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效益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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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立針對老年人的免費或部分免費的健康保障體系

自上世紀60年代起，一些國家開始建立專門的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或專項健康保障計劃，由政府財政負擔或補貼，老年人享受全部免費或部分免費的醫療衛生服務。例如，美國1965年開始實施的老年醫療照顧計劃（Medicare），由聯邦政府財政負擔，對65歲及以上老年人實行免費醫療服務。日本1983年建立的老年醫療保險制度，對65歲以上臥床老年人及70歲以上所有老年人實行免費程度達80%的醫療服務，并且社會服務項目不斷增加，如老年綜合護理與照顧計劃亦稱“黃金計劃”。針對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率高、患病護理需求大的特點，美國、德國、盧森堡等許多國家推出老年長期護理計劃（Longtermcare），其籌資模式多樣，但管理比較規范［5］。免費或部分免費的健康保障制度和計劃由政府主導，管理力度大，管理保健（Managedcare）的特點明確，有利于醫療服務的科學計劃及衛生資源的合理使用，常常作為控制衛生費用的重要措施，如澳大利亞建立的“老年保健評估體系”，評估老年人的護理需求，確定是否需要進入護理院及護理等級等［6］。通過評估，有效地防止了醫院服務及護理院服務的過度使用，鼓勵老年人留在社區或家庭接受護理服務。

1.2建立老年健康服務體系

該體系主要包括服務機構、服務項目及其提供方式。老年保健及慢性病病人護理、康復和照顧的專門機構主要有：護理院、日間中心、康復中心、臨終前關懷中心等。主辦主體多樣化，政府主辦、慈善機構資助、非營利性組織主辦等形式較多，有的國家老年保健和照顧機構以社會籌資為主，如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home）主要采取收費服務的方式經營。另外，一些綜合性的醫療衛生機構也提供老年保健服務，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服務項目及其提供方式方面，除機構服務外，更強調社區及家庭保健和護理，如英國、美國等國家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的社區護理服務，主要由社區護理團隊上門為老年人提供醫療護理與照顧。健康促進計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如1989年德國的《醫療改革法》等，所有健康保險基金會都要有健康促進計劃。

2我國建立老年人優先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2.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與國外主要經濟體大國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發展速度快、高齡化趨勢以及未富先老的特點。據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測算，到202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6.61％；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預計將達到4.38億，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28.76％［7］。同時有數據顯示，自1990年以來，我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成為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1999－2000年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從768萬人增加到1199萬人，年平均增長速度達4.56%，其增長速度遠遠高于我國老年人口和總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一些先期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型人口時期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左右，而我國在步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4］。我國人口老齡化這種特有的現狀不僅加大了我國衛生資源供給的壓力，也使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

2.2老齡化導致衛生服務需求和疾病費用負擔增大

陳功等人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預測，如果我國各年齡組的2周就診率和住院率保持不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就診人數與住院人數將逐年增長。與2003年相比，2015年就診人數和住院人數將分別增長51.82%和48.24%；到2020年這兩項指標將分別為79.60%和77.27%；在未來50年里，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就診人數增長178.12%，住院人數增長187.19%，可見人口老齡化將導致衛生服務需求快速增加［8］。另外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就診費用也呈逐年增長趨勢，我國2003年就診費用為458.13億元，如果我國各年齡組的醫療情況保持不變，2015年就診費用將比2003年增長36.21%，2030年、2050年就診費用將分別達到833.49億元和977.01億元。有專家警告，如不從現在起采取有力措施對慢性疾病進行有效預防和控制，到2030年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例將達到24%，高于目前任何一個國家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例。而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慢性病人群中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55-64歲人口所占的比例是26.2%，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是37.1%，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疾病負擔快速增加也將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產生很大壓力［9］。

2.3老年人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尚不健

全近年來，我國醫療保障人群覆蓋率不斷擴大，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已有10億以上的城鄉居民擁有各種醫療保障。但是，這些制度的設計及實施，不僅忽視對老年人的優惠，甚至出現老年人醫療保障的“死角”。2009年出臺的新醫改方案，其主要目標是擴大醫療保障制度的覆蓋面、提高服務效率、滿足全民基本健康需求，沒有任何向老年人健康服務與保障傾斜的政策和措施；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主要覆蓋機關、企事業單位職工，而把多數老年居民排除在外；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及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老年人，有較大比例的人由于支付不起自付費部分而難以獲得醫療服務，從而使老年人醫療保障存在嚴重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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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左彩云（1972- ），女，山東壽光人，鞍山師范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基本理論。（遼寧 鞍山 114011）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35-0073-02

一、社會服務能力

教育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教高[2000]2號）明確要求：“高職院校要積極開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廣、生產技術服務、科技咨詢和科研開發為主要內容，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計劃加快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教高[2006]14號）提到，示范院校入選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是：“社會服務領先。積極承擔面向區域產業發展的社會培訓，主動為行業企業提供應用技術開發等科技服務，在區域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文件明確提及高職院校要參與社會服務活動、為社會服務，即高職院校除教學、科研兩大職能外，還應有服務社會這項重要職能。高校的辦學主體是教師，高校的發展依靠教師，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要依賴高職院校教師的社會服務能力才能得以實現。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能力，按照示范院校入選條件可分解為社會培訓和科技服務方面的能力。作為高職院校的專任教師，其社會服務能力是指高職院校專任教師運用本身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為企業進行社會培訓和科技服務方面體現的服務水平、服務質量的高低。

二、高職院校專任教師具有社會服務能力的意義

1.有利于學生與職業崗位零距離對接。教師具有較強的社會服務能力，才能更好地將職業技能標準的各項要求分解、貫徹實施到教學中，將行業科技前沿的新技能或職業技能的培訓內容納入教學計劃中，使學生從中受益。社會服務能力強的教師教授出來的學生，在實習實訓中能更快地適應、勝任工作崗位要求，職業能力較強，有發展后勁，更受用人單位青睞。對學生而言，也會縮短職業生涯之初的磨合期，更好地促進職業發展。

2.更加密切校企關系。在校企合作中，多是企業為高職院校提供實訓場地、行業專家、獎學基金及學校教師掛職鍛煉的機會等。高職院校能為企業做的多是將畢業學生安排到實訓企業，以充實企業人才儲備庫或緩解企業用人之急。因此，在校企合作工作中，存在著企業付出多于學校的不平衡。高職院校專任教師若具有較強的社會服務能力，除了為企業輸送所需的實用人才外，還可以為企業科研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為企業人力資源、人才培訓等工作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這有利于校企雙方合作內容的拓展、合作關系的密切。

3.促進高職院校可持續發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道：“職業教育要面向社會，以服務為宗旨，推進教育教學改革，以國家綱要精神為指導，重視和提高教師的社會服務力，是高職院校被社會、市場、學生和家長、行業企業、地方政府認可的基本。”高職院校要辦出水平、辦出特色，就要重視和提高教師的社會服務能力。高職院校不同于其他高校，從事的是職業教育，以就業為導向，教育活動目標針對的是社會各行業領域的工作崗位，培養的是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和較強職業能力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要依賴教師，辦學質量要依靠教師，而教師的專業素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教師的社會服務能力高低決定了高職院校辦學水平。因此，高職院校專任教師具有較強的社會服務能力，既是高職院校服務地方區域經濟的基礎，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

三、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的現狀

1.專任教師的服務能力與社會行業要求對應難。高職院校教師的掛職鍛煉、社會服務能力都應是針對其從事專業對應的行業工作崗位而言的，即旅游管理專業的任課教師社會服務單位應該是旅游局、旅行社或旅游公司等，學前教育專業的任課教師社會服務對應的單位應該是幼兒園、托兒所、早教機構等。

從教師角度而言，高職院校專任教師能上一門課或一類課，但不能通曉所授課專業的所有課程。承擔部分專業課程授課任務的教師，如職業道德課教師、就業指導課教師、鋼琴課教師、美術課教師等，雖然承擔的課程要求具備較豐富的行業崗位知識與較強的崗位工作能力，但教師可能更多傳授的是課程專業知識與技能，而非行業崗位更需要的職業知識與技能，這就會導致教師所授的課程內容與學生將來的從業崗位并不對應，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與行業不夠貼近，這樣的教師在服務社會方面也會有所欠缺。以學前教育專業為例，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的教師能勝任學前教育專業理論課程授課任務，而舞蹈、鋼琴、美術等學前教育專業核心課則需要舞蹈、音樂、美術專業的教師來承擔，幼兒英語教法課一般是由英語專業教師承擔，而讓這些教師到幼兒園或早教機構中，提供學前教育行業所需的技能與知識培訓、科研指導或幼兒教育產品研發等，則難度很大。

2.專任教師的服務能力與社會行業要求差距遠。《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要求：“高職教育在社會服務體系方面，要緊貼地方發展和需要的實際，打造寬基礎、精品牌的服務體系。” 教育部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提出：“高職院校要積極開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廣、生產技術服務、科技咨詢和科研開發為主要內容，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要注意用科技工作的成果豐富或更新教學內容，在科技工作實踐中不斷提高教師的學術水平和專業實踐能力。”高職教育的職業教育屬性也要求教師具備豐富的行業實踐經驗、熟練的從業技能及較強的動手操作能力，洞察專業領域前沿理論與實踐發展變化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勝任高職院校的教育教學，服務于地方經濟、行業一線。

