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演講稿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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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基本情況現狀。

xx縣糧食企業的改革，也同全國、全省一樣真可謂走過了艱難的歷程，從年放開價格、放開經營開始，糧食企業開始“斷奶”到年實行國家定價和糧食部門統一收購糧食后，又重新回到了吃“大鍋飯”的糧改政策，到了年，糧食企業也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以“四分開，一完善”和二項政策一項改革為內容的糧改政策出臺后，同時對糧食企業進行了收儲與附營業務的分離，組建了收儲公司和經貿公司，將政策性業務與附營業務完全分離，從而完成了改制的又一個階段，但是國有糧食企業改革仍然沒有走出困境，走出瓶頸大多數企業仍然沒能脫貧，而且陷入了新的困境，老包袱未卸，新包袱又背起，嚴重困繞企業的發展，直至今日，糧改步入新的從階段，實施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也給糧食部門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糧食局下設糧油收儲有限責任公司、糧油經貿公司、米業有限責任公司、軍糧供應站四家企業。截止年，擁有資產萬元，其中：流動資產萬元，固定資產萬元，資產負債率。企業現有在職職工人，退休人，離休人。年共收購糧油萬公斤，實現商品銷售收入萬元，虧損萬元，其中：收儲公司實現利潤萬元，經貿公司實現利潤萬元，米業公司虧損萬元。通過近年來各項增盈措施的落實，xx縣糧食企業基本走出低谷，為進一步深化糧改打下了基礎。

二、糧食購銷市場化所面臨的現實困難和問題。

（一）糧食收購放開后，xx縣國有糧食企業的市場份額逐步在縮小，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糧食，市場主體地位由主動變為被動，市場競爭主體多元化，各種類型糧食經營者的參入，市場是活躍了，但競爭對手多了，競爭更加激烈了。同時對原有已建立的經營關系戶受利益的趨使，難以保持正常的交往，由于個體私營戶的大量參與搶購，外地客商直接同私營戶直接接洽，盡量壓低收購價格，坐收魚利，糧食部門經營虧損。

（二）糧食價格的放開，糧食經營購銷體制受到沖擊，消費者利益難于得到保障。由于糧食市場、糧食收購、價格的放開，交易的自由化，xx縣國有糧食企業面對收購資金、經營費用和成本的只高不低，很難應對私營個體的糧食價格戰。即使私營個體戶的收購比糧食部門的高，但都有一定盈利。同時農戶售糧，只看中價格，私營戶不管糧食質量均進行收購，只要有銷路就干，雖然量小，但一年經營量是可觀的。而糧食企業購銷體制又決定了收購糧食必須保證質量，并堅持順價銷售的原則，才能確保糧食的安全存儲，同時各項費用都要比個體經營要高，糧食經營面臨嚴峻的挑戰。

（三）由于糧食部門是執行計劃經濟影響最深的老企業，職工素質偏低，難以推行市場化，三老問題比較突出，幾年來，雖然進行了多次糧改，但改革不到位，改革沒有真正從產權制度入手，僅只是主附營在形式上的分開，人員轉崗分流不下崗，離退休老職工負擔重，支出大，加之職工勞動技能單一，很多專業業務素質高的職工，眼看企業一日日沉落，另謀出路，造成技術人員緊缺影響了糧油工業后繼無人。

（四）資金緊缺，運作困難。年糧改時，各項政策性補貼款萬元沒有到位，沒有及時歸還貸，資金嚴重短缺，運作上帶來困難，使龍頭項目，

日產噸優質米生產示范線和xx地區唯一的一條日處理噸油脂生產線，難以發揮規模效應。沒有充足的原料，產品脫銷，錯失商機，效益受到嚴重影響，拖欠職工工資的事時有發生，影響了企業經營正常開展。政策性造成的陳化糧處理銷售價差萬元，一直沒有得到落實，增加了企業負擔，增大了虧損。

（五）把一個購、加、銷為一體的糧食企業，人為地分割成首尾不相顧，各自為陣的主附營企業，收購時互相抬價搶收，銷售時為爭搶客戶又人為地把價格降低。加之發行的貸對象只是收儲企業，名譽上的附營企業，還得自籌資金到收儲購買原料，各種成本增加。糧食部門不能把有限的資金用活到風險抵押貸上，丟失了效益較好的糧油清深加工，現在這種單一的，小而全的互相內耗，互相封鎖，互相制約的小企業經營方式，制約著整個糧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發展。由于糧油經貿公司設施不足，窗口行業市場占有率低。同時由于銷售品種的單一，窗口建設沒有得到較多的投入和根本的轉變。

從以上糧食企業的困難和問題，值得我們在進行市場化改革中加以認真的總結和反思。

三、新的改革思路、對策和意見建議。

（一）人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因素，因此改革應以人為本，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轉變觀念，提高思想認識是糧食企業每位職工應加強的道德思想意識觀念，要求干部、職工樹立平等競爭意識，去除等、靠、要、依賴思想，破除求穩怕亂的觀念，適應市場，樹立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觀念，正確認識糧食企業存在的問題、困難，找差距，克服困難，主動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

要吸引優秀的人才和先進的技術、充分發揮優秀專業人才的作用，強化管理，建立現代企業管理辦法，切實加強糧食企業的改革改制，用制度和機制激勵人、鼓勵人、發揮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積極推行競爭上崗制、聘用制，全面實行企業年度考核制度和罷免制，建立“能者上，平者讓，劣者下”的競爭機制，企業對職工實行定崗定員，崗變薪變，徹底打破原有固定工資級別，實行工資和完成任務工資掛鈞獎勵制。

（二）深化糧食管理機制的改革

開展國有糧食企業機構改革，應建立以糧油貿易總公司為龍頭的集團企業，縮減和合并現有企業，資產重組，形成“小機構，大動作，大服務”的企業經營機制，向規范化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發展壯大糧食企業。

企業內部的改革、采取、抓機制、強管理、促活力的管理辦法和措施，面對新的形勢，大力開展企業的兩個置換（產權和身份置換），做好職工下崗分流工作，有效促進企業的全面發展，鑒于糧食企業一直以來，管理體制的整體性，不分收儲和附營業務，全面開展整體推進的辦法，一是拍賣部份閑置固定資產，用于職工自愿與企業改除勞動合同的補償；二是妥善解決老職工問題；三是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做好置換工作，盤活資產。

（三）xx糧食企業市場化改革應以下幾方面抓好糧食營銷和管理。

抓住xx是全地區產糧大縣之一，糧食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集收購、加工、銷售“一條龍”服務，就必須做大原料收購，一是采取所、站點收購和下村設點收購相結合，增設收購網點，品種兌換，上門收購等服務手段；二是實行訂單農業，與農戶穩定購銷合同；三是下收購任務到人，與工資掛鉤。激勵收購以量取勝，使糧食企業掌握足夠的糧源，贏得市場購銷主動權。

