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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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F01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11-0131-03

[作者簡介] 蔣意春，江西宜春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宏觀經濟學；

李春茂，江西宜春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地方政府管理理論、區域經濟。(江西 宜春 336000)

一、我國現行低工資政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低工資政策，而且增長緩慢。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網站上可以查詢到《2005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月最低工資標準》，據統計顯示：在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的最高類別中，最高的標準為690元/月，包括的省市有：上海、江蘇、深圳，最低的最低工資標準為甘肅省的340元/月；而在歷年所有最低工資標準中，最低的為2003年黑龍江制定的235元/月。而且，2006年4月22日，有關單位在北京大學舉行了一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討會，會上，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更是一語驚人地說“全國沒有一個省市的最低工資達到國家要求，即當地月平均工資40%-60%的標準。”中國當前制造業的勞動成本大致為美國的5%，韓國的10%，中國臺灣的20%和泰國的60%。可見，我國的工資標準是相對低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促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并在隨后成為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最為重要的經濟資源之一，客觀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低工資政策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首先表現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動蕩加劇。隨著GDP的快速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顯著的提高，如下崗工人和大學應屆畢業生收入明顯下降，在近年的勞動力市場，甚至還出現了諸如“零工資就業”這樣的職場現象。與此同時，許多用人單位卻通過拼命榨取勞動力應有的社會價值迅速暴富；其次表現在勞動者收入低下，生活質量缺乏保障，不利于勞動力的再生產。由于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害怕再失業，他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低工資、低保障的就業條件，工人的合法權益缺乏保障，工傷事故時有發生；再次表現為國內市場需求不旺，增長乏力，國外市場又面臨“反傾銷”危險，國家經濟增長缺乏強勁動力與扎實基礎。

為什么經濟學家們倡導的低工資政策不能帶來投資的增長，不能擴大就業?為什么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仍是粗放型的經濟模式，產業升級換代停滯不前?為什么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并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得到提升?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學術界的廣泛研究。

二、當前中國工資制度之解說

早在19世紀就論述了勞動力價格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盡管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實質，但是原理作為一套嚴密的科學體系，其中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闡述到現在仍有重要的參考和應用價值。

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休止追求，即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內容和目的，是資本主義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逐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表現為：生產規模的擴大，企業內部實行周密的分工協作；生產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日益加強；國內統一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資本家之間為追逐利潤展開著殊死的競爭，在市場這條無形鞭子的驅使下，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家拼命加快資本積累和集中，擴大生產規模，資本家經常地把勞動力價格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使勞動者陷入失業貧困的境地，制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

事實上，馬克思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實質上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如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的目標就是追逐利潤的最大化，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各個企業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避免被市場競爭淘汰的危險，以價廉物美的商品占領市場，也要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擴大企業生產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勞動力成本成為我國企業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徑。

又在論述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中說：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對抗性的分配關系，限制了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長。資本家為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總是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力圖把工資限制在僅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范圍之內。這樣，在社會生產無限擴大的同時，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卻相對縮小。這一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導致生產和需求的嚴重脫節。當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勞動人民購買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銷路時，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使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條件遭到破壞，從而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告訴我們，生產與需求是一種矛盾的關系，勞動者既是商品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如果消費者收入偏低，購買力不強，生產的商品就銷售不出去，生產與需求的嚴重脫節，制約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最終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可見，低工資政策是把雙刃劍，它可以為企業節約生產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競爭力，但同時由于工人收入偏低，購買力不強，因此產品很難銷售出去，如果生產和需求嚴重脫節，當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勞動人民購買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銷路時，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使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條件遭到破壞，從而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如果工人的收入增加的話，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提高，勢必影響企業的競爭力，但又可以為企業產品的銷售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因此，收入水平應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太低的工作標準從長遠看不利于生產的發展，甚至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此外，過低的勞動力價格會造成貧富差距拉大，認為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存在人口過剩與資本過剩的矛盾。“一方面有大量的過剩資本不被用于生產，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過剩人口處于失業狀態”，“它們處于矛盾的兩極上：一極是失業的工人人口，另一極是‘失業’的資本”，“資本主義積累規律造成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國現階段，根據官方的數字，2005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多數學者認為這一數字偏低，有學者估計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計算在內，我國失業率在17%以上，不計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鎮失業率也在10%以上。而與此同時，我國銀行存款余額急劇上升。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8.72萬億元，同比增長18.95%，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達到141050.99億元。一邊是失業率居高不下，一邊是大量的資金被閑置不能用于生產性投資，勞動力價格與勞動力價值的過度偏離，不僅不能擴大就業也不能擴大投資，對經濟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三、邊際分析方法的實際應用

生產與需求的關系也可用邊際分析方法來解釋，如圖2所示：MSC為勞動力成本即勞動者的收入，MSB為產品產量即企業競爭力水平，隨著勞動力成本的增加，產品產量和企業競爭力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也意味著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勞動者收入增加隨之購買力也增強。

假設：某國內市場勞動力單位成本為Q1，企業所需成本很低，因此企業可以雇傭更多的工人從事生產活動，產量可以達到P2。在低勞動力成本條件下，企業將賺取超額利潤，即(B-A)的收益。但是勞動者的收入也很低，因此勞動者只能購買P1數量的產品，(P2-P1)數量的產品無法在本國市場銷售。由于產品成本很低，因此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很強，如果沒有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反傾銷等措施的限制，產品仍能全部銷售出去，企業將迅速積累巨額的社會財富，從而拉大貧富差距。隨著勞動力成本即勞動者收入的逐漸增加，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和競爭力也逐漸減小，企業積累財富的速度也逐漸降低，貧富差距縮小，如果相交于E點，達到一種均衡狀態，即勞動者的購買力剛好能夠購買企業所生產的全部產品。根據帕累托的理論所說，“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可以使其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滿足這樣一種條件，即每一種物品(或服務)的社會邊際效益均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那么它就是一種最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國家經濟可以健康穩定的發展。如果勞動力成本進一步增加(達到Q1)，超出了企業的承受能力，那么人們的購買力將很強(P2)，而企業因為雇不起工人使產量下降(P1)，人們將無商品可以購買，如果企業繼續生產的話，也將出現(D-C)的虧損。

當然，這僅是宏觀上的理論推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生產與需求的關系還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市場環境、固定成本的高低、企業間的競爭、產品的更新換代、先進的生產設備的發明、科學技術的應用等等。如國家對某項產業實行稅收和銀行信貸等優惠政策，則該產業即使勞動力成本很高仍可以快速發展；如果某一產品的固定成本很高或者它是稀缺資源，即使它的人工成本很低，它的產量也很難提高；而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產量；企業也可以通過提高質量，降低數量，樹立品牌的方式提高市場競爭力；由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國內生產的過剩產品要想全部銷往國外不太可能，如果國內市場已經飽和的話將出現大量的積壓庫存。因此，生產與需求的關系存在一個變量，但從整個國家經濟宏觀角度來說一種健康的有效率的經濟制度應是按照這種曲線發展的，絕對的低勞動成本并不意味著優勢，只有勞動者的收入即購買力與產品的產量均衡時，國家的經濟才能快速穩定健康的發展。

根據以上推理，我國出現貧富差距拉大、鼓勵社會投資擴大就業措施成效甚微、國內市場萎縮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其實，低工資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優勢。當我國企業初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候，修改工資政策，提高工人工資待遇，擴大內需就成為必然。

四、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和諧發展的關鍵在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可以說，我國的低工資政策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勞動力價值的回歸成為眾多勞動者的心聲，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大課題。筆者認為，當前至少要做到以下幾點：(1)逐步提高工人工資收入，使工人收入回歸合理區間；(2)縮短工人勞動時間，強制實行8小時工作制；(3)完善失業、醫療保險等保障制度。這些措施都應通過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確保實行。

提高工人待遇增加收入有以下幾點好處：(1)可以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符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2)可以促進中部崛起和西部開發，推動中國東中西部共同繁榮。勞務輸出是中部和西部地區收入的重要來源，中西部勞務輸出的主要地區就是東部，因此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可以為中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收益，從而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3)可以逼迫企業放棄粗放經營模式，樹立品質領先的觀念。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將迫使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企業轉型，有利于我國產業升級，有利于提升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4)可以推動第三產業發展，擴大內需，擴大就業。也可以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容納能力，從而緩解我國就業壓力。

所謂的提高工人待遇會使外資企業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投資的說法是相當片面的。當然，我們應貫徹穩妥推進的原則，一方面要保證勞動力的價格與勞動力的價值不能有太多的偏離，人們的生活水平應當隨著經濟的增長有相應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因為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出現大面積的失業，影響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F4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2-0122-02

0　引言

競爭力是競爭優勢在資源市場和產品市場上綜合力量的體現。因此，競爭優勢是產生競爭力的基礎。從不同的競爭力主體考慮，競爭力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企業層次、產業層次和國家層次，各個層次的競爭力的含義是不同的。本文所要討論的是汽車企業的競爭力，即生產經營各類型汽車產品的企業個體競爭力。