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絕大多數是直接畢業于高校的大學生，少部分是行業人員。由于高職院校教學任務重，培訓進修或參加前沿會議的機會、次數不多。部分專任教師對所從事專業教學的行業工作情況了解一些，但大部分專任教師對所從事專業教學的行業了解情況只局限在知道這個行業的存在，對行業所屬工作崗位的具體情況、發展趨勢、前沿信息并不了解。甚至很多專任教師都不能勝任掛職鍛煉，更別說為行業服務了。如同保險、導游專業的教師沒有簽單，沒有帶隊或很少出門旅游的經驗，則其在社會行業服務方面缺乏一線前沿實踐，無法勝任專業社會崗位，也擔負不了培訓企業員工的工作。

3.專任教師對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的關注程度不夠。高職院校的培養目標是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培養社會所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這既是對高職院校教師行業實踐技能、動手操作能力、職業素質的要求，也是對高職院校教師服務能力的了要求，要求他們不僅僅服務于學生，而且要服務于行業和社會。

國家或省級的精品課程、教學團隊、示范院校等評審指標都對高職院校教師掛職鍛煉有明確要求，但對高職院校教師社會服務能力并沒有明確規定。作為高職院校教師，首先關注的是職稱、職務、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問題。其次再圍繞首要問題，考慮教好課、做好科研、帶好學生、完成工作任務。在國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或高職院校對教師社會服務能力沒有制定明確規定或缺乏具體可操作的政策前提下，相當數量的教師對服務社會持觀望態度，不會去關注自身服務能力的提升問題，主要原因有：一是社會服務能力的提升本身很難，不僅需要相應的環境條件，而且需要教師本人付出相當多的努力；二是缺乏政策或制度的導向，直接導致教師社會服務能力提升的動力不足；三是教師對自己專業發展的規劃不夠長遠，對服務企業、服務社會、自身應具備的社會服務能力缺乏思考、沒有明確定位，更多注重短期效益，忽視了社會服務能力提升給自己教育教學、科研、專業發展帶來的空間，給學生和學校創造的效益、帶來的影響。

4.針對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的相關配套體制尚未健全。無論是國家、地方，還是學校都還沒有出臺或制定針對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的相關政策或規定。各高職院校專門設立服務區域經濟建設需要的社會服務部門的也比較少，以致高職院校專任教師即使有想要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的想法或有能力服務于社會相應的行業崗位，也缺乏順暢的渠道和配套機制予以保障，無法順利進行。

四、提升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的措施

1.建立健全高職院校專任教師服務社會的體系。國家或省市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出臺相應的高職院校教師社會服務的保障政策或辦法，改善高職院校教師實訓基地的設備設施和教學實訓狀況，為高職院校教師服務社會創造良好的條件。高職院校要設立相關職能部門，加強與社會企業的聯系，保證教師有充足的社會服務機會，保障教師服務社會的渠道暢通。社會各行業要提供高職院校教師服務社會的崗位，并允許他們在一定時期內提升自我社會服務能力，以使越來越多的高職院校教師重視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區域經濟。

2.提高高職院校專任教師對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的關注。周濟同志曾指出，要加快發展城鄉職業教育和培訓網絡，努力使勞動者人人有知識、個個有技能。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轉變辦學思想，深化教學改革，增強主動為經濟社會服務的意識和能力。高職院校教師的社會服務能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質量、辦學的水平，這就要求高職院校教師必須關注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各高職院校應重視教師社會服務能力對人才培養質量、辦學聲譽及持續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通過宣講國家或地區相關政策，修訂學校評級晉職等辦法，激發教師提升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的動機，創設教師主動關注自身社會服務能力的氛圍。

3.采取多種形式有效提升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高職院校可以積極加強與企業的聯系，參與企業項目開發，或主動為行業提供技術開發、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為教師提供社會服務能力的展現平臺。高職院校可以與國家或省級示范院校建立聯系，選派教師學習與交流，提高本校教師社會服務能力水平。此外，高職院校還要重視教師專業能力培訓、企業掛職鍛煉、參加前沿會議、承擔科研課題、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等形式，這些都是提升教師服務社會的有效途徑。

綜上所述，社會服務是高職院校最核心的功能之一，高職院校教師社會服務的提高，不僅是高職院校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也是高職院校自身發展的必要條件，更是高職院校教師專業成長的迫切需要。但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的社會服務能力與社會行業要求還有一些差距，提升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也存在許多困難。因此，在提升高職院校專任教師社會服務能力方面，各高職院校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李悠.論高職院校教師社會服務能力的提升[J].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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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基準理論”與合理性審查標準

在20世紀以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恪守傳統自由主義立場，強調確保個人自由是憲法的首要任務，拒絕為了保障福利權而賦予個人自由相應的義務。在1905年的“洛克納訴紐約案”［1］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契約自由屬于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所保護的權利和自由，認為紐約州一項旨在保護工人健康的法律所規定面包工人最高工時制，乃是侵害了勞資雙方之間的契約自由，因而違憲無效，開啟了所謂的“洛克納時代”。此項判決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批評，認為聯邦最高法院無視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社會弱勢階級所處的劣勢地位，契約自由和私法自治意味著資本的任意宰割。雖然“洛克納案”的判決與社會民意脫離，但聯邦最高法院仍不改初衷。直到1937年，在羅斯福總統“法院填塞法案”的政治壓力下，聯邦最高法院才于“西岸賓館訴帕里什案”［2］中強調契約自由并非絕對而毫無限制的自由，仍須受到合理的限制。它不能損及人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為防止勢力薄弱的婦女和未成年人被迫在較低工資的條件下工作，即使規定最低工資也難說不合理，因此華盛頓州《婦女最低工資法》并沒有違憲。此項判決終結了“洛克納時代”，羅斯福政府的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干預措施也陸續受到后來法院判決的支持。以此為契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38年的“合眾國訴卡洛琳制品有限公司案”［3］中確立了所謂的“雙重基準理論”，對于涉及民主政治程序的自由權與純屬社會經濟事項的自由權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對那些以后者為規制對象的各種社會立法的合憲性審查，采取比前者為規制對象的各種立法的有關審查更為寬松的審查標準。其理由是那些規制社會經濟生活的立法，如果法院以自己的社會哲學對抗民選產生的國會多數決定，就可能有悖于民主精神。根據“雙重基準理論”，凡是單純涉及社會經濟領域的事項爭議，皆采取低度的審查標準，政治部門的社會經濟立法幾乎都可通過合憲性的檢驗。然而，此后“雙重基準理論”受到了沖擊，特別是1970年代以后出現了合理性審查標準宣告違憲的案例，法院不再完全無條件地順從立法者的決定。那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運用合理性審查標準時，其實際操作模式如何?以及經濟管制與社會給付領域是否又存在不同?以下將對其進行進一步分析。在1949年的“鐵路快運公司訴紐約州案”［4］中，涉及紐約州規定任何人駕駛的業務車輛都不得登載與其業務無關的廣告。換言之，只要該車輛涉及車主的通常業務，而該業務與車輛載有的廣告毫無關聯或大多無關聯，即要受到處罰。紐約一家鐵路快遞公司擁有1900多輛卡車執行其業務，并同時出售車體外的空間刊登其他公司的廣告。因其所刊登的廣告與其自身的業務并無關聯，從而觸犯了紐約州的該項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在于車主刊登自身業務相關的廣告與刊登其他一般的廣告，受到了該法律的差別對待。法院判決認為，車主刊登自身的業務廣告所引起的可能危險相比車主刊登其他一般的廣告所引起的危險應顯得輕微，這種差別待遇乃是實務經驗上的考量，超出了法院能力所及，因此該案所涉及的差別待遇并無違反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和平等權條款。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遜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中強調，當訴諸正當程序條款時，必須對人民造成重大影響才可以將所涉及法律宣告無效;以正當程序宣告法律無效會造成無法規制的行為，這是人們所反對的。然而，當適用平等權時，并不無造成政府的無能力，因為平等權只是意味著禁止或管制必須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原則上政府部門必須一視同仁地行使其權力，除非某些合理區別切實與其管制目標相關。如果允許政府部門可以選擇一群少數人以實行法律，藉此逃避其政治責任，那就會開啟其恣意行為的大門。任何適用于所有這種廣告的規制措施，比起只適用于少數者的情形，在制定時要求具有更明確的正當性。在1955年的“威廉姆森訴李光學有限公司案”［5］中，該案涉及俄克拉荷馬州法律規定，只有具有證照的光學師、眼科醫師或者獲得二者之一的書面處方者才能進行配置眼鏡或復制、更換鏡片以及其他視力矯正措施。如果只是更換鏡框或在鏡片遺落或破損的情況下，要配置鏡片，若未獲得以上的處方，一般的眼鏡制造商也不得進行上述行為。但是根據同一法律的第三項規定，眼鏡販售商卻可以在未獲處方的情況下販售已經裝配好的眼鏡。本案的爭議在于第三項規定的差別待遇，眼鏡制造商未獲得處方即不得配置眼鏡或復制、更換鏡片，然而眼鏡販售商卻可以。聯邦最高法院一致意見認為，同一領域內的罪惡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而需要不同方式的治療。立法者可以采取“一次走一步”的措施，分階段地逐步實現其目的。平等權所禁止的乃是造成不公平的差別待遇，而本案尚未達到該程度，從俄克拉荷馬州來說，眼鏡販售商的該種行為可能不至于令人擔憂，它們與被禁止的行為所引發的問題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該法律合乎憲法。在1961年的“麥格萬訴馬里蘭案”［6］中，涉及馬里蘭州的“周日禁止營業法”規定，禁止在星期天販售除煙草、糖果、牛奶、面包、水果、汽油、藥品、報刊以外的任何商品。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馬里蘭州該項法律根據商品種類所為的差別待遇是合憲的，因為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允許州政府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進行差別待遇，只有當差別待遇存在與立法目的的達成毫無關聯性時才會有產生違憲的問題，原則上立法行為應該被推定為合憲的，亦即事實上產生某些不平等的結果只要有可想象到的的合理事實，可以使得該差別待遇獲得正當理由，即可通過憲法上平等權的檢驗。從而立法者只有自己找到合理的理由和依據，認為為了民眾的健康或者為了增加周日的愉悅氣氛，允許特定的商品的販售是有其必要的。從鐵路快運公司案、李光學有限公司案和麥格萬案可以看出，在合理性審查標準的要求下，只要社會經濟立法的差別待遇是出于一種合法的目的，即可被認為是合憲的。合理性審查標準對何為“合法目的”采取非常寬松的判斷標準，法院極力避免對“目的”作任何價值判斷，往往對社會經濟立法所追求的“目的”進行合憲性推定，而社會立法的“目的”是否具備合法性，其實來自于法院自身的想象、臆測或者是立法者自己提出的說明材料。當立法目的難以確定時，法院就幾乎等同于放棄審查，而完全順從立法者的判斷。合理性審查標準下，法院對社會立法的“目的”不作實質性審查，事先推定其具有合法性，而只要社會立法中的差別待遇條款與立法目的具有合理關聯，這種差別待遇就不能被認為是違反憲法平等權的。而法院對于立法目的與差別待遇條款之間是否具有合理關聯秉持非常寬松的態度，如果不是社會立法中的差別待遇條款屬于完全不合理，否則不能僅僅以該項社會立法所采取的差別待遇分類標準不夠完善或精確，就認為其違反憲法上的平等保護。換言之，在合理性標準下，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聯性，既不需要如嚴格審查標準那樣進行較深入的價值判斷，也不要求數理上的精確程度，只要存在所謂的合理性即可。而且法院并不要求立法者負有闡明義務，也不依賴相關的立法材料作為判斷的依據，只要憑據法院自身主觀臆測的合理性即可通過平等權的檢驗。然而，正如斯蒂文斯法官所言:“難以想象某一種差別待遇，是無法通過可合理想象到的事實作為其正當化的依據的。如果不要求立法者積極的闡明義務，則無異于放棄審查。”［7］

