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體制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治理的體制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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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主要是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社會體育也需要轉變體育治理方式

2.1堅持系統治理，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是要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將成為今后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在由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部門應該建立與其他主體的合作伙伴關系，分工負責，共同實施社會治理。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不是領導作用，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與其他主體是平等關系，而不是其他主體的主管領導。從社會體育系統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體系。這里的多元主體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相關利益群體。如社區體育治理應該由社區行政與社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老年人體育治理就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與老年人體育協會共同進行治理；區域社會體育應該由地方政府與地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其次，系統治理要有明確分工，政府與多元主體各司其責，互相配合，實施共治。政府部門盡可能退到后臺，發揮調控和協調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體間產生矛盾時，政府部門可以進行調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門過多干預的情況再現。再次，系統治理過程中，要體現民主協商的運作機制特征。即在多元主體的共同協商下確定治理方式，產生分歧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要避免行政決定、其他組織執行的傳統管理模式再現。

2.2堅持依法治理，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轉變

堅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強法律規制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用法律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用法律來監督管理者的治理行為。依法治理還要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鼓勵人們依法開展各種社會活動。過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社會體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為法律管雙方；改行政管控為服務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轉變，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法律法規體系，這是依法治理的基礎。其次，要學會以法律為準繩，以法規為標準進行社會體育治理，要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行政干預，實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放手由民眾自主地開展體育健身活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蓬勃發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雙方轉變，就是要改變政府與民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把雙方都納入依法治理的體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監督之下。雙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監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又通過互相合作，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是要改變以控制為手段的管理方式，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限制。通過提供服務保障等方式，為社會體育活動保駕護航。過去，社會體育發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其原因與簡單管控方式有很大關系，即要么不許亂說亂動，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還與行政思維模式有關，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不僅是轉變方式，更是轉變思維。

2.3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堅持綜合治理，就是要改變過去單一采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簡單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齊下”和“多策并舉”的綜合治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以期獲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為強制性手段，不適合用于作為生活方式的社會活動管理，而社會治理由于采用綜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覺會更好。從社會體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還有法制、道德、規范、文化、教育等多種管道可以規范體育行為。這樣，不僅可以在制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還可以在輿論環境、文化習俗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齊抓共管，使人們從內心認同社會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環境壓力，達到自覺、自律的社會效果。社會體育治理還應該采用多策并舉的方式進行管理。如調整社會體育政策，并通過優惠政策引導社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再如制定發展策略來推動社會體育的進步，像扶持體育創新、支持有組織體育活動等，一定會帶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還有改變行政主導的活動開展方式，放手讓相關體育協會自主開展活動，政府對符合法律規定的體育組織活動給予經費、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過構建、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來推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總之，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會體育治理。

2.4堅持源頭治理，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

堅持源頭治理，就是要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因為“亡羊補牢”式的事后處置方式對已經造成的損失無能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前置治理主要指決策前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經過充分論證和必要聽證，確保決策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需求，符合國情、國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種利益訴求，及時解決利益沖突與矛盾，增強社會和諧，激發社會的活力等。源頭治理講究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社會體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與群眾聯系的窗口設到老百姓身邊去，方便群眾反映情況，方便政府了解情況，方便各方的溝通和互動。具體講，就是要在社區層面設置公共體育服務平臺，傾聽百姓的呼聲與需求，有針對性地服務。源頭治理還應該建立智庫機構，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政府部門在決策前，要請科研機構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提出可行性報告，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再去召開聽證會，征求民眾的意見。從社會體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以民眾利益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在社會體育活動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大都為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調解和深化服務得到解決。在調解群眾體育矛盾時，可以通過群眾體育組織進行勸解，也可以通過組織間的談判獲得和解。總之群眾利益矛盾在自治組織的范疇內解決比較有利。堅持源頭治理，還要做好激發社會體育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工作，實現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3創新社會體育治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3.1轉變社會體育管理觀念

從傳統管理到社會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治理的目標、方法等方面都要發生轉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首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是要學習“社會治理”理論和方法，明確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方法及組織運作模式等，為創新社會體育治理奠定基礎。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轉變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眾自治的社會治理理念，積極推行社會體育領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綜合治理的基本觀念，改變單一行政和行政主導的管理方式，實現社會體育綜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會體育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體制的創新。從社會體育共治的要求看，社會體育組織全面參與體育治理是社會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做好職能轉移的安排，在社區層面實現基本自治，即可以讓群眾自治的部分，交給群眾進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團隊、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等，暫時有困難的，交給社區體育服務組織進行管理。在縣及以上地區實現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門與相關體育組織共同進行社會體育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逐步放手讓社會體育組織獨立承擔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維護，政府部門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與規劃的制定與體育發展的宏觀調控方面，通過協作共治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體育的和諧發展。

3.3調整社會體育機制

要調整縱向等級管理機制，采用扁平化運作機制，使各個層級都有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權利，充分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實現群眾體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調整社會體育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雙向型體育信息通道及信息處理機制。要調整按規定辦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機制，實行目標管理機制。要減少程序約束，改革評價方式。要調整行動激勵機制，比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體育創新等。推行調研活動，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要完善績效考核、群眾評議和反饋等機制，促進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3.4培育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長期單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的弱化，對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難。要提高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首先，可以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公共體育服務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并通過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與監督制度，確保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為群眾提供優質體育服務。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將若干社會體育治理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業務指導幫助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提高社會體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讓其獨立開展工作。再次，可以發揮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過其傳達政策法規及其他社會治理信息，群眾通過其轉達對社會體育治理的意見與建議，使其成為政府與群眾聯系的紐帶。

4結論

4.1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社會體育發展與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社會體育管理必須盡快向社會體育治理轉變。社會體育治理須從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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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育社會問題及危害

體育—這一人類社會活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們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體育的實際社會效能不僅表現在增強人們體質，同時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家安定團結、豐富文化生活、培養人們良好的個性心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國際交往和促進人們之間的友誼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現在出現了一些體育社會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干擾人們生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同時妨礙體育的正常健康發展，既不利于正確地完成體育的目標，也不能充分發揮體育的各種效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謂體育社會問題是指: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行為，如“吹黑哨”、“打假球”、“濫用違禁藥物”等等;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如“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失衡”問題，“我國競技隊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以及“‘體育政治化”問題等等。