伴隨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近幾年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2009年以來已經連續兩年成為世界第一新車生產和銷售國，汽車產業集中度不斷提高，產品技術水平明顯提升，已經形成了多品種、全系列的整車和零部件生產及配套體系。但是，與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相比，我國核心骨干汽車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仍然與國外大型汽車企業集團存在較大差距，企業規模和組織結構不合理、自主研發能力薄弱、產品結構單一、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等問題依然突出。

目前，國內關于汽車產業競爭力評價的研究較多，而針對汽車企業競爭力的評價以及如何在新的競爭環境下進一步提升我國汽車企業競爭優勢的研究還比較少。由于單個企業是構成產業的基礎，企業綜合競爭優勢的強弱將直接影響相關產業競爭力的高低，因此，結合汽車產業的特點，有針對性的研究汽車企業競爭力的評價方法及其關鍵影響因素，對于指導我國汽車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保證我國汽車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本文應用戰略成本動因理論研究了新競爭環境下汽車企業競爭力的特點，構建了基于成本動因理論的汽車企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通過設計調查問卷并應用AHP方法分析了影響汽車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為提升我國汽車企業競爭力提供有益指導。

1　戰略成本動因理論概述

戰略成本動因是影響企業戰略管理活動的成本動因，戰略成本動因分析是立足于企業長期競爭戰略的實現，研究對企業長期競爭戰略的成本構成和成本實施具有戰略影響的驅動因素。波特將其歸類為規模經濟、學習曲線、生產能力利用、相互關系、選擇時機、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政體等因素月。賴利在波特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戰略成本動因劃分為結構性成本動因和執行性成本動因，其中，結構性成本動因是指與企業基礎經濟結構有關的成本驅動因素，通常包括規模效應、整合程度、學習曲線、地理位置等，具有全局性、深遠性和不可逆轉性等特點；執行性成本動因指的是與企業作業執行程序有關的成本驅動因素，通常包括員工參與、質量管理、生產能力利用率、聯系等。

根據戰略成本動因理論可知，戰略成本動因就是基于戰略管理的需要對影響成本的各項關鍵因素進行分析，并將其貫穿于整個戰略管理的全過程，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分析方法是價值鏈分析、戰略定位分析和戰略動因分析，其中，戰略成本動因分析是戰略成本動因理論的基礎，主要包括動因描述理論和決策理論。該理論框架的構建也采用了由“選擇”到“優化”的邏輯順序，即首先確定影響企業戰略成本結構的重要因素，然后進行戰略決策和優化。

2　基于戰略成本動因理論的汽車企業競爭力影響因素分析

2.1基于戰略成本動因理論的指標體系構建根據成本動因理論和汽車產業的特點，本文結合新競爭環境下汽車企業競爭的特點，將影響汽車企業競爭能力的戰略動因分為兩層，準則層包含規模效應、縱向整合、技術創新和基本能力等四類指標，子準則層共選擇15個指標。

其中：①規模效應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包括企業整體生產規模、核心產品在市場中的表現，規模生產時的質量控制體系和生產能力調整程度等內容，本文通過產量、產品市場占有率、生產質量控制體系和生產能力調整速度等指標反應。②縱向整合主要反應汽車企業與上下游配套企業縱向一體化的程度，包括企業間的技術創新方式、合作模式、交易模式等內容，本文通過縱向一體化程度、互補性、專用性投資金額和交易成本等指標反應。③技術創新是汽車企業吸收、改進和應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的重要手段。隨著新材料、新技術的不斷出現，通過增強產品研發能力建設、擁有自主品牌、創造性的選擇和改進技術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本文通過產品更新速度、核心技術研發能力和R&D投入比率等指標反應。④基本能力是企業的基本要素，本文選取人員流動性、企業文化、企業信息化水平和服務柔性等指標。

2.2基于AHP方法的指標體系排序根據建立的指標體系，本文應用AHP方法計算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具體流程如下：

①設計調查問卷、評定標準和評估表格；②建立層次結構模型(見表1)，通過專家打分構造兩兩判斷矩陣，并計算層次單排序(見表2)；本次選取專家20人，其中，5人為系統工程專業背景，1Q人為會計專業背景，5人為企業管理專業背景。共發放問卷25份，回收20份，回收率80％。經過一致性檢驗，合格問卷為12份，有效率為60％。各有效問卷分別構成了獨立的完整的判斷矩陣。③計算層次總排序。

2.3關鍵影響因素分析從準則層指標的排序來看，對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影響程度的排序為技術創新>規模效應>縱向整合>基本能力。其中，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規模效應對汽車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提升具有深遠影響，已經成為當前汽車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體現。

從子準則層指標的排序來看，對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具有較大影響的因素中，企業核心技術研發能力(P32)的影響最大，其權重達到O.2312；其次是產品更新速度(P31)，權重為0.1631：第三位是產品市場表現(P12)，權重為O.1201；第四位為縱向一體化程度(P21)，其權重為0.0934。

3　對策與建議

汽車企業只有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斷形成并提升競爭優勢，才能保持持續的穩定發展。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術創新、規模效應、縱向整合和基本能力等對汽車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影響程度不同，本文在前述結論的基礎上，有針對性的提出了提高我國汽車企業競爭力的幾點建議：

3.1加大研發投入，加強研發中心建設，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提高企業整體研發能力，同時要加強企業研發人員的培訓和引進，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一支強大的科技開發隊伍，爭取從技術上拉開與其它企業之間的差距。

3.2加快新產品研發進程，不斷提升產品等級。隨著消費者購買力的不斷增強，對汽車產品的評價標準和使用需求也不斷發生轉變，價格、可靠性和品牌等傳統標準在未來消費者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將大大降低，環保、燃油經濟性、安全性、娛樂性、智能化和個性化等特點將日益成為關注的重點，而整合這些技術的中高檔汽車將成為未來市場發展的重點。因此，要求汽車企業一方面要加大新產品

的開發力度，建立起科學合理的開發流程，盡可能縮短新產品的開發、設計周期，提高新產品開發數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場調研力度，明確企業的市場定位，加快引入新材料、新技術提升產品等級，以更好的滿足消費者對個性化產品的需求。

3.3不斷提升企業綜合實力，實施以企業能力為基礎的重組整合，提升企業規模。汽車產業是資金、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規模經濟明顯，企業集中度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規模經濟效益低、能源消耗高、研發能力薄弱、無序競爭等問題，而目前我國汽車企業整體規模分散嚴重，資源配置不合理，規模效應不顯著，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綜合競爭力。由于當前我國大型汽車企業集團以國有企業為主，因此，一方面大型汽車企業和自主品牌汽車企業要不斷改革內部運營流程，增強企業內部的運營能力，實施以企業能力為基礎的兼并重組；另一方面，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要進一步加強在汽車企業兼并重組中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建立并完善以政府為主導的產業退出機制，鼓勵和扶持大型骨干汽車企業集團發展，通過稅前列支等稅制改革推動企業兼并重組。

3.4加快實施以整車企業為核心的-體化供應鏈協作模式。隨著消費者需求、標準法規及環境保護的日益嚴格，使得整車企業在產品研發、零部件供應、技術創新、銷售與售后服務等領域與上下游企業、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交流越來越密切，國外整車企業也已經開始通過吸收和利用消費類電子、信息通訊、智能交通、金融服務、新材料產業等領域的創新來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實力。因此，汽車企業應建立新型的產業鏈協作系統，一方面要積極延伸合作理念，加強與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流，積極尋找可外包其非核心業務的合作伙伴，共同解決產品開發與技術研發過程中遇到的關鍵問題，共同分擔日益提高的研發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汽車企業應著眼于充分利用其他行業的創新資源，開發跨行業合作平臺，實現跨行業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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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汽車產業的實證分析[D].博士學位論文，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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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方東美說：“通中國哲學之道,蓋亦多方矣！然余于是書,則獨采形上學途徑,欲以直探主腦及其真精神之所在。”他言明，自己探討中國哲學的向度是形上學，目的是把握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方東美認為，由于時代、民族的不同，人們對形上學的內容、形式、精神的理解是多樣態的，而他取其“多重義涵,不滯一偏”1190“形上學者，究極之本體論也,探討有關實有、存在、生命、價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為人類穎悟力所及者。”mM即人類智慧所能體悟或把握的有關實有、存在、生命、價值等的本體論。方東美把形上學分為三種形態：第一是超絕型態（Praeternatural);第二是超越型態（Transcenden?tal);第二是內在型態（Immanent)。

