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評估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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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研究的公司價值指公司內在價值，外延止于股東權益，亦可稱之為公司權益資本價值。

依據公司內在價值的定義，評估方法應是現金流量折現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并不拘泥于這一種方法，而是可以采用多種方法對一家公司進行價值評估。在企業持續經營的前提下，人們評估企業價值的方法有十幾種，但總的說來，可以把這十幾種方法劃分為三大類：成本法、市場法和折現法。

一、成本法

成本法也稱重置成本法，使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公司價值實際上是對公司賬面價值的調整數值。這種方法起源于對傳統的實物資產的評估，如土地、建筑物、機器設備等的評估，而且著眼點是成本。成本法的邏輯基礎是所謂“替代原則”：任何一個精明的潛在投資者，在購置一項資產時，他所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會超過建造一項與所購資產具有相同用途的代替品所需的成本。因此，如果投資者的待購資產是全新的，其價格不會超過其替代資產的現行建造成本扣除各種損耗的余額。

成本法在評估公司價值時的假設是企業的價值等于所有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成本之和，減去負債。成本法在評估公司價值時，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今天購買的所有資產并把這些資產組裝為一個運營企業需要多少成本？這種方法強調被評估企業資產的重置成本。使用這種方法，主要考慮資產的成本，很少考慮企業的收益和支出。在使用成本法評估時，以歷史成本原則下形成的帳面價值為基礎，適當調整公司資產負債表的有關資產和負債，來反映它們的現時市場價值。

成本法在評估公司價值時的優點是賬面價值的客觀性和可靠性。成本法以歷史成本的帳面價值為基礎，而會計學上對歷史成本原則的批評，直接導致了人們對成本法的種種非議。

歷史成本原則是現代會計核算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會計原則之一，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應用。但是，對歷史成本原則的爭議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批評者認為，歷史成本的最大特點是面向過去。從會計確認的基礎看，歷史成本會計是建立在過去已發生的交易或事項基礎上的。不論權責發生制還是收付實現制，都是針對已發生的過去交易而言的。前者指因過去交易而引起的權利和義務；后者指因過去交易而引起的現金收付。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建立在已發生的交易或事項的基礎上。因此，總的說來，歷史成本提供的是面向過去的信息，相對于未來缺乏決策相關性。以歷史成本的帳面價值為基礎估算公司內在價值，缺乏邏輯和經濟學基礎。具體而言，成本法是以企業單項資產的成本為出發點，忽視了企業的整體收益和獲利能力，而且在評估中不考慮那些未在財務報表上出現的項目，如企業的組織資本，企業自創的無形資產，企業的銷售渠道和企業的服務等等。

二、市場法

當未來自由現金流量實在難以計算時，分析家經常轉向市場。將目標公司與其他類似的上市公司進行比較，并選用合適的乘數來評估標的企業的價值，這就是公司價值評估的市場法。市場法的關鍵就是在市場上找出一個或幾十與被評估企業相同或相似的參照物企業；分析、比較被評估企業和參照物企業的重要指標，在此基礎上，修正、調整參照物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后確定被評估公司的價值。

市場法的邏輯依據也是“替代原則”。根據替代原則，一個精明的投資者在購置一項資產時，他所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會高于市場上具有相同性能的替代品的市場價格。由于市場法是以“替代原則”為理論基礎，以市場上的實際交易價格為評估基準，所以市場法的假定前提是股票市場是成熟、有效的，股票市場管理是嚴密的，目標公司和參照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數據是真實可靠的。股票市場越發達、越完善、越有效，市場法評估的公司價值就越準確。在股票市場存在重大缺陷、不充分、不完善、缺乏效率的情況下，難以采用這種方法。

在運用市場法時，選擇什么樣的公司作為參照物對分析的結果起著決定作用。交易所涉及的公司、市場壞境和結構方式各不相同，如何確定參照物呢？從內在價值的定義而言，可比公司意味著公司應當具有相似的未來現金流量模式，以及一定的經營風險或財務風險。這些風險應當是相似的或者他們之間的差異是可以量化的，這樣才能對目標公司的現金流量采用合適的貼現率進行貼現。

在實際操作中，選擇可比公司的方法是，通過考慮增長前景與資本結構等方面，選擇相似的同行業或密切相關行業的公司，這樣可以從大量的上市公司中選出幾個可比的上市公司。然后，對這幾個公司進行分析、對比，判斷這組可比公司乘數對目標公司價值的意義。所以，在實際設計分析過程和使用分析結果時都要慎重，不能脫離實際。

市場法以目標公司的市價作為比較對象，而股票市價存在著不穩定的問題。比如，有的上市公司的股價非理性的大幅波動，而公司的“內在價值”是不應該這樣劇烈變化的。這樣，市場法評估出的公司價值不是客觀的，所以評估所選擇的時機非常關鍵。我們從網絡公司價值的漲跌之中，或許可以體會到更多市場法的缺陷。

除此之外，在非公開上市市場兼并中普遍存在的控制權溢價問題也無法在公司比較分析方法中發現出來。作為謹慎性原則的另一種表現，在決定兼并價格時通常要在交易價值的基礎上增加30%~50%的控制權溢價。當然，如果把參照物限定在最近發生兼并或收購活動的公司，那么可比公司價值就變成了可比兼并價值。在這種模型中，可比性公司的權益市場價值和調整后的市場價值都是根據相關交易的收購價格計算得出的。由于交易本身考慮了各種定價信息，由此得出的交易乘數中已經包含了控制權溢價。

三、折現法

折現法（即收益法）是計算公司的內在價值是最妥當的方法。企業的內在價值即是其未來能產生的收益折現。

折現法依據折現的對象的不同，又可以分為股利折現法、現金流折現法和以會計凈收益（利潤）為基礎的折現法。折現率則采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

在三種折現法里，一般公認現金流折現法最科學合理。但是這種觀點的基本理由是認為只有現金是“真實的”，會計利潤不可靠，典型的論調是聲稱“現金流是至高無上”。這種觀點在已經發生的會計年度也許是正確的，但是在預期的世界里，難道現金流量的真實度就一定超過利潤嗎？事實上，預期現金流量是在預期凈收益的基礎之上調整而得出的。有研究指出，在三種折現法的對公司內在價值預測的差異最終將集中在上述公式的終值確定上。

關于折現率，一般采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還有的通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統計計算類似風險的上市公司必要報酬率來確定。

折現法還有兩個“改進型”：一個是“調整現值法”（APV，AdjustedPresentValue）；一個是“經濟附加值法”（EVA，EconomicValueAdded）。APV指出，對公司總體業務統一使用WACC進行折現不夠科學，應該根據產生現金流的不同業務事項單獨估計他們的資本成本并折現，最后將各部分折現值相加。EVA的基本思想是：利潤率不能超過資本成本。一個公司或生產單位僅在它的營業收益超過所利用的資本成本時才為其所有者創造了價值。公司的價值等于投資資本加上預計經濟利潤現值。其中，預計經濟利潤等于投資成本乘以投資資本回報率與加權平均的資本成本的差額。經濟利潤模式將現金流量折現模式中的價值驅動因素、投資資本回報率和增長率轉化為單一的數字，因而可以了解公司在任何單一年份的經營情況，而自由現金流量法卻做不到。

折現法在使用時有其局限性，比其他確定價值的模型更偏向于理論化。不管是上述哪種折現方法，他們都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公司的未來預期收益能夠預測，并可以用貨幣來計量；（2）與公司獲得的預期收益相關聯的風險可以預測量化。

可是，由于市場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人們很難準確預測公司未來的收益和相關風險。上述折現法的演進過程根本對提高預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毫無幫助，只是折現模型自身的完善和發展。隨著計算機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它來計算公司價值。為證明某個數字而提出的支持材料堆了一堆，其詳細程度似乎已經有些過分。確定公司價值的行為正在陷入機械地把各種模型的結果平均化的泥譚中。盡管這些模型看上去似乎高深莫測，但是結果或者是大部分未得到驗證，或者是可笑的。

四、小結

合適的公司價值評估方法依賴于了解評估的對象和目的，這可能也是所謂的“相機決策”。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可以將三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獲得多個價值指標，然后經過比較、調整，獲得最終的價值數據，他有可能不是一個確定的數值，而是一個數值范圍，或者還有概率分布。每一種方法使用的前提和條件不同，帳面價值為基礎的成本法有可能決策更相關。每一種方法使用的前提是不一樣的。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的前提是，企業的未來預期收益和獲得這種收益相關聯風險是可以預測的。如果不了解或忽視每種方法的使用前提條件，那么評估出來的結果是不可靠的。在中國證券市場波動較大，市場很不成熟，對市場法的使用必須非常慎重；至于中國上市公司盈利和風險預測的可靠性就更值得懷疑。而且這種狀況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好轉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僅從理論上講，在中國上市公司相關價值的理性決策中依賴市場法或折現法的可能性較小。雖然，人們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包括帳面價值在內的會計數據心存懷疑，但是以帳面價值為基礎的成本法決策相關性和可靠性可能都要好于市場法或折現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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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是指存在于人體內的，可以作為生產要素投入到社會經濟活動中創造財富或為社會提供勞務和服務的人的腦力和體力，是某一人口總體所擁有的勞動能力的總和。本文研究的人力資源是指企業中的人力資源，是從微觀角度來探討人力資源定義。企業人力資源是指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能夠作為生產要素投入到企業經濟活動中并能給企業帶來收益的勞動人員的腦力和體力的總和。人力資源是企業經濟活動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是企業擁有的職工隊伍的總稱。這個概念是質與量的統一，質的規定性是指企業人力資源所具有的體質、智能、知識、技能等，體現在勞動人口的體質水平、文化水平、專業技術水平上，這是人力資源不同個體或總體之間的相互區別的關鍵。質的具體指標可以用相關學位、學位所占比例、相關職稱所占比例、工齡所占比例等指標來反映；量的指標是指可以在企業當中服務、為企業創造收益的人力資源的數量。

一、人力資源價值的基本含義

人力資源具有價值的觀點在西方國家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在中國，由于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理論界一直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因此，人力資源是否具有價值也就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問題。雖然價值在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具有不同的含義，但在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力資源應該是有價值的。因為無論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原理還是西方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原理，人力資源都具有價值。