提高糧食制品的精深加工，改變過去產品單一形式，注重開發前景好的項目，一方面，企業進入市場，以市場為導向。在省、州、縣的支持下，經多方論證，在原有的食用油脂生產上建成了日處理油料噸的預榨車間，日處理噸枯餅的浸出車間和日處理噸的精煉車間，全套生產線設備精良，工藝先進，已達到國內油脂加工工藝的先進水平，產品（國標一級、二級）食用油和精制包裝的高級烹調油脂，獲省優質食品獎，是xx地區唯一的一套油脂精深加工設備，也是××地區主要的油脂供應企業，產品“金穗”牌食用油，在廣大客戶中聲譽較好，基本上形成了地區性的油脂、銷售龍頭企業，樹立了企業的品牌，達到較好的規模效益。另一方面，在各級政府和農業綜合開發辦等部門的支持下，投資萬建成了擁有國內較為先進的“多機輕輾，拋光選白，分級包裝”的國家級農業綜合開發項目，也是××省高新技術產業化示范項目—日處理噸優質米生產示范線的龍頭企業，生產的“xx”牌xx香米，深受消費者親睞。年產品榮獲第七屆中國國際食品博覽會金獎，年產銷率達，為地方經濟的發展，企業增效發揮了龍頭作用。現已著手研制、開展“xx”牌產品及副產物精深加工，使消費者對“xx”牌產品有更多的選擇，進一步夯實企業向品牌化，名牌化方向發展的基礎，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實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營銷工作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濟效益，一個優質的產品要轉化為優質的效益，營銷是關鍵，必須抓好營銷隊伍的建設，完善營銷機制，改進營銷策略，健全管理制度，把對營銷工作的管理作為公司科學化管理的首要任務，使其發揮應有職能，做強銷售。

①加強企業管理人才的培養，建立銷售激勵機制，定措施，下任務，充分發揮人才優勢，在原有基礎上做大、做強經營。

②強化營銷隊伍，將素質高、責任心強、文化層次高、善經營、懂業務的人充實到營銷隊伍中，實行內部考核，營銷業績與效益掛鉤。

③利用部門的有利條件，有效地捕捉市場信息，以便逐步適應加入后，應付對國際國內繁榮的糧食市場經濟。

篇（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十分迅速。1978-2007年間，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從94%提高到99.5%；初中毛入學率從20%達到98%；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從不到10%提高到66%；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不到1%提高到23%；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從很低水平起步，達到44.6%。目前我國15歲以上人口和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接近8.5年和10.5年，人力資源開發處于發展中國家較好水平。

篇（3）

對于三十年改革開放，我比較有發言權，因為我不但自始至終參與了這三十年，見證了祖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還從中三次直接受益。

第一次受益是在1978年，當時我上小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們那兒剛實行土地生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種田積極性被空前地調動起來，秋天的時候家家都有了一個圓圓的糧屯，我們一下子由一日三餐喝稀飯，到頓頓能吃上白面饅頭。立竿見影的變化，來得太過突然的幸福，讓我們有點無所適從。那幾年每到青黃不接的春天時，我都因為饑餓，一個月幾次發低血糖暈倒，可自從分田到戶后，我再也沒發過低血糖。那年我家的年夜飯也比以往豐富了許多，我們破天荒地吃到了燒排骨、燉雞，那一年的年夜飯也永遠地留在了我的美好記憶中。

第二次受益是在1992年，那一年我大學畢業。當時江蘇省剛好對大學生分配進行改革，由國家包分配、包就業向用人單位和畢業生“雙向選擇”轉變。我學的是糧油儲藏專業，如果執行分配政策的話，我肯定被分配到鄉里的糧管所，按照當時的形勢，用不了幾年就下崗在家。由于我趕上了第一年的“雙向選擇”政策，得以分配在市里一家糧食工廠上班，從鄉里到市里，一下跨了兩級，較高的起點為我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次受益是在20xx年，當時我因為會寫文章，已被調到一家區級政府部門的下屬事業單位工作。在事業單位上班，雖然工資、待遇、管理都和機關一樣，工作上也游刃有余，但畢竟屬于事業編制，因此總想更進一步成為一名國家公務員。這期間也曾努力過幾次，但終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如愿。無奈之下我考了個人力資源管理經濟師中級職稱，準備在事業單位長期扎根下去。

篇（4）

一直以來，我就有個心愿，想要寫本書。不寫風花雪月，沒有才子佳人。既不是婉約隨筆，也不是什么鴻篇巨制。只是記錄我的感悟，和一路走來深深淺淺的腳步。從哭鬧著降臨這個世界到在親友的哭聲中離去，這也許是我最大的心愿，而這本書是我留給著世間最后的禮物。

想要寫本書，從小崗村農民鮮紅的指印寫起。那一年我歲，正是望著云朵發呆的年紀。還清楚地記得，那是個溫暖的早晨。媽媽從小鐵盒子里拿出二斤糧票和墨綠色的兩元錢。我迫不及待地等在門口，從早晨直到中午。我知道供銷社食品柜前的隊伍一定排得很長，媽媽一定象我一樣焦急地張望。幾只蝴蝶在我眼前飛舞，一只紅色的蜻蜓落在籬笆上，陽光下，我可以看見它晶亮的翅膀。我全然不為所動，終于迎來媽媽那疲憊的腳步。還沒及開口，母親掏出兩塊餅干塞進我的嘴里。我想，餅干也許是這世界上最好的食品。恩啊，它是如此香甜。如今，當我們在卡拉ok飆歌，在球館里揮汗如雨，一邊啜飲著卡布奇諾，一邊談論著誰的新車更神氣。不知為什么，我的眼前經常浮現出那個溫暖的早晨，記起那二斤餅干，那馥郁的香氣。

想要寫本書，我為新書精選了兩幅插圖。一幅是神舟飛天，一幅是嫦娥繞月。還記得老人講述牛郎織女的故事，還有清冷月宮里嫦娥孤獨的淚眼。多少代人的夢想，多少代人的期盼。如今，這一切變成了現實。伴著火箭升騰的是我們的自豪與雄心。那曾積貧積弱的華夏，那飽受欺凌的中國。如今，你真的插上了騰飛的翅膀，高傲地飛翔。高歌一曲吧，這是一個泱泱大國走向文明富強的進行曲，這是一段古老民族成熟自信的韻律。讓我們的朋友踏歌起舞，讓我們的敵人在歌聲中戰栗。

想要寫本書，書的封面是燃燒的火炬。古老的奧運，百年的夢想。讓我們高擎圣火，挺起胸膛。一個古老的國度正煥發出勃勃生機。邁開堅實的腳步，展現燦爛的笑容，我們正在進行和諧之旅，奔跑在康莊大道上。我們步履堅定，我們一往無前，因為我們有五千年文明的積淀，因為我們擁抱著和諧與富強。祥云圣火，你象傳說中的寶蓮燈。你驅散迷霧，沖開烏云。魑魅魍魎在你的光芒下奔走逃避。正義善良的人們一路歡呼著追隨你。祥云圣火，你點燃希望，播撒著熱情，一路傳遞著古老的東方文明。

想要寫本書，動筆之前，我要去看看汶川，因為那里噴涌著愛的熱泉。5月12日，歷史在這一刻定格。8級地震，汶川天崩地裂，四川地動山搖。頃刻間，數萬生靈遭涂炭，美麗的城鄉變廢墟。瑯瑯書聲，戛然而止，吟吟笑語，瞬間逝去。江河嗚咽，天地同泣。一段時間里，我們守在電視機前，淚不能止，痛不能言。大災大難，見證黨的執政宗旨；關鍵時刻，考驗我們的勇氣和毅力。地震無情，人間有愛；舉國救援，熱潮奔涌。從沒有那一刻，我們的心是如此貼近，從沒有哪一件事，讓我們如此自豪自己是個中國人，從沒有一個事物，讓我們如此熱愛這片土地，因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懂得互相守望和關懷。

篇（5）

醫療衛生服務涉及千家萬戶,關系到每個人的身體健康,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總書記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這給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預示著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春天已經來臨。

黨的十七大報告給了我們工作的信心和決心,提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更凸顯以人為本,關注民生。作為社會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醫療衛生事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眾往往通過醫療衛生服務看經濟發展成果,看政府管理能力,看黨風政風建設,看社會和諧公平。

要建成渝東北地區的經濟中心,也就自然承載著要把建成渝東北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中心。雖然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的醫療衛生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現狀不容樂觀,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看病難、看病貴”依然是當前困擾老百姓最大的難題。

在我們身邊,經常聽到人說:一個人可以什么都沒有,但不能沒有健康!為什么?就是因為有病怕沒地方看,即使有地方看,也怕遭遇高額的醫療費用!我們從老百姓的眼里只看見了一個字——難!

