管人的權屬問題難以在法規中得到完全的明確，因此易于造成“一女二嫁”的兩難境地，二者的責任難以清楚劃分。3.香港模式。我國香港的信托及信托型基金當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保管人和受益人四種人。根據香港《單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則》，香港的單位信托首先必須委任受托人，受托人除承擔相當于基金托管人的職責外，更有權選聘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基金受托人履行基金管理職能，負責具體管理基金資產。在這三種人的關系鏈中，基金持有人委托托管人，托管人委托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雙重身份，即既是基金財產的受托人，又是基金財產的委托人。由于基金持有人不直接與管理人發生委托關系，基金管理人因失誤造成的基金財產損失首先要由托管人直接承擔監管不力的責任，這樣就為基金持有人增加了“保護層”。香港模式對我們的啟示在于，一是基金持有人應具有實在的利益代表載體，這個載體應當與基金管理人有效分離，從而在管理人和持有人之間架設一道保護的屏障;二是監督權應當和管理權切實分離;三是信譽度和監督能力是選擇持有人利益代表實體的主要條件。我們認為，為了切實維護投資者的利益，解決投資者利益主體缺位問題，應該明確投資人作為委托人的地位，將受托人的職責分別授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作為廣大投資人的共同受托人。為確保這一信托關系，可以考慮以下配套措施:1.結構創新—設立獨立的受托委員會。受托委員會應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其成員由基金發起人提名和任命，對基金持有人負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將由受托委員會選聘。基金持有人在將其資產委托給獨立的受托委員會后，就不直接干預受托委員會對基金資產的管理和運作，也不參與選聘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其監督制約權主要通過出席基金持有人大會來行使。當受托委員會有足夠理由相信管理人或托管人不稱職時，有權向持有人大會提議更換管理人或托管人，并有權就此召集臨時持有人大會作出決議，受托委員會還應按照所簽訂的契約向責任者追償委托人的損失。2.構建基金托管人與基金管理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關系。在投資基金管理中，保管和管理基金財產的職能分別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行使。兩者的權利義務在基金契約和托管協議中詳細列出，內容各不相同。為保證兩者履行各自的職責，彼此還有互相監督與核查的義務。同時，雙方有互相配合的義務。一方不作為，可能導致對方無法有效履行其職責。如:基金管理人不給出基金凈值的數據，托管人就無法復核;管理人不移送其代表基金簽訂的重要合同，托管人就無法履行保管合同責任。此外，托管人還需在規定范圍內監督管理人是否合規運作，如是否超比例持倉等。在這些配合與監督方面，如果一方沒有盡到義務，則需承擔連帶責任。3.健全基金管理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基金管理公司在投資基金結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其誠信程度和職業操守是基金規范運作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所以，獨立董事制、高級管理人員賠償制等應全面實施。

