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金融體系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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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業務是以真實的貿易背景為業務基礎的，具有業務自償性的特點，只要充分掌握了信息流，能夠確定貿易背景的真實性，可以實現貨物流和資金流的封閉式運轉，在大多數情況下便可以實現貨物資金的按時回籠，保障銀行信貸資金的安全，在通常情況下，貿易融資業務的風險性應比大多數人民幣信貸產品要低。這是該項融資業務與其他傳統信貸業務產品相比的最大特點。因此，國際貿易融資的信貸政策不應與其他傳統信貸產品一致，金融機構應制定相應的國際貿易信貸管理政策，加強對中小企業貿易融資的政策傾斜力度，對具有貿易融資需求的外向型中小企業實行系統性的管理，在有效規避信貸業務風險的基礎上達到促進我國中小企業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發展的目的。首先，對于中小型對外貿易企業的國際融資業務，銀行在融資業務申請流程和準入條件上應提供一定的便利，保證融資的時效性與業務相匹配。國際貿易受市場形勢變化影響較大，其獲得市場機會的大小程度與國際商品價格的漲跌幅度成正關聯，一旦國際市場出現獲利空間，就應盡快鎖定價格完成交易，以免錯過最佳的交易時間。而國際貿易融資產品該與傳統的流動資金貸款等傳統人民幣信貸產品也有不同之處。國際貿易融資類產品重點關注的并不是企業自身的抵押擔保強度，而是企業單筆業務的貿易背景真實性、結算方式的風險性和貿易雙方的履約信用記錄。因此，金融機構應針對中小型外貿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中小企業貿易融資業務特點的信用評級以及授信管理制度，提高業務辦理的時效性，加強業務貿易背景真實性的審查，降低對其須提供較高價值的抵押品的硬性要求，為其提供合適的、專業化的和全方位的服務，幫助中小企業抓住市場機會，獲得發展良機，推動銀企之間的良好合作與持續發展。其次，我國金融機構應對中小型進出口貿易企業實行系統化管理，在國際業務管理部門或者中小企業主管部門設立專門負責中小企業國際融資業務的管理團隊，負責與中小型貿易企業實際情況相適應的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的研發，并在團隊內設置專門負責考察評估中小型進出口貿易企業風險的專業人員，能夠實現與信貸審批部門及時有效的業務溝通，保證業務的時效性;在各分支機構的考核指標中加入相應的績效考核機制，對發展銀行與進出口貿易中小企業合作機制提供組織架構上的保障。

二、建立國際貿易融資產品體系，加強國際業務人才的培養

篇（2）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篇（3）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金融業發展和貿易行業的發展更是遙遙領先,進一步證明了馬太效應的科學性。從商品的結構來分析,倘若一個國家的金融行業越發達,從而對該國的技術密集型企業和貿易的發展越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樣就可以生產出充足的產品;然而對于那些金融行業較落后的國家,對該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優勢。顯而易見,金融行業的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該國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以便完善出口貿易結構。近年來,隨著我國不斷加強金融市場的開放,社會經濟得到了顯著發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

    美國在2008年由于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嚴重影響,信貸危機由美國擴展到了全球很多國家。當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美林銀行被賤賣等等,從而向我們證實了金融危機的危害性。隨后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世界上國際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加大了世界經濟的衰退。由于美國很多銀行瀕臨倒閉,在經濟一體化的現狀下,國際貿易的結算也不能夠獨善其身。美國經濟地位的變化嚴重影響到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風險、國際結算以及國際貿易融資都是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的范疇內。通常,國際貿易的金融服務不但能夠促進國際貿易業務的發展,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之間的融資成本,與之相伴隨的風險和損失也大大降低,從而就有效地提高了該國貿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據有關專家認為,在規模效應的作用下,貿易自由化可以有效地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創新,這樣就可以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從而更好地促進貿易的發展。在2003年Aizenman從理論上對國際貿易的開放與金融貿易化作用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總結出貿易自由化提高了金融成本,從而促使了金融改革,也可以這樣理解,金融自由化是貿易自由化的附加品。我國學者梁莉指出貿易開放是促進金融發展的重要因素,沈能指出從長遠角度來分析,我國的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呈現出均衡的關系。不管是從長遠角度還是從短期角度來分析,我國的金融行業的發展規模和國際貿易呈現出正相關趨勢,同時具有因果關系。除此以外,認為在財政分權的狀況下,金融對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即金融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地區對外開放,政府加強干預金融體系會阻礙對外貿易的發展等。

    總而言之,從長遠的角度來講,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屬于均衡的關系,同時也驗證了我國的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以及金融和國際貿易之間的均衡關系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盡管近年來我國的金融行取得了顯著發展,但是從整體上來看,金融效率較低,與之相關的金融市場的制度較不完善,金融體系的效率會直接影響到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就可以認識到金融的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要想更好地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制定出科學且合理的金融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從而保證金融政策為國際貿易服務,促進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的健康、持續發展。

篇（4）

中圖分類號： F724

文獻標識碼：A

一、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的基本情況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了快速穩定的勢頭，GDP從1978年的3624.1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億元。同期，我國金融從改革初期幾乎為零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斷提高，到2008年底，狹義金融總資產己達859916.2億元，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86倍。金融結構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2008年底非貨幣金融總資產在狹義金融總資產的30%。金融發展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006年底金融中介對非國有經濟的貸款余額達到30156.39億元，占GDP的10.02%。圖1，圖2顯示了1978年至2008年末我國金融發展的概況。

圖1 1978年以來

圖2 1978年以來我國非國有

我國金融發展情況

經濟貸款占GDP比重

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麥金農的M2／GDP指標，來反映我國的金融增長程度，這兩個指標主要衡量金融發展的規模。從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金融體系的總量持續增加，金融體系的結構不斷升遷，我國金融市場中存在嚴重的“所有制歧視”。

二、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發展的基本情況

自1978年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貿易順差顯著擴大。在這三十年，我國的商品進出口額增長率高于GDP的增長率，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已從國際貿易的旁觀者變成了一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貿易大國。