在我們身邊,也有一些申請低保的人,他們找了工作,在勞動,也有收入。他們仍要申請低保,為什么?他們訴說著同一個理由——勞動所得不是用來吃飯,而是看病吃藥!

在我們身邊,還有一些人生了小病,沒有錢,就不去看醫生,一拖成了大病,更無錢醫治,再拖就無藥可治了。

諸如此類現象和問題,不勝枚舉。

我們常常還聽見很多人這樣說,我們不怕窮,就是怕生病!窮了可以慢慢來改變,但是生了病,即使再富的家也會搞得窮!那些處在貧困邊緣的人們,很多人不是因為懶,不勞動,而是因病而致貧、因病而返貧!

因此,建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當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們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老百姓也有意見。但是無論我們訴說太多的理由,強調太多的原因,尋找太多的借口,老百姓都不會去管,都不會去聽,他們只會關心三個問題:一是能否看得了病,二是如何才能看得起病,三是怎樣才能看得好病。

那么怎樣才能解決好老百姓關心的這三個問題呢?我以為,就是要做好這樣三個方面的工作:

1、要重視醫療衛生服務工作,建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努力解決老百姓看得了病的問題。

我認為,一是要建立一個以為中心的渝東北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常言說:音樂無國界!那么醫療衛生服務呢,沒有地界!我們應該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以城鄉統籌發展為契機,擯棄傳統觀念,打破地域界限,整合、利用好衛生資源,推動渝東北地區醫療衛生事業健康發展。我們知道,渝東北地區各區縣關系密切,的醫療衛生服務資源在渝東北地區具有非常明顯和突出的優勢,一些課題和項目在國際上均屬領先水平。因此,對于來講,必須建立一個三、四級并存的綜合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即片區、區縣、鎮鄉、村社四級梯次醫療救助體系,發揮其積極作用;而各區縣要建立三級綜合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即區縣、鎮鄉、村社三級梯次醫療救助體系,明確各個層級的工作任務,落實責任,實行分級負責,層級管理,真正建立起“小病在村社、一般疾病到鎮鄉、重大疾病去區縣、特大疾病進片區”的渝東北地區新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二是要認真調查渝東北地區現有的重點醫院、廠礦醫院、私人醫院、鄉村衛生所、個體行醫點等各類資源,及時編制出臺農村、城市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布局規劃,充分利用現有的衛生資源,增添服務設施設備,優化配置資源,提高服務效率,最大限度地滿足老百姓的需要。

篇（6）

今天，我能站在這個演講臺上為大家演講，我十分高興。

聽爺爺講，他小的時候，還沒解放，生活過得十分艱苦，經常用紅薯和米煮稀飯，用菜和米飯搞糊吃，而且一天能吃兩頓就不錯了。由于貧窮，那時的孩子一般都很難讀書。

篇（7）

1.農民的減負目標已基本實現。農村稅費改革的核心和主體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江蘇各地圍繞這個主體目標，深入發動群眾，精心組織，周密部署，認真實施，順利完成了方案制定、上報審批、組織歸戶、檢查驗收、夏秋兩季征交等各個階段的工作，保證了稅費改革平穩有序的推進。稅改后全省共征收農業稅25.61億元；農業稅附加5.08億元，農業特產稅0.9億元，農業特產稅附加0.18億元，一事一議籌資8.8億元，合計40.59億元，農民人均負擔77元，較改革前稅收及合同內、外人均負擔154元，減少77元，減幅為50％。“兩工”提取1.67億個，較上年減少 2.6億個；以資代勞總額3.86億元，較上年減少6.8億元。

2.各項配套改革取得了明顯效果。（1）大部分地區的鄉鎮村區劃調整、人員分流工作已基本完成。全省鄉鎮數已由改革前的1974個減至1372個，鄉鎮平均人口由3.1萬增至4.5萬；行政村由35258個減至20219個，縮減幅度為42.7％；村組干部由43萬人減至22.65萬人，其中村干部減少8.7萬人，僅此一項減少農民負擔4.4億元。（2）推進了農村教育體制改革。稅改中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快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由編制部門重新核定教師編制，人事部門核準人員和工資，財政部門核撥經費，委托銀行到人，使部分地區過去拖欠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按照適度規模辦學的要求，調整了農村教育布局。（3）推進了鄉鎮事業單位改革。通過采取綜合設置、精簡人員編制、建立用人競爭機制、確定事業單位法人地位等措施，對原來的“農村七站八所”，加以轍并改建。全省大部分地區的鄉鎮事業單位已由原先的20個左右調并為現在的6—8個，精簡人員編制達到30％。并從有利穩定、人盡其才的原則出發，對精減人員實施了多渠道分流。

3.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規范了農村稅收的征收行為。為了保證稅改后的村級組織運轉和農村義務教育以及計劃生育等工作的開展，江蘇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規定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優先保障村級基本運轉和農村義務教育。江蘇去年上述各項到村資金10.03億元，高于改革前1999年村三項支出9.27億元的水平，使大多數村的基本開支得到了保障。為了規范征稅行為，江蘇按照中央要求，將農業“兩稅”以及附加的征收職能歸口為鄉（鎮）人民政府財政機構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省政府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于加強村級范圍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管理的意見》。與此同時，還針對涉農收費問題采取了一些專門措施。

4.改革使農村長期積累的許多矛盾得到初步化解。其中包括計稅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第二輪承包政策落實不到位形成的機動田、黑地、兩田制、、宅田合一等問題，有力地維護了農村的穩定。農村稅費改革還增強了各地清理、化解鄉村債務的緊迫感。各地采取措施，清理賬目，已分類處置了一批歷史債務。

二、改革留有難題和大量的后續性工作

1.稅改后一部分鄉（鎮）村的可用財力明顯減少，難以維持低水平運轉。在蘇南如果以每年10萬元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約占10％；在蘇中如果以7萬元作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約占30％；在蘇北如果以5萬元作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也要達到30％。全省2.1萬個村，大致有6000個左右的村存在缺口。稅改后出現了一些減支因素，但總體上要保證這些村的正常運轉還相當困難。

2.一部分鄉（鎮）陳欠債務數額大、清償難。有的村僅農民手中的各類債務憑證就有十幾萬元。大部分負債鄉村缺少可以盤活的集體資產和可以用于清償債務的資金來源。因為負債，有的鄉村受到了司法訴訟和凍結賬戶、查封財產的法律處罰，分散了干部精力，也給農業稅征收增加了難度。農民以債據抵稅成為今后稅收中難以回避的一個現實問題。