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手段與目的的合理關聯性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法院逐漸強調社會立法的立法手段須實質上促進立法目的，即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須具有合理關聯性。70年代以前僅根據“臆測的事實佐證”或“可想象的立法目的”所彰顯的司法抑制實際上就是法院為立法者行為的一種背書。但是從1970年代以后，法院在判斷立法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聯性時，強調立法必須具有相當的事實基礎，并且必須將相關的立法材料提交給法院，而不是由法院進行單方面的推測和想象，法院對于社會立法開始進入了強化合理性審查階段。必須指出的是，法院所謂的強化合理性審查標準仍然只及于手段而不及于目的，而且手段上的審查要求仍低于嚴格審查標準。加重合理性審查仍允許政府部門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去選擇其所追求的目的。在1969年的“夏皮羅訴湯普森案”［8］中，涉及康涅狄格等3個行政區的法律規定，凡是沒有在該行政區內居住滿一年的居民，不得提出社會福利金的申請。本案所爭議的差別待遇在于同樣具有申請資格的人，居住滿一年的人可以提出社會福利金的申請，而未滿一年者則不能提出申請。法院判決認為，根據一定居住期限所為的差別待遇，侵犯了憲法上所保障的遷徙自由，因此將審查標準提高為嚴格審查標準，而政府部門所提供的理由如果不是符合急迫的政府利益，就是與差別待遇不具有合憲性的關聯。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即使采用過去的合理性審查標準，該法律也難逃違憲的命運。因為政府部門所提出法定期限的附加是為了確保公共救助計劃的財政健全，因為這樣會減少外地窮人遷入該行政區的誘因，以避免外地窮人大量涌入該區，而政府便有較為充足的預算來照顧長期居留的窮人。但是法院指出，雖然該立法的差別待遇對立法目的具有實質性促進，但是禁止外地窮人的遷入并非憲法所允許的目的。政府部門提出的第二個目的是為了減少那些只為獲得較優厚福利的窮人遷入的誘因，但法院認為此目的所排除的群體顯然過于寬泛，畢竟大部分移民并非只是為了得到更優渥的福利，而州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材料顯示新遷入的移民單純為了獲得更優厚福利的目的。更為關鍵的是，州政府不應禁止那些為了獲得更好福利的窮人遷入，法院并不認為當一位母親為了自身及其子女享有一個新的生活，便要受到低度的評價，其遷入的動機，無論是基于獲得更為優厚的福利金，還是基于該州較好的教育設施，都應該受到同等對待。至于政府提出的第三個目的乃是著眼于新舊居民的繳稅的多寡，法院認為如果此種目的可以成立，那么州政府亦可基于這一邏輯禁止新移民利用學校、公園和圖書館，并排除對其在治安和防火安全上的保護，而這些行為正是平等保護條款所禁止的。法院雖然肯定州政府維持其財政健全的努力，但是福利成本的降低并不能使此種差別待遇正當化。總之，法院認為州政府所為之差別待遇沒有相當的事實基礎，且與目的之間并不具有合理關聯性。在1973年“美國農業部訴莫雷諾案”［9］中，涉及美國1964年頒布的“食品券法”規定，低收入家庭可以通過購買食品券的方式，從而可享受購買食品的優惠，但如果家庭成員中有無血親關系的人存在，那么該家庭便無法購買食品券。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該法將家庭成員中有血親關系的人排除在外的差別待遇違反了憲法上的平等保護。聯邦最高法院指出，該法當初規定這一排除條款是為了防止所謂“嬉皮士”參與食品券優惠計劃，而在平等權的保障下，僅僅為了不讓那些政治上不受歡迎的群體獲得利益，不能使一立法目的正當化的。雖然政府所提出的目的意在減少欺詐的情形，但該法已經在其他條文已經就此進行了規范，且在實施效果上，該法條真正排除了并非是那些濫用食品券優惠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確實需要救助的人。因此該法所為的差別待遇已并非單純的不夠精確的問題，而是根本欠缺合理的基礎，因而違反憲法上的平等保護。在1980年“美國退休職工委員會訴弗里茲案”［10］中，涉及1974年以前的聯邦法律曾經允許在鐵路局與曾經在鐵路局工作過的職工在退休后可以同時領取鐵路局的退休金和社會福利金。然而在聯邦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國會于1974年通過法律限制領取雙份津貼的主體資格。依據該聯邦法律，1975年1月以前不具備領取鐵路局退休金的10年服務資格者，就不再能申請領取該退休金;而已退休的人并已在領取退休金的，仍然可以繼續領取該退休金，從而依然可獲取雙份利益。對于那些尚未退休的人員而依據舊法可領取退休金者，只有那些在1974年仍在鐵路局工作或者至1974年底其所從事的工作與鐵路運輸事業有現時相關的人員或已經在鐵路局服務滿25年的人員方可領取。該法律的爭議點在于那些原本依據舊法可申領退休金的尚未退休人員，依據新法便無法領取該退休金。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立法者基于逐步限縮受益者范圍的目的，在受雇員工中實行差別待遇，并非憲法上所禁止。問題在于立法者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出于明顯的恣意和不合理，而本案并未發生此種情形。因為立法者乃是為了保障員工之間的相對公平性，對于鐵路局在職員工提供退休金。立法者可能認為鐵路局在職員工或者從事與鐵路事業有現時關聯的人，相較那些不再在鐵路局工作的人更具有享受退休金的正當性。對于退休的員工提供較為優厚的保障乃是一種合法的目的，而以服務期作分類標準具有合理的基礎，手段與目的之間存在“相當的而實質”的關聯。而布倫南法官在其不同意見書中指出，合理性審查不應是不具有任何瑕疵的，在合理性審查標準的檢驗下，該項差別待遇不僅與立法目的之間不存在合理關聯，甚而妨礙該目的的達成。因為該項立法的主要目的乃是為了原本有資格的退休金保留其退休金，但在實施效果上造成了1974年前即享有退休金資格者，其退休金被剝奪，因此該差別待遇與立法目的之間是相互沖突的。在1981年“施威克爾訴威爾遜案”［11］中，美國“社會安全法”下的補充性收入保障計劃是提供有需要的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生活津貼，但是對于在公立精神療養機構的需受照顧的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則不予提供，除非該機構能替他們代為領取聯邦醫療照顧基金。該項計劃將受益人分為兩類，即公立精神療養機構中的需照顧的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與其他需照顧的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前者必須由療養機構代為領取津貼，而后者可直接領取。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國會對于如何分配有限資源具有裁量的權限，在進行分配時難免會犧牲某些有需要的人，但關于金錢給付的立法行為應受到強烈的合憲性推定，法院不能因為還存在其他更完善的手段存在。即相關的差別待遇無法合理增進立法目的，法院可通過有限的立法資料，推導出差別待遇乃是國會深思熟慮的產物。然而，由鮑威爾等4位大法官參與的不同意見書則強調，在合理審查標準下，判斷相關差別待遇是否流于恣意無法脫離立法目的而獨立考察，而所謂的立法目的，法院應秉持獨立、懷疑的態度。［12］如果該立法目的僅僅憑著政府部門的闡述而沒有其他堅實的資料佐證時，法院應要求立法手段與立法目的之間具有“相當與實質性的關聯”，對立法手段的要求提高后，同時也是間接地審查立法目的的合理性，而不至于落入邏輯上的錯誤。因此，在本案中，政府拒絕給予福利金沒有合理的理由，因為立法者給予了相同情況的低收入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差別待遇，這一未予解釋的差別待遇無疑是立法者的疏忽。從諸多案例法院的判決來看，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可以說是強度介于合理性審查標準與嚴格審查標準之間的一種審查模式，它要求當法院采用合理性審查標準時，政府必須承擔闡明義務，以檢驗所為差別待遇的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聯性。此外，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也強化了當代法院的角色。雖然長期以來法院所秉持的司法自我抑制強調對政治程序的尊重，以確保人民將其意見通過選舉權的行使體現于公共領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法院應該完全規避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聯性審查，因為手段上的審查可以促進人民意志在立法行為的政治領域中得到更為充分地體現，從而提升政治程序的品質。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要求法院評估和判斷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聯性，而非憑據自身的主觀臆斷的和猜想的正當性根據。只是關于目的的界定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些難題，無論是法院的主觀判斷，抑或是通過文義解釋的方式推衍出來，其實都包含了法院針對立法事實作某種憲法上的判斷。而立法事實的評價并不適宜由法院作出，相關立法所涉及的事實問題也會突顯出司法功能上的局限，因此由立法者擔負事實闡明義務，不僅可以避免司法判斷流于恣意，也具有某種分擔政治責任的功能。在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下，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須有切實的關聯性，亦即所為的差別待遇必須具有堅實的理由，而法院藉以判斷的基礎則有賴于政府部門所提出的事實材料，也不再任憑法院的主觀想象。嚴格合理性審查標準在手段要求上的特色，提高了對手段要求的審查強度，賦予了立法者某種立法論證的責任，同時也使得法院的說理、論證漸趨完整。根據立憲主義的精神，現代福利國家的社會性立法應該符合平等權的要求，避免社會立法出現資源分配不公而侵害社會弱者的平等保護權利的情形。在美國法上，傳統上法院對于社會立法內容的平等權審查較為審慎，通常尊重立法者的專業判斷，拒絕對社會立法進行合法性審查。但是隨著福利國家的發展和權利意識的提高，美國法院開始運用合理性審查標準來進行較低程度的介入，其考察立法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聯性，但對于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聯性持較為寬松的態度，只要差別待遇不屬于極為不合理，即可認定為符合憲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法院逐步強化了合理性審查的標準，強調社會立法的手段必須實質上促進立法目的的實現，立法內容應該具有相當的事實基礎，而非憑據法院自身主觀臆測的合理性進行判斷，立法機關應當承擔具體的闡明義務和論證的責任，從而限縮了立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以確保社會立法的平等權保護力度。