（一）貿易規模迅速擴大。

197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06.4億美元，而到了2008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25639.4億美元，增長了124倍。2004年，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萬億美元。1978年，我國商品出口貿易總額僅為97.5億美元，而到了2010年，我國商品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3949.3億美元，是1978年的143倍。

（二）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初級產品出口比重下降，工業制成品出口顯著增加，在我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1978年我國初級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1%，到2008年，初級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4.8%，而工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49%增加到了2008年的95.2%，這說明我國已經走出過去那種僅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發展階段。出口的結構性轉變導致越來越多體現我國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保證了我國出口的持續增長。

三、我國金融發展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一）聚集資金，配置資源，支持外貿發展。

重點支持機電產品出口。建國以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長期處于緩慢發展的落后狀態，黨的以后，出口額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總的來說，仍處于低水平徘徊狀態。1995年是機電產品出口的轉折點，此后連續13年保持我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地位。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由1978年6.59億美元增加到了701 1.7億美元，增長了1063倍，年均增長27.2%；占全國外貿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6.8%提高到57.6%。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貿易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據海關統計，2008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8229.3億美元，增長17.3%，比上年回落10.3個百分點，占當年我國出口總值的57 6%。2009年1-6月，全國機電產品進出口額達到5149.1億美元，同比下降21.3%；其中機電產品出口3066.8億美元，同比下降21.2%，在全國外貿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為58.8%。雖然機電產品的高速增長期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我國機電產品的出口優勢還是存在的，國家也實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復蘇機電產業，目前，我國支持機電產品出口的政策效果正在逐漸顯現。

貿易融資與貿易發展。1994年，我國對金融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將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相剝離，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新金融體系，同年，人民幣雙重匯率并軌。各家商業銀行逐漸得到與中國銀行平等的競爭條件，開辦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由此得到發展，業務范圍和品種逐漸增多，對這一時期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全面的支持。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不斷放開金融市場，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市場的腳步迅速加大，其對中資商業銀行業務沖擊最大的就是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為應對來自外資銀行的沖擊，維護自身市場份額，我國商業銀行開始再度探索國際貿易融資新方式，將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組合起來，結合客戶對外貿易的國際結算方式不斷推出新的組合產品，我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開始了蓬勃的發展。

（二）金融市場結構多樣化，支持貿易發展。

建立出口信貸機制。1993年，國務院批準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成立政策性金融機構。1994年，中國進出口銀行成立。它的主要任務是執行國家宏觀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為擴大中國企業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等資本性貨物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是通過推進出口信貸、出口信用保險、對外優惠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轉貸等政策性業務的開展，推動中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

建立境內遠期外匯市場。為促進外貿增長，亟待為企業提供回避和降低匯率風險的長期遠期外匯市場。建立外匯遠期交易市場是國際上通行的規避匯率風險的方式，成本不高而效果良好。目前中國允許中國銀行進行貿易項下遠期結售匯業務實際可以視為建立遠期外匯市場的起步階段。

貨幣互換協議簽署，人民幣邁出國際化進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央行積極參與應對危機的國際和區域合作，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多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截至2009年4月，央行先后與其他央行及貨幣當局簽署了總計6500億元人民幣的六份雙邊本幣互協議，包括：2008年12月12日與韓國央行簽署的1800億元框架協議，2009年1月20日與港金管局簽署的2000億元正式協議，2月8日與馬來西亞央行簽署的800億元正式協議，3月1日與白俄羅斯央行簽署的200億元正式協議，3月23日與印度尼西亞央行簽署的1000億元正式協議，以及3月29日央行行長周小川與阿根廷中央銀行簽署的700億元框架協議。目前，人民銀行還在與其他有類似需求的央行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進行磋商。

總的來看，央行運用貨幣互換手段是為了應對短期流動性問題，將更有效地應對金融危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在中國央行與有關貨幣當局簽署的系列本幣互換協議中，還出現了對貨幣互換的一些創新。如：將互換的有效期延長到3年，并支持互換資金用于貿易融資。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這些創新可推動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其運作機制是，銀行通過互換將得到的對方貨幣注入本國金融體系，使得本國商業機構可以借到對方貨幣，用于支付從對方的進口商品，這樣，在雙邊貿易中出口企業可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以有效規避匯率風險、降低匯兌費用。在當前全球經貿增長乏力、外匯市場波動加劇、貿易融資萎縮的情況下，兩種貨幣互換的內容創新，應可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的金融和貿易發展一直都在走一條逐步改革、深化發展的道路，僵化守舊的利率、匯率體制正在被逐漸的淘汰和修正，我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經濟金融化程度一直處于上升的趨勢，金融機構的規模和數量急劇增大，越來越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時，在國內金融支持的條件下，我國的外貿進出口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績，自1993年以來連續16年保持了貿易順差，貿易結構也在不斷的調整和優化，雖然2008年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進出口面臨嚴峻的考驗，但是我們依據30年來，金融和外貿發展的經驗，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財政措施鼓勵我國外貿企業的復蘇和回暖。

（作者：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本科，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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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現階段的中國而言，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際情況，深入考察金融體系改革的立足點、階段和路徑，對于以最切合實際的方式穩步推進金融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中國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未來的中國需要一個銀行與資本市場平衡發展的金融體系結構。在這里，“平衡發展”并不是指銀行和資本市場在數量上的絕對平均，而是指二者在功能上的動態均衡。

從金融體系的現有構成來看，中國的金融體系具有典型的“銀行主導型”特征。以1990～2009年的平均值計算，存款銀行資產與股票市場市值之比達到了2.9，這一比例不僅顯著高于美國、英國等典型的“市場主導型”國家，而且在“金磚四國”中也是最高的，僅次于德國。從社會融資的角度來看，1997～2010年，銀行長期貸款占到全社會融資的80%左右。可以預期，基于中國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這種“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特征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這意味著，從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的現狀出發，構建穩定而高效的金融體系，需要以銀行體系為核心和出發點。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形成具有制度性根源和必然性，但社會融資渠道過度集中于銀行體系也在客觀上導致了單一的融資結構，增加了銀行體系的風險承載量，削弱了金融體系的彈性。同時，考慮到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和深化，一個面向全球投資者的開放大國金融體系也需要建立起具備一定規模和深度的資本市場，來為日益擴大的跨國資本流動提供棲息場所。因此，在銀行體系的基礎上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并使其成為銀行體系的重要補充，將成為中國未來平衡金融體系結構藍圖的一部分。