從經濟學的立場，人力資源價值有兩種理解，即西方經濟學的和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認為人力資源的價值是人力可能或已經實現的經濟貢獻或服務潛力；經濟學認為人力資源價值是在商品上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人力是可以創造價值的價值。人力資源作為一種商品是有價值的，但僅僅通過生產、發展維持和不斷再生產出勞動力所耗費的物質、勞務的總和來界定人力資源價值是不夠的。人力資源具有未來服務的潛能，它不同于一般的物質資產，具有主觀意識、創造性和人格尊嚴，因此，其價值遠非一般資產所能相比。人力資源價值的含義更側重于作為組織主要資源的個人或群體為組織提供有效的未來服務的能力。本文所研究的人力資源價值是指內在地蘊涵于人體內的勞動能力，外在地表現為一個人勞動中新創造出的價值。

二、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基本概念

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是指注冊資產評估師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資產評估準則，對企業人力資源價值在評估基準日特定目的下的價值進行分析、估算并發表專業意見的行為和過程。人力資源的價值特征不僅在質上不同,在量上也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作為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具體評估方法應該是同一的,否則就失去了正確反映和提供人力資源價值尺度的功能。因此需要根據價值評估的目的,明確所要求的價值尺度的內涵,而后才能確定所采用的價值評估方法。本人認為,人力資源之所以能夠作為企業的一種特殊資產進行估價,是因為它具有資產的性質,即人力資源能夠為企業帶來預期經濟收益。所以，在評估中適合采用的人力資源價值的內涵應該是指蘊含于人體內的能帶來預期經濟收益的潛在勞動能力，其外在表現就是人在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創造出的新價值。因此,應以產出即人力資源為企業帶來的未來經濟收益為基礎來評估人力資源的價值。當然還應該考慮勞動者過去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履歷等因素,因為受教育程度、職業履歷不同的人，其創造新價值的能力，即人力資源價值不同。

人力資源不同于其他的資產，能夠進行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因此，在具有與一般資產相同的評估理論基礎上，也體現出自身的特殊性。

三、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對象

資產評估的對象即評估的客體，本文探討的是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之所以限定在企業這個微觀層面上，是因為人力資源的范圍非常廣泛，比如球星、歌唱家、企業家、大學教授、發明家、職業經理人等都屬于人力資源的范疇。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源其價值影響因素、評估目的、評估方法會有所區別。企業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往往追求利潤最大化，即盈利性是較為明顯的特點。這就使得企業人力資源能夠與其他生產要素相結合最終生產出產品或提供勞務，也能夠以貨幣的形式反映出人力資源的價值。而非企業人力資源，比如大學教授，其主要工作任務是教書育人，我們通常無法根據教授所教學生人數衡量價值大小，也不便用和專著數量估算價值。因此，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對象是為企業服務人員的體力和腦力價值的總和。

四、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目的

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一般目的是為取得被評估人力資源在評估基準日的公允價值。不同的企業或個人在實際操作中會有其特定的評估目的。按不同的標準劃分，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具體目的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投資入股。投資入股是指人力資源所有者以其所擁有的人力資源使用權作為資本投入企業，并參與企業的利潤分配。人力資本出資，在我國是個有爭議的話題。2005年3月份，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臺了《浦東新區人力資本出資試行辦法》（簡稱試行辦法）這一地方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對人力資本出資的評估、繳付、轉讓等作出了操作性規定，這一辦法從出臺之初就受到社會有關方面的質疑。《公司法》（2005）中明確規定了出資方式的五種類型，即為人力資本出資設立了禁止性規定。《試行辦法》似乎有違反公司法之嫌，公司法（2005）出臺后該文件很有可能會被進行清理。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運行已從對貨幣、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物質資本要素的倚重轉向對科技知識、管理技能等人力資本要素的倚重。對公司法（2005）而言，硬性禁止以人力資本出資也許非長遠之策。

另外，企業的組織形式是多樣的,我國《合伙企業法》已對出資形式進行靈活規定，允許合伙人以貨幣、實物、土地使用權、知識產權或者其他財產權利甚至勞務出資。在合伙企業中,只要合伙合同中有約定,合伙人也可以用勞務出資,該項出資所對應的權利行使與義務承擔如利潤分配和虧損分擔等都可以通過合伙合同由全體合伙人協商確定。這是因為合伙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也就不需要像公司那樣以“注冊資本”來負擔擔保功能了。

2.引進人才。引進人才是企業為生產經營所需，從企業外部招聘適宜人員。在對具體人員提出任職要求的同時，也往往明確其工資、獎金等薪酬待遇，以利于企業和人力資本所有者的雙向選擇。其實，任職要求和薪酬待遇不過是企業獲得人力資源使用權的預期效應和為此所付代價的外在表現。至于某一具體人力資本提供未來經濟利益的能力則需進行評估。即能否達到企業的預期要求，與企業所付代價是否對等。

3.實施薪酬規劃。薪酬規劃是指企業為了建立和發展與員工的聘用關系而設計的一系列工資制度或計劃。人力資源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割性，是工作中“偷懶”現象的根源所在。企業為解決這一問題需實施激勵機制和科學的薪酬規劃。但如何激勵及激勵程度的確定需要與人力資源所創造的價值相聯系。薪酬規劃的合理性與有效性是直接影響企業人才管理與崗位績效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它將直接對企業整體業績產生巨大影響。

4.績效考核。績效考核是企業對員工在工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業績：工作的數量、質量、工作能力和社會效益等進行評價，并用評價結果來判斷員工與其崗位的要求是否相稱。這就需要對員工所在崗位應創造價值和員工實際創造價值進行評估。

5.其他目的。除上述四個具體目的以外，實際工作中還可能存在其他的具體目的。如企業兼并等。

五、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假設

由于人們在對事物認識上的階段性和無限性,常常使人們必須依據已經掌握的事實對某一種事物進行合乎邏輯的推斷。這種推斷以事實為依據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全部事實畢竟難以全部獲取。因此需要根據有限的事實進行合理推斷,這就是人們在對事物進行推斷時所進行的假設。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除具有公認的一般假設外，還需一些特殊的假設,這是人力資源的物化假設、管理決定假設、可計量假設。

1.物化假設。物化假設即將人力資源進行物化，這是最基本的假設。人力資源的特點之一是其存在于人體之中，以人作為載體而存在的。對企業人力資源進行價值評估實際上是估算的勞動能力，此時需要將這種能力進行物化。

2.管理決定假設。假定人力資源的價值是其管理方式的函數。人的價值除了來自其自身的技能、受教育程度、才智外,還受企業管理方式的影響，有效的管理方式可以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使人力資源價值得到增長；反之，人力資源的價值或者難以實現，或者只能維持原狀。

3.可計量假設。企業人力資源價值的開發成本、使用收益和費用分攤都是可以計量的。人力資源的成本和價值可以采用貨幣或者非貨幣價值兩種方法計量。對于人力資源的經濟成本以及由他帶來的經濟受益可以用貨幣性價值計量,對于人力資源的才干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則用非貨幣性價值計量。

六、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需要考慮的因素

1.企業人力資源績效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影響。由于存在人力資源使用績效對人力資源價值的影響，因此對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就可能無法在其使用之前完全確定下來。其價值的一部分需要在使用過程中,甚至使用以后才能加以確定。此時人力資源的價值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人力資源所在企業的績效,如果企業績效下降,人力資源的價值就相應地會發生貶值。因此為了準確地評估人力資源的價值,需要根據人力資源的不同類型,考慮其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作為企業經營者的人力資源價值應該主要從企業的績效來衡量其價值。而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源價值則應該依據其在企業績效中的作用率確定應該考慮的企業績效因素。

2.企業人力資源使用環境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影響。從人力資源的使用環境變化看,由于人力資源的專用性,使同樣的人力資源在不同的企業環境中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評估價值,因此對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應該將其與特定的環境聯系起來進行,也就是說評估某一類人力資源的價值應該是指其在特定環境中的價值。因此在對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時,應該考慮人力資源價值的可能發揮背景,應該從人力資源的自身價值和發揮價值兩方面進行。

3.人力資源價值的構成變化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影響。在對企業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時,由于人力資源的知識是其價值的主要組成部分,人力資源所擁有的知識的老化自然要影響到人力資源的價值,因此在人力資源價值評估中需要考慮如何解決人力資源知識老化以及其他價值構成變化對價值的評估影響。

4.人力資源使用期限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影響。由于企業人力資源的價值不僅存在于人力資源自身所具有的價值上,而且還取決于人力資源的使用期限,使用期限越長,其價值越大；使用期限越短,其價值越小。而人力資源使用期限的影響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尤其需要考慮勞動合同權益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影響,例如合同的提前終止對企業的價值突然消失的問題的解決。

由于在對企業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中需要從人力資源所在的環境和內部發揮可能性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要正確進行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在當前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需要依靠人力資源管理學、心理學和數學等多學科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M].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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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評估是將一個企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依據其擁有或占有的全部資產狀況和整體獲利能力，并充分考慮影響企業獲利能力的諸因素，對企業整體公允市場價值進行綜合性評估。企業價值評估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場法。

一、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選擇的原則

（一）客觀公正的原則

客觀性原則要求在選擇價值評估方法的時候應始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堅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的科學態度，盡量避免用個人主觀臆斷來代替客觀實際，盡可能排除人為的主觀因素，擺脫利益沖突的影響，依據客觀的資料數據，進行科學的分析、判斷，選擇合理的方法。公正性原則要求評估人員客觀的闡明意見，不偏不倚的對待各利益主體。客觀、公正這一原則不僅具有方法選擇上的指導意義，而且從評估人員素質的角度對方法選擇做了要求。

（二）成本效率的原則

評估機構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之一，也需要獲取利潤以促進企業的生存、發展，因而在評估方法選擇時，要考慮各種評估方法耗用的物質資源、時間資源及人力資源，在法律、規范允許的范圍內及滿足委托企業評估要求的前提下，力求提高效率、節約成本。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委托企業和評估機構互動發展的雙贏模式，更有利于評估機構增強自身實力，提高服務水平。

（三）風險防范的原則

企業價值評估的風險可以界定為：“由于評估人員或者機構在企業價值評估的過程中對目標企業的價值作了不當或錯誤的意見而產生的風險”，根據這一定義，企業價值評估中的風險可分為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外部風險是指評估機構的外部因素客觀上阻礙和干擾評估人員對被評估企業實施必要的和正常的評估過程而產生的風險。內部風險是指由于評估機構的內部因素導致評估人員對擬評估企業的價值作了不當或錯誤的意見而產生的風險。顯然，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的選擇作為價值評估中的一個環節，可能會由于方法選擇的不當帶來評估風險。基于此，在選擇評估方法的時候要有強的風險防范意識，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分析可能產生的評估風險，做出客觀、合理的價值評估方法選擇。