綜合起來說，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體育的影響:妨礙體育的公平競爭，站污了體育的形象，_對運動員、教練員及人民群眾身心產生危害，導致體育畸形發展。第二、對社會的危害:干擾人們的生活，嚴重時能擾亂社會正常運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會矛盾。

二.體育社會問題的治理

1、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必要性。

正因為體育社會問題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危害和影響，所以要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另外，治理好體育社會問題，對消除體育中不公平競爭現象，維護體育原有的純潔的精神，促進體育的健康發展，讓體育更好地為建設我國的“兩個文明”服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具有現實的意義。同時，我國的某些體育社會問題幾近“瘋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要“捂著蓋子”，不敢揭開。當我們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而歡呼時，又有誰知道正是中國的這種“國粹”—“假球”、“黑哨”，耽誤了我國足球運動多少時間。

2、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為目前我國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來對體育實施宏觀調控，那么治理體育社會問題就少不了要通過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是通過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調撥體育經費、任免體育官員、審批體育社會團體、開展重大體育活動，以及通過對各種體育理論的選擇和評價，組織研究體育的發展戰略，編制體育的規劃和計劃來實現。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主導性和規定性的作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各體育社團的群眾團體法等。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穩定性和不可違背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定:“在體育競賽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檢查”，“在體育競賽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直接負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這是對解決“濫用違禁藥物”問題的直接寫照。在運用法律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應注意兩點:其一，具體針對某些問題的法律條文，隨著這類具體問題的解決而自動失效，對于這些條文要予以揚棄。其二，對可預見性的新的體育社會問題，應通過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這類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惡化。

③紀律手段。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組織的性質、目標不同，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紀律，所以紀律有多樣性的特點。紀律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背性。紀律手段在治理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

④社會輿論手段。社會輿論可以督促某些現象性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一些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行為的導向。社會輿論往往暗示出特定社會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體育這一特定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層面，它的基本價值規范是“更快、更高、更強”，基本行為準則是“公平競爭”。這正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和監督足球運動中的“假球”問題和“黑哨”問題的原因。其二是社會行為的約束。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與眾不同的言行，特別是越軌行為具有壓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數人的行為，這些人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的行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習俗、信仰等手段，它們主要是通過對人的思想、觀念、認識等產生作用，然后再對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產生影響。如“運動場暴力”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體育比賽，還對運動員和觀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通過對運動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后，可以適當地緩解或解決這一問題。這些手段雖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得強烈和直接，但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本要求。

①應具有客觀性。只有對實際問題進行正確、客觀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進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們的認識往往受到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觀，這要求我們對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認識上。

②應具有針對性，或稱選擇性。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無論是采取哪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或者說治理具體的問題時，采取的方式、手段應有選擇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則適得其反。

③應具有靈活性。在治理某一問題時，往往有多種方式或手段可供選擇，在選擇具體的方式和手段時，要依據問題的發展和變化，靈活地變換選擇，才能有利于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控制。

④應具有適時性。體育社會問題都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時性。比如，相關的法律條文一定要適用于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只是對過期問題的鞭答;社會輿論一定是關注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僅是對未來假想問題的譴責。

4、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個基點。

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點應該放在對現行體育體制和體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體育社會問題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幾乎都與相應的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失調有關，并且在導致社會問題的各種原因中，體制和法制的失調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變遷的廣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體制和法制上的東西存在缺陷或混亂。如我國的足球管理體制，“中國足協”既是民間足球協會又充當足球運動行政管理機關，既是“甲級”聯賽的組織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還是執法者。這種體制，與我國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問題的出現，有著莫大的關系。《體育法》只對體育比賽中的裁判權利義務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對裁判的違紀違法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甚至在中國足壇“黑哨”現象曝光后，卻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法律條款來懲處。

根據以上事實，筆者認為為了有效的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應該合理地改革我國的某些體育體制，進一步完善體育法制。具體的說:在體育體制的改革方面，應確實分清行政、管理和經營的性質、權限和責任，不能因體制自身的混亂，而成為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溫床”;在體育法制方面，《體育法》中應該具有詳細的對違反有關規定作出處罰、處理的條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讓某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有空可鉆。

三、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體育社會問題

1、應該充分地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危害，不能文過飾非，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治理。同時應客觀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與其它社會問題相比，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沖擊力要相對較小，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不要將之盲目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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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深化改革的新要求，這說明我國的整體治理已經進入現代化進程，然而從社會治理中還存在的諸多問題就可以看出，我國治理的現代化并不成熟，需要通過不斷地完善和創新彌補這一缺陷與漏洞。

1、社會治理進入轉型時期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將原來的計劃經濟轉變成現如今的市場經濟，這也意味著政府和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程度越來越弱，社會和市場原來的權力逐漸恢復，黨和政府通過利用社會的自治能力完成社會治理，因此社會治理的空間正在逐漸擴大，這與政府直接干預社會治理的傳統管理模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社會自身的權利和職能被不斷還原，我國的社會治理也由此正式進入轉型時期。[1]

2、社會治理工作內容不明確

國家很早就提出社會治理格局的總體規劃方向，希望能夠建立起黨和政府、社會與公民之間相互協同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雖然已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國在現階段的社會治理當中仍然存在工作內容不明確，對社會治理認識不清的情況，首先黨和國家對社會本身具有的治理能力存有懷疑，與此同時在社會治理工作內容和工作主題的討論當中，黨和政府進入了一個思想誤區，即認為社會治理只有緊緊依靠政府的權利和職能才能得以落實，充分相信社會自治能力成為幻想和泡影。

3、社會治理中參與者角色混亂

在社會治理當中，政府和社會是其中的主要參與者，而現階段的社會治理當中，政府仍然將自己作為社會管理中的領導者，強調自身對社會管理的絕對管理權力和絕對主動權，所有的社會資源必須通過政府才能進行分配使用，但是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中的關鍵部分，本身具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管理之中并沒有得以實際展現，所謂的參與社會管理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政府對社會組織一直處于壓制和命令的狀態，要求社會組織完全服從政府的命令。[2]

4、社會治理體制缺乏創新

基于國家治理下的社會治理雖然一直提出要創新、要改變，但是就實際結果來看，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社會管理仍然采用傳統政府下達行政命令和使用管理手段的傳統管理體制，政府擁有絕對的主導作用和主體地位，社會組織和公民仍然是社會治理中的邊緣參與者，另外長期以來使用同一種社會管理工具，這種帶有絕對色彩的單向型社會治理體制缺乏新意，由于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擁有至高無上的主導權力，因此很多政府職能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這嚴重了影響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