超絕形態的形上學認為決定存有的是外在于存有的一種力量，類似于我們常說的“外在實體’“外在超越”。這種超絕形上學深溺于二分法,觀待萬物帶有雙重影像,認為宇宙處處盡是二元對立o“凡借永恒法相而表現為純粹價值如真、美、善、義等,又與一切染漏不純之負值如偽、丑、惡、不義等相隔絕。詩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之妙言曰：‘善是天堂，惡是地獄。’……人,就其作為某一個體而言，亦剖成靈肉兩截，二者之間，抑又彼此互相沖突不已。靈魂為理性所止之地,故是善；肉體乃欲望沖動之源,故是惡。”這種形上學多存在于西方哲學中，其不良的理論效果是有損于自然界與超自然界之間的同一性和連貫性，同時有損于個人生命的完整性。

超越形態的形上學是典型的中國本體論方面否認外在實體的存在，認為無論何種實有、何種存在、何種生命、何種價值“皆絕不視為某種超絕之對象，可離乎其余一切自然元素與變化歷程而凝然獨存、悄然獨享某項秘密特權者”0021;另一方面不局限于現象界或現實界，而主張騰沖超拔、趨入理想勝境。所以這種形上學摒棄截然二分法,認為‘‘宇宙全體與生活其間之個人雍容浹化……是一種即現實即理想主義（即事即理論），或易言之,乃是一種即理想即現實主義（即理即事論）”121。這種形上學表現為兩個方向：一是超拔提升“據一切現實經驗之所與為起點……拾級而登……向往無上理境之極詣。”0122二是居高回視“‘提其神于太虛而俯之’，……憑借逐漸清晰化之理念,以闡明宇宙存在之神奇奧秘，與夫人類生命之偉大成就。

內在形態的形上學是相對于超絕形上學而言的，也是典型的中國本體論。所以中國的形上學可以說既超越又內在o‘裉據此派內在形上學，宇宙太初原始階段之‘本體’，實乃萬有一切之永恒根本（寂然不動）;然自宇宙生命之大化流衍行健不已而觀之‘本體’抑又應感而動，元氣沛發,遂通萬有，彌貫—切,無乎不在，無時或已（感而遂通）。本體實性,則滲入功用歷程（即用得體）。玄真本體,乃具現于現象界全域（即相顯體）。永恒法相，呈現為理性秩序，與時間化育歷程相齊并進（與時偕行）。如是，本體現象，契合無間，形上形下,澈通不隔。”0122方東美對內在形上學的解釋很像熊十力的“體用不二”論：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大海水全顯現為眾漚，眾漚即是大海水。本體雖然寂然不動,但它含萬理、萬化、萬德,感而遂通,顯發為用。也接近于我們今天所講的內在超越，在人類自身尋求自足的價值源頭。

蔣國保教授的概括，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方東美形上學的要領：“中外形上學從形態上分……為超自然（即超絕）形態、超越形態、內在形態。東方‘形上學’，與西方‘形上學’的區別，不在于是否承認世界存在著究極本體,而在于對該究極本體的存在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解釋。西方‘形上學’認為，究極本體……作為外在于世界的力量來決定世界的存在。與西方的超絕形態的‘形上學’相比，東方……超越形態的‘形上學’，_方面強調本體界與現象界的圓融無礙，另一方面又強調本體界在價值層面超越現象界,成為現象界所以存在的決定者。……印度形上學和中國形上學是相通的，但……中國形上學因為更強調本體界的‘內在性’而可以稱作‘既超越又內在之形上學’。‘本體界’……是相對‘現象界’而言的，超越是指超越現象界，內在也是指內在于現象界。

綜上，方東美研究中國哲學的向度是形上學，并對形上學作了自己的分類，為他進一步探討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奠定了基礎。

二、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理解向來見仁見智。方東美立足于中西印哲學的比較,概括出他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有機統_、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等。

(-)有機統廣大和諧。方東美用機體主義來概括之。從消極面而言,機體主義反對將人與物視為絕對的孤立系統而互相對峙,反對將千差萬別的大千世界轉化機械秩序,反對將變動的宇宙看作再無發展余地和創進可能的封閉系統。從積極面而言，機體主義“旨在統攝萬有，包舉眾類，而一以貫之……形成一在本質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攝、旁通統貫而廣大和諧之系統”0123。總之，機體主義反對對立的、機械的、封閉的宇宙觀，主張聯系的、統一的、圓融的宇宙觀。

(二）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內在于有機統_、廣大和諧的宇宙觀中。方東美指出，西方哲學在論人的時候往往把他與上帝、自然疏離開來,而中國哲學“其論人也,恒謂之德合天地,或性體自然。性天之道,存乎創造化育歷程,萬物一切，各正性命，以盡其性。人之天職，厥為參天地,盡物性，據乎德，發乎誠，黽勉以行,盡性而天,精義入神”。中國哲學強調人與天地、性與自然之間的內在關聯和交互滲透o‘需家、道家、大乘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等……其崇信‘混化萬物，一體同仁’之教，則初無二致。……此種‘萬物一體同仁’之情,存而養之，擴而充之，發揮極致，即為圣智圓滿”，體認天人合德不僅是入圣的路徑，甚至可以‘‘當下即圣”。

(三）雙回路向。方東美在解釋超越形上學時已經談到這個問題，認為這種形上學表現為超拔提升和居高回視兩個方向。他特別強調了超化的意義，說：“關于中國形上學之諸體系，有兩大要點首宜注意:第討論‘世界’或‘宇宙’，不可執著其自然層面而立論,僅視之為實然狀態,而應當不斷地予以超化:對儒家言,超化之,成為道德宇宙;對道家言,超化之,成為藝術天地;對佛家言，超化之,成為宗教境界。自哲學之眼光觀照宇宙，至少就其理想層面而言，宇宙應當是一大超化之世界。中國形上學之志業，即在于通透種種事實，而蘊發對命運之了悟。超化之世界，是一深具價值意蘊之目的論系統。”0134方東美認為，有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有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國哲學不是將它們分裂開來,而是統一起來，中國哲學以事實世界或現實世界為起點，但絕不執著于此，而是通過超化，把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統一起來，實現前者向后者的超拔提升。

(四）立乎中道。在談到心物關系時,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的特色是立乎中道、心物不隔。他指出，在西方,哲學系統不建立于物質，即建立于精神。哲學思想內容,乃游移于精神主義與唯物主義二者之間。在印度,凡超越系統皆尚精神，其俗界觀則從唯物。“然在中國，哲學家之待人接物也本中道。立乎中道,遂自居宇宙之中心,既違天地不遠，復與心物不隔,借精神物質之互滲交融,吾人乃是所以成就生命之資具。率性自然,行乎廣大同情之道，忠恕體仁,推己及物，乃不禁自忖：宇宙在本質上元是一大生命之領域,其中精神物質兩相結合體融貫。宇宙大全，乃是無限之生命界。中國哲學之悠久傳統，皆沿習‘生命中心主義’之途徑,而向前邁進發展。”03320立乎中道即是不偏于物亦不偏于心，而以人為中心把二者貫通起來。

(五）三才合一。方東美說：‘柏拉圖于其《對話錄斐德羅斯》篇中，追述乃師蘇格拉底盛贊依索格拉底（Isocrates)之言曰：‘斯人體內有哲學丨’克就典型之中國形上學家而論,吾人大可將該句倒轉,翻作‘其哲學體系之內有個人’，而呼之欲出者。問題之關鍵是：何等類型之人物、始配挺身而出，為中國哲學代言？……其人至少必須具備‘先知、詩人與圣賢’二重才性,集于一身,始足語此。”0129“蓋先知之最大關注,恒在于人類之命運及世界未來之歸趨;詩人雖向往未來幻境之福祉，然卻又往往逆轉時間之向度，回向過去,于過去黃金時代之畫幔上象其理想夢境，而寄托遙深;圣賢既屬道德高尚、力行實踐之人,恒欲申展時間之幅度,無論過去或未來，俱納諸不朽之現在之內，期于當下履踐,使其崇高理想充分實現,以求致乎其極,或庶幾乎？”131能夠為中國哲學代言的人應該是先知、詩人與圣賢二才合一的人，這也是方東美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知關注未來,詩人關注過去,圣賢把未來和過去納入現在。中國哲學是宗教、哲學、藝術、道德的融合體,涵容過去、現在、未來,只有集宗教、哲學、藝術、道德修養于一身者才有資格成為中國哲學的代言人。

(六）思想連續。方東美指出，有兩點應該注意到：一方面,就中國哲學的傳統而言，自先秦、兩漢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個共通點,借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究天人之際”。另一方面，無論是哪一派的中國哲學,借司馬遷一句話來說,就是“通古今之變”，無論是個人的、學派的或是產生自任一時代的，都表達出歷史的持續性，與其他各派的哲學思想發展彼此呼應，上下連貫,形成時間上的整體聯系。這兩個特點表現在中國學術上是有利也有弊o“利”是任何學術思想不能孤立于過去的已知條件之外，要兼顧當時的時代性以及未來的發展性,產生歷史持續性的效果“弊”在道統觀念,思想易受到道統觀念的束縛和支配。[419-20比較之，西方哲學的歷史關聯性不足,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獨特的思想系統,而中國哲學“通古今之變”，強調歷史的連續性,與其他哲學思想形成整體聯系。