二、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運用的條件

（一）運用成本法進行企業價值評估的條件

一是進行價值評估時目標企業的表外項目價值，如管理效率、自創商譽、銷售網絡等，對企業整體價值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二是資產負債表中單項資產的市場價值能夠公允客觀反映所評估資產的價值；三是投資者購置一項資產所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會超過具有相同用途所需的替代品所需的成本。

（二）選擇收益法進行企業價值評估的條件

一是投資主體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應超過目標企業按未來預期收益折算所得的現值；二是目標企業的未來收益能夠合理地預測，企業未來收益的風險可以客觀地進行估算，也就是說目標企業的未來收益和風險能合理的予以量化；三是被評估企業應具持續的盈利能力。

（三）采用市場法進行企業價值評估的條件

一是要有一個活躍的公開市場，公開市場指的是有多個交易主體自愿參與且他們之間能進行平等交易的市場，這個市場上的交易價格代表了交易資產的行情，即可認為是市場的公允價格；二是在這個市場上要有與評估對象相同或者相似的參考企業或者交易案例；三是能夠收集到與評估相關的信息資料，同時這些信息資料應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三、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的運用

（一）成本法的運用

成本法是指在評估一個企業價值時，把這個企業的全部資產按評估時的現時重置資本扣減各項損耗來計算企業價值的方法。成本法評估企業價值，實際上就是在資產清查和審計的基礎上將企業整體資產化整為零，以單項資產的評估為起點，對各項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分別根據各自的特點和使用狀況，用重置資本減去貶值來確定各組成要素資產的個別價值，最后將全部資產進行加和。一個企業的整體價值并不等于企業各單項資產的價值之和，單項資產組合需要組織成本，組合后的資產整體價值還會發生增值。對一個企業的價值評估，主要是對發生了增值的資產整體進行評估，是對其未來服務潛能產生的收益評估。換言之，價值評估應該是對企業內在價值、經濟價值的評估，著眼于未來。而成本法著眼于現在資產的重置價值，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成本法并不是評估企業價值的方法。當然，成本法非常適合每一單項資產的單獨評估，我國目前還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階段，市場經濟不完善，產權交易市場不發達，大量的國有和集體企業要進行改制重組、拍賣兼并，沒有交易活躍的市場作比較，只能對企業實有資產進行客觀的評估。

（二）收益法的運用

收益法通常又被稱作收益現值法。我們在進行資產評估時有一個重要的方法是收益現值法。收益現值法是指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在未來尚可使用年限內的預期收益，并采用適當的折現率折現成現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評估資產的評估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運用收益現值法進行資產評估時，是以該資產投入使用后連續獲利為基礎的。另外，投資者投資購買該項資產時，一般要進行可行性分析，其預計的內部回報率只有在超過評估時的折現率時才肯支付相應貨幣額來購買該項資產。收益法通常被認為比成本法和市場法更適用于企業價值評估，特別是在涉及為企業并購服務時。收購者投資于目標企業是預期能獲取未來收益，但是這種預期的未來收益因具有不確定性而蘊含著風險。收益法為量化影響企業價值的這些關鍵變量提供了路徑。但是，并非所有的企業價值評估均適用收益法。在運用收益法對企業價值進行評估時，必要的前提是判斷企業是否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且能夠被合理的計量。只有當企業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且能夠被合理的計量時，運用收益法對企業進行價值評估才具有意義。

（三）市場法的運用

經濟理論和生活常識告訴我們，類似的資產應該有類似的價格，一個理性的投資者，在一個公開透明的市場上，購買一項資產的價格，不會高于有相同效用的替代品的價格。我們對一個企業的價值進行評估，通過比較市場上相似或相近的可比企業公允交易價格，經過類比分析，適當修正后得到目標企業的價值，這就是市場法。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企業交易市場活躍，人們對企業價值的判斷更信賴于市場的眼光。市場交易的價格更具有說服力，它是被交易企業對于購買者的內在經濟價值，投資者購買了它，說明它能夠為購買者帶來現金流量。而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企業的價值，當這個企業一直虧損時，無法預測其現金流量，但假若這個企業有很大的改造潛力，或其自身存在多年已具有一定知名度，有一定的客戶資源和銷售市場，投資人購買這個企業后進行重整，完全可以使其變為盈利企業，為投資者帶來滾滾財源。所以用市場法可以評估企業的真實內在價值，因基于市場導向，接近現實，故容易為當事各方所接受和理解。

【參考文獻】

[1]成京聯，阮梓坪.論企業價值理論與企業價值評估[J].求索,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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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2

企業價值評估是指注冊資產評估師對評估基準日特定目的下企業整體價值、股東全部權益價值或部分權益價值進行分析、估算并發表專業意見的行為和過程。從我國企業價值評估業的發展看，企業價值評估實踐產生于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國有資產管理需要，雖然理論界與實務界不斷進行探索，但由于理論研究的滯后、評估人員整體素質有待提高以及市場環境的制約，企業價值評估在實踐中尚面臨評估方法不科學等諸多問題，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對企業價值評估存在問題的探討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一、我國企業價值評估存在的問題

1.企業價值評估理論研究相對滯后

企業價值評估思想最早形成于20世紀初艾爾文費雪的資本價值論和《利息率》中關于資本是未來收入的現值闡述。美國最早在1987年《專業評估執業統一準則》中加入了企業價值評估準則和披露準則，歐洲在2000年推出的《評估指南》第四版中加入了企業價值評估指南，而我國企業價值評估行業則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末。目前學術論文的作者大部分為高校的教師和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受國內評估行業發展的限制，理論研究資料和證券市場的實證資料的交流不充分。高校教師的研究以理論分析為主，重點介紹國外的價值評估方法，而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以工作經驗的總結為主，而且相互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不夠。近幾年，國內以評估理論與方法為專題的學術研討會，除了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主持召開的兩次國際研討會，只有中央財經大學資產評估研究所主持召開了兩次“中國資產評估論壇”。資產評估學科在國內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2.傳統價值評估方法應用存在局限性

在傳統價值評估方法中，存在重“成本法”，輕“收益法”和“市場法”的情況。成本法具有客觀、便于操作、評估風險小、評估成本低等優勢的優點，因此成為我國企業價值評估實務常用的方法。但其也存在缺陷：忽視了資產之間的協同效應及表外資產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忽視了企業未來成長機會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具有靜態性；其適用于破產企業價值的評估，適用范圍較窄。但根據《企業國有資產評估管理暫行條例》等法規規定，目前我國仍主要采用成本法對企業的整體價值進行評估。盡管現行評估操作規范要求對上市公司進行評估時，除采用成本法外還要運用收益法進行驗證，但由于收益法在運用中存在參數值預測難度大、對評估人員專業水平要求高等原因，實際上就很少使用收益法。同時還存在某些評估方法假設的前提條件不適合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的現狀等，傳統價值評估方法應用存在的局限性提示著迫切需要完善價值評估方法。

3.企業價值評估環境有待改善

雖然我國的資產評估機構形式上已經與政府部門脫鉤，但在實際業務中仍然與政府產生不可避免的聯系，受制于政府的干預。這是因為政府機構與中介機構之間權責不明確，政府機構仍然對中介機構保留某些權力。同時在中介機構的業務中政府業務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企業為了爭取這部分利益，會聽命于政府機構，在評估機構掛靠或依附于政府部門的條件下，評估機構不能違抗政府的指令，于是造成許多評估結果失實。

4.評估人員的自身素質良莠不齊

企業價值評估是一項需要運用多種知識和經驗進行價值判斷的工作，評估人員的能力直接關系到評估的質量，而待評估企業面臨的客觀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的，評估人員的知識和經驗積累需要一個過程，并且總會有一定限度，因此即使對一個長期從事企業價值評估業務的評估人員來說，也可能因為情況的變化和待評估企業的復雜性而出現判斷失誤而產生風險。如果評估人員在從事企業價值評估過程中責任心不強或缺乏職業道德，沒有盡責地完成評估項目，或者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公正性原則，違反了評估法規和準則的要求，做出了錯誤或不實的判斷，就會增大企業價值評估的風險。

二、改進或完善我國企業價值評估的對策

1.逐步完善我國企業價值評估法律法規及準則體系

為改善我國企業價值評估理論研究相對滯后的局面，提高評估在行業中的地位、促進資產評估的有序發展、以及提高資產評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有關部門要盡快出臺更為可行的《資產評估法》，規范評估主管部門、委托方、評估報告使用者、評估機構與評估師、評估行業組織等相關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對企業價值評估的概念及方法體系進行重新修正和完善，并通過指南予以細化，以提高可操作性，對企業價值評估的概念、目的、方法、適用條件、影響因素等內容進行規范。根據《資產評估法》進一步修訂《證券法》、《公司法》，對資產評估或企業價值評估的相關條款進行修訂。也可以通過《資產評估法》進一步明確資產評估在企業發行證券中的作用，以及資產評估機構或人員、被評估企業的權力、義務和責任。

2.逐步完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系統

企業價值評估方法是企業價值評估的核心內容，企業價值評估的過程實際上是其評估方法的具體應用過程，不同的估價方法往往體現著不同的估價思想。由于企業價值性質的復雜性，也由于人們進行評估時的著眼點不同，客觀上存在著多種估價方法。一般說來，每一種特定的方法總是最能適合在某一種特定的情況下使用。但在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的今天，尤其是對于一些高科技含量、高知識含量的企業而言，再用傳統的單一評估方法確定其價值顯然有悖于客觀實際。因此，有必要根據不同的評估方法建立相應的估價模型，并根據評估的發展對現有的估價模型進行調整。對于被評估企業采用不同的評估方法會得到不同的評估價格，評估機構可以根據自己的評估動機和對被評估企業的基礎分析評估資料等相關信息來決定選取合適的估價方法和模型。如對于經營良好的上市公司，若其市盈率沒有被高估，可采用市盈率法及對應模型；對財務狀況良好，營運能力強的非上市公司則可采用凈現值法及對應模型。評估機構也可以綜合運用定價模型，將運用清算價值法得到的企業價值作為評估價格的下限，將現金流量法確立的企業價值作為評估價格的上限，然后在該區間內確定的價格作為評估價格。同時，在當今新經濟的市場環境下，以信息技術和產業為龍頭的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顯著地提高了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人們對新經濟的討論越多表明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模式難以預測，因此，對不確定因素的評估也亟需有效可行的評估方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可采用期權定價理論，它可以很好地應用于企業價值評估之中，將重點考慮選擇權或不同的投資機會所創造的價值。在傳統的貼現現金流量法不太適用或很難使用時，它可以獨辟蹊徑達到理想的結果。即使是在傳統評估方法適用的情況下，期權定價估價法也為評估者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獨特視角。因此，根據評估目的和對象的不同，選擇與之相適應的價值類型和評估方法，逐步完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系統，這樣才能提高我國的企業價值評估的水平。