1、建設和服務并重

只有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雙管齊下，才能夠切實完成好社會治理工作，社會建設與社會服務能夠有效推進社會治理工作的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就是建立在社會建設和基本社會公共服務的基礎之上，利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的社會制度、社會體制為依托和藍本，把建立良好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公共秩序作為最終目標的管理制度。將社會領域中的各個體制和制度網絡緊密連接起來最后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并且通過在該制度體系之中推動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全面完成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2、政府、市場和社會平衡

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下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能夠充分做好政府職能、市場職能和社會職能的統籌安排、平衡協調，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期間想要實現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從創新社會治理的方式入手，這就需要做好政府職能、市場職能和社會職能三者之間的協調與平衡，社會管理中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把握整體大局，但是政府并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政府需要適當的進行權利歸還和權利轉移，充分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和社會的自治能力，在堅持依法治理、強化法治力量和法制思維的前提下，通過宏觀調控手段調動市場自身調節功能，平衡各單位之間的經濟利益，解決社會中的經濟紛爭，運用社會自治能力中的道德約束，平衡各組織之間的關系，消解社會矛盾。[3]

3、加大社會組織的影響作用

社會組織是社會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統的社會治理體制之中，社會組織一直聽命與政府，缺少自我參與意識，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就是要加大社會組織的影響和作用，需要協調和平衡好社會組織與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關系，這就要求政府需要交還給社會組織其原本具的職能和權力，讓社會組織真正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來，比如說社會組織中的各大商會需要脫離政府機構實現獨立，特別是需要著重培養社會志愿和公益類組織，通過建立獨立的行業協會或慈善組織等完成部分社會治理工作，尤其是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不再需要直接與政府打交道，而是交由社會組織進行監督和管理，能夠更好地完成其本職工作。

4、正確對待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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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教育經歷了“示范校”“骨干校”建設的黃金期，軟硬件環境大有改善，人才培養質量顯著提高。但在為高職教育唱贊歌的同時，我們也要正視當前高職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部分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結構紊亂，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干部隊伍和教師隊伍中庸、懶、散現象嚴重，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證；一些院校仍然存在與區域經濟發展無關或同質化嚴重的專業，部分專業課程體系依然不盡合理，有些專業的師資隊伍參差不齊，學生厭學棄學現象并不鮮見；相關校企合作政策配套缺位，深化產教融合瓶頸難破，學生實習實訓環節質量大打折扣。優質校建設直面這些問題，不斷診斷與改進，確保技術技能人才的輸出質量。

與本科院校相比，科研是很多高職院校的薄弱環節，也導致了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不夠。高職院校應強化“地方性”和“職業性”優勢，加強科研師資隊伍建設，將科研對象、科研重點、科研目標牢牢鎖定在應用研究上。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教師應緊盯高職教育發展前沿問題，注重實證研究，注重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使自己的研究服從于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需求，為當地政府決策和學校長遠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就科技研發來說，教師要根據區域重點支柱產業的發展要求，深入行業企業一線，與當地政府、園區、行業、企業緊密合作，共建集“教學、實訓、技術服務”于一體的人才培養和技術研發平臺，充分利用校企名師名匠資源，以區域內中小微企業為服務對象，解決生產實際中的一些難題，服務于企業產品的改進和升級。

另外，高職院校應在產教深度融合、社會培訓服務、國際化辦學三個方面提升社會服務能力不足的短板。

發揮政府、學會組織的作用，為行業企業做好服務，實現校企合作雙贏，這些對突破校企深度合作瓶頸十分重要。政府在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高職院校要協調好與政府部門的關系，為當地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議，贏得政府信任，為區域內校企合作牽線搭橋；各種形式的學會組織也要利用好這一平臺，促進各級政府的頂層設計更科學，促進政府相關部門合理解決問題，破解影響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些政策和制度障礙；另外，學校在校企合作方面一定要主動應對，為企業做好人才培養和科技服務，贏得企業的青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贏回校企深度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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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現代企業已和改革開放初期傳統企業的特點大有不同。各種跨國企業、電子商務企業、互聯網企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現代企業復雜多樣的經濟模式對我國現行的會計管理體制與企業會計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上企業會計制度的調整和改善時有發生，這也是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積極回應。我國應結合國內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建立起先進的現代企業會計管理制度和企業會計制度，讓企業在健康、陽光的經濟環境中發展。

2會計管理體制的設計分析

2.1會計管理體制的涵義

什么是會計管理體制？首先，會計管理體制是一種經濟制度，它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范圍內對會計管理活動的一系列組織規定，是界定會計管理組織形式、區分會計管理責任、開設會計管理機構、規范會計人員經濟行為的準則。國際上存在的比較鮮明的兩種會計管理體制分別是集中管理型會計管理體制和自我管理型會計管理體制。日法兩國作為集中管理型國家，其政府會積極采取法律或者行政手段參與對會計活動的管理，而它們的會計組織在會計活動的管理中只扮演協助政府職能的作用，并不能在會計活動中占主導地位。相反，在英美兩國，它們的會計管理體制屬于自我管理型的，其會計職業團體對會計管理活動有絕對主導權，而政府除了對會計管理活動有基本的立法要求，除此之外的干預少之又少。縱觀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經濟體制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根據國際上先進的會計管理體制，再結合我國經濟國情，設計出具有我國特色的會計管理體制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2.2我國現階段會計管理體制出現的問題

2.2.1會計管理法律條文執行不到位的情況

我國已經對現有的企業會計活動頒布了若干法律法規，其中有《會計法》、《公司法》、《注冊會計師法》、《經濟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對企業會計經濟活動進行了較為嚴格的規范和指導。然而，由于相關執行人員法律觀念不強，有很多會計造假、經濟賄賂等違法亂紀的會計行為時有發生，從而對我國企業的經濟環境帶來了不好的影響，很多會計工作人員也因為其違法亂紀行為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2.2.2會計管理法律法規制定不統一

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建設中，很多經濟管理監督部門，如監管局、工商局等會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限制，如出臺相關法令條文對會計處理的某個環節進行監督，然而隨著法令條文的頒布或者是出臺，我們發現各部門對經濟活動的要求或者是規范程度有所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經常會出現會計工作人員和會計監管人員相互對峙的情況，也就是說，對相關法律條文解讀的不統一性給會計管理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阻礙。