以上，有機統_、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二才合一、思想連續就是方東美所說的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三、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

方東美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雖然也有通史性意義,但有論述的重點,所以在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上每個階段筆墨不均。總體而言,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上升的歷程，持的是一種歷史進化論的觀點。

(一)總歷程

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中國哲學史區分為“古代”(先秦)、“中世”（漢至嵐、“近世”（宋元明清)二大階段,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大階段,勞思光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初斯’“中斯’“晚期”三個大階段。方東美則以形象的方式勾畫出中國哲學發展的五大階段“以一句不規律、三節步之詩行喻表之,現為缺末韻格（catalectic)”虛線部分為第一階段，時間漫長，其源起及發展詳情俱不可考。據傳約經歷四千來年，無疑系屬上古洪荒時代（公元前5042~前1142),隱涵一套“原始本體論”，中國形上學之基調表現為神話、宗教、詩歌之三重奏大合唱。第一音步為第二階段，屬“揚抑抑”格，其重輕部分分別代表儒、道、墨三家所高度發展出的理論系統。這是有信史可征的一段神奇偉大之型成期，長達九個世紀（公元前1146~前246),系中國哲學創造力之最盛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時爭鳴，競為顯學。0124第二音步為第三階段,屬“抑抑揚”格,其中足以看出傳統儒、道兩家盈虛消長，終于逐漸讓位于大乘佛學諸宗。這—階段為中國哲學之吸收與再創期（公元前246~公元960)”經過一段漫長的醞釀、吸收與再創，最終形成具有高度創發性的玄想系統即中國大乘佛學。0124第三音步為第四階段,屬“抑揚抑”格，代表公元960年至今,為形上學之再生期，表現為新儒家三態，而俱受佛、道兩家影響o“吾人先后在新儒學（性、理、心、命之學）之形式中，次第復蘇中國固有之形上學原創力，而新儒學，亦多少沾染一層道家及佛學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為產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實主義型態、（2)唯心主義型態與（3)自然主義型態之新儒學。第五階段應該是中西哲學相互碰撞的時斯‘尚音節排列再更進一步,采缺末韻格,則余外之重音節部分，無疑顯指針對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攝納期。今曰學界之中，凡觀察敏銳之士，皆不難處處嗅到此種氣息焉。”0124以上，總體上把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歸納為原始期、定型與最盛期、吸收與再創期、再生期、吸收攝納期。

接下來談一下方東美與中國哲學發展歷程相關的未曾充分展開的一些問題。

(二）漢代哲學以及道教

方東美認為，秦漢從哲學方面來講缺乏創造力，“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風浸衰，其號稱一代祭酒者，固學者輩出，然俱非獨立之思想家。此段時期，少數哲匠不為雜家，即為批評家：前者如呂不韋、劉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輩中人即或仍談學論道（形上學），然其興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論及宇宙發生論為主題矣。通常雖多依原始萌芽科學（陰陽五行之說）為基礎，間亦訴諸詩意幻想。

但是，方東美對漢儒的治學方法是持肯定態度的。他指出，無論是從宋明儒本身的立場或是從以宋明儒“嫡傳”自居之現代學者的立場般皆認為漢儒之學一無是處:在學術上面是支離破碎,在方法學上面也是遠離正題。然而,今天我們來談漢儒,在思想史方面,盡管漢儒之“微言大義”不免于以雜家及陰陽家的思想栽贓到儒家正統思想之中，去歪曲它、誤解它，但所謂漢儒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學派，無論是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他們都有一個嚴正不茍的工作,就是所謂“解詁”，解詁的用意在于透過章句訓詁而還原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講到孔孟的學說,就從文獻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實講明孔孟的經典大義,而還原出那個時代的真正意義。從這一方面來看,漢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漢儒面對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從不敢茍順私意、亂發議論,盡可能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一分師承做一分文章。這在漢儒而言，叫做“師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講《詩?,魯詩有魯詩的講法，齊詩有齊詩的講法;講倜易》,魯學有魯學的講法,齊學有齊學的講法;其它諸經,莫不如此,是絕對不能亂講的。漢儒的這種精神成就是我們不能否認的。

至于道教,方東美否定的地方偏多。他指出，道教的思想本身就是駁雜的東西。戰國時它的思想是神仙家言、方士家言。西漢時再同道家思想的余波結合起來,后漢時才變成了一種偽托老莊道家哲學的道教。以后它又受了佛教的影響,所以它許多經典都是模仿佛經。這樣一個駁雜的東西,經過了中國學術的衰世。在佛教盛行于中國的時候，儒家無力反抗，還是道教打起中國文化的招牌與佛教周旋角力，方東美特別討厭張道陵之流對老子哲學的糟蹋，他指出，張道陵事實上是方士之類的人,在宗教方面屬于,在哲學上打著道家思想的招牌糟蹋道家的哲學。譬如張道陵說‘‘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把“道可道”解釋為早上吃了很美的早餐。這跟“道可道”有什么關系呢？而底下這句更不成話，‘‘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早上吃了很豐盛的早餐,到了晚上要排泄出來。這個打著道教旗號、推崇太上老君的鬼道,這樣糟蹋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這兩句話。再說“兩者同出而異名”，本來在老子里面有兩種斷句方法,一方面指有無同出而異名，有時讀做‘‘兩者同，出而異名”，但是鬼道的注解卻說：“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成精也。”這就越發不像話了，竟解釋成一方面小便，一方面泄精,就叫做‘‘同出而異名”。而“玄之又玄”，他說是‘‘鼻與口也”，這根本是不知所云。張道陵在注釋老子五千言時如此侮蔑老子的哲學思想，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事情。

(三）魏晉玄學

方東美認為，魏晉玄學的主題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結合起來,但每位哲學家的傾向并不完全一致‘可晏、王弼出，玄風復振,其旨則皆在調和孔老間之歧異,倡"貴無論’以釋道。……何晏崇孔,故援道入儒；王弼宗老，乃援儒入道。然兩氏同以‘致一’為其玄學探究之基本核心，則毫無二致。Km—rn方東美進—步解釋說,從王弼、何晏對儒家《周易》的詮釋中可以看出，上古以來兩支分道揚鑣的學術系統（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一引者注）到魏晉時期有了結合的企圖，比如王弼把儒家的系統落到道家的系統里去,而何晏要把道家的系統落到儒家的系統里去。

方東美還談到：裴顔與孫盛“前者崇有而抑無,蓋以絕對之無（至無）,于生命界無以能生，故為虛而非實,成性之道，無所用之。始生者，自生也;始有者，自有也,既非生之于無，亦非亡之于無.更非化之于無,而是唯一之本體、真實無限,即有顯用者也。后者則另據邏輯立場，推演老氏之主旨,概歸諸剌謬不通、自相矛盾者”01153;向秀與郭象“皆基于莊子哲學，一方面，視‘有’、‘無’二名，乃相待觀成：無不能生有,有不能還無。至于二者孰更為根本,實乃無謂之爭。

(四）道家哲學與佛學

方東美認為大乘佛學與道家思想有相同之處：“大乘佛學，則由其證得之慧境，靈光燭照而展現于吾人之面前者,是為上法界與法滿界；于是，時間生滅變化界中之生命悲劇感,遂為永恒界中之極樂所替代。夫惟如是,佛家之解脫精神，乃能無人而不自得,逍遙遨游于詩意盎然之空靈妙境。臻此境界,佛家之精神，即能當下渾然忘卻時間生滅變化界中之一切生命悲劇感,而徑與道家，尤其老子之精神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矣。”01154解脫、逍遙、空靈的精神境界是大乘佛學和道家所同有的。

方東美認為道家哲學對中國佛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王弼注《老》對般若哲學之影響，其著例也,觀乎道安及其同代諸賢情形，足見一斑。關于‘有、無’對諍，向有‘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之說。……當時中國佛學思潮，七宗競秀，然其玄學主旨，則端在‘本無’，倡‘貴無賤有’，與裴顔之‘崇有抑無’針鋒相反,適成對照。茲以降,佛、道攜手,形成聯合陣線,以對抗傳統儒家矣。”01156僧肇的“《般若無知論》及《答劉遺民問》字里行間，莊子之影響，豈淺泛哉”“道生在精神上酷似老、莊，主張‘掃相即以顯體;絕言乃所表性。’蓋謂究極本體,既非可得解于權言之窮，亦不可盡求諸假相之歸。