二、基金關聯交易的監管基金關聯

交易是指基金與其關聯人之間發生的證券買賣、資金借貸等交易行為。由于基金關聯交易的結果往往會涉及基金投資者的利益，基金關聯人也容易從中謀取私利，因此，關聯交易成為各國基金監管的一個重點。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基金的關聯人包括基金經理、基金股份或受益憑證的承銷商或分銷商、擁有基金5%或5%以上股份或受益憑證的人、基金投資顧問以及基金承銷商的董事、高級職員或雇員，還包括任何被上述關聯人所控制或與上述關聯人共同被第三者所控制的法人或自然人等。根據日本的《關于證券投資信托之委托公司行為準則的大藏省令》，基金管理公司的關聯人主要包括委托人公司的董事、現任及原任高級管理人員或雇員、主要股東，基金管理公司的母公司及其高級管理人員和主要股東，基金管理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高級管理人員和主要股東。在我國，基金關聯人表述為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發起人、基金管理人的股東等有重大利益關系的人。在處理投資基金的關聯交易時，美國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禁止，另一種是監控。美國基金法律絕對禁止基金向關聯人購買或出售關聯人自營的證券，禁止基金購買與基金經理有關聯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禁止基金貸款給基金經理或其關聯人。還有兩種行為并不為法律所禁止，但要受到美國聯邦證券委的嚴密監控:一是關聯人作為經紀人向基金購買或出售證券，并在買賣中不承擔市場風險;二是關聯人作為承銷商或分銷商向基金收取不合理的新股。日本法律則將對投資基金關聯交易的監管重點放在基金與基金管理公司(即委托公司)及其關聯人的關聯交易上。日本的基金法律明確禁止基金購買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董事持有的證券，但原則上并不禁止基金與其他關聯人進行交易，只要交易價格與通過其他經紀人成交的價格相仿即可。此外，禁止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相互進行交易。在我國，對基金的關聯交易區別幾種情況對待:一是禁止基金購買關聯人發行的證券。如《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禁止將基金資產投資于與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有利害關系的公司發行的證券。二是禁止基金之間相互投資。三是不禁止作為經紀人的關聯人與基金進行關聯交易行為，但要求這些關聯交易事項必須及時披露。如((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第一號—《證券投資基金契約的內容與格式(試行)》中規定，有“重大關聯事項”發生時，基金應當編制臨時報告并公告。《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第五號—《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指引》附件二的《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試行)》中規定:“如基金與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基金的發起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東等所有存在重大利益關系的任何關聯人，在報告期內已進行交易，則須分別列示該等關聯人的名稱及與基金的關系、該種交易的性質，及確認該種交易是在正常業務中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訂立的聲明。”“分別列示基金通過關聯人的席位進行投資的年成交量，及占全年成交總量的比例、支付給該機構的年傭金、及占基金全年傭金總量的比例，同時還須列示向該機構支付的平均傭金比率。”這種規定雖與日本法較接近，但與我國基金市場尚不成熟，市場秩序有待進一步規范的現實不相適應。當前我國對基金關聯交易的監管仍應以從嚴為原則。因此，建議《證券投資基金法》明確規定，基金不得投資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股東等利害關系人發行的證券，也不得買賣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股東等利害關系人承銷的證券;同時規定基金不得與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相互交易。

三、基金信息披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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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規定明確，基金運作透明和規范要求迅速提升。

    三、基金持有人話語權提升，基金經理市場壓力增大。

    四、管理人與托管人聯袂受托，基金托管人職責加重。

    五、各方權責系于基金合同，基金合同重要性日益凸顯。

    六、受托理財通道隱現，具體規定尚難浮出水面。

    七、信托制基金浮出水面，公司制基金留有余地。

    八、私募基金“摸著石頭過河”，路徑依賴仍將繼續。

    九、基金份額上市交易指日可待，交易規則由交易所另行制定。

    十、基金短期融資懸疑重重，政策選擇即將分曉。

    受托理財通道隱現具體規定尚難浮出水面

    券商受托理財已成定局后，基金公司能否同樣受托理財，爭議不斷。原《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組組長王連洲認為，現在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個人存在個性化的理財需求，基金管理公司作為專業化的理財機構，在資產委托管理業務方面具有優勢。直到目前，王連洲先生都堅稱，與其讓券商受托理財，還不如讓基金受托理財。但相反的觀點認為，基金已經聚合了巨額資金，如果再賦予其受托理財的權限，從而使其以微量的注冊資本，來運作過于龐大的資金，恐怕風險過高。爭議目前仍在持續。

    從立法慣例考察，為避免立法流產，立法極可能采取擱置的辦法，規定“基金管理人接受特定機構委托，進行證券投資的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這就為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受托理財提供了政策空間。不排除在《證券投資基金法》出臺后的一段時間里，基金管理公司受托理財的具體辦法就接著出臺。

    信托制基金浮出水面公司制基金留有余地

    1997年《暫行辦法》將基金按組織形式分為契約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中國內地現有基金都是契約型。基金的設立和運作，全賴于一紙契約，但完備的契約事實上并不存在，對于權責規定的漏洞，還需要法理基礎予以填充。從國際通行立法例看，契約型基金多依據信托原理來規范，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更是直接稱為“證券投資信托”。