3.高度重視企業價值評估

企業方面管理者要密切關注目標企業的價值，并在整合過程中實施以價值為基礎的管理。評估機構方面，必須意識到企業價值評估與傳統的評估有很大不同，企業價值評估更多地與企業財務狀況分析聯系在一起，不僅注重單項資產的價值，更要重視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獲利能力，要求評估師具有深厚的財務會計和金融知識基礎，對宏觀經濟、行業發展、企業狀況具有較高的比較分析能力，并能熟練運用經濟、財務、金融理論和現代信息、管理、計算機和數理統計等技術手段，形成科學的分析和決策流程。政府相關部門如國資委、資產評估協會等，要因價值評估的國際潮流和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更新觀念，加強執業指導和監管，加強對評估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和后續培訓，促使評估原則堅持獨立性、公正性。

4.轉變政府在價值評估中的職能和角色

政府應避免直接干預評估市場，而應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著力搞好價值評估軟環境建設，加強宏觀的指導和監管，如組織制定相關的配套執業規范指南，推動價值評估理論和技術問題研究，創新我國企業價值評估方法和制度。

三、結語

隨著企業制度改革、產權轉讓以及對外投資等各種資本運營活動的日益增加，企業價值評估逐漸受到更多的重視。只有提高企業價值評估的規范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完成企業價值評估。但是根據當前發展形勢來看，我國的企業價值評估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及時做出調整，這樣才能促進我國企業價值評估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玉平.企業價值評估若干問題探討[J].中國資產評估，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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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權結構設置稅務價值分析

股權結構設置問題，主要是解決控股股東在資本市場運作中的個人所得稅和支付壓力問題。依據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居民企業納稅人在分回被投資企業的利潤時，不要重復納稅，但是個人股東在分回被投資企業股利時要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在資本運作過程，由于將優質資產注入擬上公司并將不良資產進行剝離，擬上市公司的經營情況一般比較好，上市前會積累較多的利潤。依據規定，這部分未分配利潤在上市后是要和新股東共享的。老股東基于自身價值最大化考慮，在上市前會進行利潤分配或者轉增注冊資本。從實務角度來分析，擬上市公司的現金流不足，分紅的壓力比較大，為了不造成支付壓力又能壯大注冊資本，增強擬上市公司的實力，更是增加企業價值，比較好的方法是未分配利潤轉增注冊資本。如果股權結構設置不當，以自然人持股就要支付個人所得稅，這筆稅款也涉及數百萬元，而以法人持股就可以緩沖。另外，考慮到上市后轉讓的戰略安排，這部分股權應自然人持股，否則會造成復重征稅問題。在資本市場中，融資還沒有融到，卻先付出沉重的稅務成本和支付壓力。這種"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事件，不能不說是資本市場上英烈們的悲壯。股權結構設置應當在資本運作戰略初期安排，這時由于利潤不多，涉及的到稅收成本較低。另外，國家為鼓勵新三板市場，2014年6月2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于實施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48號）規定：個人持有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簡稱全國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50%計人應納稅所得額；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暫減按25%計人應納稅所得額。雖然這條規定對自然人持股的個人所得稅和支付壓力會減輕很多，但筆者認為還是要分析持股目的，早做籌劃。

三、資產評估增值的會計稅務價值分析

在企業改制中，資產評估是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和程序，一般來說，土地和房產都會被評估增值，那么，這部分增值在會計和稅務上是如何處理呢?資產評估的會計稅務處理一般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是將房地產通過評估增值，列入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案例一：A公司擬在新三飯掛牌，聘請資產評估公司進行評估，房地產原值4000萬，已提折舊950萬，經評估師評估，增值到8000元。這時，房地產評估增值的賬務處理是：借：固定資產8000累計折舊475，遞延所稅負債66.67，貸：固定資產4000，資本公積，評估增值3000，遞延所得稅負債1000，累計折舊950，應交所得稅66.67，資本公積在上市前轉增股本時，也就涉及到自然人持股的個人所得稅問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份制企業轉增股本和派發紅股征免個人所得稅的通知》國稅發[1997]198號）規定：股份制企業用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不屬于股息，紅利性質的分配，對個人取得的轉增股本數額，不作為個人所得，不征收個人所得稅。表述的公積金"是指股份制企業股票溢價發行收入所形成的資本公積金。將此轉增股本由個人取得的數額，不作為應稅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而與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資本公積金分配個人所得部分，應當依法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資產評估增值形成的這部分資本公積轉股時如果留到1年后，依據財稅[2014]48號規定個稅是可以節約75%，其應納個人所得稅額為3000×25%×20%=150萬元。所得稅處理上，評估增值部分不得在稅前扣除。第二種方案是將資產評估增值部分不作賬務調整，作為在股改過程中向工商備案的參考依據之一。同時，也就不涉及到稅務事項。筆者比較贊同采用第二種方案，理由如下：

1.依據現有的法律法規規定，資產人賬價值應當按照”歷史成本原則如果評估增值部分調整了賬面價值，那么，該有限公司改制成股份公司時原來的業績不能連續計算，應當從評估增值部分人賬的時間算起，這樣，擬上市公司的上市進程就要推后，延遲了公司分享資本盛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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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

一、全球價值鏈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價值鏈”概念，認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可以分解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增值活動”，每一項增值活動就是價值鏈上的一個環節，其總和即構成企業的“價值鏈”(波特，1985)。早期的價值鏈理論偏重于從單個企業的角度分析企業的價值活動與競爭優勢，價值鏈研究的重心在企業內部。20世紀90年代開始，波特把價值鏈研究的重心從企業內部轉向企業外部，價值鏈的范圍開始從單個企業層面向產業層面擴展，并開始研究價值鏈的空間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國際戰略優勢中使用了價值增值鏈(valueaddedchain)，認為價值增值鏈是由技術與原料和勞動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種投入環節，結合起來形成最終商品，并通過市場交易、消費等最終完成價值循環的過程。寇伽特認為，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或一家企業的競爭能力，不可能體現在商品生產的每一個環節上，國家或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最終決定了國家比較優勢所在的價值環節。與波特相比，寇伽特將價值鏈的概念從企業層次擴展到了區域和國家，更加強調了價值鏈的垂直分離和全球空間再配置之間的關系。

全球價值鏈概念是在早期的價值鏈、價值體系、全球商品鏈的基礎上提出的。20世紀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將價值鏈概念與產業的全球組織聯系起來，提出了全球商品鏈概念，即圍繞某種商品的生產所形成的一種跨國生產組織體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規模的企業、機構組織成一體化的生產網絡，形成全球商品鏈。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語境中經常代表著服裝、食品等最終消費品，而將服務、機器設備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來逐漸用全球價值鏈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鏈概念。

無論是早期的企業價值鏈理論，還是后來的全球價值鏈理論，其核心觀點是一個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可以劃分成多個增值環節，真正創造價值、決定企業(區域)經營成敗和效益的活動，只是價值鏈上的某些特定環節，這些環節被稱為“戰略環節”，可以是產品開發、工藝設計，也可以是市場營銷、信息技術，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價值鏈研究的主要內容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中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新現象，即產品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環節被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從而形成了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產品內國際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轉包(Sub—contracting)等產品內分工的不同形態陸續出現并得到飛速發展，無疑對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分工理論提出了新挑戰。

為了解釋和研究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現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價值鏈理論，并吸引了眾多研究者，出現了大量研究文獻。縱觀全球價值鏈的有關文獻，現有的全球價值鏈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1、全球價值鏈的控制結構。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發現，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核心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推動力量。Gereffi等人認為，可以將全球價值鏈中處于核心地位的跨國公司劃分為從事生產制造的跨國公司和不從事生產制造而專門從事品牌營銷的跨國公司，并將由這兩類跨國公司控制的價值鏈分為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和購買者驅動(buyer—driven)價值鏈(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認為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主要由跨國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資所形成，這些跨國公司大多自己掌握核心技術，并在全球進行直接投資，只有一些非核心制造環節外包，最終形成生產者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購買者驅動價值鏈由擁有強大品牌優勢和國內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企業所控制，這些跨國公司通過全球采購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尋找最合理的供應商。

上述二元論的劃分不可能是絕對的，格雷菲本人后來也承認購買者驅動和生產者驅動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與實際經濟情況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動力論之所以與現實不符，原因在于這種劃分主要基于最終產品的差異(Dickenetal，2001)，如果能從價值增值序列過程中具體環節的進入門檻差異來劃分，而不是按照部門劃分，就可以理解同一產業中為什么會存在不同類型驅動的價值鏈。在同一價值鏈中，關鍵零部件制造及品牌營銷很可能都屬于該產業的戰略環節，那么兩種類型的企業都可以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驅動力，從而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全球價值鏈。基于同一產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價值鏈的事實，張輝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價值鏈的觀點，對上述二元論劃分進行了修正(張輝，2006)。

2、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全球價值鏈中的企業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擔不同的環節，要保證整個價值鏈的有效運轉，自然產生了治理的問題。所謂全球價值鏈治理，就是在價值鏈內部各企業之間建立相關制度安排，以保障價值鏈內部不同經濟活動和不同環節間的協調運轉。Humphrey與Schmitz根據處于核心地位的跨國公司對價值鏈控制的程度，將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種類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網絡型(networks)，即具有互補能力的企業之間對價值鏈的環節進行分工，各方共同定義產品。在此種類型的治理模式中，企業之間是一種平等合作關系，分享各自的核心能力。(2)準等級型(quasi—hierarchy)，即核心企業對其他企業實施高度控制，對產品的各種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嚴格的規定。(3)等級型(hierarchy)，即核心企業對全球價值鏈上的某些運行環節采取直接的股權控制，跨國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之間的關系就屬于這一類。(4)市場型關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處于價值鏈上的企業不存在任何的隸屬、控制等關系，純粹是一種貿易關系。