3.經濟貧困地區對配套改革的承受能力較弱。一部分經濟貧困地區因缺少對改革的成本投入，出現了教育布局調整難、事業單位改革推進難、人員分流落實難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宿豫縣轍并村組以后，精減村組干部 4442人，一次性補償需要資金617.18萬元。灌云縣農村教育負債4496.98萬元，目前亟待解決的學校危房有10萬平方米，需投入6000萬元，經費的籌措十分困難。

4.由于籌資籌勞數額小，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鎮）村難以舉辦公益性事業。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大型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與鄉村公益事業受制于投資主體受到一定影響；一部分鄉（鎮）村的道路、橋梁、水渠急待修理；關系到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積累性問題更多。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僅靠籌資籌勞，要上那些使公眾受益的社會項目難度很大。

5.農業稅收任務因缺少征收保全措施增加了難度。稅改后，農業稅的征收主體是農稅征管機關，鄉鎮只屬于委托代收機關，農稅部門限于人力、物力和缺少應對手段，要完成當期的農業稅征收任務和清收尾欠稅款難度較大。發展下去，勢必造成拖欠越來越多，尾欠越來越大。

6.一部分種糧大戶和純農戶因稅改反而增加了負擔。據丹陽市測算，稅改后，種糧大戶每戶增加負擔約50元，增負20％左右。

7.水利：工程水費等涉農服務性收費標準提高給農村稅費改革造成了負面影響。

8.“一事一議”的規范要求與農村的實際情況不盡吻合。許多地區由于受到議事內容、議事條件、農民民主議事素質等方面的制約，影響了議事效果。議而不決、議而不行或根本就無法議事的事情累累發生，一些地區已經將一事一議“束之高閣”。

改革是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調整，在農村稅費改革的主體任務基本完成之后，由于舊體制的“慣性”作用，以及對解決舊體制遺留問題的思想準備、政策準備和經濟準備不足，方法欠妥，仍然存在一些矛盾，這是正常的。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著力化解問題和矛盾，認真做好改革的各項后續性工作才能實現改革的各項預期目標，不斷深化和發展改革的成果。

三、積極探索稅改難題的解決途徑

（一）堅持“治本之策”，用發展的辦法化解矛盾

1.堅持“治本之策”，明晰農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思路。目前，江蘇農業在增長方式上，還是以粗放經營為主；在生產方式上，還是以家庭式的小規模生產為主；在經營方式上，還是以對計劃的依賴性為主，特別是糧食、棉花、蠶繭生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貿、工、農分割。這個“三為主、一分割”是導致一部分地區農業效益低、農民收入增長慢的主要原因。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發展現代化農業的道路。一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的市場化。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適應市場化的信息問題、市場體系問題、市場主體的培育問題都做得不夠，走向國際化更不夠。江蘇要發展集約化農業，大踏步進入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二是提高農業的專業化水平。不能再滿足于家庭式的經營。因為家庭式經營無法向專業化、規模化發展。三是用先進的科技來提升農業的發展水平、擴大消費的需求。四是積極發展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只有產業化才能打破貿、工、農分割的局面，留住加工、流通這兩塊的利益，解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問題。江蘇結合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加強對推進農業市場化、專業化、科技化、產業化的研究，即規模農業與效益農業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堅持“治本之策”，積極推進城市化帶動戰略。江蘇結合農村稅費改革，推進了行政區劃的重大調整，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區劃與城市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通過發展城市，增強其輻射與帶動作用，進一步促進農業的發展。全省共有13個地級市、30個縣、28個縣級市、50個轄區先后進行了調整，調整后中心城市的區域范圍得到了擴大，為城市的擴容和資源的優勢互補創造了條件。

在農村稅費改革調研中，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一個農民當他由農村遷入城市以后，其消費水平會增長2—3倍，一次性的消費支出會高達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農民進城以后，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具有經濟實力，可以在城市投資辦工業、辦商業以及其它產業。因此，用“拆除門檻放農民進城”的辦法，不僅可以減少農民，有利于推進農業的集約化經營，使留在農村的農民富裕起來，而且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拉動消費，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化解矛盾

1.以創新的思維和辦法主動積極地化解農村集體債務矛盾。

農村集體債務過重是誘發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的一重阻力。解決鄉（鎮）村的陳欠債務問題是江蘇農村稅費改革的一項重要的后續性工作。

如何解決鄉村集體債務問題，江蘇各地在實踐中，大膽探索，勇于創新，除已經清償了一批歷史債務外，還創造了一些好的做法，推廣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如組織財政、審計或中介機構對鄉（鎮）村債務復審，擠掉債務水份，分清債務性質，鑒定落實還債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對于確應由鄉鎮承擔的債務，通過組織收欠還債、核銷減債、建立償債準備金制度以及調減、免利息等措施逐步加以解決。又如通過轉讓、出租、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積極盤活存量資產，化解債務矛盾。江蘇的鄉鎮和企業大都有一定數量可以利用的存量資產，有的是閑置廠房、土地和設備；有的是技術、專利和品牌。將各種有形與無形資產加以充分利用，發揮其效益，對于化解債務矛盾是十分有利的。

2.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積極穩妥地搞好農村教育布局的調整。農村稅費改革所涉及的教育布局問題和財政負擔問題，在江蘇大部分地區表現得都比較突出，即使是在比較富裕的蘇、錫、常地區，也有一些鄉（鎮）反映強烈。大家普遍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農民群眾對教育事業的關心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教育投入已經成為一項大宗投入。大多數農村學校的面貌與教學條件有了較大改變，進行教育布局調整不能搞成新一輪的達標升級活動，而應該以教育資源的內部調整為主。要防止和糾正少數地區在教育布局調整上的貪大求洋傾向。對于那些原本就存在著生源不足、而要在調整中擴班招生的學校應首先搞好內部挖潛。

教育布局的調整要立足現在、著眼未來。要綜合考慮人口密度、地理環境、交通狀況，以及農村人口將大量轉入城市等現實因素，科學規劃、因地制宜地搞好調整，并盡可能將學校向城市和農村中心集鎮集聚。應允許和鼓勵農民選擇學校，送子女進入城市求學。這可以作為義務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

3.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解決稅改中的其它難題。稅改中的其它一些難題，也應該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去加以解決。許多辦法和創意在群眾之中，關鍵是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做好調查研究和集思廣益的工作。

例如，一年一度的農村籌資籌勞問題，有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就建議采取并年集中使用的辦法。用這種積少成多的辦法可以辦成一兩件大事。當然這樣做必須征得大多數村民的同意，必須先積攢、后使用，先積攢的資金要專戶儲存，不準挪作它用，還有的人建議在郊村之間可以開展籌資籌勞等方面的互助互濟。今年先辦你們村的事，明年再辦我們村的事。關鍵是村與村之間要建立信用，不搞“平調”。

又如，農村的水利建設問題。由于稅改以后，資金投入機制發生變化，“兩工”和公積金取消，村內的農田水利工程由村民實行“一事一議”來解決。但占農村水利工程總量70—80％的跨村、跨鄉工程誰來負擔，誰來投入，誰來組織實施？為了保證農村的水利建設，國家要加大資金投入，國家對農業的補貼，要逐步轉到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上來，大型水利工程要繼續堅持以政府組織引導為主。跨地區工程要由受益范圍內的單位與個人共同出資、統一興辦。