篇（4）

摘要：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環節，對于促進大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長才干、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社會責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天津大學為例，對高校大學生社會實踐長效機制的建立進行了探索。

關鍵詞 ：大學生；社會實踐；長效機制；探索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1.007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1—0014—02

收稿日期：2014—07—22

作者簡介：王鑫（1980— ），男，黑龍江呼瑪人。天津大學團委，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鮑金勇（1980— ），男，安徽安慶人。華南農業大學食品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徐聰聰（1987— ），男，山東臨沂人。華南農業大學農學院，助教，碩士，研究方向：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多年來，天津大學一直將學生社會實踐作為高素質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自2006年實施“千百十”工程以來，通過不斷加強組織、完善制度、創新措施，逐漸實現了學生社會實踐“時間覆蓋全年，人員覆蓋全校”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學校于2011年推出“大學生社會實踐質量提升工程”，充分地激發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主體意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千百十”工程

實現社會實踐“時間覆蓋全年，地域覆蓋全國，人員覆蓋全校，服務覆蓋全程”。在內容上做到“四個結合”：將社會實踐與理想信念、愛國主義教育、服務社會、專業學習相結合；在形式上，以“千百十”工程為龍頭，以“課余經常性實踐”、“雙休日重點性實踐”和“寒暑期集中性實踐”為基本模式，實現社會實踐的“長期化、基地化、規范化”建設。寒暑期社會實踐以實踐隊為主體，打造實踐精品團隊；以回鄉調查為重點，擴大社會實踐覆蓋面，以個人自主實踐為有益補充，實現社會實踐個性化發展。

（一）利用三種模式，擴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時間覆蓋面

將社會實踐分為“課余經常性實踐”、“雙休日重點性實踐”和“寒暑期集中性實踐”，使社會實踐的時間和方式更加靈活。

其中，“課余經常性實踐”以校內勤工助學崗位、校外掛職鍛煉崗位、團支部實踐活動基地等為主要場所，在學校的統一指導下，靈活地利用課余時間，以個人或者團支部為單位自主安排；“雙休日重點性實踐”以本市的社會實踐基地為場所，以學院或團支部為單位統一組織；“寒暑期集中性實踐”以建立在全國各地的社會實踐基地為場所，由學校或學院統一組織。

（二）把握三個階段，擴大學校對學生社會實踐的服務覆蓋面

1.活動準備階段。對社會實踐活動的內容、形式、時間等進行充分、細致的規劃和統籌安排，包括在網上選題、組建分隊、培訓動員、準備安全預案和必要的資料與器材。

2.活動實施階段。按照活動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鼓勵各分隊創造性地完成活動計劃；建立網上活動信息反饋機制，及時了解、掌握社會實踐活動的進程和各項具體活動的開展情況，及時做出相應的安排部署。

3.總結交流階段。社會實踐結束后，全面組織總結交流、成績評定、工作量計算、匯報演講、成果展覽、宣傳報導、總結表彰等活動，通過這些環節，進一步鞏固活動成果，擴大受益面。

（三）建設三級基地，擴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地域覆蓋面

從建設和管理的角度出發，天津大學對社會實踐基地評定星級，分層建設，從團支部、學院和學校三個不同的層面給予指導。如一星基地包括服務點或社區援助站，由團支部重點建設；三星基地由學院重點建設；五星基地由學校重點建設。星級的認定依據服務時間、服務內容和服務效果確定。

（四）開展三類實踐，進一步增加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深度和廣度

在實施以“三下鄉”和“四進社區”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將社會實踐內容進一步細化，實現分類指導。將社會實踐根據內容分為“紅色實踐”、“綠色實踐”和“藍色實踐”三類。其中，“紅色實踐”是指政治理論、政策法規的宣傳以及黨員、團員先進性的宣傳和教育。“綠色實踐”是指社會公益活動和環保活動。“藍色實踐”是指技術服務，將社會實踐活動由以調查訪問為主向結合專業、發揮科技文化智力優勢，進而開展科研攻關、技術服務、產品開發、勤工助學等內容形式多樣化、高層次的活動方向發展。

二、大學生社會實踐質量提升工程

（一）將學生主體意識貫穿全程，發揮學生參與的自主性

為進一步增強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主體意識，我們引入了學生“提案”制度，即面向全校學生公開征集社會調研主題。在學校確定社會實踐主題的前提下，采取社會調研主題“海選”這一新形式，充分地尊重和體現了學生的關注熱點，進一步激發了學生參與社會觀察和調研實踐的熱情，提高了學生參與實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此外，選撥學生評委參與社會實踐成果評比、成立社會實踐觀察團等環節將學生主體意識貫穿于社會實踐活動的始終，讓學生真正實現了“我的實踐我做主”。

（二）打造網絡交互平臺，增強活動全程的互動性

天津大學依托全國高校十佳網站“天外天”社區、微博等網絡平臺，使得社會實踐活動的組織形式更加靈活，管理方式更加高效，信息分享更加通暢。例如，在以學院、團支部為主體的傳統組隊模式的基礎上，通過網絡平臺，創造性地運用以項目為單位招募組隊的模式，打破了學院、專業和班級的限制，全校學生以興趣為結合點進行自由組合，有的社會調研類實踐隊甚至招募隊員上千人，隊員們或以個人為單位，或以小組為單位，開展社會調研。

（三）加強分類指導力度，確保實踐內容的實效性

多年來，天津大學注重引導學生將社會實踐內容與理想信念教育相結合、與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與服務社會相結合、與專業學習相結合。學校在進行主題引導的前提下發放了《天津大學學生社會實踐指導手冊》，進一步加強了分類指導的力度，強調“走訪類實踐要做足，調研類實踐要做深，專業類實踐要做活，服務類實踐要做實”，引導青年主動走入社會，有重點、有目的、有方法地開展實踐活動。同時，發動專業教師、輔導員等參與并指導學生社會實踐，進一步提高了實踐的質量。

（四）完善實踐評價體系，實現實踐效益最大化

1.完善成果展示和評比制度，將成果展示和評比活動也作為對學生進行實踐教育的重要環節。例如，通過先進學院、先進實踐隊、優秀志愿者、優秀實踐報告評選活動以及攝影圖片展、DV展、實踐隊風采展等，使更多的學生在聽與看的過程中分享實踐成果，思考實踐精神，養成實踐習慣。

2.建立社會實踐學分制。制定《天津大學社會實踐學分化試點方案》，積極推進建立將學生參與社會實踐計入學分的制度。對前期培訓、暑假實踐、提交實踐報告、參與交流活動效果良好的實踐隊成員獎勵學分，調動廣大學生參與實踐的積極性，并規范各實踐隊參與實踐的過程。引導更多的青年學生主動關注社會、走入社會，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使實踐效益達到最大化。

［

參考文獻］

［1］陳艷.以社會實踐為依托的差異化創業教育模式研究［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4（8）.