    另外，中國內地目前雖無公司制基金，但由于公司制基金是國際上比較普遍的基金形式，而且其與信托制基金在治理結構方面多有差異，《證券投資基金法》還是會對其發展留下余地。因而，立法可能最終規定，“基金運作方式可以采用封閉式、開放式或者國務院（此處還可能是以”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替代）規定的其他方式。”

    這種原則性的規定，既為資本市場發展和金融產品的創新留下了余地，對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無疑也是長期利好。基金管理公司做大做強，將獲得寶貴的政策空間。

    私募基金“摸著石頭過河”路徑依賴仍將繼續

    基金采取公募還是私募的形式各有利弊。私募基金由于向少數特定對象募集，更能滿足客戶特殊的“量身度做”般的投資要求。而且，私募基金的投資更具隱蔽性，如果運作適當，投資收益率也會更高。正因為如此，目前中國內地私募基金已經達到上千億元規模。但同時，由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不完善和受政府監管較少，因而也潛伏著巨大的市場風險。

    最新的信息表明，權衡利弊之下，立法最終極可能對私募基金不作任何規定。但這是否意味著立法對私募基金持消極否定的態度？對此，王連洲的說法很具有代表性：“基金立法對私募基金不作規范，并不會影響私募基金的發展。雖然沒有法定的私募基金，但私募基金的存在如同事實婚姻的存在一樣，難以回避。”

    中國內地基金私募的經驗和規則，尚處于累積過程之中，部分事項甚至還處于試錯階段。如果將一些尚不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固定在剛性的立法中，難免過于莽撞。基于這一合理認知，立法者對私募基金采取了內斂的“綏靖政策”。私募基金“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依賴，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基金短期融資懸疑重重　政策選擇即將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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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千億的用于股權或證券投資的資金在市場中左沖右突，卻得不到有效監管，是讓人非常頭痛的問題。如此龐大的資金怎樣引導它，怎樣讓它在資本市場發揮作用，是當前金融監管層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灰色生存

“很多私幕基金經理并不承認自己的私募集金地位。”上海一家私幕基金一位姓劉的管理者曾經這樣告訴記者。他本人就不承認自己管理的是私募集金，但據了解他的人告訴記者，這位姓劉的經理手頭掌控著數千萬的資金，投資于股市，而這些資金并不都是屬于他個人的。

之所以不愿意承認自己是私幕基金，基本上就兩點原因，一是私募集金過去的口碑并不好。在很多投資者的印象中，中國證券市場上的私募基金基本上是“莊家”的代名詞。曾幾何時，中科創業、海虹控股、銀廣夏等市場強莊股的表現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經過短暫的“輝煌”之后，漫漫熊市，由于資金鏈出現問題以及管理、體制、市場等方面的原因，很多老的知名私募集金，也就是“莊家”，陸續陷入困境，繼而走向消亡。

2001年開始的熊市，一些私募基金雖然仍然頑強地活著，但是一些證券“工作室”，“投資顧問”以賺取交易傭金和收取顧問費為盈利模式的團隊和個人也號稱私募基金，在惡劣的市場環境下市場投資者對所謂私募基金開始出現嚴重的厭惡感。這個階段，“投資顧問”等同于“黑嘴”。這對立志做好私募基金的人士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目前大量的私募集金還處在地下，既缺乏法律的監管，也缺乏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國和私募集金最直接相關的法律――《證券投資基金法》――在立法的過程中最終刪除了關于私募基金的有關內容，因此目前私募集金連資質的審批，甚至備案等等都談不上，大量的中小型私募集金還完全屬于地下金融的范疇。

一位私募集金行業內的人士告訴記者，大部分私募集金都比較低調，只是向定向募集資金的人進行一些必要的宣傳和信息披露。目前僅有一些規模比較大的私募集金以投資公司的名義注冊，很多私募集金根本沒有正規的名分，只是靠個別管理者自己的名聲和信用來進行運作。