Gereffi等按照市場交易的復雜程度，交易轉換程度及供應商的能力，將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進一步細分為五種(Gereffieta1，，2003)，即市場型(mar-ket)、模塊型(modularvaluechains)、關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領導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級制(hierarchy)。五種治理模式中，市場型的行為主體之間的控制和協調能力最低，而等級型則正好相反。市場是組織經濟活動最為簡單的模式，其運行的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等級制則以垂直一體化為典型，其運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模塊型、關系型、領導型同屬于網絡治理模式，是網絡模式的進一步細分。模塊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業只須提供可編碼化的概念或標準，供應商有足夠的能力完成模塊設計和制造，因此雙方的地位比較對等。在關系型治理中，供應商與核心企業之間存在大量而頻繁的隱性信息交流，這些信息很難通過編碼化手段傳遞，要保證交易的正常運轉，只能依靠頻繁的溝通與交流，在這種治理關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對比較對等。在領導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業向專業供應商轉移大量的隱性知識或經驗，專業供應商的能力也可在此過程中得到提升，核心企業及專業供應商都很難尋找到替代者，雖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但是，與專業供應商相比，核心企業在資金和技術等方面一般更具實力，因此專業供應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核心企業。從等級制到網絡再到市場，顯性協調和權力不對稱的程度逐漸減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并不是靜態，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地點，全球價值鏈可能會由一種模式轉變成另外一種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1)原有生產商的供應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現新的供應商；(2)核心企業調整發展戰略，直接投資對創建和維持嚴格的等級型治理模式代價巨大；(3)出現新的技術等等。

3、全球價值鏈中的學習與升級機會。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加入全球價值鏈，能否獲得學習機會，提升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進入高附加值環節，最終實現產業升級，是國內外全球價值鏈研究文獻關注的焦點。Humphrey和Schmitz在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升級的案例研究基礎上，總結了四種升級方式：工藝流程升級(ProcessUpgrading)、產品升級(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級(FunctionalUpgra—ding)和鏈條升級(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關全球價值鏈中升級的研究文獻中，不同的研究者經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個特定產品的全球價值鏈時，升級研究所考察的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或制造企業，對于區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級所考察的對象是集群或地方網絡，對國家層面的產業研究者，升級所考察的對象是整個產業層面。

格雷菲等人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區域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升級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地方產業集群在加入全球價值鏈之后，通過與價值鏈中的領先公司互動，可以接受領先公司的技術、資金、知識和信息的擴散；同時，領先公司為了保證產品差異性、實現及時供貨、確保集群內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國際市場的要求，會監督和協助發展中國家集群內企業不斷地投資于人力資源培養、技術的改進、組織結構調整和引進先進設備。因此，格雷菲等人認為領先公司對價值鏈的治理，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區域順利地在價值鏈中實現階梯式的升級。在研究臺灣、香港等地區產業升級的基礎上，格雷菲等人總結出了升級的一般軌跡，從接單產品組裝(OEA)開始，到接單加工生產(OEM)，然后到設計生產加工(ODM)，最后轉向自有品牌生產加工(OBM)。伴隨著這種階梯式的升級過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區域所創造和留住的價值量逐漸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還歸納了兩種不同的升級軌跡(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兩種途徑的起點和終點是一樣的，都是從OEM開始最終實現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實現的路徑卻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強大的市場開拓能力和技術能力。對于市場開拓能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可能會開始于貼牌加工，再發展到全球物流契約(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納入全球物流體系，以實現市場擴張，最后發展到自有品牌生產。對于技術能力相對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可能會沿著另一種軌跡發展：首先從發展技術能力開始，從貼牌加工逐漸發展到自行設計制造，等自行設計能力達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場開拓能力，最終實現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對巴西鞋業集群研究后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升級并不是那么順利，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價值鏈，雖然能夠成功地實現“產品升級”、“過程升級”，但是“功能升級”、“鏈的升級”卻很難發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國上海的Ic業為對象，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升級進行了案例研究，研究發現，上海的Ic企業雖然從全球價值鏈中的主導企業獲得了一些學習機會，在某些方面成功實現了過程升級和產品升級，但是，另外一些“過程升級”卻被壓制，他們在結論中指出價值鏈治理者——全球的領先公司，對地方企業升級的推動或阻擋，決定于地方企業的升級行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競爭力，而不是決定于升級的“類型”。領先公司為了自身的利益，會推動地方產業或企業實現不侵犯其核心權益的非關鍵性升級。而一旦地方企業或產業升級行為，侵犯領先公司核心權益，不管是“產品升級”、“過程升級”、“功能升級”，還是“鏈的升級”，都會被領先公司所阻擋和壓制(文娉、曾剛，2005)。

三、評論與展望

當今世界的生產體系已經進入一個以價值環節分工為基礎的全球化生產階段，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區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這種新的分工體系之中。全球價值鏈研究為分析全球化中的區域發展和地方產業升級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賦予了產業競爭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內涵。

在基于價值環節分工的現實條件下，一國或者一個區域的競爭優勢已經不再體現為某個特定產業或者特定產品，而是體現在全球價值鏈中所占據的環節或工序。全球價值鏈理論發現，在同一行業或者產品的整個價值鏈中，每個環節的進入門檻和市場結構都不一樣，那些進入門檻最高的環節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環節”(如研究開發、品牌營銷等)，這些環節是整個價值鏈的核心環節或者戰略環節，占據這些環節獲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進入門檻最低，競爭者最多的環節，通常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環節，獲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處于這些環節的企業或區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業或區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價值鏈的分析表明，傳統的所謂低技術、高技術行業的劃分對地方產業發展其實沒有什么現實意義。即使是所謂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存在高附加值環節(如服裝產業的設計環節、服裝品牌營銷環節等)，而所謂的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也有它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如Pc產業中的配件、裝配等環節)。全球價值鏈的分析再次應證了波特教授的觀點——沒有低技術的行業，只有低技術的企業。

在生產全球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必然會專注于技術密集型的環節和工序，或者長期積累起來的品牌營銷等戰略環節，而勞動密集型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為發展中國家進入高新技術產業提供機會和條件。進入高新技術產業勞動密集型環節的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干中學”逐漸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逐漸進入高端環節，實現產業升級。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獻所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區域加入全球價值鏈，并不能一定保證這些企業或區域不斷實現升級，不僅進入戰略環節會危及核心企業的利益，核心企業會設置種種障礙，阻擾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產業升級。隨著后發達區域不斷進入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發達國家的企業現有的地位還會受到威脅。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入全球價值鏈后就必須依靠主動的努力，加強技術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斷地在全球價值鏈中攀升，否則只能遭受被價值鏈中的主導企業所拋棄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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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權過渡時期(1979～1987)簡政放權是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經貿部實施簡政放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項最為重要：(1)1984年1月起，多數省份有權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1985年1月起，允許企業自己決定使用50％的留成外匯；(2)1984年1月，明確28種限制進口商品，允許一批機構無須經過經貿部就可進口非限制類商品，這些機構包括經貿部所屬外貿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門所屬的外貿公司，省政府經營的外貿公司。(3)1984年9月，通過外貿體制改革報告，內容包括“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實行外貿制”、“改革外貿計劃體制”和“改革外貿財務體制”等。至此，高度集權的外貿總公司壟斷全國外貿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屬外貿組織開始成為外貿活動的主力軍。經過簡政放權、擴大了省一級外貿自。外貿公司的數量顯著增加。據統計，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國共批準設立各類外貿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對于大多數生產企業來說，外貿公司仍然是它們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選擇。中國生產企業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導致四個問題的出現：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換匯成本差異極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國際價格信息沒有通過正常途徑及時傳遞給生產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勵，而不盈利或虧損的出口產品又不能及時得到糾正；三是缺乏國際市場行情信息，企業不能面對國際市場尋找機會，或根據要求進行產品改良；四是缺乏來自進口的競爭，進口管理和高關稅，使進口競爭不能起到促使國內生產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競爭力的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取消這一隔層，可以大大提高中國企業的外貿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貿易體制需要消除競爭過程和經營機會中的貿易障礙，其中，最大的貿易障礙就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這不僅包括行業產品壟斷，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壟斷。

3.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1988—1990)外貿吃“大鍋飯”的體制多年來一直制約著外貿事業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決定從1988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其主要內容是：

(1)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政府以及全國性外貿(工貿)總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和相應的補貼額度，承包基數三年不變；

(2)取消原有使用外匯控制指標，凡地方、部門和企業按規定所取得的留成外匯，允許自由使用，并開放外匯調劑市場；

(3)進一步改革外貿計劃體制，除統一經營、聯合經營的21種出口商品保留雙軌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為單軌制，即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擔計劃，大部分商品均由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按國家有關規定自行進出口。

(4)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進出口行業進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外貿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為解決責權利不統一的狀況邁出了一大步，從而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的發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決中國經營體制上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問題，讓企業逐步走向自主經營的道路。再者，它促進了工貿結合，有利于增強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財政對出口的補貼，財政補貼是一種非規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帶有主觀隨意性，也不符合國際貿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長了局部利益的膨脹和不平等競爭的加劇。對不同地區的承包企業規定不同的出口補貼標準和不同的外匯留成比例，從而造成了地區間的不平等競爭，誘發了對內的各種搶購大戰和對外的競相削價銷售，造成外貿經營秩序的混亂。

(3)企業行為短期化。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刺激下，缺乏中長期投資眼光和積極性，只重承包期內任務的完成和超額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貿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企業寧可轉產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換匯成本低的產品，導致國家外向型企業產品結構長期處于低水平運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變，未能適應國內非經營環境的變化。遇有重大的環境變化，承包企業往往難以完成承包任務。

4.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時期(1991～1993)這一輪外貿體制改革重點放在微觀管理層的變革，它既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也是前一階段簡政放權道路的延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兩項特別重要：

(1)取消國家財政對出口的補貼，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由外貿企業綜合運籌，自負盈虧；

(2)改變按地方實行不同外匯比例留成的做法，實行按不同商品大類統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國外貿經營基本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外貿企業的經營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外貿財政補貼的取消使外貿企業第一次被真正作為外貿經營主體和參與競爭的獨立實體而受到重視，使國內外貿企業能夠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經營機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國際競爭能力，從而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參與國際分工，促進市場秩序健康發展，同時，它還擴大了企業對外匯的支配使用權，有利于保持適度的進口增長，為進一步拓展對外貿易關系創造了良好條件。另外，為了保證國家收匯并防止逃匯、套匯，外匯管理部門和結匯銀行實行跟蹤結匯，加強了對出口外匯的管理。

截止至1993年底，中國有外貿經營權的各類企業(不包括已投產的8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達8000多家。原有的宏觀管理模式已明顯不能適應外貿發展的需要。企業自的擴大，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也呼喚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層次、既靈活又統一的管理體制。為此，國家提出按現代企業制度改組國有企業，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外貿企業進行股份制的試點工作，鼓勵專業外貿公司實行進出口制，鼓勵工貿結合，發展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經營，從整體上促進全國外貿規模的發展。

5.近年來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新進展(1994～)1994年，中國政府開始了以匯率并軌為核心的新一輪外貿體制改革。主要內容有：