四、簡要分析

綜觀方東美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和發展歷程的闡釋,我們可以作出如下幾點分析：

(-)方東美對形上學類型的劃分基于中西哲學的比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但也有可以進一步厘清的余地。自“西學東漸”以來，中西文化發生了激烈碰撞。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并逐步深入地探尋著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學的差異,梁啟超、嚴復、、梁漱溟、馮友蘭、賀麟、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張岱年、任繼愈、馮契、蕭堇父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討了中西哲學各自的特征，多數人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是實用理性,倫理學發達,而知識論、邏輯學等相對薄弱。在對中西形上學特點的概括上,影響比較大的觀點是：西方哲學走的是外在超越的道路,把人類的價值源頭歸結為外在的力量;而中國哲學走的是內在超越的道路,把人類的價值源頭歸結為內在的心性。與此相關，西方哲學的思維偏向兩分法，注重分析；中國哲學的思維偏向統一性,注重綜合。上述觀點不知何人最早提出，但方東美對形上學的分類無疑表達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他所說的超絕形上學指的是西方哲學以分裂為特征、尋求外在超越的形上學，而超越形上學、內在形上學則是典型的中國形上學，以追求統一和諧為特征。這種宏觀的比較結論無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為我們把握哲學形上學的差異提供了重要思路。但從方東美對超越形上學、內在形上學的論述來看，二者的界限似乎不甚清晰，前者強調宇宙與人的統一性，主張超拔和規范的“即理想即現實主義”，后者強調本體內在于宇宙以及本體與現象的統一性,在強調統一性方面二者很難區分。方東美所說的內在形上學強調本體內在于宇宙，與通常所說的價值內在于人的心性還是有所不同的。

(二）方東美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理解觀點明確，前后統貫,體現了一種高貴和樂觀的哲學精神。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概括學界見仁見智，方東美的主要觀點是有機統_、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等,其邏輯主軸是統一和諧,類似于熊十力的“不二”。從方東美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概括中我們可以體會出一種高貴樂觀的哲學精神，這與方東美對哲學功能的理解有關，他說：“偉大的哲學思想可以改造世界。它不像近代許多存在主義的思想家們，不僅是在那個地方演悲劇，而且是演雙重悲劇！甚至演三重悲劇！重重悲劇下幕以后，依然是精神局促于現實世界中，心靈不能超脫解放，埋沒在這個

篇（4）

目前中國的兩大循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一個循環：以前中國制造業靠出口歐美尤其是美國辛苦賺錢，然后用這筆錢購買美國國債。美國人借了我們的錢后，購買我們生產的東西。這是一個資金循環。這個循環未來很難持續或者擴大了。因此中國政府會更加注重國內消費。

第二個循環：以前老百姓有錢主要是存入銀行，銀行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尤其是政府，政府拿錢進行基礎建設，然后通過把土地賣給開發商來償還貸款，開發商建房子后再賣給老百姓。這是另一個資金循環，這個資金循環現在也開始面臨困難。

今年10月審計署全面摸底地方債，我覺得隨著摸底地方債的結束，中國政府負債的紅利也基本已經用盡了。目前民間負債率也很高。

但是，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國經濟依然至少會保持中速發展。所謂中速發展是指GDP保持5%～7%的增長速度，這是可以預期的。尤其是經過下一輪改革，如上海自由貿易區等多項改革，改革紅利會進一步釋放。

當然，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并不等于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問題。我們肯定會面臨很多挑戰，比如市場泡沫等問題。

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改革紅利所帶來的效率提升。

關于改革的紅利，我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金融資源以前的分配是壟斷的。壟斷帶來的一定是高額利潤，高額利潤的結果是把成本轉嫁給別的企業。以前我們的金融是壟斷的、高毛利的，最后都轉嫁成為民營企業、制造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負擔。

篇（5）

為什么經濟體制改革對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歷史已經充分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歷史也已充分證明：作為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具體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在這方面，經濟體制的產生、發展和消失，也都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又反作用于生產力，既可以成為生產力的巨大動力，又可以是生產力的桎梏。經濟體制既是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的表現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經濟制度，既可以維護它，又可以導致它的滅亡。經濟體制既可以受到作為上層建筑的政府的維護，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而進行改革的情況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來推動，反過來也鞏固政府。在違反生產力的要求而不進行改革的情況下，也能導致政府的滅亡。這里還要指出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一些重要差別。一是前者能夠容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續時間比后者也要長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變革，在階級社會里一般都要經過一個階級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變革是在政府維護基本階級制度的前提下實現自我完善。

需要著重指出：運用經濟體制范疇有助于進一步具體揭示古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先以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而論。中國封建領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轉變，就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下列兩種歷史現象。第一，依據歷史資料，中國領主經濟從產生到消滅，大約只經歷了不到600年的時間；而地主經濟從建立到滅亡，卻經歷了近2400年的時間。后者經歷的時間約為前者的四倍。還要看到：盡管整個說來，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特征是生產技術停滯，但地主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領主時代還是快得多。所以，這個歷史現象證明：地主經濟能夠容納的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領主經濟要高得多。第二，歐洲的封建莊園制度（類似中國的領主經濟制度）只綿延了1000年，而中國的封建經濟制度卻延續了3000年。決定這個差異的，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經濟比莊園經濟能夠容納更高的社會生產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現在看來，無論是馬/:請記住我站域名/克思，還是列寧，他們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制度滅亡規律都是正確的。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時間都估計短了，對它的滅亡時間估計早了。形成這一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理論上說，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他們沒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的高度遠遠超過了古典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說來，這主要是由于馬克思和列寧所處時代的限制。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可能看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巨大作用。這種解釋既符合認識論，也符合歷史唯物論。

最后，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蘇聯在1991年解體，而中國在1978年以后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涉及諸多方面。但蘇聯長期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致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很慢；而中國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無疑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可見，如果脫離了政府改革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作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曲折發展，都難以得到充分說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獨特作用

這里值得提出一點，即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共有本質，但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存在著一種特有的激烈競爭。決定這一點的主要因素有：

（1）當代經濟發達國家經過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發展，資本早已越過了原始資本積累階段，人民生活早已解決了溫飽問題，已經步入經濟發達和生活富裕的階段。這時當然還存在競爭，而且在有些領域仍很激烈。但總的說來，與資本主義初期那種資本為原始積累，人民為生存而展開的競爭比較起來要緩和得多。而中國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還不到百分之一，全國還有2．5億貧困人口。這樣，對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來說，勢必重新為積累原始資本而開展競爭；對廣大貧困人口來說，勢必存在為生存而開展的競爭。事實表明：這個階段上的競爭比經濟發達階段上的競爭要激烈得多。這是就競爭的發展階段來說的。

（2）就競爭的主體來說，在經濟發達國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國有企業不說以外，主要是私人企業之間的競爭。而在中國現階段，不僅存在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的競爭，也不僅存在居于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競爭，還存在處于城鄉二元體制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擁有眾多優惠條件的外資企業與中資企業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還存在擁有或實際上擁有大量生產資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種數量極多的、優勢劣勢同在的、復雜的市場主體，使得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3）就競爭的目的看，在經濟發達國家，伴隨健全的市場體系、社會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平等競爭的有序進行和充分展開，利潤趨于平均化。當然，同時存在爭取超額利潤的競爭，對壟斷企業來說還有爭取壟斷利潤的競爭。但在中國現階段，市場交易混亂，社會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競爭并未充分展開。許多可以獲得巨額利潤的行業還有待發展。由于計劃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長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尋租空間。在這些條件下，許多企業不僅不滿足于獲取中等水平的利潤，也不滿足于獲得超額利潤和壟斷利 潤，而是熱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這種行為，促使競爭激烈化。也正是這種行為在較短時期內促使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發戶。這種財富集中的“示范”效應，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競爭的激烈化。

（4）從生產要素市場的情況看，中國本來勞動力就多，潛在失業人口（特別是農村潛在失業人口）數以億計。伴隨改革進展，從公有企業中還要釋放出數以千萬計的多余勞動力。伴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就業彈性系數顯著下降。這一切都會激化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中國人均土地面積也少，伴隨城鎮化和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土地市場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在資金方面盡管國有或國家控股的銀行存貸差在擴大，但中小企業、農村和邊遠地區需要的資金又遠遠得不到滿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間借貸迅速發展。所有這些都使得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等要素市場上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5）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地區之間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的問題就很嚴重。改革以來，由于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并未真正形成，這種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甚至有所發展。這也是加劇競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6）總的說來，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條的低端，高科技產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也不多，出口產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勞動成本低為特征的相關產品上。這種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產品結構也使得相關企業面臨著激烈競爭。從積極的主導方面說，正是上述由市場取向改革激發的激烈競爭，使得現階段經濟充滿活力，把各種生產潛力越來越充分地發揮出來，從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推動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從消極方面說，這種激烈的競爭，對經濟發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壞作用。但這是問題的次要方面。