［2］王左丹.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長效機制構建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4（3）.

篇（5）

關鍵詞 ：高職；會展實務；實訓；教學設計；模擬展銷會

基金項目：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教改課題“基于校園模擬展覽會的‘會展實務’課程項目化教學設計探討”（項目編號：J13XYG007）

作者簡介：趙東平，女，廣東江門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會展策劃與運營；徐斌，女，廣東江門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旅游管理。

中圖分類號：G7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747（2015）03-0005-04

隨著我國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會展業作為新興服務業，已逐漸成為一個城市國際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與會展業每年20%以上的增長速度所相對的卻是我國會展教育起步晚、起點低，會展從業人員基本上屬于半路出家，綜合素質難以達到會展業發展要求的現狀。

目前，高職會展教育過于偏重理論教學，實踐教學內容缺乏、不夠系統。實踐教學模式主要包括：（1）課堂模擬。即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在課堂上針對課程的某個教學環節進行模擬練習，這種實踐模擬呈片斷化分布；（2）展會實踐。即以校企合作的模式讓學生參與本地區的展會活動，但是由于時間等條件的限制，大部分學生只能從事會展現場服務工作，而很少有學生能全程參與會展活動，特別是展前和展后工作；（3）專業實習。會展公司的架構較簡單，人員規模小，通常在展會期間聘用大量臨時工來完成項目。基于會展項目運作的特殊性，專業實習時能夠真正到會展公司實習，參與會展活動調研、策劃、營銷、組織、服務、管理各環節的人數并不多。

為了增強會展教學的專業性、實踐性和職業性，構架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橋梁，讓學生真正參與到展會項目的整個運作過程，真實體驗展會的項目策劃、運作與管理，本文以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會展協會承辦的校園模擬展銷會為實踐平臺，對“會展實務”課程進行項目化實踐教學的方案設計與探討。

一、教學設計的基本原則

（一）內容系統性原則

實踐教學設計必須體現系統性原則，要嚴格按照展會運作的實際流程，系統展現展會的工作過程、任務和場景。從項目的調研立項、信息宣傳、招展招商、布展、現場服務，到展后的撤展、跟蹤服務等，整合原有的片斷化課內實訓，彌補學生在企業實踐和專業實習中無法接觸展會策劃、設計等環節的不足，真正實現從理論教學到實踐教學的系統性整合。

（二）學生主體性原則

實踐教學過程中，采取“以任務為主線、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任務驅動教學法，充分體現學生的主動性和主體地位。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圍繞校園模擬展銷會的調研立項、招商招展、現場管理、新聞宣傳等工作任務，在強烈的問題和具體的任務驅動下，通過對理論知識的靈活運用，開展自主探索和互動協作的學習和工作。

（三）能力本位性原則

按照會展職業要求和不同崗位工作職責，分析所需知識和技能，按其組成結構組織教學內容和實踐模塊,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相關職業所必須的實際能力。這種能力涵蓋知識、態度、經驗（活動）和反饋（評價）四個方面，構成一種“專項能力”，若干專項能力又構成“綜合能力”，若干綜合能力構成“職業能力”。在我國,把職業能力分為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實踐教學設計要以發展職業能力為目標。

（四）成果可考核性原則

實踐教學的成果需要制定一系列可考核性指標進行評價。可以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考核方法，如招展招商、現場營銷、展會滿意度等均可以采取定量數據進行考核，而對一個定性工作的考察，也可以通過時間、質量、數量、成本和風險等五個角度來確定定性指標的考核維度。［1］

二、教學設計的主要內容

遵循展會的運作過程，“會展實務”實踐教學設計采取“三段式”的內容組織方法，即展前、展中和展后三個階段，根據每個階段不同的工作任務和要求，將整個展會描述為以下過程。

（一）展前籌備階段

展前籌備階段主要有市場調研、立項審批、人員分工與任務分配、展會宣傳、招展招商以及布展等六項工作任務，對應12個課程教學模塊，共計42課時（見表1）。

在實施過程中，指導教師首先引導學生自由結合組成項目小組，通過競聘產生各小組的項目經理；然后，在教師的指導下，項目經理組織團隊成員完成項目的前期市場調研，形成調查問卷和調研報告等過程性資料，并在調研結果分析基礎上完成展會立項策劃；最終策劃方案的選取采取小組參與競標的方式，擇優選用。方案中標的小組成員組成展會組委會，統籌分管其他小組活動，而展會組委會直接由指導教師領導。［2］方案確定后，各小組抽簽決定其他任務模塊，并根據工作目標及職責要求，將任務進行細化和分工。在各小組任務實施過程中，其他小組成員有義務予以積極配合和輔助工作。

在展會審批時，學生向學院提交了“項目調研報告”、“校園模擬展銷會策劃方案”、“項目可行性分析報告”、“展覽場地分區與展位劃分圖”等資料，申請各部門審批并獲得支持。校園模擬展銷會展位基本搭建費、管理費等由項目小組成員通過拉贊助商的方式獲得，而展品購置和展位的個性化設計等費用則由參展商自籌資金解決。

（二）展中實施階段

展中實施階段是前期籌備成果的集中展示階段，主要包括展會現場服務與管理、展會活動管理、展會信息收集三項任務，對應8個教學模塊，共計18課時（見表2）。

在展會期間，通過小組分工的形式對報到接待、現場控制、活動實施與管理、現場信息收集等工作進行分組實施。教師需要指導小組成員按照任務分解制定具體的工作進度計劃和考核目標，同時，針對每一個任務進行理論指引和完善的崗前培訓，必要時通過角色扮演進行模擬。如：怎樣規范實施報到接待工作？怎樣個性化設計展位才能更吸引人？如何有效組織觀眾？如何進行現場宣傳？如何進行個性活動策劃等。同時，實行按天匯報和會議制度，小組長在每天的展會結束后，要集中向指導教師進行工作匯報和情況反饋，以便討論解決疑難問題，并根據實際及時調整實施方案，全程跟進展會每個細節。

學生通過對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所處的區域位置特征以及校園市場的消費需求等進行前期調研后，將展品設定為服裝、日用品和小型電器；同時，考慮到學院功能分區與人流量特征，將辦展場地確定在飯堂與宿舍樓之間的空地，并將4天展期分為兩段，在新舊飯堂前各舉行為期2天的展出。為了增強展會效果，調動學生積極參與，第三屆校園模擬展銷會由會展協會與營銷協會合作舉辦，并策劃了展位設計大賽和營銷大賽，鼓勵學生對自己的展位進行創意性設計，運用營銷、財務等知識進行盈虧平衡計算，從而爭取利潤最大化。這些活動不僅調動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也拓展了學生對交叉學科知識的應用與掌握。

（三）展后評估階段

展后工作主要包括撤展、跟蹤服務以及展會評估三項任務，對應8個教學模塊，共計12課時（見表3）。由展會組委會統籌分工協調展后工作，撤展與展后跟蹤服務同時展開。而展后跟蹤服務主要是針對參展商、觀眾以及贊助商進行展后調研與回訪，了解展會的意見反饋，檢驗展會的預期效果，并形成文字性的調查問卷、回訪記錄和調研報告。

在前述工作結束之后，召開小組匯報總結會，圍繞校園展銷會的三個階段工作任務，按照小組的責任分工，介紹此次展銷會的臺前幕后；通過收集到的大量圖片、文件和過程資料，解讀校園展銷會的真實過程，總結經驗、查找不足，共享心得體會，以提高下一屆展銷會的舉辦水平和質量。

三、考核方式的縱橫結合

“會展實務”課程的實踐教學考核力求客觀、公平、公正，以縱向過程化考核為主線貫穿整個項目實施，橫向采取多元化評價的360°績效考核模式，通過縱橫結合，全方位評價學生的能力與實踐效果。