總體而言，在特定國家的特定發展階段，一個與國情相適應的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合理結構，二者之間的主次和配比關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動態變化，其評判標準是能否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實現“效率”和“穩定性”的平衡。除了銀行與資本市場的互動發展外，如果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去考察金融體系基本功能的動態實現機制以及制約條件，那么，一幅現代金融體系的整體圖景還應包含以下有機聯系的基本方面：在效率機制的安排上，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須要有完善的傳導機制和實現機制；在穩定性機制的安排上，諸如存款保險、風險管理、破產機制等在金融體系內部不同單元之間應該有相應的實現方式，使金融體系作為一個整體形成多層次、多維度的抗沖擊能力；良好的社會信用文化和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也是現代金融體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穩步推進金融業混業經營，全面提升金融產業的綜合競爭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加速的技術進步和金融創新使得金融機構原有的競爭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混業經營漸成潮流。在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金融業“過時的分業”和“不成熟的混業”經營格局，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對于中國而言，積極推進混業經營改革，不僅是按照國際標準改革金融產業的需要，同時也是應對日益嚴峻的國際金融業競爭的需要。此外，在金融業全面開放以后，過去那種主要依靠管制手段保護國內金融產業的內外部環境已不復存在，金融業的穩定和發展必須轉移到自身競爭力的提高上來。因此，實行混業經營，讓金融機構本身成為金融創新的主體，使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內在創新沖動得到有效釋放，對于改革中的中國金融業而言，既是穩定的需要，也是發展的需要。

雖然中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是大勢所趨，但在現階段金融體系發展深度不夠以及金融機構內外約束機制尚不健全的條件下，混業經營具體模式的選擇必須體現穩定和效率的綜合權衡。同時，為確保轉型過程中的改革平穩過渡和更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混業經營具體模式的選擇還要有利于金融開放進程中的適度國家控制和漸進發展。因此，從提高效率和控制風險并重的角度出發，金融控股公司應該成為現階段中國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現實選擇。在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下，經營不同金融業務的子公司之間具有相對獨立性，這就在金融控股公司經營內部形成了一道制度性的“防火墻”，個別子公司的經營失敗不至于使整個集團遭受毀滅性打擊。

從具體的發展路徑來看，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應該遵循漸進式發展和多樣化選擇相結合的道路。所謂漸進式發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要與相關金融法規、外部監管體系、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尤其是內控制度和風險管理的發展程度)等現實條件相結合，使短期目標與長期戰略協調一致，有重點、有步驟地穩步推進，避免“一步到位”的跳躍式轉變。所謂多樣化發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在遵循漸進發展整體思路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市場化需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個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產權主體、控股結構、發展層次等方面表現出多樣化特征，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市場需要。

按照“漸進式發展”和“多樣化選擇”相結合的道路，可以預期，未來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將逐步形成一個多層次的體系：靜態來看，在這個體系中，既包括大型金融控股集團，也包括行業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區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動態來看，某些行業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者區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逐步發展成為大型金融控股集團。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發展多層次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要排斥專業性金融機構的發展。實際上，專業性金融機構也將是未來中國多層次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與金融控股公司應該形成共同發展、互為補充的關系。

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積極審慎地融入金融全球化進程

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發展的大國，積極參與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進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在這一過程中，資本賬戶的開放將成為金融開放的核心內容之一。對于中國而言，如何通過選擇合適的開放時機和開放模式，在充分發揮資本賬戶開放優勢的同時，盡量避免這一過程中的潛在風險，成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命題。

與很多國家采取的“名松實緊”的開放策略不同，中國目前的資本賬戶處于一種“名緊實松”的開放狀態，即盡管在名義上對資本賬戶的許多子項目仍然保持著較為嚴格的管制，但實際中的資本賬戶管制卻比較寬松。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在資本項目7大類40項中，目前中國的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有5項，基本可兌換的8項，部分可兌換的17項，完全不可兌換的10項。換言之，中國75%以上的資本項目處于全部或部分可兌換的狀態。根據國際經驗測算，中國的資本賬戶將在2016～2020年實現完全開放。

國際經驗表明，一國能否在不影響經濟與金融穩定的情況下順利實現資本賬戶開放，與該國所具備的國內外條件密切相關。資本賬戶的開放客觀上要求該國必須具備以下前提：穩定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有效的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管能力、完善的市場微觀主體、足夠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健全的法制基礎、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等。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尚不具備“一步到位”式的資本賬戶開放的前提條件。因此，漸進式的開放模式依然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基本取向。

在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為確保開放過程中的宏觀金融穩定，適度的“開放保護”和合理的國家控制將是必不可少的戰略工具。所謂“開放保護”，是指一國政府根據本國經濟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會性、程序性等訴求為依據，以專項法規的定向約束和管理體系的特別設計為手段，對國外競爭者設置制度化的市場障礙，以在開放市場的同時實現對金融領域的局部性保護。所謂國家控制，是指在金融業加速開放的過程中，應始終保持一定程度的國家金融控制權和控制力，實現對改革方向和進程的有效駕馭，防止國家力量大規模退出所導致的宏觀風險。

當然，對于“開放保護”和國家控制的運用，依然要在市場原則的大前提下發揮作用，要在對舊有“行政性控制模式”進行深入檢討的基礎上，形成符合市場化要求的控制手段和調節方式，既不能回到舊有行政計劃體制的老路，也不能極端化發展為“國家干預主義”。總的說來，國家控制在金融改革中的運用，強調的不是控制本身，而是控制的能力和目標，以及這些能力獲得和目標實現的合理方式。

全面完善泡沫經濟治理框架，有效防范金融危機

1825年以后的金融危機史表明，泡沫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的最大公敵。近年來，圍繞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高漲，中國的經濟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化傾向。從歷史經驗來看，雖然任何針對泡沫破裂的事前預測都很難準確，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放任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不加以有效抑制，發生資產價格高位崩潰和金融危機的概率將越來越大。