2.2.3企業會計內部控制不完善、會計監督機制不健全

在經濟建設的進程中，我們發現，隨著企業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經濟活動經歷的環節越來越多，越容易出現貪污、造假、腐敗的現象。這些違法現象的發生大都是企業內部管理缺陷導致的。有的企業并沒有建立有效的企業內部控制系統，或者是有的企業建立了企業內部控制系統，但是其沒有被有效執行。

2.2.4企業會計監督職能弱化

企業內部會計基礎工作執行不當和其基礎管理工作的薄弱也是導致企業會計管理失效的一個原因。會計是企業經濟活動的反應，其結果應該是真實公允的。然而，由于企業內部會計人員基礎工作沒有做好，企業內部會計管理監督薄弱，無法在第一時間內發現問題，加上外部監管的缺陷，最終容易出現大的經濟活動違法亂紀行為的發生，從而破壞了我國的經濟秩序。

2.3我國會計管理體制設計分析

2.3.1會計管理體制應區分會計的層次結構

根據我國企業會計實踐和現代企業的特點，企業會計管理體系應分為以下三個層次：一般會計、責任會計和管理會計。在我國現階段的企業會計崗位設置中，一般會計的設置基本符合要求。一般會計就是我們傳統的財務會計，他們的工作是按照相關企業會計準則的要求，處理企業會計賬目、定期出具企業財務報表、向稅務機關繳納稅款等。我國的責任會計也在改革開發后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其職能主要是規范企業內部會計管理職責問題，他們的工作主要有企業目標管理、企業人員績效考核等，他們的存在促進了企業的經濟效應。而管理會計作為一種為內部管理服務的會計崗位在我國還未能得到普及，其職能主要是根據企業經濟活動的歷史資料來進行企業價值的預測評估，從而對企業未來經濟活動進行計劃和決策，這種職能的產生對加強企業管理、促進企業經濟決策有著很大的作用。所以，現代企業應對會計崗位設置清晰的層次結構，特別是要加強責任會計、管理會計的建設，讓這三種層次的會計人員規范自身的職能，促進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平穩進行。

2.3.2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控制制度

現代化企業的一個特點就是業務內容復雜多樣，如何在復雜多樣的經濟環境和業務內容中做到每個環節的高效完成需要企業加強現代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根據現行相關會計工作規范的要求，基本的企業內控制度需要做到職責分離、實行審批監督環節等等。現代企業還尤其需要規范生產材料的采購環節、產品的銷售環節，因為這兩個環節是企業現金流和物流的重要環節，并且這兩個環節涉及到多個部門或者管理人員的工作內容。所以，建立健全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能夠使得材料采購、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得到有序、平穩的進行，能夠使得每個環節的部門和工作人員相互監督、相互管理、相互制約，從而避免出現工作錯誤或者工作人員舞弊的現象。除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內部控制外，還需要企業加強對財務工作人員的有效內部控制。在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中，容易暴露出財務收支不合理、財務審批制度混亂或者執行不到位的情況，而其結果往往會導致企業經濟效益的損失。所以，企業應規范財務收支人員的職責，并且要嚴格設定財務審批人員的審批權限，使得財務工作人員之間職責分離、相互制約。對于違反相關規定的財務人員，無論級別多大，都得進行嚴肅處理，以此來引導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穩健運行。

2.3.3建立健全財務會計電算化管理制度和財務分析制度

企業每天都在進行財務管理活動，并且以年為單位，向管理部門提供各種財務報表，以使會計報表使用者對企業經營活動有充分的了解。然而，在實際工作中，財務管理人員自身也應當充分利用財務報表的各項指標來發現財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所以這就需要財務人員對財務報表以及其他財務信息進行收集和分析工作。對于財務信息的收集工作我們可以查看財務流程，而財務流程勢必會通過證、賬、簿、表來進行完整的記錄，如何及時、迅速地查看真實完整的財務流程，需要我們建立和完善企業會計電算化制度。會計電算化制度在我國已經得到很好的普及，然而其管理工作還需要企業制定嚴格的制度來規范。所以，加強現代企業會計管理制度，需要建立健全財務會計電算化管理制度，從而強化會計電算化在會計信息收集、會計檔案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促進財務工作的有效進行。財務分析工作的進行需要企業設置相關崗位，對企業財務信息進行實時監督，對企業財務信息進行及時有效的分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促進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順利進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3企業會計制度的設計分析

3.1企業會計制度的涵義

（1）企業會計制度建設是國家會計法律法規實行的基礎。建立企業會計制度是對國家會計法律的遵循和完善，換句話說，只有建立了完善的企業會計制度，國家會計法律法規才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2）企業會計制度是規范企業會計行為的一項制度，對企業財務管理工作有指導意義。很對企業或由于現行企業會計制度不完善、或因為其存在理解誤差，而在財務工作中故意尋找企業會計管理的缺口，最終導致企業經濟利益的流失，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因此，設計完善的企業會計制度，才能使會計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才能使會計管理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

3.2企業會計制度設計應考慮的因素

企業會計制度的建立需要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積極遵循《企業會計準則》等法律法規。企業會計制度的建立還要考慮地區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經濟環境需要有不同的企業會計制度來指導。現代企業類型繁多，管理內容也千差萬別，所以，企業應根據本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特點，制定符合本企業管理要求的具體會計制度，來促進企業自身的管理。對現代企業來說，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十分重要，所以企業會計制度也應該充分考慮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這一重要因素。

4結束語

加強現代企業會計管理制度與企業會計制度建設，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只有建立健全企業會計制度，才能對企業財務會計人員的日常工作進行良好的指導；只有建立健全企業會計管理制度，才能保障企業財務會計管理人員的工作符合企業會計制度的要求。企業會計制度作為會計管理制度的基礎，會計管理制度作為企業會計制度的保障，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我國企業經濟管理活動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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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9-00-01

一、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社會治理水平不足

（一）政府在社會治理中定位偏差

長期以來，政府掌握著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而作為社會的主體――社會組織和個人卻一直處于依附地位，各種事情都要通過政府解決。一是代替了市場的配置作用。政府的部分機構，經常運用審批或其他行政手段，代替市場去配置資源，擾亂了市場秩序，降低了發展效率。二是掌控社會組織。目前，很多社會組織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受到政府的控制，使他們成為了政府的附屬，影響了這些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協同作用。三是包攬了所有的社會事務。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各種社會服務和社會項目幾乎都有政府提供，由于缺乏競爭，導致民眾怨言頗深，矛頭都指向了政府。