篇（8）

2015年9月，我區被中央編辦和國務院法制辦確定為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改革試點單位，我們以此為契機，圍繞打造“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創新創業活力最強”區域目標，大力度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努力用政府放權讓利的“失”和“痛”，換取企業群眾的“得”和“爽”。

第一，突破“痛點”，以壯士斷腕的勇氣自我革命。大家都知道，政務環境是營商環境的重要內容，也是區域發展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但行政審批普遍存在“一長四多”問題，就是時間長、蓋章多、收費多、中介多、材料多，讓不少企業和群眾苦不堪言。而行政審批改革是一場部門利益的革命，也是不少部門怕失權、失利、失地位的“痛點”。為此，我們堅持問題導向，精準發力，突破“痛點”，推動政府和部門向自己“開刀”，堅決切除部門利益。一方面，大力推行相對集中，收部門的權。在省市編辦的指導下，迅速成立了大豐區行政審批局，劃轉了22個部門227個行政許可事項，審批科室由過去部門的69個減少到現在的3個，審批人員由318名減少到45名，審批環節從898個減少到565個，做到了授權、機構、人員、職能、事項劃轉“五個到位”，真正實現了一枚印章管審批。另一方面，全面實行“零收費”，去部門的利。在全省率先對企業投資工業項目、旅游項目的行政規費實行“零收費”，取消了9個部門20個收費項目，行政審批局成立以來，我區共減免相關行政規費2100多萬元，用真金白銀的讓利，使企業和群眾增強了獲得感。

第二，聚焦“難點”，以簡政放權和創新為發展增添活力。在試點工作中，我們感到收權去利還不夠，“難點”在于簡政放權，在于集成創新和程序再造。我區堅持能簡則簡、能放則放，以行政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一是能放則放，實行集成審批。全區依法取消行政許可事項18項、合并37項，優化審批流程18個，取消申請材料26個，行政許可80%的事項轉為即辦件。在推行集中審批的基礎上實行集成審批，變“物理組合”為“化學融合”，全流程集中受理，按事項分類審批，跨部門聯合服務，一個窗口統一出證。通過實行聯合預審、一車踏勘、多評合一、并聯審查，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時限從原來的165天壓縮到50天內，承諾件平均辦結時限由8.5天壓縮到3.2天。二是努力向“不再審批”目標邁進。對企業投資項目，除國家規定必須核準的項目之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我們開發區新上的總投資1.2億元的海工新能源裝備項目，通過網上申報、自主承諾，從在線備案到竣工投產僅用了一年時間，實現了當年落戶、當年建設、當年達效。今年以來，我區新上的211個企業投資項目中，有158個不再審批。三是加快構筑“一張網”。扎實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打造“一張網”服務平臺，做到應上盡上、全程在線，實現網上批、不見面、快遞送，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

第三，扭住“根本點”，把群眾滿意作為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改革更加符合群眾和企業的需求。一是推動行政許可標準化。我區在全省首家推行行政許可標準化試點，力求做到可復制、可推廣。大幅度壓縮自由裁量空間，做到審批公開透明無差別，編制“不見面”和“只見一次面”政務服務清單，確保群眾只進一個門、辦成所有事，甚至不出門也能辦成事。二是推行幫辦代辦制。在基層走訪中我們了解到，有的企業和群眾，由于各種原因，對審批業務、資料準備等不熟悉，網上操作也不會，我們就在每個鎮、園區各配備了2名項目員，免費提供服務，全程幫辦各項手續。今年已項目158個，幫助業主解決難題56個，受到了企業和群眾的普遍歡迎。三是創建行政服務品牌。推行預約服務、加班服務、上門服務、服務對象評價服務，創建的“溫馨365、貼心24”服務品牌倍受歡迎，實行“背對背”評估、第三方評估等手段，以評促改，打通了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我區行政審批局成立以來，累計辦理各類事項55893件，辦結54468件，按期辦結率100%，群眾滿意度達99.3%。

我們深深感到，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的改革，仍然任重道遠。我們將圍繞“兩聚一高”主題，進一步深化改革，優化創新創業環境，讓群眾更滿意，讓發展更有力。謝謝!

篇（9）

常州市解放路小學六（1） 劉姝言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和爸爸媽媽們：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很榮幸站在這里，面對教室里坐得滿滿當當的你們開始我的演講，我演講的題目是《改變世界的第五個蘋果——就是你》。

一只蘋果簡單而又復雜，第一個蘋果，是亞當夏娃吃下的那一個。這標志著人類第一次學會了分辨善惡美丑，學會了思考。第二個蘋果，不偏不倚砸在牛頓的頭上，他以驚人的智慧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開啟了新的科技時代。人們熟知的蘋果手機出自喬布斯，他為了取一個朗朗上口的名字選了蘋果，已咬了一口的蘋果做為LOGO,改變了電子世界，如果你覺得前兩個太過遙遠，那么筷子兄弟……是不是再熟悉不過了？一首《小蘋果》已獨特的風格風靡全球，改變了音樂界。

喬布斯的影響之大，甚至讓有些人賣掉自己的腎去換取蘋果手機；筷子兄弟的《小蘋果》之火，使廣場舞阿姨們一下子就把鳳凰傳奇忘得一干二凈……這四個蘋果都在不同的領域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帶給人類太多美好的東西，可是我們是否要深思一下，他們為什么會如此成功？有這樣一句名言，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并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這大概就是最好的答案。

你們知道嗎？一百多年前，一位窮苦的牧羊人帶著兩個幼小的兒子替別人放羊為生。有一天，他們趕著羊來到一個山坡上，一群大雁鳴叫著從他們頭頂飛過，并很快消失在遠方。牧羊人的小兒子問父親："大雁要往哪飛？"牧羊人說："它們要去一個溫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過寒冷的冬天。"大兒子眨著眼睛羨慕地說："要是我也能像大雁那樣飛起來就好了。"小兒子也說："要是能做一只會飛的大雁該多好啊！" 牧羊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對兩個兒子說"只要你們想，你們也能飛起來。" 兩個兒子試了試，都沒能飛起來，他們用懷疑的眼神看著父親，牧羊人說："讓我飛給你們看。"于是他張開雙臂，但也沒能飛起來。可是，牧羊人肯定地說："我因為年紀大了才飛不起來，你們還小，只要不斷努力，將來就一定能飛起來，去想去的地方。" 兩個兒子牢牢記住了父親的話，并一直努力著，等他們長大——哥哥36歲，弟弟32歲時——他們果然飛起來了，因為他們發明了飛機。這兩個人就是美國的萊特兄弟。人類千年來的飛翔之夢終于成真了。