對于中國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隱藏在泡沫經濟背后的根本性問題在于：是要短期的繁榮，還是要長期的穩定增長？應該說，有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前車之鑒，在這個事關中國未來發展大計的關鍵問題上，及早控制房地產泡沫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從更長期的政策視野和宏觀制度設計來看，全面治理和防范中國的泡沫經濟問題，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全面推進中國宏觀金融調控體系的改革，構建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雙穩定”框架。在現代經濟金融體系下，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已經密不可分，脫離任何一方面分離設置調控目標都將損傷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導致兩方面的調控目標都無法實現。因此，為確保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穩定，應將金融目標和經濟目標同時納入政策視野，從戰略上平衡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協調問題，避免過度金融擴張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

第二，采取“中間偏右”的匯率范式，有效管理人民幣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可能誘發資產價格的新一輪大幅上漲，進而導致泡沫經濟。應吸取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經驗教訓，通過更加靈活有效的政策工具組合，合理引導市場預期，防范和打擊各種具有不良企圖的國際炒家和投機勢力，確保在幣值穩定的基礎上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第三，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進一步健全金融體系的制度設計。此次金融危機表明，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很難確保金融體系的宏觀穩定，下一步的改革取向是將基于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管與針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總體信用水平的監管并重，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在新的監管框架下，監管當局需要從經濟活動、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行為之間相互關聯的角度，從整體上評估金融體系的風險，并作出相應的政策反應。

第四，統籌兼顧各種宏觀調控政策，通過協調配合構建有效政策組合。根據“丁伯根法則”，要實現多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就對應需要多個相互獨立的政策工具。由于中國的宏觀調控一直都是多目標的，因此，各種宏觀調控政策的統籌兼顧和協調配合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在宏觀調控的實施過程中，必須重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形成優化組合，避免政策疊加所帶來的潛在沖突。

主動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應當與貨幣大國的經濟實力相對應，才能實現持續穩定的平衡。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后，隨著主要大國之間經濟實力的重新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面臨重構。在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元制衡”的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和貿易大國地位的確立和日益鞏固，人民幣無疑將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加積極的作用。根據目前的全球經濟格局和發展趨勢，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極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國際貨幣體系”。

一般而言，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需要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規模巨大的國際貿易、統一而穩定的政治環境、極具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等條件。從英鎊、美元、歐元、德國馬克以及日元等國貨幣的國際化歷程來看，貨幣的國際化大致需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從國內支付手段或交易貨幣上升為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二是從貿易結算貨幣上升為金融交易貨幣和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幣，三是從金融交易貨幣上升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從時間上看，英鎊和美元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分別用了55年和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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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發展決定比較優勢和國際貿易模式

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貿易理論中重要的理論之一，主要用來解釋國際貿易模式的形成，國際貿易文獻主要認為要素稟賦、技術、消費者偏好是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這些文獻對比較優勢的認識是不全面的，他們忽視了金融發展也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由于行業的技術和組織結構差異決定了其對外部融資需求的差異，因此，金融發展能夠降低外部融資度高、無形資產比重低的行業的融資約束，顯著地促進這些行業的發展（Rajan & Zingales，1998；Levine，2000；Beck，2003）。Bardhan 和Kletzer（1987）通過修正傳統的貿易模型，證明了金融發展也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金融發展使得更多需要依靠外部融資的行業擁有比較優勢，而制成品的生產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資，因此金融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傾向于出口工業制成品，而進口中間品和初級產品，金融發展水平低的國家的產業分工和貿易模式則剛好相（Svaleryd & Vlachos，2002；Hur & Raj，2004）。

2.金融發展影響國際貿易流量

21世紀初以來，關于國際貿易的研究就逐漸轉向了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如何影響企業的出口行為，企業之間只存在著生產率的異質性，企業的出口行為只受生產率的影響，只要企業的生產率超過臨界生產率，企業才能支付出口前期巨額的固定成本，才會選擇進入出口市場。

但在現實中，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的，企業的出口會受到融資約束的影響。Chaney（2005）首先將企業的流動性約束與異質性企業理論相結合，在Melitz（2003）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企業流動性約束的異質性，指出了流動性約束也是制約企業出口的重要因素，并指出融資約束只會影響企業的固定成本而不會影響企業的可變成本，金融發展可以改善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因而會促進企業出口規模的擴大，Manova（2008）采用19851995年107個國家27個產業的雙邊貿易數據，通過Heckman方法進行實證估計，結果顯示金融市場不完全會阻礙企業出口進入和出口量擴大，落后的金融體系將導致更少的出口市場，更小的出口規模（Becker & Greenberg，2007）。

3.國際貿易發展影響金融發展水平

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是由其需求與供給達到均衡水平時決定的，需求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工業化水平，供給因素主要有：法律淵源、宗教文化、貿易政策等。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需求和供給兩條渠道展開的。

3.1 需求角度

Rodrik（1998）指出，貿易開放會導致經濟體中永久收入的波動程度增加，通過金融市場上提供的各種金融工具，經濟個體可以實現資產組合多樣化，從而有效分散貿易開放帶來的不確定性。因此，貿易開放會增加個體對風險規避和保險的需求，從而帶動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Agell（1999）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Giavazzi & Tabellini（2004）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帶來的資金的跨國轉移必將要求更多的資本跨國流動，這必然會導致資本流動量增大，要求政府放開對資本賬戶的控制，從而要求提高金融開放度。

Do & Levchenko（2007）實證研究發現一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會影響其國內生產模式，從而影響外部融資需求，進一步影響金融發展水平，而兩國的比較優勢則是外生于金融發展水平的。

3.2 供給角度

Rajan & Zingales（2003）運用政治經濟學中利益集團理論分析，認為金融發展會加強信息的披露和合同強制執行制度，這會減弱在位企業利用可抵押品和聲譽獲取資金支持的能力，增強新的廠商獲取資金的能力，從而使得新的廠商能夠進入市場與在位企業競爭，因此在位企業會反對金融發展。但是當國家開放雙邊貿易、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時，國外廠商進入市場時，競爭的加劇會降低在位企業的利潤，促使在位企業加大投資，同時在位企業由于利潤下降內部現金流量減少，從而會增加對外部融資的需求，因此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是有利的。