(1)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發揮匯率對外貿的重要調控作用。國務院決定，從1994年1月1日起，實現雙重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的、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現行的各類外匯留成，取消出口企業外匯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實行銀行售匯制，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有條件可兌換。外匯體制改革為各類出口企業創造了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有助于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大大加速外貿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更有效地發揮匯率作為經濟杠桿調節對外貿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國外貿體制與國際規則接軌。1996年12月1日，我國還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規定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

(2)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完善對外貿易的宏觀管理。加強和改善客觀管理，即管方針、管政策、管規劃、管監督，在1994年《對外貿易法》頒布實施的基礎上加快制定并實施各種配套法規，將對外貿易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宏觀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如匯率、關稅、稅收、利率等調節對外貿易。對進出口總額出口收匯和進口用匯實行指導性計劃。加快賦予具備條件的國有生產企業、商業物資企業和科研單位外貿經營權，截止1996年底，我國各類外經貿企業已達1.2萬多家(其中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50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14萬多家。1996年9月，外經貿部頒布了《關于設立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規定外國公司、企業可以與中國的公司、企業在上海浦東新區和深圳經濟特區試辦中外合資外貿公司。外商不僅在生產領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領域進行合資合作經營。此外，1996年我國還在5個經濟特區進行生產企業外貿經營登記制試點。外貿經營權將根據我國的對外承諾，最終由審批制轉向依法登記制。

(3)加快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國有外貿企業圍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科學管理，積極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綜合商社和設立監事會、內部職工持股等試點，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我國外貿企業普遍經營規模小，抵御風險能力差，政府鼓勵企業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跨行業、跨地區聯合、兼并，向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和綜合化方向發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貿公司為龍頭，貿工技商結合的綜合商社和以生產企業為核心，具有多種功能的產業跨國公司。對一些小的外貿企業則根據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的原則。，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進行改組，實行貿工農一體化經營。通過組建企業集團或綜合商社將分散的外貿經營權重新統一起來，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發展的新趨勢。國際經驗表明，依靠建立企業集團等形式而形成的行業壟斷或產品市場壟斷，以及由此出現的不完全競爭條件，是防止產業內部或國家之間過度競爭導致資源配置不當和規范國際貿易秩序的一種有效方式。

越來越多的外貿企業認識到，我國傳統的外貿收購制的經營方式必須轉變，以服務為特征的穩定、有序、高效的制必將是外貿經營的發展方向。通過1996年的深入調研，我國在推行外貿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大力宣傳推廣外貿制；其次，建立健全外貿法律制度，依法促進外貿制的實施；第三，在加快賦予生產企業外貿經營權的同時，全面擴大外貿公司內貿經營權，將外貿制的推行建立在國內外流通體制一體化的基礎之上；第四，將推行出口制與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結合起來，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把工貿雙方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4)保持對外貿易政策在全國范圍的統一性，增加透明度。這是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宏觀要求，也是國際貿易規范之一。按照國際規范及中國的承諾，只實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5)加強外貿經營的協調服務機制。進一步發揮進出口商會等中介機構的協調服務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貿行業的律師、會計和審計事務所及咨詢服務機制；加大對違法經營者的懲處力度。1996年9月經貿部成立了“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為實現我國對外經貿管理，經營和服務的國際化、現代化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近20年來，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經營管理體制，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權，塑造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政企分開、權責分明，一直是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一條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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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概述

要了解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相關問題，首先要對人力資源價值的含義、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對象以及評估的必要性等方面進行說明。

1.人力資源價值含義。人力資源是指能為社會帶來效益的具有勞動能力并達到勞動年齡或沒有達到勞動年齡的社會總人口或者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范圍內人口總量中所蘊含的勞動能力的總和。而人力資源價值是指人力資源本身所具有的能為社會發展帶來貢獻的可以用一定的方法進行量化評估的一種勞動能力。

2.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必要性。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是指資產評估師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運用一定的方法對人力資源本身的價值進行評估并反映的結果。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評估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介紹：

（1）防止企業資產流失的必要手段。由于我國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體系建立不完善，與外國相比，對人才的重視意識不太強，從而導致大量人才外流。因此，為了避免我國人才流失，對人力資源價值評估就顯得尤為重要。

（2）可以有效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源等無形資產進入商品市場后，對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和勞動力市場的不斷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意味著如何培養和利用人才已經成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得主動地位的必要手段。而且，市場經濟下的優勝劣汰也致使人才自覺地為自己充電、接受教育、參加培訓等，以此來提高自身價值。因此，人力資源價值評估就顯得格外重要。

（3）有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近年來，隨著對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第三產業已經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三產業主要指那些與人密切相關的服務業、行政單位、管理機構等，因此，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合理的評估可以有效地促進此相關行業的盈利以及大力發展。

（4）可以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眾所周知，人力資源在企業的發展壯大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企業大多主要是以盈利為其發展目標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對人力資源的投入以及期望帶來的產出往往決定一個企業獲得較高效益的評判標準。而企業要想長遠發展，必然會加大對人才培養方面的投資，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也會給企業帶來較好的效益。企業只有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合理的評估，才能更好地做好人力資源規劃。

二、人力資源價值的影響因素

對人力資源價值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有助于下文評估模型的建立。這里主要從內外兩個方面對人力資源價值的影響因素進行介紹。

1.內部影響因素。影響人力資源價值的內部因素主要包括勞動能力和動力因素。勞動能力主要指那些與勞動者自身密切相關的譬如智力、知識、技術等因素。動力因素指那些對勞動者具有激勵作用的因素，如情感、工資、獎勵等。

（1）智力。智力是指勞動者分析解決問題、以及對環境的發展變化的適應能力等一些先天性的特質，也可以在后天的努力中有相應的提高。企業在運營發展中，人力資源本身的智力對其有巨大的作用。人力資源運用一定的智力可以促進企業的良好發展。所以，在后天發展中、人才應該更注重自身智力的提高。

（2）知識。知識主要指人力資源在后天的學習中獲得的一種促進其自身發展進步的因子。它包括的內容比較廣泛，主要有自然科學、人文地理等方面。它主要是人的大腦通過后天的學習獲得的，其對社會及個人發展都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3）技術。技術主要是指人在后天的環境中通過學習獲得的有助于其生存的一種能力。技術的高低有人力資源本身的學習能力以及其學習掌握的努力程度所決定。

（4）動力。一般來說，動力主要是促使個人努力做好某項工作的因素,如感情上的激勵、工資方面的獎勵等都可稱為動力因素。它也可以指人內心的某種信念。

2.外部影響因素。人力資源價值的大小，除了內部影響因素外，其所在組織自身的規模、經營方式、周圍環境、人物角色等因素對其影響也很大。

（1）組織規模。人力資源所在企業規模的大小直接會影響到人力資源自身的發展以及其自身的價值大小。人力資源要依托于適合自身發展的企業以及企業為其提供的平臺都可以影響到其價值的充分發揮。一般來說，大規模的企業比較適合那種能對環境劇烈變化有較好適應性的人才發展。小規模的企業則適合那種對環境適應性比較一般的人才發展。

（2）經營方式。企業采用何種經營方式會影響到人力資源自身價值的發揮。企業在招聘員工時，往往會考慮到其所學習的專業是否會有利于本身所勝任的職位以及給企業帶來的效益如何。同樣，員工在選取職位時也會考慮到企業為自己提供的空間以及其經營方式能否有利于自己的發展。

（3）周圍環境。人力資源所處的環境對其影響也很大。無論是其所處的企業還是周圍環境的變化都會影響到人力資源自身的價值。影響人力資源價值的環境主要有政治環境、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等，政治方面的較大變動會影響人力資源對其從事職業的選擇。同樣，社會環境以及自然環境也會使得人力資源價值發生一定的變化。

（4）人物角色。人物角色主要指人力資源在社會或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令員工滿意的角色往往會促進其發展。相反，如果員工對自身扮演的角色不太滿意，則會使其自身能力以及價值的發揮受阻。此外，領導角色的扮演也對員工自身價值的發揮有一定的影響，好的具有影響力的領導者往往對員工具有較強的說服力，能使其工作更賣力，進而也會使自身價值得到很好的發揮。

三、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方法

理論界所研究的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方法主要有貨幣價值計量法和非貨幣價值計量法。貨幣價值計量法主要有已實現價值法和貼現法及實物期權法；非貨幣價值計量法主要有割插法和層次分析法。多種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由于考慮到時間價值的問題而選擇了收益法。對收益法的運用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介紹：

1.收益法及其應用的前提條件。收益法是指在考慮到時間價值的情況下將人力資源為企業所能帶來的未來收益折算成現值并對其估算反映出的一種方法。因此，企業將對人力資源的各項投資加總并預測其能取得的收益再進行折現，將其現值計算出來就可以確定人力資源價值了。采用收益法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評估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

（1）被評估資產的未來價值無論是群體價值還是個體價值，都是能夠用貨幣來衡量的。

（2）資產所有者承擔的風險也必須是能夠量化的。人力資源作為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也必須滿足上述兩個條件，才能用收益法進行評估。

2.收益法的基本公式。評估值=ni=1ΣRi÷（1+r）i其中：Ri：未來第i個收益期的預期收益；n:收益年限r:折現率。

3.收益法在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模型中各參數的確定。運用收益法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評估，必須確定公式中各參數。

（1）預期收益。企業的預期收益是指其在進行投資時，對人力資源未來獲利能力所做的預測。它必須以企業的凈利潤或現金凈流量為計算口徑。根據企業的年銷售收入的增長曲線，采用線性回歸法或現金凈流量法來計算獲得。

（2）受益年限。受益年限是指企業員工的有效工作年限，也就是能夠為企業帶來收益的工作年限，不包括使企業受損的工作年限。

（3）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比例。在企業的總資產中，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要單獨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評估，必須將其與物質資源分離開。即要確定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比例，可以根據人力資源約當投資量與購買方約當投資量的比例再加上企業人力資源約當投資量來確定該比例。公式為：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比例=人力資源約當投資量÷購買方約當投資量+人力資源約當投資量×100%人力資源約當投資量=人力資源重置成本×（1+適用成本利潤率）購買方約當投資量=購買方投入總資產的重置成本×（1+適用成本利潤率）

（4）貼現率。貼現率是指人力資源的投資報酬率，包括無風險利率、風險報酬率和通貨膨脹率。無風險利率是指企業在正常經營的情況下所使用的市場利率；風險報酬率是指企業在有風險的投資狀態下所使用的市場利率。可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計算。