我相信，這千百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過要飛，可是對于他們，那只是一個飄渺的夢，瞬息即過，堅持下來的，就只有他們——萊特兄弟。做飛機前無古人，可想而知，這件事對于他們來說是需要非凡的創造力，想像力，其中艱辛可想而知。但一個人總要有夢想，不管有多幼稚，還是多遙遠，每天都為這個夢想而努力，總有一天，它會離我們很近，甚至能實現。說到這兒，我想到了羽泉的一首歌里有這樣一段歌詞：隨風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閃電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裝進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遠航，隨風飛翔有夢作翅膀，敢愛敢做勇敢闖一闖，哪怕遇見再大的風險再大的浪，也會有默契的目光。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夢想是一切奇跡的萌發點。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發展和體制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全省一類幼兒園從1997年的500所增加到2002年的1400所，在一類以上幼兒園接受優質教育的幼兒從1997年的15.1萬人上升到2002年的47.9萬人，占全省學前三年幼兒總數的33%，優質教育資源正在不斷擴大；多元化辦園體制不斷完善，社會力量辦幼兒園從1997年的542所增加到目前的2138所，占全省幼兒園總數的24.1%；幼兒園教師隊伍不斷優化，學歷達標率由五年前的75%上升到目前的92.72%，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教師占21.1%。但是，“九五”以來，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與廣大人民群眾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不適應，二是與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不協調，三是體制改革過程中許多政策與管理措施不配套。盡管“九五”期間幼兒教育事業的“滑坡”在全國具有普遍性，但江蘇有其諸多“特殊性”與“差異性”。

一、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發展與體制改革的基本情況

（一）1990～2002年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發展狀況

1990年以來的十二年，江蘇省的幼兒園數、在園幼兒數以及幼兒園教師數的變化軌跡基本呈“拋物線”狀，即“八五”期間明顯遞增，但“九五”以來明顯遞減（見表1）。

（二）1996～2002年江蘇幼教事業與京、津、滬、粵、浙等五省市“三項指標”的比較

由于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人口基數、城市化率不相稱，簡單類比“三項指標”的絕對數沒有意義。但我們可以通過這六個省、市幼教“三項指標”的變化軌跡（見表2），看出其各自事業發展的起伏與走向，這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江蘇幼教事業的現狀。

六個省、市幼教的“三項指標”，“九五”以來都有不同程度的起伏，但其他五個省、市均沒有像江蘇這樣“大起大落”。特別是浙江、廣東兩省，無論是幼兒園數,還是在園幼兒數和幼兒園教師數，“九五”期間基本呈上升趨勢。即使到了2002年，同比1996年，兩省的幼兒園數、在園幼兒數以及幼兒園教師數均有所增長。但江蘇的情況并非如此，同比1996年，“三項指標”分別下降58.39%、38.18%、35.33%。

（三）“九五”以來江蘇幼教與全國幼教“三項指標”的比較

如果說，京、津、滬是直轄市，沒有代表性；粵、浙是發達地區，沒有普遍性，那么，我們不妨將江蘇幼教“三項指標”與全國作一比較（見表3）。

從表3中，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全國幼教“三項指標”盡管 “九五”以來也在下降，但降幅十分有限；而江蘇幼教“三項指標”，則降幅頗為明顯。

（四）1990年以來江蘇的出生人數、出生率及適齡幼兒的學前三年入園率

通過“九五”以來江蘇3～6歲適齡幼兒數與學前三年入園率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與把握江蘇幼兒教育事業過去和現在究竟處于什么狀態、何種發展水平。

1996年江蘇3~6歲適齡幼兒數與學前三年在園幼兒數分別為323.97萬人、 206.14萬人，入園率為64%；2002年的適齡幼兒數與學前三年在園幼兒數分別為231.82萬人、127.43萬人，入園率為55%，六年時間里整整下降了9個百分點。

此外，2002年江蘇3～6歲適齡幼兒數同比1996年，負增長僅為26.59%；但2002年江蘇3～6歲學前三年在園幼兒數同比1996年，負增長卻為38.18%，相差近12個百分點。

當然，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率并非是指每一個兒童都必須接受三年完整的幼兒園教育，而是把3、4、5周歲所有適齡幼兒數作為分母，同一時期在園幼兒數（含學前班）作為分子所得出的百分比。學前一年幼兒入園率僅指5周歲適齡幼兒在園（含學前班）的百分比。后者的比率要遠遠高于前者，因為面廣量大的農村地區、貧困地區、邊遠及少數民族地區更多的幼教機構附設在小學的學前班，即學前一年教育。

全國3～6歲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率2000年為37.5%、2001年為33.6%、2002年為36.8%；[1]全國幼兒教育事業“九五”“十五”規劃中要求:3～6歲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率在2000年和2005年分別達到45%和55%。北京3～6歲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率為80.8%（1999年），廣東為57%（2000年）、浙江為84%（2002年）。江蘇3~6歲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率為55%（2002年）。

(五)2002年江蘇各地區幼教事業的發展狀況

江蘇蘇南、蘇中、蘇北各地區幼兒教育事業發展的現狀差異較大。2002年同比1996年，幼兒園數蘇中減少得最多，遞減了71%；在園幼兒數和幼兒園教師數蘇北下降得最多，均為50%。而蘇南幼兒園數下降了53%，在園幼兒數和幼兒園教師數僅下降了20%左右。全省在園幼兒數下降最多的地區是：徐州（58%）、連云港（57%）、宿遷（46%）。幼兒園教師數下降最多的地區是：徐州（66%）、淮安（66%）、宿遷（46%）。

2002年蘇南、蘇中、蘇北各地區學前三年入園率與師生比的情況：蘇南3~6歲適齡幼兒三年入園率為76%，蘇中為67%，蘇北為51%。蘇南的師生比為1∶17，蘇中為1∶15，蘇北為1∶31。全省學前三年入園率最高的地區分別是：蘇州（99%）、無錫（80%）、南京（78%）；最低的地區分別是：連云港（48%）、宿遷（50%）、徐州（52%）。全省幼兒園師生比最低的地區是南京（1∶11），最高的地區為淮安（1∶57）。

(六)全國各地改制的情況

從表4、表5、表6、表7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國幼兒園辦園體制堅持“兩條腿走路”的大致輪廓。1996年全國民辦幼兒園占幼兒園總數的比率僅為12.34%，2001年上升為39.86%，其中浙江、江西、四川、黑龍江、吉林和廣西，民辦園的比率均已超過50%，基本形成了“以公辦幼兒園為骨干和示范，以社會力量辦幼兒園為主體，公辦與民辦、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相結合”的發展格局，這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從目前來看，江蘇民辦幼兒園的比率為24.0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如果簡單以民辦園比率的高低去衡量幼教事業發展的成敗得失，顯然是不慎重、不妥當的，兩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關鍵是要看在園幼兒的數量，尤其是3~6歲適齡兒童學前三年入園率以及幼兒園教育教學的質量。

(七)江蘇幼兒園體制改革的類型

目前，江蘇共有1096所幼兒園改制，其中省級示范幼兒園22所，占省級示范園總數的12%。據調查，江蘇幼兒園體制改革的類型主要有以下五種：一是以產權制度改革為目標的辦園體制改革，吸引社會力量投資辦學，逐步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和辦學形式多樣化；二是以承辦與租賃為主的辦園體制改革，即在產權不變的情況下，采取承辦、租賃、委托、合作、合并等方式，改變幼兒園的經營使用權，每年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額的租金；三是完全停止財政撥款，對幼兒園采取“休克療法”；四是拍賣公辦幼兒園，用以償還農村信用合作基金以及義務教育的欠款；五是以增效為目的的幼兒園內部管理機制的改革，在所有權、使用權不變的前提下，公有民辦，引進競爭機制，改革幼兒園內部人事、經費等管理制度，提高保教質量，增強社會和經濟效益。

據我們對江蘇省六個地區的調查，幼兒園體制改革的類型如表8。

二、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發展與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成因分析