（二）政府社會治理服務程度低

改革開放之后，盡管我們已經改變了政府一統天下的治理模式，逐漸讓社會、市場和個人都參與到治理中來。但由于權力邊界不清晰，依然存在一些“越位”、“缺位”和“錯位”等現象，職能不清、職能混亂比較突出。例如：在行政審批環節，很多項目都存在時間多、效率低等問題，注重事前監管、忽視事中和事后監督。同時政府在社會之中的部分職能缺失，其中突出的就是服務職能。例如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等眾多民生項目資源的短缺就集中反映了中國政府在服務方面的窘困。因此，早在2004年中國政府就提出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其目的即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

（三）公共服務不均等現象突出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而在我們國家由于體制機制等方面原因，我們社會成員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差距非常大，突出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二是地區之間的差距，三是壟斷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這些差距主要體現在公共設施、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多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憤，激起了矛盾。而只有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治理現代化，讓更多民眾享受到發展帶來的成果，才能解決這個突出問題.

二、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不充分

隨著政府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了社會治理事務中，對于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的一只關鍵力量尚未達到社會的期望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

（一）政府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視程度不夠

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政府由于受資源的限制，失靈的領域越來越多，無法完全完整社會公眾的需求，被迫無奈之下政府開始尋求社會的協同治理。但是這種協同治理仍然是以政府的意志為主，社會組織只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解決社會治理中的問題。因此政府只是將社會組織作為自己社會治理的一個工具或者附屬，導致社會組織發展受限，而政府在社會治理的行為不斷擴張。

（二）有關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不健全

經過多年的呼喚，社會組織注冊登記已經放開，但是由于法律調整沒有到位，在實際操作中，有些地方放開的比較大，而有的地方放開的比較小。目前，有關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法律主要包括《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和《基金會管理條例》這三大條例。但是這些條例制定時的背景和環境和當前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說這些條例和社會治理的要求已經不能相試用，同時還有一些法律法規亟待制定，例如有關社會組織的稅收方面的，如何通過稅收方面的減免調動慈善捐贈的積極性等。

（三）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組織基礎不牢固

社會組織起步晚，發展緩慢，組織基礎還不于適用于社會治理的新需求。首先表現在資金不足。政府提供的經費相對較少，粥少僧多，各個社會組織能夠得到的經費明顯不足。資金問題成為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瓶頸。其次內部管理混亂。在我們國家，由于社會組織長期受到忽視，專門針對社會組織進行的內部管理研究較少，加之實踐經驗缺乏，造成社會組織內部管理非常混亂。最后人才不足。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治理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事業，需要專門的人才，特別需要大量的受過專門訓練的社會工作人才，但是事實上社會組織或者缺乏應有的人才或者人才流失嚴重。

三、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意識淡薄、能力不足

（一）公民對參與社會治理的認識不足

首先從社會角度而言，受傳統思想影響，我國一直奉行的是精英主義，認為決策應由少部分精英決定，導致很多民眾將自己與社會治理完全隔離，排除了參與社會治理的可能性。其次從政府角度而言，推動公眾參與社會治理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而政府一方面缺乏選舉的政治壓力，推進公眾參與的動力不足，另一反面缺乏必要的監督。最后，從經濟角度而言，奧勒姆曾經說過，人的經濟地位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相當明確的關聯。掣肘與經濟發展水平，很多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并不高，而將重點放在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二）公民無法充分了解社會治理的有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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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公民有序參與公共事務，提高社會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功能。社會組織能夠培育公民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社會組織發達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會組織不發達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會組織能夠推動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組織，公民個人才具有客觀的倫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參與社會網絡，才有可能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會組織構成與種類的多樣性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必要的訓練、機會和方式，也為社區自治與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組織基礎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徑。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社會組織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非營利組織比較項目的數據，發達國家平均從事倡導活動的社會組織提供的就業機會占所有社會組織就業的比例大約2%。在公共政策領域，政府和社會組織都認識到了雙方的作用，積極尋求合作。從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眾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會組織可以通過不同途徑，向政府反映民眾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見和建議，協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證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這類組織成員基本都是某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知識層次高，社會閱歷廣，有豐富的經驗，具有為社會奉獻的精神，因此能夠提出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政策與建議。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征求社區的意見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級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為一種通用的做法。隨著社會功能的發展，政策倡導成為一些社會組織的主要功能，這種類型的社會組織數量雖然不多，但影響大。他們有明確的政策主張，關注社會公正，并通過政策倡導影響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 二、 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的制約因素及其能力訴求

社會組織不僅僅是一種理性的組織形式，還是一個具有社會整合功能的機制和利益表達的渠道。當下，中國正處于政治經濟制度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轉變期，政府需要利用社會組織作用和功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但是，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社會組織面臨著一定的現實困境和難題，限制了它們正常功能的發揮。

1. 政府理念與社會組織管理的沖突。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社會組織是20世紀90年代政府治理創新的產物。中央雖然出臺了相關制度與政策來保證社會組織的自主與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會組織仍然缺少獨立性，許多重要的民間社會組織的主要領導都由機構改革后分流出來的政府官員擔任。民間社會組織的成員普遍很歡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進入組織領導層，他們認為“一個社團的狀況通常取決于參與的單位領導的分量”，官員的權力和資源將有利于組織工作的開展。因此，不僅大部分官辦、半官辦的民間社會組織沒有擺脫業務主管單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純民間型的社會組織寧可放棄“民辦性”來換取與權力資源掛鉤。這就導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獨立性不強，弱化了組織的倡導作用；其次，“賣方主義”會導致機構在尋求政府資金時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帶來官僚化或過度專業化，失去靈活性。這種社會組織對體制資源的依賴，導致了“行政為本”的觀念與社會組織自身的管理與運作產生了沖突，即雙方都傾向于從自己的角度并使用嚴格苛刻及絕對的標準來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