存在便有其合理性，王連洲告訴記者，盡管缺乏合適的法律監管，但很多私幕基金還是有信用的，只有有信用，并且投資手法靈活，私募集金才能夠得到投資者的認可，并發展壯大。

金色成長

通過記者調查采訪顯示，目前私募基金的資金來源渠道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基金發起人向定向募集者承諾一個保底的收益。例如，一些證券投資基金向投資人承諾投資固定回報30%，來吸引投資人將資金交給自己投資。嚴格來講，這種資金募集方式有非法集資的嫌疑，目前這種方式只能是完全處于地下狀態。

另外兩種方式分別是發行信托計劃和專戶理財的方式，通過這兩種方式，一些私募基金的運作已經走向了半公開化。

上海睿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振寧屬于最早在中國做私幕基金的一批人，1996年就管理著1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他告訴記者：“《證券投資基金法》中沒有給私幕基金地位，目前很多較大的投資公司采取和信托公司合作的方式，發行信托計劃，來進行信托投資理財。睿信投資公司就和一家信托公司聯合發行了證券投資資金信托計劃。”

李振寧介紹，采取這種方式是受到監管的，首先是信托公司要來查你的資質和以往的交易記錄，通過資質審查之后，信托公司才會和睿信合作，并且睿信也要出一些資金，投入這個信托計劃。募集的資金要匯入一個固定的銀行賬號，由銀行進行資金托管，由睿信公司來進行具體的投資運作。扣除固定分成和信托公司管理費之后，剩下的才是睿信公司的收益。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專戶理財，如某企業讓睿信進行投資理財，企業提供的資金仍然在該企業的賬戶上，由睿信公司進行投資運作。收益由雙方按事前談好的比例分成。

不管采取何種方式募集資金，不管是采取地下或半公開的生存方式，2005年以來，伴隨著空前的牛市，活躍在中國股市的各路私募基金賺了大錢。

從2005年6月6日股市見底的998.23點，到今年2月A股市場在2900點徘徊，上證指數已經上漲了193％。而去年上證指數全年漲幅130％，在眾多熊市套牢者解套的歡呼雀躍聲之中，很多私募基金的漲幅竟然超過了400％。

據上海某私募基金內部人士透露，2006年以來國內私幕基金整體獲得了豐收，上半年收益翻番的不在少數。下半年甚至有部分私募集金的資金收益率高達200%。這家私募基金目前的資金規模有2個億，即使按照收益20%的比例分成，私募集金的收益也頗為驚人，而且其運營成本非常低，公司僅有的幾個員工短短時間內身家飆升。

另一家私募集金經理告訴記者，他所在的投資公司在2006年2月份通過一家信托公司發行了一份“證券投資資金信托計劃”，募集資金總額達到了1.2億元。他所在的投資公司出資接近總額的四分之一。目前這份信托計劃的收益率已經達到150％。扣除支付給優先受益人4％的收益，再扣除給信托公司的托管費等相關費用，大約為總額的2％，剩下的收益就是私募的所得，讓這家投資公司賺了個盆滿缽溢。

“但是假如遇到熊市，通過發行信托計劃募集資金運作，由于杠桿放大效應，我們投資公司的風險也同樣會成倍增加。”這位基金經理表示。

資料鏈接：我國私募基金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天使階段。2001年之前，私募基金主要的運作方式是做長莊、做大莊，獲取暴利，這時候大家對私幕基金的態度可以用眾望所歸形容，這個階段是天使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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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及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基金已經成為了廣大投資者投資理財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我國基金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從1997年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到2004年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的頒布實施，再到2013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基金法，可以看出我國基金業的相關的立法工作也在不斷的跟進。從我國基金業的發展史來看，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為基金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成長環境。

我國的學者對基金業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例如，李文娟（2012）立足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觀察到我國現行《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許多內容缺乏具體的規定，這使基金產生了難以克服的自身制度風險。張濤（2012）從基金犯罪的角度說明我國對基金犯罪的規定與相關法條彼此銜接上存在諸多不足，應直接將基金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予以明確規定。徐翀（2010）就我國有關基金管理人利益沖突的法律法規進行了探討，并分別從關聯交易和基金管理費兩方面對完善我國的法制提出了政策建議。本文結合我國基金業發展的現狀和新基金法的內容，研究新基金法對我國基金業的影響。