4.收益法運用的評價。收益法是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最常用的一種方法，尤其適用于人力資源投資時的評估，因為它能反映出人力資源的預期獲利能力，同時也考慮到了時間價值的問題。但收益法中預期收益額的預測難度較大，容易受較強的主觀判斷和未來不可預見因素的影響，對公式中各參數的確定也有很大的難度，人力資源不同于其它的資產具有固定的可預測的價值，其本身比較特殊、變動性大，甚至在這一時刻和下一時刻的價值都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在評估時，應當考慮人力資源價值的較大變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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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價值評估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作，其考慮的因素也非常繁多，但其核心工作是文化資源價值評估體系的構建和區域文化資源評價對象的選擇，這其中存在諸多的程序和需遵循的原則。本文的文化資源價值評估體系借助了云南縣域特色文化資源評估體系、山西文化資源價值評估體系及其他相關的評價體系進行綜合構建而成。而文化資源的單體評估對象，選取了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色的50個單體文化資源。

一、綜合評價方法的運用

（一）基本步驟

運用層次分析法，建立評估指標體系層次模型，通過構建判斷矩陣、層次排序和一致性檢驗一系列操作及計算，得出多倫諾爾縣文化資源價值評估體系各指標的權重值。

通過實地調查和資料搜集確定評估指標的數據來源，對可定量的指標運用模糊十分制評價 方法，依據數據來源進行賦值。定性指標則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經過數據整理、統計獲得。

針對單體文化資源評估指標的評價分值的獲取，定量指標的評價分值依據以上數據來源，經過標準化處理得到的數值為基準分值。定性指標的評價分值的確定，通過對每一個文化資源的問卷調查，然后求平均數的方法確定分值。

（二）綜合評價模型

通過對選取的文化資源依據上述方法進行處理而獲得的指標評價分值，與其指標權重相乘即為綜合評價分值，用數學模型表示多倫諾爾縣單體文化資源價值評估綜合評價模型為：

W=

W表示多倫諾爾縣單體文化資源價值評估綜合評價分值，Ci表示第i個評價指標的評價分值，Di表示第i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值，n為評價指標的數目。

（三）文化資源的價值等級分類

利用上述數學模型，計算出多倫諾爾縣各單體文化資源價值評估的綜合評價分值。本文將開發潛力劃分為五個等級，可為文化資源價值開發的可行性評估依據、以及開發時序確定提供科學依據。Ⅰ級文化資源，10—8，Ⅰ級文化資源，優秀級文化資源；8—6，Ⅱ級文化資源，潛力級文化資源；6—4，Ⅲ級文化資源，良好級文化資源；4—2，Ⅳ級文化資源，普通級文化資源；2—0，Ⅴ級文化資源，普通級文化資源。

二、文化資源單體評估分值的確定

依據上述的方法和標準，將計算得出的單體文化資源價值評估的綜合評價分值進行整理。見表1：

三、評估結果的分析

（一）整體評價分析文化資源的開發價值

多倫諾爾縣文化資源的整體開發潛力巨大，具有開發價值的文化資源主要集中在Ⅰ級、Ⅱ級，文化資源的開發空間大，潛力型文化資源比重最大，占取樣總數的36%，保存性待開發的文化資源的開發空間適中，占取樣總數的18%，普通級文化資源占取樣總數的14%，相對較低。總體而言，多倫諾爾縣文化資源的可開發率、可利用率較高，其浪費率較低。

（二）從空間聚集角度評價分析文化資源的開發價值

從文化資源的區域類別分布角度來看，自然文化資源的分布較為均勻，按其分布數量依次為蔡木山鄉4個，大河口鄉3個，多倫諾爾鎮2個，大北溝鎮1個，其品質以蔡木山鄉和大河口鄉最佳。社會物質文化資源分布的差度較大，多集中于多倫諾爾鎮，其文化資源的品質和規模具佳。社會精神文化資源大多為縣域共有的文化資源，品質較好，價值較高，影響力較大。

從文化資源的等級優良度來看，50個單體文化資源，優秀級文化資源共16個，潛力級文化資源共計18個，良好級文化資源9個，普通級文化資源7個。多倫諾爾鎮的文化資源無論是總量還是等級品位都比較高。優秀級和潛力級的文化資源主要分布于多倫諾爾鎮，其中少量的高品質文化資源分布于蔡木山鄉（5個）和大河口鄉（3個），大北溝鎮沒有優秀級文化資源的分布，潛力級文化資源1個，縣域共有的文化資源共計7個。良好級和普通級文化資源在各鄉鎮分布相對均衡，除多倫諾爾鎮分別為3個外，其他鄉鎮都分別在3個以下。

四、結語

優美的自然環境，優越的地理區位，造就了多倫諾爾區域文化的融合性、包容性。草原水鄉，文化交融是多倫諾爾的區域文化的真實寫照。多倫諾爾縣民風淳樸勤儉，古鎮舊貌依存，文化資源豐富絢麗，古今兼備，種類繁多，形態多樣，分布廣泛，集群較好，獨具特色。這些先天優勢決定了其文化資源的開發價值很高，這為多倫諾爾縣中心城市的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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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游武許麗忠張江山工作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消費者剩余曲線含義的偏差消費者剩余曲線是TCM計算的核心.消費者剩余曲線的構建是基于旅游區需求曲線的構建.消費者剩余為未實現、潛在的價值量.下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消費者剩余在旅游資源經濟中是如何體現的.假設旅游率與旅游費用有一定的相關性，當旅游費用為1美元時，旅游率為0.5，當旅游費用為2美元時，旅游率為0.2，當旅游費用為3美元時，旅游率為0.1，當旅游費用為4美元時，沒有人旅游，旅游率為0.旅行總費用為門票價格與距離成本之和，假定有某區域A人口數為1000人，到旅游區的距離成本為1美元.當門票價格為0即旅行總費用為1美元時，A區共有500人去旅游，此時消費者的實際支出為500美元.在這500名游客中有200名游客，當旅行總費用增加1美元即總費用為2美元時仍將去游覽，此時有200美元的價值沒有顯現出來；而這200名游客中又有100名游客在旅行總費用再增加1美元，即總費用為3美元時還將去游覽，即還有潛在的100美元的價值沒有顯現出來；當旅行總費用再增加1美元，即總費用為4美元時則沒有人去游覽.對A區的游客而言，當旅行總費用為1美元時，旅游區實現了500美元的價值﹙消費者實際支出﹚，同時還有﹙200美元+100美元﹚300美元的價值沒有顯現出來.因此可以認為對于區域A的游客，當旅行總費用為1美元，即門票價格為0時，旅游區的總價值為800美元，其中500美元已實現，尚有300美元價值未實現.這未實現的300美元即是消費者剩余﹙表1﹚.如果將旅行實際費用作為影子價格，當影子價格增加，即實際旅行費用增加時，不同旅游費用增加量下旅游人次的變化構建了消費者剩余曲線.離評價地點越遠的用戶，其消費者剩余越小；而離評價地點最近的用戶，其消費者剩余最大.消費者剩余實際上就是在某一實際價格之上的需求曲線與坐標軸圍成的面積﹙圖1中區域APP﹚，也可以說消費者剩余曲線是旅游需求曲線的一部分.消費者剩余曲線與旅游需求曲線的外形十分相似，但有差別，即旅游需求曲線的縱坐標為旅行費用﹙或者為門票價格﹚，而消費者剩余曲線的縱坐標為增加的旅行費用.增加的旅行費用用一個微小的變化∆N表示，則其對應的消費者剩余為圖2中的矩形面積，總的消費者剩余就是圖2中消費者剩余曲線下圍成的面積﹙EOF﹚.該消費者剩余﹙EOF面積﹚是對圖1中區域APP進行變換后得到的.因此當消費者剩余曲線構建的主體為各客源區游客時，曲線下面積表示的是該小區的消費者剩余，將各小區的消費者剩余累加則為游憩資源總消費者剩余.當研究主體為游憩資源時，此時增加的費用即為門票價格的增量﹙門票對旅游規模的影響與旅行交通費用和機會成本相同﹚，則該曲線的積分即表示該游憩資源總的消費者剩余.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對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通常可以采用2種方法.一是構建每一出游小區的消費者剩余曲線，求出每一出游小區的消費者剩余，通過求和得到旅游區的總消費者剩余；二是將各小區的消費者剩余曲線疊加起來，得到該游憩資源的總消費者剩余曲線，由此求出總消費者剩余.目前這2種方法在我國研究案例中都有被采用.但第1種方法需要對n個小區的n條曲線進行積分，而第2種方法僅需構建1條曲線，計算1次積分.因此目前第2種方法更常用.

消費者剩余計算中積分上、下限確定的4種錯誤分析消費者剩余的計算可以轉換為對消費者剩余曲線的積分計算.由于消費者剩余曲線表示增加費用與需求之間的關系.積分的下限為0﹙有時也可將起點定在接近于0的數值﹚；而積分上限為增加費用的最大值，即費用增加幅度達到該水平時，旅游人次將降為0.用Pm表示最大追加費用，則消費者剩余價值可采用如下式子計算：CS=∫Pm0Y﹙x﹚dx﹙1﹚式中，CS表示旅游區總消費者剩余，Y﹙x﹚表示增加費用與旅游人次的函數關系.積分的上下限均為費用的增加量，兩者數據應相匹配.由于消費者剩余曲線同時也是當前價格之上的旅游需求曲線，因此當旅游需求曲線的主體為各客源區時，也可以利用旅游需求曲線求消費者剩余.由于消費者剩余曲線是當前價格之上的旅游需求曲線，即消費者剩余曲線的起點為當前價格，而終點為該客源區旅游人次為0時的價格.用數學式表達如下：CSi=∫PhPlY﹙x﹚dx﹙2﹚CS=∑ni=1CSi﹙3﹚式中，CSi表示第i個客源區的消費者剩余，Pl表示該客源區至旅游區的當前價格，Ph表示該客源區至旅游區的最高價格，n表示客源區的數量.根據出游小區距離確定積分上、下限將離游憩資源最近的出游小區的旅行費用﹙最低旅行費用﹚作為積分的下限，而將離游憩資源最遠的出游小區的旅行費用﹙最高旅行費用﹚作為積分的上限.采用這種處理方法，研究者無法清晰地表達其計算所采用的是旅游需求曲線還是消費者剩余曲線，也就是說，不明確它的計算主體是旅游區還是各客源區.研究案例分析結果表明：旅游率的大小不僅與各小區的旅行支出有關，同時還與各出游小區收入水平、旅游時間、教育水平等因素有關，同一旅行費用對某一出游小區可以接受，而對于另一出游小區而言可能會導致出游率降為0；同理，某一旅行費用可能會使某小區的旅游率為0，并不意味著其他出游小區的旅游率也為零.也就是說最高費用對旅游需求曲線、消費者剩余曲線均不具有特殊意義，它并不對應于圖1中的A點或圖2中的E點.旅游率與旅行費用關系的構建通常需要以下幾步.首先應根據調查數據確定旅游率的相關因子，即旅行費用、收入水平、旅行時間等.二是依據一定的統計分析手段建立旅游率與這些相關因子的回歸曲線.該回歸方程以相關因子旅行費用、收入水平、旅行時間等為自變量，以旅游率為因變量.三是簡化回歸方程.因為對于每一小區，在旅行時間、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可僅考慮旅游率與旅行費用的關系.由于各出游小區的旅游時間、收入水平等并不相同，可以將各小區不同的旅游時間、收入水平等代入步驟二的回歸方程，得出不同出游小區的旅游率與旅行費用的關系式.N個小區就有N個式子，這些式子形式相同，但參數﹙系數﹚不同.因此對不同區域來說，對同一種價格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采用這種數據處理方式的缺點是忽略了各個出游小區游客屬性的差異.以旅行費用的差值作為積分限值將積分下限定為0，而將最高旅行費用與最低旅行費用之差作為積分上限.通過消費者剩余曲線來求解消費者剩余.消費者剩余曲線表示增加費用與需求的關系.當消費者剩余曲線的主體為旅游區時，消費者剩余曲線實際上也是一條復合曲線，而最高旅行費用和最低旅行費用來自不同的客源地，兩者并無聯系.對于復合的消費者剩余曲線來說，最高旅行費用與最低旅行費用之差也就沒有特定的含義，它并不表示旅游區旅游人次降為0時的門票增加幅度.同時由于最高旅行費用與計算得出的最大旅行費用不同，因此將最高旅行費用與最低旅行費用之差作為積分上限是錯誤的.以旅行費用極限值作為積分限值以目前最低旅行費用為積分下限，以根據消費者剩余曲線計算出的旅行費用最大增量作為積分上限.采用該計算方法導致的計算偏差表現為積分上下限不匹配.由于在構建消費者剩余曲線時，旅行費用的增加等同于門票價格的增加，因此消費者剩余曲線的縱坐標﹙或橫坐標﹚只能是門票的增加額﹙即追加費用﹚.如果取現有的旅行費用作為起點，取最大追加費用為上限﹙消費者剩余曲線上的點﹚，對消費者剩余曲線進行積分得到的數據不匹配.