學生的學科成績A由過程化操作考核B和實踐成果評價C兩部分組成，兩者權重比例為6∶4，即：

A=B×60%+C×40%。

（一）過程化考核

過程化操作考核成績B由指導老師評價D、小組負責人評價E、小組內其他同學評價F以及被考核人自評G組成，其權重比例為5∶3∶1∶1，即：

B=D×50%+E×30%+F×10%+G×10%。

考核評價指標主要包括：（1）學習工作態度a；（2）職業道德素養b；（3）創新能力c；（4）團隊協作精神d；（5）實際操作能力e，五項指標的權重比例為1∶2∶2∶1∶4，即：

D/E/F/G=a×10%+b×20%+c×20%+d×10%+e×40%；

而小組內其他同學評價成績F以平均值法確定，如小組內有n名成員參與評價，分數分別為f1、f2…fn，則F=∑（f1+f2+…fn）/n。

（二）實踐成果評價

實踐成果評價C主要以項目結束后學生提交的實訓報告和過程資料為依據。項目實施結束后，每個學生必須提交一份實訓報告，實訓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任務描述、崗位職責、工作記錄以及2 000字以上個人實踐總結，同時，以小組為單位提交實踐過程資料。過程資料評定成績為H，同等賦予小組每個成員，而實訓報告成績評定I，為個人獲得成績，兩者比例為4∶6，即：

C=H×40%+I×60%。

四、教學實施的保障策略

（一）創設良好的實踐教學環境

校園模擬展銷會是以學院為平臺舉辦的一項全真模擬展會，它需要學院的教學服務與管理部門為教學實施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真正樹立“以教學為中心”的觀念。為實施靈活的柔性課堂制度，上課的地點也不再局限在教室內，而時間可以適當調整。同時，學校在項目審批、經費支持等方面應為教學提供方便，如降低展會的立項申報門檻、簡化場地審批流程，協調相關部門提供水電、醫療、安保等其他服務便利，從而為課程的教學實踐提供一個良好、完善的宏觀環境，也為學生提供一次全面、深入的實踐機會。

（二）準確定位指導教師的作用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指導教師一定要明確定位，堅持以學生為主體，充分發揮在實踐項目中的輔助和引導作用。［3］其工作主要包括：（1）將整個展會項目分解設計為不同的工作任務，制定并提出項目的實訓計劃和項目任務書，在展會開始前由會展教學團隊和教研室審核確定；（2）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做好人力資源管理，組織好學生的角色定位和任務分工，同時，注意崗位輪換；定期舉辦工作匯報會，進行過程監控，引導具體任務的實施并解答學生的疑難問題；（3）階段性任務結束后，進行總結點評，并收集過程資料進行考核。

（三）適時調整教學實踐的安排

指導教師應客觀評估學生參與實踐活動的效果，并據此調整和完善該門課程的實踐安排，逐步提高教學效果，培養更適用的專業人才。［4］如2012年策劃舉辦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模擬展銷會時，由于項目的沖突，只能采取只展不銷的展覽模式，結果學生的參與積極性和展出效果都不盡如人意。鑒于此，本屆展銷會決定和市場營銷專業的營銷大賽合體舉辦，最終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營銷冠軍組在短短的4天展會期間，就獲得了近7 000元的利潤收入。由此可見，課程實踐的具體安排是在總結學生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的，是一個不斷嘗試、調整從而趨于完善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百度百科.定性指標［EB/OL］.［2014-09-20］.http：//baike.baidu.com/view/11784317.htm fr=Aladdin.

［2］江俐蓉.會展策劃管理專業《項目管理》課程實訓教學方案設計［J］.職業技術教育，2008（5）：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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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我們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的重大戰略任務，它是涉及我們黨用什么樣的精神旗幟團結帶領全體人民開拓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視野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探析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推進校園文化建設研究 基于民辦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研究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和諧校園文化建設 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高校和諧校園文化建設研究綜述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加強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之魂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實踐模式探索 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施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路徑 基于校園文化建設構架的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大眾化探討 淺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高校校園文化建設途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框架下的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分析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民族地區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依托校園文化平臺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思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5]沈壯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著力點[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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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5-0280-02

黨的十報告在堅持以往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強調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是我國建設文化強國的基本著力點。高校作為各種意識形態交匯和碰撞最密集、最活躍和最敏感的地方，必須緊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教育全過程，用核心價值體系提升校園文化軟實力。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的現實訴求

首先，是主導文化的引領需要。文化是特定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文化與意識形態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主導意識形態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社會的主導文化。借助文化強大的傳導功能，從文化的視角出發來研究意識形態，將有助于實現意識形態對民眾的教育引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引領，也是文化的引領。因此，“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通過發揮其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文化的重要作用，實現對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大學校園文化的引領的需要。

其次，是高校文化育人的本質需要。大學校園文化是影響大學生群體成長、成才最直接的文化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各種文化要素傳播力強、傳播速度快、受眾群體范圍廣、文化影響力也相對深遠。因此，大學校園文化在整個社會文化形態中處于至關重要的地位，其產生和發展的方向應當引起社會和高校的高度重視，用先進文化引領校園文化也就顯得十分重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文化，是源于實踐的文化價值體系，最終用于指導實踐，應當承擔起引領大學校園文化朝著社會整體文化要求的方向發展、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思想價值觀念的重要責任。促使青年大學生成為先進文化的追隨者、傳播者、踐行者、發展者。

最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自身發展與完善的需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引領并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價值體系自身的廣泛傳播和輻射作用的發揮也需要依托在高校文化軟實力建設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較為成熟的體系和機制來推進。高校文化作為軟實力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要作用，不僅僅因為高校文化是高校的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且也因為高校文化往往構成了同樣體現“軟實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因此，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高校文化軟實力相互的、自發并自覺的實踐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自身的內容必將被細化和深入，表達方式必將被豐富和拓展，有效傳播的機制必將被進一步構建和完善。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的必由之路

主導價值觀決定社會意識形態的性質，是引領社會發展的精神旗幟。如果缺乏主導價值觀，社會群體就會缺乏廣泛認同的價值標準，缺少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就缺少了傳承延續的動力，社會、國家和民族也就難以存在和發展。大學作為社會文化的傳播地、創新源和輻射場，承載著繼承發展民族優秀文化和交流借鑒世界進步文化的重要功能，肩負著深入研究和理論創新的重要任務，也是為社會提供積極示范、科學導向和輻射的重要窗口，更加需要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導價值觀在引領校園文化建設方面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的必由之路。

首先，是校園文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大學生是具有專業理論知識優勢的群體，是能直接把理論運用于實踐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的主體，因此，是否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引導會直接對大學生的行為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他們的思想觀念卻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尤其當前社會環境的深刻變化、多元文化的巨大激蕩極易給大學生價值觀念的形成帶來嚴峻的考驗。高校必須堅持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用理論武裝教育大學生，引導和幫助他們用分析方法剖析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具備整合鑒別多元思潮、抵御各種腐朽思潮侵襲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高校校園文化在多樣化的旋律中“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充分發揮校園文化在社會文化中的領軍地位。

其次，共同理想是校園文化建設的思想武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大學生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也明顯增強。少數大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社會責任感缺失等諸多問題，這就要求有一個能夠激發大學生活力、凝聚大學生智慧和力量、被大學生普遍接受和認同的共同理想。對于大學生來說，共同理想不僅是一個目標，一種認識，更是一種實踐。有共同理想，才能有共同步調；有共同理想，才能把大學生個人前途和國家民族振興緊密結合起來；有共同理想，才能在實踐中化解多樣化利益格局帶來的離心力和破壞力，促使學生形成優秀的品質，提升高校培養人才的質量。

再次，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校園文化建設的精髓。不同類型的高校其文化價值取向、知識結構、志向追求等呈現一定的差異性，但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和凝結――民族精神以及其在新時代下的展現――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不竭源，也是高校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在。當前，高校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文化存在著娛樂化傾向，大學生追求感官刺激、崇尚物質享受，部分大學生在自覺和不自覺中失去了自我，處理問題簡單沖動，并且懷有叛逆心理，往往喜歡標新立異，失去了對我國優秀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信仰，表現出異常的冷淡、反感甚至排斥。因此，倡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幫助學生深刻認知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傳統，從祖國悠遠燦爛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營養，增強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清楚地認識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使大學生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和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在實踐中銳意進取，為建設先進的校園文化提供思想保證和精神支撐。

最后，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校園文化建設的基礎。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一種理念，它反映了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根本要求。從實踐上來說，社會主義榮辱觀也是全體社會成員對發生在社會領域中各種行為的價值判斷和行為規范。當前現實社會中各種不良傾向，諸如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正無時無刻侵蝕著高校校園，影響著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大學生作為民族發展和國家富強的中堅力量，必須具有清晰的是非界限，明確的榮辱觀念。因此，校園文化必須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道德標尺，把同大學生的生活實際融為一體，指導大學生應當堅持和提倡什么、反對和抵制什么，使他們養成知榮棄恥、褒榮貶恥、揚榮抑恥的行為習慣，為創建和諧的校園文化和良好的校園風尚提供道德保證。

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升高校文化軟實力的途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提升校園文化內涵品位、發揮校園文化創造力和輻射力的根本，應該融入學校教育、宣傳和實踐的全方位、全過程。