Braun & Raddatz（2007）從金融發展影響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收入分配的角度，認為在貿易自由化之前，所有部門的產品均是不可貿易的，而貿易自由化使得可貿易部門的產品有更廣闊的市場，進而可以通過將出口產品抵押使貿易部門的融資約束改善。貿易開放帶來的融資約束的變化改變了兩部門在封閉條件下的均衡收入，因而能夠改善一國的金融體系。

Aizenman（2008）分析了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的成本收益與貿易開放之間的關系：由于貨幣的逐利性，在金融抑制條件下，資金無法最大化流動到收益率最高的行業，因而貿易開放成為資本外逃的有利渠道，資本加速外逃會增加政府的監管成本，政府基于金融抑制的收益成本考慮，會放棄繼續實施金融抑制策略，因此貿易開放度提高會消除金融抑制，推動金融發展。

4.文獻述評

國內外學者將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理論相結合，系統地考察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上述文獻的研究范圍和視角不斷拓展和豐富，將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聯系，不僅重新拓寬了對比較優勢的來源和貿易模式的認識，還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了其對貿易流量和貿易政策的影響（Feeney & Hillman，2001），研究文獻還進一步探討了國際貿易通過需求和供給兩種渠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但是，當前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首先，金融發展影響貿易流量的模型忽略了其對企業國內活動的影響（如固定資產投資和研發投資），其次，在實證研究中，文獻計算的行業的外部融資依賴度精確度不高，最后，金融發展比較優勢的模型多是靜態的，且忽略了金融體系對需求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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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

2009年底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歐債危機的爆發有其深刻的原因，從外部原因分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各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包括對處于困境的銀行進行注資，推出財政刺激方案等，以支持經濟增長。這些措施雖然有效地維持了歐元區金融市場的穩定，支持了歐元區的經濟復蘇，但同時也導致了歐元區各國，尤其是希臘、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國政府資產負債表嚴重惡化，表現為國債占GDP的比例和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成為了引發歐債危機的導火索。同時，國際評級機構的落井下石也對歐債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內部原因分析，出現危機的國家國內經濟結構性因素是導致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尤其是希臘，其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很早就已經存在，1999—2009年間每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都高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3%。債務問題國家普遍都實行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而在實行高福利的同時，債務國家的生產力卻由于人口老齡化等原因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其生產力發展長期落后于福利增長，巨大的福利支出造成財政支付負擔沉重，財政入不敷出。此外，歐元區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實施，而財政政策卻由各國家分別實施，因此，在面對危機時，只能借助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復蘇。加上歐元區僅是作為貨幣聯盟，而不是完善的政治聯盟，因此歐元區的各個國家作為民選政府，必須對本國選民負責，首先維護和追求本國利益。這也導致了歐元區在危機爆發初期商討解決危機的救援方式上爭論不休，從而錯失了救援的最佳時期，加劇了危機的蔓延和破壞程度。

二、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

歐洲債務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相比較難以控制以及動蕩不堪的歐洲經濟形勢，我國的資本經濟市場似乎看起來比較穩定，以至于仍然有利可圖，從而可能會成為國際熱錢進入的下一個目的地。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我國的CPI指數呈現高速增長的狀態，這給了我們一個警示——市場經濟過熱，因此需要加以重視。價格飛漲的狀態是不正常的，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恐慌、犯罪現象增長以及其他各種危險的出現，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也會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下降，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一旦出現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大部分的熱錢必然會撤離中國經濟市場，因此帶來經濟的泡沫現象，造成已經發展良好的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后果極其嚴重。

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迅速蔓延，在世界上各個經濟體之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現在的經濟是全球一體化的經濟，歐洲的危機必然聯系著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在風險面前世界人民的避險情緒在不斷地高漲。因此，各個地方的投資者將會選擇回到原地救助本地的經濟頹勢。這樣，原本來自其他地區的資金將會流出歐洲市場，隨之一起的，來自歐洲市場的初始資金也將大部分回到歐洲市場。這樣在中國的很大一部分資金就可能突然從中國市場撤離，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的股市出現動蕩，給所涉及到的這部分資本的企業公司帶來危機。

三、歐債危機影響下推進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對策

第一，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持續的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給國內的金融市場帶來了很大的風險，同時還影響了人們對于國內金融市場的預期。目前，中國已經加入了證監會國際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貿易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保險監督協會等具有國際性的金融組織，并且和大部分的國家或地區都簽訂了金融諒解備忘錄，為建立國際金融風險的防范機制和加強國際金融的監管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在防范國際金融風險中，我們應當利用好金融監管合作機制，及時獲取相關信息，了解政策的變化，維護好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維護好我國的金融安全。

其次，加強金融監管力度，防范金融風險的出現。在金融監管方面，為了更好、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為我國金融發展創造適宜的條件，必須盡快提高我國金融監管的水平。歐債危機之前的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不能僅僅靠市場的調節，不能僅僅靠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不能僅僅靠金融機構的自我治理，更不能僅僅靠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型。金融監管者必須承擔更重要的責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要真正成為金融體系的安全保衛者，要做到及時地發現風險、及時地識別風險、及時地提示風險、及時地控制風險、及時地處置風險，來確保金融體系安全穩健運行，進而保證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最后，重視危機影響，推進金融體系開放。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資本流動頻繁，聯系日益密切。歐洲債務危機提醒我們，全球化就像一枚硬幣，正面是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反面是可能使得風險的傳播速度加快。這場起源于希臘的歐債危機，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給拉美、亞洲等地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解決不好可能會演變成一場世界級別的危機，其產生的蝴蝶效應不可忽視。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為了謀求更好地發展，已經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然而，由于中國的金融市場處于建設初期，金融產品和市場的抵抗風險能力還有待提高，這就需要積極關注全球的金融市場，提高風險管理和風險識別能力，加大對跨境資本的監管力度，提高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謹慎地加快我國金融體系的開放。