2. 社會組織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統不足。社會組織數量和規模的增長隨之帶來的是其作用和影響力的變化，而其作用和影響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決于該組織的專業化與組織化程度。這種專業化與組織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組織的組織形態的標準化。二是社會組織行為準則的標準化。目前我國社會組織的行為準則、職業道德等規范基本上是個別大型社會組織行業組織確立的，存在著諸如標準過高、小型社會組織負擔過重等問題。三是社會組織相關法律的標準化。目前中國還沒有一部關于社會組織管理方面的統一法典，雖然制定統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關法律的逐步標準化是一種管理趨勢。

3. 缺乏職業化的社會組織管理人才。沒有高素質的管理者，就沒有高水平的社會組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公眾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眾越來越理性化。擁有高素質管理人才的社會組織，能力強、公信力高，人們更愿意參與和支持這類社會組織。但是，目前我國大多社會組織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普遍水平比較低，管理的專業水平低，人力資源管理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足。大多社會組織在招聘所需要的專業人才時普遍遇到困難，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勵機制不完善，導致員工的穩定性不強，流失率很高。以上情況都從長遠上影響著社會組織人才隊伍的專業化程度。

4. 社會組織商業化模式所帶來的挑戰。商業化是社會組織不能回避的挑戰之一。商業化背景下，資源競爭加劇，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持將建立在充分競爭的基礎上，這就把社會組織推向了市場，社會組織不僅要和同類組織競爭，還要和營利組織競爭。而營利組織在資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優勢，對傳統社會組織形成了巨大挑戰。社會組織要想在競爭中生存和持續發展，必須探求新的模式。這就意味著，為了實現組織目標和使命，社會組織要學會運用市場營銷理論，必須迅速掌握運用商業化模式解決組織發展問題的能力。實際上，非營利營銷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已經非常普及。 三、 提升社會組織能力建設的管理路徑：疏導式管理

在社會組織已成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時代背景下，過分強調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顯然制約了社會組織的有效運行與發展，探索疏導式管理方式，更多地運用政策指引和服務的方式來培育與提升社會組織的能力，同時對其績效進行監督，對于有效解決中國社會組織面臨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 完善購買服務的監督機制，提高社會組織的有效性。從全世界來看，政府的撥款是大多數社會組織們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政府資助比較常用的方式是購買公共服務，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能夠在不額外增加機構和人員的情況下，以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務；通過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社會組織在實現組織理念的同時，又獲取了運作資源。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政府出資與保證社會組織運行的自主性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資方，很容易事無巨細都予以干涉，使社會組織失去自主性以及應有的價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購買服務，購買誰的服務，如何判斷服務的效果以及規范購買行為，保證社會組織提供服務過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創造更大程度的異質性與靈活性，同時保證項目的運營也合乎標準，都需要進一步完善。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開展有效的評估認證，加強項目過程監督，是提高購買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在具體實踐中，政府可以采取項目規劃、完善評估指標體系等多種方式，引導和支持政府和社會所需要的社會組織。

2. 成立政府協調管理機構，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更緊密合作。國外實踐表明，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與服務的提供狀況與是否存多方協調機制密切相關。實施多方協調機制的機構通常在對于服務的開展及機構的運行上有較好的溝通，對于運作及資源的提供過程中矛盾與沖突較少，而缺乏協調機制的機構往往存在的沖突較大。在美國，聯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規劃、協調、服務于社會組織的機構，例如，紐約市市長辦公室下屬的“市長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紐約市2萬多個社會組織供給服務的信息，通過及時了解社區予民眾的需求，協調有關社會組織向社區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務，成為了社會組織、社區、市民和市長相互聯系的樞紐。2006年5月英國在國家層面成立了第三部門辦公室作為英國首相內閣辦公室的分支機構，該辦公室負責社會團體、社會企業、慈善機構以及互助組織等的協調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創造一個促進社會組織永續發展的環境，以及找出及協助克服市場失靈，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更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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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社區治理公民參與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社區治理和社區公民參與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話語。那么它們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廣義的“社區治理”是指社區與國家和市場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①而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內大多數研究者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它是指社區成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公共活動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影響社區權力運作,分享社區建設成果的行為和過程。在我國的城市社區發展建設中,實現社區自治式的社區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而社區自治的主體就是社區公民,社區自治的實現需要真正地實現社區公民參與。城市社區公民參與的興起和提倡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城市的“單位制”社區開始瓦解,逐漸開始向社區制轉變,社區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逐漸成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而社區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從微觀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和生活質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

二、發展中呈現的問題淺析

盡管公民參與在社區中興起并成為社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國社會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各種類型的社區內的公民參與發展程度事實上是參差不齊的。一般說來,在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居民參與度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區里的社區居民參與度則相對較高。這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單位型小區的居民由于習慣了傳統的縱向管理,因此,人們對于社區治理和社區參與的理解更多地帶有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居民通常來說是由郊區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組成,這類社區由于社區的發育程度較低,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人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意識并不強烈。而在新型社區里的居民由于有較好的收入,參與意識較強,且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較前兩者高。但是隨著“單位型”社區的功能的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以及現代化的發展,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公民參與程度會逐漸地提高,而目前社區參與的不同發展程度正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從城市社區組織來看,在社區內通常存在著縱向組織和橫向組織兩種參與取向的組織。盡管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橫向組織進入社區大大地推動了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發展,但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縱向組織作為政府在社區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區中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這種社區的居民參與依然表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所謂的“參與”只是一種政府動員、推動下的被動的參與,并沒有發揮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實現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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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這個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首先提出，這里風險指的是：“完全逃脫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現代風險社會具有以下幾點特征：第一，現代社會風險是圍繞“人”而產生的各種風險，其中包括由于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未知性后果、人類活動導致自然環境的未知變化、社會制度本身缺陷所帶來的風險。第二，現代社會風險具有一般風險所有的不可預見性和無法度量性。第三，現代社會風險具呈現全球化和高危化趨勢。

（二）風險社會對國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風險社會背景下，政府應當高度關注風險預防和治理工作，將其納入到核心職能當中。如今，巨大的風險可能使得多年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亞洲金融危機），政府非常有必要將社會風險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應當提高對自然、社會風險的預見能力。盡管風險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是政府作為一國資源和信息的最終掌握者，識別和預警風險并非絕無可能，政府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理性評估事項收益和風險的得失。