（一）課堂教學是主線

第一，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主渠道作用。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能否占領高校思想主陣地的關鍵。針對高校的新形勢和學生的新問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擯棄過去那種講大道理、居高臨下的說教口吻，避免“年年依樣畫葫蘆”。教師要善于實施新的教學模式，善于采集生活中的現實事例，堅持讓學生參與教學，使學生在主動參與過程中獲得自我教育和提升，使大學生由“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從而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第二，充分發揮專業課教學的滲透作用。專業課由于其教師人數、學時數以及時間跨度都明顯多于和高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學生而言，關注專業課的用心以及對專業課教師的信任程度都明顯高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基于此，專業課教師可以通過具體的教學和科研活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潛移默化地滲透給學生，使學生受到更深刻、更有影響力的教育。

第三，充分發揮實踐課的指導作用。實踐課是學生用理論指導實踐的主要途徑。學生通過從事社會調查、勤工助學、科技服務等各種有益活動，在社會實踐中呼吸到新鮮空氣，增進對國情、社會和人民群眾的了解，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責任感。

（二）校園文化活動是載體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雖然具有科學性，但并不是所有科學的東西都一定能為人們所接受。大學生亦如此。校園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活生生的人文世界，是個體養成正確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品質的操練場所。要展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校園文化的魅力，就要在“行”上下功夫。首先在校園文化氛圍中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輿論強勢。比如通過校園環境展示，廣播、報紙等形式宣傳，塑造身邊典型等使大學生從思想深處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具體實在、可信可行。其次，引導學生進行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使學生在實踐基礎上發現價值、創造價值和享受價值。比如可以通過大學里的社團、協會、俱樂部以及各類興趣小組開展形式多樣的主題活動使大學生在實踐、體驗中認同核心價值體系并主動踐行，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真正內化為思想素質。

（三）日常管理是基點

在多元價值觀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想具有統攝性，能夠把各種不同價值觀凝聚在自己周圍，成為全體學生共同遵守的價值規范必須通過一系列完善的制度保證。用制度體系約束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強化大學生的思想認識，使他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最終達到自我管理的境界。比如時刻關注校風學風考風寢風等制度建設和教育，強調大學生從身邊小事做起，守紀律，講文明，遵守公共生活規則，愛護公共財物等。通過日常管理影響學生品德、價值取向、個性和心理。以制度規范行為、協調利益，保障和諧，從而形成良好的校園文化風貌。

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楊曉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的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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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生產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生產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國家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生產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生產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 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國家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 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國家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生產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生產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生產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看一個例子：“我謹代表江蘇省教育廳，預祝河海大學與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圓滿成功!”現在被翻譯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有的地方譯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這種譯法本身沒有什么錯誤，但我們發現，在不同行動者的作用與運作下，當文化語境、社會概況等行動者發揮作用時，譯者則略去繁冗的語言信息，直接將此表達翻譯成簡單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適應譯入語體系的習慣，取得更直觀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歷史因素、國家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政府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1］黃德先.翻譯的網絡化存在［j］.上海翻譯，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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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101（2012）04-0016-04

收稿日期：2012-10-25

作者簡介：魏圓圓（1981-），女，江蘇南京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主席曾強調，“要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這充分闡明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也給我們做好新時期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確的總體思路。”[1]“十二五”規劃建議中也提到“加強社會管理能力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社會管理的話題逐漸走進大眾的視野。事實上，目前雖然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社會管理領域的改革還處于初級階段，進展緩慢，尚未形成科學系統的認識。面對全球化、網絡化時代的到來，大學生的思想觀念正在經受著各種思潮的影響，這就要求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與時俱進，在機制上、內容上都要開拓創新，才能使培養的高素質人才緊密聯系社會實際，跟上社會發展步伐，適應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實現與社會不斷相容，使高校不再是與社會隔絕的象牙塔。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社會管理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

有學者認為社會管理的含義，指國家和社會運用政治、法律、行政等手段，或組織、溝通等方式，對在城市或鄉村、城區或鄉鎮、社區或村莊中生活的社會成員滿足對社會性公共資源需要的活動中形成的關系進行控制或協調，以保持社會平等、維護社會秩序的過程[2]91。

國內還有不少學者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來說，社會管理包括兩類：一是政府社會管理；二是社會自我管理和社會自治管理。而現代社會管理是以政府管理與協調、非政府組織為中介、基層自治為基礎以及公眾廣泛參與的互動過程。”[3]43

還有的學者認為社會管理是政府和社會組織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社會生活、社會事務、社會組織進行規范、協調、服務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會生活質量[4]4。

筆者以為，社會管理指的是政府和社會各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運用各種管理手段，對社會發展的各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社會管理的方式是多樣的，大體可以分為剛性管理和柔性管理。

張耀燦、鄭永廷等學者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一書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既同人的思想、行為和人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又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著廣泛的聯系，我們不能只根據它自身的結構、功能、過程來認識它，而必須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從它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層面，認識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質。”[5]102從中不難理解，高校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必須把人放在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中來認識，任何人的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高校培養的人才最終是為社會服務的，目前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高校教育與社會需求的脫節，正在尋求各種模式追求高校與社會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應成為這種融合的有效手段，讓大學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同時自覺從社會大背景中塑造自身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

因此，筆者以為如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為了適應社會發展需求，針對紛繁復雜的社會背景，豐富教育內涵，創新教育方法，使大學生具備較高思想政治素養的教育實踐活動，目的是為了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新時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與時俱進，更為全面，除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之外，還應該包括人文素質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內容。在教育方法上更注重柔性管理的方式，讓大學生自覺接受，做到政治性、科學性和有效性的統一。

從概念解讀中筆者以為社會管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主體相關。社會管理的主體是多元化的，指所有的社會組織。隨著社會的進步，高校在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組織之一，正在社會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次，目標一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對大學生在思想上進行引導，使其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進入社會后能具備正確的思想導向，指引自己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社會管理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各種方式規范行為主體，使各項社會活動得以有序開展。因此，二者目標具有一致性，最終都是為社會穩定有序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服務。最后，方式趨同。社會管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注重柔性管理的方式。這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做出的新的改變，也是二者之間的契合點。因此，兩者之間相輔相成，辯證統一。

二、社會管理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辯證關系的理論基礎

社會管理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辯證關系有其共同的理論基礎。

第一，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這一理論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全面發展不僅指的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而且人的全面發展必然與社會的全面發展聯系在一起。一方面，社會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推動了人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人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發展最終目標是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要想人能夠全面發展，必須遵循“以人為本”基本原則。

現代化的社會管理僅僅依靠規章制度、強制執行是難以達到預期的管理效果的。而且，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中，傳統的規章制度很難適應變化的速度，難免會產生疏忽和不當之處。新的社會形勢給社會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以人為本”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側重柔性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相應的精神力量與管理規則，滲透到社會生活與組織管理的方方面面，填補剛性管理的局限與不足，成為實現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形式 [6]112 。

在傳統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剛性管理痕跡明顯，特別是只突出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強行將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強加給大學生。這雖然可以從表面上順利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但大部分學生只是機械地、被動地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教育，而忽視了應首先將大學生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人”來對待，沒有注重大學生是否有接受這種教育的意愿，是否能將這種教育自覺轉化為自身的一種教育訴求。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文化模式、價值觀念等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代大學生對于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明顯的心理排斥，各種問題接踵而來。一些大學生逐漸呈現出意識形態淡化的現象，他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多變性和差異性日益增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逐漸多樣化，甚至拒絕接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之外，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紙上談兵，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為了適應這樣的變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緊密聯系社會現狀，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首先把大學生看成有思想、有獨立人格、享有社會權利和義務的人，并且尊重人、愛護人、滿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創造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過正面引導、側面啟發、反面規勸的方式，引導大學生自覺協調與他人、社會的關系，主動遵守社會規則，積極維護社會穩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更多倚賴柔性管理方式，改變原本的剛性過度的不足，提高復雜環境中社會管理的人性化和科學化，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理論。

第二，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所謂社會存在，就是物質資料在生產過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總體反映，主要包含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態，而社會意識形式的核心是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社會管理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就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大學生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并掌握先進的無產階級思想，為畢業后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理論決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與社會管理存在著辯證關系。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開展，為推動社會管理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以社會管理的實踐為依據，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實效性。反之，無效的、負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會對社會管理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對社會存在產生阻礙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讓當代大學生切合社會實際，融入社會生活，就要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與社會管理相結合，將科學的現代社會管理理念融入高校平時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通過科學的管理方式使大學生在自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為日后服務社會、更好更快地融入社會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三、社會管理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大學生進行的引導，與社會管理中的柔性管理相呼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讓大學生自覺運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道德規范并改造自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高校這個陣地有效支援了社會管理，與社會管理中柔性管理的方式相統一，共同為社會的有序發展各司其職，最終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目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之一是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這就需要使大學生融入社會生活，切實關注當下的現實生活。只有來源于現實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更具有現實性和說服力，只有對大學生現實生活現狀的了解與體驗，才能讓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明確，對癥下藥，真正做到使大學生的思想觀念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達到人與社會和諧共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僅僅只為讓大學生適應現實社會而進行的。社會管理作為一種動態過程，并非一成不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源于現實的社會管理，又高于現實社會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于大學生現實生活，又要提升他們的政治、思想、道德認識，追求遠大理想，堅定崇高信念，具有國家和人民殷切期盼的當代大學生應有的思想素質。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幫助大學生通過適應與參與具體的社會管理活動來實現。只有通過付諸實踐，大學生們才能對社會管理有直接的體驗，才能使其思想道德修養在實踐中得到發展和完善。在實踐中得出的經驗教訓促進了社會管理理論的不斷完善，進而推動社會管理不斷走向科學化。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管理的有效補充。其一，從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角度分析。“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7]8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對的大學生，同樣不能孤立于社會之外，這就決定了高校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社會性實踐活動，是在一定社會聯系中進行的。社會管理需要社會成員的共同配合才能有序進行，大學生作為社會成員之一，應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之中，高層次的社會成員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必然會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