（一）主要問題

1．入園率有所下降，事業規模沒能得到應有的擴張

全國3~6歲幼兒學前三年入園率1995年為35.38%，2000年為37.53%，2001年為33.63%。江蘇學前三年入園率1996年為64%，2000年為58%，2002年為55%。全國的落差是2個百分點，江蘇的落差是9個百分點。

對比廣東、浙江兩省，無論是幼兒園數、幼兒園教師數，還是在園幼兒數，2002年同比1996年，廣東分別增長18.09%、40%和4.64%，浙江分別增長0.04%、48.84%和18.86%，江蘇卻分別遞減58.39%、35.33%和38.18%。2002年，廣東、浙江學前三年入園率分別為60%、84%，江蘇為55%。

徐州、淮安、鹽城、連云港和宿遷等五市，是江蘇省3~6歲適齡兒童的人口大市，在園幼兒數2002年同比1996年，分別遞減58%、44%、40%、57%和46%；幼兒園教師數徐州、淮安遞減均為66%，宿遷遞減46%。

2．改制政策不配套，幼兒園有形、無形資產未能得到有效保護

幼兒園資產的流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制前對幼兒園資產的評估和審核不規范。根據我們的訪談，在幼兒園改制前，各級地方政府對幼兒園資產的評估沒有統一的評估標準，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對幼兒園的資產進行評估，沒有執行陽光操作。如某縣一鎮中心幼兒園固定資產總值評估為160多萬元，政府卻以69.7萬元轉賣給私人經營。另外，拍賣得來的資產挪作他用，一些鄉鎮以賣幼兒園來償還社會借貸資金，有的用以抵償政府對義務教育的債務。二是在某些地區，幼兒園的無形資產受到相當大的破壞，改制實行“一刀切”。無論是省級示范園，還是在鄉鎮起指導管理作用的中心園，一律拍賣。改制中對省級示范園沒有優惠的政策，也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任其在改制過程中自生自滅。這樣的做法嚴重影響了省級示范性實驗幼兒園在當地示范輻射以及管理功能的發揮。

3．教師工作積極性受到挫傷，主體作用未能得到較好發揮

政府對幼兒園改制的操作程序簡單化和不規范，使幼兒園教師對改制缺乏心理準備，對自身的去留十分擔憂，工作積極性受到較大影響。

改制后幼兒園教師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失業保險等未能及時辦理。蘇北地區改制幼兒園的教師多次集體上訪，造成了極為不好的影響。在工資方面，尤其是蘇北、蘇中地區，教師工資收入普遍減少，只在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有一半以上的教師工資收入得到提高。

幼兒園教師的繼續教育得不到保證。幼兒園改制后實行自負盈虧，有些幼兒園的主辦者為了盡快收回成本，把辦園的經費壓縮到最小值，削減或取消教師的進修和園內外的觀摩活動。

（二）成因分析

1.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是江蘇幼兒園入園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

根據統計分析，1991年江蘇全省的出生人數為116.03萬人，出生率為17.05‰；2000年出生人數為66.01萬人，出生率為9.08‰。在這10年左右的時間里，全省的出生人數與出生率分別下降了50%左右。這就使得3~6歲適齡幼兒人數從1996年的324萬人降為2002年的232萬人，減少92萬名適齡幼兒。1995年，全省在園幼兒數為214.7萬，2002年為127.4萬，減少88萬。

2．農村小學的大面積撤并，是江蘇在園幼兒人數大幅下降的又一因素

在江蘇的農村小學,尤其是蘇北地區面廣量大的村小,一般都附設學前班。但“九五”期間，隨著全省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大，學前班數量和幼兒數急劇減少。

1996年全省小學數為25836所，2002年為13372所，遞減48.24%，撤并了接近一半的小學。在這五六年的時間里，撤并小學達1000所以上的有徐州、蘇州、南通、淮安、鹽城、泰州、宿遷等7個市，這些市的總人口均在500萬以上，3~6歲適齡幼兒人數相當龐大，尤其是徐州、淮安兩市2001年小學附設學前班幼兒數占在園幼兒總數的57.52%和54.95%,一半以上的在園幼兒是在小學的學前班，真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1996年，農村小學附設學前班在園幼兒數為40.01萬，農村在園幼兒總數為99.07萬，前者占40.39%；隨著面廣量大的村小被撤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一比率逐年下降，1999年為36.18%，2000年為37.58%，2001年為31.85%，2002年為31.27%。

全省學前班數2002年同比1996年減少5385個，學前班幼兒數減少31.42萬人，遞減50%以上。

3．改制時機不成熟，改制方案粗糙

幼兒園的改制，尤其是經濟落后地區幼兒園的改制應該慎重。因為經濟落后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幼兒教育的水平與大城市相比本來就有很大的差距，若采用“一刀切”的改制方式，勢必對幼教事業的發展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2] 如，幼教師資流失問題主要在鄉鎮和村。過去一個鎮有一名幼教輔導員，負責指導全鎮各個村的幼兒園教學教研工作，改制后，為保教師編制，幼教輔導員調至小學任教，使鄉鎮的幼教教研處于空白。改制必須適合各地的實際情況，要有一整套完備的政策法規和管理機制。

4．政府對幼兒教育重視不夠，“甩包袱”現象時有發生

幼兒教育作為終身教育的起步階段，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其意義都是非常深遠的。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來說，幼兒教育不僅僅是教育事業，更應是社會公益性、福利性的事業。幼兒教育具有這樣一種雙重身份，理應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但常常受到冷落。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村教育費附加和農村教育集資，鄉鎮對教育的投入普遍弱化。為此，幼兒園改制似乎給鄉鎮帶來了一線生機。如，我們調查走訪的江蘇第一個改制（拍賣）的公辦幼兒園――黃玨鎮中心幼兒園，其改制的原因是鎮政府出現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鎮政府只好“拆東墻補西墻”，于1998年將鎮中心幼兒園拍賣掉，并關閉了六所村幼兒園，以保證鎮中心幼兒園的生源。再如某區1999年下發有關文件對全區公辦園“斷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節支”（“甩包袱”），此類“改革”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5．政策法規不配套，行政部門之間不協調

幼兒園管理職責不明，導致幼兒園改制后出現混亂局面。198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明確幼兒教育事業領導職責分工的請示》，明確規定幼兒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有關部門分工合作的管理體制。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部門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以各種名義對幼兒園進行行業管理，變相收費，致使幼兒園負擔過重。

幼兒園的改制工作應由哪個部門負責，應由哪個部門或哪些部門協同解決改制后的一系列問題，應由哪個部門來審批和管理改制園，應由哪個部門來審批和管理私立園？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是導致改制帶來一系列問題的重要根源。

幼兒園改制后，出現了許多私立園，但其審批并不通過教育局的業務處室，實際審批部門又沒有專業人員對辦園者的資質進行嚴格科學的專業評估。幼兒園開辦后，教育局有關幼教干部對其進行督查，但不管合格與否，私立園的主辦者可聽可不聽，因此管理處于兩難境地。從教育質量和工作職責的角度看，業務處室該抓該管，但“懂行者沒有審批權，有權審批者又不懂行”，這種局面任其發展下去，幼兒教育的發展走向可想而知。

三、完善和創新江蘇幼兒教育體制的幾點建議

（一）提高認識，深化改革，切實加強對幼兒教育事業的領導和管理

發展幼兒教育，政府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應真正把幼兒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切實加強對幼兒教育的領導和管理，依法將幼兒教育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列入自身的工作計劃和議事日程之中，研究制定加快本地區幼兒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的規劃與意見。