第三，政府應當具備較強的宏觀駕馭能力的同時擁有合作精神。風險的全球性和高擴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為全國性社危機。政府應當具有強有力的宏調控手段，同時與他國政府、社會力量積極尋求合作，果斷而堅決地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第四，制度化風險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斷完善政府管理體制，著力構建民主、公平、開放的社會體系。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嚴峻的社會風險是制度風險，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轉軌風險；以收入差距為核心的社會差距的擴大；信息的流動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機等。雖然社會風險的防治看起來更依賴于政府的調控，但事實上更加需要暢通的信息溝通，高度的社會合作和公民的自覺配合。

二、風險社會下我國國家治理面臨的困境

結構性失效涉及以國家為中心構建的整個治理結構，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軟弱，政府無法承擔應有的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眾安全的功能，更無法保證市場和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行；另一種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市場的關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們的功能，從而誘發了后兩者的失效，造成眾多的社會問題。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現存的規則和安排存在明顯的缺陷，無法有效實現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現為：一些某些社會問題沒有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無法有效約束主體行為。或者雖然建立了相應的制度，但無法實際實行、取得其應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經建立的制度并不適應具體的條件，存在制度的不適應。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為國家要面對和解決不斷出現的各類問題，現有的政策會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適應當下的需要，對于任何一項政策或者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風險社會下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對于風險社會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嚴重公共危機的發生，但風險社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又使得政府無法逃避風險社會的治理責任，因此，政府應當設法提高風險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來說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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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綜治工作對象的管理職能的歸屬問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對象的內容繁雜，有政治的、經濟的，刑事的、治安的；有公共的、民間的，生產環節的、消費環節的；還有長期的、短期的等等。工作對象所涉及的社會管理的層面不同，角度不同，涵蓋的社會規范的權利義務也多有區別，如戶籍管理、社區治安管理、治安技防管理、校園治安管理等。部門行業不同，管理功能不同，職責義務也不同。綜治工作對其工作對象如何管，管到何種程度是當前要研究的問題。統管的力度大了，表面上看步調一致，整體聯動形成了合力，實際上壓縮了地方的、部門的、民間的、個體的開展綜治工作積極性的空間，綜治工作的交響樂變成了綜治工作的獨唱會，失去眾人打柴火焰高的綜治團隊效應。統管的力度小了，會形成各自為戰，重復作業，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整體合力不足，工作不能平衡發展。總之，產生問題的根源是社會綜治工作對象的管理職能歸屬問題的決而末行。二是綜治工作的網絡建設問題。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我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綜治網絡有了大發展，但發展的步履尚且不能適應社會新的形勢的發展需求。網絡建設有兩種，一種是組織網絡，也叫系統網絡，它是物的東西，主要的要件是人和隊伍；一種是職責制度網絡，也叫功能網絡，主要要件是制度規范，是保證上下貫通的規則管道。現存的問題，就是兩大系統網絡有而不全，或者叫上全下缺,或者是延而不周，表現為基層綜治隊伍缺額大，體系不健全，社會職能與隊伍規模不匹配，現有的人員隊伍中，還存在人員不固定、流動性大、人員變動頻繁的問題。人員不到位，隊伍不確定，崗位職責的落實自然“懸”于半空，結果勢必造成功能網絡的“殘缺”。一方面工作流于形式，把走“樣子”變成了一種狀態效率，應付大于實效；另一方面短期工作行為，追求眼前效果的直接化、最大化，急功近利，結果“過而化之”，末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能量基礎。凡此種種，影響了綜治工作整體長遠發展的效能。

正確運用科學的發展觀解決綜治工作面臨的問題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工作原則，科學構置綜治組織網絡。一方面要有網絡規模，規模是體系的前提，要在基層各級部門、組織、團體中建立綜治機構，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綜治機構網絡，網絡規模，說到底是隊伍人員數量的規模，人員陣列就是網絡，網路清晰，周延到邊才具規模；另一方面綜治隊伍要精，建立綜治網絡重點解決的是綜治網點問題，網點布局合理是關鍵，但綜治網點上的人以精干為上，職能專一為良，既不濫設機構，也不濫增人員；再一方面注意綜治隊伍的梯次結構，從專業、文化、民族、年齡等要素上進行合理的搭配，既顧及眼前又慮其長遠，從而保持綜治隊伍自身建設就具有可待續性發展的內在活力。

二是建立綜治組織職責體系，實現綜治體系職責定位清晰。首先要解決好綜治體系中上下級部門間的崗位職責劃分，使上下之間既管道暢通，又不出現崗位職責交叉、重疊的問題，上級部門的綜治職能在內容上，盡量宏觀一些，工作的位置始終要居位于導向的位置，收集的信息要精，分量要大，如果事無巨細，什么信息都要，信息的管道就容易堵塞，最終影響決策，對下指導出現混雜信號，也會影響下級的工作效能。其次解決好綜治職能部門與綜治成員單位的職責劃分。綜治職能部門對綜治成員單位要統領不要統管，統領是指方向問題，是居于“帥”位，綜治成員單位在“帥”旗的指揮下，按其職責和分工開展工作，合中有度，分中有則，最終實現職責的聯動。其三解決好綜治職能部門與社會群體之間的崗位職能定位。一方面了解社會的安全動態，對社會治安狀況做到心中有底；另一方面要把社會群體的黨政組織做為解決問題的主體，基層綜治組織、綜治工作人員更多地是協調，或是“出謀劃策”，當好問題所在單位、部門領導組織的參謀，把問題的解決納入執法、執政部門的責任權限之中，從而保證問題能夠依據政策“一次清”，不出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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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的權威與民主化改革

目前，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是俄羅斯傳統的個人治理模式與新的政治環境得到結合的產物。俄羅斯的基本治國思想是：在建立基本的西方民主政治框架的同時，不放棄俄羅斯的傳統治理方式；在保持國家聯邦制度的同時，不放棄加強中央集權；在主張建立自由市場體系的同時，不放棄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在致力于完善公務員制度和提高國家機關工作效率的同時，不放松同犯罪現象作斗爭等等。俄羅斯在推行權威政治改革的同時，也不否認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普京曾指出，俄羅斯今日要同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一樣實現一體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只有將市場經濟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則與俄羅斯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此外，自由民主的價值已經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對民主的價值追求將促進俄羅斯向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俄羅斯推行的政治民主化不僅為俄羅斯政治體制改革贏得了民意，而且為經濟市場化創造了條件。

(二)高等教育的“統一與人性化”