參考文獻

[1]張志前，喇紹華 .歐債危機[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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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貿易作為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迅速發展，并且在國際貿易和各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成為國際貿易中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包含轉變服務貿易的方式和結構，金融服務貿易作為生產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關鍵的重要作用。本文對開放經濟下金融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展開研究，運用理論和實證研究，系統地論述金融服務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并結合研究結論，提出加快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對策建議。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綜述

早期關于金融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銀行部門的開放對于本國銀行業績效的影響。Pigott和Terrell（1986）等人通過收集一些金融機構的經營數據及規模數據，認為外資銀行進入對本國會影響本國銀行的競爭以及銀行的利潤率，從而對本國銀行經營產生不利影響。McFadden（1994）通過分析澳大利亞的外資銀行進入情況，認為外資銀行的進入改善了國內銀行的經營狀況。Bhattacharaya（1993）也通過對個別國家的具體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助于本國消費者獲取外國資本。

學術界對金融服務的突破性研究是從Goldsmith（1969）的金融結構理論以及Mckinnon和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論開始的，他們強調金融服務對推動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作用。Moshirian（2004）研究了金融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強調外國直接投資在金融服務領域的貢獻。Demirguc-Kunt（2006）分析發展中國家通過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選擇問題。Beck（2006）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宏觀經濟穩定、有效而可靠的契約體系及充分的信息框架對創造有效的金融體系的保障作用。Dobson（2007）指出了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存在的影響，同時證實了東道國國內改革對成功實行自由化有重要影響，并提出了一系列貿易政策。

（二）國內相關研究綜述

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學者開始對金融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在理論與經驗研究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謝平（1992）首次對中國的金融資產結構進行分析。白欽先（1998）提出了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譚儒勇（1999）運用OLS回歸的方法，對銀行和股票市場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他認為中國金融中介機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周立和王子明（2002）指出，開放金融業可以提高金融發展質量，有利于經濟增長。梁琪、滕建州（2005）指出，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

二、研究方法

（一）理論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開放經濟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以及國際貿易體制的建立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同時對促進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實現機制和保障條件進行探討，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文章主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利用我國1997年至2010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分析方法對金融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金融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的結論，并以此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完善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體制，推動我國金融體系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金融服務貿易的相關指標分別選取金融服務貿易總額（FST）、金融服務貿易出口（FSX）、金融服務貿易進口（FSM），經濟增長主要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選取1997～2010年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相關指標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數據，利用Eviews3.0計量工具，檢驗金融服務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主要采用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其中單位根檢驗用來說明數據的平穩性，其常用方法為ADF檢驗法，由單位根檢驗可得變量的回歸性，協整檢驗用來說明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有一種長期均衡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用于驗證變量之間的前因后果的推動關系。

三、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主要運用Eviews軟件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檢驗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

由上面的檢驗可知，所有的變量都是非平穩的，但是經過二階差分，都變成平穩的，即變量都是二階單整序列I（2），變量單整階數相等，可以建立協整關系。

（二）協整分析

由于金融服務貿易相關變量和GDP變量都是二階單整變量，因此我們用Engle- Granger兩步檢驗法，對金融服務貿易總額FST、金融服務貿易出口FSX、金融服務貿易進口FSM分別與GDP進行協整回歸，并檢驗各組回歸中的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各變量進行協整回歸可以得到：

GDP=4227.58+224.24×FST2=0.9694 （1）

（5.2989） （17.8361） F=318.1249

GDP=3769.24+1488.27×FSX 2=0.8937 （2）

（4.3254） （9.2241） F=85.0847

2=0.9632（3）

（5.1656） （16.2019）F=262.5019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為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 R2為調整后的擬合優度，F為F的檢驗值。再分別對這三個方程的殘差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從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到，這三個方程的殘差都是平穩的，說明金融服務貿易總額FST、金融服務貿易出口FSX、金融服務貿易進口FSM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0）階協整，具有協整關系。即國內生產總值與金融服務貿易總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以及與金融服務貿易進口之間都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三）Granger因果檢驗

用Eviews軟件分別對GDP與FST、GDP和FSX以及GDP和FSM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金融服務貿易總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以及金融服務貿易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都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即三者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結合協整分析的結果，金融服務貿易總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金融服務貿易進口每增加1元，就能分別推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24.24元、1488.27元、240.94元。金融服務貿易的邊際產出相當高，這也說明了發展金融服務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經濟增長理論和金融服務貿易理論為基礎，對金融服務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利用我國1997-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服務貿易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在當今開放經濟背景下，金融服務貿易作為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加強。因此，調整金融服務貿易政策、完善金融服務貿易體制，促進金融服務貿易持續、健康的發展，對于推動我國新世紀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積極調整服務貿易政策，完善金融體制，最大化地實現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

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將通過競爭壓力、技術轉移、制度創新、吸引外資、產業競爭力五個方面推動經濟發展。為了保持金融服務體系高效而穩健的運行，我們應當為金融服務體系設置恰當的市場準入限制以保障金融體系的可競爭性，并建立激勵相容的市場推出機制，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并為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提供系統保障。

（二）抓住國際服務貿易轉移的契機，重視金融服務貿易的直接投資

自上世紀末以來，服務業國際生產轉移不斷以外包的形式迅速向全球擴散，并以年均30%～40%的速度增長，為了順利實現未來經濟發展遠景規劃，我國必須牢牢把握本次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不失時機地改善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軟環境，大力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積極引進國外金融服務投資，促進我國金融服務業乃至整個經濟的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加強金融業高素質人才培養與儲備

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高素質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講，金融業的競爭其實就是人才的競爭，培養高素質新型人才是關鍵，也是是金融企業在未來競爭中獲勝的核心競爭力。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鼓勵高校及培訓機構為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培養適應國際化需求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金融企業要為激烈的競爭儲備高素質人才，提供富有生機的管理體制、切實可行的人事激勵機制應成為金融機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點。