其二，從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角度分析。高校作為社會管理的組織之一，正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來參與社會管理的。人的行為總是受到其思想的影響和制約，高校為充分調動在校大學生社會主義主人翁精神，參與社會管理、融入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中，需要在轉變其思想觀念、提高其管理素質、創設良好的管理環境、建立有效機制等方面繼續努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在教育實踐的過程中將大學生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其參與社會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

第三，社會管理為加強和改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鑒。正因為如今的社會管理體現了對社會環境動態變化的現實關切和對人及其主體間社會關系的關注，因而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建構和實踐創新提供了新的視界[8]1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說到底還是為了解決大學生們的思想問題，在當前，必須首先從大學生是具體的“人”出發，確立以尊重人及其社會生活本質為核心的教育、管理基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真正實現其教育實效性，就必須不斷發展，不僅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經驗為基礎，而且要以一定社會歷史及其動態發展為現實前提來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目標，社會管理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鑒，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創新提供了動力。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管理必須廣泛吸納先進的教育理念、實踐經驗和管理模式，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為適應新的社會管理，積極探索并完善既適應全球化又體現民族性的有效教育模式，應對多元化思潮對大學生思想的沖擊；其次，在網絡化背景下，社會管理必須做到虛擬社會管理與現實社會管理的有機統一，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抓現實的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又抓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創造網絡化的管理模式，以柔性管理為主，加強網上思想政治教育與現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再次，在改革開放的攻堅階段，社會管理必須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管理機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只有充分利用這樣的社會管理機制，加強高校與社會的交流，促進高校思想教育理念的更新與發展，并有效化解當前物質利益觀念對大學生思想的沖擊，堅定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信心。

總之，社會管理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密切聯系的。雖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管理都有剛性管理的一面，但是筆者以為在當今全球化、網絡化的大背景下，兩者共同的柔性管理方式使二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學生們具有了一定的思想修養，接受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通過社會管理機制轉化為其自身的行為習慣，從被動接受到自覺改造自身的思想與行為，鞏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高校培養出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們源源不斷地涌入社會之中，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并在全社會范圍內擴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從而為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做出各自的貢獻。參考文獻：

[1].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N].人民日報.2011-03-08（1）.

[2]譚明方.社會管理與相關體制改革研究[J].學習與探索，2011（3）：88-94.

[3]高中建，趙明.社會管理視角下的青少年維權實務研究[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3）：42-47.

[4]何增科.社會管理與社會體制[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

[5]張耀燦，鄭永廷，吳潛濤，等.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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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面向社區培養實用型人才的優勢

1. 1 ；建設學習型服務型社區的重要作用是構建全社會終身教育體系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面向社區正適應了這一客觀需要， 在所處的社區內，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不但具有培養人才的優勢， 還具有培養應用型人才的豐富經驗和水平， 憑借這些豐富的經驗， 再和社區的實際情況緊密聯系， 既為學習型社區的成功創立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提高了社區整體服務水平。

1. 2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辦學理念符合社區教育的發展要求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的教育理念一直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 走產、學、研結合的發展道路。教學模式也逐步從注重教轉向注重學， 越來越靠近個性化學習的特點。目前就業崗位逐漸增多， 對就業者能力與素質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尤其是要求就業者必須加強自身的適應能力， 做到會學習會生存， 這才是社區教育所要達到的目標。

1. 3 ；面向社區是促進高校自身發展的需要 ；強化地方高校的社會服務職能， 不僅對社區有幫助， 同樣也為醫學類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與就業導向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高職高專醫學院校與社區的關系實際上是互助互利的關系，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能從社區得到新的發展原動力， 社區則需要高職高專醫學院校提供足夠的智力和人力資源， 二者之間是社會轉型期的一種全新的服務大眾的方式。

2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面向社區培養實用型人才的途徑和策略

2. 1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的首要工作任務是面向社區醫療衛生需求， 培養社區實用型醫學人才 ；本校創建了有本校特色面向社區的“院校合一”全科醫生培養模式， 在校內建設了融教學、社區醫療衛生服務和基層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培訓為一體的東方廣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這種“院校合一”的校中院、院中校的模式激活了校內教學資源， 提升了教師的臨床水平， 提高了全科醫生培養質量。目前已有近300名具有全科醫生素質的臨床醫生走向農村及基層衛生服務崗位。成果得到了政府、行業、兄弟院校和社會的廣泛認可， 并在多所院校推廣應用。

2. 2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面向社區貫徹以就業為導向的產學結合之路 ；因地因時培養地方所需實用型醫學人才， 把從業者在未來社區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工作情況在相應的課程里增加相關的內容， 增加課間去社區醫院實習的次數， 讓學生與社區醫院零距離， 培養出來的從業者能夠熟悉社區工作環境， 很快的適應社區的工作性質。多數高職高專醫學院校已經加強校企之間的合作， 使科學研究及其服務社會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一方面校企聯合進行實驗室建設取得新進展， 建立了多個實驗室和多個實訓基地；另一方面與高校、企業聯手， 開發應用型課題， 凸顯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推動科技進步的重要功能。

3 ；面向社會開展教學服務成為區域人才培訓中心

3. 1 ；構建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 ；高職高專醫學院校應構建模擬醫院情景教學、教學醫院床邊教學、社區衛生中心家庭訪視和衛生行業社會實踐的“四位一體”實踐教學體系。開發了臨床基本技能單項訓練、臨床基本技能綜合訓練和社區公共衛生團隊訓練三個模塊， 并開展以患者為中心的醫護藥跨專業的團隊協作異課同訓項目， 實訓內容與崗位內容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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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模糊，觀念滯后。隨著英語高考制度的改革，小學英語教師已經表現出一些認識和觀念上的問題，認為英語已經不再重要，可學可不學，而且英語教學內容在初中階段基本要重新學習，小學英語教學只是一種鋪墊，學好學不好都一樣，只要上初中努力學習一樣能學好，這些觀念致使一些小學英語教師課堂教學只是完任務，根本談不上對學生能力的培養。

2.課堂教學形式化。隨著新課程標準的實施，小學的英語教學以活動課為主，教師變著花樣開展與教學內容脫節的活動，這種為活動而活動的教學造成課堂教學的低效與無效。比如在教生詞“soft”（柔軟的）時，為了體現體驗性的教學原則，有位教師設計了這樣一個教學活動：教師拿出一個毛絨玩具熊，讓學生用手一邊做抓摸的動作一邊說“soft”這個單詞。可是通過課后調查發現，學生把“soft”理解為：抓一抓。這樣只重形式的活動設置，使學生的體驗與教學內容發生偏離，從而造成教學的無效。因此，教學活動的設計要符合教學內容和學生實際，不能一味地強調課堂教學的活動形式而偏離教學目標。

3.學習缺乏引導與監督。新課程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這就出現教師主導作用的缺失，放任自流的課堂教學。比如強調自學，上課時教師沒有給學生具體的閱讀要求和任務，而是讓學生自學課文，自學變成無目的閱讀，其實質是“放牧式”的課堂教學。追求小組討論，一些教師只要有問題，就組織學生討論，甚至一些毫無討論價值的問題也要實施小組討論，并且在學生討論時沒有有效的監督和引導，往往是好學生的意見成了主導性的結果，而后進生無所事事并乘機說起閑話，看似討論，其實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小組成員之間并沒有有效的交流和深入的探究。

二、小學英語教學的歷史使命

1.興趣培養是關鍵。學生能不能學好一門學科，關鍵在于對這門課是否感興趣，沒有興趣就沒有動力，“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培養小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是小學英語教學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小學英語教學使學生喪失了對英語學習的興趣，此后這部分學生學好英語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英語教學的嚴重失誤。

首先，教師的感染力。小學英語教師良好的形象，流利的口語能力，幽默風趣、平易近人的教風，都將對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產生影響。因此，小學英語教師每節課都要以飽滿的熱情走上講臺，即便是老教師，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盡可能地保持“年輕”的氣質。比如推開教室門時熱情洋溢地舉起手說：“Hi classmates.”教室里一定會發出學生熱烈的喊聲：“Hello Teacher！”也許興趣就由此悄悄地開始生成。在教學中，教師利用豐富的表情、神態、目光等，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愛、希望與鼓勵，從而使學生產生“親其師，而信其道”的積極效應。

其次，寓教于樂。小學生天真活潑，敢說、敢做、好動，結合教材中涉及學生熟悉生活的內容，如“My Classroom，My Home，Food and Fruit”，將教室變成他們學習的樂園，激發學生接受教育的積極情感，讓學生在愉悅的心態下參與教學活動，獲取新知，體驗成功的快樂，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