改革開放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的具體作用

第一，社會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是資源在各種所有制之間的優化配置。改革以前，幾乎是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一統天下。改革以來，已經基本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多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以在國民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工業為例。1978年－2006年，工業總產值由4237億元增加到316588．9億元，其中，公有制工業（包括國有和集體工業）由4237億元增加到134220．97億元，非公有制工業由0增加到182368億元；二者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這期間，不僅非公有制經濟以其特有的活力獲得了飛速發展，而且在公有工業占主要地位的國有工業領域，伴隨改革的進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進行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進展以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加強，經濟活力大為增強，效益顯著提高。1998年－2006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由98709元增長到548284元。即使扣除價格上升因素，勞動生產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資源在各個產業部門的優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總數的比重，分別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這期間，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分別為4．1％、7．4％和4．5％。列舉這些數據的目的，在于說明改革以來作為社會資源最重要因素——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它并不否定當前我國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

篇（6）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乎到我們每一個國民的利益。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深化發展，對社會各個領域建設的要求愈來愈高，精神文明建設作為直接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反作用的建設領域，在新時期的發展中，必須著力不斷推進。找準精神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力，將對加快精神文明建設步伐的推進具有重要作用，并對我國整個社會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精神文明建設自身的目標動力

精神文明建設在新的社會時期有了更新的建設任務，不僅要加快精神文明自身建設水平的提升，且應將精神文明的發展與我國政治、經濟、社會與生態等各種文明形態密切融合，在其他各領域擁有相對獨立的精神文明建設內容；同時，精神文明建設還應具體到每一個行業，以及每一個工作崗位，使精神文明建設切實落到實處。在這種更加具體化、更重實效性的建設目標下，精神文明建設只有不斷深入，才能切實起到應有的作用，體現出其全方位的價值。另外，精神文明建設在新的時期更注重創新性，從形式到內容，需要通過豐富多樣的方式，不斷加強建設力度，這種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更高要求標準，對精神文明的加快建設提供了基本動力。

二、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動力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發展層次的不斷提升，對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逐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設作為經濟深化發展的直接有效的推動力，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加快發展速度，方能跟上時代的發展要求，并真正促進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鑒于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出現了部分盲目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精神思想領域建設的單位或者個人，導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構建產生了一定的矛盾，對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起到了阻滯作用，當前形勢下，只有加快精神文明的建設力度和步伐，使其與經濟建設保持同步，方能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精神文明建設速度必須以經濟發展速度為目標，以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不斷努力。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的動力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要求我國各項工作的發展必須以馬列主義等科學理論為指導思想，堅持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并弘揚以改革創新為原則的時代精神，以保證我國整個社會的正確發展方向，這就需要我國全體人民必須努力構建個人文明健康的思想價值體系，以為社會主義建設起到應有作用，而思想價值觀念的正確構建離不開精神文明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只有使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加快發展，提升從宏觀上對人們思想價值觀念構建的引導作用，并在日常人們的工作生活中，以具體的精神文明建設目標實現不斷滲透，方可切實保證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正確性和純潔性，為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提供基礎性保證。精神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從本質上而言是一脈相承，相互統一的，不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將對我國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直接產生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社會文化發展的動力

文化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都從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社會的整體建設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加快精神文明建設對文化建設力度的提升具有積極意義。文化建設不僅包括對我國文化傳統的良好傳承，也包括對當下各個領域泛義上的文化建設，以及通過吸收別國的文化精髓促進我國文化內容不斷豐富，文化層次不斷深化，文化高度不斷提升。精神文明建設與文化建設在某種意義上是相互融合的，精神文明建設就泛義上而言也是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因此，當前隨著我國文化建設進程的加快，以及對文化建設要求的不斷提升，必然要求精神文明建設水平的同步提高，只有如此，方可與文化同步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產生應有的積極作用。

五、生態文明建設的動力

生態文明作為直接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密切聯系的一種文明形態，在當前經濟發展形勢下，切實采取積極措施予以構建，將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一個涵括面很廣的建設范圍。在當前應清楚地意識到加快精神文明建設對生態文明建設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精神文明工作做好了，人們的精神文明觀念構建起來了，方可保證人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文明態度；才能保證人們自覺遵守大自然發展規律，具有保護環境，節約資源與以及能源的意識和行動；才能保證人們相互之間形成一種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并保證人們改變舊有的不健康的發展理念，樹立綠色健康發展的文明理念，對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起到直接作用。可見，生態文明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對精神文明建設產生了強大的呼吁力量，利于精神文明建設步伐的加快。

六、我國整體形象提升的動力

為繼續保持良好的國際形象，加快精神文明建設刻不容緩。國際交流層次的不斷加大使得我國的外國友人數量急劇上升，我國出外旅游以及學習等人數也不斷增多，這使得代表國家形象的我國國民的基本素質直接展現在世人面前，國人的行為舉止是否得體文明，是否禮貌富有涵養，直接對我國整體形象產生影響。加快國人素質和整體形象的提升，成為當下很重要的課題，而這必然需要作為直接對國人的素質及形象產生影響的精神文明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提升國人的整體精神文明層次，才利于我國對外保持文明熱情的姿態，利于我國整體良好形象的構建。

七、結語

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國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積極意義。應借助我國各領域的推動力，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力度的不斷推進，通過源自精神文明建設自身的目標動力、市場經深入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構建的動力、文化發展的動力、生態文明建設的動力，以及我國整體形象提升的動力等，不斷提升精神文明建設層次，推動我國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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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過程的一般劃分

城市化階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動力機制演變趨勢

初期階段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城市規模小、數量少；城市的擴張表現為“量”上的擴張，即外延擴大。工業化與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動力；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增加；經濟與技術等資源匱乏，制約城市化發展。

中期階段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在外延擴大的同時也開始了內涵的進展。工業化、制度仍是重要動力；產業結構的轉移推動力開始顯露；經濟與技術等資源約束機制得到緩解。

后期階段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城市化主要表現為內涵的擴大，即質量上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轉移已經成為主要的后續動力；制度的變遷能有效地促進城市化往更高層次的發展。

2.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三大動力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其城市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城市化進城的動力有很多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力是多種多樣的，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力量，城市化作為動態的過程，主要表現為政府政策影響、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換三種基本動力，屬于城市化動力的核心表現。

2.1制度變遷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區域城市化的影響巨大。我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遷移具有明顯的政治運動特征，而不是由于經濟原因的驅動而引起的流動。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加上在農村不讓農民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制度安排，使農村無法內生發展小城鎮，致使這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非常緩慢，甚至出現一定時段上的停滯和倒退。

2.2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

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科技進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先進的農業技術推動人口向城市轉移。

2.3產業結構的轉換

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中國“一五”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也證明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量。隨著工業化步入現代化階段，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成為大城市的后續動力。

2.4三者與城市化的關系

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和制度變遷共同推動城市化進程，但其各自推動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體現在城市效率與城市競爭力上，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推動主要是從整體上、總量上體現的；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影響往往還要體現在結構上、形態上，比如對城市的規模結構的影響。

3.對策

3.1調整城市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一直貫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方針已不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因此，應順應潮流，適應形勢，及時調整方針。目前應確立“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強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鎮體系。城鎮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著城市化由低級向高級轉化。

3.2積極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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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四組動力

根據一般性和特殊性分類標準，可將經濟增長動力分為“一般性動力”和“特殊性動力”。一般性動力是不同體制或制度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都適用的動力，分為“需求側動力”和“供給側動力”，其中“需求側動力”即“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供給側動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特殊性動力”是部分國家根據自身的體制或制度特點，為實現趕超發展、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等戰略目標，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體制、機制和政策設計而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經濟增長動力之一：“三駕馬車”

一直以來，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已成為社會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觀經濟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馬車”，很多人很自然地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其實，“三駕馬車”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經濟發展的原因，更非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也非中長期動力和獨立性動力。但“三駕馬車”確是影響GDP需求側的短期因素，因為經濟發展確實離不開需求，價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給共同決定的，沒有需求商品供給就會過剩，同時需求減少，價格就會下降，商品供給就會減少。但同時也要認識到，需求離不開商品供給，特別是離不開供給側因素（指所有支撐商品供給的制度、生產要素和結構變化因素）。因為需求依賴于需求者的購買力，購買力依賴于就業、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業、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商品供給者（企業、農民和個體戶等）的供給能力或市場競爭力。供給能力的提高可創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種新型手機等新興商品的需求。“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在各種新產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驗證。

（二）經濟增長動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為經濟增長動力可從生產函數關系中看出。產量的增加，一方面取決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決于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要素指經濟主體可運用的資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資本（含外資）、勞動或勞動力、自然資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環境）、土地（有時可歸于自然資源，但它是一種特殊而重要且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資源）、技術、知識（與技術存在交叉但側重點不同）、信息（與技術和知識有交叉，但也具有獨立性）等。有時，可將基礎設施也作為一種廣義的生產要素，也可將其歸于資本中。以上生產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帶來產量和GDP的增加。我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高速增長與土地、資源、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投入有很大關系。