（四）改善外部經濟環境，建立良好的國際金融服務貿易體制

良好的外部競爭環境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一切經濟、政治及外交手段改善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比如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和多邊貿易談判等，促進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從而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另外，政府可以在多邊、諸邊及雙邊的貿易談判中，運用各種外交手段對有利于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展的條文予以全力爭取，并盡量避免對不利條文的承諾，促進金融服務貿易企業提升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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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國際金融峰會等一系列的國際經濟會議都一再明確提出將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使之更適應時代的要求。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卻指出，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談不上構建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只是局部的改革。

事實或許正是這樣。國際金融體系的根本變革不是大家可以通過平等談判來進行的，美國依然主導了這個改革的進程。這是因為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有籌碼與美國進行談判，并最終改變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更出人意料的是，這次危機最大的特殊性是危機最先發生在美國，然后蔓延至全球。之所以會出現“美國發生危機全球都受影響”的局面，還是因為美國仍然是當前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核心。這也成了治理危機的困難之處。因為此次危機的深層次根源是美元體系，而當美元體系的保護者美國自己先出現問題的情況下，它不可能率先打破這個體系。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真正的改革，也完全不只是經濟問題，經濟金融問題頂多也只能算是問題的一個表面現象，其背后卻是政治上的角力。換言之，政治角力才是整個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的真正推動力。而目前的改革只能是國際貨幣體系局部的調整。這也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

另一方面來說，各國目前重點仍放在解決自身的基本問題上。這是因為，這次危機的影響還沒有使世界金融體系達到一個推倒重建的臨界點。盡管這次危機一度曾使人們對美國金融體系失去信心、對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失去信心、對金融市場失去信心、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失去信心，說到底，這只是一場信心危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種救市措施的綜合效力，讓人們開始冷靜了下來，因為“地球還要繼續轉動”。接下來的便是全球性的大反思：世界應該建立怎樣的秩序、建立怎樣的規則、誰來建立規則？新的規則不可能從天而降，當我們深刻認識到世界格局都會因金融危機而一夜改變的時候，最明智的選擇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盡管說國際金融體系遠沒有達到推倒重建的時機，但卻不能就此說我們只能無所作為。國際金融峰會提出的5個方面的原則只是一個開端，具體改革的內容還有待明確，作為經濟大國之一，中國目前所要做的關鍵就是增加參與度、爭取話語權。

中國應積極主動參與其中

眾所周知，國際金融峰會達成的所謂“行動計劃”，涉及到了“提高金融市場透明度和完善問責制、加強監管、促進金融市場誠信、強化國際合作以及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等5個方面，并為5個方面的改革分別設定了短期和中期目標。盡管說行動計劃制定了比較細致的目標，但最關鍵的具體怎么執行的問題卻沒有明確的內容。

對于中國來說，要提高參與度，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我們要什么？我們的立場是什么？中國在未來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方面的立場，應主要包括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建立更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完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三個方面。

在建立更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方面，我們要在承認美元主導地位這一現實的同時，爭取建立一個使美元受到一定約束的體系。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享受其特殊地位所帶來的利益的同時，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要制定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規則，并對儲備貨幣國家的貨幣政策進行必要的約束。

從長遠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加以改革。努力方向是加快推進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建設，努力發揮多種貨幣的作用，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

在改革國際金融組織方面，要進一步爭取增加新興國家的話語權。目前國際金融機構主要由西方大國主導。IMF的份額中美國17%、歐盟32%、中國3.7%、印度1.9%；高收入國家的七國集團長期協調世界經濟（其中德國、法國、意大利沒有貨幣）；金融穩定論壇成員有荷蘭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巴塞爾委員會有13個成員國，有10個來自歐洲。按國際基金組織協議規定，基金重大問題須經全體成員國總投票權的85%通過才能生效。而在基金組織內，美國擁有的投票權超過15%，也就是說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因此，我們要積極爭取重新分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持股比例，減少美國的持股比例至15%以下，并增加中國、印度等國家的持股比例。此外，金融穩定論壇、巴塞爾委員會等都應該將更多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吸收為成員，增加他們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新興國家力促改變全球化規則

經歷了劇烈的金融風暴的襲擊，痛定思痛之后，構建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必須提升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的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必須得到充分體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首先應當主動擴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投票權。這方面在此次金融峰會上已經達成了共識。況且，國際組織也需要像中國這樣的有能力的成員國給他們提供資金和其他資源。

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僅僅增加一點點的投票權或者持股比例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說連一些最基本的狀況也改變不了。如果說美國仍然擁有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或者說美國依然還是老大，那么，我們增加的那么一點點發言權的意義究竟又有多大？而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是全球化規則的真正改變。國際貿易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治理的規則，需要國際協調；環境問題也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國際協調。道理很顯而易見。然而，本世紀以前的幾次金融危機并沒有波及全球，可如今的金融危機問題為什么又演變成了全球性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很負責任地討論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治理，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全球范圍的資本流動如今似乎成了一個脫僵的野馬，是該進行全球治理的時候了。但如果僅僅是從資本流動監管的角度加強國際合作可能還遠遠不夠。我們不應當把全球化等同于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這就像我們在促進全球化規則改變的時候不應忽視新興國家的作用和力量的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以區域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進入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牙買加體系以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頻發，曾經有觀點認為這是美元缺乏最基本的價值基礎造成的。但事實并非如此。進入牙買加體系以來，擺脫了國際責任的美元仍然充當事實上的本位貨幣，而且美元霸權地位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隨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加深而得到了加強。全球貨幣、金融和經濟的穩定越來越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元匯率周期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波動的重要因素。尤其在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以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擴張，美國通過其開放的、流動性很強的資本市場吸納全球資金，使得美國可以在長期“雙赤字”的情況下，周而復始進行著升值、貶值、再升值、再貶值的循環，顯然，美元匯率走勢不僅僅受美元基礎供求因素的影響，更成為美國調控經濟和化解危機的重要政策工具，實現其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目標，不合理的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則是這一工具的“守護神”。

按照國際貿易理論，―個國家的經常項目赤字或者需要從國外融資或者消耗它的外匯儲備來實現，但美國卻不存在一般意義的融資問題，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交易貨幣、結算貨幣的地位，以及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使得大量資本主動流入美國。美國可以用自己的貨幣為美國經常賬戶的赤字融資，這是任何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