以門票價格作為積分限值即將目前門票價格作為積分下限，將從旅游需求曲線中求出的最高門票價格﹙此時旅游區旅游人次為0﹚作為積分的上限.該方法的研究主體為旅游區，此時旅游區的旅游需求曲線是一條象征性的“價格需求”曲線，旅游區的游憩價值并不能從旅游需求曲線中直接求得，需要將它分解成消費者支出與消費者剩余兩部分.由于消費者剩余曲線是旅游需求曲線在現行﹙門票﹚價格之上的那部分曲線，將旅游需求曲線在現行﹙門票﹚價格之上的那部分曲線截取即可得到消費者剩余曲線，旅游需求曲線上當前的門票價格對應于消費者剩余曲線上的起點O，旅游需求曲線上最高門票價格對應于消費者剩余曲線上的終點E﹙最大增加費用﹚，因此消費者曲線與旅游需求曲線在方程表達方式上大致相同，但2條曲線表示的含義不同，同時2條曲線的截距可能不同.如果將最低旅行費用作為積分下限，將從旅游需求曲線中求出的最大旅行費用作為積分的上限，那么得到的方程式則是旅游需求曲線而不是消費者剩余曲線.將旅游需求曲線在上述范圍內積分得到的數值與消費者剩余曲線上下限內積分的數值相同.但是由于這條旅游需求曲線是一條復合曲線，其與坐標軸之間圍成的面積并不表示“∑價格×需求”，因此這種計算方法不夠準確.當研究主體為各客源地時，對各客源地的游客來說，他們被視為具有相同屬性的同一個整體，費用增加就是旅行費用的提升，因此對這一群體而言，其旅游需求曲線與坐標軸圍出的面積在數值上等于其相對應的價值量，因此可利用旅游需求曲線求解其消費者剩余，也就是說，可以利用旅游需求曲線現行旅游價格以上至最大可接受價格﹙即旅游人次為0時價格﹚與坐標軸圍出的面積求出該客源地游客的剩余價值.但對于每一個客源地來說，其旅游需求曲線不同，現行旅游價格不同﹙不都等于最低旅行費用﹚，其最大可接受價格也不同﹙不都等于最大旅行費用﹚，即其積分范圍均不同.將各客源地的消費者剩余價值相加得到總剩余價值.門票價格為0時的游憩價值對于門票價格為0的游憩資源，國內外有些學者僅用消費者剩余代替游憩價值.對于門票價格為0的游憩資源，當研究主體為該旅游區時，其旅游需求曲線中P點對應的縱坐標為0，消費者實際支出部分在圖中被隱藏，因此，從圖1僅可得出“消費者支出=0，游憩價值=消費者剩余”的結論.但是該旅游需求曲線實際上是一條復合曲線，是多條客源地的旅游需求曲線的疊加，當該曲線轉化為以各出游小區為研究主體，將該曲線還原為各客源地的需求曲線時，消費者實際支出便顯現出來.計算結果表明，即便對于門票價格為0的游憩資源，消費者實際支出也是不可忽視的.只有消費者支出與消費者剩余之和才是完整的“消費者自愿支出”，才是所求的旅游資源總游憩價值.

本文首先辨析了旅游需求曲線和消費者剩余曲線的內在關聯與異同，揭示了旅游需求曲線2種層面上的含義，分析了消費者剩余積分計算時積分上、下限確定的4種錯誤.基于旅游需求曲線的分析，指出即便門票價格為0，其消費者支出仍然存在，游憩價值不僅僅是消費者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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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競爭的加劇，并購已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手段，而我國對并購的研究起步較晚，多是建立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目前，并購理論的研究多集中在并購動機的理論分析，并購績效的實證檢驗、交易信息收集及并購后的整合管理等方面，對并購前期的重要一環――目標企業的選擇研究不多，因此本文擬對目標企業選擇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的回顧與總結，以期為相關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企業并購中目標企業選擇的理論研究

在目標企業的選擇方面，由于對企業并購的動機的理解不同，不同的企業并購動機理論其實都對目標企業的選擇已經做出了限制,國外關于目標企業選擇的理論研究中,主要的理論有:

(1)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并購的目的是將市場交易轉化為內部關系,從而降低交易費用。是對企業縱向并購的一種理論解釋。

(2)價值低估理論，主要是出于投機的考慮，該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由于投資者擁有的信息不全面，因此產生了資本市場上許多不太出名的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來說價格被低估的情況。企業價值被低估對并購的影響一般以托賓提出的q比率來表示，q為企業股票市場價值（V)與企業重置成本(K)之比，即q=V/K。當q>1時，說明企業股票市場價值高于企業重置成本，形成并購的可能性很小;當q

(3)范圍經濟和風險分散理論，范圍經濟論和分散風險論對企業混合并購做出了解釋。如果企業生產的產品品種單一，一旦這種產品市場低迷，企業就會面臨巨大的風險，所以通過并購可以分散風險。范圍經濟論和風險分散論為企業的混合兼并提供了理論支持。企業通過混合并購策略實現范圍經濟和分散風險，形成生產成本優勢、市場營銷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實現多元化經營，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4)市場勢力理論與企業優勢共享理論。該理論認為并購可使企業優勢在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間相互共享，實現優勢互補，提高競爭力。在現實的競爭市場中，一個企業可能擁有其它企業所不具有的競爭優勢，如先進的管理經驗、專利技術、品牌資產、產品差異化及獨有的營銷手段等，企業可以通過并購在并購企業和被并購企業之間進行分享,從而提高總體效益。

國內學者對目標企業選擇的理論研究較少，傾向于研究目標企業選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以及選優的方法。劉湘蓉(2001)對目標公司選擇一般步驟及因素分析進行了闡述；歐陽春花(2004）主要研究不同的公司戰略對目標企業選擇的影響，劉智博)2004）通過實證研究了我國并購中目標公司的一般特征,何倩(2007）詳細說明了層次分析法在目標企業選擇的應用。

二、企業并購中目標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研究

在目標企業選擇中，目標企業的價值評估是重要的一環。企業價值評估在國外發展的已相對成熟，主要的方法有:貼現現金流法,市場比較法,凈現值法,成本法。西方國家的資本市場相對有效，企業的價值評估類同于股票價值評估。但是,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特有的流通股權與非流通股權分離的二元結構以及境內市場與境外市場嚴格隔離,導致我國上市公司價值評估難度加大,因此,現金流貼現法與凈現值法主要用在了上市公司的價值評估上,在非上市公司的價值評估上，收益法使用的也比較廣泛，但由于非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場比較法應用得相當廣泛。另外，成本法也時有應用，成本法用重置成本法評估企業價值，它是從企業重建思路來考慮的，即在評估時點重新建造一個與被評估企業相同的企業或生產能力及獲利能力所需的投資額作為判斷整體資產價值的依據。這種方法在估算資產的實體性貶值和經濟性貶值方面存在著一定的主觀性,而且難以反映資產的收益特征。

另外，Stewart(1991)提出了經濟附加值(EVA)價值評估模型。即公司的經濟附加值等于提前收益減去公司資產賬面價值乘以加權平均資本成本。EVA 反映了企業稅后凈經營收益扣除了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后的收益，真正反映了企業真正創造的價值，能夠有效的表現出企業的財務經濟狀況和企業的發展能力。

近年來,實物期權在價值評估中應用的也比較廣泛。AngelienG.Z.Kemna 在（1993） Fina進行資本預算研究，在整個過程中進行實物期權的應用、核算，并發現對于戰略性決策，實物期權確實比傳統資本預算方法有用。

我國的學者也從多個不同角度對企業并購的估價方法及定價進行了研究。李長青（2002）提出了企業并購是把企業作為商品進行產權交易，研究了企業并購定價策略的方法，給出了決策模型和決策程序。聶志紅（2002）總結了實踐中對目標企業獨立價值評估的幾種方法，并從定性的角度構造了一個并購整體價值評估框架。喻劍（2002）提出了對目標企業并購溢價的現金流分析和整體價值評價的概念，提出了購并中的非上市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的設想。黃薇(2007)論述了實物期權在目標企業定價中的應用.

綜上所述，并購中對目標企業的價值評估需要綜合運用不同層次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每次交易時都使用所有的定價模型、權衡所有的定價因素也是做不到的。應當根據并購的特點，選擇適合的方法和模型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參考文獻:

[1]段 云:并購目標企業優選的價值評估模型.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