（三）經濟增長動力之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或“三大發動機”

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也可從生產函數關系中看出。生產函數中產量增加不能被生產要素投入增加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問題的關鍵是決定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筆者多年來將決定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所有因素歸納為經濟發展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以與需求側“三駕馬車”相對應。“三大發動機”與中央強調的推進全面改革、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簡單說是改革、轉型和創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發動機。因為其他兩大發動機――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都依賴于它，甚至“三駕馬車”、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賴于它。制度包括規則、組織和實施機制三個基本方面：規則又包括文化（無形規則或制度）、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等；組織包括黨、人大或議會、政府、政協、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企業、家庭和非正式組織等，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市場也是一種特殊組織；實施機制是將規則落到實處、規范各個組織責權利關系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自我激勵和約束機制、社會激勵和約束機制、司法和執法機制、政策制定和實施機制、權利分配機制、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考核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產權確認機制、價格形成機制、市場交易機制、市場監督機制等。上述各種制度表現形式又可組合出多種多樣的制度形態。古今中外各種社會形態和發展結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組合帶來的。現實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此通過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創新）可形成經濟發展的動力。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就是制度改革帶來經濟發展的生動案例。同樣，未來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的形成也依賴于制度改革。

結構優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動機”。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結構優化、財富分配結構優化等。其中，產業結構優化包括非農產業比重提高（即工業化）、服務業比重提高（即經濟服務化）、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比重提高、農業現代化等，也可概括為產業轉型升級。總的結果是高附加值產業比重提高，進而帶來經濟效率或生產率的提高。區域結構優化包括城鎮化（其實質是人口區域分布結構優化）、城鄉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當人口和生產要素從較低生產率的農業和農村向較高生產率的工商業和城市轉移后，國民經濟效率隨之提高，同時城鄉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會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建立，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財富分配結構優化意味著收入和財富從傾斜于政府向傾斜于企業和民眾轉變、從主要集中于壟斷行業向各個行業公平分配轉型、從少數人暴富向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轉變，這會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會有利于消費與投資的平衡，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種結構優化，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的理論，都可極大地提高生產率。

要素升級同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動機”。要素升級指技術進步、信息化、人力資本提升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產要素從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級，即質的改變或提高，后者指生產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即量的變化。技術進步、信息化、人力資本提升等要素升級，都是理論界已深入論證、現實中都不難感受到的提高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四）經濟增長動力之四：“特殊性動力”

“特殊性動力”包括價格機制動力、財稅政策動力、金融政策動力、土地制度動力、考核制度動力等“五駕制度馬車”。這些動力確實可短期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以政府干預市場、過度消耗資源環境、超發貨幣等為代價，不可持續。

價格機制動力是通過價格形成機制設計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商品和生產要素價格都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機制動力已內含在前述一般性動力中，不能成為獨立的特殊性動力。但在轉型國家特別是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商品和要素價格，特別是一些重要生產要素價格是由政府決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如資源能源價格、土地征用價格、勞動力價格、資金價格等），從而達到將資源等要素過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競爭優勢、實現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效果。財稅政策動力是通過財稅政策設計向經濟增長傾斜形成的動力。財稅政策是規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之間權利關系的制度設計，合理的財稅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務，嚴格控制行政事業費支出，將經濟建設支出交給市場。但在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可通過降低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增加經濟建設支出比重實現近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金融政策動力是通過金融政策設計向經濟增長傾斜形成的動力。金融政策有促進經濟增長、維護社會公平等多重目標。如，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維護幣值的穩定，因為貨幣是社會最重要的契約，但現實中政府可能為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而更多地發行貨幣。信貸政策本應主要規范金融機構與資金需求者之間的責權利關系，但政府可能為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而促使金融機構過度放貸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國家的金融政策設計就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土地制度動力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特色經濟增長動力。我國有城市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兩種土地所有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兩者的地位和權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權不同價，城市政府和開發區可在只給農民很低補償的情況下，將農村集體土地低價拿來，經過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數倍甚至數十倍的高價轉讓出去，形成“土地財政”，再通過招商引資等手段滾動進行大規模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由此形成經濟增長的特色動力。考核制度動力是通過考核評價向經濟增長傾斜而形成的動力。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考核評價也應全面考核這五個方面。但在“以GDP論英雄”的考核評價制度下，地方就會將主要精力放在促進本地的GDP、財政收入、工業增加值等指標的增長上。

應用四組動力解釋“中國增長奇跡”

上述四組動力分別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

（一）“三駕需求馬車”是中國穩增長或保增長的主要動力

“三駕需求馬車”雖然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它們是政府短期穩增長或保增長的基本手段。僅以投資這駕馬車看，2000年以來我國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不斷攀升，2003年達47%，2006年達52.3%，2009年達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發達國家20%左右、新興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時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通過“四萬億”投資帶動數十萬億元信貸投資等，實現了經濟的短期快速反彈。

（二）“五駕制度馬車”是“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

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需求馬車”并非根源動力，它們發揮作用依賴于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駕制度馬車”，或者說“五駕制度馬車”才是拉動“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或動力。如，增加出口靠發揮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低價格優勢、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資靠發揮政府主導投資體制、GDP導向考核制度、投資優惠稅費政策、寬松貨幣信貸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擴大消費靠消費品低價、消費財稅優惠、消費信貸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變革（“三大發動機”之一）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性動力

之所以說是根源性動力，是因為制度變革是其他動力發揮作用的前提。從理論上看，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通過四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等要素升級釋放紅利。四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從實踐上看，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源于改革開放或制度變革的啟動和持續推動。制度變革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拉動經濟增長，根據胡鞍鋼等人的研究結論，1978～2005年期間相比1952～1977年期間，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從11.5%下降到9.5%，對GDP的貢獻率從75%下降到39%；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從2.6%下降到2.4%，對GDP的貢獻率從13%下降到8%；人力資本投入增長率從4.1%下降到2.1%，對GDP的貢獻率從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從-0.5%上升到4.4%，對GDP的貢獻率從-8%上升到46%。

（四）結構優化（“三大發動機”之二）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性動力派智庫：政經資訊專家

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等，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可極大地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之所以說結構優化是過程性動力，是因為結構優化最終依賴于制度變革。從結構優化中的工業化看，假設一個農業勞動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樣一個人轉移到非農崗位后年收入可達到30 000元以上，千百萬個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就能大大提高國民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據統計，1978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為353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為2732元/年，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6664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49735元/年，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70.5%，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17.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工業化類似。

（五）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之三）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

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級是要素質量和檔次的提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長足進展，也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起到顯著的作用。據夏杰長的測算，1979～2000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28.6%。據王小魯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對GDP的直接貢獻及溢出效應，即人力資本，占GDP的2.2%。據人力資本測度結果，1990年以來我國潛在人力資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長速度，總體上高于就業總量0.40%～2.45%的增長速度。

（六）大規模要素投入始終是上述動力的傳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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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7－0021－01

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途徑，作為支撐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人才，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才興則民族興，人才強則國家強。這是經過歷史的發展事實證明的。在知識和技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今天，作為生產力的第一要素——人，人才更是科學發展的第一資源和第一動力。人才資源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和根本動力。當今世界正邁進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場，我國要搶占未來發展的制高點，就必須貫徹人才是科學發展第一資源的理念，并更好地把這一理念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

一、從世界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人才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

如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動力源于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科學技術革命，其中杰出人才的出現，才是推動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社會快速進步的最終動力。奠定了工業時代開始的瓦特；奠定了電器時代航標的法拉第；奠定了微觀世界和原子時代方向的愛因斯坦……自二戰以來，一些國家實現了經濟復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究其原因，主要是國家把人才資源開發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人才就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所在。

二、從國際的競爭形勢來看，人才的競爭已形成全球化的競爭格局，在這一大格局下，人才爭奪戰的成敗將最終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經濟發展的速度

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國家都在為搶占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制高點而精心備戰，謀求長期發展優勢，這就要靠制定和實施人才戰略來得以實現。我國也必須把人才發展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來實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先機，才能處于產業鏈的高端位置，承擔主流的角色。

三、從我國自身的發展態勢來看，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急需轉變、科學發展觀有待落實，這一切都要依靠人才的開發得以實施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廉價資源、人口紅利和低成本勞動力來拉動，但這些要素都不能支撐一個國家長期、可持續性的發展。我國的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就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經濟的轉變要靠人才資源的開發，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驅動力，帶動經濟來實現快速發展。這些轉變的實現要以人才轉型發展作為支撐，走人才強國的道路。

生產力的發展是經濟發展中最根本的因素，人是生產力要素中的主導因素，也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內在要素，尤其是創新型人才，更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大量人才的涌現是社會快速發展的前提，特別是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是科學得以持久發展的內在動力。人才的發展是科學穩步快速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擁有大量人才并分配好、用好人才資源，才能搶占科技發展的先機，才能促進科技的進步和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眾多，各種資源相對匱乏。唯有人力資源，是各種資源中最豐富、最可利用、最有潛力的資源。人力資源也是我國最具有潛力、最應依靠、最可持續的優勢力量。開發和利用好人力資源，就可以使其他資源發揮最好的效益，并使其具有最大的應用和升值空間，從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最好的物質供應和智力支持。

我們要努力把人力資源轉化為科學發展的優勢，積極開發人才資源，并努力把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人才資源優勢，發揮人才資源的優勢。再把人才資源優勢轉化為科學發展優勢，切實提高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才資源總量在不斷增加，人才的素質得到了明顯提升，進一步優化了人才結構，人才的使用效能也得到了顯著的提高。通過大量的實踐，也證明了以人才資源作為支撐來發展經濟，是一條可行的發展路線。我們要積極貫徹人才是科學發展的第一資源理念，在社會工作和競爭中，一視同仁，平等競爭，努力把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科學的管理和運用人才資源，統籌和處理好“發展”與“人才”——這“第一要務”與“第一資源”的關系，并全面圍繞人才發展為走向，處理好發展經濟與人才發展的關系，使我們在激烈的社會競爭與國際競爭中搶占先機，打勝人才大戰，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參考文獻】

[1]李燕萍.人才強國戰略與中國特色的人才資源開發.科學出版社.