俄羅斯政治體制轉軌的過程充滿了尖銳的矛盾和斗爭，引起了劇烈社會震蕩，同時也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歷史演變形成的蘇聯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包括對高等教育政治性質的定位、高校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的定位，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選擇及高等教育結構的安排等等，在受到今天俄羅斯政治改革的沖擊下不得不發生變化，特別強調加強聯邦空間內教育的統一性和教育的國家標準性，強調國家對教育應負的責任和使命。隨著國家在整個社會改革中地位的增強，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作用也日漸增大。這既符合俄羅斯人排斥市場與服從國家傳統文化心理的需求，又是俄羅斯繼承蘇聯傳統的結果，也是轉型期國家主導角色進一步強化的反映。

經過改革，各類教育機構擁有了一定的自，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斷擴大規模，擴大招生數量，盡可能為學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體現其民主性。教育對個人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92年的《俄羅斯聯邦教育法》突出強調了教育的自由和多元化、人的生命與健康、個性自由發展的優先性，并明確了教育的人道原則，其實質在于強調以“人”為本的民主作風。盡管通過政治手段推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不甚成功，但政府和民主人士正試圖通過教育來培育民主意識，推進民主化進程。

二、經濟自由化與高等教育市場化

經濟因素是當前各國推動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市場機制是各項改革措施的基本取向，這種改革趨勢已形成全球性的改革潮流。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作為其主要繼承國，推行了以全面私有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對俄羅斯高等教育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了適應全球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趨勢，俄羅斯高校逐漸走出遠離社會的“象牙塔”，步人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軌道。

俄羅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實行了經濟自由化，取消限制、取消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和對資源的集中分配制，取消或限制國家對所有經濟活動領域的監督，充分發揮市場的職能作用。但是，俄羅斯的經濟自由化還只是市場改革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是經濟自由化的前提，自由化并非經濟增長的前提。俄羅斯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并不成功，國家經濟處于持續的衰退中，政府財政非常緊張，導致高校人才流失嚴重，科研經費急劇減少，學校生存舉步維艱。前總統普京提出，強國離不開教育，如果處理不好能源經濟增長與高等教育發展的關系，“強國富民”的目標將很難實現。國家把市場化作為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切入點。1992年，俄羅斯通過立法承認并保障國有和市有企業私有化形式的存在。教育的私有化也就伴隨企業的私有化進程展開，甚至在此前高等教育市場就出現了收費機構。十多年的時間里，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研究領域，圍繞著教育市場化問題展開了爭論。

三、俄羅斯文化特質及對教育的滲透

俄羅斯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民族，俄羅斯民族的整體文化性集中表現在它的東西交融性質之中。因而決定了民族性格與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都包含了雙重的選擇性，它的情緒意識也沾染了矛盾的融合性及情緒的兩極性。這些因子使俄羅斯民族不懈地追求強國的目標，在它的經歷中升華了民族主義，構成了帶有極端色彩的大俄羅斯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這些元素始終影響著高等教育領域的理念和制度。

俄羅斯文化特質中始終堅守著“強國”的信念，這個信念伴著俄羅斯成長與強大。無論是演化成了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還是新時代的俄羅斯新思想都是對俄羅斯的強國精神的實踐。它們都是俄羅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推動力，使俄羅斯高等教育沿著強國的主線不斷地進行著改革與完善。

(一)大俄羅斯主義的強國精神

俄羅斯歷史發展進程中最為深刻的思想文化底蘊就是它的不斷尋求發展的精神。實質性的根源是一種“大俄羅斯主義”的傾向。無論這個民族具有怎樣的兼容性、多重性與極端的情緒性，都統一在令民族越來越強大的目標之下。當前的教育改革也沒有脫離這一文化底蘊，使它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帶有這種鮮明的個性與特色。

“強國精神”是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精神支撐。對于俄羅斯而言，其“強國”的精神一直是大俄羅斯主義的精髓實質。這種精神的依托，讓俄羅斯擺脫了民族的厄運，形成了強大的精神動力，顯示出一個民族的生機與活力。同時，強國精神也強調了俄羅斯民族的優越性，特別是在蘇聯時代創造的經濟奇跡，更增強了民族的心理優勢感。因而這種思維導致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各個領域的行動均以大國強勢為指引。

高等教育的發展為社會輸送了大量的人才，為國家實現“強國”夢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條件，它是對文化的繼承與延續，并且將這種“強國”的思想內涵一代代地傳輸。因而高等教育既受強國思想的引導發展著，也推動了這種強大文化底蘊的流動。在各個不同時期強國的具體方法與手段有所差別，也必然從社會各個方面的變化體現出來，高等教育作為―個獨立的領域也會不斷地改革，其根本的動因就是整個民族發展的一條主線，即強國精神。因

此，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發展制約著高等教育的改革，并且從教育的改革中可以透視出民族發展的軌跡。

(二)集體主義精神

俄羅斯的集體主義在蘇聯時代得到了極大的發揚。它的公有化程度很高，由此，俄羅斯民族的性格中形成了對集體的深刻依賴、對平均的積極崇尚及嚴重缺乏個人競爭的市場意識。一方面，集體主義精神為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與實質內涵添加了濃重的俄羅斯民族氣息，使傳統中的助人與普世仁愛的思想在學校教育中得到發揮，并且俄羅斯民族的高素質傳統亦與“集體”觀的培養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集體主義觀念中重視“公有”，私有觀念淡薄，個人的生存發展實現在集體中。反映在教育領域中是對高等教育私有化的排斥，不利于市場化觀念的形成，制約了高等教育的改革進程。 可以說，高等教育的改革實質體現的也是一種觀念上的革新。從“集體化”的思維方式演進到“市場化”“競爭意識”。高等教育走向市場，必然涉及到辦學主體的多元化，而不是靠單一的政府扶植。教育的收費在無形中對高校產生了競爭效應，由此引起了教育理念的新探索。

四、高等教育自身改革

為了自身的發展與完善，俄羅斯高等教育不斷地進行改革，它既受到市場經濟觀念的影響，又要符合政治發展方向，同時還秉承了民族文化傳統。

(一)教育優先發展戰略與教育現代化

在復雜多變、形勢逼人的背景中，俄羅斯迅速通過立法確立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法律地位，依法強力推進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優先發展教育的政策體現在：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創造條件提高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質量；在教育領域形成有效的經濟關系；為教育系統提供高素質的師資，國家和社會要給予支持；明確各聯邦主體之間的各自職責，管理好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中折射出俄羅斯一貫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強烈意志與強力推進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