新基金法的正式實施，對于我國基金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筆者認為新基金法對基金業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私募基金規模將大幅增長，我國直接投融資比例、機構投資者比例將提高。首先，由于新基金法賦予了私募合法地位，并對其實行有別于公募的監管模式，原先處于“灰色”地帶的大量私募將在新基金法實施后從“地下”走向“地上”。其次，私募基金相對于公募基金更加強調絕對收益，不像公募基金無論盈虧總能以基金管理費的形式獲取收益。它總是在絕對盈利的情況下才從收益中分得一杯羹，而如果虧損的話，由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本身持有一定的份額或擔任無限合伙人，首先承受虧損的是管理人的資金，因此更易獲得投資者的信任。私募的合法化解除了人們對私募身份上的顧慮，而私募本身的特點對投資者又極富有吸引力，必將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向私募，促進私募的大幅增長。第三，在我國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的情況下，如果扣除通貨膨脹率的影響，投資者把資金存放在銀行并非最好的投資渠道。擁有合法身份的私募基金將使投資者擁有了更好的選擇，私募基金擁有優越的智力資源及更專業、自由的投資決策體系，能給投資者帶來更好的回報，在這樣的情形下，將會有不少資金從銀行流向私募，從而促使私募的規模不斷擴大，提高我國直接投融資的比例。第四，個人投資者比例降低，機構投資者比例提高。隨著私募基金及公募基金的發展壯大，我國金融市場上個人投資者比例將大幅降低，投資者將更多的依靠機構來進行財富管理。機構投資者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市場的非理性波動，促進基金業的健康發展。

2.我國基金業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有利于提高我國基金業的國際競爭力。新基金法主要從兩個方面來促進基金業的競爭：一是降低門檻、放松管制促進公募基金的發展；二是將私募引入基金業的競爭平臺。首先，新基金法擴大了公募基金的投資范圍，除了可以投資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等還能投資于其他證券及其衍生品，有利于提高公募基金的盈利水平。其次，基金法放松了對基金從業人員證券投資的限制，為他們提供了更為寬松的投資環境。這將大大提高基金人才的投資積極性，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使基金投資的收益最大化。最后，私募的合法化讓私募基金能在原先只有公募基金一家獨大的基金業奪取一部分利益，私募注重絕對投資收益的特點相比于公募注重產品規模的特點更有利于吸引廣大投資者，公募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改善自己的投資策略與服務，從而不至于在競爭中落敗。公募與私募的競爭，能使我國基金業更加規范化和職業化，將吸引越來越多的機構參與財富管理行業，各機構參與者在競爭中發展壯大有利于我國基金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水平的提高。

3.基金的組織形式將更加豐富，有限合伙型未來有望成為我國基金的主要組織形式。新基金法豐富了基金的組織形式，我國基金可以采取公司型、契約型、合伙型等組織形式。相比于公司型和契約性基金，合伙型基金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將成為私募基金未來發展的主要組織形式。首先，公司型私募基金存在雙重納稅的情形，公司層面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自然人投資者層面要再繳納投資收益的20%的個人所得稅。而根據《合伙企業法》的第六條規定，合伙企業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繳納個人所得稅；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繳納企業所得稅。這樣合伙型基金就避免了公司型基金所出現的重復征稅問題，相同情況下投資者自然首選合伙型基金。其次，信托型基金存在雙重委托關系，即私募基金與信托公司、投資者與私募基金的委托關系。雙重委托關系直接導致信托契約型基金的中介費用過高，降低了投資者的收益率。而在有限合伙制中，只有一層委托關系，且有限合伙企業機構設置簡單、權責分明，普通合伙人能相對獨立的做出決策將極大地提高企業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綜上所述，合伙型基金有著明顯的優勢，它具有較低管理成本和更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人才，未來有望成為我國私募基金的主要組織形式。

參考文獻：

李文娟，2012：《試論我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劉靖華，2012：《從陽光私募透視我國私募基金的發展之路》，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孫姬，2012：《淺析修訂》，《時代金融》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