[2]中國科學院.未來10年中國科學發展戰略.資源與環境科學.科學出版社.

篇（10）

謀求發展戰略新常態

過去謀求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現在還采取這種發展戰略，速度也可能沖到原先的高速增長水平，但卻是不可持續的。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實際上是倒逼我們改變發展戰略，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空間。根據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內涵，實現中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應突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戰略，二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所面對的宏觀效益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資源配置誰決定最為有效：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有效。第二，經濟增長誰推動質量最高：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高。這兩方面都要求我們要解決好市場決定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

實現經濟發展動力新常態

我國在處于低收入發展階段時供給推動力非常強勁，投資拉動就是動員較為寬裕的供給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供給推動力明顯衰退，必須要有新的發展動力來替換。新的動力就是需求拉動，這是發展動力的新常態。

需求拉動的動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近幾年由于世界市場不景氣，凈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負數。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借助開放來獲取國際推動力，尤其是國際資源。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外需難以拉動足夠規模的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

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長期以來都是投資需求的拉動力最強，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在轉向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需要突出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但是至今，消費拉動力的增強還沒有到位。

篇（11）

中圖分類號：F0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1-0-02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志，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城鎮化發展水平嚴重滯后，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也是加快其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一、關于城鎮化的推進動力理論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雷文斯坦（E.Ravenstien）的推拉理論，城鎮化推進的經濟動力來源于農村的推力和城鎮的拉力。農村的推力主要表現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對農業勞動力所產生的擠出效應，農業的發展為工業化提供了原始資本積累，農產品深加工和產業鏈的延伸；城鎮的拉力主要表現為工業和第三產業等城市經濟的高利潤率，人口和生產要素以及產業的聚集，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城市生活條件相對優越等。城鎮化進程正是在農村推力和城鎮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推進的。

（一）農業的發展是城鎮化的初始動力

農業的發展是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勞動力生產要素，勞動力是支撐城市工業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生產要素的依賴性尤為顯著。農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使農村和農業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正好滿足了城市工業發展所急需的勞動力資源。

（二）工業化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

工業化在城鎮化進程中居于主導性和支配性地位，城市工業經濟在空間布局上具有突出的密集性特征，從事工業生產經營的企業為獲得聚集經濟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一般會在地理空間上聚集，使社會資本、人口、原材料等生產要素集中，從而推動了城鎮化建設進程。一是工業化生產使生產要素的配置在空間上聚集，發達的城市立體交通網絡，為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聚集創造了更加便利的條件。二是工業化促進了生產工藝的專業化，生產工藝的專業化降低了比較成本，增大了市場份額，促進了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城鎮化水平。三是工業化實現和促進了規模經濟的發展，規模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中，推動和提高了城鎮化水平。

（三）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城鎮化的后續動力

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變化了的恩格爾系數表明居民的需求結構中對工業品和服務的消費比重將會增加。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充分發揮了城市經濟聚集效益，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和人口向城鎮的流動和集聚。

二、甘肅省慶陽市經濟發展狀況及城鎮化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經濟發展狀況

根據甘肅統計網的數據顯示，2010年慶陽市完成生產總值357.61億元，增長15.8%，高于全省4.3個百分點。完成全部工業增加值193.48億元，增長21.8%，高于全省6.1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達到488.02億元，增長38.0%，高于全省2個百分點。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3.47億元，增長19.6%，高于全省1.6個百分點。財政大口徑收入達到58.79億元，增長31.5%，高于全省8.11個百分點；小口徑收入達到30.02億元，增長32.6%，高于全省9.23個百分點；財政支出113.09億元，增長27.3%；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2453元，增長11.9%，高于全省2.5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3154元，增長17.4%，高于全省6.4個百分點。慶陽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加快，三次產業比例為14.27∶60.08∶25.65，“二、三、一”的產業格局相對比較穩固。

（二）存在的突出問題

1.資源優勢尚未轉化為推進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優勢

2010年慶陽人均生產總值15095元，只為全國人均水平29706元的50.8%；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946元，為全國人均水平11536元的34.2%；大口徑財政收入人均2482元，為比全國人均水平6201元的40.0%；一般預算收入人均1267元，為全國人均水平3031元的41.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53元，為全國水平19109元的65.2%；農民人均純收入3163元，為全國人均水平5919元的53.3%。

慶陽的要素稟賦優勢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稱，就目前而言，富集的資源稟賦優勢尚未轉化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優勢，工業作為根本動力推進城鎮化建設的作用沒有顯現出來。

2.三次產業發展和結構優化存在諸多問題

農業基礎脆弱，特色產業規模小，產品附加值不高；水利設施落后，人畜飲水困難、雨養農業為主、灌溉條件差；水源污染較嚴重等“瓶頸”制約尚未消除；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多，農林牧漁業收入增長乏力。

慶陽與周邊地區相比，總量是延安的1/3、榆林的1/6；產品結構單一，對資源依賴性強，原料開采型、初級產品型工業比重較大，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較少，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差；工業發展潛力主要是礦產資源、特色農產品資源開發。

慶陽市2010年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1.58倍，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快于第一產業56.67個百分點，慢于GDP、第二產業12.96、39.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體發展緩慢，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低。

慶陽市產業結構升級是能源化工工業發展帶動的，尤其是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強的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和城鎮化進程推進缺乏后續動力。

三、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推進城鎮化建設

城鎮化是城市文明、城市意識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和傳播的過程，是通過追求聚集效應而改變社會經濟結構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在原有城市和農村基本布局不變的基礎上，實現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生產要素的流動與聚集以及公共產品服務均等化、農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是推進城鎮化建設進程的戰略選擇。

（一）關于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

城鄉一體化要求通過市場機制的驅動效應，引導生產要素在農村就近聚集，實現聚集經濟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市與農村公共產品服務均等化和農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農村面貌徹底改觀，尤其是農民文化、科技等綜合素質的提高，對于實現農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城市與農村公共產品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可以在某種程度得到解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對于推動城鎮化建設進程意義重大。

（二）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推進策略

1.確立“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的發展思路

引進為數較多的工業企業進入工業集中區，實現了工業發展的規模效應和要素聚集效應。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產業也形成了產業鏈，實現了要素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促進產業快速發展和結構優化，構建城鄉產業一體化格局，有力推動城鎮化建設進程。

2.基于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

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利益驅動效應和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彰顯特色和優勢的農產品；大力加強農產品流通服務體系建設，以提高農產業的市場化程度，為提高農民收入提供有力的外部條件支撐；延伸農產品的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發揮區位優勢，就近建立農產品深加工基地，實現農業和工業發展的有機融合；提高農業科技研發和創新能力，助推現代農業的發展等。

工業化經濟具有突出的空間密集性。要形成“集聚發展、集約增長、集成配套”的產業集群、要素集聚、資源集約發展模式。推進能源化工基地建設，必須要著重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要保護好生態環境，確保基礎設施建設即使跟進，并建立和完善資源開發補償機制，讓老百姓共享工業化進程和縣域經濟發展的成果等。

3.依托產業基地建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

基于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要著力構筑跨越式發展的多元立體產業體系。產業基地的建設以及產業鏈的延伸，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和平臺。立足于服務基地建設，大力促進民俗、農耕、岐黃為核心的特色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立足區域中心城市和門戶城市，大力發展以商貿物流為龍頭的上下游產業等。

參考文獻：

[1]毛生武.西北民族省區城鎮化模式與制度創新[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2]楊素青.市場化轉型中的中國經濟[M].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

[3]李揚揚.關于推動我國農村城鎮化發展動力機制的研究[J].黑龍江對外經貿，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