當前，首要任務是結合江蘇實際，切實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于2003年3月轉發教育部等10部委（單位）《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指導意見》的精神，盡快出臺實施細則或意見，迅速制止全省幼兒教育事業的滑坡，有效解決幼兒教育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無序、失控現象。

（二）理清思路，明確職責，確保幼兒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實施幼兒園的改制，一方面是為了彌補政府的教育經費不足，更重要的是要促進幼兒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基本普及幼兒教育，提高幼兒教育的水平。因此，幼兒園改制要慎之又慎，不能僅僅是所有制（即產權）的變更。變更幼兒園所有制的同時，要改革幼兒園的內部管理機制，激活幼兒園的用人機制，以人為本，保護和開發教育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提升幼兒園的形象，吸引和吸收社會資源，更好地促進幼兒園的發展，提高保教質量。

（三）建章立制，落實措施，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幼兒園的改制行為

為了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幼兒教育機構應向多元化辦園方向發展，引進市場機制，這是歷史的必然。在改革過程中，對存量中優質的部分，一定要保持并爭取增值；對劣質的部分或處于中間狀態的部分，要引進必要的機制加以激活，進一步擴大優質教育的資源；對于增量的部分，先要“放水養魚”，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基本原則，促進幼兒教育事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有關幼兒教育體制改革的政策法規，應有利于強化政府行為，有利于增強教育行政部門的主管職能，有利于調動社會各界辦園的積極性，有利于改善辦園條件，有利于提高教職工的積極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有利于辦園水平、辦園質量以及辦園效益的全面提升。

在幼兒教育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既要堅決反對政府“甩包袱”，更要明令禁止少數人“淘金礦”。“不得借轉制之名停止或減少對公辦幼兒園的投入，不得出售或變相出售公辦幼兒園和鄉（鎮）中心幼兒園，已出售的要限期收回。公辦幼兒園轉制必須經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核批準。”這幾條是識別真假重視和能否規范幼兒教育工作的“試金石”。

(四)精心謀劃，想方設法，妥善解決中小學布局調整后農村幼兒的入園難問題

2000年全省撤并村小2143所，2001年撤并3356所，2002年撤并2382所，三年共計撤并7881所村小。根據2001年4月召開的全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上公布的中小學布局調整標準，即“1萬人口1所小學，3~5萬人口1所初中，10萬人口1所高中”這一要求，“十五”期間后三年（2003~2005年）有5000~6000所的村小被撤并。

村小的大規模撤并，波及附設在這些小學的學前班。據統計，1996年全省學前班為16696個，2002年為11311個，減少5385個；1996年全省學前班幼兒數62.71萬人，2002年為31.29 萬人，直接造成農村在園幼兒數銳減31.42萬，遞減50%以上。

誠然，隨著江蘇整體推進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口城鎮化水平在不斷提高。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全國人口城鎮化水平為36.09%，江蘇為41.49%，高全國5.4 個百分點，但仍列在上海（88.31%）、北京（77.54%）、天津（71.99%）、廣東（55.00%）、遼寧（54.24%）、黑龍江（51.54%）、吉林（49.68%）、浙江（48.67%）、內蒙古（42.68%）和福建（41.57%）等省（市、區）之后，在全國排名第11位。這就是說，江蘇仍有接近60%的適齡兒童要在農村接受幼兒教育。

此外，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城鎮在園幼兒的絕對數量可能還會減少，而要提高3~6歲學前三年受教育率的增量部分必然主要落在農村地區。可以這么說，江蘇幼兒教育事業發展的難點和關鍵，就在于能否妥善解決農村適齡幼兒入園難的問題。

在這方面，各地已經有了一些很好的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但從總體上說，工作與進展的程度并不盡如人意，亟待從思想觀念、政策措施、人力物力的配備等方面一一加以落實。能否考慮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明確規定：要將布局調整后空余的村小改建成幼兒園，直接作為鄉鎮中心幼兒園的分園，并在體制與機制上加以創新，保本經營，保證質量；一部分村小（包括完小），尤其是蘇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繼續保留學前班，鼓勵舉辦靈活多樣的非正規教育，盡量提供早期教育機會，并在經費上適當補助，在有關政策上適當傾斜，以便切實解決面廣量大的農村地區適齡兒童的“入園少”“入園難”問題。

（五）齊抓共管，層層把關，高度重視弱勢群體子女接受幼兒教育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速，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擴大，相當數量的弱勢群體子女接受幼兒教育這一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一是城鄉流動人口增加，一些原在農村接受教育的幼兒流入城鎮以后沒有進入幼兒園；二是企事業單位改制后原附屬的幼兒園被任意關、停、并、轉，大量適齡幼兒散落社會；三是部分下崗職工、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入園入托，在經濟上有困難；四是舊城改造、新區建設、小區配套的幼兒園不能同步，甚至挪作他用或者高價出售，引發新一輪“入園難”；五是殘疾兒童的入園問題。

針對以上情況，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門，要有緊迫感和責任感，要想方設法幫助這些弱勢人群子女接受基本的早期教育。要傾注愛心，增加投入，傾斜政策，創新機制，大力發展以家庭為依托，公辦與民辦、正規與非正規相結合的多種形式的幼兒教育與服務機構，讓這些弱勢人群子女“進得來”“留得住”，并且要力爭做到“一個不能少”。

（六）嚴格標準，嚴格程序，大力推進幼兒園教師隊伍的建設

幼兒園教師隊伍以非公辦教師為主體，隨著民辦幼兒園比重的日益加大，非公辦教師的比重還會增加。要根據《教育法》《教師法》，特別是《教師資格條例》的規定，嚴格幼兒園教師的從業條件和標準，嚴把入口關。對業已進入幼教工作崗位的不具備條件者，必須進行清理整頓，切實提高幼兒園教師專業化的水平，提高行業準入的“門檻”。此外，對于幼兒園園長，也要嚴格任職資格，要求他們具備相應的學歷和資歷。縣、鄉（鎮）兩級政府必須嚴把幼兒園教師和幼兒園園長的“資格關”，嚴格實行持證上崗制度，并為切實提高這兩支隊伍的思想和業務素質多做一些實事、好事。

與此同時，要切實保障幼兒園教師、幼兒園園長的工資待遇，特別要對民辦或轉制幼兒園教師的工資、住房、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各類待遇作出明確規定，并在職稱評定、業務培訓、評優獎懲等方面要與公辦教師“一視同仁”，確保全省幼兒教育“兩支隊伍”的穩定，切實維護他們的正當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王化敏：關于幼兒教育事業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早期教育，2003.5

〔2〕彭云：江蘇南通地區幼兒園辦學體制改革調查的結果與分析，學前教育研究，2002.5

A Research Report 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LIU Mingyuan, ZHANG Hui

篇（11）

一、轉變認識。當前，高一年級分層次教學處在開始階段，應狠抓前一個月的班風、學風建設。在教育教學中，我們應該反對以旅游者觀望的心態，不能以不變應萬變。我們的口號是：不讓任何一個學生掉隊，讓每個學生獲得發展和提高。學生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分層就是承認差異，但這并不等于放棄A層次學生。相反，他們是我們教育改革的無盡寶藏，因為他們有很大的潛能可挖。現在，教師得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僅是教學的組織者和引導者，還是改革的實踐者和探索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