篇（10）

近幾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步伐的不斷推進，我國的貿易事業也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但是國內現今的對外貿易方式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產業為主，這種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國內有限的自然資源，這種情況的出現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快速與穩定發展，對此我們就相關問題提出了探討[1]。

1.貿易結構優化與金融發展的概述

1.1貿易結構

貿易結構是某一時期某個國家的貿易構成情況，從宏觀角度來看貿易結構包括物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從微觀角度來看貿易結構就是物品的流通結構。目前我國的貿易結構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為出口貿易，以高新技術的產品為進口貿易。一方面，我國對勞動密集型的出口產品依存度已逐年增長，從而給我國相關產業造成沖擊，也加大了政府宏觀調控的難度。另一方面，我國是一個內需型國家，進口物品顯然能夠幫助拉動我國消費市場的形成，然而這也給國內企業的生存帶來威脅。

1.2金融發展

金融發展是指金融的流通方向，即根據當前經濟情況制定決策。這種決策既要根據當前狀況制定短期的決策，也要遠瞻未來發展動向制定長期決策。目前，我國以穩步發展經濟、完善金融體系為宗旨，提倡加快消費金融發展、升級服務經濟轉型。金融發展已是我國發展方向中的主力軍[2]。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它的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一方面，由于我國對對外貿易產品具有依賴性，從而造成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人均GDP較高的國家才有足夠的信譽從國際金融市場暫借資金，這也給我國市場的運轉帶來一定的阻礙。穩步發展我國金融，以及提高我國金融信譽，也是我們所要解決的。

2.金融發展與貿易結構優化探討

2.1金融發展與貿易結構自身的優化

完全經濟一體化是未來貿易市場交易的必然產物，然而一國的貿易已被默認為一個國家參與世界經濟的衡量標準。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后，我國對外貿易市場打開現仍處于發展狀態。眾所周知，我國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著稱于世界，這也為我國的貿易結構奠定了基礎。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勢體現在勞動力與資源，但在創新、創造、創業方面存在劣勢[3]。我國靠著這兩個優勢，確定了我國以出口型貿易為主，從而賺取順向差，提高我國在國際貿易總額中的比率，增加了資金的融通與GDP。

WTO的成立推動了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豐富了人們選擇物品的多樣性，最終達到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的發展需要與技術發明聯系起來、以及加強金融系統的抗風險能力。金融市場體系的標準化、技術的創新等都可以拉動經濟。技術進步可以不斷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從。以本國充裕要素決定資本節約型、勞動力節約型。以我國的金融發展定位我國貿易結構，獲取貿易利益。穩定的金融體系和外匯儲備率為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平臺。

金融的發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貿易結構又推動了金融發展。如何使得二者之間進行正向相互影響。金融發展的目的是經濟的增長，經濟的增長又依靠于各國之間的貿易。金融市場的穩步持續主要依賴于創新技術與資金的投入量，上面在貿易結構優化中也提到了發展高新技術。

2.2國家政府對金融和貿易的結構優化

篇（11）

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并對國民經濟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本文通過介紹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的現狀，從而深入分析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相互影響。

一、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兩者相互影響與滲透，而且兩者缺一不可。金融的快速發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推動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對金融的發展起重要的調節作用。由此可見，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兩者之間的關系相互影響、相互支撐。

1.金融發展為國際貿易提供了運轉資本

資金為一個國家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資金的支持除了國民經濟的生產總值之外，通過外部的融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條渠道。通過金融的快速發展，能有效刺激資本市場經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由此可見，金融發展為國際貿易提供了良好的運轉資本。

2.金融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結構的合理調整

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發展越來越完善，那對外的貿易也會越來越暢通，同時也促進了國際貿易結合的合理化調整。美國的金融發展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美國的國際貿易也處于主導地位。例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最初我國的國際貿易是經勞工、資源輸出為主，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增加商品輸出的同時，技術性的輸出也在逐漸增加，這種轉變有效證明了金融的發展有助于調整國際貿易過程中的結構。

3.金融發展影響國際貿易的力量對比變化

國際貿易的金融發展，主要是指國際貿易之間的融資、借貸和風險保障等，通過提高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有助于更好為國際貿易服務，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實力，有效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發展的現狀

1.貿易規模迅速擴大

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國際貿易發展快速增長，據相關數據得出，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我國的國際貿易總量達到了25639.4億美元。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的規模已超過國際貿易的總量，從而使我國的國際貿易順差也越來越大。

2.國際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隨著我國改革開展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除了在總量上有很大的發展之外，對調整國際貿易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對外出口的商品是一些初級產品，工業制品很少。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逐漸增加，而工業制品歷來在整個的國際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體現了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作用。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相互影響

1.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金融體系的建設，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為國際貿易提供完善的清算、結算工具，保證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商品的流通、勞務的輸出和金融資產貿易的實現，金融發展規模的建設，有效提高了國際貿易過程中的交易效率。與此同時，還能降低貿易過程中的經濟成本。由此可見，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有特殊影響。另外，金融的發展還能夠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場，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合理優化分配。

2.金融發展結構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特有資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提高國際貿易過程中的總量，同時對優化結構也有積極地促進作用。縱觀金融市場的發展，完善的金融結構體系，其對外貿易出口的知識型比密集產品總量較大，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出口的一般都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由此可見，良好的金融發展結構能有效改善國際貿易的金融環境。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的良好發展，有助于在企業的融資活動中形成監督與控制機制，有助于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難題。通過金融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監督與控制體制，能有效促進國際貿易的良好發展。

3.金融發展效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通過提升金融機構的效率，可以有效提高投資的轉化效率，從而為國際貿易產業的結構調整與擴張提供堅實的資本基礎。因此，金融發展效率對提高國際貿易的總量和優化結構都有非常積極的影響。

四、結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盡管我國的國際貿易總量與結構都有了很好發展，但在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因此，要重視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和相互的影響，通過深入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斷加強我國國際貿易的良好、持續發展。

作者:夏璐 程兆兆 單位:江西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